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
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
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①
①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
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
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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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步步高升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报导是这么写的：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
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
“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
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陈伯达倒向林彪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
“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
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