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 [德]瓦尔特·戈利茨
第一章 先驱　
　　——弗里德里希时代普鲁士的
　　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
　　提到战史这个概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在普利亚平原奥凡托河畔的坎尼附近，以5万人歼灭罗马8.6万人的场景；或是1757年严寒的12月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西里西亚的洛伊滕附近，打败占绝对优势的奥地利军队的会战；或者是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取得的改变欧洲面目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的胜利。通常，人们考察战史的基本目的，无非是使过去的战争行动神圣化，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或者是，如果从科学角度考察，弄清每一场战争所犯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在这里，我们对这种考察战史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深信，在当今文明世界里，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终将被淘汰，尽管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研究一个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十分重要的组织的发展过程像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在半个世纪里所书写的复杂历史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有别于一般考察战史的形式。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以及会战，只能作为考察的框架，重点在于抓住构成军史和战史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法的多种表现形态，无疑是不同政治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战争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决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伟大思想和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产生完全是与欧洲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它与30年战争（1618—1645）末各封建王朝相继组建常备军之风的盛行有密切关系。普鲁士总参谋部形式的逐步完善，以及在普鲁士改革时期能达到参与军事决断的高峰，都绝非脱离历史的偶发事件。
　　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为创建常备军奠定了基础。军队如同一个大夹子，把通过占领、收买或继承的各片领土—库尔马克、东普鲁士，以及马尔克和拉文斯贝格等西德意志领土，杂乱地夹在一起，混成一个王朝。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普鲁士民族，倒是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和一个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在精神上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易北河东岸的容克阶级，以及整整两个世纪把持大部军官职位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一部分贵族家庭的历史与总参谋部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些容克阶级在精神上和构成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依靠息金生活的莱茵—施瓦本—法兰克的富庶贵族。这些在经济上弱小的普鲁士乡村贵族，被迫挤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其子弟大部都投身于军队或政府机构。根据当时的军官花名册可以断定，像布洛克、克莱斯特、戈尔茨、马尔维茨、曼陀菲尔、施维林或舒伦堡等家族，都是向军队输送大量将军的家族。从血统上看，除一部分老斯拉夫血统的家族，以及迁徙来的法兰西—胡格诺教家族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波兰小贵族家族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波兰人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由于波兰—立陶宛联合帝国的衰败而被德意志同化的。他们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出身平民或农民家庭的子弟通过参军立功被封为贵族，从而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大多都与普鲁士乡村贵族有联姻关系。
　　但另一方面，普鲁士军队的伟大改革家却没有一个出身于普鲁士乡村贵族家庭，这种现象似乎并不罕见。被称为18世纪普鲁士总参谋部理论鼻祖的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出身于符腾贝格·施瓦本的男爵家庭。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的。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也出身于平氏家庭（他的家庭所享有的贵族封号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自1640年大选帝侯执政，一些后来被称为总参谋部勤务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当时的人们对于总参谋部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且当时也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大选侯凭借他个人的才能，集军队统帅和国家首脑于一身。军队指挥和军队管理均由最高统帅一人独揽。“最高统帅”这一称谓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直到191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才被废止。
　　大选侯创建了一个作为平时和战时军队最高的中心机构，即所谓的“元帅局”。该局由一名“军令元帅”领导，配备两至三名“侍官长”作其助手。军队管理机构即“最高军事委员会”起初也隶属于军令元帅。
　　大概是仿效当时在北欧和中欧备受推崇的瑞典军队；最高统率机构逐步由“军需总监部”所代替。这个机构的任务与后来总参谋部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它主要负责管理工程兵勤务，选择和监视行军道路，选择宿营地以及构筑阵地，总之是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勤务，即军事交通勤务，军队全部运输交通事宜均由一名“车辆总监”负责管理。
　　据1675年的档案资料记载，首任勃兰登堡军需总监是工程师格哈德·冯·贝利库姆（或贝尔库姆）中校，在他手下还配有几名军需少尉。然而，军需总监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当时的所谓“总参谋部”同现在的总参谋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指的是那些直接为最高统帅服务，但并非固定编制在团队里的军官们的总称。
　　到了大选侯的继任者，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执政时期，“元帅局”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由行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
　　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作为一国君主，再次将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集于一身。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原则得到了完全充分的体现。军官职位成了贵族的特权，军装成了统治阶层的国服，不久也成了社交生活中的最受青睐的服饰。容克阶层虽极力想阻挠军官团[军官集团的简称。下同。—译注]的封建化，但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军官团的封建化进程终于完成了。容克在国王面前所作的入伍宣誓，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军官将自己视为君王的臣仆，君王是国家的化身。军队的道德基石是建筑在对个人人身忠诚概念之上的。正是这一点赋予普鲁士军官以及而后的德国军官以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直到20世纪。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普鲁士完成了一部不成文的服从法规，但是服从也是有界限的，在上帝和荣誉面前，服从便退居次要地位。普鲁士的容克阶层还不是一个由大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等级意识和荣誉感的领导阶层，他们对荣誉的敏感有时会使这种荣誉感达到荒诞的程度。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特·冯·兰克曾对普鲁士容克阶层在选择荣誉还是服从时的内心矛盾做过中肯的描述。在发生工业革命和出现民众性军队后，一切等级制的束缚逐渐消亡，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服从概念，这种服从基本不是由荣誉决定的，而是由依附关系来决定的。
　　大选侯的勃兰登堡军队拥有3.1万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其扩充为8万人，同时实行划区征兵制，即为每一个团划定一个补充兵员的区域。这种征兵制是义务兵役制和雇佣兵制的混合物。当弗里德里希大王1786年去世时，军队已达20万。军队人数的这种增长，以及占领西里西亚和1772年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说明普鲁士已跻身于强国之林。
　　弗里德里希大王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干的统帅，他不需要总参谋部，他只需要军事助手。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得到了最全面的施展和最充分的体现。国王的侍官长作为辅助的执行人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侍官长中最有才能的也许要算汉斯·冯·温特费尔德将军，当他正当年时于1757年在七年战争中阵亡。1756年他在执行国王下达的任务时，就曾在七年战争爆发前进行过拟订动员和进军计划的工作，这已属于典型的总参谋部勤务。
　　当时的军需总监部是一个介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在军需总监部工作的约有25名军官，但真正的军需总监部军官通常为2—5名。隶属于18世纪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前身的还有担负传令、信使和监视勤务的“野战猎兵队”和“旅少校”的办事机构。野战猎兵队中的所谓“纵队猎兵”，其主要任务是在缺少足够地图的情况下，勘察地形和为行军部队指引道路。“猎兵队”由一名“骑兵队长”领导。“旅少校”相当于机动的秘书官，负责为将军们起草报告和拟订表格清单。
　　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王为军需勤务拟订了一份训令，把所谓“设营术”作为军需勤务的主要任务。训令规定，军需总监部应负起诸如选择行军道路和宿营地、构筑野战阵地等技术性任务，以及情报和间谍勤务，以减轻最高统帅的负担。
　　这些任务与侍官总署在许多方面造成重叠。侍官总署是普鲁士军队独有的一个机构，它成了孕育后来的所谓国王军事内阁的胚胎，后来与总参谋部一直处在激烈的对抗之中。起初，侍官总署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有关军官的人事问题，当然任何一个有关军官人事的最后决断，都是由君王做出的，君王的这种特权一直保留到王朝即将覆灭之日。
　　弗里德里希大王扩展侍官总署的职能，其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独自领导军队的情况下，需要的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制订计划的顾问。此外，在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普军还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指挥方法，即在总任务框架内，对军队实施间接的指挥。在七年战争中，由于战争是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东普鲁士、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等众多战场上进行，国王因此有时也向某个战场派遣一些由一位将领指挥的独立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常的“纵队猎兵”和“旅少校”发挥其各自职能外，国王还向这些指挥官身边派遣若干侍官长或侍从官—相当于后来的参谋军官，只不过这些参谋军官当时还没有专门的称谓和进行相应的训练。
　　从1758年起，只设一名侍官长，并为其配一名负责文书工作的秘书。最著名的一位侍官长要属海因里希·威廉·冯·安哈尔特（1734—1801），他是安哈尔特—德绍的威廉·古斯塔夫太子和一位传教士的漂亮女儿的私生子。威廉·古斯塔夫之父是18世纪初普鲁士军队伟大的操典大师。
　　军需总监部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辅助组织，与18世纪战争的要求基本相适应。当时，各王朝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为达到获取领土或地位等有限目标，他们所运用的政治、经济、民众力量和军队数量也是有限的。由雇佣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对王朝而言是一个昂贵的工具，供养起来需耗费大量资金，一旦损失更难以弥补。由于受军需仓库束缚而形成的笨重的供给体制，使军队不可能在广大地域作战。
　　为防止雇佣兵夜间逃跑，每支军队都不得不在夜间布设哨兵线和骑兵巡逻队。因此，在选择野战宿营地时，对行军道路的计算十分谨慎和精密。军需官担负的“设营术”，表明当时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成了一种可以充分和精确计算的战争，而到了18世纪末则逐渐发展成一门“军事数学”的科学。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思想先驱冯·马森巴赫上校认为，高超的和充满艺术性的机动以及兵不血刃地智胜敌人，要比在会战中取得胜利高明得多。通过一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灭战的胜利，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更不用说消灭敌国人民的思想了。作战不是人民的事，而是王侯及其军队的事。在欧洲特别是普鲁士，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并富于教养的平民，对军队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武夫是粗野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可惜还有那些代表贵族的军官，都是狂妄自大和不学无术之徒。
　　在这个以宫廷贵族为主体，并建筑在一致的荣誉观和礼教习俗的世界上，自18世纪中叶在精神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资产阶级的权力意识，及其在贸易和经营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干，打乱了建筑在出身基础上的封建秩序。在军事方面，炮兵、工程兵和工兵上升为第三兵种，在革命的法国，工程兵已在18世纪末有了第一个装备系留气球的飞艇连。普鲁士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最初就是一名汉诺威的炮兵军官。
　　在普鲁士，这种悄然无声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就是在炮兵和工程兵军官团中平民军官数量的增多，以及他们与从事科学工作和在思想上有共同语言的平民成立各种社团，出版一系列军事期刊杂志。这一切对于百年前的粗野愚昧的库尔—勃兰登堡军队来说根本是无法想像的。在这些军官中有部分人甚至已对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进行讨论，譬如军官仅仅骑术好、剑术好、射击好和能吃苦就足够了吗？军队的军纪是不是只有靠对惩处和军棍的惧怕来维持？这一切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即将出现。
　　1776—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是第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民众战争的范例，它与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进行的那种目标有限、可以精确计算的战争形式已大相径庭。各王朝进行的王位继承战争或掠夺战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众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由农民和平民组成的未经训练的民兵，第一次战胜了英国将军们运用的计谋战略，打败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和黑森军队。事实说明，计谋战略在大西洋彼岸的广袤土地上已完全失效。
　　欧洲两位伟大的军事改革家马基斯·冯·拉斐特和奥古斯特·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有机会第一次学习这种新型的步兵战术和民众武装的作战方式—前者作为一名法国军官曾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后者曾随普鲁士的一支猎兵队在美国作战，这支猎兵队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边区伯爵租赁给英国国王的。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还有作战方法的革命已宣告开始。
　　此时，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普鲁士人却依然沉缅于昔日的辉煌中，他们自以为普鲁士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集各国思想之大成而形成的、呈几何图形的传统线式战术（普鲁士人曾用它取得三场战争的胜利），是建筑在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和不可变更的固定行为方式的体制之上的，最后发展成一种理论，认为战争艺术是一种可以进行数学运算的科学。普鲁士炮兵上校冯·滕佩尔霍夫（鲁登道夫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家庭）、富于想像力的军事理论家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以及军需总监部少校克利斯蒂安·冯·马森巴赫，是最为著名的“数学派”的代表。因生活放荡而被解除军官职务的比洛，希望通过他出版的关于数学战争体系的书而恢复他在军需总监部的职务。法国—瑞士军事理论家巴龙·若米尼当时将总参谋部勤务都统统囊括在“后勤”之中。
　　弗里德里希大王僵化的军队体制，其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能力的局限，以及20万大军驻在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至下莱茵的广大地域的现实，使普鲁士军队的高级领导层逐渐官僚化。而这种领导层的官僚化通常是缺乏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的旧体制的突出特征。
　　新国王关心的是竭力维护他“最高统帅”的特权。另一方面，他的能力也不足以使他独自承担繁重的国务。因此，他扩展了侍官总署的职能，国王“特派侍官长”成了君主的首席军事助手，虽然其军衔大多为上校，但却是大权在握。此外，1787年还组建了一个“最高军事委员会”，成为管理军队全部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后，全部军事和民事事务均由“总监部”负责。“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没有严格上下级关系，同时也没有明确权限的机构，委员会设一名名誉主席，一名主席，以及“第一战争部长”和“第二战争部长”，当然他们都不享受真正的部长待遇，也没有真正的职权。原来的“军事部”仍保留下来，归“总监部”领导。还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时期，为了监督装备和训练水平，每个省设一名步兵、骑兵总监，全国设一名炮兵总监，他们只有监督权而没有任何指挥权。
　　“最高军事委员会”下设3个处，分别负责部队事务、动员；补给、被服和兵器；以及伤残事务。在理论上，侍官总署和军需总监部也隶属于“委员会”。侍官长通常都由步兵军官担任，负责处理军官人事、驻防、装备和操典等问题。这些任务在后来的现代组织机构中，一部分由战争部负责，一部分由总参谋部负责。在这一年，军需总监部有20—24名军官仍负责“设营术”领域的任务，但他们首次有了自己的军装，并因此增生了本部门的荣誉感。
　　1789年的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革命的民众武装战胜了旧王朝的僵化军队，这一切都极大地震撼着普鲁士人的心灵，在特权阶层高傲自大的内心则隐藏着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产生了人类自由、平等的伟大思想，而且也产生了民族主义、“民众武装”和民族战争思想，当然还有军国主义和现代总参谋部。当1792年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统治者派出其笨拙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抗法国革命时，法国新的统治者则把希望投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情感。国民议会委员迪布瓦·克朗斯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呈交了一份关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议案，并很快形成法律。各国王侯的十字军征讨遭到惨痛失败。
　　当时，不仅像康德、赫德、席勒、斐希特这样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起初对法国革命表示热烈欢迎，而且一批年轻的普鲁士军官也对在巴黎发生的事情产生极大兴趣，如军需总监部的冯·克内泽贝克少校、马森巴赫，以及东普鲁士尚不知名的步兵少尉冯·博因等。博因当时曾一语惊人，他说对于普鲁士利用划区征兵制征召来的士兵来说，保卫祖国无异于对贫民施暴。一些军事著作家极力赞同这一新思想，如上文提及的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和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还有侍官长冯·安哈尔特。贝伦霍斯特要求废除职业军队，代之以基干部队并以民兵作为其补充。比洛认识到法国步兵散兵战术这种新型作战方式的伟大意义，同时摈弃了他曾极力推祟的军事数学理论。但是，法国的新思想、新精神并没有在普鲁士最高军事委员会和侍官总署引起共鸣。
　　尽管如此，面对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柏林的人们也在思考着军队的变革。为此，1795年成立了“直属军事组织委员会”，作为新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委员会”由老元帅冯·默伦多夫领导，他对现行体制的“好处”一直抱有怀疑。他行动迟缓，顾虑重重，作为一名改革者又显得有些名不副实。各种机构纷繁多样，但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在机构重叠和权限不清的混乱之中，侍官长却在实际运作中逐渐成了国王军事内阁的领导，这种结局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及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所期望的。
　　也正是在1795年，冯·马森巴赫少校起草了第一份重要的条陈。在条陈中，他提出应赋予军需总监部以全新的任务。他认为，鉴于战争的多样化，应密切战争指导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平时就应制订符合实战的战争计划。这一工作必须由将来的军需总监部来完成。为此，军需总监部的军官应当接受特殊的训练，也可在外国军队短期任职，或在外国研究机构从事短时间研究工作，这就是后来武官思想的渊源。马森巴赫是他自己事业的极不称职的维护者，他自大狂妄，常常口出狂言，在1806年战局的作战过程中因犯错而被解职。然而，他在普鲁士是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第一人，这一评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尽管他的思想之花在当时还尚未结出果实。
　　翌年即1796年，军需总监部开始接受一项对后来而言是典型的总参谋部的工作，即地形测量和绘制作战地图。当时由于还没有普遍使用平板仪，测绘地图的工作只能靠现地绘制略图的方法进行。为此，军需总监部增加了13名“工程—地理学者”。此时的军需总监部部址设在波茨坦的王宫里。工程－地理学者大都出身于平民阶层，因为容克阶层的人认为，操持圆规和彩笔的工作与他们的身份是不相称的。
　　革命战争动摇了全部的战争形态，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必然给普鲁士军队的发展以深刻影响。革命战争使作战地域和战争目的有了空前的扩展和延伸，战争本身也变得更加残酷。民众性军队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发生了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且与一种重要的生物现象，即当时欧洲各国人口在1800年前后的迅速增加密切相关。
　　现在，已经军事化的革命群众抛弃了18世纪王朝战争的一切陈规旧习。很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拿破仑这个第一位被革命解放出来的法国人民组成大军的天才统帅，没有颁布过任何新的形式化的条例。战争在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新型民众军队要求一种由各兵种混合编成的固定战术分队为基础的、更为合理和强大的编制体制，以及新的指挥方法。在革命年代，法国在莱茵河畔、南德意志、比利时、意大利北部、埃及、叙利亚、印度西部、法国南部和西部，对普、奥、俄、西、撒丁、英国军队，以及麦默洛克雇佣军、奥斯曼军队和在海地暴动的黑人，还有本国的反革命部队，展开全面作战。
　　拉扎尔·卡诺这位革命时期法国第一任新型国防部长、被誉为“百胜之军”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组织者，出生在勃良第的一个平民律师家庭，最初是一名工程兵军官。到1794年9月，法国已有百余万人拿起武器。由一位统帅来指挥这样一支百万大军，对分散在各战场上的军队实施直接指挥，此时已是完全不可能了。已动员起来的庞大军队必须按军、师的编制进行组编。新时代的师是由各兵种部队编成的固定战术单位。同时，卡诺的国防部办公室成了第一个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在这个办公室里，甘做无名英雄这一特点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也有意对此加以强调。关于这一点泽克特曾说过，总参谋部军官是无名无姓的。
　　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负。这一变化发端于革命战争，是一个逐渐失去个性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与庞大军队时期的到来相适应的。卡诺的办公室仍不具有指挥权，更没有制订战略计划的权利，基本是一个负责收容、补充人员和物资的机构。然而，组成师、军和集团军的各单位，已经使用专业人员去执行命令的传输和监督，以及组织和供给工作。一批正规的总参谋部军官正在形成之中。
　　战争已成为民族为争夺幻想中的和既成事实的权利以及像20世纪希特勒所说的为争夺生存空间的争斗。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逐渐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隐名埋姓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军官的晋升不仅不再只由出身来决定，而且还要视其是否具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点上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要求之严要胜过军事机构中的任何集团。
　　各欧洲国家的总参谋部，是在新的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与旧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冲撞中发展的。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和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创始人沙恩霍斯特，曾试图在军事领域寻觅一种新旧世界的综合物。与他同时代的在内政方面推行改革的帝国男爵施泰因，也曾竭力做过这种尝试。 　
第二章 创始人　
　　——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理想主义时期）
　　1800年，年已45岁的库尔—汉诺威炮兵团中校格哈德·约翰·达维德·沙恩霍斯特，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上书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恳请加入普鲁士军队。沙恩霍斯特的许多普鲁士朋友，特别是军需总监部少尉卡尔·路德维希·冯·勒科克（一位富于革新思想的年轻军官）早就建议他走这一步。沙恩霍斯特也在一封给勒科克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这一决定。
　　在当时的德意志，普鲁士军队是最强大的军队，它为服役者实现个人抱负和晋升所提供的机会，要远远大于汉诺威军队和丹麦军队。沙恩霍斯特在其申请中，还附带提出两个请求：做一名参谋部军官；赐予贵族头衔。第二个请求并非难事。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贵族气派十足的汉诺威人中间，而汉诺威人，尤其是军官，不管是否有贵族头衔，都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从这样一份申请书上，很自然可以看出申请人的非同凡俗的人品，还有隐藏其后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然而，他却不具备在普鲁士军队任参谋军官的任何条件，他不是贵族。1755年当他出世时，他的祖父还是一个农民，父亲是汉诺威军队的一名轻骑兵哨长，退役后靠继承其岳父的田庄为生。在阅兵式上，他给人的印象不佳。他的外表和举止不大像一名英姿飒爽的军官，倒像一个老成持重、略带几分忧郁的学者。然而，他却因为很早就在有名的《军事杂志》当编辑而为众人所知。该杂志在柏林也十分畅销，甚至连克里斯托夫·冯·迪里克中将这样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思想的辩护者也都发行这一杂志。沙恩霍斯特被认为是一位极富教养的军官，在普鲁士有许多挚友。在他的朋友中，除了有像军需总监部冯·勒科克这样的人，也有许多性格迥异的人，如骠骑兵将军冯·布吕歇尔和普鲁士贵族的典型代表恩斯特·菲利普·冯·吕歇尔将军。
　　正当沙恩霍斯特的申请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恩准、他的要求顺利得到满足之时，拿破仑的阴影已自1801年笼罩了欧洲。这个科西嘉人开始了他的胜利征程，同时革命也在一个巨人的专制下走到了尽头。世纪之交的普鲁士已不再是过去的普鲁士。当初，在耽于享乐、饱食终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下，普鲁士虽已是西下夕阳，日暮途穷，但他们仍花天酒地，陶醉于其辉煌的外表。自1797年开始执政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已深深地认识到，在法国发生的事不可能不对普鲁士的社会和军事体制产生影响。不过，他是一个极不实际、缺乏自信和过分虔诚的人。
　　在沙恩霍斯特参加普鲁士军队第3炮兵团不久，即按他的愿望被踢予贵族头衔，分配到军需总监部任职。自1796年，军需总监由臃肿和迟钝的莱文·冯·戈伊绍少将担任。戈伊绍是巴登贵族和布雷斯高地方长官的儿子，他自然不是一个富于朝气的人，而是一个旧式学校培养出来的方法论者。戈伊绍少将让沙恩霍斯特负责冬训班的工作。冬训班是专为训练各省分配到柏林任职的军官开设的，是后来柏林军事学校的前身。为便于在一起交流有关先进军队和作战方法的观点，沙恩霍斯特于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军事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协会聚集了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军官，如：冯·克劳塞维茨少尉、在军需总监部任职的冯·博因上尉参谋、柏林步兵监察部副官卡尔·威廉·冯·格罗尔曼；此外还有一些旧体制的辩护者，如冯·吕歇尔将军，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像“冯·波拿巴先生”这样的将军在普鲁士俯拾皆是。
　　协会的目标是对军队进行改革。沙恩霍斯特想通过组建一支作为常备军后备军的民军，使军队向类似于法国的民众武装过渡。如果是处在另一种条件下，沙恩霍斯特无疑会在国家危难之时成为普鲁士的卡诺。当然，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只想在保留旧日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完成体制的新旧过渡和转化。与沙恩霍斯特在军事领域进行改革的同时，贸易和财政大臣施泰因男爵也打算在国家行政机构进行历史性的体制改革。沙恩霍斯特十分清楚，创建民军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必须以改革早已无法为经济创利的农业法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制度和农奴制为前提。在许多非常落后的省份特别是西里西亚，由于爆发多次农民暴动，使多数拥有地产的贵族认为民众武装就是可恶的“雅各宾主义”。
　　现在，沙恩霍斯特作为“军事协会”的主席和冬训班的领导，成了培养军官团精英队伍的导师。这批精英在尔后的数十年里均担负了领导角色，尤其是成了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核心。其中有卡尔·克劳塞维茨、参谋部上尉冯·博因以及年轻少的尉奥古斯特·吕勒·冯·利林施特恩。这些军官如同政治改革家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一样，都不是出生于祖辈居住在这里的容克阶级，而是来自于德意志的其他地区。但是，普鲁士的国家观念和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既是一个培养精神的学校，也是一个锤炼品质的熔炉。
　　现在，拿破仑成了德意志各国在军事领域的教师，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1803年，巴伐利亚效仿法国的榜样，创建了一个“秘密军事局”，这个机构成了后来巴伐利亚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雏形，直至1918年。当然，法国总参谋部机构只局限在部队总参谋部一级，而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减轻集团军、军、师指挥上繁琐的技术性工作。拿破仑亲自拟订作战计划。严格说来，他的参谋长贝尔捷元帅无异于一个仅仅负责拟订、下达和传送命令的皇家军事办公厅的长宫。对总参谋部军官的特种训练也普遍不被重视，法国除了设有军需监察长之外，也没有正规的总参谋部。
　　在总参谋部这一领域，普鲁士在其军需总监部尚未转变成军队的计划和指挥的机构之前，至少在思想上就已处于领先地位。这首先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教育工作。其次，则是由于普鲁士男爵冯·马森巴赫上校在组织上的努力。这位施瓦本男爵和出身于汉诺威农民家庭的儿子深信，现在军队急需一个像大脑一样的总参谋部。马森巴赫的观点激起了冯·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和冯·默伦多夫这两为老元帅的愤怒，他们认为如果总参谋部军官太多了，就会排挤统帅的地位，那么上下级的服从隶属关系就统统完蛋了。当沙恩霍斯特还没有参加普鲁士军队之前，马森巴赫就已阐述过他的这一思想。1800年，军需总监部军官勒科克为参谋部军官拟订了一份工作规范。马森巴赫，这位勤于写作、敏捷干练和在教育上怀有雄心壮志的人，继勒科克之后于1801年向上呈送了两份关于总参谋部组织方面的条陈，因此被视为组建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作为最高统帅的计划和参谋中心组织的先驱。
　　在条陈中，马森巴赫要求在和平时期就组建一个常设的总参谋部。他还认为，在高等军事委员会、军事组织委员会、总监部、侍官总署、军事部等五花八门的统率机构中，总参谋部应能独立自主地针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事拟订作战计划。总参谋部的工作领域应按3个“作战区域”即奥地利、俄国和法国，划分为3个处，当时称“旅”。此外，他还要求平时参谋人员应进行经常性的军事旅行训练，借以勘察预想战场的地形，研究未来战斗样式；通过外派军官的考察旅行，了解外国军队的状况；总参谋部军官与部队军官之间进行有计划的交流。最后，他还要求将来的总参谋长有“直面陈述”权，即有权直接向国王报告，并将此视为总参谋长的最重要的权力。这就是说，总参谋长的意见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和检查，直接反映到军队最高统帅那里。这就意味着，总参谋长的意见会对军队指挥和战争指导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国家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然而，到总参谋长获得这种权利，足足耗去了两代多人的生命。
　　根据马森巴赫的建议，国王于1803年命令由尤利乌斯·冯·格拉维特少将领导，着手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格拉维特少将是国王的亲信，任上西里西亚步兵监察部和坑道兵总监，也是一个旧时代的方法论者。冯·戈伊绍将军仍为军需总监，同时兼任高等军事委员会中的军事部部长和工兵监察长。他的职权在命令中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并没有实权。
　　此时，军需总监部共有21名军官，除沙恩霍斯特外全部为贵族出身。部址设在波茨坦。根据马森巴赫的建议，总监部划分为3个“旅”，负责3个战区，分别隶属于3个副总监，第1旅（奥地利战区）负责维斯瓦河东岸地区，由符腾堡人冯·富尔少将负责；第2旅（南部战区）负责中德、南德地区；第3旅（西部战区）负责西德地区，分别由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负责。1805年，在这个局势紧张的年月里，军需总监戈伊绍没有批准第3旅长官沙恩霍斯特的休假，而是派他到其所负责的战区作一次旅行训练。这对于生性胆小迟疑的军需总监戈伊绍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因为这一行动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极易激怒拿破仑。
　　然而不管怎么样，普鲁士现在总算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式的总参谋部的雏形。问题只是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止确发挥这个新机构的作用，它的权限在体制混乱的统帅机构内也没有明确划分。除了马森巴赫在组织上的功绩之外，军需总监部的名誉和成绩起初是建筑在冯·沙恩霍斯特上校的教育工作之上的。他希望总参谋部军官不仅能接受良好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用当时的话说，使他们成为基础深厚的“学者”，即具有全面科学知识结构的军官，而且能将其培养成有政治头脑的人。沙恩霍斯特并没有宣扬要建立什么固定的体系，只是力争将一些必须要革新的东西变为现实。比如，在和平时期就将常备军划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有正规的指挥参谋部的战术单位；通过组建民兵并使其适应当时战斗的需要，来加强和完善正规军；以及向散兵战术过渡，等等。
　　1805年，奥、俄、英第三次结盟对抗拿破仑。普鲁士的危机日渐严重。沙恩霍斯特认为，与拿破仑法国的一场恶战已在所难免，而且应抓住三国结盟的这一良机。而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并不想在此时与法国一决胜负。冯·沙恩霍斯特上校草拟了一份关于对法作战的条陈，呈送外交大臣哈登贝格伯爵，阐述了他对未来对法作战的设想。这是军需总监部的一名高级军宫，第一次以参谋的身份主动参与政治，这也是马森巴赫在他的蓝图中为军需总监部所设想的一项任务。然而，国王既缺乏自信心，又不相信自己军队的能力。他虽然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结盟，并下令实施动员，但却保持武装中立状态，企图在作战国之间进行斡旋，以期召开一次欧洲和平会议。1805年11月，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迅速取得对奥俄联军的辉煌胜利，使普王的这一企图化为泡影。
　　1806年4月，沙恩霍斯特在一份新拟订的条陈中指出：“普鲁士鉴于其地理条件，以及缺少人工和天然防御手段等原因，使它无法进行防御战。”这份文件触及到了德国的要害和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使后来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和政治领导一直费心劳神的问题，直到150年后这一切才告终结。
　　1806年8月，普鲁士再次进行动员，对拿破仑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在最后一刻，部队终于按师的建制进行了改编，但军需总监部仍没有获得一个指挥中心所应有的权利，部队总参谋部也缺少指挥手段。老公爵卡尔·冯·不伦瑞克被任命为野战最高司令，而国王自己又是战场上的最高统帅，这种在最高领导层出现的双重指挥，使相互掣肘现象在所难免。因为，公爵如得不到国王的首肯，便无法做任何决断，而国王对军事又一窍不通。
　　军需总监部的高级军官，即各“旅”长宫，被作为参谋长分配到各军团，这说明当时无人知晓如何正确使用他们。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不伦瑞克公爵的参谋长，公爵除任总司令之外，还兼任普鲁士第2军团司令。马森巴赫上校成了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的参谋长。
　　在这种状况下，拿破仑的胜利是势在必得。拿破仑军队对图林根的高超和闪电般的突击，使普鲁士将帅们的打算全部落了空。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图林根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他继奥斯特利茨取胜后在其统帅生涯中最辉煌的战绩。会战后拿破仑曾说，普鲁士军队是一支很好的军队，但却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没有人懂得指挥。不伦瑞克公爵在奥尔施泰特身负重伤，却不知道如何利用他的聪明的参谋长，竟把他当成一名优秀的副官派出去传达命令。10月14日下午，沙恩霍斯特亲自参加战斗，并负了伤。晚上，普鲁士军队开始溃逃。
　　起初，沙恩霍斯特决定与国王在一起，但他骑的那匹马难以驾驭，不久便在夜色中与国王的大本营失去联系。路上，他偶遇冯·布吕歇尔将军。布吕歇尔正以其骑兵残部掩护遭重创的炮兵撤退。早在汉诺威军队时，布吕歇尔就已认识沙恩霍斯特。布吕歇尔是个毫无教养但却精明干练的骑兵军官，他是第一位认识到具备科学知识、思想丰富和意志坚定的总参谋长的重要作用并能正确加以使用的普鲁士将军。在随同布吕歇尔通过哈尔茨山向梅克伦堡的撤退途中，沙恩霍斯特成了布吕歇尔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军衔和级别之分，并成为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参谋长”。
　　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在军事上的结合，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上一个能力超凡的高级指挥官与一个具有科学知识和高度文化修养的参谋长成功合作的第一个范例。作为这一范例的延续，还有后来的布吕歇尔与沙恩霍斯特的继任者格奈泽瑙的合作，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亲王与布卢门塔尔伯爵的合作，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合作，马肯森与泽克特的合作等。这些范例的共同本质在于都是建筑在人的素质之上，完全不同于今天美国和苏俄军队高级司令部内所采用的那种协作制或集体合作制。
　　由于缺少补给和弹药，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在撤退中经过长时间的迟滞和规避战斗后，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不得不在吕贝克湾附近的拉特考放下武器。马森巴赫，这位总参谋部的理论创始者，早在撤退途中但还没有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建议亲王的霍恩洛厄军团降服认输。年迈的布吕歇尔说马森巴赫想必是“知识过剩”了。
　　当普鲁士军队已没有人再发号施令的危难时刻，傲慢骄横和趾高气扬的旧普鲁士军宫阶层彻底崩溃了。完全放弃抵抗的除了马森巴赫外，还有一位早期的改革者卡尔·路德维希·冯·勒科克少将，他在哈莫尔恩要塞向法军投降。后来，同另外一些缺乏头脑和胆小懦弱的要塞司令官一起被判服艰苦劳役。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后的国家体制中，没有真正的国民意识，缺少下层人民的积极参与。沙恩霍斯特看到，国家危机的来临，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改革良机的到来。应当说，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诞生不能不归功于国家的危机。
　　当沙恩霍斯特在一次战俘交换中返回柯尼斯堡时，曾在普军战败后担任过短时间的外交大臣的施泰因，早因与国王在改革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而被革职。沙恩霍斯特带着布吕歇尔的报告，乘车来到吕贝克和拉特考时，形势已近乎绝望。沙皇所允诺的支援并没有兑现，波兰全省暴乱四起，法军几乎占领了普鲁士的全部领土，他们一反冬季休战的惯例，正向柯尼斯堡推进。只有科尔贝格、但泽、格劳登茨等少数几个要塞，以及西里西亚山地的一些坚固要塞尚在坚守。
　　沙恩霍斯特被委以一个特别的过去从未有过的“助理官”的官衔，派往年届68岁的冯·李斯托克将军处，做了将军的“助理官”，这与参谋长这一职务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这位一到冬季便病魔缠身的李斯托克将军，此时正在东普鲁士指挥隶属于俄军的普鲁士后备军。李斯托克将军倒也明智，放手让其“助理官”自由行动。正当法军企图在普鲁士的埃劳击溃掩护东普鲁士的俄军时，沙恩霍斯特冒着暴风雪，率领普军在胡塞嫩村附近悄悄机动到敌军翼侧，这一行动为当天战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争自然已无望取胜。1807年夏，国王不得不在蒂尔西特与法国签署和约。在瓜分波兰领土时所得到的东部省份大部再次丢失，普鲁士的大部领土被法国占领，占领时间的长短还要视偿付战争赔款的情况而定。
　　然而，普鲁士的失败却使军事改革力量受到极大鼓舞。改革力量除了沙恩霍斯特、博因、格罗尔曼和克劳塞维茨之外，主要还有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中校，他因成功地坚守波美拉尼亚的科伦贝格要塞而闻名。
　　1807年7月，国王在上层改革派的压力下，将施泰因召回，并将内阁全权交予其执掌。同月，在军队改革派的影响下，成立了军事改革委员会。冯·沙恩霍斯特上校担任军事改革委员会领导。他邀请他的朋友格奈泽瑙、博因、格罗尔曼加入军事改革委员会，并很快与委员会内阻碍改革的人—如国王侍从官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将军和精明机敏、但专横暴躁的冯·博尔施特尔上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革委员会的任务是：清除军官团内的失节分子，这将通过一次大规模的严厉的自我清洗行动完成；创建一支符合最新作战要求的新型军队。
　　拿破仑暂时没有对普鲁士军队的数量作任何限制。想必他认为，一个战败国的财政困难将使其无力在军事上做巨大投入。升任少将的沙恩霍斯特此时作为军事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兼任非正式的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长。原来的军需总监冯·戈伊绍将军在1806年10月战败后已年迈体衰，其职位暂由马蒂亚斯·尤利乌斯·冯·劳伦斯少将接任，而后者在围攻但泽时头负重伤，无法到任。
　　沙恩霍斯特的计划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当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将平时的军队编组为师；创建一个正规的总参谋部；组建一个统一的最高军事机构；组建战争部，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均隶属于它；废止军官团内的贵族特权；取缔各种侮辱人格的惩罚。
　　1807—1808年，古斯塔夫·冯·劳赫少校撰写了两份有关未来军队和参谋部组织问题的条陈。劳赫主张平时的军团应由3个军编成，每军辖2个师。他还建议组建一个中央参谋部，作为在军需总监领导下的“大本营”，其中应配置负责行军、宿营、补给、地图、档案等事宜的人员。此外，军和师应设立部队总参谋部，为每个军、师司令官配备一名参谋军官和副官。为此，指挥要合理分工，减轻中高级司令官在计划、组织和实施各项措施时的负担，以适应军队机构的不断复杂化。事实上，要想按上述途径划定责任范围，就必须让参谋军官参与指挥的决断。因此说，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他第一个将其付诸实施）所提倡的原则，是一种极为宽松自由的指挥原则，与其遥相呼应的是，施泰因正在为国王创建一个有职有权的内阁作为最高国家机构。这一原则在近半个世纪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直到20世纪与希特勒的国家集权主义发生冲突而被废止。
　　沙恩霍斯特为总参谋部所构想的组织蓝图更接近于现代总参谋部。他建议组建一个“军队总参谋部”，下设4个“师”（即处），第1师负责战略战术，第2师负责军队内部事务，第3师负责补给，第4师负责炮兵和弹药事务。各师参谋部按上述区分设4个科。保管作战地图的“皇家地图室”划归军队总参谋部管辖。伟大的教育者沙恩霍斯特还赋予总参谋部一个十分重大的教育任务。他认为，总参谋部军官应接受专业训练，并与部队军宫经常进行交流。他的理想是造就一批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精通政治和受过全面教育的军官，他们憎恶盲目服从和任何“迷信”，习惯于理智和正确地判断情况，能与其司令官共同担负起指挥职责。他还要求总参谋部军官要认真研究战史。他认为，战史不是展示英雄的舞台，而是研究和学习近期和早期战局成败因素的手段。
　　普鲁士的军队与国家改革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艰难推进。普鲁士残留部分的境况危急，前途未卜，随时都有被拿破仑轻易灭掉的可能。普鲁士面临财政危机、农业困难、经济倒退等种种威胁。由于这种种危机，施泰因的改革引起了地主贵族即容克的不满，尤其是对他制订的废除农民世代对地主的人身依存关系—这也是束缚农村劳动关系而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的规定表示了强烈反抗。沙恩霍斯特及其朋友们的改革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对，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废除军官团中的贵族特权和建立优先照顾平民接受教育体制的主张。军事改革的死敌是冯·约克将军。他是一个最典型的“破落贵族”的代表，但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在约克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尔维茨这样的傲慢容克，或者是那些由于战争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大地主的眼里，军事改革，通过有偿劳动废除终身依附关系，以及后来哈登贝格首相实行的普遍纳税义务制，都是可恶的“雅各宾主义”。沙恩霍斯特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建议未被国王采纳，其中国王对义务兵役制在外交上所产生的顾虑自然也起了一定作用。
　　普鲁士贵族普遍认为，要想保持骑士军官团的团结就必须严防资产阶级“平民”的侵袭。这种观念以及军队中“头顶花翎者”与“舞文弄墨者”之间的斗争，贯穿于整个19世纪，有些还形成了致命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的总参谋部对许多贵族出身的反动军官而言，无疑是一种争取革命教育体制的标志，这对于旧普鲁士军官来说大概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沙恩霍斯特总算为平民在军官团中争取社会地位达成突破。军官晋升不再完全根据贵族出身或在战场上的突出战绩，而是要凭借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这一变化是与农业上的变化同步发生的。由于农业科学的进步，地主容克对科学的要求更甚于对继承家庭财产的要求，农业也正由手工劳作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尽管施泰因曾设想创建一个由贵族与有资产和知识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常设“国家代理”机构，但尚未享有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解放，就已经蕴含着一种极具特色的社会变革的动因。军官团的资产阶级化是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化相互适应的。这是一个在19世纪后半叶业已开始的过程，并由于普鲁士军队的最后胜利而达到其顶峰，也宣告其终结。
　　沙恩霍斯特在组织上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将平时的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种混编的师。鉴于国家的经济状况，起初只组建了一个兵力相对弱小的军团，师暂时称为“旅”。每个省配置一个旅。每个旅都设总参谋部，这便是普鲁士部队总参谋部的发端。其次，在一系列最高国家机构改造的同时，沙恩霍斯特组建了一个统一的最高军事机构—战争部，被列为施泰因创建的总内阁中的第5部。战争部长只对国王负责，尽管军队的各种事务包括总参谋部和侍官总署仍对秘密军事内阁负责。这一方案以敕令的形式于1808年的圣诞节公布于世。在理论上，这一方案是普鲁士历史上职权最分明、组织最统一的最高军事机构的划分。过去的高等军事委员会和军需总监部即告废止，新的战争部于1809年3月1日开始工作。也正是这个时候，在拿破仑的压力下施泰因男爵被免职，因为拿破仑认为他在推行秘密抵抗政策。改革力量因此失去了支柱，只有以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因、戈罗尔曼等人为首的军事改革派仍在坚持其工作。施泰因的继任者，出身高等贵族的伯爵哈登贝格首相，与豪爽刚烈、欠缺思考的男爵施泰因相比更喜欢审慎的路线。
　　在这个局势动荡不定的时代，战争部还暂时没有任命部长。新的战争部分为两个部：综合战争部，由沙恩霍斯特领导；军事经济部，由国王亲信冯·维利希·翁·洛图姆伯爵上校负责。由于第一个部担负军队全部大政方针的重任，而第二个部只能对军队的经营管理在福利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前者比后者处于优先地位。而最大的好处是，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固定权限的、统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
　　综合战争部划分为三个处，当时称“师”，其领导官称“监理”。第1师监理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克上校于1800年5月上任，他也是国王的一名亲信。该处专门负责处理直属于国王的军官人事工作及有关职务事宜。各处监理均受双重领导，一方面，他要处理直属于国王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尚未任命战争部长之前，他还要暂时完成隶属于战争部长的综合战争部长或军事经济部长所分配的一般勤务。不久，第1师便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职权部门，即具有直接面向国王报告权力的国王军事内阁。
　　沙恩霍斯特负责第2师即总参谋部的工作。该处成了军队的精神中心和培养高级军官接班人的教育中心。他的理想是，应逐渐使所有的将军都成为接受过总参谋部训练的人。这种有理智的要求，与过去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副官长冯·察斯特洛夫将军（他在1806年失败后不久曾当过短时间的外交大臣）所说的话迥然不同。他断言，如若一支军队中每一个参谋军官都具有元帅的才干，那么这支军队绝不是好军队。
　　第3师是新组建的处，负责兵器监察。在沙恩霍斯特的力荐下，由冯·格奈泽瑙上校担任领导，该处同时还隶属于工兵团。沙恩霍斯特是非正式的战争部长，按官方的任命，他只是战争部属下的一名部长和以行政官衔命名的总参谋长，但“军队总参谋长”这一称谓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使用。在罢免施泰因的同时，拿破仑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将普鲁士军队的人数限制在4.2万人范围内。不久，沙恩霍斯特也引起拿破仑皇帝的疑心，国王遂于1810年起让冯·哈克上校接管了由他领导的综合战争部的工作，他只担任第2师“监理”。在国王授意下，哈克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仍征求沙恩霍斯特的意见。
　　沙恩霍斯特挑选冯·克劳塞维茨上尉为其办公室主任。他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始终是：在“服役光荣”的口号下做到军民融合；将臣仆变为既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又具有通过选举代表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国家公民。在第2师工作的格奈泽瑙和博因作为“有政治头脑的军官”，在沙恩霍斯特的领导下竭其所能支持建立普鲁士议会制的主张。他们意识到，议会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两个无法分割的事务，是使全民奋起反抗拿破仑暴力统治的精神基础。
　　格奈泽瑙极为强调远大的政治路线，他甚至提出人们不应惧怕针对久久迟疑不决的统治者所采取的革命行动。与此同时，沙恩霍斯特则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繁杂的军事组织工作。改革的第三个重大行动是，革新军事教育训练。通过对1806年前所有军事和半军事的学校以及半贵族学校和贵族军事学院的合并，在柏林成立了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各兵种学校，在柯尼斯堡和布勒斯劳成立了三所军事学校。其目的在于能使新军官团受到统一的科学知识教育。负责军事教育工作的首任领导是冯·迪里克将军—一个基本属于旧学派的人。但即使在旧式学校里，也有许多军官在1806年就已领悟到，光靠勇敢以及骑术、剑术和射击等骑士技能，再也无法赢得一场战争了。1810年，著名的柏林军事学院再次接纳新生。
　　正当像格奈泽瑙和博因这样的正直的自由主义者为给军事改革赋予一种社会种族内涵而为之奋斗时，这个总参谋部的军事精英集团在急迫的政治利益上，与国王发生了矛盾。这位过分冷静、生性怯懦的君王，尤其对改革派的外交设想—以“民众战争”抗击拿破仑的计划—表示出极大的怀疑。格奈泽瑙和博因像施泰因男爵一样，设想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德意志贯彻这一思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却认为，改革派的惟一企图是要攫取他的王朝和国家。
　　当奥地利于1800年再次对拿破仑开战时，在柏林勃兰登堡的轻骑兵团团长冯·希尔少校揭竿而起，率兵孤军投入一场不切实际的战争。这个信号在军官团的大部分军官中引起爆炸性的反响。希尔心想，他的行动定能对国王产生影响。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也以为开始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只是不要出格。于是，格罗尔曼辞去职务到奥地利军队服役；格奈泽瑙也继而离职，但他留在了普鲁士从事政治间谍工作，搜集伦敦和彼得堡的有关情报。
　　国王深信，对奥法战争的任何介入，都等于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自杀。拿破仑正处在他权势的顶峰。容克反动派对民众起义持怀疑态度，认为是对国内旧秩序的一大威胁，并散布流言说沙恩霍斯特正在策划一场颠覆活动。事实上，对君王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对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创建者们来说简直是白日说梦，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直到两年后即1811年，形势才发生巨大转变。是年，由于沙皇拒绝参加对英国的封锁，拿破仑决定征服俄国，同时也要求普鲁士为这次大规模东征提供一个辅助军团。对此普鲁士应采取何种方针，国王和首相哈登贝格伯爵长时间犹豫不决。沙恩霍斯特赶到彼得堡，商讨有关普俄结盟事宜。此时，国王第一次表示，如果政治形势允许，他将同意在普鲁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然而，拿破仑的势力不可动摇。由于奥地利屈从于拿破仑，为其提供了一支辅助部队，普鲁士也被迫满足了法国的要求。当沙恩霍斯特从彼得堡返回柏林时，木已成舟，形势无法挽回。他辞去总参谋部的职务，到西里西亚就任要塞监察长。博因、克劳塞维茨和一大批军官拒绝为法国贵族作战，相继离职，并投效俄军。沙恩霍斯特的综合战争部第2师监理之职暂由冯·劳赫上校接任。
　　普鲁士辅助军团起初由国王给以极高评价的冯·格拉韦特将军指挥，后由脾气狂暴的旧普鲁士军官冯·约克将军接替。然而，正是在这个出身于破落下层贵族家庭的人身上，还留存着旧时代容克阶级倔强不屈的精神。当拿破仑的大军于1812年冬在俄国被击败、向西方溃逃之际，约克自主决定与其敌对的俄军指挥官冯·迪比奇将军于12月底达成协议，宣布他将率辅助军团脱离法军，听命沙皇指挥。
　　约克的这一行动被誉为“普鲁士的革命”。但约克自己从来就没有将其看做革命行动，或者是仿效希尔的起义行动。他只是比远在柏林的国王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罢了。他看到法国侵略军兵败如山倒的惨局，知道法军已是强弩之末。此时，他尽力保存实力，以促使国王定下决心。他与俄军在陶罗根附近的波舍龙磨房签订协定，既不是一次政变，也不是一次政治行动，而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司令官所应做的精英行动，在没有统帅命令的情况下仍能出于责任心而采取行动。在签订陶罗根协定后，约克最为关心的是得到最高统帅对他行动的赞许。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他将时刻待命，准备为国王陛下抛头颅洒热血。从另一个角度特别是对未来而言，陶罗根协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开创了普俄间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
　　经过思考之后，国王对约克的勇敢行动给予了肯定。这给像沙恩霍斯特这样的爱国者实施其激励国人联俄救普的计划创造了机会。1813年3月，普鲁士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后备军，以为全民征兵做准备。
　　1813—1814年的解放战争是对沙恩霍斯特新组建的总参谋部的第一个考验。现在，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的普鲁士军队中，都第一次有了参谋长，并成为部队司令官有职权的顾问。但参谋长长期处于次要地位，指挥大权包括士兵晋职等事务一直全部掌握在司令官手里，就连沙恩霍斯特自己也得服从这一不成文的法规。尽管他自己也想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司令官，但最终他还是推荐平易近人的布吕歇尔任西里西亚军团司令官，他的军队在春季战局中成了普鲁士的主力。沙恩霍斯特自任参谋长，当时“总参谋长”这一称谓还尚不流行。此时已升任中将的沙恩霍斯特被委任为“军需总监”。首席参谋官由格奈泽瑙担任。布吕歇尔生性粗野，但具有超凡的军事天才。与他成鲜明对照的是，沙恩霍斯特却是一个正统的、极富修养和熟思慎行的总参谋长的典范。然而，“总长”这一职位的特点却要求他全力去辅佐一个能以其感召力去激励全军的伟大军人，沙恩霍斯特的这些才能未能得以施展。格奈泽瑙也具备这些才能，但他也始终未能作为军队统帅驰骋疆场。
　　沙恩霍斯特与格奈泽瑙共同拟订了1813年春季战局普俄军队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投入一个主力军团和两个辅助军团。两个辅助军团分别从波美拉尼亚和库尔马克，以及西里西亚和劳西茨出发。主力军团位居中央，视情况转向投入决战的一翼。这个军队分路开进、集中投入决战的原则—这也是格奈泽瑙拟订的秋季战局计划的突出特点—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冒险。因为，交通和通信手段极不完善，军队被分散在多个地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
　　春季战局中，首次在大戈尔申和包岑进行的两次重大会战未决胜负。这表明，仅靠普俄联军还难以击败这个科西嘉皇帝。沙恩霍斯特认为，奥地利的参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不顾在大戈尔申作战中负的脚伤，奔赴维也纳，与奥地利进行缔结军事联盟的谈判。根据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命令，沙恩霍斯特被阻于布拉格。
　　梅特涅是欧洲均衡政策的支持者，他看到与拿破仑对整个欧洲的领土要求相比，将来普俄联合形成的一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不会小于前者。因此，他保持武装中立，在柏林、彼得堡、维也纳和巴黎之间斡旋。在包岑浴血会战之后，拿破仑决定停火，以争取时间补充兵员，以便再战，因此对梅特涅的这一政策采取了姑息态度。沙恩霍斯特在被迫停留在布拉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1813年6月28日因血液中毒去世。他未能亲眼看到他改革工作的胜利，但他作为伟大的开拓者和导师将流芳百世。
　　“军需总监”的继任者是奥古斯特·威廉·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他担任了布吕歇尔西里西亚军团的参谋长，国王大本营也设在这里。1813年7月21日，早在这以前就已酝酿的普、俄、奥、英、瑞典之间新的伟大联盟，终于成为现实，战火于8月再次燃起。格奈泽瑙与沙恩霍斯特察性迥异，他博学多才，忧郁寡言，专横暴躁，具有超凡的战略才华，清晰深邃的洞察力和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个天生的帅才。尽管他曾写道，他只是沙恩霍斯特的彼得，克劳塞维茨是沙恩霍斯特的约翰[《圣经》典故。约翰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彼得则是耶稣最得力的门徒—译注]。他有自知之明，以总参谋长为己任，退居次要地位，全力辅佐其司令官布吕歇尔。
　　作为军队军需总监的格奈泽瑙，现在已是军队最高级别的参谋军官，作为普鲁士主力军团参谋长的他，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如何尽到司令官顾问职责的人。博因现任冯·比洛将军的参谋长，比洛将军是由瑞典王子指挥的北方军团中的普军司令官。格罗尔曼任冯，克莱斯特将军的参谋长，克莱斯特所率领的普军隶属于位于波希米亚的奥地利主力军团。他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他们是新型总参谋部军官的代表，他们以计划者、咨询者、命令制订者和传达者的身份决定着新型军队的崭新面貌。格奈泽瑙有意识地强调在定下决心时参谋官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责的原则，其用意旨在加强新型军官团的统一和团结。当司令官与参谋长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后者可通过特殊途径将异议和想法直接呈报总参谋长。鉴于军队总参谋部的上级中央机构与军团参谋部相比，前者在组织形式上还尚不完善，因此，这种“特殊途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内部形成新的军事等级制的军官团逐渐突出自身位置的第一个标志。
　　格奈泽瑙还创造了典型的普鲁士的指挥方法。他要求拟订命令要简洁明了，下达命令要准确快捷，尽量下达概略性指示，给下级留出在总任务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和独立定下决心的空间。正是这个依靠下达指示的间接指挥法，需要在未来有一个接受统一教育训练、具有统一思维方式的军官集团。虽然这样的一个军官集团还远没有产生，但已有了基础和样板。早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当弗里德里希大王对不同战场上分散作战的部队下达任务时，也经常利用下达指示的方式进行指挥。现在，由于编制复杂化和指挥手段多样化，使具有庞大人数的民众军队组织机构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在总计划范围内给下属以更大的自主权。一沙恩翟斯特和格奈泽瑙创造的这种任务式指挥方法，也对俄联邦的军官集团产生了巨大影响。
　　格奈泽瑙战略的和军事政治的基本思想，是建筑在反对谋略战、充分利用民众的力量（这是他在停战时期在西里西亚组建后备军时所遵循的原则）以及运用合围方式歼灭敌有生力量的基础之上的。他的作战计划使他成为击败拿破仑人海进攻战略的精神胜利者和后来得到迅猛发展的合围战原则的精神之父。这种在开阔的战场合围敌军并力争全歼敌人的思想，在总参谋部的战略思想中日渐突出，最终发展为施利芬的“坎尼战思想”。合围战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起了巨大作用，苏联最高统帅部也掌握了这一方法。
　　然而，不管是格奈泽瑙、博因、格罗尔曼，还是劳赫，都不单单是技术高超的指挥艺术专家，只知道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赋予他们的军事任务之中，这种类型的人是不存在的。沙恩霍斯特曾提出过培养“有政治头脑的军官”的思想，也就是培养一种具有较高思想境界的军人，他们的精神生活与其所处的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共同负责的参谋军官的他们，必须抛弃自我，作幕后英雄。这方面的最好实例是，充满活力、莽撞急躁的司令官布吕歇尔，与善于思考、有远大抱负、但却严于律己的顾问格奈泽瑙之间的独特关系。没有其中一个人，也不会有另外一个人。
　　格奈泽瑙和博因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尽管国王认为这种政治观念过于奇特。他们认为，解放战争只有在未来的总体政治范围内才是可以想像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应通过民众战争将战争重新归还人民，而过去的职业军队却是将民族与战争分隔成互不相干的两种事物。格奈泽瑙和博因也认为，必须给人民以参与王朝和普鲁士国家生活的权力。格奈泽瑙特别强调，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过去专制王侯们进行的王朝战争，而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推翻拿破仑暴政的解放战争也必将为全欧洲的民族带来解放。
　　1813年秋季战局和1813—1814年冬季战局的战略构想，大部分是格奈泽瑙的杰作，尤其是秋季战局的作战计划充分显示了他的统帅才华。其根本思想来源于沙恩霍斯特的构想：三个军团分别从三个方向向前推进，对集结在图林根—萨克森德意志中部地域的拿破仑主力实施向心攻击。
　　按照这一计划，北方军团由普鲁士、瑞典军队编成，由瑞典王储指挥，由库尔马克和波美拉尼亚出发；第二个军团由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军团和俄军编成，由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指挥，集结于下西里西亚；第三个军团由奥军主力和一个普鲁士军编成，由守旧的老元帅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由波希米亚出击。一旦拿破仑攻击这三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该军团便实施规避，另两个军团便从敌翼侧或背后对其构成威胁。然而，三个军团司令官的军事素养和军事观点却大相径庭。奥地利元帅是一个优柔寡断和老派方法论者，瑞典王储则出于政治原因，主张谨慎行事。在此情况下，格奈泽瑙经慎重考虑，不顾联合君王们的意见纷争，也不顾施瓦岑贝格亲王，还有后来的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作战最高指挥权的凯觑，首先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西里西亚军队的行动自由权。
　　1813年9月底，格奈泽瑙建议布吕歇尔向右侧的易北河实施事关胜败的运动，并在瓦腾堡渡河。他有意通过这一行动将拿破仑主力吸引过来，减轻施瓦岑贝格的压力，促使北方军团向易北河运动，为三个军团的向心攻击创造了条件。1813年10月中旬，盟军即将在莱比锡地域达成对拿破仑军队的包围。此时，制定行动规则的主动权不再由这位天才的常胜统帅所掌握，而是掌握在了普鲁士“军需总监”格奈泽瑙的手中。1813年10月16日，拿破仑企图通过攻击莱比锡南部奥地利主力军团而逃避盟军的包围，但却由于西里西亚军团在默克恩由北向南实施的大胆突击而失败。但是，合围法军主力，并在开阔战场上迫使其投降的最高作战目标没有达到。格奈泽瑙并没有指挥联军的全权，况且盟军的基本思想在施瓦岑贝格的大本营里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对于实施歼灭会战来推翻法国的霸权统治，坐在大本营里的各国君王们—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梦想世界和平的沙皇—连想都不曾想过。普鲁士国王说，只要拿破仑将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领土还给他，他就知足了。掌握奥地利皇室命运的梅特涅侯爵坚持欧洲均势思想，根本不想过分削弱法国的力量。
　　在此时刻，格奈泽瑙四处游说，宣传他通过歼灭战消灭拿破仑法国的思想，他的想法得到布吕歇尔毫无保留和满腔热情的支持。格奈泽瑙主张，为能创造一个彻底稳定的局势，必须推翻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必须进军法国和占领巴黎。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行动了，1813年底—1814年初，普鲁士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后，尽管他们不断受到法军的猛烈反击，但他们仍于1814年3月开进法国首都，这是普鲁士军队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开进巴黎。格奈泽瑙一直认为，这场战争不亚于一个世界法庭。按照他的意见，必须将拿破仑送交国际法庭。布吕歇尔则建议，应将他作为“人类的罪犯”予以枪决。
　　正当欧洲列强在维也纳聚会，商讨建立德意志各邦和欧洲新秩序以及如何保障欧洲均衡的时候，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东山再起，企图夺回其失去的权力，但他的政变仅过百日便告破灭。格奈泽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格奈泽瑙仍作为布吕歇尔军团的军需总监为其出谋献策，未能获得在疆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对此，他无怨无悔。
　　标志着拿破仑战争时代结束的第二次巴黎和约，又一次使格奈泽瑙大失所望。同施泰因一样，格奈泽瑙也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建立一个有中央集权的—最好由普鲁士担当这一角色—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却只宣布建立一个奥地利作为第一强国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格奈泽瑙希望通过将埃尔萨斯一洛林割让给南德意志国家，以及在北部建立一个强大的比利时作为缓冲国，来极大地削弱法国势力。这些建议出自于他对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一地理位置的优虑，但他的希望未能实现。
　　格奈泽瑙希望通过立宪新秩序来改善普鲁士内部关系，然而这一希望的实现也微乎其微。1813年的解放战争，平民与士兵的融合，为人民和国家也是为国王光荣服役，这一切都没有产生任何政治结果。国王虽然于1815年郑重宣布将要颁布宪法，将要建立议会，但这些许诺均未兑现。
　　当1814年夏将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国王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他第一次为在理论上自1809年成立的战争部任命了一位部长—冯·博因将军。这样，作为在最高统帅下的军队统率机构便开始正式运转了。战争部长虽然对国王负责，但却是国王最高的军事顾问，国王的命令、指示和法令的最高传达者。和平时期不设军队总司令，因为那将与霍亨索伦王朝在军事上的传统特权相悖。指挥新编制军的各省军队司令官即军长，依旧直属于国王，并具有直接向国王呈送报告的权力。处理人事事务的处长，也获得部分地直接向国王但实际上是向设在战争部内的军事内阁呈送报告的权力。总参谋部隶属于战争部长，编在综合战争部，称为“第2师”，由冯·格罗尔曼将军领导。
　　被宫廷视为令人厌恶的潜在的“雅各宾分子”的格奈泽瑙，在第二次巴黎和会后被任命为新获得的莱茵省驻军军长，军址设在科布伦茨。当初如雷贯耳，现已完全隐逸的施泰因帝国男爵，经常从邻近的拿骚来这里与格奈泽瑙小聚。柏林宫廷半嘲讽半恐惧地将格奈泽瑙的科布伦茨的社交圈说成是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阵营”[华伦斯坦系捷克贵族，英勇善战，足智多谋，野心勃勃。1624年被封为公爵，1625年出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1626—1627年战胜丹麦和新教诸侯联军。先后获得皇帝赐予的萨冈公国和梅克伦堡公爵领地。1634年，华伦斯坦打算平定全国，自立为皇帝，引起帝国诸侯和天主教联盟的恐慌。德皇以其通敌为名，将其撤职，后为下级军官所杀。—译注]。人们知道，这位步入老年的政治家和富有才干的将军对普鲁士内政的发展是何等失望。
　　1816年，格奈泽瑙愤然辞职。比洛、约克和克莱斯特因功被封为伯爵，并得到国王的赏赐—成为萨克森省佐默申堡的领主。1825年，在滑铁卢会战10周年纪念日之际，格奈泽瑙晋升为元帅，但没有赋予他实权。改革者们尽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直到1831年，当波兰爆发反抗俄国统治的革命，因而也威胁到普鲁士对波兰部分领土的占领时，格奈泽瑙才重被人们提起，遂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司令，负责保障东部边界的安全。格奈泽瑙挑选克劳塞维茨作他的参谋长，将其大本营设在波森。在这里，格佘泽瑙于1831年8月23日，被当时肆虐于俄国和波兰的霍乱夺去生命。
　　由于格奈泽瑙的伟大军事才能，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危难时刻出色地经受了初次考验。可以这样说，普鲁士总参谋部自始至终都倍守着格奈泽瑙自主思想和勇于负责的精神。它已成为军队的一支未来的一流领导大军。但是，总参谋部作为最高军事领导顾问的任务却还没有得到明确，它的地位和权限仍没有定论。第2师监理在综合战争部内仅位于第三位。格罗尔曼作为军事教育领域的领头人，对军事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新。他在他的“师”内成立了一个战史处，负责考察所有近代和古代战局，以汲取经验作为未来的借鉴。这一工作并没有使战史处长蜕变为一个孤僻的学究和档案保管员，他要出席所有报告会，还要负责撰写总参谋部日志的工作。
　　从本质上说，人类设置的每一个组织机构都是为力争发展自身和扩充权限。新的总参谋部的平时工作，如高级军官的科学教育和统一的思想教育、为绘制作战地图而对全国进行的测量工作、向邻国军队学习以及为未来战争制定防御和进攻计划等，基本都是在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这些不仅仅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工作内容，而且已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军队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
　　普鲁士解放战争后，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战争是政治寻求出路的最后手段。只有当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各国总参谋部的工作的风险才会增大。然而，自拿破仑战争后的头十余年中，欧洲政治中却缺少这种紧张因素。在普鲁士，改革者们原来的那种民族国家意识，已变成一种普鲁士国家情感，最终发展为一种纯粹的普鲁士争霸欲。鉴于这种状况，总参谋部在解放战争后的工作中，制定较大的作战计划的工作被置于次要位置，而将教育训练，在迅速官僚化的国家机构中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在军队和最高统帅的工作中扩展自己的地位，摆在了第一位。 　
第三章 战争哲学家　
　　——克劳塞维茨及反革命和革命时期的总参谋部
　　1814年战胜拿破仑之后，在普鲁士，人们把改革的最后一线希望由施泰因和格奈泽瑙，转到一个在普鲁士后期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人物身上，这就是当时被任命为普鲁士首任正式战争部长的利奥波德·海曼·冯·博因少将。早年，博因就曾以年轻的步兵军官的身份聆听过康德的哲学课，后来他提出了一个就当时的普鲁士形势而言可谓革命的纲领。他指出，军队建设应尊重个人精神的人性的价值，应与时代要求即人们对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的渴望相一致，应以政治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以及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在市民生活中进行普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为前提。
　　如果说后来把普遍义务兵役制看做普鲁士义务国家的象征的话，那么不应当忘记，1814年时人们对义务兵役法还争论不休。宫廷和绝大多数地主容克认为，普遍武装农民和下层人民就意味着革命，其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富裕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平民还一直没有改变他们对士兵阶层的反感。1806年前，好男不当兵的现象普遍存在。博因经过艰苦斗争之后，国王终于1814年9月2日颁布了新的兵役法。新的兵役法规定在普鲁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征召超过服役年龄的人组成象征民众武装的后备军和国民军，平时也将予以保留。尤其是后备军是博因的得意之作。后备军是由退役老兵组成的类似于民兵那样的军队，是常备军的预备役部队。然而，正是这支后备军被反动的宫廷和以旧模式思考的军界党派视为眼中钉。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群没有严格组织纪律、又摆脱不了时代影响的乌合之众，其军官集团中的大部分平民出身的人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后备军的命运始终处于争议之中，同时将总参谋部和侍官总署的军事权限合并起来统归战争部的问题也一直未成定论。作为第2师的总参谋部（此时通常称第2部）这时已编人战争部的综合战争处。原来侍官总署的业务转到第3部，该部不久再次演变成军事内阁，或称“人事处”。国王仍把军队视为私人的工具，他重新任命了一名侍官长，并组建了一支近卫旅，不久便迅速扩编为一个军。为此，博因再次在职能与权限问题上与国王发生争执，并首次受挫。国王侍官长和近卫军是在一个特殊时代王朝自我保护意识的典型表现方式。在这个时代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广大资产阶级阶层正在探讨未来军制，在各个邦国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正在大张旗鼓反对常备军这一“王侯专制”的代言人和御用工具。国王许下的战后颁布新兵役法的诺言，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作为改革者的博因不懂得以恰当的方式对待思想落后的君主，最后被迫离职。
　　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的发展大多有别于普鲁士。在俄国和普鲁士这两个专制政体的顽固代表之间，只是由一条极深的亲缘链条维系着。自1813年两国结成军事联盟之后，普鲁士国王和沙皇在他们的王宫里，通过不断派遣军事全权代表进行着秘密军事外交，这一规矩一直保持到1914年。在极端的专制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军队采用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体制。普鲁士的古斯塔夫·冯·劳赫将军（沙恩霍斯特的同事和学生，后来成为工兵和要塞总监）曾应沙皇之邀在要塞建设方面为俄国将军们出谋划策。
　　在博因任战争部长时期，第2部（第2师）部长冯·格罗尔曼将军极力维护沙恩霍斯特的理想，他认为军事领导应与政治领导密切合作，同时赋予总参谋部以领导职责。按照这一设想推理，和平时期制订战略进军计划者，在战时也必须是最高指挥者，他可以在必要时对最高统帅施加影响。格罗尔曼像博因及其导师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一样，是充满活力和富有远见的人。他和博因都坚信，旧的君主政体必须改革。处在古代封建的普鲁士人中间的这样一批杰出军官，面对蔑视教育的军官团，也是一支在政治上已经觉悟的先锋队。
　　格罗尔曼不但倡导有计划地保护战史资料，而且认为研究过去的错误并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是一件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认为，总参谋部必须成为培养未来将军的指挥学校。出自这一学校的将军，必须是在科学和军事技术上杰出的、通晓政治和具有自主性的人才。为防止出现蔑视其他部门的傲慢，以及使总参谋部军官熟悉部队的生活和疾苦，他定期在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以及驻柏林的部直和各省的军、师司令部之间，进行人员交流。
　　和平时期总参谋部勤务的最基本活动之一，要属没有一点贵族气息的地形测量工作。1816年，格罗尔曼将第2部划分为3个处，分别负责3个战区事务；此外还设立一个战史处。负责西部战区的处，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德国西部和法国的有关事宜；中部战区处负责处理南部各德意志邦国和奥地利的有关事宜；东部战区负责监督俄国动态。为进行三角测绘和制图工作，还特设了一个三角处和一个地形测量处。对邻国军队和每一个军事动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在平时获得详细的敌国国情资料。没有一流的地图资料，制定出的动员计划和进军计划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普鲁士职权构架中，第2部终于站稳了脚跟，而且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总参谋部”这一称呼，即使是在博因一格罗尔曼时代，第2部也已不再仅是战争部的一个专业办事机构。
　　当时，柏林的第2部编有16名军官。和平时期新组建的8个军，每个军派驻1名总参谋部军官，担负作战、补给和情报勤务。每个师也派驻1名总参谋部军官。还有6名总参谋部军官被派驻各国驻外使馆，自此开了设立武官处的先河；后来曾有一段时间因经费问题而停派，但因派遣武官有极大益处，不久又恢复派遣。
　　然而，鉴于时代的特点，总参谋部的这种仅仅外表上的职权变更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少益处。格罗尔曼被迫去职，博因也随之引退。1819年，第2部的领导职务暂由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少将接任。但与沙恩霍斯特学生同时代的人已不再追随他们的思想。战争部长由步兵上将冯·哈克担任，他出身于东哈弗尔兰德的边区容克家庭，是国王的亲信。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者最终失利。军队也不得不置身于时代之外、而受着国王的直接控制—正如后来的侍官长冯·曼托菲尔所说的，国王成了军队的“首席元帅”。在普鲁士当时的状况下，让文职人员和平民担任战争部长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军队只能由军人领导和管理。这个信条一直到1918年后始终被普鲁士统治者顽固地维护着。
　　普鲁士军官团中尽管平民出身的军官人数迅速增多，但在军事改革之后仍重蹈旧路，军官团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平民出身的军官也慢慢接受了封建主义的理想。自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军队逐渐成了塑造民族的学校。军队依然是国王的军队，是防范暴乱和任何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批评的坚强堡垒。这座“民族学校”不久便陷入可悲的境地，他们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对抗任何时代精神的人。对自由主义者—更不用说此后不久出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军队成了进步的敌人，成了使人厌恶的权势的化身。
　　王朝的“最高统帅”也经受住了1848—1849年革命浪潮的冲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接受的1848年的普鲁士宪法、起初还规定军队将来将向宪法、而不再向国王做入伍宣哲。但1849年，国王便将这一规定抛到脑后，军队仍要向君王做入伍宣誓。战争部长依然主要是国王在军事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但同时还规定，如果战争部长对国王所下达的命令存有异议，那么战争部长出于责任感有权提出辞呈。在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直接指挥机构和新的议会监督机构的权力分配上，国会、下院和上院只能对军队的行政管理和日渐显得重要的预算发挥影响。因此，国会要求对军队实施全面监督的呼声日益增强。这种王朝特权、政府各部对国王和议会的双重责任以及议会的监督权之间的极不协调的关系，对整个国家造成不利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革命。
　　还有一个因素对军官团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德国东部农业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由于大王业和大城市中心的出现而导致经济重点由东向西的转移。统治阶层的地产，即他们的财富基础失去了价值。许多在经济上不甚强大和经营不善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地产，剩下的惟一出路就是投军从政，效劳国王，军装也成了他们等级特权的标志。19—20世纪总参谋部的大部分负有领导职责的军官，从克劳塞维茨、毛奇到戈尔茨、施利芬和泽克特，均出身于这种衰败没落或一无所有的贵族家庭。也有不少家族是在服役过程中因建立功勋受国王封赐而重新获得地产的，格奈泽瑙和毛奇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容克贵族比起那些生活富裕、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大地主来，往往更富于侵略性。而且伴随着地产的丢失，一些容克贵族精神上的独立意识也随之减弱，特别是在由容克军官向军事专业军官转变的道路上，他们逐渐成为只知道以命令和服从而遂行勤务准则的人。
　　1848年3月及之前，自由主义者和王朝之间争夺军队的斗争以及在精神上的激烈冲突，竟然没有触动被沙恩霍斯特认为应成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从外表上看，在统率机构内部的军衔等级排列上有了一些改善。但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则是统治阶级在寻求战争艺术的非政治技术家。自滑铁卢会战后的15年中，几乎没有为建立一个战争艺术的中心创造条件做什么事，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如何在实际中利用这样一个机构。
　　格罗尔曼去职后，第2部的业务暂由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将军掌管。一年后，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中将被任命为第2部部长。米夫林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亲信，他的军龄要比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将军长。在国王看来，军龄长的军官不应排在军龄短的军官后面，因此他于1821年首次给米夫林加封一个新的宫衔—“军队总参谋长”，其职位仅次于战争部长。这是总参谋部在为争取特殊地位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和数十年的惟一一步。但这一步还并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而是为了解决个别人的政治问题，即平息在级别排序上的矛盾。尽管米夫林与国王关系密切，但在职位排列上仍在战争部长之下。总参谋长和战争部长在业务上不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与战争部的综合战争部发生关系。在有了“军队总参谋长”这一官称之后的4年，战争部的第2部正式解散，结束了总参谋部隶属于战争部的局面。后来，在柏林成立了“军队大总参谋部”，各省的军团成立了“军队总参谋部”。米夫林时期在着装上还发生了一些变化：1823年，遵照国王的命令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军官均需着镶以维红色边的裤子和上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镶有排红色裤线的军裤就成了总参谋部军宫的特有的外部标志。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出生在图林根，其父是一位普鲁士将军，在耶拿作战时受了致命伤。米夫林曾上过军需总监部的旧式学校，1813年在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的司令部任军需总监，曾被格奈泽瑙称为首席参谋军官和地图桌上的理想人选。他是一个文静的方法论者，对一切风风火火的事都敬而远之，上司交付的任务他都能圆满完成。后来，他担任了普鲁士驻法国占领军司令。统率机构的变化除了总参谋长成为仅次于战争部长的国王战略顾问之外，更引人瞩目的是1824年军事内阁改组为“人事处”。在国王的另一个亲信约布·冯·维茨勒本中将领导下，该处的影响日见提高。虽然自1823年哈登贝格首相去世后，战争部长的权力起初很大，但军事内阁的改组使权力分配上形成了战争部、军事内阁和总参谋部三足鼎立的局面。战争部作为军队最高行政机构的作用每况愈下，而另外两个机构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米夫林是一个出色的方法论者和旧学派的专家，他将总参谋部改组为一个新型组织机构，这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和平时期的任务和军事技术问题。他将总参谋部划分为3个“主师”。第1主师是后来人事总局的前身，负责处理人事问题；第2主师负责组织、训练、演习、制定动员和进军计划事宜；第3主师负责处理技术和炮兵问题。
　　米夫林恢复并扩展了沙恩霍斯特所倡导的参谋军官旅行训练的内容，在进行地图测绘时采用了平板仪。在技术方面他是一个想像力丰富的人，为了减少旅行训练的花费，以及训练总参谋部军官战略、战术的理解判断能力，他采用了利用地图、模型和沙盘进行作战演练的“图上演习”，这在当时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全新事物。
　　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培养专门人才。米夫林认为，培养“政治军官”的思想有害无益。为了消除过去训练中的片面性，米夫林极大地扩展了一般训练教育的内容。从1818—1872年军事学院的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参谋军官和高级指挥官的一般训练教育有了明显加强。语言课，以及从哲学、历史到数学、自然科学等科学领域的课时，要远远超过军事专业技术课的课时。当时人们将这种教育称为“博学教育”，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弥补缺乏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损失。军官团的这种严格的非政治奔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为后来的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815年，克劳塞维茨被普王再次从俄国军需监察部召回到普军总参谋部，在米夫林领导下撰写他那部经典著作《战争论》。这部著作是受沙恩霍斯特思想的启示，对于下一个世纪普鲁士高级参谋军官和德国军官团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手下工作只有很短时间，此后于1815年任第3军参谋长，后任柏林军事学院院长，但凭借这部著作，他仍应被列入旧式总参谋部杰出代表的行列。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是民族国家时代的战争哲学，它像总参谋部这个机构一样，受到像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这些大师的赞许。曾是暴君和专制君主工具的战争，重又归于人民手中。由于手段的多样化、活动空间的扩大以及对民众力量的充分利用，使战争更接近其人类交往活动的绝对完善形态。现在，民众参与作战完全是为自己的生存权。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现在的战争都是力争毫无顾忌地利用一切力量，迅速决定战争结局，粉碎敌国的国家结构。这就是在战争指导上的“普鲁士革命”，即决定性会战和歼灭性会战。
　　克劳塞维茨的速战速决的思想，是与普鲁士和后来德意志帝国所处的不利的中心战略位置相适应的。他给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等所有德国战略思想家以巨大影响，即使希特勒也深为这一理论所吸引。在这点上，克劳塞维茨与他20世纪在军事上的对立面鲁登道夫将军是有根本区别的。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从来就不可能是其本身，它甚至高于政治。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第1卷第1章里写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他看来，人类的冲突和民族间的冲突这两种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处在斗争之中的，而人类必须是战争的主人。政治像战争和战争指导一样，首先是政治家的事。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可能在将来变得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由于战争指导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没有人比克劳塞维茨更急切地指出，军人尤其是统帅，不能将军事要事片面地看成军事专家的事，统帅艺术与政治家艺术本是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里应再次提及“政治军官”的思想并予以肯定。
　　克劳塞维茨的一些哲学论断带有典型的普鲁士特色。克劳塞维茨指出，在危急时刻，应将军队—普鲁士王朝的支柱—的生存置于国家生存之上。是国家创造了民族，创造了人民。由这一思想出发，后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普鲁士国家只有依靠其强大军队才能成就德意志的统一。20世纪人民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克劳塞维茨的普鲁士国家观的对立面。
　　克劳塞维茨的学说诞生在普鲁士人远离欧洲重大冲突的时代，其意义是在他去世后一个他无法预测的时代里才被人们发现的。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军队装备了线膛火炮，步兵装备了后装多发枪，发明了电报和以蒸汽机驱动的火车，内燃机的性能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从而使作战手段和作战地域有了空前的扩展，军队人数剧增。属于现代作战之父的，除了作为战争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之外，还有军事装备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建立德国第一个电报系统的维纳尔·冯·西门子。
　　还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普鲁士军队就已经利用笨拙的光学电报机进行情报传递，5年后才被西门子电报机所取代。1840年，普鲁士军队装备了德赖泽式后装击针步枪，使射速和火力有了极大提高。技术改变了军人所处的世界，它为专业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机会和空间。在军事领域，从长远观点看这也意味着那些默默无闻的军事人才—总参谋部军官的胜利。大王业的迅速增长，大城市劳动大军的出现，以及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同时意味着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兵员的征召出现了变化。这个过程使数十年来采取非政治化态度的总参谋部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在米夫林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无力对军队的装备发挥重大影响，但它却成了所有划时代技术革新成就的受益者。毛奇在1866年和1870年制定的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发明铁路和电报的意义。当时，在总参谋部—战争部长的“研究室”里，人们对军事技术的新发明津津乐道，而军官团的绝大多数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工业对军事的重大意义茫然不知。
　　1829年米夫林离职后被任命为普鲁士特使，为俄土之战进行调停。鉴于他与国王的亲密关系，从总体上说他是个称职的管理者，特别是他对诸如光学电报机等新技术有着浓厚兴趣。接替米夫林职务的是威廉·冯·克劳泽内克中将。其父出身平民，是拜罗伊特的一位管理森林的文书，后在普鲁士宫廷法院任司库。克劳泽内克是一个沉默寡言、忘我工作的人，就当时而言，他在军事事务上可谓一位先驱。他起初在部队任工程师，不久便于1813年到总参谋部任职。在克劳泽内克任大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几乎20年的时间里，一切如旧，似乎总参谋长这一职位空缺了20年。像在米夫林时期一样，总参谋部的工作只停留于审查训练条令、讲评军事演习以及训练总参谋部军官和部队高级指挥官等事宜。
　　1848年革命终于使一代思想家们分道扬镰。3月，继巴黎和维也纳之后，柏林也爆发了人民起义，军队经过艰苦巷战后，将起义平息。但当军队取得对“人民”的胜利之后，国王却开始动摇，随之便命令军队撤出首都。对于争取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平民和工人阶层来说，军队最终成了反动的堡垒。革命中，没有一支部队发生对国王的叛乱，只有后备军后来以微弱的声音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军队却反以人民的谴责为荣，对此不屑一顾。军队忠于国王并听从其调遣，是不言而喻的事，谴责革命也是合乎逻辑的。革命中，总参谋部一致站在军队一边。再说，军官团和总参谋长在这场冲突中也无力左右局势。
　　这就是卡尔·威廉·冯·赖赫尔中将于1848年3月革命后接管战争部业务并于5月就任总参谋长时的时代背景。赖赫尔的经历似乎与新的民主主义理想很合拍。他是边疆小村一个教堂合唱队管风琴师和教师的儿子，有人说他少年时曾放过羊。最初他在普鲁士一个步兵团当兵，由于其超凡的军事天赋，于1810年在一个重骑兵团被晋升为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了解了格罗尔曼的学说。当他任近卫队参谋长时，成了国王兄弟及王位继承人威廉亲王的心腹。
　　赖赫尔是一个直爽诚实的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由于他在军事上的立场而被国王赐予贵族头衔，于是他便竭尽全力维护总参谋部的利益。他厌恶革命是自然的，但对军官团介入社会冲突也认为是不适宜的。革命后随之在普鲁士出现的反革命，其结果是首先提高了军事内阁的地位。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将总参谋部与军事内阁合并，成立一个所谓“军队参谋部”的倾向。赖赫尔竭力维持总参谋部的地位，他还为总参谋部军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服装，以突出总参谋部的独立性。然而，当1850年在面对德国统一问题而要对奥地利发动第一次战争这种重大危机时刻，在普鲁士却很少有人想到总参谋部这个军事机构。动员、组建部队等事宜均由战争部长决断，总参谋部被抛在脑后，无人理睬。
　　1848—1851年期间的特点是，国王与战争部之间在“人事处”特权问题以及军事内阁与议会监督职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权限之争。在这种争论中，至少有6位战争部长惨遭失败。最后，在侍官长埃德温·冯·曼托伊费尔将军的领导下，经过加强的人事处从这场争斗中脱颖而出。曼托伊费尔与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交往甚密，而格拉赫是国王的私人军事顾问和亲信，两个人极力赞同将总参谋部合并到侍官处，以使更多的权力直接掌握在国王手中。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赖赫尔还暂时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为总参谋长的赖赫尔的突出贡献是他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投身于军事教育事业。他对军队与国王之间、内阁与下院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曾任过军队训练总监的赖赫尔，一直将后备军官的训练教育放在心上。在选择总参谋部军官时，要求必须具备3年普通军事学校的学历以及在地图测量室服役3年和不同兵种司令部服役的经历。他增加了旅行训练的内容，加强了战史处的工作，努力从战史中为未来作战提供借鉴。
　　1857年，当71岁的冯·赖赫尔将军去世时，在柏林的大总参谋部工作的有18名军官。其中三角测量处有6名军官，其处长是第一个出身于平民的贝耶尔少将，他是中欧地球弧度测量方法的创始人，在地图学领域享有盛名。地形测量局有9名军官。在大总参谋部参加训练的有25名军官。绘图室和新组建的印制作战地图的平版印刷所编有2名军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从事地形测量和三角测量工作的军官中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
　　在德国、奥地利基本上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1848年革命，新型的和在经济上迅速壮大的大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大王业财产的出现，加速了建立在地产基础上的封建特权的瓦解。总参谋部的资产阶级化，反映了军官团的不断资产阶级化。只是这种资产阶级化没有使军官团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反而使新的资产阶级阶层军国主义化了。
　　但不管怎么说，赖赫尔时期的总参谋部已呈现出一副军事科学办公室的形象，在这里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胜过了那些贵族气派十足而又将作战当做其一生行业的人。赖赫尔的教育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统一战争时期的许多伟大的将军和总参谋长，如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罗恩、布卢门塔尔、布龙斯阿特·冯·舍伦多夫等，都是由他培养出来的。他的继任者毛奇是最适宜的总参谋长继承人。
　　赖赫尔去世时，社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渗入，战争指导正处于一个转折期，而这种转折的前景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同时政治的发展又赋予总参谋部一个全新的角色。在这个舞台上，完全由德国古典文学的精神塑造出的完全受克劳塞维茨学说指导的毛奇，势必会将战争作为其政治的最后手段。 　
第四章 伟大的沉默者　
　　——赫尔穆特·冯·毛奇
　　1857年被任命为人事处长的冯·曼陀菲尔少将向国王建议，由毛奇接任赖赫尔的总参谋长之职。这在普鲁士军事历史中是一个奇特的巧合，正是这种巧合，为这位伟人在总参谋部与军事内阁的权力之争中为总参谋部最终取胜开辟了道路。
　　根据曼陀菲尔的建议，毛奇在冯·赖赫尔将军去世后几个星期，即1857年10月19日代理总参谋长之职，自1858年正式担任总参谋长。这时，他在军队中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关于这一点，曼陀菲尔或许早有充分估计）。毛奇从未指挥过一个营、一个团或一个师，此时根本不会有人想到，他能将这个遭人鄙薄的总参谋长职位一变为驾驭全军的高官显位。
　　这位已经57岁的少将，在人品上与权力无上的侍官长迥然不同。他那清瘦的面颊，高大的前额，鹰钩鼻子，薄薄的嘴唇，给人勾画出一副弱不禁风的形象。然而，他那冷静沉稳和深思熟虑的天性和作风，看上去不仅绝对是普鲁士的，而且是古典式的。也许有人会说，能说明一个男人性格的，莫过于看他喜欢听什么音乐和抽什么香烟。毛奇推崇莫扎特，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品味名烟。他以看书为癖好，甚至曾从事过文学工作，是有多种精神爱好、有教养的军官的典型代表，像他这样的人在20世纪还有汉斯·冯·泽克特和路德维希·贝克。63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于1800年10月26日生于梅克伦堡的帕尔希姆。毛奇的父亲在失去其地产后，到丹麦军队服役，直至升任将军。毛奇的母亲出生于吕贝克一个城市贵族家庭。毛奇年轻时曾在丹麦皇家军校学生团接受教育，后到丹麦一个步兵团任少尉。后来，他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丹麦军中服役，而他在访问柏林之后，于次年加入了普鲁士军队。他认为在普鲁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起初，他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近卫步兵团任少尉。当普鲁士威廉亲王—后来的国王和德国皇帝，在阅兵式上第一次看到在个骨瘦如柴、身材细长的年轻军官时，说道：“这个丹麦人不是块好材料。”毛奇在地形测量局工作了多年。在这里，他熟悉了总参谋部的全部基础性工作。工作中，他的绘画天才使他得益匪浅。1833年，他被调往总参谋部工作。两年后，被派往土耳其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当时，在土耳其人们都将普鲁士军官视为导师。回国后，在大总参谋部工作，其中有一段时间还曾在战史处工作，后来他对战史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由于1848年革命的缘故，他首先被调到驻科布伦茨的莱茵军团任参谋，接着赖赫尔又将他派往大总参谋部工作。1848年8月，到马格德堡第4军团任参谋长。1841年，他在科塔办的《德意志季刊》发表一篇文章，论述了西部边界问题。在文章中，他从纯军事角度指出，德意志各民族应联合起来。他写道，即使在和平时期，普鲁士也必须像一支面对强敌的大军，常备不懈，严阵以待。他这一思想的由来是因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一不利的地理位置，而且被列强所包围。随着普鲁士的不断壮大，周边列强以一种复杂的或者说是一种充满嫉恨的心情注视着它。
　　1848年革命影响了日常战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使军队成了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毛奇是从一个军官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的。他的政治信条是“秩序”，这可以从他在革命年月里写的信件中反映出来。他以炽热的和痴迷的愿望，要求秩序，要求“铁腕人物”，要求强有力的措施。他认为思想上的冲突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很快成为赖赫尔可靠心腹的毛奇，在反动时期被委以制订动员计划的重任。1854年，他又作为重病在身的赖赫尔的代表领导每年例行的大型旅行训练。赖赫尔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并指出，毛奇还没有建立起足以使他的命令具有权威性的声望，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安置在一个负责的职位上。
　　1858年9月18日，毛奇将军被正式任命为大总参谋部参谋长。当时，包括在8个军参谋部和18个师参谋部工作的军官在内，共有总参谋部军官64名。此外还有在总参谋部工作的30名担负测绘任务的军官。总参谋部的预算每年为2.6万塔勒，另外还有一笔1万塔勒的旅行费。
　　自1858年直至王朝覆灭，在冯·曼陀菲尔将军领导下的人事处（现在官称军事内阁）竭力想攫取对军队的监察权，而在克劳泽内和赖赫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无力与其对抗，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毛奇不愿采取曼陀菲尔的手法，利用献媚或政治手腕来改善总参谋部的地位，这不是他的本性。即使到后来他已担任相当的官职以后，也很少在如何加强自己的地位上花费脑筋。他以谦逊克己的态度，履行本职工作，并深信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便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照此下去总参谋部也终将再次成为全军的精神中心。
　　当毛奇开始走马上任之时，正是商业和工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百万大军的装备得到改善，而且由于交通事业的革命，使军队的机动能力也有极大提高。线膛火器射程和杀伤力的提高，势必会引起战术和战斗样式的变革。毛奇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清晰地觉察到了这一变革在理论上的意义，并试图将其应用到制订未来动员和进军计划中去。战争，这个曾被贵族所垄断的领地，现在已为科学家所占领。但是另一些巨大变化毛奇并没有看到，如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军队的兵源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新兵越来越多是不满足现状的城市无产者，而不再是来自农村族长式家庭。他认为，军队运用军纪就能使其成为“民族的学校”，就足以使全民各阶层人士受到同样的精神教育。
　　19世纪50年代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日益紧张，像总参谋部这样的中央军事筹划机构的意义就显得日渐突出。普奥在德意志领导权问题上的冲突、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以及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所奉行的野心勃勃并不断制造事端的政策，使欧洲政治如负重荷，各国政府为此绞尽脑汁。毛奇此时则深深陷入对普鲁士地处俄、奥、丹、法中间这一战略问题的思虑之中。面对军队人数急剧膨胀的现实，以及像电报和铁路等新型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出现，毛奇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开进方法，即各分散的部队自多个远离战场的分散地域，向决战战场集中的方法。拿破仑由于缺乏道路网和通信手段，通常选择在会战前便集中大部队实施进攻的方式。格奈泽瑙的分散开进的思想也因同样原因而受到局限：拿破仑时代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把在内线机动视为最佳的机动方式；而毛奇的新方案却要求各支部队在外线实施分散开进，直到会战中才实施协同。
　　这种方法要求下属要经过统一的训练，具有在总任务范围内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但是，这种作战的计划者同时也将成为这一作战行动的指挥者。因此毫无疑问，总参谋长将来对各支部队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元帅，这位在普鲁士军事改革中没有机会发挥作用的军事改革者，曾向一位少校解释典型的“普鲁士服从”这一概念的含义，他说：“国王之所以让你去当参谋军官，正是因为他知道你已经不听招呼了。”
　　毛奇的总参谋部逐渐成为军官的集体，他们具有实事求是和不计职位高低而默默无闻的作风，掌握准确无误的工作方法，善于精心估算目标的可行性，对技术进步有充分的了解，以及团结其部属的高度责任感。由于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曾接受过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的训练，因此总参谋部的作风对全军影响颇大。毛奇将以“概略命令”实施指挥的方法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他在教育培养新一代军官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抛弃了沙恩霍斯特要做“政治”军官的理想，取消了军事学院广泛的普通课程，一心要造就素质一流的军事专家。
　　在组织方面，毛奇将其领导下的大总参谋部的“师”重新命名为处。第1处负责处理有关瑞典、俄国、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事务；第2处—后来改称德国处，负责处理有关德国、丹麦、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事务；第3处—也称法国处，主要负责处理法国及其西欧等国事务。在毛奇推动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铁道处，以充分利用这一对动员和展开极为重要的新型运输手段。
　　此外，毛奇还要求加强野战炮兵。所有这些组织变革早已属于军事改革的范畴，这些革新自1858年曾使普鲁士人感到精神振奋。实行有计划的改革，实行3年兵役期制，在义务兵役制基础上更充分地利用不断增长的民众人力资源，新组建36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这一系列问题在1858—1862年期间成了下院与国王之间冲突的焦点。国会赞同增加军费以改善军队装备，这也就意味着国会有了在政治上监督军队的权力。接替自1858年重病在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摄政威廉亲王（于1861年登基）将军队视为其王朝的领地。他曾当着1858年退职的战争部长冯·伯宁将军极为粗暴地说，指挥军队的是国王，而不是战争部长。
　　国王发现在下院进步势力一方没有杰出的政治领袖，这也是普鲁士君主立宪制的历史性转折时刻。毛奇领导的总参谋部置身于这场争论之外。在这场争论中，面对国会的阻挠，老国王威廉一世甚至曾有过退位的念头。就毛奇当时的地位来说，他也无力以某一种形式介入。对国会的斗争是由战争部长冯·罗恩将军领导的，他的观点是必须防止国会染指军队，当然他和毛奇及军事内阁头目冯·曼陀菲尔将军的观点是一致的。毛奇深信，议会制或许是时代的趋势，但决不允许它损害国家的支柱—军队。最后，为解决这场冲突，战争部长和军事内阁头目共同制订了一个为对付动乱的军事行动计划，即发动一场类似用军队对付国会的政变，为此向各军军长下达了密令，并要求未收到特殊指令时不得启封。然而，这一指令最终也没有下达。1862年秋，国王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从而以未付诸流血的方式平息了这场斗争。俾斯麦没有理会国会的意见，开始独自执政。
　　在国王与国会发生冲突的那几年里，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已经将可能发生战争的全部情势重新做过一次考察。这些年他制订的进军计划首先是针对传统敌人法国，其次是奥地利、丹麦和德意志中部邦国以及俄国。在1857—1858年对法作战计划中，尚未打算不惜代价地发动进攻，而只是想占领莱茵河畔的防御阵地。1859年奥、法、撒丁在意大利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机会和活生生的实例。毛奇为此曾命令下属在两个方向上认真进行以铁路实施展开的准备工作。此外，他还断言，普鲁士将会被卷进这场冲突。法国，作为中欧新的“德意志权力中心”的敌人，一直是毛奇的心头之患。毛奇认为，英国和俄国可能会与法国结盟。在1859—1860年的一份条陈中，毛奇以富有远见的眼光描述了一幅罗马人与斯拉夫人联合对付欧洲日耳曼中心的图景。他写道，普鲁士只有与奥地利结盟，才能在这场“泰坦之战”[意即巨人之战。泰坦为希腊神话中的巨神。—译注]中取胜。如能与奥结盟，那么首先应在东部发动攻势。普鲁士地处中欧的战略位置是毛奇的第二个心头之患。
　　如果战争真正像毛奇所说的，是上帝维持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手段，或者像克劳塞维茨教导的那样，是政治的最后手段，战争只有在政治的框架内才能行得通，那么作为中央筹划机构的总参谋部在所有防务问题上都要有一名政治家过问。也就是说，这位政治家要向总参谋部提供其考虑的范围，指出方向，使总参谋部纯战略性的愿望不超出正确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和必须负责的范围。自律斯麦就任首相之后，这样一位政治家就诞生了，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在情感上毛奇对俾斯麦一直是冷淡的，尽管毛奇的总参谋部的各位处长们也经常对俾斯麦这位“外交家”的诡计和手腕嗤之以鼻，但对俾斯麦的指示，毛奇通常是顺从的，虽然有几次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做出的。作为军人的毛奇也完全赞成，战争作为政治事务理应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政治家的特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又节外生枝，老国王威廉却在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决断上极力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此他经常与俾斯麦发生激烈冲突。后来，国王借别人之口传出一句话，说在俾斯麦领导下连皇帝都不容易当。天才的国家领导和天才的军队统帅，即俾斯麦和毛奇的搭档组合，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上天为普鲁士向一个新的强大德意志帝国迈进过程中特意安排的。
　　由于丹麦的王位继承权问题，以及丹麦坚持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要求，早已存在于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同盟，与丹麦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864年初爆发了。此时，柏林的总参谋部的情况与1806年时的军需总监部极为相似，大家无所适从。毛奇虽然负责制订作战计划，但却被留在柏林。作战指令以国王的名义颁布，通过战争部长下达到各军司令部。战争部也没有向总参谋长传达过足够的有关战事的信息。为了了解战事的进程，毛奇只能依靠私人通信。
　　攻克迪普尔堡垒成了普鲁士在其迈向中欧强国阶段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英国、瑞典斡旋下，普丹停战之际，石勒苏益格北部和日德兰半岛的最高司令由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接替，他是国王的表弟和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军人。卡尔亲王邀请毛奇做他的参谋长。一个贵族出身的最高司令与一位杰出的、但处于第二位的总参谋长的合作，在后来的军事历史中曾出现过多次。战事再起后，普军渡过阿尔森河，到达阿尔森岛，并占领了整个日德兰半岛。这一切均归功于毛奇。丹麦自此失去反抗能力。秋季，战争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脱离丹麦而告终。
　　对丹麦战争的胜利使总参谋长及其总参谋部在广大范围内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晓，同时也引起国王的注意。接着，翌年军事内阁发生了人事变动。曼陀菲尔被罢免，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冯·特雷斯科夫少将。此人的能力为毛奇所佩服，而且是个淡泊名利的人。这些年来，毛奇一直静静地等待着国王召唤他的时刻的到来。已年届65岁的毛奇，此时想以年事已高为由提出辞呈。特雷斯科夫，还有战争部长冯·罗恩极力劝使国王将这个难得的人才留任。同时，特雷斯科夫还说服国王，将来让毛奇出席所有涉及总参谋部事务或需他做出判断的内阁协商会议。
　　1865年，在“战利品”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最终归属这个老问题上，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争吵再次爆发。俾斯麦看到，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完全是一场可预计结果的政治手段—并不是惟一可能的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他仍然决定为此诉诸武力。现在惟一缺少的就是有利的政治时机。毛奇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赞同这一出路。普鲁士首相向军方保证，与意大利结盟会将奥地利相当一部分军队钳制在另一条战线上。于是，总参谋长毛奇本计划受命赴当时意大利这个新组建帝国的首都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商讨军事结盟的具体事宜，但由于意大利已将其总参谋长派往柏林，毛奇的此项使命就此作罢。
　　特雷斯科夫对毛奇的提携并未引起国王的认同，总参谋长作为国王以及战争部长顾问的地位，一直飘摇不定。总参谋长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主子的人品，而且还取决于难以预料的政治因素。在军事问题上，国王更喜欢听第二侍官长冯·阿尔文斯勒本少将的主意。毛奇根据他经常引用的“分进合击”原则制订的对奥地利的进军计划，是他依据普鲁士比奥地利具有较完善的铁路系统这一现实而制订的，显示了由他塑造的总参谋部的新型作战艺术和指挥技巧。
　　毛奇将其前置的“东方军团”—实际上是一个由4个军团组成的集团军群，由萨克森至下西里西亚近300公里的地段上展开成一个巨大弧形，将波希米亚的奥军作为惟一主突方向。他要求位于这一弧形上的军队只有到了决战战场上才可实施集中。目标是敌人的翼侧，最终目标是在会战中将敌合围。毛奇将普鲁士军队的6/7投入此次作战，而置只有较少设防的莱茵和西里西亚各省的命运于不顾。原本就反对此次对奥作战的柏林宫廷，惧怕奥地利会发动攻势。然而，毛奇竭力坚持其构成一个主突方向的目标，以便能在波希米亚以尽量多的兵力实施其预料中的决战。
　　作战计划遭到多方反对并被修改。进攻波希米亚的军团减少到三个。拨出一个军团以掩护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于是，这个大胆和内涵丰富的作战计划，一种新型的大地域战略便出现了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在后来又反复出现：供给特别是对那些分布于广大地域、而又无法自己就地实施补充的大量军队的食品供给的组织工作，与战略计划不能保持同步。这个责任应由战争部来负，战争部对作战计划的内容根本就没有足够认识。面对新时代，军队管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是数十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由于任何一个官僚机构所固有的无效性；第二是由于总参谋部与战争部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交流—－后来依然如此；第三是因为对供给缺乏现代认识，还停留在过去那种“轴重”就包含一切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的作战艺术与在技术时代为日益复杂和内容丰富的军队正确组织后勤补给的艺术之间，总是存在一道深深的鸿沟。特别是对第1军团的补给困难在一段时间里几乎对毛奇整个作战计划的达成造成威胁。
　　此后发生的事情具有决定意义。在特勒斯科夫的力劝下，国王于1866年6月2日颁布一道内阁令，首次明确规定了在“战争期间”大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地位。作战计划的制订者现在也可以指挥作战了。授予总参谋长以指挥权并不意味着国王的最高命令权受到限制。“最高统帅”也亲自披挂上阵，总参谋长在通报战争部长之后可以国王的名义下达命令，战争部也因此在统帅机构里退居第三位。毛奇对在战争中的最高首长与最高决断者之间，即他与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做过如下的描述：在出现意见分歧时他会说，殿下现在要亲自下达命令，他没有任何意见。然后，国王便让步了。
　　最高司令部内的这种新的权力划分，即总参谋长地位的提升，对在波希米亚的三个军团参谋长，即由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的第1军团参谋长冯·福格茨·雷茨中将，由弗里德里希王储指挥的第2军团参谋长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少将，以及由赫尔瓦特·冯·比滕费尔德将军指挥的“易北河军团”参谋长冯·施洛特海姆上校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作战计划，他们在思想上进行过统一训练，他们会通过一种不成文的渠道与作战的指挥者保持直接沟通，同时也会为作战胜利竭尽全力。自此，“参谋长”的地位开始提高，50年后在以兴登堡—鲁登道夫为首的第三届统帅部期间，参谋长的地位甚至比总司令还要高。
　　毛奇地位的加强基本上是外部环境帮的忙。因为，德国的王宫贵族们将亲自指导战争作为其义务，但他们本身大多又不具备统帅的天赋，于是变得日益复杂和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战争，就越来越离不开经过专业训练和甘愿在幕后做无名英雄的军事专业人才，战争中的一切实际问题均由他们来决定。总参谋部在这种“参谋长”体制中几经沉浮。弗里德里希王储是一位既没有特殊的军事天赋又没有政治才干的侯爵，1866年他的“参谋长”冯·布卢门塔尔将军（后来晋升为元帅）获得了无声的桂冠。因为，尚有自知之明的王储，一切都听从布卢门塔尔的安排，其军队在柯尼希格雷茨对敌翼侧和背后实施的决定性突击中获得了胜利。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军队的正常运转，依靠其军队有计划的行动。
　　1866年5月12日，普鲁士预先实施动员，6月中旬战争已难以避免。尽管有个别部下表示反对，尽管在后勤补给上存在困难，但军队展开行动大体仍是按毛奇的计划进行的。普军纵队以吉岑为轴，从三面冲进波希米亚。在初期战斗中，普军步兵利用新型击针式步枪和新型战术，在绝大多数地区取得胜利。奥地利最高司令冯·贝内德克—一位作战大师和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柯尼希格雷茨附近的易北河西岸有利的高地上占领防御阵地。1866年7月3日，各路普军按毛奇的计划从不同方向在战场上集中，拉开了近代史上最大合围战的序幕。在这里，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有将近五十万人。毛奇全部合围敌人的最终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就在距此次交战两周后的一次会战中奥地利的军队便遭毁灭性打击。普鲁士军队的胜利震撼了整个欧洲，同时也使当时不为人们知晓的总参谋部名声远扬。
　　这是这个世纪普鲁士取得的第二个巨大胜利，是一个具有坚忍不拔意志和科学工作态度的总参谋部的集团力量，与熟谙全部外交艺术和诡计的政治家的才智相结合的产物。毛奇自己称柯尼希格雷茨会战是他最成功的一次会战。但对于此次的作战计划，他却认为并非杰作，只不过是天时地利的辅助。此外他还指出，如果想在战争中十拿十稳，那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这是在欧洲战史上第一次由处于第二位的、负责计划和作战的参谋部参谋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不是由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统帅和总司令取得的。
　　现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已无回手之力，只有坐守普军的开进。从军事上讲，毛奇对维也纳本身并不感兴趣。鉴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德奥内战期间推行一种极为可疑的政策，并对萨尔地区、莱茵一法尔茨和美因兹提出领土要求，毛奇指出，战争将要扩展为对法、奥和与其结盟的德意志南部诸邦国的三线战争。毛奇主张普军主力应由波希米亚调往莱茵河。总参谋部、特别是在战前就已陷入极度悲观的国王，现在希望在与奥地利搏和后能获得大片领土，迫使与奥结盟的萨克森站到普鲁士一边。国王还曾想过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但最后，普鲁士只是在维也纳宣布，普鲁士胜利地夺回了应属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
　　在这一过程中，俾斯麦对总参谋部和国王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俾斯麦认为，应当给将来会成为普鲁士在中欧盟友的奥地利王朝以一个体面的和平。他还认为，只要奥地利能放弃在德意志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欲望就足矣。这样，在德意志范围内作为新秩序的最顽固的敌人，即位于东西普鲁士中间和伸人普鲁士西部的一系列德意志邦国（如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直辖市法兰克福）便多少出于战略原因自动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除国王外，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毛奇，谁都没有正确理解，对这些邦国的兼并会在多大程度上对王朝的不可侵犯原则造成危害。在尼科斯堡与奥地利停战谈判中，存在于无宪法约束的总参谋部势力与受宪法约束的政治领导之间的冲突，已经为后来软弱的政治领导屈从于强大的军事领导的可能性埋下了伏笔。
　　柯尼希格雷茨一役，使毛奇的名字传遍整个欧洲。南德意志诸邦，如巴登和符滕堡等国的总参谋部，由于在德意志领域内关系的改变，现在也努力与普鲁士在柏林进行接触。普鲁士突然间成了世界政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毛奇再次失去其指挥权。
　　毛奇的胜利也使他获得物质奖励。普鲁士历代国王对立有战功者从不吝音用金钱或地产给予奖赏。毛奇从国王手里得到一笔丰厚的金钱奖赏，并用此购置了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庄园。埋藏在他心中很久的一个梦终于实现了，这就是回到乡村，重新获得曾被他的父亲挥霍掉的田园。在他眼里，贵族没有地产是不可想像的，也不可能持久。
　　1866—1870年，欧洲再次出现新的紧张征兆。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国将如何对待一个新的德意志权力中心，即由俾斯麦创建的北德意志联盟，使各国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俾斯麦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战争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又不能草率地引发他懂得耐心等待的艺术。法国想与战败的奥地利结盟。毛奇早在1867年在普法对卢森堡问题出现分歧时就曾主张向法国进军，但俾斯麦不喜欢先发制人的战争。毛奇听俾斯麦说过，只有当触及与人民生存枚关的问题时，战争才是合理的。
　　俾斯麦希望能在国际上将法国皇帝置于一个被动理亏的境地，这样才能促使拒绝普鲁士在德意志内担当领导角色的南德较强邦国符腾贝格和巴伐利亚，站在北德意志联盟一边。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1868年，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准备参加西班牙王位的竞选，巴黎对此做出了不理智的激烈反应。
　　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时刻。此时法国已无退路，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自以为胜券在握，不想后退。普鲁士国王宣布将奉行一种远离西班牙一切事务的政策，主动放弃西班牙王位的竞选，于是在国际舆论面前法国将自己置于了无理的境地，俾斯麦这位杰出的内阁政治家和外交家恰恰选择的这一时刻。1870年7月15日夜，普鲁士实施了十年中的第三次动员。在7月18日的一项内阁令中，大总参谋部参谋长再次被赋予战争期间指挥作战的大权。1866年6月的历史似乎再度重演。战争期间的指挥权将随着战事的结束而终结，然而，后来却出现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一直持有最高指挥权的最高统帅，在危急时期可赋予总参谋长以作战指挥权；总参谋长所下达的指令须经最高统帅的首肯，同时通报战争部长，这是留给战争部长惟一的权力。
　　毛奇对战争已做了充分准备。在动员之夜，他满意地说，这是他最轻闲的一刻。随着战争的开始，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体制达到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总参谋部组成三个机动处，即在具有超群能力的38岁中校保尔·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领导下的作战处，由冯·韦尔迪·迪韦努瓦中校领导的政治处，以及由冯·布兰登施泰因中校领导的铁道、电报处，与以国王和首相俾斯麦为首的国王大本营一道开赴战场。对这个荒唐的臃肿的大本营，布龙斯阿特中校仍没有忘记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一段尖刻的文字。
　　除总参谋长及两名副官之外，此时的总参谋部成员有毛奇的代言人、军需总监冯·波德别尔斯基将军、三个处长和其他六名军官—三名少校和六名尉官。从这个指挥中心所发挥的新作用上来说，总参谋部的人员是太少了，使它只能处理一些急需的事务性工作。
　　毛奇的开进计划建筑在法国铁路系统的落后及其军队的老龄化上，法军的核心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虽然法军装备有现代化的速射火炮和多管机枪，但其指挥却缺少必要的思想训练和机敏。毛奇最初计划，以三个在不同地域展开的军团，从施佩耶尔、美因茨和特里尔之间的莱茵法尔茨狭小地域出发，在萨尔河附近将敌围歼。尽管法军的展开正如毛奇所预料的那样十分缓慢，但毛奇的美好计划还是由于冯·施泰因梅茨将军的擅自冒进而夭折。这也说明，“总参谋长”体制也有它的局限性。
　　毛奇此后不得不改变其计划。新计划规定，普军及其德意志盟军由维特里希—兰道一线出发，向右渡过摩泽尔河，其目标是将由巴黎开出的法军压向中立国比利时边界地域。这个计划也只实现了一半。8月份在梅斯—科龙贝勒—努伊尤利、维翁维尔和拉图尔港、格拉夫洛特和圣普利瓦特等地实施的一系列会战，取得了事先未预料到的部分战果。由巴赞元帅指挥的法军军团在梅茨被合围，经长时间围困后被迫投降。另一个在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下的军团—法国皇帝随该军团一起行动—在色当的开阔地被普军合围，也被迫缴械。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最伟大的胜利。在总体任务范畴内，将服从和行动自由做到协调统一，这种指挥方法虽然并没有按毛奇的设想完全得以兑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确实是构成这次伟大胜利的基础。当然，这次的胜利与柯尼希格雷茨不同，它未能使战争结束。
　　现在，毛奇及其军事素养超群的年轻处长们，在军队和大本营中赢得了非同寻常的声望。对此，经常与毛奇发生意见分歧并遭毛奇指责的俾斯麦，创造了一个恶意的词：“神人”[神和人所生的后代。—译注]。后来，这个词汇就与总参谋部形影不离。
　　对于总参谋部来说，自取得色当胜利之后，敌人的首都巴黎便自然成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它是敌人生存的基础，但法国并不屈服。在法国，皇帝被推翻，共和国宣布成立，战争演变成民众战争。1866年的历史并没有重演，当时的王储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曾与毛奇就战争的下一步发展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突出地显示了总参谋部的思想。王储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婿，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问毛奇：“如果我们占领了巴黎，将会怎样？”毛奇答：“那我们就可能继续向南非进攻，将敌人的力量彻底粉碎。”王储：“如果我们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呢？如果我们也不是百战百胜呢？”毛奇沉静地答道：“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将法国彻底打垮。”王储：“然后呢？”毛奇：“然后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支配和平。”王储：“你了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吗？你的设想行得通吗？”毛奇说：“我不了解。因为我只关心军事……”
　　在此期间，俾斯麦不顾总参谋部的种种批评，俨然以一个政治权势的化身自居，这种政治按克劳塞维茨的哲学解释就是，战争的界限和目标是由人来掌握的。国王利用其老年的智慧和地位，在军事与民事、政治领导之间发挥着决定性的和协调的作用，但最终都是偏向俾斯麦一边。而另一方面，毛奇却对服从“主子”的原则深信不移，使他对国王的决定百依百顺。
　　32岁的莱昂·甘必大是一个出身于热那亚家庭的犹太律师，在法国议会中属于极左派。现在，毛奇要对一种构成新时代政治的新因素即民众和民主现象做斗争。甘必大，一个拥有巨大权势的民众领袖，在新的“民族防卫”政府里执掌着战争、内政和财政大权，并以狂热的能量于一夜之间在法国北部和西部变出一支支新型民军。他发动民众战争，实施“全民皆兵”，利用志愿兵进行游击战，以对付普鲁士入侵者。巴黎宣布为要塞，法国人立誓以血肉之躯捍卫巴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巴黎周围堡垒、工事林立，与旧日的要塞大相径庭，简直像一个巨大的防御地域。对塞纳河畔上这样一座大城市的围困，以及法国利用机动士兵和狙击兵所进行的民众战争，极大地震撼了毛奇过去认为战争总是正规军之间争斗的战争概念。被伴斯麦恶意地称为“神人”的总参谋部军官们，指责俾斯麦在私人信件中泄露了军事秘密，同时在如何对付这种新型民众战争的方法上，与俾斯麦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围绕着是否和能否利用重炮的无情轰击迫使巴黎投降的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周的争论，特别是整个军事行政管理机构的迟钝和拖沓，成了重型火炮无法前调的制约因素。俾斯麦主要是担心英国和奥地利的介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像1866年一样，他想尽快与法国缔结一个使对方可以承受的和约。而毛奇则主张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进攻，以武力解决普法冲突，并决定让国王在他与俾斯麦之间选择其一。毛奇在一份条陈中集中讲述了实施这一步骤的动机。他写这些东西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后来他曾说过，他在战争中从未将其上司赶走，因为这对他来说与一个军官的荣誉感是不相称的。普鲁士军官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其他时期仍然保留着，并扮演了一个不幸的角色。
　　总参谋部与国家领导之间的分歧，第二次以有利于政治领导的结局结束。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政治领导权确实握在一个占据优势的政治家手里，其次是在国家最高层存在着一个像最高统帅这样的中和因素。
　　还在与总参谋部闹分歧期间，俾斯麦就在普德军队大本营所在地凡尔赛，创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一个以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由德国各诸侯和自由城市组成的联邦。1871年l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王宫的大厅里，由德国诸侯或其代表拥戴登基，宣布为德意志皇帝。经数周炮击之后，巴黎于1月27日投降。3月1日，普鲁士军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伴着悦耳的军乐，穿过塞纳城的繁华大街，开进巴黎—这是这个世纪普鲁士军队第三次进驻这个城市。
　　在6个月中，法国有4个军团和20个要塞被迫缴械。参加此次战局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军队计有50多万人。共同的战争经历，共同取得的胜利，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情感，激励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民族自发力的成长。法国对德意志这种原始自然力和暴力的印象刻骨铭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毛奇倡议的和谈条件符合胜利者的全部情感。他提出，帝国往日的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应归还德意志帝国，西部疆土必须有一个战略前哨阵地。为巩固所取得的胜利，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一场德法战争之前就将法国置于一种不利的境地。而律斯麦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感到满意，他希望和平，不希望总是以人们不情愿的方式给法国的生存制造麻烦。他虽然也表示阿尔萨斯—洛林应归还德国，但并没有听他提过总参谋部的“前哨阵地”思想。后来，毛奇的建议中只有关于将梅斯要塞并入德国的主张得以通过。
　　从根本上说，年近71岁的毛奇爱和平甚于爱战争。他在给其兄弟阿道夫的信中写道，对于他自己和人民，他作为一个老者希望一种高于一切世间理性的和平，即上帝的和平。世间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在由一种强权和民族政治观念，以及联盟体系制约的世界里，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就是一个处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全副武装的、时刻准备以“钢拳”捍卫和平的德意志帝国。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起初也包括大总参谋部）便可发现，新建的德意志帝国呈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帝国首脑是由各国诸侯以罕见的鼓掌欢呼的形式推选出来的，由普鲁士国王出任德意志皇帝，可以世袭。依照其“联邦统帅”的身份，应是和平和战争期间所有联邦军队的最高统帅—巴伐利亚除外，这些军队都要以不同方式宣誓臣服皇帝，这对这支军队的精神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而最高的政治权力却掌握在帝国宰相手里，宰相下不设部，只有一批国务秘书随其左右。海运、邮政和后来夺取的殖民地成了帝国财产，此外对总参谋部制订未来进军计划至关重要的铁道也归属国家。
　　德意志帝国未设战争部。除普鲁士外，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贝格保留有自己的战争部，这种现象直到帝国覆灭。同样，在理论上它们也有自己的总参谋部，在巴伐利亚还有自己的王家军事学院。实际上，由于普鲁士也没有专门负责军事的国务秘书，因此普鲁士战争部对帝国国会而言，就在总体上代表了各邦国军队的利益。而军事法规的发布和军事活动仍属帝国的事，并由议会实施监督。普法战争后，柏林大总参谋部的指挥权再次被正式终止，但由于在实际运作中缺少一个专设的“帝国总参谋部”，因此大总参谋部就担负起帝国总参谋部的角色，成为负责帝国防御任务的最高筹划中心。普鲁士总参谋部与萨克森、符腾贝格等规模较小的总参谋部，在共同训练和军官的定期交流中密切了关系。通过部队司令官的交换，普鲁士总参谋部与巴伐利亚总参谋部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与巴伐利亚总参谋部在训练教育思想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为在紧急状况下统一处理陆海军两军种的指挥技术问题，当时还曾计划成立一个特殊的“联邦统帅局”以及领导该局的帝国总参谋部，但这一计划没有多久便被束之高阁。因为，这个计划与普鲁士人所固有的霍亨索伦王朝最高统帅不可侵犯的观念相抵触，这种观念到新建帝国时期已发展到其最高峰。此外，俾斯麦还想利用普鲁士战争部所具有的双重地位，悄悄地巩固普鲁士在新帝国中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说，1871年的帝国宪法是量体裁衣，专门为帝国宰相设计的。但是当这样一个强大首脑逝去时，将会发生什么，其结果可想而知。
　　自1866年和1870年胜利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折服了众人，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毛奇在所有日常问题上采取矜持克制的态度使这种声誉有增无减。现在，和平时期不直接指挥任何大部队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世界上不仅得到许多人，而且是所有人的信赖。在国会大厦对面，勃兰登堡门后面，在动物园附近耸立起一座由红砖砌成的总参谋部办公大楼，在军队中以“红房子”而著称。总参谋部的人员数量不断增长。1857年时，毛奇手下有研名总参谋部军官，1871年增加到135名。到毛奇退休的1888年，已增加到239名。其中，197名来自普鲁士军队，25名来自巴伐利亚军队，10名来自萨克森军队，7名来自符腾贝格军队。从总参谋部军官的出身看，反映出整个军官集团的不断资产阶级化。1872年，已有1/3的参谋军官来自于资产阶级家庭，但这决不意味着军官团的思想已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阶层在思想和行为上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封建化。总参谋部军官在整个军官团中现已赢得精英的美誉，这使一些老贵族们十分恼火。现在，总参谋部军官简直是可以胜任一切，可谓无往不胜。
　　从组织上看，1870—1871年战争后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柏林的大总参谋部，这个帝国最高军事筹划机构，除负责交通、铁道、电报的部队和新出现的飞艇部队外，并没有自己的部队，也没有指挥权和监督权。自1872年，总参谋部有了自己的军事学院，是军队的最高训练教育场所，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动员和进军事宜的铁道处与第二处（德国处）合并，由一名军需长负责，成为总参谋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三角处与地形测量处于1875年合并，由一名“地面测量主任”领导。当时，总参谋部还拥有德国测量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即负责制图的领导奥斯卡·施赖贝尔中将，以及赫尔曼·布德少校，他后来成了普鲁士负责公共事务的大臣和帝国铁道管理局局长，是一位精通铁道事务的专家。为处理总参谋部的人事工作，还专门增设了一个直属总参谋长的“中央处”。原来负责开进、动员、外国要塞、外国军队等事宜的处合并为一个处，统由一名军需长主管。最初，总参谋部只有三名军需长。
　　总参谋部发展成军队的精神指导中心，这一结果并不是毛奇有意识争取来的。然而正是鉴于这一结果，内阁于1883年5月20日颁布一道内阁令，赋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的权力，总参谋长有权每周向皇帝汇报一次，也可随时直接向皇帝呈送报告。这样，加在总参谋部身上的羁绊终于解除了。尽管像以前一样，在涉及军队武器装备的所有问题上均需与战争部合作，但直面皇帝的权力使总参谋长后来不仅在纯军事领域，而且在外交或经济领域都发挥了巨大影响。但总参谋部对此仍不满意，尤其是认为要详细向战争部长阐述开进和作战计划的做法是多余的。
　　总参谋部在选择后继人的问题上，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候选人必须以优异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并在柏林总参谋部工作两年。一般不允许以志愿报名的方式参加总参谋部军官的培训。但与巴伐利亚不同的是，在普鲁士具有高等侍官经历的军官有可能被直接选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对于军队而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军事学院教学计划的改变，在沙恩霍斯特时代所形成的良好的、涉猎面广泛的普通教育被毛奇否定了。在毛奇看来，近代战争要求一流的军事专家，而且只能是经过纯粹军事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甚至过去所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历史研究，也被置于军事专业问题之后。这一切发生在德国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巨大思想冲突的时代，它也使部队、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军官们不得不面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从大城市征召来的新兵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为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侵袭，国家一方面禁止社会民主派的活动，一方面为民众提供内容丰富的社会保障措施。总参谋部仍坚持预备役制度，而毛奇学派的人认为，军队关心这些问题是没有必要的。人们不要忘记，此时的毛奇已步入重毫之年，他的思想境界已从统一战争时期的顶峰跌落到几乎停滞状态。
　　对于候选的军官来说，能否分配到总参谋部，关键是看上司对其能力和人品的评价。第一年为试用期，主要是从总体上了解各军事部门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从事一些实际的辅助性工作，为尔后从事总参谋部这种精确无误的工作打下基础。训练年轻参谋军官的手段是，冬季用半年时间，主要进行书面形式的战术训练，以掌握指挥小型和较大型合成部队的知识，此外还有图上作业、沙盘作业和报告等；夏季主要是在野外进行训练和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以使参训者具备担负大型指挥任务的能力。最高级的训练是由毛奇亲自领导的每年一次的大型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他特别注重以战史为教材，借用前车之鉴。
　　毛奇没有为后世留下一个永恒不变的体系，但却留下了可称其为精确无误的军事思想遗产。他写道，在战争中除了统帅所具有的意志和活力资本是不变的，其他一切都是变化的。战略纯粹是一个由应急因素组成的体系。它的意义在于，指导人们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去达成目标。
　　此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神宝藏。他的座右铭“多些实在，少些浮夸”与严谨克己和高度责任感是一致的，这些也是他期望每一个总参谋部军官要能够做到的。但正是这种默默的、纯军事的、落后于时代的责任感思想，处在一切科学领域向更细的专业分工和正在酝酿新型社会思想的时代，已经潜伏着一种危险。它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类型的军事专家，他们虽然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但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域就会因缺乏自信而一筹莫展；或者他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军事勤务，以至全然不问是在为谁服役，或者不管别人对军事领域以外的事情如何评论，他们都会充耳不闻，漠然置之。沙恩霍斯特对这个问题持另一种观点，克劳塞维茨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已用非军事观点考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军事并没有直接关系。
　　毛奇的思想在当时一些著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瓦滕斯勒本伯爵、布卢默、韦尔迪·迪韦努瓦、舍尔夫、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和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曾任第二处（德国处）处长、后来出任战争部长的保罗·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曾写过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介绍总参谋部战时和平时勤务的著作。
　　法国和俄国的总参谋部以普鲁士总参谋部为样板进行了改组。后来，英国也进行了效仿。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军官纷纷到柏林学习总参谋部课程。土耳其这个处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十分偏爱德国军事顾问。在远东，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帝国聘请德国教官执教。后来中国也效仿日本。智利、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以普鲁士为样板对其军队进行了改组。在这些大多是无私的、在毛奇看来是非政治的军事教学活动中，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事学校教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的工作发挥了政治作用，它导致了德国东方政策的出台。
　　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早于1875年就断言，政治的发展要求大总参谋部参谋长要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仅在一年之后他的预言便已成真。在军队眼里，这只是军队在近年战争中所扮演的政治工具的角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虽然，总参谋部已获得直接向皇帝报告和无需通过战争部长而定期向国君汇报工作的权力，但由于在最高领导层中仍有多个可直接向国君汇报工作的领导，如军事内阁长官、各军军长、兵器监察长和军队监察长等，因此总参谋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未获得一种能单独做出重大决断的地位。最高命令权和各机构间的协调权均掌握在国君手里。只要年迈的国王和皇帝在世一天，任何一个军人都妄想独立自主地履行其勤务。
　　在后毛奇时期，总载谋部的思想全部聚焦在一种忧虑上，即自欧洲其他大国努力在军事法规和指挥技术方面赶超普鲁士之后，德意志帝国这个处在欧洲中央位置的新兴权力中心，就时时感到受到各方的威胁。俾斯麦的令人不可捉摸的与多个国家签订盟约的方法，使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得到保障。在外交方面，他具有一种能准确判断能与否界限的可靠直觉。
　　现在，德国的政治领导不再想维持和平状态，总参谋部也为此着手做各方面的准备。技术的进步、新型远程火炮的发明、自动步枪装备步兵以及铁路网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军队的常备不懈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自1871年毛奇就被一种“联盟”的恶魔纠缠着，他时时感到周边的所有邻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这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德意志帝国。他的第一份阐述这一军事问题的条陈出手于1871年4月。他认为帝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正在恶化，阴毅密布，前途暗淡。认为强权总会树敌，招致对抗。1879年他又撰写了一份关于俄国在德国东部边界兵力的条陈，使老皇帝反对俾斯麦提出的与奥地利结盟的计划未能得逞。在皇帝看来，与奥地利结盟是对霍亨索伦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在圣彼得堡缔结的传统友好关系的破坏。
　　毛奇认为，总参谋长的义务是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精心审视每一个可能导致战争的苗头，并为每一个不测事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政治领导的责任在于做出是否使用利剑的抉择。毛奇根本不把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成是这种常备不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有欧洲大国的强权欲望在不断膨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国装备也在不停地扩充，各新兴工业大国内部，由于上层新兴大资产阶级与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出现了巨大的内政和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总参谋部军官们仍在默默地履行着义务，毛奇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惟一。为了德国国内的精神斗争而派出他在军事上经过精心培训的军官，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内政不是军人的事，或者至少不应当是军人的事。
　　自1879年后，总参谋部每年要拟订两份对法、对俄的大型进军计划。鉴于法国不断扩展其在东部边界构筑的要塞地带，在西部迅速取胜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德国计划在最坏的情况下将进行两线作战。但毛奇排除了速决战和短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1879年的进军计划准备在西部采取防御，必要时暂时向莱茵河右岸地区直至美因茨一法兰克福地域撤退。与此同时，在东方与奥地利一起投入50万人对俄国发动进攻。直到毛奇退役，甚至退役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东方进军计划一直是一个解决两线作战的最佳方案。
　　在1887年的一份条陈中，已年届87岁的总参谋长建议向俄国发动进攻，实际上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对此，俾斯麦言简意赅地说道：“为时过早。”俾斯麦在其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谈及总参谋部要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时写道，这种愿望是由于一个机构所必然具有的精神引发的，对这个机构他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如果面对这种愿望的是一个对片面的和违反宪法的措施缺乏洞察力和抵制力的统治者，那将是危险的。由此，总参谋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可窥见一斑。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如果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总参谋长面对的是一个轻率随意和意志软弱、缺乏洞察力的统治者和没有政治自主性的宰相时，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当俾斯麦书写这些思想时，上述那种错误潮流的基础已经奠定。自1882年，老态龙钟的毛奇便一再提出退役申请，作为副总参谋长和总监察长的冯·瓦尔德泽伯爵将军，此时则担起了实际工作的重担，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是，航船的方向仍是由这位年近90高龄的人在柏林柯尼茨广场的红砖大楼里把握着。凡是看到一个身着深色将军大衣、头戴一顶普通的军便帽、嘴里衔着香烟散步的人，大概都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定是一位古典哲学家。
　　毛奇凭借其老年的智慧写道，每一场战争、哪怕是取胜的战争也是一场不幸。在70年代的战争胜利后，他曾说过，上帝只在弱者眼里是伟大的。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感到孤寂了。1868年，他最挚爱的夫人去世。毛奇一生没有子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兄弟阿道夫的儿子赫尔穆特·冯·毛奇来到他身边，做了他的副官，毛奇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他关怀备至。1888年，他送走了两位皇帝：3月，与他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的“主子”、老国王威廉离开人世；威廉之子、身患癌症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也于同年6月去世。
　　1888年8月10日，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终于恩准了毛奇的退役申请。1891年春，毛奇从克莱骚庄园来到柏林做短暂拜访。4月24日上午，他参加了普鲁士上院的一个会议。傍晚，他与家人一起欣赏音乐。他感到疲倦，为了不打扰凝神静听的家人，他悄悄地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仍没有回来，他的侄子赫尔穆特便起身去寻找他的叔叔。他发现他的叔叔坐在一个沙发里，向前倾斜着身体，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反应，但仍在呼吸。人们把他抬进卧室，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几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直到最后，他的目光还一直停留在悬挂在对面墙上他夫人的照片上。 　
第五章 先发制人的战争还是政变　
　　——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
　　在世纪之交，一位名叫弗朗茨·亚当·拜尔莱因的年轻无名作家出版了一部题为《耶拿还是色当》的小说。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一版再版，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它在文学上的造诣，还不如说在于它选用的军事题材。
　　小说以鲜明的笔触揭露了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内部结构发生的不可遏制的崩溃。普鲁士君主政体所依赖的军队和新东正教这两大支柱，当时正处于统一战争胜利后的时代，这两大支柱所依存的基础正受到新时代风暴连续不断的冲击，大块大块地破碎和剥落。工业革命使德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也日渐频繁，这不但越来越严重地危及到贵族的领地，以及作为军官团支柱的易北河东部贵族地主的封建观，而且也导致了过去由农民阶层、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结成的坚固的旧生活圈子的解体。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即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被剥削的工业无产阶级大众的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建筑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军队的主要兵源。人民大众中的相当一部分，过去军队就是他们的“学校”，他们只向最高统帅效忠，现在开始脱离基督教，转向国际社会主义寻求药方。
　　弗朗茨·亚当·拜尔莱因的小说《耶拿还是色当》一针见血地揭开了这一疮疤。军队和军官团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没有一丝协调之处。1905年，当时一位聪明过人、曾任过总参谋部军官的第18军军长冯·艾希霍恩将军，在军部所在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办了“政治—社会课”，因为他认为现代军官必须同时是一名政治军官。然而，这一行动却引起了军官团的极大愤慨，皇帝严禁这一活动的实施，军队决不允许政治化。
　　起初总参谋部认为，与现代思潮的矛盾，抵御社会主义侵袭的教育，均是军事范畴以外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奇的老年也是他思想停滞的年月，在纯军事领域也是如此。当时的一名著名的军事著作家、总参谋部军官赫尼希上尉（尽管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好发牢骚的人）第一次大胆地提出军事心理学，并探讨了武器作用的提高与精神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他的尝试终因特权阶层的制约而失败。大多数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甚至认为在军队进行改革纯粹是画蛇添足。军队改革者之一冯·施利希廷将军在他给1888年新训练条例撰写的序言中曾指出，旧的训练条例已经指导我们打赢了三场战争，对此近卫军司令冯·巴波将军幼稚地质问道，那还要新条例干吗？这就是瓦尔德泽所面临的现实。此时，作为大总参谋部首脑的瓦尔德泽大概已感觉到王朝已岌岌可危，然而他作为一个军人只想从纯军事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像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需总监冯·安哈尔特和军事理论家冯·贝伦霍斯特一样，瓦尔德泽伯爵家族也是安哈尔特一德绍的贵族世家。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于1832年4月8日出生在柏林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家庭，其母也是一位将军之女。瓦尔德泽就读过士官生学校，做过副官，曾在总参谋部服役，70年代战争爆发前不久还就任过驻巴黎武官。这种一帆风顺和飞黄腾达的经历很早便将他带入一个对于大多数普鲁士军官来说是完全封闭的社会圈子，作为一名全能全才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任何职务他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此外，瓦尔德泽还同一位家住纽约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结了婚，这位对于当时普鲁士军官来说极不寻常的美国女人名叫玛丽·埃斯特·李。老皇帝有一次微笑着说起瓦尔德泽，说他像一个“无所不能的打杂工”。不过，在参谋总部他却得到一个“狐狸”的绰号。
　　瓦尔德泽的头脑异常清醒，他已充分认识到威胁德国和俄国旧王朝的日益高涨的社会革命的危险。当时，俾斯麦和毛奇还都在世。但瓦尔德泽非常冷静地提出了问题的症结：如果他们二位辞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毛奇感到忧虑的事，瓦尔德泽也看到了。这就是他在1878年日记中写到的，即缺少一个能力相当的继承人。俾斯麦对天主教势力、社会民主势力和工人阶级政党进行的斗争徒劳无益，但却留下了可怕的阴影。瓦尔德泽崇奉一种东正新教，他认为教会的价值不在爱的传递，而在于使群众具有组织纪律观念。但群众却越来越脱离与教会的联系。
　　俾斯麦起初对瓦尔德泽的评价非常好，毛奇也认为瓦尔德泽天资过人。这位从外表看上去光彩照人、和蔼可亲的人，加上他那高贵而派头十足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炯炯有神的双眼，修剪得体而人时的英国式唇上须及其坚定的自信，在变得猜忌和死寂的氛围中使人感到从他身上时时迸发着一股信心十足的活力。从他日记中也流露出这种信心，虽然他并不隐瞒时势的严峻而使任务变得十分繁重。作为一名军人，瓦尔德泽希望与当代的恶魔势力，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势力进行公开的较量。他的路线是家长式的、正教的和封建的。在对外政策上，他也认为对俄国的战争，首先是对法国的战争不可避免，甚至想在德意志帝国还处于昌盛和强大之际主动挑起这样一场战争。他自认为他是一个能够驾驭这一最重大冲突的人。
　　1881年，毛奇越来越觉得不堪军务的重负，希望能安排一位副手接替他的日常事务，并请求让瓦尔德泽担当这一职务。他认为瓦尔德泽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虽善于当机立断，但绝无思想贫乏之弊病。这样，瓦尔德泽于1882年便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军需总监。毛奇给瓦尔德泽以充分的自主权，总参谋部的实际领导权因此已转移到他的手中。
　　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副总参谋长的瓦尔德泽就开始了毛奇一直极力避免的政治阴谋，与此同时军官团的军事工作却被搁置一边。开始，瓦尔德泽与总侍从官和军事内阁长官冯·阿尔贝迪尔将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军官团的全部人事安排均要通过军事内阁，没有军事内阁一切都是空话。为对抗战争部的权限，瓦尔德泽与阿尔贝迪尔极力争取自己单位的完全自主权。由于瓦尔德泽的卖力活动，1883年总参谋长获得了随时面君的权力。战争部长冯·卡梅克将军对军事内阁的傲慢不屑一顾并发生矛盾，因此被迫离职。其后继人是自1870年就任总参谋部一个大处的处长布龙恩斯阿特·冯·舍伦多夫将军，瓦尔德泽对他极为器重，然而舍伦多夫不仅极力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在试图将其权力进一步扩展。
　　对于可直接向君王报告的权力，毛奇从未过问过，但对于像瓦尔德泽这种想在一切领域贯彻自己意图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这种形式的军事政治只能是阴谋政治。瓦尔德泽在这方面的能力，加上他妩媚动人、阴险狡猾和野心勃勃的美国夫人就更是如虎添翼。随着瓦尔德泽时代的开始，幕后较量、尔虞我诈和人人自危的时代也宣告来临。这位军需总监极为了解新闻界在新普鲁士的威力，于是他试图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瓦尔德泽在第3处（法国处）下属的由察恩少校领导的情报勤务处，设立的一个总参谋部新闻局。察恩深信，瓦尔德泽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帝国宰相。一些被解职的从事军事写作的军官现在被当做“新闻骑兵”来使用，用以宣传瓦尔德泽的大聪明大智慧。他们大多为极端保守的《十字报》写文章，该报老板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是一个喜好寻欢作乐、挥金如土而又一直负债累累的人，瓦尔德泽依靠其阔夫人的资助向他提供了高达10万马克的贷款。
　　在纯军事方面，瓦尔德泽仍坚持毛奇的东线进军计划。但他立即对全部动员准备工作重新进行了一番审查，要求加强装备，并发展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欧洲所有国家都能避免失败，只有德国不能。任何失败都意味着普鲁士的解体，从而也将是帝国的崩溃。两线作战问题曾使毛奇焦头烂额。俾斯麦则试图通过一个复杂的结盟和签署友好条约的体系来对付这种危险。但不久瓦尔德泽便对俾斯麦发起攻击，咒骂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为“见风使舵政策”。他像一些士兵一样，在严峻形势下不向后逃跑，反而向前冲，企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问题一举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装备计划能否付诸实施都要看帝国议会的态度，因为军费开支的监督权掌握在议会手里。德法战争的胜利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一种安全感，这与瓦尔德泽和总参谋部的愿望形成鲜明对照。重新扩充军备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必要的负担，他们认为眼下的军队足以对付一切。另一方面，当时总参谋部有一批坚决主张增加军备的著名军事理论家。
　　早在1877年，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尉的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出版了他的《莱昂·甘必大和他的军队》一书，戈尔茨在书中指出，“民众战争”将成为一种新型战争，他要求动员全体民众参战。年迈的毛奇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冒失（毛奇对甘必大极为憎恶）。戈尔茨还曾受到降职调动的惩处。然而，他在他的另两本新书《罗斯巴赫和耶拿》以及《全民武装》中，仍然进一步深入阐述他的论点。他也没有预料到，正是他的这些观点使他成为德国20世纪军国主义思想之父之一，因为遵循这一思想走下去，一切国家的和人类的关系都将最终归结到战争之上。戈尔茨像著作家拜尔莱因一样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耶拿会战”怀有一种恐惧，这种优虑在当时法国的军事文献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戈尔茨坚持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进行战争，当然战争一旦爆发就可使用任何手段，而这一观点对瓦尔德泽来说是陌生的。他认为战争是“充满活力和令人愉快的”。
　　瓦尔德泽将其最大希望寄托在皇孙，即二十几岁的普鲁士亲王威廉身上。1884年，瓦尔德泽曾陪这位亲王访问过沙皇宫廷。他的夫人—被人嘲讽为“普鲁士的曼特农夫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年轻时美貌动人，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王太后的一大笔津贴，用此购置了曼特农城堡。王后去世后，路易十四同她结婚。—译注]—觉得这位亲王很富于魅力，亲王对她的美貌也并不是无动于衷，而且对这位伯爵夫人的一种糊涂观点表示赞同，她认为基督教的君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工具。难怪早在1881年瓦尔德泽就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与亲王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情。亲王近似神经质地变化无常的毛病，是瓦尔德泽后来才发现的。他曾描写亲王头脑聪明，精力充沛，工作热心，为人和蔼，典型的普鲁士思维方式，具有坚定不移的保守派观点。他还写道，这位霍亨索伦王朝的后继人肯定不那么乐善好施，但这正是在这个艰难时代所需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亲王正是他能为其效忠卖力的人。
　　1886年初，在比利时工业区发生严重骚乱，工人的罢工行动不断蔓延，致使官方出动军队予以镇压。瓦尔德泽对此事极为关注，他担心类似事件也会在德国上演。为了实现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愿望，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只有靠“强硬路线”。1887年，德国自由主义寄予厚望的王储弗里德里希出现了喉癌的初期症状，一年后便死于这一疾患。同年，瓦尔德泽在痴迷于宗教的夫人支持下，与宫廷传道士和柏林布道团主教阿道夫·史托克结盟。史托克当时正费尽心机，使工人大众背离社会主义而重新阪依基督教。位于赫尔瓦特大街的总参谋部的红房子里，瓦尔德泽的沙龙成了一种怪异的、杂乱思想的混合物的活动中心，在这种混合物里既有反动思想，又有过度的慈善和虔诚，有时还夹杂着令人憎恶的完全非军事和非普鲁士式的东西。瓦尔德泽—史托克联盟的矛头所向直指现代社会势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史托克还是一个粗野的反犹太主义者。
　　俾斯麦对史托克活动的怀疑程度不亚于对瓦尔德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不信任。然而，瓦尔德泽却把史托克的行动看成是一种把工人群众重新纳入严格的基督教教规束缚之下的工具，同时作为威廉亲王和部分老保守派贵族对他的支持，以及在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里保持交往的一种回报。1887年11月28日，在瓦尔德泽处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亲王对宫廷传教士的思想公开表示支持。
　　俾斯麦也变机灵了。他对瓦尔德泽说，亲王作为王位继承人必须居于政党之上。瓦尔德泽也不表示反对，但背地里却在大搞推翻俾斯麦的活动，因为俾斯麦是实现他计划的绊脚石。1887年底，瓦尔德泽确切地得知，他恨之入骨的王储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年迈的皇帝一闭眼，威廉亲王马上就会继位。年轻的亲王是一个独断专行和反复无常人，不难预见在他与专横的老宰相之间势必会发生冲突。瓦尔德泽便把赌注压在了这一冲突之上，他认为军事内阁不会有问题，那里有他的密友阿尔贝迪尔坐镇。但同战争部长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
　　1888年3月，年迈的皇帝威廉一世，也是普鲁士最后一位国王闭上双眼。已患不治之症的王储弗里德里希三世登极治理国家也仅有数月。倘若他还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瓦尔德泽也许就会下台了。但现在瓦尔德泽无需担惊受怕。
　　1888年春，帝国议会里的中间党派认为，假如威廉亲王当了皇帝而瓦尔德泽成了他的总参谋部，那么战争就确定无疑了。连俾斯麦也以为，亲王要想发动战争。不过，无论是国会还是俾斯麦和瓦尔德泽都没有看出，从根本上讲，亲王只不过想亲自体验一下老霍亨索伦王朝继承人和最高统帅角色的滋味。
　　瓦尔德泽在日记中自慰地写道，他的职位总算保住了，因为新皇帝即将死去。6月，时机终于来到了—皇帝去世了。1888年7月5日，瓦尔德泽在日记中写道：“简而言之，很少有人感觉像我这样好，也许我现在正处于我一生的顶峰。”许多年迈的将军被辞退了，一股新风吹来。
　　还在1887年时，未来的新皇帝威廉二世在库尔马克参加了第三军司令部的军事演习。军长冯·瓦滕斯勒本步兵上将是1870年时期的出色参谋长，但却遭到亲王的批评。亲王要中断他的演习，将军冷静地说道：“殿下，请等一下，现在在这里指挥的是军长。”对此事亲王大概是不会忘记的。现在，当他大权在握时，便把这位将军打入柏林的冷宫，让他无期限地等下去。当事先约定的日期已到时，将军对值勤的副官说：“请您报告殿下，将军将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等下去，但瓦滕斯勒本伯爵不想再等了。”后来，这样一位具有传统普鲁士类型的容克和总参谋部军官，也不得不被迫离职。时代需要另一种人。
　　8月10日，毛奇终于获准退役。瓦尔德泽伯爵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命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辉煌历程即将开始，整个世界将会注视着我。”
　　瓦尔德泽就任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伊始，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背后捅了一刀。当新皇帝表示希望第一近卫步兵旅司令官冯·哈恩克少将充任军事内阁长官时，瓦尔德泽没有为他的密友阿尔贝迪尔说上一句好话，而阿尔贝迪尔已在他的本职干了17年。他还向皇帝建议，更换战争部的人选。他觉得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的自主性太强了，皇帝也不大喜欢他，因为皇帝历来不容有独立思想的人。接替舍伦多夫的是他的同事冯·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中将，他是1870年毛奇总参谋部的军官，极力鼓吹扩充军备，他曾多次要求瓦尔德泽接管战争部的大权。瓦尔德泽拒绝了，何况帝国宰相俾斯麦侯爵估计也不会同意瓦尔德泽担任部长这一角色。瓦尔德泽有更大的野心，他相信，他能等到这一时刻的到来。
　　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要改革军队，当然不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而是提高其战斗力。但与他的继任者施利芬不同的是，他缺少对当代军事技术革新的理解，如机枪、电话、飞艇和内燃机的发明，而这些在当时许多国家中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研制。瓦尔德泽与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一起制订了一个利用普遍义务兵役制肆无忌惮地攫取民众力量的计划。与此同时，他在组织上对总参谋部进行了改组，即把所有的处合并到一起，像过去军需总监部的“旅”那样置于三个军需总监领导之下。原铁道处和第2处（德国处）由第一军需总监领导，负责所有动员问题，即所谓的进军处。第三军需总监负责原第1处（俄国处）和第3处（法国处）的工作，主管东西战场事宜。中央处、战史处和地形测绘仍归总参谋长直接管辖。从整体上看，经改组后的总参谋部成了一个精心组织的筹划战争的办公室和帝国防御的思想中心。工业的繁荣发展与帝国主义对目标的确定是互为关联的。对于殖民地和海军建设这两个问题，俾斯麦这位易北河东岸的容克迟迟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现在被扩充势力范围和在非洲、东亚和大洋洲建立商贸基地的设想所唤醒。
　　资产阶级取得了新的地位。大总参谋部和部队总参谋部军官团现在已有近50％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资产阶级掌握着新的经济命脉，构成了德国西部和中部工业重点。曾以农业而闻名的易北河东岸已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军服依然是最高贵的国服，新的上层阶层的子弟们都身着戎装，军装能确保他们得到社会的尊敬。泛德意志思想的辩护士便出自于这个新资产阶级阶层。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军官，如凯姆上尉和利伯特少校在这些年里为建立殖民地海军舰队协会做了奠基工作，成为“让世界重视德国”思想的维护者。易北河东岸的贵族们本来对舰队知之甚少，然而现在贸易和工业出口使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成了他们最为强烈的愿望。
　　年轻的皇帝开始以英国舰队为样板，为帝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海军设有自己的最高司令部，另外还有一个帝国海军局，皇帝自己也搞了一个海军内阁。有一段时间曾冒出了一个计划，要成立一个统管陆海军的“总司令部参谋部”，类似于“帝国总参谋部”，其目的在于能将陆海军纳入统一领导之下。但是实现这种设想的条件一直不成熟，尽管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事情有了一些进展，但也始终未能成为现实。陆海军之间相互蔑视，致使两个军种的协同一直不尽如人意。海军有意识地没有组建一个特殊的海军参谋部军官团。尽管都知道两个军种互为需要，尽管也制订了战时相互协同的计划，但除了陆军派遣军官去参加海军训练和短期训练班来熟悉海军战术，以及在军事学院举办陆军军官第一年必修的海战战术班之外，事情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然而，无论如何瓦尔德泽也没有想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在他看来，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一支强大的陆军是保卫德意志的关键。早在1888年8月他就曾思考过组建一支令他向往的、杰出的皇家陆军。瓦尔德泽大概是聪明过头了，他没有看到德国除了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之外，已经没有能力供养一支大型海军舰队了。也没有人想过，与英国发生冲突，打败俄国或法国，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上力量。瓦尔德泽在其政友如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等人的支持下，以未来的宰相自居，并深信通过他大刀阔斧的治理将使帝国光复昔日的辉煌。1889年4月巧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帝国尚未壮大之前，还必须利用俾斯麦的威望和手腕。如果军队装备一旦完成，与俄国和法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就在所难免。他还写道：“如若形势危急，就要与宰相联手；但如有必要，也可以撇开他，甚至反对他。”
　　1890年3月，宰相危机公开爆发。3月15日，瓦尔德泽在日记中写道：“一场大规模的争吵即在眼前。”现在，他当着皇帝的面毫无顾忌地大肆攻击俾斯麦，说俾斯麦的整个外交政策是一大失误，说俾斯麦办成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将法国和俄国树为德国的敌人。他还在日记中假惺惺地注明：“我真的没有受到成为宰相的那种沾沾自喜的折磨。”他写道：“我宁可再等两三个人被‘榨干’。”但如果皇帝现在就用他，他会像一名战士那样俯首帖耳。
　　1800年3月20日，新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离开了他的职位。瓦尔德泽这个圆滑伪善的宫廷侍臣此刻故作庄重地对皇帝说，上帝会让皇帝陛下选出合适的接班人。皇帝可以说是匆匆忙忙地答道：“我想现在是时候了。祝您官运亨通！”
　　瓦尔德泽和奥伊伦堡伯爵都向皇帝进谏说，在如此严重关头，只用一位将军接替俾斯麦（说此话时大概瓦尔德泽也想到了自己）。结果，前帝国海军局国务秘书，时任第10军司令官莱奥·冯·卡普里维步兵上将成了新宰相。卡普里维祖上是意大利人，后来到普鲁士军队服役。60年代，卡普里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服役，是一名精明干练的军官。俾斯麦干巴巴地说，像这样一名优秀军官转而从政，太可惜了。
　　卡普里维放弃了俾斯麦安全政策的核心，即不再同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因为他自我感觉无力玩弄这种外交杂技。1891年，法俄签署军事协定，该协定既是针对德国的也是针对英国的，后者当时与法俄在争夺中非和中亚领土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冲突。瓦尔德泽早就建议利用英国对付俄国，以便从中渔利。然而，枢密顾问冯·霍尔施泰因—俾斯麦下野之后一个在外交局具有权威性的人—却没有答应。
　　不久，另外一件事又搅得瓦尔德泽寝食不安。当初，他对卡普里维就任帝国宰相表示了欢迎。但不久却发现，他在日记里讥讽地称之为“笨伯”的卡普里维正在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从而使瓦尔德泽的那些急于求成、野心勃勃计划的名望丧失殆尽。局势变得令瓦尔德泽胆寒。陆军不再是帝国的惟一盾牌，皇帝对海军的偏爱与日俱增。在一次演习讲评会上，瓦尔德泽竟敢斗胆提出与皇帝不同的见解。他实在是错了。
　　瓦尔德泽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皇帝的判断完全错了。爱好虚荣、狂妄自负，在他身上就是理所当然，而到了别人那里他就恨之人骨。1890年秋，皇帝在卡普里维的催促下第一次试图罢免这位已变得令人厌烦的宠儿，在卡普里维眼里这位总参谋长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皇帝建议瓦尔德泽去接任斯图加特（符腾贝格）第13军司令官的职务，根据一项军事协定这个军属于普鲁士军队。与此同时，为了让解职一事使瓦尔德泽易于接受，皇帝还生出一个极为怪异的想法，即提高联邦各州军司令官的地位，使他们成为类似于普鲁士总督的帝国官员。瓦尔德泽觉察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冷遇并拒绝了皇帝的建议。年迈的毛奇一直非常器重瓦尔德泽，他曾向皇帝做过解释，说总参谋长是不能隔几年就换一个的。
　　1891年1月15日，瓦尔德泽充满不祥预感地在日记中写道，他应邀到柏林宫殿赴宴的机会已经不会再有了。在1月27日皇帝的诞辰日，瓦尔德泽获得霍亨索伦王朝的王室奖章大十字勋章，同时还得知，陛下还要送给获奖者一个军。此事如晴天霹雳，好似宣判了他的死刑。在参加了大总参谋部为皇帝诞辰举行的宴会之后，瓦尔德泽同军需总监施利芬和冯·奥伯霍费尔将军谈了话，之后，他面见皇帝，向皇帝提出辞呈。
　　当时，皇帝情绪极佳，他对瓦尔德泽说：“总参谋长在联这里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助手，联需要一位年轻一点的参谋长。”他说，他打算把阿尔托纳的第9军交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从那里要监视被推翻的俾斯麦侯爵在弗里德里希斯餐的活动，而且有数十万无产者的汉堡市也位于附近，对梅克伦堡的公爵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瓦尔德泽没有接受皇帝的这篇充满激情的长篇独白，依然坚决要求皇帝能批准他辞职的请求。1月28日，他在日记中异常激动地写道：“我还是愿意当我的总参谋长：愿上帝保佑祖国。”
　　皇帝态度坚决地拒绝了瓦尔德泽的辞呈。1月31日，皇帝再度召见瓦尔德泽。瓦尔德泽开诚布公地对皇帝说，军队已江河日下，大不如昔。年轻的统治者说，此事从来就没有人对他说过。谈话的结果是瓦尔德泽到阿尔托纳担任军司令官，由第一军需总监施利芬伯爵将军接任总参谋长。瓦尔德泽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必须屈从于军人的服从义务：他希望在危急时刻能重新启用他。在总参谋部内，人们对他的离职普遍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逐渐变成了格尽职守、鞠躬尽瘁的象征，这正是整个军官团的原则。
　　当瓦尔德泽离职之时，加强军备、强权外交、世界贸易、炮舰政策、争夺殖民地成了这个时期的特征。在有少数总参谋部军官参加的“泛德意志联盟”中集中了一批斗士，鼓吹在中欧和世界建立具有绝对权威的德意志大国强权政治，他们中有教授、海军将领、大商人、工业企业家和一些大庄园主。国外从这些甚嚣尘上的狂言中和“泛德意志联盟”的乌托邦式的小册子里—其思想比泛斯拉夫主义的美梦有过之而无不及—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思想是过头的和错误的。早在毛奇时代，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就曾设想过，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必须将荷兰重新并入德意志，战争一旦爆发必须立即占领丹麦。毛奇和俾斯麦对这些思想没有认真对待。然而现在毛奇已不在人世，俾斯麦也被免职，他们的思想遗产已失去其现实意义。
　　瓦尔德泽也习惯于“泛德意志”的思路，认为应在波罗的海、英吉利海峡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建立一个中欧大国。但“泛德意志”中的“恐英派”却对这一思想持怀疑态度。放慢舰队建设和建立德英联盟以对付俄国，是他们军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1894年，由于易北河东岸农场主们对帝国自由贸易关税政策的抗议，帝国宰相卡普里维的政策遭到失败。当时，一股无政府主义的谋杀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处处都笼罩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惧怕和恐慌之中。在舆论界出现了要求军事专政的呼声。瓦尔德泽又错误地以为，他的时刻来到了。瓦尔德泽的所谓发动“帝国政变”的计划搅得外交局的枢密大臣冯·霍尔施泰因彻夜难眠。卡普里维警告人们要提防一场针对社会民主势力的“预防性战争”和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只有对工人群众实施镇压，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1894年10月26日，皇帝将卡普里维解职。卡普里维的继任者是克洛德维希侯爵，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高等贵族，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他都反对采取暴力。皇帝仍准备在战争爆发时任命瓦尔德泽为集团军司令，开赴东部作战。瓦尔德泽拒绝施利芬提出的首先集中兵力进攻西线并将敌人击溃的新理论。1897年，他再次向皇帝呈递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军队尚能依靠之时，用武力解决社会问题。皇帝没有接受瓦尔德泽的建议，瓦尔德泽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1900年，瓦尔德泽出席了在柏林宫殿举行的新年招待会，参加了列队朝觑仪式。回来，他在日记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下一个百年是不是还会在柏林宫殿里举行同样的仪式？他回答，不会。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起义，德国驻北平公使冯·克特勒男爵遇刺身亡。德皇任命已晋升为元帅的瓦尔德泽伯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对东亚实施惩罚性征讨。同时，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也将向中国派遣军队，由瓦尔德泽元帅任总司令。但是，当这位被人嘲讽为“世界元帅”的总司令踏上中国领土时，战局已告结束。北平已被欧洲联合舰队的登陆部队占领。战争荣誉瓦尔德泽已无权分享，最后只落得一个欧洲联合部队总司令的虚名。
　　在瓦尔德泽1904年去世前，他还曾担任过汉诺威第三军总监的职务，这个职位通常是在一场未来战争中出任某条战线总司令的候补人选。在他临终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祈求上帝，我所预见的未来，不要我去亲身经历了……” 　
第六章 伟大的计划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
　　德国国防军创始人，1897年曾在大总参谋部任进军部中校的冯·泽克特将军，后来一再强调指出，总参谋部的任务不是培养天才，而是要培养健康活跃和敏捷聪慧的普通参谋人员。他认为最理想的应当是，每一个参谋都能随时接替另一个参谋的工作，并能以同一精神、同一理论将其工作延续下去。实现这一理想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即严格局限在一个专业范围内，但这也导致了一定的片面性。培养出来的人不再是具有他原本独有性格的人，而是经过精心训练和在军事上具有广博知识的专业人员，一种在一个运作协调的大型机构里的工作人员。
　　对于瓦尔德泽，人们尽管可以对他的好胜、自负和虚伪，甚至他的诡计多端进行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具有超凡自主性和兴趣广泛的人。而现在，人们到处忙于搜寻那些专事军事问题的专业人员，他们终日埋头于总参谋部大楼内，不涉足非军事领域，一心一意投身于解决军事问题。随着施利芬伯爵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这种倾向在军事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施利芬的品格与他的聪明过分、富于想像力和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前任迥然不同。施利芬的家族与那种善搞阴谋诡计的德意志小王侯无缘，他的先人多是讲信义重荣誉的科尔贝格的盐商和议员。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1833年2月28日生于柏林，其父是一名少校，因健康原因提前退役，惨淡经营克劳舍伯爵的西里西亚骑士地产。施利芬头发稀疏，嘴唇上方长着浓稠的胡须，目光暗淡隐晦，一副高傲超然的神态，显露出一种既修养高深、又已江河日下的贵族的突出特征。他的目光暗淡是由于高度近视所致，为此他父亲起初曾怀疑他是否能够从军。他曾在尼斯基与基督教教友会的会友们一起接受教育，后到柏林就读于约阿希姆斯塔施的文科中学，此后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大概是受了基督教教友会的影响，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终生都怀有一种信念，认为人应忍受痛苦，基督教徒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这种虔诚的信念加上强烈的贵族意识，形成了他的独特的生活情调。他对上帝的恭顺是以贵族般的高傲和对事物的嘲讽形式表现出来的，他对下级的宽厚仁慈却很少让人察觉。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这位后来的“伟大总长”既崇拜敬仰，也怀有几分畏惧。总参谋部军官，后来的冯·伦斯基中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过描述。施利芬伯爵经常以一种老爷的姿态出现，他确实是一位老爷，但是没落时代的老爷，像其他许多同一等级的人一样，他们已无力用金钱回避这一没落。
　　施利芬的父亲不断为金钱发愁并欠了债，但终于看到了他三个儿子的成就，后来他们都成了将军。1854年，阿尔弗雷德·施利芬被分配到第二近卫骑兵部队。有一段时间他的同事称他为“放荡的施利芬”，他也欠了债。后来这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大困难，他的大哥特奥多尔骑兵上将也因债台高筑而被清除出军队。后来当他就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在信中曾忧郁地写道，负债是他们家族的弊病。怎么省下红酒而去饮香槟，这个秘诀连他的父亲终生也没有找到。施利芬于1865年被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后来这位“总长”的生活方式与其说像个苦行僧，倒不如说像个严格自律的绅士，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要求他手下的军官也要具备这种性格特点。
　　他的第一次，也是使他永生难忘的战争经历是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当时他在普鲁士阿尔布雷希特亲王的骑兵军中任参谋。德法战争后，施利芬于1884年调任大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当时佩带上尉军衔的兴登堡也在此服役。1889年施利芬晋升为中将，出任第一军需长，成为瓦尔德泽的副手。与瓦尔德泽不同，施利芬以其全部身心埋头于军事工作，但他与瓦尔德泽主张联合奥匈进攻俄国的思想并无分歧。对于这个目空一切和决不认输的人来说，总参谋部就是人间的所有。瓦尔德泽所追求的战争并不是施利芬所向往的，但施利芬认为，为了夺取胜利，必须准备战争。战争的秘密在于，去探索如何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之敌。
　　在毛奇—瓦尔德泽时期，总参谋部一位很有造诣的年轻军官，第1处（俄国处）处长马克西米利安·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上校，撰写了一本题为《世界简史》的书，于1897年由柏林著名的米特勒—佐恩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这本书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9世纪末期具有高等文化素养的德国军官们的思想世界。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约克所持观点与当时的流行看法大相径庭。像当时大多数军事思想家—从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到瓦尔德泽—一样，约克也认为，早为毛奇所预言的罗马人和斯拉夫人对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所进行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同时他还认为，自俾斯麦离职后政界一直认为战争是一个悲惨的现实的看法，是政治界颓废的信号。如果这位普鲁士的保守派和耶稣教的虔诚教徒当了总参谋长，那么在远征中国的战局中早就将中国付之一炬，他会比那些总参谋部的同事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描绘过一幅20世纪在德国统一领导下的联合欧洲的和平图像。在他眼里，俄国和美国是被排除在联合欧洲之外的未来大国。
　　约克这位具有远见的政治预言家也像德意志的所有强权政治家们一样，害怕其东西方强大邻国因受到异军突起的新的权力中心及其军事威胁而携手共事，四面围之。作为一名军人他也认为，处在这种形势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是合乎道义的。但他同时也看到，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精神和文化上也潜伏着现代军国主义的危险。正像后来施利芬所说的，在国外对德军总参谋部一无所知的人逐渐形成一种印象，似乎德国的军国主义者们正以总参谋部为中心酝酿一个可怕的世界阴谋。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其实，在“泛德意志协会”中大王业家、大商人和教授要远远多于总参谋部军官。总参谋部军官的绝大多数认为从事政治是不务正业，甚至认为是对军官团不成文法的践踏。
　　1891年2月7日，威廉二世皇帝宣布军需长施利芬伯爵为瓦尔德泽的接班人。施利芬的反应很奇特，但也符合他那自负与恭顺一直处于矛盾的本性。当日他便将此事报告给瓦尔德泽，他说：“我知道，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一巨大荣誉，完全归功于阁下您的恩宠和举荐；同时我也知道，阁下和元帅先生委托给我的这一职务，我是难以胜任的。”四天后，他写信给他的姨母和姐夫弗里德里希·埃格洛夫施泰因，说他“为自己的勇气而担心”。他说他从未为急功近利而去争夺一个职位。“如果说我已做了些什么，那完全是出于责任感……”他与瓦尔德泽相差是何等之大，瓦尔德泽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作为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作为其权力的巅峰。施利芬与老毛奇也大相径庭，1857年毛奇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国王的委派，最后得到一份“解职通知书”。施利芬似乎是要将这一职位让给别人，他担心他能否经受住这一重大考验。
　　施利芬自他的夫人早逝后，便将自己与世隔绝，过着孤独的生活，终日不离总参谋部。除了他极为敏感的军事方面的新生事树外，世间一切对他这位旧时代的贵族来说都索然无味。新型速射兵器（如效能有大幅度提高的机枪）和汽车的发明与军事利用，以及战斗队形的改进，都会立即使他兴趣盎然，精神亢奋。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方面，他认识到后勤供给对现代庞大军队的意义。为学习后勤补给问题，过去近卫骑兵的经历使他萌生了举行首次大规模“军需部旅行训练”的想法，但许多总参谋部人员并不愿意参加这一训练。因为在普鲁士轴重是一件被放在第三位的事情。
　　老毛奇在与总参谋部人员的交往中表现得宽容友善，而施利芬却喜欢冷嘲热讽，他在指责别人时往往礼节周到，但却一针见血，有时甚至尖酸刻薄。他对下属要求得太多太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天有24小时工作时间，如果不够，只得晚上加班。每当他亲自领导进行图上作业即将失败时，他从不进行讲评。在他作报告时常常突然提问，使那些即使有充分准备的下属都瞠目结舌，弦外之音是：他就是一位人们常说的难当的上司。他懂得与其讨得下属的喜欢，不如博得人们的敬重。是他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神秘的光环。后来，当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他的伟大计划失败后，便形成了伟大统帅施利芬的神话传说，实际上他早就以他的不平易近人为此打下了基础，而在此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忧郁的本性。毛奇思想的信徒和军队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步兵上将曾这样描述施利芬：他是一位战略天才，但并不具备刚强的性格。这一评价过于武断，因为，命运并没有给施利芬以指挥千军万马的机会，他的性格也无从受到考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施利芬具有独创性的头脑，有与众不同的思想。
　　在关系并非重大的问题上，或者是直接超越其权限范围的问题上，施利芬避免拿他的人格、尊严以及总参谋部的尊严作赌注。尽管在所有旅行训练和图上作业中他也考虑到，骑兵作为决定会战胜败的兵种和战场上的女皇，在速射武器出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骑兵只能被编在较大部队里担负远程侦察任务，但在皇帝亲自参加的演习中（皇帝喜欢扮演演习中的一方，当然是常胜不败），他对皇帝对骑兵的独钟，并将声势浩大的骑兵冲击作为演习的高潮和终点不提出丝毫异议。这其中普鲁士贵族对皇帝的一贯忠贞也起了一定作用。尽管他经多年制订的进攻计划需要大量部队，尽管他在计划中所指望的兵力在危机时刻尚不能到位，但为了尽快扩大陆军的数量，他居然将一切都置于次要地位，对此人们感到不解。同样，他也没有对增加舰队装备、对牺牲陆军建设而耗尽财政用于舰队建设的做法提出抗议。但这其中的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问题上总参谋长只能提出建议或警告，同时需要与战争部长合作，需要国会的同意，皇帝就更自不待言。总参谋部的威望自毛奇离职后有了空前的提高。然而，施利芬没有利用它，相反却保持缄默，与世隔绝。这样，新组建的皇家海军在他完全以大陆为基础的作战计划中未加以利用。
　　当1891年施利芬走上总参谋长的岗位时，在国内外军界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不会有人预计到，这位新上任的总参谋长会在其15年的任期内驾驭德国的军事思想；也不会有人想到，他那享誉世界的大名不是建筑在辉煌的战绩而仅仅是一纸伟大的计划之上；也不曾有人料到，他的形象和表现后来竟成了神话传奇。他的军事思想使克劳塞维茨的遗作相形见细。施利芬的思想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多数军队指挥官都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对他们而言施利芬不是“神化的英雄”，而几乎是神。
　　如果像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认为的那样，未来对法俄的两线作战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么下一步的所有计划都会陷入可怕的梦魔之中。施利芬作为帝国最高的总参谋部军官，只看到了军事的一面。施利芬认为，两线作战迫使我们在处理防御问题和在“合围”进攻中，必须利用内线。两个在地理上相互分离的法俄主战场也为施利芬提供了一些诱人的构想。正像毛奇去世后所有伟大战略思想家一样，施利芬的基本思路也很简单：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场或几场大规模会战中给一个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后调转身来，对付另一个敌人。毛奇将铁路作为近代战争重要的运输手段。在发明发动机之前，军队的所有开进都是利用铁路实施的，都依赖于铁路的扩建和稠密铁路网作用的正常发挥。为此，总参谋部的铁道处对铁路网的建设给以极大关注，并在和平时期就将此项工作归属给一个特设的“铁道司令部”领导。
　　早在瓦尔德泽时期，瓦尔德泽和韦尔迪·迪韦努瓦为增加军队数量的努力，到1893—1905年间终于有了成果：新组建了三个军。施利芬对这一数字明显表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全部的应征义务役人员储备已充分加以利用了，在此方面法国要大大优于德国。在施利芬的力促下，一项较大的革新是组建装备150—219毫米火炮的陆军机动野战炮兵。这项改革主要是针对法俄而采取的。为对付德国以及德一奥可能的进攻，法国在其东部，俄国在其西部构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德国的重型野战炮兵仍由马匹牵引，汽车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早在1904年施利芬担任军需总监小毛奇的助手并内定为未来接班人的时候，就曾提出过建议，要求由国家资助生产载重汽车，以及增加铁道部队的编制。
　　施利芬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现行体制的建设和改进上。自1896年，大总参谋部（后来在和平时期逐渐被人称为“军队总参谋部”）在体制上进行了改进：设一名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副手，另设四名军需长负责各个领域的工作，其中还特设有负责研究法国和俄国要塞体系的处。后来，施利芬写道，只有头脑清晰、果断坚定和充满活力的统帅，才能取得内线作战的胜利，而统帅的这种才能需要依靠一个由统一思想训练出来的机构才能得以发挥。这个机构的人员都是从军队里精选出来的，对这些人的教育训练施利芬是作为军队领导的最重大任务来对待的。军队最重要的任务—动员和展开由第二处（德国处）负责，该处与铁道处共同隶属于第一军需长即作战部长。1896—1902年期间的军需总监，同时也是总参谋长在制订重大计划时的最可靠的助手，是弗朗茨·克萨韦尔·冯·奥伯霍费尔步兵上将，他似乎已被今天的人们所遗忘，但他是一个有重大贡献的人。他是地形测量处处长，早期也曾担任过铁道处处长，出身于一个对普鲁士军官来说不同寻常的家庭，其父是一名宫廷歌唱家。
　　最高统帅把所有直属单位、普鲁士军队以及与其相关单位如海军的指挥权独揽于一身，但对总参谋部的工作却从不插手。这其中的好处是，最高统帅可对各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但弊端是施利芬的工作完全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状态在公众眼里就变得更加离奇，似乎总参谋部是个无所不能和神秘莫测的组织。
　　总参谋部内最重要的单位是第2处（德国处）即作战处。如果说柏林的和部队的总参谋部军官已经是军官团中的精英，那么在第2处工作的军官则是精英中的精英。由于对作战思想和培养纯作战能万土作的过度重视，其他部门和工作特别是后勤，以及施利芬提倡的“军需部旅行训练”和后勤训练都被忽视了。而后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高度机械化军队需要供给部队不断扩充，装备不断增加，单就载重汽车而言就难计其数。对这些，当时施利芬未能给以充分关注。
　　施利芬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歼灭战思想，通过迅速给一个敌人以致命打击，打破敌人的联合阵线。施利芬认为，未来百万大军所进行的战争是短期战争，因为，任何一个参战国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维持百万大军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在这些老牌大国里，百万大军的动员以及全民和全国经济力量的投入，将意味着新型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即革命力量的完全解放。对这一点，施利芬并没有认识到。民众时代以及旧的社会秩序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即将爆发的激烈冲突，对贵族阶层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对此没有任何觉察。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又有哪位军事领导在这方面领先于德国呢？实际上，经济战争对当时任何国家的总参谋部来说，都是一个尚未涉足的领域。只是在法国总参谋部内，有人根据精神病科医生勒邦的著名著作开始从事人类心理学研究。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又使作战思想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对技术问题的忽视。
　　施利芬时代所发生的战争，如南非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发生在东亚的俄日战争，都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即所有决战都战而不决，战争期限从而延长。会战的景象发生了变化。由于武器效能的极大提高，施利芬在90年代将师和军的战术正面加宽并取得成效，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只看到了战术要素，很少看到精神要素，而对技术要素就几乎没有看到。他对不可动摇的军纪深信不移，他之所以对通信技术进行完善和改进，是因为他把通信技术只看成是一种受人们欢迎的、在远距离上进行直接指挥的工具而已。
　　重大的问题是：在两条战线中的哪条战线上实施首次决定性打击，才能实现短期战争的目的，才能有望获胜。毛奇曾主张在东线动手。俄国沙皇帝国是个较迟钝的对手，虽然它在西部构筑了要塞体系，但它分布于其辽阔领土的铁路网比法国要稀疏得多。在1891年，施利芬在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时就与瓦尔德泽和老毛奇的想法大不相同。为什么一定不能进攻法国？能否取道中立的比利时—至少在南部地域—绕过法国极为强大的西部防御工事体系？1891年4月23日和24日，年迈的毛奇就这些新颖的想法与瓦尔德泽交换了看法。这个问题使毛奇心神不定。正是4月24日这一天（上午毛奇还同他的接班人商讨问题）成了毛奇的忌日。
　　施利芬将目光转向西方。按逻辑推理，从纯军事角度而论，迂回法国东部防御体系的想法是正确的。此外，瑞士是一个山地国家，不宜进行快速和大规模作战行动；而比利时的中立是经各大国共同承认的，普鲁士于1839年、北德联邦于1870年也曾承认过比利时的中立。战略与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碰撞。施利芬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在考虑问题时必须在军事上择其优，其余的问题只能留给外交家们去考虑，也许他们会提出否决。负责提供判断外国军队和制订计划依据的总参谋部的所谓“外语处”（在这个处工作的军官都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所能提供的也只是驻外武官呈送的报告。与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相反，德国的间谍并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重要作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不只法国总参谋部对德国的计划（这主要是指1905年完成的“施利芬计划”）一无所知，德国对法国的计划也同样知之甚少，因此无需对原计划进行修正。从法国半官方的公告和逐渐透露出来的关于法国第10—15号作战方案中，看不出丝毫进攻意图。事实上，法国关于战争的设想一直到1911年都从未变更过。
　　施利芬曾对由洛林出发向位于法国南希高地的筑垒地带实施正面突破的方案，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思考，同时他还考虑过在凡尔登地域与比利时边界之间地域实施突破的方案。如果不采用这两个方案，那只有取道同样中立的卢森堡大公国，或者直接通过比利时。自1892年，通过大量的条陈、作战预案、总参谋部旅行训练和图上作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南翼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域以弱兵牵制敌人；在西部，主力通过比利时，从巴黎深远后方绕向法军背后，从背后向法军及其要塞发起进攻。对其他方案施利芬都不甚满意，其中包括通过“卢森堡缺口”向凡尔登突击的方案。所谓“卢森堡缺口”是指阿登这个山路崎岖、大部队难以通过的山地障碍，敌人在这里只有少数几座陈旧的要塞。只是到了1939—1940年时，施利芬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后来的冯·曼施泰因元帅，才制订了阿登攻势方案。
　　正如前面所说，施利芬计划（原文中“施利芬计划”有时带引号，有时无引号，下同。—译注）是逐步形成的。从其酝酿到其1905年成型的这些年里，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法国将只能自保其身。俄国由于对日战争的失利以及国内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无暇他顾。施利芬非常明白，他的作战计划会因破坏中立国的中立而在政治上招致严重后果。他让总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冯·施默尔费尔德认真研究了比利时的中立问题。在世纪之交，施利芬十分谨慎地通过皇帝的一位朋友—波兰—波森贵族胡滕·恰普斯基的关系，向年迈的首相霍因洛厄·希林斯菲尔斯特侯爵探询，在威廉大街的外交局和首相府里，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军事计划的。结果没有听到任何异议，甚至还说大总参谋部参谋长采取这一步骤是完全必要的。施利芬过去在柏林近卫骑兵部队服役的时候，曾与外交局的重要人物枢密大臣冯·霍尔施泰因交往甚密，两人时不时还共进早餐，施利芬还应邀出席过他举办的一些显赫的宴会，或是到他官邸拜访。霍尔施泰因对他的计划也没有表示反对。后来的帝国首相比洛侯爵和贝特曼·霍尔韦格也都清楚地知道，在战争爆发后德军将取道比利时。施利芬以非常得体的方式不声不响地将信息传达给了外交部门和帝国领导。现在，外交家屈从于战略家了，而且外交部门的惰性十足，以至于它既没有考虑到去控制总参谋部，也没有考虑到为向世界舆论表明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是迫不得已的事，至少要准备一份最后通牌。事实上，比利时在此期间的作为也并非无可指责，它在东部边界构筑了防御德国进攻的要塞体系，比利时总参谋部在后来几年中与英国总参谋部保持着密切接触。在此期间，那些保证国关于要否维护比利时中立的争论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然而，施利芬计划一直没有外交顾问，施利芬坚信，作为军人，他的义务只是向外交部门通报，他知道为迅速夺取胜利，军人必须要做些什么。除此以外的其他事都与军人无关。在这方面，德国的外交家们在战略选择上比总参谋部更倾向于屈从军事。
　　施利芬知道，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极有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同时他也清楚，英国的陆上作战能力并不很强。处理这种类型的军事政治问题的一个相应例证是1911年的法国，当时，被任命为法国战时总司令、最高作战会议副参谋长的米歇尔将军建议，在战争爆发时毫无顾忌地立即派大部队通过比利时，向德国右翼进攻。然而，当时在法国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政治机构、战争部和总理。他们害怕这种对中立的破坏会在英国引起有害于他们的后果。米歇尔的进攻计划因此未能付诸实施，而施利芬的宏大计划与米歇尔的计划可谓异曲同工。
　　在世纪之交，施利芬的进军计划还准备在施特拉斯堡一圣维特一线集结六个集团军，以一个翼侧集团军从迪伦一亚深地域出发，对法国防御体系实施迁回。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能在不破坏比利时、卢森堡中立的情况下剥夺敌人的主动权。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政治家们在反驳米歇尔将军1911年的计划时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必须先于德国开进比利时。施利芬长期以来都认为，在迂回敌人左翼时无需绕太大的弯子，因为法国极有可能以强大兵力从其筑垒地带出发向洛林发动进攻，那时德军就不得不进行反击。因此不能说，施利芬对可能不得不破坏比利时中立的问题满不在乎。但是，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却能迅速夺取重大胜利。政治家们是知道他的决心的，但他们没有表示赞同。这种局面对总参谋长来说是十分为难的，毛奇就经常需要而且必须考虑俾斯麦的意见。施利芬错误地以为，他的方案意味着胜利。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政治领导继续采取消极态度，那么单单靠军事上的胜利能否带来政治上的胜利。
　　到1905年，这个孤注一掷的“施利芬计划”终于成型并载入史册。计划规定，西线军队主力编为第1集团军，在科隆一杜塞尔多夫一亚深一线集结，通过比利时，向巴黎深远后方迁回，将法军主力压向法军东部边境上的要塞地域，期间也应将巴黎包围。7个战斗力较弱的军梯次配置于阿尔萨斯的施特拉斯堡地域，以掩护己方南翼的安全。上莱茵由意大利军队负责掩护—1905年时施利芬对意大利军队的能力还深信不疑。在东线只留置少数部队实施掩护。与此同时，从理论上、也是出于责任感，施利芬还一直在进行着“大规模东线进军”行动的研究，他认为在德—奥—俄发生冲突时，法国极有可能枕戈待命，静观事态的发展。他与瓦尔德泽一贯作风截然不同，他只是以寥寥数语向奥一匈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贝克·日科夫斯基伯爵将军简单地通报了他的计划。
　　根据施利芬反复推敲最后确定的方案，计划以大约35个军和8个骑兵师以迪登霍夫一梅斯为轴，梯次通过比利时，像一扇巨大的旋转门一样向塞纳河流域突击。法军将被迫反转其防线与德军实施决定性会战。在东线，施利芬出于对奥地利军队战斗力的怀疑，计划首先在加利西亚发动一次攻势，以牵制俄军。但是，德军总参谋部并没有就此计划与奥地利总参谋部进行仔细和周密的协调。意大利的支援是否可靠，连施利芬自己也不得而知。此外，施利芬经常给以关注的问题是，目前的兵力在这场征战中迅速受到消耗后，还能否达成这种大范围的迁回包围和对巴黎的合围？这个问题一直使施利芬坐卧不安。
　　计划还估计，法国可能在上莱茵发动一次攻势，但这正中施利芬的下怀，可以说是帮了德国的大忙。施利芬强调指出，这个“伟大计划”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官应彻底掌握基本战略思想。如果计划能像希望的那样迅速取得成功，那么各集团军就必须像在大规模演习中一样作完全机械的运动。命运没有让施利芬活到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没有机会亲临战场，亲自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当战争终于来临时，他已是81岁的老人。他在总参谋部中的崇拜者就说，拉德茨基（奥地利元帅，1766—1858）在远比施利芬年龄大得多的时候还亲赴战场指挥。伦斯基还说，施利芬1905年退役实属一大“灾难”。战时由总参谋长指挥作战，自毛奇以后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无法知道，施利芬将如何指挥这场战争。但无论如何他和毛奇都知道，总参谋长只能在动员和展开方面为战争做好铺垫。然后，正如毛奇所论述的，军队便被投入一种变幻莫测、无确定把握的形势之中。敌人的意志难以准确地加以估计；未曾预料的突发事件，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会相继出现。施利芬在其离职之后给他的女婿、皇帝的侍从副官冯·汉可少将的一封信中写道，毛奇喜欢用下达指示的方式进行指挥，而他自己却喜欢较多地介入作战。
　　毫无疑问，从纯军事角度而论，如果1914年总参谋部有一个像施利芬那样具有战略天才和像鲁登道夫将军那样具有残忍性格的人物来领导，“施利芬计划”完全可以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但另一个问题是，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西方将会怎样？估计不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不会自认败北。然而施利芬却相信，单靠军事胜利就能解决政治问题。但是，按照威廉帝国及其宫廷圈子的特点，他们并不希望一位精力充沛和超群出众的人成为总参谋部的第一把手。
　　同样，很能说明施利芬思维方式特点的是，1905年当他的计划已大功告成、俄国由于受到致命削弱使法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他却拒绝他曾推崇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德皇也不主张这样做。他认为，战争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命运，掌握这个命运的人需要上帝赋予他以力量。
　　施利芬一直认为，侧翼进攻贯穿于整个战争史，两翼包围则是最佳境界。他曾告诫人们，不要将他的计划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看待。但是，即使在他晚年不但对其计划没有再做过任何修改，就是在理论方面也没有任何变化。他的计划不是对战争史上哪一种模式的效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结晶。运输和情报手段的发展以及总参谋部所具备的高超的作战艺术，使他看到了使百万大军能够利用一次大范围的机动，迅速取得巨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在他学习阶段，给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个成功的合围战例并不是他后来撰写的汉尼拔在坎尼所取得的合围战胜利，而是拿破仑在1805年在乌尔姆取得的对奥地利元帅冯·马克的胜利，因为这一胜利来自于一个成功的进军计划。
　　有一点施利芬不得不承认，长时间以来并不是所有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们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计划和思想。军需总监，最有可能接任施利芬职位的冯·比洛将军（1914年被任命为第2集团军司令）就是正面突破的推崇者。与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曾担任过战史处处长的著名军事著作家冯·伯恩哈蒂将军。还有一位现代思想家科尔马·冯·德·戈尔茨，他提出一种迥异的观点。他是陆海二维战的辩护士，主张在西方采取守势，而向东方发展直抵遥远的亚洲；认为英国是德国未来众多潜在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应予以打击。施利芬对上述观点均表示反对。始终使他寝食不安的问题是，他的进军计划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因为他获悉法国总参谋部似乎自1907年已得知他的计划轮廓，并摈弃过去防御战术家博纳尔将军和米里贝尔将军的思想，正在制订新的进攻计划。
　　1905年即施利芬完成其计划的这一年，对施利芬来说是不幸的一年。早晨他在动物园骑马时，被路过的一个中尉的马踢中，胫骨粉碎性骨折，数月卧床不起。1905年9月，他在给恩斯特·施利芬伯爵的一封信中忧郁地写道，他不久就将满73岁，半聋半瞎，现在又多了一条坏腿，“我退位的时候已到……”
　　1903年12月初，皇帝向施利芬宣布，将为他配一名新的军需总监，作为他的助手。此人便是皇帝的亲信和朋友，第一近卫步兵师师长冯·毛奇中将。皇帝高度称赞了毛奇中将“罕见的魄力”和高度责任感。施利芬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904年1月1日，老毛奇的侄子—副官小毛奇接任军需总监之职。在1905年施利芬评价其新助手时突出了他的“务实的思维”，但对他脆弱的情感表示怀疑。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在1904年最后一次大规模旅行训练中，施利芬非常客气地修正了这位军需总监的错误后走出房间时，他看到小毛奇居然流下了眼泪。
　　新军需总监虽然在私人交往中对施利芬这位总参谋部的第一把手极为尊重，但并不是施利芬思想坚定不移的追随者。后来，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中，施利芬偶尔会征询他的看法，但他几乎从未表示过赞同。施利芬以一种已经过时的清高顺从着国王和皇帝的意志，而皇帝却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朋友毛奇身上。
　　1905年10月26日，施利芬领导主持了老毛奇纪念碑揭幕仪式，并自此重返工作岗位。在他养伤期间，小毛奇作为他的副手背着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各军司令官举行大兵团的正面进攻演练，以克服施利芬片面强调侧翼进攻的弊端。小毛奇认为，总参谋部军官和各司令部必须避免出现片面性。
　　在1905年12月20日的一份条陈中，施利芬再次概括了他的计划：只有借道比利时，利用一次侧翼进攻才能将法国击败，才能从法军背后对其实施打击。德军右翼与左翼兵力之比必须大约保持在7:1左右。1905年末，施利芬离职退休。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年迈体弱的农奴，已无力挑起重担。忧郁的宿命论与虔信主义大同小异。比如，施利芬接受了多线战争，就全力奋争，力图将其驾驭，而不去尝试向政治领导指出一条能避免这场战争的、更为有利的途径。
　　在施利芬离职时，总参谋部编有l名军需总监，4名军需长，以及102名军官。其中，44名军官出身资产阶级。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鲁登道夫少校在第二处（德国处）供职，格勒纳上尉在铁道处工作。此时，有多一半的军官毕业于文科中学，只有20％是旧时候补军官学校的学生，其中自然包括最著名的人物埃里希·鲁登道夫，他当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出身于王侯家庭的亲王们现在纷纷到总参谋部服役，并居然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像历史上许多罕见的现象一样，施利芬没有为自己培养一位继承人。后来任魏玛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格勒纳认为，当时总参谋部训练的主要失误在于缺乏对技术发展的认识。机枪、汽车、飞机和飞船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勒纳自己、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鲁登道夫及其后来的同事、好友乌克斯·鲍尔上校均属例外。鲍尔当时已经致力于引进现代化的、用机械牵引的420毫米重型臼炮。在《耶拿还是色当》一书中，弗朗茨·亚当·拜尔来茵向典型的忠于职守的老派军官冯·韦格施泰特上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施利芬的名字不如毛奇那么响亮？很显然，对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其实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他没有成功……”
　　“伟大计划”的追随者对这个取胜良方的赞颂和崇拜，使军队中对这位总参谋长的指责逐渐销声匿迹，但并不是没有批评声。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称为“反施利芬”代表的不是科尔马·冯·德·戈尔茨，而是步兵上将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此人已于1895年退役。施利希廷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批评者，因为他将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遗产作为时代的理想加以捍卫，竭力反对“机械呆板的军队”和“操练场仁的会战”，总之他代表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思想。骑兵上将冯·伯恩哈蒂也在他的著作《论今日战争》中，对“依据某一方案打胜一场战争”这样一种思想提出过警告。他在给其朋友军需长冯·盖尔男爵的信中，称施利芬为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勤奋进取精神”。像一些思想家一样，他对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遭到的残败也记忆犹新，但他认为这应归咎于“训练场这个恶魔。”
　　毛奇曾说过，时代的技术成就必须成为作战的手段。施利芬的批评者认为，施利芬过多地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间，施利芬是江河日下的普鲁士最著名的军事专家；但另一方面，在他那个时期军事思想的片面性在总参谋部内也占据了上风。与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时代思想的隔绝日见严重，沙恩霍斯特和博因的理想主义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晚年的施利芬笼罩在一层悲剧色彩中，官方不再过问他。然而尽管如此，施利芬出于对帝国、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对普鲁士人的深切忧虑，以髦麦之年在历史中探索，力图为自己提供一种证据，证明他发现了一种战胜敌人的秘密武器，证明他的伟大计划在无法避免的战争中是一种万全之策。施利芬生前的信件表明，他没有特殊的广泛兴趣爱好，比如艺术、文学等。但在战争史领域他却是大师，他的写作思维严谨，风格简明精辟。他在晚年撰写的一篇著名论文是对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的研究。在这场会战中，汉尼拔在坎尼附近的开阔战场上以劣势兵力将占优势的罗马军队包围，并将其几乎全部歼灭。“坎尼会战”被施利芬视为会战的典范。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不解：迦太基统帅的出色胜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未能阻止迦太基在尔后近15年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
　　像1866年柯尼希格雷茨会战一样，坎尼之战在一天之内便决出胜负。而未来的新型超级坎尼之战将延续数周，将不得不在比利时和法国两个国家进行。正是基于这一宏大的机动战略，使施利芬赢得了伟大统帅的盛誉，尽管他从未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运使然）。当进入暮年的冯·德·戈尔茨从新闻界获悉，施利芬因其制定的计划而获得“统帅”美名时写道：“我们已堕落得太深了。”小毛奇继任总参谋长后，因成功地举行了一次秋季演习，被皇帝授予高级勋章，对此他忧郁地说道，他的叔父在获得同样勋章前，必须冲锋陷阵，打赢数次战争。
　　施利芬在他的最后一份条陈中仍坚持他的计划的基本原则。在他给一份著名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有预见性地描绘了现代战争指挥者的形象：他借助于电报、电话、汽车、侦察机等新型技术手段，在远离作战战场的地方运筹帷握，战事进程均在他的执掌之中。1913年1月4日，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元帅离开人世。在他弥留之际，他没有关心年迈的毛奇所说的高于一切理性的和平，而仍是为获得大规模会战胜利的秘方而作最后一拼。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加强我的右翼。” 　
第七章 没有统帅的战争　
　　——1906—1916年时期的小毛奇和法尔肯海因
　　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小毛奇于1906年l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自1904年，英国和法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划定了各自在非洲和南亚的势力范围，两国军事协商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英法联盟的缔结。以德军总参谋部为样板经过改革的英国总参谋部，曾试图与比利时总参谋部进行接触。比利时的中立是由各大国保证的，如果各保证国内部对此发生争吵，如果当被保证的对象作为军队的通道或工业区具有重大意义时，那么比利时其实就成了一个验证这种中立价值的范例。德英在海上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在德国国内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譬如因反对现行的半君主立宪制而形成的社会对立；民主、传统、王侯专制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和。
　　赫尔穆特·冯·毛奇靠着他伟大叔父的声望，带着人们出于一种神秘感而对他的尊重，顾虑重重地接受了皇帝的委任。他曾扣心自问，自己能否胜任这一伟大任务，能否维护先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小毛奇出生于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冯·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后在普鲁士近卫军和总参谋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大量正规的总参谋部训练，接触了大量部队实践。这个健壮高大、长着一副宽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蔼，举止端庄，他与施利芬不同，他具有极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极受皇帝的宠信。此外，在宫廷中一个人的外部仪表即所谓的“堂堂的军人形象”也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这样看的。皇帝还深信，总参谋部由第二个“毛奇”领导，会在世界上产生极好的印象。
　　施利芬曾说过，统帅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这句大话是施利芬针对自己说的。毛奇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当统帅的料，他像决定命运的1866年时的奥地利总司令一样，对自己的任命顾虑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顺得像一个小兵。然而，小毛奇在与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辈们精明得多，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盲目顺从的士兵，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宫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使皇帝及其侍臣们为之膛目。他接受这一职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时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军队指挥问题，包括总参谋部的大型图上作业或皇家演习。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没想到这个“尤利乌斯”[即古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恺撒。—译注]，皇帝习惯这样称呼小毛奇，竟然以这种方式将他逼进死胡同，但他还是屈从了。
　　总参谋长这一职务对小毛奇而言可谓千斤重担，因为在伟大先人的丰富遗产面前，他自惭形秽。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让任何不熟悉军事情况的人介入。也许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在军事上却是个门外汉。如果说皇帝已经是一个性格复杂、神经敏感的人，那么毛奇的性格就更加复杂和敏感。在他当面对国君提出的条件中还有一个要求，即他在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前，还想以军需总监的身份独立自主地领导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习，这其中含有几分验证自我的意思。根据施利芬的评价，演习的结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负的繁杂工作，其地位也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的是一个超群绝伦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机构。
　　在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中，歌德的《浮士德》与他形影不离。他曾表露过，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多才多艺的人。他与远亲伊莱扎·毛奇·维特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婚姻，更加深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兴趣。伊莱扎·毛奇是一个天资聪慧、思想丰富的女人，但因此也带有几分神秘主义。她给毛奇的信件除反映出她相信生活中一切真实和美好的东西之外，还反映出她柔弱善良、喜好冥思和经常疑神疑鬼的本性。旧普鲁士严格的正统观念无法满足毛奇在信仰方面的欲望。通过阅读鲁道夫，施泰纳和安尼·贝赞特的作品，他于1904年迈进通神论领域。施泰纳在人智学方面关于对基督教义精神内涵的阐述，使毛奇比从宫廷传道士的语汇中得到更多的慰藉。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知道，演习的火药味是他生命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养成或继承的传统与一种极为敏感和脆弱的情感之间的矛盾，是他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在小毛奇时期，老参谋军官都深信，和平时期总参谋部能够正常协调地运转，但他们也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旦大的危机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进攻计划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个性格如此脆弱的人能否在危机中有正常的表现？
　　老毛奇的军事政治信条是，战争的开始和结尾是政治家的事，战争之中只有战略家有发言权，战事的发展与政治无关。后来在民众战争时代，人们对克劳塞维茨哲学的一种解释是，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战争中也需要政治参与战争指导。生活在威廉时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许多事情已变得虚伪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奋和永不懈怠的自觉性致力于总参谋部的工作。在最初几年，总参谋部仍准备在东线采取行动，后来，“外语处”和“要塞处”（第4、7处）每年都对进军西线，以及法、比、英、俄军的现状及其对德东西部要塞体系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对法比军队的估计极为准确，法国鉴于其不断增长的兵力而从防御战略到进攻战略思想的巨大转变，丝毫没有逃过柏林总参谋部的眼睛。英国军队为准备一场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正进行改组，对这支军队无需给予过高评价；对于大英帝国其他成员国军队（比如印度军队）参战的问题，可以根本不予考虑。使他们感到惊讶的倒是，俄军在对日战争失利和经过革命动荡后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在武器技术和军队装备方面，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出现了新型机枪、新型机动超重型炮兵以及内燃机在陆上车辆和飞机上的应用。
　　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新型技术部队相继出现，如电报分队、通信分队、发光信号分队、自行车营、飞艇部队、航空部队和汽车部队等。机枪已普遍成为步兵武器。德国军事航空除系留气球之外，正在试验“策佩林伯爵”号[旧译“齐柏林”号。－译注]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自一架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试验成功之后，小毛奇认识到未来使用作战飞机和侦察飞机的可能性。当然，对装备及其购置问题，总参谋长的意见并不起决定作用。主管该项事务的是普鲁士战争部，而要想得到相应的拨款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像老毛奇时代一样，自1866年起在战争部管理技术和后勤事务的是一批旧普鲁士的保守派。对军用飞机未来作用的研究，以及对汽车的充分利用及其改装成装甲车的工作，或是在车辆上装备机枪或小型火炮后作为进攻武器或侦察车等方面的研究，要么被拖延了，要么根本就未列入议事日程。他们似乎在说，1870年普鲁士步兵并没有装备系留气球和机关枪，难道他们没有取胜吗？
　　鉴于法国和俄国攻防力量的不断增长，小毛奇开始对施利芬计划进行审查。毛奇不是一个人云亦云者，对前辈的遗产他从不机械照搬。一直使他心神不定的问题是，如果法国从其东部要塞地域向洛林发动进攻，直指德军中央部位并向莱茵平原实施突破，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必将是，位于比利时的德军强大右翼与后方的一切联系都会受到威胁。施利芬在左翼只配置了极少部队，准备在上莱茵孤注一掷。毛奇认为此举过于冒险，尤其是自1911年起法国总参谋部贯彻了进攻思想，计划对洛林的德军“旋转门”的中轴发动攻势之后—法军第17号作战计划就是这样计划的。德军总参谋长并没有针对这一新情况对施利芬计划加以完善和修正。“毛奇计划”准备将来展开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在洛林，第7集团军在阿尔萨斯，用以掩护左翼。如果能使右翼的机动再向北靠近一些即经过巴黎的东南，从两翼将敌人合围，那么可以在洛林对法军要塞地带实施突破。或者依据形势的发展，将左翼部队及时向右翼转移。“毛奇计划”最终放弃了通过荷兰南部林堡省的想法，以便把荷兰排除于战争之外。为在亚深与林堡附近的荷兰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域迅速腾出大量部队用以进攻，毛奇计划将实施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规定，战争一旦打响，立即以奇袭方式夺取比利时现代化的吕蒂希[即列日。—译注]要塞，这对于这个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实属一个惊人的决断。此举一旦失利，人们肯定要质问是谁命令实施这一“败举”的，对此毛奇心中十分清楚。
　　毛奇主要同第一军需长施泰因将军和进军处处长鲁登道夫少校（自1908年）探讨了他的最新考虑。施泰因将军是一个勤奋忘我、仔细认真，但也拖泥带水、优柔寡断的人。与信心十足的施利芬伯爵完全不同，毛奇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轻率，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正如前文所说，无论是原始的施利芬计划还是毛奇计划，其基本内容都没有泄露给敌人；同样，德国方面对法国的进军计划特别是第17号作战计划也知之甚少。
　　毛奇的这一新想法肯定会招致后来毛奇的批评者对他的指责，说他对施利芬计划打了折扣。老的“伟大计划”有一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但是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制订毛奇计划的鲁登道夫—普鲁士总参谋部最后一位具有杰出战略头脑的人—认为这个计划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出同样评价的还有著名军事理论家，总参谋部第3处（法国处）处长冯·库尔将军。一切都取决于付诸实施，如库尔将军所说的，取决于在关键时刻实施“指挥的艺术”。兴登堡曾说过，总参谋部勤务纯粹就在于将理智运用于适当的时机。总而言之，对于能洞察整体的人来说，指挥艺术和镇定自若则显得更为重要。现在需要的是在巴塞尔一亚深地域部署六个集团军，并排定其先后机动顺序。小毛奇能否胜任这一重任，战前无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但也没有人否定。
　　毛奇也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思想，短期战争的魔力使他着迷。他曾多次说过，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实施机动战，必须进行会战，而绝不能发展成为阵地战。现在，在某些事情的运作上毛奇要比施利芬更正确更理智一些。毛奇努力与海军司令部协调陆海作战计划，并督促海军舰队立即投入作战，但并未见效。同时，还恢复了与维也纳奥匈帝国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元帅的联系。维也纳现在已大体上知道，德国在两线战争中将首先在西线迅速夺取胜利，而后再以全力对付东线。
　　1008年，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使世界上空再度被紧张冲突的阴云所笼罩。在一次由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对德国皇帝的采访中，自认是英国朋友的威廉二世声称，他对英国的虔诚与大多数德国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于工作疏忽，帝国宰相比洛侯爵未能阻止该文的发表。此文一经见报，新闻界和国会顿时哗然，群情激奋。甚至连保守派都强烈要求皇帝退位，或至少应让其长子，多少有些“左倾”的王储威廉摄政。
　　自皇帝受到《每日电讯报》危机的震撼之后，在精神上再也没有恢复元气。顷刻间他领悟到，他已失去德国广大阶层的信赖，在这个由他自己引发的危机中，再也得不到任何人包括帝国宰相和保守党的庇护，这对他来说可谓沉重的打击。他曾对瓦尔德泽说过，战争时期总参谋长只能做他的一名“助手”。然而现在他明白了，一旦情况有变，落在这位“助手”肩上的职责要远远超出作战指挥的范畴，正如小毛奇在其先决条件中所要求的那样：要负责协调整个战争的指挥，而这本来是由帝国最高军事统帅所管辖的事。但是，总参谋长现有的这种尚未确定的权限是否能够使他对整个战争进行协调，除非他像施利芬那样享有神话般的威望—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最高统治者的任务是，在平时和战时协调政治领导、总参谋部、战争部、最高海军指挥机构与国务秘书、舰队司令、海军参谋长之间的关系。然而，协调者早在和平时期就已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了。像1806年灾难前一样，所有有权直接面陈皇帝的机构就已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皇帝曾试图让其负责民事事务的三个内阁首领在整顿陆海军方面发挥作用。但这是一个手段不当的尝试，他的三个内阁首领从来就不是他的忠实臣仆，而且都是平庸之才。战争部放弃了对行政事务的管理，海军基本上属于一个特殊领域。而且，老的高级海军军官们正处于从纯防御型的岸防舰队的旧思想向进攻型的远洋舰队思想作艰苦转变的时期。充满传奇色彩的总参谋部在公众眼里，完全不是一个非法的机构，而是军队精神道德的最高体现，总参谋部也因此被抬高到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但人们仍然期望这个机构出现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尽管它的首脑自身一直处在极度疑虑之中。小毛奇像施利芬或其伟大的叔父一样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帝国的外交状况已无法改善。
　　形势日益紧张，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使世界大战的危险临近。1912年和1913年发生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以及而后发生在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使潜伏在大国间的冲突有扩大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通过义务兵役制来充分利用德国民众力量这个一直未得到解决的老问题，步人一个新阶段。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海军装备给予了过分的关注。
　　1911年，毛奇因胆病第一次病倒，由此关于毛奇即将被迫离职的谣传四起。第二年，第一军需长冯·施泰因将军因过于迟钝而被解职，由瓦尔德泽伯爵元帅的一位亲属格奥尔格·瓦尔德泽中将接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其说他是一名高级参谋军官，倒不如说像一名外交官。在这种状况下，在为增加军队数量的斗争中，一位在总参谋部内一直默默工作的人走向台前，这就是第2处（德国处）处长鲁登道夫中校，一位传播战争“真实形式”的信徒。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指出，战争不是政治的手段，相反政治却是战争指导的手段。他口头上说这是为了完善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实质是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一种反驳。威廉时代政治思想的贫乏，正适合了军事措施干脆可以代替政治决断这种论调的滋生。对暴力的推崇，认为和平只是两次战争间的间歇，一切手段都应服从于作战，均是军国主义理论的写照。
　　鉴于法国军队兵力的不断增加以及战争危险的临近，鲁登道夫利用了法国总参谋部的一个论点，即强大是没有边际的，无论如何必须使自己尽量强大。施利芬深信，天才的机动可以抵消数量上的优势，他所担心的是西线军队的数量不足。鲁登道夫想借助“毛奇计划”—这同样是他的计划，通过野蛮利用全民力量而达到其目的。以他坚强的意志和战略思维能力而论，天生就应是一个总参谋长，而且知识更丰富，头脑更复杂。
　　鲁登道夫也敢在政治领域冒险。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在为一场迟早要到来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鲁登道夫也扬言，只有一场战争能决出欧洲政治上的胜负。鲁登道夫受小毛奇之命，拟订了一份大量增加军队数量的呈文。只要看一看整个欧洲大搞军备竞赛的局面，鲁登道夫的这种作为也是逻辑的必然。
　　毛奇和鲁登道夫要求在和平时期新组建三个军；改编炮兵装备不足的预备役军；组建机动后备部队；装备机械牵引的超重型曲射炮兵，用以压制比利时和法国的要塞体系；大规模增加航空部队；装备防空火炮；以及为步兵快速开进实施补给的迷彩野战炊事装备和防护设施。由于速射兵器和机枪等武器对弹药量需求的急剧增加，鲁登道夫还忙于着手解决弹药的补给问题。他还与军需长施泰因和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男爵一起，商讨战时的经济组织问题。
　　总参谋部的上述要求只有向战争部长或最高统帅提出。满足这些要求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因此还需国会的批准。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并没有退缩，为实现这些要求，他动员新闻舆论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赞成增加军队员额。这种举动对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可以说鲁登道夫完全属于一种全新类型的人。总参谋部与“泛德意志协会”建立同盟，这不仅是因为鲁登道夫对“泛德意志协会”提出的领土要求感兴趣，而且还想寻找一个他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但不幸的是，也正是从这些时日起，他深信自己似乎对政治也在行。
　　1912年，国会批准组建两个军，加强轻重型野战炮兵以及增加航空部队。军队员额因此增加到11.7万，此外还以增加“国防费”的名义筹款10亿马克。但毛奇—鲁登道夫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要求组建三个军。鲁登道夫对增加装备而进行的斗争，也为敌人常说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无上权威增添了一缕耀眼的光辉。对于组建新军早就持反对意见的是战争部长冯·黑林根将军，他担心过快增加兵员会给训练水平和军官团的成分带来不利影响。他认为，以后势必会使用后备军官中的那些“不适宜分子”，因而会使军官阶层出现“民主化”的危险，加之海军装备和社会保险已使帝国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鲁登道夫赢得一些朋友，但同时也招来一些敌人。无论是中心处处长冯·法贝克上校还是军事内阁头目冯·林克男爵将军，都对他极不友好。他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按常规，在战争状态下第2处处长应担负作战处处长的角色，鲁登道夫肯定有这个美梦。他的敌人使他的打算落了空。1913年，他被任命为驻迪塞尔多夫一个炮兵团的团长，接替他的是一个虽然充满活力，但缺乏想像力的人—塔彭上校。扩充军队的速度放慢了。一直与海军司令部协同不够的弊端所造成的危害日见明显，海军甚至拒绝陆海军情报机构进行经验交流。海军最新做出的在战争初期持观望态度的决定，与毛奇的愿望大相径庭。
　　在战时统率体制方面，存在着使人忧虑的不协调状态，如在与德国结盟的两三个盟国的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尽如人意。与维也纳总参谋部的关系虽尚属正常，但奥匈军队的战斗力却使人放心不下。至于说到意大利，德意之间还一直通过公文进行协商，意大利允诺将派出由祖卡里将军指挥的3个军和2个骑兵师前往上莱茵地区。此外，1913年意大利总参谋长波里奥将军与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还举行了深入会谈，奥地利方面已做好让意大利部队过境的准备。当时，毛奇还认为波里奥将军为人坦诚，对其人品尚无怀疑。实际上鉴于罗马与维也纳间的紧张关系，只能指望在危机时刻意大利能保持中立。与罗马尼亚帝国虽保持有官方结盟关系，但并没有军事协定。然而，总参谋部却希望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在世界冲突中能站在德国方面。在土耳其，德国派驻有一个军事代表团，自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率领的德国顾问团在土耳其展开工作以来，奥斯曼帝国军队与普鲁士—德意志军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就是决定命运的1914年春季欧洲军事政治态势。1914年2月末，毛奇在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每年春季都是“危机迫近”的时刻。每个欧洲大国都似乎成了一个大兵营。此时，德意志帝国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军队之一，并拥有世界上训练素质最高的总参谋部。政治领导不像军事领导那样既有明确的路线，又有明确的目标，政治领导是两者皆无。每个总参谋部至少都需要外交方面的助手，需要为它的计划确定政治目标或是作政治上的某种修正。而德军总参谋部却什么都没有。最后，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都希望总参谋部照此干下去。克劳塞维茨曾教导过，最好的总参谋部也不能替代统帅。如果冲突公开爆发，如果欧洲的紧张关系激化，替代统帅的任务现在看来也只能由总参谋部来承担了。
　　在1914年最后的和平日月里，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5名军需长，巧个专业处和l个情报勤务组。其中最重要的处是进军处、铁道处、所谓的“外语处”和要塞处。此外，两个训练处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总参谋部经过改组，变得更加精干，专业分工更加精细。从其花名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总参谋部军官团的资产阶级化日益明显。军需总监赫尔曼·（冯）·施泰因中将和军需长赫尔曼·（冯）·库尔都是后提升到贵族地位的资产阶级子弟，前者是一个牧师之子，后者是一个古典语文学家和文科中学教授之子。在113名军官中，有68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进军处处长格哈德·塔彭中校，其父是东弗里斯的一个农民；铁道处处长威廉·格罗纳中校的父亲是符腾贝格的一名会计。从事测绘工作和常备军司令部的军官，以及由部队派向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有70%-80％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将官队伍中，自然仍由老的庄园贵族和王侯们占据统治地位。
　　在这种由复杂紧张关系、各国纷纷备战和德、英、法、俄等国武力至上意识所充斥的气氛下，奥匈王储夫妇于1914年6月28日在五年前被奥匈兼并的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一名偏激者暗杀。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不是奥地利总参谋部推崇的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追随者，而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一个革新者，这也正是他被暗杀的原因。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一份最后通碟，要求必须彻底平息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过激的民族狂热，否则将全面介入塞尔维亚的事务，并危及塞尔维亚国家主权。在此情况下，贝尔格莱德只能寻求俄国的保护。而沙皇俄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也只能依靠与法国结盟。维也纳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借助德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一场巨大的雪崩开始了。
　　1914年7月毛奇因治疗胆病和轻度肝肿大来到卡尔斯巴德，医生说虽然他已年届67岁，但仍可正常活动。7月21日，他在这里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想和鲁道夫·施泰因谈谈心，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他逐渐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返回柏林。此时，乌云骤然笼罩天空，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答复实际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在柏林人们还生活在一片和平与宁静之中。1914年7月28日，毛奇突然感到形势已无可救药，一场大战势在必行。他起草了一份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呈文。他写道，他的最大忧虑是敌国可能将宣战的罪责推到德国身上，从而使以后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背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声。毛奇认为，只要俄国没有介入，奥地利一塞尔维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私事。
　　自7月26日，俄国开始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措施，次日法国也步其后尘。1914年7月31日，当俄国劝说维也纳在塞尔维亚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的努力失败后，俄国实施了动员。毛奇、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和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就法国动员后立即通过比利时向塞纳河流域突击的问题进行协商。毛奇和瓦尔德泽此时已经在考虑迅速启动其进军计划的问题。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表示反对，他认为只要法国不宣战，就不应染指比利时。后来毛奇写道，他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不屑一顾。这就是一个强大的人，或者说一个变得易于激动的人的反应吗？在此期间我们知道，当时毛奇还无法知晓在伦敦阿斯奎思的自由党内阁里，绝大多数成员虽然对德国表示不信任，但也反对立即介入大陆的战争。可是当讲到如果德国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并威胁和侵犯到英国海岸时，内阁的情绪突然变得激昂亢奋起来。
　　1914年8月1日下午5时，皇帝威廉二世下达于次日即8月2日实施动员的指令。此日下午，毛奇也在柏林宫中的枢密院。会议结束后，毛奇回到柯尼希广场的总参谋部大楼，准备起草下发必要的命令。时间对他来说异常紧迫，但工作仍然有条不紊。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行动的快速和计划的周密。此时，皇帝召见他。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侯爵—一个杂乱无章的人，从伦敦发回报告称，只要德国保证不对法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英国将会阻止法国参战。在帝国宰相和普鲁士战争部长冯·法尔肯海因将军不在场的情况下，皇帝便天真地脱口宣布：“好了，我们的全部军队都可以开向东方了。”
　　皇帝的这种对军事的一知半解使毛奇大为骇然，百万大军利用铁路实施开进，这不是随意可以更改的。若干年以来他已经放弃了对东线实施大规模进军的准备工作。俄国在波兰西北地域构筑的要塞体系已相当强大，使德军在此迅速决胜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他告诉皇帝，这是不可能的。皇帝像一些霍亨索伦王室的人一样，毫无礼貌地尖刻说道：“要是您的叔父，他会给我另一种回答！”毛奇的眼里充满泪花。使他如此动情，并不是因为他的至高无上的主子没有一丝判断能力，而是由于在众大臣面前使他这个本来受皇帝信赖的人竟如此下不来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侮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从未提出过赋予他与元帅即他的叔父同等地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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