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还是说服了皇帝，军队仍必须向西方开进。对此可以向西方解释为，西进并不意味着对法国采取敌对行动，以后可能会将军队东调。一封同样内容的电报发向伦敦：军队的开进由于技术原因无法中止，只要英国采取中立态度，德国对法国并无敌意。
　　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奇返回总参谋部大楼。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指导战争，怎么能迅速取胜？整个计划开始摇摆不定，他拒绝签署让第16师停止原计划占领卢森堡的命令。接着，晚n时左右他再次奉召来到皇宫。英王乔治电告德皇，伦敦对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事一无所知，这想必是一个误会。实际上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皇帝便对毛奇说：“现在您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正如毛奇所担心的，帝国被迫同时对法、俄宣战的情况出现了。在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碟中，要求比利时同意德军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皇帝向伦敦求援，英政府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然而尊重比利时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已写在了柏林的伟大计划之中。1914年8月4日，英国作为中立的维护者在政治上站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上对德意志帝国宣战了。
　　年复一年不断进行研究和完善的动员和开进，现在如同一部庞大和运转自如的机器一样启动了。在巴塞尔和克雷菲尔德之间展开7个集团军，与在上莱茵实施掩护任务的部队一起共计160万人。5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已做好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准备，2个集团军集结于阿尔萨斯和洛林。1个预备队军部署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歹以防英军可能的登陆。在正面，法国已将5个集团军部署在勃良第运河与阿登之间地域，随时待命出发，此外还有比利时集团军和英国准备用于在北非登陆的远征军。
　　在东线，第8集团军担负掩护东普鲁士的任务，该集团军司令是冯·普里特维茨·翁·加夫龙大将，参谋长为第一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奥地利主力在加利西亚展开。俄国将两个强大兵团—涅曼集团军和纳累夫集团军，集中部署在东普鲁士，第三个集团军集结在华沙地域，共同对付加利西亚的奥军。
　　施利芬在西线的“方阵”，即以梅斯—迪登霍夫为轴部署在布鲁塞尔—纳慕尔一线的兵力，按老计划应比侧翼掩护部队多七成。毛奇将作战部队与掩护部队之比减少为5:2，因为他要预防敌人可能对莱茵兰实施深远突破—这一理由也不无道理。
　　将七个集团军部署在一条上百公里战线上毕竟是太密集和太笨重，可取的办法是将部队分为若干集群并作梯次配置，但这种思想对当时1914年的人来说还是陌生的。电报、电话、汽车和飞机等现代化的通信、侦察手段也不能抵消这一弊端，其困难在于：要随时掌握阿尔萨斯和比利时之间的战事进程，要时刻注意可能危及各部队机动协调一致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总参谋长能随一个作战梯队，一个机动的野战大本营随北翼部队跟进。然而，这一措施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最高统帅即皇帝的赞同，因为按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统，皇帝要亲赴前线，“与士兵在一起”。可是，他不仅不能实施指挥，也不可能保证各项措施的协调运转。
　　作战指挥者冯·毛奇大将必须呆在按1866年和1870年模式组建的体制臃肿的大本营里，而名义上皇帝一直是最高统帅。这是第一个失误！毛奇认为，最高指挥者利用指示就足以使其伟大计划正常实施。他指出，在各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长都十分明了的总方案框架内，必须给集团军指挥官以放手行动的自主权，而上级下达过于严格和直接的命令，其结果是弊多利少。然而，对施利芬一毛奇思想深信不疑的人在集团军中只有一个，即过去的军需长冯·库尔将军，他当时在由冯·克卢科大将指挥的右翼下属的第1集团军任参谋长。
　　大本营按照普鲁士的习惯在国君领导下，动作迟缓地随各集团军由柏林出发，经科布伦茨直抵卢森堡。除皇帝外，大本营还有大本营司令官、皇帝侍官长冯·普勒森大将、总参谋长、普鲁士战争部长和军事内阁、海军内阁、民事内阁各首脑，以及一批宫廷显要。
　　战争初期，大总参谋部被称为野战陆军总参谋部，由4个可机动的处和一个战地通信组组成，即中央处（负责处理人事事务）、作战处（分为3个组，分别负责战略、战术和组织；重型炮兵、要塞和弹药；飞行和技术事务）、情报处（负责敌情判断、间谍和反间谍）和政治处（负责研究军事政策和外军）。此外，还有军需总监及其下属的一批负责各项事务的长官，如负责运输、补给的长官、经理总监、野战邮政总监，以及两位分别负责步炮和工程工兵队的将军。当时的一项革新是，在集团军和军中特设一些情报官，专门负责敌情判断。由于新组建了大量的师和军，部队参谋部也随之得到加强；由于技术化大兵团作战任务的复杂化，使集团军、军、师参谋部也有了极大加强。
　　现在，正在西线对法比作战的百万大军好比一部运转良好但无统一操作的机器。最高统帅仿佛是自己主动放弃领导，他将陆上军事行动的领导权全部交给了总参谋长。现在，总参谋长集总长和总司令于一身，然而作为总司令他又没有固定和明确的指挥权。原计划“闪电”式的作战行动，只能分为一系列先后实施的大小不同的作战行动进行。作战指挥的任务在于使在各个不同地域展开的军队在事先规定的最后决战地点形成兵力优势。这一任务无论毛奇还是作战处长塔彭中校都难以胜任。
　　鲁登道夫作为第2处（德国处）处长，受命担负奇袭比利时由大量装甲炮台构成的吕蒂希要塞。战争初期，他在冯·比洛大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手下担任负责补给事务的军需长。现在，命运又让他作为担任奇袭行动的步兵旅的联络官，随同部队一起行动。战斗中步兵旅司令官牺牲，鲁登道夫便亲自指挥该旅第一个冲进这个攻无不克的要塞。毛奇迅速夺取吕蒂希的希望如愿以偿。
　　随着吕蒂希要塞的失守，比利时的整个拦阻阵地崩溃了，德军像潮水一般开进比利时。截至8月20日，德军右翼的行动大体按计划进行。在洛林，事情却走了样。计划规定，当法军发起进攻后，第6集团军和在其领导下的第7集团军起初应坚守，甚至可以后撤。第6集团军司令巴伐利亚王储冯·鲁普雷希特及其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却扬言，当“普鲁士人”开进并向法军最坚固的要塞冲击时，指望巴伐利亚士兵坐等或撤退是不可能的，这有损于他们的威望。这句话说明，按普鲁士人要求建立起来的联邦国家看似严格和强大，但面对各邦国王位继承人，普鲁士总参谋长的指挥棒还显得有些无力。而能够发挥协调作用的皇帝恰恰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王族。—译注]的关系不好，皇帝只好消极等待。毛奇因此也无法行动。一些嘲讽者后来说，西线的大会战不是败在马恩河，而是早在洛林时就已失掉了。
　　从比利时接连传来胜利报告，德军已迅速突进到布鲁塞尔地域。8月20日，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决定采取一项措施，也就是施利芬曾说的这是敌人给他的最大的“帮忙”。霞飞以其一部兵力突入德军预先设置在比利时一法国北部的包围地域。8月21日和24日，战争的命运掌握在了德军第1、2、3集团军司令部手里，他们拥有100个营和1044门火炮，在人员和装备上均优于敌人。右翼的第1和第2集团军集中由冯·比洛大将（第2集团军司令）指挥。比洛曾做过施利芬的军需总监，是普鲁士军队中杰出的战术家。他的参谋长冯·劳恩施泰因少将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但他的身体像毛奇一样欠佳。
　　8月25日，作战处长塔彭中校指出，6周后“整个事情”就将完结。然而，会战在瑞士与比利时之间地域艰难推进。冯·毛奇考虑的要比塔彭实际一些。在由科布伦茨向卢森堡的开进途中，他于8月末在皇家专列上对海军内阁首脑冯·米勒海军上将说，法国人可以被击退，但还不会被击败，打败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只下达少量命令，对战事进程实施概略性指挥。对此，野战铁路官格勒纳中校认为，大本营在精神上已麻木不仁。此间，俄国对东普鲁士的进攻给德国造成了威胁，毛奇准备从西线分出6个军到东线。
　　8月27日，如同一扇旋转大门似的德军大部队已突击到法国北部塞纳河流域的深远地域，还有10个行军日便可到达巴黎。毛奇决定，只抽调两个军到东线。由于部队强烈的进攻欲望，以及对作战缺乏协调，致使进攻行动变得支离破碎。计划在右翼外延构成进攻重点的企图没有达到预期程度。当右翼已变更部署之后，由阿尔萨斯向此调动部队的命令才下达。8月27日，毛奇就下一步作战向各集团军下达了5页纸的指令。起初，人们希望性情直爽的塔彭能对毛奇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塔彭却喜欢简单地看问题，他说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等着“回家”了。
　　每一场大的会战都充满危机的时刻。当胜利的迹象尚未清晰可见时，总参谋部就错误地以为胜券已经在握，那么此时危机也就到来了。
　　马不停蹄的开进和不间断的作战行动，需要补充大量部队。因此，由冯·豪森大将指挥的第3集团军违反计划规定自主决定修整一天。毛奇认为，让大胆向深远前方突进的第1集团军向第2集团军靠近更为合适。随后，冯·比洛大将便接到总参谋部的命令。命令指出，将在塞纳河地域的敌军由巴黎向东南方向挤压，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巴黎。第l集团军右翼成梯次配置，随第2集团军司令部后跟进。大本营现已前移至卢森堡。毛奇认为亲自介入右翼的作战是没有必要的。
　　当法军总司令霞飞认识到有被德军超越的危险后，决定主动后撤，并准备当德军的机动未取得成效前，重新部署部队，后发制人，再向德军发起进攻。当人们获悉，德军重骑兵已接近巴黎时，巴黎城内一片惊慌。为谨慎起见法国将政府迁至波尔多。但是毛奇已查明，并没有迹象表明敌军已全面崩溃。8月29日，毛奇从科布伦茨写信给他的夫人说，在大本营内还没有人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皇帝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毛奇对这种声音恨之人骨。9月4日，国务秘书黑尔弗里希听他说过：“我们不想自欺欺人，我们是取得了战果，但还没有取得胜利。所谓胜利是说消灭了敌人的反抗力量。如果敌人有百万大军，那么胜利者就会有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
　　9月5日，毛奇派情报处长亨奇中校到右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察看战情。毛奇担心的是英军在佛兰德登陆，以及在里尔地域集结的法国本土陆军的介入。由于冯·克卢科大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过于靠右，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的方向又太左，致使两军之间出现一个缺口，要填补这一缺口只有使用强大的统帅部骑兵预备队，但在使用中又出现失误。与塔彭那种毫无顾忌的乐观主义相反，亨奇倾向于认真对待每一个困难。毛奇还是更喜欢严肃谦恭的人。亨奇发现，第1、2集团军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现在，重要的是需要总参谋长以其魄力亲自介入右翼的战事。正当霞飞实施他的“主动撤退”行动时，巴黎军事政府的加里尼将军自作主张将其步兵搭载汽车投入前线—这是战史上首次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战例，并组织已受严重损失的第5集团军向德军第1集团军翼侧和背后发起突击。这一行动开始付诸实施，突击德军缺口的任务只有由英国骑兵来担负。亨奇中校的悲观主义同塔彭的天真幼稚一样缺乏合理性，他说现在部队也不得不奋战到底。
　　9月8日，毛奇在与其各处处长早晨会商时决定，再一次向各集团军派出一名全权代表。尽管政治处推荐了精力充沛的冯·多梅斯上校，但毛奇还是选择了亨奇，因为他已熟悉情况。亨奇只得到一个口头指示，其主要内容是：只要能进攻就进攻。亨奇首先从第5集团军开始按部就班地对各集团军司令部进行巡视。8日夜至次日晨，他到了第2集团军。比洛和劳恩施泰因认为，如果敌人充分利用目前暂时出现的棘手态势，德军是不可能坚守的。亨奇眼前顿时一片黑暗。9月9日，他最后到了最右翼的克卢科和库尔处，他们两位则信心十足。亨奇与第2集团军商定，如果敌人楔入缺口，部队就应撤退。
　　冯·克卢科大将及其参谋长所获悉的第2集团军情况报告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其友邻冯·比洛大将已经开始撤退。有关指示已向克卢科下达，克卢科和库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拒绝放弃进攻，最后亨奇中校不得不做出让步。亨奇中校曾在第3处（法国处）服役，是一个杰出、勤奋和认真的参谋军官，其父是一名要塞官员，因此亨奇在军官团中属于新兴资产阶级范畴。现在的形势需要一名像格奈泽瑙那样具有高度责任感、能按自己的正确观点行事、并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无论克卢科和库尔，还是亨奇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威廉时代不是创造精神自主性格的时代。根据亨奇关于灾难已经来临的叙述，克卢科和库尔也违心地开始了撤退。更为糟糕的是，总参谋长在会战的危机时刻将最后决定权加在了一个处长身上。后来，法国人说到“马恩河奇迹”，而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奇迹是德军中止了会战，它决定了历史的命运……
　　9月9日，毛奇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情况不妙。在巴黎东部的战斗变得对我们不利……我必须对所发生的事负责……我们不得不在对东方和西方的战斗中疲于奔命……”
　　塔彭中校认为这一天并没有完全错，他说现在谁能坚持到底，谁就是胜利者。然而9月10日亨奇报告，第1集团军已撤到埃纳河后，下午，他自己乘车回到卢森堡。根据他的描述，第1集团军在他的介入下开始按统帅部指示的方向撤退。总参谋部闻名于世的指挥方法未能发挥作用，因为没有再涌现一位伟人巨匠来驾驭这个精妙绝伦的艺术品。
　　9月11日毛奇亲自来到部队，但为时已晚。毛奇正一步一步地走上“民众法庭”[古希腊时，由每个公民将他认为有害于国家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或陶片上进行投票，过半数者则被放逐国外5年或10年。—译注]。9月14日，军事内阁首脑冯·吕克尔侯爵大将告诉他，说皇帝陛下认为他继续指挥作战对他来说将是一件过于痛苦的事。接任他的将是战争部长冯·法尔肯海因中将。上述两位人物在毛奇眼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现在，毛奇要进行自我防卫。他与法尔肯海因一起晋见皇帝并向皇帝进言，在经过一次失败后便更换总参谋长，这将给世人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皇帝便说，那就让法尔肯海因行使军需总监的职责吧。性格粗暴的法尔肯海因当即提出异议：他只有在掌握全部行动自主权时才能指挥作战。毛奇表示同意。也正是在这一周，他的胆病再次发作，后来毛奇将这一周称为“殉难周”。
　　1914年11月3日，身为战争部长的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同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冯·毛奇大将被委以柏林留守总参谋部参谋长，自此加入了皇帝失宠侍臣的行列。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出身在格劳登茨附近的贝尔肖，是一个西普鲁士旧军官和骑士庄园主的儿子，就任总参谋长时已53岁。法尔肯海因身材高大，外貌魁梧，双目炯炯有神，留着时髦的小胡子，是一个所谓“潇洒军官”的典型化身。他与毛奇相比是完全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学识似乎不甚丰富，但办事干脆利落，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头脑敏锐清醒。1906年他在大总参谋部任处长，此后曾先后在几个军中任军长，1913年就任战争部长。战争部在经过沙恩霍斯特的过渡时期之后，现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与总参谋部合二为一，在现代战争中实际上这是一个将许多部门做毫无意义的堆积。法尔肯海因也是施利芬思想的崇拜者。在他接任军需总监事务之后，想立即在凡尔登一康布雷地域重新将“伟大计划”付诸实施。然而，计划已失去往日的魔力。军队虽然在马恩河没有被打垮，但已筋疲力尽，缺少预备队，缺少弹药。法尔肯海因不得不暂时在凡尔登—兰斯—努瓦荣一线占领阵地。双方机动的百万大军处于僵持状态。通过快速的歼灭战而实现短期战争的理想已化为泡影。当时，法尔肯海因对帝国宰相说，使战争有一个最好的结局并不是没有希望，但无法预计何时和以何种形式能达成这一目的。德国成了一个被包围的要塞。
　　施利芬在西线取得闪电般决战胜利的设想已无法实现。然而，在东线，即在施利芬特别是小毛奇认为不适宜取得快速胜利的地区，却打了一场“坎尼战”，而这场“坎尼战”的对象按照“伟大计划”制订者的初衷是本该落在法军头上的。
　　在东普鲁士，俄军雷嫩坎普夫集团军由维尔纳[今维尔纽斯。—译注]地域出发，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由华沙地域出发，对在此执行掩护任务，由冯·普里特维茨大将指挥的德军第8集团军发起攻击。期间，在加里西亚，奥地利军队在其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指挥下，开始向波兰心脏地区发起强大攻势。德军总参谋部与奥地利总参谋部只是就行动的大体轮廓进行过协商，对进行一次同盟战争的有关实际问题，双方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哈布斯堡王国基本上是在其天才总参谋长指挥下在加里西亚独自作战。奥军的攻势很快受挫，陷入停顿，盛开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军官团之花已在惊天动地的8月会战中凋谢了，两个王朝的内功也已耗尽。
　　在此期间，在东普鲁士，普里特维茨及其参谋长瓦尔德泽试图在由东南向古宾嫩[今古谢夫。—译注]开进的由萨姆索诺夫指挥的俄第2集团军发起进攻之前，在古宾嫩击溃由东向西开进的由埃德勒·冯·雷嫩坎普夫将军指挥的俄第1集团军。会战未决胜负，普里特维茨停止战斗并决定向维斯瓦河撤退，这就意味着德军将全部撤出东普鲁士。因为他得到报告说，萨姆索诺夫正向他南翼纵深开进。在科布伦茨，毛奇担心在东线的失利不仅会在军事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还会在政治上对维也纳、中立国家，甚至像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结盟国家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各处处长的压力下，毛奇将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解职。
　　在作战处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中，这时只有一个人能扭转东线的态势，此人便是该处老处长鲁登道夫少校。毛奇和军需总监冯·施泰因于8月22日将鲁登道夫请进大本营，但根据鲁登道夫的军龄，他只能作一名处长，而不能担任集团军司令。起初，总参谋部的人已经对解除瓦尔德泽和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心满意足了。决定由谁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事，基本上听任鲁登道夫这位具有战略天才的处长的意见。最后选择了在汉诺威过着退休生活的原第4军军长保罗·冯·贝内肯多夫·翁·冯·兴登堡。兴登堡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参谋军官，老毛奇和瓦尔德泽对他评价极高，还曾是施利芬继承人的人选之一。只是现在以年迈身躯跨入历史舞台的兴登堡，与其说是施利芬时代的人，倒不如说属于老毛奇时代更为合适。与这位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相比，鲁登道夫则像一位现代军事专家。
　　兴登堡与鲁登道夫这两位人物，可以说是来自不同时代又具有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然而，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总参谋部思想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而且配合默契，成效卓著。兴登堡具有数十年的军队实践经验，在军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威望和自主权；而鲁登道夫则具有毋庸置疑的战略天才，雄心勃勃，精力充沛，脾气暴躁但外表又表现得镇定自若，这最后一点是权威性领导所必需的。
　　1914年8月23日，兴登堡与鲁登道夫乘坐专列到达马林堡。为了利用雷嫩坎普夫尚未完全取得胜利之机，以及鉴于向维斯瓦河退路被萨姆索诺夫的纳累夫集团军切断的危险，他们俩人当机立断，定下一个大胆的决心：利用骑兵部队对己方机动企图实施掩护，将雷嫩坎普夫当面的德第8集团军所有部队撤离战场，首先用全部可利用的部队排除敌方对己方侧翼纵深的威胁。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合围萨姆索诺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是施利芬思想的推崇者。他们计划，一旦将纳累夫集团军157歼灭，便迅速调整部署，对雷嫩坎普夫实施歼灭性打击。
　　8月26日，在瓦普利茨—阿伦施泰因—霍恩施泰因地域拉开了合围萨姆索诺夫会战的序幕。8月27—30日纳累夫集团军的命运便最终被决定了。德军两个军出现在他的背后。在这次会战中德军内部也曾出现过一段危机，有一段时间鲁登道夫对自己的决心产生过动摇，他怀疑能否将袭击俄第1集团军背后的行动坚持到底。兴登堡则理智地指出，一旦定下的计划必须坚持到底。纳累夫集团军最终走上了覆灭的道路，俄军的解围行动为时已晚，纳累夫集团军总司令自杀，9.2万人及13名将军被俘，350门火炮被德军缴获。兴登堡有意将此次在阿伦施泰因一霍恩施泰因地域进行的会战称之为“坦嫩贝格会战”。坦嫩贝格是德国境内的一个小村子，在历史上1410名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给德国骑士团以毁灭性打击。但是，在给他夫人的信中他却写道，他没有因此次胜利而忘乎所以，荣誉是上帝恩赐的。
　　坦嫩贝格使色当的名字黯然失色。由于在多线战争中利用了内线，使“坎尼战”在20世纪取得圆满成功。在严格控制其所属军队和协调军队机动方面，俄军“西北方面军”最高司令日林斯基将军像西线的小毛奇一样显得能力欠缺。然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取得坦嫩贝格胜利之后所面临的形势与坎尼会战时如出一辙。坦嫩贝格胜利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效果，它只不过是在局部战场上取得的一场局部的，当然也是重要的，胜利。此次会战与紧接着在马祖里湖附近取得的对雷嫩坎普夫集团军的胜利所带来的惟一结果是，巩固了东线北部的态势。为增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毛奇向东线前调两个军，但因迟到未能在东线的决战中发挥作用。1914年9月9日，是在马祖里湖附近取得胜利的日子，但同时也是德军西线部队在马恩河决定其命运的日子。在东普鲁士取得的两次辉煌胜利并没有能避免奥匈军队在加里西亚遭重大创伤。
　　在西线，以堑壕战为主要形式的僵持局面和以空前的速度增加的弹药消耗量，给普鲁士一德意志总参谋部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当然其他国家的总参谋部也遇到同样问题。战争无法再延续下去了。因为，从长远观点看，百万大军的补给将带来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阵地战有其自身的规律，工业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在西线，火炮仅一天的弹药消耗量就相当于1870—1871年整个战争的总消耗量。
　　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除了出身高贵、在军事上没有多大天分的基层指挥官，以及大多年事已高还仍然在位的贵族出身的集团军将领们之外，那些充满活力、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各级参谋长的作用日渐突出。这可以从德国一方在战争中的伟大“参谋长”们说起。东线的鲁登道夫和第8集团军首席参谋马克斯·霍夫曼，西线的库尔、洛斯贝格、泽克特、马克斯·鲍尔，是新一代参谋军官的代表。像霍夫曼上校和作战处军用物资科的鲍尔中校，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参谋军官，他们那永不泯灭的勃勃雄心使他们再次涉足政治，尽管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要远远胜于那些非参谋军官或“文人”。在决定性会战中，像马克斯·霍夫曼和鲁登道夫这样的人，有意地，也可以说是过分地展示他们的雄心—比如在坦嫩贝格会战中，他们的这种表现早已与总参谋部“多做事，少露面”的老规矩背道而驰。但在部队总参谋部内一些老规矩还仍然保留着。其实，像霍夫曼、鲍尔以及鲁登道夫这类人物，他们是对自己的荣誉感兴趣，自以为他们不需要政治工具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传统的总参谋部军官的高度责任感在新时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现在，由参谋长，而不是由司令官拍板定夺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法尔肯海因这位新型总参谋长起初认为，重新将施利芬的计划付诸实施，就可以改变阵地战的窘境。尽管从长远观点看俄国无疑是比较容易被打垮的敌人，尽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的胜利为德军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法尔肯海因仍然坚信，必须在西线取胜。秋季，他在佛兰德实施了他的大规模侧翼会战计划，目标是占领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将英国远征军重新赶人大海；在比利时—法国战线上打开缺口。由德国年轻人组成的四个精锐预备军队开赴战场，被投入佛兰德秋季的泥泞中和英法军的枪林弹雨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要求增援的请求未果。他们本想利用已经取得的战果，在波兰实施一场大规模会战，将沙皇俄军一举歼灭。现在，在此实施决战的时机已经错过。
　　在西线，战争再次陷入僵局。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统帅和作战艺术，而是工业的生产力。法尔肯海因从佛兰德的失利中吸取了另外一条教训：他坚信，对于一个被围的巨大要塞来说，其司令官是致关重要的。防御要求节约兵力，节省供给，要求坚守已夺取的防御外线，因为被围时间的长短谁也难以确定。
　　由于战争部与总参谋部合二为一，最高统帅部现在手中已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由卢森堡迁往夏尔维尔一梅齐埃尔的大本营里，皇帝只满足于担当一个热心于打探消息的旁观者的角色。在柏林的帝国宰相也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陆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新角色并不是它有意追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他传统权力机构一般习惯于在战争中依赖于军事机构，也是因为在帝国领导层中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柏林，留守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小毛奇成了针对法尔肯海因“西线路线”的“内部反对派”领袖。毛奇认为，打败陆上两个大国的惟一机会在东线。因在1914年夏末取得胜利而声望大振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加入“东线派”。可是法尔肯海因只听皇帝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声音只是耳旁风。
　　毛奇看得更远一些。1914年秋，土耳其加入中欧列强的行列。1914年11月，已晋升为元帅的年迈的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被任命为土耳其战争部长和土耳其总司令的军事顾问，并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为东线解决方案注人了新的因素。戈尔茨曾打算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塞尔维亚和南俄；德土军队对大英帝国的大动脉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同时，为摧毁英国的前哨阵地印度和将英国牵制在佛兰德以外的其他战场上，还准备在波斯采取一次行动。
　　摆脱中欧列强包围的惟一出路就是东线解决方案，即在战场上打败俄军，与沙皇帝国签订一个特殊的和平协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北部取得的胜利，稳定了东普鲁士的态势。但与此同时，由于奥地利在加里西亚的失利出现了俄军对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危险，从而危及普雷斯堡、维也纳、上莱茵工业区和布雷斯劳的安全。加之在塞尔维亚的重大挫折，维也纳急需外援。
　　鉴于此，法尔肯海因于1914年9月中旬决定，在克罗伊茨堡—克拉考[今克拉科夫。—译注]地域，由数个预备队师和第8集团军主力组成第9集团军司令部，以掩护西里西亚和缓解桑河畔奥地利军队的沉重压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分别就任新组建的第9集团军司令和参谋长，并全力贯彻其以攻为守的决心。第9集团军将进攻一直推进到华沙城下，此后，奥地利军队在伊凡格勒再次受到重创，第9集团军进攻部队的侧翼因此受到威胁，同时在东普鲁士的德军掩护部队也被置于不安全境地。
　　沙皇的叔父，俄军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此时想以30个军包围处在波兰平原地区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军队。德军对维斯瓦河的突击受挫，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希望能以强大兵力攻占西里西亚，即德国东线军队与奥军的接合部。正在这个时候，法尔肯海因打响了在佛兰德的会战。他准许东线司令部进行改组，但不会予以增援。随后，兴登堡被任命为东线最高司令，鲁登道夫任参谋长。
　　鉴于俄军以强大兵力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重新进行了部署，对托伦一波森地域的部队重新进行编组，准备由此向罗茨方向突击，进攻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侧翼，拯救西里西亚，这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大胆的一次作战行动。在波兰西部再次出现了一次实施新的“坎尼战”的可能，但德军的兵力远远不够。鲁登道夫向波兰前调两个军的请求未得到满足。德军一部兵力在布尔茨曾津内被围，只是由于该部指挥官的正确决断，才使该部队经过艰苦奋战突出包围圈，免遭被歼灭的命运。毛奇认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这个天才计划将成为东线的马恩河之战，不会成功。但结果总算取得部分成果：俄军的进攻被制止住了，已准备采取炸毁坑道的办法来保护的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也幸免于难。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此时打算在喀尔巴降山地区发动一次攻势，目标是向多瑙河平原突击，以牵制德军兵力。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则计划对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实施一次大规模钳形攻势，以分割位于波兰的俄军。但这一计划仍因东线兵力不足，以及德奥总参谋部缺乏协调而夭折。
　　战争的技术化使重心从前线转移到后方，许多德国的但首先是普鲁士的军事思想所不适应的新问题出现了：广大民众战斗意志的维持和引导；原料和食品的补给保证；装备生产的领导等等。面对经济战，英国强大舰队对德国本土的封锁，以及敌国针对“皇帝”和“匈奴人”所发动的宣传攻势，德军总参谋部束手无策，只能以权宜之计临时应付。
　　由于东、西线兵力的分配错误，使东线司令只能在马祖里湖附近发动一次冬季攻势，使东普鲁士的安全得到最终保证。这一计划完全符合法尔肯海因的思想，因为他曾经说过，现在只能对敌实施有限但有效的局部打击。总参谋长希望通过类似的战术措施大量削弱俄军的进攻力量，使1915年的东线战局趋于稳定。法尔肯海因想在东线创造一个可靠的保障地带，但局势变得捉摸不定。意大利曾要求维也纳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作为交换条件意大利则将维尔士—蒂罗尔割让给奥地利，对此维也纳坚决予以拒绝，因此意大利很早就出现了投入协约国阵营的迹象。塞尔维亚还一直封锁着通向土耳其的陆上道路。罗马尼亚的中立到底能保持多长时间，也难以预料。保加利亚的态度含糊不清。但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线战场的成败。编有强大登陆部队的英法联合舰队企图通过一次行动，迫使土耳其将其封锁线撤至达达尼尔海峡，进而占领君士坦丁堡，打开通向俄国南部的海上航道。
　　德军在东线和巴尔干的局部进攻，以及法英军队在西线实施的类似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突破行动，成为整个1915年战事的主要内容。英国将民众的力量全部投入战争，这在其历史上还属首次。德国军队再也无法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也再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战果，留给它的只有不停的流血，以及对预备队供不应求、供给保障和后方战区生产状况的忧虑。现在，法尔肯海因好比是一个遭重创的船只的船长，不得不拼命去弥补被巨浪打穿的船体，尽力保全这艘船使之正常航行。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再次要求在波兰实施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将已被击溃的俄军彻底歼灭，迫使俄国单独靖和。这样，东线军队便可得到解脱，用于在西线实施一次大规模决定性会战。1915年7月2日这一天皇帝在波森宫殿的一次会议上，断然拒绝了法尔肯海因的建议，成为继1914年9月9日后的第二个黑暗日。此事使鲁登道夫大为恼火，兴登堡却顺从了，他在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作为一名军人只能忍耐和顺从。但这件事长时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1916年初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写道，用自己的手为祖国赢得最后决定性胜利的愿望将化为泡影。他在日记中抱怨鲁登道夫的“神经过敏”，因为他在电话里常常大喊大叫，暴跳如雷，还说兴登堡的计划是胡作非为。
　　法尔肯海因将西线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他认为突破敌人的阵地是不可能的，敌人势必在这里拼死抵抗。在东线，俄国的辽阔领土又使他望而生畏，而意大利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因此，他准备实施一次对他的战术而言极具代表性的行动，即完全占领塞尔维亚，通过德奥联军和保加利亚军队于1915年秋联合行动打垮塞尔维亚军队。此时西线的最高司令是冯·马肯森元帅，参谋长是冯·泽克特上校，这又是一对理想的搭档，前者是一位具有强烈进取心的司令官，后者是一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占领塞尔维亚后为德国的补给打开了一条通向土耳其和近东的陆上通路，因为不仅在高加索，而且在耶稣诞生地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战火也已点燃。
　　泽克特后来对此时的形势做过这样的描述：在以消灭西方三个敌国武装力量为目标的战争中，德国已经失利。但如果出现希望，这个目标还是可以达到的，然后便可转移兵力消灭俄国武装力量。然而，这一目标因错误分配兵力和未能利用初期战果也没有达到。自此，德国兵力便不敷使用，歼灭战略也无以兑现。为能对英国本土及其航道给以毁灭性打击，便将新的希望寄托于潜艇战，但又没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海军总参谋长曾将实施潜艇战的思想告知法尔肯海因。然而对涉及政治和人权的海军问题，陆军总参谋长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有依靠海军的专业人员自己去解决。
　　水下作战又是一个涉及到工业生产力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军官团与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并存了几十年。像瓦尔德泽这样的人还曾梦想过对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进行血腥镇压。但是现在，总参谋部和统帅部认识到，有必要将绵延无期的战争的意义向已变成不稳定因素的广大民众解释清楚。战争的最初几周，广大民众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都曾欣喜若狂，但是现在这种狂热已云消雾散。“军事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来临。总参谋部也不得不介入装备经济和供给经济领域。
　　根据帝国宰相的建议，在军事上也对议会负责的普鲁士战争部长，再次与总参谋长一职分开，法尔肯海因也于1915年由这个非正常的两职合并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的继任者是他的一名亲信维尔德·冯·霍恩波恩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由冯·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男爵担任，军队的全部供给事务均由他负责。在此期间，最高统帅部中具有权威性的军官实际上是作战处长塔彭上校和组长鲍尔少校，以及已经独立出来的间谍和反间谍处处长瓦尔特·尼古拉少校和野战铁道处处长格罗纳上校。塔彭和格罗纳不久便晋升为少将。
　　集团军和新出现的集团军群中涌现出大量出色的“处长”，这标志着“总参谋部统治地位”已达到其巅峰。这种后来又由鲁登道夫继承和发展的上下级关系有利也有弊。它有利于促进脑力劳动的一致性，但也助长了自负、专断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发生，因为“处长”虽然是一处之长，领导整个处的工作，但他从未拥有过独立做出最终决断的权力。
　　马肯森的参谋长泽克特所表现出的那种傲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泽克特通常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他反对拿他与格奈泽瑙和布吕歇尔进行对比，他想与众不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在其“处长”的一辈人中属最聪明的一个，他与知识面非常单一的鲁登道夫不同，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对世界有一定的了解。泽克特反对自由主义，认为议会制毫无用处。在他眼里最好的政府就是建立帝国宰相的统治。他认为，当前的战争应划分为数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应将所有参战国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必须进入经济战阶段。接着应以武力进行决定性较量。因此，现在就应为在大西洋和欧洲大陆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联盟体系创造条件，为此必须争取俄国。
　　泽克特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说。当时，在一些高层军官中，如波兰占领区总督冯·贝泽勒大将经常谈论的是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国家联盟。法尔肯海因极力反对“泛德意志”主义者所鼓吹的兼并计划。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肆无忌惮地鼓吹兼并政策的，从民主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到天主教中央党左翼政治家，应有尽有。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和马赛厄斯·埃茨贝格也在其列。对此，1916年兴登堡在给他的夫人的信中写道，一部分“泛德意志”主义者该“进精神病院了”……
　　总参谋部希望巩固东线和西线的阵地，这与“泛德意志协会”不谋而合。但是，不管是“泛德意志”主义者还是总参谋部，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人在帝国政府中执掌政权。在德国被包围的状态下，法尔肯海因要想维持局面，就迫切需要一种能导致政治解决的灵巧的外交政策，以及大胆的内政，以便对王朝进行为时已晚的变革，使其议会化，并根据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原则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很显然，总参谋部在政治问题面前是个门外汉。现在，人们只是希望能出现一个能维持秩序和强化民众战争意志的“强人”。
　　法尔肯海因认为英国是最危险和最强大的敌人。由于不可能在海上对英取得重大胜利，同时也不具备登陆英国的兵力，因此在法尔肯海因看来，打掉英国的“大陆利剑”法国就显得比打垮俄国更为重要。—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以最强大的炮兵在一个敌人无法回避的地点迫其决战，在狭小地域内不断给其以压力，最后将其击溃。这就是法尔肯海因有名的、但也是导致恶劣后果的“抽气泵”战术。在西线，法国构筑的强大要塞凡尔登是法尔肯海因实现其思想的最理想的地点。在有限的地域内为实现有限的战术目标而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实施的进攻，从根本上说是全部作战指挥艺术的破产，意味着在阵地战面前缴械投降。
　　当时，在西线有120个德国师与167个协约国师对峙。传统战略告诫人们，在敌最强大的地点实施进攻是错误的。而凡尔登恰恰是法国东部要塞地域最强大的地点，是欧洲最现代化的野战要塞。1916年2月21日，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其主力是由威廉王储指挥的第5集团军，参谋长是施米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中将。把开启这个“抽气泵”的直接责任托付给普鲁士和帝国王储，这在心理学上是一个灾难性的思想。然而，在最高统帅部内有谁曾想到过心理学呢？
　　凡尔登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法尔肯海因没有想到，“抽气泵”也可双向工作。在进攻取得初战胜利后，会战延绵数月之久。凡尔登地狱向那些在前线奋战的人们第一次显示出技术装备战争可怕的绝望。“抽气泵”不仅以血流成河为代价，而且还吞噬了部队的士气和胜利意志。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战败者，战争中使人振奋的因素—战果，已不复存在。
　　在法国的背后，有英帝国和美国为其提供物资援助。在东线，一直存在着俄国百万大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危险。在德国一方，只剩下了已被拖得精疲力竭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
　　在东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实施的会战未能取得重大战果。现在，法尔肯海因的命运要在东线决定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老迈的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元帅以其统帅的天才取得了最后一次胜利：他在库特阿马拉将一支英属印军包围，并迫其缴械。然而，戈尔茨因染上伤寒去世而未能亲眼目睹这次胜利。在帝国议会举行的追悼会上，像戈尔茨一样遭贬的小毛奇因心力衰竭而离开人世。这完全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古典时期的不祥之兆。
　　8天后，英国与法国陆军以大量炮兵和航空兵以及新型装甲车，在索姆河畔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俄军实施的最后一次突击将东线的奥地利防线击垮。为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匆忙组建了一个由德、奥、匈合成的集群，由卡尔大公任司令，冯·泽克特任参谋长。就在此时，凡尔登已被血肉和泥泞所覆盖……
　　俄军的攻势取得了比胜利本身更为重要的成果。罗马尼亚倒向协约国一方，并以75万人对西本比尔根[即特兰西瓦尼亚。—译注]和对奥地利没有掩护的右翼匈牙利发动进攻。当此消息传到大本营时，皇帝被吓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无望。
　　随着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对德宣战，法尔肯海因的末日也来临了，他的方案也随之破产。法尔肯海因是个无限勤奋、能力超群和充满活力的人，但有一点他从来就没有弄懂，即让广大民众理解他的方案并赢得他们信赖的重要性。在他眼里这根本就不是总参谋部军官的事。现在已是替换统帅的时候了。在此时刻，德国民众的大部将信任给予了兴登堡及其密友鲁登道夫。鲍尔中校越级直接面见战争部长，要求以兴登堡代替法尔肯海因，鲁登道夫做兴登堡的第一副手。
　　1916年8月28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召来到位于上西里西亚普勒斯侯爵宫殿的大本营。8月29日，军事内阁首脑冯·吕科尔大将向兴登堡宣布，皇帝陛下任命冯·兴登堡元帅为陆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二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提出，他更喜欢将他这一新职位称为“第一军需总监”。吕科尔欣然同意了。这还是第一次似乎在舆论压力下任命一位总参谋长。在军官团高层军宫中，一个“兴登堡”党早已存在，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家。兴登堡就这样在东西线装备会战的隆隆炮声中，在内外交困中走上了老毛奇和施利芬曾经把持的职位。
　　鲁登道夫当时从普莱斯给他夫人的信中写道：“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一场梦……”在回忆录中他对这一时刻是这样描述的：“我俯首祈祷万能的上帝，赐我以胜任这一职位的力量……”
　　1915年英国首相阿斯奎思曾走访在法国指挥军队的英国元帅约翰·弗伦奇，在桌前他说：“元帅先生，您不感到奇怪吗，这场战争竟没有造就一个统帅？”弗伦奇无言以对。他的参谋长威尔逊将军（所有穿“燕尾服”即所有文官的死对头）急忙接过话茬儿说道：“也同样没有造就一个政治家，首相先生。” 　
第八章 无言的独裁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1918）
　　在战争年代，最能说明威廉时期大搞空洞虚假爱国主义的一项群众活动是，在帝国所有大城市中树立兴登堡的木雕像，不愿捐款者可在木雕像上钉入铁钉。单从这些雕像身上就使人隐约感到，这位普鲁士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参谋长的高大魁梧形象，已经成了江河日下的霍亨索伦王国的象征，成了沮丧者的慰藉和崇拜者的寄托。自从老毛奇取得胜利之后，总参谋部便成了人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机构。
　　兴登堡曾说过，只有生活在老皇帝的俾斯麦德国他才有温馨如家的感觉。因此，如果说兴登堡是一个已经衰败时代的化身，那么鲁登道夫就像一个“未来的统帅”，以其无限的工作活力、用之不尽的能量和战略天才，为一个强盛的大德意志帝国忘我地奋斗着。兴登堡多次用“未来的统帅”这句话来抬高他这位首席军需总监的声望。鲁登道夫是一位现代战争的工程师。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军队培养出来的军人，置政治之外，置时代潮流之外。然而现在，当政治家对自己都已失去信心的时候，最高统帅部的领导却让他们在政治上进行决断。兴登堡曾对一位到访的政治筹划者生硬地说过：“对政治我一窍不通。不过您可以找一下鲁登道夫，他对政治还略通一二。”
　　对于他们所做出的军事决断，很难说清楚他们个人在其中占了多少成分。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他们的思想从无二致：人们曾将他们比喻成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但这个对比似有不恰，他们倒更像老国王和皇帝威廉一世与老毛奇的关系。鲁登道夫是个情绪易于激动的搭档，而兴登堡对方案理解得更全面，他不是听天由命，而是充满r族长制时期族长的那种自信，他能保证鲁登道夫的方案正确实施。后来，当战争失败后人们争论起到底是谁取得的坦嫩贝格会战胜利的问题时，兴登堡干巴巴地说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会战失利了，那就是我的责任。”这句话倒也包含了一种值得赞许的现象，那就是在军队指挥上总司令与参谋长共同负责。
　　他们两个人都出身于易北河东岸社会和经济地位已发生动摇的地主阶层。贝内肯多夫家族于1789年与没有后嗣的冯·兴登堡家族合并。当这个家族的伟大儿子于1847年10月2日在波森[今波兹南。—译注]出生时，贝内肯多夫家族在19世纪农业危机中已失去其全部地产和位于东普鲁士的诺伊代克骑士庄园。兴登堡的父亲是一名军官，其母是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军医的女儿。兴登堡这位极具天赋的军人生活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他在近卫步兵第3团晋升为军官，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到总参谋部工作，曾短时间在战争部服役，后任师长，1903—1911年任马格德堡第四军军长。关于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一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已意识到坚忍不拔的意志是十分必要的。看见这句话，这位老先生的低沉嗓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装在他心中的只有普鲁士皇家军队、总参谋部和他的家庭。在他身上仍保留着一些他那个阶层所具有的优良品质：珍惜荣誉，懂得礼节，强烈的责任感，基督新教的生活情感，冷静客观的判断力以及领导天才。固然，他不是一个精通艺术的人，但也绝不是人们常说的对艺术一窍不通。
　　他的助手和同事却真是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年4月9日出生于其父在波森省的克鲁谢尼亚庄园。他的父亲出生在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购置有大量地产，其母出身于普鲁士军事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未能守住家产，最后做了一名保险代办人。与兴登堡不同，鲁登道夫最初在常备步兵部队服役。后来，喜欢冷嘲热讽的泽克特对他们俩人因此而形成的不同性格和作风做过描述。18年之后他被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总参谋部成了他生活的惟一。他的基本原则“战争是外交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全部政治都应服务于战争”，反映了他的一种纯军事思想境界。鲁登道夫成了总参谋部的反克劳塞维茨分子。
　　用鲁登道夫的话说，在战争期间冯·兴登堡元帅已不再是一个理想人物，不再是广大民众所需要的象征。但是，在制度严格的大本营里，在实际操作中兴登堡除了每天认真监视着重大事件的发展之外，便将定下决心和付诸实施的具体事宜放手交给他身边的这位杰出的专家，就像东方的一个地主将家务交给一个能干的管家一样。在军事政治方面，他甚至全部任由鲁登道夫处理。鲁登道夫确实有着强烈的和永不满足的雄心，但他的雄心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才智所能。
　　在人事和组织方面，总参谋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尔肯海因的追随者塔彭被解职，鲁登道夫让过去有名的格奥尔格·韦策尔中校接替。新任作战处长比固执的前任要灵活得多和机智得多。总参谋部首席参谋马科斯·霍夫曼中校现成了巴伐利亚老元帅利奥波德亲王的参谋长。为处理巴尔干和土耳其战场的有关事宜，自1916年作战处增设了一个科。、作战处第2科现由鲍尔中校负责全部的弹药和作战器材事宜。为明确职责将情报处重新命名为“外军处”。在冯·巴尔滕韦费尔上校领导下的政治处得到了一个更为确切的称呼—“军事政治处”。自1916年7月在外交局成立了一个由冯·黑夫滕上校领导的总参谋部的对外机构，现称“外事处”。为了宣传目的于1917年增设了一个特殊的影像局，德国的电影工业逐渐集中在该处领导之下，这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
　　冯·福拉德·博克尔贝格少校是鲁登道夫亲密同事之一，现负责领导组织工作和后备人员事务。格勒纳中将负责所谓的“战争局”，该局是个统管装备问题的机构。野战铁道处处长现为冯·奥尔德斯豪森中校，第二军需总监是哈恩多夫中将。在他领导下，负责经济和占领区事务的库特·冯·施赖歇上尉后来飞黄腾达，成了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改组后的“大总参谋部”辖有多个处、勤务机构和诸如航空队、情报分队、工兵和步炮营等特种部队，已经变得臃肿笨拙，不便使用，有些单位甚至起到了第二军事内阁的作用，上校参谋有时比国务秘书的作用都要大。最能说明总参谋部这种特殊地位的是，最新扩建的航空兵部队在其被承认为第三军种后，仍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尽管为它特设了一名“将军”对其实施领导。
　　韦策尔、尼古拉、福拉德·博克尔贝格、作战处的年轻军官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上尉、曾在第2处（德国处）做过鲁登道夫庶务官的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上尉，以及军需总监部的冯·施赖歇尔上尉，后来都在魏玛共和国的国防军领导层中担当重要角色。
　　现在，鲁登道夫有意识地将总参谋部的“处长们”安插在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部内，形成共同责任制并凌驾于各级司令官之上。他利用这种特殊的运作程序在野战陆军参谋部所形成的双人领导制，赢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样，鲁登道夫便可毫无顾忌地利用这一途径，在固定战线上借助于电话机对远不能及的参谋部实施直接指挥。但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部队伤亡不断增加以及组建新部队和单位，对总参谋部军官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只有以大大压缩参谋军官的训练日期为代价。按照普鲁士的传统，总参谋部军官必须是现役军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参谋部也接纳受过重大考验的预备役军官，对这种当时已经流行的做法仍被人们视为对传统的一种裹读。在色当举办的为期六周的“总参谋部军官训练班”，其效果值得怀疑。随着军官团势力的极度扩展，其素质和水平也随之下降。
　　现在囊括了新闻、电影、图片、宣传、外交和装备控制等大量陌生领域的总参谋部，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三届（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陷入进退两难的悲惨境地。在普鲁士的鼎盛时期，国君通常以最高统帅身份在各职权部门、战争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和军事内阁间，扮演一个或平衡、或调解、或下达命令的角色。名义上，皇帝威廉二世现在仍一直是最高统帅。然而年复一年的事实表明，他没有能力担负这一祟高职务。缺少独创精神的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也同样无力牢牢地握住帝国的僵绳，帝国议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最后只能由最高统帅部来填补这块真空地带，成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终决策者。然而，最高统帅部也并不能胜任此事，因为总参谋部的高层军官并不具备政治鉴别力。在别人眼里，一个总参谋部军官简直就必须无所不能，即便是在1916—1918年，很多政治家包括后来怀疑一切的人也都这样认为。
　　鲁登道夫向威廉王储抱怨说，虽然一事无成，可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鲁登道夫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物，他决定挺身而出为国家排忧解难。他和兴登堡首先将怒火发泄在皇帝周围负责民事、军事和海军的三名内阁首脑身上，接着便是帝国宰相，后者还曾对兴登堡的任命欣喜若狂。为了控制国内的局势，他们还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所采取的措施包罗万象，从改善住房事业、与性病做斗争、农村垦荒，到学校的役前军事教育，以及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做斗争。对于复员的士兵（这是兴登堡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还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为他们准备好固定的生活工作场所。
　　泽克特说过，军事专政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鲁登道夫总觉得，军人专政终究是一个不光彩的和迫不得已的解决办法。他还是期待着能在政治家中出现一个“强人”，为他卓有成效地执掌大后方的事务。现在，无论在政党中还是在普鲁士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中，都难以寻觅到一位称职的人选。像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这样的政治家，当时甚至把鲁登道夫看成是“德国的克伦威尔”。在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内的年轻参谋军官从这些事例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没有群众基础的统治是不可能确立和不可能持久的。
　　“军事社会主义”对鲁登道夫而言，是一个将民众和经济力量全部应用于前线的合适工具，但如何维持民众的战斗意志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大战虽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军事上控制民众的最大实例，但是百万民众的动员、堑壕战的特点、军官和士兵在前线的平等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从内部摧毁了旧普鲁士军队的封建机制。此外，现役军官团的精锐部分还必须留在战场上。鲁登道夫曾主张用在装备大战中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士官甚至士兵来补充军官的缺额。然而，军官领域却是霍亨索伦王朝军事统治者的最后一块领地。军事内阁首脑极力反对这种将最高贵的阶层“民主化”的做法，不管有什么例外。但是，这种“民主化”不管是在普鲁士还是在德意志的其他邦国都一直存在着。不管怎么说，前线军官与士兵的那种旧式的、被认真维护的上下级界限被打破了，军纪由简单的命令服从关系演变为对命令必要性的理解，演变为能唤醒一般人对自身重要性认识的心理艺术。
　　鲁登道夫的理论基于最大规模的歼灭战争，即总体战争，它需要将全国和全民族的力量投入战争。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计划因而具有经济一社会属性。鉴于协约国方具有物资方面的优势，全世界的原料都可供它支配，因此对于德方来说，要想取得胜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潜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劳动力、煤、铁和石油，在这一刻成了总参谋部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在鲁登道夫的同意和兴登堡的默许下，格勒纳中将和鲍尔中校制订了所谓的《兴登堡计划》。通过最大限度地对食品和日常用品的管制，对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劳动潜力的动员，以及采取实现社会平等等措施，在现有原料状况下，总参谋部的应急艺术还真的解决了战时经济问题。但是，由鲁登道夫开辟的进入政治领域的道路，即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以及对帝国最高政治职位的分配施加影响等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外，还包括最高统帅部同意维也纳和柏林做出的建立一个亲德的波兰的决定，其目的在于希望波兰能出兵支援德国作战。
　　鲁登道夫很快便明白了，依靠一个像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这样的柔弱宽容、爱好和平的人（与其说他是个政治家，倒不如说是个诚实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总体战争政策是无法实施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位“胆小如鼠”的帝国宰相—军界和泛德意志主义者这样称呼他一一其中包括皇后、王储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人。
　　因此，鲁登道夫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找到一位“战时宰相”。于是，他通过八面玲珑的鲍尔中校同贝特曼·霍尔韦格的反对党建立了联系。鲁登道夫拒绝了政治家们多次提出的由他自己担任帝国宰相一职的主意，因为他感到他不能承担这种身兼二职的重负。
　　鉴于国内状况的不断恶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以辞职相要挟，迫使贝特曼·霍尔韦格于1917年6月离职。握有任命和罢免宰相权力的皇帝顺从了。这两位身处总参谋部最高职位的军人不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皇帝权力的多大侵犯。在军官团历史上第一次与国会议员们讨价还价的总参谋部军官们，想让比洛侯爵或昔日帝国海军局国务秘书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出任宰相。然而，这两位大臣无论如何也不符合皇帝的口味，他们已失去皇帝的宠信。最后，皇帝任命原战时给养局局长、副国务秘书格奥尔格·米夏埃尔博士为帝国宰相，以试图满足最高统帅部军官们寻找“强人”的渴望。其实，这是个很狼狈的摆脱困境的办法。
　　不久，鲁登道夫发现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了。“家乡阵线党”日见衰败，已少有利用价值。而此时，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与激进的泛德意志协会联手，成立了一个“祖国党”，共同为达成德国的战争目标而奋斗。1917年9月，鲁登道夫拟订了一份呈文，提出德国的战争目标应当是：在东方，将库尔兰、立陶宛以及波兰西部边界地带，即1916年宣布的虚构的波兰王国，划归帝国版图；在西方，占领一块具有战略179意义的前沿地带，以保护德国西部的工业区，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兼并比利时和荷兰。这一目标对于那些饥肠辘辘和怀疑战争是否会遥遥无期的民众来说，是无法理解的；皇帝及其大批的邦国王侯们也渐渐疏远了这个头脑简单的人。
　　1916年最后一个月，德国又采取了一次局部行动，即迅速将罗马尼亚击败。这次行动再次表明，在传统的地域概念和机动战传统战略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人达到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艺术水平。老兴登堡凭借其客观的感知力认识到，由冯·马肯森元帅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所取得的这次胜利，只是一次局部胜利。他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中欧列强[包括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译注]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取得成功，那就是将敌人中的小王国门的内哥罗[黑山。—译注]彻底打垮。比利时军队已逃到伊泽尔河彼岸，塞尔维亚军队逃向科孚，罗马尼亚军队在比萨拉比亚固守。
　　虽然1917年2月（俄历）在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被推翻，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年是全线处于防御的一年，泽克特称之为“作战停滞”的一年。起初，鲁登道夫完全以一个军官的眼光来评价俄国革命，指责革命剥夺了俄国军官团的权利。泽克特则认为，沙皇的被推翻基本是“英国秘密煽动”的结果，因为有人背后说沙皇和极端保守势力有过单独烤和的意向，可是在俄国新成立的半自由民主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政府却树起了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大旗。
　　鉴于此，最高统帅部同意驻伯尔尼和哥本哈根的德国外交官冯·罗姆贝格侯爵和布罗肯多夫·兰曹伯爵，与一批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流亡者进行接触，流亡者的首领名为弗拉基米尔·伊利耶维奇·乌利扬诺夫·列宁—一位有名的俄国革命者，德军总参谋部并不熟悉此人。这批人从瑞士出发，乘专列通过德国秘密返回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主张立即缔结和约，可别人并不买账，人们都穷竭心计地企图在战争中将敌人一举击垮。当时并没有人想到，一个巨大的、与霍亨索伦王朝有百余年结好历史和姻亲关系的王朝的覆灭会危及所有王朝统治者；也没有人看到俄国革命里蕴藏的社会内涵，以及无产阶级要统治世界的思想和危险的传染物。
　　早在1914年，德军就曾在一定的作战地域采取过将一个集团军隶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的做法，1915年还曾一时出现过由一个资深的集团军司令指挥数个集团军的现象，后便演变为集团军群，一个集团军群通常由3一4个集团军编成。1917年，鲁登道夫建立了常设集团军群司令部，作为各战线或战场上最高统帅部与集团军间的协调机构。新的防御体制带来了战术的深刻变革。战术开始变得富有弹性，防御实施了纵深梯次配置。鲁登道夫为“防御会战”制订的战斗条令具有典范意义，它宣告了作战必须付诸大量流血时代的结束。步兵师采取了新的编组，即1个步兵师由3个步兵团和l个炮兵团组成。炮兵成为会战胜负的决定性兵种，而作为兵种贵族的骑兵在西线战场上几乎已销声匿迹。德军将西部防线主动撤至经过压缩和改善的“西格弗里德”防线后，防御得到极大加强。在西线，协约国有190个师，德国有154个师，协约国仍占有明显优势。
　　除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并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外，在这一年发生的对于德军总参谋部至关重要的事件，不仅是德国外交方面多次伸出靖和的触角，奥地利也曾试图与法国就单独礴和进行过谈判，而且还有美国加入对中欧列强的战争。俄国在一方，美国在另一方，还有许多未来的强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加到欧洲的纷争之中。美国早已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协约国进行了大量的物质支援。1917年，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为威尔逊提供了口实，美国宣布将为和平、为反对旧欧洲的专制独裁、维护人民自决权直接参战。对于总参谋部来说主要问题是，在美国军队在欧洲大陆立足之前，德国如何能在西欧赢得一次决战的胜利。惟一的可能是，通过一次或接连数次进攻战突破协约国军队的防线，夺回行动自主权。
　　在这种双方对峙的形势中（苏联军事理论家后来认为此时的战争艺术已堕落到最低谷），技术是改变“作战停滞”（泽克特语）局面的新型工具。1916年晚夏，英国人在索姆河畔首次使用了一种有装甲并装备火炮和机枪的履带式机动车辆，用以克服堑壕和铁丝网障碍，这就是“坦克”。起初英国人将其称为“机枪驱逐舰”。
　　除了像老毛奇这样的人认识到了技术的使用规律之外，低估技术的作用也是旧普鲁士的传统之一。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批战斗车辆还存在着诸如运行速度过低等许多不足。因此，兴登堡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德国步兵也能制造。他仍然对勇敢和军纪的传统作用深信不疑，认为给步兵装备大量的防御兵器、轻型随伴火炮和超重型机枪就足矣。只有鲍尔中校认识到了新型装甲兵器的未来价值，并设计出了自己的样车。但这一计划因德国原料短缺，以及与制造飞机和载重汽车的计划相碰撞而作罢。德国的战斗车部队只得在幼年时期徘徊。
　　最高统帅部对1917年这一年极为不满。国内，不满的呼声日见高涨，食粮困难与日俱增；敌人的围攻不断加强，美军出现在欧洲战场成了眼下令人头痛的问题。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向中欧列强和西方协约国投下了阴影。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尽管想立即与中欧列强进行和谈，但鲁登道夫现在却声称，只有德国的势力范围向东一直扩充到乌克兰和高加索，德国的补给才能得到保障。但是无论如何，要想将东线部队撤出并向西线转移，只有在列宁与德国全权代表，即两个大帝国之间缔结和约。
　　在近东，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在此期间已宣告崩溃。德—土在美索布达尼亚和巴勒斯坦的防线因此受到动摇。冯·泽克特将军受命作为奥斯曼帝国参谋部的德方参谋长前往中东，以拯救衰败的局势。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大后方长时间以来已无力承担新的负担。1917年夏，在远洋舰只上发生了首次水兵叛乱。弹药工业工人发生的罢工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行动。帝国宰相米夏埃尔已无力开展工作，皇帝因此将宰相的工作交付给巴伐利亚总理赫特林伯爵。由于最高统帅部已与米夏埃尔关系疏远，因此没有对此举提出抗议。
　　赫特林伯爵并不是个“战时宰相”，而只是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学者。此时，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举行的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和谈中，外交局国务秘书冯·屈尔曼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而将军事放在第二位。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对此并不介入，只是提出一些批评和告诫。在强大压力下，德方终于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和罗马尼亚国王缔结了和约。但与此同时，德国又在巴尔干、芬兰和乌克兰加强军事力量，预防布尔什维克染指，企图以此途径获得南俄富庶的产粮区，为德国的补给增加来源。在德国的扶植下，在乌克兰成立了一个亲德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这里的驻军司令是旧时总参谋部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冯·艾希霍恩元帅，格勒纳将军任参谋长。
　　期间，法国和英国总参谋部终于认识到了，在西线所进行的付诸大量鲜血的正面人海、物海攻势，是徒劳无益的，于是等待着1918年美国人的介入。法国元帅福煦曾将这种进攻方法称之为“水牛战略”。然而现在，鲁登道夫为重新赢得机动自由，却捡起了别人丢弃的“水牛战略”。他认为，美国百万大军一旦到达，取得一种有利的靖和的可能性就将不复存在。现在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集中所有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粉碎英法防线。于是，部队开始从东线向西线转移，从意大利战线也撤回若干德军部队。鲁登道夫还本想将奥匈、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部队调向西线，但这一想法由于这些国家的军队缺乏西线装备大战的经验，以及不想过分削弱这些战线而作罢。
　　鲁登道夫计划在西线实施的“大会战”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他相信已经停滞的施利芬计划能够复生。在一份呈文中鲁登道夫表达了与皇帝不同的意见，他说他要实施的不是一次会战，而是一系列会战。还说，如果和平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他可以为取得胜利担保。对这位受人们推祟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思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曾想过，在发动军事总攻的同时要展开一次外交和平攻势，而在英国和法国确实存在着一批准备与德达成和解的人。1917年春在法国军队中发生多起暴乱事件，使法国也度日如年。但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与外交局之间长年相互猜忌，使外交攻势未能付诸实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根本不理解国务秘书冯·库尔曼的灵活外交，坚决拒绝放弃已握在手中的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抵押物—比利时。而英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恢复比利时的中立。
　　自1917年秋，作战处开始为实施“大会战”着手进行准备，以便将鲁登道夫的思想付诸实施。作战处主张，进攻应从亚眠附近的圣昆廷下手。在这里，法国战线折向东方，与英国由北向南的战线交接，形成一个向外突出部，是英法两军的接合部。一旦突破亚眠战线，英军战线将肯定会被赶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英军将再一次越海逃生。
　　大规模攻势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不在于突破，而是及时地前调新锐、可快速机动的突击力量，它将使战术成果扩展为巨大的战役胜利。当前缺少的是骑兵部队、装甲战车、车载摩托化步兵和摩托化炮兵。但鲁登道夫对这些高度机动部队不屑一顾，而将重点放在了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上。1918年初，在西线有3个集团军群，分别隶属于威廉皇太子、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和符腾贝格王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共10个集团军，193个师。为实施火力准备，部署了1700个炮兵连，68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并储备了大量弹药。与小毛奇不同，兴登堡、鲁登道夫和作战处自1914年便进入设在阿韦纳的靠近前线的大本营。
　　1918年3月21日凌晨4:40，代号为“米歇埃尔行动”的“大会战”，以德军第2、17、18集团军猛烈的炮火准备拉开了序幕。英军战线被突破，在此作战的英第5集团军全部被歼。
　　尽管德军已兵临亚眠城下，尽管英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勋爵元帅曾一度有过撤向海岸的念头，尽管英国的伦敦内阁惶惶不可终日，但由于德军未能利用初期战果，英军战线终究没有被攻克。装备大战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缺少机动部队，步兵和炮兵所进行的会战变得支离破碎。德军的突击没有向纵深，反而向两翼发展。作战的主突方向没有指向英吉利海峡，而是指向了法国中部。进攻的步兵由于不负重荷，已成强弩之末，进攻于1918年4月4日被迫宣告终止。
　　在鲁登道夫眼里，“大会战”是整个战争中的超级会战。可是它却产生了两个与其初衷截然相反的严重后果：一是德军人员及进攻锐气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二是在西线成立了在法国杰出的总参谋长费迪南·福煦将军领导下的协约国军队统一的司令部。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认为，如果会战不能取胜，就意味着战争的失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要进行的会战是由一系列会战构成的，确切地说是个逐步升级、最后必定达到最高峰的体系。因此，4月9日鲁登道夫命令在法国北部一佛兰德地域与阿尔芒蒂埃尔和拉巴斯运河之间发起第二次攻势。两个多星期之后，第二次攻势的兵力消耗殆尽，进攻被迫停止。
　　会战大戏的第一二场已经演砸，鲁登道夫却无动于衷，仍命令第三场继续上演，目标是夺回作战行动自由权。计划在久攻不下的切敏实施一次旨在引开敌主力的佯动，然后再向佛兰德进攻。单从数量上看，部队的损耗已显而易见。鲁登道夫要求从国内前调20万后备人员，但前调的部队要么质量不高，要么缺乏战斗意志。此外，一场流感使许多部队失去战斗力。在国内，牢骚和不满充斥着大街小巷，人们纷纷质问进行这样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煤矿和铁矿的主子，还是为了投机商？是为了皇帝还是为了将军们？
　　1918年6月5日，第三次攻势也陷于停顿。柏林的外事处处长冯·黑夫滕上校主张，发动一场新的政治、外交攻势。然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冯·屈尔曼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眼里，是个注重修饰、轻挑圆滑的花花公子。只是由于他们对屈尔曼的厌恶使这一外交攻势未能付诸实施。屈尔曼不断通过秘密途径争取与英国对话。为此，鲁登道夫早就指责他是“失败主义者”。皇帝对此已有所觉察，他无奈地微笑道，他已陷入最高统帅部、议会和宰相府的磨盘之中。1918年6月末，屈尔曼在一次议会上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战争不能仅依靠军事手段来结束，应当对他所进行的秘密谈判在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做好准备。对这一番话的背景，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为首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并没有多少了解，因此他们大发雷霆，愤怒地要求屈尔曼下台。他们已将贝特曼·霍尔韦格轰下台，接着是他们最憎恶的、被称之为“马屁精”的民政内阁首脑冯·瓦伦蒂尼，现在他们又将这位虽然谈不上性格最坚强、但也是极为精明的外交家屈尔曼解职。继任者是位军人，即冯·欣策海军上将。鲁登道夫一直扬言，如果英国政府自己主动寻求对话的话，那“听听”倒也无妨。
　　1918年7月15日，他命令发动第四次攻势，以47个师和强大炮兵在兰斯河两岸投入战斗。此次攻势因有投诚者泄密，两天后便夭折。7月17日鲁登道夫命令中止“大会战”，这是鲁登道夫的对手福煦将军等待已久的时刻。1918年7月18日，法军预备队以350辆“雷诺”型快速、轻型战斗车辆从维莱克特雷森林出发，冲向德军战线。德军战线被撕开一个宽达45公里的口子，多个师被击溃。至8月2日法军在取得这一突袭成功后，德军紧接着又在苏瓦松一兰斯突出部的撤退中实施了多次艰苦作战。
　　1918年8月8日，英国第4集团军在亨利·罗林森爵士将军指挥下，在阿尔贝与莫勒伊之间的亚眠至圣昆廷公路两侧发起进攻。600辆重型和轻型坦克在前开道，骑兵在公路装甲车支援下随后跟进。德军6—7个师被全歼，逃跑的步兵被正好赶到的英军绰号为“工贼”的预备分队俘获，各师指挥所也被英军的坦克摧毁。末日已经来临，精疲力竭和沮丧绝望的德军士兵开始进行垂死挣扎。德国步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粉碎了，“普鲁士人”逃跑了。德军战线虽然再次得以重建，但已无力进攻，只能进行艰难的防御战和在撤退中实施迟滞战。协约国军队在炮兵、航空兵和坦克上已占压倒优势。
　　鲁登道夫称1918年8月8日是德国陆军的“哀日”。早在他获悉法军在维莱克特雷森林突袭成功的消息后，就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烦躁不安。由于意见分歧，兴登堡对鲁登道夫进行了指责。同时，各处长以及库尔和冯·洛斯贝格将军对他越来越容易冲动的脾气和使下级工作负荷过重的抱怨声也越来越多。鲁登道夫长时间以来竭力抑制着在他身上出现的神经紧张，他那暴躁的性格逐渐化为在地图前、办公室里和电话机旁的疯狂工作。现在他终于预感到，过去的一切打算都已化为泡影，眼下确实需要停战，以便得到一时的喘息。同时他也打算提出辞呈。鲍尔中校甚至认为，鲁登道夫在“大会战”失利后采取此举是完全必要的和正派的。兴登堡则立即表示反对。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战争已经把普鲁士军队的精髓—军纪摧毁了。像所有大规模战争一样，是战争本身吞噬了自己的工具—军队。
　　1918年8月13日和14日，在比利时的疗养地和德军大本营所在地斯帕，由皇帝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登堡、鲁登道夫、帝国宰相冯·赫特林伯爵、冯·欣策海军上将和内阁成员。会上鲁登道夫坦率地承认，现在只能进行防御，至于未来的和平问题，应请西班牙国王阿尔方斯八世或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出面斡旋。
　　在鲁登道夫看来，一场战争如果双方没有歼灭对方的意志，那是不可思议的。他决定，先致力于停战，看看敌人到底提出什么样的和谈条件。如果敌人提出的条件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苛刻，那就可以充分的根据“激起”（鲁登道夫语）人民和军队进行最后的拼死一搏。以进行殊死拼搏相威胁，也可以作为一种对战胜一方施加外交压力的巧妙手段。鲁登道夫从根本上认为，是国内的和平意志使最高统帅部的胜利意志瘫痪了。广大民众饱受半军事化专政的苦难，他们不再俯首帖耳，他们只渴望结束一切苦难……
　　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都不明白，在这些周里他们怎么不再是摆弄别人的人，却成了其他大国的摆弄对象。鲁登道夫再次放弃了他在1917年命令采取的可节省兵力的弹性防御战术。现在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但是8月份的形势已使德军的新口号很快便破灭了。法军在瓦兹河与埃纳河之间的进攻，以及英军在巴波梅和康布雷方向的突击均取得胜利，两次行动都是采取在大量坦克支援下步兵实施突击的方式，德军的西线部队已成西下夕阳。9月，美国投入大量兵力发起了它的第一次强大攻势。
　　尽管西线已一撅不振，但总算没有丢失。而马其顿的巴尔干战线经过在萨洛尼卡地域集结的英、法、塞尔维亚和希腊部队的反突击，已全线崩溃。1918年9月15日，刚刚执政两年的年轻的奥皇卡尔向协约国发出了试探性的媾和请求。保加利亚退出中欧列强的同盟，奥斯曼帝国的全面崩溃也只是数周之事。在德军总参谋部内，对鲁登道夫指挥的批评日见增多。在一片批评声中，鲁登道夫将作战处长撤职，换上正直可靠的威廉·海耶上校。海耶此前任符腾贝格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挥的集团军群参谋长，韦策尔上校则被调任第5集团军参谋长。由于海耶初来乍到对全面工作并不熟悉，因此实际上的作战处长则由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担任。这位非常注重实际的海耶上校不久便认识到，形势已难以维系。鲁登道夫也因过度劳累和紧张身体状况已令人担忧，在兴登堡私人医生的催促和海耶的要求下，一位富有经验的神经医生霍赫海默尔博士，于9月开始为鲁登道夫治病。
　　巴尔干和奥匈的失利消息传来，最高统帅部内被悲观的情绪所笼罩。9月28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除了立即停战，别无其他选择。总参谋部军官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少校受命前往柏林，向帝国领导和议会党团通报当前令人沮丧的态势。现在，总参谋部开始向“非军人”即政治家们求救。而政治家们也已陷入一片惊慌，现在曾被政治家们作为依靠的军队也宣告失败了。年迈的帝国宰相黑特林伯爵引咎辞职。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鲁登道夫不停催促，要求分秒必争，立即开始停战谈判。他还主张，应将美国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作为为实现世界公正和平而进行谈判的基础。如果所有谈判均告失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打算重燃战火。
　　此刻，皇帝任命巴登亲王冯·马克斯接替黑特林的宰相之职。马克斯是大公爵领地的继承人，通情达理，慈善博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神经和身体状况都不佳。与协约国进行谈判这一沉重任务落到了这位亲王肩上，而且时间异常紧迫，因为最高统帅部已向他暗示，军事灾难每时每刻都会降临。
　　亲王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失败和革命阴影笼罩下在12个小时内开始迟迟未能实施的君主政体的议会制改革。1918年10月即革命尚未发生之前，霍亨索伦王朝对陆军和海军至高无上的传统特权已经旁落。将来，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所有命令均需与对议会负责的帝国宰相联名签署，方能有效。此间，鲁登道夫觉得前线时刻都有崩溃的可能，因此对政治家们在时间上施以无情的压力，就像他过去要求士兵做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样，现在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政治领导们—马克斯亲王和冯·欣策海军上将。
　　西线战事仍在继续，为使后备兵力维持在一般水平上，德国不得不解散29个师。英军占领了德国位于海峡沿岸的潜艇基地，美法军正接近德国本土，在巴尔干协约国军队正向北开进，直指多瑙河—君主国的心脏。
　　无论是兴登堡还是鲁登道夫都还不肯放弃人民可以重召赴战的信念，幻想出现一种使协约国预料不到的奇迹。前线的军队仍在作战，土地虽不断丢失，但战斗仍未停止。停战谈判未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在第三份照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对此，兴登堡在最高统帅部的每日命令中加以拒绝。帝国领导认为军方的专横武断时代已成过去，帝国宰相冯·马克斯要求鲁登道夫自行请辞。1918年10月26日，皇帝在柏林贝尔维宫召见总参谋部的两位领导。鲁登道夫早已知道，帝国政府根本就不想冒拼死一搏的风险，因此只好提出辞呈。皇帝接受了他的辞呈，同时要求他眼下必须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重建一个新的帝国。兴登堡也要求辞职，但皇帝命令他继续坚守职位。兴登堡顺从了他皇帝主子的意愿。兴登堡的留职对后来具有重大意义。
　　还有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是，兴登堡推荐威廉，格勒纳中将来接替鲁登道夫的职务。格勒纳中将在所有“处长”中具有最丰富的技术和经济知识，对时代的要求具有充分的理解力。兴登堡已预计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大规模的撤军；百万大军的复员；复员军人的就业；牺牲将士的抚恤等等。他认为战争已接近尾声，但他当时只对一点还不大相信：革命会对他的皇帝主子、对普鲁士国王构成威胁。
　　随着停战谈判的增多，一件事情就越发凸现出来，那就是在协约国眼里，鲁登道夫下台后的中心问题除了停止敌对状态外，就是废止君主国家体制。迄今，普鲁士军队、非立宪直属机构、军事内阁和总参谋部仍然听凭于把持着王位和皇位的霍亨索伦王室。可是从现在起，它们的命运却掌握在了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手中。
　　此刻，已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不再对旧的统治阶级俯首帖耳。当海军部命令远洋舰队再次投入对英作战时，停泊在威廉港和基尔的战舰上的水兵发生哗变。起义浪潮蔓延到本土军队的营房，革命便以这样一次规模浩大的士兵哗变为先导拉开了序幕。革命使国内高层军官们头脑简单、胆怯卑鄙的弱点暴露无遗。再没有人发布命令，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与起义者打交道，没有人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同时也没有人再想履行自己的义务。
　　正像当年有着传统容克名字的普鲁士将军们向一小撮法国轻骑兵投诚一样，现在他们又束手无策地向佩戴红袖章的水兵们乞降。只有一位战列舰指挥官敢用手枪与水兵对抗，但他被击毙了。还有一位副军长企图在士兵游行时维持秩序，也被打死。在柏林，有上千名年轻军官上街值勤，并要求发给他们枪支，组成军官队，与革命者对抗。没有人满足他们的要求。鲁登道夫这位被免职的“统帅”，无所事事地呆在柏林的一所公寓里。在柏林的副总参谋长冯·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男爵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普鲁士军官团已习惯于服从。必须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那就是百万大军固然可壮大军威，但也极易产生群众效应。后来，兴登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前线已经疲惫不堪，它的崩溃就好比西格弗里德被阴险的哈根[哈根相传为中古时代的英雄，杀死西格弗里德，后被克里姆希尔德所杀。—译注]用恶毒的掷标枪杀死一样，是后方给了前线致命的一击。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印象是错误的。但是在获得这一认识之前，那些思想幼稚和懒于思考的人已经酿成许多祸害。尽管德军没有被迫实施最后的会战，但战争终究是已经输掉了。经济战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最出色的陆上作战艺术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1918年10月末，首先在帝国的两个海港。而后在军营或王侯宫殿里发生的事情，不是一场以复仇和夺权为目的的革命，也不是呼唤共和国和为了要拿下王侯的头颅，而是一种对无边无际的榨取的反应，一种对渺茫绝望前途的回答。
　　在旧的权力机构中，只有最高统帅部像亚立在大海中的磐石一样置留在比利时阿登的斯帕疗养胜地。兴登堡的名誉和声望已每况愈下，但还没有消失殆尽。皇帝在王朝危急时刻跑到了斯帕，用他的话说是找“他的军队”去了，普鲁士的国王们就是经常这样做的。与兴登堡不同，有一个人却具有政治方面的本能，他就是新任首席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中将。格勒纳认识到，普鲁士的军队和各邦国王侯的军队，一句话即所谓的“皇家军队”，在愚蠢的装备大战中早已变成了一支民众军队。这支民军是不可能用来对付国内的革命的，尤其是他们对内战根本就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对这一点，没有一个总参谋部军官能认识到。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的最后一项重要任务只能是，与对皇帝一直不屑一顾的社会民主党结盟，预防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德国的威胁。
　　正当革命席卷国内，西线军队边打边撤之时，1918年11月8日德国停战代表团准备启程越过敌人的战线，赴约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初定为冯·京德尔少将，时任大总参谋部第二军需长，是军官团中最杰出的军官之一。然而在最后一刻，却换成了中央党的国务秘书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帝国宰相府现在突然明白了，在谈判中一个政治家有可能比僵硬的总参谋部军官能争取到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样，政治家们现在将最高统帅部抛到一边，自己担起停战谈判的重任。当然，最感轻松的还要算京德尔。总参谋部军官中只有驻巴黎武官冯·温特费尔德上将参加了代表团。
　　一天后，霍亨索伦君主国的命运便在斯帕决定了。11月8日，皇帝命令最高统帅部要采取措施，恢复国内正常秩序。格勒纳和兴登堡都认为，那些重要的部队是绝不能撤离前线的，同时他们也怀疑，是不是所有部队都听任调回国内来对付革命群众。此外，复杂的运输状况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莱茵河大桥和铁路枢纽掌握在叛乱者手里，而且必须要从他们手里夺回来，那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调回大量部队呢？为了弄清部队的反应，聪明的作战处长海耶上校想出一个主意，从附近的十个集团军司令部中各选出五名师、团长，到大本营来加以询问。
　　11月9日，计划付诸实施。10时，皇帝在斯帕召集举行了形势报告会。在柏林，工人群众拥上街头举行游行。驻守在边区的副军长冯，林幸根大将早已让人制订了一个详细的镇压起义者的计划，甚至准备动用施塔肯的航空队。但是普鲁士战争部长、符腾贝格的朔伊赫少将反对流血。于是，在斯帕，人们对镇压革命的可能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格勒纳将军持悲观态度，在威廉集团军群任参谋长的冯·德·舒伦堡少将和冯·普勒森大将主张使用武力。有一个人则沉默不语，他就是71岁的普鲁士元帅冯·兴登堡。
　　海耶上校汇报了他询问前线指挥官的结果。大部分军官乘汽车来到斯帕，经长途行驶已疲惫不堪，他们对这一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感到突然。他们的反应不能给人以丝毫慰藉，他们不受海耶的摆布。格勒纳的话果然应验了，军队不再是最高统帅得心应手的工具。至于此时兴登堡的脑袋里有些什么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普鲁士贵族，国王在他眼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知道，现在他必须支持国王；但他也知道，他现在根本无力支持国王。这一刻在他一生中都萦绕在脑海里，虽然事实上他自己已被置于无望的境地，但这一点并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向群众开枪，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早在第四军部队镇压曼斯费尔德工业区的矿工罢工时，他就对部队被迫向工人开枪感到吃惊。此刻他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旧普鲁士的思想，即君王是绝不能受到侵害的。因此，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要防止皇帝被暴乱所推翻，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君王暂到中立国荷兰避难。
　　在斯帕，人们仍在就一个问题进行着争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能不能只让威廉二世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而保留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这一想法虽然使皇帝深为感动，可一旦实现，实际上就意味着帝国军队的解体。正当大本营的人们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柏林的势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战争部长不准备下达开枪的命令，驻守在边区的军长也未敢轻举妄动。大概是帝国宰相的私人密友们经过商议，宰相府随后便下了一道避免任何流血的命令。街上的情况愈发不可收拾。时近中午，身患重感冒的皇太子宰相擅自宣布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王储退位，同时指出必须由一位摄政者来维持君主政务。然而就在同一时刻，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皇家不管国务秘书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匆忙激动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还说德国人民已在全线取得胜利。翌日清晨，皇帝从斯帕启程前往荷兰避难。当兴登堡正准备开始工作时，才得知皇帝陛下已经启程的消息。1918年n月28日，在荷兰流亡的德国皇帝，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也被废默。
　　总参谋部仍如磐石一般屹立在斯帕。停战谈判书是由一名中央党左翼政治家—一个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由皇家普鲁士军队的元帅签署的，军队仍未缴械投降。此事的结局对新的民主党—对战争失败的继承人来说是危险的，而最后确实出现了这种结果。
　　皇帝的被废黜和无声无息的离去，不仅对总参谋部军官而且对整个军官团好似当头一棒。没有国王，普鲁士军官和贵族就一钱不值。泽克特曾将国王比喻成军队的象征，对于大多数军官来说这是失去“国王盾牌”的一刻。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是寻求另一个象征的时刻，是寻求国家新领导人的时刻。军官团坚信，国家领导所依靠的只能是权威和秩序。
　　退役步兵上将鲁登道夫，这位被赶下台的总参谋部的巨人，当获悉皇帝出走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并不甚悲伤，而是暴跳如雷。他向来不懂得怀疑和自责，于是，他以这次战争的“统帅”自居，开始搜寻搅乱他计划的人。他全力寻找那些操纵世界历史的神秘势力，并冠以一种“超国家势力”的理论来诵毁这种势力的声誉，对所谓一伙教派的诽谤就更是自不待言。此后不久，他又开始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他说德国人必须从战争的结局中学到一些东西。他傲慢地宣称，革命者的最愚鑫之处就在于饶了他一命。当11月份柏林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颠覆活动日益增多之时，鲁登道夫接受老朋友的劝告，逃到瑞典过了几个月隐名埋姓的生活。
　　直到1919年2月他才返回德国。当协约国停战谈判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马尔科姆将军拜访他时，他暴跳如雷地谴责了德国人民及其政府抛弃了他。马尔科姆问：“将军，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人在您的背后捅了一刀？”鲁登道夫异常激动，大声吼道：“没错。有人在我们背后捅了一刀，在背后捅了一刀……” 　
第九章 斯芬克斯　
　　[希腊神话中人首狮身女怪，凡猜不出她谜语的过路行人都要被杀死。—译注]
　　——汉斯·冯·泽克特统帅部与部队局（1918—1933）
　　战争失败之后—尽管多数军官并不认为德国军队被打败了—位共产党作家出版了一本针对旧军队的书，名为《皇帝走了，将军们留下了……》。如果把这句话用在普鲁士一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上，不妨改为：将军们走了，总参谋部留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尤其是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年轻总参谋部军官们，构成了新的魏玛共和国军队—国防军的领导层。
　　在革命时刻，在士兵哗变的时刻，君主政体的悲惨末日和所有指挥机构的失灵，构成一幅天下大乱、一切即将泯灭的景象。曾接受过旧军官团效忠宣誓的最高统帅，在此时刻放弃王位，仓皇出逃，使军官团的等级意识受到深深伤害。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贵族阶层眼睁睁地看着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衰败，却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对于军官团和资产阶级贵族阶层而言，革命时刻就意味着一场为恢复“秩序”，为在社会巨大变革时代拯救其传统的等级和财产价值斗争的开始。
　　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所有战线上的枪声停止的时候，在德国辖区内存在有四种占统治地位的势力：其一，普鲁士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是它的化身，它对陆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皇帝在逊位前赋予的。其二是慢慢被遣散的百万大军，其中大部分已仿照俄军的样子选举了士兵委员会。其三是在柏林行使临时政府职能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是国会议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其四是由坚定的红色革命者与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团体。
　　在此时刻，总参谋部通过其所受的教育、行为举止、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证明它依然是一个坚固团结的集体，是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要求恢复“秩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希望和寄托。它的崇高声望并没有受到动摇，自由民族党的政治家施特雷泽曼当时就认为，兴登堡留任最高统帅部的首脑比选择何种国家体制的问题要重要得多。柏林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为了能按协约国的要求在限期内完成从占领区撤军和遣散军队的任务，也需要一个现实的统治工具和得心应手的军事指挥机构。
　　为适应新的形势，格勒纳将军对陆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进行了改组。军事政治处被解散了，鲍尔的作战处第二科改组为内政处，由冯·施赖歇尔上校领导，他过去在铁道处工作的时候就与格勒纳相识，格勒纳对施赖歇尔的精明强干和业务知识给予极高评价。早在1918年11月初，格勒纳和海耶上校就在兴登堡的同意下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后将全部西线军队撤至莱茵河以东，恢复国内秩序，并将军队向东线转移。但这一计划因事态的迅速发展而过时。德国的地位，尤其是在普鲁士波森省[即波兹南。—译注]的地位已丧失殆尽。两个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对德国提出了不现实的领土要求。
　　革命后总参谋部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根据停战协议的要求在限期内完成撤军和遣散军队。不管是军队还是柏林的人民代表，都同意在总参谋部和混乱的士兵委员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作为执行机构。对于艾伯特及其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们即将要建立的民主一社会的共和国来说，这种正常的遣散工作能否不出纸漏地顺利完成，甚至成了枚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里，重建秩序的思想仍然占了上风，因此作为指挥工具的总参谋部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为此，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一个没有权力的政府）背上了签署停战协议的黑锅。聪明的人士大概已经认识到，1918年的战争不可能再打赢。停战的要求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提出来的，但反过来，战争的失败却不是被解释为一种军事事实，而是被说成是政治与经济的抉择。此外，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们—格勒纳、海耶和施赖歇尔，对布尔什维克的幽灵一直怀着惧怕心理。于是，1918年11月140日晚通过柏林至斯帕的电话线，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总参谋部之间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罕见的同盟。双方都将这一同盟视为并不令人愉快但又十分必要的事，同盟的形成之日也是魏玛共和国的诞辰之时。格勒纳、施赖歇尔和艾伯特是此事的首倡人。冯·兴登堡老元帅对此也曾表示过首肯，也就是说他也参加了共和国的接生，尽管他后来总是不大愿意承认。
　　军队撤回后必须首先致力于恢复国内秩序，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这是格勒纳的思想，这一思想也争取到了兴登堡的赞同。内政处新任处长库尔特·冯·施赖歇尔少校对此也深信不移。施赖歇尔出生在利拍河畔一个受封贵族家庭，身世大体与瓦尔德泽相同。对于一个普鲁士近卫军官和总参谋部军官来说，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政治雄心，具有丰富渊博的政治知识，但他与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者，而是一个对新时代不存偏见的人。然而，他在军事与政治方面的双重立场，以及为在军事勤务与政治一经济行政管理之间这块中间地带生存，使他偏爱于搞阴谋诡计，在所有事物和问题上他对自己玩弄权术的能力都自鸣得意和过分相信，但也恰恰是这一点将最终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格勒纳和施赖歇尔对新的同盟自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立即制止士兵委员会的胡作非为，希望军队能成为新国家可靠的专政工具。他们向中央士兵委员会派往斯帕的代表，说明了遵照协约国的停战条件有步骤地撤回部队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他们的目的很快便达到了。
　　1918年11月，最高统帅部将其部址由斯帕迁往卡塞尔附近的威廉霍厄宫。在柏林的副总参谋长有时着便装处理公务，直到1919年2月1日整个总参谋部全部恢复平时编制。冯·黑夫滕上校和随后来的冯·施赖歇尔少校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前往柏林，传达格勒纳的要求：召开一次制宪国民大会；解除平民的武装；禁止一切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格勒纳中将是个朴实的出纳员的儿子，尽管从表面看是一个典型的果敢潇洒的普鲁士参谋军官，但本质上是个极具资产阶级意识的人。他绝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新型民主体制坚定的崇拜者，他非常清楚，比起抚慰反动的忧伤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关注；他也非常清楚，未来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共和国。
　　格勒纳和施赖歇尔还相信，在君主政体瓦解之后战胜民主或红色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统治的关键行动只能在帝国首都进行，柏林必须牢牢掌握在新政府手里。最后一任的帝国宰相艾伯特是于11月9日下午上任的。兴登堡在与他的交往中习惯以“帝国宰相”相称，尽管与他交谈的这个人已无法履行其职责，因为此刻他已无法组成一个正式的内阁。但是无论如何最高统帅部现在必须对“帝国宰相”给以支持。格勒纳参谋部的冯·哈伯少校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出动9—10个可靠的一线师占领柏林。但艾伯特似乎犹豫不决。对他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工人领袖来说，动用部队来对付工人阶级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念头。他害怕内战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切可怕的副作用。
　　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因为，已经筋疲力尽的民众要求和平与安定的呼声压倒了一切，野战陆军的复员工作脱离了总参谋部的管辖。士兵委员会迫使复员工作按年龄，而不是如兴登堡和格勒纳所想像的一个师一个师的进行。中央士兵委员会还要求掌握全部指挥权，要求兴登堡下台，废除军衔制和级衔标志。兴登堡和格勒纳拒绝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要求。严格说来，现在存在着三个相互对立的集团：总参谋部、人民代表委员会和中央士兵委员会，它们其中没有一个掌握着明显有力的专政工具。
　　1918年12月20日即圣诞夜前4天，柏林的总参谋部军官在柯尼斯广场的红房子里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施赖歇尔作了发言，他说，政府没有专政工具，因此必须给它一支新的武装力量，必须组建志愿部队。施赖歇尔还认为，要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克服经济生活的萧条状况。建立一支志愿军也会大大有助于重新获得与德意志帝国的幅员和作用相符的外交地位。在他的讲话里蕴藏着一个庞大的计划：组建一支建立在志愿基础上的精锐陆军；承认临时政府暂时执掌帝国最高权力；经济复苏要先于外交复苏。
　　当施赖歇尔结束其讲话时，站起一位面颊清瘦、身材修长的先生，他有着一幅典型的旧普鲁士贵族的面孔，着便装，戴着单片眼镜，此人便是汉斯·冯·泽克特少将，在土耳其任奥斯曼帝国总参谋部最后一任德国参谋长。
　　此前，他的表情讳莫如深，一直沉默不语。他像往常一样以不连贯的，甚至近于结巴的口吻说道，他同意施赖歇尔关于组建志愿军的建议，但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计划。泽克特说，对于帝国重新崛起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不是经济的复苏，而是重新获得结盟能力。施赖歇尔和格勒纳的思想构成了未来军事政策的指导路线，而泽克特的思想却考虑得更远、更广，构成了另一种路线。两种观念的明争暗斗在以后的时日里时隐时现，一直没有停息。当前，施赖歇尔和泽克特的共同要求是：组建一支志愿军，以替代已瓦解的军队。
　　11月24日，兴登堡从威廉霍厄下达命令，在德国东部组建志愿边防部队。命令由部队总参谋部军官负责实施，于是，第一批志愿军团成立了。此事是由总参谋部促成的，这些一窝蜂组建起来的部队，服装杂乱，军纪各异，装备不一，单是这一点就使总参谋部大伤脑筋。在这些部队里，除了具有雇佣军粗野天性的社会渣滓之外，也有年轻的前线军官，其中也不乏有能力成为总参谋部军官的人，此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社会改革和军队改革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并不符合兴登堡或泽克特时期的总参谋部军官的传统意识。当然，在老军官团中也有一些现代的怪癖之人，如鲍尔上校、康斯坦丁·希尔上校、布赫鲁克尔少校、帕布斯特上尉，他们都试图依靠自己的理解去推行其军事政策。但是，他们都在某处某时败在了泽克特的手下。包括许多出色的但走人歧途的军官在内的一线年轻军官，如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莫中尉、赫尔曼·瓦格纳中尉由于参加志愿军团，或者像恩斯特·罗姆中尉那样通过与志愿军团的持续合作，最后参加了希特勒的民社党。普菲费尔·冯·扎洛莫、赫尔曼·瓦格纳和曾是巴伐利亚参谋军官的恩斯特·罗姆，成了希特勒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组织者。是志愿军团的精神，还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民众武装的思想，还是总参谋部的正统观念，哪一种能决定未来国防军的形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激烈角逐，直到泽克特的路线付诸实施。
　　1919年1月，共产党在帝国首都举行了一次起义。在这一危急时刻，艾伯特决定将陆军的全部领导权交于基尔临时最高长官、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军事专家古斯塔夫·诺斯克。1919年1月，符腾贝格总参谋部军官瓦尔特·赖因哈特上校出任普鲁士战争部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诺斯克和赖因哈特将志愿部队改组成国防军，因此被称为新的“临时国防军”之父。1919年1月份，在志愿军团的支援下，经过激烈战斗，共和国战胜了布尔什维克的颠覆企图，摧毁了士兵委员会在汉堡、不来梅、柏林和慕尼黑等大城市的权力。
　　老军官团再次发挥了作用。1919年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士兵联盟、居民自卫组织纷纷出现。在随后的几年里，前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也聚到一起，成立了所谓的“施利芬协会”，起初由冯·兴登堡元帅担任主席，后由冯·马肯森元帅任主席。此后每年的2月28日，前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在柏林的一家大饭店如“皇宫饭店”或“广场饭店”聚餐，餐后举行军事科学报告会。这些活动并不怀任何敌意，并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是前总参谋部所谓称霸世界计划的继续。
　　此时，在这支重新组合而成的军事力量上空投下了一个阴影。在凡尔赛，战胜国正举行和平会议。德国代表被拒之门外，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会议。在魏玛，德国召开了一次国民议会，制订了德意志共和国新宪法，也制订了未来的军事法规。除了1848年后的巧年中普鲁士军队的成员曾有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在德意志历史上军人第一次有了选举权。但在共和国未来军队的形式、兵力和任务问题上却存在很大争议。在一份呈文中，冯·泽克特将军当时要求组建一支统一的国防军、一个战争部和一个总参谋部。1919年3月中旬，颁布了一项关于组建一支“临时国防军”的法令。陆军和海军总司令由国民议会选举出来的新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国防部长最初由古斯塔夫·诺斯克担任，在帝国总统领导下对议会负责，行使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代表军队在所有政治事务中的利益。新的国防军的任务是，在志愿军团解散之后，保障德国边境安全和维持国内正常秩序。
　　国防军的兵力暂定为40万人，装备重型武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地位和任务悬而未决，普鲁士战争部作为执行机构仍需继续处理其遗留业务，军队不再具有特权。将来，普鲁士战争部长和帝国国防部长都只能是一个政治家，而不再是现役军人。军事内阁不复存在，变成了国防部的一个人事局。军事裁判权被取消，军官和士兵都将置于民法管制之下。
　　在此期间，军事的重心已向东部转移，最高统帅部于1919年迁至科尔贝格也能说明这一点。根据兴登堡和格勒纳的命令，这一年组建了两个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北方边防司令部”和“南方边防司令部”。在波森省爆发了一次波兰人的起义，他们要求成立新的波兰共和国。为保证波森的安全，德国曾设想利用两个边防集团军对起义者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在东普鲁士的柯尼希贝格，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一个联络处，由冯·泽克特少将担任领导，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任首席参谋。不久，施蒂尔普纳格尔便被调往科尔贝格，接替海耶的作战处长之职。
　　除了东西部旧军队残余部分的复员和波兰军队发动进攻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个棘手问题是驻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志愿军团。这些部队在这里是暂时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防止红军对爱沙尼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的进犯，也为了保障东普鲁士省东翼的安全。为了更好地协调和管理所有东线北部的杂牌部队，1919年1月冯·泽克特将军被任命为北方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部参谋长。然而到5月份，帝国政府却不得不命令撤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在此期间，泽克特忠心耿耿，秉公执法，因为他认为军官团的使命就是维护帝国的存在。在他眼里，军队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只要军队和帝国保存下来了，至于国家是什么形态那是次要的。当时他引用俾斯麦的一句话，说他可以设想普鲁士可以没有国王，但保皇主义者决不能灭绝。他对民主、对共和政体一直是满腹狐疑，而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也一直对武装力量充满疑虑。仅就这一点而论，泽克特是正确的。他主张，军队应与当前的国家保持一定距离，默默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当时冯·泽克特老夫人在信中提醒他的儿子，仅靠责任感是不能维持一支军队的。泽克特的母亲十分准确地看到了这种虚伪态度背后所隐藏的弱点。
　　1919年4月，出现了帝国政府可以参加和平谈判的希望，普鲁士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组成两个“和谈委员会”，准备随同德国代表团前往凡尔赛。格勒纳让泽克特任总参谋部和谈委员会主席，后来两个委员会合并，统归泽克特领导。泽克特的基本设想是：保持一支30万人的精锐部队，兵员为长期服役的志愿兵，有空军，陆军将装备坦克和重型火炮。预备役部队由民兵组成，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当德国代表团在外长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以及资深的军事顾问泽克特率领下于1919年5月到达凡尔赛时，早就木已成舟。德国人得到的是一份事先拟就的和约草案，草案附有说明：提出异议的时间不是无限的。
　　条约草案意在全面解除德国的武装。草案规定，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废止大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陆、海军人数只能维持在11.5万人，其中陆军为10万人。这支小型职业军队不允许有炮兵、空军和装甲部队。一个由协约国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负责监督解除德国的武装。赔款数目和偿付形式这个中心问题因战胜国尚未达成一致而没有定论。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对是否接受这一草案犹豫不决，因为一个重大问题摆在面前，如果帝国政府和国会拒绝签字，战胜国倘若采取惩罚措施，在军事上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这个问题，德国的高级将领们于1919年5月在科尔贝格的最高统帅部进行了讨论。新组建的国防军第1集群司令部司令冯·洛斯贝格少将和作战处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主张发动一次针对波兰的民众战争。兴登堡认为在东线取胜的可能性较大，并打算在战时用泽克特替代格勒纳。所有高级军官在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即在西线进行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帝国政府请求兴登堡能在军事抵抗有无希望的问题上表个态。元帅说道，整个作战能否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先决条件，是很值得怀疑的，但作为军人宁愿光荣地死，也不要屈辱地和。这是一派老普鲁士人的腔调，这样，他便把决断权甩给了政治领导，但他也表示，作为军人他将服从政治领导的决断。1919年6月23日当艾伯特与格勒纳在电话里做出重大决定之际，兴登堡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因为他已看到军需总监想尽力避免因他的软弱无能而出现的尴尬。
　　泽克特当时指出，保住军队要比进行一场无望的战斗重要得多。不久兴登堡退役，谢德曼内阁也随之解散，帝国总理再次由一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奥托·鲍尔担任。6月25日，泽克特也提出辞呈，大总参谋部即将解散。1919年6月28日，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第16条规定，禁止保留大总参谋部，但并不包括部队总参谋部勤务。就在签署条约的同一天，赖因哈特将军约见泽克特，请他接管大总参谋部的全部业务直至大总参谋部最终解散，因为兴登堡元帅已经告退。对此，泽克特早有准备，他当时的思想活动可以从他1919年7月7日写给兴登堡的一封信中看出。他写道，如果他能保住总参谋部的精髓而不是形式，他将会以他的行动表明他绝不是总参谋部的“掘墓人”。
　　帝国政府拒绝将兴登堡、鲁登道夫和其他军队将领作为“战犯”交出，对此泽克特给以最强有力的支持。但同时，由德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开始就德国溃败的原因以及军政界权威人士当时的立场进行调查。自然逃不脱调查的兴登堡激动地表示，他是“背后一刀”的牺牲品，而给他背后一刀的正是眼前那些组成调查委员会的人。他满腔怒火，一副尊严受到伤害的样子。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具有一种强大的误导力。
　　在留任的“处长们”中间，汉斯·冯·泽克特算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一个。泽克特是前波美拉尼亚一个地主家族的最后一代后裔，这个家族于18世纪在维也纳获得贵族封号。他很早就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模仿巨人，但又是无创造能力的大师。他的敌人指责他是个典型的“容克”，但泽克特并不具备一副容克的仪表，也不出身于老普鲁士家庭，而是前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家庭。他是一个近亲婚配的后代，其父母是表兄妹。他执意追求的是将过去最优秀的东西，将老毛奇的思想遗产，在这个变得陌生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继承下去。他像施利芬一样，习惯于用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表现出他高傲的内向性格，这在这个远离贵族时代的社会里已经显得不现实了，但仍能引起人们的敬畏。
　　右翼党阵营里的许多人都将泽克特视为一个有希望的“强人”，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独裁者和救世主。但泽克特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强人”。他缺少残忍和冷漠，以及像后来出现的那位另类人物—阿道夫·希特勒所具有的在公众社会中的雄辩力和感召力。
　　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对他也有很大的诱惑力，但在军人行使权力的问题上他的头脑是冷静的。在他整个服役期间都一直担任参谋长的职务，如曾任马肯森的参谋长，奥匈王储的参谋长和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他是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二号人物，但不是恺撒或拿破仑。
　　泽克特的目标是保住总参谋部和一个统一的统帅部，可是这一切都被《凡尔赛和约》断送了。国防军集群司令部和海军基地司令部只能归属同一个文职国防部长领导。按照泽克特的设想，新型军队不仅应是储存和代表帝国思想的载体，而且应是未来“国民军队”的核心。对此，在总参谋部理智的军事专家们与所谓的“前线军人”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辩论。前者从民众性军队的失败教训中吸取了经验；后者则从民众性军队所创造的奇迹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1919年在慕尼黑国防军司令部作宣传干事—他自称为“教官”的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正是靠着“前线军人”精神起家的，这种精神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堑壕社会主义”，是工人和军人在新的民族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混合物。存在于具有科学知识的高层总参谋部军官与军官团中有煽惑力的民族一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最后在第三帝国里演变为总参谋部和军官团中的保守的基督教分子，与革命的反基督教的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1919年夏，正是泽克特患心脏病的时候，新的国防军最高指挥权问题鱼待确定下来。东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古斯特·温尼希向帝国总统举荐了泽克特。直到1920年1月1日，即《凡尔赛和约》生效之日，在科尔贝格的最高统帅部仍然存在，但最高统帅部及普鲁士战争部都已失去其实际意义。当务之急是在政治为先的前提下，尽快理顺最高军事领导体制。泽克特主张在国防部下设三个职能部门，即“陆军局”、“部队局”和一个部队最高首脑。陆军局承担过去战争部的业务；部队局担负大总参谋部的职能；部队最高首脑相当于军队最高司令官。他还提出按照英国的模式设立一个由高级指挥官组成的“陆军委员会”。此外还应为国防部长配一名议会国务秘书，以便在帝国议会中代表军队的利益。为了避免议会组阁和议会监督的相互影响，军队指挥权应赋予“部队最高首脑”,而不是国防部长。这样，便可由陆军局和部队局逐步过渡到最终所希望的军队统率体制。格勒纳支持泽克特的方案，赖因哈特将军站在诺斯克一边，诺斯克极力反对削弱国防部长权力的做法。
　　与此同时，还有一派人主张军队组织体制实现全面民主化。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认为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的应是“共和国指挥官联盟”。巴伐利亚军械官弗朗茨·卡尔·恩德雷斯少校—他在土耳其军队服役期间参加过战争—在一篇题为《国防军与民主》的文章中，主张创建一支“议会军队”，这支军队的军官团应以获得独立的人民的代表自居，恩德雷斯的目的在于打破以泽克特为代表的旧的传统僵死的等级意识。在这支尚未完全统一的军队中，有革命者、民族主义志愿军团的军官、主张民主的理想主义者，还存在着尚未排除的共产主义分子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危险，因此新军队的前程渺茫莫测。
　　1919年10月1日，新的国防部诞生了，部址设在动物园和边垒渠之间的本德勒大街13?14号老枢密院区。战争部和最高统帅部解散了，格勒纳将军退役转而从政，由泽克特倡议设立的“部队最高首脑”职位没有被采纳，而是代之以在国防部长和部队之间设立一个统帅部长官的职位，按字面的军事释义相当于“参谋部参谋长”，而不是统帅部最高指挥官，这是一种在宪法中没有规定，也是战胜国没有预料到的过渡形式。第一任统帅部长官是赖因哈特将军，诺斯克认为他作为一个南德人最易于接受新型国家体制。
　　在实际运作中，统帅部长官相当于国防部长手下的最高军事顾问，危机时刻也可做国防部长的代表，是部队享有最高军衔的军官。在统帅部下设陆军局和部队局，后者虽冠以一个不起眼的名字，但其职能却相当于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部队局下设四个处，共约60名军官，由冯·泽克特将军领导，其参谋长为海耶上校。部队局第一处担负的是过去进军处的工作，由哈塞中校领导，最初他在军事交通监察部工作，1918年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格勒纳还曾想让部队局具有原总参谋部直属最高当局的地位，但这在实行新的统率体制之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前大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大部分职能现已转到统帅部长官身上。统帅部长官现在同时扮演着军事力量最高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双重角色。部队局即总参谋部降了一级，退居国防部长和统帅部长官之后，在统率机构中居第三位。
　　泽克特这个新总参谋长上任伊始便采取三项重大措施：保留东部的军区专员，以备将来解决边界防卫问题；为小型职业化军队制订一部新的法规；组建一个帝国档案馆，搜集所有有关以往战争的军事档案资料，继续前总参谋部的战史研究工作。最后一任战史处处长赫尔曼·默茨·冯，克维恩海姆少将在离任之后，被任命为档案馆馆长。冯·黑夫特少将在离开总参谋部后，成了档案馆的一名主任，负责出版关于1914-1918年战争的官方战史著作。他的一个同事总参谋部中校沃尔夫岗·弗尔斯特曾任第66军司令部参谋长，不久便成了德国最著名的战史专家之一。第四号人物，原绘图处处长里夏德·冯·米勒退役少将调到帝国测绘局工作，并于1924年任该局局长。依靠类似途径，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官机构也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工作着。在维也纳仍保留着一些清理机构，与奥地利老战争部保持着联系，负责人是冯·马索上校、弗勒克少校和孔特少校，后来逐步演变成年轻外交家们作军事报道的地方。
　　军区专员是根据民事勤务合同安置的退役军官，后来发展成为后备兵员组织的核心而遍布全国。由泽克特亲自起草的新兵役法直到1921年才颁布，它断绝了部队与党派政治的关系。到此为止，道路依然坎坷不平，未来的国防军仍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重大考验。在内政冲突面前，一部分部队爆发了动乱，大部分部队枕戈待命，保持中立。陆军第一步由40万削减为20万，然后必须再削减10万人，这激起了志愿军团特别是海军旅的不满。秘密返回的“波罗的海分子”[指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活动的德国志愿军团的成员。—译注]加强了叛乱集团的力量。
　　被解除武装的志愿军团首领们，以共和国的拯救者自居，但却没有从共和国那里得到分文，大有受骗之感。因此，他们聚集在比尔森与东普鲁士行政区长官沃尔夫岗·卡普的周围。卡普认为推翻共和国并代之以一个社会保守体制的时机已到，他认为帝国应按照普鲁士的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便能设置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营垒，并准备依靠驻在柏林地区的两个海军旅的支援，突然占领帝国首都，逮捕帝国政府成员。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形势，比如要保障来之不易的新的国家秩序，广大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时时有发生普遍共产主义起义的威胁，以及军事政变本身准备得极不充分等等，卡普所设想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儿戏。他们向兴登堡求教，兴登堡则态度坚决地劝阻他们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暴动。支持卡普的人有鲍尔上校和驻柏林国防军第l集群司令冯·吕特维茨男爵将军，此外还有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表示赞同的鲁登道夫将军，他之所以心情不畅是因为卡普已宣布自己要当帝国总理，而鲁登道夫却始终以新德意志帝国的惟一拯救者和独裁者自居。
　　1920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帝国政府的形象因帝国财政部长埃茨贝格的金融丑闻受到极大伤害。在萨克森和南德，由于共产主义分子的罢工和骚乱不得不实行戒严。在鲁尔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正利用它所建立的“红色卫队”准备在广泛的阶层采取行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20年3月13日爆发了暴动，卡普和冯·吕特维茨率军占领了柏林，宣布建立国家政权。卡普政变将处于地下的总参谋部和部队局的权威置于尴尬境地，冯·泽克特将军拒绝国防部长诺斯克提出的在此刻动用国防军镇压暴乱的志愿军团的主张。他冷冰冰地说道，部队不打部队。这使诺斯克大为恼火。泽克特看得更远一些，他认为，暴乱最终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政府控制的部队与不听召唤的部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那就等于断送了建立新军队的可能性。
　　泽克特拒绝由他本人担任卡普新政权的帝国总理，并提出辞呈，同时让海耶上校作为代表继续留在部队局。部队局局长由卡普委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志愿军团”司令冯·德·戈尔茨少将担任，但戈尔茨并没有上任。帝国总统和政府离开柏林，并宣布实施总罢工以对抗军事独裁。在柏林，政府各部和帝国银行的职员拒绝与新总理合作。在北德和东德，一些国防军指挥官与叛乱分子联手，但大多数保持中立。四天后，卡普、吕特维茨、鲁登道夫和鲍尔再也无计可施。军事独裁者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其悲惨结局真是令人难以想像。但泽克特早有预见，他之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持消极态度，自有其独到之见。他傲慢地解释说，普鲁士将军绝不违背自己的誓言。纯军事独裁的垮台至少给新的总参谋部和国防军的将军们以一个永志难忘的教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尽管参加暴乱军事准备工作的有一些像鲁登道夫和鲍尔这样出色的总参谋部军官，但他们以为单靠一道严厉的命令和有力的行动就足以取得政变成功，这未免有些幼稚可笑。他们过分相信军事工具根据命令便可运转的机械性功能。
　　1920年3月17日上午和下午，卡普和吕特维茨先后宣布辞职，国防部长诺斯克打电报命令泽克特接管国防军所有部队即第1集群的指挥权；同时，惟一还在柏林主持政府工作的帝国部长欧根·席费尔也将统帅部和国防部的领导权交付泽克特。3月25日，诺斯克退出国防部长的职位，赖因哈德将军也辞去统帅部长官之职。他的继任者汉斯·冯·泽克特给这一职位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卡普暴动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政治家对将军们的不信任感，同时也推动了在柏林、帝国直辖区和鲁尔区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一支正规的“红军”。
　　在前途暗淡的渺茫之中，泽克特开始着手建设一支新的共和国陆军。第一步是巩固统帅部长官的地位，在1920年8月11日的一份帝国总统命令中规定，统帅部长官是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是部长行使指挥权的代表。在1921年3月21日制定的兵役法中表达得更通俗更简洁：陆军首脑应由一名将军级别的统帅部长官担任。如果统帅部长官和国防部长按照各自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兵役法的这种措辞就为各种矛盾冲突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在卡普暴动之后成立的费伦巴赫的资产阶级内阁中，纽伦堡前市长，民主党代表奥托·格斯勒博士接任诺斯克的国防部长之职。退役将军格勒纳任帝国交通部长，他的首要任务是对德国统一的铁路进行改组。格斯勒同诺斯克一样都是意志坚强的人，所不同的是格勒斯现在掌握着在其职位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他懂得如何超出其本党范围赢得广泛阶层的尊重。国防部长与泽克特很难合得来，对于泽克特的能量部长的心里自然有数，而泽克特对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职国防部长历来是嗤之以鼻。到1920年9月，泽克特对国防部长发出威胁，说如果部长不向他报告就擅自安排军官的话，他将辞职。这种摩擦接连不断。泽克特虽然一再以辞职相威胁，但实际上他也离不开任何人，知识渊博的国防部长只能运用忍耐和宽容的艺术与其周旋。
　　《凡尔赛和约》给战后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即德国支付赔款的数额问题。1920年一1923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赔款问题的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过去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斯帕举行的，泽克特也随以帝国总理费伦巴赫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上再次提出一个问题，即德国陆军的数量最终应削减到多少人，是10万，20万，还是15万人。德国的希望落了空，特别是泽克特那普鲁士将军的外表，给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以极坏的印象，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也经常与本国的将军们唇枪舌剑，摩擦不断。
　　最终德国陆军被允许保留10万人，海军1.5万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新的陆军由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即21个步兵团、7个炮兵团、18个骑兵团编成，装备轻型火炮、重机枪和迫击炮，其数量均有详细规定。由159名法国军官、151名英国军官、48名比利时军官、23名意大利军官和13名日本军官组成的国际军事监督委员会，在法国将军诺莱领导下，负责对条款的执行情况予以监督。
　　在国防部长和统帅部长官领导下，陆军领导机构划分为五个局，即陆军总局、部队局、陆军人事局、陆军管理局和陆军兵器局。从1923年公布的第一份新组陆军花名册可以明显看出，德国想方设法争取在领导机构里保留尽量多的受过考验的总参谋部军官和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譬如，局长里就有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陆军局），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普鲁士将军，其母还与布龙斯阿特·冯·舍伦多夫有亲属关系。再有哈塞少将（部队局）和海耶少将（人事局）。除哈塞外，其他都是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的总参谋部军官。部队局的冯·施莱歇少校也属于此列，此外还有一大批师、团长。
　　实际上，在这个军官团里已隐藏着后来第三帝国国防军的高级领导人物。后来的几位元帅，如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威廉·里特尔·冯·勒布、费多夫·冯·博克和卡尔·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都是当时在部队总参谋部工作的中校军官。后来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当时是部队局的少校。泽克特有意让参谋部实行双轨制或三轨制。首先他自己手下有一名参谋长，此外每一个步兵师除一名步兵指挥官和炮兵指挥官外，也配有一名参谋长。实际上这种做法已暗藏着一种企图，即在政治气候允许的情况下便可将军队扩充3倍，也就是将7个步兵师变为21个步兵师。这样，至少就能构成一个总参谋部的框架。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除个别的骑兵团和第九步兵团是近卫军传统的继承者之外，在国防军军官团和总参谋部军官中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绝对优势。现在已经没有出身王侯贵族家庭的人了，可以想像他们作为军官必然会在国会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冲击。为了维护军事传统，泽克特打算在个别的团指定一些连队为老团队精神的继承者，但这一做法并没有见到多少成效。因此，部队局便逐渐成了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传统的继承者。
　　虽然在两个集群司令部和10个师里都各编有一个参谋部，但是参谋军官现在不再称总参谋部军官，而是称“长官参谋部军官”。总参谋部训练也在“长官助手训练”的名义下进行。然而，在泽克特为总参谋部军官新制订的训令中却这样写道：“形式改了，但精神不变。这就是在军队中默默无闻和无私忘我的洛尽职守的精神……我们现在没有抱怨或指责的时间，我们真的连感觉疲劳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必须工作……只要我们还在履行义务，就无损于我们的荣誉……”在泽克特看来，忠诚只适用于军队，国家根本不足挂齿！
　　部队局由4个处组成，处下再设组，各负其责。第1处称“国土防卫处”，接管原进军处、作战处的工作；第2处负责处理组织方面的工作；第3处从事外军研究工作，为避免外人的怀疑，常年来一直称陆军统计处；第4处负责训练。过去大总参谋部的中央处未能恢复，所有人事问题均由陆军人事局统一处理。
　　部队局担负的工作有：总结战争经验；处理边境防御问题—这是这支小型纯防御型军队惟一的一项作战任务；研究组织、训练计划；跟踪外军发展状况。在集群司令部和军区司令部，以及步兵师和骑兵师司令部内继续设有部队参谋部。在培养后备军官方面，采取了举办所谓的“长官助手训练班”和“军区考核”的方法。培训的课程不限于纯军事，一般的科学知识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在国防部和军区司令部内参谋军官的位置只有250—300个，因此严格选拔合格人才也显得容易得多。有的已经学了两年的“长官助手训练班”课程的人也被无情地“淘汰”。能分配到部队局工作已被看做一种巨大的荣誉。后来第三帝国要匆忙组建一支新的庞大陆军时，缺乏经过良好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就成了一大障碍，特别是还要为第三军种空军训练一批全新的参谋军官。要想用两年的“长官助手”训练来完全代替3年军事学院的丰富课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军官团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懂得，现代军官必须无止境地学习和广泛地涉猎。赖因哈德将军退役之后于1927年创立了所谓的“赖因哈德学校”。鉴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学院，因此赖因哈德采用了过去在符腾贝格时的习惯做法，即将军官派往地方大学学习广泛全面的知识。他曾送12名出色的军官（一半来自参谋部，一半来自部队）到柏林大学学习两年，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历史以及大众、民族心理学。赖因哈德省世后，在这个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了后来的“国防军学院”，三个军种的参谋军官在这里接受统一的陆、海、空三维作战训练。
　　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真的能保证成绩出众、品行端正的军官进入这个小型总参谋部。由于其职位有限，晋升机会极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这也为追名逐利者提供了机会，助长了买人情、走关系之风。人事政策基本操纵在施赖歇尔、施蒂尔普纳格尔和30年代人事局长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中将手里，他们统统都是原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军官。即使是干练的门外汉，在顺从勤奋而又世故的专业人员面前很难谋得自己的位置。无声无息地为军队履行义务，对长官无条件地服从，对其他所有政治势力和问题都不闻不问，这些早已成了泽克特体系的致命弱点。对国家领导漠不关心，在特殊情况下也会被图谋不轨之人所利用。此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现在炮兵军官的地位有了极大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兵种在一次大战中的作用上升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领导人来自于这一兵种，并不断提拔这一兵种的年轻人所致。
　　一位法国军事理论家曾非常正确地指出，泽克特的理想是创建“一支小型的精锐之军”，以构成未来强大国民军队的核心，并为这支军队提供各级指挥官。动员群众参战的经验，使泽克特和他的学生弗里奇和博克对现代群众的摇摆不定和模棱两可的性格深恶痛绝。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的一条教训是，德国在多线战争中无法取胜。20年代的舆论界根据四年半战争的经验已经对战争和军人感到厌倦了。
　　世界都在谈论持久和平、裁军和战争的消亡。泽克特学派的人从这一系列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将来必须依赖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这要比依赖一支群众性军队好得多，因为群众已厌恶从军。
　　另一方面，泽克特作为负责帝国防卫的最高级别的军人，一直在不停地研究着一个问题：如何能以现有有限的兵力保障帝国边境的安全，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盟友。在东部，在法国庇护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两个新成立的斯拉夫国家，已深深地嵌入德国的领土内。由于波兰走廊已插人西普鲁士直至波罗的海，使东普鲁士变成一个孤岛。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个盗立在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当面的前沿碉堡。如果柏林与布拉格的关系逐渐缓和，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波兰的威胁了。波兰对西部边界所谓原波兰领土一直念念不忘，而《凡尔赛和约》没有满足波兰的这一要求。早在1921年，泽克特起草了一份呈文，题为《关于我军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其中提出，一旦与外部势力发生冲突，就必须依靠志愿人员的力量将现有的7个师扩充为21个师。这种所谓的“征募”陆军的思想在20—30年代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至被希特勒的疯狂扩军所取代。
　　泽克特认为，如果要想使这支小型职业化军队构成未来庞大陆军的核心，就必须结束它作为内战工具和警察的靠山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这种具有远见的军队政策必须以军官团严格的非政治化为前提。泽克特理想中的军官既不应是共和主义者，也不应是君主主义者，而只能是军队军官。泽克特认为自己以及他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都无力涉足政治，也无力推行自己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都像艾伯特和诺斯克一样对军事那样感兴趣。而泽克特又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因此摩擦和矛盾接连不断。在他与施赖歇尔之间出现的第一个矛盾是，施赖歇尔认为，在不损害军队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时代精神做出重大让步。不久，泽克特便与在部队局第1处第3组负责内政问题的施赖歇尔在政治上分道扬镰。由于施赖歇尔经常处理国家预算问题、边防问题和党派政治问题，因此他借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与许多显贵名流和党派保持接触。而与此同时，年轻军官和中年军官却被严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或谈论政治。但是一些人终究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是库特·黑塞中校有一篇引起人们广泛重视的短文里讲的，这篇文章谈的是“懂得人们』合理的统帅”，他预言这种统帅和群众领袖即将出现。被长期忽视的群众心理学终于又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泽克特心里暗笑着提醒黑塞，不要忘了老毛奇时代赫尼希上尉的命运。
　　波兰是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最沉重的军事政治问题。新成立的波兰企图将乌克兰据为己有；1920年它又通过一次政变从年轻的立陶宛共和国手中夺占了其历史上的首都维尔纳；煽动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闹事，以便对由战胜国主持的关于其居民归属问题进行的全民公决施加影响；最后，它在对苏战争中遭到惨重失败，1920年苏俄红军一直打到华沙城下。这些事件勾起了泽克特对已被人遗忘的普鲁士与俄国之间的友谊的回忆。苏俄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国，像德国一样它在协约国新秩序世界里被划入被遗弃的国家之列。
　　波兰极端爱国主义团体对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德国领土提出的毫无节制的领土要求，以及对维尔纳和上西里西亚肆无忌惮的进攻，为德国统帅部提供了一个让帝国政府默许军方在东部地区建设一支秘密边防部队的依据。而泽克特的想法走得更远，他打算德国国防军与苏俄红军结成联盟，其目的并不是要对波兰发动一场复仇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华沙来自背后的袭击。
　　经济状况为两个迥异的伙伴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苏俄为了有计划地建设其重工业需要德国机器制造业的帮助；而德国方面想将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工业、飞机制造和化学战剂的制造转移到国外。泽克特在战争期间结识的土耳其元帅恩维尔·帕夏，此时亲赴莫斯科，为双方牵线搭桥。泽克特认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促进苏俄装备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可为自己受到束缚的装备工业拓展新的领域。在施赖歇尔、部队局第一处处长哈塞上校和泽克特的老同事，现在陆军统计处工作的上尉参谋弗里茨·楚恩克的协助下，于1921年在国防部内成立了一个“R（俄国）特别工作小组”。泽克特和施赖歇尔与苏联当局的接触，是在当时的帝国总理维尔特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中间人有楚恩克上尉、原第三处处长、退役上校尼古拉和曾因在战争期间出征阿富汗而闻名的退役少校里特尔·冯·尼德迈尔。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世界会议上，受到西方大国奚落的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外交委员奇切林，意外地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拉巴洛条约》促进了双方非官方的军事、经济交往。泽克特对拉特瑙的评价不高，但他欢迎这一条约，称其为一种“积极政治”的开始。
　　1923年2月，新任部队局局长哈塞少将、已晋升为少校的弗里茨·楚恩克和菲舍尔上尉一同前往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双方商定，德国将支持苏俄的工业建设，苏俄的工农红军指挥员将在德国接受总参谋部训练；德国国防军将从苏俄获得炮兵弹药，允许德国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在俄国训练，在俄国生产化学战剂。为开展这些秘密业务，特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莫斯科中心”，它也是负责管理派驻苏联的德国军人的最高机构，1924年该中心领导人为退役上校冯·德·利特·托姆森和退役少校冯·尼德迈尔—这一切德国政府都是知道的。20年代末，德国又派出联络官哈尔姆上校与红军保持联系，后由恩斯特·克斯特林上校继任。这样，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官处又再次复活了。
　　这种长达10年且缓慢发展的军事合作，其实际结果并不算丰硕。在位于哈尔科夫和沃罗涅什之间的利佩茨克机场，大约有300名德国军官接受了战斗机驾驶和观察机驾驶训练。从1930年开始德国坦克专业人员在卡赞接受训练，先后计有30名左右。苏俄的坦克数量尽管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但其型号和战术尚处于幼年时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为德国修建了一个毒气厂。苏俄还通过海路向国防军弱小的炮兵提供数量有限的弹药，这些弹药大多都是在什切青通过共产党港口工人的手装运的。
　　依靠苏联的帮助，德国建立起了歼击机部队的核心。德国的总参谋部军官应邀参观红军的军事演习时，第一次看到了空降部队的使用，自此萌发了组建自己空降部队的念头。苏俄早逝的杰出军事委员米哈依尔·伏龙芝所创建的类似于本土民兵并作为预备队的基干部队，给国防军的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多方面的启示。在这里，泽克特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旗帜的掩护下，实现了他创建强大精锐部队的愿望，这支部队编制有大量骑兵以及摩托化和装甲分队，依靠的是一个具有强烈国防意识和政治上统一的政党。当时在部队局第2处工作，后来成为元帅的凯特尔在一次访问苏俄时，苏俄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后来的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20年代末任部队局长）在俄国逗留期间，对基干部队和群众的党政纪律印象颇深。当然，布洛姆贝格是对一切新生事物极为敏感的人。他在一次访问美国之后，对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的小型职业化军队也非常感兴趣。
　　从另一个方面看，相互的交往也使后来一批著名的苏联军官，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朱可夫元帅，认识了德国国防军及其不过问政治的军官团，并给苏俄那种完全受党监督的基干部队的指挥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代末，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在指挥官队伍中进行了第一次“清洗”，一批原沙皇时期的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成了这次改革的牺牲品。
　　如果说国防军和红军之间的利益组合使德国统帅部度过了艰苦的年月，那么德国的工业向苏联的输人也使德国的生产能力得以维持，并保留了一定的装备生产力。德俄间的秘密军事政策促使德国军事当局逐渐趋向东方发展。20年代初，步兵总监里特尔·冯·米特尔贝格中将在离职以后，在土耳其军中担任军事顾问。此后先后有数名高级总参谋部军官被派往中国，帮助其进行军队建设，其中有：退役上校鲍尔、1925—1926年的部队局局长维策尔将军、后来还有泽克特自己以及冯·法尔肯豪森将军。鲍尔上校为蒋介石元帅创建了一支样板军。
　　确切地说，1923年8月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接受总理和外长职务之时，《拉巴洛条约》[1922年4月苏德两国代表在意大利的热那亚近郊拉巴洛签署的友好互利的条约。—译注]和与苏俄签署的秘密军事协约，才真正体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主动地位。由于赔款问题没有解决，德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全面恶化。殃及德国的经济危机，也蔓延到西方战胜国。1922—1924年出现多起重大事件，使欧洲各地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法西斯专政在意大利建立；凯末尔在土耳其的专制统治日见巩固；阿尔方斯十三世国王宣布在西班牙建立军事独裁；斯大林的独裁也在俄国站稳脚跟。呼唤“强人”和救世主的声音也在德国不断高涨，这种声音还不仅仅来自于希特勒周围的人及其他在慕尼黑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不仅仅来自于鲁登道夫将军的亲信。当时施赖歇尔就曾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泽克特是不是没有能力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在这种充满紧张的气氛中，法国由于在赔款问题上与柏林发生分歧，便试图拿鲁尔区作抵押品。1923年1月11日，一支装备正规的法国作战部队开进鲁尔区。他们计划，一旦德国进行武装反抗，将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一起占领中德的工业区。帝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这一政策耗尽了帝国银行的最后一点储备，德国货币全面崩溃。协约国军事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被迫停止。泽克特和海耶的继任者哈塞将军一致认为，只有当法军向中德推进时才考虑实施武装反抗。
　　为了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做好与国内各种准军事力量合作的准备，1923年1月泽克特与在慕尼黑的鲁登道夫将军和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接触，当时希特勒作为纳粹党的“领袖”已拥有一支按营团编制的数量可观的私人军队—冲锋队。1923年3月11日，泽克特与希特勒进行了谈话。希特勒给这位习惯于冷嘲热讽的统帅部长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泽克特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怀疑。希特勒要求担当民族起义领袖时的那种狂热疯癫样子，使他为之膛目。就实现民族专政这一目标而言，他们俩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目标的途径问题上则存在着明显分歧。希特勒虽然表示愿意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向国防军提供支援，但此后不久他又禁止他的党员参加任何由共和国宣布的消极抵抗行动。
　　在莱茵兰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的活动日见频繁。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共产党已准备进行颠覆活动。1923年8月，具有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着手组建一个由右翼势力直至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现在一个具有政治家才能的德国总理要第一次面对统帅部的长官。施特雷泽曼的目标是平息德法之间的对立，解决赔款问题以利于欧洲的未来。而泽克特—施特雷泽曼后来听兴登堡说一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所有和解政策，但他作为一个军人无法接受为战争做出任何理智的补偿。泽克特与施特雷泽曼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再也没有和解过。施特雷泽曼非常明白，此刻国防军对帝国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工具。有人问泽克特，国防军是否可靠？他回答：他不知道，但国防军至少听他的召唤。这是统帅部观望主义和孤立政策的胜利。
　　泽克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曾声称，在德国只有一个人能发动政变，此人便是他—泽克特，但他没有发动政变。现在他被卷入一切计划之中，而且有时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就有自己独揽大权的念头。在柏林，在大王业圈子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立一个由帝国总统默许的“民族内阁”，类似于三头政治专政，这三位政治家是泽克特、一位大王业家和一位高级外交家，后两位出自于施廷内斯康采恩和克虏伯康采恩[康采恩系德国的一种垄断组织。—译注]。在慕尼黑，希特勒制订了一系列政变计划。此外，在保守党和教会圈子里以及各国防社团里，却盛行着另一种思想，认为面对红色的柏林，慕尼黑必须成为德国的安卡拉，成为民族的首都，土耳其的凯末尔[又译马基尔。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年成立民族代表委员会，领导民族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革命，与英、希武装干涉者展开斗争。1920年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凯末尔被迫转到安卡拉。后当选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1923年当选总统。1933年被大国民议会授予“土耳其之父”称号。—译注]正是从安卡拉出发，并从侵略者手中解救了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苏丹政权。
　　当施特雷泽曼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停止鲁尔斗争时，危机变得一触即发。巴伐利亚州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任命保守一教会派和联邦主义集团的领袖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为巴伐利亚全权总代表。于是，在卡尔和希特勒之间便在私下里发生一场争执，在两个人里应当由谁首先宣布进行“民族革命”，并率军开进柏林。对此，帝国政府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作为回答，执行权也因此落到了国防部长肩上。
　　由共产党占据州政府部长位置的萨克森和图林根，时刻有发生颠夜活动的危险。在库斯特林，总参谋部少校布赫鲁克尔领导他在鲁尔斗争期间组建的临时志愿部队哗变。他不但一直没有解散他的部队，反而想迫使当局承认他的部队为正规军。在慕尼黑，希特勒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泽克特发起人身攻击，声称泽克特要想建立反革命的独裁，并说他的夫人是犹太家族出身。
　　泽克特要求第7军区（巴伐利亚—慕尼黑）的第7步兵师指挥官冯·洛索将军采取行动查禁该报。但洛索拒绝执行命令，因为在第7师参谋部内有希特勒的一名密友—巴伐利亚上尉参谋恩斯特·罗姆。泽克特没有料到，在年轻军官中居然还有一大批对希特勒这个狂热煽惑者的崇拜者。1923年10月19日，泽克特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了洛索的职务，但也因此对国防军只听从他召唤的信念打上一个问号。冯·洛索将军的职务由巴伐利亚全权总代表冯·卡尔接替，第7师也由巴伐利亚政府支配。
　　10月22日，巴伐利亚的“安卡拉”向柏林宣战。也就是在同一天，奉帝国政府命令，第4师的分队在米勒中将的指挥下开进萨克森，废止了德累斯顿政府的职能，因为共产党的内政部长正准备在这里建立工人武装近卫队。
　　哈塞少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和冯·施赖歇尔督促泽克特尽快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否则他将面临一场右翼发动的革命。在部队局里，人们担心法国、捷克和波兰军队会趁此形势开进来。然而，经历过世界大战和卡普暴动已变得谨小慎微的泽克特，与塔勒兰德持有相同观点。塔勒兰德曾说过，用刺刀可以干很多事，惟独不能拿它当椅子坐。泽克特已做好准备，在帝国总统授权下组阁，或对组建一个“民族内阁”提供支持。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都以其“民族革命”计划向兴登堡施压，但兴登堡断然拒绝参加任何针对新国家的武装暴乱，并提醒鲁登道夫要少动勿躁。
　　1923年11月3日，泽克特去见帝国总统。艾伯特对他说，在这一时刻他离不开他这个统帅部长官，同时又以十分得体的方式向他暗示，一切有关泽克特内阁或军事独裁的考虑均无望成为现实。泽克特屈从了艾伯特的意见。自此次谈话起，他以及他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便开始寻找一位能按军队意愿行事的政治家做国家领导。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采取行动，并于傍晚宣布开始“民族革命”。他自任帝国总理，鲁登道夫被委以“德意志民族统帅”的荣誉称号。被这一事件惊呆的全权总代表冯·卡尔和冯·洛索将军声明，从此刻起他们准备与叛乱分子合作。步兵学校哗变，并声明听从希特勒调遣，较老的军官和指挥官则表现得束手无策。11月8日夜，帝国总统和总理便将帝国全权交付于冯·泽克特将军。现在，这个临时的军事独裁使他有了运用法律和权力的机会。
　　泽克特迅即命令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男爵少将接管第7军区的防务。然而就在11月9日，卡尔和洛索却在慕尼黑奋起反击。在慕尼黑，暴动者的游行队伍在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引导下，在纪念堂附近遇到一道由巴伐利亚地方警察设置的警戒线，替察向他们开枪了。希特勒跑了，他的一批追随者被击毙或受了重伤，一场骚乱就这样烟消云散。
　　共和国的命运现在握在了泽克特的手里，但组建自己政府的所有计划也因此被打乱了。根据泽克特的命令，共产党和民社党这两个搞革命的政党遭到禁止。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男爵少将和里特尔·冯·勒布上校这两个具有严格传统思想的巴伐利亚军官，被任命为第7军区的司令和参谋长。为惩戒叛乱，步兵学校由慕尼黑迁往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部队训练场，像洛索或罗姆这样不可靠的军官被开除军籍。但比这更使泽克特优心的是，像希尔上校这样有独到思想的军官也与他分道扬镶了。希尔按照保加利亚的模式制订了一个对工人进行役前军事训练的计划。在对待右倾极端主义问题上，泽克特一直存在着两面性。在由奥尔德鲁夫返回途中，他对其副官冯·泽尔霍夫上尉说，如果这次没有年轻人，那人们就会绝望地说：“这是什么世道！”但纪律必须先行……嘲讽者称他为“斯芬克斯”，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军使共和国免遭来自右、左两方面的攻击。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完成了币制改革，稳定了国内市场。可是不久，泽克特、施赖歇尔和哈塞却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废除军事专政的问题。他们认为，军队一旦沦为帝国军事警察，那么就与它担负的国防任务大相径庭了，而军队绝不能沦为内战的工具。最后，他们自动放弃执政的欲望，于1924年2月中将政权重新归还议会政府。
　　1923—1924年冬，一位保守派政治家想见泽克特，此人就是在第三帝国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博士。格德勒当时属于德国民族党，正在制订一份帝国改革的计划。泽克特让施赖歇尔出面，对他收到的一份呈文做了回答。1924年2月，泽克特自己拟订了一份题为《普鲁士与帝国》的备忘录，阐述了他对德意志未来的设想。他指出，应保留普鲁士及其帝国的各大州，普鲁士应成为帝国的中心。普鲁士的和帝国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人员上应合二为一。格德勒代表了恢复王朝统治的思想，而泽克特，尽管他是普鲁士的保皇主义者，却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格德勒和泽克特这两位改革者的共同点是：基本立场都是保皇主义，都怀有同一个信念—普鲁士应成为帝国的脊梁。只是他们俩的思想都未能成为现实。
　　施特雷泽曼的理智政策促成了1924年《道威斯协定》的签订。该协定提出了赔款问题的暂行处理办法；法军撤出鲁尔区；为使德国有能力偿付赔款，恢复德国经济，美国将向德国提供贷款。1925年，施特雷泽曼又签署了《洛加诺公约》，公约规定承认1919年划定的西部边界，维护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地位。在德法缓和政策中，泽克特的东方军事政策遇到了一个新的障碍。尽管施特雷泽曼出于慎重起见尽量避免出现一个东方洛加诺公约，而且也通过一个新的协定加强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泽克特对施特雷泽曼的不信任感始终没有消除。泽克特对施特雷泽曼的每一步行动都指手画脚，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军人，事后他又承认政治的优先地位，顺从政治的抉择。
　　1925年2月，帝国总统艾伯特突然去世，这位政治家不仅善于容忍泽克特，而且懂得如何与他打交道。泽克特曾有过竞选新一届帝国总统的美好设想，而且还委托施赖歇尔打听是否有这种可能性。艾伯特的突然离世使他的这种设想破灭了，而且泽克特还发现，施赖歇尔对他的这一计划并不热心，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了。当在第二轮选举中年近78岁的冯·兴登堡元帅被右翼和中等资产阶级势力选举为帝国总统后，泽克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化为泡影。兴登堡是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参谋长，他的名字及其受人敬仰的声望，使无数人将他视为已逝去的美好时代的象征，视为更美好未来的保证。这位老普鲁士军人的总统地位，不但对新国家的主权，而且对军队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军队终于可以从这位老军人身上找到失落的“国王盾牌”的替代物。自1918年这个令人失望的一年之后，现在政治家们终于再一次可以得到这位伟大军人的庇护了。
　　兴登堡的独生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少校，当时是汉诺威骑兵学校的战术教员，像他的父亲和施赖歇尔一样曾在第三近卫步兵团服过役，按照他父亲的意愿做了兴登堡的副官。这样，总统与统帅部之间就建起了一种密切关系，特别是库特·冯·施赖歇尔与奥斯卡·冯·兴登堡之间当时就已过往甚密。兴登堡与泽克特的私人关系一直保持着低调，他不喜欢与统帅部打交道。尽管兴登堡也知道泽克特是有功之臣，但这位淳厚的容克老前辈和那位装扮得时髦得体的贵族好像分别来自两个星球。
　　1925年，统帅部不仅在东部将边防民兵秘密地扩充到3万人，而且避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整个德国采取了防御措施。从1927年起，在“国土防御措施”的幌子下进行了具体的准备。其中包括制订了第一个动员21个师的计划；对现有已接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进行认真统计；制订了一旦法国再次发动进攻时西部的疏散计划。所有这些防御性措施都是极不完善和极不充分的，许多被禁止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工作都停留在理论上，如新型重型火炮、自行野战炮，以及假名为“拖拉机”的轻、中型坦克等。此外，还成立一个“汽车驾驶教练参谋部”，专事坦克战术的研究。类似的建设还有争取组建一支在危机时刻至少能作战的空军。为了隐蔽真实企图，在教育、训练监察部建立了一个“飞机驾驶员中心”，实际上它隶属于部队局第2处（组织处）。这样，在危机情况下可至少组建若干可投入作战的歼击机中队和侦察机、轰炸机中队。
　　在战略上，鉴于其军队的自身弱点，防御思想居统治地位。现在的防御思想虽然早已告别了施利芬时代的伟大作战思想，但在一次大战中西线的经验却使它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与希特勒的思想和计划发生冲突。希特勒很少从战略一战役一进攻上考虑问题，因为他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在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人。1926年5月，随着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德国组建了一个裁军233筹备委员会，准备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此项任务委托给了军事专家。泽克特欢迎举行这种谈判，他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是十分正确的：如果裁军达不到人们的预期目的—这一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实际上已被全面裁军的德意志帝国就可以宣布，它已获得了装备自由权。势态发展果如泽克特所料。
　　秘密政治以及泽克特专横独断的处事方式，从一开始就加剧了他与国防部长格斯勒的紧张关系。格斯勒需要在议会上对这位将军的一贯专横及其一些罕见的决定承担责任。格斯勒是除诺斯克之外德国近代最优秀的国防部长，为处理国防军的有关事务，他需要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型部长办公室，一个听命于他的工作班子。因为他希望，而且必须要对军队的行为施加直接影响。鉴于施赖歇尔与泽克特的关系不断疏远，格斯勒的这种努力得到施赖歇尔的支持。施赖歇尔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但还是不停地抱怨泽克特将军总是处处为难于他。
　　1926年，国防部成立了“政治处（国防军）”作为部长办公室。冯·施赖歇尔上校被任命为该处处长，此前他一直担任部队局第一处第3组组长，负责军事政治事务。这样，便出现了一个专事政治事务的总参谋部处，并由一位精通专业和知识丰富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领导。由于施赖歇尔及其后继人冯·赖歇瑙少将的努力，使这个处不久便获得了负责军事政治事务的国务秘书处的地位。十分巧合的是，在冯·施赖歇尔家族的徽章上树立着一个梯子的图形，仿佛预示着他的青云直上。后来，“统帅部长官”办公厅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地位却蒸蒸日上。1929年，部长办公室升格为国防部长办公厅。发展到最后阶段，办公厅由主任参谋部、部长副官和四个处组成。一般时候，部长办公厅主任必须替代空缺的军事政治国务秘书来处理有关业务。尽管“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和发展，但时代并不正常。身居办公厅领导职位的是一个总参谋部军官，他在与大部分非常普通的政治家交往中深信，他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1789年革命时为制宪会议代表。任外交大臣期间，利用各种外交手腕维护法国的利益，并参与决定许多国际问题，以权变多诈闻名。—译注]，并认为现代政治是可以操纵的，因为政治本身就充满了阴谋诡计。
　　1925年10月，部队局进行了一次人员调配。哈塞将军离职，接替他的是韦策尔少将。奥托·哈塞似乎在维护毛奇一施利芬时代精神方面要比信仰最高统帅部精神的韦策尔灵活得多。第一处（进军处）处长为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中校，出身于萨克森一图林根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曾任过内阁大臣，他和韦策尔都是泽克特的老部下。
　　泽克特与格斯勒间潜伏的冲突以及他与施赖歇尔之间的互不信任，使他犯了一系列错误，并付出了重大代价，最后只能以其职位作抵偿。1926年夏，他未征求国防部长的意见，便擅自颁布了一项在处理军官团中决斗事宜的规定。接着，他又未听取部长或至少是其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的意见，批准过去的王储一一普鲁士威廉亲王的长子，身着军装参加第9步兵团在符腾贝格的蒙辛根部队训练场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泽克特看来，让霍亨索伦王室的太子参加演习，与一个普通的预备役军官参加国防军演习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意图在于维护传统，保留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革命时代，像泽克特这样的人只过问总参谋部的专业能力的培训，与那时相比现在在军官团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封建化。根据1932年的花名册统计，在总共4000名陆军军官中，贵族出身的军官竟高达820名，而且前王室的太子也第一次名列其中。过去在贵族阶层盛行的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再次抬头。如哈默施泰因家族就出了2名将军，施蒂尔普纳格尔家族出了3名将军。
　　拿1926年的眼光看，普鲁士的太子参加国防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是个错误，也是多余之举。因为从理论上讲，普鲁士的太子就是普鲁士皇帝的后代和皇位继承人。1926年9月末，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新闻界嗅到了此次事件的风声，他们以对现有政权构成威胁为由，异乎寻常地强烈要求统帅部长官下台。泽克特所推行的那种傲慢而又谨慎的政治，加之私人之间的嫉恨，本来就从未使他的反对党相信，在宪法面前他的忠诚和正派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冯·施赖歇尔在部长办公厅里搞了些什么不利于泽克特的动作，就不得而知了。同样也很难证明，按照施赖歇尔一贯的玩世不恭的作风，他是否为平息新闻界和政界的激昂情绪做过努力。
　　国防部长完全有理由对统帅部长官最近的轻率专横行为感到愤怒。帝国总理马克斯（一个中央党人和高级法学家）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说明，如果泽克特不辞职，内阁将出现危机。格斯勒毫不掩饰地说，他早已对总是为泽克特的言行“承担罪责”感到厌烦了。
　　正当这个时候，第1处处长冯·弗里奇男爵中校向统帅部长官建议，如果各党派真的要他的脑袋，那就进行武装反抗—而弗里奇在12年后身居陆军总司令要职并置身于一场个人危机时，却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安排了。实施独裁的想法再次浮现在泽克特的眼前，而且是针对德国军队最后一任最高统帅部长官、现任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国防军到底是不是受宪法约束的国防工具？泽克特是个过于现实的伟大现实主义者，受了过深的普鲁士绝对服从的教育，他不能容忍一场针对以兴登堡为首的帝国的政变，他认为那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也许当时弗里奇从泽克特身上学到的太多了。
　　1926年10月7日，兴登堡召见泽克特，接着也接见了国防部长。第二天，泽克特告诉部队局局长韦策尔将军，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兴登堡这位受宪法约束的帝国总统，只能按帝国总理马克斯的意见办。他不打算为了泽克特个人而用内阁的再一次危机作冒险。当天中午12时，兴登堡正式召见泽克特，向他宣布了解职令。在柏林，保守的民主党机关报，著名的《福斯日报》当时写道，共和党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句话也适用于住在威廉大街的那位老元帅吗？他对泽克特通常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泽克特超群的能力及其在国防军建设方面的贡献，但从个人关系而言，泽克特一直使他有一种陌生感。在家人面前他曾偶发评论，说这个人（指泽克特）使他对整个军官团的品质都留下了一个坏印象。
　　早在1925年的竞选总统计划中，泽克特就已经指定威廉·海耶中将作为他最合适的接班人。1926年海耶任东普鲁士第1军区司令，这是德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军区。施赖歇尔也同意海耶。海耶远不像泽克特那样高傲和固执，他还是格罗纳以前所喜欢的同事，人们普遍认为他要比泽克特更易于接受时代精神。这样，这位上唇留着浓重的上士胡子的人，便成了泽克特的继承人，继承了一个困难重重和费力不讨好的职位。海耶是东弗里斯一个小农场主的后代，智力平平，能力一般。他来自于候补军宫团和总参谋部。尽管人们一提起过去的候补军官学校就想到狭隘和自负，但在海耶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痕迹。他深信，未来将属于民主的国家秩序。他并不想维护他所取得的这一职位的作用，因为在一段时期内泽克特仍在幕后扮演着一个深奥莫测的角色。但是，当民众所迷信的新偶像希特勒逐渐走到前台来的时候，泽克特的时代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泽克特给后人留下的军事遗产，以及从海耶、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到弗里奇，从韦策尔、布洛姆贝格和亚当直至贝克，这些统帅部长官和部队局局长们所继承的，其实是一支具有机动能力、摩托化、并编制有强大骑兵和装备有限的精锐陆军，它可以确保在精神上战胜物质力量和百万大军，而它的兵员只能来自于全民。1928年曾进行过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摩托和装甲时代，作为进攻兵种，国防军强大的骑兵是应当保留还是应当取消，由此保守派强大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海耶将军在行动中注意强调民主。新任部队局局长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上校也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于1927年接替离职的韦策尔，1918年曾在第7集团军任赖因哈特的首席参谋。随着国际军事监督委员会的撤离，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开始有机会被送到外国深造。布洛姆贝格就曾亲自访问过与德国秘密结好的苏联军事机构，也曾到过美国。他像小毛奇一样是一个富于教养和兴趣广泛的人。他的博尝多才和语言天赋都案中在像他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身上，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布洛姆贝格当时已经认识到，将来现代战争指导要求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仅要能运用陆军实施陆上作战，而且还须考虑空中和海上作战。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的，在当时的总参谋部军官中并不多见。
　　在军事政治方面，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联问题和裁军问题。在西方，法国自1929年起开始按照战争部长马其诺的计划，在表面看来无法通行的阿登和瑞士之间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筑垒地带，以求保障法国的绝对安全。1927年，德国部队局第二处处长冯·弗里奇中校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波兰在东方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迅速介入，同时在西方采取拖延战术。然而，由于这个计划是在国际联盟及时介入冲突的条件下的一种纯防御计划，因此被放弃了。
　　1927年末—1928年初，国防部长格斯勒再次被军界—这次是被海军部—置于窘迫境地，起因是国防部为拍摄爱国影片而挪用秘密装备基金。1928年，格斯勒被迫辞职。施赖歇尔也因此达到了让他的亲信、“南德民主主义者”退役将军格勒纳成为格斯勒接班人的目的。这样，1928年便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长兴登堡任帝国总统；他的最后一任首席军需总监格勒纳任国防部长；一名曾是第二军需总监参谋部的重要军官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即国防军的秘密政治国务秘书。这个小圈子还在不断发展，1929年，被任命为第1军区司令的布洛姆贝格前往东普鲁士就职。接着，库特·冯哈默施泰因一埃克沃德男爵少将被安排到部队局，此前他是柏林第1集群参谋长，1914年曾在大总参谋部任军需总监冯·施泰因的副官。兴登堡父子、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都曾在第3步兵近卫团服过役。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交接就是这样通过国防军的领导层来完成的，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这其中的弊端人们在以后的年月里便可觉察到。
　　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是一个有高深文化修养、能力出众的总参谋部军官，只是没有学会勤奋和坐办公室。其实他和施赖歇尔着手处理的是一个日益变得紧迫的问题，即如何掌握人民大众并从而掌握义务兵役制兵员的源头。因为，人民大众拒不接受这个可恶的民主国家，并投入了一个完全与之对立的阵营。这对国防军而言，意味着一种陷入可怕内战的磨盘之中的危险。
　　在部队局，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继续进行着迟滞防御战术的研究。一切措施都建立在这样一种预想上，即当外敌入侵时尽量争取时间，直到国际联盟介入。1930年部队局曾对这种预想进行过一次演练。同年，还第一次制订了一个理论性的动员计划。该计划规定，依靠志愿人员的力量，在危机时刻达到泽克特过去曾提出的设想，即将现有兵力扩大3倍，从7个师扩充为21个师。此外，还有退役后再接受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约巧万人。另外，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只有轻型装备的“东部边防部队”3万人尚未计算在内。1931年在苏联帮助下获得了波兰的进军计划，从而证实过去对波兰进攻企图的优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华沙总参谋部曾计划对西里西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部队局因此决定，做好暂时撤出西里西亚驻军的准备，此项决定也获得了兴登堡的同意。
　　1930年10月31日，海耶将军因年龄原因退役，其职位由施赖歇尔的宠臣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接任，威廉·亚当少将继任部队局局长。当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接管统帅部时，正值阴云密布，形势吃紧之时，统帅部和部队局退居幕后，军队的命运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大部命运，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库特·冯，施赖歇尔的手里，他现已晋升为少将，是一位由总参谋部培育出来的、惟一真正的“政治将军”。
　　1929年10月，共和国最后一位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去世。1930年3月，由社会民主党和教会、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组成的大联合内阁瓦解了。导致内阁瓦解的主要起因是：由于1929年10月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总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采取了必要的但不受欢迎的应急措施，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对自己的总理采取了否定态度。
　　被格勒纳称为他的“政治上的红衣主教”的施赖歇尔，与他的部长都一致认为，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帝国总统必须亲自任命总理，此人选要能超越纷争不已的党派界限，为德国人民指引新的航向。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兴登堡的同意，因为兴登堡早就有类似的撇开党派“肮脏交易”的思想。这位国防部的政治参谋长向兴登堡推荐一名新的总理人选—中央党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布吕宁是参加过一次大战一代人的代表之一，因参加基督教工会运动而出名，是一名托利[19世纪英国保守党党员。—译注]式的民主主义者，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人诚实正直，他也曾给兴登堡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因为他与帝国总统都深信，德国未来的福扯就在于光复君主一议会国家政体。上任伊始，布吕宁尚能通过议会施政，可是当议会慢慢拒绝与保守势力合作时，他便开始向总统内阁过渡，而总统内阁靠的是由施赖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
　　给德国造成重大影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一个政党死灰复燃。这个在1923年希特勒暴动后几乎已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的党，就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9年施赖歇尔在同布吕宁谈话时，就曾对该党的发展表示过忧虑。在年轻的海军军官中和基尔、威廉港海军基地的工人中，有大量纳粹党的同情者，他们甚至认为纳粹党的行动是一场革命的、民族的、社会的和尚武的运动。根据布吕宁的说法，施赖歇尔首先担心的是波兰可能利用德国类似于内战的内乱入侵德国领土。当布吕宁担任总理后，便开始考虑探询战胜国的态度，看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允许德国扩充国防军。回答是否定的。施赖歇尔也试图与新运动的“领袖”希特勒见面，但与泽克特的印象完全相反，不仅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正面印象，反而自此引起了他对希特勒的更大的怀疑。
　　布吕宁想借助1930年9月的议会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但结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希特勒的党竟赢得107个议席，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施赖歇尔的方针开始变得多样化了。与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观点不同，他不相信将来没有新的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内阁还能继续执政。在他的眼里国防军就是未来国家军队的核心。现在一个使人不安的事实摆在他的眼前，这个最强大的具有防卫意识的政党突然之间成为国家中强硬的反对派。在一些军区，在所有边防措施方面与再度复活的纳粹党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合作，已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这一事实引起了东普鲁士司令冯·布洛姆贝格将军及其聪明年轻的参谋长冯·赖歇瑙上校的深思。
　　施赖歇尔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认为眼前国防军和政府官员都完好无损的保留着，年迈的帝国总统及其无可争议的威望也尚在。因此，应当尽早让民族社会主义党参与国家管理，让其承担一定责任，以便能及时制止希特勒可能出现的专横武断。兴登堡和格勒纳还有施赖歇尔，他们的观点是，必须使国家体制向一个新的方向过渡，即恢复含有理智的议会内容的君主体制。然而，这种思路并不能排除当前的现实问题—有成千上万个绝望的或失业的选民支持希特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头目发动的是一场针对国防部内“大腹便便的将军们”的运动，代表了一种向往出现一支强大的德国民众军队的要求。于是，格勒纳和施赖歇尔便想方设法使军队、特别是军官团免受民社党的影响。当驻乌尔姆的第5炮兵团的年轻军官组成一个自由的小圈子，并为希特勒的思想辩护时，格勒纳立刻采取了严厉措施。两名少尉被开除军籍，并以谋反罪被判处监禁。国防军必须是非政治化的，这恰恰是因为在部长办公厅里有人在热衷于搞政治。
　　形势继续恶化。1931年秋，保守党人、在东方介入所有边防事务的前线军人联盟“钢盔团”和德国民族党，在巴登哈尔茨堡与希特勒结成极为反常的联盟。希特勒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在他和他亲自任命的“参谋长”，前皇家巴伐利亚少尉参谋恩斯特·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却有了新的发展。这支地下的“编外军队”最后发展到40万人，但它在军事上并没有丝毫价值。罗姆将这支政治民兵看做是未来新型民众军队的核心。希特勒将冲锋队当做在会议厅和大街上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原则上他禁止这支准军事组织参加任何边防部队的训练，在冲锋队的指挥官里有不少年轻的前线军官和国防军军官，罗姆深知他这个“参谋长”角色的重要作用。施赖歇尔还有罗姆，都在试图与对方接触，希望利用对方的力量服务于自己的目标。施赖歇尔希望，能将右翼社团的力量集中起来作为组建一支民兵的后备大军，可是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左翼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在大街上，两派间的内战一触即发。
　　帝国总理布吕宁打算通过严格的紧缩措施来克服经济危机，直至在外交上取得成果。他希望能够最终解决赔款问题，鉴于裁军谈判一直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也希望能在理论上承认军备均衡。布吕宁的考虑是，在承认军事平等的情况下，按照瑞士的模式将陆军改建成一支无重型武器的民兵队伍。施赖歇尔的观点接近这一思路，但民兵计划却触及了他的政治基础—他的职业军队，这是他一切政治的依靠，也是兴登堡半独裁路线的支柱，同时也是布吕宁克服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施紧急状态法的王牌。民兵思想还遭到部队局的强烈反对，因此终于1932年流产。
　　1932年4月，兴登堡作为摇摇欲坠的共和国的庇护人，被资产阶级—基督教—民主派的中间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推举为候选人，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战胜希特勒而再次当选。“钢盔团”在第一轮选举中，将矛头指向了它的名誉主席兴登堡元帅。在第一轮选举的最后一分钟王储也自任兴登堡的竞选对手，参加竞选，希望能利用民社党的选票战胜兴登堡。在荷兰多伦的皇帝禁止王储参加竞选。施赖歇尔对出现这么多幼稚可笑的事情和如此缺乏政治敏感性感到吃惊。在第二次选举中王储公开要求民众投希特勒的票，冯·泽克特居然也这样做了。看来人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得一塌糊涂。
　　施赖歇尔与他的靠山格勒纳将军发生冲突，后者在1931年秋布吕宁改组内阁时临时接管了内政部的权力。格勒纳和帝国总理在第二次选举结束后，紧接着便发布一项禁止冲锋队的命令，想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获得新的进入政府机会之前，便给它一个沉重打击。施赖歇尔并不喜欢民社党，但许多军区指挥官表示了对解散这个具有国防意识的群众组织的不满。施赖歇尔打算将所有大型国防组织，如“钢盔团”、冲锋队、共和国“国旗社”及其“防卫队”统统置于帝国监督之下。兴登堡坚持认为，如要禁止冲锋队，也必须解散“国旗社”。施赖歇尔否定了格勒纳的做法，格勒纳也失去了帝国总统对他的信任。最后，格勒纳因婚前生子的桃色事件而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改组后的布吕宁内阁再次面临崩溃的处境。最后，施赖歇尔和兴登堡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致认为，布吕宁并不是将右翼反对党重新纳入国家体制的合适人选。兴登堡自然相信，由于赔款谈判和军事谈判都还悬而未决，布吕宁无论如何也要留在外交部。
　　至于由谁来接替布吕宁，帝国总统心中并没有底，格德勒博士是几名人选之一。施赖歇尔心目中的总理是，他既能博得老元帅的信赖，又出自于有众多选民支持的右翼反对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适宜在舆论界出头露面，他只不过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喉舌总理”，他本人想在退役之后担任国防部长。
　　5月末，布吕宁的最后时刻临近了。经济部长瓦姆霍尔德教授在布吕宁的严格紧缩政策上与之发生意见后引退。至此，内阁如不重组，至少也必须进行改组。布吕宁颁布了一项拯救东德亏损农业的紧急法令，规定压缩烈士抚恤金，以及在“东部救济”范围内国家强制没收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庄园。对此兴登堡表示异议，布吕宁随即提出辞呈。像格勒纳一样，布吕宁也因失去这位声望崇高的老元帅的信任，在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当时，有许多关于针对“布吕宁的移民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兴登堡插手易北河东岸大地产的传说。兴登堡没有接受布吕宁的辞呈，由于布吕宁无力对付强大的右翼反对党，内阁危机不断扩大。布吕宁自己说，他是在离取得外交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失利的。兴登堡希望他留在外交部，但已病入膏育的布吕宁拒绝了。
　　施赖歇尔推荐了一个新的总理—他的“喉舌总理”，此人是前总参谋部的少校，驻华盛顿武官弗朗茨·冯·巴本。巴本属中央党右翼，是一名信仰天主教的贵族，老派绅士，他很快便得到兴登堡的欢心。施赖歇尔和巴本组成了一个大部分由贵族、基督教保守派专业人士构成的内阁，过去的贵族阶层再次执掌了国家权力。如果说民社党过去的运动是针对“资产阶级将军们”的，那么现在他们发动的则是一场新的针对“男爵内阁”的运动。
　　希特勒扬言，他可以容忍巴本政府，但必须撤销对冲锋队的禁令。布吕宁在任期间已经就各项赔款数目与战胜国谈妥，巴本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收了这一外交成果。但民众对这一外交胜利并不关心，他们要工作，要面包，支持允诺给他们这一切的希特勒。巴本经施赖歇尔同意，发动了一场旨在取缔尚在执政的由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政治家组成的普鲁士州政府的政变，普鲁士州议会中由于有强大的民社党和共产党等反对党，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他们认为，普鲁士必须与帝国紧密相连。这种计划早在柏林的内阁机构中进行过讨论，为此，1932年7月20日宣布暂时在柏林一勃兰登堡的第3军区进入紧急状态，并赋予第3师师长冯·龙德施泰特中将以执行权。一名军官和数名士兵宣布将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撤职，但泽韦林声明，他只是屈于武力才离开他的职位的。
　　1932年7月末国会的再次选举，只是使民社党和共产党的反对党的地位更加巩固，统帅部已听到冲锋队要在柏林举行暴动的风声。施赖歇尔及其新任办公厅主任—原防卫处处长冯·布雷多上校，都明确主张冲锋队一旦暴乱，将动用国防军并开枪镇压。1932年8月13日，兴登堡接见了希特勒，毫不妥协地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由他单独接管政府权力的要求。希特勒也没有接受兴登堡向他推荐的民社党参加由保守党和民族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建议。
　　1932年11月又一次进行国会选举，此次选举民社党损失很小，基本维持原状。巴本看到，他只有依靠力量已受到极大削弱的德国民族人民党了。施赖歇尔将巴本政府看做一个试验品，但这次试验失败了。施赖歇尔在国防部内早就构筑了他自己的类似于军事小政府的体系。统帅部长官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和陆军人事局局长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中将，都是他的挚友。新闻局局长是刚刚退役的少校参谋马克斯，总理办公厅主任退役骑兵上尉普朗克也是他军事上的亲信，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儿子。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是一位极力主张军队非政治化的人物，这也是施赖歇尔的原则。在这一年形势第一次有所松动，多年已停止的陆军摩托化计划开始启动，秋季演习也照例举行。在东普鲁士的阿雷斯，帝国总统在秋季举行的演习上接待了一个由苏俄军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其中有后来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时他是苏联军事学院，后来迅速闻名于世的伏龙芝学院院长。
　　巴本并不想在1932年这个灰暗的秋天引退，他打算说服总统对右派和左派势力展开公开斗争，废止宪法，进行一次保守一独裁意义上的宪法改革。施赖歇尔不愉快地察觉到，他的“喉舌总理”开始对大政治产生兴趣了。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在兴登堡那里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施赖歇尔对巴本的改革宪法计划并不感兴趣。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计划论者，而是一个讲究实际者。打垮民社党和共产党，势必会将这支小型和精心维护的职业军队置于一种无望的境地。无论是施赖歇尔还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1932年11月，兴登堡感到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和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们的压力。他们的呼声是，没有希特勒的参与就无法组成新的有执政能力的政府。老练的魏玛共和国政治家们不了解希特勒，他们坚信，即使这个愚昧无知的人能组成一个政府，也很快就会垮台。兴登堡拒绝与希特勒合作，而且坚持要遭各党派反对的巴本留任总理。施赖歇尔一直通过部长办公厅国防军处处长欧根·奥特中校与希特勒保持接触，现在他又产生一个新的构想：使格累戈尔·施特拉塞尔[1892—1934，纳粹政治家。1920年带领他的“下巴伐利亚冲锋营”加入民族社会自由党，翌年参加纳粹党。希特勒在押期间，他与鲁登道夫、格雷弗成为纳粹党的领导者，秘密成立自己的政党“西北工作组”，企图脱离纳粹党。1926年、1928年先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宣传部长和纳粹组织部长。1932年，他企图依靠一些工会领导人和钢盔团的支持，组织纳粹左翼参加帝国政府，未果。1934年在所谓的“罗姆暴动”中被纳粹党谋杀。—译注]周围愿意实施联合执政的民社党政治家们脱离希特勒，并纳入一个由他领导的政府。此外，他还想争取全德工会联合会，以建立一个社会的军事政权。
　　正当巴本于1932年12月1日要求兴登堡给予他全权，并已得到兴登堡的允诺之时，施赖歇尔将军却在第二天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通过奥特中校宣布，为了检验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国防军处专门进行了一次有警察代表和其他官员参加的图上演练。结果表明，在右、左派势力捣乱的情况下，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实行紧急状态。本来专门负责这种演练的亚当将军和部队局，却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通知。施赖歇尔这一招的意图在于，让奥特中校传达给在座的各位部长这样一个信息：施赖歇尔已将绝大部分势力拉到了他那一边。
　　兴登堡又开始对是否废止帝国宪法犹豫不决。在他看来，他对这个宪法所作的宣誓，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誓言。当他听巴本说内阁会议开得不妙时，他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那还得看看“冯·施赖歇尔先生”是什么意思。
　　1932年12月，施赖歇尔将本属于布吕宁的一项外交成果归于他的名下：鉴于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谈判一直未能取得成果，其他大国便给予了德意志帝国以军事上的平等权。出席这次谈判的德国军方代表是知识丰富和懂得多种外语的东普鲁士第1军区司令冯·布洛姆贝格中将。
　　除此之外，施赖歇尔经深思熟虑而构想的所有美好计划均告失败。纳粹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家们向希特勒屈服了。工会组织拒绝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与一位“反革命”的将军举行谈判的建议。8周后，巴本在1932年H月没有解决的事，由施赖歇尔打开了局面。
　　现在，要么由以希特勒为“领袖”的最强大的党来组阁，要么就准备为拯救一旦废止宪法而出现的混乱秩序而战斗，以便依靠军事独裁找到一个新的制宪出路。现在，兴登堡已感心力不足，他知道他已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了。兴登堡要求巴本作为他的顾问继续留在他的身边，但巴本找到了另一条治服希特勒的途径：组建一个在国防部长施赖歇尔操纵下，由希特勒和大量保守党专业人士组成的保守党一纳粹党联合内阁。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将是冯·布洛姆贝格中将，巴本和兴登堡都认为布洛姆贝格是一个杰出的和非纳粹党军人；但他的参谋长瓦尔特·冯·赖歇瑙上校却在他叔父（前驻外公使弗里德里希·冯·赖歇瑙）的影响下，站到了纳粹党和希特勒一边。
　　兴登堡将由巴本领导的新内阁—一个战斗内阁，视为首选方案。但无论是旧党派，还是施赖歇尔、统帅部长官，以及被纳粹党诬蔑为“官僚将军们”的军队领导层，都不接受这一解决方案。但当施赖歇尔的处境变得不妙之时，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将军于1933年1月26日利用人事局长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将军向兴登堡当面汇报的机会，提出一个私人请求。由于哈默施泰因工作懒散和贵族派头十足的举止，兴登堡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他还是接受了施赖歇尔和布吕宁的举荐，尽管当时他倒是很想让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来领导统帅部。当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结束一般问题的汇报之后，兴登堡这位老先生不友好地说道，将军不应当关心政治，总理的任免是总统的事。事后，对这次没有任何记录的谈话出现了种种传说，说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似乎让人们警惕巴本的新内阁，因为这个内阁使国防军承受了巨大的负担，同时他也让人们提防希特勒。还说，兴登堡最后唠唠叨叨地说，大家都不相信他会任命那位“奥地利二等兵”（指希特勒）为总理。
　　这两位将军对任何一个解决方案提出的警告都无济于事，这是统帅部长官向总统提出的最后一次政治要求。两天后，施赖歇尔正式离开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位，但还作为部长留在办公厅并领导办公厅的业务。总参谋部的“塔列朗”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兴登堡接受了巴本提出的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在其周围安排一批保守党精英的意见。两天后，巴本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对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来说，与希特勒合作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国防军要掌握在施赖歇尔的手中。对于巴本和兴登堡的思想，施赖歇尔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几周来柏林谣言四起，人们在传说一个关于东部救助金的丑闻，说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将东部救助金挥霍一光，并说兴登堡和他的儿子也牵扯其中。但事实是，兴登堡在1927年得到的80岁寿礼—东普鲁士诺伊德克庄园，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东部救助金。还传说，施赖歇尔和统帅部计划依靠波茨坦卫戍部队发动暴动，逮捕兴登堡和巴本。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共和国第21届帝国总理，内阁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党专业人士。国防部长为冯·布洛姆贝格中将，根据一条特殊规定，他可以终身服役。按照普鲁士的惯例，战争部长重由军职人员担任。巴本任副总理，同时规定，新总理只有巴本在场时才能向兴登堡当面汇报。纳粹党中，只有航空队上尉赫尔曼·戈林和慕尼黑的警察官员弗里克在内阁占有两个席位，但却都是关键席位，因为普鲁士和德国的内政权以及普鲁士的警察都握在他们的手中。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希特勒就任总理，他的党将一个具有各种权力部门的“准国家”和一支具有近50万之众的军队—冲锋队，一同带进了联合政府。
　　两年前，新闻局局长马克斯少校的前任，枢密大臣策希林曾对兴登堡提出过忠告，说希特勒不会听从于你。但这位老元帅、帝国总统最后却说，他手里有大炮。策希林说，1918年时大炮也没起作用。兴登堡沉默不语了，1918年11月9日这一天[1918年11月9日爆发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译注]他确实没有任何作为。在同施赖歇尔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兴登堡对他这位过去的亲信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他并不知道。但他说，他不久就会知道了，一旦他“到了那儿”—他用手指着办公室的天花板—升了天。 　
第十章 反战斗争　
　　——路德维希·贝克与1933—1938年的总参谋部
　　焚烧国会大厦、国会通过总理授权法、在波茨坦的卫戍教堂举行就职典礼以及建立巩固的一党专政独裁国家，成了民族政权初期的分水岭。统帅部特别是军队最高统帅即帝国总统，不顾一些有头脑的人的反对，对被称之为“民族觉醒”的纳粹党的革命采取了庇护态度。这也意味着，面对纳粹党的人民国家，军队始终没有放弃已成为传统的特权地位的观念，直至1945年。
　　事实上，国防部、统帅部和部队局所亲眼目睹的重大事件，在许多领域确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些关键行动都是依法行事的。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所赢得的近乎神话般的威望，在军队领导所采取的政策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过去，身兼总理、国防部长和帝国全权代表的冯·施赖歇尔将军，曾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一种大权在握的地位。而他的继任者，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中将，在就任国防部长的5年时间里，虽然书面上赋予了国防部长以充分的权力，但在一些诸如国防军统率体制或未来三维战争的统一指挥等关键问题上，他无权做出决定。这一方面是因布洛姆贝格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任职时的困难条件造成的。
　　施赖歇尔离职后，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和前防卫处处长费迪南德·冯·布雷多少将也相继离职。布洛姆贝格调任他的参谋长，驻地在柯尼斯堡的瓦尔特·冯·赖歇瑙上校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前往柏林就职。翌年，国防部办公厅改称“国防军办公厅”。国土防卫处这个半政治化的非官方国务秘书处，迅速发展成国防部的工作班子，以及陆海军和正积极组建的空军的指挥机构。
　　赖歇瑙来自近卫野战炮兵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参谋军官。赖歇瑙相貌堂堂，非同寻常，容光焕发，精明强干，雄心勃勃，偏爱政治，还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人们都把他当成一个铁杆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与希特勒有私交，希特勒也非常器重他。当时，他也作为“运动”的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去。事实上，可能有两种情况决定他要这样做的：一是他深信，只有希特勒能够为德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二，这位年轻的上校参谋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支军队只有、也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此人便是赖歇瑙自己。但他对希特勒的言论怀有几分鄙视，面对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动，他曾说过，必须对“褐衫党人”进行惩处。
　　统帅部长官暂时仍由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步兵上将担任。1933年2月3日，他在其家中安排了一次陆海军高级将领与新任总理的会见。双方都想摸清对方的底，希特勒以十分得体的语调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话，将军们也以得体的姿态洗耳恭听。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当他把德国的处境描述得漆黑一团之后，最终归到他的核心思想：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为此，他说，现在就应当着手国防军的建设。此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与其说是振奋，倒不如说是惊讶。因为，直到如今国防军还没有获得过一次机会，去履行其在危机时刻保卫帝国这样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现在，统帅部和部队局开始忙得不可开交。陆军人数在泽克特提出的设想基础上增加到30万人，组建新的兵役机构，陆军开始装备重型火炮和坦克。一直编在国防部内的空军中心现脱离统帅部，归属于新设立的帝国航空委员退役上尉戈林靡下。戈林现已由兴登堡任命为步兵上将。这样，对未来国防军而言，充满灾难性的双重领导体制就此诞生了。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总理和内政部长，短短两年后又升任空军总司令和帝国航空部长，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荒诞现象：相当于部长级的军种总司令，隶属于另外一位也相当于部长级的国防部长。这是未来统率机构的不祥之兆，独有希特勒喜欢这种含混不清的领导方法。
　　戈林由上尉晋升为上将，使许多保守派军官感到愤慨，包括兴登堡自己也并不情愿，但他为了避免与希特勒发生冲突，不得不这样做。陆军向尚未公开的新军种空军输送了一批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新组建的空军总参谋部的前4位参谋长韦威尔、凯塞林、施通普夫和耶顺内克，原来都是陆军总参谋部军官。新的空军总参谋部自然没有传统可言，也缺乏必要的思想训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空军要弥补这两个先天不足，时间已所剩无几。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人们的共识是，在危机时刻陆军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空军通常被认为是军队的辅助军种。然而，一批居于领导地位的空军将领们如后来的凯塞林元帅，很快就接受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思想，懂得了实施立体作战指挥以及建立相应的统率体制的必要性。
　　在军官团、统帅部和部队局这些总参谋部传统的精神中心，保守势力对急剧膨胀的“民族觉醒”表现出极大好感和同情。而更使人优虑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毫无掩饰地表示，为了“新建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弃军队的特权地位。还有使人不安的是冲锋队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他们身着褐色制服，横行乡里，草菅人命。冲锋队的头目们对军事似懂非懂，模模糊糊地幻想着组建一支由政治化军人组成的人民军队。1933年12月2日，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被废除，代之以一个简单的入伍宣誓，这是新政权逐渐淘汰魏玛宪法的一个重要信号。国防军中军人代言人机构消失了，军事裁判权再度恢复，与总参谋部有密切关系的武官机构也重新出现了。有利就有弊，事情一贯如此。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诞生于沙恩霍斯特那个自由主义时代，现作为最高指挥顾问的总参谋部，与一个集权政体在统治和权力欲望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责任心和冷静判断势态的能力，相反却希望下属盲目地崇信命令—一旦“元首”赢得对军队的全部指挥权，其结果肯定如此。只不过眼下根据宪法规定，国防部长尚需以帝国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名义行使命令权。
　　裁军谈判仍在进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及其保守党的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仍在参加会议。现在，德国提出的要求是组建一支30万人、装备重型武器的志愿军队。这一要求与过去曾出现过的民兵思想背道而驰，而这一思想现在在法国正时髦。组建一支庞大的民兵武装的思想正中冲锋队领导集团的下怀，在这个由当初的上尉参谋军官罗姆领导下的杂乱的领导集团中，有许多是雇佣兵类型的人以及在1914—1918年战争中被淘汰的前线军官，此外也有一些退役的总参谋部军官。早在1933年以前，他们就要求推翻格勒纳、施赖歇尔、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布舍，因彭堡和亚当等一系列“官僚将军”们，布洛姆贝格基本也属此列。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呢？一切照旧。所有这些冲锋队的头目们尽管从未将他们杂乱的思想具体化，但还都以“政治军人”自居。而泽克特却不同，他曾告诫总参谋部军官和军官团，必须枪不离手，枕戈待命。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试图与希特勒结盟，而希特勒宁可信赖军队，也不相信冲锋队。但是，在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团与集权国家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在苏联，当斯大林意识到日见独立的红军指挥官阶层对他构成威胁时，便于20年代和1937、1938年进行了两次无情的“清洗”。在意大利，忠于国王的军官团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民兵的冲突很快就决出了分晓，因为军官团有王室作靠山。在德国，军官们也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进行了反抗。
　　截至1933年，统帅部和部队局的所有设想都是建立在与工农红军以及国际联盟保持友好关系基础之上的。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则另辟蹊径，他解除了与苏联红军的军事联盟，1933年夏停止了利佩茨克飞行员训练中心的活动。秋天，希特勒借口国联无限期拖延承认德国的装备要求，宣布退出国联。逐步放弃对苏俄和中华民国的军事政策，尽管包括冯·泽克特将军在内的一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还在中国活动。
　　按照希特勒的“奋斗”计划，新的德意志帝国有三个理想盟友：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日本总参谋部将担负在东亚大陆推行其扩张计划的角色。1934年初，在没有征询统帅部意见的情况下，希特勒便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希特勒禁止共产党活动和对共产党员采取恐怖行动视而不见，表示仍愿一如既往地与德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1933年秋，在统帅部内进行了1938年2月4日这个关键日子前的第一次人事变动。此次人事变动虽然没有解除统帅部长官的意思，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陆军人事局局长—施赖歇尔的亲信冯·德·布舍·因彭堡男爵，被冯·施韦德勒中将替代。布舍·因彭堡被纳粹分子蔑视为“官僚将军”和1918年第三届最高统帅部中向敌人传达投降愿望的人。通讯部队总监冯·伯宁中将也被解职，他早就因其夫人出身于纽约著名银行家家庭而受到怀疑。
　　在部队局工作的亚当将军—一个非常正直的、同时是一个严格的非政治化军官，也被革职，先后调任第7步兵师师长和慕尼黑第7军区司令。他的继任者是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1骑兵师师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贝克最初在现时极为时髦的兵种炮兵服役，1930—1931年任乌尔姆第5炮兵团团长，这里曾是纳粹基层组织的一个活动基地。他是一个慈善的上司，对误人歧途的下级通常以宽容相见。当时他对希特勒的党并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但他冷静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不久，冯·布洛姆贝格上将被晋升为大将[布洛姆贝格1928年时为少将，翌年晋升为中将，1933年l月30日晋升为步兵上将，同年8月30日便晋升为大将。—译注]，成为帝国陆军、海军，以及正处于建设中而尚未公开的第三军种空军的总司令。过去的部长办公厅即现在的国防军办公厅，成了国防部长的工作班子，并与国土防卫处一起成为将来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尽管这个总参谋部始终未能形成气候。办公厅主任一职对冯·赖歇瑙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了，只是这位集小贵族出身的名流、运动员、倾慕异性者于一身的赖歇瑙，身边需要一个善于处理事务性工作的好参谋长。对这些事务性工作，他像在职的统帅部长官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一样经常给以藐视。
　　1933年10月1日，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这位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就任部队局[1935年7月1日改称陆军总参谋部。—译注]局长。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一位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或因从军而被赐予贵族头衔的人，而是一位出身于工业界的人出任总参谋长。贝克1880年出生于莱茵黑森，其父是一个铸铁厂的厂长，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兴趣。黑森的一些军官是他家的常客。贝克最初在炮兵服役，1913年成为大总参谋部军官，1918年在冯·德·舒伦堡公爵指挥下的王储集群参谋部当参谋，在国防军中被泽克特列入经历丰富、能胜任多种工作、杰出而勤奋的参谋之列。这样，总参谋部便再次有了一位修养高深、机敏认真、并具有敏锐深刻理解力的领导人，与其说他是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军队指挥官，倒不如说他天生就是个军事学者和理论家，尽管他的许多崇拜者和学生直到今天仍认为他是个帅才。像施利芬一样，贝克一直未能亲赴前线，以向世人展示他毋庸置疑的才能。而命运最后却注定他要发动一场他从未想过的政变，为此他付出了生命。
　　毛奇在精神上，瓦尔德泽在职权上，将总参谋部推向其最高峰。当然，在形式上在1918年即王朝被推翻前5个月，陆军总参谋部才被公认为帝国的一个特殊机构，这对所有时代而言都是一个迟到的和最后的胜利。在现行统率机构内，部队局相当于统帅部中的一个处，已失去它的直属地位，其局长名列第四位，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和统帅部长官之后。实际上，部队局局长成了统帅部长官的第一军事顾问，没有任何部队指挥权，指挥部队不属于他的任务范畴。统帅的最高助手这一概念，在希特勒之前就已出现了。
　　根据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实践经验，贝克将军一直认为，任何冲突，包括德意志帝国被迫进行的防御战，都会是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在危机情况下，陆军包括陆军总参谋部应扮演惟一的领导角色。有一种思想是他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逐渐接受的，这就是：装甲兵将成为未来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空军可以独立承担全新的战略、战术任务。
　　贝克将军来自于炮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和而后阶段，炮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至1942年间的两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和弗朗茨·哈尔德，统帅部的两位长官即后来的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934—1941年间的两位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即后来的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特·冯·赖歇瑙和威廉·凯特尔，以及国土防卫处处长即后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瓦尔特·瓦利蒙特，全部都是炮兵军官，足见炮兵的崇高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存在于任何国家军官集团中的山头主义。装甲兵的倡导者，并于1944年7月20日就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大将，在德意志帝国、军队及其总参谋部走下坡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每说起“炮兵”仍免不了尖刻的嘲讽。
　　1933年秋做出的首次重大决定以及军队的扩充，为这一年打开了新的局面。在统帅部长官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身上，同时混杂着容克地主和名流显贵的特性。坐办公室以及现代所要求的有组织的计划工作，对他都格格不人。出于纯事务性的原因，统帅部长官的更迭势在必行。这是否意味着被全体将军们和统帅部长官称为“党派将军”而遭冷遇的国防军办公厅主任赖歇瑙将军的时刻来到了呢？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对赖歇瑙投了信任票，他的态度对希特勒是一个鼓舞。然而，已年届87岁高龄的总统冯·兴登堡元帅却拒不表态。布洛姆贝格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但无济于事。在戈林的非正常晋升问题上曾采取屈从态度的兴登堡，此时则固执己见，毫无回头转念之意。陆军集群的两个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和里特尔·冯·勒布将军曾向兴登堡表示过，他们不会在赖歇瑙手下继续服役。根据服役年龄的限制，赖歇瑙晋升少将的机会似乎也微乎其微。他那轻浮的生活方式也令人生疑，更不用说他对希特勒所表现出的过于扎眼和矫揉造作的媚态。
　　1934年1月31日，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正式离职，其继任者是柏林—勃兰登堡第3军区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中将男爵，他曾在泽克特手下任第1处处长。弗里奇与总统之子和副官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交往甚密，也是副总理冯·巴本的宠臣。早年，他的祖先为其家族争得了贵族头衔，其父是莱比锡一个书商的儿子，曾于1763年以萨克森选帝侯大臣的身份代表其主子参加胡伯图斯堡和平谈判。他的母亲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以社会慈善事业和笃信基督耶稣教而闻名的冯·博德尔施文格家族。弗里奇是个军人，他的基督一保守的立场是生来具有的。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也不想与政治为伍。他戴着一副单片眼镜，俨然一个旧时代的军官，但他要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坚守其立场是件不易的事。他缺乏一副健壮挺拔的身躯，使人很难从外表看出他是一个军人，但在军事上却能力超群，并具有在重建年代所需要的那种处理大量纷繁工作的出色管理能力。
　　弗里奇在与其老上司和导师泽克特谈过话之后，便于1934年2月l日接任统帅部长官之职，并结识了与他志趣相投的出类拔萃的部队局局长。弗里奇和贝克都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德国的军备，使其达到其他大国的同等水平。德国必须具备防卫像捷克斯洛伐克或法国这样国家进攻的能力。贝克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任何战争即便只是两国间的争斗，都必将发展为世界战争。因此，必须具有正当防卫权，坚决击退任何形式的进攻，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战争。此外，增加军备和扩充军队需一步步做起，要从长计议。当然，从当时希特勒所推行的政策还无法判断他的战争企图。此外，希特勒除了对个别理论问题，如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有着浓厚兴趣之外，对军方基本是放手的，他觉得国防部交给布洛姆贝格和赖歇瑙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弗里奇和贝克最初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不是一种具有外交性质而是内政性质的问题。弗里奇在1938年下台后一段时间内写的一份笔记中写道，在他离职时面对的是一堆“废墟”，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他所面对的是与由退役上尉恩斯特·罗姆领导的冲锋队的矛盾，这个组织以高度爱国和革命自居，对陆军改革提出一种含混不清的设想。在冲锋队的领导层中，以及过去的志愿军团领导军官和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集群的指挥官中—如汉斯·彼得·海德布雷克和埃德蒙德·海涅斯—对第二次革命即由冲锋队的民兵武装代替正规军队[希特勒夺权后，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提出要进行“第二次革命”，主张“毫不留情地”“干掉”把持军队的普鲁士“官僚军官们”。希特勒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对此给以断然回绝。—译注]肯定没有十分明确的设想。在什切青－波美拉尼亚第2军区，司令官冯·博克中将没收了冲锋队在一次大规模武器运输中的武器。冲锋队的头目们试图占领国防军预备役秘密武器仓库。事实上，对正规军官的攻击早已经发生了。在东部，比如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冲锋队正竭力夺取已落入“钢盔团”之手的边防部队的领导权。在明斯特第6军区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冲锋队的一个指挥官居然向参谋长哈尔德上校要求为其安排一个职位。哈尔德认为这一事件十分典型和发人深省，亲自向统帅部长官做了汇报。
　　另一方面，副总理冯·巴本试图纠集保守势力，为冲锋队革命提供支持。1934年春，兴登堡病重，回到他东普鲁士的故居，走之前他对巴本说，事态不妙，他应竭力使局势走上正轨。
　　在这种灾难临头的时刻，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少将表现出了他作为战术高手具有的在政治上的浅薄直觉和粗率。他赢得了国防部长的高度信任，而统帅部长官和部队局长则被排除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外。赖歇瑙对存在于希特勒与罗姆之间，以及罗姆与隶属于冲锋队的“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起初是巴伐利亚的一名候补军官）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却没有认识到国防军将会成为未来新型义务制军队核心的可能性。“褐衫党人”必须逐一去解决它与各种势力的冲突。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赖歇瑙完全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玩着这场游戏。1934年6月底，正当国内政治局势处于最紧张之时，负责西里西亚防区的第1骑兵师师长冯·克莱斯特中将（后晋升为元帅）向赖歇瑙通报情况时，特别指出，必须尽力使国防军与冲锋队保持平衡。赖歇瑙却心不在焉地对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在总理、戈林将军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这个三角关系中，赖歇瑙在有关军队的事务上掌握着主动权。三方有着各自的背景：总理受到赖歇瑙和布洛姆贝格的支持；戈林厌恶冲锋队的肆无忌惮，被罗姆视为争夺军权斗争中的对手；而希姆莱正竭力争取党卫队的独立。布洛姆贝格和赖歇瑙向希特勒提出他们的要求：解散冲锋队所谓的国防政策局；由国防军办公厅对冲锋队的训练进行监督；将“冲锋队”改编为在军事机构监督下的役前训练机构。这等于对参谋长罗姆的宣战。然而，这个被希特勒后来扣上谋反帽子的罗姆却退出了战斗。
　　副总理冯·巴本在一次外出时的讲话使形势急转直下。1934年6月17日，他在马尔堡大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任何革命都必须停止了，必须重新将公正和法律放在首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禁止散布副总理兼帝国总统代言人的这一讲话。这一行动的首倡者新保守派理论家埃德加·容随即被捕。如果说这一切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了，那么冲锋队参谋长罗姆的另一个行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给冲锋队放了长假，并通知统帅部长官，希望和平调解各种意见分歧。6月30日，他将冲锋队的领导召到他的疗养地巴特维塞，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同日，在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将军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军队与国家已相互融合。这是对泽克特旁观路线的否定。1934年6月28日，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
　　从罗姆给统帅部长官弗里奇的通知中并看不出有暴动企图，但希特勒在主观上却宁愿相信确有此事。一些粗暴的冲锋队领导，以及那些来自志愿军团的野蛮的雇佣兵，对泽克特手下的思想僵化的将军们深恶痛绝，他们的暴动企图确实要远远大于罗姆。此时，有三个人抱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即不久将事情推向极端。这三个人是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处于秘密状态的空军总司令戈林将军以及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少将。他们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打算：必须促使经常会犹豫不决的“元首”做出最后决断。
　　他们的愿望在6月29日夜达到了，大概也是因错误的或添枝加叶的关于冲锋队准备暴动的报告所致。不管是希姆莱还是戈林和希特勒，此时都因某种法制国家的约束而有所顾忌。冯·赖歇瑙将军和国防部长想必更清楚这一点，但为了保存军队实力，他们（估计他们确信了冲锋队暴动的消息）此时并没有想到报告重病在身的帝国总统。他们认为，希特勒自己出面对付他的冲锋队头目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军队可以免遭陷入混乱内政的泥沼。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南德最终定下了决心，将罗姆及其被召到南德的冲锋队高级领导们逮捕。既没有进行判决，也没有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罗姆以及部分属于企图进行军事改革的危险分子之列的冲锋队指挥官便被枪决。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趁势发迹，早在1933年春它就已发展为一支“元首近卫队”，成为希特勒的御林军。
　　在柏林，戈林将军在党卫队领袖的护卫下，指挥进行了第二次行动。枪杀目标不仅针对冲锋队领导或背叛希特勒的党内同志，而且也将矛头对准了巴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巴本的办公室主任在副总理府被杀害，巴本自己也被拘留在其家中。退役将军冯·施赖歇尔及其夫人在柏林附近新巴贝尔斯贝格的住所被暗杀，原反间谍局局长和部长办公室主任冯·布雷多将军在接受审讯途中被击毙。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凡被怀疑对总理希特勒—这位“元首”—构成威胁者，均被列为镇压对象。希特勒后来说，此时他就是国家的“高等法院最高法官”。然而，赖歇瑙和布洛姆贝格却让其军队坐山观虎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在这一天，总统之子和副官身着便装在柏林采购东西。他本想下午乘车返回诺伊德克，他对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闻。在大约20年后他对此次事件所作的描述中说，他看到柏林警察的行动十分蹊跷，矛头主要针对位于动物园区的冲锋队首领的大本营。他走到本德勒大街，准备去拜访他的老朋友统帅部长官冯·弗里奇男爵将军。在本德勒大街，两名军官（弗里奇和贝克）躲在全副武装的哨兵背后，哨兵不让身着便服的奥斯卡·兴登堡通过。透过弗里奇的单片眼镜，那张高度紧张和疲惫的面孔告诉奥斯卡·冯·兴登堡，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是一次针对冲锋队的行动。柏林一勃兰登堡第3军区司令埃尔文·冯·韦茨勒本中将说，当他获悉党卫队枪杀粗野的冲锋队领导时，他认为这太“了不起”了。冯·兴登堡上校回到东普鲁士，通知离埃劳最近的卫戍部队，为他准备一个连，上车待命，一旦接到他的电话，立即开赴诺伊德克。元帅总统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已病人膏育。统帅部长官更是一无所知，统帅部和部队局即总参谋部自己将自己排斥在事件之外，对此他们还颇为得意。
　　一直在职的副总理冯·巴本在被拘留三天之后，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冯·弗里奇将军，想催促他采取行动。弗里奇却对他说，没有兴登堡的命令此事无法成行。然而，这位元帅和总统已是年近八十七岁高龄和奄奄一息的老人。以大将军衔退役的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和冯·韦茨勒本将军试图为背上与罗姆同谋罪名的施赖歇尔恢复名誉。兴登堡要求法院对谋杀施赖歇尔一事进行调查。希特勒应允了一切，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位老头活不了几天了。
　　冯·赖歇瑙通过及时调动工作的方法，对他认为有用的原部长办公厅的一些总参谋部军官，如欧根·奥托中校，进行了掩护，他还面无表情地指出，鉴于施赖歇尔的政治阴谋，他早已不属于军人之列。因施赖歇尔在军官团中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此使站在施赖歇尔一边的弗里奇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只允许保留“施利芬协会”，仍在老元帅冯·马肯森领导下，而且还发表了一份为该组织恢复名誉的声明。1934年6月30日晚，希特勒由慕尼黑飞回柏林，他从一直随伴他的鲁登道夫的继子那里得知，枪杀施赖歇尔可能会招致统帅部长官采取对抗措施，这使希特勒不免胆寒。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赖歇瑙错误地以为，他还会有机会轻而易举地解决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冲锋队自6月30日被血腥镇压之后，再也没有能恢复元气，取而代之的是党卫队。白1933年，已成为国家准武装军事组织的党卫队，就已经开始在德国大区和高层指挥机构组建武装部队。1934年7月20日，“元首”宣布“党卫队”成为在黑色帽子上佩戴骸镂标志的独立组织。党卫队开始组建“现役部队”，并接管了集中营合法判决执行以外的监督权。
　　1934年8月2日，总统冯·兴登堡元帅在诺伊德克去世。总理希特勒立即颁布一项总统和总理合一的法令，官称“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样，国防军最高司令的职权也落到了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人身上。也许两个机构的合并正好符合了兴登堡对他死后初期安排的设想。在他遗嘱的第二部分（这个遗嘱从未公开过）叮嘱希特勒要把王朝复辟的事情放在心上。1934年8月2日，这位帝国新“元首”便匆忙让国防军对他宣誓效忠。后来，当贝克将军头脑逐渐清醒后常常抱怨自己，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拒绝宣誓，一走了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这样做。自此，军官团就通过入伍宣誓将自己与这位活生生的统帅捆绑到了一起。在这一年，军队统率机构没有发生变化。“元首”虽然现已是德国陆海军的最高司令，但国防部长却在他手下行使着指挥权，希特勒放手让军方自行管理，对其内部争端漠然处之。
　　当国防军机构与新组建的党卫队现役部队出现意见分歧时，希特勒坚定地站在了统帅部一边。在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催逼下，经过几次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原来准备由新成立的秘密国家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对军队现役军官进行监督的计划也被否决。当有关统帅部长官犯有同性恋过错的材料到处散发时，希特勒愤怒地制止了有关调查，并指示将这些看来毋庸置疑的罪行材料付之一炬。
　　为能使军官团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新的领头人，兴登堡去世后，布洛姆贝格，主要是弗里奇和贝克，多次劝导同前总参谋长闹翻的鲁登道夫将军与军队重归于好，因为鲁登道夫曾在一封信中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向总参谋长发出过警告。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认为必须劝诫德国人民投身一种新的信仰，根本不理会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而且生硬地回绝了在他70岁诞辰之日，以1918年在法国指导伟大会战的“统帅”身份，接受由希特勒签署命令晋升他为元帅的建议。他愤怒地说，他绝不会接受一个二等兵发给他的元帅委任状。
　　自解除了与苏联红军的关系以及与波兰的结盟之后，希特勒竭力与英国结好，并与其签订了一项旨在限制双方海军军备水平的海军协定，自此军事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莫斯科试图与国联和法国接近，而巴黎也力争与苏联签订牢固的协定，想再次恢复东欧、中欧和南欧的“小协约国”联盟体系，特别是要将捷克斯洛伐克袋括在内。当时还没有想到波兰。
　　希特勒利用法苏关于签订针对德国的互助条约的谈判，施展了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手腕。他决定，德国将单方宣布德国实施再武装，以实现与大国的军备均衡。与过去不同的是，直到这一行动之前军方的领导们才得知希特勒的这一企图。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这次他们仍未提出反对意见。但冯·弗里奇将军指出，希特勒曾说过，扩军这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休整期。外交纠纷无法避免，但军队的建设也不能仓促了事，弗里奇认为希特勒的这些话没有错。未来的军队建设必须符合保障帝国安全这一基本设想。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在一次讲话中对德国人民宣布，德国将再次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德国空军，建设一支兵力为12个军36个师的军队。1933—1934年所制定的计划被一个新的的扩军计划所取代。扩军不断加速，但这却为新组军队的内部建设带来弊端。
　　不久，国防军统率体制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布洛姆贝格一年后晋升为元帅，以便突出他对三军总司令的领导地位。统帅部长官改称“陆军总司令”，统帅部称为陆军总司令部。海军也同样套用陆军的称谓。
　　1935年6月1日，部队局改称“陆军总参谋部”，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再次复出，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军事学院也重新开学招生。1935年3月21日制订了一个新的国防法，同年5月以密级文件形式颁布，但从未生过效。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希特勒执政实践所遵照的大胆原则的一部分。按照新的国防法，战时“元首”将独揽大权，“元首”的指令由战争部长和陆军将军们付诸实施。全部的战时经济工作由一名新设立的“全权总代表”统管。以最高统帅部这种旧形式出现的陆军总参谋部永远消失了。而由国土防卫处、间谍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组成的国防军办公厅的地位却与日俱增。1935年秋，办公厅主任的职位由以勤奋努力、富于组织才能和认真仔细而闻名的威廉·凯特尔中将接任，从而替代了涣散、急躁和追名逐利的赖歇瑙。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任职是他在部队局结识的弗里奇亲自向布洛姆贝格推荐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弗里奇和贝克看来，战争部虽然需要一个部长工作班子，但不是一个与国防军有关的作战班子，凯特尔作为一名擅长事务工作的人，自然是个理想人选。后来，他熟练精湛地驾驭着国防军这部庞大机器，直到其末日。
　　现在在统率体制方面，有了一个只在形式上处于上级位置的战争部办公厅，还有陆军和空军两个总参谋部，海军仍像战前一样不设总参谋部。这些机构间很少有过协调一致，它为后来战时军队统率体制上的一番激烈争吵埋下了伏笔。这种争吵贯穿着将来的整个发展过程，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弄懂1938年1一2月间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而这些争吵也从未得到实际上的解决。1935年，贝克中将面临着一项巨大的任务。随着总参谋部的出现，军队传统的灵光又全部复活了。总参谋部军官的威望，有关总参谋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神话，完全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连希特勒都不能不为之倾倒。路德维希·贝克是一个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他常常宁愿从历史的角度而不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十分理解他的任务，并将其作为一种义务，这就是把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的精神学校再次推向高峰，并将其作为战争中的领导中心。在统率机构中，他作为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官员，位于“元首”、战争部长、陆军总司令之后，排在第4位。
　　扩军这一新任务，也使总参谋部有了很大的加强，原来部队局的4个处现在发展为总参谋部的12个处。恢复设立了中央处，训练处和外军处现分为两个处，增设了运输处、技术处、补给处、测量处、工事处和战史处。像过去一样，这些处根据不同的业务由5名军需长领导，副总参谋长仍由第一军需长担任。自1936年10月1日起，由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即冯·曼施泰因）任副总参谋长，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是老毛奇和施利芬作战思想的典型代表。
　　此外，总参谋部还下属18名陆军驻外武官、陆军战史研究机构、陆军档案馆主任、图书馆、绘图室和电影机构等。总参谋部共编有大约190名军宫，其中有不到1/3是重新召回服役的所谓“E”军官。1938年时，在柏林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187名军官中，有巧名是贵族出身，这在当时已资产阶级化的陆军军官团中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在整个军官团中，贵族出身的人所占的比重不到10％。
　　这是不是说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总参谋部已重现旧日的辉煌？看一看以下事实就可得出结论。首先，一条老规则依旧有效，即总参谋长没有指挥任何部队的权力。其次，按其地位，贝克是陆军总司令的而不是战争部长的首席顾问。在他与讳莫如深和深居简出的布洛姆贝格之间维持着一种冷淡的关系，而他与凯特尔将军的关系则更为疏远，甚至近于敌对，贝克从来就不喜欢凯特尔。1935年10月15日，在纪念军事学院成立125周年暨重新开学的庆祝大会上，贝克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个讲话似乎是他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在“元首”、战争部长和高级将领们出席的这个大会上，贝克从毛奇讲起，详尽地阐述了新的总参谋部根据传统规律所应遵循的工作原则，这就是富于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思维；对形势作认真细致的分析；行动时则要求果断、充满责任意识；避免“走马观花”和冲动轻率的决心。不知道希特勒在听完这个经认真推敲的讲话后该对他的总参谋长作何感想。在贝克所提出的要求中，有许多都与希特勒那没有系统和充满幻想的天性相抵触。贝克还强调指出，尽管在军事领域发生了技术革命，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丝毫变化。战争的执行者是人，而不是机器。
　　为了在陆军的仓促再建过程中不失去对它的监督，贝克将军在总参谋部内建立了一个专事研究现代重要问题和军事科学的部门。由于布洛姆贝格自行其是，希特勒当时因外交问题缠身，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贝克其人，因此这个新建部门的工作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贝克还交给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另一项任务，即以现代的视角考察一下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感问题。这位负责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独裁的国家，这一原则不再具有合理性。而贝克并不同意这一结论，他指出，这一原则并没有改变，至今依然有效。现代精神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参谋军官产生的影响日益明显。后来一些标准的年轻军宫秘密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就是总参谋部军官对贯彻领导决心责任感的佐证。
　　如果说后来的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出自于部队局这所学校，那么在贝克看来培养高级指挥官的任务就应是总参谋部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为自己选配了一批杰出的助手，其中有冯·曼施泰因将军，1935年任第l处即作战处处长，后任第一军需长；还有第二军需长哈尔德将军和第四军需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后者还参加了由贝克负责编辑的新作战条令的起草工作。在弗里奇的顽固坚持下，现在已放弃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提出的必要的“迟滞防御”的思想（弗里奇将其称为“有组织的溃逃”）代之以一种新的进攻思想。军事决断自然是由政治决定的，不管是弗里奇还是贝克，都不是希特勒侵略政策的捍卫者，希特勒将战争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
　　贝克在其默默进行的教育工作中一直要求，在危机时刻最高指挥权必须掌握在陆军和总参谋部手里，要求在具有绝对命令权的总体国家里，要维护共同负责的原则。这种绝对命令权不是指一般的批评，而是盲目的服从。然而不久，这种思想遭到了来自战争部和部办公厅，主要是国土防卫处的反对。在该处服役的中校军官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后来晋升为大将，并担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凯特尔、布洛姆贝格以及其他一些总参谋部军官一致认为，在现代的“元首国家”里，总参谋部已不再可能在和平时期担当制定计划和训练中心的传统角色，也不可能在战争时期担当指挥机构的角色。战争中，“元首”原则将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充其量也只能为领导在作战准备和实施中充当一名“助手”，根本谈不上独立判断。可是，约德尔将军在1942年晚夏在对高加索战局危机的判断中，却没有随声附和“元首”的判断。
　　此外还有一个继承问题。一次大战前经老总参谋部这所学校训练的军官，现都因年龄原因退出现役。新一代军官只经过魏玛时期国防军或者后来军事学院的培训，在某些事情上他们并不按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此外，总参谋长其人的影响范围也很有限。毛奇、瓦尔德泽、施利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有泽克特，他们的名字已远扬军外，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贝克将军尽管在小范围深受人们尊重，在较老军官中也算知名，但在公众面前他却是一个无名之辈。他的影响只局限于陆军总司令部。直到1938年弗里奇危机的这些年里，贯穿始终的就是陆军总司令部与战争部之间在统率机构中的地位和危机时期陆军的角色问题上所展开的激烈的唇枪舌剑。这不是一场针对希特勒的斗争，也不是一场对希特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斗争，而是一场与备受希特勒宠爱的战争部及其工作班子的争论。
　　1935年，弗里奇和贝克还坚信，在帝国防卫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能够与希特勒进行合作，在危机情况下也能够保持陆军的独立性及其决定性的作用。作为重要的和负有责任的顾问，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必须掌握作战指挥权，其他两个军种只能担当辅助角色。同时贝克再次强调，他与他的总司令一致认为，未来有德国参与的冲突基本是一场大陆性质的冲突，因此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将担负作战的最高指挥，也是在使用空海军问题上的最终决断者。
　　在这些事务性和专业性问题上，弗里奇和贝克及其副参谋长曼施泰因，不仅与弗里奇一直厌恶的布洛姆贝格，而且与空军总司令戈林将军发生过激烈冲突。作为部长并与布洛姆贝格同级的戈林，当时正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似乎除了希特勒就是他，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他将成为“国家第二号人物”。而事情的危险性却在于，戈林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而是希特勒宠臣中的一名纳粹高级领导。
　　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在一个问题的认识上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每一个军种都需完成其所应担负的任务，因此在和平时期就必须使三个参差不齐的军种习惯于相互间的协同，为此目的他认为需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国防军参谋部。按照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的性格，他宁愿与战争部长达成和解。自1935年就任国土防卫处处长的约德尔中校年纪轻轻，争强好胜。争论最后发展到一种荒诞无稽的地步，贝克竟禁止他的军官与“国土防卫处”的参谋军官有任何来往。而布洛姆贝格对解决国防军的领导权问题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各方之间充当了一名不称职的调解人。
　　虽然贝克至少在陆军将军们和陆军总司令部中重新赚得了声望，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建总参谋部的精神领导地位，但实施全军统一教育训练的思想却无形中丢失了。当前急需建立一个凌驾于三军之上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但这个机构一直未曾出现。在原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的领导下，虽然为能对三军种的参谋军官进行统一训练，将陆军军事学院和空军军事学院合并为“国防军军事学院”，但结果收效甚微，最后因毕业学员在重新分配上浪费大量时间而被迫停办。事实上，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和经全面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在统率机构的冲突上—虽然戈林参与了，但希特勒并没有介入—军宫团，甚至总参谋部内部的团结都已趋瓦解，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反抗政治领导、反抗希特勒的统一战线，实际上纯属幻想。
　　此外，迅速的扩军对参谋勤务的需求急剧增加。过去，总参谋部的那种定期交换前线与后方总参谋部军官的做法被完全丢弃了。另一个困难的问题是，要在精神上适应新组建的装甲兵、航空兵等新兵种。在一次大战前的训练中，这些兵种都是作为陆军的辅助兵种来对待的。贝克将军并没有固守自己的思想，但从他的本性而言他是一个考虑问题填密而全面的思想家。由空军高级军官充当其顾问的戈林极力主张，空军应作为战役手段来使用，应成为危机时刻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手段。在装甲兵方面，古德里安将军和内林将军通过对英法摩托化理论家理论的研究，提出装甲兵部队应利用无线电实施指挥，大量成建制地使用，形成一种类似于过去骑兵会战的场面，从而决定陆战战役的决战胜利。
　　在总参谋部，人们很少如此大胆，一般都极为谨慎。比如贝克就提出了一堆问题，如指挥作战问题、大规模坦克作战中的燃料补给问题、装备问题，等等。坦克在性能、装备、速度等方面的进步并不令人鼓舞，还缺少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古德里安建议，通过使用装甲师，以及随后跟进的摩托化步兵和自行炮兵，在航空队的近距离支援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取得决战胜利。古德里安的这一建议虽然尚未付诸实践，但却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并赢得了他的掌声。英国的评论家后来称这是陆军中的“坦克学派”。古德里安自己说过，直到1939年春，当总参谋部对装甲兵团的战役使用进行了首次演练之后，人们才“茅塞顿开”。在战争失利之后，他对那帮正统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大为光火。然而，装甲兵的理论是在而后的实际运用中不断加以完善和体现的。现在，贝克的总参谋部小心翼翼地权衡着所有的利弊，因为他们厌恶任何一种心血来潮的直觉。
　　此外，贝克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了帝国的防御问题上—现在当然是以进攻方式进行的防御，但尚未考虑在广大地域作战。鉴于现代经济战和同盟战争的特点，他不相信将来的战争只局限于作战双方，不相信只局限于一种严重的冲突范围内。与1914年相比，德国现在的处境要恶劣得多。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东南翼侧已失去安全保障。已具备强大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个楔子插人德国境内。1914年时所具有的内线优势，此时已因出现可实施远程作战的空军而不复存在。经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也因陆军的仓促组建而显得不足。因此，贝克对政治领导的要求是，必须尽力避免任何武装冲突的发生。而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的决心也同样不可变更：必须通过修改边界线和赢得空间来改变德国不利的地理状况，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至于双方观点的冲突何时爆发以及其结果如何，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贝克拟定的进军计划是以现有有限兵力为依据的，防御仍是最高准则。1937年出版了一部由后来晋升为元帅的里特尔·冯·勒布撰写的题为《防御》的书，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贝克制定的旨在对付法国的名为“红色”防卫计划指出，1935年以2一4个较弱的集团军在莱茵河一线实施掩护，另以一个集团军和西里西亚的军队对付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同时还制定了另一个旨在对付布拉格的进军计划，代号“绿色”。两个进军计划都是纯防御计划。与这一思想相适应，继续在东部奥得河一瓦尔塔河一线构筑工事。1936年制定了一个在西部构筑“西壁工事”的计划。没有迹象表明，直至1937年希特勒一直在酝酿着一个特别的军事进攻计划。持同样印象的，还有在此期间担任希特勒军事副官、总参谋部中央处处长的霍斯巴赫上校参谋。
　　自1935年夏，总参谋部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能将《凡尔赛和约》所划定的莱茵兰和西巴登非军事区重新纳入德国的国防势力范围。对此问题，《洛迎诺公约》规定不允许单方面解决。英法是莱茵兰非军事区的主要保证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是该条约的保护国。柏林和罗马的关系以及两国统治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希特勒的梦想中，意大利的法西斯总理如同英国的国王一样，是德国放手在东方攫取土地时所渴望得到的理想伙伴。但是，进一步接近墨索里尼的尝试并没有如愿，墨索里尼对多瑙河流域也抱有极大兴趣。匈牙利和曾在1934年镇压了一次纳粹暴动的奥地利，对意大利的专政统治十分好感。当墨索里尼1935年准备占领已加入国联的东非王国埃塞俄比亚时，所有这一切外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埃塞俄比亚皇帝向国联求救。由于德国的再武装而促使暂时与意大利建立统一战线的英法，此时对意大利提出谴责，并以有限的经济制裁相威胁。意大利在东非的行动受到极大约束，也失去了多瑙河的利益。正当此时，通常善于在这种时刻在策略上玩弄手腕的希特勒，向意大利法西斯伸出援助之手。此外，法国政府宣布它准备批准于1935年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
　　希特勒看到，在上述这些变故中使他取得了一个夺回西部非军事区的可乘之机：他声称巴黎与莫斯科的互助条约也是对旨在维持德法永久和平的《洛逛诺公约》的破坏。他决定进军莱茵兰，并将这一企图通知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考虑到与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间长时间以来的争吵，战争部长自然认为将希特勒的计划及时通知弗里奇和贝克是不适宜的，也许他还害怕遭到他们的抵制。柏林在莱茵兰问题上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有在欧洲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实际上，陆军只是由架子部队组成的，从长远观点看，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1936年3月6日，总参谋长才得知，希特勒准备于次日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贝克和弗里奇大惊失色，随即决定总共只能为这个过于冒险的行动提供一个较弱的师，实际上只有三个营渡过了莱茵河。本德勒大街的人们情绪紧张，气氛严肃。本来，英法是不能容忍这一行动的。1936年3月7日，一个星期六，希特勒在匆忙召集的国会上宣布，德国将撕毁《洛迪诺公约》，德国部队将开进莱茵兰—实际上早已付诸实施。后来他承认，他也极度紧张，担心他的西方列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推测是否会变为现实。
　　布洛姆贝格、弗里奇和贝克一直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大多数德国民众为此欢欣鼓舞。法国实施了部分动员，并占领马其诺防线。不管是巴黎还是柏林，都在等待着英国政府的态度。驻伦敦和巴黎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和库伦塔尔发来了令人悲观的消息：英政府以及刚刚执政的国王埃德华八世都不愿为《洛迦诺公约》而在莱茵河畔打仗。希特勒猜对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冒险行动可以顺利进行了。他的预见性为他增添了新的信心。他第一次对他的将军们不愿有所冒险以及他的战争部长的脆弱神经感到不可理解—战争部长曾一度想把部队撤回来。
　　1936年是不安定的一年。在希特勒兵不血刃地进军莱茵兰和墨索里尼经血战在东非立足之后，德国和意大利逐渐靠近。在奥地利，天平也随即向教会—保守体制倾斜。这个体制是靠着对大多数居民的独裁专政来维持的，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对纳粹抱有同情心。
　　在西班牙爆发了内战，佛朗哥将军在部分军队、法西斯和复辟—教会势力以及希特勒的支持下，发动了企图推翻合法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为支援佛朗哥，意大利决定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开赴西班牙。德国政府派遣国防军办公厅的瓦利蒙特上校作为军事专家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德国陆军为佛朗哥的军队提供了一支小型的教导队，空军提供了一支由航空兵和防空兵组成的名为“神鹰”的远征军。苏联和法国共同组织一支由自由反法西斯者（其中包括大量德国共产党员）组成的“国际旅”，以支持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成了将来世界观大战的试验场。德国人分为两派，分别在融字旗和苏维埃红旗下展开厮杀。在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人们以复杂的心态从纯军事角度静观着这场争斗。事情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还没有觉察到新的世界冲突的来临，也没有意识到加紧训练自己的而不是西班牙军队的重要性，以及储备大量昂贵战备物资的紧迫性。
　　1936年11月，冯·泽克特将军结束他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工作返回柏林。他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他不相信会发生全面冲突，但他预言未来24小时形势将会变得十分严峻。1936年12月27日，泽克特因心肌麻痹而突然去世，终年71岁。希特勒曾经倾听过他关于俄国一中国政策的论述，泽克特发现希特勒还能够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但希特勒并没有照着他的办。对于旧军官团来说，泽克特这位曾在那段艰苦和不安定的年月里，在精神和外表上给军官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走得过早了一点。甚至连希特勒也出席了泽克特的葬礼，但当随军牧师开始布道时，他却提前离开了。
　　1936—1937年冬，暗藏于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与战争部之间的机构之争，趋于尖锐化。为促进国防军的思想教育，布洛姆贝格筹办了．国防军沙盘作业演练。围绕此举的价值，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第一军需长冯·曼施泰因将军称这种沙盘作业的水平是十足的半瓶子醋。1936—1937年冬，在举行这种演练时，在弗里奇、戈林、布洛姆贝格之间经常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1937年1月使弗里奇都有了辞职的打算。最终还是布洛姆贝格做出让步，因为他深知陆军总司令超群的军事素质，担心会发生公开的决裂。
　　1937年6月24日，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就国防军在战时的指挥问题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指令，突出地强调了他应具有的最高指挥权，引起总参谋部的不快。指令中还指出，目前局势尚属平静，受大国进攻的危险尚不存在，但国防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果实施“红色”方案即以法国为主要对手，那么应将重点放在西部。倘若实施“绿色”方案，即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为主，那就应将重点放在对付东南部敌人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上。此外，还有两种情况：当维也纳的总理冯·舒施尼格宣布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时，将实施对付奥地利的“奥托”行动；为对付国际介入红色西班牙，将实施“里夏德”方案。另外还强调，有必要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动员计划（1938年9月在苏台德危机期间首次实施了局部动员）。
　　为对布洛姆贝格的指令做出回应，冯·弗里奇大将于同年9月就国防军统率机构和作战指挥问题拟订了一份备忘录，主笔自然是贝克将军和冯·曼施泰因将军。备忘录强调，在未来任何有德国参加的冲突中，陆军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无论海军还是空军都不可能决定战争胜负。因此，在危机时指挥三军作战的无疑是陆军，即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阵线已经分明，但始终未能决出雌雄。
　　此间，在苏联也上演了一出闹剧。就在布洛姆贝格在柏林颁布他的指令，并引起弗里奇和贝克的恼怒的同一天，在苏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批红军指挥员，即几乎所有曾参加过与德国国防军结盟行动的军官，都以反叛斯大林和为德军总参谋部充当间谍为由被枪决。此后，又有大约万余名指挥员和参谋遭此厄运，另有千余名军官被捕人狱。它表明，在独裁体制下，一个多疑的独裁者一旦幻觉出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时，都惯于残暴地对待其将军和军官们。关于斯大林采取此次行动的动因至今不明，是不是此前德国党卫队的秘密机构向苏联有关机构提供的关于苏联指挥员与德国军事机构来往，并意在瘫痪红军指挥的虚假情报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希特勒和希姆莱都多次对斯大林的这种行动方式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认为，在德国，他们也会在适当时机对其不满意或调皮捣蛋的将军们采取同样行动。
　　1937年9月，新建国防军在梅克伦堡举行了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者主要是空军。布洛姆贝格将此作为自己的一大成就。在希特勒的客人中间有意大利的国家首脑墨索里尼，他当时还兼任战争部长，对军事也极为在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成了朋友，德国的参谋军官们说，墨索里尼所表现出来的军事经验给德国“元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位身兼三职—国家首脑、党的领袖和战争部长的墨索里尼，自然是一个杰出的典范。而希特勒总有一种感觉，在他的将军们眼里，他虽然作为国家首脑而受到尊重，但人们总把他当做军事上的门外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突然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以及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弗里奇、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召集到总理府，向他们阐述了他对军事政治和军事经济形势的观点，在场的还有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装备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讲话没有留下来。但是，由于希特勒对军事政策的阐述使霍斯巴赫上校大为震惊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致使他会后根据记忆提纲掣领地整理了一份记录。后来这份文件（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在纽伦堡对战犯审判中以所谓“霍斯巴赫记录”的名字由起诉代表提出，用来作为希特勒战争计划的证明材料，并由此为世人所知。
　　在这个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中指出，解决“德国问题”只有靠使用武力这一条途径。接着，他提出三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1．在德国装备准备就绪后发动战争，但这不会在1943年之前；2．法国内政纠纷为发动一场（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译注）进攻提供可能性；3．法国被牵制在与另一国的战争中，比如意大利或在西班牙问题上。他继续说，不管哪一种军事行动，其前提是保障己方翼侧安全，即消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可以作为一支抵制苏俄的力量。
　　弗里奇还有布洛姆贝格反驳说，发动一场无论是针对英国还是针对法国的战争，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第二三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正准备启程前往埃及休假的弗里奇指出，如果“元首”真的认为局势如此严重，他情愿放弃休假。希特勒安慰他说，不要将他的话理解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这些内部的对话至少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已将战争作为未来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手段；而陆军总司令和战争部长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们不希望战争的意念。尽管除了约德尔的日记对此事记录在案之外，还搞了一个关于希特勒军事政策讲话的纪要，但冯·布洛姆贝格元帅似乎对希特勒的讲话并没有十分在意。了解希特勒的戈林曾说，希特勒当时只是意在“催促”将军们一下，因为他觉得军队武装的速度太慢了。可是，希特勒的讲话却真的使诺伊拉特和霍斯巴赫大为焦虑。诺伊拉特回忆起兴登堡临终时对他的叮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使德国人民免除一场新的战争。
　　在希特勒的讲话之后，诺伊拉特到本德勒大街拜见弗里奇和贝克，商讨如何使希特勒放弃其计划的办法。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弗里奇面见希特勒，从军事角度向“元首”阐明他的企图不可行的理由。同时，诺伊拉特也准备以德国外交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向希特勒作同样的解释。他们两个人对希特勒太缺乏了解了，加之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过问此事。此外，弗里奇也踏上了去埃及休假的旅途。连希特勒自己也没有预计到，布洛姆贝格的行动和奥地利事态的发展竟使他再次赢得胜利的机会到来得如此迅速。他向他的外交部长和将军们所阐述的思想，符合他奇思怪想的习性，但绝不是富于逻辑的计划。
　　弗里奇命令下属，在总参谋部内对“绿色”方案进行审查，以判定在西部边境对法国实施遮避的同时，利用大规模部队迅速取得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胜利的可能性。但他并不希望通过此种研究使该方案得到验证，而是希望证明这一行动在军事上是个乌托邦。他想利用这种途径为促使希特勒采取外交措施提供依据。
　　此前，希特勒还一直把这位大将视为军事上杰出的军事专家，对他十分放手。大概他还幼稚地以为，总参谋部是一个在任何形势下都能不断制定战争计划的机构。但是现在，当他从占领莱茵兰问题上得到令人沮丧的经验之后，他不得不认识到，总参谋部绝不情愿盲目地接受他的所有设想，这里的人们完全是另一种思想境界。但他并没有从这种推测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1937年12月，鲁登道夫将军去世。鲁登道夫不但曾向兴登堡而且也向弗里奇提醒过要警惕希特勒其人，自1923年慕尼黑暴动后他已看清希特勒的恶劣品质。他曾对弗里奇说过，希特勒对任何人都不讲信义，他也会把你出卖。在有希特勒和众多高级将领出席的鲁登道夫的葬礼上，布洛姆贝格向“元首”透露，他准备再婚。他的夫人已于1932年去世。他还说，他未来的夫人“曾有过一段事”。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暗示的内涵，随即表示了同意。
　　1938年1月12日，约德尔中校在国土防卫处工作日志中写道，元帅（布洛姆贝格）“出人意外地”与格鲁恩小姐结婚。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出席了在户籍登记处举行的简短的结婚仪式。连凯特尔将军在内—尽管凯特尔将军的长子正与布洛姆贝格的一个女儿相爱—任何人都不知道格鲁恩小姐是何许人。当这位新婚的冯·布洛姆贝格夫人在警察局办理迁入新居户籍登记时，一名警察官员断定，布洛姆贝格夫人就是当时担任帝国粮食署秘书的埃纳·格鲁恩，过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在警方登记在案。布洛姆贝格大概在1934年与她相识，但她一直对布洛姆贝格隐瞒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直至决定与其结婚。布洛姆贝格也曾对戈林说过，他未来的夫人出身于平民家庭。戈林只是认为，一个“纳粹人民国家”的高贵元帅选择一个来自于人民的子女为妻也并非坏事。
　　这位警官如实向上级做了汇报。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随即去见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以便验证一下这位新婚的冯·布洛姆贝格夫人是否就是埃纳·格鲁恩。凯特尔也并不认识部长的新夫人，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曾在布洛姆贝格母亲的葬礼上见过她一面，布洛姆贝格的母亲刚刚在前几天在埃伯斯瓦尔德去世。凯特尔因不久就要与布洛姆贝格家结为儿女亲家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1938年1月23日，凯特尔让黑尔多夫去见戈林，说戈林想必认识这位女士，因为他曾当过他们的证婚人。黑尔多夫希望凯特尔在布洛姆贝格从埃伯斯瓦尔德回来后当面与他一谈。凯特尔对这件不可思议的桃色事件也不无担心。鉴于国防军办公厅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凯特尔根本没有考虑将此事通报弗里奇和贝克。
　　在此期间，诺伊拉特有机会就11月5日的讲话与希特勒再次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向希特勒转达了将军们的想法，劝他尽可能利用和平途径达成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希特勒用低沉的语调说道，他不能等待。接着，诺伊拉特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愿为这种政策承担责任。希特勒不置可否地听任了这一辞职的威胁，但他终归是明白了，无论在总参谋部还是在外交部，都暗藏着一支抵制他的计划的反对派。
　　此间，围绕布洛姆贝格丑闻的事还在继续发展着。根据警察局的资料，戈林辨认出替察不认识的女士正是布洛姆贝格的第二位夫人。他对黑尔多夫伯爵说，他将亲自向布洛姆贝格挑明此事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但却于1月24日晚将此事告知希特勒。当希特勒从其一名文职副官即原来的弗里茨·威德曼上尉那里证实确有此事之后，大惊失色。他将布洛姆贝格提拔为元帅，还应其之邀做了他的证婚人，在希特勒眼里这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德国元帅；而如今布洛姆贝格却与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帝国战争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夫人的女人结了婚。与此同时，他不是从戈林那里，而是从党卫队首领—被弗里奇视为军官团里基督教保守势力的保护神，受到弗里奇的极度蔑视—那里，得到一份关于弗里奇的档案卷宗，1935年希特勒曾看过这份卷宗，并命令将其销毁。现在这份材料是一份复制件。根据一份多次入狱罪犯的口供说，陆军总司令曾于1934年触犯了刑法大典中的第175项条款[第175条是关于鸡奸罪的内容。—译注]。
　　起初，希特勒似曾打算让冯·弗里奇大将接替布洛姆贝格的职务。他曾指示下属将“冯·凯特尔将军”安排在他的身边，但最终还是决定启用国防军办公厅主任，从中看出希特勒当时对高级将领们，特别是对他们之间的纠葛了解得多么肤浅。现在，弗里奇的卷宗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1月25日，他向他的副宫霍斯巴赫上校表达了他对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谴责，并让霍斯巴赫安排弗里奇于次日晚到总理府来。霍斯巴赫副官深知希特勒善于对他的左右搞阴谋诡计，但他也没有立即察觉，一个不可告人的骗局正在展开，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败坏军官团首脑的名誉。霍斯巴赫向他的总司令提出了警告，弗里奇的第一句话是：“卑鄙的谎言！”但是，这个时候，他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对他个人名誉的低毁。
　　现在，摆在希特勒眼前的形势是，军队的两个首领已握在他的股掌之中，他必须亲自过问军队事务。下一步该如何走，像往常一样，多日来他举棋不定。1月26日，他单独接见了布洛姆贝格。中午，约德尔从凯特尔那里获悉，布洛姆贝格已被解职。后来，凯特尔得知，战争部长拒绝了希特勒让其立即离婚的建议。据约德尔说，布洛姆贝格推荐戈林作为其继承人。对这一建议，希特勒断然加以拒绝。据布洛姆贝格自己说，接着他提到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炮兵上将的名字。布劳希奇将军于1933年接任布洛姆贝格东普鲁士第1军军长之职，一直到现在。但希特勒并不知道布劳希奇是何许人。当布洛姆贝格于当日或者第二天向希特勒告别时，又向希特勒提出另一个想法：希特勒自己应就任帝国战争部长，从而直接掌握国防军的指挥权。在他眼里，希特勒是一个天才。此外，这也是对与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长时间争吵的最后报复。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那些老子们，对他的所有思想都拒之门外，从未听过他的话，看着吧，希特勒会治服他们的。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急于接受他的这一解决危机的方案。
　　1938年1月26日晚，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在霍斯巴赫上校陪同下，怀着一种愤慈和困惑的复杂心情来到总理府。围绕他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在德国的一名正派军官来说简直是无法想像的。希特勒和戈林在总理府等待这两位军官的到来。冯·弗里奇男爵以骑兵的名誉发誓，对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然而，这两位德国的最高统治者早已为他准备了一个无耻下流的罪名，一个军官的名誉担保显然无济于事。他们将一名刑事犯秘密带到总理府，当面与这位大将对质。罪犯立即认出弗里奇，说大将就是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犯鸡奸罪的军官，为了堵住他的嘴，弗里奇还被诈了一笔钱。弗里奇的事就这样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手中完结了，大将不得不步布洛姆贝格的后尘。
　　弗里奇沮丧地离开总理府。面对这种无耻捏造他又能如何呢？戈林试图与霍斯巴赫亲近，并请他向“元首”传话，说应将陆军交给他—戈林。他还准备从被他称为“灾难”的黑尔多夫伯爵身上捞取好处。就在那个晚上，在霍斯巴赫的催促下，希特勒将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从床上叫起来，传唤到总理府。他比弗里奇还要手足无措，还要困惑不解，他无法推测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笼罩在独裁者周围的阴谋和道德败坏的气氛，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希特勒对弗里奇的指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弗里奇被免职后，他就是驻柏林军队的最高级衔的军官，军队实际掌握在他的手里，但他不懂得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现在，弗里奇像布洛姆贝格一样被解决了。正直的霍斯巴赫上校不顾希特勒的禁令，还是将事情内幕通报了弗里奇，事后他如实地报告了希特勒。为此，霍斯巴赫上校也失去了总参谋部代言人和希特勒宠臣的地位。下一个问题是，弗里奇丑闻是根据弗里奇的要求送交军事法庭，还是像希特勒和戈林所希望的那样，专门为其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此事被搁置起来后，弗里奇没有力争为自己辩护，从而犯了第二个错误。虽然他作为一名军官应享有军事审判权，但却屈从于国家秘密警察的审问。当秘密警察官员开始在兵营里搜集罪证，并审讯弗里奇过去的勤务兵时，继弗里奇之后的最高军事当局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指责。
　　危机还在继续。在柏林，围绕布洛姆贝格第二个夫人的谣言四处流传。在省的军司令部里，人们一无所知。因为无论是弗里奇还是贝克，都不会将控告陆军总司令的事通报全军。贝克将军建议，将资历最老的军长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召到柏林。此时龙德施泰特正在东普鲁士领导一次旅行演习。希特勒禁止这样做，但随后又收回了禁令。原计划在1月30日纪念所谓夺权5周年纪念大会上希特勒要发表演讲，现在被不声不响地取消了。
　　纳粹部长中最有知识的部长—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这几天最担心的是，希特勒加害人人知晓和受人尊重的弗里奇大将的事一旦传扬出去，将会引发一场“将军暴动”。但是，弗里奇离政变的想法远不可及，贝克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考虑。此外，国家整部机器和全部通讯手段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希特勒为千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了面包，他正处在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即使弗里奇一声召唤，各军军长都聚集到他的大旗下，部队就会跟着他们走吗？成百上千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会因为军官团的荣誉受到蔑视而在这一时刻背叛他吗？像布洛姆贝格这样的人会把这种荣誉看得比一种桃色事件还要重吗？
　　在柏林，除了自认是国防军总司令候选人的戈林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即慕尼黑第7军军长冯·赖歇瑙炮兵上将。赖歇瑙错误地以为，他的第二次重大机会到来了。希特勒也确实正准备任命他为布洛姆贝格的接班人。然而，在柏林的所有将军们，从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到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都对此提出异议。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这位难以对付的“元首”面对的是一群有独立意志的高级将领。
　　凯特尔将军在其日记关于陆军总司令的记载中，再次提到冯·布劳希奇将军。布劳希奇将军是一个头脑冷静和思维清晰的人，是普鲁士将门之后。当时他正担任1937年新组建的莱比锡第4集群司令。在凯特尔眼里，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来自于近卫部队和总参谋部，对党保持严格的中立。布劳希奇担心会被卷入一起错综复杂的离婚丑闻之中。他也希望贝克将军能留任总参谋长，而此时希特勒却突然打算让另一个人替代他。最后，在他与希特勒做过一次谈话之后，希特勒表示同意贝克留任。
　　这样，弗里奇接班人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尽管布劳希奇在得知他的接任与一次最高领导层的大范围人事调动有联系时，提出了新的异议。布洛姆贝格的接班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希特勒拒绝戈林担任战争部长，而将军们则不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人选赖歇瑙。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决定不再保留战争部，而由他自己直接接管国防军的指挥权。同时，将凯特尔将军领导下的国防军办公厅扩充为“国防军统帅部”，作为他的工作班子。凯特尔是从希特勒那里得知此事的，希特勒当时还郑重其事地说，国防军的统一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凯特尔后来写道，他当时没有料到，他担任这个国防军统帅部长官的职务给他带来何等的苦难。
　　凯特尔过去就曾考虑过，为了在危机时期减轻战争部的负担，应将所有行政管理任务由一个由办公厅扩展而成的最高统帅的工作班子来统管。这个班子由他来领导。由于他对作战问题一窍不通，因此还设想设立一个国防军总参谋部，作为三军作战问题的领导机构。凯特尔认为，国防军总参谋长只能从陆军总参谋部选派，但这一点现在还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当希特勒终于在1938年2月4日决定将全部新的变动通报全民之前，赶在重要的内阁会议[希特勒夺权后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译注]开会前将柏林的高级将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概略地展示了目前的危机。第一军需长冯·曼施泰因是惟一一位敢于提出反问的军官，他问道：是不是应设一名国防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水到渠成。
　　1938年2月4日，德国舆论界获悉一条使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帝国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出于健康原因离职，“元首”自己已接管国防军最高指挥权。
　　现在的口号是：权力集中，高层军官年轻化。没有成见的旁观者势必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一场瘟疫似乎正在将军们中蔓延。随着弗里奇和布洛姆贝格离职，一大批高级将领也出于健康考虑相继离职，几乎全部是泽克特学派的人，其中包括骑兵总监和情报部队总监冯·波格雷尔将军、冯·尼贝尔许茨将军和陆军人事局长冯·施韦德勒将军，这些人都是按照弗里奇的意思与纳粹党保持着距离。施韦德勒将军的继任者是凯特尔的兄弟博德温·凯特尔少将，做如此安排是为了使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在陆军中发挥更大的影响。
　　军队默默地听任着事态的变迁。希特勒在对将军们讲话之后说，他现在知道了，所有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瓜蛋。他和戈培尔并不害怕一场暴动，他们惧怕的是陆军军长们采取联名辞职的抗议行动。然而此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弗里奇才看到，他的下台所关系到的事情要远远超过他的个人荣誉。在起诉弗里奇的军事法庭上（刚刚晋升为元帅的戈林也到场），为弗里奇进行辩护的辩护律师冯·德·戈尔茨，当众揭穿了一个由国家秘密警察制造的令人毛骨惊然的把戏。他经长时间调查终于查明了真正的罪犯，就是那个曾遭到被希特勒和戈林用来作见证人讹诈的人，此人是一名退役骑兵上尉，名叫冯·弗里施。秘密警察利用两者近似的名字炮制了“弗里奇”卷宗。对这件事舆论界一无所知，弗里奇在众人不知的情况下被默默地恢复了名誉，但自此再也没有出头露面。像贝克将军这样的一些人现正准备被迫引退。但贝克还认为目前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他对总参谋长说服希特勒放弃其战争政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现在，斗争目标已不是针对国家首脑个人，而是要对政治领导施加重大影响。
　　在撤销战争部之后，随着希特勒直接掌握国防军的指挥权，全新的统率机构成了类似于封建专制体制之初的形式。国防军统帅部除接管了原战争部的重要任务外，还接管了三个军种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任务。希特勒在国防军统帅部内设立了一个工作班子，这个班子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事内阁。此外，他还设立了一个类似于过去副官署的国防军副官处，由一名副官长和三个军种的三名副官组成。
　　国土防卫处在布洛姆贝格时期，曾被人们视为未来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现在虽被改称国防军指挥局（战时改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但再也不是一个为希特勒在作战或军事问题上提供咨询的机构，它既没有明确的任务范围，在统率层也没有获得相应较高的位置，倒更像希特勒的一个研究机构。国防军指挥局下设作战处、军需处（负责三军军需）、组织处（负责兵员补充），以及情报处和国防军宣传处，此外还有多名与党的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少先队和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进行沟通的联络官。1939年在该局服役的约有15名军官，战时增加到约40名。从国防军指挥局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新任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多么想极力避免使各机构的责任权限清晰分明。他认为，大家都为权限进行激烈争吵要比和平相处更为有利，因为这可以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直到1939年，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与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局之间的“备忘录之战”一直没有间断。布劳希奇在一份新撰写的备忘录中，要求组建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帝国总参谋部，其中陆军应担任领导角色。1939年3月，凯特尔在一份委托约德尔拟订的备忘录中反驳道，现代战争不再是一种仅仅有关战略、进军计划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依靠经济、技术和宣传上的权衡。所有这些领域的协调，都是国防军指挥局义不容辞的任务。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协调的可能性。
　　现在，国防军的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炮兵上将。凯特尔出身于汉诺威一不伦瑞克承租王室领地的地主家庭，最初也是一名炮兵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海军陆战队任首席参谋，积累了一些陆海军机构协同的经验。在原部队局二处时，在边防和秘密扩军问题上他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专职人员。在军事组织和军事管理方面，无疑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也特别适宜在国防军统帅部内掌管大部过去由国防部行使的管辖权。就此而论，他是一名专家的典型，这正是毫无系统性可言的新任总司令所需要的。凯特尔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在法庭上表示，他是一个军人，无论对皇帝、埃伯特，还是对兴登堡和希特勒，他都同样鞠躬尽瘁。作为一个人来说，希特勒对他而言始终是个谜，他从心眼里钦佩希特勒的天才，但同时希特勒又使他有一种毫无自卫能力的畏惧感。使他永远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是，希特勒最终以自杀方式摆脱了所有责任。还有一件事他觉得有点蹊跷，他从未带兵打仗，但最后希特勒却将他提升为元帅。但有一点他是绝不会做的，即支持国防军反对希特勒。他始终是一个负责军事管理事务的长官，他不仅得到其主子的感激，也赢得其老同事们的肯定，他的同事们在与希特勒不断加深的矛盾冲突中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最终都一无所获。
　　严格说来，1938年2月有4个总参谋部同时并存：国防军统帅部及其指挥局；陆军总参谋部；空军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战时改称海战总部）。此外还有一个副官处，配备多名对希特勒俯首听命的年轻军官。贝克将军起初想，依靠个人的身份拉近总参谋部与国防军指挥局之间的关系。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给予高度评价和性情温善的总参谋部军官马克斯·冯·菲巴恩少将。可惜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只有几个星期便无力承担这一棘手的职务。国防军指挥局的工作移交到约德尔上校的手上。希特勒对约德尔赞赏有加，而约德尔则将希特勒视为德意志民族的革新者。约德尔认为希特勒说过的一句话极为正确：政治实际上就是战争。他深信，现代总参谋部军官的最高义务就是为一名新的杰出领袖充当助手。在对总参谋部军官任务的看法上，约德尔与贝克之间再没有可沟通的余地。但两者的结局都是可悲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于1946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推上绞刑架；1944年7月20日晚，退役大将贝克在两次自杀未遂后被一个不知名的上士击毙。
　　贝克将军在1938年以后的时间里，断绝了与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所有关系。对总参谋长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能从他新任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布劳希奇出身于西里西亚旧贵族家庭，是在近卫军和总参谋部中长大的，在政治上基本保持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在需要定下重大决心时，他往往犹豫不决。他常常采取一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令人头疼的问题先放起来，重要的问题先挂起来，这应了一句老话，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在需要他决定重大问题时，他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之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就是1941年11月莫斯科会战危机期间，当时他的身体已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对贝克来说，布劳希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靠山。
　　1938年3月，确定要在图林根举行一次总参谋部旅行训练，有冯·布劳希奇将军和众多军需长参加。此间，鉴于纳粹对奥地利的影响不断增加，奥地利总理冯·舒施尼格打算通过全民投票来加强他的地位，希特勒随即便决定对他憎恶的维也纳教会独裁体制采取军事措施。1938年3月10日18:30，由冯·博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突然实施动员，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边境，举行了一次假演习，向舒施尼格政府施压。
　　谁也没有料到进军奥地利的“奥托”方案付诸实施了，这一方案是布洛姆贝格在1937年国防军指令中提出的。在柏林，凯特尔将军问贝克，为实施“奥托”方案都准备了些什么措施。贝克回答，“没有措施，任何措施都没有”。总参谋部拒绝对布洛姆贝格的指令进行进一步完善。为准备工作预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个小时。贝克知道，现在只有靠临时应急安排，他要求制订德军开进奥地利之后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介入情况下应遵循的行动准则。布劳希奇对将来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也十分担心。在国防军指挥局，冯·菲巴恩将军已身心憔悴，体力不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几天后他便退役。
　　事态的发展与人们预料的并不一样。在奥地利，纳粹分子暴乱闹事。布拉格的捷克政府动作迟钝，反应平静。巴黎和伦敦对舒施尼格政府的求救呼声报以冷淡，而墨索里尼则给予希特勒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当德国部队开进奥地利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希特勒的声望大增。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奥地利联邦军也被并入德国国防军。希特勒1937年11月5日的第一个多少有些幻想式的企图，出人意料地迅速实现了。现在，他该准备“除掉”捷克斯洛伐克了。被夹在已为德国占领的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省中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其战略处境已变得无可救药。在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旧奥地利问题在等待希特勒去解决，即生活在波希米亚周边地区和奥地利一西里西亚地区的苏台德德国人的命运问题。1918年，为人民自决权奋斗的战胜国禁止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合并到德意志共和国。而现在，在英国却有人主张，如果希特勒能确实给人民以自决权，那就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
　　还在1938年4月，德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凯特尔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一次快速行动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势必会促使法国，甚至还有英国介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战时兵力有43个师。德国军队1938年4月只有23个师，另有装甲师、骑兵师和山地师各一个。其他的装甲师和轻型摩托化步兵师，都是架子部队，要将这些部队扩充满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贝克将军发觉希特勒的进攻欲望后，变得寝食不安，如坐针毡。长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对于部队局的军官们来说是最棘手的问题。布拉格根据德军正在集中的错误情报进行了暂时动员，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向世界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战争欲望的大好机会。一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成了合法的行动。
　　在2月份的人事调动中，贝克将军失去了他最亲密的同事冯·曼施泰因将军，后者被任命为一个西里西亚师的师长，曼施泰因的位置由哈尔德将军所取代。哈尔德要比贵族和军人气质浓厚的曼施泰因将军对政治感兴趣得多，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贝克停止了每年一度的大型总参谋部旅行训练，转而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法国在介入之前，德军能否以一场闪电式的作战将捷克军队击溃。研究结果表明，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可能会引起法国和英国，甚至还有美国的介入。多线战争是无法取胜的。
　　贝克将研究结果报告希特勒。希特勒安慰他说，他保证无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贝克要他为此做出担保。希特勒回答道，军队是政治的工具，它必须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而不是讨论。现在，贝克将军已经做好准备，对他无法同意的命令不承担责任，他认为有必要对政治的优先权提出异议。贝克将要踏上一条对抗国家领导的道路，这是一条其前辈从未踏及的路。对这个一贯谨慎从事的人来说，定下这样一个决心实在是太难了。
　　贝克将军打算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发出一个警报信号。他想对希特勒的主动进攻提出抗议，以此来促使陆军的将军们采取集体行动，迫使“元首”和总理以及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停止一切战争准备，至少可以暂缓，直到军事政治形势确实恶化时。尽管他的好友第四军需长卡尔·海因里希·施蒂尔普纳格尔中将曾建议他，必要时是否考虑将这种集体行动变为军事行动，但他从未想过对这个独裁的党派国家采取行动。摆在贝克眼前的现实是，希特勒通过组建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局，以及秘密集中营，已将航向改变。陆军总参谋部所有的军需长和处长们都对他所下定的决心大开绿灯。因此，不夺取政权和军队指挥权，总参谋部根本不可能敦促希特勒改变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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