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第一扇门前推开它，抑制着越来越膨胀的恐惧感。这是一间儿童房，角落里有一张童床，一部带鱼饰的手机挂在上面摇摆着。童床上有东西。我急忙打开顶灯，看到只是一床揉皱的毯子。
穿过大厅有间浴室，左边有一间房间，我进去。又是一间儿童房。从装饰布置看，是个男孩房间，大一点的男孩。蓝色的墙壁，贴着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电影海报。一张巴里·邦德的放大照片。一架飞机挂在天花板上。
地板上有只垫子，门廊照进来的灯光显出它的轮廓。垫子上坐着一个孩子，身体斜靠在墙上。那个男孩，我想。另外一个孩子蜷曲着趴在他的腿上。男孩的胳膊抱着他的妹妹。他的头萎靡不振地耷拉着；他在睡觉。很可爱。这一切天真无邪，我感到自己放松了一点。
“嘿，孩子们……”我说，又赶紧打住，我打开电灯，“抱歉……”
但是他们没听见我说话。
什么地方——那一刻这些景象之间的什么地方涌入我的脑海，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感到体内某种东西瞬间崩溃了。我的血液凝固了。所有那些年的培训，所有那些医院用的代码，你正在快速冲过医院走廊跑向某个人的房间，他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所有那种时候，你确切知道应该怎么做——拿肾上腺素，抓起电击除颤器，推进阿托品——所有那些遥远的经验，我都突然想不起来了。也许如果我训练得更好，如果我是急诊医生，如果我是治疗外伤的外科医生，也许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施救了。但是我不是，我做不到。
我大步穿过房间，低头看那个浅黄色头发的男孩和他金发的妹妹。小女孩，最多18个月大，抓着一只毛绒兔子。她的头被往后拉，脖子被割断了，血染红了毛绒兔子的白色绒毛和粉色耳朵。男孩的眼睛定在女孩身上。他的睡衣上有多块婴儿围嘴般大小的血污，盖住了原来点缀的足球、橄榄球和棒球图案。
我跪下来，去摸小女孩的手腕，希望能摸到一丝脉搏。没有。她脖子上的伤太深了，伤到了大多数血管；脖子被割开，伤口正对着我。我把她放平，脱下她的裤子，伸手到她的衣服下面，摸到她的腹股沟，希望能感觉到从她的股动脉传出的蝴蝶般的振动。我摸了30秒，先左边，然后右边，我的手指能感到的只有她冰冷的躯体。
我收回手，现在满手黏糊糊的，我去摸男孩的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我把他放到他妹妹旁边，把手伸进黏糊糊的、已经变成红色的睡衣裤下面，摸股动脉。没有还是没有。我把耳朵贴到他的脖子上，希望能听到哪怕一点喘气声，但是我所能听到的只有屋外树丛里隐隐传来的蛙鸣。
我只有放弃了。我跪在地上，试图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的大脑没法工作。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我捏了捏自己的大拇指，感觉一阵作呕。
“墨菲!”我尖叫道。
我跑出房间，发疯似的穿过大厅。我意识到，一切都太晚了，我原以为地板上的泥土是孩子们玩耍时留下的，但根本不是这回事。我跑向大厅尽头的房间。
这间房间由一盏床头灯柔柔地照亮。这是间大卧室，我正对着一张床，在一长排窗户下面。一个人坐在床脚的椅子上，看不到脸。还有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一个人动。
化妆柜的抽屉都被洗劫过，一只珠宝盒坏了，掉在实木地板上。
床上的人是个女人：金发，只穿着睡衣，脸朝上躺着，两只手各绑在一根床柱上。她的喉咙，就像她的孩子一样，被割开了。她的胸前一片血红。
我硬生生地把目光投向床脚的人。他的双手被铐在椅子背后，宽大的皮革和橡木做的椅子，看起来很坚固，就像件古董。另有一副手铐把第一副手铐又铐到两个椅子腿之间的一根粗横梁上。他无精打采地坐着，身体的重量在上肢以上被拉扯得很厉害。他的双肩——不懂医的人也能看出来——都脱位了。我一眼认出椅子上的人正是保罗·墨菲。我冲过去。
“保罗?”
我一生中看过许多恐怖的事情。我看过疾病解剖组织，看过人们因肺部毛细血管破裂而倒在血泊之中，我还看过人的头颅在枪击后从躯体上分开。但是这次……
墨菲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他的两眼被挖，只留下两个漆黑的洞。血从他的口中汩汩流出，滑落他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像其他人一样，他的喉咙也被割开了。他的两脚之间——他的两脚也被铐在椅子上——放着他的两只耳朵。耳朵旁边放着他的舌头。
然后是血。见鬼，流了那么多的血。
“哦，不……”我说。
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一股微弱的气流穿过这些血液。我大叫墨菲的名字，声音有所变化，它想要抓住什么。生命的迹象。
化妆柜旁边的衣架上挂着一件干洗过的衬衫。我撕掉外面的塑料袋，把它拿给墨菲用。他的舌头——剩余的部分——肿胀并阻塞了他的气管；空气通过他喉咙上流血的伤口鼓着气泡。
我用衬衫按住他的脖子，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头脑中闪过曾学过的基本知识：气门，呼吸，循环……
气门。
我扔掉衬衫，冲向厨房，冲到水池跟前。它有一个可移动的喷嘴，由软管连接供水。我把软管拉到最长，从开槽座中抓起一把刀，切掉软管。我把喷嘴切成一条条，不太完美，但是今晚没有完美可言。
来到卧室，我切了大约1尺长的管子，剩下的管子和刀都扔到床上。我把墨菲的头尽可能地往后掰，以便打开他脖子上的伤口。气管打开，就像是一只乌黑的眼睛，空气从这里吸入。我咽口唾沫，缓缓地将软管塞入他的气管，往下插了6英寸。墨菲挣扎着，接着咳嗽。我往回拉了大概1英寸。有呼吸了。
气门，检查。呼吸，检查。现在看循环。
血从被割开的颈静脉不断往外渗出。颈动脉，感谢上帝，仍然未受损伤，否则他早就死掉了。我从他后面环抱着他，用衬衫绕过他脖子后面给他包扎，将它压向由软管支撑而变硬了的气管的一边。我抓紧这个织物，感觉到棉布勒进软骨，勒进肌肉，勒进血管，其他地方它不应该碰到。
“来吧。”我敦促他。我说的就像是我们将去某个地方，就像这总有尽头。但是为他止血没有尽头；最好的是，这给了我一点时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真正的帮助，不是他妈的某个人处理细菌时的那点努力，或是一个该他处理外伤时就成了个傻子样的人。
我看他妻子——我假定是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的人，看她是否有任何还活着的迹象，“见鬼。”我说。
这时我看见她胸脯动了。它轻微起伏，她的一个乳房也跟着胸脯的起伏很细微地在动。
松开衬衫，我冲向她，耳朵贴到她的嘴上，靠近她喉咙上的切口。有微弱的声音。
我仔细看墨菲；我能看到他的最后一滴血都要从他的脖子上流尽了。
“见鬼。该死的真见鬼!”
我重新回到床脚，抓过剩下的软管，伸到她的气管里，一直伸到底，再拉回差不多1英寸。我撕开枕头套，用它绑住保罗妻子的脖子。绑得有点斜，不够紧，所以没什么效果。但那是她的脖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能止住她该死的脖子出血。
墨菲太太躺在那里，由于被铐住，身体微微扭曲，18英寸长的厨房塑料软管从她的下巴伸出来。
我正在做的好事可以让我成为一名看护了。所以，我做了所有看护会做的事情，也许是我当晚做的最有效的一件事情，我拨打了911。我满手是血，滑溜溜的，双手直抖，拨了3次才成功。
最后，接通了接线生。我尖叫道：“我需要帮助。”我设法把电话夹在肩膀上，以便可以继续把枕头塞到墨菲太太的脖子下面。电话掉到床上，然后又掉到地上。
我捡起来。
“这儿有人快要死了!”
“先生，请问你的地址?”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
“我不知道。这儿有人还活着，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已经死了。我是一名医生。我正在努力维持他们的生命。”
“请问你的地址?”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劳雷尔路。”我努力回忆门牌号码，但是还是想不起来。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用枕头压住墨菲太太的出血处。她微微地挣扎着。“3299号，我想是。我不确定!马上就派人来这里!马上!”电话掉到地上。
气管发出的微弱声音开始变得粗厉。我任由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墨菲动了一下。
“我无法相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低头看床上的女人，手一直压着她的脖子，尽管一切努力都可能白费，但我还是希望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让她活着。
这样墨菲就得死掉。
我尖叫，失去理智地大声尖叫。
我们怎样做这些决定?决定谁生谁死?我感到狂怒，对不可能的选择狂怒，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狂怒，对自己是如此的孤单无助狂怒。他们活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而我还要做出选择，如果你相信的话，我对他们两人都狂怒。我再次尖叫起来。我手指下面，墨菲太太动了一下。
我选择，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过交往，也可能是因为我认为墨菲能够更好地告诉我这一切是谁干的，我不知道。我确切知道的是，我把手从他妻子的脖子处移开了，这比我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困难。我确切知道的是，在那一刻，我杀了她。
我绕到墨菲后面，把手再次放到他的脖子上。他肌肉绷紧，对抗卡住他脖子的手，对抗我。我能感到他脖子上的肌肉变紧，几乎能感到血液涌出更厉害了，“墨菲，是我。我是纳特。一定……”我的声音哽咽，“一定坚持住，好吗?一定要平静下来，老伙计，好吗?”
他照做了。
我看着床上的那个女人，“墨菲太太，不要死。你不会死的，你听见我说话吗?不要死。”
一切都是那样安静，除了窗外不时传来树蛙的叫声，墨菲和他妻子微弱的呼吸声，我偶尔的大叫声。
“你不会死。”
但是，她当然会死。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接着她的胸脯停止了跳动。我的手锁定在墨菲的脖子上。我什么也没帮她，除了吐出几句没用的话。 “你呼吸啊，该死!” 我的头垂到我的双手间，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在哭。“求求你，呼吸。”我无力地说。
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称职的想法，我开始对墨菲说话。我告诉他不管是谁干的，我们都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很抱歉。我不是干这个的。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时，我听到了警笛声，我说的一切就是：“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墨菲死掉了。我猜他已经死了有5分钟。他的生命安静地滑掉了，没有战栗，没有死亡的嘎嘎声，就这么死了。再没有呼吸穿过他气管的伤口处。我甚至没有费事去寻找脉搏：因为我不想脱下他的衬衫，我不想把衬衫拿掉。
光线——蓝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在树丛中扫过来扫过去。过了一会儿，有了脚步声和喊叫声。
“警察!”
我大喊起来。更多的喊叫声。我听到有人说：“两个孩子!”然后，从大厅那里传来：“我们是警察!”
“我知道你们是!”我尖声叫道，“快到这儿来!”我正在迷失。见鬼，从踏进这所房子我就开始迷失，但是事情现在真的变得四分五裂了。
“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不知道!”
在大厅，一名警察正在大喊，他在保护现场，我想，犯罪实验室的伙计们将像蝗虫一样扑向这里。我感到房里到处都是人。
“进来，在里面!”我大叫。
实木地板上响起拖着脚步走的声音。“走边上!”有人喊，“不要踩到脚印。”
突然，我听到有人屏住呼吸道：“哦，我的天哪……”行动有所迟缓；我想象得出他们看到现场的神色：两具浑身被血浸染的尸体，塑料软管从他们的脖子上垂下来，就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怪物。
有人问：“先生，你还好吗?”
我点头。
警察——听声音有三四个——进入房间。一个人叹道：“上帝啊。”另一个人说：“不要碰任何东西。”最后有个人问我：“先生，房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认为不会有了。”
“叫医生来!”
“他们死了。”我说。
传来一阵由于人移动发出的沙沙声。
“他们死了!”
一名警察向我走过来。他是个肌肉发达的身穿警服的亚洲人。他先是低头看看墨菲，然后抬起头来看我。他用平静的语气说：“我们要叫医生过来。”
“他们死了，你们看不见吗?我就是他妈见鬼的医生，他们死了。”
我听见一阵骚动，两个人——是医生——像好奇的学生那样冲进房间。他们放下医用工具，女医生开始抢救墨菲的妻子。男医生走过来，他看见墨菲那没有眼睛和耳朵的尸体，还有脖子处伸出的管子，感到很是震惊；然后他开始干活。“那儿，保持压力。”他告诉我。
我真想给他一拳。
这位医生红头发，瘦得皮包骨，太年轻了，现在已经是深夜，头顶还架着副太阳镜。他开始在尸体上到处探摸，评估墨菲现在的状态。
“他已经死了。”我说。
他扫了我一眼，“多谢。”然后继续到处探摸。
“我是名医生，你这个白痴，他已经死了。”
我这样一说，现在该轮到他想要给我一拳了。太好了。不过至少他现在停止了恶作剧般的探摸。另一位医生也从墨菲妻子的身边站起来，她摇摇头。
那位亚洲人警察缓缓伸出一只手放到我胳膊上。我僵硬地站着，他把手收了回去。
“你是医生?”
“是的，我是见鬼的医生。我叫纳撒尼尔·麦考密克。我是名公共卫生方面的医生。我并没有受过诊治这类问题的专门训练。”
“没关系的，”警察温和地说，“你……呃……你已经尽力了……”他转向我身后的一个人，点点头，“我们现在可以把尸体拖走了。”
“不。”我说。
警察停了一会儿，然后再次点点头。有人静静地搬拖，一只大手按在我肩膀上。“医生，请跟我来一下。”有个人对我说。这只大手轻轻拉我。
我的本能要我去战斗。我要挥出我的拳头，我要用脚去踢他们，拿鞭子抽他们，这些流氓别想让我放弃。但瞬间我又意识到墨菲确实是死了，即使我的拳头握得再紧也于事无补，见鬼，它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慢慢放松了抓衬衫的手。这是最终的妥协。
我的双手隐隐作痛，我低头看它们，爪子样的，蜷曲着，尽是血。我的左手，受过伤的那只，很痛。直到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疼痛，我希望这种疼痛能够再猛烈一些。
我转了下身，看见那名把手放在我肩上的警察。他是个大个子白人，一头金发，长得有点像墨菲，或者说是像保罗·墨菲以往的样子。另一个人长了张拉美人的面孔，他站在门廊那儿，枪已经拔了出来。只是朝下指着。他在那儿，我想是打算在必要时朝我开枪。
大个子白人领我走到门口。“小心，”他警告我，指着那些有血污的地板，“尽量靠门廊边上走。保护现场。”
我离开了房间，我死去的朋友，他死去的妻子，还有圣马特奥县的警察留在房内，那个词——抱歉，抱歉，抱歉——始终在我头脑里盘旋。
11
在墨菲家客厅的沙发上。
我的手已经恢复了些知觉，可以握住咖啡杯了。那个时候，整所房子看起来就像是个马蜂窝似的乱哄哄一片：探照灯亮着，拉起了警用标带，丈量用的卷尺，照相机，刷子，取证用的袋子。医护人员已经离开，取而代之的，我想，是验尸官。勘察犯罪现场的人来了，更多的警察。还有记者，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已经被阻隔在外面的路口处。还有博尼塔·桑切斯警探，就是她递给我咖啡的。
“你准备好跟我们谈了吗?”她问。她50多岁，有点发福，头发向后扎得很紧。强硬派，“像啄木鸟的嘴巴一样强硬”，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过。但她对我还不错，我对此心存感激。
“没有。”我说。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里聚集着人群的地方。
我感到了咖啡的热度，双手握紧咖啡杯。我用额头抵住杯子，感受其中的温暖。
曾经有一段时光，那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中间如果有人逃课，大家就会开玩笑，“哦，有人要死掉了。”如果有人在凌晨1点离开小组自习室，我们同样会这样开玩笑。我们也许只是在开玩笑，但有时候忌言成真：你知识中的小小漏洞，你逃课导致的知识上的小小缺口，可能最终会杀死某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医生、主治医生、外科主刀医生——都曾受困于这一点，恼于自己的无知。假设，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仍然有得商谈，还是有操作不当的病例发生。
因此你担心。你担心因自己睡懒觉而逃掉的实习医生讲座，包含着可能挽救一条生命的信息。你担心，如果自己学习再刻苦一些，如果自己在医院里呆的时间再久一些，如果自己参加了癌症救治的额外课程，自己就不会用双手抓住一个死人的头了，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反而只能延长他最后毫无意义的几分钟的痛苦。你想象着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保罗·墨菲和他的妻子也许还有救。
同时，你告诉自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你自我安慰地将自己包裹起来。你是在撒谎。
“麦考密克医生?”桑切斯警探坐在我对面无靠背的长软椅上。我猜她是要跟我谈谈了，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知道这对你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快点，调查还要继续。”
我呷了一口咖啡，点点头。
桑切斯警探拿出一本便签簿和一支钢笔。她看着我。接着说道：“知道吗，你很走运。早一点，你很可能撞见罪犯。”
“那样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恶性的杀人案了。”
“麦考密克医生……”她说。但是我的脸色告诉她，任何乐观想法都不是和我开聊的话题。她言归正传，“你怎么和这一家认识的?”
我告诉她墨菲和我很多年前的交情，关于来到西海岸的交往。桑切斯警探说她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们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地聊到了凯米雷根事件。然后她言归正传，是谁谋害了保罗·墨菲?
我告诉她墨菲一直在担心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告诉她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我告诉她保罗本来今晚要给我看一些东西的，还要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枪的事。我说的每句话她都记录在本子上了。她就墨菲的大秘密用5种不同的方式问我，以便看看我是否还有所隐瞒。我可能是个不称职的医生，但我不是白痴。
“我不知道，桑切斯警探。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如果你再问我就走了，你可以逮捕我，把我关进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但我还是不知道。”
警探的脸拉长了，“好吧，麦考密克医生。我们把谈过的话再过一遍。只是为了确认一下。”
不管怎么说，过一遍说过的话比起抗议来要容易得多。
12
在大批警察赶到现场的3小时后，我被允许离开。我的卡罗拉停在屋外，它被警察的巡逻车、验尸官的小厢车和外形好笑的法医实验室的蓝色货车给堵得死死的，所以我等这些车让路又等了20分钟。博尼塔·桑切斯帮了我大忙，她高声指挥着这些车辆。没有她的帮忙，估计我得一直在墨菲这里呆到圣诞节。
我沿着长长的车道往外开，穿过劳雷尔路上密集的新闻记者。我开车经过之处，都引起一阵骚动，我车速很慢，以免碰到那些手持话筒、相机或是摄像机的记者。我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有那么一会儿，看到布鲁克的住处真让我感到高兴。我笨手笨脚地摸出钥匙，开门进了屋。我眼前还是不断地闪现出墨菲那张没有眼睛和舌头的脸，浑身是血的孩子们，还有墨菲死去的妻子。我迫使自己什么也不要想。
我碰到床头柜，布鲁克给吵醒了。她看看钟，哑着嗓子道：“我想你明天是哪里都不用去吧。”我在黑暗中站着，想是不是该往沙发那儿走。“纳特?”
她拧开灯。我想我浑身上下的血迹发挥了作用，她从床上笔直地坐了起来。
“哦，我的上帝。”她忘了问我是否没事。我猜，她知道我不太好。“哦，上帝啊，纳特。”
我走到床边，仰面躺在床上。布鲁克用她的胳膊抱住我，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像是怕我会跑掉。
而我，像个胎儿那样弓着身躯，看着那些影像在我眼前晃动：墨菲，他的妻子，孩子们。我无法把这些影像从眼前抹去，它们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一遍又一遍。
13
天一亮我就起床了，我想我是再也睡不成好觉了。头脑中有这么多具尸体，谁能睡得好呢?
我把衣服都扔进了洗衣机，光着身子站在一旁，看着水缓缓注入洗衣桶内。水注满后，我按下了浸泡键，只有多泡泡才能把衣服上的血迹给洗掉。之后我去冲了把澡。
我所能做的就这些了，不是吗?我使劲地搓澡，不知道何时才能把指甲底下和皮肤毛孔中的血迹给清除干净。出来，出来，讨厌的血斑，都给我出来。
我擦干身子，看了看雾蒙蒙的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又打开淋浴器冲洗起来。在温暖的水流中，我张大嘴巴去接水，想要洗净一切，洗净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甚至包括我的五脏六腑。
浴室的门打开又关上，然后是淋浴房的门，“你快要洗成西梅干了。”布鲁克说，她手里拿着块香皂。当她给我浑身擦香皂的时候，我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
“干什么呢?”布鲁克问。她已经决定请假一天来陪我。一个小姿态，但我还是很感激。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看新闻。”我一边说，一边用她的电脑上了网。
“你真的想看?”
“当然不想，但是我好像必须看。”
“为什么?”
“因为我想再体验一次。”
她面露愠色，但并没有跟我发作。她知道我的心理受到了惊吓，不是吗?
我点开《圣何塞水星新闻报》的网址。布鲁克站在我身后，她用胳膊环住我的脖子。头靠在我肩膀上。
在“最新新闻”一栏，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信息。“一家四口在伍德赛德的家中被害。”我大声读出来。
“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布鲁克问。
“‘保罗·墨菲，35岁，他的妻子戴安娜，32岁，他们的孩子德鲁，5岁，斯蒂芬妮，2岁，大概今天零点在伍德赛德的家中被害。这一家的一位朋友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之后圣马特奥县警方到达了现场。’至少他们没有——哦，见鬼，他们说了，‘根据一位调查人员的说法，保罗和戴安娜被发现的时候还活着，警察到来之前他们死掉了。验尸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4个人的死因是头部和颈部受到致命伤害。…
我继续道：“不称职的医生纳撒尼尔·麦考密克做了毫无成功希望的努力，但没能救回墨菲医生和他的太太。”
“人家新闻可没这么写。”布鲁克说。
“这是潜台词。”我扫了一下这篇短文的剩下部分，没什么新鲜内容，然后就下了线。
我们在门洛公园找了个地方吃早餐。那里的餐桌摆放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非常通风，明亮，一切正常。
在等煎蛋卷的时候，布鲁克探过身子，握住我的左手。她把我的左手轻轻地握在手心，用一根手指顺着上面纵横交错的疤痕游走，腕骨，掌骨，手腕。因为有疤，我的手握起来会很僵硬，但我还能打字和系领带，碰巧还能开枪。不过，我不得不把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计划给放一放。
“我还是不敢相信，”她说，“发生了两次这样的事，还是在两年之内。”
“我把上帝给惹毛了，他要好好整整我这个罪人。”我说。
“什么时候开始信上帝了，麦考密克医生?”
“只是引用一下上大学时美国文化研究课上的说辞。”
侍应生把食物放到我们桌上。他是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穿着难看的摇滚T恤衫，上面还黏着自助洗衣店的标记。
我说：“小心点，布鲁克。你该立马跟我绝交，做我的朋友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她勉强一笑，垂下头看自己的盘子。我想我的警告让她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你还好吗?”她问。
“好啊，”我看着她，“其实不好。”
她再次抓住我的手。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说。
“什么都不需要做。”
“总得做些什么。”我挣开她的手，起身走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看了今天的报纸，”我告诉博尼塔·桑切斯，“有进展吗，知道是谁干的了吗?”
警探愣了一会儿，然后拖长声音说：“我不能对此发表意见。”
“你当然能。”我说。桑切斯没有应声，我继续问：“你跟墨菲一家的朋友们谈过了吗?”
“医生，这事你别管。”
“别这样，我的警探大人。这事与我有关，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只是个目击证人，至少我们是这样希望的，对吗?”
“什么意思?”
“我不想解释，医生。”事情有点不清不楚，但我不会因此而罢手。
“他是我的朋友。”我说。
“你瞧，我知道你心里不安，你必须熬过这一段，对此我感到很抱歉，真的。我也为你朋友一家感到抱歉，尤其是那两个孩子。但关于调查的事，我无可奉告，我也没时间在这儿跟你纠缠。”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人蹲了州监狱，他们很生气。”
“监狱里的所有人吗?”
她大笑，“你从哪儿学的这么贫嘴?来这儿之前，我在奥克兰呆了20年。不过现在我知道你去年看到什么可怕的事了。”
去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翻旧账?
“但是这次你什么也没看到。相信我，我们会尽力做事的。还有，如果你不想把我惹火的话，也必须相信我。”
“我相信你。对了，查出那辆白色凯迪拉克了吗?”
“这世上有很多的白色凯迪拉克，医生。”我在心中不断地咒骂自己，居然忘了留意车牌号。
“我要挂电话了。”桑切斯说。
“好的，说再见吧。”我按下了结束通话键。
14
我从沙发上可以瞥见布鲁克在收拾房间和清洁厨房，而我则坐在一边把玩墨菲的名片。
“知道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吗?”我问。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你上网搜搜吧。”
我照做了。
“癌症的克星。”我自言自语道。然后我对布鲁克说。这会儿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抑制转录因子，我猜这就是墨菲在忙活的事。注意这个，‘泰特拉生物制剂在癌症研究、糖尿病治疗、组织再生和抗病毒新品方面均有项目。’你难道不喜欢吗?‘抗病毒新品’，现在好像什么都能叫‘新品’。”
“这太有趣了。”布鲁克说，但她的语气让人觉得这一点都不有趣。
“公司办了有5年，”我说，“但不为公众所知。”布鲁克没吱声，只是丁丁当当地把盘子放回原位。我点击进人政府办的医学论文库，这里有过去30年发表的几乎所有论文。其中有41篇文章署了墨菲的名字。最后发表的一些文章有关转录因子和癌症。我下载了文章摘要，发现墨菲的研究是为某个机构在做的。“看来他在泰特拉公司著作颇丰啊。”我说。
“那很好。”
“他也许在那里有朋友。”
“也许。”布鲁克喊道，她的声音紧绷绷的。
“我想知道他在那儿干了多久?”
她不理我了。
“我也许该去那儿看看。”我说。
布鲁克出现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块擦杯子用的抹布，“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你都告诉警察了吗?”
“当然。”
“你认为警察不会调查吗?’’
“我不知道。我忘了问他们是否在调查他工作的地方。”
“对，你最好打电话问问他们，告诉他们去调查那里。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考虑到这点。”她语带讥讽地说。
“多个人手没什么坏处。”我说。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厨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答应过墨菲我要找出是谁……”
“然后呢?然后你又能怎样呢?”她又回到厨房门口，手里的抹布揉成一团，“警察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又能怎样?如果你真的找出了是谁干的，你怎么办?抓住他们，然后把他们都绑到橡树上?用手铐铐住他们，然后把钥匙扔掉?”
我无言以对。
她走到沙发旁，跪在我面前，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湿抹布碰到了我的皮肤。
“我很怕，真的怕。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你早10分钟出现，也许已经死了。我很怕你去找这些人。去年你就是这样，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我也怕。”
“那就别管这事了。”
“我不能。”
“为什么?”她眼中闪着泪光，“难道有什么目的吗?为了让余生得到解脱?”
“他的孩子和妻子，布鲁克……我答应过的。”
“他死了，你答应过什么对他都没用了。”她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淌，“我今天请假来陪你，看电影，去海滩，或者就坐在这里握着你的手，你想干什么都行。但你却不要任何安慰，是吗?”
“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什么时候?10年前?两天前你想都不愿想这家伙。”
“行了，我们之间也许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不解决算了，这样岂不更好?他死了，纳特，而我没有。你快要失去我了。我不想这样，我努力了但却无能为力，而你竟然无动于衷。我不想再玩游戏，也不想再给你暗示。因为我知道你心里清楚，只是好像不在乎。”
“我不是无动于衷。”
“请别再这么说了，哦，纳特，请别说了。你知道你有多么铁石心肠。”布鲁克把头埋在我的双膝间，眼泪弄湿了我的牛仔裤。她抬起头，“去找一份工作吧，不一定要能干一辈子的，只要让我们能够回到从前。求你离泰特拉公司远一点，别再给警察打电话了，离这案子远一点，求你了。”
我坐在那儿听她哭。她是对的。不过，墨菲一家被杀给了我启示。几个月来我一直避不开的那个问题得到了解答。我为什么在这儿?很简单，是为了弄清楚这些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为他们争取到正义。
但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个月前，我和布鲁克的生活轨迹是那么清晰。退回去，找份工作，搬到自己的住处，然后再搬去和布鲁克一起住。结婚，生子，还住房贷款，抚养孩子长大。现在，这一切变模糊了，我甚至搞不清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我轻抚布鲁克的秀发——毫无疑问，我是爱她的——说了句：“我答应你，我会离这案子远一点。”
15
布鲁克和我一起度过了当天余下的时光，尽力让我们的关系回到从前。一切都很好，只要不算上想到墨菲全家的时刻。但是他们还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做爱，午餐，海滩漫步，一天过得还算轻松。布鲁克想看詹妮弗·安妮斯顿演的电影，我经过理性分析，确定了其中不含暴力成分。我们晚餐吃得较迟，然后是亲吻，上床。
我可能会轻飘飘地说一句，我们新一轮的集体生活又开始了——斗嘴，和好，一天好，一天又是老样子。但其实不可能再是老样子了。现在，我脑袋里装了四具尸体，每一次谈话，每一顿饭，每一次接吻，它们都会出现。
第二天，我有点疲劳。布鲁克去上班了，我却无事可做。我又想起墨菲全家遇害那天晚上自己无力的救护，唯一能让我摆脱罪恶感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自责。我给一个在医院实习时认识的家伙打了电话，他现在是北加州的一名外科医生。
泰德·布莱克两分钟后回了我的传呼。我开始喜欢上了外科医生的办事效率。泰德在他们班上是动作最麻利的，实际上他人也不赖。因此在寒暄了几句后，我跟他简单说了下事情恐怖的细节，他的全部回答是：“他们是救不活的，纳特。没什么你能做的了。” “应该能做点什么的。” “切断了双侧颈静脉，或许还深及颈动脉。没救了，伙计。你打通气道，直接压住气管，剩下的只有祈祷了。你祈祷了吗?”
“我想是的。”
“那就是了。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再多想了。”
布莱克医生想的倒是轻松，他的工作已经令他对失败习以为常。但是对我这样的药学医生而言，事情却很不轻松。
我谢过泰德，我们约好了有机会出来聚聚。
嗯，就这样了。犯罪感稍稍减弱了些，只能说是稍稍。
我给投过求职信的公司打电话，他们还没有看过我的求职申请和简历。租房子的事倒是进展得快些，我约好了去城里的两个地方看房。
这就是我，为了遵守对布鲁克的承诺而没有遵守对墨菲的承诺。简直是一团糟。
这一天我还有很多时间，布鲁克在公共卫生局的某个部门正忙着当差，而我去了曾就读的大学，去了医学院的图书馆，如果布鲁克打电话来，我就说是故地重游。该死的故地重游，是的，但是还……
我想进入大学数据库。如果我想找到点泰特拉公司资料的话，那是最好的地方。我没去那家公司，不是吗?只是进行一点点侦察。
我也不想布鲁克无意间查看她的上网历史记录，发现我在查找这些文件。
我上次来医学院是一年前了。自从搬来加州湾，我一直在刻意回避这个地方。现在，不好的记忆移植到不好的记忆中加重了不好的记忆，变成了更不好的记忆。有些人看见山峰感到了伟大，我看见医学研究中心时也感到了伟大。除了这座我非常熟悉的建筑物——我第一间实验室的所在地，我和墨菲做了大量实验的地方，医学院里又起了一座新楼，它的样子就像是晾衣绳上用的夹子。这座新楼高高耸立在停车场的一侧，顶上两层围了一圈酒红色的栏杆，它的内侧全是玻璃墙和实验室，正对着花岗岩砌成的院子，它的外侧看起来像极了20世纪60年代的汽车旅馆。
我走进低矮的医学院大楼——大家都希望能把它拆掉，可是永远也拆不成，因为它是座里程碑。它是学院最古老的建筑，由一位著名建筑师设计，全混凝土结构，中间有个院子，建筑物呈米色，外墙和所有柱子上都有模糊的纳粹万字饰，很是怪异。
图书馆环绕着其中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有棵大树，保洁员一直忙着清理树下体闲桌椅上的碎石屑。
我用图书馆的电脑上网搜索。40分钟后，我挖出了一些信息：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成立于5年前。创始人是一位前任伊利诺伊大学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教授以及一名原先经营小型医疗设备的商人。教授的名字叫汤姆·布科夫斯基，出钱的是达斯汀-阿尔伯特。没有公共投入，因此这家公司应该是由私人经营的，由一些风险投资基金持股，部分投资来自大医药公司，还有一家叫黄金海岸基金公司的小投资公司。他们只向市场投放了一种药品——用来治疗多种硬化症的干扰素。他们余下的药品还处在研发阶段，其中有两种已在接受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审批，看来很快就可以投放市场了。这两种药品中的一种是转录因子抑制剂，这是墨菲生前负责研究的项目。另一种是针对伤口愈合和“其他软组织问题”的组织再生项目。嗯，对泰特拉公司和它的投资人来说都还不错。
接着，我在快要打盹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汤姆·布科夫斯基，泰特拉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已经死亡。
我扩大了搜索面，搜看了一些更早的文章。看起来泰特拉公司在两年前的8月份运转并不太好，对于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8月23日，布科夫斯基去加州的蒙特雷县钓鱼，他坐的船发生了爆炸。布科夫斯基被炸死，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个名叫彼得·叶的男人。船长和大副也同时遇难。彼得·叶和大副的尸体没有找到。布科夫斯基的尸体——只是部分残肢——被上潜泳课的当地学生发现。
文章显示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但是调查结论是机械故障引发了爆炸。所谓“机械故障”指的是油路短路，导致下甲板产生火花。布科夫斯基的家人起诉了轮船所有人和引擎制造商，案子最终庭外和解。
我继续搜索，想找到些关于保罗·墨菲在泰特拉公司的友人信息，但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我再次背叛了布鲁克，给博尼塔·桑切斯打了电话。这名警探并没有因接到我的电话而感到惊喜，但在我提醒已有一整天没烦她之后，她向我敞开了一点心扉。我说“一点”，意思是她告诉我警方对调查仍给予110％的关注。我问她是否和墨菲的亲朋好友谈过。当然谈过，她说。我问她是否和墨菲在泰特拉公司的同事谈过。当然，当然。
最后，她终于软下口气来跟我把事情说白了，“这看起来像是一起入室抢劫案，弄得不好才成了这样，”她说，“我很抱歉。”然后她发誓说如果我对媒体说出去的话她会杀了我。因为我对她的坦率相当满意，所以不会去跟媒体爆料。
打过电话，我还是心魔难除。墨菲死了——德鲁、斯蒂芬妮、戴安娜也死了——而这些人的死亡竟然没有合理的解释。更糟糕的是，他们死得竟然毫无意义。
我不禁想起了10年前我和墨菲之间的恩怨。实际上，那次数据舞弊案之后，我并没有被踢出学校。他们要求我休假，我这样做了，最后在校园的咖啡馆找了个不用动脑的工作。正如我说过的，对于我在实验室的这次行为和我的博士学位，墨菲相当自以为是。我没说过的是这家伙帮倒忙。
两周多的时间里，咖啡馆侍应纳特·麦考密克递送盘子和卡布奇诺咖啡的时候，保罗·墨菲都会过来喝一杯咖啡。每次他都试图和我搭讪。起初，他的友好姿态在我看来很可怜，但进入到第二周后，他的坚持就让我感到讨厌了。
最后墨菲郑重其事地向我道歉，为他火上浇油的行为表示道歉。然而，到了那时，自以为是的其实已经是我了。
“太棒了。”我告诉他，把小毛巾往肩上一甩，然后一路把他推到吧台尽头，“一切都过去了，是吧?”
“我是这样希望的。”墨菲说。
“你想要左右逢源，伙计?对系里跟个童子军似的，然后又跑来安抚我，因为不想有负罪感?”
“我只是想说我很抱歉……”
“得了，伙计。太晚了。”我不再理他，径自往收银台走。店里排了很多人，另一名叫贝卡的侍应不住地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祝你前程似锦，”我大声说，“心想事成啊。”我对医学院里曾经最要好的朋友送上了这句刺耳的祝福，那高高大大的男人看着我，像是被人在脸上扇了一巴掌。他呆立了一会儿，像个受伤的动物那样叹了口气，之后摔门而去。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咖啡馆当班的时候，打了个白痴。一周后，学校就让我收拾行李滚蛋了。
10年过去了，墨菲在另一家咖啡馆再次跟我道歉。这一次我接受了，迈出了和他重修旧好的第一步。我想我内心还是非常想跟他再做朋友的，但那个手持刀子的施虐狂却让一切都化为乌有。
那么，是负疚感驱使我来到图书馆的吗?可能。我愤怒了?想复仇?也可能。但除了这些念头以外，我还觉得这样的谋杀破坏了一种平衡，我要重新把它建立起来。我想在这不公正的世界上做些公正的事情。
我不能真的打入墨菲的社交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社交圈在哪里，而警方也不会向我提供帮助，这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有把握：这个社交圈一定对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感兴趣。
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给博尼塔·桑切斯打电话，还有不去泰特拉公司，我给布鲁克打了电话。“你现在穿的是什么?”我问。
“情趣内裤。我一会儿要去见我的老板。”
布鲁克的老板身高5.8英尺，体重250磅。就让他等着心脏病发作吧。
正当我要告诉她我现在在家重新装箱，一群医大学生从一间教室鱼贯而出，拥进院子。
“是什么声音那么吵?”她问。
“松鼠。”我说，然后我告诉她我想去管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我不认为她会相信我。我们两个都不打高尔夫。
“找工作的事进展如何?”她问。
“相当不错。他们刚给了我一个职位，加州卫生总监。”
“哇!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职位。”
“以前没有。他们专门为我设的。”
“就是比你更安稳的人也不会遇上这好事。嘿，我得走了，”她说，“我真的和老板有个约会。”
我跟她讲改天一定要谢谢她的老板如此守时。
我回到图书馆，开始在网上找工作。相比之下。调查泰特拉公司更可怕些。
不过，我实际上没把心思放在找工作上。我想着怎样才能进入泰特拉公司。如今这个年代，安检实在太严了，尤其在生物科技领域，人们对商业间谍行为很敏感。怎样才能打探到我想要的信息呢?我想我可以在泰特拉公司外面的停车场安营扎寨，他们下班的时候呢，就趁机找他们攀谈。不行，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尤其是他们的一名同事出了这样的事。那么，我总能找到一份雇员名单吧，然后我可以到他们家里去拜访。还是毛骨悚然。要不我可以得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样也可以趁机翻找档案文件。有意思。我想他们会付给我多少薪水。
不管怎么说，我又登陆了泰特拉公司的网站，点开了“职位”一栏。泰特拉医学主管助理——抗病毒药品部。这条消息发布在“药品开发，医学／临床信息”栏目下。对于一个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寻找传染病毒的人来讲，这是个理想的职位。
哦，伙计，难道布鲁克不会为此感到骄傲吗?事实是，她也许会阉了我。但管它呢?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拿出自己的移动盘，通过他们的网站上传了我的简历。好了，就是如此简单。
嗯，也许没那么简单：布鲁克满脸是泪的影像映人我的脑海。绝不简单。
16
“上帝啊，那些孩子。”布鲁克低语道，我们从那些大理石墓碑处回到车旁。我们刚才坐在那里听完悼词，看着4口棺材放人墓穴。两个大墓穴是墨菲和他妻子的，而两个小墓穴是他们的两个孩子的。
两个孩子，我思忖着。
我见过孩子死去，在撒哈拉沙漠那些没有医疗条件的偏远乡村呆了两年，不可能没见过。艾滋病，疟疾，昏睡症，我在那里治病，抱怨，喊叫；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工作。
在刚才听悼词时，我知道自己很愤怒，本不该震惊，但是确实震惊。杀掉两个孩子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是应该受到指责、惩罚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
在车子旁，布鲁克抱住我，她低语道：“此时此刻我为他们感到悲痛。”
现在，她应该比以前更了解我了。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来了又去，对于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朋友，而且心情沮丧的人来讲，日子像是爬行，非常缓慢。我查了一下电子邮件，又查了一下语音信箱。我实际上只关心一条反馈信息。我在等泰特拉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信。我一点也不想联系其他的单位，不想在泰特拉公司之前接到其他单位的应聘通知。
实际情况是，在泰特拉公司之前有人和我联系过，一些出租房子的人，还有一家设在伯克利的政策中心，即“加州新现传染病项目组”。项目组的一位主管想约我在后半周面谈，我跟她编了个理由说要去佛罗里达开会，把事给拖延下来。
一天后，我终于等到了泰特拉公司的电话。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女士说他们对我的简历很感兴趣，想让我过去谈一谈。她问我明天可以吗?当然，我说。你们最好快点，我说。我们当然会尽快，她说。
接完电话，我走过几个街区，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准备送给布鲁克。鸢尾花，她的最爱。
回到她的公寓，我把花放进水里，决定去跑步。尽管我的余生已经无法修补，但我一定要保证已有的计划照章进行。布鲁克把她的iPod忘在家里了，我带上它离开了房子。
往左还是往右?这是生活中的大问题。我前后扫了扫街面。在我右边大约50码外，停着一辆黑色的林肯SUV。车后站着一个人。我去花店的路上见过这辆车?可能见过，但是我的神经还是受到了点刺激。我转向右边，跑向那辆车。
车子里面看不清楚。我开始跑的时候，那辆林肯领航员驶上了马路，从我身边呼啸而去。车里边。一个男人正在用手机通电话。我放慢速度，往车尾看，没看见车牌。林肯领航员在街角的停车信号前刹了下车，然后打了右转向灯。
我想，也许只是一通房产经纪人看房的电话。可能仅此而已。
17
“见鬼，纳特。”
我扒拉着布鲁克做的芝麻杏仁色拉，眼睛盯着盘子。鸢尾花插在我们俩之间的花瓶中，“只是份工作。”我说。
“这不是工作，”刚给我做了色拉的人说，“你把我当白痴?”
“我可以不告诉你的。”
事实是，我并不真正在意将此事告诉她，但是我恨自己大嘴跟她说下周还有两次面谈。布鲁克穷迫不舍，问我是哪儿要人，我不想再厚颜无耻地跟她撒谎，于是脱口说出用人单位设在古巴。
“现在他们可能比以往需要更多的人手，”我说，“看起来他们希望雇员像苍蝇那样到处飞。”
“别开该死的玩笑，好吗?就一次，别开该死的玩笑了。”
“用语不雅哦，迈克尔斯医生。”
最后这句算不得是真正的玩笑话，但可以肯定布鲁克不喜欢它。她把叉子扔到盘子上，“我真是忍无可忍了。”然后，她恨恨地切下一片面包来，“你难道一点点都不尊重我吗?还有我们?我一边工作一边担心你，怕你会想方设法接近那警探和那该死的泰特拉公司。我劝自己不要多虑，我跟自己说纳特爱我，他不会……”
“我确实爱你。”
她瞪了我一眼，目光可以夷平一座城池，“那就不会这样不尊重我。”
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我说：“我想你是非常了解我的，不是吗?”
“我想是的，”她尖起嗓子，“你真是个长不大的小男孩，纳撒尼亚。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那样做一回决定，表现得跟你的年龄相符。想想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好吧，我认可最后一句话，那些什么表现与年龄相符的话，我睬也不睬。
我咽下最后一口色拉，放下叉子，用我认为的强而有力的沉默表示反抗，我站了起来。
“你真正在乎的并不是人，是吗?”她又说，“你在乎病人，当然，死去的人。但是活着的人，还在喘气的人，就要和你好好谈谈了——你到底对他们有多在乎?你告诉我，在保罗·墨菲被害前你到底给了他多少关心?”
我进了客厅，拾掇起所有的个人物品。布鲁克一直坐在桌子跟前，动也没动一下；坐在那里，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这边的一举一动。
“成熟了，纳特。你都带走吧。你就离开吧。”
我当真就离开了。真希望我只带我的态度和一把剃须刀离开就可以了。
我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卡罗拉车的后备箱，猛地关上。我使劲拉开驾驶室的门，不知道这样做是要给谁看。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几辆车靠路边停着，唯一的声音就是100码外高速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声。
我围着车子转了好大一个圈，最后看了一眼亮着灯光的小房子和整个街区。
也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辆车，远远地停在街那头，停在一处街灯照不到的阴影处。一辆黑色SUV。
我朝它走了几步，弄不清里面到底有没有人。然后我举起手，伸出两根中指。
来抓我啊，你们这些社会的毒刺。
18
尽管波士顿、费城等城市也在吹嘘自己的生物技术如何如何，但论及产业规模，哪里也比不上加州湾。美国总共有1500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有800多家落户加州湾。
加州湾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集中了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我那常困扰我的母校。这里有极具进攻性的风险投资文化和很棒的气候。生物技术产业的许多老字号都生于斯，长于斯，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与希腊神话的笨拙结合。尽管那些公司在不断地向外拓展，但旧金山南部仍是这一行业的核心地带。
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在旧金山南部成功置了业，它离美国基因技术公司这一行业老大约有l英里远。美国基因技术公司有一段时间业绩辉煌，投资者捕捉住了信号，金钱源源不断地从大机构和硅谷涌入。后来它效益不好的时候——呃，没人说过生物技术是好干的。
泰特拉公司的大楼建成后，它的钢粱和碧绿的玻璃幕墙令人震惊。大楼整体形状像一艘海轮的船头，仿佛从船的甲板处生生给砍了下来，而船的其余部分，我想，已经沉入了旧金山湾的海底。蒸汽从6楼顶部两个出气孔喷出来，避难的海鸥集中在停车场的一角，这一切很符合大海的氛围。
现在时间大概是早上10点30分，距离我的面试还有半小时。昨晚，我在101号公路边上一家糟糕的汽车旅馆度过，睡得不好，所以我希望能坐在停车场里整理一下思绪。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每一次当我找到头绪，布鲁克就会跑进我的头脑中，让我的思绪消失不见。
我放弃了停车场，盘算可能到公司里思路会清晰些。我穿过停车场内成排的汽车，走向泰特拉公司，一周前保罗·墨菲还在此掐着点上班。大楼外的走廊上空悬着玻璃和钢做的罩篷，罩篷下是一盏神秘而古怪的海洋一样的灯，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的鞋子在大厅光亮的花岗岩地板上踏出了响声。花岗岩上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拉丁文刻着：认识你自己。同样一句话还出现在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奠基人维萨里首次将它用在书本的扉页，此后它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在21世纪初的加州叉重新流行了起来。泰特拉公司的人很幸运，版权法不适用于这些古代贤言。
我向保安做了自我介绍，他站在一张高度概念化的金属桌子后面，我告诉他我来这里要见弗朗辛·哈特曼。他接过我乔治亚卅I的驾驶证，迅速看了我一眼，给某个人打了电话。咕哝了几句之后，他挂断电话，指向大厅侧面的一台电脑。
“她几分钟后就过来。你在那里登记一下，填一份保密协议，然后会给你一张访客证。”
在他指的那台电脑上，我输入一些个人信息——姓名、社保号码以及各种个人特征，还填写了泰特拉公司的保密协议。这些事情对任何一家技术公司都是强制要求的，经营生命科学的公司位于对知识产权最敏感的公司之列。
我通读了一下协议，文本中不断地跳出“机密”、“私有”、“禁止”、“仲裁”等字眼。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内容——我不再仔细阅读了——可能以后20年都要在担心中度过，唯恐自己无意间会泄漏一些商业机密，比如说厕所的颜色。
我在协议下方点击了“同意”，电脑下面的打印机打出一张证明我身份的标记牌。我揭开标记牌背面的不干胶，把它贴到我的外套上。这样可以辨识了，我在民权被限制后有了一席之地。
弗朗辛·哈特曼并没有出现，我在硬硬的大理石凳子上坐了9分钟，屁股都坐疼了。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姿势，光顾着屁股的不舒服，根本没注意到向我走过来的女人，而她看着我在大理石凳子上折腾，像一个露着屁眼的黑猩猩。 “麦考密克医生?” 我抬起头，看见一只雌性灵长目动物，大概35岁，太有风度了，一定是人力资源部或市场营销部的。弗朗辛·哈特曼。她向我介绍起自己，而我也立马站起来，跟她握手。
“那些长椅，一定需要些衬垫，是吧?”
我感到自己脸红了。
我们走过玻璃门去乘电梯，弗朗辛，她坚持要我这样称呼她，向我简要介绍了这家公司。在电梯到达6楼之前，她一直在说着乏味的公司情况，都是我在网上已经知道的情况，我认为，没什么新内容。之后，电梯门开了。
这一层楼铺着地毯，它立刻给了我一个信号：6楼没有多少科研部门。你不会托着盛放细胞培养基的盘子走地毯，如果不小心把这些细胞掉到地毯上，真的很难把它们从地毯纤维中除去。
这一层显然是公司运营人员呆的地方，他们穿着套装，都是些寄生虫，靠像保罗·墨菲那样的人生存。
弗朗辛指向过道，“那里是头儿们呆的地方。我们呆在这儿。”
“达斯汀·阿尔伯特还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吗?”
“还是，麦考密克医生，你是有备而来的哦。”
如果这也算是做了准备，那么进入这公司的门槛也太低了。我说：“我一直在做准备，从小学三年级老师留我堂时起……”
我打住了话头，因为我意识到弗朗辛根本就没在听。
我们继续沿着过道朝前走。一边是带有窗户的办公室，另一边的办公室全是墙，许多地方好像还没有给利用上。
弗朗辛领我到她的办公室，这一间我注意到是带窗户的。
她坐下来，递给我一只公司的宣传资料袋，袋子上印着公司的标志。
“袋子里有你今天的日程安排。你要和抗病毒药品部的丹·米苏拉和亚历山德拉·罗德里格斯见面。”
弗朗辛背靠着她那把昂贵的椅子，东拉西扯地谈论着泰特拉公司，而我也饱了眼福。她穿着一件黑色罩衫，多解了一粒扣子，露出更多的深棕色皮肤。我不知道该不该提醒她，皮肤过多暴露在阳光下是有危险的。
她费了不少口舌，逐字逐句给我讲了宣传资料上的信息，没什么新鲜的。
“抗病毒药品部设立多久了?”我打断她。
“哦，不久，三四年吧。我们刚刚通过产品研发的第二阶段，很快将进入第三阶段，”她用修剪过的指甲指向我，“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新的医学主管。”
“是什么产品?”
“问得好，麦考密克医生，很直接。我喜欢直截了当。米苏拉医生和罗德里格斯医生会和你详谈。这种产品原本是盖特拉公司——那是一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用来治疗罕见疾病的一种药物，我们得到了白纸黑字的政府许可。它看起来对c型肝炎有些效果。”
用来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是不受宠的产品，对于着眼于赚取巨额利润的大公司来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类似利巴韦林……”我说。
“够了!”她用手指挡在脸的前方，摆动手指，像是刚被蝙蝠攻击过一样。她开始像猩猩一样大笑，“别说了!我不懂这些!我3个月前刚从雅虎网站应聘过来，才学会转录酶原来不是聊天软件。”
我们都笑起来——哈哈哈——笑她说的话。天哪，这个女人真怪。也许我不需要跟她谈论皮肤癌，而要谈论咖啡因中毒。
弗朗辛继续谈着一些其他产品：一种减肥药，一种治肠道癌的药。墨菲一定是在研究这些治癌药物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真是惊喜，弗朗辛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过最让我兴奋的是一种基因再生产品。”她一定看见我的眉毛抬了一下，因为她说：“不是基因再生这叫法唬人，而是它的市场价值让人激动。它是细胞重组之类的东西。”
“那就是你们的伤口愈合类产品?”
弗朗辛看着我，像一只鹿突然被探照灯给罩住了，她那漂白过的牙齿在我面前闪闪发光，像是冰川的表面。“我在你们的网站上看到的。”我解释道。
“是的，当然。是伤口愈合剂。”
“哇，”我说，“听起来相当……酷。”
“非常酷，麦考密克医生，非常酷。基因再生产品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重磅炸弹。”
“恭喜。”
“谢谢。我们满怀希望，但也不是期望太高。他们告诉过我，药品想通过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审批很难。老天保佑。”
趁她兴致颇高，我说：“我有——以前有——一位朋友在这儿工作过。他说这是家很棒的单位。”
“是这样。”
“所以我想来这儿工作。保罗·墨菲，你知道他吗?”
她的笑容僵住了，“哦，老天，你是墨菲的朋友?”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他的。”
“太可怕了……”
“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否知道这家公司里谁和他比较熟，我想联系……”我把后面的话拖住了。
“我很抱歉。我对他不太了解。也许你可以问问米苏拉医生或罗德里格斯医生。上帝啊，这真是艰难的一周。他可怜的孩子们……”她看看表，“哦，时间过得真快。我必须领你去罗德里格斯医生的办公室了。她肯定在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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