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中南海
干涸的京城竟有泱泱七百亩的“大海子”。为什么人工湖泊要称为“海”？历史向你细细道来走进中南海，很多人困惑不解，中南海为什么称为“海”，明明是湖嘛！
这就要从中南海的历史说起。中南海这片宫廷建筑群始建于辽宋时代。辽代以前，这里曾是一片风光秀丽的自然湖泊，辽国曾在这群自然湖泊上建瑶屿行宫，那时北京的气候比现在湿润得多，燕山山脉的森林茂密，坝上草原水草丰美。
辽国盛极而衰，金朝取而代之，这块自然湖泊上的宫殿迎来了新的主人。公元1153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新的主人给瑶屿行宫以新的名称，以表示其权力和自己特有的偏好，于是瑶屿行宫更名为“西华潭”。金王朝一声令下，上万民工开始对这一带进行开挖和改造，使之具有更多人为的痕迹。
斗转星移，又到改朝换代时。蒙古英雄忽必烈挥师驱兵南下，入主中原，把以灿烂文化引为自豪的汉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在燕京建立首都，改名大都。皇宫御苑仍在金朝的老地方，自然又免不了一番整修，几次扩建。这个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在干旱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的部落，对水就像生命一样珍惜，认为水就像花园一样美丽。古代蒙语称水为“海”，“海子”意即花园。一长串经过人工拓展的湖泊：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中海、南海，元代大都城内的湖泊都被称为“海”，中南海的“海”来历也源于此。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元代国都大都城为北平。1403年明成祖即位，从南京迁都北平，改为北京。明成祖不再在原来的金元皇宫的基础上拓建，而在它的东面营造起一座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崭新皇宫—紫禁城。明成祖这次营建紫禁城的一大功绩，是为整个北京城确立下一条由北而南的中轴线，乃世代不朽的基业。原来环水而筑的金元皇宫，则改称“西苑”、“西海子”，作为皇帝的避暑行宫。明世宗时，又在“西海子”上建造起南北两座汉白玉桥，南面蜈蚣桥之南为“南海”，北面的金鳌玉桥之北为“北海”，两桥之间的狭长水面为“中海”。
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起大清王朝，亦定都北京，继续营造紫禁城，拓建西苑三海子。清王朝重新开挖三海，堆土为山，广植林木，山威而海水阔，林秀而宫室幽，成为皇家的洞天福地。
这样，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七百多年的精心营建，西苑三海集山、海、岛、桥、亭、阁、廊、榭、宫阙于一园，成为真正的人间仙境了。
1912年，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被迫迁出紫禁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南起午门、北至神武门的广大宫室改为“故宫历史博物院”，俗称故宫。原来的西苑三海，以金鳌玉 桥为界，北海被辟作平民公园，中海、南海则被北洋军阀首领、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做了大总统府。这样一来，整座西苑三海便一分为二了。做了“大总统府”的中南海，面积达一千五百亩，其中水面占七百亩。它比东面的故宫大出三分之一，比北海的北海公园则大出近一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南海是迄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占地最广大、保存最完整、风光最秀丽、政治最神秘的一座皇家园林。
“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菊香书屋”更显清幽典雅。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在中南海高大的院墙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从中南海的南门，也就是新华门进入中南海，顺着南海西岸的马路行至北头，便会看到一个大院，正门上方所悬的黑色大匾上，雕刻着乾隆皇帝手书的三个金色大字“丰泽园”。丰泽园建于清康熙年间。门外原有稻田数亩、桑树数十株，为清王室每年仲春演耕之处。
“丰泽园”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它由许多小院落组成。
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澄怀堂之后为遐嘱楼。穿过颐年堂东侧，有走廊通往东面一座四合院，就是著名的“菊香书屋”。康熙题联曰：“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之前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搬到西花厅。
如果说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那么“菊香书屋”则更显清幽典雅。
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将毛泽东安排在菊香书屋居住是多么美妙，因为这和意志坚强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个性很贴近！同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里有一个名为“不染亭”的四方亭也和它的主人个性多么相似！
有幸走进挂着“菊香书屋”匾额房子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厅，穿过它才是一所院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菊香书屋改成“菊香书院”更为合适。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呈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为什么有人将毛泽东比喻为“紫云轩主人”？这是由这个牌匾而来。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挖的，毛泽东从来未使用过。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工作人员称它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东厢房也是五间。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过厅南侧的两间，至今没人披露它到底作何用途。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小的便门出入。
毛泽东很少从西便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厨师运粮运菜大都经过此门出入，有时也利用北侧的便门。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院内来，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
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因此这里经常来住一些工作人员的孩子。
出了菊香书屋正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由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了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间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过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有一次，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初夏时节，这座古旧的四合小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过去这里是公园，由他们随意美化，我们不干涉。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了吧。摆一点松柏怎么样?”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商量。
工作人员露出了不解之色。
“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会有工人农民来。”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工作人员立即同花工商量，挪走花盆，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棵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两盆绿草。
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
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对自己的床却有与众不同的“讲究”。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
当走进紫云轩毛泽东的起居室时，你会惊讶地看到，毛泽东睡的硬木板双人床不仅十分宽大，而且十分简朴，大床的一半放满了整整一尺高的书籍。
这张既不高贵又不豪华的大木板床可谓来之不易，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当毛泽东初进北京时，便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一通脾气。原来，毛泽东对卧室那张弹簧床极不满意。其实，这间卧室内惟一豪华的家具就是这张弹簧床。警卫员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床，坐在上面就像是坐在沙发上一样。他们觉得这个床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任何一张床都要高级，于是将这张床摆好，等待新主人休息。可新主人毛泽东并不买账。他看到这张床，声音很高地对工作人员说：“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他指示卫士们赶紧撤走弹簧床，并说：“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吃饭、睡觉、工作，可谓人生三件大事。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他对床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讲究”。
毛泽东对床有独到的要求—不能是沙发床、席梦思之类的软床，而是木板硬床。
转战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睡火炕，毛泽东睡不惯，走到哪儿，都是临时借用老乡的门板。毛泽东住在河底村时，房东的门卸不下来，他只好睡在火炕上，结果睡得不好。房东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家听说了这事，立刻将门轴锯了，把门取了下来。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批评那个干部“乱弹琴”。随后，毛泽东又检查了那两扇门，看到再安上不受影响，才不生气了。
毛泽东发火引起工作人员的恐慌，临时到哪里去找木板床呢？而毛泽东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来。这可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劝毛泽东暂时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再想办法。
正在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听了这种安排，头也不抬地说：“弄了木板床来后我再睡。”显然，毛泽东牛脾气又上来了，如果不能弄到木板床，他是不肯睡觉休息的。于是，管理科的同志们赶紧请木匠连夜为毛泽东赶做了一张大木板床。天快明了，毛泽东终于看见了这张木床，很满意，上床倒头就睡，而那张豪华的席梦思被冷落一边，直到后来被搬走。
几个月后，这张木板床随着毛泽东搬进了菊香书屋。不久，工作人员又对毛泽东的木板床进行了改造，使它变大了，足有5尺宽。为什么要把木板床加宽呢？因为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公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用来放书的。平时，毛泽东床上的书堆得足有一尺多高。毛泽东自己说过：“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至于我更是比一般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要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舒服一些。”
改进后的木板床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毫无刻意雕饰，与一般人家的木板床并无区别；二是宽大，可以放很多书。
毛泽东深为满意。此后，他一直睡这种木板床，从来未曾改变过。
这些和他相伴的书都是平时常要看的，一摞摞有秩序地排在床铺的东半侧，等候着主人去阅读、理解和思考。毛泽东将每本书看过的部分都夹上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记录上的铅笔字。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好像是书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查寻。正看着的书籍还要继续看时，则卷着摆放在那里。这些书籍几乎都是线装的古书。毛泽东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作过馆员有关。
据说，毛泽东最后居住的“游泳池”书房里的书和丰泽园收藏的书共有十多万册。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至今，书籍、手稿还未全部整理出来，可见这“海洋”之大之深！
毛泽东爱书，爱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饭茶不思的境界。他的办公室、寝室、饭桌、卧榻甚至卫生间，信手拈来都是书。处处显示着书的世界、书的天地和书的魅力。毛泽东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
毛泽东的床头桌右侧，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盏台灯总是亮着伴着读书人。在灯光下的书被照得很醒目，主席半卧着读书..当工作人员走进他的寝室时，常会看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一点儿也没有觉察有人走进来，读到有趣之处，常常听到从他那抖动着的喉部迸发出的“格格格”的笑声。
毛泽东的藏书室，设在北房西侧的里间和西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房屋内，在占据了近一半空间的书架上，摆满了夹着纸条的书籍，其中线装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
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毛泽东推崇司马迁的《史记》。
在近代的著作中，毛泽东赞赏鲁迅先生的著作，对郭沫若的著作也很关心。每当毛泽东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就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
“主席要休息啦!”
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了，毛泽东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熄，原来他又转入了另外的一种工作状态—在灯下看书!
毛泽东起居室里的灯光成了值班卫士观察他读书或睡眠的一个信号。所以每当毛泽东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还没有休息。这时，大家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有时见灯光熄灭得早一些，值班的卫士便会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或幸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了居住了17年的菊香书屋，搬到临中海西湖畔的游泳池旁的一栋普通平房里居住。开始是因为毛泽东爱游泳，经常在游泳池边看书、会见客人甚至办公，旁边的房子正好供他休息之用。时间一长，毛泽东干脆在这里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把这里变成了居住的地方。他的客厅也兼书房，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读书的地方，这里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令人叹为观止。那环壁而立的简易书架和层层叠叠的厚书，将人带进了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大世界。毛泽东这小小的书房，犹如地球的一个支撑点，将他精辟的论点和科学的预见，交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
大家见主席放松了，也跟着松了口气。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有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就一律拦在门外。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周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毛泽东充满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工作人员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
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哎！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吗？”
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了起来。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个细节都被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儿掖在口袋里，另一个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
★ 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期间，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生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也很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的记者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后，他却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里，江青绝没有记者们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你们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样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
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美国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上去吗?
今天，他登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采访过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们身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于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这不仅是在天安门上作了一个象征，而且是和斯诺明明白白地说了。这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中已经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们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转告到尼克松那里..
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这次尼克松没糊涂，派了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4月6日深夜，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比赛期间，中国邀请了若干个国家的球队在归国途中来北京打球。一些美国队员很想来中国。碰巧，在他们动身去日本之前，美国政府完全取消了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方面的限制。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表示了他们的兴趣。
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这里，向他汇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当周恩来汇报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时，毛泽东沉默了!他深思着，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策。
1970年，曾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做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当年进行的。戴高乐如来中国访问，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然而，戴高乐却去世了。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泽东还给戴高乐夫人发去了对这位将军的唁电，这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非共产党政治家的惟一的一次赞扬。
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毛泽东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代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亮得早，屋外响着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
4月14日下午2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坐在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立刻报以热烈的鼓掌。
乒乓球运动是中国体育运动的强项，被视为是中国的国球，多次参加国际比赛，拿回来的冠军最多，连外国人也惊叹：这个小球简直就是为中国人发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真可谓以长克短，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
虽然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一板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却为这一板叫绝、叫好。
这一回该轮到美国人出击了，他们也不含糊，为了寻求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总统尼克松派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遇大事不糊涂”、“此人有文化”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身后是很有外交风度的黄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来迎接基辛格的车子是中国最高级的轿车“红旗”。这种车子最明显的标志是前面的一面有机玻璃制作的红旗。基辛格面色冷峻，毫不犹豫地坐上了“红旗”车。
一路绿灯。
他们很快来到了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6号楼。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从里到外充满了东方情调。
叶剑英举行的欢迎宴会是相当丰盛的。基辛格曾经以“中国通”而著称于世，却不会使用中国筷子。他对那两根用竹木或是象牙制作的棍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他不能不承认，中国菜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但基辛格此时的兴趣却没有放在中国菜上，他急于想见周恩来，因为，见到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的成果能有多大。很快，他被告知，周恩来要到他住的6号楼来和他举行会谈。
站在楼门口的基辛格看到周恩来的车子停下之后，周恩来从车内走了出来。这位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似乎没有疲劳的时候。
他快步走到了基辛格的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和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道：“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
由于基辛格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必将把历史性握手和震惊世界的新闻留给总统尼克松。
1971年7月15日，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随着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它的公布人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尼克松特使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秘密来华和周恩来几次会谈后产生的公告。
公告全文不过200来字，从起草到达成协议也不过只有几十个小时，可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为了准确表达双方的意思，避免“谁先主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磨，已经不是在咬文嚼字了，而是在咬撇嚼捺，负责起草公告的黄华和章文晋，几乎到了把公告嚼碎了还能倒背如流的程度，才算基本定下来。可是最后定稿时，周恩来还在一遍遍地仔细琢磨措辞，考虑尼克松要求来华，我们才邀请，他们美国的面子难看，就将“要求”去掉，加上“获悉”，使这句话变成“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改动，基辛格喜出望外，拍手称好。当即就爽快地同意在他秘密离开中国的第四天，即15日同时由中美两国向外界宣布这个公告。
继这个惊天动地的公告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等待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杜修贤当机立断，率先按响了快门。
1972年2月21日清晨。窗外的天色还没有亮透，灰蒙蒙的，中南海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便早早起身，开始忙碌起来。
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不仅是中美史上的大事，也是摄影记者的大事。永恒的瞬间将系在摄影师的食指上，真可谓弹指千钧!
北京的早春二月，寒气依然逼人，空旷的机场上卷过一阵阵寒风。大街上和往常一样安静。但是细心的人们还是从街头橱窗的报纸上，看到了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
机场上一百多名记者，站在人工搭的架子上，耐心等待着历史经过长期准备后形成的伟大瞬间。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上空。
候机厅旁的小休息室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已等候多时。天上银色的飞机扯着尖锐的呼啸，发出颤震的轰鸣，降落在主跑道上。这时周恩来率先走出大厅门，站在分支跑道边。跑道两边插着彩旗，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穿着大衣笔直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
一会儿，飞机像辆硕大的车子，高展双翼，飞快地从主跑道驶上分支跑道，越跑越慢，最后停在离人群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哗..哗，记者们一阵骚乱，只听见照机机、摄影机的碰挤声。飞机还未停稳，所有的机子却已贴稳在眼眶上了!
记者们屏息静气，紧张地等待大洋两岸历史性的握手!
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紧跟身后的是他的夫人。尼克松身着灰色的呢大衣，夫人则如一团火，鲜红鲜红的..
尼克松步子很快，他一会儿挥手，一会儿鼓掌，一只脚刚落平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二三米开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当机立断，一锤定音，率先按响了快门。随后一百多部机子发出爆豆般的脆响。
“不卑不亢”是这次的接待方针。为了能体现这一方针，杜修贤琢磨了不少日子，才周密细致地捕捉到这个难得的瞬间。
按照惯例，每次活动后两小时内，要将照片送给周恩来审阅。摄影记者选了一张握上手的，又选了一张没握上手的照片送审。周恩来拿着照片反复比较，最后拿出那张由杜修贤拍摄的没有握上手的照片，交给新华社发表。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他的“游泳池”住宅会见了尼克松和夫人，以及全体随同官员。
在这一个月前，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一直重病缠身，精神情绪都不好。
开始会谈时，毛泽东的动作显得迟缓，表情也呆板。可是谈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情绪渐渐高涨起来，红晕淡淡漫上了苍白的脸颊，他一会儿将手高高扬起，一会儿又笔直落下，这忽上忽下的大幅度动作，使美国客人消除了紧张情绪，也受到了这个愉快气氛的感染，话也多了，快乐诙谐的会谈中还夹杂着争辩。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惊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最后说：“你们下午还有事，谈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10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尼克松总统继续举行会谈。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乔冠华等。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提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到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1972年2月28日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周恩来和田中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新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地提高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铁幕被打破了。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四十一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尼克松说：毛泽东在“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听到后，也说了一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吗?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这两句话，一句是唯心主义的，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却这样地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拨正了航向，改变了中美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尼克松为适应这种形势，也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基辛格刚走，中国便收到了联大以多数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台的特大喜讯。毛泽东说：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时，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意想不到的事。
197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抽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次大战刚拉开序幕，欧洲战争迭起，乔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以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情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向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后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全部撤走，才是最体面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事物都在发展。”
1974年2月21日，卡翁达偕夫人二次访华来到北京，这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访问。22日下午，在中南海，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卡翁达进行亲切的会见，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呀!”
卡翁达对此完全赞成：“对。”
毛泽东友好地发问：“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很快作答：“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显然对此回答感到满意，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的回答是：“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他提出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这个战略思想简练地予以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以非洲著名政治家的眼光马上做出评价：“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迅即表态：“确实如此。”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大发宏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与卡翁达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做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对卡翁达说：
“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而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凝聚昔日辉煌的老照片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
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形势，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
1974年9月，北京的气候慢慢转凉，火辣辣的太阳换上了温和的面孔。
还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马科斯派他的夫人和儿子来中国访问。总理这时刚刚动了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他在医院里会见了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江青又一次像吞了兴奋剂，情绪空前高涨。马科斯夫人在京期间，江青喧宾夺主，总是抢在李先念、邓小平前面讲话。甚至擅自做主带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小靳庄访问，这是原来接待计划里没有的项目。
江青有时用极复杂的眼光打量雍容华贵面容美丽的马科斯夫人。酸酸的嫉妒，还有蔑视的傲气在瞳仁里交织在一起。摄影记者杜修贤有心拍一张照片，无奈江青不允许。她和伊梅尔达单独谈话时，不准他们在旁边拍摄，理由是，拍摄的响动总是打断她谈话的思路，使她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只好提着机子站在一边，眼睁睁望着江青“出戏”的镜头从指尖失去。
马科斯夫人提出要去长沙拜会毛泽东。杜修贤挎相机随同拍摄采访。
已经9月了，长沙的气候还很闷热。毛泽东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环境优美、宁静。去的那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
从照片上看，马科斯总统相貌有点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他的夫人却天生丽质，听说她是菲律宾的第一美人。已经40岁的人了，却打扮得像20多岁的人。
毛泽东的客厅比游泳池的书房要大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书。
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马科斯夫人先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她的儿子。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的脸上随即浮现出幽默的笑容。此时的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那超越既定之规的天性促使他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自如行了这个“洋人”的礼节。夫人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杜修贤被毛泽东这个意外的举止搞蒙了，竟没反应过来，这个镜头本也可以拍摄的，但一愣怔，这个潇洒的镜头几乎没人注意就永远地结束了。杜修贤当时遗憾极了，这几年老一套的外交礼规，把他的思想和视野都搞得僵化陈腐起来，这么动情的镜头却丢了。
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仅诙谐幽默，还有诗人的潇洒，所以这个瞬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常讲主席的趣事。就他本人的战地爱情浪漫曲不谈，他在百忙中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找对象，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参谋着叫卫士去赢得姑娘的芳心..
在杜修贤的记忆里，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个潇洒瞬间后，再没有出现过奇迹。他的身体沿着自然规律的轨道迅速地下滑。而他的威望随着人们的爱戴、人们的仰慕迅速走向世界。
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忙于会见外宾。杜修贤他们有时都看着心痛，现在都说那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热爱近似一种迷信，那么外国人眼里的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呢？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和魅力。
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会见外宾的新闻照片，杜修贤都要给他亲自审阅后才发表。他一直想在爱戴他的人民面前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一旦照片上出现苍老和病态，他就“以守为攻”，宁愿不上镜头也不想破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1974年11月6日，主席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事后杜修贤将照片送给他的秘书，让她转给主席审阅。秘书告诉杜修贤，以后不要再发主席和外宾的合影照片，这是主席本人的意思。
以后毛泽东不再让杜修贤拍摄他和外宾站立的合影。他的心思杜修贤理解，因为从镜头里看到久病的人和健康的人站在一起合影，反差对比更加鲜明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