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在争取维护自己形象不受侵害的权利！
这年底，南斯拉夫的客人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静的空气里注入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的湖南话和口齿不清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秘书仔细地听辨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懂，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最后客人告辞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客人这时都衷心地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与外宾会见时，他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地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他说得很从容自然，而工作人员在一边听得心里苦苦的—和谁约会都不能和上帝约会呀！
客人离去后，杜修贤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秘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他收拾东西。杜修贤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啊，怕我带窃听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杜修贤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好几年了。有一次总理将杜修贤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总理说这话时，已经患重病住在医院里，可他惦念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修贤和张秘书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他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视力也下降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可是红墙外头的人们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像到一个名扬四海如“不落太阳”的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杜修贤颇同情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呀！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呀。”
过了几天，杜修贤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从他手里接过大盒子。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哪！”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哇。”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修贤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他的工作日程。是张秘书的电话，她叫杜修贤来一下游泳池，要开个碰头会。
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他看。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态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选选。”
说着杜修贤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秘书。
他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些照片大，他看得清楚，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画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摞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忍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也是一张陕北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给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在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越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他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浓缩着他的气魄，他的才智，他的热望，他的情感，还有他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完整的人生。
不平凡的12月26日
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跟罗瑞卿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六十大寿作出重大决定，解决中央存在的分裂隐患。
毛泽东一生很少提及自己生辰，按他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让它偷偷过去，不要留下什么“寿星”的感觉。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它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加反对为他做寿，生日那天最多加一碗“长寿面”而已。然而就这为数不多的几次“长寿面”往往酝酿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情。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动身前却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耽搁了。
事情起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调京。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人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素有“五马进京”之说。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权力、地位在五人中甚为突出。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正在这时，他们的个人野心又有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机会—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自然而然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高岗不由得心花怒放。他马上利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了高岗的“小动作”，亲自到会讲话，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总结，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也认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毛泽东虽不点名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而言的。毛泽东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是金口玉言，马上引起非同小可的影响。高岗精心策划的“反薄倒刘”阴谋被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击得粉碎。
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也利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摇旗呐喊，因为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进京后见高岗常去见毛泽东，以为亲近高岗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刮目相看，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为配合高岗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反薄倒刘”活动，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因为他们“倒刘”活动太明显了，阴谋夺权的野心在中央高层暴露无遗。尽管毛泽东身居“深宫大院”内却知天下事。高、饶两人狼狈为奸的事情，一件也没瞒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十分反感他们的做法，但还是耐下心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可高岗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篡权活动有增无减。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一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并一一指出讲话稿中的“严重”错误。
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毛主席，问起主席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在鼓里哩！”
眼见着高岗逐步发展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临去杭州之前，毛泽东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这时的提议有着特殊的含意，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也是对高岗一个明示—刘少奇不是你一个高岗能“倒”的。可是刘少奇被高岗搞得心情很不好，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而是沉闷地抽着烟，以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为由，提出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毛泽东一时哑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他强调了全党要谦虚，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央领导人顾全大局，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刘少奇此时却以此谦让，无疑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一团阴影。
后来因为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刘少奇依然负责中央的工作。
当然他们中间还有一人是极力反对刘少奇独自负责的，那就是高岗。他力排众议，第一次站在刘少奇一边，十分赞同轮流负责的方案。“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此刻，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已经心急如焚了。
毛泽东把洞悉一切的目光投向了高岗，心里冒出一连串的愤慨：高岗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解放前你虽没被敌人的枪弹所击中，但解放后为什么却被骄傲和权欲击中了呢？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他第二张黄牌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全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何许人也？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警卫人员，将乒乓球室当作餐厅，大家围坐一起，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汤面，为中央最高统帅过了一个特别的六十大寿。毛泽东当过“寿星”后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留给同仁们去收场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但是，高岗、饶漱石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依然执迷不悟，不肯悬崖勒马，不作深刻检讨，也不痛改前非。高岗干脆顽抗到底，来了个鱼死网破，以自杀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死成，但他去意已决。
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一年前还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的高岗，很快马失前蹄，翻身落马，掉下了万丈深渊，永远背负着羞辱的墓碑。
1955年3月下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命运之神却不断翻新捉弄人的把戏。10年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诞辰，黄牌举向了刘少奇..
毛泽东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借此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3年底，共和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度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做寿并不过分。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的时间很长。会见结束，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按情况为主席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于是，特为老“寿星”的便饭多准备两个菜，一碗面条，即四菜一汤和一碗汤面。这就是大家为毛泽东准备的古稀寿宴。但毛泽东看到了桌子上为他摆的菜饭，顿时不悦，“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
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服务人员见到这个场面，真有点紧张。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没有为主席做成寿，为主席服务的服务员却成了座上客。席间，大家举杯，祝毛主席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长寿！”这回主席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毛泽东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2月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民瞩目的。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等坐到寿筵边，人们再次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给这次生日宴会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早在八大后，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陶铸夫妇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陶铸他们还是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训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相当严肃：“社教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大家相信，“搞独立王国”，毛泽东虽然是面对着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这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呀，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毛泽东一连串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到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就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10年后，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傍晚，周恩来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近半年的时光，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癌症虽然得到暂时的控制，但是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令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身边的人鱼龙混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掌握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公正地定夺班子，以保证红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的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帅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的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他对这位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休息了—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先是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周恩来还关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泽东略有些浮肿的足踝，对毛泽东的健康深感担忧。很快，他们的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有到长沙。这时在长沙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也着急，不停地往北京打电话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专机才出现在长沙的夜空。
一到长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两天后，日历醒目地印着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于是，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从不为自己过生日的，他也不提倡过生日。
傍晚，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所，特意叫厨师准备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相隔不久，“寿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场面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感觉，但大家还是感到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话也多了，可见毛泽东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后再次定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8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
庐山飞云雾
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想到难以启齿的主席之争将要在庐山悄悄拉开帷幕。
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辉煌的落日下，从西边奔腾而来，它擦过九江城，便同鄱阳湖的浩渺烟波相遇，流向东海。
一座神秘的仙山，站在九江的南面，默默地注视着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而几千年来它总是躲在云雾里不露峥嵘，漠然傲岸一旁，只有在黄昏时刻，斑斓的余晖将那浓雾滤得透明时，它才从云雾中微微露出一张朦胧的脸孔，这是一座永远被云雾笼锁的“仙山”。
难怪古人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
也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又把庐山称为政治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就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了庐山，也是最后一次放在了庐山。
杜修贤是第一次来到庐山。在上山前，他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他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
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杜修贤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杜修贤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回到北京，杜修贤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的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他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
杜修贤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可是令杜修贤意想不到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却在这次会议上向党中央突然发难。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当然，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下面的这些故事杜修贤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事件发生后，他如坠云雾，百思不解。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在会上有大文章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早在这年的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职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确定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在显得过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很快就见到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
一个星期后，林彪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对毛泽东改变国家体制的建议明确提出反对。他表示：应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这样，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惟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会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晚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宪法》工作小组中同样存在两种意见。康生、张春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吴法宪、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两派意见时常发生冲突。
林彪一派虽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抵触，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有关提法发生争执。
此前，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以此为依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三个副词。
吴法宪不同意，他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争论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三个副词出自“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开头，发明权属于林彪。毛泽东已多次表示反对这种说法，他在1969年审定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时，也删去了初稿中的这三个副词。
对于自己的发明，林彪十分珍惜，岂能放弃？
林彪、叶群估计在将要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还会有一番激烈争论。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在称“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准备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按林彪一伙的意思顺利通过。
尽管如此，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仍未改变主意。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西面时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先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急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有着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会议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地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9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历史有时就像风雨一样变幻莫测，当彭德怀因铮铮真言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机会。
1959年的夏天特别炎热，党中央决定在著名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系统地研究怎样有效地克服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为完成本年度的大跃进计划扫除障碍。
在6月底7月初的几天，中央的决策者们和各地领导人陆续抵达庐山，虽然会面、交谈、笑声、问好声不断，但人们的话语、眉间总是透露出隐隐的不安。
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被毛泽东请上了山。
庐山，真是人间仙境，前来赴会的领导者们暂时远离尘嚣，放松精神，从容议事。会议最初几天，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
毛泽东谈笑风生，鼓励大家踊跃发言。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很欣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三句话，就借用来概括，即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专门谈到了“大家要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
毛泽东用强调的口气说：“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毛泽东的定调讲话，和庐山的云雾一样，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暑气，会议的空气轻松起来。
刘少奇的话更使“神仙”们飘逸起来。他话语不多，但切中要点：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
他对会议的总的调子是这样解释的：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接下来的讨论发言，坦率与热烈，可以说是过去党的会议上少见的，或许是现实现状逼使与会者不得不谈。
会上的“神仙”在会后的言谈中，变得更加直率，更能反映庐山会议前期领导者们对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党的领导的失误的沉痛反省。
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陈伯达、李锐等为毛泽东所倚重的“才子”们在7月6日，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他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在交谈以后，显出沉重的忧虑。
应毛泽东亲自之邀而来的彭德怀元帅，在这种气氛影响下，也作了不同凡响的发言。他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实验。总之，大胜利以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有人在暗示彭德怀，不能再“放大炮”了，但他全然不理，又提出去年毛泽东曾经给他安上的“算账派”、“观潮派”帽子之事：“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人们都紧盯彭德怀，有人恨不得堵上耳朵，也有人已经在手心里攥出汗来了。
彭德怀积郁久矣，一吐为快，但他哪里知道，他的讲话记录被柯庆施悄悄地呈送给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庐山显得格外宁静，点缀在群峰之间的灯火，似乎也在沉默。此刻，彭德怀十分焦虑。毛泽东既然把大家请上山来，就是要好好总结一下近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为什么不能找毛泽东谈一谈，坦陈自己对目前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看法？
但是，他未能见到毛泽东，因为他刚刚睡下，警卫礼貌地挡了驾。
彭德怀决定用写信的方式向主席坦陈自己的看法。
信终于送出去了。
但让彭德怀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给他带来了人生悲剧，庐山的平静也终于被打破了。
第二天，会议重新编组，会议代表人手一份《意见书》，结合原定的《会议纪要》进行讨论。
最初的“神仙会”的那种飘逸的气氛全然消失了，整个会议已经开始转向，为目前形势和中央决策大唱赞歌的人越来越多，对彭德怀的公开的和间接的指责也越来越多。彭德怀郑重声明：这是私人信件，不是什么意见书，要求中央收回，但已经迟了。
也就是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理论权威”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他“提醒”毛泽东，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多年来，这位“老粗”就与党同床异梦，如此等等。
没有多久林彪来到了庐山，他的到来无疑是给批判彭德怀的大火再添一把柴。
历史往往也就这么复杂，彭德怀铮铮真言把自己推入地狱门口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渴望已久的机会。
性格内向的林彪，虽然在休养，但他对政治风云的这种变幻却十分敏感。他对鼓吹神话般的乌托邦主义给神州大地带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并没有亲身感受。他住在四周山清水秀、豪华舒适的别墅里，像相门中的公子，顿顿吃的是美味佳肴，怎么能体会到流浪街头的叫花子的苦衷？但敏感的神经已经告诉他，一场风暴迟早要来临。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日子，是庐山会议发生转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激烈的讲话。
彭德怀意识到，自己的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委屈之情涌上心头。他要向主席表白：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在会议室门口，彭德怀迎住毛泽东：
“主席，我的信是给您个人的，没有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径直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等他把话说完。
刚强的元帅难以承受这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不明白，事情怎么到这种地步？
在强大的压力下，彭德怀作了检讨。
7月31日，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政治局委员彭真、彭德怀、贺龙等，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彭真让李锐作记录。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主题是批判彭德怀。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
“隔靴搔痒。”毛泽东抬起腿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他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表现一直不满意。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忽然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大声怒斥：“你彭德怀一贯对毛主席不忠，心怀二心!”
接着，他历数彭德怀的“罪行”：“在抗日战争时，你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百团大战!在你的眼睛里还有毛主席的地位吗?”他自问自答地一挥手，“没有。你根本看不起毛主席。你自以为身经百战，打下了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不听了。你不是真心实意地来干革命，而是‘入股’来了，你一脑子旧军阀主义思想。你这种老大自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内，让你带兵出国作战，你又表现大国主义思想，不尊重朝鲜同志。你是《三国演义》里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平时，你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模样，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些是假的，到关键的时候，你的反骨就露了出来。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伟大创举。人民公社，是跨入共产主义的金桥，好得很。你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钢铁产量能在一年之内翻番，粮食产量能在一年中成倍增长?”
他环顾了一下会场，又说：“没有，这种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奇迹，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可是，你对这些鼓舞人心的奇迹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攻击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难道毛主席和党中央都错了，惟独你彭德怀正确？你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他越说越激动，“你彭德怀懂得个屁！你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他用一种刀子似的眼光狠狠扫了一下彭德怀，冷嘲热讽地说：“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你就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成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的眼里，一切都是颠倒的。中国人民，不，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我们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我们打了天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领域里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这是有口皆碑的。可你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究竟想干什么?”他提高了嗓门，又说：“你是不是想把毛主席赶走，你上台？你太不自量力了。让你这样满脑子旧思想的人上台，中国只能退到旧社会中去，中国人民还要受二茬罪..”
在整个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林彪的发言调门尤其高。当时有不少人处于观望态度：或思想不通，或撕不开面子。惟独林彪一改以前和彭德怀的关系，大肆给彭德怀滥加罪名。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即刻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定在8月2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斗争有了新的部署，这并不因为他的检讨多么诚恳而变动。
那天，实到中央委员147人（缺席44人），列席15人，与会者共162人。
第二天，大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由于在会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情和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也一同把他们打入反党集团的成员。
这次庐山会议受益最大的就是林彪，他踏着彭德怀倒下的身躯当上了国防部长，挤进了党和国家要人的行列里。
在南巡视察中，毛泽东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少数人不要跟林彪干坏事。十二年后，林彪走完了他的“O”形路。
历史往往是那么有趣，当年林彪打倒彭德怀后，仍不甘心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也许是报应，林彪在同一地点、同一类型的会议上，完成了他的“O”形路途，跌入了庐山的深渊。
为了动摇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反党根基，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巡视一番。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但在当时也确实存在着危险。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使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极力寻找机会，乘毛泽东外出下毒手。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住了10天，与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除了解各地的问题外，主要是谈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后来作了整理，形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其中谈到林彪集团问题的有：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就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这些谈话对林彪集团是致命的打击，林彪一伙必然千方百计地要打探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林彪手中虽然有一定的军权，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他在谈话中曾说道：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同时也告诫军队，不要跟林彪干坏事。
毛泽东在武汉做的谈话，一时没有传到林彪的耳中。毛泽东也做了交代，大家都先不要传达，他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了湖南长沙及江西南昌，这两地稍住了几天，先后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并做了不少谈话。在南昌时，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在南昌地区做了参观。他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工程。
这个工程不在地上而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它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引起毛泽东高度的警觉：这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一看这个工程，就了解个大概了。这是林彪搞政变后，企图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用的一个指挥机关。江西这个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毛泽东一点不知。毛泽东参观完这个使他“大吃一惊”的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9月3日至10日，毛泽东在杭州逗留。这是林彪一伙组织的所谓“联合舰队”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要实施“武装政变”阴谋计划基本力量的所在地。毛泽东到杭州是很危险的，也许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估计到或察觉了什么。9月8日午夜，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下令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告诉别人，不要让林彪死党陈励耘等人送行。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使他得以安全地离开杭州。
9月10日近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此时，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下毒手的时候到了，林立果等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的，然而出乎意料，毛泽东乘专列到上海后，并没有下火车，毛泽东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夜。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赶到上海，直奔专列，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他。但是，没有准许安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林彪死党王维国上火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有了高度警惕。11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使王维国不知所措。11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直奔北京方向。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之外。
9月1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正以全速向北京驶去。晚上20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南京、蚌埠、济南、天津都过去了，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9月12日下午4时列车到达丰台车站时，毛泽东下令停车，并把吴德、吴忠等人叫到了车上，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列车停了两个小时，到黄昏时分，毛泽东才下令列车进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这个消息，使林彪一伙震惊。这个消息，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又宣告了林彪集团所谓“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日出日落天安门
★ 在老百姓的心中，天安门永远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生活在天安门上一样..
如果在中国评选知名度最高的“门”，天安门肯定当选。
这倒不是因为它金碧辉煌，在建筑史上占有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它早已成为共和国的象征。国徽图案上有它，电视新闻的第一组画面是它，人民币上防止伪造的标志也是它，就连咿呀学语的孩童唱的歌儿也离不开它，甚至打排球拦网成功了也被称为“天安门城墙”..
在封建社会，这里是皇帝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地方。每当举行重大庆典（如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时，就在天安门颁发诏书。宣读完诏书，用一个木雕的金凤悬着从城楼上缓缓系下来，礼部的官员跪在楼下接诏。这就是所谓金凤颁诏。皇帝利用城楼，显示皇权。至于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是禁地。百姓不要说从那里走过，就是多停一会儿，也会以“私窥宫门”治罪..
一唱雄鸡天下白。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标志着天安门回到了人民手中。自那以后，广场几经扩建，城楼更加庄严。每逢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举行重大的国事活动。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心目中是崇高的，在崇敬之中，也觉得有几分神秘飘渺，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88年天安门对所有的人开放，老百姓才有机会登上它..
从那以后，人们总爱把天安门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生活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样。其实，毛泽东一生上天安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人作过比较确切的统计，他老人家总共上过45次天安门。—正常情况下，他每年上两次，“五一”一次，“十一”一次。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了。1966年，他老人家一年上了8次天安门—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接见“红卫兵”小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已经作古，他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在人们中间流传。同样，他在天安门上也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忆和思考的脚印。
毛泽东挥动帽子，亲切地向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致意，这是当年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画面。直到现在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的一幅巨型油画，就是画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站立在城楼上，毛泽东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挥动着灰色的帽子的形象。
毛泽东每次上城楼都是走城楼后面的西马道，然后再坐电梯上到城楼的顶层。毛泽东来到电梯的门前，他不急于进去，而是站立在门口。开始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在等谁，为什么不进去。不一会儿，宋庆龄副主席来了，毛泽东微笑地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并肩走进电梯。这细小的举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的尊重。可是，许多人不知道，在他们来到城楼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先期到达，他先在电梯里乘坐一个上下，要亲自检查电梯的安全情况。而他自己从不坐电梯上城楼，都是从旁边的台阶拾级登上城楼。上去后，又亲自站在电梯门前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多少年，毛泽东主席总是挽着宋庆龄副主席登上城楼，周恩来总理又总是这样迎来送往。
无论是战火乱世还是太平盛世，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舟共济，可见两位战友情深意笃！毛泽东一上城楼，就快步走到平台的栏杆前，一边高呼“人民万岁”，一边挥帽致意。为了使热爱他的人民都能看见他，他一次又一次从城楼的这端走向另一端，这可不是一般的运动量，城楼平台足足有一二百米长。毛泽东主席丝毫不显得疲倦，脸上泛动着红光。人民的领袖爱人民，人民的领袖人民爱。摄影镜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画面是无声的，静止的。摄影师镜头的画外音却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毛泽东登城楼的动人故事。
毛泽东第一次上天安门，心情无法不激动，他对着麦克风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青年同志们..
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想像，这天毛泽东是清晨才睡觉的。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拥上十里长街的时候，毛泽东却正在梦乡。
这些日子，他实在是太忙了，也实在是太累了。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马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有多少工作要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他身为统帅，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是绝对不过分的。
据当时的卫士回忆，他是中午1点钟才起床的。
从他当时的面容看，他睡得不是特别好—他毕竟是要登天安门，他的心中不能没有波澜。
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以后的第一工作是浏览床头的报纸。今天，卫士不得不打断他的习惯，催他穿衣吃饭。
他穿上了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这是一套黄色的美国将校呢制服，是特级技师为他精心制作的。
他先来到了中南海的勤政殿，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领导人欢聚一堂，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他们要在这里排队集合，登上天安门。毛泽东自然站在了最前面，朱德、刘少奇等紧随其后。
天安门的东西两口有两条马道，是供人们上下天安门用的。毛泽东走上马道的时候，的确有一种“马道通天”的感觉，面前是碧蓝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苍穹，还有那么一两朵云彩点缀。
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因而，毛泽东的神情是严肃的。他走到天安门的正中央，立正站好，双目炯炯地看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
这时候，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湖南官话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声音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语。后来，人们说他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不是，他只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没有另外的话。
天安门广场上沸腾了。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要亲手升起共和国的国旗。他大步走到升旗的按钮下，按动按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鸣礼炮28响。
惊天动地的礼炮声，使人们看到，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此时此刻，领袖的心情是激动的，群众的心情也是激动的。他们浴血奋斗几十年，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他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打下了一个新的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激动的吗？
朱德总司令下达阅兵令，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是军威，也是特定的环境的作用，广场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方队整齐的脚步声。
毛泽东看着这雄壮的队伍，举起了指挥千军万马的手臂，向这支英雄的队伍敬礼。
阅兵到黄昏才结束。群众游行便在“团结就是力量”等歌声中开始了。整个广场上灯笼火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天，广场上最动人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
这个口号之所以喊出来，完全是出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已经无法用别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之情了。
曾经有人考证过，“万岁”这个词，是有点封建主义的味道，及至后来的“万寿无疆”，则更是旧时代的产物。不知为什么，人们那时偏偏选择了它。
当一个人被千百群众高呼万岁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这天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城楼上，始终举手向群众致意。面对群众的万岁声，他忍不住朝群众喊：“同志们万岁！”
当青年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金水桥的时候，毛主席对他们喊：“青年同志们万岁！”青年学生更加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走到扩音器前，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学生们的队伍。”
霎时，水银灯亮了，青年学生更加兴奋，几乎把嗓子喊哑了..
毛泽东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1971年的“五一”节。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但这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当然，这个事件中国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真相的。这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庐山会议上挫败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计划。
这时的林彪撕去了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五一”那天晚上，有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杜修贤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
在这之前，杜修贤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他们跟了总理十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
杜修贤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按照职位高低严格划分，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到城楼，见杜修贤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一般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过活动，晚上还能来吗？”杜修贤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没同意他当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终于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彩灯像画笔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跌宕起伏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光芒闪烁。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他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去年“十一”，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在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总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赅，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得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疑问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么？过去炮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眼前微妙复杂的局势？
城楼上，溴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杜修贤才发现林彪还没来。他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寂的样子，从杜修贤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身上的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大概没过瘾，才一副委靡不振的模样。
他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他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没有再拍，到别处找镜头了。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头去，眯细眼望着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