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组发生的定义
A次组这一次组所注重的是把文化看做一个产品和器物。
37.温斯顿（Winston），一九三三年：
从一重要的意义来说，文化是社会互动的产品。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以内是文化行为。个人的习惯型模是由适应既成的习惯型模而形成的。在这个范围以内，人的行为就是文化行为。这种既成的习惯型模是文化之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个人是生长在文化里的。
38.孟达克（Murdock），一九四九年：
学习过程与社会二者的交互影响，在每个人群里产生一套藉社会来传递的适应行为。这一套适应行为是超乎各个人的。因为，同一个文化为各个人分享；它的作用比各个人生存的时间长；它的质与量大大地超过任何单独的个人独自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文化”一词是用来表示这一由后天习得并且由社会传递的系统。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二 文化的定义（6）
这一次组的定义显然是从社会学的观点着手的。
B次组着重观念的。
39.华尔德（Ward），一九○三年：
如果任何人愿意这么选择的话，那末我们可以说，一个文化是一个社会结构，一个社会有机体，而观念则是它的胚芽。
40.维斯勒（Wissler），一九一六年：
一个文化是观念之确定的联结丛。
41.布洛门塔勒（Blumenthal），一九三七年：
文化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文化观念之总全。所谓文化观念，乃保有该一文化者所能藉符志来交通的东西。因此，所谓“文化的”，意即“可藉符志以行交通”的东西。
42.阿斯谷（Osgood），一九四○年：
文化包含着关于人的一切观念。这些观念已传达于人心，且为人所意识到者。
43.泰勒（Taylor），一九四八年：
如果我们把全体的文化看做一个记述的概念，那末所谓全体的文化意即一个人一生下来由学习得到的或由创造得到的一切心灵建构或观念。“观念”一词包含这些范畴，例如态度、意义、情操、情感、价值、目的、兴趣、知识、信仰、关系、组合，而不是克罗孔与凯利所说的“设计”因子。如果我们把全体的文化看做一个说明的概念，那末所谓全体的文化意即我们的一切心灵构造。我们用这些心灵构造来了解并且反应经验世界里内起的和外来的刺激。文化本身是由观念构成的，而不是由程序构成的。
44.福尔德（），一九四九年：
简单地说，文化可以定义为观念之流。这一观念之流藉符征行为、语言、指导或模仿来从这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
上列定义似乎把文化界划得太窄。因为，仅仅是观念不足以概括文化之全部。把文化看做是观念的想法，与德国十九世纪若干哲学家所说“精神文化”血缘极近。这种看法可藉人类学家所引用的一个对话表达出来：严格地说，没有所谓“物质文化”这样的东西。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祈祷或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
这种说法，颇合观念论者的脾胃，但是对于想获得关于人类文化学之积极的和特定的知识之人类学家却少帮助。显然，同一观念可有许多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足见观念不就是表现方式。固然，没有某一观念就没有某一表现方式，但是仅有某一观念却不必即有某一表现方式。我现在颇有一高等研究所的观念，但苦于无表现的方式。
除了上面所选六组共计四十四个定义以外，近十几年来文化学中新出了不少关于文化的定义。作者现就所知选择三个在下面：
45.马尔刻塞（），一九五五年：
用有秩序的方法来消减人的力必多（libido），消减力必多对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及表现方式之有力的妨害，即是文化。这是从心理解析学的观点来定义文化。
46.奇森（），一九五八年：
文化是由学习得到的，由社会传递而来的行为或风俗。分开来说，一个文化意即有地域限制的、多少各不相同的，和有独特性的行为系统。例如，爱斯基摩文化、卡奇印第安文化。
47.提第也夫（），一九六三年：
文化是事物、价值、符号的意义，以及一再复现的行为方式之全部范围。这一再复现的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指引社会里个人的动作。文化的任何层面都不能藉生物遗传的途径传递给下一代，而且每个人必须在出生以后学习属于他的文化。即令某个人死亡，文化的型模或罗聚形态还是继续存在的。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一 文化的变迁（1）
我们在上面列举了四十七个关于文化的定义。看了上列四十七个定义以后，从事中国文化问题论争的人士可以问问自己：在论争时所谓“文化”合于那些定义中的哪一个或哪些个？
显然得很，在那些定义中，任何一个定义只说到文化的一个或若干个层面或要点。这也就是说，在那些定义中，没有任何一个足以一举无遗地将文化的实有内容囊括而尽。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文化实有的内容太复杂了，复杂到非目前的语言技术所能用少数的表达方式提挈出来。虽然如此，我们把上列四十七个定义合起来看，就可约略知道文化是什么。从那些定义，我们可以推论出下列各条；
第一，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不可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好的”或“要得的”看做是文化；而把我们认为“不好的”或“要不得的”看做不是文化，而只是“历史中的偶然”。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任何一个层面或要件或事物，无一不是文化所有的层面或要件或事物。就西方文化来说，基督教的教义，哥白尼的天文学，及牛顿力学固然是文化，妇女束细腰，火焚圣女贞德，虐待伽利略，也是文化。天空的飞鸟，水里的游鱼，做不出这些成绩。就中国文化而论，孔孟之教，四库全书，文言文，白话文，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固然是文化，撒谎，走八字路，包小脚，后花园里埋婢女，还是文化。从认知作用来看，他们全在同一平面之上。这是对文化的科学态度。
第二，文化包括层进中的各层。所谓“物质”和“精神”这样简单而又粗疏的二分法不足以相应地特指文化的内容。如果文化是人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那末没有文化不是含有“精神”成分的。依此，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截然划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俗见所谓“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的说法，简直
不知所指为何！基督教教义，天国的理想，欧基理德几何学，理论物理学，纯粹数学，康德哲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歌德的文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种田，织布，采茶，防旱，筑皇宫，建万里长城，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
第三，文化之所指不限于所谓“文明人”的，所谓“野蛮人”同样有文化。所谓“文明”和“野蛮”之分，以及认为自己总是站在“文明”这一边，这种念头是出于自我重要感、声威要求和对文化的知识之贫乏。基于“文明”和“野蛮”区别之上的文化观，是文化的价值观。文化的价值观，常投射于我族中心主义。所以，这种文化观毫无科学的意义可言。在事实上，文化是地球表面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个地球表面，除了传说中的或极少数的狼人以外，凡有人的地方都一定有文化。完全没有文化的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14]巴黎、纽约、东京、台北固然有文化，新几内亚、班克斯群岛（BanksIslands）、麦伦尼西亚岛（Melanesia），同样有文化。只是这些文化多少各不相同罢了。
第四，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变动之中。有的文化变动较快，有的文化变动较慢。有的文化变动得缓慢使生在其中的文化分子感觉不出来。于是，他们就下个结论，说有不变的永恒文化。
第五，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我们简直不能设想没有价值含在其中的任何文化。价值是支配行为的要素。价值在不同的具体环境里发芽、滋长，并且作不同的特殊化。玄学家可以对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依其玄学观点来思构；可是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除去玄学家创构的价值观念不计，并非玄学的思构。它是实际生活的产品，但又可支配实际生活。
第六，文化与文化价值都是相对的，虽然也有普同的部分。在世界文化典型尚未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笼统地说某一文化优秀或某一文化不优秀。我们在以上所说的种种，是以后的讨论之根据。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一 文化的变迁（2）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过程便是濡化（acculturation）。在濡化过程中，主体文化所衍生的种种变迁，就是文化变迁。
文化传承主要地是累积的。文化的发展可能作不同的形变，但很少戛然中断的情形。在若干文化里，有些文化要件可因不再需要，风尚已过，重大的灾害，基本的政治变革，人口锐减，天然环境限制，经济贫困，而告萎缩甚至消逝于不知不觉之间。弓箭因抵不住洋枪大炮而归于无用，于是中国制造弓箭的技术濒于失传。自西方的颜料和染色技术传入“中土”以来，麻烦而费时的土法染布技术逐渐归于淘汰。在过去稳定的社会里所培养出来的深厚笃实的友朋关系及其观念，在当前这种流变的社会里便很难再维持。太平洋岛屿因无适当陶土，于是陶器缺乏。爱斯基摩人因树木难得，于是独木舟失传。甚至一个文化的中心价值也会改变。例如，欧洲中古时代基于教权而存立的中心价值是神化；而从近代到现代的欧洲文化因受工业制度的从根推动，整个欧洲的中心价值是趋于俗世化。这两种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s），简直是背道而驰的。
这类事例，从古到今，可说不胜枚举。虽然如此，整个的文化于一夜之间中断而文化分子巍然独存，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林顿（）指出，文化从有人类以来一直是联续到今天。各个文化里的要件之一部分——不是全部——互相渗透、化合，或再分殊。某一文化要件在它自己原有的文化天地里失传时，也许在别的文化天地里可以找到。
当A和B两个文化接触时，常发生文化变迁或抗拒文化变迁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国土遭受另一个国家攻击时，常调集部队来抵御入侵武力。同样，当A文化抗拒因B文化之扩散而引起的文化变迁时，它便发生文化紧张（culturaltension）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中，容易滋生防卫反应。顺着这种轨序的衍发，它的文化分子往往搜罗文化产业或编织许多理由来自圆其文化的优越性。这种情形，叫做文化的自圆（culturalselfjustification）。这种动作的目的，正在抵御入侵的文化，并且保卫自己的文化，免得它在被动的变迁中消亡。这种“文化抗战”行动，表现在器物方面的是“我们的货品比你们的好”；[3]表现在思想、文物和制度方面的是“我们的思想、文物和制度是最优越的”。有时，这类文化分子中有些分子的识见略高一筹，当他们在说“我们的思想、文物、制度是最优越的”时总认为不够稳当，于是引用外来文化之似乎相合者以自壮。[4]这样看来，这些动作是为了抑制文化变迁而作的变迁努力。所以，它还是一种文化变迁。这种努力，作者预备叫做文化的重行自我肯定（culturalself-reassertion）。文化的重行自我肯定，在文化整合崩解和文化理想茫失时常易出现，亦若《烧饼歌》等在社会动荡、前路茫茫时之常易流行然。
为了简化说明起见，我们假定这个地球上有而且只有A和B两个文化。A和B相互接触时的细节很多，但我们可以简化为后列型模：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一 文化的变迁（3）
α
βγ
在上列表解中，α表示A和B各自在濡化以前的阶段。β表示A和B在濡化中的阶段。a1表示A的扩散尚未刺入B的核心价值领域，b1表示B的扩散尚未刺入A的核心价值领域，所以都可畅行无阻。a2表示A的扩散如刺入B的核心价值领域便受到阻拒，b2表示B的扩散如刺入A的核心价值领域便受到阻拒。A2B2表示A2和B2之已濡化的部分。γ表示A和B到了完全濡化的阶段，即二者已经完全化合。这当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情况。可是，就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主动力看来，这一情况的终归到来是颇有可能的。我们从裘利安?赫胥黎（JulianHuxley）的话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人类在文化和意底牢结（ideology）方面的歧异远较其生物衍发上的歧异为大，因此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品种”：古代亚叙文化与近代美国文化之间的历史差异与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同样重要。从侧面来看，比如说，爱斯基摩社会和麦伦尼西亚社会间的差异之大好像蜗牛与虾子间的差异之大一样。但是，这种差异现在却正在被一种辐合的趋势所抵消。科学在其潜能方面是普遍的，而且科学在技术和医药上的应用都是迅速地遍及全世界。心理的和社会的演化确实是向着一个单一的知识和观念的府库集注；并且人类之意底牢结之辐合在一起乃显然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另一方面，意底牢结和科学合一的情形，也显然必须与最大量丰富的文化内容及其差别性结合在一起。
这个问题关系乎人类文化今后的走向，我们要在以后讨论。
A濡化
文化变迁的动因、形态、归趋，以及对于经济、教育和现实政治的影响，都是很复杂的。而这一复杂的全体是在一整个的文化动理（culturaldynamics）场合中进行的。一个文化的变迁，或由内部的动因促成，或由客体文化扩散的刺激引起。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都在濡化程序以内。
现时在一般人士之间流行的一个名词“文化沙漠”，是一个不合事实而无所指谓的名词。依据我们在前面第二章后面的推论所说的，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文化。因此，文化沙漠不能是一个有何实际指谓的名词。制造这个名词的人之所以制造这个名词，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里没有值得他欣赏的文化事物，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足够数量的文化事物，也许是因为二者。无论是因为何者，世上并无“文化沙漠”。地球上没有文化的心如白纸（tabularrasa）。任何一个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刺激所作反应，总是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culturalbaseline）上作反应。一个文化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上来反应另一文化的刺激时如行濡化，那末濡化的基础便是濡化基线（baselineofacculturation）。濡化基线是决定文化濡化过程是否顺利和濡化所生文化特征为何的先在条件。不同的濡化基线决定不同的濡化过程及不同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当甲文化与乙文化接触时，甲文化不是以一文化真空来与乙文化接触，而是在它自己的基础上来与乙文化接触。这一带着自己的文化本钱的主体文化，在文化接触的程序中，就是濡化基线。中国对日作战时期，美国飞机初次飞临云南省土司地区上空，土人以为天神飞临，纷纷下跪膜拜。这种模式行为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线上对美机飞临这一刺激所作反应。在他们的脑海中没有“飞机”是“飞行的机器”、飞机不是崇拜的对象之观念。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一 文化的变迁（4）
我们刚才谈到濡化基线，没有分析到构成这一概念的成素概念“濡化”。为了作深进一层的了解，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概念略加分析。濡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程序，在这个程序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联续着发生接触。结果，其中一个文化吸收了另一个文化的要素。例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触，逐渐吸收了“洋文”、“船坚炮利”、喝咖啡、吃巧克力糖、弹钢琴等等。濡化有不同的类型。文化接触时文化分子的团体之大小，接触时是出于被动抑或自动，文化分子的相对地位，双方的态度是友好或是怀敌意，彼此的风俗习惯是否相同，这等等因素决定濡化的类型之差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形之一是同化，文化的同化乃A、B两个文化接触时，其中之一的某些特征消失，而形成一组新的特征。殖民地的文化中多有这类现象，移民众多的地带也如此。另一种情形为前面一再说及的扩散。扩散乃濡化之有条不紊的程序。扩散并非发明，但使许多社会产生相似之处。例如，结婚程序，医药程序，法律程序，许多社会相似。
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观察濡化的情形。同一个文化C向甲乙两个不同的社会扩散时，甲社会与它的濡化不顺利，乙社会与它的濡化顺利。这是因为通体社会（gemeinschaftsociety）的社会功能与结构濡化难，而联组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濡化易。比较起来，在通体社会里，行为模式固定，对文化价值的基本前提少发生疑问，坚持固定的规律，坚持传统，以社会制裁作维持伦范的方式，倾向于要年轻人“向后看齐”，注重地位与声威，动辄诉诸权威和情绪。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是刚性的、固持的和保守主义的，并且缺少适应的弹性。这种文化具有一种“不全则无”的特征。这种文化是相对孤立的文化。它的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较少往来，因此易于形成自我中心的观念以及由此观念出发所作的论断，并且未发展出适应多样变化的机动习惯（mobilehabit）。这种社会的社会结构相当同质（homogeneous）；[6]而不太容忍异质（heterogeneity）。[7]从这种社会文化里泡大的人多喜简单的确定（simplecertainty）[8]，并崇尚复杂问题之简单的解决。所以，这种社会对因文化变迁所引起的挫折之“忍受阈”较小。于是，在濡化过程中，一般文化分子对不愿接受的外来文化事物常持抗拒态度。尤其当外来文化攻击他们所抱持的核心价值[9]时，他们常持“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牺牲精神来保卫这种价值。中国改朝换代之交传统文化里所谓的“忠臣死节”，韩国妇女不惜牺牲生命以抗拒日军奸淫等等都是。这种性质的文化，在受到不同质的客位文化之大量进击时如它尚未解体，那末它对这一刺激的反应常为防卫核心价值堡垒。所以，在文化的接触之秋，我们常易听到“保卫固有文化”的呼声。可是，保卫的方式，常为诉诸文化的尊严（culturaldignity），诉诸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诉诸民族情绪（nationalfeeling）。这些方式固然多少可以激起若干涟漪，但经不起理智认知的考验，并且不是建立在一客观中国文化的展望经验的基础上面。于是，这样的文化如果骤行大量文化变迁并进而触及核心价值，便易于发生严重的文化解体。这样的文化一旦解体，要再行整合，势必甚难，至多只能扳回一点形式。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一 文化的变迁（5）
联组社会的价值的弹性较大，传统规范对行为的规范力较松，老人没有权威，注重青年的一代，进步成为动力之一，社会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交往频繁，我族中心主义比较淡薄，由此观念出发所作论断的排他性也不强烈，社会分子富于适应多样变化的机动习惯。总括起来说，这种社会富于文化适应力。因此，它和别的文化接触时，濡化往往易于进行。纽约、巴黎和东京社会是显著的例样。这样的社会因其文化不僵固而富于调整机能，所以不易发生文化解体的情形。恰恰相反，它是时常在吸收新的文化要件的过程中而改变它自己。所以，它是在“进步”中。这样的“进步”才是实质的进步，而不是表面枝节的进步。甲乙两个文化，如果核心价值相同或至少不相格，二者有历史的关联，或有平行的发明，那末彼此的濡化便不困难。例如，英国人移民到澳洲，美国移民到西德，或西德移民到美国。在这些条件之下，二者在濡化过程中，文化的敏感地带、基本前提、价值体系，以至于基本技术，都可以和谐一致。北大西洋联盟之所以成为可能，而且继续发挥其防御东欧集团军事势力入侵的功能，它的文化基础在此。因此，北大西洋联盟的成员之间即令有何歧见，也不致歧见到破裂的地步。在另一方面，构成联合国的一百一十五个国邦的文化真是五花八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之间的分歧力大于它们之间的凝聚力，共同点小于差异点。所以，与北大西洋联盟的文化基础比较起来，联合国的文化基础真是脆弱得可怜。因此，联合国所能号令于各会员国的事端只限于各会员国共同承认的那些不违背各个单位文化的核心价值的一点点，例如卫生等等。
如果甲乙两个文化没有足够多的共同前提作共同的基础，没有重要的桥梁以资沟通时，如果甲文化的文化分子要吸收乙文化的文化事物，那末常常势必首先抛弃自己原有文化的文化事物之或多或少的部分，然后从头学习新的乙文化的文化事物。显然得很，这种困难是双倍的，而且涉及性格形成（personalityformation）。中国文化分子已经旧式结婚者，如果要学西洋的“文明结婚”，首先必须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原有的“黄脸婆”脱离关系。所以，在近几十年来的所谓“新旧过渡”阶段，婚姻悲剧比比皆是，远近皆闻。复次，作诗、填词、做对联所受训练和所需心性（mentality）与习数学及物理学是大不相同的。可是，自中国不得不从事“洋务”以后，二十几岁的文士必须抛弃前者而转移心性来习后者，这种困难和挫折是不难想见的。在白种人光降澳洲以后，澳洲土人的“固有文化”瓦解，并且土人逐渐归于消灭。欧洲人惠临美洲大陆以后，红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步步式微。这都是文化濡化困难所造成的结果。
在濡化的过程中，接受客位文化的，有时只限于较少数的文化媒人。例如，商人、留学生、工程师，或其他从事文化工作的精干（elite）。这些人物可说是濡化的“先进分子”。可是，当着这些先进分子接受濡化时，社会极大多数文化分子和原有文化的主峰可能并未触及。中国在近代“西化运动”中就产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脱节现象。在文化脱节现象中，原有的一个文化分化而为“新文化”与“旧文化”。二者之间产生裂痕和距离。主张新文化的先进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这一行动引发旧文化分子自卫，于是反应而为“保卫传统文化”的运动。这么一来，文化的竞技场就形成。在这一竞技场中，无论从事新文化运动成功或不成功，或如成功而成功只到什么微小的程度，无论保卫传统文化是否有效，都天然地产生或多或少的文化动力。这一文化动力或多或少促致文化变迁。文化变迁可能被暂时抑制，但不能被永久抑制。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一 文化的变迁（6）
当一个原有的文化分裂为新旧并且正陷于难分难解之际，相应的可能出现新旧两种声威团体或其表征人物。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同一个北京大学，就出现洋学者胡适之和拖小辫子的辜鸿铭。因为当客位文化入侵主体文化时，极易引起主体文化分子自觉。在这一文化的自觉中，产生了文化的比较作用。在文化的比较作用推动之下，很自然地产生了文化的优劣问题，谁该领导谁的问题。这类问题常不易得到一个客观认知的解决，而常受带情绪的价值评判所左右。例如，甲文化如果缺乏乙文化里所有的工具，那末甲文化可能采取它；但不必然采取它，也许因酸葡萄主义而故意鄙弃它。至少在一时如此，例如，叶德辉不肯用电灯。既然如此，在这一关联中，易于出现“各是其是”的情况。新起的“文化先进”在“文化改革”声中，依前所述，常常走在大家前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他们介绍进来的客位文化事物或派头纷纷为新生代或一般大众接纳和仿效，那末原有的文化贵族可能藉口鄙夷“追逐时髦”或“轻浮少年”或“低级趣味”或“忘本”而不屑“随俗”。比方说，中国一部分文化分子之接受西化者，常住洋房、坐汽车、穿洋服。在这些文化事物初来中国的时候，都是新进人物的声威符号（prestigeoussymbols）。然而，就在这同一时候，以保卫本有文化为己任的人士却鄙夷这些东西。他们常穿长袍马褂，手持旱烟袋，戴墨晶眼镜，顶瓜皮帽，作文言文，走八字路，谈吐儒雅，斯文一派。这种典型的人物也可形成一个声威集团，而与前种人物相抗。
如果外来文化冲击本有文化，那末本有文化的反应形式可能很多。有的时候本有文化作自导改变；可是有的时候却作被迫改变。被迫改变所行的速度如果大于本有文化分子所能消纳的程度，那末便容易引起混乱、撤退，以及价值与行为脱节。碰到外来文化事物在某些情形之下无可抗拒时，主位文化分子在一方面不得不应付，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事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常出现“双重标准”。有许多中国文化分子从前在外面穿西装，一回到家里就穿中装。从前有许多学生在上海读洋书，可是假期回乡还得读四书。现今还有人在一方面行新式婚礼，可是同时还得向岳父行跪叩礼。这些都是行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之所以采行，因为它可以作文化的适应，可以减轻外来文化的压力，又可多少保存自己本有的文化。这么一来，于是在此类过程中，许许多多文化分子或团体之间的若干价值观念和行为常常不调。演变所及，在同一社会里，新的与旧的不协调，激进与保守冲突，“十里洋场”的生活与农村的刻苦质朴相去不知若干里，热中于革命的与主张保皇的各行其是。所以，整个的文化就这样被撕碎了。
B文化价值的移接
当着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接触时，其中含有两个价值系统的接触。外来文化要件合于原有文化价值，或至少不与之冲突时，才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广大的接受。当众人直接看到带入新价值的改革可有助益于增进既成价值时，便比新的价值单独出现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所以，当着有人采用新的价值时，常以大家已经接受了的价值作引介或导诱定义[11]。这是价值变迁程序中的“移花接木”法。例如，有人要把“民主”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便说“民主”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自古就说“君为轻，民为贵”。尽管这是附会其词，但是毕竟减少一点若干人对“民主”观念的抗力。任一新的文化价值或价值系统通过了原有文化的检查站以后，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价值界域。在旧式中国社会里，年轻未婚女子是不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的。但是，女子在西式医院作护士，既合固有的“仆妇之道”又合新的“服务人群”价值，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价值界域，于是女子在医院作护士的事终于比较顺利地被接受。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二 本土运动
某一价值在原有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或风俗习惯里可以维持得住，如果这些条件变了，那末该一价值便也不易再悬空地维持得住。例如“俭德”，在不重商和不发展生产的时代是一项济穷的办法。如果消费量抵不过生产量，那末从节约消费上预防物资匮乏的后果，这种“俭德”未尝没有实际的价值。可是，到了工业化的生产时代，大量生产第一，货物大量倾销为要务。要能大量倾销必须能够大量消费，货物像潮水似的向你们冲来。在这种情形之中，再要无条件地提倡“节约”的古道德，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据许光所说，我们可知一个非西方的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密切接触时并非全面抗拒变化。这个文化是会发生改变的。不过，它的改变不一定要全盘的，而是有选择的。它在选择或拒绝西方文化事物时，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科学成果之采用时不致冒重大风险者，比较易于接受。例如，邮局、汽车、铳枪等等。可是，一种科学上的新成就之采用，如需冒重大风险，则不易为一般人接受。例如，要一般农人采用新式抽水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传统农人用的水车之效率固然低，可是他们对它的性能已经熟习而且造价低廉。他们几人合买一条水车，不致太影响一年的生计。新式抽水机的灌溉效率固然比旧式水车高，可是农家要买一架的话，得冒至少一年经济上的风险。依此推论，科学成果的采用所冒风险愈是接近经济负荷力等方面的边沿，则愈不容易被社会普遍接受。由此可知，如果一项新的科学利器被介绍到所谓“落后地区”来而竟被拒绝采用，那末可能含有很实际的理由，我们不能马上说是“顽固”。
第二，新来的文化事物如果不扰乱原有的社会组织，或者与现存的风俗习惯综摄起来，那末便比较容易被接受，或抗拒作用较小。例如，西式“文明结婚”对原有社会组织抵触相当多，所以引起的抗拒也大。但是，到上海外国工厂去做事，到洋行去当“写字”，则毋宁受到鼓励。阴丹士林布在中国乡村，是“皆大欢喜”的外来客。然而，妇女穿短袖上衣违反“礼教”，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奋斗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第三，需要巨大资金才能兴建的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即令不必考虑风险，如果不是少数个人或一个单独的社区所担负得起的，也不易被采用，例如，大规模的水坝工程。西方人士看见中国一般人对水旱之灾常采漠视的态度而感到迷惘。殊不知这主要由于中国一般人无控制水旱灾变的能力。因为中国一般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对于自然灾变之来临，除了避退和忍受的消极抵抗以外，常持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同西方文化里“人定胜天，人能征服自然”的积极态度刚好相反。
C文化与性格
文化材料（culturalmaterial）是文化分子构成的必要条件。一个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基本地受他所在的文化型模和社会传统塑造。因此，在一个文化中，固然各个文化分子的性格各有其个别差异，但是大多数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结构或模式性格（modelpersonality）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的地方。而在濡化过程中，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决定对外来文化价值和事物之迎或拒。例如具权威性格的文化分子就很不容易接受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最大多数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在童年时期涵化[13]在社会里时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个时期或成年期，如果文化分子与另一文化接触，因着事势的需要或好奇或其他原因，他们可以重新学习。但是，他们很难得完全改变已经内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依此，当他们原来呼吸的文化空气之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令人怀疑或崩解时，他们往往会发生极大的性格冲突和焦虑反应。
中国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作新民”和“作旧臣”之间徘徊就是因此。这种时间经历一久，文化分子的性格会分裂。性格一分裂，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心灵的失落可能愈来愈厉害。这时，重新调整性格并且整合生活方式也愈来愈困难，但也愈来愈需要。我们试看中国文化在这一段转型所经历的调整性格之痛苦以及为求思想出路所受苦闷与挣扎，就可明了这类实情。在这种情形里，大家的心灵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各种各色的“主义”说词之下，很少知识分子不是“狂想曲”的俘虏，而“革命去”则是自我彷徨的崇高解救！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三 文化的罗聚形态
在文化再组合的过程里，文化动理的反应之一种为本土运动（nativisticmovement）。本土运动，依它的性质来观察，可分为两种：
一种本土运动是存续式的本土运动（perpetuativenativisticmovement）。存续式的本土运动包括类似宗教崇拜仪式和行为。这种运动在一方面是为了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反濡化。当原有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发生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机制作用时，这种作用是回反适应（reactiveadaptation）。在回反适应中含有返退作用（regression）。原有文化在外力——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即令在表面看来是臣服了，平静无事，可是，在实际上于其文化的潜力里也许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与“小传统”互相表里助长而不可分。近代中国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常与“江湖”或“下层社会”发生某种关联。这种活动，蕴积既久，一方面可形之于仇视那代表外来文化的地上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可爆发而为排外运动。一个原有文化受外来文化危及其核心价值时，最易与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这种时际，可能出现意志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玛（charisma），和类似宗教并夹杂魔术的群众运动。美国印第安人之群集跳鬼舞就属此类。中国的义和团也属这一种本土运动。
另一种本土运动是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nativisticmovement）。这种本土运动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原有文化之有价值的要素与所需新的要素合并起来，创建一新的文化整合。这种本土运动是开的。它所涉及的级距颇宽：从文化的基本前提到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生活，无不在想要更新之列。而更新的程序从极不切实际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到政治性的民族主义，从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到文艺复兴，都在“文化革命”者脑海荡漾。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余波属于这一种本土运动。这类的“文化革命”常常是波澜壮阔，可是对外来文化要件的选择不严。因为选择不严，所以呈现纷然杂陈的光景。五四运动以来的出版界和思想界是这种光景的写照。
第二种形式的本土运动是走上文化重建的康庄大道。任何基本变革性的文化重建运动，在起初发动的阶段，都难免是反偶像的、浪漫的和有扫荡性的，但却富于冲力。但是，这一阶段过后，就慢慢走上文化再肯定之路。文化重建运动走上再肯定之路的阶段，就脱离了起初阶段的浮气，而与“再生运动”同流。文化的“再生运动”常为文化分子之比较精密的，多少有计划的和有意识的努力，来建造适合基本要求的文化。一个文化重建运动要由起初的阶段，走上建设性的阶段，需要相当的稳定住境和足够的时间。可是，就中国社会文化而论，显然没有这些最起码的条件。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四 文化的特征
任何一个文化分子的“自我”之形成必定是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图解说明
这个三角形所表示的文化的罗聚形态及其中的自我形成是一种最简单的素描。双箭头表示箭头两端的因子之相互影响。虚线的圆形表示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之生物逻辑的限制。实线方形表示物理逻辑对生物逻辑的限制。
图中所谓“人的情境”可以指称另一个个人，也可以指称由多人构成的社会。无论是另一个人或由多人构成的社会，都可以成为某一个人之人的情境。这也就是说，某一个人之“人的情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别人对“我”而言可能是“我”之人的情境；同样，“我”对别人而言可能是别人之人的情境。这一社会可能是另一社会之“人的情境”；另一自我人自然环境人人的情境人超自然社会也可能是这一社会之“人的情境”。总括起来说，“人”与“人的情境”之间的关系乃“人际关系”。“人的情境”与“自然环境”大不相同，因此，“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人际关系”也大不相同。人对“人的情境”可以有“尊敬”、“同情”、“扫荡”等反应。人对“自然环境”往往有片面的“欣赏”，片面的“改造”，和片面的“利用”之类的反应。某些文化中的“朝山”或“谒圣山”的观念，并非人对纯自然环境的被动反应，而是该文化自身的宗教意识或类似宗教意识的意识向外投射到山上。
人对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即指人与人所在的气候、河流、湖沼、山脉、土壤、地形的关系而言。固然人常常主动地欣赏、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但是自然环境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来限制、影响或迫害人类。例如，地震、海啸、山崩、台风、水灾等等。
当然，这是就事实而论，并非说自然界有意主动这样做。人对超自然的关系即是人对自己所奉信仰，所制伦范和所尊道德等等。这些东西固然是人所创制的建构，可是，这些东西一旦社会化与传统化，便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多少发生拘束作用，并且转过来成为人的制度行为（institutionalbehavior）的主要建构力。
上图三角形的三个边之长度是可变的，而且这三个边之间的关系是一动理的关系。在一变动之中，任意一个或多个因子对这个三角形的任意一边加以压力，或任意一边的长度或角度有何改变，可使其他二边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也就是使一个文化的罗聚形态发生改变。有的时候，一个文化要件的改变与或核心价值的变动，对整个文化的变迁有“一发动全身”之势。一个人的所谓“自我”是在上图所示文化的罗聚形态中成长的。他必须适应这一文化的罗聚形态。而文化的罗聚形态又必须合于生物逻辑。对于地球上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而言，生物逻辑的拘限力普遍恒常不变。没有人能够永远倒过头来行路。没有人从生到死不吃东西。甘地和杨妹只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作示范性的绝食。没有生理正常的年轻人视结婚为入地狱。而生物逻辑又受物理逻辑的拘限。地心引力对于每个人的负担相当大，所以没有人能够一天到晚不眠不休站立而感到轻松愉快。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五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过分违离的问题
文化特征（trait）是文化之最小限度的有意义之单位。这样的单位在时间和空间中可以当做一个观察的单位来行观察。来客倒茶，喝咖啡，天热在户外纳凉，包小脚，男人脑后留长辫子，家里供着“天地君亲师位”的牌子，教堂中摆十字架，等等，都是文化特征。特征可依种种联系而形成特征丛结（trait-complex），或这样那样的制度（institution）。文化特征可分为四种。我们现在分述于下：
A规范特征
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prescriptions）或应迫（imperatives），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宗教有很强烈的规范层面。康德说的“无上道德律令”就在这种特征范围以内。文化的规范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等展布出来。规范特征常为一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最核心的差别乃规范特征之不同。许多文化冲突之最后“决战”乃规范特征之战。就中国文化来说，住洋房，坐汽车，所遇到的抗力较小；可是，要人不拜祖宗，不孝亲，打破男女界线，那是极其困难的事。至于要学人士子不读“圣贤书”，那更是“大逆不道”的事。
B艺术特征
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歌唱、装饰等等，都属艺术特征。显然得很，在文化的一切特征之中，艺术特征是最富于特殊色调的一种特征。它是一个文化之最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层相。因此，当不同的文化分子接触时，最易引起彼此注意并且藉以识别彼此的文化类别的就是这一特征。印度妇女的装饰与法国妇女的装饰是那末显然不同。文化的艺术特征并不出于实用的需要，而系起于人的创造冲动或爱美的心理要求。这么一来，文化的内容因之丰富，且人生的趣味由之增加。衣服的器用作用本来只为蔽体御寒。但是，把衣服裁成各式各样，或绣上花鸟虫鱼，那就与实用无关，而是为了悦目。
C认知特征
认知特征是一个文化的文化分子对他们所在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人事周遭所作的认知了解之总和，这一特征的典型成就当然是经验科学。但是，时至今日，并非所有文化的认知特征都已达到科学的阶段。有些文化的认知特征只在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阶段。例如，炼丹术之与化学，占星术之与天文学，便是如此。
D器用特征
器用特征是一个文化的文化分子因生存或求知等需要而应用或采用的工具之特征。器用特征在人类文化的演变历程中，就已有的纪录来说，似乎出现最早。从旧石器时算起，如前所述，器用特征之出现距离目前至少已经一百万年了。之所以如此，系因器用常为人类基本生存之所需。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第一件大事就是求食以维生存。这就必须工具来帮助了。
我们在上面简略地陈示了文化的四种特征。
紧接着这四种特征的陈示之后，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上列四种特征在实际上是多少互相渗透的，而不是各自完全分离的。作者在上面把文化的特征分列为四种，作者不希望这会引起读者一个意象，以为在实际上文化的这四种特征是各自截然独立的。其实，在文化事物中，很不容易找出任何两个特征是各自截然独立而不相互牵连的。我们在上面所陈示的文化的四种特征，从方法上着眼，是四种构造（constructs）。我们藉这四种特征可以比较方便地聚摄并且观察文化的特征。在实际上，文化的四种特征多少是相互渗透的。兹以写字为例，现代西方人写字是有器用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写字是为了表达或交通。除此以外，西方人写字有时也讲求美观。这就是把艺术特征和器用特征在写字这件事上掺合在一起。从前中国士大夫写字，除了表达和交通以外，特别讲求书法。除此以外，磨墨时必须把墨拿得很正，否则就是“墨磨偏，心不正”。除此以外，又注重写字时整个身体的姿势——必须“正襟危坐”，以达到“正心”的境地。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之器用的、艺术的和规范的三种特征在写字这件事上“合一炉而冶之”了。妇女穿上空装是器用特征加艺术特征。但是，不准穿上空装，说穿上空装“伤风败俗”，那就是牵涉到规范特征：规范特征在穿衣这件事上起拘束或干涉作用。电能触死人，这是一认知的结果。依据这一结果，我们发出“不可触电”的告诫。在这一关联上，我们是把认知特征和规范特征绞合在一起。
第二，在上列文化的四种特征之中，并非任一种特征与其他三种特征同样重要或同样不重要；而是同一文化在不同的时代所着重的特征可能不同，或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所着重的特征可能不同。在欧洲中古时代教权盛行，因而规范特征居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可是，工业革进以来的欧洲，经济发展成为富国的主导力量，于是器用特征凌驾其他特征之上。在中国文化未受到西方文化挑战以前，道德伦理的价值特别被强调，别的“奇技淫巧”受到轻视，于是规范特征特别肥肿，而认知特征、艺术特征和器用特征相对地显得消瘦，都受到规范特征的抑压。
第三，既然文化的四种特征多少相互关联而且其中常有轻重之别，于是某一特征过分膨胀时别的特征可能相应地萎缩。例如，现在许多地区的人唯钱是务，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为了赚钱要冲破一切宗教、道德和伦理的防制。许多中国文化分子为了赚一点点钱不惜“出卖灵魂”，为了赚小钱不惜“卑躬折节”。美国有种假装在外和奸而替人构成离婚条件的男女职业分子。演变所及，钱财成一推动社会的主导力量，腐蚀甚至荡决道德、伦理和宗教戒律。经济几乎决定一切，道德成了空虚的口头禅。这就是器用特征空前发达，而规范特征由被压缩而失去对行为的规范力。时至今日，由于器用特征空前发达，不仅规范特征被压缩，而且认知的努力受其左右，艺术活动必须向其靠拢以求生存。所以，纯科学的研究在今日不及它在十九世纪时代受到尊重，纯艺术愈益难以维持其独立性了。
第四，在上述文化的四种特征之中，各个文化的规范特征和艺术特征还在“各是其是”，我们还不容易树立一个公认的标准来评判孰优孰劣。道德的高下是很不容易作比较的。但是，认知必须是客观的，而且有一个经验世界摆在那里。因此，认知活动的成果是贯穿一切特殊文化的。美国文化和苏俄文化固然颇不相同，但我们总不能说美国物理学和苏俄物理学是两种不同的物理学。据此，如果我们一定要甄别一个文化“进步”与否，那末可采用的标尺有而且只有看它的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意义之下说，科学高度发展的文化较高，科学低度发展的文化较低。当然，这完全是就现有的成就而论。就现在的科学成就来评判文化之高低，是唯一可以行得通而且比较客观的标准或参考点。除此以外，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任何其他可用的比较标准。当然，这样的标准之应用所得到的高低评判，与“先天”无关。何况没有任何文化是“先天”的。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六 文化对文化的倚赖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二者互相增长。例如，口腹之欲与请客风气之盛，男女之欲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人之教，都是相得益彰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些场合，某些文化价值替饮食男女之欲提供“理由”，使人做来更觉确有所本，理直而气壮。二，各不相干。中国文化从前以士为“四民之首”。一个知识分子之可作四民之首与他是否力举千钧毫不相干。三，互不相容。“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究竟是“舍生取义”，还是“舍义取生”，这是很难决定的一个问题。在这种场合的冲突，就是基本的生物逻辑与传统加上去的文化价值之冲突。现在值得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问题。
依照生物逻辑，肚子饿了就要吃东西。可是，依照一种文化价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依照生物逻辑，人有了性的冲动就得满足。可是，依照一种文化价值，人的行为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不可以随便“乱来”。在这类情形之下，怎么办呢？就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来说，这是“人禽之分”的关头。在这种关头，人应须牺牲情欲，而服从道德律令。这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去人欲而存天理”。然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所谓“天理”与“人欲”之战，自古至今无时或息。时至今日，由于科学知识发达而将那蒙上一层圣化色彩的“天理”之神秘揭穿，以及技术的发达而给人的生物逻辑之“解放”以种种帮助和便利，例如性的泛滥，于是“天理”已经打了决定性的败仗。不过，它并未消灭。即令是最彻底的存在主义者，只要他不是狼人而是活在人的社会里的人，也扔不掉那与风俗习惯糅混在一起的道德伦范之或多或少的限制。因此，“天理”与“人欲”的交战还会继续，直至人类完全变成“圣人”或完全归于“禽兽”为止。
这是生物逻辑与文化价值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生物层界与道德层界的一个永久不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站在古往今来一切治乱背后的问题。历史上大的道德伦理说教之出现无一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生物逻辑对人的驱迫和某些文化价值对人的规范或要求常常不相容，于是使人常常陷入动机冲突（motivationalconflict）之中。黎温（Lewin）把动机冲突分作三类：第一类是趋进与趋进的冲突（approach-approachconflict）；第二类是规避与规避的冲突（avoidance-avoidanceconflict）；第三种是趋进与规避的冲突（approach-avoidanceconflict）。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动机冲突属于这三类。
在趋进与规避的动机冲突中，一个人被同一目标所吸引又被它所排斥。而这种冲突是在内心的，因此往往极难解决。同一目标，就文化价值说是应须趋进而就生物逻辑说必须规避，或者，就文化价值来说应须规避而就生物逻辑来说必须趋进。这两种情形都构成内心的冲突。我们拿文天祥做个例子来说明第一种情形。就中国宋明理学家所高调的文化价值来说，文天祥既然是朝廷大臣，他就应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可是就凡人有求生之欲的基本生物逻辑来说，他最好是投降敌人以“保全首领”。这种关头是最难决定的关头。这种关头所作的决定是人生最大的决定。我们拿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二种情形。“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搂之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然则搂之乎？”这里就含有就文化价值来说应须规避而就生物逻辑来说必须趋进的动机冲突：如果“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那末即为表现一种文化价值的“礼法”所不许，因为这是被视为反礼教的勾当；如果“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那末正合人的基本生物逻辑的需要。在这种关头，人对于同一个目标既想规避又想趋进：文化价值的力量拉着他后退，生物驱力推着他前进，所以他不得不陷于动机冲突之中。动机的冲突使人挫败。挫败易于导向侵略。在一个因文化解体而形成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目标不能达到，于是大多数人陷于种种动机冲突之中。既然动机冲突使人挫败，于是这种社会到处潜伏着侵略倾向。潜伏着侵略倾向的社会就是“革命”的温床。在这种社会里，如果有解决动机冲突的意底牢结流行，又有奇理斯玛人物出现，给大家的侵略倾向汇成一条出路，那末洪流就沛然莫之能御了。第一次大战以后的德国，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刚从殖民制度之下解放出来的若干新兴国家之###，都足以例示这种情形。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违离还有程度的大小问题。生物逻辑对其违离有一个忍受域。这个忍受域之大小又因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有大小之别。例如，中国古老文化以“忍受”为最高美德。因此，中国一般文化分子除了具有特别忍受暴政的美德以外，对于忍受饥饿、水灾、旱灾、虫灾，以及疾疫所能到达的忍受域，绝非年轻的美国人所能企及。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虽然如此，中国文化分子究竟还是人，而不是化石。所以，中国文化的忍受域固然特别大，但不是无穷大。因此，中国有黄灾委员会之出现。任何文化对其文化价值之违离生物逻辑的忍受程度都是有一条最后忍受线的。一过此线，任何文化价值的要求，都会打回票，或变成呆账，或根本被推翻。当着文化价值违离生物逻辑时，其所要求违离的程度在忍受域以内因而可以“将就”时，生物逻辑可以有弹性地向文化价值调整。例如，我们的生物逻辑之一是喜欢吃好东西，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是讲节约。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有道德夫子叫我们不要大鱼大肉的吃，而吃青菜豆腐。我想，为了勉学作“圣贤”，许多人是可以照办的。然而，如果我们的道德夫子对于这种成绩还不满意，他要大家向甘地看齐，人人向伯夷、叔齐学习，那末大家恐怕只好“作鸟兽散”了。复次，当违离生物逻辑的文化价值不复有社会基础，然因其尚为一形式条件，因心理惯性而使它余威犹存，很少有人敢于正面反对时，就很容易变成舌头上服务的词令。如果现在有人强调“妇道”，强调片面的“贞操”，我想就会落空。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七 历史与文化
不同的文化可以分作这个文化或那个文化。同一个文化可以划分作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的制度或不同的要件。依据这里所作分别，所谓“文化对文化的倚赖”可以有这几种意义：第一，这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之全般的或局部的倚赖。例如，在技术上，清末中国人兴建新式海军非仰仗西方文化不可。第二，在同一文化之中，后一个发展阶段对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倚赖。这也就是说，如果同一文化没有前一个发展阶段，那末便不能有后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后一个发展阶段是从前一个发展阶段衍生出来的，或者后者至少与前者相承。例如，就儒学而论，没有孔孟就没有程朱。就器用而论，没有电学上的发现，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电化世界。第三，在同一文化之中，这一个或这一类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现或存立常以另一个或另一类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现或存立为必要条件或充足条件。农耕之出现，可以大量生产食粮，支持较多人口生存，并养成一反游猎时代的奔驰习惯而安于定住。这样，才有固定疆界的国邦初型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才成为可能。轮之出现才导致交通系统。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最早的拟人（hominias）只能用手、脚、牙这些生物的装备来获取食物以维持生存。后来，他们大概用木棍或石头获取食物。依照旧石器时代下期（LowerPaleolithic）考古记录，拟人之用工具是一件发展缓慢的事。此后，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Paleolithic），旧石器时代上期（UpperPaleolithic），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新石器时代（Neolithic），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到现代，人类愈来愈倚赖非遗传的设备来营生。这里所说非遗传的设备，即是文化的设备。我们现在倚赖当前的文化要件以遂生。而当前的文化要件又是由过去的文化传衍得来，因此多少不能不受它约制。这就是文化对文化的倚赖。哥伦布向西航行的事改变了历史。他之所以敢于作这种冒险，因为科学家已经算出地球是圆的。蒸汽机发明了，新的运输和动力系统才能使十九世纪的世界改观。电的利用和原子能的释放，更为人类文化展开一个新纪元。一五○○年陆地运输马力日行一百英里。一九五○年航空机日行二千英里。地球为之运作地缩小者四百五十年后为四百五十年前的二十倍！这些惊人的成就，倚赖于过去的成就者不知凡几！如果人类今后不集体自杀，那末人类的文化势必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如果人类的文化还要继续发展下去，那末今后的文化对于过去文化的倚赖虽然不一定很多，但是同一时代的文化发展之相倚程度一定与日俱增。这一趋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经济互通、外交协调、军事联防，以至于和平工作团的派遣……很容易看出。巴西咖啡歉收，世界咖啡市场就要涨价。这类情形显示人类向世界文化走去。文化对文化的倚赖，无可避免地产生下列的几种结果：
第一，人类享受到文化发展的便利。试看今日的电话、电视、电冰箱、喷射机、电脑计算机……所给人类的方便到什么程度！
第二，但是，科学技术又是它自己的弗兰坎斯坦（Frankenstein）。直到目前为止，科学技术固然重大地给予人类以便利，但是它却无法消灭它所形成的不便。我们且看罗素有趣的描写：
电力被当做一种动力来源比起用电报来，是新近得多的一件事，而且尚未产生电所能产生的一切结果。电力来源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之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乃电力站之重要。电力站之设施，无可避免地增进〔权力〕之中央化。雷普塔（Laputa）的哲学家们能够藉着把他们的一个浮岛安置在叛变的附庸和太阳之间来使附庸降伏。今日能够操纵电力站的人们可以做与此极相类似的事。只要一个社区在照亮、暖气和煮食方面倚赖他们所操纵的电力站，那就不愁这个社区里的人不对他们唯命是从。我在美国住在一个农家里。这个农家完全倚赖电力维生。有时，风雪交加，电线就吹断了。结果引起的不便，简直难以忍受。如果我们是叛徒而被官方有意切断对外联络，那末我们只有束手就擒了。
文化所造成的不便不止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而已。文化常常桎梏人的思想活动并且压平了人的原创能力。这在事事讲求规合“古法”的文化尤然。当着一切思想和学术都得以“古法”为标准，哪有今人活动的余地？今人事事必须法古，岂不是为古人而活？
于是，人被淹没在文化对文化的倚赖所形成的文化堕性的大海里，离着人的“自然状态”日远了！因此，产生了反动。许多人喊出“回到自然”。有些实行家则提倡“天体运动”。李耳是这一反动之最老资格的伟大导师。他在两千几百年前给文化肥肿到矫伪不堪的君子吃一服清凉散。时代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需要这服清凉散！
第三，时至今日，人类文化的器用发展，已大大逼近了人类体能所企及的潜能极限。今日高速工具的飞跃发展，支付了我们多少紧张，又制造了多少精神病例？流风所及，要血肉之躯在运动场上像赛车似的，争一秒十分之一的快慢。胜者像僵尸一般倒在地上笑；败者像僵尸一般地倒在地上哭。这不是疯狂么？社会的存在支配着人的意识底层。在这个高速和复杂的机器时代，人不知不觉地跟着机器学样。结果，他们在高率和复杂中挣扎。人在这伟大的机器时代成了机器系统的附庸。有一位飞行专家这样说：
“我们的飞行机器迅速接近许多能力，以致飞机用人来驾驶的话，与其说是帮助飞行，倒不如说是对飞行的惩罚。”
第四，一个文化的现阶段既然必须倚赖在它前面的阶段，于是，如果我们愈能清楚地认知某一群体过去的文化发展的线索或支配它的潜力是些什么，那末我们愈能测知这个群体的未来行为。例如，说英国在五年之后会变成一个独裁国，或苏俄在一九七○年变成英国式的民主国，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八 文化的繁缛化
如前所述，至少在一百万年前人类即已有文化，但是人类在一百万年前并没有写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之下，文化是历史的先驱。这也就是说，人类可能有无历史的文化，但不可能有无文化的历史。文化是历史的必要内容。德国晚近有一派学人喜把历史与文化绞在一起谈，这似乎不算不自然的事。早期开始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有福洛宾尼斯（Frobenius）、格雷布尼尔（Graebner）和安克尔曼（Ankermann）等人。后来施梅特（Schmidt）创用“文化历史的方法”。就重建过去而言，这个方法的确是历史的，但同时又是图式的。历史学家可依这一图式来任意选择过去的文化史实，这就不大合于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了。
温德邦（WilhelmWindelband）认为严格的科学是普遍的，因而是可以推广的；而历史是特殊的，因而无从推广。瑞克特（Rickert）认为科学是研究自然的，而历史所涉及的则是属于“精神”的题材。属于“精神”的题材就是文化。自然与文化各有其范围。前者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后者则只能用历史方法来研究。瑞克特和狄勒泰（WilhelmDilthey）这些人的学说各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把历史中心论（historicism）与源自康德及黑格尔传统的唯心论联系在一起。依此出发，他们认为历史之最后的成素是人类的思想、目的和动机，而不是自然界的东西。历史之真正目的是再建这些“精神的”事实之原义。除此以外，瑞克特更致力于批评历史与自然科学之逻辑与方法学的差别。在一大堆历史事件中，我们选择什么，以什么为值得研究的，系受主要的价值观念之支配。所以，瑞克特认为，历史学家只研究那些与价值有关联的事实。
狄勒泰算不得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最大思想家，但他却维护历史中心论甚力。正如梅叶霍夫（HansMeyerhoff）所说，狄勒泰的重建历史中心论的工作是分两个方向进行的：第一，他认为研究历史需要一种新的心理学，藉以穷究心灵活动之实在。第二，狄勒泰试行制定一套概念和范畴，藉以区分文化之学及自然科学。我们怎样知道有关人事研究的界域呢？狄勒泰说有三种方法。第一，藉黑格尔及兰克（Ranke）的方法，从了解历史之流及其中所表现的观念来透察历史问题。第二，照施莱尔马赫儿（Schleiermacher）的解释法，他试行了解历史之流的普遍观念怎样进入一个人的心中。第三，从研究康德的范畴和传德伦堡（Trendelenburg）的类型，他企图建立历史的理性在人心中凝成的形式。
所以，巴拉克劳（）说：
就狄勒泰而言，正像唯心学派其他的人一样，他们据以反对科学的历史之基础，乃是自然与精神二者之互反，尤其是他们所说的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之互反。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所涉及的世界与历史所涉及的世界是互相反对的。他们认为那些划分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特别要件，是历史所涉及者乃一道德世界，而道德世界不能用统计方法或依因果“律”来研究。因为这些方法消除人的创造功能。历史所涉及者为单一的事件，为精神，为变化；而自然科学所涉及的是整齐划一的现象，是可以重演的现象，并且科学所致力的是要发现普遍的原理。科学家对特殊事实之所以发生兴趣，只是为了发现或证验普遍律；历史学家所涉及的是对特殊事实的估量。特殊事实的性质，即令可用普遍律来说明，也不能完全说明。所以，简单地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欣赏独特性和价值。
这一路学人的办法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将“自然”与“人文”一刀两断地切开。第二步是把历史与文化视作互为表里的精神实体，并且从而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想法，作为一种体验来看，有时颇为深切。这种想法有时颇易被人接受。之所以如此，有这几种原因：一，所谓“人文”尚未大量用科学方法研究，以致还有许多死角未被科学方法达到；二，合于人的直觉感受和感情的缠绕；及三，价值观念对认知作用的牵连。尽管如此，这类说法没有现代科学的根据，并且经不起解析哲学的分析。
克鲁伯的看法比上面所述看法较有改进。他把瑞克特的看法与现象的概念化之层面的看法联在一起。他放弃科学与历史之截然划分的二分法，而采取层层渐进的看法。依此，他把文化史与历史科学同样看待。
近年来若干中国文化分子所说的“历史文化”，实在既不成其为历史又不成其为文化。这等人士之谈“历史文化”先设立了一套玄学。这一套玄学是采取黑格尔精神现象衍发的轨辙，加上拟似康德的理性架构洗礼过了的中国理学，糅合我族中心主义的情感而形成的。从这套玄学基础出发，与“唯物史观”对立，将历史事件作填料而构成一个文化史观。不多也不少，这是一种玄学思辨的演习和思古之情的弹奏。它不是对文化作经验科学的研究，也不是对历史作紧贴史实的客观晒露。因此，它不能帮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作任何真切的认知。在逻辑程序上，如果一个人要接受这种文化史观，那末先得接受站在它源头处的那套玄学。如果一个人不接受那套玄学，那末便不接受这种文化史观。乍看起来，这种文化史观好像包罗万象。在实际上，这种文化史观只是依带情绪的价值判断而做成的选择系统，而且是一种线条不清或界划不明的选择系统。唯其是一种线条不清或界划不明的选择系统，所以许多东西可以被收容进去也可以被排斥出来。多少像柏拉图一样，这些文化分子在自己的文化断成碎片时用哲学名词和美感想象交织成一幅绮丽的文化梦境。他们藉着神游这一梦境而自大，而勇敢，而避免了失落的空漠之苦。
我们于是面临一个选择：在这一现实的蜕变的###时代，我们是鸵鸟式的躲进幻构的美丽文化织锦里去，还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睁大眼睛正视现实？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九 文化理想与文化现实
文化的繁缛化之最显而易见的层面是器用和装饰，但不限于器用和装饰。语言、思想和制度都可以是繁缛化的着落处。繁缛化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这个地球上，完全没有繁缛化的文化是很难发现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末文化的繁缛化之趋向是无可避免的。现代西方文化因讲求效率在礼仪方面的繁缛化已较中世纪减少了许多。现代西方人已经很少花很多时间用在彼此的礼仪上。但是，现代西方文化在器用方面之繁缛化远非中世纪可比。因此，现代西方人固然很少花很多时间在彼此的礼仪上，但是却很少人不花很多时间在享受器用上。时至今日，至少在西方世界，大多数人几乎无日不与器用接触，他们的精力几乎大部分用于适应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器物。现代的飞机固然快速，但是人旅行的次数相应地增加。电话固然方便，但是人际接头的事件也相应地增加。这可以使我们明了，为什么现代西方的器用这么发达，可是并未给现代西方人带来安闲，反而造成紧张和忙碌。工业主义是今日世界文化发动的引擎。全世界正在这一引擎的发动之下忙着走。佛家不能与之抗，李耳拖不住它的后腿。
如前所述，繁缛化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如果人类的文化活动像别的高等动物的活动一样，只是为了纯生物性的生存或基本欲求的满足，那末其演变动力一定不及迄今之大，甚至会停止下来。果真如此，我们不难想象，人类现在的文化状况与一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相差无几。可巧，自古至今，有些文化在许许多多方面发展到满足了其中文化分子的基本生物需要就停下来，然而另外有些文化要件的发展则多少超过基本生物需要的程度。“茹毛饮血”式的吃是为了满足吃的基本需要。但是，“国宴”就远超过基本需要以外。很少能够参加“国宴”的大人先生会因少吃那一顿而饿得死的。太古时代穿兽皮是为了御寒；但现代穿巴黎时装则远出基本需要以外。敦煌壁画至少与直接的需要无关。人类在他们文化发展的途程上，常常为了一些无关实用的目标而努力。理想是其中之一。为艺术而艺术，使艺术的发展趋于纯粹。为学问而学问，使学问易于接近真理。画“最后的晚餐”并非为了最后的晚餐，所以不朽。如果说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有什么分别，那末这是一个基本重要的分别。
迄今为止，很少社会的文化分子安于把他们的文化之每一方面都停留在仅够满足基本的生物需要之阶段；而是在许多方面向着繁缛化或文饰阶段走去的。原始艺术便是很好的说明。南太平洋中复活岛（EasterIsland）上巨大的石像，法国的凡尔赛宫，纽约的帝国大厦，巴黎的艾佛塔（EiffelTower）和印度的泰姬陵都是显著的例子。在“物质文化”方面是如此，在礼仪方面也是如此，于是而形成“繁文缛节”。“历史文化”愈悠久者，繁文缛节之堆砌可能愈多。一个文化繁缛化过度，举凡行动、思想或反应方式都为繁缛所累，顾忌特多，这个文化是难免于溃崩之局的。
在历史中，一个文化过分繁缛化时，如果遇到外来文化的挑战，那末发生反应不灵的现象。如果这一外来文化是一少繁缛而又生机蓬勃的文化，那末原有文化殆难免于消灭的结局。自古文明帝国之败于“野蛮的”新兴民族，原因之一在此。宋帝国之败于蒙古人，明帝国之败于满州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此。新兴的民族因繁缛较少，无论是考虑问题，还是采取行动都牵挂较少；于是他们能充分施展能力，发挥锐气，而创建新的局面。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十 文化与价值
“人是根深蒂固的规律制造者。”这也就是说，在人的内心深处，喜欢制造一些规律。这里所说的规律，并不是自然律，而是行为所当遵守的规律。人在一方面喜欢制造规律，同时又要求大家遵守，在这背后蕴涵着价值与理想。克罗孔说：
人这种动物的天性似乎为着种种理想而努力，正如同为着基本的生存而努力一样。在这一田地里，理想同价值二者的范围几乎是相等的。可是，理想的概念中并没有“选取”或抉择的性质。选取或抉择乃价值的一个别异类（differentia）。况且，至少在公共的发言场合，“理想”一词含有“不可达到”的意思。不可达到，与可欲的及可能的意义相反。除有拟似神秘的意涵以外，理想还有来自柏拉图以及别处的玄学意味。因此，理想一词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名词，令人不能无疑。也许有人说，一个理想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特别视为有价值的目标。阿底亚（ThomasO’Dea）提议把理想定义为“在一个假设的具体情况里一个价值之有条理的实现”。他举例来说明这个意思。孔制传统中国里的士君子，印度的独立，以色列的天国，都是理想。
当一个文化高度发展时，文化所构成的体群习惯常语言化或概念化而成理想的规范或行为模式。实在，每一个文化都或隐或显地有其文化理想。基督教文化有基督教文化的理想。###教文化有###教文化的理想。孔制文化有孔制文化的理想。这些文化理想，除了含藏在经典和世界观里以外，又形之于传统的社会规范。传统的社会规范规定个人或群体应该怎样。这类要求就是制定行为的规范型模（normativepatterns）。在涵化过程中，文化分子藉着规合于这类行为的规范型模而向该一文化理想趋进。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就是“法古今完人”，就是“希圣，希贤，希天”。一个文化的这一层界叫做理想文化（idealculture）。和理想文化在某种意义之下对待的，就是实际文化（realculture）。实际文化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实际行为中的文化。例如，“勿取不义之财”是理想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而我们日常的“忙财”则是实际行为中的文化。
我们在上面把文化分作“理想文化”和“实际文化”。严格地说，这一划分只是概念的划分。问题讨论到这里，很容易转出下面一个问题：实际文化是否能够完全规合于理想文化？我们的答复是：实际不可能的。何以呢？假定理想文化为一极限，实际文化向它逼近，这会产生下列几种情形。第一，如果一个个人的行为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某一个要求或某一些要求，那末他不一定能在一切情形之下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一切要求。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确有文化分子不取“不义之财”。这种人可视“钱财若粪土”。但是，他也许好色。这就不规合于“圣人之教”，虽然“圣人”自己也不见得一定不好色。如果这个人既不好货又不好色，那末他也许好骂人。这也不合“圣人之教”，虽然“圣人”自己对骂人颇感兴趣……这样一直想下去，只要有一个要求他有一次不能规合，那末就是他在实际文化中不能完全规合于理想文化。第二，个人尚且如此，包含许多个人构成的群体的实际行为之更难规合于文化理想，那是更不用说了。第三，实际文化之向理想文化逼近时，逼近的程度之大小受逼近时文化分子所在的实际情境之影响甚至决定。在同质而且稳定的社会里实际文化规合于理想文化的程度大于异质的和不稳定的社会。这种变化很容易见之于道德行为中。在同质而且稳定的社会里，要婚姻关系稳定，要人说话守信，要人讲义气，都比较容易。可是，在异质而又###的社会里，要人规合于这些要求，那就困难得多。在一个社会文化的变迁里原有文化要件逐渐归于消失或废置时，规范型模常能延续一段时期，至少它在教堂或孔庙或学校教科书里存在。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样的规范型模已与当前的社会情况不合了。例如，现在还要中国妇女守“三从四德”，是不会引起太多人附和的。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实际的内容和原有的道德动力。如果有任何权威把这样的规范型模予以倡导、强调或灌输，那末因它表面的应迫声威犹存且夹杂着现实权威，以致少有人敢于正面迎头反对，而不得不相率作表面的附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定会出现道德的“伪君子”，打起“道德官腔”。于是，道德愈提倡愈空虚，愈没有人听。到了这个地步，道德之被糟践，已是无以复加了。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十一 文化的普同基础和特殊形色（1）
价值是文化组成的要素。价值为文化质料的组织提供种种罗聚的方式。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个文化，必须深入地去了解它的价值系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那末该一文化的事物呈现在我们前面时，将为不知有何意义且在时空中偶然碰在一起的一堆东西而已。比如我们游历埃及。埃及人自己正在金字塔旁玩得起劲，我们则瞠目不解，只是傻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摸清埃及人为什么有这种动作之背后的价值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云南昆明等地看见美国军人常请中国小姐一起拍照，但常遭中国小姐拒绝。美国军人就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害羞。”他们的确不明白。他们从自己的文化价值出发，没有摸清那藉中国风俗习惯而展布出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入境问俗”之必要在此。我们不能设想这个地球上有无价值含在其中的文化。我们只能设想有价值而尚未明文化或形诸社会实际的行为，例如，某些道德理想、宗教天国、黄金世界等等。价值常常藏在目的里面。人往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活动，因此也就是为着某一价值的追求而活动。美国商人疯狂竞争是为追逐经济价值；印度人曾成千地跳入恒河是为了追求解脱现世苦厄的永恒价值。价值是有生物禀赋并且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人之文化的心灵活动之产品。这种文化的心灵活动回头又延续、丰富或改变文化。文化的改变常为价值的改变。
价值有属于某一个人的，或一小群人的。卓越的艺术家，时代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宗教的创建者，这些人物的价值常常是各自酝酿的。在他们的价值尚未得到众人了解与接纳时，他们的价值只是属于个人的。于是，他们受到冷漠，有时甚至受到迫害。苏格拉底，早期的皮卡索，早期的萧伯纳都是。一旦他们的价值被众人了解和接纳时，他们的价值便社会化了。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中，最大多数的价值是社会活动的产品。当着一组价值只为社会中一小群人所分享时，这一小群人常被视为特殊人物。例如，“竹林七贤”、“四大寇”。
毫无问题，价值是每一个人的心灵真实内容之一。人的心灵与高级计算机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人的心灵能作价值判断，尤其能作超越一个时代的好恶和一个人群的是非之伟大的价值判断。罗素就是这种人物，梁启超也有这种气象。个人所涵摄的价值，有时是他自己创造的，有时是社会价值的内化，有时是二者之混合。可是，无论是怎样形成的，个人的价值有而且只有这个人的价值才是一切的价值的真正着落点。离开这一真正着落点而谈价值，一概是虚构（fiction）。同样是文化价值，有个别差异。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固然多由社会价值的内化形成，但毕竟在他个人私有经验里涵育。当然，他在其个人私有经验里涵育的价值，一旦见之于行为，可能受到社会的接受。如果他的价值受到社会接受，那末便是得到社化。于是，他产生大家的事即是他自己的事之感觉。他做公事与做私事一样认真。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相同或辐辏于同一目标，而且又得到种种鼓舞，那末就会发挥巨大的动力。在历史上，许多划时代的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都含有这个必要条件。狂飙时代，明治维新，德意志复兴，土耳其复兴，工业革进，美国拓殖，辛亥革命，北伐运动，战后亚非反殖###动，都是显著的例子。
然而，这一点也不意含着说，一个群体或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分享的价值，一旦离开了一个一个的个人心灵，尚有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如果尚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那末它是挂在哪棵树上的呢？如果许多个人集成群体时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末可能表征而为共同的模式行为，例如，行纳粹敬礼，唱国社党歌，打杀犹太人，争取生存空间。在这类情形之下，我们说有一个“普遍的心”，这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拆开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心灵，哪里去找那样的一颗心？依此，某一价值在某一时代为某一群体所共享时，我们就说这一价值乃群体价值。价值之这样的群体性适足以表现其无名性，而且为什么像是从“良心”发出的。任何价值，当开始内化时，似乎是新的。但是，为时既久，而且前后左右上下的人都是一样的，这种新异的感觉逐渐消失，而且日渐觉得是“若固有者”。中国文化分子从前之敬皇帝就是如此。因为敬久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人间有些所谓“真理”常常如此。在这种情形之下，价值对个人及群体的支配力，不仅未曾消失，反而增强。因为大家未自觉而视若当然，行之习之而不察之。这是文字前期的社会的一大特色。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十一 文化的普同基础和特殊形色（2）
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些什么，并没有像太和殿的基石般地摆在那里历历可数。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藉着观察、分析、比较及综合得来。所以，严格地说，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一些概念的建构（constructs）。既然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一些概念的建构，于是无可避免地牵涉到理论问题。既然概念的建构无可避免地牵涉到理论问题，于是难免有所出入。
我们要追寻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首先必须找到各个文化共同的“恒常基本单位”。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基本而又颇难解答的问题。在生物学中，我们可以拿细胞作生物的恒常基本单位。我们拿细胞作生物的恒常基本单位，比拿“一块肉”或“一段木头”要方便研究得多。在物理学中，我们拿原子、核子、美逊等等作恒常基本单位。我们拿这些东西作恒常基本单位，在作物理研究时，比拿“一粒沙”或“一斤油”要有结果得多。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是什么呢？现在，有许许多多人士一提到文化，有的把它说成“人文”和“理性”。如果“人文”和“理性”系指文化的全体，那末我们不能由之而知道怎样的全体形态。如果把“人文”和“理性”作恒常基本单位，那末我们由之建造不出有关文化的任何积极和特定的知识。既然如此，于是它们只是两个空漠的名词。可是，正因如此，任何对文化没有特定知识的人士可以很方便地舞弄它们，而得到孙悟空翻筋斗式的满足。这样空漠的有元，显然不能作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头脑稍微清楚的人不会这样玄闹的。与这种“人文”“理性”说相亲近的，还有另一蒙说。这类人士谈起文化，给人的感觉是文化像一种气氛，一股流水，或笼罩着大家而又带感情的一团烟雾。克里特岛上有许多年老的橘树。当冬天霜降时，橘农放些烟雾来暖护这些橘树。许多人在心地凄寒且怕见外界真相时，这样的烟雾对他们是很受用的，可是，他们的眼睛却因此陷入半盲状态。人在半盲状态里可能产生奇妙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和社会观。这些个观可能是伟大文学或悲剧艺术之难得的题材，然而却不适于作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
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是什么？正如克鲁伯等人所说，[38]在一般文化里找不出像纯生物世界那样基本而又齐一的单位，像细胞、基因（gene）之类。有的文化学家说，特征（trait），有面对面的关系之小社群，都是构成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哈瑞斯（）说文化的最小单位是行子（Actone）。[39]这些建构各有其相当的理由。可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似乎尚未作基本的研究。显然得很，就特征而论，我们很不容易确定地把它划限为一个单位。复次，在同一文化里，许多被认为单位的特征可以结合起来成为更大的文化丛结单位。例如，结婚是规范特征和艺术特征加器用特征形成的一个文化丛结单位，葬礼也是如此。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一些文化的普同基础。
各个文化无论怎样不同，它们不可能不受二大层界的限制：第一，物理的限制。任何文化，无论它标榜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到何等地步，它逃不过这第一关。客人一进门就“请坐”，这在文化上也许是表示礼貌。可是，藏在这一礼貌背后的是生理舒适之必要。而这一生理舒适之必要之所据，系为了避免受地心引力之苦。长期罚站是一件吃不消的事！依此，椅子、沙发、席子、榻榻米之类纷纷出笼。我们没有听说客人进门“请上吊”的。第二，任何文化要能出现并能存续，必须不断地满足生物逻辑的需要。一个人在较长时间以内可以不结婚，但一个社会不可能在较长时间以内不结婚。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十二 文化所在的层次、原料和功能
除了共同受上述限制以外，各个文化共同的地方还有许多。我们现在且胪举最重要的。第一，无论精粗，所有的文化都有工具。如果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而且毫无工具，那末怎样构成一个文化并继续生活下去，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考古发掘，常常发现若干工具和人的骸骨在一起，可为明证。第二，语言与或文字与或符号的发明及使用。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末人类的观念根本无由表现、传达和滋衍。所有的真人（homosapeins）都有语言，有些现代人有文字与或符号。有了这些工具，人类的代数心（algebraicmind）才有着落处和运展的可能。这么一来，观念的应用才不局限于一例而能概念化或普遍化。例如，“0”这一符号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及玛耶（Maya）文化各自独立发明。可见，就这一方面来说，真是天下“此心同，此理同”。第三，既然人的生理禀赋在基本上相同，生物逻辑的需要也在基本上相同，于是有些文化的始基常项为一切文化所共有。没有文化视死亡为游戏的节目，奖励无条件撒谎，盗窃自己人的东西，亲子性交，对社群以内的人无故施暴，平常时期置死人于不顾，对精神病患者乐与之游。宗教与魔术似乎是一切文化所同有的。关于两性关系，照料下一代，对不同年龄的人之地位安排，社交生活，权力欲怎样满足，死亡的解释及其处理，疾病的治疗，这些问题任何文化都得正视。所以，克鲁伯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恢复足够的古老和失去的证据，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每一个文化藉着传衍方式在内容方面与地球上每个别的文化有相同之处。……”这虽然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却可导引我们进一步探究文化的普同基础。
然而，对于同一问题常有不同的解答，于是，文化之种种不同的形色便出现。同为御寒，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设备。打仗的花样更是日新月异。试把不同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权量和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各个文化，必须了解作为各自文化精髓的特殊价值系统与或次级价值系统。
依此，我们必须承认各种文化分子有保持各自不同文化价值的权利。于是，凭藉武力来把自己的风俗、制度、价值观念灌输给不同的文化，而且对不接受者施以惩罚，这可能引起文化的不安。文化的不安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有的社会宴客时要用那末多的器具以显豪华；可是，在食前必须洗手的社会看来，餐桌上摆那末多东西简直是不洁，并且那些做作近乎鄙俗。印第安人从磨光的石斧得到美感，也许中国农人会把它丢在屋角里去。非回教徒觉得红烧猪肉鲜美；但回教徒则认为不洁。当美国人说中国茶苦时，他忘记咖啡更苦。当中国人听说非洲土人吃虫时摇摇头说他们野蛮，却忘记了自己吃蚕蛹，而广东人对虫蛇的兴味正不下于非洲人。英国人笑法国人吃青蛙，可是他们自己喜欢吃蚂蚁。虽然如此，这并不涵蕴着说一切文化形色背后所占立的价值都是同效的。奴役、活埋、灭婴、猎头祭、火焚殉夫等等都违反生物逻辑。这些“野蛮”的事端正在地球上慢慢消逝。这表示正有一个更高的普遍可欲的价值在形成和增长中。联合国正是促进这一价值的伟大机构。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一 家（1）
文化是有关人的一切事物，但不止包括生物的或有机的东西。文化之形成，预先含有人的身体，也一定预先含有在群体中联系起来的人。一个单独的人创造不了文化。文化不止是生理及行动的总和。因为文化现象不止于是这些东西之总和，所以文化不能仅藉这些东西而得到完全的了解。仅仅靠生物逻辑不能完满地说明人为什么会造斧头，有财产法，有礼仪，并且作祈祷；为什么这些东西各有其功能并且继续发生作用；为什么这些东西常有各形各色的特征。任何文化，除了物理的层面作必须的基础以外，还有生物的层面作其必须的基础。除了生物的层面作其必须的基础以外，还有心理的层面作其必须的基础。在物理层面与生物层面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界域。这个界域叫做物理生物的（physico-biological）界域。在生物层面与文化层面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界域。这个界域叫做生物文化的（bio-cultural）界域。在这一界域里，生物的因素与文化的因素交混起来滋衍出生物文化的行为。例如，男女间的纯性行为是生物逻辑的。在教堂做礼拜是文化层面的事。在教堂举行结婚礼则是“生物文化”的行为。从物理层面中间经过物理生物界域到生物层面，从生物层面中间经过生物文化界域到文化层面，是一长期演变的历程。生物层面的律则有异于物理层面的律则。文化层面的律则有异于生物层面的律则。这些层面可以分开来述说，但在实际上它们不能完全划分开。这些层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作一个图解表示出来：
文化层面
生物层面
物理层面
生物文化层面
物理生物层面
构成文化的原料是千殊万别的。有些原料很古旧；有些已经濒临死亡；有些虽老但还是很有活力；有些在往昔从别地藉来，至于来自何处则早已淡忘；有些浮动于一时，有些则根深蒂固。文化原料中之属乎观念和价值方面的，可以形变为政策，可以形变为哲学材料，可以塑成人生观，可以形之于正气歌，可以表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以特定化而为十字军精神，舍身救世，也可以表现在切腹自杀方面。
除了前面所说的种种以外，我们要认识文化的功能，比较容易入手的方法是将文化看做某一群体生活的整合模式，或一个社会整合的程序。人要能聚群而生，在价值观念或行为模式上大家必须有公认而且共守的“整合”模式。这样，人与人间才能打交道，才能预料期待的结果。于是，社会秩序才能建立。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人与人间才有安全感。人与人间有安全感，社会团结才有可能。如果不然，那末一定导向社会崩解。比如说，张家少爷准备娶李家小姐。两家在五月端阳节约定明年正月初十男娶女嫁。在这中间的一段时间，男女双方各各筹办大事。到了明年正月初十，不成问题，女方的李小姐被用轿子抬往男方完成大事。这里所说的“不成问题”，就预先涵蕴了一个经历长久时期建立起来的并且经社会公认的有关婚事之“整合”模式。就中国文化来说，愈是在文字前期的乡村社会里，这类整合模式愈硬性：在中国文化基型尚未崩解以前，乡村里的婚姻关系要解除，在风俗习惯上是一件难事。在这种氛围里，有所谓“指腹为婚”，有所谓“一言定终身”。就刚才所举的例子来说，如果到了正月初十李家准备把小姐用轿子抬到男家去完婚，但是站在男家礼堂中的却已经是赵小姐，那末受到这种死刑式羞辱打击的李小姐，只有“钻地洞”了。这一例子说明，在任何文化中一个个的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中被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起来。而在这样的联系中，个人与个人间的社会关系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被限定了。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一 家（2）
一部《红楼梦》，现在有些人说它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也有些人对它不感兴趣。的确，现在一般青年男女对于那部作品里的生活情调是难以领会的。尤其是在群集社会（masssociety）里长大的青年，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式的委婉、含蓄而又软性的爱情，简直难以想象。从前中国人谈爱是以情为主调；现在一般人谈爱是以性为中心。彼此之间的文化鸿沟是这么大，怎会容易了解呢？同样，对于一部作品，怎能有相同的感触呢？
如我们常见的，同样一本书，有人看了说“好”，另外人看了可能说“不好”。即令一本书的好坏有它的“内在绝对价值”，而且许多人的确有这种真实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要订立一条普遍的评准以便在“好书”和“不好的书”之间划一条客观的界线，即令不是不可能，也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当着人们辩论一本书的好坏时，大都忘记了自己。在目前这个地球上，许多人忘记了自己。爱管别人的尤其健忘了他自己。愈是爱管别人的人，愈是爱健忘了他自己。跟人辩论一本书的好坏的人忘记了自己的什么呢？他们忘记了自己头脑里装的东西。他们不曾自反到，无论他们评论哪本书的好坏，都是从他们在读那本书以前自己既得的知识之深浅、感情偏向、价值观念、实际的需要，甚至于时髦或风尚出发的。而这些条件各个人或各个群体在各个时代都是多少有所不同的。因此，他们阅读同一本书以后，所作判断很可能各不相同。在阅读同一本书时构成不同判断的上列诸条件之总和，我叫做阅读基线（readingbaseline）。依照这一定义我们知道阅读基线是相对的。这也就是说，当而且只当我们阅读时，我们提出阅读基线，才有意义可言。如果一个人像原始澳洲人那样不读书，那末便不发生阅读基线之须否提出的问题。同样，如果地球上有而且只有一个文化，那末根本就不发生文化接触的问题。
如果不发生文化接触的问题，那末也就无所谓文化基线的问题。然而，可巧得很，这个地球上不只有一个文化而是有许多文化。这个地球上不只是有许多文化而且在这些文化之间常有接触。既然在这些文化之间常有接触，于是就发生文化基线的问题。任何一个文化与另外任何一个文化接触时，它不可能站在文化基线的零点上。无论怎样，它不可能不站在它与该另一文化接触以前自己既有的文化累积上。这一既有的文化累积，也就是它与该另一文化接触时的文化基线。这一文化基线，基本地决定着它对该另一文化和它接触时所产生的反应结果。自中英战争一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冲击，中国文化也不断作着反应。我们现在要观察，中国文化所做的这些反应，是从什么基础上出发的。我们在从事这件工作时，也就是在寻求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一家
“家”的雏形之出现可能跟旧石器时期同样早。家是文化的一个常数。但是，不同的文化里家的建构规律和展示的伦范各不相同。在中国文化里家的形成也早。唐朝末年巨室式微。宋代儒家再度发现家庭之社会的和道德的功用。他们重新建立家庭，藉以安人心，正风俗，而维持社会稳定。北宋时张载认为要定人心必须聚集族人，并且振起善俗，同时使民不忘本。要达到这些目的，必须立家谱，确定家庭组织，和恢复古代宗子制度。如果家族而无家谱，民不知身由何来，而且不能长保聚居，如果血亲间的伦序不确立，那末亲子的情分也就难以保持。到了南宋，朱熹藉引程颐的话来阐明家的“理”：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一 家（3）
伊川曰：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古今莫难于齐家。而家之所以齐者，分与情耳。分之不严，则尊卑长幼，不能各安其所，而家道紊矣。情之不亲，则爱敬绸缪，不能相通无间，而家道乖矣。故必正伦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后大小相畏，上下相维，而家道以正，家运以兴。又必笃恩义，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有肫然不可解之至情，然后天合者不拂，人合者无违，而家道以和，家声亦振。家人之道，孰有逾于此乎？[1]
这是订立“家人之道”的恒常伦序。又说：
伊川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谱者，氏族之册籍也。系者，宗派之联属也。宗子之法，有大有小。古者诸侯之嫡子嫡生，继世为君。其余庶子，不得祢其先君。因各自立为本派之始祖，其子孙百世皆宗之，所谓大宗也。族人虽五世外，皆为之齐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别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继高祖之嫡长子，则与三从兄弟为宗。继曾祖之嫡长子，则与再从兄弟为宗。继祖之嫡长子，则与同堂兄弟为宗。继祢之嫡长子，则与亲兄弟为宗。盖一身凡事四宗，与大宗为五也。言在上者欲统摄天下人心，收拾宗族亲爱之情，以厚风俗之化，使人不遗忘根本所由来，须是修明谱牒，以辨其支派之系属，收世代族氏之人，而立宗子之法。庶几人人知尊祖敬宗，各有所统，而情意不至于涣散已。
又进一步阐明“宗子之法”的重要性：
伊川曰：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宗子之法，所以使人知木本水源之思者也。此法既坏，则人心离散，不自知其宗派所由来之处。以至轻去其乡，流转四方而不惜。往往有亲爱之谊未绝，遂尔不相识若路人者，深可慨也。今欲使天下尽行其法，亦难卒行。且试以一二公卿士夫家行之，亦谓以风示天下。但其术要得拘谨坚守得定方可，须是且如唐时故事，世族立宗庙院宇，以为栖神承祭之所，子孙仍不得分割祖宗所遗之业，于族中择一能干之人主管其事。夫有庙院，则人心有归属而不散。不分祖业，则众志知所保守而不迁。宗法之善，凡以此也。
又认为族人须常相亲会：
伊川曰：凡人家法，须月为一会以合族。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每有族人远来，亦一为之。吉凶嫁娶之类，或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尝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凡宗族之人，须时常相见，则志意亲熟。故人家之法，每月须立为一会之规。此乃所以合族众使之敦睦也。古人中相传有花树韦家宗族聚会之法甚善，可取而行之也。其法每有族人自远方来者，亦为之合族人而一会，使之交相熟识；或有吉凶事及嫁娶之类，族人更须相与问遗为礼。使亲亲之情，时常成贯通。盖从来骨肉之亲，所以日渐疏薄者，只为久远不相见。遂至笃挚之情，彼此不相接，不再传而与行道之人无异尔。
这里所规划的是家族之人维系并贯通情谊的方式。除此以外，对于祭祖也极重视：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一 家（4）
伊川曰：“冠、婚、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理会。豺獭皆知报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养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本注云：庶人立影堂。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发不相似，则所祭已是别人，大不便。○伊川言冠、婚、丧、祭四者，乃礼之大关系者，今人都不料理体会，使其名义各有所当。夫豺獭皆知祭以报其本，今士大夫号称礼义之家，偏多忽略。丰于奉养其身，而薄于享其先世之祖宗，忘背根本，莫此为甚，大不可也。故尝修六礼之书。其制凡人家必立庙，以为奉先之所。庙必有主，以为栖神之位。而祭礼可自此行矣。月朔必荐新。本注云：荐后方食。○月朔，每月之朕也。子孙之于祖宗，月必勿敢忘焉。因思每月各有物之新出者，供而荐之。而未荐则为子孙者，不敢先食。所以示尊敬也。时祭用仲月。本注云：止于高祖。旁亲无后者，祭之别位。○时祭者，四时之祭也。天道三月而一变。时既易而念其祖，亦人情也。故四时必祭。而祭必用仲月者，盖以其时之中也。冬至祭始祖。本注云：冬至，阳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祖也。无主，于庙中正位设一位，合考妣享之。○冬至阳气始生之时，始祖子孙所从生之始。祭此以时者，取报本返始之义也。立春祭先祖。本注云：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无主。设两位分享考妣。○立春者，天地生物之气方长。凡祭始祖以下诸先祖必于此时者，取其生生不已之意也。季秋祭祢。本注云：季秋成物之时也。○季秋者，天地成遂万物之候。祢者，生成吾身之人，故祭祢者必取此时。盖以万宝告成之意。寓吾顾复鞠育之思也。忌日迁主祭于正寝。凡事死之礼，当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数件，虽幼者可使渐知礼义。忌日，当死之日而子孙所忌讳者也。忌日必祭，祭则迁其所祭之主，安置于正寝而祭之。凡事死亡之礼义，当加厚于奉养生人之数，方为尽诚敬之道。凡人家能存此等重祀报本之数件，常行于岁时之间，则虽家中幼小无知者，亦可使习见其事，而知生人礼义之不可无也。
这是在伦教的面貌之下复祭祀之古，于是，“厚于奉养而薄于先祖，甚不可”，“凡事死亡之礼仪，当加厚于奉养生人之数”。这也就是说，死人比活人重要。
“立宗子法”与治道的关系密切。这可尊“朝廷之势”，且也是“天理”：
伊川曰：今无宗子，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宗子之法，有禄者世袭其禄，则有世臣。今无宗子，故朝廷无世禄之法而无世臣。若使宗子之法既立，则人知其所从来之祖而尊之。尊宗子者尊祖也。因祖所正出之本而重之。重宗子者重本也。既知重本，则人心定于一尊。推之何处，不有本之当重。宗子者一族之本；朝廷者又天下之本也。此意不言而喻，而朝廷之势自尊矣。古者子弟从父兄。今父兄从子弟，由不知其本也。且如汉高祖欲下沛时，只是以帛书与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从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书责父老，然后子弟皆听其命而从之。只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后顺从而不乱也。若无法以联属之，安可？古之时宗法郑重，故人知尊尊亲亲。而子弟卑幼，一惟父兄之尊长是从。今则尊尊亲亲之意蔑如。父兄之衰迈，反从子弟之壮盛而不能违。如此者由于宗法已坏，人不知重本故也。且如汉高祖时，去古犹未远。当其欲下沛郡时，只是以帛为书，与沛中诸父老，劝谕输诚。其父兄便足以服其众，而率其子弟顺而从之。又如司马相如使蜀时，亦必移书责备蜀中之父老，然后子弟皆降心听命而归化。由此观之，只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后人人有和顺亲长之心，乃易于顺从而不乱也。若无法度以联属其情意，安可以化民而成俗乎？此宗法所以不可不立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从根直上一干，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此见宗子之法，乃出于自然而非强立也。盖宗子之法，不惟关系甚大，不可不立，且立之亦是本天之理，原有不可易者。譬如木之生长，必有从根底直上一干，亦必有从旁分出之枝。其直上者本也，其分枝则附于本者也。又如水之流行，必有正出之源头，亦必有分析为别流之派。其正出者一源相承也；其别流则同其源者也。此其分由于一而统于正，皆自然之势，而非故有所区别于其间也，然而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夺宗云。正本偏枝，不容混视，是固然矣。然而有旁出之枝，后来亦可直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立侯国，则天子为一宗。诸侯既主其国，则诸侯亦得别自为宗，无非以其有大功德故也。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一 家（5）
从上面的征引，我们可知家庭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在中国社会文化里，个人观念很不发达。我们传统地没有近代西方自由制度兴起以后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7]。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未成年的“小孩子”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已届成年而尚未结婚成家立业的“单身汉”，社会上总觉得他是轻飘飘的没有落根的人。个人而离开家族背景或门楣的高低来享受何种荣誉或权利，这是一件不易想象的事。家庭是个人的经济、安全、教育和游乐中心。自古来，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单元，也是政治组织的基础。在所谓“专制时代”，中国就是以一个家族作中心统治着所有的家族。[8]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家族对于中国文化的建造和发展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显然得很，家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中国文化之所以这样富于韧性和绵延力，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有这么多攻不尽的文化堡垒。稻叶君山说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它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支持力量的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当然，家族制度并非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不过，确为重要障壁之一。中国的传统家庭，尤其是传统的大家庭，可以说是一个“自足体系”，或一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至少在理论上，都由家庭供给。如果一个家庭经济不足，子弟在外面向别家借贷，那末被认为是极不体面的事。生产事业也是以家庭为基础，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孝是家族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孝是非对称性的（asymmetrical）。这也就是说，尽孝永远是下一辈向上一辈仰视的事。下一辈的子孙一代接着一代向上追着尽孝，这就构成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家族分子认同的依据。只要是“一个祖人传下来的”，彼此便亲热起来。“亲热起来”是认同的程序。所谓认同，在家族关系中的分子觉得家中的人之所作所为乃自己之所作所为，家中的人有地位乃自己有地位，家中的人受侮辱乃自己受侮辱，家中的人有荣誉自己也分享荣誉。
谷德（William）说：“……在许多社会中，一切主要制度性的活动是正式以血缘结构为基础的：例如，做父亲的人可能就是一家产业的主脑和经理。如果没有家庭里的心理动力的经验，那末无论是技能或价值都不能沁入人心。……”中国传统家庭把这一结构和功能发挥到一个高度。之所以能够如此，系因家庭乃一始原群体（primarygroup）。在一个家庭里面，各个分子之间的关系乃始原关系（primaryrelation）。所谓始原关系，有下列几大特色：第一，在始原关系中，如果有何反应，这一反应系对全体的反应，而非对其中一部分人的反应。一个儿子不尽孝，常常带累全家挨骂。儿子做贼，怪母亲教得不好。在始原关系中，各分子的交互影响乃单一的而且是全体一致的。所谓单一也者，乃反应一个特定的人，而且这一反应不能渡让给另一人。例如，儿子对父亲的反应不能渡让给自己的儿子。兄弟尽管阋墙，但能“外御其侮”，这是全体一致的交互影响。这也就是说，他们在对外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像一个人。中国人在抵御外侮时常用的词汇“万众一心”就含有这种意谓。这种心理状态是从始原群体的反应方式衍发出来的。第二，在始原关系中，各个分子之间的交往深切而且广泛，并且不问时地，不太拘形迹。直到现今，许多人不事先约定，随时跑到朋友家里，闲坐聊天，这就是始原关系的遗痕。第三，在始原关系中，个人的情感常能得到高度的满足，而且直接给其中的分子以安全感。中国有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中国人过去深以“背井离乡”为苦。把这种情形和今日以旅行观光为乐事作一比较，可知时代的价值观念变动的幅度多么大！依始原关系而构造并且又支持和发展始原关系的群体叫做始原群体。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是始原群体中最自然的一种。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二 中国社会的基型
中国社会既然一直把家族作为建造的础石，于是即令时至今日，公司行号以至于政司机构，在骨子里还有浓厚的家族成素。“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故中国人最爱把家族的情谊硬加到朋友的关系上去。”朋友容易变成弟兄。对平辈写信往往称“吾兄”、“仁兄”；自称就是“弟”、“小弟”。现在还是有年轻人称朋友的父母为“老伯”、“伯母”。现今在下层社会朋友结拜为弟兄，便是“情同手足”的表示。传统中国文化分子趋向于把家族观念和关系扩大。直到现在，自己的儿女常被教导称谓自己的朋友作“伯伯”、“叔叔”；自己朋友的太座作“伯母”、“阿姨”之类。纵然这多少已经趋于成为礼貌的口头禅了，但毕竟是传统的遗迹。无论是“好”还是“坏”，这个传统在实际上是中国人公私不分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公私不分又是引用私人、树党营私、假公济私，以至于贪污舞弊的一条现成的通路。
通常，在一家之中有一个最高的位置摆在那儿。只要一个男性在辈分上“熬”到那个资格，并且合于族中代代相传的约定俗成或不成文的规条，他便可以享受应有的声威、尊敬、利益和支配权。如果这些特权受到挑战，那末便是一件严重的事端——严重到被认为动摇根本。如果这些特权式微，那末便意味着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动摇。所以，这种男性中心的特权主义，一直被传统维护着使不致受到侵犯。既然如此，于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温暖中有森严，富于人情味但要付出忍隐的代价，真挚时还有虚套的一面，可以依赖但也得作无条件的奉献。除了家长以外，至少在理论上，旁的人不能有钱，愈是辈分低和年岁小愈不能有钱。如果他们有钱，那末在名义上叫做“私房钱”。私房钱是不好见太阳的。妇女没有财产权。妇女在性的贞操方面被严格要求着；而男人在性方面的放纵则可得到较多的宽容。
婚姻的事关联到家族系统的维系，财产的承继，秘方、秘技的传授，和社会地位之确保这些次元。所以，在中古时代，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上等家庭，即令配偶不当，也是不大欢迎自由恋爱的。王室恋爱自由的范围更是小得可怜。在中国的传统婚姻里，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因素向来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当事人的婚姻，除非作“司马相如之奔”，是不能自主的，而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这种婚姻方式的含义，与其说是着重男女之间个人与个人的结合，毋宁说是着重男女原属的两个家族的结合。这就是所谓“联姻”。所以，“结婚”和“联姻”不仅所指不同，而且涵义也不同。甲乙两个联姻的家族，又各有其联姻。所以，过去的家族关系，一扯就是一大串，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社会结构，很容易使中国人产生“通体相关”式的及“全体主义”式的思想形态。复次，这种亲上加亲和亲外有亲的葛藤式的关系网之显明的界线何在，是很不容易划分的。所以，如果你嫌寂寞而爱攀扯的话，全中国人都非亲即故。并且，这种越扯越多的心理取向，曾为社会所奖励。“单门独户”，冷冷清清，是大家可怜的影子。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婚姻和子嗣被认为一件不可分离的事体。当着财产、秘方和秘技必须传授给后代但无人可传时，便是具体的“绝后”。一旦绝后，何以上对祖先？一旦绝后，一了百了，生命即行幻灭，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所以，小孩，尤其是男小孩，被看做自己生命的延续，也是自己人生办总移交的对象，和接祖宗“香火”的奥林匹克火炬传递手。除了这一超自然的（supernatural）意义以外，尚有一实际需要问题。正像许多史前社会一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将来能从事生产的男性小孩就是父母年老的保险费。“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保险费不患其多。所以男性小孩生得愈多意即自己的库存资本愈雄厚。这一“形而上”的思想加上“形而下”的思想，大有助于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多的国度。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或家庭中，族长或家长是合模（conformity）的标准。族人或家人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模式行为、价值观念、教育方式等等，都得向他看齐。他又掌握着经济、嫁娶、葬丧、营建、迁移诸权力。下一辈的人，尤其是女子，从小就被教导得必须对长辈尊敬、畏惧、小心、将就、自抑。家长不嘉许的人，他不能接近；家长喜欢的人，他可不能公开讨厌。所谓“孝顺”，不只是要提供服务，而且是要顺其心，随其情，以至于无微不至。中国传统的家庭是血缘、生活及感情缠织起来的蜘蛛网。在这个网里，浓密的情感核心中有一个不可渡让和不可侵犯的父亲意像（father-image）。这个父亲意像辐射出一股权威主义的（authorilarian）气氛。父亲说话，儿女只有洗耳恭听。至少在制度上女儿不能同父亲辩论，媳妇更不用说了。即令父亲说错了，因被权威主义的气氛所压，或者为了顾到父亲的尊严，儿女有理也只好往肚里吞。所以，中国一般人很会恭维人，也很会骂人，但却没有养成平等讨论问题的习惯。中国传统的家庭是雏形的权威主义之自然的养成所。
中国社会文化里的这一权威主义的父亲意像，好似物理学家所说的“膨胀的宇宙”，有一种膨胀的趋势。从前的县官大老爷，叫做“民之父母”，老师被看做是父亲那一辈的人，所谓“师徒如父子”。从前中国男人骂人好充“老子”。这一定是因为站在“老子”的地位便是站着上风。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三 社会的层级（1）
顿尼斯（FerdinandTonnies）把社会分作两个类型。一个叫做通体社会（gemeinschaftsociety），另一个叫做联组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所谓通体社会，是通体相关的、比较小单位的、联系密切的社区。这种社区是以意志之协同为基础的，并且是建立于其中分子的和谐关系之上的，同时又是依社习（folkways）[14]、基德（mores）[15]和宗教而发展，而得到尊荣。所谓联组社会是比较大单位的，无关特定人身的，及由无历史关系和各不相属的片断联组而成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结合系以理知为基础，并且建立于约定和协议之上。在通体社会里，人同人间的关系之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其中各个分子之间期必有亲密的关系，而且里面的行为规范是传统性质的。这也就是说，通体社会的行为是以已经确立且为大家视为当然的规范为依据。可是，在联组社会里，各个分子及其间的关系是工具性的；行为的相互影响是超出特定人身以外的；情感是可以配给的；各人对于彼此的特别情况不太明了；行为规范与其说是传统式的，毋宁说是以理智为归依的。
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各有各的特征。为了易于了解起见，我们现在把
二者各有的特征列一个表对照出来：
通体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