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能够听见大海的声音，并且它在右方，那就意味着我们依然行进在正确的路径上，而如果我听不到大海或者听到它的声音来自左面，那就意味着我们迷路了。
我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并且声音来自右方，我凑上前仔细查看着中尉膝盖上的地图，研究着地图上英寸和英里的比例关系，然后计算出我们走过的距离、我们绕过的拐角数量以及我们和大海之间的距离，最后我指着地图上看上去对应的一点，说道：就是那儿。”
绿薄荷点点头。我抬眼瞧着他的脸。那是一张情绪受到控制的脸，凭观察我发现他眼睛周围因焦虑而紧缩的皱纹消失了，嘴巴又开始了咀嚼口香糖的运动。当他点头告诉我继续前进时，我二话没说就执行了命令。
雨已经停了下来。丛林中被雨水打湿了的绿叶闪着亮光，我们逐步到达了昨天在突击队长中尉指挥下发生激战并狼狈撤退的那个地方。我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从丛林上方看这块空地一定像是一个黑洞，这里的杂草比较低矮，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小山坡，小山坡周围是一条弯道。
走到半山坡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脚印，像熟石膏模印制出来的一样清晰。这是一只赤脚的印记，脚掌很宽大，脚趾有力。显然这是本地土著居民的脚印，它是朝着我们这一方向的，也就是下山的方向。这个脚印让我们毛骨悚然也迷惑不解。我向绿薄荷示意，准备和他讨论这个脚印的来龙去脉，但是他神情紧张地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道：“赶紧，我们爬上山坡。这里不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小心翼翼，东倒西歪地爬上了山坡，脚下的路依然很滑。
沉浸在发现脚印的兴奋之中，我几乎忘记提醒绿薄荷我们所处的位置了，不过我还是记了起来，于是对绿薄荷说：“中尉，这里就是我们昨天干掉日本人的地方。”
绿薄荷看上去有点焦虑。
“你认为那个脚印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把头盔向后推了推。他慢条斯理地嚼着口香糖，随着嘴唇向后收缩，两排大牙露了出来。他似乎要从那块黏乎乎的东西上提取力量和精神。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轻轻地重复着我的话，与其说是问我，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它在那里，就是这些。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最糟糕的是——只有一个脚印。”他耸耸肩，转过脸来注视着我。“我们最好暂时到此为止。你殿后，我们回到后面那座山坡上去。”
“可是，中尉，”我告诫他，试图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快，“我应该在前锋的位置啊。”
“去吧，”他镇定地回应，照我说的去做。你殿后。”
我服从了，但是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降级使用的待遇。
第二部分 第52节：老兵(12)
在离开山顶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我把自己隐藏在了山路左边的灌木丛里。我折断了几片遮挡视线的枝叶，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清晰地观察空地及对面的动静。我蹲伏在那里，为自己被贬为后卫还在生着闷气。雨早已停了，但是四周依然很安静，甚至听不到大海的声音。
忽然传来树枝被折断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有四个人正朝我这边走来。
他们前后彼此之间距离很近。
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人，还纳闷为什么又来了一支巡逻队，而且大块头的前锋为什么是大股东少校本人。
他们继续向我这里靠拢，我渐渐地看到了他们的蘑菇头盔，知道来者原来是日本兵。
我身子向下移动，打开保险盖，心里对自己说道：“再等等，然后朝他们扫射，也许用一梭子弹就能把他们全干掉。”
他们现在正向山顶走来。那个大块头的家伙低着头，两只胳膊上下挥动，越看越像大股东少校。事不宜迟，我摆动右脚堵住山路，抬头看着他们，扣动扳机开火扫射。
他们应声倒了下去。
大块头的胳膊甩过头顶，惊叫着在原地打了一个转，然后连人带枪倒在了地上，他身后的三个日本兵也都尖叫着分别向不同方向倒了下去，其中一个滚下了山坡，永远消失在视野之外。
我一下子打空了装有三十发子弹的弹匣，还剩下一个装二十发子弹的弹匣。如果此时出现更多敌人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因此我赶紧离开自己的位置退回山坡下的弯道并追上了前面的侦察兵，而他也正接应着我，看到我毫发无损后他目瞪口呆。
“待在这里别动。”我对他说道，然后匆匆地赶上绿薄荷中尉。虽然他看上去并不紧张，但是来自身后的枪声让他惴惴不安。他的脸上满是狐疑神情，像是在问我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一队日本巡逻兵，”我喘着粗气说，“他们有四个人。我想我把他们全部解决了。不过也可能有更多敌人。”
我没有必要等他回答，因为绿薄荷站了起来打手势让另外一名侦察兵来到我们身边，同时让其余人原地不动保持高度戒备。“走！”他对我们说道。我们三个人返回山坡边上。“还有别的日本兵吗？”我问那名我留下断后的侦察兵，他摇摇头。此时我听见了呻吟声。我转身对绿薄荷说道：需要我过去看看吗？”他点头同意。
我卧倒，开始缓缓地向山坡爬去。大块头的日本兵躺在他倒下的地方，已经死了。另外两个日本兵躺在比他更接近山坡底部的地方，正当我靠近的时候，距离最远的那个日本兵开始爬着逃跑。
耳后响起了一阵枪声。绿薄荷中尉带的人手里的冲锋枪响了几下，枪离我的耳朵太近，震得我耳朵嗡嗡响，仿佛子弹就是从我耳朵里射出去的。一想到也许更多敌人会赶过来，我快速爬回到制高点上。
“他差点击中你。”刚才开枪的家伙说道。
“谁差点击中我？”
“那个日本兵啊——就是我刚才让他吃枪子的那个。他当时正瞄准你呢。”
那家伙显得很兴奋，翘八字胡须随着他说话似乎在抖动。我看着中尉。他的眼神里充满焦虑，他焦虑的是我们这支巡逻队似乎被敌人切断了退路。我心想：这个开枪的小子真疯了，唯一活着的日本兵分明受了伤，根本没法开枪。不过我还是对他表示了感谢。
呻吟声再次从小山坡上传了过来，还有身体移动的声音。我和另外一名侦察员猫腰走了过去，解决了那个受伤的日本兵。我担心用光最后一匣子弹，因此只开了几枪。
“听着，”在这件事做完之后，绿薄荷中尉对我们说道，“你们两个待在这里。我去探探右边那条伸向大海的路。反正不能沿着来路返回去——我们身后很可能有敌人。一旦看到我们最末尾的那个人，你们就朝我们方向撤。”
接下来是紧张的悄无声息，随即又被打破，山角似乎有人移动的声音，那里杂草丛生。
当我们的巡逻队穿越灌木丛向海边奔去的时候，弄出的声响很大，他们太急于离开这个神秘莫测的地方了。我们一看见队伍中最后一个侦察员就按照中尉的命令跟了上去，但是在撤离之前，我身边的战友端着冲锋枪朝山坡猛扫了一通。
穿过灌木丛，我们弄清了刚才那些声音是怎么来的，这里满是光滑湿润的岩石，这些岩石盖住了一条通向大海的陡峭下坡路。
我们晃晃悠悠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走完了这段通往大海的几百码的路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估计日本兵会随时赶来居高临下向我们开火。这是一次最笨拙的侧翼运动，不过这样的迂回撤退也让我们摆脱了自认为是瓮中之鳖的处境。
第二部分 第53节：老兵(13)
我们沿着堆满鹅卵石的海滩往回走，有时蹚着海水，有时则小心翼翼地爬过陡峭的岩石，这些黑乎乎的岩石伸向灰蒙蒙的镜子一般平整的大海。当绿薄荷中尉判断我们走了足够远的路程，当我们右边的地面不再高得可以遮蔽我们时，我们离开海滩重新踏上丛林中的小路。
在派出一名尖兵和一名后卫担任警戒任务之后，绿薄荷中尉命令我们休息片刻。他走近我，摘下头盔用手擦了擦眉毛上的汗水。
“你最好赶回我们的半月形防御阵地，告诉他们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我转身要走。绿薄荷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说道：“哦，我忘了告诉你，”他猛地向后仰了一下头，咧嘴笑着说，干得好。”
此时我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觉得殿后的差事其实更好。
这里距离我们的前沿阵地不是很远——我一路小跑穿过丛林，迫不及待地要把我的消息报告给他们，让战友们好好地羡慕我一把。忽然哥萨克岗哨中的一名哨兵用步枪挡住了我，我朝他笑了笑，得意地伸出四个手指头在头顶上挥动着。
“漂亮，”他说，谁干的，拉基？”
“我，是我干的。”我边跑边回头甩给他这句话——美美地听着吃惊的他从嘴唇里挤出来的一个“嗨”字。
当我遇到其余的哨兵时，热情早已让位于真相了，这次我只向他们举起了三个手指头，并和他们互致笑容，然后继续向战地指挥所跑去。
营长立即派出一支巡逻队进行一次新的巡逻，临行前他指示巡逻兵要途经绿薄荷及其手下休息的地方并尽可能地向南查看敌情。
不过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只看到了三具日本兵尸体，还看到了第四名（也许还有第五名）受伤日本兵逃跑的痕迹——仅此而已。那些土著居民的脚印都被雨水冲掉了。另外，我们也始终没有弄明白那支日本巡逻队如何出现在了我们后面。雨林中盘旋的迷蒙烟雾让这一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黑夜的掩护下，日本人“前来受死”了。
他们从黑黑的丛林中冲了出来，趁着狂风的呼号声在黑夜里冲了出来。
我没有参战。事实上，只有不超过二三十名海军陆战队员参加了本次战斗。敌人是冲着七连的阵地去的，七连占据我们半月形防御工事的最中心也是地势最高的高地。该高地从我们的战地指挥所周围升上去，当然指挥所西边是大海，因此该高地如同马掌一样环绕着指挥所。
凌晨两点钟敌人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此时丛林中大风骤起——于是黑夜里四处充满了尖叫声，以及在永恒的自然之风的鞭笞下丛林发出的哀号声——当然还有我们身后传来的阵阵海涛的怒吼声。
夜空中始终飘着雨。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要想从外面的声音中判断发生了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各种噪音敲打着耳膜，压过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因为没有一发冲力已尽的子弹落在我们这边的斜坡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输掉这次战斗。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知。
我坐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全副武装，等待着来自营长或者大股东少校的指令。我手里拿着一颗热敏手榴弹，一旦日本兵闯进来我会随时用它摧毁指挥所里的所有文件。营部里的其他人成了弹药搬运工，不过我一直待在指挥所的帐篷里，蹲伏在黑暗中来回挪动着身子，避免了把迫击炮弹扛到迫击炮兵身边去的苦差事。
我能够听到“搬运工们”肩上扛着状如三叶草的炮弹经过战地指挥所帐篷时发出的抱怨声，有时候我能够借着炸弹爆炸或者闪电带来的微弱而摇曳的光亮看见他们的身影——现在我记不清到底是哪种光亮了。有些人痛苦地呻吟着，他们不止一次地从泥泞的斜坡上滑下来，被身上背着的沉重炸弹无情撞击，或者在重新往山坡上爬行之前被迫在黑暗和泥泞中四处摸索，每当这些时候，他们就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迫击炮兵需要弹药。从炮声中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他们正在散开，正在更加密集地发射炮弹。他们已经把发射炮弹的声音提高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几乎掩盖住了狂风暴雨的怒号声。我们的机枪已经停止了大规模射击，只偶尔听到零星的几阵枪声。有时候会传来单支步枪的射击声，有时候则传来多支步枪同时开火的声音。但是从敌人那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战斗渐渐平息。迫击炮为这次战斗画上了句号。我们赢得了胜利。
清晨的第一丝曙光照向大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四名日本兵和一名日本军官被生擒活捉，他们被带到了战地指挥所，胳膊被反绑着，我们把匕首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日本第十七师第五十三团第三连已经从格洛斯特角的主力部队中被调遣到了塔瓦里以抵御我们登陆。
第二部分 第54节：老兵(14)
他们几乎穿过了整个难以穿越的丛林，但是依然比我们晚了两天才到达这里。不管怎么说，他们向我们发起了攻击。他们攻击了我们，以一百来人的兵力来对抗我们大约一千二百人的兵力，除了这几名俘虏外，我们把他们全部歼灭。
他们是真勇敢还是盲目自大？他们想得到什么？难道他们的指挥官真的相信一个连的兵力能够征服我们一个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要知道我们可都是身经百战、信心满满、装备精良的老兵，再说我们还占据着制高点这样的有利地形。为什么他们没有掉头回自己的老巢？难道是因为日本兵不能承认失败，丢不起那个人”吗？
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只是对这群凶猛的敌人感到迷惑不解——如此残暴又如此勇猛——这样一个极度狂热的对手（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只能迫使我竭尽所能地去对抗。
我们这边共有六人阵亡，其中一位是性格倔强胆气过人的“奥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墨尔本的酒吧里，当时他烂醉如泥，几乎不能站立。日本兵第一次静静地爬上山坡冲破一部分防线的时候，奥比的大炮掩体被敌人占领了——奥比在反击战中和战友一道把敌人逐出阵地，他一直朝他们射击并咒骂着他们，直到敌人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射中他的眉心。愿他安息。
日本兵的尸体堆满了山坡，奥比的战壕里也填满了尸体。寻找战利品的士兵们正在尸体中间小心翼翼地移动着，他们仔细地撕下尸体衣服上的肩章，撸下手指上的戒指或者腰带上的手枪。战利品狂人也在寻宝之列，只见他小心谨慎地抬脚在尸体间挪动着身子，一手拿着老虎钳，一手拿着在墨尔本时就预先购置好的牙医专用手电筒。
我站在一堆尸体中间。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物。他们的生命力已经灰飞烟灭。一颗子弹或者一个弹片在这些脆弱的机体里打出一个小洞，于是维持生命的物质就从肢体里流出去了。造化的神奇曾经寄居在这些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的肉块里，曾经赋予他们身份，曾经赋予他们走路的姿势，也许还赋予他们演讲的习惯或者说话的方式或者在帆布上泼墨作画的才能。他们曾经那么与众不同。可是现在，他们化作尘土不复存在。难道一颗子弹或者一个弹片就能够让这种变化得以发生？难道这种力量，这种神奇，我指的是这个灵魂——难道这个灵魂和鲜血一道从身体里喷涌而出淌在了地上？不会的。它一定去了某个地方，我知道的。因为我此刻正低头注视着的红黄相间的尸块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曾经是让他生龙活虎的躯体，曾经是赋予“空虚的无物以居处和名字的口令，来自神意的口令——这些不能够被一个长度只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热金属夺走。造化的神奇已经离开了他的身躯，奇迹结束了——它已改变了寄居地。那些东西曾把鼻孔塑造成喇叭形状，那些东西曾让胳膊变得粗壮现在却任其流血不止，那些东西曾创造出如此精致的手掌现在却让它无力地摊在那里——那些东西依然存在，依然有力量使鼻孔张大，使胳膊弯曲，依然像以往一样有力量握起拳头。
因为尽管那些东西在他们身上已经不见了，但是你不能说它将不再回来；即便你可能会说它从来没回来过——但是你不能说它必定不再回来。说“一小块金属就已经摧毁了生命”，那是对上帝的亵渎，这就像武断地说“因为生命已消失所以它已被毁灭”一样。我站在一堆尸体中间，我知道——不，我感到，死亡仅仅是我们制造的一种声音而已。
我沿着山坡走了下去。
途中我停下来看望了一下澳洲人。他和那些土著们在五连背后的高地上有自己的观测点。他见到我后很高兴，显然也很激动。他沏了一杯茶。
“你们美国佬到底在哪儿学的像昨天晚上那样的射击技术？”他问道。我没说话。“啊呀!你们昨天晚上可真是闹翻了天。不瞒你说，我当时还真有点紧张。”他几口就把茶喝完了，然后半是窘迫半是嫉妒地看着我。“你们这些海军陆战队员真能打仗，几乎和澳大利亚皇家武装部队一样能打。”
这就是他的赞许。
到了早晨，暴风雨平息了下来。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两辆水陆两用坦克和一辆轻型战车。但是没有人愿意冒险下到那一小片海滩上去，因为新的危险已经出现。天色大亮的时候，不知从哪个山坡上有敌人瞄准我们开了炮。好在他们未能击中我们，所有的炮弹都掉进了水里。
现在我每天都领着一支巡逻队去巡逻。尽管我还没有学会用指南针定方位，尽管只能吃力地看懂地图，但是我继续带领他们巡逻，一路倾听那位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及老朋友——大海——的声音。
第二部分 第55节：老兵(15)
我们大多数时候向北面巡逻，目的地是一个被我们称为“乡村点”的地方——那里的海滩上布满了样子丑陋的驳船的残骸，日本人就是靠这些驳船运输战略物资的，直到我们活动于新几内亚岛外围的鱼雷船将它们炸成碎片为止。在一次由来自五连的大高个且好脾气的“老好人”中尉指挥的巡逻中，我们来到了一个土著居民的小棚屋里。屋里散发着海鱼的麝香味道，我们立刻把这种味道和日本人联系在了一起。我伸手摸了摸床上凌乱的铺盖，居然尚有余温。这一摸可把我吓了一跳。
“铺盖还是热乎的，”我望着老好人中尉说道，“他们一定刚刚撤退。”
老好人点了点头，命令我们全力追击。
但是天色已晚，而且我们也不能够走到离阵地太远的地方，以防在天黑之前不能安全返回。因此我们转身向南返回阵地。
我和中尉殿后，另外一人担任前锋。
就在此时前锋举了下手。
巡逻队员急忙隐藏起来，不过我们的隐藏行动并不一致。就在我们扫清道路之前，在路的尽头——路的尽头是灌木丛——出现了一名年轻体壮的土著人。他以英式风格僵硬地向我们敬礼，嘴巴咧得老大朝着我们傻笑，似乎见到我们很高兴，不过看见我们笨手笨脚地躲避又觉得很好笑。
老好人和我向他打了个招呼，彼此都感到很滑稽。中尉示意他过来。但是这名土著人站在那里立正不动。他看起来有理由这么做。他似乎在保护某个人或某样东西。
“中尉，让我过去和他聊聊，”我请求道，他也许会说点通商英语。”
“好的，”老好人说道，你过去和他聊聊。”
走近他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年轻土著人不愿意移动身体以及他为什么一直采取防御态度。在他身后排着一支我所见过的最让人难过、最受苦但是也最无忧无虑、最开心的队伍。这支队伍大概有五十人。其中的一些人正拄着用甘蔗做成的简易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挪动着，一些年老的被置于担架上，一些人被他们中间相对结实的人搀扶着：所有人都被饥饿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衣服后面的每条肋骨都清晰可见，都绷得那么紧，我真担心它们会爆裂开来；所有的人都被雅司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可是当看到我走向他们的首领时，他们乌黑的脸上呈现出的却是快乐而安详的笑容。
年轻土著人也朝我微笑着，正是他们如此美好如此信任的举动促使我上前和他拥抱了一下。
“你会说通商英语？”我问道。
“是的，先生——我和所有的传教士男孩一样会说通商英语。”
我示意在他身后排成一行的人们安静下来听我们说话。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瓦莱姆。这个村落属于瓦莱姆。”他指着我身后一英里开外的一座村庄说道。“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人。我们都不喜欢日本人。”
“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
“哦，是的，先生。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是一个传教士男孩。”他认真地看着我。“迈瑞神父教导我们说的。他说我们必须向上帝说实话，常常说实话。”
他似乎忍不住要向我讲述一段故事，于是我点头表示要他继续讲下去。
“两年前，日本人来了。这些卡纳卡人不喜欢日本人。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卡纳卡人躲进了森林里，”他扭头朝山峦起伏的方向看去，最后迈瑞神父死了。日本人过来抓住了迈瑞神父，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卡纳卡人藏了起来。接着你们坐船来了，日本人跑了。卡纳卡人就离开了森林，他们想回到瓦莱姆村。明白吗？”我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并示意他随同我一起去见中尉。我向中尉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这些土著人想返回自己的家园。我问中尉：允许他们回去安全吗？中尉耸了耸肩。“也许我们应该把他们带上。”“是的，”我说道，但是我们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啊。”老好人摘下头盔，挠了挠头。然后他说道：“那就让他们回自己村里吧，不过我们要把这个小伙子留在身边。他能够和澳洲人交流。毕竟澳洲人的本职工作就是重新组织土著人。”原来澳洲人的任务是这个啊，我在心里嘟囔道。接下来我大声说道：“我们正在追击的那些日本人怎么办？他们很可能把这些人剁成肉酱然后逃之夭夭。”我扭头向年轻土著人询问日本人的一些情况。他笑着答道：日本人早跑了。”我看了中尉一眼，只见他大笑起来。“听我说，”我对年轻土著人说道，“他是我们老大，”——我指了指中尉——“他说让这些卡纳卡人回瓦莱姆村，而你呢要跟我们在一起。可以吗？”他神情轻松地笑道：好的，先生。”这个名叫科洛的土著人回到了他的人群之中。当他率领着卡纳卡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都自动地站在两边。我们看到他们过得如此艰难辛苦，就开始给他们香烟、糖果和军队配给品，总之凡是能从口袋里找到的东西统统给了他们。这些土著人有尊严地欣然接受。当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看到其中还有孩子——他们的小肚子因为饥饿而肿胀。一个老者躺在担架上一边舔着竹笋一边无力地向我们摆手。终于他们走了，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科洛回来后自豪地站在我身边。在中尉无声的命令下，巡逻队继续前行。一条奔向大海的小溪把山路一分为二，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溪流大约有十英尺宽一英尺深。我挽起裤腿正准备蹚过去，一双强有力的胳膊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把我提起来，放到了溪流的对岸，我身上一点都没弄湿，我回头一看，发现科洛正朝我从容地微笑。当我们回到半月形阵地的时候，科洛被带去见澳洲人。第二天，一队配备强大火力的巡逻兵领着澳洲人及其治安员前往瓦莱姆村，这个事件意味着跟随海军陆战队前来此岛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暴露他们的真实目的，因为英国人以及他们的澳大利亚表兄弟们一定不允许这里的廉价劳动力不受到剥削或者处于无组织状态，也不允许他们更糟糕——受慷慨的美国佬的长期腐蚀。不过科洛和我们待在了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我待在了一起。他成了我的勤务兵。他就睡在我的丛林吊床下面。他甚至帮我洗衣服。在我们认识后的第三天，我坐在海滩上看他洗我的粗布军服。这天是这段时间里难得的大晴天。丛林上空不断地冒着水蒸气，我们湿透了的衣服上也有水蒸气往外冒。在这种时候，我们常常在大海里洗衣服，挥动着衣服朝着潮水甩来甩去，在粗糙的石子上搓来搓去，最后使劲地拧。半干不干地我们就把刚洗了的衣服重新穿在身上，希望在雨水再次光临之前用身体的热量完成晾晒工作。海滩挤满了赤身裸体的陆战队员，他们挥动衣服用力摔打着。他们的身体出奇地白，这是因为此前的雨季和终日不见阳光、让人脱水的丛林吸干了所有的颜色。科洛站在陆战队员们中间，在白花花的背景下他黝黑发亮的身体更加显眼。他们好奇地看着他。当他抱着衣服朝我走来的时候，我听到一阵嘲笑，然后又清楚地听到笑面虎粗鲁的喊叫声，那喊声非他莫属。“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恶心的吗？你们看看他呀，看看这个让人讨厌的后勤混蛋！还不赶快消失，还自以为当个勤务兵有多么了不起！我要给他老爸写信，告诉他赶紧送蓝军服来。”当他们走到海滩上围着我哄笑时，科洛退到了一旁。我开始进行反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变暗了，雨又下了起来。愤怒声和绝望声在海滩上响成了一片。我们憎恶地坐在那里。终于，山地人猛地站了起来。“向我开枪吧，”他请求道，为什么你们不行行好朝我开枪呢？”他绝望地看着再次变得晦暗且被雨点打得起了波纹的大海，然后低头看了看身上半干的衣服。“你真是地狱之火啊！”他咒骂道，在这里傻等有什么用！”——不等自己说完，他就发疯似的径直向大海冲去。第二天早上，我失去了我的勤务兵。军官们过来把科洛从我这里带走了。他们需要他到军官食堂去服务，军官食堂几乎在我们安全立足的同一天就搭建起来了。军官食堂的搭建是军事胜利最可靠的晴雨表之一。只要军官们猪一般地和士兵们挤在一起，那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一旦军官食堂出现了——而且几乎就是在敌人尸体堆上由木棍和帆布搭建起来——一旦军官食堂出现，一旦军队恢复官兵等级差别，我们就知道胜利属于我们。就在那天上午，我军八十一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向西面山坡瞄准开火，那里被认为是敌人神秘炮火的所在地。自从我们向那里开炮之后，他们的大炮再也没有响过。我们的巡逻队四面出击，而且巡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向东，在最为茂密的丛林里，指挥巡逻的赛马中尉——就是那位把笑面虎、小鸡和我关在曼努拉军舰上的狭小禁闭室里的中尉——在一次巡逻时射杀了一个日本兵。向南，突击队长中尉遭遇了一队守护二十毫米口径机枪的日本哨兵，他干掉了其中的两个。再向南，在一个叫做劳特的地方，自由人中尉——一位新来的军官——杀死了一名正在巡逻的日本兵。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巡逻队粉碎了三名日军的一次伏击行动，当时既可怜又愚蠢的日军用精准的英语对我军巡逻队喊“请过来——请过来”，我军人员过去用手枪将其击毙。还是在南面，在一个叫做赛格的地方，我们的一支巡逻队经过那个我曾击毙三名日本兵的小平台时必须捂着鼻子，因为尸体在那里已经好几天，高度腐化了，大量的白蛆在尸身上蠕动着。几天之后，赛马中尉在向北面巡逻时遇到了来自格洛斯特角主力部队的友军巡逻队，并把他们领到了我们的半月形阵地。最后，在南面很远的一个地方，突击队长中尉被一个日本狙击手开枪打伤，当时在他带领的巡逻兵和一支由日本人、巡逻犬以及手持弓箭的土著人组成的敌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丛林遭遇战。突击队长块头很大，战友们背着他在劳特和我们阵地之间崎岖的山路上往回跑了六七英里就跑不动了。于是一名巡逻队员跑着回来搬救兵，他到达战地指挥所的时候我正在那里。我们乘坐水陆两用战车出发去救突击队长，在鱼鳞一般的天空下沿着海岸破浪前行，左边阴森的峭壁上一群凶残的食腐鸟如同随从一样跟随着我们飞行。在回来的路上，突击队长躺在战车车厢的前端，脸如土灰，嘴唇紧闭，忍受着巨大的伤痛。突击队长也许是个鲁莽的人，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打起仗来全心投入的勇士。四天之后，也就是1月11日那天，我们全线出击，沿着海岸线向格洛斯特角进军，沿途经过那些驳船的残骸，穿过空无一人的村庄，举着枪蹚过海水，爬上满是又滑又白的石块的海滩——终于我们到达了机场，回到我们师的战友们身边感到既温暖又开心。
第二部分 第56节：老兵(16)
第四节
晚上我是在土著人的一间小屋里度过的，避开了外面的瓢泼大雨——屋内虽不干燥甚至还有点潮湿，但是至少身子未被淋湿。醒来的时候，我几乎看不见东西。我的眼睛很不舒服，眼皮似乎被什么东西粘在了一起。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光线较强的地方，使劲睁开眼睛，只见战友们身上裹着沾满泥水的雨衣从湿地上站起来，如同薄雾经旋转而成形的精灵，他们笑着对我指指点点。我摸了摸脸，发现嘴唇肿得像乌班吉女人的嘴唇，眼皮也肿得像气球一样，鼻子同样肿得老高。有人从背包里掏出一面镜子递到了我手里，我对着镜子一照，感觉自己活脱脱就像一尊吹足了气的雕塑。不过，半小时之后脸部的肿胀就消失了。我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寄居在小屋内的某种难以发现的小虫子——很快我就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现象意味着我们和丛林的战斗只进行了一半。我们在沿海一带的单独任务中击败了日本人，尽管最激烈的战斗——第七团征服660高地——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结束，但是此时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日军而是丛林。我嘴唇和眼皮的肿胀说明这个可怕的岛充满了神秘感和毒性。这是一个神秘的岛屿——也许我应该用邪恶一词来形容新不列颠岛，它就像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邪恶罪犯和人类敌人一样，一旦被它抓住人们就会被溶解、被腐蚀、被毒害、被冻僵、被吮干、被淋透，它是人类真正的敌人——它用翻滚的迷雾和绿霉病以及永不停息的倾盆大雨袭击人，它用数不清的树根和藤蔓羁绊人，它用绿色昆虫和臭烘烘的臭虫以及危险的树皮毒害人，让太阳远离人的身体，让欢欣远离人的内心，它用雨水、霉菌以及潮湿慢慢地溶解人，把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溶化掉，如同一只纤细的手把一朵花的花蕾一点点捻碎——把人溶解成一种没有思想也没有形态的液体。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抗衡：家书必须读上一遍又一遍然后记在心里，因为用不了一周的时间它就会在你的口袋里四分五裂；袜子的寿命比书信长不了多少；香烟如果不当天抽完的话就会被浸透成废物；叠好的小折刀会锈在一起；手表记录的是它自己的死亡时间；雨水让食物变成了垃圾；铅笔经水浸泡而涨裂开来；钢笔则出不来水而且笔头裂开；步枪枪管里长满了绿毛，必须枪口朝下放置才能避免雨水进入；弹药库里的子弹都粘在了一起，机关枪枪手们必须天天翻动子弹带，把子弹取出来，擦上油后再插进去，以防止子弹卡在布环上——一切东西摸上去都潮乎乎湿漉漉软绵绵的，持久地散发出丛林自身固有的霉臭味。这种单一的气味从植物身上升起，那些植物如此茂盛，生长如此迅速，似乎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就急着分解。我们从塔瓦里—赛格行军一两天后就进入了这片绿色地狱。在这里我们和雨林展开了较量，和丛林之间的大战远比我们和日本人的枪战要原始得多——我们在这里拼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在这里我们忘记了战争。谁能理解战争？谁又会理会战争呢？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而大脑里充其量只想着两到三件东西，诸如一件干净而又干燥的裤子，一个躲避雨水的地方，食物——哦，你想不到的，此时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一杯热咖啡！天黑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进行超常沉思，此时——我们用香烟包装盒和K口粮包装盒上的蜡纸以及小心裹在避孕套里并置于头盔衬里的火柴——我们点燃一小堆火，上面放上盛满水的军用水罐，这样睡觉前喝点热乎水，就能让肚子热乎乎的以抵御寒冷的黑夜。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一条狭窄但湍急的小溪流经营部战地指挥所之外，我们所据守的这个新阵地就没有什么特色可言了。我只好接受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即只要待在新不列颠岛，我就会浑身是湿的。不只是雨水会淋湿我——雨有时候会停下来，有时候下得也不是那么急，因此丛林吊床还可以抵挡一阵子——让我浑身湿透的还有另外一种折磨我的疾病，这种疾病在我离开澳大利亚时开始产生，而现在再次发作。其实这种病在瓜岛那种困苦环境下就有了征兆，只不过墨尔本的文明生活让它消失了，后来在古迪纳夫岛和新几内亚岛重新发作，而现在又在新不列颠岛上再次发作。后来我在医生那里得知这种病被称为遗尿症，就是在睡觉时，膀胱存不住尿液。我们又开始了巡逻行动。现在日本人被迫逃跑，我们就在巡逻时遇到在雨林里游荡的日本兵，于是我们不断地一小股一小股地歼灭他们。快速的小规模军事行动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忽而在这里我们的一队巡逻兵消灭了六个日本兵，而我们自己的死伤人数只有一两个；忽而在那里我们的另一队巡逻兵惊扰了更多士气低落的日本兵，或者偶尔撞到他们的伏击处。这种毫无规律可循的巡逻行动是消磨敌人意志的常规手段。用山地人的话说，此时我们“像削木棍一样把敌人砍成碎片”。白天我们在充满不安的巡逻行动中度过，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则担心敌人前来偷袭。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日本兵就是嗜血动物，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捕捉杀戮的机会。他们的无组织状态反而让他们在夜间变得更加可怕，因为他们会潜入我们的阵地寻找食物以填饱肚子——一旦被我们发现，他们又会为了逃命而负隅顽抗。我们晚上放哨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悄悄潜入，特别是在从丛林吊床走向哨所的路上，必须小心翼翼。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顾虑重重地放完哨回到营地，爬进自己的吊床，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手里半握着一把匕首——迷迷糊糊中我突然听到六英尺开外的地方传来一声尖叫。我赶紧起身查看——靠着闪电的余光——看到两个黑影扭打在了一起，很快黑暗重新笼罩了大地，两个身影也不见了。这下战地指挥所可炸开了锅。询问声和质疑声不断，在这些声音中我分辨出了来自我们军情处的一名战友的声音：“日本兵在指挥所里！”接着传来另一个熟悉的声音：“一个日本兵刚才想杀掉我！”我轻轻地从吊床上溜下来，将匕首从右手交到左手，右手摸索到我那把倚着一棵树的大砍刀，然后大声喊道：快过来！快过来！我看见他们了！”接下来一片安静，忽然黑暗中传来了少校的吼叫声和命令声：“不要开枪！用刺刀挑死他们！”在接下来的鸦雀无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少校扣上手枪扳机时击锤发出的咔嗒声。哦，是的，用你的刺刀挑死他们，伙伴们，不要开枪，伙伴们，你们会误伤着少校。咔嗒，咔嗒。我爬回到吊床，听着耳边的风声，听着周围的命令声和反命令声，直到一个个声音渐渐平息下来，最后我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事情真相大白：原来我所在的军情处有两个人声称撞见了潜入的日本兵，实际上他们各自把对方当成了日本兵。在本次意外事故发生之前这两位就相互讨厌，这次事件之后他们更加厌恶彼此。我们终于从这个鬼地方撤了出去进入到一个新阵地。在通往新阵地的泥泞道路上，雄辩家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曾把小鸡和我从禁闭室里带出来，现在他从古迪纳夫岛的后勤营来到了格洛斯特角。他告诉我们，他们那个一等军士长已经自杀身亡。雄辩家说，一天晚上，那位军士长心生厌倦，把冲锋枪的枪口塞进自己嘴里，然后扣动了扳机：用最污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此我们都不理解。
第二部分 第57节：老兵(17)
我们现在变成了后备军，再没有前线阵地需要防守了。不过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树。我们的新阵地位于被炸弹摧毁了的森林里，它看上去那么阴森、那么荒凉、那么伤痕累累，简直就是月球上的森林。日本兵曾在此进行过抵抗，我军的猛烈炮火在这里遍地开花。我们的炮弹无情地轰炸着这片长满巨树的森林。巨树被炸得东倒西歪，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虽然还站在地上，但是主干已残缺不全，分支如同断了的胳膊一样耷拉着，树头则如同被斩掉的脑袋一样不见了踪迹，只有树顶上的几片树叶还在风中瑟瑟发抖。在这片奇形怪状的丛林里日夜回荡着大树倒下来的撞击声。我们这批驻军中至少有二十五人被倒下来的大树砸死。另外有二十五名陆战队员被砸伤。而且当我们开始用炸药炸这些大树的时候，我们又炸死了一个自己人，这就表明坏的解决办法和坏的起因一样致命。当时他正坐在吊床旁边，被炸飞的石头落下来砸中了脑袋而不治身亡。我们都为他的死感到伤心，因为他是我们营里的逗乐小丑。他是我在海军陆战队里见过的最接近于胖子的那种人。我们都叫他“响嘴巴”，实际上他并不真胖，只不过肉嘟嘟的下腭以及红扑扑的面色让他看上去像个大胖子。在军队里，如果没有年龄优势，没有天份，没有权势，这样的胖子是没有任何升迁机会的。可怜的响嘴巴不具备上述任何一个条件，尽管他很聪明，也很灵敏。大家常常骚扰他，而当他摆出一副上级军官的架势想要报复时，嘲笑和辱骂声彻底击垮了他愚蠢的虚荣心。他喜欢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喜欢装出一副凌驾于我们这群无聊之人之上的模样，或者装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艰辛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喜欢说一些装腔作势的话：“我，我就要到二连去了。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在这里，你们回不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以及“下场战斗，小子们，将只有两个人失踪。我和他们派去找我的宪兵”。
就这样，一块从空中降落的石头击碎了一条生命，也击碎了他那可怜的虚荣心。我们都感到难过，因为响嘴巴大多数时候更像一个孤立无援的流浪者。别的人也许和他一样被倒下来的大树——我们称为“寡妇树”——砸死了，但是没人会感到悲伤。响嘴巴就不同了，我们认为这样的死对他不公平。响嘴巴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融入战争之中，他看上去更像是旁观者而不是参战者。但是他就这样死掉了，就好像一个棒球的界外球突然从身后的本垒袭来并击中他的脑袋。他坐在吊床旁边的时候，一块石头飞来将他击倒。最后一次巡逻持续了几天的时间。我们乘坐登陆艇沿东海岸巡逻到一个叫做“老纳塔摩”的地方，随后弃艇步行。日本兵曾经在这个地方居住过，但是现在他们的炮兵掩体里空荡荡的。当我们发现这些日本兵的时候，他们正经历一场噩梦的最后阶段。他们中的一些人无法站立，只好用手和膝盖爬行，一些人身体严重腐烂，似乎双脚都烂掉了，一些人的体重也许还不到八十磅，有些人没有武器，同时所有的人都没有食物——但是所有日本兵都有一股永不服输，血战到底的武士道精神，这就是日本皇军最大的资产，是让一名装备很差的日本兵成为我方劲敌的唯一因素。他们都进行了抵抗，最后都被我们消灭了，大多数是被我们用刺刀刺死的，因为巡逻队在这样一个不祥且未知的地方开枪显然是愚蠢的行为。其中一名日本兵是被残忍的“孩子”活活勒死的。孩子是位年青的海军陆战队员，虽然也算是经历过瓜岛之战的老兵了，但是他几乎对刮胡刀一无所知。两个月后，他成了疯子，不过这是后话。眼下我们把善后工作做完。到了晚上，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来，我们依偎在沿海岸搭建的单斜面屋顶下面。
第二天早晨，雨还在下着，不过大海把一件礼物送到了我们门前。原来大雨导致了山洪暴发，山洪冲过寡妇树森林，把我们的战友存放在那里的食品冲到了海滩上，大海把这些食品卷进了肚子里。不过大海又把它们吐出来，吐到了我们眼前的沙滩上。我们满心欢喜地捡拾着海神的馈赠。尽管这些都是常见的食品——蛋粉、奶粉、白糖、咖啡、脱水蔬菜以及糖浆——但是我们就像是参加盛大宴会一样开心，因为我们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些食品就是战友丢失的，我估计我们会吃得更香。那天我们整天都在吃薄煎饼（用炊事用具煎的），喝咖啡，暴风雨断断续续使得我们不能出去巡逻。第二天，在向内陆进行短距离巡逻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个日本人留下的柜子，在花花公子的帮助下，我把它带了回来。这个柜子质地坚实，正好用来存放衣服和书籍，书籍是我父亲最近从美国寄过来的，差不多有十二本，其中有一本字典和年鉴——这两本书足以让我成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二营的百科全书。很多人有了争端都来找我寻求解决之道，当然他们也会从我的书中得到智慧的启迪，为此我信心满满得意扬扬。在作战的时候，我的书籍就被作为连队资产保存着，不过现在，既然我们离开了前线，我就把这些书要了回来——柜子就成了一个漂亮的橱柜图书馆。第二天，登陆艇来接我们，我们挤了上去，花花公子和我抬着那只柜子。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营队正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离开那片令人不快的森林，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在这个新营地，我们有了金字塔形的大帐篷，开始比较舒适地住了下来。舒适的住处引来了“访客”。一天上午，艺术家到床下拿雨衣，发现一条丛林蝮蛇蜷缩在雨衣下面。他赶紧拿起卡宾枪朝着可怕而又美丽的蛇头开了几枪。这条蛇的长度有十英尺左右。抵达新营地的一周后，大照片中尉来到了我们的帐篷，没收了我的柜子。他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拿走的。因此我倒是愿意称他的这种行为为“偷窃”，尽管我前面用的是“没收”一词，而“没收”其实就是官方的“偷窃”。看到自己的柜子没了，我气得直咬牙，急急忙忙跑到军情处的帐篷里找大照片理论。那将是不平等的争论，事实上那根本就不会是争论。我将据理力争，而他呢？他会发号施令——最终我还是会失去柜子。好在他把我的衣服和书籍都拿出来一股脑地堆放在我的帆布床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让大照片看看我生气的样子。“艺术家说是你拿走了我的柜子。”我开始和他理论了。他冷冷地看着我，一言不发。“你只是借用一下，是吧？长官？”“不还了。我们指挥部需要这个柜子来存放一些用品。”我顺着他的目光一眼就瞧见了那个柜子。它的一个角落里放着我们的地图制图仪，该仪器很小，所占空间不大。在柜子的另一角放着大照片中尉的衣物。看到这些，一股无名怒火腾地一下在我胸中燃烧起来。常春藤联盟中尉偷雪茄，大股东少校把分配给营队的所有火腿据为己有，军官们劫持了科洛，而现在大照片又偷了我的柜子。没等我说话，他又开口了：你知道士兵不能在帐篷里存放这样的东西。”此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内心的那团火只想喷出胸膛，促使我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我的五脏六腑如同一个洞穴里被拴着的恶魔在吼叫——可是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声音会把这个恶魔释放出来。我只能狠狠地看着大照片，让我的表情告诉他我想杀了他。随后我离开了。第二天，地图制图仪被放回到了地面上，柜子依然在大照片的帐篷里，里面装满了他的衣服和私人用品。柜子成了我心中的一块心病，成了耻辱和不公平的放大器。我愚蠢地扬言要杀死大照片，在他最亲密的朋友面前有意地说一些最恶毒的话，这些人一定会把这些话传到他的耳朵里。这些都是空穴来风的大话——但是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几天后，大照片派了一名亲善大使来到了我的帐篷。大照片真会挑人，他挑的代言人不是别人而是“赌徒”，赌徒也许是我们全营最受欢迎的人。尽管坐在牌桌面前他是一个冷酷的人，但是作为营里的军需官他又很容易相处。“你吃错什么药了，小子？你说过什么要杀死大照片之类的胡话，有这回事吗？”他笑着问我，好像在讲笑话一样，而我也笑了。“你听谁说的？”“听谁说的？不要搞笑了。你几乎用氖粉在你的背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要干掉大照片。’”接下来他的语气变得热情起来：听我说，小子，你不应该说那样的话。有人会把你的话当真，而且你让可怜的大照片都快发疯了。”“我真希望他们把我的话当真——而且我也真希望那个讨厌的家伙大发雷霆。”“什么原因使你和他过不去？”“他偷了我的柜子。”赌徒听我这么一说，咧着嘴乐了：“你说的‘偷’是什么意思？你又是从哪里弄到它的呢？”“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可是日本人随时会过来把它拿回去。我说他偷是因为他就是偷。他说他用来存放军情处的东西，可是里面放的都是他自己的衣服。”赌徒警告我大照片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可是我依然固执己见。赌徒的造访只能让我感到不安。几分钟后，当雄辩家和花花公子走进帐篷邀请我到瀑布游泳时，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我们营部帐篷后面有一条窄窄的河流，河流的上游有一条瀑布。这条瀑布从高约十五英尺的陡峭山崖上倾泻下来，形成了一个飞沫四溅的水池。在瀑布顶端往下三分之一处，瀑布后面的岩石上有一块空隙。你可以从山崖上溜到那块岩石上，然后站在光滑的岩石上，像高台跳水一样从那里跳到水池里。跳进去的一刹那，水池就像一个大吸盘一样抓住了你，迫使你像块石头掉进了冰冷的水里一般地下沉，下沉，下沉，掉进黑暗和恐惧之中，这时你的肺开始收缩，两腿开始踢蹬，这阻止了你继续下沉，现在你疯狂地划动双臂，终于浮出了水面，张开大嘴呼吸着甜美的空气，同时也听到了瀑布倾泻下来的咆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那感觉真好。不过在那一天的第一跳中，我就感到身体下半部分突然一阵剧痛。也许只是一点点撕伤，或者是某种病初发的征兆吧。在瓜岛掩埋那些沉重的弹药箱的时候，我曾有过类似的痛感。但是那时没有任何治疗的希望，因此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现在这种痛又来了，它让我忧心忡忡。下半身的痛感很强烈，这让我走起路来都困难。花花公子搀扶着我回到了帐篷。即使这样，我仍然不想留在医院，希望这种痛苦会尽快消失。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大照片要见你，”艺术家对我说道，“他想把你调到营部伙食科。你这是怎么啦？”我说：我想我把自己拉伤了，还不轻呢。”“那有什么好笑的？”“那就意味着我去不了伙食科了，我真想立刻去告诉大照片。”我一瘸一拐地向医务室走去。医生检查了一下，然后开始在一个蓝色标签上写着什么。“那是什么，先生？”我问道。
第二部分 第58节：老兵(18)
“疏散令。这里的医生治不了你的病。我把你疏散到新几内亚岛。明天一早带着你的全部家当报到。”多么美丽的蓝色标签啊！多么可爱的逃离方式啊！我的眼睛盯着蓝色标签，如同一个囚犯得到了特赦令，然后我起身离开医务室向大照片的帐篷走去。“是你想见我吗，长官？”在大照片面前，我显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他阴沉着脸，声音里隐含着愤怒：是的。收拾好你的物品，到伙食长那里去报到。你要到伙食科服务。”“可是，长官，”我说道，言语中流露出痛苦的尊敬之情，“我原先以为军情处的人员可以不用到食堂服务。这是你当初要求我加入军情处时许诺的好处之一。”他避开了我的视线，不过声音里充满了复仇的决心。“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军情处必须分出一个人来到食堂服务。三月份你去。”“唉，长官，太糟糕了。”“你说什么太糟糕了？”他怒气冲冲地重复道，凶相毕露地看着我。“我去不了食堂了。我必须到医院去。”他脸上流露出的失望是如此明显，他的怒火是如此强烈，这让我们的处境显得很尴尬。原本我还有点幸灾乐祸，可是现在我只希望他早点结束这次谈话，让我出去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什么意思？去医院？哪个混帐告诉你的？我才是你的顶头上司！”“医务室的医生说我有一处拉伤。”我说道，隐瞒了医生要我疏散到新几内亚的那部分内容。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在明天早晨离开之前我会告诉营队军士长一声的。“也许不得不动手术。”我加上了这一句，只是为了加强我的立场。
现在轮到大照片中尉吹胡子瞪眼了。他盯着我，掩饰不住内心的仇恨，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颐指气使的人，他脸上更多呈现出的是愤怒。“好吧，”他说道，回来后我再修理你。你也许以为这一次赢了我，但是你将来还得到食堂去。”“是，长官，”我说道，现在我可以走了吗？”大型运输机在格洛斯特角的跑道上呼啸着飞上了天空，我安心地半躺在飞机的折椅上，飞机于丹皮尔海峡之上进行着水平的低空飞行，然后在新几内亚上方升到高空继续飞行，那里的丛林外表上看是由一行紧挨着一行的芽甘蓝组成的。飞机降落在了苏德斯特角。一辆土黄色的救护车正在机场上等待着我们。现在我们到了美国陆军基地。我们被带往陆军在这里的驻地医院。病房设在一座圆拱形建筑里。一名护士——她是我近六个月来见到的第一位女人——给了我一套睡衣并给我安排了一张病床。我在病房里度过了两三天田园牧歌式的闲散时光——读书，一日三次美餐，晚上看电影——接下来我接受了检查。检查完毕医生们决定不在这个热带地区为我实施手术治疗，也不认为我的疾病严重到了需要送回澳大利亚或美国的综合医院的程度，即使他们有权把我送回澳大利亚或美国。我感到万分沮丧：又要回到格洛斯特角了，又要遭受大照片的报复了，就要和医院图书馆挥手告别了。不过随着夜幕降临，我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我患上了疟疾。但愿永远不会再有这样恶毒的救星！尽管疟疾把我从食堂劳务中解救出来，尽管疟疾让我免遭大照片的打击报复，但是身体的发热像刑具一样折磨着我，我的身体滚烫滚烫，像个烤箱，这样的折磨让我宁愿在食堂待上一年，宁愿有十二个大照片对我发号施令——当然最好别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只希望脱离发烧的苦海，假如死亡是唯一的解脱途径，那么我希望死亡之神降临。躺着是一种折磨，趴着是一种痛苦。我尝试着侧卧，可是身上的骨头痛得要命，就像有一只巨大的钳子死死地夹着我一样。我不能吃也不能喝——甚至连水也不能喝。他们通过静脉注射维持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十天，也许是两个星期。反正我一直躺在那里被炙烤着——知道吗？不是烧烤也不是火烤而是炙烤，感觉自己就像躺在烤箱里被炙烤着一样——此时我感到活下去的意愿渐渐枯萎，此时最大的渴望就是体内的热汗能如决堤的洪水从体内喷涌而出，此时我听到周围的人们在议论着我，此时我感到护士的触摸，感到酒精擦在背上时瞬间的凉爽，似乎在提醒我已离开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欢乐，但是我此时什么都不能领会，只是躺在那里感到一堆痛骨头在灼炽的疟疾烤箱里慢慢地萎缩。接下来发热消退。汗水从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冒了出来。凉爽的汗水让我的身体沐浴在欢乐里。假如有力气的话，我会欢笑，会歌唱，会呼喊。释放痛苦的液体在我身体上流淌，这样的时候如果我还躺在那里不有所表示，那我就似乎不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了。但是我太虚弱了，根本就动不了，这就如同一个无神论者享受着好运而没有上帝可感谢一般；因为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我并没有在精神上向谁感恩的冲动。汗水湿透了床单，护士看到我结束了磨难也很高兴，面带微笑把我移到了另外一张病床上。但是我把这张病床也弄湿了——接下来我感到了寒意刺骨。我不停地颤抖着，他们把一堆毯子一股脑地堆在我身上。室温远远超过了华氏一百度，但是他们还是往我身上盖毯子，似乎室温只有华氏二十五度。尽管如此，我还是抖个不停。不过我已经不在意，我甚至笑了——像在瓜岛得疟疾的行者一样哆嗦着嘴唇笑着说：“这感觉真好，感觉真好。真舒服，真爽。”
病好了，但是我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坐起来，才能吃饭。此时我一闻到饭味就恶心，只能喝一杯茶，吃一片烤面包。最后我终于能和其他病人一道去食堂吃饭了，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在食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吃下第一口饭。可是一周之后我离开了医院，回到海边的疏散点，从那里乘坐双桅纵帆捕鱼船夜间航行经过丹皮尔海峡一直开往格洛斯特角。其间我们迎头遇到了一场暴风雨。黑水从船舷上涌了进来，淹没了我们睡觉的甲板，因此我们只好退到船舱里过夜，我们这些“非卧床病人”中，有一半随着一叶扁舟的上下起伏而晕头转向。回到格洛斯特角时，命运对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惩罚。我们营里的大部分人——包括大照片中尉——都外出巡逻去了，营队军士长见我依然很虚弱，就好心地给我安排在高级士官食堂干轻活。就这样，我的新几内亚之行几乎毫无结果，拉伤的威胁依然伴随着我。我被可恶的疟疾击倒，但只不过是推迟遭受惩罚而已，现在还是来到这里履行在食堂干活的义务，这也证明一个相信光凭自己的力量就无所不能的士兵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不过给我分配的任务并不多，只不过是保持帐篷干净、打扫木制餐桌上的面包屑，以及为少数没有参加巡逻的人员安排吃饭的地方之类的工作。当主食堂装饭的白锡容器送过去的时候，他们像吃自助餐一样自己动手吃饭。几天后，营队回来了，只有几个人受伤，而最令我大喜过望的是大照片已经被调走，“自由者”成了我们军情处的新长官，他是一位年青的少尉，在首次巡逻任务中就杀死了一个日本兵，这让他声名鹊起。接下来的两到三周的时间里，我们在无所事事中打发着日子。我们开始玩桥牌。我们玩得上了瘾，只有吃饭或睡觉的时候才歇一歇，以便补充能量或恢复精力再战。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用打桥牌的术语来思考问题——什么单飞啦藏牌啦交互王吃啦等等——直到有天晚上赌徒因对搭档的强烈不满而起身撕掉扑克牌并打翻蜡烛，我们对桥牌的狂热才算终结，要知道那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一副牌。不过没人在意，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开拔了——难怪赌徒毫不掩饰他的愤怒，敢情他早已知道了。我们离开格洛斯特角的时候，一支陆军部队正抵达这里。得知要把手提箱丢在海滩，我们乱哄哄的队伍里爆发出不满的叫喊声和男人扮女声的尖叫声，接下来我们登上了登陆运输舰（现在被称为特洛伊海马），永远离开了那个该死的岛屿。我们即将出发：正如他们在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们只是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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