我们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罗马，到梵蒂冈看望了教皇，并会见了意大利新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最大的传媒公司的老板，是个政治新手。他组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联盟，其中包括一个被比做法西斯的极右翼政党。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尽管断了腿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与我讨论世界问题时仍精力充沛。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宗教自由在中国能否得到确保，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与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合作。但在如何控制人口爆炸及推动贫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从某些方面看，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第一位电视时代的政治家：很有魅力，意志坚定，决心把自己的纪律和方针带人意大利臭名远扬的动荡的政治生活中。他的批评者指责他试图把新法西斯秩序强加于意大利，他则坚决否认。他保证将致力于保护民主和人权，维护意大利与美国历史性的伙伴关系，并承担意大利作为北约成员国在波斯尼亚的责任。这让我非常高兴。
6月3日，我在内图诺的美军公墓发表了演说。内图诺曾经因为战争而满目疮痍，如今已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树和柏树。一排排墓碑记录了埋葬在那里的7862名士兵的名字。另外3000名士兵的名字镌刻在附近的教堂里，他们的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他们死于解放意大利的战争中，死的时候都太年轻了。这里是我父亲当兵时曾经作战的战场。
第二天，我们到了英国，来到剑桥附近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在那里我们参观了另一座美军公墓。那里埋葬了当初驻守在这个基地的3812名陆海空三军士兵，另外还有一座失踪战士墙，记录了5000多名士兵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再也没有返航的飞行员：小乔·肯尼迪和格兰·米勒。小乔·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长子，大家当初都以为他会成为家族中的政治家；米勒曾经是乐队指挥，他的音乐在20世纪40年代曾风靡一时。在当天举行的仪式上，空军军乐队演奏了米勒的主题曲：《月光小夜曲》。
我与约翰·梅杰首相在契克斯别墅举行了会谈。契克斯别墅建于15世纪，是英国首相的乡间度假地。然后，我和希拉里出席了在朴次茅斯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上，我坐在女王旁边，对她的优雅和机智以及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很着迷。女王向我打听一些消息并询问我的看法，但又适可而止，从不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英国元首来说是个禁忌）。女王陛下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她也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实际上，她的确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只是外表上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宴会结束后，我们应王室的邀请，登上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在船上我们有幸见到了女王的母亲。王太后已经93岁了，但仍然很有活力，并不显老，双眼炯炯有神。第二天是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的前一天。这天上午，我们出席了鼓面仪式，一个纪念为战斗“献身的部队”的宗教仪式。戴安娜王妃也来了。她已经与查尔斯王子分居，但没有离婚。她向我和希拉里问过好之后，就走进人群，与她的同胞们握手。那些人显然很高兴见到她。我与查尔斯和戴安娜在一起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俩我都喜欢，真希望生活给他们的遭遇与现在的有所不同。
鼓面仪式结束后，我们登上大不列颠号吃午餐，向英吉利海峡进发，随行的有许多船只。一段短暂的航行后，我们与王室道别，坐上由海军海豹突击队员驾驶的一艘小船。小船带我们驶向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剩下的航程，就由这艘航空母舰来完成了。我和希拉里很高兴能和舰上的60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共进晚餐。我还忙着修改发言稿。
6月6日，我在犹他海滩的霍克角和位于海上科尔维拉的美军公墓发表演说。这两个地方都挤满了二战老兵。
在犹他海滩，我还与三位老兵一起散步，其中一位因为在50年前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英勇作战获得了荣誉勋章。他是第一次回到那儿。他告诉我，我们站的地方差不多正好是1纠4年他登陆的地方。然后，他沿着海滩指向另一个地方，告诉我他兄弟是在那个方向几百码外的地方登陆的。他说：“命运真是有趣。我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兄弟却牺牲了。”“你仍然想念他，是吧？”我问道。他的回答让我永生难忘：“每天都想，50年了。”
仪式上，得克萨斯科珀斯克里斯的乔·道生把我介绍给来宾。道生当年还是一名年轻的上尉，据说是第一个冒着德国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冲上诺曼底陡峭高崖的军官。那天，9400名美国人牺牲了，包括33对兄弟，一对父子，另有11位一同来自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小镇。我宣称，那些人活了下来并回到他们取得胜利的地方，“步伐或许少了些活力，人数也可能越来越少。但我们要记住，这些人在年轻时拯救了世界”。
第二天我到了巴黎，会见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在波旁宫向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说，出席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宴会。密特朗的宴会结束时已近深夜，但他仍然问我和希拉里想不想看一下“新卢浮宫”，一座由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明设计的建筑，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密特朗已经77岁了，身体不好，但仍然急于向我们展示法国的最新杰作。密特朗、美国驻法国大使帕梅拉·哈里曼、希拉里和我到达新卢浮宫时，发现导游不是别人，正是贝聿明本人。我们看了看这座宏伟的金字塔状的玻璃建筑，修复并改建丁的旧建筑，以及出土的古罗马时期的遗迹，总共参观了一个半小时。密特朗不时对贝聿明的解说加以补充，确保我们不漏过任何地方，从头至尾，一直精力充沛。
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天，我处理了一件个人事务，回到牛津，接受一个荣誉学位。那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英国的春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花木和紫藤上鲜花盛开。在简短的演说中，我提到了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我说：“历史并不总是给予我们伟大的远征，但总是给予我们机会。”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多机会：恢复经济增长、扩大民主的范围、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我和希拉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周，但我们该回国抓住那些“机会”了。
我回国那天，肯尼迪参议员的劳工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将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险的立法议案冲出国会中某个委员会，这还是头一次。一名共和党人、来自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兹投了赞成票。杰福兹鼓励我继续与共和党人接触。他说，我们只需对该法案做一些修订，而且不一定是把法案掏空的修订，就可以再挖几张票。
我们的喜悦没持续多久。两天后，鲍勃·多尔宣布他将封杀任何医疗改革议案，在11月的国会选举中，还将把我提出的医疗改革方案作为一个主要话题。而此前他却告诉我，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据说纽特·金里奇曾说过，共和党的策略就是反对任何改进性的修正条款，以使医疗改革法案无法获得通过。他说到做到。6月30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否决了一项全面补贴议案，没有一个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
前副总统丹·奎尔的办公室主任威廉·克里斯托尔送给共和党领导人一份备忘录，敦促他们封杀医疗改革法案。克里斯托尔说，共和党不能让任何法案通过。医疗改革法案若是成功通过，“将对共和党造成严重的政治威胁”，但如果能将其封杀，则“会给总统一个重大挫折”。5月底，在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度假地，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决定采取克里斯托尔的立场。金里奇采取了克里斯托尔的强硬路线，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的目标就是要赢得众议院，并把整个国家推向右翼。多尔倒是真的关心医疗保健问题，知道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但他要竞选总统。他只要纠集到41名共和党议员进行阻挠，我们就完蛋了。
6月21日，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是由唐纳·沙拉拉、布鲁斯·里德和他们领导的一流的工作人员制定的，目的是使福利成为“一种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每一个利益集团及包括前任州长和福利受益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进行了磋商，然后才制定出这个议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为有劳动能力的福利接受者提供教育和培训，这些福利接受者在享受两年福利之后则必须工作，如果在私人企业找不到工作，政府将提供有补助的工作。
法案中还有一些条款，确保在经济上福利接受者工作时不比接受福利时更差，包括增加用于儿童抚养执行的款项，并根据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计划，向处于从接受福利到自己工作这个过渡时期的家庭持续提供医疗和食品帮助。这些政策变化，再加上1993年实行的对低收人工作给予更大的劳务所得扣抵的政策，将足以使低收人工作比福利更加有吸引力。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医疗保健改革法案，低收人工人将获得长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医疗保障，福利改革也会更加成功。
我还提议终止当前福利体系中的一个有悖常理的刺激条款。根据该条款，青少年母亲从家里搬出来得到的福利，要多于和父母住在一起与继续上学。我还敦促国会加强儿童抚养执行法律，促使不与孩子一起生活的父亲或母亲多偿还一些拖欠的抚养费。这些抚养费是经过法院裁定的，总数额高达340亿美元，沙拉拉部长已给好几个州发放了不遵守现行联邦法规的“弃权声明书”，以实行许多改革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正在产生效果：接受福利的人数已经急剧减少了。
6月是外交事务的丰收月：我加强了对海地的制裁；和希拉里一起为日本天皇和皇后举行了国宴。两人都聪明文雅，到哪里出访都传播自己国家的善意；会见了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智利的总统。不过，最大的外交事务还是朝鲜核问题。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国际原子能机构希望检查朝鲜的核设施，以确保使用过的燃料棒不被重新加工成可制造核武器的钚，但遭到了朝鲜的阻挠。3月，检查被迫停止，我请求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并拒绝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之后，局势更加恶化。5月，朝鲜开始从一座反应堆中撤除燃料棒，但不让检查人员充分监督撤除工作，使他们无法确定使用过的燃料棒将作何用途。
6月1日，卡特总统打电话给我，说他愿意到朝鲜去一趟，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派鲍勃·加卢奇大使到佐治亚州的普莱思斯，向他通报朝鲜严重违反协议的问题。但他仍然想去。我与戈尔及我的国家安全小组商讨了一下，觉得卡特的想法值得一试。大约三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对于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将遭受的巨大损失做了评估，结果令我们谁也不敢冲动。当时我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于是戈尔打电话告诉卡特，说除非朝鲜允许检查人员继续工作，同意冻结自己的核计划，并愿意与美国就建设无核明天的问题进行谈判，否则我不会同意暂停对朝鲜的制裁。只要金日成主席理解这一点，我不反对他去。
6月16日，卡特总统从平壤给我打来电话，并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现场采访。他说只要我们采取善意措施，消除在国际核查问题上的分歧，金日成就不会驱逐核查人员。卡特还说，由于朝鲜采取了这个“非常积极的步骤”，我们应该减轻制裁，并开始与朝鲜举行高级别的谈判。我回答说，如果朝鲜准备冻结核计划，我们愿意恢复谈判，但我当时不清楚朝鲜会不会同意这么做。，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愿意相信朝鲜，希望继续实行制裁，直到得到正式的确认，说朝鲜已经改变政策。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确认。金日成给我寄来一封信，确认了他告诉卡特的那些话，并接受我们恢复谈判的前提条件。我感谢卡特总统做出的努力，然后宣布朝鲜已接受了我们的所有条件，朝鲜与韩国已同意就两国元首会谈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作为回报，我说美国愿意下个月在日内瓦与朝鲜谈判，在谈判期间，我们将减轻制裁。6月底，我宣布调整几名工作人员，希望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更加艰巨的立法计划及四个月后的选举。几周前，麦克·麦克拉蒂告诉我，说他该换换工作了。他因为旅行办公室的事受到了不少批评，无数媒体报道批评我们的决策过程也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建议我任命列昂·帕内塔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因为列昂对国会和媒体都很了解，而且他对工作人员会要求很严。麦克说他想为我与国会中温和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搭桥，负责12月将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
我认为麦克取得的成绩远超过得到的评价，他管理的白宫工作人员比以前少，干的工作却比以前繁重得多；我们在经济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取得胜利，他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正像鲍勃·鲁宾说的那样，麦克在白宫内部以及白宫与各部部长之间建立了一种同僚平等的氛围，这种氛围是以前许多届政府都没有的。这种氛围帮助我们在国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也卓有成效。这种氛围还鼓励自由公开的讨论，虽然有人因为这样的讨论对我们的决策过程提出批评，但考虑到我们面对的许多挑战的新颖性和复杂性，这样的讨论实际上使我们做出了更好的决策。
况且，除了减少信息的泄露外，我怀疑我们根本无法避免媒体的负面报道。托马斯·帕特森教授当时刚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陷入混乱》，帮助我对巳发生的事情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于媒体在选举中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帕特森是权威。他的观点是，在过去12年中，媒体逐渐把自己看做候选人和公众之间的“调停人”，有关竞选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选民们该怎样看待各位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有哪些问题。1992年，有关布什、佩罗和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比正面的多。
在1994年版（陷入混乱》的后记中，帕特森说，自1992年选举后，媒体第一次把选举中的负面偏见带人对政府的报道中。他说，现在有关总统的新闻报道“不怎么取决于他在任职期间的实际表现，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媒体挑剔的偏见。对于错误，我国的媒体几乎总是要放大许多倍，对于成绩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比如，没有党派之见的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说，关于我对国内事务的处理，60％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我没有遵守竞选承诺，尽管正如帕特森说的那样，我兑现了“许多项”竞选承诺，甚至应该有“遵守承诺”的总统的好名声。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是我赢得了国会中88％的竞争选票，历史上，只有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约翰逊在1965年曾经取得比这更好的成绩。帕特森得出结论说，负面报道不仅使我的支持率一路下跌，还降低了公众对我提出的计划的支持率，包括对医疗保健改革的支持，因此“使克林顿的总统职位和国家利益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1994年夏天，托马斯·帕特森的书帮助我了解到，对于新闻报道，我可能根本无能为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学会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麦克·麦克拉蒂从未要求过办公厅主任的职位，列昂·帕内塔却很乐意面对这个挑战。他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取得的成绩几乎是到顶了——我们的前两个预算是17年来第一个按时被国会接纳的预算；这两个预算自杜鲁门时期以来第一次保证连续三年减少赤字；最了不起的也许是，我们的预算25年来第一次削减了可自由支配的国内支出，同时还增加了对教育、学前教育、工作岗位培训和新技术方面的投入。作为办公厅主任，列昂或许可以把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正在努力为国家做的贡献更清楚地告诉媒体。我任命了他，并任命麦克为总统顾问，工作性质和他先前建议的一模一样。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39
6月，罗伯特·菲斯克第一次采取了真正的行动，决定对文斯·福斯特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因为媒体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疑问。他这么做我很高兴。谣言机器正试图从萝卜中挤出血来，也许独立调查可以封住他们的嘴，给文斯的家人一些解脱。
如果不是这个事件所牵涉到的悲剧，许多指控和提出指控的小丑其实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在鼓噪“文斯被谋杀”的人中，叫得最响亮、最伪善的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丹·伯顿。伯顿为了证明文斯不可能是自杀，有一次走到自己家的后院中，用左轮手枪打烂了一只西瓜。这是愚蠢的行为，我永远都想不通伯顿想证明什么。
菲斯克约见了我和希拉里。约见是直率而专业的，结束后我知道他会做彻底的调查，而且会及时结束调查。6月30日，他公布了有关文斯死因的初步调查结果，还有对伯尼·努斯鲍姆和罗杰·奥尔特曼之间那次被夸大了的对话的调查结果。菲斯克说，文斯是自杀身亡的，也没有发现与白水事件有关的证据。他还发现努斯鲍姆和奥尔特曼并没有什么不当行为。
从那时起，菲斯克开始受到保守的共和党人及其在媒体中的盟友们的奚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些批评我和希拉里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后来都“被其他事实推翻”。他们的做法使得媒体更加好斗。一些保守派评论员和国会议员开始呼吁要菲斯克辞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劳奇·费尔克洛思参议员尤其积极。他是受了新来的工作人员戴维·博西的鼓动才这么做的。博西曾经是佛洛伊德·布朗的搭档，是右翼组织公民联盟的成员。该组织已经散布了许多有关我的假信息；在菲斯克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我签署了新的独立检察官法，在我自己的棺材上又钉了颗钉子。这部法令允许再一次任命菲斯克，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特别庭”也可以将他解职，任命另一名检察官，重新进行调查。根据这部法令，“特别庭”的法官将由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挑选，而伦奎斯特在去最高法院之前就已经是一名极端保守的共和党激进分子。
我想给菲斯克一些特权，但我新任的立法事务主管帕特·格里芬说，有些民主党人担心这样看起来不好。劳埃德·卡特勒则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非斯克显然是独立的，不可能被取代。他告诉希拉里，如果菲斯克被替换，他情愿“把头砍下来”。
7月初，我回到欧洲，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七国峰会。途中，我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短暂逗留，与波罗的海各国领导人会谈，庆祝俄罗斯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撤军。我们向想回家的俄罗斯军官提供了大量的购房优惠券，帮助加快了俄罗斯的撤军进程。现在只剩爱沙尼亚还有俄罗斯军队了，该国电影制片人出身的伦纳特·梅里总统一直反对俄罗斯控制自己的国家，决心尽快让这些军队离开。会谈结束后，在里加的自由广场举行了一场令人感动的庆祝仪式。广场亡大约有四万人挥舞着旗子欢迎我，对美国坚定地支持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表示感谢。
我的下一站是华沙，与莱赫·瓦文萨总统举行会谈，强调我支持波兰加入北约。10多年前，瓦文萨领导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发动起义，反抗共产党统治，成为英雄，是自由波兰自然的总统人选。他对俄罗斯深表怀疑，希望波兰尽管加人北约。他还想得到更多的美国投资。他说，波兰的将来需要更多的美国“通用”，“首先是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
那天晚上瓦文萨举行了一场宴会，邀请了持各种观点的领导人前来参加。我饶有兴趣地听着瓦文萨太太和——位议员之间的激烈争论。瓦文萨太太是八个孩子的母亲，爱与人争吵，当时正猛烈地抨击共产主义制度。那位议员是一位种植西红柿的农场主，他认为农民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比现在的日子好过。我以为他们快要打起来了，于是想帮个忙，提醒那位议员，即使在共产主义时期，波兰的农场也是控制在私人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所做的只是把粮食买过来，拿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去卖。那位议员承认这一点，但他说，那时他总能够为自己的庄稼找到市场，而且价钱也不错。我告诉他，他从没有在像俄罗斯那样彻底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在俄罗斯，农场本身也曾经被集体化。然后我又解释美国的制度是怎么运行的，告诉他，所有的自由市场体制都有某种形式的合作营销和价格补贴。那位农场主仍然不太相信，瓦文萨夫人也仍然不肯让步。如果民主的精神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辩论，那么这一精神在波兰肯定已扎了根。
在那不勒斯参加峰会的第一天，我把时间都用来处理亚洲问题了。我们与朝鲜刚刚在日内瓦恢复谈判，但金日成前一天却去世丁，于是能否与朝鲜达成协议一下子成了问题。七大国中另一个与朝鲜问题有切身利益的是日本。日本人与朝鲜人的紧张关系已经有几十年了，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日本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也需要发展核阻吓力量。由于自身的痛苦经历，日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日本新首相村山富市向我保证，在朝鲜问题上，日美之间的团结不受任何影响。村山通过与自民党结盟，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首相。为哀悼金日成逝世，日内瓦谈判暂停一个月。
我们在那不勒斯所做的最重要决定，是向乌克兰提供一揽子援助，并邀请俄罗斯参加以后各届峰会的政治会谈。邀请俄罗斯加入这个有影响的圈子给了叶利钦及其他推动与西方建立紧密关系的改革者一个很大的鼓励，并可以保证我们将来的会议更加有趣，因为叶利钦总是让人感到愉快。
切尔西、希拉里和我都很喜欢那不勒斯，会议结束后，我们去庞培参观了一天。这座古城于公元79年被火山灰埋住，意大利人后来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工作，将它挖了出来。我们参观了仍然纹理清晰的彩色壁画，包括那些公兀1世纪的政治海报；还有一些露天食品摊，其实就是当今快餐连锁店的早期雏形；几具在火山灰中保存得很好的尸体，其中有一个男子躺在地上，手捂着他明显已经怀孕的妻子的脸，两个孩子躺在他们身边。那幅景象让人不由得想起稍纵即逝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我们欧洲之行的终点是德国。赫尔穆特·科尔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家乡路德维希港，然后我们飞往拉姆斯坦空军基地，看望我国驻在那里的军队。由于冷战后军队缩编，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久将退伍。和我在那不勒斯遇到的海军官兵一样，拉姆斯坦基地的官兵们只向我提了一个国内问题：医疗保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孩子，在军队中，他们不用为医疗操心。现在由于军队缩编，他们将退伍，但回国后国家再也不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医疗保障，因此他们很担心。
柏林一片繁荣，由于统一后的德国准备恢复这个城市的首都地位，因此到处都是建筑起重机。我和希拉里在科尔夫妇的陪同下，走出国会大厦，沿着柏林墙原来所在的地方散步，一直穿过雄伟的勃兰登堡门。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在这座门位于柏林墙西边的一侧发表过令人难忘的演说。现在柏林统一了，我们站在东边一侧的讲台上，面对五万名热情的德国人。他们中很多是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与他们父母所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对于将来很彷徨。
我敦促德国人带领欧洲走向更大程度的统一。如果他们这么做，我用德语向他们保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都站在你们这一边”。勃兰登堡门长期以来一直是时代的象征，有时是专制的纪念碑，有时是征服的纪念塔，但现在应该代表当初建设者的本意：通向未来的大门。
我回国后，外交工作继续进行。由于海地不断镇压人民，新的一波难民开始乘小船出逃，所有的商业航班都被终止了。7月底，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一项入侵计划，推翻独裁者。这是一项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避免的行动。
7月22日，我宣布大幅度增加对卢旺达难民的紧急援助，美国军队将在乌干达建立一个基地提供支援，全天不断地向住在靠近卢旺达边境地区的难民输送救援物资。那里的难民数量很多，全都住在帐篷中。我还命令军方建立一个安全饮水供应点，向那些面临霍乱和其他疾病威胁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净水。我还宣布，美国将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提供2000万支口服补水剂，以阻止霍乱爆发。一个星期之内，我们运送了1300多吨食品、药品和其他物资，每天生产并分发10万多加仑的安全饮用水。整个援助计划需要4000名士兵，花费差不多有5亿美元。尽管这是屠杀以后才提供的援助，但仍然挽救了很多生命。
7月25日，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来到华盛顿，签署华盛顿宣言，正式结束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承诺通过谈判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他们已秘密谈判了一段时间，沃伦·克里斯托弗为了给他们达成协议创造条件做了艰苦的努力。第二天，两位领导人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我们三个人后来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重申我们将努力实现包括中东冲突所有各万在内的全面和平。
以约之间的协议与最近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犹太人中心的恐怖袭击’，以及发生在巴拿马和伦敦的其他袭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信，这三起袭击都是真主党游击队所为。真主党游击队由伊朗武装和叙利亚支持，从黎巴墩南部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与叙利亚不达成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就不可能完成。因此，真主党游击队成了一个严重的潜在障碍。哦曾打电话给阿萨德总统，向他通报以约宣言，请求他支持这一宣言，并向他保证，以色列和美国仍然愿意与叙利亚进行成功的谈判。拉宾说，叙利亚可以限制但无法终止真主党游击队的活动，因此也向叙利亚敞开了谈判的大门。侯赛因回应说，不光是叙利亚，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应该向约旦学习，与以色列和解。
我宣布，侯赛因和拉宾肯定“把和平的空气带到了全世界”，然后结束了新闻发布会。鲍里斯·叶利钦刚刚通知我，他和梅里总统已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将在8月31日前全部撤出爱沙尼亚。
8月，华盛顿热了起来，国会这时通常休会。但1994年，国会这个月几乎一直在开会，讨论犯罪法案和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犯罪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加重对累犯的惩罚，并增加监狱建造拨款和防止年轻人犯罪的预防计划的拨款。
当议员大会委员会召开会议，以弥合参众两院在犯罪法案上的分歧时，民主党人决定把进攻性武器禁令也放到妥协议案中。就像我说的那样，面对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该禁令作为一个单独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时，仅有两票的优势。全国来复枪协会在布雷迪法案上已经输掉了一场战斗，他们决心拿下这一场，这样美国人民才能享有“持有”速射大弹匣武器的权利。设计这样的武器，目的只有一个：在短时间杀死很多人。这些武器的效果也很明显；被这些武器击中的犯罪受害者，死亡的几率是被常规手枪击中的三倍。
议员大会决定把禁令与犯罪法案合并到一起，因为在禁令问题上，尽管我们在参议院占明显多数，但没有打破全国来复枪协会支持者进行阻挠所必需的60票。参加会议的民主党人知道，阻挠整个犯罪法案，要比单独阻挠进攻性武器禁令困难得多。这种策略的问题是，来自支持有枪的乡村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不得不再次就进攻性武器禁令投票，这样就要冒法案失败的风险。如果他们投票赞成，就有议员职位不保的风险。
8月11日，在一次程序性投票中，众议院以225票对210票否决了新的牙巳罪法案。58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只有11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一小部分投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是自由派分子，反对该法案扩大死刑范围，但大多数变节者都按照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意思投了票。有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众议员说，他们很想支持这个法案，包括进攻性武器禁令，但认为该法案整体上，特别是在犯罪预防计划上花钱过多。我们在兑现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时遇到了麻烦，我必须努力将局面扭转过来。
第二天，全国警官协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会议，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和费城市长埃德·伦代尔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把犯罪法案描述为人民必须二者择其一的问题，其中警察和人民为一方，全国来复枪协会为另一方。我们肯定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为了保住议员宝座，必须把美国人民和警察置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三天后，在玫瑰园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史蒂夫·斯波萨托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晰。史蒂夫是共和党人，是一位商人。一个神经错乱的男子拿着进攻性武器在旧金山的一幢写字楼里大肆扫射的时候，他的妻子被打死了。那天他把年幼的女儿梅根也带去了，极有说服力地请求通过进攻性武器禁令。
这个月下旬，犯罪法案再度提交给国会表决。和医疗保健改革不同，我们是通过两党间善意的协商来推动犯罪法案的。这一次我们以235票对195票获胜了。通过谈判，我们对法案规定的开支做了大幅度的裁减，这样赢得了差不多20张共和党人的票。通过解释犯罪预防计划的效果，我们说服了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改变了立场，少数来自支持有枪地区的民主党人也冒险帮助了我们。四天后，在乔·拜登参议员的带领下，犯罪法案以61票对38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当时我们得到了打破阻挠所必需的六张共和党人的票。犯罪法案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帮助带动了犯罪率的持续下降，下降幅度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就在众议院表决之前，汤姆·福利议长和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我请求，让我把进攻性武器禁令从法案中抽掉。他们说，许多民主党众议员代表的是势均力敌的选区。他们已经为经济计划艰难地投了赞成票，并在布雷迪法案的表决中得罪了一次全国来复枪协会。福利和格普哈特说，如果我们让他们在进攻性武器禁令上再次冒险，整个法案可能会通不过，而如果法案通不过，许多赞成这一法案的人在11月的选举中将会落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杰克·布鲁克斯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布鲁克斯当了40多年的众议员，是我最喜欢的议员之一。在他所代表的选区里，有许多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会员。进攻性武器禁令第一次提交表决时，他曾带头否决了该禁令。他坚信，如果我们不把禁令抽掉，全国来复枪协会可以通过吓唬枪支持有人，来击败许多民主党人。
福利、格普哈特和布鲁克斯的话让我感到迷惑，但我相信，我们党的议员可以在自己的选区里与全国来复枪协会争论，并取得胜利。戴尔·邦珀斯和戴维，普赖尔向阿肯色州的选民们为自己投的一票做出了解释。我认识来自亚拉巴马州的豪厄尔·赫福林参议员已有差不多20年了，他对自己支持犯罪法案有一个绝妙的解释。他说，他从未投票赞成枪支管制，他赞成的是只禁止19种进攻性武器的犯罪法案，而他并不认识任何拥有这些武器的人。另一方面，该法案规定，禁止对其他几百种武器包括“我熟悉的每一种武器”进行限制。
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豪厄尔·赫祸林说得那么巧妙。福利、格普哈特和布鲁克斯是对的，我错了。要建设更安全的美国，美国的守卫者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也许我把国会、整个国家和本届政府逼得太紧了。在8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名记者问了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他问我，我在国会里很少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却推动通过了很多法案，“我很想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那就是你当选总统时只得到了43％选票，因此，你现在想完成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做得是不是太急了……超出了你的授权”。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没过多久我就不用再想了。
就在我们在犯罪法案上取得胜利时，在医疗保健改革上我们却节节败退。8月初，乔治·米切尔提出了一个妥协议案。根据他的议案，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口将增加到95％，免除雇主购买保险的责任。而且如果议案中的自愿条款无法使享受保险的人口增加到100％，将来是否强制达到这个目标，暂时也不做决定。我第二天即宣布支持米切尔的议案，并开始向温和派共和党人进行宣传。但这么做没有用。多尔决心否决任何有意义的医疗改革法案；他采取的是聪明的政治策略。犯罪法案通过的当天，参议院开始休会两周，对医疗改革法案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多尔极力否决犯罪法案的努力失败了，因此决心对医疗改革法案进行成功的阻挠。
8月，另一个重大新闻发生在乎行的白水世界里。我签署了独立检察官法之后，伦奎斯特首席法官任命戴维·森特尔法官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特别庭”庭长。根据新的独立检察官法，该特别法庭有权任命独立检察官。森特尔是个极端保守派，是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的得意门生。赫尔姆斯曾谴责“左翼异教徒”正在影响着美国，试图将美国变为“集体化的、平均主义的、物质主义的、对种族问题敏感的、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生活方面很悲观的国家”。三人组成的“特别庭”中还有一位保守派法官，因此森特尔可以为所欲为。
8月5日，森特尔的“特别庭”将罗伯特·菲斯克解职，代之以肯尼斯·斯塔尔。斯塔尔曾经是一名上诉法院的法官，曾任布什政府的副司法部长。和菲斯克不同，他没有当过检察官，但有一项更为重要的资历：他比菲斯克保守得多，也更热衷于党派之争。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森特尔说他用斯塔尔替换菲斯克，是为了保证“调查看起来是独立的”。菲斯克通不过这一关，因为他与“现政府有牵连”。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菲斯克是共和党人，与本届政府的惟一牵连是，他自己并没有主动要求的这个职务，是由雷诺任命的。如果是由特别法庭任命的，与现政府就不会有任何牵连了。
森特尔法官所任命的人与我的利益冲突不仅是明显的，而且是实在而公开的。斯塔尔公开支持葆拉·琼斯向我提起诉讼，并在电视上宣称，愿意为她写一份“法院之友”意见书。五位美国律师协会的前主席批评了对斯塔尔的任命，因为这一任命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纽约时报》也提出了批评，因为就在菲斯克被斯塔尔替换的几周前，森特尔法官曾与菲斯克最严厉的批评者劳奇·费尔克洛思参议员和杰西·赫尔姆斯共进午餐。但他们三人说，他们讨论的只是前列腺问题。
斯塔尔当然没有置身事外的意思。他对我的偏见正是他被选中并接受这个职务的原因。我们现在对“独立”检察官有了个奇怪的定义：这个检察官必须独立于我，但与我政治上的敌人和法律上的对手联系再紧密也没有关系。
对斯塔尔的任命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最高法院总是努力确保特别检察官不仅是独立的，而且能够保持公正，并尊重总统的职位。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利昂·贾瓦斯基是一位保守派民主党人，但他在1972年却支持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伊朗门事件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人，但他支持里根总统。我从未指望对白水事件的调查会成为道格·索斯尼克所说“主场比赛”，我本以为可以在中立场地比赛。情况并非如此。既然白水事件查不出什么，那么让调查不利于我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它变成一场漫长的“客场比赛”。菲斯克太公正了，工作干得太快，因此他必须走人。
劳埃德·卡特勒没有“把头砍下来”，但斯塔尔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后不到一周，他也离开了，兑现了只在法律顾问办公室短暂任职的承诺。我任命阿伯纳·米克瓦接替他的职务。阿伯纳来自伊利诺伊州，曾扭任过国会议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素有毫无缺点的名声，对于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劳埃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事业如此成功，最后却发现，他认为自己了解而且可以信任的人，做事的规则却和他不一样。
国会休会后，我们也离开华盛顿，再次来到玛莎葡萄园。我和希拉里需要休息一下。艾尔·戈尔也一样。几天前，他在一场篮球赛中扯断了脚跟腱。这个伤很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但他回来后，却比以前更加强壮了。他利用无法活动的机会，减掉了一些体重。在此期间，他拄着拐杖，出差到了40个州，以及包括埃及在内的四个国家。在开罗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针对人口控制这一敏感话题，他促成了一项妥协方案。他还继续负责“政府再造”计划。到9月底，我们已节省了470亿美元，足以支付犯罪法案所要求的支出；开始与汽车制造商建立有竞争力的机构，用以研发“干净的汽车”；将向中小企业管理局申请贷款的申请书从一百页砍到一页；在詹姆斯·李·威特的帮助下，对联邦紧急措施署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最受人敬佩的联邦政府部门，而不是最不受欢迎的部门；在罗杰·约翰逊的领导下，总务管理局取消了一些不需要的建设项目，节省了10亿多美元。艾尔·戈尔虽然只有一条腿可以走路，但完成的工作却很多。
在玛莎葡萄园的那一周我们过得很有趣，原因有好几个。弗农·乔丹为我和沃伦·巴菲特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安排了一场高尔夫球赛。他们两个我都喜欢。巴菲特是个坚定的民主党员，相信民权、公正的税收和妇女选举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值得留恋的夜晚是在比尔和罗斯·斯蒂伦夫妇家度过的。那晚的嘉宾包括优秀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的文学偶像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是朋友。卡斯特罗当时为了向我们输出他自己面临的问题，正鼓动大批的古巴人涌向美国，使人想起了1980年给我造成很大麻烦的马列尔难民船。当时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乘着小船和木筏，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航行90英里到佛罗里达。
马尔克斯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并试图劝说我解除禁运。我告诉他，我不会解除禁运，但我支持《古巴民主法》。该法律授权总统改善与古巴的关系，以换取古巴在自由和民主方面取得进步。我请他告诉卡斯特罗，如果他让古巴难民潮继续下去的话，美国的反应将与1980年卡特总统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我说：“卡斯特罗已经让我输掉了一场选举，他不能让我输两场。”我向与卡斯特罗有工作关系的墨西哥总统萨里纳斯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不久以后，美国与古巴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卡斯特罗保证将制止难民潮，美国则承诺通过正常渠道，每年多接收两万名古巴人。在我任总统期间，卡斯特罗忠实地遵守了这一协定。马尔克斯后来开玩笑说，他是惟一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比尔·克林顿都是朋友的人。
讨论了古巴问题之后，马尔克斯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切尔西身上。切尔西说她已读完了他的两本书。马尔克斯后来说，他不相信一个14岁的小姑娘能看懂他的书，于是与切尔西仔细讨论了《百年孤独》。讨论结果令他印象很深，后来送给切尔西一整套他的小说。
我在休假期间办的惟一一件公事与爱尔兰有关。我给乔·卡西尔发放了签证。卡西尔已经76岁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英雄。1973年他因为走私军火在爱尔兰被判有罪，后来很多年仍然继续鼓吹暴力。我给他发放签证，是因为作为双方谅解的一部分，他现在想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美国支持者中间倡导和平。根据双方的谅解，爱尔兰共和军最终将宣布停火。卡西尔8月30日到达美国，第二天爱尔兰共和军即宣布彻底停止暴力活动，为新芬党参与和平进程打通了道路。这是格里，亚当斯的胜利，也是爱尔兰政府的胜利。
休假回来后，我们搬到布莱尔宾馆住了三个星期，因为白宫正在修理空调系统。从里根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对白宫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外墙进行修复，对每一块石头都做整修，这一工作当时仍在进行。在我第一个任期内，白宫的一角外始终搭着脚手架。
我们一家总是喜欢住在布莱尔宾馆，这次长时间住在这儿也是如此，尽管我们错过了对面大街上戏剧性的一幕。9月12日，一名对生活感到失望的醉汉闯进一架小型飞机里，驾驶飞机向华盛顿市区和白宫飞来。他不是想在建筑物上撞死，就是想在南草坪上降落，就像几年前一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在莫斯科红场上降落那样。不幸的是，他驾驶的小型塞斯纳飞机着陆时落地太晚，撞在了树篱上，冲到了白宫人口西边的大木兰树底下，然后撞到了白宫巨大的石基上，当场死亡。几年后，又有一名精神不正常的男子拿着手枪，跳过了白宫的护栏，随后被穿制服的特工人员开枪击伤并逮捕。白宫是一块磁石，不光对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有吸引力。
9月，海地的危机达到了最高潮。塞德拉斯将军以及他手下的恶棍们加强了恐怖统治。他们处死孤儿，强奸少女，杀害牧师，肢解人体并把残缺的尸体挂在室外恐吓其他人，当着孩子的面用砍刀划伤母亲们的脸。我已经花了两年时间努力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这时已感到厌倦了。一年多以前，塞德拉斯曾签署协议，同意放弃权力，但每当放弃权力的时候来临，却又拒绝放权。
现在是推翻他的时候了，但公众舆论和国会对此却表示强烈反对。尽管有汤姆·哈金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参议员和国会黑人同盟支持我，共和党人却全部反对，大部分民主党人，包括乔治·米切尔则认为，在没有公众支持和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我又把他们带到了悬崖边上。甚至在我们政府内部也有分歧。艾尔·戈尔、沃伦·克里斯托弗、比尔·格雷、托尼·莱克和桑迪·伯杰赞成推翻塞德拉斯，比尔·佩里和五角大楼表示反对，但他们正在制定入侵计划，以便我命令他们行动时用得上。
我认为我们必须行动。无辜的人们正在我们的后院中遭到屠杀。为了处理海地难民我们已经花了一些钱。联合国倒是一致同意剥夺塞德拉斯的权力。
9月16日，为利用最后一次机会避免入侵，我派卡特总统、柯林·鲍威尔和萨姆·纳恩去海地，劝说塞德拉斯将军和他在军队及国会中的支持者，接受阿里斯蒂德恢复原职、塞德拉斯离开海地的条件。尽管原因不同，对于我决心使用武力恢复阿里斯蒂德职位的做法，卡特等三人都有不同意见。尽管卡特中心对阿里斯蒂德在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进行了监督，但卡特总统与塞德拉斯建立了联系，对于阿里斯蒂德是否会实行民主表示怀疑。纳恩反对阿里斯蒂德在举行国会选举前返回海地，他不相信阿里斯蒂德会保护在国会中没有建立起制衡力量的少数派的权利。鲍威尔认为只有军队和警察才能管理海地，而军队和警察是决不会与阿里斯蒂德合作的。
后来的局势发展表明，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海地在经济和政治上严重分裂，没有民主的经验，没有像样的中产阶级，几乎不具备现代政府运行所需的制度上的能力。阿里斯蒂德即便可以顺利返回，仍然有可能无法取得成功。可是无论怎么说，他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的，而塞德拉斯及其同伙却在杀害无辜的人民。我们至少应该制止屠杀。
三位尊贵的特使尽管有保留意见，但都保证将忠实地传达我的政策。他们想避免美国军队的武力侵入，因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糟。纳恩在海地的国会发表演说；鲍威尔则向海地军方领导人生动地描述美国军队侵入会带来什么后果；卡特负责做塞德拉斯的工作。
第二天，我来到五角大楼，和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及其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道审查侵入计划。保罗·戴维·米勒海军上将和休·谢尔顿中将以电话会议的形式，也参与了对入侵计划的审查。米勒上将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谢尔顿中将是第18空降军军长，将率领我们的部队进入海地。侵入计划要求所有军种联合作战。两艘航母已停泊在海地附近，一艘运送特种部队，一艘运送第10山地师的士兵。空军的飞机将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海军陆战队负责占领海地第二大城市海地角。攻击开始时，运送第82空降师所属空降兵的飞机将从北卡罗来纳州起飞，然后把部队空投到海地。海军海豹突击队将先期进入，查看选定的地点。他们已经在那天早晨进行了演练，顺利地从海上登陆。大部分部队和装备都将根据“驶进一驶出”的行动安排进人海地。人员和车辆先驶进登陆舰只，然后再驶上海地海岸。任务结束后，整个过程刚好反过来。除了美国军队外，我们还得到其他25个国家的支援。这些国家都加入丁联合国领导的盟军。
随着攻击期限的临近，卡特总统打电话给我，请求多给他一点时间劝塞德拉斯离开海地。他急切地想避免武力入侵。我也不愿意对海地动武。海地没有军事能力，入侵将像在水桶里打鱼一样。我同意给他三个小时，但明确告诉他，他和塞德拉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得规定推迟把权力转交给阿里斯蒂德。不能再给塞德拉斯任何时间，让他屠杀儿童、强奸少女或是划破妇女的脸I。为了照顾离开家园的海地人，我们已经花了2亿美元。我想让他们能够回家。
在太子港，三个小时的最后期限已经快到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聚集在美国人与塞德拉斯谈判的大楼外。我每次与卡特通话，塞德拉斯都会提出一个新建议，给自己继续掌权、推迟阿里斯蒂德复职留下空间。我拒绝了他的所有建议。虽然危险就在大楼外，人侵马上也将开始，卡特、鲍威尔和纳恩还是努力想说服塞德拉斯，但毫无效果。卡特请求我再给一点时间。我答应可以推迟到下午5点。按计划，运送空降部队的飞机大约6点到达海地，那时天刚刚黑。
如果到时候卡特他们仍然在与塞德拉斯谈判，极有可能会遭到大楼外暴徒们的袭击。5：30，他们仍然在海地，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塞德拉斯知道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我们6l架载着空降兵的飞机从北卡罗来纳州起飞的时候，他派了一个人在机场监视。我打电话给卡特总统，告诉他，他、鲍威尔和纳恩必须立即离开。三个人最后呼吁海地名义上的国家元首，81岁的埃米尔·乔纳森总统做决定。埃米尔终于告诉他们，他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所有的内阁成员只有一个人同意的他的决定，不过最后塞德拉斯让步了。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太子港的上空就可能飘满了降落伞。于是我命令飞机掉转方向回国。
第二天，谢尔顿将军率领1．5万人的多国部队先头部队，未放一枪进人海地。谢尔顿身材极好，身高大约6英尺5英寸，面部轮廓分明，说话慢吞吞的，有南方口音。虽然他比我还大几岁，但仍然经常和部下们一起跳伞。他看上去很有力量，好像一个人就可以废黜塞德拉斯。不久前，我曾到布拉格堡拜访过他。当时有一架飞机在附近的波普空军基地失事，死了好几名军人。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内战时期南方两名伟大的将军罗伯特·E．李和斯通沃尔·杰克逊的画像。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走上海地海滩时，对我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一个崇拜斯通沃尔，杰克逊的人都可以去解放海地，那说明美国真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塞德拉斯答应与谢尔顿将军合作，而且只要联合国协议所要求的大赦法获得通过，就于10月15日交出权力。虽然我最后几乎不得不强迫卡特总统、鲍威尔和纳恩离开海地，但他们在极其困难而且有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工作。顽强的外交努力和迫在眉睫的武力结合在一起，避免子流血冲突的发生。现在轮到阿里斯蒂德去兑现自己“不要暴力、不要报复、要和解”的承诺。和许多类似的声明一样，这个承诺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由于在海地恢复民主方面非常顺利，因此没有产生民主党人担心的负面影响。我们在进人选举时本应状态很好：经济上一个月内创造了2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从7％以上降到了6％以下；赤字正在减少；我们通过了有关犯罪、教育、国民服务、贸易和家庭休假的重要法律；在俄罗斯、欧洲、中国、日本、中东、北爱尔兰、波斯尼亚和海地，我们的外交工作进展顺利。可是尽管我们创造了很多记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人选举的最后六个星期时，我们仍然有麻烦。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许多人还没有感受到经济的改善；没有人相信赤字正在减少；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不知道或不关心外交方面的成绩；共和党及其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同伙经常而且有效地攻击我，说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自由派分子，想增收他们的税，直到他们穷到不得不住进救济院，并把他们的医生和枪夺走；媒体有关浅的报道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在我任总统的前六个月里，在晚间新闻网节目中，平均一晚上有接近五条负面评论，比老布什总统上任前两年还要多得多。该中心主任罗伯特·李奇特说：“一种攻击犬式报道与小报新闻合流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我“不幸成了这个时代的总统”。当然，也有一些例外。雅各布·魏斯伯格曾这样写道：“在我们最近的记忆中，比尔·克林顿比其他任何一位行政首长都更信守诺言，”但“选民们却不相信克林顿，部分原因在于媒体一直告诉他们不要相信他”。乔纳森·奥尔特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写道：“不到两年时间，比尔·克林顿在国内取得的成绩比约翰·P．肯尼迪、杰拉德·福特、吉米·卡特和乔治·布什取得的成绩总和还要多。尽管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很善于和国会打交道，但《国会季刊》说，自林登·约翰逊以来，在立法方面最成功的还是克林顿。衡量国内成绩的标准不应该是程序的连贯性，而应该是实际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根据这个标准，他干得不错。”
奥尔特可能是正确的，但即使是这样，这也只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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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底，形势更加糟糕。全国棒球协会执行干事巴德·塞利格宣布，由于球员罢工问题无法解决，他将取消本赛季其余的比赛及世界职业棒球赛。自1904年以来，世界职业棒球赛还是第一次被取消。布鲁斯·林赛（他曾帮助解决了航空公司的罢工事件）试图打破双方之间的僵局。我甚至邀请球员和球队老板代表到白宫来，但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全国性消遣活动都被取消了，事情肯定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9月26日，乔治·米切尔终于放弃了在医疗保健改革法案上的努力。虽然约翰·查菲参议员继续支持他，但他无法争取到足够的共和党人以打破多尔参议员的阻挠。医疗保险公司和其他游说集团的3亿美元花得很值得。我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表示下一年将再努力。
虽然我几个月前就感觉到了失败，但乔治放弃努力仍然让我很失望。希拉里和伊拉·马加齐纳为失败背了黑锅，让我很难过。这是不公平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医疗保险公司的宣传广告造谣，说我们的提案是大政府操控的噩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其次，希拉里和伊拉拟订的计划是她们能提出的最好计划，因为我提出的要求太高了：在不增税的情况下，为全民提供医疗服务；最后，破坏医疗保健改革的不是他们，多尔参议员决定否决一切有意义的妥协议案，才使医疗保健改革被封杀了。
尽管失败了，希拉里、伊拉·马加齐纳和我们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并没有白费。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写进了法律，或是在实际的政策中得到了执行。肯尼迪参议员和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后来通过了一项法案，保证工人换工作时，不会失去保险。1997年，我们通过了儿童医疗保险计划，为数百万儿童提供医疗保险；自1965年实行医疗补助制度以来，该计划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幅度最大。该计划还减少了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12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还会取得其他的胜利：国会将通过一项法案，终止健康维护组织规定的“开车路过”生产法，允许妇女生产后住院超过24小时；增加了可以免费进行乳房扫描和前列腺扫描的人数；制定了一个糖尿病自我管理计划，美国糖尿病协会称之为发明胰岛素以来最重要的进步；增加·了生物医药研究方面的投入，以及国内与国外治疗艾滋病的支出；第一次将儿童的免疫比例提高到90％以上；通过行政命令，执行病人“权利法案”，保证联邦资助的医疗计划覆盖的8500万人可以选择医生，并享有获得迅速和适当治疗的权利。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我们被彻底击败了。人们把对我们的这种印象带到了选举中。
月底，纽特·金里奇召集300多名共和党现任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国会的台阶上“与美国签约”。合约的具体内容已流传一段时间了。金里奇把这些内容合在一起，目的是要表明，共和党人并不是只会否决所有的议案，他们也有积极的计划。这份合约在美国政坛上是个新鲜事物。传统而言，中期选举的争夺是一个席位一个席位地层开的。全国的形势和总统受欢迎的程度会促进或影响某个候选人，但习惯上认为，当地的因素更为重要。金里奇相信，习惯看法是错的。他大胆地要求美国人给予共和党多数党地位。他说：“如果我们不遵守合约，就把我们扔出去。我们是认真的。”
合约呼吁要制定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预算必须平衡：实行单项否决权，使总统有权力删除拨款法案中的某些具体项目，而不必否决整个法案；加重对罪犯的惩罚，取消我的犯罪法案中的犯罪预防计划；改革福利制度，规定有劳动能力酌人只能接受两年的福利；实行一项500美元的儿童减税计划，另外增加针对父母或祖父母的500美元税收补贴，加强对儿童抚养义务的监督；取消1993年预算中针对高收人社会保险受益者的税收；将资本收益税减少50％，并减少其他税收；终止联邦政府交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又不进行资助的政府职责；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进行民事侵权改革以限制惩罚性的破坏；对参议员和众议员任期进行限制；要求国会作为雇主遵守它强加给其他雇主的所有法律；将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减少1／3；要求将来的增税计划必须得到国会两院60％议员的支持。
对合约中的许多具体条款，我都表示同意。我已经在推动福利改革，并加强对儿童抚养义务的执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实行单项否决权，终止那些未进行资助的政府职责。家庭税收补贴计划我也很喜欢。尽管有好几项有吸引力的具体条款，但就其核心来说，该合约过于简单和虚伪。在我当总统之前的12年里，共和党人在一些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把国债增加至四倍；现在民主党人在削减赤字，他们却要求宪法规定必须制定平衡的预算，同时还建议更大幅度地减税。他们提议要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但不说明削减其他哪些开支来加以弥补。就像他们在20世纪肋年代和2000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共和党人当时试图颠覆算术规律。正如约吉·贝拉所说，还是似曾相识的东西，只不过以好听的新计划的形式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