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于是否将贝克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决断落到了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身上。1938年7月16日，贝克向布劳希奇递交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如果国防军高级指挥官们不以其专业知识和国家政治的知识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将让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是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执行某一命令时……”
基本与贝克有同样思想的布劳希奇深受感动。但贝克每逢做重大决定时都习惯于长时间的思考，而布劳希奇也是一个“拖延战术”大师。最后，总参谋长要求他的总司令将全体军长们秘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读他的信。为安全起见，布劳希奇于1938年8月4日把将军们召集到他的私人住所。贝克在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为了未来在历史学家们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我拒绝批准纳粹的任何战争冒险。”
但是，布劳希奇并没有宣读贝克的信，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将贝克的立场向将军们公布。他认为，将军们的集体行动将无异于叛乱，他不管是不是所有将军们真的都做好了这种行动的思想准备，他在会上只是对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指出目前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当然，希特勒是听说过有一个贝克备忘录。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都有谁知道这个备忘录？当有人告诉他，此事只是与一批将军们有关时，他便将整个事件暂时扔在了脑后。
希特勒认为，适宜的做法还是对现役军官团的观点施加影响。为此目的，他施展了一个他拿手的手腕，试图在将军们与年轻的参谋军官们之间打人一个楔子。1938年8月ro日，他将各军、集团军、集团军群司令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讲话中，希特勒还向将军们说明了正在莱茵河畔构筑的，用以防御法国进攻的西壁工事的出色功能，说他亲自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他的讲话还是引起了不同意见，第2集团军群参谋长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冷冷地指出，西部的防御工事最多只能防守三周。希特勒勃然大怒，说道：西壁工事不是坚守三周，而是三年……“说服”将军们的企图最终夭折了。
在布劳希奇拒绝了贝克的要求之后，贝克开始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走。他决定采取在此种情况下一个老派军官只能采取的最后一步：1938年8月18日他提出辞呈。三天后，希特勒批准了他的辞呈，但禁止将总参谋长的辞职消息向舆论界公开。最后，以大将军衔离职的炮兵上将贝克，作为一代人已成为过去。
此时，总参谋长职位空缺，布劳希奇问第一军需长哈尔德将军是否愿意接替贝克的职务。哈尔德要求给他考虑的时间，他想与其前任上司商量。贝克劝他接受聘任，1938年9月1日，哈尔德正式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
除了原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出身于安斯巴赫法兰克地区的农民家庭之外，弗朗茨·哈尔德是第一个成为原普鲁士总参谋部和现德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巴伐利亚军官。像弗里奇、贝克、布劳希奇和凯特尔、约德尔一样，哈尔德也是巴伐利亚的将门之子，也来自于炮兵。希特勒后来嘲讽地称他为“参议教师”[德国高级中学的一种固定教师的职称。—译注]。戴着夹鼻眼镜的哈尔德事实上与其说像个军事教育者，倒不如说像一名旧时代的潇洒型军官。他对科学具有浓厚兴趣，偏爱数学和植物学。就总体而言，哈尔德是王朝鼎盛时期巴伐利亚军官的化身，显得那样高贵和富于教养。据霍斯巴赫说，贝克对哈尔德能否抵制住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表示怀疑，哈尔德的路将比贝克还要艰难。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受家庭的熏陶，他始终将入伍宣誓视为一件圣事。于是，他便在誓言和良心两者间瞒珊徘徊，或者说不得不背上对希特勒玩两面手法的包袱。在他身上有一种服从和良心之间的可怕冲突，这是希特勒为那些具有传统观念的军官所制造的冲突。
起初，贝克对纳粹运动并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识，在希特勒那里他也没有太大的名气。哈尔德却不同，他在慕尼黑任第7师参谋时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起家经过，在明斯特任第4军区参谋长时结识了冲锋队领袖。哈尔德决定，一旦希特勒真的引发战争，在他能为政变赢得部队指挥官支持的前提下，他将奋起自卫。
目前，人们集中一切精力进一步完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旦爆发战争，将无法阻止希特勒计划的实施，而且义务也要求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在即使不利的情况下也要取得一定结果。“绿色”行动的思想基础是战略突袭，以4个集团军即ro个军的庞大兵力，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支援下，抢在法国发动攻势之前，迅速取得决战胜利，计划在4天内决出胜负。
哈尔德现在认识了一个新的希特勒。希特勒这位国防军总司令现在开始事必躬亲，关心起细枝末节，对军事问题表示出强烈的兴趣，甚至在某些专业问题上还偶尔露峥嵘。希特勒要求总参谋长向他详细解释作战计划，为此，他与哈尔德发生了首次激烈争执。希特勒要求将布拉格作为最终目标，以大规模、成建制的装甲部队首先对比尔森实施突击（在希特勒身上突然显露出古德里安的智慧）。哈尔德和布劳希奇认为此种想法有害无益。希特勒要求更改进军计划，并让凯特尔将军做他的参谋长。哈尔德拒绝对作战命令作任何改动，最后，希特勒在纽伦堡参加党代会期间，在9月初将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经过夜间激烈的辩论之后，希特勒强迫两位将军屈从于他的思想。哈尔德大怒，激动地问凯特尔，希特勒到底要干什么？凯特尔对布劳希奇也很不满，凯特尔不相信将要爆发战争。
捷克危机日益激化，英国试图派一名特别全权代表从中斡旋。希特勒用尽一切办法争取民族自决权，打乱捷克多民族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内部秩序。他一方面对组建有志愿军团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给以支持，一方面怂恿斯洛伐克闹独立。匈牙利在1919年被迫将大片领土割让给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在终于等到了清算的时刻。波兰对奥尔谢[今切欣。—译注]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法国静观英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但看来伦敦并不打算动用武力。
在这种环境下，除了“绿色”计划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政治—军事进军计划。哈尔德将军经与其前任协商后，制订了一个一旦希特勒发动战争时占领柏林政府区的计划。在波茨坦的一次聚会上，当人们再次痛斥希特勒的时候，哈尔德突然激动地大声说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讲话，而是部队，是行动。
按照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制订的计划，应军事占领柏林政府区，关闭柏林的党政机构，派一个突击小组进入总理府将希特勒逮捕，并将其送交法庭审判。这一计划已通报给柏林副警察局局长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局长黑尔多夫伯爵，前者是王储集团军群参谋长的儿子，过去是个纳粹的狂热追随者；后者是一个雇佣兵气味十足的人。有关“部队”问题，哈尔德已得到第3军军长冯·维茨勒本步兵上将和驻波茨坦第23步兵师师长冯·布罗克多夫一阿勒费尔德伯爵中将的允诺。为应付“最坏的情况”，还将计划通报了第1轻型师师长埃里希·赫普纳中将。本来准备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第1轻型师，将停止向预设地域开进，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位于南德的“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近卫部队向柏林开进。赫普纳的参谋部对赫普纳的任务也猜测到了几分，当时，骑兵上尉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正在该参谋部任第二参谋官。
很难断定，一旦下达对抗希特勒的命令，部队是否会听从其指挥官的调遣。但是无论如何，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为了苏台德一德意志问题而进行一场战争，特别是北德人对此问题的症结更是一无所知。在弗里奇危机之后，汉堡的第10军军长克诺亨豪尔骑兵上将的一个参谋就曾劝他采取行动，他愤怒地对这位参谋说，他要是胆敢动用一个营来与希特勒作对，他将第一个表示反对。1938年的义务制军队已不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军官团不再是团结的集体。
哈尔德将军本想在“元首”开战后才发动政变，因为他惧怕希特勒在群众中的盛名。他的同事也劝他，必须等到战争确实爆发的那一刻才能采取行动。哈尔德也将其所有的准备工作报告了总司令布劳希奇。冯·布劳希奇大将只是不可思议地回答道：准备工作不要打扰他。
最初，密谋策划者们—其中有在幕后的贝克、国防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中央处处长汉斯·奥斯特上校参谋，此外还有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冯·维茨泽克男爵—都把希望寄托在使英国政府对希特勒的企图采取一种强硬立场上。一些密使在伦敦为此奔忙，哈尔德还亲自派他的亲信伯姆一特特尔巴赫中校前往英国首都。然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却深信，答应希特勒的一切要求，他就就会乖乖地收场。英国政府不大懂得与德国保守派反对党进行接触的意义，张伯伦还将德国特使与“雅各宾党人”和斯图亚特王室[斯图亚特家族于12世纪至18世纪初先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建立的封建专职王朝。1714年王位转到斯图亚特远亲汉诺威选侯家族。—译注]的支持者相提并论，这些人曾在18世纪在巴黎对在英格兰建立统治的汉诺威王室搞阴谋活动。
于是，在迄今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怪相：总参谋长及其外交部国务秘书出于良心考虑，为阻止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与外国勾结进行针对本国政府的阴谋活动。其中之原因在于，以救世主自居的希特勒与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和官员们陷入几乎无法解决的冲突之中。尽管英国首相张伯伦亲自介入此事，企图通过与希特勒谈判使其让步，但1938年9月欧洲局势的紧张仍是有增无减，德国国内的情况更是危如累卵。1938年9月8日，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冒险迈出重大一步。他要求约德尔上校在“绿色”方案付诸实施前5天书面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其用意在于为军事暴动进行最后的准备。另一方面，在技术上这一日期对于在最后阶段做好铁路方面的物质准备也是十分必要的。约德尔根本就没有料到施蒂尔普纳格尔这一要求的一箭双雕的用意。
希特勒在与凯特尔和布劳希奇会商后，便命令所有部队自9月28日进入“绿色训练地域”。9月21日，英德谈判似乎出现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迹象。然而，希特勒变本加厉，又提出新的要求，使已缓和的空气再度紧张。1938年9月27日中午13:30，哈尔德接到重要指令：进攻部队应于9月30日开始行动。这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9月30日必须在柏林采取行动。
9月27日，希特勒命令第3军（该军计划受哈尔德支配）派一些分队在首都大街上进行一次宣传游行。其结果令希特勒不寒而栗，居民反应十分冷淡。柏林人并不希望再爆发一次新的战争。当希特勒看到他的部队通过威廉大街时，也看到了默默地站在道路两边的表情木然的居民。希特勒恼火地对戈培尔说，用这种人民简直没法打仗。
9月28日，约德尔在工作日记中写道：“艰难的一天。”对哈尔德将军来说，这一天就更为艰难，他下达了政变的命令。此事通知了冯·布劳希奇大将，但布劳希奇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到国防军统帅部找到凯特尔和约德尔，让他们当面担保，一旦开始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也不能超出苏台德区的范围。中午，布劳希奇到总理府，想探听一下形势的发展状况，然而他却听到了一个使他膛目结舌的消息，意大利国家首脑墨索里尼提出了一个调解建议。英法首相声明，将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面。没有战争了！政变也不需要了。哈尔德将军当时说：“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总能如愿以偿……”
9月29日，有关各方在慕尼黑会议上商讨苏台德地区退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对此一无所知。约德尔在其日记中写道，这场兵不血刃的胜利显示了元首的天才，但愿“怀疑者、儒弱者和绝望者能迷途知返和受到教育”。在希特勒看来，迟疑不决的将军们和满腹狐疑的总参谋部丢尽了脸。他接着说，他不能再期望将军们理解他了，但他们必须服从他。10月18日，贝克将军退役。对贝克的离职，11月l日新闻界被允许刊登一条简短消息。关于贝克的内幕，舆论界几乎无人知晓，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11月，原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的侄子，他与弗里奇于同日被革职）拜访了前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现已隐居在吕呐堡灌木林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情绪极度沮丧，说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德意志的命运已任由希特勒摆布了。
在一份题为《未来战争中的德国》的备忘录中，退役大将贝克对形势作了分析。他预言，德国只要自己不诉诸武力，将不会受到攻击。由于德国地处大陆中心，在战争中始终会比其他大国作更多的冒险。一场由德国发动的战争，只会召来其他国家以受侵略者的名义介入战争。“在一场对抗世界同盟的战争中，德国将惨遭失败，最终将任由别人摆布”……
第十一章 世界末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老总参谋部的终结
（1939—1945）
慕尼黑会议代表了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为争取德意志人自决权进行的斗争已达到其顶峰，它甚至使英国的广大阶层都解除了思想武装。像慕尼黑协议的其他签字国一样，德国政府也承担保证捷克一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独立的义务，但德国国会迟迟没有批准这一担保。以《凡尔赛和约》清算者自居的希特勒，现在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就是与其友邦波兰的边界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始终使希特勒挥之不去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德意志民族自决权的实施根本没有瓜葛，那就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他终于决定对捷采取断然行动。
希特勒并没有将其胜利归功于他的谋算，而是归功于其直觉，自此他对自己直觉的一贯正确性更加深信不移。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现在已将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等主管机构置于不顾，独断专行。这些机构已不再是他的顾问，只是执行他意志的工具。这对于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来说，无疑隐藏着一种危险。因为，所有为履行自己所宣誓的义务，或为阻止其职位落入“元首”的激进的哄锣们手里而洛尽职守的军人，都会因他们尽管认为是错误的、但又无力阻止的措施而背上同谋的罪名。领导层的所有这种军官都将蒙受不白之冤。而且身处这一事件中的他们，都不可能发问，后世将如何评说。在这股来势凶猛的潮流中，他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有在个人的小圈子里，保持住自己的航向。沙恩霍斯特曾要求，为国王陛下服役的军官们做“政治化军官”。125年后，他所要求的内涵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现在谁要想做政治军官，谁就将陷入与1933年后成为合法政治领导和国家首脑的冲突之中。
长时间以来就时兴着一种论调，即德国军官不必关心政治，它成了军官团的基本常识。面对1918年的叛乱，军官团在精神上表现得无能为力；而面对1933年狂涛巨浪式的所谓民族觉醒，他们则以一种天真的激情迎接德意志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泽克特是最后一位以严格方式贯彻军官团非政治化思想的领导，他曾教导军官团说，即使你对国家政体不满意，也要采取宽容态度。他教育总参谋部的专业人员说，你要想代表国家，就要习惯于作为军人为国家服役。对这一思想所带来的后果他无法预计到。
在纳粹“第三帝国”的顶峰即最后时期，一些还在负责岗位上的军事领导者，更难以凭借其良心在政治问题上进行决断。退役大将贝克就是一例。哈尔德则不同，他在军事政变的机会错过之后，决定继续在军中服役，尽管他十分了解希特勒的本性。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深信人民和祖国仍有希望。
在贝克和哈尔德与希特勒的这次冲突之后，总参谋部军官团无论在专业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约德尔将军，这位不再受泽克特谨慎路线约束的年轻军官的代表，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述，在总参谋部内存在着激烈的世界观的冲突。在年轻军官中，贝克的纯军事防御理论已不再受欢迎。他们认为，老一辈的经验可以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样，在关于未来战时统率体制方面就引发了激烈冲突，一方是以布洛姆贝格、凯特尔、约德尔和凯塞林等为代表的少数派，他们认为未来战争仅靠陆军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另一方是传统派，他们想保持陆军在平时和战时的领导地位。后者的代表思想是后普鲁士时期的纯陆军思想，也就是在1938年和1944年在所有政变计划中的主导思想，即只有陆军是决定J性因素。空军和海军是次要的。谁掌握了陆军，谁就能夺取政权……
对于国防军统帅部与“国土防卫”处即国防军指挥局之间，以及陆军总司令部与总参谋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希特勒是完全清楚的。他认为这是健康的，各单位会在竞争中加倍努力。起初，“国土防卫”处只应负责对作战计划进行加工，哈尔德将此嘲讽为“剿窃”工作。如果希特勒突然觉得陆军总参谋长是在吹毛求疵，那么他就会把大多数总参谋部军官都看成是狂妄自大之徒。某些时候他也会觉察到，他是在硬逼着这些先生们去执行命令，他们从来就没有为他的神秘魅力所倾倒。对此，总参谋部的人轻蔑地将国防军统帅部称为“二等兵希特勒的办公室”。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凯特尔通过他在陆军人事局任局长的兄弟博德温对陆军总司令部的影响，牢牢地把持着国防军统帅部，并赢得了“元首”办公室的地位（人们甚至骂凯特尔为走狗）。而希特勒由于其兵不血刃的胜利声威大增，致使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被排挤到幕后。此外，天生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的凯特尔，还对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垂涎欲滴。在构筑对法国的西壁工事工作上，由于他未能迅速取得成效，并在具体方案上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工兵及要塞总监发生争执，希特勒遂将工事构筑的领导权交予了国家公路总监、工程师弗里茨·托特—位久经考验的纳粹党员，将军方排斥在外。
冯·布劳希奇大将对此提出的抗议也无济于事。此后的措施使总参谋部军官共同负责的原则成为一纸空文。1939年出版的新的总参谋部勤务手册中，将总参谋部军官的任务笼统地规定为指挥决断者的顾问、助手和执行者，部队指挥官成为惟一的责任人。此外还规定，在定下作战决心时，对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两者所提出的建议，要优先考虑前者；当后者提出与前者不同意见时，要全力贯彻前者的决心和命令。
1938—1939年冬，希特勒作为国防军总司令发布命令，陆军总参谋部应将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搁置一边，全力投入军队的组织和训练。总参谋部的人普遍将希特勒的这一指令理解为“元首”将战争搁置一边的例证。希特勒对政变计划仍是一无所知，1938年末一1939年初，只是按顺序对“红色－17”进军计划，即在东西方实施防御的计划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不论对总参谋部、还是对希特勒和德国而言，最具关键性的转折是1939年初希特勒做出的决定，即利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矛盾，于1939年3月突然侵入波希米亚，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地方自治政府和德国占领军的领导下，成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将在德意志帝国的庇护下独立。在伦敦和巴黎的袖手旁观之下，德国部队在希特勒亲自指挥下开人布拉格，取得了又一次“兵不血刃”的胜利。对于已尽最大努力但仍未准备就绪的德国军备来说，不费一枪一弹就夺占斯洛伐克强大的军备工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全部装备，无疑是一个物质上的巨大胜利。
根据捷克政治家们的痛苦经验，弱小的立陶宛共和国认为还是主动将梅默尔地区归还德意志帝国为好。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波兰问题了，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不久，希特勒就曾建议波兰外长贝克上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同时模模糊糊地暗示，如有必要波兰可以向东扩张其领土。在这种暗示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本意，即他后来对布尔什维克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希特勒建议，他希望能借助于波兰走廊，在交通和经济上改善东西普鲁士的联系，将由国联而不是由波兰管辖的自由城但泽合并。希特勒的第一个建议碰了壁，波兰的态度十分坚定。
局势变得复杂化了。在柏林，苏联正就有无可能改善苏德关系问题与德国秘密接触。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希特勒，就尊重小国主权承担义务。伦敦的天平也倒向布拉格一边，从而构成对希特勒的不利局面。希特勒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他公开宣布了1935年德英秘密签订的《德英海军协定》。柏林与华沙的紧张关系骤增，波兰政府相信，波兰肯定会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希特勒也坚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动用武力也要解决波兰问题。同时，他也违心地考虑，能否暂时与苏联斯大林结盟，从而对波兰施压，迫其就范。1939年，德国与意大利，确切地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缔结军事同盟。
4月3日，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将军接到第一个准备进攻波兰的指令，行动代号为“白色”。紧接着，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也接到这一指令。凯特尔只是认为，陆军现有的装备水平不足以应付这场大规模冲突，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也十分缺乏。在总参谋部内，多数人对这一行动都持怀疑态度。人们不希望战争，但是，鉴于希特勒的威望，再次组织积极的反抗成了毫无希望的事。
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将国防军统帅部长官、三军总司令和陆军总参谋长等高层军事领导召集到总理府，以一种比1937年11月5日更加夸张的方式，向他们概要地描绘了当前局势和未来设想。1938年被任命为国防军侍官长的施蒙特中校，将希特勒的这一讲话做了记录，而且他自己也留有笔记。这份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对战犯的审讯中曾作为证据材料提交法庭。
在施蒙特提纲式的记录中，希特勒声称，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但泽，而是东方的生存空间。必须孤立波兰，进攻波兰，因为它始终是德意志事业的大敌。他还神秘地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改善关系。研究敌人弱点的工作不能再仅由总参谋部一个单位承担，应组建一个由陆海空三军军官组成的“研究小组”,“以便在行动和思想准备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小组的军官必须“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最好的专业知识”。霍斯巴赫记录和施蒙特记录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国防军总司令不再掌握直接制订计划的权力，站在他们头上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耶稣使徒。
1939年5月末，开始了进军波兰的准备。对总参谋长哈尔德来说，虽然他与执掌全权的政治领导在思想上无法相容，但他必须履行军人的职责。谁想要求辞职，谁就会永世与军队无缘。计划以突袭方式实施的进攻，要求最迟于8月20日完成其准备工作。从战略上看，波兰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北面，德军从东普鲁士出发，构成钳形攻势的一翼；南面，德军从上西里西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地域出发，构成另一翼。德军计划的基本设想是，运用大量装甲和摩托化兵团，以快速和闪电般的突击，越过波兰边界，在波军准备就绪之前将其一举歼灭。为此，德军组建两个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由冯·博克大将指挥，参谋长为冯·札尔穆特将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分别部署于东普鲁士和东波美拉尼亚；“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指挥，参谋长为冯·曼施泰因中将，由3个集团军组成，部署于西里西亚。两位总司令和两位参谋长均属于受传统思想熏陶的总参谋部军官。
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对波兰实施的两翼纵深包围，以快速进攻为上策。希特勒以一种外行的直觉指出，应当对东普鲁士的德军以尽可能的加强。为了纪念1914年8月末坦嫩贝格会战胜利25周年，德国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从而为掩护各部队向东普鲁士的运翰提供了极好的借口。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也取名为“和平的党代会”。
只要不出现奇迹，只要德国自己不作罢，取得对波兰的军事胜利并非难事，那么接下去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再次一意孤行地采取类似于莱茵兰和波美拉尼亚的行动，将会发生什么。冯·布劳希奇大将对希特勒说，他认为取得对波兰，甚至对英国和法国的胜利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苏联决定站在波兰一方，联合对抗国防军，事情就会变得渺茫。
当时，布劳希奇并没有预计到他的话极大地增强了希特勒原来的想法，他曾指出，必须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订立一个暂时的同盟。整个夏季，英法代表都在莫斯科进行军事磋商，企图恢复旧日的协约国，并对波兰提供保护。与此同时，在柏林，苏联与希特勒政府的谈判也在继续。波兰相信英法的支持，坚决地拒绝了苏联军队在战时踏上波兰领土的要求，同时也回绝了希特勒关于举行谈判的建议。希特勒顽固地回绝了一些人关于德国单方进攻波兰会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他指出，西方列强从来就没有当过真，在慕尼黑他早就认识了他们的代表。
希特勒对他的政治工具军队是否已做好战争准备，很少担心。但无论是根据希特勒的意愿为军队装备而支付的9000万马克，还是以装备新型武器，组建俯冲轰炸机队、伞兵和空降兵等新兵种为荣的雕虫小技，都无法弥补其预备役奇缺和弹药不足的缺陷。战时曾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的瓦利蒙特将军后来说，对于一场战争，德国陆军从来就没有像1939年准备得这样糟。重型坦克刚刚投入批量生产，通信、运输和铁道部队也极为不足。一个受过足够训练的预备役军官集团，可以说尚不存在。空军的组建尚未完成，潜艇的建造鉴于《德英海军协定》而中途停止。德国的军队装备和一支百万大军的组建，好似一件即兴作品，毫无计划和章法可言。
比起发生苏台德危机的前年夏季，1939年夏天显得更郁闷压抑。面对军队的高层领导们，希特勒奉行了一种新的战术。他声称，他，希特勒，如果“像1914年的那些无能的人”那样因走廊问题而被拖人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他真的要成为一个“白痴”了。8月，进军波兰的行动开始了，德国新闻界为这一行动摇旗呐喊，对波兰施以猛烈攻击。在华沙，反德呼声也此起彼伏。奇怪的是，在华沙，人们对德国军队的行动并不完全信以为真。驻柏林的波兰大使十分坚定地认为，一旦爆发战争，希特勒将被推翻。刚刚送走苏台德问题，又迎来走廊问题的德国人民，以一种朦胧的忐忑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惟一能得到安慰的是，直到如今希特勒都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每一个危机。然而，与德结盟的意大利却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墨索里尼不希望在此刻由德国一方引发战争。
按计划，至8月20日军事准备工作应当就绪。就在19日这一天，德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使世界为之膛目。8月22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布于世，希特勒与斯大林完成结盟。这是这场争斗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波兰在政治上己被打败，它要么向希特勒屈膝，要么准备战斗。
同日中午12时，“元首”在他私邸上萨尔斯堡，对集群司令、陆军军长和海军上将阐述了当前局势。根据哈尔德将军的战时日志记载，希特勒十分可笑地突出了他个人的作用。近期目标是“消灭”波兰，他不相信会爆发大战，相反，他却坚信，他掌握着选择打击方式的权力。关于冲突的引发，他玩世不恭地说，手段无关紧要，胜利者在事后不会被问起他当初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希特勒的讲话给一部分军官以极坏的印象，另一部分军官则欢欣鼓舞。而使军官们震惊的第一件事是与苏联结盟，其次就是被希特勒称之为“第二强人”的墨索里尼临阵脱逃，明确表示信守中立。哈尔德在日志中以嘲讽的笔调写道，当希特勒于8月25日收到墨索里尼的上述表态后，“元首几乎要昏倒了”。
就在一天前，希特勒对他轻率下定对波兰孤注一掷的决定犯起犹豫，他现在担心英国有可能介入。8月25日准备进攻的命令已经下达，部队已占领出发地域。希特勒命令中止一切措施，这是对总参谋部的指挥艺术的最大挑战。8月26日是“X日”，即对波兰发动不宣而战的日子。哈尔德上将希望，现在最好有人能向希特勒说明，如此庞大部队的集中是无法长时间维持的，必须解除各种准备。希特勒对冯·布劳希奇大将说，给他8天的时间用以谈判，100个师要时刻做好准备。
希特勒并不清楚英国将如何反应，但看来并不想完全拒绝英国的和谈愿望。此时，希特勒以最后通碟的方式对波兰提出了最低要求，但波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8月28日下午17:30，哈尔德将军出席了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形势报告会。哈尔德在日志中写道，希特勒狂躁地说，华沙没有接受他的最低要求，“……那就只有战争。野蛮至极！他将亲临最前线……战争将十分艰难，也许毫无希望……”特别引人注目的话是，只要他活着，就谈不上投降。希特勒认为，与斯大林签署的条约是为了驱魔而与撒旦缔结的条约。哈尔德总结对希特勒的印象是：“精疲力竭，沮丧憔悴，声音沙哑，神情惚恍……”
现在，希特勒想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事情有个水落石出。他提出，波兰应向柏林派遣一名进行谈判的特命全权代表。此时，波兰已宣布实施动员，而德国的动员早已开始，只不过官方并没有正式宣布。英法相继采取军事预防措施，德国的进攻准备再次启动，日期定在8月30日，但最终又推迟一天。伦敦和巴黎争取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的努力，又一次加强了希特勒认为英法并非真的打算介入德波战争的印象。对于斯大林，他现在可以说是一百个放心！
1939年8月31日，重新下达了于9月l日晨5:45发动进攻的命令。但是，德国还在总理府等待波兰全权代表的到来。
由于希特勒的朝令夕改，在“南方”集团军群，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对新下达的命令将信将疑。他们向总参谋部的组织处询间，这个命令什么时候又会更改，尽管这可能又仅仅是一场“戏”。可是波兰代表没有出现，而希特勒本来早就失去了信心。9月1日，天刚蒙蒙亮，德国国防军出动39个师，其中14个装甲和摩托化师，开始了对波兰的进攻。十分薄弱的波兰空军，在最初交战中便被摧毁在机场之上。
墨索里尼想利用意大利的斡旋，通过英、法、德、波的磋商挽救局势。英国表示，只要德国进攻部队撤回出发地点，英国就准备接受意大利的斡旋。英国的这一回答是以一种最后通碟的形式表达的，伦敦不想再迁就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了。德国政府没有做出答复。星期日，即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驻波兰大使便向德国递交了宣战书。接着，法国也步英国后尘，对德宣战。总参谋部本想阻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当约德尔上校获悉英国宣战的消息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当头一棒”。在最初一刻，希特勒被惊呆了，他的直觉失算了。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志中对此没有作评论，他并不感到突然。他只是说，对波兰的进攻“进展顺利”。
随着战争的爆发，总参谋部被置于一种新的形势之下。在战争中，军人的职责通常是履行义务。入伍宣誓已将军官团与希特勒捆绑在一起，正是这个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现以统帅自居，在9月1日的讲话中声称，他不成功则成仁。对最高统帅的效忠，与王朝时代对君主的效忠极为类似，它成了束缚军官们的思想枷锁。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想到，让别人宣誓的人会要求宣誓者做无法做到的事，甚至是犯罪行为。这是个个人良心抉择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在这场精神斗争中决出个胜负。现在，每个人如何展现其人性，都将依据各自的立场和眼界而做出自己的回答。像贝克大将这样的人，他虽已离职，但决不希望德国战败，他尤其怕因战败而带来的种种后果，害怕对总参谋部和将军们的谴责和控告。哈尔德将军则认为在职比去职要好，这样可以帮助领导，使其不至于失去理智，甚至有可能给总参谋长提供一种阻止事态恶化的机会。
希特勒乘指挥专列开赴前线。陆军总参谋长离开柏林，进入为危机时期准备的、位于措森部队训练场的“策拍林”预备大本营。1939年，在战争爆发前，陆军总参谋部由5名军需长和12个处组成。作战处长为冯·格赖芬贝格上校，首席参谋为阿道夫·豪辛格中校，1931—1934年豪辛格曾在旧部队局第1处实习。
战争爆发时，总参谋部危机时期体制开始启动。裁减了第二、三军需长；第一军需长—同时兼副总参谋长，负责中央处、作战处、组织处和训练处，并组建一个由上述各处组成的领导小组；第四军需长负责西方和东方外军处、武官组和一个谍报联络组；第五军需长负责战史和档案工作。全部补给工作统由一名军需总监负责，后备部队由一个新设立的职务即“陆军军备长官和后备军司令”领导。此职由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大将担任，此前他就任陆军司令部综合局局长，同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大将一样，也来自旧部队局第2处，与凯特尔结有私仇，这使他的处境极为不利，因为凯特尔比他的职位高，而且自己在他的管辖之下。
根据布劳希奇的主意，陆军总司令部为每个兵种增设一名“兵种将军”，目的在于迅速分析和发现各兵种的问题，以及时满足其对物资供给的要求。此外，在陆军总司令部内还分别增派一名陆军情报主任、运输主任和一名空军将军作为联络官。鉴于军、集团军、集团军群和各级指挥机构的总参谋部军官被剥夺了与总司令共同做出决断的权力，到1942年，总参谋长被赋予一种特殊地位：对陆军总司令所下定的所有决心共同负责，这是一种像弗朗茨·哈尔德这样固执己见的人早就梦寐以求的权力。
在对波兰作战中，尽管由于合围的企图过大，给各部队在相互分割的战场上的行动造成巨大困难，尽管由于希特勒的朝令夕改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给高级指挥官们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混乱，但对波兰的突破大体上还是照计划进行的。波兰总参谋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即使再出现一个拿破仑也难以应付。波军分成3个集群展开，并将希望寄托在中央集群对柏林方向的进攻上。1939年9月，德军约有110万人。迄今为止，在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成建制的装甲部队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记录，在思想上对这一作战方法做出贡献的古德里安，此时已在庆祝他的初步胜利了。仅数周时间，英勇作战的波兰军队便被德军击溃。
当德军即将兵临华沙城下之时，“元首”开始不断介入作战行动。此前，作战指挥一直由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负责。希特勒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要求无所顾忌地对波兰卫戍司令宣布为要塞的华沙实施轰炸。在总参谋部内没有人认识到，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目前苏联有可能介入冲突，从背后给曾于1919?1920年企图占领乌克兰的“封建帝国主义的波兰”致命一击，或者至少巩固它在波兰东部的势力范围。因此，华沙必须尽快掌握在德国手里。
上述所有事情都发生在1939年9月下半月。波兰被德意志帝国和苏联，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第4次瓜分。苏军所到之处都可看到人们在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欢呼，纳粹只得饮恨吞声。柏林曾一度考虑组建一个波兰政府。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哈尔德对战败的波兰的命运做过这样的记载：“要解决的问题：犹太民族、知识分子、僧侣教士、贵族……”这就是哈尔德所认识的希特勒……
战争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必须在迅速打败波兰之后在西方决出分晓。1939年9月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法国时曾写过他从高层人士口中听到的一句话：“不展开敌对行动，但要反驳。”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使希特勒内心对总参谋部军官的厌恶之情有增无减。对过去的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希特勒原来不打算委任他任何军队职务，后来还是让他做了第12炮兵团观察主任随军开赴前线，弗里奇于1939年9月20日在华沙城下被波军机枪击中身亡。这大概是他老早就希望的一种死法，他的老朋友，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中将—他曾一度担任过东普鲁士第1军区副军长—鼓动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为弗里奇举行国葬。希特勒原想出席，但后来下令取消了这一活动。无论是奥斯卡·冯·兴登堡，还是布劳希奇，都没有勇气道出自己的信念。布劳希奇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他对这个遭贬谪的人、这个上帝最后让其倒在前线上的人、新型陆军的创始者，大张旗鼓地加以赞扬。对布劳希奇此举，希特勒铭记在心。
大约110个法国师自战争爆发时就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大部集中在法国北部。像1914年一样，英国向法国北部派遣了一个远征军。法军除沿萨尔河畔实施了一次有限的地区性进攻外，德法间再也没有发生其他战事。此间，波兰仍在浴血奋战，虽然波兰士兵视死如归，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但最终未能取胜。1937年夏，贝克大将拜访了法国总司令甘未林。两个人都不希望在德法之间爆发一场新的战争，都认为应采取防御战略。大概是没有希特勒的事先授意，陆军总司令便下达了一项关于“在西方夺取防御作战胜利”的指令。
起初，西线的总司令为里特尔·冯·勒布大将，参谋长为冯·佐登施特恩将军。勒布可以说是防御战术最著名的代表，他的当面就是法军总司令甘未林将军，在一场进攻战中可以稳操胜券。然而，现在西线的两位总司令却都在避免冲突的爆发。因此，德国的一些老参谋都认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法国军队及其国家领导，并不真的想打仗，换句话说，当问题的焦点波兰迅速和彻底被排除后，这场巨大冲突尚有和平调解的可能性。
这种思想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所下达的在西方实施防御作战指令中表露无遗，希特勒对他们愤怒不已，心怀疑忌。战争爆发前，普鲁士财政部长波皮茨曾听希特勒说过，应当对这次还想阻止他行动的人严加提防。冯·布劳希奇大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话上：波兰问题不会引发世界大战。第一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当时则主张，鉴于现在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有什么问题不要再去问希特勒，不如干脆自己做主。
在波兰的迅速取胜使希特勒认为，可以在同一年在西线发动进攻，无所顾忌地投入大量兵力，占领西欧的前哨阵地，以便为从空中和海上对英国实施有效打击创造条件。于是，他决定进行第二场“闪击作战”。其实，早在9月中旬，他就已经第一次谈到也要在西方实施进攻的想法。但是，希特勒所面临的现实是，处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在西线实施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已清晰地觉察到潜藏在总参谋部内的反对派的情绪。他当时曾抱怨说，将军们不听他的招呼。事实上，总参谋部是在试图按自己的方针行事。第一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将就起草了一份在西线实施防御的备忘录。
为此，希特勒自己也就西线作战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于1939年10月9日定稿，次日便亲自在总理府对戈林、凯特尔、布劳希奇、哈尔德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宣读。他的决心明确无误：进攻西方。在此备忘录的基础上，于同日下达了元首第六号指令。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只是太快了！……深信，如果全力以赴，可以决出胜负……，,
希特勒研究过施利芬，他从施利芬的学说中为他的进攻设想找到了一个基本思路：以强大的右翼通过比利时和荷兰突入法国北部。其他方面都与施利芬有别，目标不是彻底击垮法国，而是夺取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用以作为与英国进行海战和空战的出发基地。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英国是德国的理想盟友之一，而现在它已对德国宣战，而且拒绝了希特勒10月6日关于缔结和约的建议。从战略上看，希特勒的计划只是大致搬用了施利芬的模式，即以右翼兵力在陆战中取得对法、英、荷、比军队的局部胜利，希特勒的这一计划被原封不动地纳入陆军总司令部10月19日和29日的进军计划中，代号为“黄色行动”。
总参谋部的进军计划是以右翼为重点，主力是由冯·博克大将指挥的B集团军群，下辖3个集团军和1个集团军支队，同时投入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即9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中央即B集团军群南翼，是由冯·龙德施泰特大将为总司令和冯·曼施泰因中将为参谋长的A集团军群。C集团军群由冯·勒布大将指挥，下辖2个集团军，负责掩护卢森堡和瑞士之间宽大的南翼。进攻的所有准备工作应于1939年11月5日前完成。
眼光敏锐的战略思想家、传统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位伟大传人、后来晋升为元帅的曼施泰因中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上述方案在指导思想上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整个进军计划是对施利芬计划肤浅的模仿。曼施泰因在A集团军群司令的全力支持下，与指挥训练处的布卢门特里特上校和黑宁·冯·特雷斯克夫少校，共同制订了一份新的、革命性的、大胆果敢的方案：将重点放在中央的A集团军群。运用在这里集结的大量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通过“阿登缺口”，像镰刀割草一样，直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尽管法国总参谋部军官们在1914年前就对“阿登缺口”表示过担忧，但由于该处无法通行的地形，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德军竟会在这里发动进攻。大约在比利时后面即B集团军群进攻的当面，英法军队将被“镰割行动”压向北方。一旦占领阿登，装甲兵团将越过色当，夺占大片有利的作战地域。
曼施泰因将这个计划简单地称其为“新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显示了他在现代装甲作战指挥上的超人见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利可图。在老总参谋部内，像曼施泰因这种性情急躁的装甲兵专家们，已对现代装甲兵作战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说“曼施泰因计划”在政治上有利，是因为它可以避免对比利时和荷兰中立的破坏。但这一计划很长时间被冷落，该计划自然也呈送了陆军司令部。很长一段时间，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对该计划采取回避态度，也不让希特勒知道。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对日益增多的战略问题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但希望整个攻势不要超过冬季，而且从根本上就不想打这场战争。这样，对“曼施泰因计划”的定夺被一再推延，陆军总司令部不但拒绝计划的基本思想，坚持原来的进军指令，而且最后还指出，进攻重点最终要在作战开始后才能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用曼施泰因的话说，希特勒当时也常常“在地图前冥思苦想”）发展了自己的想法，形成了与曼施泰因近似的思想：以较弱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在左翼的A集团军群构成第二个进攻重点，突破阿登地域。这一思想确实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他作为外行不可能由此导出一个好的结局。希特勒按照他的思路对原计划进行了修改，使“黄色”计划大打折扣，这使哈尔德极为不悦。
有两位举足轻重的总参谋部军官参加了“曼施泰因计划”的制订。其中一个是后来晋升为元帅的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冯·曼施泰因；第二位是他的同事，后来晋升为少将的黑宁·冯·特雷斯克夫，1944年时任第2集团军参谋长，同年7月20日自杀。曼施泰因生于1887年，其父是出身于旧西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将军，老兴登堡的外甥。曼施泰因幼年时便由其一个叔父冯·曼施泰因将军收养，像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一样，最初也在第3近卫团服役，1917年成为总参谋部军官。他在贝克大将的领导下，在部队局第一处度过其实习阶段，逐渐成为总参谋部的领导人物。许多认识他的年轻军官，都把这位思想方法和行为举止仍酷似一个普鲁士贵族的人，看成未来理想的总参谋长，尽管他有些不近人情。施利芬也有这种怪癖，按照普鲁士军人的风格，政治自然不是他的本行。他虽然对纳粹敬而远之，并将希特勒视为一个极为奇特的人物，但是他觉得处在目前战争状态下，靠军队的领导层以武力方式来改变内部现状，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曼施泰因不同，他的同事冯·特雷斯克夫少校在苏俄战局期间就已成为希特勒反对派的积极分子，甚至让他去谋杀“元首”他都决不手软。在特雷斯克夫身上已经体现出新一代总参谋部军官的精神，他们与沙恩瞿斯特的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已远远超出其原来的范围，正向一个全新的彼岸过渡。
出于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布劳希奇和一直与充满普鲁士气息的曼施泰因冷淡相对的哈尔德，坚决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A集团军群也认为，在冬季发动攻势是不适宜的。装甲师的装备很长时间都未能准备就绪，组建新的预备役兵团还正在进行中。陆军总司令部对希特勒毫无顾忌地破坏荷兰和比利时中立的计划充满畏惧，认为如果按照这一计划发动新的战争，必将是一场世界大战。10月，外交部派驻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冯·埃茨多夫在措森对哈尔德说，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西线攻势的实施。举行一场军事政变的考虑再次应运而生，哈尔德将军委托格罗斯库特中校参谋研究一下，在经陆军运输主任格克少将同意的前提下，能否乘装甲兵团由东线向西线转移之机在柏林地域集结。一旦举行暴动，贝克大将将在措森就任总指挥。在西线，3个集团军群司令也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冯·勒布大将打算与他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一起，从专业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向希特勒摆清道理，促使其撤销进攻西方的计划。
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的考虑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争取到军队的支持，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些行动；二是通过何种途径和以何种方式与西方达成结束战争的共识。于是，1939—1940年冬季，在德国悄然出现了一个无人约束的影子政府，它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对内政权和宣传工具，但它却与西方，主要是英国就达成和解问题建立了联系。这个反对派的领导就是贝克大将和过去的德国价格专员和莱比锡市长格德勒。他们与外交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国防局局长托马斯步兵上将、卡纳里斯领导下的谍报局和奥斯特上校保持接触，然后由他们负责与国外取得联系，其中包括梵蒂冈。教皇皮乌斯十二世正准备尽其所能为德国反对派提供帮助。这些准备进行反抗的“德高望重者”们，以期待的眼光等待着军队的反应。陆军总司令部至少要知道，在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中敌国到底能提供些什么。对政治家们的态度，人们也在翘首以待。但当这些“德高望重者”们费尽心机与各方面建立起联系之后，陆军总司令部于11月对兵谏的可能性再次进行了研究，随后便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所有计划束之高阁。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也随之化为泡影。
1939年11月2日和3日，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访问了西线各集团军群。在位于科布伦茨的龙德施泰特大本营，曼施泰因得到的印象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对西线攻势并不感兴趣。他们详细地了解了部队在装备方面的缺欠，西线进攻的发起时间已定于11月12日。11月5日，冯·布劳希奇大将赶到希特勒那里，企图再次说服希特勒放弃整个进攻行动。布劳希奇提出诸如天气恶劣、部队尚未准备就绪以及其他等等可能的理由。当他讲到有些部队态度并不坚定时，希特勒拍案而起。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布劳希奇说，赶快用他的“希特勒青年团”向陆军输送兵员。布劳希奇这位极富教养的骑兵，面对希特勒的如此训斥却变得束手无策。希特勒还对他说，你应当知道，实际上将军们另有企图。哈尔德在其简短的日记中对这一天做了这样的记载：“部队状况……问题只能靠军事解决（也就是说在西线决出胜负）。天气恶劣时则不可能（对方也是在恶劣天气下）。大吼道：情况与1917—1918年相似……”。
事实上，因天气原因进攻已推迟不少于6次。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嘲讽地写道，希特勒的“观象青蛙”不停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实际上曼施泰因根本就不相信部队的装备水平能胜任一场冬季攻势。将所谓的轻型师改装为全部装备坦克的装甲师需要时间；为准备大规模装甲作战而生产的最先进的W型自行加农炮，刚刚开始装备部队。当一个苏联军官代表团访问德国的装甲部队和军工厂时，他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德国最现代化的W型坦克。多疑的苏联军官们还以为，德国是为保守秘密对他们隐瞒真情，因为苏联正在生产一种更为先进的T—34型坦克。
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将西线陆军总司令和各军军长们召集到总理府，再次向他们阐明他的思想，以赢得对他“西线攻势思想”的赞同，说白了就是“说服”他们。这一天排得满满的日程把这些听众搞得筋疲力尽。12:00，进行一般讲话；14:30，在“元首”办公室举行关于作战计划的报告；18:00，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交换意见。在类似传教布道的这一天，希特勒亲自上阵，不辞劳苦，卖力地推荐他的思想。同时，他还用谦虚的语气再次强调，他自己—即“最后因素”，是“不可替代的”。希特勒希望能煽起大家的进攻热情，他强调指出，陆军只能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人。对于18:00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与希特勒的谈话，哈尔德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措森精神（危机日！）……”
1939年11月23日，意味着对希特勒采取武力行动的所有打算宣告终结。主要是布劳希奇，他以军队的处境和没有多余的成建制的军为由，认为军队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梦幻。他还考虑，对“措森精神”希特勒到底知道多少？事实上，希特勒对“措森精神”一无所知。他只觉察到了反对派，并将他们称为总参谋部的“狂妄自大者”和“共济会的最后分会”[共济会又译石工同盟社，最早出现于18世纪初，由英国泥瓦工创立，是一个国际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真理、宽容和自我批评。—译注]。
整个冬季进攻计划一推再推，A集团军群也一再要求考虑曼施泰因制订的“新计划”。1月10日，第7航空师的一名参谋因飞机出事在比利时领土上迫降，部分计划落入比利时人之手，而此时的进军指令并没有更改。
1939—1940年冬，苏联进攻芬兰。如果西方派遣远征军对芬兰提供支援，那么所有作战行动都有可能被推延。因为远征军只能通过娜威和瑞典北部，这样便危及到瑞典铁矿对德国的供给。还在1939年11月5日，当布劳希奇与希特勒商谈推迟西线攻势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根据希特勒对英国进行海、空战的设想，陈述了一番进行一场大规模潜艇战对于保障丹麦—挪威沿岸安全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一提醒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任何回应。
苏联对芬兰的进攻引起了大半个世界的震惊，因为芬兰本想依靠柏林的庇护。为此，现在斯大林开始与希特勒结交。这场战争也暴露了苏联军事领导层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弱点，从而导致了1937—1938年斯大林对红军指挥员的残酷清洗。同时，他还将曾以“阴谋策划者和破坏分子”罪名投入大狱的高级军官，释放出狱，委以指挥重任。后来他们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康斯坦丁·洛科索夫斯基、马里宁、梅勒茨科夫。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失策，希特勒牢牢地铭记在心。
尽管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提出种种设想，而且最后不得不将普鲁士的尊严抛到脑后，请求当面向元首报告他们的“新计划”，但是西线进攻计划仍未做任何变动。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深信，在战争指导中迅速夺取决定性胜利是上策，而只有曼施泰因方案能保障达成这一目的；尽管像任何进军计划一样，这一方案也包含有风险。曼施泰因为此于1940年1月17日被革出教门，对外讲是因役龄所限而被编人军长行列。随后，曼施泰因便赴什切青就任新组建的第38军军长。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即陆军总司令部一直想甩掉他这个“纠缠不休的催命鬼”。
此间，还发生了一些最能代表希特勒领导方法的事情。在发生了第7航空师参谋飞行错误的“梅赫伦事件”之后，希特勒不仅严惩了该飞行队的领导，而且还颁布了有名的“1号原则命令”。命令规定，军官无需知晓超出其直接任务范围以外的事情。这是对每一个军官的打击，总参谋部更是自不待言，从根本上说是对自由主义时期交流思想风尚的一种打击。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未曾预料的事。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中校在访问科布伦茨的时候，他的好友冯·特雷斯克夫告诉他，现在有一份“新计划”，一直被锁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抽屉里。接着，施蒙特中校便将此事告诉了希特勒。1940年2月17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接见了新任命的军长们，曼施泰因也在座。在进过早餐之后，曼施泰因找机会同希特勒谈起了他的计划。对于这场大陆战争中的一些新思想，希特勒也已有所闻。但是，他那份完全出自总参谋部之手的计划，是去年秋季的事，早已时过境迁。希特勒在听了曼施泰因的计划之后兴奋异常，随即便将曼施泰因的思想据为己有，并在不久将其标榜为他这位有预见才能的统帅的天赋的流露。自然，曼施泰因与这一计划再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到什切青走马上任了。据一位希特勒的军事副官说，希特勒与从不相识的曼施泰因交谈之后说：“一个可怕的小伙子，他会有所作为的。”
“黄色”进军计划做了彻底修改，在驻科布伦茨的集团军群举行了一次图上演习之后，哈尔德将军的抵制态度有了松动。演习表明，在阿登前方投入较弱的装甲部队，将难以收到成效，而在此投入强大兵力则会取得突袭的效果。个人好恶理应服从于义务。
1940年2月，至少有一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大规模的进攻将于春季开始。此间，有一个问题被推延了，即奇袭占领挪威，代号为“维悉河演习”的行动。要占领挪威，必定要占领丹麦，因为英国也已有相似计划。这就意味着，将要破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两个国家的中立。为了抢在敌人前面，突袭行动就要首先破坏两个国家的中立，并将责任归咎于迫其践踏国际法的对方。这一切对希特勒来说都无所谓，按照他的理论，胜利者永远有理。
正如贝克所预言的，现代战争不再会局限于交战的两个国家。希特勒命令，准备“黄色”行动的陆军总参谋部无需插手这次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的“维悉河演习”行动，他把制订此次行动计划的任务交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总司令部只奉命为此次行动准备6个师。这是希特勒首次采取的一种方法，即把一个战场的事务委托给他的两个参谋部中的一个，希特勒对这种权限的分化，总参谋部直到一年半后才觉察到。
这样，和哈尔德一样生于巴伐利亚和炮兵出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元首大本营中的地位便大大地提升了一步。与贝克、曼施泰因或哈尔德完全不同，能力超群的总参谋部军官约德尔完全被希特勒迷住了，同时也因有这个罕见的希特勒立于国防军之首而使他黯然失色，因此他已不再是总司令的顾问，而成了其军事上的助手。但是，最终还是在1942年高加索战局危机期间因与希特勒发生分歧，失去希特勒的信任，被迫离职。
从约德尔的工作日记可以看出，希特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先实施“黄色”行动还是“维悉河演习”行动犹豫不决。因形势关系，德军于1940年4月9日首先渡海进攻丹麦和挪威。尽管“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挫败希特勒的计划，抢先一步对哥本哈根提出警告，但希特勒的进攻行动仍然取得巨大战果，西欧北部所有沿岸地区全部落入希特勒之手。本来就很弱的德国远洋海军在攻占挪威时遭到重创，致使它在后来对英国的海战中未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挪威的战争尚未全部结束前，即5月初，希特勒下达了进攻西方的命令。“黄色”行动付诸实施。按照曼施泰因计划，进攻重点放在了A集团军群。为了通过阿登向色当和索姆河下游突击，在此集中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装甲部队，即在冯·克莱斯特骑兵上将指挥下的三个装甲军，划分为两个梯队，随后跟进的第三梯队为摩托化步兵师。大约1仪刃架飞机作为“飞行炮兵”，为陆上进攻行动提供支援。德军的这种用兵方法，反映了希特勒对一些军事问题的浓厚兴趣，他对运用装甲部队或新型空降兵和伞兵部队克服敌人障碍问题的关注，使凯特尔将军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0年5月10日，西线攻势开始。德军136个师与同盟国137个师对峙。上午，哈尔德将军从措森到巴特戈德斯贝格，在这里乘车到明斯特艾弗尔附近的“山堡”元首大本营。5月10日下午晚些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克莱斯特集群进展“非常顺利”。由冯·赖歇瑙上将任司令，保卢斯中将任参谋长的第6集团军已打开通向比利时的通路。第18集团军在伞兵和空降部队支援下，攻入荷兰。5天后，荷兰军队投降，荷兰女王及其政府逃往英国。
最激烈的作战行动是对法国以弱军守卫的中心部位阿登的突击。德国装甲军—其中有由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9装甲军—在迅速延伸的南翼掩护下，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突击，以便由此挥师北上，后来丘吉尔将德军的这一机动称为“镰割”行动。截止到目前，作战行动一直在准确无误地进行，这表明总参谋部的指挥艺术和指挥技术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峰。大规模作战一直是它的强点。从军事方面说，军队仍处于鼎盛状态。但当军队领导们面对冬季的政治决断时，却表现得束手无策和犹豫不决。
正当装甲部队取得辉煌战绩，渡过马斯河向阿布维尔突击之时，希特勒却突然失去他以往的那种钢铁般的意志，也失去了对形势的洞察力。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域，一个大规模的合围会战的轮廓已清晰可见。法、英、比的两个集团军被德国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和B集团军群的军队合围。对希特勒的这种失态，哈尔德将军早在5月17日就已觉察，他写道：“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天，元首太神经过敏。他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了，不想冒险，宁愿停滞不前……”毛奇在柯尼希格雷茨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镇定自若，老兴登堡在坦嫩贝格的严峻时分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在希特勒身上不见一丝踪影。在这方面，希特勒缺少的是总参谋部军官那种经过精心训练而养成的严格的精神戒律和统帅应具备的自信心。希特勒认为，变得越来越长的德军先头部队的南翼存在着巨大危险。事实上，敌人是想利用这一机会，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它已没有足够兵力。哈尔德干巴巴地写道，我看那儿根本就没有危险。
冯·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师向敦刻尔克推进，英国人企图在最后时刻将其远征军撤出合围圈，运回本岛。正当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域即将展开大规模会战之际，希特勒却像1914年小毛奇在马恩河会战时一样，完全丧失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希特勒出于对形势的悲观，而是被眼前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胜利弄得头晕目眩。
1940年5月24日，在约德尔将军和施蒙特上校陪同下，希特勒亲自飞临位于夏尔维尔的A集团军群大本营。在这一天，哈尔德将军写道，形势继续向“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敌人的抵抗日见低落。一个从伊泽尔河人海口与阿河人海口之间，沿海岸线约80公里深、50公里宽的巨大合围圈即将封闭。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深信，负担过重的装甲部队可以就此止步，而后的进攻任务交由步兵完成。而希特勒本来就认为，在法国下一步的作战中必须注意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此外，戈林也向他保证，合围圈内剩下的问题空军自己就可以解决了。使希特勒感到吃惊和愤怒的是，他听说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此间已命令隶属于龙德施泰特，由冯·克卢格大将指挥的第4集团军转隶由冯·博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以保证在合围战最后阶段的统一指挥。哈尔德的这一命令是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即在歼灭被合围的敌四个集团军的战斗中，A集团军群的先头突击部队将扮演锤子的角色，位于比利时的B集团军群就是铁砧。为了更完美地实现这一构想，哈尔德在没有询问希特勒的情况下就变更了部队隶属关系。心情欠佳的希特勒，将此举视为对他军事权威的蔑视，断然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第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决断。英国军队因此得以逃脱被歼的命运，虽然人员和物资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德军的胜利付之东流。后来有人推测，希特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断是想为英国人建造一座所谓的“金色桥梁”。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由大陆撤出任何部队的可能性，对5月24日的丘吉尔来说连想都没有想过。希特勒的这一步棋只是由于他对当时的态势缺乏正确判断所致。
5月25日，哈尔德到希特勒处汇报。哈尔德对采取与他的锤一砧方案背道而驰的做法大为愤慨。凡遇到这种情况，希特勒都习惯于寻找各种借口予以搪塞。这一次，下达“停止”命令的借口是，佛兰德地域过多的河流不利于装甲部队的使用。哈尔德在与希特勒对话之后的当天午后写道：“像往常一样，接见异常冷淡，近于闹僵……”
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词汇，叫“敦刻尔克奇迹”。希特勒自己认为，他5月24日的决定并不是要证明他的沉着和优势。于是，他搬出各种理由来说服将军们。冯·克莱斯特将军说，他听说希特勒不想使坦克陷入“佛兰德的泥沼”。而龙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冯·佐登施特恩将军却另有一番解释：希特勒认为，绝不能刺激大英帝国，他希望能光荣地缔结和平。这一切都部分地遮掩了丘吉尔黑暗日的耻辱，而另一方面它又说明希特勒的思维逻辑是何等的杂乱无章。
事情的发展或许会有另外的可能。即使在阿图瓦和佛兰德的会战中法军被歼，英国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这场战争。所有自1940年5月10日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都是伦敦政府更迭的前兆。由于未能阻止德国对挪威的入侵，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被迫下台，权力由温斯顿·丘吉尔组成的政府接管。丘吉尔决心以英国的顽强不屈精神斗争到底，因为他可以得到美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
起初，德国在欧洲大陆已取得一系列胜利。5月26日，“停止”命令得到矫正。以利奥波德三世国王为首的比利时军队投降，德军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诸多港口。德军顺利地对部署进行了重大变更，开始了在法国的第二阶段的作战。在墨索里尼怂恿下，意大利匆忙投入对法国的战争，为的是达到他对萨瓦、里维埃拉河流域和突尼斯领土要求的欲望。
法国第三共和国全面崩溃。冯·屈希勒尔将军的部队未遭任何反抗便占领巴黎，法国政府逃往波尔多。此刻，曾经受1916年凡尔登会战考验、现已年迈的贝当元帅出面组成新政府，以完成投降事宜。1940年6月22日，在贡比涅的同一辆火车车厢内—1918年福熙元帅在此接见了前来签订停战协定的德国谈判代表，由一个法国代表团签署了停战协定。希特勒成了中欧和西欧的霸主。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将此刻的希特勒比喻成一个将蒙特卡洛[摩洛哥行政区，建有近百年历史的赌场，其收入占国家预算的5％左右。—译注]银行赢得精光的赌徒，现在却情愿从口袋里往外掏钱。
德军总参谋部将驻地迁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在此，哈尔德主持了一次关于陆军“平时编制体制”的讨论会。当他于6月30日再次回到柏林时，在他与外事局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交谈时得知，目前还没有“明显证据”说明已“出现和平局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德军来说，英国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自意大利参战后，地中海的战斗始终未断，战事还正在向北非和东北非发展。在东方，苏联利用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为掩护，攫取了罗马尼亚的当年属于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并入苏联版图。未流一滴血，斯大林便夺回了过去属于沙皇帝国的领土。对此间斯大林的言行，德国政府还挑不出任何毛病。德国在进行西线作战时，为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在此部署了7个师。而苏联也趁进攻罗马尼亚之际，在夏季加强了它在波兰东部的兵力。谁也说不准，苏联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否己超出了安全防护的范围。
英国由于担心德国入侵，全国都在备战，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英国的空军及其歼击航空兵，还有它的海军舰队，在法国会战期间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柏林及德军总参谋部内，都流传着正在与英国进行和谈的谣传，说双方将在明斯特签署和约。“元首”周围的女士们正在忙着准备服饰，以参加底得和平的庆祝活动。遣散军队的指令也已经下达。而另一方面，希特勒于7月16日通知陆军总司令部，他已决定登陆英国，行动代号为“海狮”。三天后，他在议会上发表讲话，向英国提出和平倡议。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嘲讽地说道，希特勒是用和平威胁一个好比遭监禁的人。
就在希特勒发表这个胜利的和平讲话的同时，一批集团军司令、三个集团军群司令和国防军统帅部长官被晋升为元帅。布劳希奇也获得这一军衔，哈尔德晋升为大将，戈林获得自欧根亲王以后再没有人获得的帝国元帅称号，一个退役上尉在短短7年中便获得如此殊荣真可谓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
自7月1日，总参谋部便对渡海联合作战的实际可能性进行理论研究。鉴于缺乏强大海上力量的掩护和运输能力，以及缺少对英国的空中优势，渡海作战的前景并不乐观。1940年7月末，哈尔德将军与作战处长冯·格雷芬贝格上校也研究了在东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与此同时，约德尔将军在上萨尔茨堡也听希特勒说，与苏俄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陆军总参谋部将现代战争中作战地域扩大的现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对比，当时这一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只是第三帝国的现有兵力比1914年并没有多大增强。由德国各邦国和仆从国组成的、特别是1940年11月由德、意、日签署的三国条约为标志的轴心，比过去柏林、维也纳和罗马三国同盟还要脆弱得多。贝克大将曾预言，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由于军队、人民和经济力量的不足，将无法应付由此而引发的多线作战问题，而现在这一时刻正在临近。
希特勒曾经在多种选择中徘徊不定。最初，他打算对布尔什维克发起十字军征讨，攫取东方领土。后来，又计划登陆英国，或者是由法、意、西军队提供支援，进行一次旨在推翻英国在地中海、近东和北非地位的大规模作战。同时，他还想到了巴尔干、东南欧，德国还尚未在这些地方建立巩固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从德国那里获得一个建设性的和平的担保之后，似乎准备参加对英作战。西班牙则断然拒绝；意大利在北非对埃及的进攻作战中深陷泥沼，急需德国装甲兵和空军的支援。“海狮”行动由于德国空军无法夺取在英国上空的空中优势而被推延。意大利为满足其对伊庇鲁斯和希腊诸岛的领土要求，自做主张地由阿尔巴尼亚出发对希腊发动进攻，从而最终断送了希特勒的巴尔干方案。
罗马尼亚对德国的燃料工业至关重要，为此德国于1940年秋向罗马尼亚派遣了教导部队、装甲部队、航空兵和防空部队。迫于苏联的压力，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帝国决心加入希特勒的仆从国行列。在1939—1940年冬季战争中被苏联占领大片领土的芬兰，也想以柏林为靠山。德苏冲突问题日渐增多。
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进行一场大规模较量，一直萦绕在希特勒脑海里。为了说服总参谋部和将军们，希特勒搬出的理由是，苏联是受英国支配的最后一个“大陆卫士”，一旦以一次快速作战将苏俄打垮（对此，不仅希特勒自己，甚至连美国的总参谋部军官们都认为此事完全可能），英国也就会求和。约德尔又一次从希特勒那里听到了另一种说法：俄国人要么有朝一日会贸然对外进行“无情敲诈”，要么就受到进攻。直到如今也没人知道当时斯大林到底在想些什么，在法西斯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爆发长时间的战争时，他又是如何考虑苏联应采取的态度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思想只会有利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他与多疑的希特勒不同，在1940年夏至1941年6月充满危机的月份里，他不顾多方提出的警告，居然相信希特勒不会进攻苏联，这再次底得了希特勒对他的信赖。
鉴于驻波兰德军在人数上的劣势，以及苏联部队在西俄、西南俄的集中，希特勒首先于1940年8月下达了命令，在被占领的波兰采取准备向东进军的预先措施。
哈尔德的密友和精于政治的同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将，被任命为赴法停战谈判代表，同时就任第一军需长。其后继人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少将。保卢斯于1938—1939年任第巧装甲军参谋长，后担任由冯·赖歇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参谋长，赖歇瑙对保卢斯评价甚高。哈尔德选择保卢斯作为年轻一代军官的代表，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在凯特尔的兄弟博德温·凯特尔将军领导下的陆军人事局。保卢斯具有指挥快速部队作战的经验，是一个勤奋好学、知识丰富的理想的参谋长，他的判断常常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现在他的主要任务是，为东方战局制订进军计划，与此同时驻东线第18集团军参谋长马尔克斯少将也正受命对作战问题进行研究。保卢斯出身贫寒，但娶了一个出身名门的罗马尼亚女人为妻，此人的家族在布加勒斯特宫廷中地位显赫。对这门亲事，保卢斯当时并没有丝毫的政治考虑，纯粹出于一个军人的观念。不管“元首”对这种观念理解与否，他作为总司令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希特勒对于是否应在东方进行大规模战争尚在犹豫。1940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他与希特勒会谈的目的是在一份和平协定中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苏联的想法十分具体，他们又做起了沙皇时代的帝国老梦。他们的目标是夺占芬兰、巴尔干，打开达达尼尔海峡通路，以夺取黑海的出海口。希特勒试图将他谈判对手的注意力引向中东广阔的目标，描绘了一幅瓜分世界的蓝图。但双方终归是同床异梦，谈不到一块儿。希特勒确信，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无法以理智相待。这样，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剩下的就只有诉诸武力了。在西线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使希特勒对自己的统帅才能以及国防军力量的信赖骤然倍增。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第21号指令，要求在对英作战尚未结束之前，采取行动迅速击败苏俄，行动代号“巴巴罗萨”将人们又带入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根据与他接近的军事同僚们说，当时希特勒越来越以中世纪皇帝的现代继承人自居。皇帝巴巴罗萨的形象使他痴迷，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现在德国扩张方向所指是东，而不是南。
1940年12月5日，哈尔德上将向希特勒汇报向东进军的情况。他指出，由于普里皮亚季沼泽地位于未来的南北作战地域的中间地带，因此必须划分为两个进军地域。他建议，在北部的列宁格勒以及明斯克一斯摩陵斯克部署两个集团军群，第三个集团军群部署在南部的基辅，将乌克兰作为作战目标。在对待东方战局计划的态度上，他内心充满了矛盾。由于在西方的对英作战尚未结束，他害怕国防军因此会再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迅速消灭东部的苏军是可以做到的。第三，他对苏联企图的疑虑还没有打消。其实，苏联是战争中的斯芬克斯，对它的预备役兵力及其经济能力还没有人能做出充分和正确的评价。个别人如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将军提出的警告，并没有人听得进去。
在军队高层人士中，不管是哈尔德、布劳希奇，还是凯特尔、约德尔，没有一个人对进攻苏联的思想感到欢欣鼓舞。当凯特尔元帅向希特勒报告他们的疑虑时，遭到希特勒的冷遇。
在德国陆军改编过程中，于1940年秋新组建了四个集团军群，其中有一个在组建后立即开往东方。两个集团军群暂时留在西方，还有一个驻在国内。为实施“巴巴罗萨”行动，3个集团军群将在罗马尼亚黑海沿岸和波罗的海之间展开，第四个集团军群在西线实施掩护。当时并没有考虑在国内建立强大的预备役兵源问题。
此次在东方深远纵深实施的又一次闪击作战，其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道路和地形状况。东方的道路完全不同于中欧和西欧的民用道路，因此成败就要看德国仓促建造的坦克在性能和数量上能否承受得住这种超负荷的作战，是否有足够数量的，能随装甲师快速跟进的摩托化步兵和炮兵。假设这一点能够如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大范围的合围作战中，能否迅速封闭合围圈并歼灭合围圈内之敌，还有就是能否提供新锐机动部队，以维持大规模的江河进攻作战。1939—1940年冬笼罩在总参谋部的悲观情绪，现在被有几分成功希望的信心所代替。人们普遍认为，西部苏军可在短时间内被歼，如果能尽早发动进攻，那么整个作战行动有望在冬季来临前结束。同时有足够的兵力用以固守被占领的中俄和南俄领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也开始着手解决冬装问题，但只满足了1/5作战部队的需要。
在1940—1941年之交，摆在陆军总参谋部面前有三种可能性：苏俄之战，巴尔干之战和西班牙之战，与此同时北非战场还需要机动部队。西线战场现在暂时是对英国的空中作战，以及针对英国海岛补给线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此外，对英国的城市、居民区进行的空袭也给空军造成沉重的负担。在邓尼茨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潜艇部队，在战术上运用了比一次大战时更为先进的集群（“狼群”）进攻战术，给英国的护航舰只以沉重打击。但它并没有使战争决出胜负，英国仍在顽强坚持。
此间，墨索里尼要求支援的呼声日益急迫。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边界所实施的进攻被迫停止，善战的希腊军队转人反攻。北非的情况也很糟，刚刚被意大利夺占的东非可能得而复失，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必须向北非增派三个装甲、摩托化师。在出色的装甲兵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指挥下的出色部队被派往非洲，对东线而言可谓一大损失。此外，还必须借道匈牙利向盟友保加利亚增派部队，以减轻在阿尔巴尼亚深陷泥沼的意大利部队的负担。哈尔德内心对将重点向北非的转移持否定态度。哈尔德虽然对与苏联的战争的艰难程度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已预计这场战争将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争。因此，他认为，如果要进行对苏战争，那就必须将所有部队集中用于一个重点即东线。现在，还难以定下这一决心。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在地中海解决问题，要么在东线决一胜负。
1941年1—2月，“巴巴罗萨”行动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进军计划终于出台了，南方集团军群由罗马尼亚一加里西亚地域出发，向乌克兰西部突击。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由波兰北部和东普鲁士出发，向俄国中部和波罗的海沿岸突击。罗马尼亚和芬兰已承诺参加对苏作战，德军装甲兵的先头部队可望将第聂伯河西岸的苏军歼灭。希特勒的作战目标是，到达里海畔的阿斯特拉罕至北冰洋沿岸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由这一线出发，可以通过空军继续监控苏联在乌拉尔以东的敌对行动。哈尔德认为，此次作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也必须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要使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各民族相信，对苏之战的目的是将他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可是在希特勒看来，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消灭布尔什维克政权，获得一个“德属印度”，即东方的日耳曼殖民地。
曾任施赖歇尔的帝国新闻主任的马尔克斯少将，在对东线作战的研究过程中构思了一个充满才智又十分大胆的方案。他认为，在坚守北方和中央的同时，应将进攻重点放在南方，并由一个强大的集群由此折向北方，向莫斯科实施突击。所有参加此次作战研究的总参谋部军官都坚信，迅速占领敌人的首都是作战的最佳目标。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大将也持同样看法。莫斯科是苏联整个国家及其党政机器的中心，是苏俄欧洲部分的重要交通枢纽。
希特勒的看法却与总参谋部迥然不同。1941年2月3日希特勒在一次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谈话时教训他们说，将莫斯科视为主要作战目标是沉溺于一种过时的总参谋部思维的表现。在希特勒看来，莫斯科只不过是三个作战目标中的一个而已。他把列宁格勒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源地”，乌克兰则是最重要的经济地区，后者对他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他指出，作战行动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夺占新的原料供应地。
这样，按照希特勒的理论，进攻目标定为三个，重点也因此为三个。根据希特勒的意见，必须将重点放在侧翼，而不是中央。布劳希奇以及强硬得多的哈尔德大将仍坚持他们原来计划的兵力区分，即中央集团军群应向明斯克一斯摩棱斯克一莫斯科方向突击，下辖3个集团军、两个装甲集群（相当于集团军）；侧翼集团军群只辖一个装甲集团军。这样，国防军总司令与陆军总司令在作战目标上便各执一词，致使整个作战行动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将在行动开始以后最终引发哈尔德与希特勒之间的冲突。而布劳希奇对此却能忍受，按照他的习惯，对于像希特勒这样一个令人厌烦而又反复无常的人所做出的难以接受的决断，他经常是尽量长时间地予以拖延，总希望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朝一日会“柳暗花明”。希特勒最初将进攻日期定在5月中旬。
直到如今总参谋部还深信，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希特勒所发动的战争）能够改变军人的本质内涵。但这一信念在1941年3月30日这一天被深深地动摇了，它预示着军官团中还保持传统观念的那部分人与独裁国家间的最后冲突业已开始。就在这一天上午11时，希特勒在总理府面对陆军高级将领们，就他计划中的对苏俄作战的规划和目标，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国防军被击败了，国家瓦解了。”如果按希特勒的打算对苏俄投入50—60个师，那么对英作战和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的所有兵力都要停止行动。希特勒还宣布，实施世界观的总体战争，消灭被他视为“祸害社会的罪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要求射杀苏军中执行政治任务的政治委员，他要求无情地、乃至残酷地予以实施这一行动，摈弃任何错误的侠义心肠。被占领的后方地域交由党卫队和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管理。“特殊任务”由党卫队保安局的“特别行动队”负责，而“特殊任务”的真实性质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样，在普鲁士传统与独裁国家之间的桥梁将再也不复存在了。它至少说明，这一天并非伟大的一天，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天。
接着，又下达了击毙被俘苏军政治军官的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命令”，以及在东方占领区运用军事法庭审判犯罪居民的命令。冯·布劳希奇元帅颁布了一道严格的命令，指出在东方占领区要严守传统的军纪，以试图抵制“政治委员命令”的实施。现在，对任何一个部队指挥官来说都是良心上的一种考验，希特勒早已把文明作战的基本规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下定最后进攻东方的决心之前，还发生了一个人们未曾预料的插曲，打乱了整出戏剧的进程，使导演陷入窘境。英国拒绝签订和约，并派遣一个远征军在希腊登陆。西班牙不想站在希特勒一边参与战争。墨索里尼已被证明是个软弱的盟友。希特勒没有放弃原来的三个打算，现在却又增加了第四个打算，即在浩大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拉人三国条约，以便在外交上使东南翼巴尔干的安全得到保障。希特勒的这一招得手了，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及其大臣们被争取到三国条约这一边。但就在此事即将成为现实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举行起义，推翻了政府，正准备加入英国的行列。
为了回应在巴尔千侧翼所受到的威胁，希特勒于4月初发动了一次新的“闪击作战”。德国与匈牙利联手，并在保加利亚保持友好中立的情况下占领了南斯拉夫，德军也同时开进希腊。在短短的四个星期内，整个巴尔干便直接或间接地置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之下。
然而，这一结果只能意味着兵力的再次分散，这是十分危险的。计划用于东线作战的部队被另作他用，“巴巴罗萨”行动因此被至少推延了一个月。此外，德军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降行动占领了克里特岛，击溃了在希腊的英国远征军，使战争向更广阔的地中海战线和近东延伸，东方目标因此被搁置一边。这个东方大国虽然在其西部边界已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但它的国家首脑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相信，它的1939年的条约伙伴最终会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对它大动干戈。
在1941年这一年，希特勒的威望无疑已达到其顶峰，他3月30日的讲话也似乎使老军官们感到毛骨谏然，反抗活动随之销声匿迹。在希特勒看来，自上一年老总参谋部在对法国军队及其马其诺防线作用的判断上失误之后，总参谋部的威望早已丧失殆尽。虽然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以十分谨慎和得体的方式，对希特勒提出的许多外行要求进行批评和拖延，但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那些呆板、固执的先生们的不信任感却与日俱增。
自5月起，东线德军终于在其展开地域集结了。这支军队自取得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巴尔干四场作战的辉煌胜利之后，已令人刮目相看，与1939年时那支胆战心虚和初出茅庐的部队相比（加之国家元首希特勒作为其统帅）已变得信心百倍。对于希特勒的看法，那些远在前线的人与总参谋部的军官、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司令官，以及高级参谋部的军官们截然不同。这一因素是陆军总司令部在后来判断政变可能性时不容忽视的，因为部队对政变计划一无所知。
1941年6月，有118个师做好进攻准备，其中17个装甲师、13个摩托化步兵师。哈尔德大将直到战后也没有搞清楚，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时候最后下定这个可称其为巨大恶作剧的进攻决心的，而且不容任何人提出质疑。对此，他心里自然不痛快。而更使他生气的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决定，即对苏联进行灭绝性的战争。他估计，这后一个决断是在取得巴尔干战局胜利之后做出的。巴尔干战局是总参谋部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应急艺术的一个样板。
德军进行了最后的进攻准备。在对法作战中，希特勒曾构筑了能预防敌人任何突袭的混凝土高级指挥部，此时希特勒也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的格利茨森林里，耗巨资构筑了一个半地下的设施，并根据希特勒在过去纳粹党时期的绰号“狼”或“狼患”而起名为“狼穴”。不再直接隶属于元首大本营的总参谋部，也进入自己的大本营，距元首大本营一个小时的车程，代号为“墙林”。在此主持工作的有哈尔德将军及其副手保卢斯中将，以及在阿道夫·豪辛格上校领导下的作战处、在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少校领导下的组织处。此外，还有训练处和谍报处。施陶芬贝格少校是一位年轻的、来自骑兵的出色参谋军官，他的一位战史老师埃尔策教授曾将他视为未来的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部的大部及其陆军管理机构留在柏林的本德勒大街，由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炮兵上将领导的补给机构驻在措森军营，军队装备主任和后备军司令弗罗姆大将也在本德勒大街办公。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哈尔德大将开始在他的日记中启用一个新的日期标记，他将6月的这个第22天称为“第一日”。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日期推算，460天之后他便被解除了职务。这本日记记载了他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他开始一天一天地计算着日子，心想，每天、每周、每个月都能顺利吗？好日子并不多！在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对一次进攻作战如此的忧心忡忡。
就在这个星期日的凌晨，德国军队开始向苏联发起进攻，敌人尽管预先采取了充分的措施，但仍感大出所料，斯大林预先没有得到任何警告。在北方，由里特尔·冯·勒布元帅指挥的第16、18集团军和由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四装甲集群，由东普鲁士地域出击；在中央，由冯·博克元帅指挥的第4、9集团军以及在古德里安将军和霍特将军指挥下的第2、3装甲集群，从华沙地域出击；在南方，由冯·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第6、11、17集团军和由冯·克莱斯特骑兵上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群，从加里西亚一罗马尼亚地域出击。每个集群配属一个航空队。希特勒已将最北方的战场，即向摩尔曼斯克方向的突击，从总参谋部手里拿走，转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现在，在希特勒众多的指挥手段中，陆军总参谋部只是他手中的一种。哈尔德对第一天的行动表示满意，敌人尚无战略撤退的迹象，·他正在考虑能在什么地方对敌实施突然袭击，他认为苏联的指挥缓慢迟钝。他写道，在中段，快速部队已打开通路。
在一位佩戴皇家马克斯—约瑟夫军事勋章的巴伐利亚元帅，以及两位受普鲁士传统教育的元帅指挥下的集团军群中，还有一帮面色阴沉的流亡之徒，在他们的帽子上佩戴有骸骼标志。随集团军群一起跟进的党卫队保安局的特别行动队，担负着执行消灭犹太人和苏军政治委员即“布尔什维克败类”的任务。武装党卫队的师第一次与陆军、空军一起开进，他们是按超军事的党派组织形式进行编制的，一直没有正式赢得第四个军种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其在军事上所做的贡献，已经发展成为排在武装力量最后的第四个军种，而且不久他们也像前线的正规士兵一样，遵照军人的规则，向一位英才宣誓效忠，尽管党卫队的帝国领袖从来就不想这样做。党卫队是一个按传统规则构成的杂乱的军事组织，出于所谓世界观斗争的需要，已变成一个奉国家之命进行杀戮的工具，这至少让国防军统帅部的领导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背了黑锅，因为是他们以“元首”名义签署命令，或表示首肯或向下传达，尽管他们对这些命令从未表示过同意。最后，在希特勒命归西天和“第三帝国”寿终正寝之后，他们出于良心不得不在胜利者的军事法庭上承担一切。
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引起墨索里尼特别是意大利国王及其人民的恼怒，接着罗马尼亚、芬兰、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也表示不满，最终促使丘吉尔与斯大林走到了一起。希特勒说过，与斯大林结盟是利用魔鬼战胜撒旦的手段。丘吉尔后来也说过，对付希特勒也需要与魔鬼结盟。德国进攻俄国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苏联为了建立一个获得物资援助的可靠的路上通路，苏军和英、印部队一起开进伊朗，伊朗皇帝对德国的同情表示怀疑。英国还提出向高加索派遣一个辅助军团，遭到斯大林的拒绝。西方民主大国与苏联的联盟虽不同于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盟，但同样是奇特的。
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也使英国得到喘息的机会。德国对大不列颠的空袭逐渐平息，东方战局加上地中海作战，占用了德国空军的几乎全部力量。前两周，德军的进攻似乎还按部就班地进行，国际舆论对希特勒的“闪击作战”也已习以为常。德国的3个集团军群在没有统一主攻目标的情况下分别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突击。此间，南方集团军群的推进速度慢于其他两个集团军群。哈尔德计划将作战分为两个阶段，即击溃西部地区的苏军以及保障乌拉尔以西重要生产基地的安全，为此首先应向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突击。在明斯克附近，中央集团军群于6月中实施了第一次大规模合围战。西部苏军惊慌失措，由于其当时的指挥缺乏经验，损失惨重。合围战中，苏军部队的表现各种各样，一部分进行了无比顽强的抵抗，直至被歼灭；一部分陷入混乱；还有一部分则丧失抵抗意志，整个分队整个分队地缴械投降。但是，这些希望从红色政治委员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俄国人还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随德国部队之后跟进的纳粹党的身着褐黑衫的党卫队。
1941年7月3日“（第12日）”，哈尔德大将在其日记中写道：“从总体上看，现在可以说，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以西消灭大部苏军的任务已经完成。我认为一个苏军被俘军长说的话是正确的，我们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以东只会遇到少量苏军，从数量上来说不足以阻止德军夺取决定性胜利。因此，我认为，对苏俄的作战将在14天之内赢得胜利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战并没有就此结束……”哈尔德大将是过去普鲁士皇家总参谋部最后一任著名的总参谋长。而现在，在这“第12日”，深深埋藏在其内心的优虑却使他与现实的距离相去甚远。
1941年7月中旬，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认为，只要迅速、大胆地利用已取得的战果，就有可能运用装甲突击部队突破莫斯科防线。然而，在他7月3日对形势做出乐观判断之后，哈尔德却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大本营里再次出现“重大情况”。像1940年5月一样，希特勒再次变得神经过敏、焦躁不安，因为他已丧失冷静和自主判断形势的能力，在已取得的巨大胜利面前再次表现出畏惧情绪。在北方，在波罗的海沿岸，冯·勒布元帅刚刚接近列宁格勒，抗击着苏军的反突击。在南方，龙德施泰特的集团军群还远远在后面缓慢推进。
希特勒认为，必须在1941年7月19日的第33号元首指令中阐明这一形势。他命令博克将一部兵力北调，同时将快速装甲部队折向南方，以阻止一股强大的苏军渡过第聂伯河向东逃窜。在他眼里，莫斯科是处于第二位的目标。他还认为，敌人有可能利用中央集团军群向深远纵深突击之际，攻击德军侧翼。一场大规模作战就此停顿下来。
到8月，击溃苏军的目标看来肯定是无法实现了。正是在哈尔德做出预测的“第12日”，斯大林宣布进行总体战争，但这一次他不是像往常一样首先向党发出呼吁，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受到威胁的俄国资产上。于是，位于乌克兰的苏联军工企业开始大规模向乌拉尔以东转移。对苏联这一军事经济措施的意义，当时的德军总参谋部还不完全理解，或者说无法理解。德国肆无忌惮的“殖民政策”开始在占领区产生效应。晚夏，在占领区内出现了第一批苏联游击队。自此，德国的集团军群司令官们便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依照其军人的规则在前线作战，与后方的纳粹党和党卫队不断发生争执；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与苏联游击队进行一场他们陌生的战争。
在俄国的战事不断传来捷报，但在第聂伯河西岸消灭西部苏军的企图并未完全实现。为保卫苏联首都，在铁木辛哥元帅指挥下的中央方面军主力，沿过去的军用公路快速向莫斯科开进。在南方，在俄国内战中已出名的骑兵指挥官布琼尼元帅与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对峙。其实，在大规模作战指挥方面，内战时期的老一辈红军指挥员并不十分在行。
然而，由于德军进军计划先天考虑不周，8月份便在目标与能力上出现内部分歧。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坚持认为，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力争在冬季到来之前攻占莫斯科。而希特勒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南翼，发现乌克兰出现合围一个大型苏军集群的机会。现在，希特勒的这一决断摆在了布劳希奇面前，对希特勒的决定他经常采取拖延政策。他向希特勒提出一份备忘录，阐明了进军莫斯科的好处。而希特勒也草拟了一份备忘录，作为回答。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了。
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在其第34号指令中指出，眼下即冬季来临之前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夺取乌克兰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据古德里安将军说，哈尔德对这一决定大为震惊；而冯·博克元帅仍然没有屈服。哈尔德决定利用一下准备向南实施突击的第2装甲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因为古德里安对希特勒推崇备至，而希特勒对他也评价甚高。直爽、易怒的古德里安奉命来到元首大本营，冯·布劳希奇已对他的事不抱任何希望，然而古德里安却欣然同意向莫斯科突击。当古德里安来到大本营后，第一次体验到了实际生活中的“元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看到希特勒大发雷霆，听到他粗暴地说：“我的将军们对军事经济一窍不通。”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可能提出任何建议，包括哈尔德。1941年10月奉命坚守莫斯科、并最终底得莫斯科会战胜利的朱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因为一个无名小镇的丢失，他的总司令斯大林指着地图强词夺理地对他进行了无谓的指责。朱可夫说道，遇到这种情况时，反驳“他”是毫无意义的。1941年8月古德里安也总结出一条教训，即在某些时候，反驳希特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他对这一点从来就没有过透彻理解，这与他的习性十分不符。
希特勒的指令最终还是付诸实施。中央集团军群，其中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为主折向南方，于1941年9月17日至19日在基辅附近的合围战中再次取得重大胜利，俘虏苏军约六十万并攻克基辅。希特勒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至此苏军已被击溃；同时认为，事实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倒霉的统帅，不幸让他摊上这么一批差劲的弱智将军，以及一个吹毛求疵和狂妄自大的总参谋长。
现在，处在晚夏的苏俄什么都可能发生。1941年9月6日，即乌克兰的作战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之时，希特勒就下达了第35号指令，命令冯·博克元帅率其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突击，与北部德军协同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莫斯科。北方集团军群将其由赫普纳大将指挥的第4装甲集群转隶博克。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再次折向北方，通过图拉向莫斯科突击。在南方，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奉命夺取顿涅茨盆地的工业区，向顿河畔的罗斯托夫突击，而后向高加索推进。
在中段进行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取名“台风”，希望像龙卷风一样将敌人的残余部队一扫而光。冯·博克元帅现下辖3个装甲集群。1941年10月2日即哈尔德的“第103日”，一个晴朗的秋天，“台风”行动正式开始。不久，哈尔德便发现有望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在通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公路附近的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附近正在形成一个巨大合围圈。守卫莫斯科的苏军3个方面军被击溃。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实际上两周以来莫斯科的通路已经没有保障。10月中旬，朱可夫奉命接管莫斯科城下西方面军的总指挥权。莫斯科城内一片混乱，党政最高机构大部都已撤离。斯大林仍坚持在克里姆林宫，用其铁拳支撑着残局。但是，此刻德军用于封闭合围圈，继尔发动进攻的装甲部队显得不足。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里，哈尔德大将在一次晨骑时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锁骨脱臼，不得不住进医院，在此后的几周里暂由保卢斯将军代理他指挥作战。
好天气过去了，秋季泥泞多雨的天气开始了，这种少见的气候使德军所有的机动都处于瘫痪。朱可夫在他的日记中挖苦地写道，德军的将军们真是异想天开，难道他们认为利用好的公路就能继续向莫斯科开进吗？根据他的判断，被合围苏军的顽强坚持，可以为他赢得前调骑兵、滑雪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预备队以重建防线的时间。他还认为，从西南和西北部向莫斯科推进的德军侧翼兵力不足。
就在这一周，希特勒在柏林宣布，敌人已被打垮，不可能东山再起。然而，情况突变，冯·勒布的部队在列宁格勒城下停滞不前。随着德军夺占顿河人海口的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德军在南部的进攻已达其顶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生涯开始出现危机，由他挑起和曾经使用过的暴力现在反身向他袭来，可谓自食其果。他曾预言，莫斯科一旦陷落，世界将为之膛目，到那时“世界将是属于我们的”……
希特勒，还有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这次一致主张，在冰冻期到来和泥泞期结束之前，继续对莫斯科实施进攻。11月13日，已恢复健康的哈尔德大将在奥尔沙向各集团军参谋长介绍了当前形势。实际上，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开始，德国的装甲先头部队从南面推进至图拉，苏联的工人民兵和部队守卫着这一军工中心。赫普纳的装甲部队由西北部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莫斯科突击。像朱可夫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显然又是发神经了，特别是因为此刻苏联红军的坦克明显不足。此刻，曾经是德国部队局学生的Г·K·朱可夫元帅成了苏联的中心人物。
由于极度紧张和不停顿的进攻，德军已筋疲力尽。对此，冯·博克元帅、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大将感受颇深。布劳希奇于11月末突发心脏病，按照医生的建议他已不能继续服役。为了维护理性，与希特勒进行了近四年的抗争，最终却自食苦果。事实说明，对于希特勒这种人，总参谋部的教育已不敷使用。
德军的进攻在恶劣的暴风雪天气里被迫停止于莫斯科城下。当克里姆林宫看到日军总参谋部不敢贸然在远东发动进攻之后，便将其大批军队从西伯利亚向西调遣。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不得不再次放弃刚刚占领的罗斯托夫，打算退至米乌斯河畔的阵地。
朱可夫元帅在莫斯科城前发动反攻。在德军元首大本营里，忧心忡忡的人们都在研究着有关1812年拿破仑撤退的报道。危机在蔓延。冯·博克元帅因病告假，由第4集团军司令冯·克卢格元帅接任。在南部，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因请求撤退，被希特勒解职，由冯·赖歇瑙元帅接替。赖歇瑙是希特勒周围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物，他将其集团军群撤至米乌斯河阵地，并将其作为战绩向希特勒报告，说部队已不折不扣地按他的命令行动了。就是依靠这种方式，经常使这位20世纪粗野的最高统帅哑口无言。
罕见的严寒也使敌人感到棘手，尽管如此苏军还是发动了反攻。德军缺乏大量冬装，当初，当“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几周，第一军需长保卢斯想再次与希特勒商谈冬季作战的可能性时，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认为，根本就不会有冬季作战，保卢斯只得听任希特勒的意见。在1914年12月8日下达的第39号元首指令中，希特勒指出，进攻作战停顿的原因是，遇到了突然过早到来的严寒，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供给困难。实际上，这就等于一道严格的“坚守”命令，要求不准放弃任何重要地域。在这个12月的日日夜夜里，恐怕时刻使这位“二等兵”感到恐惧的是，他窃取来的对军队的指挥大权会在此刻旁落。还好，像拿破仑那样的大规模撤退没有发生。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将军—一个喜欢冷嘲热讽的人—后来说，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只有过两次正确的战略决断：一是波兰战局前加强东普鲁士北部侧翼的兵力；二是西线攻势前采纳曼施泰因计划。实际上，现在是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正确的重大决断：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向奥斯塔什科夫一勒热夫一线作有限的撤退，禁止集团军群司令私自作重大决定。有保留地说，希特勒的这个“坚守命令”尽管是以一种粗野的方式贯彻的，但它是正确的。可是就具体而言，它又都是对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品德的鄙视。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曾对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说：“先生，您已经是总参谋部军官了，因此您应当知道，什么时候您不必服从。”
危机使德军付出代价，古德里安将军因将其第2装甲集群从图拉撤回，被希特勒打发回了家，此前两人在元首大本营里进行了一番激烈争吵。在争吵过程中，这位德军杰出的装甲兵指挥官、新型坦克战术的创始人，当面对希特勒说，您确实曾想把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们也送上前线的。而希特勒也愤怒地反问道，你以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掷弹兵愿意为他送命吗？冯·布劳希奇的心脏病日趋恶化。哈尔德认为，陆军总司令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邮差”。承担所有指责的布劳希奇现在已身心憔悴，不堪一击，于12月7日递交了辞呈。12天后，他被准于离职。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陆军代表冯·洛斯贝格中将向约德尔大将建议，应向希特勒推荐第11集团军司令曼施泰因将军为统一的国防军总参谋部参谋长，以全面协调战争和作战事宜。约德尔回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曼施泰因和希特勒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人。事实上，约德尔并没有错，特别是曼施泰因已尖锐地认识到，“与独裁者无法共事”。
对“撤退者”的惩处还在不断进行。这其中的一些将军们—有的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军官，连他们自己都回忆不起曾经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对民族社会主义表露出了厌恶或对抗情绪。在刻赤半岛的第46师师长冯·施彭内克伯爵中将，因面临被分割的危险命令部队撤退，结果被解职，并被帝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减刑后送进堡垒监狱。中央集团军群第五军军长盖尔步兵上将（部队局时期和一战时第三届统帅部的优秀年轻军官）也遭此命运。他在1931年时任不伦瑞克卫戍司令和营长，当时大约12万冲锋队向不伦瑞克进军，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命令盖尔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一旦发生意外事件，部队要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回击，但盖尔一直希望不要发生意外事件。接着，1942年1月8日，古德里安以及除了霍特外最优秀的陆军装甲兵指挥官，1938年政变的知情人赫普纳大将也被“革出教门”。赫普纳是为避免被敌合围，命令部分部队后撤而遭被流放的命运。与此同时，冯·勒布元帅干脆就主动向希特勒提出了辞呈。他请求离职的理由是：他无法，也不想再承担责任。这其中不仅因涉及到作战决断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在他的集团军群负责的地段内，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杀戮，而他又无力阻止。战争失败后，盖尔将军在美国战俘营中自杀，勒布元帅被宣判为战争罪犯。勒布和哈尔德同是巴伐利亚军官，两人交往甚密。勒布离职后，哈尔德表示也要离职，但在勒布的恳求下他还是留任了。
据哈尔德日记记载，1941年12月18日即哈尔德的“第181日”，冯·布劳希奇元帅因病离职。他还写道，（敌人）“到处都在发动进攻”。在凯特尔元帅主持统帅部业务期间，陆军总司令的军事事务本应由哈尔德接管。但就在这一天中午，希特勒告诉哈尔德，他自己要接管陆军总指挥权。因为陆军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部队里出现了“后方阵地”的概念；二是没有采取任何冬季供给措施，这无疑都是布劳希奇的过错。希特勒生硬地对哈尔德说，现在只有一条：“不要怕侧翼受到威胁，一定要死守。”第二天，哈尔德又亲耳听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忍受（敌人的）突破……”这似乎表明，无需布劳希奇的调和，哈尔德大将长期所期望的与希特勒和谐共事的时刻来到了。但希望毕竟是希望。
对于陆军总参谋长来说，陆军总司令一职由希特勒担任意味着共同负责的传统已遭扼杀，普鲁士的自愿服从被对命令的屈从所替代。当时的关系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是自由时期的产物，与集权主义国家以及要求对元首的迷信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冲突。现在，不管是新总参谋部还是老总参谋部的弟子们，都受到了挑战，但反应不尽相同。比如，冯·克卢格元帅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很有主见的人，他就认为，他的集团军司令霍普纳所采取的并经由他首肯的正确决定绝不会瞒过“元首”。但另一方面，他也容忍他的参谋们进行反对派的活动。
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上层一系列大规模调整过程中，哈尔德终于放手让他的得意门生保卢斯中将到部队任职，就任第6集团军司令。接替保卢斯职务的是布卢门特里特中将，此人也是一个老派人物。现在，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总参谋部，其业务只局限于东线战场，其他战场均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管辖。
东线处于停滞状态。朱可夫元帅认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不仅命令中线，而且命令全线实施进攻，这再次超出了苏军的兵力限度。1941—1942年冬，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已演变成全球战争。日本没有进犯苏联，而是对美军发起了进攻。为此，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也对美国宣战。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说明，1936—1937年弗里奇与贝克在备忘录争论中企图论证的，即陆军是现代战争中惟一重要因素的论断已时过境迁。最初的胜负决断是在军事经济领域以及盟军对德国居民区和工业区的空袭。最能说明这一形势发展趋势的是两起自杀事件。1940年春，兵器局局长贝克尔炮兵上将、教授、博士，因没有达到统一控制军备生产的目标而自杀。在阴晦的1941年11月，负责空军装备的飞机总设计师乌德特大将自杀，原因是他没有完成希特勒下达的关于空战指挥，建造一种新型远程战斗机和一种能保卫国内作战区域的歼击机的任务。
1941—1942年冬季，苏联的攻势趋缓，希特勒于是宣布敌人已被最终打垮。接着，他计划要进行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代号为“蓝色”，打算在南部取得东线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目标是占领伏尔加河一线，夺取军备、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油区。指挥此次作战行动的是冯·赖歇瑙元帅。1942年1月巧日，赖歇瑙在他位于波尔塔瓦的南方集团军群大本营里患了严重中风，两天后去世。赖歇瑙是个脾气粗暴的思想家，为了与所谓的犹太一布尔什维克败类进行斗争，他在就任第6集团军司令时曾下达了一项令人作呕的“强硬命令”，准备对他们进行一场残酷的清脑工作。接替他的是病愈康复的冯·博克元帅。他从赖歇瑙遗物中发现了一份呈送希特勒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对占领区的政策，如公正对待居民、组建俄国志愿部队以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考虑少数民族的愿望等，加以全面扭转。深得希特勒信任的赖歇瑙自以为能使希特勒回心转意，否则他就准备反戈一击。但是，现在他死了。
为遂行“蓝色”行动即大规模南方攻势，第2、6、11和17集团军，以及由冯·克莱斯特将军和霍特将军指挥的第l、4装甲集团军划归新任总司令冯·博克元帅指挥。一开始，事情的发展就与原来的预想大相径庭。由于苏军对情况了如指掌，1942年5月苏军指挥官铁木辛哥元帅以强大兵力突入德军展开队形。哈尔德顶住希特勒的批评和博克的犹豫阻挠，由东普鲁士出发进行大规模的防御会战和反突击。为与其配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哈尔德的密友，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不得不在哈尔科夫地域奋战多日。保卢斯从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中得出经验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在具备健全的远程通信联络的情况下，集团军指挥官必须依据于处在远方的上级司令部的指令行事，因为它通晓全局。
参加“蓝色”行动的还有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一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以及斯洛伐克若干个师和克罗地亚部队。行动分为四步进行：1．保障顿河东岸沃罗涅日地域的安全，为己方侧翼提供掩护；2．合围和歼灭顿河河曲西岸的苏军；3．渡过顿河，占领位于伏尔加河河曲地段的重要通讯枢纽和装备工业重地斯大林格勒；4．向高加索突击，夺占黑海畔的巴统和亚速海畔的巴库。这一切说明，德军在兵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实施这样一个庞大的作战行动，并没有设定一个进攻重点，相反却将目标分散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当初，西线在发动攻势前因空军一个参谋误飞而发生的梅歇尔事件，导致了一系列副作用，而现在在“蓝色”行动前也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计划在第一阶段投入作战的装甲师的一个首席参谋因飞行错误，被苏军高炮击落，第一阶段的部分作战命令落入苏军之手，而此后德军并没有对计划作任何修改。苏联方面大概是从缴获的文件中得出结论认为，敌人想越过沃罗涅日向北进攻莫斯科，因此苏军改变了部署，从而削弱了在顿河河曲的防御。
1942年6月28日，在铁木辛哥不断实施的反击中，“蓝色”行动开始付诸实施。由冯·曼施泰因将军指挥的第11集团军占领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曼施泰因被晋升为元帅。虽然不久在供给上遇到一些困难，但就总体而言作战还是按计划和预先划分的阶段进行的。但是到了1942年7月中，希特勒再次失去统揽全局的能力，将整个作战计划搞得支离破碎。冯·博克元帅被解职，南方集团军群被划分为B集团军群（由冯·魏克斯男爵大将指挥）和A集团军群（由李斯特元帅指挥）。此间，希特勒进入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文尼察的“狼人”元首大本营。1942年7月23日希特勒下达的第45号指令清楚地表明，他已放弃对原来作战阶段的划分，命令原来第三、四阶段的目标—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由B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同时达成。B集团军群由晋升为装甲兵上将的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夺占斯大林格勒，A集团军群以第17集团军和两个装甲集团军，以及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部队占领高加索的油区。像过去一样，在攻势开始前希特勒照旧到前方进行视察。在他视察位于波尔塔瓦的南方集团军群大本营时，据保卢斯说，希特勒曾声称，如果不夺取高加索的石油，战争便会失去。
掩护顿河畔北翼安全的任务，由意大利第8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和德国第2集团军负责，后来又有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加入。为支援第6集团军，在此作战的由霍特将军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再次由南向北突击。撤销了原计划由第n集团军从克里木向库班地区突击的任务。因为希特勒在盘算着其他行动，他打算占领列宁格勒，切断通向北冰洋的摩尔曼斯克铁路。
现在，一切都在这最后一拼了。晚夏，德军已占领北角和克里木，俄国西部、中部和南部近2/3的土地已在希特勒的掌握之中。在北非，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正准备以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对埃及的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发起突击。在近东，由南俄通过高加索向南与从埃及向北形成的巨大钳形攻势的格局已初见端倪。当冯·曼施泰因元帅于早秋在元首大本营逗留期间就已发现，进攻伊朗和阿富汗的计划也正在制定。
1942年8月末，德第6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已到达斯大林格勒。起初，城内似乎一片惊慌。负责守卫该城的洛帕京将军已失去信心，随即被撤，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作战顽强的指挥官。争夺斯大林格勒的会战使在伏尔加河右岸广大地域的作战处于僵持状态。直到苏军开始发起反击，苏军B·Й·崔可夫将军的神奇的第62步兵集团军只据守着城市一个很小的桥头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开始了，斯大林格勒成了德军的“地狱”。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停滞不前，北高加索的进攻也陷入困境。在布琼尼元帅和秋列涅夫指挥下的北高加索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战争的转折时刻所起的重大作用，丝毫不亚于由叶廖缅科、洛科索夫斯基和瓦杜丁指挥的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作战的方面军。敌人从1941年的失败中迅速学到了大量东西。苏联的军工生产自1941年成功转移后，产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除此之外还得到美国、英国各种物资的支援。
当李斯特元帅在西高加索停步不前时，约德尔大将经希特勒允许亲临前线。他与李斯特交谈后认为，李斯特停止该地域的进攻是有其道理的。李斯特作为30年代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曾强烈地反对过在那个候补军官领导下所散布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对此，希特勒耿耿于怀。李斯特随即被调离，有一段时间希特勒亲自指挥文尼察的A集团军群，后由冯·克莱斯特大将接任。希特勒将满腔怒火发泄到约德尔身上，在大本营与军官共享的午餐被取消了。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打响之时，约德尔便被解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由保卢斯将军接替。
此间，又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群之间已相隔数百公里的距离，后勤补给日见困难。第6集团军像一个秃头的楔子一样钉在了斯大林格勒。B集团军群沿顿河流域拉得很长的北翼，由装备很差的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军队负责掩护，其南翼由第四装甲集团军和另一个10月份刚刚到达的罗马尼亚集团军负责掩护。哈尔德一再向希特勒指出态势的恶化，尤其是伏尔加河已完全不能坚守。在与希特勒进行一番激烈争论后，也被解职。1942年9月24日（“第460日”），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汇报完形势后，被元首解职（我的精力已被耗尽，他的精神也近崩溃—我们必须分手）—对总参谋部进行狂热的思想信仰教育的必要性—坚定性，在陆军中也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他的意志……”
随着哈尔德大将的解职，以传统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精神为指导进行工作的时代宣告结束。接替哈尔德的是蔡茨勒和古德里安，两个人都是出色的军人，后者是一个杰出的部队指挥官，善于指挥其士兵冲锋陷阵，绰号“前进元帅”，但他们都已不具备像哈尔德那样的传统的总参谋部思想。随着哈尔德的离职，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由总参谋部计划的依靠大量坦克与强大的航空兵协同—或者说是利用地面和空中的内燃机—所进行的短暂的“闪击作战”阶段已告结束。现在，主动权落到了敌人手里。在此后一半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是，敌军逐渐攻入德意志帝国的前哨阵地，其空军基地不断前移，最终在德国上空的空战中成为胜利者。
库特·蔡茨勒中将成为哈尔德的继任者，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将军的举荐。蔡茨勒原是国防军指挥局的参谋，后任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参谋长以及西线参谋长。胖乎乎的蔡茨勒个子不高，机敏灵活，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外号“球形闪电”，是一个实干型人物。希特勒对哈尔德的“吹毛求疵”讨厌至极，再也无法忍受了。当时，蔡茨勒对希特勒的作用和统帅天才还不抱怀疑。但在元首大本营里呆了还不到8周，这位思想单纯、性情直爽的人，已经意识到尽管与希特勒进行激烈的争辩，但要想贯彻自己的思想完全是徒劳的。蔡茨勒以比哈尔德还要快的速度遭到希特勒的遗弃。
希特勒最后做出决定，陆军总参谋部只负责东方战场。精简了组织机构，取消了军需监察官职务。蔡茨勒直接领导作战处、组织处、训练处和谍报处。其他战场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负责，该部现在暂由约德尔大将领导，瓦利蒙特中将任副参谋长，特罗伊施·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男爵少将任指挥参谋部作战处长。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从这种两个参谋部的双重体制中坐收渝利。所有重大命令都须由他作出，不准任何人参与指挥问题。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后来发现，连希特勒最初那种措辞严谨、清楚明了的命令形式也无影无踪了。操作起来已大大简化的无线电通信技术，能使最高指挥层对遥远的战场进行人们预想不到的干预，也能使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在其指挥所里亲自实施指挥。对于最高指挥层来说，当他滥用其职权时，技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对下级指挥机构来说技术则会削弱其责任心。毛奇曾对统帅缺乏自主性的状况表示过同情，说他背后总拖着一根电话线……
1942年出现了重大转折，11月，由隆美尔元帅指挥的已推进到亚历山大城下的非洲装甲集团军，在埃及被击败，撤向黎巴嫩。盟军部队在摩洛哥登陆，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推进。希特勒命令占领整个法国，包括一直由贝当元帅负责的法国政府所管辖的领土。
东线南部、斯大林格勒地域，以及北高加索捷列克河以南的广大地域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苏军领导正打算运用施利芬模式，对在斯大林格勒顽强奋战，但似乎龟缩起来的德军第6集团军发动钳形攻势。苏军A·И·叶廖缅科元帅曾在他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实施合围式反击的初始思想。叶廖缅科元帅出身于农民家庭，沙皇时期的士官，内战时期和苏联时期任红军骑兵指挥员，后一直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负责防守伏尔加河畔这一重要枢纽。他最亲近的同事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最高政治军官、后来成为苏联总理的H·C·赫鲁晓夫。后来与斯大林共事的所有苏联高级领导，都曾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尽管叶廖缅科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军人，但像往常一样，没有斯大林的首肯和最高统帅部的同意，则将一事无成。也许，当时的叶廖缅科大将在与其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进行磋商后，就做出了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的决定（对此，哈尔德大将曾提出过警告）。参与最终定下实施反攻决心的，有统帅部的朱可夫元帅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定下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决心，无论对苏联方面而言，还是对德国方面而言，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而并非军事上的转折。实际上，对于苏联而言，朱可夫在莫斯科西部实施反突击的胜利，就已宣告了军事形势转折的开始，它使苏军再次恢复了自信心。
1942年11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地域，首先在德军第6集团军侧翼，即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苏军开始了反攻。参加反攻行动的有由H·X·瓦杜丁将军和K·K·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部队，以及位于南部、由A·И·叶廖缅科将军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苏军在坦克和火炮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保卢斯将军及其参谋长阿图尔·施米特少将的艰难时刻来到了。后来升任元帅的叶廖缅科在评价德国这两位将军时，十分公正地说，他们是“经验丰富的部队指挥官，但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两人都属于打上贝克和哈尔德烙印的总参谋部中最后一代弟子，保卢斯更多地受贝克多疑审慎精神的影响，而施米特却更多具有泽克特那种信心十足、独自决断的精神。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进入第二个、也是最后阶段，对德军而言意味着悲剧时刻的到来，而苏联人焦虑不安的心中却开始充满骄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格勒会战是德军总参谋部指挥艺术的终曲。
在消灭了罗马尼亚第三、四集团军和苏军坦克部队对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实施突破之后，于1942年11月19、22、23日，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顿河河曲部和伏尔加河河曲部之间达成了对德军的合围。第6集团军一部主要是其供给部队和后备部队尚在顿河西岸，第6集团军的大部和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即3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14个德国步兵师和2个罗马尼亚师、1个罗马尼亚骑兵师，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一个大的合围圈内，约计25—26万人。
保卢斯将军及其参谋长认为，现在必须首先要实施“环形防御”，以避免被压向一方，而后可寻机向西南方向实施突围，与B集团军群部队建立联系。在这个直径大约为48×50公里的合围圈内变更部署，需要几天的时间。所有的军长都同意实施突围。第11军的冯·赛德里茨·库尔茨巴赫炮兵上将强烈主张，应选择形势相对平静的北方和东北方作为突围方向。为了迫使集团军司令部接受他的意志，他于这个刚刚到来的冬季擅自离开了构筑良好的阵地，结果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保卢斯及其参谋长知道，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自己不可能做出任何决断。此外，从过去的一个冬天的经历中他或许也领教了，希特勒对于集团军司令自作决定是何等的敏感。在大本营里（当时位于上萨尔茨堡，后来迁回东普鲁士）新任总参谋长的蔡茨勒将军，正打算批准第6集团军实施突围的请求。但是，当希特勒听了帝国元帅戈林的话之后，却做出了与之相反的决定。戈林向希特勒保证，可以通过空军实施一次反突击，对被围部队实施补给，甚至可以解围。在此情况下，保卢斯知道他没有自主行动的权力，只能坐等。后来他写道，这种事情是“领导的杂乱无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希特勒通常将民众领袖的利益与最高统帅的义务混杂在一起，这一次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在柏林的公开演说中指出，必须坚守斯大林格勒，禁止部队突围。同时，像往常一样，满心疑虑地命令冯·赛德里茨将军固守北部战线和伏尔加河地段，而这一战线正是原来计划实施突围时准备放弃的地段。赛德里茨让他的参谋长—克劳西乌斯上校（后死在苏联战俘营中）给保卢斯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劝其尽快突围。1942年11月25日，当这份备忘录送达保卢斯手中时，希特勒也宣布了保卢斯的一项特殊使命，但对外并不改变他的隶属关系。保卢斯将军—一位温和谦让的上司，将希特勒的这一指令递给赛德里茨时微笑着说，现在你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了。赛德里茨回答道，他将按“元首的命令”行事。
第6集团军停在原地未动。11月末，冯·曼施泰因元帅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受命接管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所有的德军部队。此时，人们想起了老总参谋部的这个思维机敏、洞察秋毫的人。曼施泰因的伟大时刻来到了。形势十分危急，如果第6集团军不能重获自由，形势将更加无望，集团军将被敌人强大兵力所牵制，无力坚持下去，尽管实施了一定空中补给，但只是杯水车薪。在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之间的南部纵深，有一宽大缺口。长时间以来，第6集团军就一直受着被歼灭的威胁，但如果敌人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其坦克军突入这一缺口，如果希特勒坚决拒绝A集团军群撤退，并因此被牵制在高加索前方，那么第6集团军就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此时，保卢斯将希望寄托在早已名声远扬的曼施泰因身上。11月，曼施泰因元帅开始利用其装甲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实施解围。
这个名为“冬季风暴”的作战行动，起初进展顺利。保卢斯将军等待着突围的时机。尽管部队已失去行动能力，但其战斗意志仍十分高昂。正当1942年圣诞节到来之时，决定集团军命运的时刻也来到了。在顿河北部，意大利第8集团军被苏军的一次强大攻势所击溃，苏军坦克部队突入曼施泰因的翼侧纵深。在一份备忘录中，曼施泰因向保卢斯明确无误地表示，他现在必须依靠自己，大胆实施突围，集团军群将对他的突围提供掩护，同时也向希特勒隐瞒实情。但是当保卢斯询问曼施泰因，他能否下达代号为“霹雳”的突围行动命令时，曼施泰因只是回答，他还不能赋予其行动自由权。
曼施泰因也确实不能赋予保卢斯行动自由权，这一决定对他来说真是太难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获得明确的可以自主行动的权力。现在，一切都靠第6集团军自己坚持到底，忍受可怕的供给上的匾乏，直到曼施泰因将支离破碎的南线重新组织起来，并与A集团军群建立联系。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最终于11月末准许A集团军群后撤，尽管已经晚了，但还不算太晚。今天，我们从当时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一些苏军高级指挥员的回忆录中，特别是炮兵主帅伏罗希洛夫的著作中得知，德军第6集团军最后牵制的苏军数量是如此之大。苏联的将军们直到最后也不相信，德军长时间被围，已成强弩之末，怎么还能进行防御。
1943年1月末，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现在，连曼施泰因也准许下属投诚了。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将保卢斯晋升为元帅，但两天后，保卢斯便缴械投降了。在大本营里，希特勒气愤地说，保卢斯本应自杀，但他没有自杀。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像施米特和赛德里茨这样的将军还会登上苏联的广播电台，对他进行攻击。
第6集团军的覆灭，应归咎于最高指挥在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错误战略决断。在这种形势下，上自集团军司令下至每一个士兵所惟一能够做的，就是坚持到最后一个人。然而，国家非但没有给他们以任何奖赏，反而将他们当作罪恶的“叛徒”加以谴责，因为从总体上说战争已经失去，因此在战争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不再是功而是过。走到最后阶段的总参谋部，它的最优秀的两个士兵也被牵扯了进去。具有统帅天才的曼施泰因此刻才学会了如何在希特勒手下在前线实施指挥；保卢斯可谓一位理想的典型的参谋长，但绝非是出色的部队指挥官。在斯大林格勒这场悲剧中，身处大本营里的陆军总参谋长自始至终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与老毛奇时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德军的一位元帅、24位将军和大约9.1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成了苏联的俘虏。在苏联人的眼里，这是在经历了两年失魂落魄的日子之后所取得的惊天动地的胜利。而在德国以及希特勒的仆从国里，失败所带来的精神影响十分巨大。这是德国国防军自实施胜利的闪击作战以来，所遭受到首次精神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可怕失败。
在斯大林格勒悲剧刚刚结束不久，面对苏军即将发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反攻，已达其指挥艺术高峰的曼施泰因元帅于1943年2月中旬利用其新锐装甲部队，打响了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他首先让敌人进行深远突破，然后攻其背后，使苏军遭受重大损失。西线作战计划虽然是由他制订的，但他未能亲自指挥西线作战。而现在，他已向人们充分展示了在他身上蕴藏着何等伟大的天赋。
重新组织起来的东线陆军—其装甲部队由重新被任命为装甲兵总监的古德里安大将指挥—到1943年夏也已筋疲力尽。德军实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代号为“堡垒”，这次钳形攻势是在很小的地域内实施的，目的在于切断苏军位于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突出部与其主力的联系，因损失惨重并受希特勒之命而最终停止。
由于法西斯体系在意大利的崩溃，希特勒急忙从东线抽调部队驰援亚平宁半岛。
自此，原来围绕东线指挥方法的争论，现在变成了决断权之争。也就是说，面对苏军的进攻是应不放弃每一寸土地，还是像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在南部的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所做的那样，面对敌人的进攻首先进行规避，而后攻其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是给部队以机动权，还是加以拒绝？但是希特勒却认为，他的“总参谋部的将军们”并没有从曼施泰因的作战中充分理解何谓战争指导。
然而，斯大林格勒的消息，第6集团军无谓牺牲的消息，却引起人们完全别样的思考。旧普鲁士总参谋部密谋起事的时刻，也是老传统和总参谋部众多最优秀的军官走向坟墓的时刻。
在这几周里，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以及能看到国防军内部报告的人都清楚，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不仅被合围，而且在1943年2月发动新的解围行动之前就早已全军覆灭。与此同时，在柏林，在贝克的小圈子里，人们正就一次“元帅行动”进行磋商，行动的目的是让东线集团军群司令们逼迫希特勒交出其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然而，如同1918年n月时的情况一样，前线的军队实际上对国家内政不闻不问。面对时刻跃出战壕准备战斗的敌人，让那些艰苦作战的东线集团军群司令们，冒着有可能损害帝国命运的危险而离开前线，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对这一点，曼施泰因心中是非常清楚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莱斯特元帅虽然对希特勒满腹狐疑，但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还是放弃了，因为他认为这一计划在军事上已无法实现。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勒布的后继人冯·屈希勒尔元帅想在小范围内对希特勒进行一番狠狠的痛斥，但他是一个置身于前线的军人，眼下的惟一任务是指挥作战。
虽然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覆灭被纳粹宣传机器所利用，将其吹捧为“莱奥尼达斯行为”[莱奥尼达斯为斯巴达国王。他仅以300人抵御了波斯大军的进攻，奋战到最后一个人。—译注]，但它却再次唤起人们在东线陆军中建立一个像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总参谋部那样的总参谋部的思考。这个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首选便是冯·曼施泰因元帅，还有就是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元帅，后者是负责斯大林格勒地域的第四航空队司令，在北高加索战场上被晋升为元帅，是旧军队中一位极不寻常的军官，天赋卓绝，性格暴躁，绝对自信，从不相信第二个人的判断。
单纯从人性角度来说，曼施泰因和希特勒是互不相容的。里希特霍芬出身于西里西亚旧贵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是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大概只有他才能唤起希特勒像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那样的尊重。所有考虑，包括迫使希特勒任命一名国防军总参谋长，或者至少使其放弃直接指挥东线作战的权力，都失败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即在一个独裁体制下，“元首”的权力在所有领域都高于一切。大概是出于本能，希特勒对这一不成文规则的意义理解得十分透彻。
正是循着这样一个规则，希特勒逐渐地夺取了国家元首、武装力量总司令直至军队的直接指挥权等所有最高职位和权力。他的最强大的敌手斯大林也是这样做的，斯大林还用一些难以理解的理论做借口，赋予自己一些特权。而希特勒却不能这样做。经过一番对建立一个合理的战争统率机构的无谓讨论之后，东线的许多高级指挥官（恰恰都是总参谋部军宫）都走上了积极的密谋反抗的道路。
这种反抗活动成了大总参谋部历史最后一个篇章的主要内容，使前线所取得的一切战绩都退居其后。
反抗活动在敌对的两个国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早在1942年夏，面对苏联统治即将垮台的形势，当时被俘的苏军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A·A·弗拉索夫将军声明，他将站在德国一边，为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的俄国与斯大林斗争到底。同样，面对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和希特勒体制的即将垮台，以冯·赛德里茨为首的被俘的第6集团军的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声明，他们将站在斯大林一边，加入“德国军官联盟”（该联盟后来并入共产党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与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一起，为一个自由的、类似于普鲁士那样的德国而奋斗。保卢斯元帅在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也加入这一行列。最后，希特勒为满足弗拉索夫的想法，准许其建立一支武装部队。而苏联领导则将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以及部分旧普鲁士军官，用来作为在东线摧毁德军士气的工具。
弗拉索夫和赛德里茨是新型战争中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它已冲破了一切民族界限。
德国国内的密谋者们眼前的目标，与被苏军俘虏的将军们和总参谋部军官们的目标是相似的，即建立一个自由的、右倾的德国，在皇帝的黑白红大旗下，聚集着具有新的社会内涵的臣民。新一代的年轻总参谋部军官们开始登上舞台，力图表现自己，他们在内心隐藏着一种对旧时代高级军官们的反感，他们有自己的许多新思想。
这里可以举出两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军官：一个是过去在制订“新计划”时的曼施泰因的同事，现任中央集团军群首席参谋冯·特雷斯科夫上校，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组织处改编组组长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少校。后者是普鲁士教育和容克传统的化身，是施瓦本一巴伐利亚旧贵族的后裔。
特雷斯科夫的司令冯·克卢格元帅是个怀疑论者，他对粗俗的“元首”忽而钦佩至极，忽而不屑一顾，但从未找到一条最终解决问题的出路。此时，他正在其斯摩棱斯克的大本营里与保守的反对派代表格德勒博士商谈此事。最后，还是由特雷斯科夫下了最终决心：必须杀死“元首”，以引起世人的震惊和瞩目。他们计划在希特勒巡视前线时，在其座机内放置一枚定时炸弹，但炸弹没有爆炸。从普鲁士贵族和军官团的传统来看，这简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惊人行动。为了恢复法制，现在需要彻底的违反法制，需要谋杀。特雷斯科夫在7月20日[指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进行的对希特勒最后一次谋杀行动。—译注]后自杀，时为东线第2集团军参谋长。他深信，为了向世人证明还存在着另一个德国，任何手段都不可能使反抗者退缩……
施陶芬贝格伯爵少校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在符腾贝格一个高级宫廷官吏的家庭，不顾家庭的反对加入魏玛共和国国防军，成了一名骑兵军官。施陶芬贝格具有非凡的军人才干，是个出类拔萃的总参谋部军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认识到，空幻的第三帝国只能给德国带来灾难。当他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推翻希特勒统治的事业上。现在，大总参谋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有了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像弗里奇、贝克和哈尔德老一代人那样高傲自负、循规蹈矩和政治上软弱无能，而是具有政治眼光和狂热的信念，认为掌握和改变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非他莫属。
施陶芬贝格伯爵最后决定，他要亲自谋杀暴君，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他母亲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伯爵夫人，论辈数他是格奈泽瑙的玄孙，正因为这一点，施陶芬贝格尤感义不容辞。格奈泽瑙也曾主张过，为了军队和祖国，普鲁士国王也必须退居其次。在1942年和1943年的岁末年初，随着日月的流逝，已看透一切但又无力扭转局势的施陶芬贝格，面对大本营里令人窒息的气氛，再也无法克制。于是，他自愿来到前线，在突尼斯的德军第10装甲师指挥训练处服役，并被晋升为中校。在敌机一次低空攻击中，他身负重伤，失去左眼和左手的后两个手指。
德国在北非的战线尚未崩溃前，施陶芬贝格便已返回德国。有许多人到慕尼黑野战医院来看望他，其中还有总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在医院里他曾对其夫人说，他现在必须拯救德国。此话出自一个中校参谋之口似乎有点儿狂妄，但却渊源于旧时代的帝国骑士精神，他们从不承认各国王侯，只承认德意志帝国。
贝克大将圈子里的一个人，即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步兵上将，主动要求让这位半残废的中校就任参谋长。奥尔布里希特想将施陶芬贝格安插在国民军中的一个关键职位上。在这里，施陶芬贝格拟定了一份计划，准备借助“瓦尔屈蕾”行动（这是一个一旦发生内乱、外籍劳工暴动、敌人空降时动用后备军予以镇压的行动）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但是任何行动的前提是必须铲除希特勒。最后，施陶芬贝格伯爵不但自己担负起政变行动的领导，而且要亲自实施谋杀行动，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具有他这种机会，也没有人具备这种胆量。
1943年是失败的一年，1944年仍不见任何起色。敌人向位于大西洋与顿河之间，以及北角与西里西亚之间的广大筑垒地域步步进逼。在东线，德军开始了艰苦的大规模后撤；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登陆，墨索里尼被推翻，后在希特勒扶植下在意大利北方成立了一个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影子政府。同盟国轰炸机已夺取德国上空的制空权，汉堡遭英国空军猛烈轰炸，生产新型远程火箭的基地佩呐明德也遭空袭，为此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大将引咎自杀。
在总参谋部、陆军总司令部；在比利时、法国北部和法国的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指挥官们那里—如曾任中国总军事顾问的步兵上将法尔肯豪森，以及贝克和哈尔德的同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在谍报局、甚至在北非以隆美尔元帅及其总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为首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里，军队的反对派已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网，这个由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组成的网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确切把握，届时军队愿不愿意为其目标而出击。在总参谋部内，知情人有作战处、组织处和西线外籍军队处处长，即豪辛格少将、施蒂夫少将和冯·勒纳男爵中校，此外还有陆军通信处主任费尔吉贝尔将军。
密谋者们的基本思路是，依靠后备军司令部和各军区的副军级司令部[战时，军司令部开赴前线作战，各军区则成立副军级司令部，负责本军区的国土防御任务。—译注]的支持，在“瓦尔屈蕾”行动掩护下夺取政权。在杀死希特勒之后，暂时由贝克大将出任摄政，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任首相，由自1942年因病离职的冯·维茨勒本元帅执掌临时军队指挥大权。继续维持东线的战事，在西线与英美烤和。而这一切能否实现，都是未知数。1943年1月，西方同盟国在与斯大林取得一致意见后，向德、意、日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以作为战争的目标。1943年深秋，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商定，占领整个德国，将其划分为三个占领区。德国反对派计划与西方对话的多种方案未能如愿。这其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或多或少起了主要作用，他对德国军队保守的反对派不感兴趣。美国人认为，“皇制”的德国比希特勒的德国好不了多少。
然而，政变计划的最大弱点是，密谋者们虽然在高级司令部有许多活动点和多条联络渠道，但未能对军区关键部门、柏林警卫营和首都的军事院校，以及武装部队施加任何影响。此外，担负各军区副军级司令官的都是些不能上前线的多病或年迈的将军。最根本的还有一条，就是在总参谋部反对派中年轻一代军官与像贝克和格德勒这样的德高望重者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后者比起年轻军官来说思想上更为保守，而前者中过去曾狂热信仰纳粹的人却不占少数。但另一方面，格德勒也懂得将过去各党派和工会的重要人物拉拢到自己一边。一些政治家，他们虽然没有将军人的密谋行动透露出去，但对谋杀行动并不持同情态度。在所谓格勒德圈子里，还聚集了威廉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所有遭专制体制排挤的政治头面人物，从普鲁士容克和南德侯爵，到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的工会领导人，应有尽有。对于暗杀“元首”的行动，秘密警察早就开列了黑名单，以便能及时逮捕从事“反动”活动和“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可疑人物。该行动的代号为“雷雨”。当谋杀行动开始时，“雷雨”行动也随之付诸实施，被逮捕的人已超出了格勒德的圈子。
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被晋升为上校，就任后备军司令和陆军装备部长官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大将的参谋长。这样，这位对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具有必胜意志和政治直觉的雄心勃勃的总参谋部军官，就在国防军中占据了关键位置，充当了希特勒的对手。他的上司弗罗姆大将与凯特尔元帅一样来自部队局第二处，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弗罗姆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已经失去，甚至他曾经认为这场战争从来就不可能取胜。他作为泽克特时代国防军的老军官，认为军队应保留一定的权益。他视希特勒为灾祸，认为凯特尔是那个已变成自大狂的“二等兵”的最可恶的拍马溜须者。但是，他反对在希特勒活着的时候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认为政变和谋杀不可取，只是他并不反对别人去干。因此，他容忍施陶芬贝格所做的一切，并恶狠狠地补充道：“如果你们发动政变，别给我忘了威廉·凯特尔。”弗罗姆是个狩猎爱好者，在普特布斯侯爵那里狩猎时，他经常把“元首”的癫狂和荒诞淋漓尽致地挖苦一番。他把这些谈话作为他出气的一种途径，可是普特布斯侯爵却于7月20日后为此付出了生命。
此间，阴云密布，形势进一步恶化。1944年6月6日，英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一个新的西线的出现已成为既成事实。德军最高统帅已精神疲惫，因此在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和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之间，围绕着抵御盟军登陆的战术问题展开的争论，最后也不了了之。隆美尔认为，应利用一切手段将敌阻止在岸边。龙德施泰特则主张，放敌上陆，而后以强大的装甲部队将敌消灭在运动中。但龙德施泰特没有考虑到，要不了多久敌人便会夺取制空权。隆美尔与其参谋部在与驻法部队司令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计划与西线敌人秘密进行停战谈判。在法国正进行会战之际，这种设想可谓异想天开，战争自有它的法则。
在东线，向东突进的中央集团军群于6月末在“白俄罗斯会战”中，在一次由强大苏军发起的钳形攻势中被击溃，红军逐渐接近东普鲁士边界。柏林的纳粹党机构传出话来，说将军们已不听招呼了。希特勒预感到苏军要在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因此将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央集团军群置之不顾。他的最后的一条准则就是，要守住每一寸阵地。指挥艺术已荡然无存，本想施展一下自己指挥艺术的冯·曼施泰因元帅和冯·克莱斯特元帅，也于春季被解职。希特勒对曼施泰因说，他现在需要“有耐力的人”……在国内作战地域，盟军的飞机已夺占制空权。英国空军在夜间对德国大城市进行毁灭性的地毯式轰炸，美国空军则在白天对工厂和交通枢纽等“点状目标”进行攻击。飞机总设计师乌德特和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大将也因此自杀。
战争已经失去。弗里奇和贝克在战前的一个重要理论，即陆军是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没有在战争中得到验证。现在人们又反过来求助于政治上的反对派，由总参谋部领头的军人政变现在成了最后一线希望。但是，政变组织者们却没有将人数日见增多的空军和海军部队考虑在内。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1944年7月20日所做的事，是对总参谋部军官共同负责原则的最后的和最强硬的诊释，现在他将全部责任一身担。政变的军事准备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不测因素会突然出现，为此必须十分谨慎。其前提就是在谋杀希特勒之后，随着“瓦尔屈蕾”行动的启动，军事命令必须随之下达。施陶芬贝格在此行动中同时担负起谋杀和指挥双重任务，将刺杀恺撒时布鲁图[布鲁图为公元前44年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撤的密谋集团领袖。—译注]和马可·安东尼[原文可能有误。马可·安东尼为古代罗马卓越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是恺撒的亲密同僚，一直是刺杀恺撒密谋集团的对立面。负责刺杀恺撤的应是卡修斯·隆吉努斯，他是刺杀行动的实际指挥者。—译注]的角色集于一身。
谋杀希特勒的行动只能在大本营里进行，这样一些不知晓谋杀具体行动的同情者，比如豪辛格中将或作战处首席参谋勃兰特上校，就不会受到牵连，否则将出现十分悲惨的局面。密谋者们想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手，最好是己被定为希特勒接班人的帝国元帅戈林和党卫队帝国领袖希姆莱也参加形势汇报会。这样，行动后国内副军级司令部的司令和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们就可接到已经拟就的命令，据此夺取军队指挥大权以及纳粹党和党卫军的全部办事机构。虽然大部分将军们并不知道行动的内情，在精神上也没有准备，但密谋者相信，希特勒之死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定会产生异常的效果。
1944年6月末，蔡茨勒将军因己厌倦与“元首”长时间的无谓争吵，报病离职。希特勒将陆军总参谋部的业务交与作战处长豪辛格中将代理。经长时间观察，希特勒想将国防军统帅部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布勒步兵上将委任为总参谋长。布勒是一位经济和供给问题专家，也精通装备问题，希特勒认为他是个合适的专业管理人选。
听说，当1944年7月初，新任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伯爵经凯特尔元帅介绍，第一次出现在希特勒面前时，希特勒看着这个个子修长、戴着黑色眼罩、一副阴郁面孔的人，便随口说道：“多么令人胆寒的人哪！”希特勒凭着他那特殊的嗅觉已感到此人对他充满敌意。但此后不久，希特勒便把他忘了。7月20日当施陶芬贝格要作汇报时，希特勒还问凯特尔，这位总参谋部上校是谁。
施陶芬贝格不可能用手枪进行谋杀，因为他受伤的手无法保证射击的准确性，只能利用定时炸弹。此外，他还要能在炸弹爆炸前离开会议室，在柏林亲自指挥政变行动。炸弹是谍报局的军官提供给他的英国战利品。谍报局的一位知情者—巴龙·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上校曾微笑着说，德国人现在不必采用谋杀沙皇的办法了。精神错乱的沙皇保罗一世是1801年在彼得堡被密谋者们窒息至死的。
1944年7月中旬，施陶芬贝格伯爵认为谋杀行动的时机已到。当时大本营还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柏林，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事先向柏林的军事院校发出了警报，以验证一下“瓦尔屈蕾”是否有效。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出席会议，谋杀行动作罢，警报也随之撤销。形势进一步恶化，内定的帝国首相格德勒因面临被捕的危险不得不逃之天夭。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再次奉命到已迁往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做汇报。他下定决心，就在这一天下手，并将此决断通知了在柏林的主要密谋者们—贝克大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内定为国防军和后备军总司令的冯·维茨勒本元帅和1942年被撤职的赫普纳大将。在施陶芬贝格来到“狼穴”做关于组建新的陆军师的汇报前，便将藏在公文包里的一枚定时炸弹放在了桌子下面。这是一个木制棚屋，因平时举行汇报会的地下室正在改建，会议暂在这里举行。然后，他借口必须跟柏林打一个紧急电话，离开了会议室。
中午大约12:42，正当脾气暴躁的布勒将军到处打听：施陶芬贝格伯爵哪儿去了，豪辛格将军关于东线的汇报就要完了，下面就轮到他了，炸弹爆炸了。爆炸的威力很大，一名速记员当即被炸死，副官长施蒙特将军、空军总参谋长科尔滕大将和作战处长勃兰特上校因伤势严重而身亡。其他大部与会者受伤，其中包括密谋的同情者豪辛格中将，只有希特勒除几处轻伤和略受惊吓之外，竟安然无恙。
施陶芬贝格在离开会议室不远的地方观察到了爆炸的场景，深信希特勒这回必死无疑。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走出立即实施封锁的大本营区域，驾车来到机场，迅速赶回柏林，指挥政变行动。
在柏林，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及其好友霍普纳大将（他身着军装再次出现在本德勒大街）还在犹豫，是否应当启动“瓦尔屈蕾”行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可靠的消息。最后，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默茨·冯·克维恩海姆上校（其父曾任帝国档案馆馆长，是兴登堡的亲信）主动通知了知情者卫戍司令冯·哈泽中将，并令其向警卫营发出行动警报，将政府区封锁。首先执行这一命令的是警卫营营长雷默尔少校。
下午早些时候，施陶芬贝格到达柏林。他告诉大家，希特勒必死无疑，并断定决不会再发生什么其他重大事情了。“瓦尔屈蕾”行动终于启动了。弗罗姆大将并不相信希特勒真的死了，他将施陶芬贝格关在自己在本德勒大街的卧室里，告诉他谋杀行动已经失败，要求他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参加反抗活动的柏林—勃兰登堡第三军区副司令冯·科茨弗莱施将军也被逮捕。
贝克来到本德勒大街，经过去年一次大手术之后他已大不如前。傍晚，冯·维茨勒本元帅也来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军事学校的部队何时到达柏林。在本德勒大街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下午已有一支德波里茨步兵学校的摩托化战斗部队奉命占领了马祖里林阴大道的帝国广播大楼，坦克也由克拉姆普尼茨向柏林开来。但就在与此同时，警卫营营长在听到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与大本营的希特勒亲自通过电话之后，便调转枪头来对付密谋者。在电话中，希特勒命令警卫营长雷默尔少校，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意大利国家首脑墨索里尼的来访。
贝克大将认为，此刻不管希特勒生死与否，必须将政变进行到底。但是他也指出，必须等德波里茨和克拉姆普尼茨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冯·维茨勒本元帅觉得暴动进行得并不如愿，于是便离开了这里。
此时，施陶芬贝格与其他手下的几个年轻参谋—默茨·冯·克维恩海姆上校、贝尔纳迪斯中校、冯·厄尔岑少校和克劳辛上尉，正竭力利用国内电话电报来推动行动的进行，以作最后一搏。而此时，原来对密谋行动全然不知的凯特尔元帅也满腔愤怒地忙着利用通讯工具向陆军各部发出通告，要求禁止一切行动。
在国外和被占领区，密谋分子的活动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果。在布拉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军区副军长，装甲兵上将沙尔占领了城市的要害部位，然后与党卫队最高领导展开谈判，以避免使捷克局面造成正规军与党卫队发生冲突的印象。在巴黎，驻法军队总司令，曾任总参谋部首席军需长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命令大巴黎第一警卫团，与城防司令冯·博伊内堡·伦斯费尔德中将达成一致意见后，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局头目解除武装，并将其逮捕。在维也纳，第17军区副军长冯·埃泽贝克男爵，装甲兵上将及其参谋长科德雷上校，将纳粹党和党卫队全部最高领导逮捕。
在诺曼底战线，冯·克卢格元帅接替了7月17日在敌机攻击中受重伤的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指挥权，他拒绝参加任何政变行动。由柏林发出的冗长的命令很晚才到达各军区，此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已得到证实。“元首”对全体国民发表了讲话。在柏林，忠于希特勒的军官们发动了反击，本德勒大街的密谋活动遂告瓦解。弗罗姆大将企图抢在党卫队介入前，将反击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便急忙组织了一个临时军事法庭。拒绝逃走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施陶芬贝格伯爵、默茨·冯·克维恩海姆上校和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冯、黑夫滕中尉被判处死刑，予以枪决。处决是在午夜，由占领本德勒区的警卫营的一个排在大院里执行的。弗罗姆劝霍普纳大将自尽，霍普纳拒绝这样做，他说他要到法庭上陈述他所做的一切。贝克大将自杀未遂，第二枪受了重伤但未死，最后由一名上士帮他结束了性命。施陶芬贝格伯爵在忠于希特勒军官的乱枪中受了轻伤，在临死前他还高呼：“自由德国万岁！”
7月20日中午谋杀行动之后，在希特勒的地下室的卧室里，随身外科医生冯·哈塞尔巴赫博士对希特勒的伤势进行检查时，对“元首”的表情感到十分惊讶。他坐在希特勒躺着的床边，分明感到希特勒在笑，嘴里还在反复地嘟嚷着：现在我把这一小撮党徒……但他还不知道，是谁进行的这场谋杀，可是无论如何他此刻必定会想到总参谋部，想到那些“反动势力”。
大规模的惩罚性审判开始了。还在7月20日，党卫队帝国领袖被赋予后备军指挥权，这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同日，古德里安大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从未在总参谋部任过职，希特勒对这一任命极为满意。
晚上，希特勒在电台上讲到了那一小撮罪恶、愚蠢和卑鄙的军官，企图要除掉他。但他还想不到，这“一小撮”到底有多少人。为了将那些密谋军官们送上“人民法庭”，即政治法庭，必须首先开除他们的军籍。为此，特成立了一个“荣誉法庭”。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和古德里安大将受命参加“荣誉法庭”的审判。龙德施泰特对这位“上奥地利人”的恶意嘲讽是尽人皆知的。希特勒认为他无才无能，解除了他西线总司令的职务，由冯·克卢格元帅接任。古德里安有与希特勒相处的经验，政变者曾多次询问他，是否愿意与政变者建立联系。古德里安不但从未向上汇报过他与政变者的这些谈话，现在反而坐在法庭上开始了对他同志的审判。此外，他第一个下达命令，让每一个总参谋部军官将来都必须做坚贞不渝的纳粹分子，即纳粹政治军官，这与1943年希特勒暗地效仿苏联，命令部队要培养“纳粹高层指挥军官”如出一辙。
在此后的数周、数月里被处决的有：冯·韦茨勒本元帅、霍普纳大将、冯·哈泽上将（柏林卫戍司令）、冯·廷恩男爵上将（7月20日时任第三军区副军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上将（驻法军队总司令，因自杀而导致失明）、费尔吉贝尔上将及其参谋长蒂勒中将（国防军通信处主任）、冯·拉贝瑙（陆军档案馆馆长，泽克特的传记作者）、冯·施蓬内克帝国伯爵（因下达所谓错误的撤退命令被监禁在堡垒监狱）、赫尔穆特·施蒂夫（总参谋部组织处长）和汉斯·奥斯特（1943年前任谍报局参谋长，1943年被解职）。
自杀的有：冯·克卢格元帅，他是在被解除西线总司令职务后，应召回国陈述情况时自杀的；隆美尔元帅在自杀、送交人民法庭审判以及逮捕其家属三者之间选择了前者；此外，还有爱德华·瓦格纳炮兵上将、陆军军需长冯·特雷斯克夫少将、陆军总司令部炮兵总监林德曼炮兵上将。连弗罗姆大将也未能因其在7月20日晚设立临时军事法庭而幸免一死。东线第八歼击师师长海斯特曼·冯·齐尔贝格将军被判处死刑，而他的首席参谋库恩少校却因被卷入准备炸药的事件而投奔了苏军（这是已知的第一个总参谋部军官投敌事例）。第三军区参谋长赫尔富特少将因受总参谋部少校冯·厄尔岑的怂恿下达“瓦尔屈蕾”命令而被处死，厄尔岑自己于7月20日晚在本德勒大街自尽。
在7月20日被处死的名单上有17位高级总参谋部军官，其中有西线军需长、总参谋部上校埃贝哈德·芬克，西线外籍军队处处长亚历克西·冯·勒内男爵中校，驻法军队总司令的参谋长冯·林斯托夫上校。被逮捕的最重要将领有：哈尔德大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冯·埃泽贝克男爵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科德雷上校、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驻比利时一法国北部军队总司令冯·法尔肯豪森将军，以及在布拉格的沙尔将军。
1944年7月20日标志着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历史的转折点，它的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勇敢地做了最崇高的事情。在他们之中和一些非总参谋部的军官中，还可以发现有不少普鲁士人的老名字，如维茨勒本、特雷斯科夫、布卢门塔尔、施威林、勒恩多夫、吕纳、施蒂尔普纳格尔、埃泽贝克、冯·德·兰肯等。南德贵族施陶芬贝格伯爵、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伯爵、德雷克塞尔伯爵、马罗克纳·雷德维茨伯爵也属于此列。在维也纳，骑兵上尉阿伦贝格亲王将党卫队保安局头目逮捕，德国贵族厌恶卑贱的人民败类。贵族出身的军官担负着密谋活动的重担，但却不参与自1933年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地下反抗的共产党的活动。
1940年5月，当时的谍报局参谋长汉斯·奥斯特上校认为，为了除掉希特勒或至少利用他的错误将他搞臭，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他曾将“黄色”行动开始时间告诉了荷兰驻柏林武官萨斯上校，但荷兰国防部长认为，这一消息不可靠，因为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不可能“叛变”。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德军总参谋部军官的高度敬佩，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处在希特勒手下的沙恩霍斯特的“政治军官”的状况一无所知。奥斯特上校的行为并不是典型，也不是办法，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一种表达方式。国家首脑将犯法视为政治手段。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7月20日之后战争仍在继续。总参谋部完成了它在前线的义务。在白俄罗斯会战中，总参谋部军官们用他们的手中武器保卫了他们的指挥所，直至牺牲。总参谋部发展到最后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军官人数已增至4000人左右，但他们像一次大战中那样都未经严格的训练；他们虽受希特勒的煽动，但其狂热程度一直没有达到希特勒的希望；他们还采用了接受预备役军官进总参谋部的做法；此外，他们还为新组建的集团军群参谋部配属了指挥、情报、军需分队，并将其作为自己建制内的分队。在内部领导方法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不断直接干预，形成了第二条办事途径即一条“秘密路径”，以维持所剩无几的与部队的联系。
当1945年敌人从四面八方突入德国领土之时，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认为，德国在政治上已没有一丝希望，他不愿意在这场最后的致命危机中与希特勒同归于尽。他于1945年3月建议希特勒停战，结果被革职。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陆军总参谋部与国防军统帅部合二为一，总参谋部军官们的最后一项指挥艺术就是，在无望的局势下督促军队缴械投降。红军已占领了位于东普鲁士和佐森附近边境地区指挥所；苏军部队在柏林会战中夺占本德勒大街；受命领导陆军总参谋部业务的最后一任代理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在柏林自杀：这种种迹象标志着老总参谋部已寿终正寝。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却在另外的时空，在一支新型军队里，以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崭新形式继续光大。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撤销了关于“总参谋部”曾是一个罪恶组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决定性责任的指控。这一判决也意味着消除了对德国军人的某些误解，算是对德国军人的一个公正裁判吧。
附录
历届总参谋长（自官方正式启用总参谋部这一名称）:
1821.1.11—1829.1.21 卡尔·冯·米夫林男爵、中将
1829.11.29—1848.5,13 威廉·约翰·冯·克劳泽内克步兵上将
1848.5.13—1857.10.7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赖赫尔骑兵上将
1857.10.29—1888.8.10 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元帅
1888.8.10—1891.2.7 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骑兵上将
1891.2.7—1906.1.1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骑兵上将
1906.1.1—1914.9.14 赫尔穆特·冯·（小）毛奇大将
1914.9.14—1916.8.29 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步兵上将
1916.8.29—1919.7.3 保罗·冯·兴登堡元帅
1916.8.29—1918.10.26 埃里希·鲁登道夫步兵上将（第一军需总监）
1918.10.30—1919.7.15威廉·格勒纳中将（第一军需总395监）
1919.10.1—1920.3.26 汉斯·冯·泽克特少将（部队局局长）
1920.3.28—1923.2 威廉·海耶少将
1923.2—1925.10 奥托·哈塞少将
1925.10—1926.12 格奥尔格·韦策尔少将
1927.1—1929.9.30 韦尔纳·冯·布洛姆贝格少将
1929.10.1—1930.10.31 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少将
1930.11.1—1933.9.30 威廉·亚当少将
1933.10.1—1935.10.31 路德维希·贝克炮兵上将
1938.10.31—1942.9.24 弗朗茨·哈尔德大将
1942.9.24—1944.7.20 库特·蔡茨勒大将
1944.7.21—1945.3.28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代理）
1945.3.29—1945.4.30 汉斯·克雷布斯步兵上将（代理指挥）
后记
当1948年一切都宣告结束之后，撰写一部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历史，无疑是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冒险。仅收集资料一项工作，就将耗费可观的精力。无论地点还是时间，都不适宜撰写这一历史成果的发展史。当时，即1948—1949年，绝不会想到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会有再生的一天。
但是，发端于普鲁士精神、毁于希特勒之手的总参谋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社会学和政治上永远是一个令人无法平静的奇迹。长时间以来，它在世人眼里已成了一种幕后操纵民族命运的“秘密权力”。自德军总参谋部在纽伦堡作为战犯组织受到指控并被宣告无罪之后，美国人便开始将沙恩霍斯特的参谋部作为其经济管理中指挥组织的样板，学习它的工作方法。在领导决心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普鲁士所遵循的共同负责的原则，再度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时尚。
1950年秋，在法兰克福首次出版了作者的研究成品，题为《德军总参谋部—历史及人物》。此后，又出了第二版即压缩、修正版。外文译本主要是英语、西班牙语版本。法兰克福的德国出版社不久也关了门。每年都有人询问作者是否还有《德军总参谋部》。搜集资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此期间不断获得新资料和新证言。于是，根据新的丰富资料重新撰写该书的思想日见成熟。作者的这一想法正好与柏林具有约三百五十年历史的豪德—施佩纳出版社的计划不谋而合。该出版社也想出版一本关于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书，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虽然没有再产生旧式的军队中央机构，但却再次出现了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也因为这个时代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总参谋部的工作。
这样，新版《德军总参谋部》便应运而生了。这是一部全新的书。作者除了要感谢出版社的合作之外，特别要感谢无数昔日的军官，多年来他们利用交谈和书信方式对我的工作给以鼓励。此外，还要感谢向我提供塔彭中将遗著的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
瓦尔特·戈利茨 1967年夏于汉堡
主要参阅资料
鲍尔，马克斯：《前线和后方的大战》《回忆与思考》蒂宾根，1921
贝克，路德维希：《论文集》由汉斯·斯派达尔出版，斯图加特，1955
伯努瓦·梅尚，J.：《德国军队史（1915—1935）》（第1—2卷），巴黎，1943
贝赫，马克斯·范·登：《大战前的德国陆军》柏林，1934
贝克曼，瓦尔特：《鲁登道夫》柏林，1935
布兰克，赫伯特：《神人—总参谋部的历史、形成与终结》，《西北德杂志》（第3—4期）1947
布拉施克，里夏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柏林，1934
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保罗：《总参谋部勤务》（第1—2部分）柏林，1875—1876
布吕宁，海因里希：致鲁道夫·佩歇尔博士的信，德意志评论，1947·7
克劳塞维茨，卡尔·冯：《论战争与战争指导》（第1—10部分）1532
科亨豪斯，冯：《从沙恩霍斯特到施利芬（1806—1906）》，柏林，1933
克雷格，戈登·A.：《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牛津
克雷格，戈登·A.：《柯尼希格雷茨》维也纳，汉堡，1966
克龙，赫尔曼：《1914—1918年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史》柏林，1927
德尔布吕克，汉斯：《鲁登道夫、蒂尔皮茨、法尔肯海因》柏林，1920
德梅特尔，卡尔：《德国军官团及其历史和社会背景》柏林，1930
德梅特尔，卡尔：《处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德国军官团（1650—1945）》法兰克福，1962
迪伦贝格，埃尔温：《最高统帅部与帝国最高领导之间的关系（1914—1918）》柏林，1936
德国陆军荣誉名册，1936
埃尔策，瓦尔特：《克劳塞维茨》柏林，1934
埃尔富特，瓦尔德马尔：《德军总参谋部史（1918—1945）》戈丁根，1957
法尔肯海因，埃里希·冯：《最高统帅部（1914—1916）》柏林，1919
菲克，海因茨·埃里希：《战前的德国军国主义》波茨坦，1932
弗尔斯特，沃尔夫冈：《施利芬伯爵和世界大战》柏林，1921
弗尔斯特，沃尔夫冈：《德军总参谋部的思想》柏林，1931
弗尔斯特，沃尔夫冈：《身陷不幸的统帅鲁登道夫》威斯巴登，1952
弗尔斯特，沃尔夫冈：《路德维希·贝克—他的反战斗争》慕尼黑，1953
弗尔斯特，赫尔曼：《罪孽与厄运—弗里奇危机》斯图加特，1951
戈尔茨，科尔马·冯男爵：《回忆录》柏林，1929
格里万科，卡尔：《格奈泽瑙，莱比锡》1939
格勒纳，威廉：《施利芬伯爵遗嘱，柏林》1927
格勒纳，威廉：《违心的统帅》柏林，1930
格勒纳·盖尔，多罗特娅：《格勒纳将军—军人与政治家》法兰克福，1955
古德里安，海因茨：《一个军人的回忆》海德堡，1951
哈尔德，弗朗茨：《统帅希特勒》慕尼黑，1949
哈尔德，弗朗茨：《战时日志》（第1—3卷）斯图加特，1962
哈特，利德尔：《山丘的另一面—德军总参谋部（1939—1945）》伦敦，1948
希勒·冯·格特林根，弗里德里希男爵：《威廉·格勒纳—回忆录》戈丁根，1957
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谈话录（1942—1945）》斯图加特，1962
兴登堡，保罗·冯：《我的生活》莱比锡，1920
霍夫曼，马克斯：《马克斯·霍夫曼少将札记》（第1—3卷）柏林，1929
赫恩，赖因哈德：《沙恩霍斯特遗嘱》波恩，1952
赫恩，赖因哈德：《军队—民族教育的学校》巴特哈尔茨堡，1963
霍斯巴赫，弗里德里希：《国防军与希特勒》沃尔芬比特尔，1949
霍斯巴赫，弗里德里希：《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时期陆军最高指挥权的演变（1655—1945）》维尔茨堡，1957
胡巴奇，瓦尔特：《德国海军司令部和海军最高机构（1848—1945）》法兰克福，1958
胡巴奇，瓦尔特：《兴登堡与国家》戈丁根，1966
雅各布森，汉斯，阿道夫：《黄色行动—1940年德国围绕西线进攻作战计划的争论》维斯巴登，1957
雅各布森，汉斯，阿道夫：《敦克尔刻》内卡格明德，1958
凯姆，奥古斯特：《生者与逝者—回忆录》汉诺威，1925
克塞尔，埃贝哈德：《阿尔弗雷德·施利芬伯爵元帅书信集》戈丁根，1955
凯塞林，阿尔贝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考》波恩，1955
库尔，赫尔曼·冯：《在战争准备和进行中的德军总参谋部》柏林，1920
勒曼，马克斯：《沙恩霍斯特》（第1—2卷）莱比锡，1886—1887
伦斯基，弗朗茨·冯：《在前线和总参谋部的学习和教学时光》柏林，1939
洛斯巴赫，伯恩哈德·冯：《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汉堡，1949
鲁登道夫，埃里希：《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柏林，1919
鲁登道夫，埃里希：《战争指导与政治》柏林，1922
鲁登道夫，埃里希：《我的军事生涯》柏林，1933
鲁登道夫，埃里希：《总体战》慕尼黑，1935
马肯森，奥古斯特·冯：《通信与札记》莱比锡，1938
曼施泰因，埃里希·冯：《失去的胜利》波恩，1955
曼施泰因，埃里希·冯：《一个军人的生涯》波恩，1958
迈奈克，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博因元帅的一生》（第1—2部分）莱比锡，1896
迈斯纳，海因里希：《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元帅回忆录》（第1一3卷），斯图加特一柏林，1923
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局：《德军总参谋部（1871—1945）》斯图加特，1962
莫泽尔，奥托·冯：《世界大战中的最高权力》斯图加特，1931
毛奇，赫尔穆特·冯：《文集与回忆》（第1—8卷）柏林，1891—1893
小毛奇，赫尔穆特·冯：《回忆》《通信》《文件》斯图加特，1922
米夫林，K·F·冯：《我的生活》柏林，1851
尼古拉，瓦尔特：《世界大战中的通信勤务、新闻和舆论》柏林，1920
弗勒普斯，雷吉纳尔德·H.：《格勒纳文集》《德意志评论》1950年第7—12期、1951年第1期
佩茨，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元帅的一生》（第1—5卷）柏林，1864
普里斯多夫，库尔特·冯：《军事领导层》汉堡
《对主要战犯的起诉书》（第42卷），纽伦堡，1947
普鲁士皇家陆军1821—1914年军官、宿营名册，柏林，1821
德意志陆军名册，柏林，1923
拉索，彼得：《保罗·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1870—1871年战时秘密日志》波恩，1954
里特，格哈德：《施利芬计划》慕尼黑，1956
里特，格哈德：《治国才能与作战本领》（第1—3卷）慕尼黑，1954
《舍尔贝宁·冯：蒂尔西特和约后普鲁士军队的改革》（第1—2卷）柏林，1862
施利芬，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文集》（第1—2卷）柏林，1913
施米特·比克堡，R.：《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事内阁（1787—1918）》柏林，1933
施韦特费格尔，伯恩哈德：《德国陆军的伟大教育者》波茨坦，1936
泽克特，汉斯·冯：《我的生涯（1866—1917）》《泽克特的生涯（1918—1936）》莱比锡一柏林，1950
1938年陆军编制名单
沃勒斯，京特：《总参谋部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立法中的地位》波恩—莱比锡，1921
译者后记
《德军总参谋部》全称为《1650年—1945年的德军总参谋部史》，作者瓦尔特·戈利茨是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军总参谋部简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兴登堡》、《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会战》等著作。《德军总参谋部》是作者的主要著作之一，最早以连载形式发表于德国《世界报》，成书、出版于1950年，1953年、1967年再版。30年后，作者应广大读者和出版社的要求，经过补充最新资料，结合当前形势，浓缩了第一版的内容，于1997年出版了新版《德军总参谋部》。本译本就采用了这一版本。
总参谋部是各国军队最重要的指挥机构之一，是最高统帅不可缺少的军事顾问。它负责贯彻国家最高统帅的命令和指示，平时负责搜集敌情，拟订并组织实施动员计划和作战计划，计划和组织军事训练和教育，战时指挥和协调军队的作战行动。对总参谋部的组织和建设，各国军队都历来给以高度重视。
德军总参谋部的雏形始见于17世纪后期，经两个世纪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世界各国军队所效仿的楷模，一战后战胜国将禁止和解散德军总参谋部专门列为《凡尔赛和约》的一个条款，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总参谋部死灰复燃，再次成为指导战争的主角。在德国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和战争指导等方面，德军总参谋部始终扮演了舵手和学校的角色，为德国军队培养了无数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杰出的将才，它的精神和传统不仅构成其军队的灵魂，而且对德国民众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就是德国军队的发展史。
作者以德军总参谋部所指导的历次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为主线，结合各个时期德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介绍了德军总参谋部在近三个世纪里的形成、发展和没落过程，及其在军队建设和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描述了历任总参谋长的察性、优长、功过及其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此书虽名为德军总参谋部发展史，实属一部德国军队发展简史和德国历代著名将帅小传。
关于德军总参谋部，在我国尚无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因此，该书的翻译与介绍无疑将为德国军事史和现代德国军事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也为我军特别是总参谋部的建设提供借鉴。同时，对广大非军事领域的研究德国问题的学者，也是一个了解德国历史的新视窗。不仅如此，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早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便开始将德国“总参谋部作为其经济管理中指挥组织的样板”加以学习，将其工作方法应用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一些工作原则，“再度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时尚”。从这个角度说，《德军总参谋部》中译本出版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军事领域，各种领域、各种机构的管理者、领导者们都会从该书中得到启迪，有所受益。
《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 [德]瓦尔特·戈利茨 由白骨精公社网友整理于网络，请支持购买正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