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后，蒙古汗廷周围有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来自于上述信仰景教的地区，这些人也把其对基督教的信仰带到了蒙古汗廷周围。蒙古初期诸汗周围往往笼罩着很浓的基督教气氛。
成吉思汗家族与克烈部、汪古部联姻者甚多。术赤太子和睿宗拖雷二人的王妃都来自克烈部。克烈部王罕的侄女（王罕之弟札阿绀孛之女）、睿宗庄圣皇后唆鲁禾帖尼，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人的生母，即别吉太后，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唆鲁禾帖尼死后的丧葬仪式带有明显的基督教仪礼特点。《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元年（1264 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志》卷二说："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元史·文宗本纪》又载："天历元年（1328 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千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此中所谓佛事，应是基督教的弥撒祭。从别吉太后的葬仪可以看出，她生前是一个笃信基督的聂思脱里教徒。窝阔台之妻、贵由生母脱列哥那，亦是克烈部人，曾为蔑儿乞部首领之妻。成吉思汗灭蔑儿乞后，将她赐给窝阔台为妻，她同样是一个笃信聂思脱里教的教徒。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出使贵由汗廷，最先拜见到的是皇太后，临别前又去参见她，她赐给了罗马教廷使者每人一件狐皮袄袍和一匹紫色布。由此可见她与基督教的关系。另外还有旭烈兀汗的元妃托古斯敦，为唆鲁禾帖尼之侄女，属克烈部人，也十分笃信景教。她被亚美尼亚编年史作者称为第二个圣海伦娜。
汪古部是助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入主中原贡献最大的一个部落。成吉思汗系的皇室一直和汪古部保持着联姻关系。汪古亲王聂古台娶成吉思汗子拖雷之女--玛葛，孛要合娶成吉思汗女阿剌海别乞。阿剌忽失之子孛要合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君不花，娶贵由之女叶里迷失公主；次子爱不花娶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三子名珠尔不花。爱不花和月烈生子阔里吉斯即乔治，先后娶了忽必烈的两个孙女为妻。君不花又译准布哈，"准"或"君"是Jean（约翰）的对音；爱不花又译阿尔不花，"爱"或"阿尔"是Al 的对音；"珠尔"是gul 或goe 的对音，而这些都是基督教徒的常用名字。汪古部与成吉思汗系的联姻，必然会对成吉思汗系有宗教方面的影响。更何况，成吉思汗系与汪古部通婚者有许多又与信仰景教的克烈部有血缘关系。
除皇亲国戚外，蒙古汗廷的官员中亦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徒，尤以初期诸汗周围为最多。
蒙古西征中，与中亚、波斯、西亚等地的聂思脱里教徒有了接触。成吉思汗攻取撒麻耳干时，其子拖雷生病，城中一聂思脱里教徒撒必用"舍里八"
①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52-253 页。医好其病，被封为答剌罕，充御位下"舍里八赤"。后来他的外孙马薛里吉思也被召入汗廷服役。蒙古军攻略西亚时，当地聂思脱里教长老列边哈达来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徒，以使其归附，随即奉命回去招谕。太宗窝阔台身边的重臣镇海是畏吾儿景教徒，元帅按竹迩是汪古部景教徒。
元定宗贵由为景教徒脱列哥那所生，贵由汗身边有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基督教徒，如哈达、爱薛、镇海、巴剌等。哈达为贵由的近臣，柏朗嘉宾称之为"整个帝国的检察官"，从贵由汗幼年起就作为"阿答毕"侍奉他。由于哈达是基督徒，使贵由汗也受到了该教的熏陶和影响。贵由的御医爱薛博学于医药、星历等，也是一个聂思脱里教徒。镇海和巴剌都是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充任贵由汗的"首席书记"、"首席秘书"等重要职务。柏朗嘉宾出使蒙古贵由汗廷期间，负责接待工作的主要是镇海、巴剌和哈达这三位聂思脱里教徒官员。贵由汗周围还有其他许多信仰聂思脱里教的官员，他们还试图规劝贵由汗归信基督教，并且在贵由汗宫前盖有教堂。据柏朗嘉宾记载，贵由身边有许多"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教徒"，他们曾试图劝说贵由皈依基督教，"他宫中的一些基督教徒对我们说他们确信他将会受皈依而成为一位基督教徒，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明显的征兆，即他把一些神职人员留在自己身旁，而且还向他们提供俸禄；在他的大帐幕之前一直设有一个基督教的小教堂，无论那里聚集有多少鞑靼人或其他人，但他们仍如同在其他基督教徒中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其他首领则从不这样做"①。
拔都之子撒里答，其周围亦有许多景教教徒，甚至他本人就是聂思脱里教徒。撒里答是成吉思汗太子术赤之孙，术赤太子的王妃出自于信奉景教的克烈部。撒里答信奉基督教，在当时的西方就广为盛传，甚至连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也知晓此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布鲁克的东行。法国国王派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除了给蒙古皇帝写信之外，还给撒里答写了一封。在撒里答的斡耳朵，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徒，"他身边有敲板唱圣诗的聂思脱里教士"。②。一名叫科埃克的聂思脱里教徒担任撒里答斡耳朵的重要职务。鲁布鲁克东行时，在这里受到了撒里答的礼遇，撒里答对他所携带的十字架、圣经、圣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撒里答对经过他这里去见他父亲拔都的基督徒即罗斯人、弗拉克人、不里阿耳人、索尔对亚人、撒耳柯思人和阿兰人，都很照顾。撒里答周围还有许多阿兰人（阿速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恪守基督教义，甚至不喝蒙古人的忽迷思。他们按照希腊的方式礼拜，但不是宗教分裂者，尊敬一切基督徒。在《海屯行纪》中，称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曾"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基督教的撒里答，他受到他们的优礼相待。"撒里答信仰基督，但他不愿被称为基督徒。鲁布鲁克离开撒里答的斡耳朵时，他的书记们对鲁布鲁克一行人说："你们不许说我们的主人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而是蒙古人。"
蒙哥汗廷周围亦有许多景教教徒。蒙哥是景教徒唆鲁禾帖尼之子，西方当时也有传闻，说蒙哥汗信仰基督教，这种传闻显然是错的。但蒙哥汗廷却有许多官员为聂思脱里教徒。宪宗时掌管文书、宣布号令及朝内外闻奏诸事的孛鲁欢，是个景教教徒。他大概就是鲁布鲁克所说的那个蒙哥汗的"大书
①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04 页。
②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37 页。
记"。据其游记载，蒙哥汗的"大书记"就是一个聂思脱里基督徒，他接见了前来进见蒙哥汗的鲁布鲁克使团。鲁布鲁克在这里看见了许多聂思脱里教徒，有的还充当了蒙哥与使团交谈的译员。鲁布鲁克还在蒙哥汗廷的附近看到了一座立有十字架、供有圣像的亚美尼亚僧侣住宅。蒙哥宫廷附近，亦建有聂思脱里教堂，聂思脱里教徒在此进行宗教仪式。在蒙哥的宴会上，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士穿着法衣为他祈祷好运。蒙哥宫廷所在地，还有许多从欧洲俘掳过来的基督教徒，另有一些行医者、工匠等，也是基督徒。蒙哥还有一位"基督妃子"，她敬奉十字架和圣像。至于蒙哥本人，他曾拨款项帮助基督徒修复教堂，也曾对圣经表示过礼敬，甚至还曾行过斋戒礼。他虽不信仰基督教，但却能尊重、容纳周围的基督教徒。海屯朝见他时，蒙哥"汗还颁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①。
至忽必烈朝，贵族中的景教徒亦很多。礼部尚书月合乃，是汪古部的景教徒。爱薛事元世祖后，任崇福司长官。后妃、皇戚中景教徒数量亦不少。随着蒙古族建立元政权以后，在唐末一度绝迹于中原的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和临近中原的地带。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年）前后，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等地都有许多景教徒。元代景教徒分布较多的城市还有泉州、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昆明等地。到至顺元年（1330 年），教徒已愈3 万人。这些景教徒中，仍有不少蒙古官员和贵族，其中以马薛里吉思最有代表性。
2。马薛里吉思及景教教堂的兴建景教教徒为举行宗教活动，还修建许多景教教堂。据西方旅行者的游记，贵由汗、蒙哥汗的宫廷附近均设有聂思脱里教堂。在早期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哈刺和林，城内的居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穆斯林商人和使臣的居住区以及市场的所在地，另一部分主要是汉人工匠的住地。城内除清真寺和佛教寺外，还有一所景教寺（礼拜堂），建在汗宫附近，蒙古入主中国本部以后，也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景教教堂，如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泉州、扬州、温州、昆明、镇江等地，其中镇江就有八所之多。这些教堂多为马薛里吉思所建。
马薛里吉思，其祖先是中亚撒马尔罕人，为基督教世家。据元《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记载："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薛里吉思，是其徒也"。薛迷思贤，即今撒马尔罕，是当时景教盛行地区，东方教会大主教的驻地，1220 年归附成吉思汗。祖师麻儿也里牙是撒马尔罕大主教，于希腊历一千五百零一年（1190 年）去世，故称"千五百余岁"。这清楚说明马薛里吉思是景教徒，即蒙古人所称"也里可温"。《大兴国寺记》还载，马薛里吉思家族世代为医，他的外祖父撒必以医术之高超而闻名，善调制香果蜜丸"舍里八"，曾充任蒙古汗王的御医。至元五年（1268 年），马薛里吉思被元世祖召进宫中，任舍里八赤。四年后同赛典赤平章去云南，后又去闽浙，均为调制"舍里八"。至元十四年（1277 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至元十五年（1278 年）正月到任，八月改授明威将军，任职三年。休官后，居镇江，开始兴建景教教寺。
① 《海屯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4 页。
据《大兴国寺记》记载，马薛里吉思"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
马薛里吉思"休官"以后，即开始着手兴建景教教寺。第一座寺兴建于至元十八（1281 年），寺址位于镇江铁瓮门夹道巷的马薛里吉思住宅处，是马薛里吉思舍弃自己的住宅而兴建的，名"大兴国寺"。后人记其事时说："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①。大兴国寺建成后，马薛里吉思又在坚山建云山寺（答失忽木剌云山寺）和聚明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附近，还建有也里可温公墓。
马可波罗游镇江时，曾见到其中的两座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堂。《马可波罗游记》中说："镇江府是蛮子城。。该城有两所景教派基督教堂。此事发生于基督诞生后1278 年，我将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在1278 年前，这里从未有过基督教寺，也无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马薛里吉思是景教派基督徒，他为大汗治理此城三年。他在职期间，命令建成这两所教堂。从那时起这里有了教堂。然在此之前，该城既无教堂，也无基督徒。"马可波罗所记与《大兴国寺记》除个别处稍有出入外，主要事实基本吻合。
马薛里吉思后来又在丹徒县建四渎寺（打雷忽木剌四渎寺），在黄山修建高安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在原大兴国寺侧，又建有甘泉寺（马里吉瓦里吉斯忽木剌甘泉寺），在杭州，建大普兴寺（祥宜忽木剌大普兴寺）。马可波罗游杭州时，见到一座聂思脱里教寺，当即大普兴寺。此寺明代已废，部分被改为谢三太传祠。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六云其"在荐桥东，旧十方（字）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
大兴国寺、高安寺和四渎寺，明代万历年间尚存，《万历镇江志》中有记载。云山寺和聚明寺在元至大年间（1308-1311 年）被改为般若院。到了清代，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今丹徒）所建六寺，均不见《康熙镇江志》记载，大概都已"久废"。
马薛里吉思建寺七座，据《大兴国寺记》认为，是"有志于推广教法"，为"忠君爱国"而建，他所建的第一座景教寺是"舍宅"而兴建的，所有七座景教教寺均系"休官"后而建。《元通制条格》卷二九载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里）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可见，他兴建教寺，似乎是在尽力摆脱"官"字，而赵孟頫、潘昂霄等撰碑文时却说马薛里吉思是"倚势"建寺。事实上，已加入贵族行列的马薛里吉思，尽管出于"推广教法"之目的而休官建寺，但终究摆脱不了官势的影响。"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倾，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倾，为七寺常住"①。足见，马薛里吉思虽休官，但官威尚存，其兴教建寺得利其位是不言而喻的。
镇江元代还有两座景教教寺，非马薛里吉思所建。一曰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1295 年）景教徒安马吉思所建；一为大法兴寺，建者不详。将这些教寺与马薛里吉思所建教寺合计起来，镇江一带就有景教教寺八所之多。
① 见《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
① 《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
元代扬州基督教教堂也很多。鄂多立克游扬州时曾见到"吾人小级僧侣在那里有所房屋。这里也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②。"吾人小级僧侣"的"房屋"，即指方济各会修士的教堂，有两座。而聂思脱里教堂，《元典章》卷三十六亦曾记之，说延祐四年（1317 年），"有御位下彻彻都苫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酒段等。"
大都附近亦建有教堂。北京房山县在1919 年发现的元代景教寺遗地，便是一证。遗地上还有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字。在河北涿县附近，亦曾发现两块刻有叙利亚文"信之"、"仰之"的十字碑。据考证，这是唐代（公元960 年）的十字寺，经辽代营建，元代（1365 年）又加以重新修缮。
西京（大同），为聂思脱里总主教驻地，也应设有景教教堂。
西北地区的甘州（今张掖）有三所景教教堂。甘州之"十字寺"在《元史》中有载，别吉太后死后即在此行祭礼。马可波罗游历到甘州时见到了这里的教堂，并说"基督教徒。。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
《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载，哈刺善（属宁夏）、哈寒府（河间府或真定府）分别有聂思脱里教堂三所和一所。
元代景教教堂在全国各处都有分布。1330 年，亚洲西部索尔坦尼亚总主教宣布当时中国北部的景教徒有3 万人，并且说："他们相当富裕，建有很美观的教堂，陈设敬拜上帝和先知的十字架与肖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说："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有聂思脱里派及其教堂"。3。元代主要景教教区元代景教教徒的数量有多少，现已无法统计。据现有资料来看，其分布范围实际上已遍及全国及周边地带。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曾在中国北部游历，据他在游记中记载，"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他们在称作西安①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南方景教教徒较多的地方，根据现存史料，以镇江、杭州为多。据《至顺镇江志》卷三载，当时镇江"侨寓"户共有3845户，其中蒙古29 户，畏吾儿14 户，回回59 户，也里可温23 户，还有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3 户、21 户、25 户和3671 户；"口"为10555人，其中蒙古163 人，畏吾儿93 人，回回374 人，也里可温106 人，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35 人、116 人、261 人和9407 人；"躯"（单身寓居他人家中者）有2948 人，其中蒙古429 人，畏吾儿107 人，回回310 人，也里可温109 人，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19 人、75 人、224 人和1675 人。根据这些数字，可知也里可温在元代侨寓者中户数、人数都很多，每167 户人中就有一户是也里可温；每63（口、躯合计）人中就有一人是也里可温，其户数与人数仅次于汉人、蒙古、女真，而在畏吾儿、唐古忒、契丹之前。这些也里可温中也可能含有一些天主教徒，但镇江是马薛里吉思任职之处，有其所建景教寺六所，所以，这些也里可温人中应主要是聂思脱里教徒。镇江一处如此，其他诸地亦可想而知，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② 《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泽，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70 页。下文凡言鄂多立克游记者，均指此书，不另作注。
① 西安，原文作Segin，应对音为西京。金代西京指大同，元代改为大同路。此处即指山西大同。为了便于景教教徒施行宗教仪礼及对其加强管理，元政府还分别在景教徒较集中的地方设有主教驻节堂（主教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年）前后，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等地都设立了主教驻节堂。至顺年间，元政府还设立了契丹、汪古大主教区，西北地区还有唐兀大主教区等，以管理各地之景教徒。13 世纪中叶，景教各教区主教驻节表共列二十五处主教区，西至亚美尼亚和波斯湾，东至唐兀和汗八里，均属景教传教范围。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主教区有四处，即第十一区的秦尼，第十九区的喀什噶尔，第二十三区的汗八里和第二十四区的唐古忒。
秦尼，第十一区，主教堂应在西京（今山西大同）。汪古、克烈诸部都在辖区之内，是景教盛行的地区。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说此辖地十五城皆有聂思脱里教徒，并言"他们在称作西安①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元史·世祖本纪》也载，西京有"也里可温"，且有"有家室者"。西京迤西，为蒙古诸部统一前就已信仰聂思脱里教的汪古部牧地。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及其部属原来都信仰景教。据马可波罗记述，"他还是一位传教士，名阔里吉思。他替大汗管辖此地。。该州管辖权属基督教徒。。经过此州朝契丹前进，途中看到很多城市和村落，居民有回教徒，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景教派基督徒"。孟高维诺在1305 年致罗马教廷的信中也说："此间有佐治（George，即阔里吉思）王者，印度拍莱斯脱·约翰（Prester John）大王之苗裔，门阀显赫，昔信聂思脱里派教说"。阔里吉思后经孟高维诺劝说率部众改信天主教，然"佐治王卒后，诸弟误信聂思脱里之邪说，复将王生时引归正宗人众，返入歧途"②。足见汪古部众对景教笃信程度之深。在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的阿伦斯木遗址中，发掘出有十字架石等聂思脱里教派的遗物，可证景教在元代这一地区之盛。在此区内，东胜也是一个重要的聂思脱里信徒的据点。东胜地区聂思脱里大辅教名拜尼，他的儿子名麻古思。麻古思曾拜列班扫马为师，后二人曾一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麻古思后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主教大总管，统领东方教务。列班扫马后来受派遣出使欧洲。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位西行的聂思脱里教士留在自己的领地内。喀什噶尔，第十九区，驻地在喀什。鲁布鲁克曾来此区的海押立城，据其记述，"在离它大约三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个完全是聂思脱里人的村子。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愉快地高声吟唱：'圣母万岁！'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教堂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曾记述："喀什噶尔这个地区。。居民除回教徒外，还有一些聂思脱里派的基督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元以前就信景教的畏吾儿人多生活在此区，"在他们的城镇中聂思脱里和撒刺逊人混居"①。在叶尔羌，察合台亲王改信了景教，并帮助当地的景教徒建造一座纪念圣约翰的教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述了此事。察合台之子合刺旭烈的妻子斡尔干努，曾在其夫死后摄政。在斡尔干努辖地，"百姓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那些地方的聂思脱里人常用那种语言作礼拜，用那些文字写书，那些人得到斡尔干纳的名
① 西安，原文为segin，应对音为西京，即现山西大同。
② 语出孟高维诺1305 年致罗马教廷的信。
①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48 页。
字，多半因为他们一直是优秀的琴手"②。这些百姓显然指的是畏吾儿景教徒。据鲁布鲁克记载，这里的基督徒十字架上没有基督像。祈祷时不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在莎车，据马可波罗记述，"居民中大部分是回教徒，一小部分是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轮台也有许多景教徒。丘处机旅行至轮台之东时，有"迭屑头目来迎"，迭屑即基督徒，这一地区后来发现了许多聂思脱里教徒墓石。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发现刻有十字架花纹的古叙利亚字聂思脱里教徒墓石。在吹流河流域出土的聂思脱里教徒墓石中有七方墓石的墓主来自阿力麻里。吹流河流域大概是当时聂思脱里教的一个中心。19 世纪末在这里的两个墓葬区里出土了数百方刻有古叙利亚文或以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文碑石，死者生前的身份既有主教、世俗官吏，也有一般教徒，说明当时这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聂思脱里教团体。教徒们所使用的是希腊历或十二属相纪年法。其中有许多教徒来自阿力麻里。
汗八里，第二十三区，驻地在元大都。汗八里有许多基督徒。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景教主教马聂思脱里就驻扎于此。13 世纪初，西旁在北京任聂思脱里教会巡视观察员，其子列班扫马幼时即受洗，30 岁时入修院6 年，后独居京郊山洞隐修。后有麻古思认其为师，受剪发礼而成修士。二人约在1275年左右经忽必烈批准同去耶路撒冷朝圣，后留居伊利汗国。1287 年，列班扫马奉伊利汗王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先后受到了罗马皇帝、法王、英王和罗马教皇的接见，是在欧洲影响极大的中国景教徒。1919 年，北京房山发现了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此碑的发现，证明了元代景教在大都的流行盛况。在张家口西北的石柱子梁也发现过三块带有景教十字的墓碑。在辽东地区，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在战旗上以蛊惑人心。他失败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有的甚至被迫迁往内地。在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发现聂思脱里教遗物，可以证明那里有聂思脱里教徒，并且有宗教活动。在江南各地，景教教徒甚众。马薛里吉思还从"佛国"（西方）请来道学高深的主教，传授教义，发放经典，主持仪式①。教徒们广修教寺，以"推广教法"，这在前文已有叙述。
唐古忒，第二十四区，驻地可能在甘州。甘州、肃州、沙州、凉州、申州、哈刺善等地都有许多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并建有景教十字寺。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曾经过唐古忒首府，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教士的祝福。有史料还提到1281 年左右的唐古忒主教，他的名字为沙卜赫兰（Isho-Sabhram）。《马可波罗游纪》多记唐古忒之聂思脱里教徒，且略列于下：一城，名萨逊（敦煌），属大汗管辖，州名为唐古忒。居民皆崇拜偶像，虽然这里的确有些景教派基督徒，也有些萨拉森人。
另一州，称来州。。居民有基督教徒。
甘州也是唐古忒的一个城市，该城宏伟壮丽，是唐古忒州的首府，统辖全州。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信仰回教者。此外还有基督教徒，后者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
哈刺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然而也有三所景教派基督徒的教堂。
②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48 页。
① 《大兴国寺记》有云：马薛里吉思"礼迎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
《元史》、《甘州志》也记有甘州"十字寺"，别吉太后死后曾在此行祭礼。《元史》中还载，此区有也里可温、且有"有妻室者"。
除上述中国境内的四处主教区外，当时作为元朝属地的撒麻耳干，亦有主教区。撒麻耳干是聂思脱里教的中心之一。汉文史籍、伊斯兰史籍和当时欧洲人的旅行记都提到了元代撒麻耳干的基督徒与穆斯林斗争的事。梁相的《大兴国寺记》中的薛迷思贤即撒麻耳干，云其"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马可波罗说，撒麻耳干的聂思脱里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为一比十之比。马薛里吉思的外祖父撒比等聂思脱里教徒，即从此处归元。4。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元代景教教徒的宗教生活，文献记载较少。综合有关文献，知元代景教教徒有一定的戒律。《大兴国寺记》有"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之语。此处之受戒，大概是指入教仪式。《元史·世祖本纪》也载：至元七年（1270 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按基督教戒律，修士不婚娶，修士外奉教者无此戒律。有家室之也里可温则为"不持戒律者"的非修士。对此类人，皇帝敕其"占籍为民"。《元史·泰定纪》还载：泰定元年（1324 年）二月，"宣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也提到了景教的"戒律"问题，但此诏令发于孟高维诺来华以后，也里可温中可能还包括一些天主教徒。
在西方旅行家的一些记载中，也有关于景教徒宗教生活的内容。据柏朗嘉宾记载，贵由汗身边的基督教徒经常在教堂里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鲁布鲁克在游历时遇见的阿兰人严格恪守基督教教义，甚至不喝蒙古人的忽迷思，并且有希腊教士，用希腊文字，按希腊的方式礼拜。他还记畏吾儿景教徒身上带着没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他们在祈祷时不是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并用自己的语言行礼拜仪式。蒙哥汗周围的聂思脱里教徒还作晨祷、弥撒等仪式。鲁布鲁克还说："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那里的聂思脱里教徒什么都不懂。他们作祷告，有叙利亚文的圣书，但他们不懂语言，因此他们唱圣诗就跟我们的僧侣不懂语法一样。他们完全堕落了。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甚至像鞑靼人那样娶好些老婆。他们进入教堂时和撒刺逊人一样洗下身，有礼拜五吃肉，按撒刺逊人的方式在那天过节。主教难得访问这些地方，差不多五十年仅一次。当他访问时，他们就把所有的男孩，那怕摇篮中的婴儿，都指定为教士，因此他们的男人几乎全是教士。然后他们结婚，那显然是违背祖宗的法规的，而且他们是重婚者，因为当头一个老婆死时，这些教士又娶另一个。他们都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这样，那些教导蒙古贵人子弟的，尽管教的是福音书和教义，因他们的生活肮脏和贪婪，反使子弟们背离了基督的信仰。蒙古人本身，还有道人或偶像教徒，所过的生活比他们的还要清白呢。"鲁布鲁克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对聂思脱里教徒的宗教生活的看法可能带有一些偏见，但他不可能凭空虚构，还是有相当的真实性的。约翰克拉在其《大汗国记》中也记有中国元代景教徒的情况，他说："汗八里城内有叛教者甚众，号曰聂思脱里派徒。其人皆守希腊教会礼节，不从罗马教堂，崇奉异派。。。聂派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皆雄于资财，惟其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综合鲁布鲁克和约翰克拉的有关记述，可以见出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
还有一些景教徒，因受汉文化影响，而成为"华化"的景教徒，如马祖常、赵世延、雅琥等。
马祖常家族为聂思脱里教世家。从其一世祖和禄冞思到曾祖月合乃，均笃信景教。月合乃（Yohana），或作月合，今译约翰，若望等，仕元为礼部尚书。马氏家族即从月合乃开始接触汉学。袁桷《清容集》卷二十六《马君神道碑》云："礼部尚书讳月合，植德秉志，赎士人之为孥者，后皆为达官，而子孙更业儒术，卒至光显。"至马祖常祖父马世昌时，虽"家日困落，子孙益用儒自振"①。马祖常的父亲马润"以文墨入官，守光州"，并带弟子去司马光祠祭司马光。有《樵隐集》，今已不传②。马祖常的从父马世德，由进士弟，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曾为庸田签事，在苏州造城；后任淮南廉访签事，又在合肥造城。余阙《青阳集》曾述其政绩。工于诗，《元诗选》癸丁集录有其诗作。马祖常是延祐首科进士，与偰哲笃、欧阳玄、许有壬、黄溍为同年。汉文程度极高。著有《石田山房集》，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等。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马文贞公神道碑》评马祖常时说："公先世已事华学，至公始大以肆"。苏天爵为《元四家集》作序说："其诗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足见其华学程度之高。马祖常自己也说过马氏家族逐渐儒化并取得较高成就之事。他在《曾祖月合乃神道碑》中说："我曾祖尚书世非出于中国，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俾其子孙百年之间，革其旧俗"。马氏家族就是这样由一个景教世家而"革其旧俗"逐渐"华化"到马祖常这一代的。
赵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至顺元年（1330 年），与虞集等奉诏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世延历事凡九朝，敭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尝较定律令，录次《风宪宏纲》，行于世。"③赵世延在元代是与马祖常齐名的大文豪，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不多。《元诗选》收其诗七首，其他传诵下来的作品则多为序、碑之类，如《南唐书序》、《茅山志序》、《东岳庙照得殿碑》等。
雅琥，字正卿，其先为也里可温世家。雅琥初名雅古，登天历弟，御笔改雅琥。雅古即为雅各之别译，为基督徒常用之名。《元秘书监志》卷十题名作"著作佐郎雅古，赐进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善写诗，《元诗选》二集有《正卿集》、曹学佺《历代诗选》、孙原理《元音》以及《元诗选》、《康熙御选元诗》，都收有他的诗作。其诗颇受推崇。同教人马祖常《石田山房集》卷九《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云："雅正卿以文学才谞遇知于天子，出贰郡治，馆阁僚友及京师声名之士，各忻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胡应麟《诗薮》中称其诗"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竫之途"，评价甚高。
① 袁桷：《马君神道碑》，《清容集》卷二十六。
② 袁桷：《马君神道碑》，《清容集》卷二十六。
③ 《元史》卷一百八十，《赵世延》传。
类似马祖常、赵世延、雅琥这样的"华化"了的也里可温景教徒，在有元一代一定很多，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二）天主教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另外一支是天主教。天主教是11 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时从基督教中分立出来的，在欧洲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但一直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元代，是天主教在中国的首传期。天主教在中国元代传播的情况可从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廷的关系、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以及他们留下的有关信札中窥见一斑。
1。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互通使节元代，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当时，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已扩展到黑海南北，钦察汗国的版图已达到德涅斯特河流域，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则处在伊利汗国的控制之下。蒙古贵族统治的境域实际上已直接与欧洲国家毗邻。1223 年，蒙古军队在黑海东北的阿里吉河上大胜钦察人和斡罗思诸公国的联合军队。这是蒙古人同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1235 年，蒙古统治者再次西征。1241 年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后，侵入孛烈儿、马札儿等国，并在里格尼茨击溃了波兰军队和普鲁士骑兵团组成的联合部队。蒙古势力的发展，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了西方的格外关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对此也深感不安，各地纷纷准备自卫，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甚至号召组织抵抗蒙古入侵的十字军。由于窝阔台突然去世，蒙古贵族才放弃了进一步进攻欧洲的计划。出于政治、军事、宗教上的种种目的，罗马教廷极其渴望同蒙古汗主取得联系。1245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全欧主教大会，商议如何应付当时的危机形势，以防止蒙古军队进一步入侵等问题。由于欧洲人早已得知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于是会议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争取蒙古汗王信仰基督教，劝其停止杀戮基督徒和侵犯基督教国土，同时也为了刺探蒙古军队的有关情报。罗马教廷派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先后出使蒙古。与此同时，蒙古汗王也通过派遣使者或致函的方式试图与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取得一定的联系。这些活动，都是以宗教使者往来的方式进行的。
（1）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 年）是罗马教廷派出的与蒙古汗王接触的第一位使者。他是意大利贝鲁齐人，小兄弟会的创使人之一，也是方济各会①的挚友。早在1245 年之前，就曾奉命先后前往德国和西班牙执行圣命。全欧主教大会后，被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使团由三人组成，柏朗嘉宾为使团之首，另两名为方济各会会士（其中一人半途而返）。1245 年4 月16 日（复活节），柏朗嘉宾等携带教皇写于同年3 月的书信，从里昂正式启程。方济各会初兴之时，外出必须步行。柏朗嘉宾因身体肥胖，被获准骑驴代步。经波希米亚、波兰、俄罗斯等地，1246 年4 月4 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拔都命人将教皇的信函译成俄文、撒拉森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后，深知内容之重要，立即决定让使者速到和林朝见大汗，并将教皇信件的译文同时呈送大汗处。7 月22 日，柏朗嘉宾等抵达
① 方济各会和下文出现的多明我会是天主教13 世纪创立的两个僧侣组织，以"托钵"（求乞）为生，故又名"托钵修会"，方济各会由意大利人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所创立，多明我会由西班牙人多明我（St Dominic 1170-1221）所创立，两个教会均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也都成了罗马天主教对外传教的工具。
和林。8 月24 日参加新君贵由大汗的登基大典。
贵由汗接见了柏朗嘉宾，并派镇海、哈达、巴刺等大臣接待他，以了解教皇来信的用意以及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的情况。斡罗思大公叶洛斯拉夫带到和林的通事充当了翻译。柏朗嘉宾将要回国前，贵由汗意欲派使臣与其同行，但柏氏认为欠妥未成。同年11 月13 日，柏朗嘉宾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启程回国。临行前，皇太后各赐他们狐皮缎袍一件，紫色布一匹。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写给蒙古汗王的信件，其主要内容是阐明基督教教义，规劝可汗皈依基督教，优待基督教徒，并直言蒙古屠杀之非，其内容如下：天主仆役之仆役，主教英诺森（Innocent）谨致书于鞑靼国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创造人类动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机物质。以明神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亲相爱，安居乐定，永不相扰。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脱王之剑铓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遣，可毋庸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恶不悛，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余今遣所爱兄弟约翰（即柏朗嘉宾之名）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廷，诸人皆谨厚守礼，笃信宗教，通晓《圣经》。余希望王温颜接受，善待诸人，则不蛮身受王之惠矣。诸人代余所说者，愿王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采纳。更愿通告诸人，王究因何而扫灭他国，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诸人往来，长途跋涉，愿王派使护送为便。归回时，亦请供给沿途所需，俾得来达余处也。约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圣经》，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为人谦逊，故余遣之。若仅能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于王者，则余将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或有权势之人矣。"
贵由复教皇信原用蒙文写成，由镇海等人逐字逐句地翻译后，柏朗嘉宾即用拉丁文记录下来。为使罗马教廷在欧洲能够找到解读原信的人，又译成萨拉森文（波斯文），交给使者带回。贵由汗复信的拉丁译文早有传本，波斯文原件亦于1920 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原件用黑墨写在一张长1.1 米、宽0.2 米的由两片粘接而成的棉纸上，上有两处同一畏吾儿字蒙古文方印，印文为"长生天在上，贵由汗在地，圣旨所致处，众生须敬之"。贵由汗复教皇书信内容如下：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国书，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皆须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尔之来书，又谓尔等见国兵杀人，尤以基督信徒匈牙利人、波兰人及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等，甚为诧异云云。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尔或不明其故，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思汗之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上帝震怒，命灭彼国，而将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对于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思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并没有达到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停止战争等目的，但却刺探到了许多有关蒙古的情报，回国后将其见闻和经历写成《蒙古行纪》，历史价值极高。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有许多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在他赴使蒙古的途中，遇见了许多基督教徒；蒙古兵进攻斡尔纳思城时，曾引水淹城，使居住在那里的许多基督徒和外族人丧生；蒙古人征服的地区名单中有景教徒、犹太人等；被成吉思汗征服的畏吾儿人，属于景教派的基督徒，等等。柏朗嘉宾还记载，贵由汗的大帐之前还设有基督教堂，身边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他们在宫中充任要职，并曾规劝而且有信心使贵由汗尊奉基督，云云。
与柏朗嘉宾同时，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还派了方济各会士葡萄牙的教友劳伦斯携信函出使蒙古，但劳伦斯似乎未完成使命。
1247 年，罗马教皇决定再遣多明我会的阿思凌即昂塞姆为首的使团出使小亚细亚的蒙古王拔都，并带有一封与柏朗嘉宾赴使蒙古所携的信函大致相同的信件。据西方史料，阿思凌由于坚决拒绝执行通常的臣服之礼而受到粗暴对待，此次出使未取得什么结果。
（2）鲁布鲁克出使蒙古鲁布鲁克的威兼（Willam of Rubruk），约1215-1230 年间出生于法国佛兰德斯鲁布鲁克村，因以为名。约1248 年，他追随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参加了方济各会。
鲁布鲁克东行之前，路易九世曾派多明我会僧侣朗久木的安德烈（Andréde longjume）为首的使团携带国王和教廷的信札及赠礼于1249 年2月中旬出使蒙古汗廷。使团行至蒙古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在叶密立接待了他们，并派使节携书同罗马教廷使团同去法兰西。安德烈的出使带回了许多蒙古人的情报，促使路易九世再派使节去蒙古汗廷。1252 年，鲁布鲁克奉路易九世之命，以教士身份，携带国王信札，前往东方。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克来莫那（Bartolotmeoda Gremona）随行前往，但他不是路易九世的正式使节。1253 年5 月7 日，从君士但丁堡出发，经黑海、索耳达亚，7 月31 日抵达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帐。据传，撒里答已皈依基督教。于是，鲁布鲁克穿祭服进见撒里答，请求准许他在蒙古境内传教。撒里答命令他往钦察谒见拔都请命，拔都又派人送他去朝见蒙哥。12 月27日，鲁布鲁克到达和林。次年1 月4 日，受蒙哥召见。5 月24 日，再受蒙哥召见。蒙哥以蒙古文复信法国国王，令其带回。8 月18 日，鲁布鲁克离开和林，再经拔都营，于1258 年6 月16 日抵塞浦路斯，此时路易九世已回法国，鲁布鲁克遂撰游记寄奏。
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多次声称，他出行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在蒙古人面前从不承认自己是使臣。然从其出行带国王信札，归国后即复书信给国王，及其与国王的密切关系来看，他无疑是带有某种特殊使命的使臣。他一再否认自己是使臣，恐怕别有原因。
《鲁布鲁克东行纪》记录了他出使蒙古的见闻。关于基督教，游记多为有关聂思脱里教的，天主教也涉及一些。游记言：蒙古克烈部、蔑立克部、乃蛮部都信景教。至契丹途中，都有聂思脱里教徒。鲁布鲁克在东行的路上，见到了许多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在哈刺和林，他见到一座基督教堂，还见到了不少从欧洲掳来的妇女。在离蒙哥宫廷东端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亚美尼亚僧侣的住宅，宅上立有十字架，宅内有装饰精美的祭坛和金缕刺绣的救世主像、圣母像、洗施者约翰像以及两个天使像等。书中言，撒里答、贵由汗、蒙哥汗对基督教都很尊敬，蒙哥汗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认为各种宗教"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鲁布鲁克还记载了由他本人亲自参加的一场在和林举行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教大论战，结果似乎是基督教略占上风。书中还记有蒙哥曾遗使往欧洲某国等事。
（3）蒙古汗廷与西方的联络面对罗马教廷和欧洲君主所派遣的纷涌而至的使节，蒙古汗王除热情礼遇外，也很想与西方建立联系。蒙古汗王欲与西方联络的愿望由来已久。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贵由汗即派镇海等接待使臣，从中了解罗马教皇及欧洲各国情况。柏朗嘉宾回国时，贵由汗本想派使团同行，但遭到婉言谢绝，只得修书与罗马教皇联系。1248 年，驻波斯统将野里知吉歹派使者携信札去拜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信中言贵由大汗将保护所有基督徒并帮助他们反对回教徒，收复耶路撒冷。但这次出使未得到蒙古大汗亲许。安德烈出使蒙古时，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给予热情接待，并派使节随欧洲使团同去法兰西，但不知结果如何。鲁布鲁克拜见蒙哥时，蒙哥也想派使与其同去欧洲，但亦遭回绝。在《鲁布鲁克行记》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塞阿多鲁斯是个骗子，蒙哥受其蒙骗，竟派他带领一个蒙古使者手持金牌去见法国国王和主教。蒙哥虽被骗，但从中可见他急于同西方取得联系的迫切心情。
蒙古汗王急于同西方联络，其动机大概是出于军事目的。征服欧洲是蒙古贵族统治者计划之内的事。如同西方派传教士出使蒙古汗廷带有政治、军事目的一样，蒙古统治者也想以通使的方式来刺探对方情报。蒙哥派蒙古人随骗子塞阿多鲁斯"出使"前，曾对使者说："跟这家伙前去，认真观察道路、国土、城镇、人物和他们的兵力"①。西方使团以种种借口谢绝蒙古使者的出使，实际上也是出于防范心理。蒙古汗王大概也看透了西方传教士使者们的这种动机，故在礼遇的同时，又复以措辞严厉的信函。
（4）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出使罗马教廷在西方天主教士大量涌入蒙古帝国、充当使者与蒙古汗王联络的同时，也有许多民间商人来华贸易。曾在元上都中书省任职的王恽在其著作《中堂事记》中载，中统二年（1261 年），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国在回纥西徼，常昼不夜。。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这次出使不见欧洲史籍记载，来者盖为民间商人，因无旅行记录，故不为后人所知。但仍可窥见元时从欧洲来中国的民间商人定有许多，只是不见记载而已。而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活动因有游记问世，所以成为中外妇孺皆知之事。
波罗兄弟是意大威尼斯商人，兄名尼哥罗·波罗（NicholoPolo），弟名马菲奥·波罗（Maffeo Polo）。1260 年，他们自备商船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向尤新（Euxine）或黑海方向进发，驶达索耳得亚港（Soldaia），又从陆路行抵蒙古汗王别儿哥的王都，并献珠宝给别儿哥王，别儿哥王则以金银和其
① 《鲁不鲁克东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67-269 页。他礼品作为回赠。波罗兄弟在那里居住了一年。1262 年，别儿哥与旭烈兀发生战争，因归途不安全，兄弟二人只好继续东行，至不花剌城并在那里逗留三年。二人在那里遇见了旭烈兀派去朝见忽必烈的使臣，使臣建议二人随其同行晋谒大汗，二人遂随其而行，大约在1265 年夏到达上都。
波罗兄弟到达皇都后，朝觐了忽必烈大汗，并受到了他和蔼而亲切的接见。忽必烈还因他们是首次来元的拉丁人而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示隆重欢迎。大汗慈祥地和他们交谈，详细地垂询了西方各地的风土人情、罗马教皇和其他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国土状况、治国之道、如何立法、如何指挥军事等等。他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波罗兄弟见多识广，且通蒙古语，对忽必烈的一切问题都回答得很得体，因而受其赏识。忽必烈汗准备派波罗兄弟二人充任骋问教皇的专使。经与众臣商议，决定请二人同另一使臣去罗马觐见教皇。临行前，忽必烈告之以使命：请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既通晓基督教义，又谙熟"七艺"①的学者来中国，另外希望他们在返回复命的时候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带回一点圣油来。
波罗兄弟及另一使臣携带忽必烈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函，手持令沿途关卡放行并提供一切必需品的御赐金牌，前往西方。途中，使臣因病滞留，波罗兄弟带着国书继续西行，于1269 年4 月抵达阿克拉。这时忽然传来教皇克莱蒙特四世（Dope Clementthe Foureh）新近逝世的消息。他们向阿克拉城里的教皇大使报告忽必烈的使命后，回威尼斯探亲。
1271 年，波罗兄弟二人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MareoPolo）在阿克拉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世（Gregoire X），要求回中国复命。新教皇派遣了两位修道士携带致忽必烈大汗的信与波罗等人一同前往中国。这两位修道士都是知识渊博的神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一位是维琴察的尼古拉，一位是的黎玻里的威廉。后来二教士因故不能继续东行，遂将教皇致大汗的信交给尼哥罗等代为传达。父子叔侄三人用了三年半的时间，1275 年夏到达上都。
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复命，呈献教皇的书信和礼品以及耶稣基督圣陵的灯油。忽必烈盛赞波罗兄弟作为专使的忠诚和热心，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出使的经过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对于新来的马可·波罗，忽必烈汗亦很欢迎，并将其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花名册上。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信任，并充以要职，曾奉使云南和江南各地，在扬州做了三年官，又奉命出使过占城、印度等地，在中国留居有17 年。
波罗兄弟和马可·波罗在元朝任职十余年，其间几次想返回故居，均被忽必烈热情挽留而未能成行。1292 年夏，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伊利汗王，他们利用护送公主的机会，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行前，忽必烈还命马可·波罗等回欧洲时转送他致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君王的信。1295 年，马可·波罗等回到威尼斯。
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经商。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仍充当了蒙古汗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使节，使蒙古帝国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将其旅行东方各国的见闻详细述说，由他人
① 指西方的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
记录整理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关于元代基督教的内容。有关天主教的史料，涉及中国的部分以关于大汗忽必烈宫庭左右、镇江、扬州、杭州处为最详。据马可·波罗的游记，蒙古帝国所辖之地基督徒分布极为广泛，除被征服的那些本来就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外，西北地区、中原一带、南方诸省都有许多基督教徒，许多重要城市都建有基督教堂，基督教如同基他宗教一样，在这里是不受歧视的。书中还用较多篇幅描写了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尊重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四大先知之一，渴望与罗马教廷取得联系，并派使节携信件出使罗马教廷等。马可·波罗的游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5）列班扫马出使欧洲蒙古汗王派出的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联系的使团，产生最大影响的要数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列班扫马，大都人，畏吾儿聂思脱里教修士。其父西旁13 世纪初来北京任聂思脱里都会巡视观察员。列班扫马30 岁时入修院六年，后独居京郊山洞隐修。其弟子麻古斯，东胜人，亦为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就学于扫马，并受剪发礼而成修士。大约在1275 年（至元十二年）左右，扫马和麻古斯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二人随商队而行，经沙州、和田、喀什噶尔、呼罗珊，前往巴格达，后留居伊利汗国。1280 年，聂思脱里教大总管马屯哈在景教徒旭烈兀妃托古思敦的支持下，任命麻古斯为驻中国的契丹主教，取名雅八哈拉，随即麻古斯与列班扫马二人返回中国。途闻马屯哈死，二人又返回参加丧礼。1281 年，麻古斯被推为马屯哈的继承人--东方教会大总管，统领东起中国，西至巴勒斯坦，南到锡兰，北到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教务。列班扫马被任为巡视总监。
伊利汗阿鲁浑1284 年即位以后，力图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联合攻夺耶路撒冷和叙利亚各地。1287 年，阿鲁浑与总主教雅八哈拉三世（即麻古斯）经商量决定派遣列班扫马作为伊利汗王和教会的使节，正式出使欧洲各国。
列班扫马一行携带阿鲁浑致西方教皇、君主的信件，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受到了安德罗尼古斯二世（AntronicusⅡ）的款待。又在此乘船至意大利那颇利港，转陆路抵达罗马。当时，罗马教皇新逝，教廷主事官员知其来意后，告知需等新教皇选出后才能复命。于是，列班扫马继续西行至巴黎，向法国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和礼物。信是这样写的：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里，阿鲁浑汗，致书于法兰克王，贵国使臣巴什麻至，据云：伊勒汗出征埃及时，汝欲派兵接应。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冬季末月杪出师。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斯，汝如预定时地，践约兴师，大福萌护助里，耶路撒冷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地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汝可遣派■习各方语言之使臣，以法国出产希罕可爱之礼物至。然非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里不可。吾使名蒙喀里尔，并以奉闻。
腓力四世答应派军队与阿鲁浑联合攻打耶路撒冷，并派使者将复信送给阿鲁浑。阿鲁浑致法王腓力四世的信至今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列班扫马一行离巴黎去加斯科尼，见到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对阿鲁浑的联合欧洲军队夺取耶路撒冷一事非常赞赏，对列班扫马一行也以厚礼相赠。1288 年，列班扫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和准备攻打敌对宗教势力、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并扩大基督教领土之举动表示支持和感谢。列班扫马一行完成使命后回归伊利汗国。
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受到了罗马教廷和英、法等国君主的优渥礼遇和普遍欢迎，教皇和各国国王争相赠予贵重礼品。回伊利汗国后，也受到了阿鲁浑王的嘉奖。
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国王，为了扩大基督教领土，进攻敌对宗教势力，曾组织过多次"十字军东征"，但都屡遭失败。在欧洲，早就流传东方有信仰基督教的"长老约翰国"的传说。他们真切希望东方某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会帮助他们对付敌对宗教势力。但这个"长老约翰国"却一直没有出现。阿鲁浑的信，似乎圆了西方人的"长老约翰国"之梦。此时，欧洲盛传，伊利汗王甚至蒙古大汗都信奉基督教。所以，他们想利用宗教来联合蒙古人共同对付"异教徒"，以扩展基督教的势力。列班扫马之行备受欢迎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忽必烈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其派教士到中国传"七艺"的提议和列班扫马的西行，促使了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教士去中国传教。约翰·孟高维诺即是其派往中国的真正传教者。
2。西方天主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罗马教廷通过与蒙古汗廷互通使节，对蒙元帝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所有出使蒙古的教士带回来的情报都表明：蒙元帝国及其统治者周围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蒙古统治者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很少有宗教歧视现象。鉴于此，罗马教廷几欲派天主教士来华传教。忽必烈的提议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进一步加强了教皇派人来华传教的决心。128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孟高维诺来华传教。见其顺利，后又派遣了许多教士，使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数量大增。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使天主教在元朝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1）孟高维诺在大都首建天主堂就传教意义而言，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人。
孟高维诺（Giouanni da Montecorrino，1247～1328 年），1247 年生于意大利南部萨米诺附近的孟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a），为方济各会教士。约1280 年左右，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1289 年亚美尼亚王海屯二世（Hai-tonⅡ）派遣他晋谒教皇尼古拉四世。教皇特命他任罗马教廷使节来蒙古帝国，并致函亚美尼亚王、波斯王及孟高维诺沿途必经的各国君王和各地主教，请他们为孟高维诺提供方便，使能安抵中国。
孟高维诺于1289 年从罗马出发，携带教皇致伊利汗阿鲁浑、大汗忽必烈及海都的信，去往东方传教。经亚美尼亚抵伊利汗国都桃里寺。1291 年，他与商人彼得（Peter）结伴继续东行。因当时忽必烈与海都正在交战，陆路不安全，遂走海路至印度，留居马八儿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给西方教廷写过一封信。约1293 年，他从马八儿乘船来中国，在中国登陆的口岸极可能是扬州。1294 年抵达大都，觐见元朝皇帝。
孟高维诺抵大都时，忽必烈已经去世。元成宗接见了他，孟高维诺向成宗呈交了教皇的信件，并请求元帝准许其在中国传教。元成宗对孟高维诺以礼相待，并准许其在大都传教。商人彼得亦留在中国经商。孟高维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从他寄给罗马教廷的写于1305 年的第二封信和1306 年的第三封信中得知一个大概。孟高维诺的这两件信函，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重要文献。
孟高维诺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后，首先在原信奉景教的蒙古贵族中进行劝化。他到中国的第一年，就劝化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皈依基督教。阔里吉思为汪古部附马，辖长城以北及河套平原的广大地区。孟高维诺与他结识后，得到了他不少的赏赐和帮助。阔里吉思的部众亦随其改信天主教。阔里吉思生一子，亦受洗，圣名术安，即若望（约翰）的异译。后阔里吉思作战身亡，其弟术忽难又率部众重新信奉景教。
大都还有许多阿兰人，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以骁勇著称，多为蒙古统治者的侍卫亲军。孟高维诺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有密切联系，孟高维诺为他们宣道布教，结果有许多阿兰人信奉了天主教。据后来的马黎诺里报告，阿兰人有三万之众"皆崇奉基督教，或出于诚心，或出于名义"。孟高维诺还曾收养了150 名幼童，使其信仰天主教。他在1305 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ers）及《圣歌》（Hymnaries）三十首，《圣务日课》（Breviaries）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之声清亮，至礼毕乃止。"
天主教徒还在中国建有教堂，其中以孟高维诺和阔里吉思兴建的最为有名。
孟高维诺自来中国后，即行传教之事，并在大都筹建天主教堂。1299 年，大都第一所天主教堂峻工。孟高维诺在1305 年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言："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峻工。又增设钟鼓楼一所，置三钟焉"。来此受洗者陆续不绝，止于1305 年，已计有六千余人。这是大都的第一所天主教堂。
1305 年8 月，孟高维诺在大都又修建一所天主教堂。此教堂位于大汗宫门前，与大汗官仅一街之隔。这座教堂是由信仰基督教的商人彼得出资购置地基，各方"善士友朋"慷慨解囊相助而兴建起来的，圣方济各祭日峻工。教堂里厩舍、房屋、厅堂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容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绕。教堂屋宇奂新，有红十字架高立于堂顶。这是大都的第二所教堂。
孟高维诺修建的两座教堂均在大都城内，两座教堂相距有二迈尔（mile英里）半，均由孟高维诺任主持，而执行祭务者多为他培养起来的小天主教徒。
除大都两所天主教堂外，受孟高维诺影响的阔里吉思还在其属地修有一座罗马教堂。此教堂修建于1305 年之前。由阔里吉思及其部众捐资兴建。这座教堂雄壮宏丽，不亚于王公贵族的宅院。堂内供奉着天主像、"三一妙身"及天主教皇像。阔里吉思为教堂题额为"罗马教堂"。这座教堂距大都有二十日路程，孟高维诺因"不能远离大汗"而未能亲往视察。
1307 年，罗马教皇闻听孟高维诺传教成绩优异，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指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等，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皇，只须承认教皇为教会领袖，并从教皇领取总主教绶带，但绶带的传袭，须有教皇的认可。是年7 月22 日，教皇克莱门五世又派方济各会修士七人来华协助孟高维诺主持教务，七人之中只有格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o）、和安德鲁（Andrew）三人于1308 年抵达中国。
来华协助孟高维诺的三人也在中国开始传教。约在1313 年，泉州创设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格拉德死后，裴莱格林被孟高维诺任命为泉州主教。在他任泉州主教期间，居住泉州的一个亚美尼亚富妇出资修建一座大教堂，孟高维诺将其指定为主教座堂。1318 年，裴莱格林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安德鲁在大都居住5 年，也要求去泉州，得到元政府的批准。他乘驿南行，沿路"皆极受欢迎"。他在泉州附近的小林中建造教堂一座，修院一所，其中可容修士22 人。裴莱格林去世，安德鲁被孟高维诺任命为泉州主教，移居城内大教堂总理教务。安德鲁在泉州继续传教，直到最后死于泉州。近年来，泉州陆续发现了大量基督教徒的坟墓和墓碑，其中一块墓碑石上刻有拉丁文碑文，半可辨读，大意是"Andreas Peruginus牧师长眠于此"。碑文末所刻年份可辨者为"M。。XII"，应是1332 年，即安德鲁去世之年①。
据罗马教会历史记载，1311 年教皇又派遣教士托马斯、彼得等人来助孟高维诺。这些人可能也到达了大都和泉州，并在那里进行过传教活动。
1328 年，孟高维诺病逝于大都，享年81 岁。出殡时，教徒及非教徒自愿参加送葬行列者人数极多，足见其在当时极负盛名和影响。孟高维诺在华传教三十年，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2）鄂多立克东行在孟高维诺任汗八里总主教的最后几年，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波德纳人鄂多立克（Odo-ricus）来到中国。鄂多立克，生于1265 年（一说1285年或1286 年），15 岁加入方济各会，以苦行著称。1314 年（一说1316 年或1318 年）启程东行。他从君士坦丁堡先到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孙丹尼亚，继游巴格达，过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占城，最后到中国。约在1322-1328年之间，鄂多立克在中国旅行。鄂多立克最先到达的中国城市是广州，由此向东行至泉州、福州，再北上经仙霞岭至杭州和南京，再从扬州沿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元大都汗八里。居留三年后，他再行经天德、山西，抵西藏拉萨，再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
鄂多立克在泉州遇见了主教安德鲁，看见了"吾人小级僧侣"在该地有"两所房屋"（小教堂）。在杭州曾寄居于方济各会教堂，并与灵隐寺僧侣论生死轮回问题。在扬州，他又见到了"吾人小级僧侣"在那里有所"房屋"（小教堂）。解放前，在扬州出土了两块元代拉丁文基督徒墓碑，可见鄂多立克所说元代扬州有基督徒是可信的。在大都，他曾受泰定帝接见，并在大都留居三年，劝化许多人归信天主教。据他说，在大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蒙古人、萨拉森人及佛教徒，都有改奉基督教的。就连皇帝身边的御医，也有8 名是基督徒。并说孟高维诺深得皇帝宠信，威望很高。鄂多立克看到孟高维诺年事已高，急需加派教士协助，即于1328 年离开大都，准备回欧洲报告教皇这一情况。他先往中国西部旅行，直到吐鲁番地后，回转欧洲。
① 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29-30 页，图版75。
鄂多立克回到欧洲后，到亚未农城谒见教皇，求教皇降福，准许其率领50 位传教士东来传教。但因病未得实现。鄂多立克于病榻口述其东游的见闻经历，由他人记录整理，是为《鄂多立克东游录》。1331 年1 月14 日，鄂多立克去世。卒后，名声大著，其游记广为流传，被译成多种文字。1755 年7 月20 日，罗马教皇把他列入真福品。1881 年，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为其立铜像，以示崇敬。鄂多立克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旅行家之一，其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
（3）马黎诺里出使元朝1333 年，罗马教皇得知孟高维诺于1328 年病逝的消息后，委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承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里麻斯，受到察合台的热烈欢迎。但从此后竟不知去向。
孟高维诺的死，也使中国的基督徒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他们迫切希望罗马教皇再派一个继承人来。1336 年（至元二年），元顺帝派遣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及阿速人脱孩等为使，致书于罗马教皇。信的内容除表示友好，要求教皇"告天祝寿"外，还将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介绍给罗马教皇，并请帮助购买良马、珍宝等物，信中说："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贤孙，朕今介绍之于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赐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大都阿速将领知枢密院事福定、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同时上书教皇，谓自教皇使者孟高维诺来此，深受教导，皆崇信正教，但孟高维诺已去世八年，大都遂无主教，他们"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亟请教皇速派才高德隆之教士来任主教。使者于1338 年抵法国亚未农城（Avignior）教皇驻地。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Benedict XII）隆重款待元顺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并派遣佛罗伦斯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为特使，率领一个50 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元朝皇帝信及礼物，出使中国。
马黎诺里，1290 年生于翡冷翠（Firenze），早年加入方济各会，圣名若望，按照当时方济各会会规，以地名或修院名称会士，所以他又被称为"圣老楞佐的若望"（Giovanni de St Lorenzo）。1338 年，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派遣使团出使蒙古，他是特使之一。1338 年12 月，马黎诺里一行从亚未农出发至意大利那颇利港，会齐元朝来使，先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继循商道东行，至玉龙赤杰，又经阿力麻里、哈密力等地，于1342 年8 月19日抵达大都。
马黎诺里穿着庄严的祭服，在隆重的仪式中觐见了元顺帝，并献上了罗马教皇赠给蒙古皇帝的良马、礼物和书信。元顺帝对西方使者送来的骏马，非常喜爱，命在廷文人赋诗作画，称"天马"。《天马歌》、《天马赞》、《天马图》等诗画作品，纷纷出现，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诗序中说："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朗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后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它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髃下。金辔重勒。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度海洋，始达中国。是日天朗气清，相臣奏进，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遂命育于天闲，饲以肉粟洒湩。乃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巎巎命工画者图之，而直学士臣揭傒斯赞之。盖有国以来未尝见也。"周伯琦所记即此事。
马黎诺里在北京居留三、四年，元朝宫庭对他待遇优厚。据其著述记载："汗八里都城内，小级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内有总主教之寓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他在北京还"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之正义，皆能辨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灵魂于地狱苦境者，不少也"。1346 年，马黎诺里到泉州，见该处有三所天主教堂，比鄂多立克1324 年见时多一所。离开泉州后，即乘船回国。马黎诺里离开蒙古宫庭时，元顺帝曾设宴、赠物、赐三年费用及良马200 匹给使团，并回书给罗马教皇再请派人来华。虽然顺帝恳切挽留，但他决不回心转意。从泉州走海路，取道马六甲、锡兰、耶路撒冷，于1352 年到达亚未农，向教皇陈述来华经过。
自马黎诺里之后，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使节如派多马（Thormasso）、伯拉多（Prato）、加布阿（Capua）等，都未能到任。时已至元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陷于停顿。
（三）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宗教角逐1。景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景教与天主教是元代中国流行的基督教的两大派别，被统称为也里可温。实际上，这两大宗教流派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出现冲突，特别是天主教最初传入中国时。
景教在蒙古许多部落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在蒙古汗廷中也有较强的势力，而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在罗马教廷看来却属于"异端"派别。所以，这两个基督教派别在中国乍一接触，就产生了矛盾。从驻波斯孙丹尼亚城总主教约翰克拉（John de Cora）1330 年左右著的《大可汗国记》和孟高维诺1305 年给罗马教廷的信中加以看出，孟高维诺在中国传布天主教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景教教徒。
《大可汗国记》言："总主教（指孟高维诺）费尽苦心，欲使聂派教徒服从罗马教会，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缘此聂派叛教者，皆恨之切齿。。。当总主教约翰·孟高维诺在城内，为小级僧人建筑教堂也，聂派教徒辄于夜间潜往毁之，或竭其能力加以各种妨碍。惟对总主教，或其所辖僧人，或其所洗教徒，以皇帝陛下爱悯保护之故，尚不敢公然加害。"孟高维诺在信中也说："聂思脱里派徒众，名为崇奉基督，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其人造作诽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伙，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诽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助，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若没有元朝皇帝的"爱悯保护"，孟高维诺及其传布的天主教，因受景教势力的打击和排挤，恐怕很难站住脚跟。
从阔里吉思部众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可看出两派最初接触时的冲突情况。
阔里吉思及其部众原本信奉景教，孟高维诺来华后，率先规劝了他改信天主教。尽管阔里吉思在世时使部众归信天主教，但由于景教在汪古部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当他一死，其部众又马上重新信奉聂思脱里教。阔里吉思部众的信仰反复是景教与天主教矛盾冲突的典型反映。
2。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也里可温教在元代已形成一股相当强的宗教势力。在记载元代历史的有关文献中，也里可温与僧、道、回回、术忽等并称。随着基督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也里可温教与其他诸教的矛盾也逐渐产生，有时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这在史籍中均有记载。
《元典章》卷三十三载："大德八年（1304 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道教教士）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俱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録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这里记载的实际上是也里可温教与道教二教之争。温州原本无也里可温，只有佛、道二教。也里可温教传入后，其信徒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众，充其教户，甚至将道教的"法箓先生"诱化。在为元朝皇帝祝圣祈祷一事上，这里的也里可温要破佛、道、也里可温之顺序而列于道教之上，甚至殴打了一些道教徒，因而引起了一场宗教纠纷，乃至状告于朝廷，最终朝廷按惯例解决了此事。
《至顺镇江志》还记载了也里可温与佛教之争。至大四年（1311 年），仁宗登基后，崇尚佛教，也里可温也受到了一定抑制。马薛里吉思在金山修建的云山寺和聚明寺被改为"般若院"下院。原寺上的十字架被下令折毁，寺殿屋壁被绘成"佛菩萨天龙图像"。皇帝玺书中令：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集贤学士赵孟頫、翰林学士潘昂霄曾奉敕撰碑文记其事。在他们所撰的碑文中，也里可温教被说成是"外道"、"彼教"；马薛里吉思的"休官"建寺，"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也被说成了"倚势"建寺、"势甚张"等。足见当时也里可温教受佛教压制之况。
《至元辨伪录》卷三记有这样一段元朝皇帝说的话："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升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弥失河即也里可温教，迭屑即基督徒。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当时也里可温教与诸教之争的痕迹。
（四）元朝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及政策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的政策。蒙古统治者的诸教并蓄政策在也里可温教上有充分体现。蒙古初期诸汗周围都有许多基督教教徒，他们有的是后妃，有的是贵戚，有的是近臣，有的是侍卫、御医等。蒙古汗廷周围均设有基督教堂，有时他们甚至亲自参加基督徒的活动。对待西方基督教来华使者，他们都能给予热情礼遇。他们都把基督教看作是人类的信仰之一，认为它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蒙哥汗把包括也里可温教在内的诸多宗教比作手之五指，认为"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我们不同的途径"。忽必烈认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四大先知"之一，而"四大先知"都受他的尊重。对包括基督教教寺在内的各种宗教教寺，蒙古统治者都下令加以保护。大汗的圣旨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也里可温）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①天主教教士安德鲁在1326 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言："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
蒙古统治者对也里可温教的尊重与保护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如税收、徭役、军役等方面。也里可温可免除军役。《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年（1262 年）三月，"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七月，"也里嵬里，沙沙，尝签僧、道、儒、也里可温、答赤蛮为军，诏令止隶军籍。"《元史·兵志》也载：至元四年（1267年）二月，"诏遣官签平阳、太原人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也里可温可蠲除徭役，《元典章》卷三十三有也里可温"不教当差发"、"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之语。至元十四年（1277 年）十一月，"钦奉圣旨，节该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什么休著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的有来。如今依著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休著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五月，也颁有同样内容的圣旨，也里可温们"不拣什么差发休教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来"。至大四年（1311 年）四月，"钦奉圣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教当差发"。也里可温可免征或部分免征租税。大抵在太祖、太宗时，无论何人，均须纳税。定宗、宪宗时，田税、商税豁免。统一中国以后，无家室者可免征地税。有时也里可温商税豁免，地税仍照制交纳。武宗后，与平民同样纳税。就总体而言，元代也里可温在税务方面是享受优待权的。
除兵役、徭役、税赋等方面也里可温享有特权外，在经济上，有时还得到政府的资助。《元史》卷二十《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1282 年）四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一带兴教建寺时，朝廷曾赐给他"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孟高维诺在大都传教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资助，甚至在宫中占有一席职位。泉州主
① 据1238 年风翔长春观公据碑。
教安德鲁在1326 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经济来源。他说："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他离开大都前往泉州时，将"钦赐薪俸"移往刺桐（泉州），依皇帝所赐俸金为生。他在信中接着又说："据此间基奴亚商人之计算，照本年汇价，皇帝每年给余之俸金，可值一百金佛罗林（Florins）左右。俸金大半，余皆用之于建筑教堂。在吾所居全省内，教堂寺庙，华丽合适，无有过于吾所建者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数十年，没有元朝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进行的。基督教能在有元一代兴盛发展，深深得利于元朝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
为管理也里可温教门，元朝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崇福司。建立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云其"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崇福司为专门掌管基督教的机构，正如宣政院专掌佛教、集贤院专掌道教一样。宣政院秩从一品，集贤院秩从二品，崇福司的级别与集贤院同。崇福司的下属机构为各地的掌教司所。至延祐二年（1315 年），全国有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鉴于这种情况，这一年管理也里可温的中央专门机构由司升格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延祐七年（1320 年），又恢复为"司"。
七、元代犹太教犹太教是世界各地犹太人信仰的宗教。其创始人传说为摩西。犹太教是在古希伯来多神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摩西时代，发展成为一神教。以色列人返回并定居迦南后，犹太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定型。犹太教的经典为《圣经》，包括《律法书》、《先知录》、《圣录》三部分，后由基督教徒继承而被称为《旧约圣经》。另有口传法律集《塔木德》，为仅次于《圣经》的经典。犹太教的基本信仰、教义、教规、礼仪等，均出自于这些主要经典。信仰犹太教的人认为上帝耶和华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神，以色列--犹太人的灾难是上帝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只有信赖上帝和上帝派来"弥赛亚"（救世主）才能获救。其戒律有摩西"十戒"等，其礼仪有割礼、献祭礼等。犹太教形成后，随着犹太人的迁徙和其他活动而在世界广为传播，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一）元以前的中国犹太教犹太教也传到了中国。
关于犹太人来华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主要有周代以前说、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和北宋说等。前三说或依传说猜测，或系考证有误，缺乏历史依据，均不可信。今人多持后二说，认为犹太教至迟在唐代已传入中国，至宋代曾盛极一时，特别是在犹太人较集中的城市开封。
关于犹太人来华的途径，有"陆路说"、"海路说"以及"海路、陆路兼有说"。其中"海路、陆路兼有说"较令人信服，今人多采此说。唐代中期以前，犹太人主要是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唐代中期至南宋，犹太人主要从海路到中国东南沿海，再由陆路到达中国内地的一些主要城市。这是元以前犹太人来华的大体线路。
犹太人从海、陆两路来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事贸易活动。犹太教为一种单一民族宗教，与那些其他诸多民族所共同信仰的某一宗教不同，所以凡犹太民族所到之所即为犹太教所分布之处。随着犹太人来华的经商贸易活动，犹太教也自然地被他们带到了中国。传入中国的犹太教，史称为"一赐乐业教"。
中国古代将犹大教称为"一赐乐业教"，民间俗称为"挑筋教"（因传说犹太民族祖先雅各曾与天使角力而伤腿筋，犹太教徒宰杀牛羊时去筋不食，故有此称）。早在明弘治二年（1489 年）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的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一赐乐业"之译名。明正德七年（1512 年）立的《尊崇道经寺记》碑、清康熙二年（1663 年）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都用此译名，其后遂相沿用。一赐乐业，系指犹太民族。一赐乐业实即希伯来文yisrael 的音译，即今以色列之异译。一赐乐业教，即指犹太教，也可用来专指传入中国的犹太教。
一赐乐业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是宋代。是时，在华犹太人甚多，大概有七十多姓，他们曾向宋朝天子进贡物品，有的则定居中国。明弘治二年（1489年）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文言："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华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宗兴隆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 年），一赐乐业教徒还在开封兴建了一座犹太教寺，所谓"列微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喇始建寺焉"。除开封外，其他各地也有许多犹太教徒。明正德七年（1512年）立的《尊崇道经寺记》碑文云："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足见一赐乐业教之盛。
（二）元代犹太教在中国的复兴元代，一赐乐业教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犹太人来华的数量大增，"术忽"和"斡脱"在元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开封的犹太教清真寺也得到了修复和重建。一赐乐业教继宋代之后再度兴盛。
1。犹太人再度来华元代是继宋代之后犹太人来华的又一高峰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蒙古骑兵，如狂飙一般横扫欧亚大陆，当时就有许多犹太人随蒙古军来到中国。蒙古军的西征，使得东西方交通变得极为通畅，为犹太人从陆路来华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犹太人仍取道海路来华贸易。犹太人从陆、海两路来华，使得元朝在华犹太人的数量剧增。除开封外，还广为分布在大都、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诸地。
据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载，汗八里（今北京）有许多犹太教徒，这些犹太人尊崇摩西，有着自己的习俗和节日，犹太人的宗教和节日受到了忽必烈汗和其他蒙古贵族的尊重。他在进述忽必烈率蒙古贵族参加基督教徒的复活节庆祝活动时说：忽必烈汗知道复活节"是我们主要的严肃节日之一，他命令所有的基督教徒到他那里去，带着他们的圣经。。在把圣经连续的、富有仪式的、在点着的香火上熏过以后，他虔诚地把它吻一下，接着指挥所有在场的达官贵人也这样做一下。在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节日，他普遍都有这样的举动。例如复活节与耶诞节。而在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节日，他也遵守着同样的办法。有人问起他这样举动的动机，他说，'人类各个不同阶级所尊崇而礼拜的大先知有四个：基督教徒认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神道，撒拉逊人的神道是谟罕默特，犹太人的是摩西，而偶像崇拜者的是叟苟莽摆--康（即释迦牟尼），是所有偶像中最卓越的偶像。我对所有这四位都尊敬'"。尽管马可·波罗记述的不是犹太人的节日，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元大都里犹太人的情况--他们同基督教徒一样，已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尊崇自己的神道，有着自己的节日，而忽必烈和蒙古汗廷的达官贵人也象尊重基督徒那样尊重犹太人。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一次提到大都的犹太人，那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乃颜叛乱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乃颜是个信奉基督教的人，军旗上画有"十"字。败灭后，犹太人和回教徒都借此事来嘲笑城里的基督徒，笑其"十"字不灵。基督教徒将此事状告于元世祖，忽必烈怒斥了在场的犹太人等。马可·波罗东游之时，正值至元十六年（1279）开封重建犹太教寺之际，其时犹太人初来，未改汉姓，所以能区别辨认出来。
除京城外，泉州、杭州等地也有许多犹太人。泉州，是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很早就有外国商人活动。北宋时期，阿拉伯商人在塗门街建有"圣友寺"。元代，有许多犹太人在此经商，有的则定居于此。这些犹太人有着自己的信仰，不愿意归附基督教。1326 年，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天主教教士贝茹基亚的安德鲁（泉州主教）在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这说明泉州元代有犹太人并坚信自己的宗教。
杭州的犹太人在中外的文献中都曾有过记载。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载，元代杭州城里住着许多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崇拜太阳的突厥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居住区域，城市的第二区有城门曰"犹太人门"。元人杨瑀在《山居新话》中云："杭州砂糖局。。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主鹘，即指犹太人。距杭州数十里的澉浦港，是元朝同其他国家发展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杭州的犹太人可能多是在此港从事贸易者定居而来。
此外，在其他一些城市和地区，如宁波、扬州、宁夏等地，也都活动着许多犹太人。开封宋代已有犹太人定居，元代曾重修犹太教寺，明代还有犹太人立碑纪念，这一切表明元代开封的犹太人数量一定很多，其中大部分为宋代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也可能有一些是元代新去的犹太人。据《元史》中载，元代"术忽"及"回回"遍及"各处"。"术忽"即指来华的犹太人，经常与僧、道、回回、答失蛮、也里可温并称，成为大元帝国显赫一时的一股政治、经济和宗教力量。除术忽外，"斡脱"也与犹太人有关。
2。术忽与斡脱在汉文献中，最早记载犹太民族的是《元史》。《元史》中经常出现"术忽"一词。如《元史·文宗本纪》载，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 年）三月，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据学者们考证，术忽即犹太人。在记载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术忽又作"珠赫"、"主吾"、"主鹘"、"主乎得"等，都是术忽的异译。其源出于阿拉米文的"yehudi"，即犹太。10 世纪以后新波斯文作"Djuhudi"，蒙元统治者以蒙语音译之，再被史官以汉字译其音，辗转相译，遂有"术忽"、"主忽得"诸名。
在有关元史的文献中，术忽经常与僧、道、也里可温、回回、答失蛮等并称，皇帝的诏令中亦多次提及术忽。可见犹太人在元代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术忽中有许多是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的，他们作为"色目人"的一部分，同也里可温、答失蛮一样，成为元帝国统治民族中的一员，享受着各种特权，深为元朝统治者所重视。术忽在蒙古军队中扮演重要角色。《元史·顺帝本纪》载：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 年）五月，"摹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术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可见，蒙古军队中有许多术忽，即使是后来散居各处的或分散来华经商的术忽，也被招摹成兵。术忽在元代经济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献中凡言及术忽，则多与商、税二字相联，可见术忽的职业多是从事贸易活动的。术忽中有许多"富商"、"殷富者"，元朝统治者早就有了"旧制"，以令其纳税，他们的租税成为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术忽则成了不善经营的蒙古贵族的代理商。术忽在元代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的作用，必然会使其所信仰的宗教得到相应的尊重。再加之元朝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一赐乐业教便广泛流行于犹太人在华活动之处。
元代与犹太人有关的还有"斡脱"。斡脱一词最早出现在元《经世大典·马政篇》中："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奏：诸衙门官吏、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合买。"该书又载，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劄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斡脱等户，但有四岁以上骟马，曳刺马、小马，尽数赴宫中纳，当面给付价钞"。斡脱一词，其语源及具体涵义目前尚有许多争议，至今解释不清，但都与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争议者主要持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斡脱就是指犹太人。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就这样认为。另据学者们考证，希腊文称犹太为"亦俄代"（Joudaios），俄文和德文则称为"裕对"（Jude），而"斡脱"则是元代的也里可温对犹太人的称呼。在史籍中，僧、道、回回、也里可温、术忽往往并称；同时，僧、道、回回、也里可温、斡脱也经常并称，而且居然存在这样的现象：凡以术忽与前几者并称时则不出现斡脱，而凡以斡脱与前几者并称时则不出现术忽（例外极少）。前几者都是指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术忽亦指信仰宗教（犹太教）的人，所以斡脱很可能是指犹太人。这种意见若为是，则术忽与斡脱同指犹太人，只不过一个是自称，一个是他称而已。另一种意见认为，斡脱是元代的一种商业组织，并进而引申为商人。蒙古人不善于做生意，把钱交给斡脱商人，令其贸易纳税，这种机构以及在这种机构工作的人都统称为斡脱。所以有"斡脱钱"、"斡脱所"、"斡脱总管府"等词。若这种意见为是，也与犹太人有关。元代与蒙古人接触、代理蒙古人经营商业及银钱借贷的外来民族，主要是回回人和犹太人。而回回、答失蛮等在文献中与斡脱并称，则作为一种商业组织的斡脱也主要由犹太人组成。若作为一种商业组织的斡脱主要是由回回人组成，而文献又将其与回回、答失蛮并称，岂不显得重复？因此，可以推断，即使斡脱是一种商业组织，也是一种以犹太人为主的商业组织。由商业组织进而引申为商人，其商人也主要是指犹太商人。《元典章》上有"斡脱商贾"和"斡脱钱债"等词，这与犹太人善于经商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的传统是极相吻合的。据上述，可以这样认为：斡脱在元代文献中是一个与犹太人有关的多义词，它有时用来专指犹太人，有时用来指以犹太人为主的商业组织和商人阶层，有时也用来指类似犹太人那样的善于经商、放高利贷、盘剥等行为的人，所以史籍还有"斡脱们的勾当"之类的词语。元代文献中频频出现有关斡脱的种种记载充分显示出犹太人及其宗教在元代的兴盛情况。
3。"古刹清真寺"的修建一赐乐业教寺最著名的是开封的"清真寺"。开封犹太教清真寺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三年，也就是明弘治二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中所称的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 年）。寺以清真命名，非指此寺为回教寺，而是取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之意。后人为区别于回教寺，曾将寺名改为"尊崇道经寺"，如明正德七年所立的《尊崇道经寺记》碑。因水患等原因，此寺曾多次遭毁，亦屡经修缮，元、明、清三代共修建十余次之多。元代是第一次重修这座犹太教寺。元代此寺名"古刹清真寺"。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古刹清真寺曾得到修建。明弘治二年立《重建清真寺记》碑言："元至元十六年已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重新修建的古刹清真寺座落于开封的土市字街东南。开封的土市字街，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载，名"土市子"，在潘楼以东。元之土市字街即前代之土市子，古刹清真寺便座落于此。关于修建的年代，明弘治二年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记为："元至元十六年已卯"。明正德七年立的《尊崇道经寺记》埤亦云："宋孝隆兴元年癸末，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已卯重建。"只是清康熙二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的说法有异："其寺俺都喇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十六年。"此碑为清人依旧记而作，至正当为至元之误，然而一字之误，却把元代犹太教徒重建古刹清真寺的时间推迟了近八十年，故当改之。古刹清真寺的修建，说明在开封的犹太人仍信奉其教，并有自己的统领，这些人大概多数属于宋代开封犹太人的后裔。
4。元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元代来华的犹太人，除一些被编入军旅者外，多数还是商人，经商贸易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内容。此外，他们还有以养马、制糖、屠牛、行医为业的。因此，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遇有要事，朝廷都要下旨统一召集。犹太商人的税赋和役务在总体上是享受减免的，即使是纳税，也往往遵循的是"旧制"。在犹太人中，那些巨商富贾以及斡脱们经济实力雄厚，与贵族联系密切，在政治上享有的地位也高。
元代犹太人有着自己的宗教生活。他们乍来中国时，都用自己原来的名字，很少有改用外姓者。他们还举行宰牲祭祀和割礼等仪式，很少与外族人通婚，以致于经常发生近亲结婚的现象。蒙古统治者的有关法典中就有关于禁止犹太人屠宰牲畜和举行割礼仪式等内容。对于近亲联姻者，更是明令禁止。《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六年（1340 年），"监察御史世图尔言，宜禁答失蛮、回回、主吾人等叔伯为婚姻"。犹太人为维护其血统纯正，不惜近亲结婚，大概在当时极为普遍，所以才有监察御史上书禁止之事。在开封的犹太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教寺，宗教生活可能会更正规一些。其他各地的犹太教徒，亦能坚定自己的信仰。欧洲罗马教皇派出的天主教传教士，劝服许多蒙古贵族及阿兰人改信基督教，但却没有一个犹太人接受他们的洗礼。足见元代来华犹太人是非常恪守其宗教信仰的。
犹太教在元代能够兴极一时，其主要原因在于元代社会的开放性。东西方交通的畅通，元朝政府对外来贸易者的鼓励、对宗教的兼容并蓄政策，都促使了犹太人从海陆两路大批来华。犹太人及其宗教在西方屡遭某些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迫害，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经营的家园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去寻找他们的立足之地。元朝来华的犹太人却很少受到来自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迫害。元朝政府对他们及他们所信奉的犹太教采取与其他民族、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犹太人的贸易活动也受到鼓励甚至享有特权。相对当时的西方世界，元帝国似乎成了犹太人的"乐园"，故而犹太教在元代流行一时。
八、结语元代，是中国宗教史上较有特色的一代。元代宗教的最大特点便是它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蒙古诸部原本信奉原始的萨满教，但在元朝统治者诸教并蓄的政策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等，都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尽管各种宗教之间存在着种种争斗与角逐，但总体上是平等、共存和相容的，只是佛教略占上风。元代又是外来宗教在中国再度传播和普遍传播时期，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对中国发生全面影响，当始于此时。对元代宗教的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元代宗教的史料，散见于《元史》、《元典章》等汉文史籍和《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穆斯林史籍以及蒙古文、藏文古籍文献中；元代在华传教士的信札、元代宗教碑刻等，亦是研究元代宗教的重要资料。但就总体而言，元代宗教资料十分匮乏、零散，研究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因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元代宗教历史的著作问世。
这部《中国元代宗教史》根据现存有限的史料，参照近年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成果，力图对元代宗教的历史作一个大体的勾勒和描述，并对某些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一些有关宗教研究的论著和译著，在此一并向这些作者和译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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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66/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元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在13 世纪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本书对这一时期的蒙古、汉等中心民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分别从节令、服饰、饮食、起居、婚姻、丧葬、祭祀、禁忌、娱乐等方面展示了元代特有的生活习俗，书中不仅介绍了元代平民百姓生活方式、习俗，而且也揭示了贵族统治者奢侈糜烂的生活状况；不仅介绍了单个民族富有特色的诸多习俗事象，也阐述了元代各民族人民习俗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勾画出了元代华夷兼容的习俗文化图像。
一、元代习俗概述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朝代，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虽然多沿袭了前代，但比起前代更富有传奇色彩和独特风采。就其习俗而言，元朝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民族经济文化传统各异，民族关系繁杂多变，所有这些决定了元代各民族习俗带有很浓的民族特色；元朝又是北方蒙古民族、色目人和汉族等各民族统治集团联合治理的朝代，故阶级关系复杂，阶层差异和区别十分明显，因此，元代各民族生活习俗中深深打上了各阶级和阶层的烙印。此外，元朝虽然统治时间短，但由于社会变革迅速，民族交往频繁，各种矛盾斗争激烈，促使习俗在形成发展时间上，显示出特定时代标志的特征。但习俗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元代习俗又和元代的其它文化现象一样，显示出具有传承性特征。传承性是习俗发展过程中的运动规律性特征，具有普遍性，因此，传承性是元代习俗文化中的主要特征。下面我们对元代习俗的这些特征，作一简略的分析。
（一）民族性在元代的习俗文化诸特征中，其民族区别是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因为，有元一代，民族之众多，居民结构之复杂，是历代王朝所不能比拟的。除元代历史上占特殊地位的蒙古民族以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之外，还有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过强大封建帝国的契丹、女真、党项、畏吾儿等诸多民族，还有在中国南北方世代居住繁衍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及陆续从西域、中亚等地移居中国的色目人。
在这些民族中很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有些习俗事象，几乎完全异于其他民族的习俗事象。即使是同一类习俗事象，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特点。
1。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经济生活、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物质生活习俗的多样性，首先在食俗方面，就蒙古族而言，在元代，他们仍然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因此他们的饮食等物质生活习俗，与他们所经营的游牧经济息息相关，如，他们吃的是牛羊肉、奶制品，喝的是马、牛、羊乳等，所以彭大雅说，蒙古人"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①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辞之嫌，但确实说明了蒙古人饮食习俗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植物性食料为主的汉族等农业民族的饮食习俗中是看不到的。元代各民族饮食习俗，同样都以熟食为主，但做法大不相同。蒙古牧民食物中，"火燎者十之九，鼎烹者十二三，"①与内地汉族烹调食俗大有径庭。
其次，元代各民族间，在服饰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在质料方面，以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衣着质料多为家畜或野兽毛皮。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地
①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本，第6 页。
①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本，第6 页。区产的貂鼠、银鼠毛皮是乃自古是高级服饰质料。元时有专职猎貂鼠、银鼠部落，以供帝王贵族之用。汉族等定居的农业民族衣服主要与种植业有关的丝、麻、棉纺织品，元时依然未改变这种状况。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棉花种植得到全面推广，棉纺技术也有所提高。从而棉布成为内地定居民族人民主要的衣料。
此外，衣着样式方面的民族区别，也很突出。蒙古人多穿袍，汉人称之为"团衫"，南人则称"大衣"，贵贱皆如之。其袍式宽大而长，大袖，袖口收缩。贵族妇女有的袍长曳地，行时须两女奴拽之。系腰和皮帽即鞑靼帽也是蒙古人服饰的特点。所以叶子奇说："帽子系腰，元服也。"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已婚贵妇所戴的顾姑冠则是元代极为特殊的一种首饰，它的质料和形制，自古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蒙古人的这些服饰习俗，相异于继承唐宗传统的元代汉族以及国内其他民族的服饰。
其次，在居住习俗方面，元代各族也有各自的特色。蒙古等北方民族穹庐则是一种适合于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住室，虽然大小、形制有所不同，但皆属于迅速拆卸和搭盖起来的圆形房屋，它最适合于北方民族游牧生活。这种活动性住室决不同于内地定居民族的土木住屋。蒙古族统治集团入住中原，在大都安照中国的传统，居住在宏伟壮观的宫禁中，但他们仍然喜爱居住帐房，元初就建立了宫帐斡耳朵制度，历朝相传。叶子奇《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称："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这些"极金碧之盛"而可搭可拆的特大宫帐与中原汉族永久性的宏伟壮丽的宫阙形成鲜明的对照。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精神生活习俗岁时节序包括婚俗、丧俗、祭祀、宗教信仰习俗和娱乐习俗等等。
在岁时节序方面，元朝各民族基本上沿袭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因此这方面的民族特征，显而易见。比如，汉族的元旦、元宵、清明寒食节、重午、七夕、重阳、除夕等传统节日本身以及各节日的习俗诸事象，都显示着汉族人民节日习俗中的民族特征。蒙古人也把正月称为"白月"，正月初一人们穿白色服装，相互赠送"白色"礼物，这与蒙古人尚白习俗有关。
元代各民族婚姻习俗，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如，在元代蒙古人中仍流行抢婚的遗风，在战争中征服敌人后夺取其妻女，在法律上已认可。还有在部分蒙古人中流行的"冥婚"等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姻形态。又如，蒙汉两族中都存在着招婿婚，但汉族中流行的招婿婚远比蒙古族的形态多样。如，养老女婿、年限女婿、出舍女婿、归宗女婿等，它们也各有特征，形成了元代汉人招婿婚的特点。
在婚姻俗制方面，同样是一夫多妻制，但在各民族间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如汉族传统中不管妻妾有多少人，但"正妻"须一人，而蒙古族婚姻俗制中，虽然有妻妾之分，但不是特别严格，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妻妾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
在婚礼方面，蒙古人的"吃不兀勒札儿"是一种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婚俗事象。"不兀勒札儿"是指羊的颈喉，许婚时吃羊喉，意示定婚不悔，坚②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1 页。
久不离，百年合好。只有以羊为主要生活资料的游牧民中才会形成这种习俗事象。又如，女真人婚俗中的"拜门"一节未见于蒙古婚俗，又与汉族婚俗中的"拜门"不同，是具有女真人特色的习俗。
其次，在丧俗方面，在元代的各民族丧葬习俗，多承袭了前代的传统，土葬习俗在很多民族中流行，其中蒙古人的土葬习俗是颇具特色的。那就是他们埋葬死者后不立冢。《黑鞑事略》中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叶子奇也说过，元帝陵无冢①。因此，从成吉思汗到元诸帝陵地具体地点，至今未知。这种丧俗在古今中外所罕见，可谓极为奇特的习俗事象。元代畏吾儿人丧葬习俗也是相异于元代其他民族。比如，人死后，亲眷"女孩儿、媳妇儿每带白孝，散发者。内于若有亲眷孩儿每做和尚合带的孝呵，交肩甲上挂白财帛者，俗人每散发者。"②畏吾儿人丧俗中还有棺槨上刻太岁头、灵车前树大丧盘子，挂甲，唱走灵马等等。
此外，汪古人"遇父母之丧则■面而哭"③的习俗，更富有特色。元代汉族的丧葬习俗则是沿袭了唐宗以来的旧习俗，也有元代其他民族的丧俗中所看不到的内容，此不赘。
其三，在元代各民族祭祀宗教信仰习俗方面，也有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习俗事象。如，汉、蒙同样祭天地、但祭祀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汉族传统的祭天习俗是宫廷和民间两种形式。帝王的祭天在南郊举行，其规模之宏大，程序之繁杂、自不待言。而蒙古人则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和方法祭天。那就是他们为上帝塑造很多偶像，以敬献饮食致祭，祭祀的方法是把酒食"洒奠"在偶像上面，或抛洒在地上。
元代宫廷的"烧饭"致祭也是很有特色的祭祀礼俗。他们在举行"烧饭"祭祀时，把祭祖、祭亡灵的酒食等供物焚烧掉。并把祭祀所剩之食物，所有参加致祭者共同分享。
在宗教信仰习俗方面蒙古人的"烧琵琶"占卜吉凶以及"札答"之术呼风唤雨等等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事象。
其四，在娱乐习俗方面，首举汉族的围棋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游戏。在元代，下围棋这一汉族传统娱乐习俗，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了发展，成为上层贵族和文人喜玩的一种游戏。此外，汉族打双陆、猜枚等各种娱乐以及蒙古人的"玩石阿"即打髀石，也富有民族特色。
总之，元代各民族生活习俗中有很多事象是某一民族所独有的。这些是元代习俗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在各民族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元代习俗中不但有民族性，而且还有地域性特色。因为，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生产发展以及社会风尚传统的独特性，既使同一个民族中，习俗也能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详述。
（二）阶级与阶层的差别习俗的主要属性之一，是习俗事象中显示的阶级和阶层的差异。这是指
①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第60 页。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海王顿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下同），第461 页。
③ 《蒙鞑备录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本。
各民族内部的共有习俗惯制中，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和阶层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经济地位与手段的不同，习俗形式的繁简不同等诸方面。
1。在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在元代各民族生活习俗诸事象中，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阶级与阶层差别最为鲜明。
首先是饮食习俗方面，比如，同样是以马乳为饮料，但蒙古帝王所饮马乳与普通牧民所饮马乳不同。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说："初到金帐，鞑主饮以马奶，色清而味甜，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膻者大不同，名曰黑马奶。。。只此一次得饮，他处更不曾见，玉食之奉如此。"这就是说，帝王所饮马奶是"色清而味甜"，普通人喝的是"色白而浊，味酸而膻"。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述了宫廷玉食几百则，这些饮食物与普通百姓酸黄虀、淡白粥比较，可谓天壤之别。尤其是在汉族饮食习俗方面的贵贱之异，尤为明显，就元代而言，也是非本文所能概述。
其次，在服饰方面，同样是长袍，普通人穿的是粗布袍，腰系杂采绦；穷苦人穿的是"黑花山羊羔答忽（袄子）"，帝王贵族则着十分珍贵的貂鼠答忽，元朝诸帝及大臣们所穿的质孙服则是从西域进献的纳失失，即金丝锦缎、怯绵里即剪茸等为质料的一色服。
元廷于延祐元年（1314 年）还为"彰贵贱，表诚敬"，规定了服色等第。规定称："上得兼下，下不得僣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①元廷以服色等第来维护服饰上的阶级和阶层差别，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中国服饰史上罕见的举动。
其三，住室与交通工具方面的阶级、阶层差别也是元代习俗中十分明显的。比如，蒙古人不管帝王、那颜阶层或普通百姓都住毡房即穹庐，但毡房的大小乃至形制、内外装饰都有差异。普通人住的住室，"如鸡笼状，门高仅五尺，出入必低头。"①而帝王贵族所住的昔剌斡耳朵即金帐则是比普通帐幕大得多，可容数百人及千人，"阈与柱皆以金裹"。尤其是汉地宏伟壮观的宫廷建筑与穷苦百姓的"漏星堂"是无法比较的。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完备的车舆制度，元代皇帝所乘舆辂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多种。其中象辂即象轿是元代特有的乘舆，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把它装饰的金碧辉煌，玉珞极尽。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这些都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阶级与阶层的差别，又表现在元代各族人民精神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
如，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祭祖、祭神以及宗教信仰习俗和娱乐游戏习俗等等。
首先在岁时节序方面，元代同前代一样，岁时节令是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但其中也能显示出阶级与阶层差别。这里仅举一例：清明寒食节是元代的重大节日，元廷规定放假三天。在此节日里人们上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1944 页。
① 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
坟祭祖。"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①而穷苦人的清明寒食节是另一种情形。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贫困，在清明节这一天，"竟以菽黍秸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②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元代岁时节令习俗中显示出的阶级差别。
其次，在婚俗方面，元代不论汉族或蒙古族以及党项即唐兀忒人中都流行一夫多妻制，妻妾多则几百，少则几人。但这些拥有众多妻妾的人都是帝王将相、富豪商贾。而一些穷苦人往往"不能娶妇，故使作赘。"③还有一些贫苦人无力维持生计，把妻子典卖给家财富足的男子。另外在聘财、婚礼等方面的阶级差别也较为明显。此外元代的"驱良婚"，更能说明问题。所谓驱口是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及其子孙后代，即男女奴婢。驱口男女只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元廷以明令禁止驱口与良人之间的婚姻，违者坐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④。
其三，在丧葬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一般都施行土葬和火葬、天葬等葬式。但同一种习俗事象中出现的阶级阶层差异也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丧事的规模、随葬品的丰俭等等。我们对元代帝王、贵族丧事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奢靡之极，不必多赘，就民间的富足人家和穷苦人家丧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突出的。一些富人，"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异，号泣后随"，"布设路祭，乱动音乐，施引灵柩，远■正街。"①江南的一些富人的丧葬"以侈靡为孝，凡有丧葬，大其棺槨，厚其衣衾，广其宅兆，备存珍宝，偶人、马车之器物，亦有将宝钞籍户。。葬。"②而有些贫苦人家不能如期举行葬礼，尸骨也无地安葬，因此，不得不长期停柩不葬，其原因是"贫乏不能胜丧"。说明元代丧俗中的阶级阶层差别还是很大的。
其四，在元代祭祖、祭神灵等祭祀活动是全民族性的，不分贵贱上下，但在这共同的习俗里还存在着明显的阶级与阶层差异。主要表现在祭祀规模、仪式、祭品等方面。对元代帝王、贵族祭祀活动规模之大、仪式之繁琐、祭品之奢靡自不待言。就民间富裕人家与贫困之家的祭祀中也显示出较大的区别。有些富人在清明节时，肩担春盛担子，手提红干腊肉，上坟祭祖，而有一穷人则"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半瓶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上坟祭祀其死去的父母和公公婆婆，他又怕父母和公公婆婆在地府"争这馒头闹将起来"，后来他想出个办法，把馒头"劈做两半个，一半供养公公婆婆，这一半供养父母亲。"③这些虽然是文学作品的夸张描写，但也确实说明了元代祭祀习俗中显示出的阶级阶层差异。最后，在娱乐习俗方面。娱乐活动，也是不分贵贱，为人类的共同习俗，但其中也有阶级和阶层的差异。比如，围棋和象棋、打双陆、拆白道字等游
①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7 页。
③ 《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
④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良人不得嫁娶驱收"。
① 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德典章遗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50 页。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葬礼》，"禁约厚葬"。
③ 元杂剧《老生儿》，第三析，白，见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377 页。戏主要流行在"管军元帅"、文人、大家闺秀或富足人家以及上层风流中。元杂剧《玩江亭》，第一折，白："小可人酆州人氏，姓牛名璘。家中颇有些资财，。。平日之间，好打双陆，下象棋、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所不道，无般不晓。"而贫苦百姓则"不会投壶打马，则惯拨麦看牛。"①打马，即打双陆。这些又说明，元代的娱乐习俗中也能看出阶级和阶层的差异。总之，在元代习俗中阶级和阶层的差别是很突出的，上述仅是若干个举例而已。此外，元代习俗还显示出民族不平等或民族压迫和剥削的事实。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提一下，恕不详述。
（三）历史性生活习俗在发展的时间上，或特定的时代里显示出的特征，叫做习俗的历史性特征。对元代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变革的年代，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各民族生活习俗在不少事象中显示出了时代的特征。
1。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人民物质生活习俗，虽然多承袭了固有传统，但有些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时代特色。
首先，在服饰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人民的密切来往，导致他们服饰文化的交流，从而在习俗文化中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时代特色，即历史性特征。比如，质孙服是蒙古族贵族传统服饰。在重大节日饮宴时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凡参加宴会者，都要穿单色服，叫做质孙服。质孙服为冠帽相配，冬夏质孙服种类达五十多种，在元代其款式也有了新的发展；元代末年，一度流行一种仿高丽式的衣服、靴帽。直至"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①似类例子很多，此不赘。这些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服饰，随着元朝的覆亡而从中原汉地消失。
在饮食习俗方面，元代又基本上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由于改朝换代，民族交往，生产发展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元一世又显示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历史特点。比如，在元代，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的空前交流，促使元代饮食习俗的改变，宫廷饮食习俗尤为突出。如，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一书中载录的宫廷御膳几百种，则是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元代饮食习俗为历史性特点的有力的见证。该书中记载的菜肴和面点类食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用羊肉或羊五脏作为主要原料。这是元宫廷饮食的一大特征。它也影响了民间饮食文化。在元代"羊酒"是大小饮宴必备的饮食物。此外，元宫廷饮宴中的"喝盏"之俗也有时代特色，这里就不详述了。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元代的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祭祀、信仰习俗以及娱乐等精神生活习俗方面，也显示出了时代的或历史的特色。
首先，在岁时节序方面，元代虽然基本上沿袭了各民族固有的岁时节令
① 《太平乐府》卷9，元无名氏散套《耍孩儿·拘刷行院》，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342 页。
① 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96 页。
传统，但也不乏带有时代烙印的新内容。比如，宫廷贺正之俗中，正月一日，内八府宰相领礼部中书相国，以外国大象进献皇帝②。还有十月一日以后的"送寒衣节"，祭上坟，扫黄叶，开垛场，除夕之日■除不祥为目的的"洒净"等活动都有元代特征。此外，元代的大都，后来的北京地区经久流行的正月十九日燕九节是始于元代。农历正月十九日是全真道宗师丘处机诞辰日，是日大都人民致酹祠下，逐渐演变为节日，一直流行到现在。
其次，婚丧嫁娶等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古等北方民族的收继婚。父亲死后，儿子可以以财产的形式继承其生母以外父亲的妻子；兄弟死后可以娶嫂或弟媳为妻。元初仍流行此俗。至元代此俗有所改变。据《元史·脱脱尼传》载：哈剌不花死，其妻脱脱尼年二十六岁。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渐惧谢罪，乃析业而居"。说明蒙古人收继婚俗渐趋改变，成为过去。
在丧葬俗制方面，蒙古人实行火葬，始于信佛教以后，元时才流行的习俗。而汉族的火葬习俗流行较早。对汉族的火葬习俗，元廷以"实灭人伦，有乖丧礼"为由，明令禁止。但由于火葬是既方便，又卫生的丧葬习俗，终未能阻止。
在祭祀以及宗教信仰习俗方面，元代蒙古人偶像崇拜习俗是与蒙古人古老的萨满教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把天地神灵塑为毡像，早晚致祭，顶礼膜拜。但后来由于蒙古人改信佛教，在一部分人中偶像崇拜逐渐失去往日的兴盛。蒙古族的烧饭祭祀也是元皇室主要的祭祀活动之一，但这种习俗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习俗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元朝北迁而消失。
再如，元廷"游皇城"是元代的重要的信仰习俗。至元七年（1270 年）
元世祖采纳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置一白伞盖，顶部用素缎，上书写金字梵文，意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定于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举行启建白伞盖佛事，以各色仪仗导引，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谓与众生驱除不祥，导引福祉①。周游皇城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可谓一代之制。但这种重大活动随元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又如，"射草狗"、"脱旧灾、迎新福"等元廷重要的崇教信仰习俗也同"游皇城"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但这些活动的有关记载告诉我们，元代崇教信仰习俗中仍显示出一些历史的特征。
（四）传承性习俗的传承性是习俗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特征，它具有普遍性。因为习俗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好的习俗以其合理性赢得广泛的承认，代代相传，各种恶俗陋习也往往以其因袭守旧的习惯势力传至后代。习俗文化的这种传袭与断承的活动特点，元代习俗中也普遍存在。
1。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各族人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习俗中显示出的传承性是很突出的。
首先在服饰方面，蒙古人的服饰有明显传承特点，元代的蒙古人服饰，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2 页。
① 《元史》卷77，《祭祀》6，"国俗旧礼"，第1926 页。
竟可在古匈奴人服饰中找到丝迹。元代皇帝衮冕及百官服多承袭了汉唐以来的传统，官吏以长袍为主，其样式，都是右衽，大袖，盘领，下长过膝。老百姓中汉人、南人多袭宋代衣衫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旧的保守习惯，从唐代已有的汉族妇女缠足之恶俗，在元代仍盛行。
其次，在饮食习俗方面，饮食是诸多习俗事象中最有稳定性的因素。在元代习俗中传承性特点尤为突出的仍然是饮食习俗。在元代，以蒙古为代表的诸游牧民族来说，肉类和乳类仍然是他们食物的基础。元代宫廷御膳虽然与前代有所变化，但对广大的汉族人民来说，仍然是主食为五谷，辅食为蔬菜，外加少量的肉食，主食仍然以面食为主，米食为副。饮料为各种酒类和茶。
其三，起居习俗的传承性也很明显，元代蒙古人住室帐幕，承袭了蒙古先民以及古代北方其他民族移动性住室传统，只不过形制和大小有所变化而已。在元代内地汉族的土木建筑物、以及帝王官阙制度，未因受北族的传统而改变。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在元代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存在传承性特征。
首先，在岁时节日习俗方面，汉族的元旦庆贺、正月十五日元宵灯会、三月清明寒食节上坟祭祖、踏青郊游；五月五日端午节"插艾虎、悬硃符"以及南方的赛龙舟，北方的射柳捶丸；七夕节"种五生"、祭赛牛郎织女神；重阳节，登高，食糕粿、饮菊酒；十二月八日吃朱砂粥；除夕之夜各种活动，都承袭了前代传统。
其次，婚姻习俗方面，我国汉族自古以来就有了完备的结婚习俗。早在元初，元廷就根据"汉儿人旧来体例"，参照朱熹《家礼·婚礼》，酌古准今，拟定了《至元婚礼》。朱熹作《家礼》时为简便计，将"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中的"问名"、"纳吉"舍去，又并"纳征"、"请期"为一礼，所以实际上只有"纳采"、"纳征"、"亲迎"三礼。元代《至元婚礼》内容包括："议婚、纳采、纳币（即纳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等凡七条。很显然，元代的婚姻礼俗中虽然有新的内容，但仍然承前代朱熹《家礼》和"汉儿人旧来体例"者居多。其三，在丧葬习俗方面，元代各族中仍流行土葬这一通用葬式，汉人都立坟，有家族坟地或坟院。此外，在汉人丧葬习俗中的丧事、丧服、服丧等内容也多承袭了前代。就丧服而言，元代汉族完全沿袭了固有的"五服"的传统；元时还继承了在职官员父母亡，丁忧三年的制度，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此外，元代帝王祭祀天地、太庙、社稷、先农、宣圣、岳镇海渎，以及官府、民间的祭祖先、神灵活动，大都沿袭前代。蒙古族的祭祀与宗教信仰习俗内容多来自元以前蒙古各部或同类古代游牧民族的习俗。
最后，在娱乐习俗，蒙古族的摔跤、骑射、打毬、打髀殖、射柳等习俗事象，都能在蒙古族先民或同一地区的古代北方其他民族中找到源头。尤其是汉族的围棋、打双陆、击鞠、捶丸等游戏，都承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传统保守习惯势力，在元代娼妓之俗仍然盛兴，比起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上述这些都说明了元代习俗本身所具有的传承特征十分鲜明。但这些习俗事象的传承性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同地区、民族的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地"走样"，有时变化很大。元代也不例外，对此仅提一下，恕不详述。
二、节令习俗元代的节令习俗也基本上沿袭了前代的传统，同时包含一些蒙古人的特色。又有一些新的内容，有些是随着宗教传播以及社会的其它变革造成的。由于元代民族众多，各民族间的节令差别也很大，非本文所全面叙述的内容。因此，我们这里主要介绍蒙古族和汉族中流行的主要节日习俗。
（一）蒙古族的纪年与节日古代蒙古人在日常游牧、狩猎生活中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及季节变化，并创造了适合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历法。在此基础上，根据畜牧经济的特点，形成了他们的节日习俗。而他们的节日又往往与祭祖、祭佛联系在一起。1。纪年对游牧民族来说，与日常生活联系最大的是寒暑变化和随之而来的草青草枯的更替。寒来暑往，草青草枯，周而复始，无限循环，逐步形成了年的概念，并产生了纪年的习俗。
据《元朝秘史》等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用十二动物名称作符号以计算年份，即十二兽名纪年法。即，一鼠（qulugana）、二牛（üker）、三虎（bars）、四兔（taulai）、五龙（luu）、六蛇（mogai）、七马（mori）、八羊（qonin）、九猴（bi Cú i）、十鸡（takia）、十一狗（noqai）、十二猪（gaqai）。每十二年循环一次。如前所述，从这些动物的蒙古语名称分析，蒙古人很早就使用了这种纪年法。
据记载，元代蒙古语中表现"年"的词汇有两个。一是"桓"（今音为on），另一是"只勒"（jil）。用十二动物名表示年代时只能用jil 这个词。他们还用春（qabur）、夏（jun）、秋（namur）、冬（übül）等表示四季的名称。至于"月份"的名称则与"月亮"没有区别，都称sara①。
元代的蒙古人又把每一季分成三个月，如，春季初月、夏季中月等；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但并不像汉族或后世的蒙古人一样用数字称呼月名，而是每个月都有其专门的名称。根据《元朝秘史》和元代编纂的《蒙古译语》（1340 年刊本作《至元译语》），古代蒙古人的十二个月名称记载如下：正月忽必撒剌（下略称"撒剌"） （qubisara）
二月古打里玉宣真（qudal＆＆o geljin）
三月兀年玉宣真（unen＆＆o geljin）
四月课可（k＆＆o k＆＆o ）
五月胡打儿（hudar-udar）
六月纳智儿（najir）
七月兀懒（uran）
八月补工（bugun）
九月忽察荅里必（huchatalibi）
十月怯。。都儿（kelebdur）
① 本书中记录蒙古等非汉语词汇的音标为拉丁字母。为了更准确地记录蒙古语有些音节，某些字母上增加了几种符号。对引文中的音标一律未改动。
十一月亦剔古（idelgü）
十二月库胡列儿（kukuler）
从上述月名可以看出古代至元代蒙古人的月份名称绝大部分来自各种禽兽之名。如目前已搞清词意的月名中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一月之名皆与禽兽名有关。据此推断，有些不明词意的月名也许亦与某种禽兽之名有关。
总之，元代蒙古人纪年、纪月法是与游牧、狩猎生活有关的富有特色的纪年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2。节日如前所述元代蒙古人，一年四季节令是与其纪年法相适应的，而且各种大小节令也较多。这里仅介绍几种。
白节：是蒙古人重要的节日。蒙古人把正月又称Cú agansara（白月），所以又把白节称作"白月"。
蒙古人在元初，入主中原之前就有庆贺白节之俗。定宗二年（1247 年）
六月出使蒙古首都喀剌和林的张德辉谈蒙古人过白节习俗时说："比岁除日，辄移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宴（晏之讹）所部与帐前，自王以下，皆正月晦，复西南行。"①可见古代蒙古人同他们后代一样，以一月作为一年的始端，举行三天的庆贺活动。元朝时期，蒙古族庆贺"白节"之俗，与汉族新年之俗的相互影响，使之更加隆重热烈。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据查，鞑靼人是以西历二月份作为新年的伊始。这一日大汗和他的疆土上的所有的臣民，都依照惯例穿上白衣。按他们的观念，这是吉祥的象征。他们这种做法，是希求得一年到头在生活中都能够万事如意，快乐安康。。贵族、王子和各阶层的人也在各自的家中互相赠送白色礼物，并且欢天喜地地相互祝贺，。。还有大批漂亮的白马，敬献给大汗。"①白是吉祥、纯洁的象征。因此，蒙古人在正月里穿白色服，相互赠送白色礼物，骑白马，用白色马奶酒祭祖先。
马可·波罗又说，元旦，百官向大汗呈献的礼物的数目列成九乘九。如马匹应为九乘九，即八十一匹，黄金、布匹等皆如此。尚九数是蒙古旧俗，这应该是元廷贺正中的蒙古习俗。
蒙古人从信奉喇嘛教以后，"白节"中又增添了一些内容。如，各家各户请喇嘛诵经除灾。各地喇嘛寺庙都要举行法会，寺庙前旗杆悬挂红布。正月十五日有些大型寺庙法会上跳"禅木"（ Cú am，梵语，跳鬼之意）其意为捉妖驱鬼禳除不祥，预祝一年的平安。表演时由一些喇嘛扮作鬼神，头戴假面具，穿着各种颜色奇异服装，手持各种法器或降魔宝剑，踏着伴奏的宗教乐器声跳舞。
蒙古人中，一年除"白节"之外，还有二次祭祀性节日，即，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的洒马奶节。张德辉《岭北纪行》中说："至重九日，王师麾下会于大矛（牙字之误）帐，洒白马湩，脩时礼也。其什器皆用禾桦，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什器
①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岭北纪行》。
① 《马可波罗游记》，汉译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2 页。亦如之。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余节则否。"这里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洒白马湩"节是一年中的重要的两个祭祀性节日。因为在蒙古人的观念中九是个圣数。所以，节日定在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祭祀中的什器皆用禾桦制的，不用金银什器，这是回顾历史传统的一种表现，可见这种祭祀性节日由来已久。
蒙古族传统节日往往与祭祀结合起来之外，不像定居民族节日那样在固定的日期内进行，而是按季节择日或结合畜牧经济密切相关的大事。
有元一代，宫廷施行两都巡幸制，皇帝一般每年的四月到八月在上都，他们在上都期间过不少节日，其中大部分活动是按"国俗"举行。此不赘述。（二）宫廷与汉族民间节令元代宫廷和民间岁时节序，基本上沿袭了历代形成的传统。但有些节令礼俗还是有所变化，且有新的内容。
中统五年（1264 年）八月，忽必烈颁布圣旨条画规定："京府州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公务急速不在此限，钦此。"①又，至元十四年（1277 年）十二月，中书省客省使也速忽都答儿奏："在先初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每月三次放假有来。。。如今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三十三日、乙亥日，。。这日数里，放假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②说明，在元代，法定假日，名目之多，是历代所少见的。这些假日中，元正、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日、重午、重九等都是传统的节日，下面介绍其中的若干项。
1。元旦元旦，汉族传统节日。元旦庆贺之风俗始于汉武帝，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后为历代沿用。而元旦之称则始于南北朝。每逢元旦，历代皇宫，行朝贺礼。而民间则有拜年、飞贴、宴饮、玩赏等习俗。
元代继承了上述传统。在元旦早晨，"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①，及时，入朝行庆贺礼。元人傅若金诗《次韵元日朝贺》中描写元代正旦朝贺情景时写道："宫漏崔朝烛影斜，千官鸣玉动晨鸦。交龙拥日明丹扆（yǐ，音椅，古代一种屏风），飞风随之绕画车。宴罢戴花经苑路，诗成传草到山家。"②从诗中反映来看，元代元旦朝贺也在五更。正月一日，百官在烛光灯影中上朝，玉佩叮。。鸣响，连早晨酣睡中的乌鸦都被惊醒了。朝贺后还要赐御宴并带花以示欢庆。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之时，"赠与手帕。"③《析津志》载元代宫廷元旦之俗时云："丁酉年（1297 年）正月一日，内八府宰相领礼部中书省相国，以外国大象进上，并说纳粟补官选。
① 《元典章》卷11，《吏部》卷5，《职制》2，《放假》，"放假日头体例"。② 同上。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12 页。
② 陈衍辑撰：《元诗纪事》，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346 页。③ 《通制条格》卷8，《仪制》，"公服私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5 页。自此后常于斡耳朵聚，涓日入中书署事，设大燕，成典也，六部如之。"④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礼俗。《马可波罗游记》中亦称，元旦这一天皇宫中举隆重的大象仪仗队。
京市官员，虽然已在官府聚会，但仍行岁时庆贺之礼，"相尚往还迎送，以酒酝为先，若肴馔，俱以排办于案卓矣。如是者数日。"①这时在大都"车马纷纭于街衢（qú，音渠，大路），茶坊、酒肆，杂沓交易。"②在外路府州司县遇正旦，也拜贺行礼。他们"勾集诸色社直行户妆扮，预先月余整点，将寺观祝寿万岁牌迎引至于公厅置位，或将万岁牌出其坊郭郊野之际以就迎接，拣选便于百姓观看处所，然后官吏率领僧道抬舁坛面、铙钹、鼓板、幢幡、宝盖，差遣诸色行户妆扮社直、娼妓、宫监之类，沿街摆拽。"③每圣节仪亦如之。
2。元宵节元宵节，亦称"上元节"、"元夕节"，简称"元宵"，汉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夏历正月十五晚举行。以通宵张灯，供人观赏为乐，故又叫"灯节"。元代亦流行正月十五上元观灯风俗，宫廷更加隆重。元初，忽必烈已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灯。据说，宫中有世皇即忽必烈所穿制过的珍珠垂结灯，殿上还有七宝漏灯。早在元初，始建大都时，忽必烈问刘秉忠定"大内"方向。刘秉忠告诉他，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忽必烈表示同意，并封该树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此后每逢元宵，此树上面挂各种花灯，"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树旁诸市摆摊，出售各种米甜食、饼■、枣面糕，酒肉茶汤应有尽有，游人至此留恋忘返。此景在武宗、仁宗时期大为盛兴。又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元英宗硕德八剌即位后，适值元宵，即在"内庭张灯为鳌山"。古代传说中说，海上有巨龟背负神山。后世每逢灯节，即模象其形，把许多彩灯扎架而起，供人观赏，谓之鳌山。
曾瑞卿杂剧《留鞋记》，第三折，《小上楼》："我。。为贪着一轮皓月，万盏花灯，九街车马，更漏深，田地滑，游人秱杂，鳌山畔把他来撇下。"①《词林摘艳》卷二，无名氏散套《黄钟画眉序·元夜》："禁苑点花灯，彩结鳌山胜蓬瀛。"
《盛世新声》，《双调新水令·风城佳节赏元宵》："风城佳节赏元宵，绕鳌山瑞云笼罩。"
这些举例说明元代宫廷、官府元宵佳节盛况。在民间，上元观灯之俗仍很兴盛。大都的居民从十三日开始悬灯，一直到十六日为止。所以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中说："十六日名烧灯节，市人以柳条挂焦■（duī，音堆，古时一种蒸饼）于上叫卖之。"②烧灯，即燃灯。
元代民间元宵节盛况，在元杂剧等文学作品中多有描写。如：④ 同上。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③ 《通制条格》卷27，《杂令》，"拜贺行礼"，第286 页。
①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274 页。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三折，白："［社火鼓乐摆开科］，［外扮老人里正同上云：］。。时遇元宵节令，预赏丰年。城里城外，不论官家民户，都要帖放花灯，与民同乐。老的，咱每做火儿看灯，走一遭去来。［做看灯科］［衙内领随从上云：］今日是元宵节令，小的每随俺看灯耍子去。。。［正末扮包拯便衣领张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官府龙图阁待制，。。时遇上元节令，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①以上戏文说明，在元代每逢元宵节令，从官家到民户，从城里到城外，都要帖放花灯；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从老人到小孩，都要观赏花灯，欢度佳节。据记载，元宵节皓月上空，花灯闪烁，是男女情人幽会的好时机。元杂剧《留鞋记》中就描写了郭秀才与王月英在元宵佳节幽会的故事。该剧还多处描绘了元代上元节令美丽的景色和热闹的场面。如：第二折："你看那月轮呵光满天，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絃一派，趁游人拥出蓬莱。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下，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你看这般月色，映着一片灯光，宝马香车，往来不绝，果然是好景致也。""看一望琼瑶月色，似万盏璢璃世界，则见那千朵金莲五夜开，笙歌归院落，灯火映楼台，把梳妆再改"②。
戏文中的元宵佳节月光灯火美丽动人，竟使这位"生的桃腮星眼蛾眉"
的小姐自愧不如，想要再改梳妆。
3。燕九节元宵节过后，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亦称"烟九"、"宴九"等。是汉族民间节日，元时流行于大都。源于纪念名道士丘处机。丘处机，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号长春子。1219 年，应成吉思汗召请，率弟子十八人，到西域雪山，晋见成吉思汗，进言止杀，讲解长寿，深得器重，赐号"神仙"。东归后，住燕京太极宫（旧址在今北京白云观西侧），受命掌管天下道门，全真道得以大盛。他也深得百姓尊敬。死后即葬于白云观内，因丘处机的诞辰是夏历正月十九，大都人至是日致酹祠下，逐渐演变为燕九节。
是日，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chǎn，音产，完成）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犹有昔日风纪。"①4。清明节清明节，亦称"植树节"、"踏青节"，时间在三月间。在古代，清明节前原为寒食节，有禁用烟火，只食先期做好的冷食之俗。由于两节相距很近，后寒食节逐渐与清明节融合为同一个节日。元代以"清明寒食"称之。有关寒食节的时间，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冬至后105 日，一说103 日。元代采用105 说。故元杂剧中多称"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一百五日清明节令"。
清明节是元代一年四季重大节日之一。元廷规定放三天假。三月三日这一天宫廷派遣大臣代祀三皇等古帝王及岳渎，并在宫中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对此《析津志》中描写道："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726 页。
② 《元曲选》，第三册，第1269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然后无各称其家道也。"②这显然是受蒙古人影响的清明节礼俗，因为记载中没有反映清明节扫墓祭祖、食用寒食等汉族固有习俗。清明节期间汉族民间家家户户上坟祭祖，郊游踏青，饮宴玩耍，热闹非凡。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如：《老生儿》，第三折，白："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我将着这春盛担子、红干腊肉、同着社长上坟去来。"①春盛担子，清明节踏青游春或赴郊外时携带的食担。红干腊肉则是寒食节食物。
《杀狗劝夫》，第一折，白："［正末上云：］小生孙虫儿，将着这一分纸，一瓶儿酒，今日是一百五日清明节令，上坟去咱。"②以上二例反映了元代民间一些富足人家和普通人过清明节的情形。而最贫苦人家过的清明节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盼望摆脱贫困，在三月三日这一天，"竟以菽黍秸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③5。重午重午，元时也简称午节，在五月五日。元廷颇重视此节，"以为大节"，民间又称"蕤宾节"。元人熊梦祥词云：五月天都庆端午，艾叶天师符带虎，玉扇刻丝金线缕。
怀荆楚，珠钿彩索呈宫籞。
进上凉糕并角黍，宫娥彩索缠鹦鹉，玉屑蒲香浮绿醑。
葵榴吐，銮舆岁岁先清暑。"①这首词勾勒出了元宫廷每年端午节时的情景。节前三日开始，宫廷为过节做准备。中书礼部向皇帝进御扇，扇面上有各种金丝刺绣。有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等，"极其工緻，妙绝古今。"②资政院、中正院、将正院也进各种精制宝扇。宣徽院等衙门向元廷还进献金纱、金罗、金条、彩索、金珠、翠花、花钿、奇石、胭脂以及酒醴、凉糕、香粽、金桃、御黄子等物。仅是节向朝廷进献费用，每年达五千余定，数量相当可观。此外，在节日里上自三公宰辅、省院台，以及中贵官都互相馈赠画扇、彩索、拂子、凉糕等，以此礼之。因此，元廷用于本节的费用就更大。
②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2 页。
① 《元曲选》，第一册，第376 页。
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99 页。
③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7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8、219 页。
② 同上。
由于重午节凉糕等物需求量大，在大都于节前二三日小商贩在街头用芦苇架棚，出售各种凉糕等。此外，在市场多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符带牌等，以供民间的节日需求。在民间，端午节前一天，人们用艾叶做虎形，或剪彩为小虎，戴头上或悬在门上，用于驱邪。《词林摘艳》卷二，《南吕贺新郎·雨■梅天》中有"插艾虎，悬殊符"之句，即是。人们还用泥做小人，以艾叶为头、以蒜为拳，谓之泥大师，置于门上，以驱邪。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或官府、民间，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以度佳节。如，在北方，射柳击毬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如：无名氏《射柳捶丸》，第四折，白："今日是五月端午蕤（ruì，音芮）宾节令，。。众官庆贺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
在南方这一天进行划龙船比赛。所以《盛世新声》，《中吕粉蝶儿·殿阁生凉》中有："虎艾遍门悬，龙舟也齐荡桨"之句。但至元十三年（1293年）时朝廷曾一度因其"无益"且"聚众不便"而予以禁止①。
6。七夕节此节在元代不论宫廷还是民间，都是很重要的节令。此节相传的故事有牵牛星和织女星在鹊桥相会，还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里盟誓。元人熊梦祥的描写元宫廷及大都七夕节风俗的一首词中有"堪怜惜，星前月下遥相忆"，"年光掷，长生殿里空尘迹"等语句②。可以认为在元人中上述有关七夕节的传说都在流传。此外，在元人杜仁杰散套《商调集贤宾·七夕》中有"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投机。沉李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③这些诗句描绘了元人七夕节习俗的一幅图画。如，张挂鹊桥图是元代七夕节风俗之一。《析津志》载，大都的"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④"金盆内种五生"即上述熊梦祥词中的"化生"，这也是元代七夕节流行的习俗之一，在七夕节前几天，把箓豆、小豆、小麦等浸在磁器里生芽后，用红蓝彩线束起来，七夕那天，用以供养牵牛星。《析津志》已载，"都中人民，此日迎二郎神赛愿。"⑤摆设摩诃罗以供牛郎织女，也是元代流行的七夕习俗之一。摩诃罗，梵语音译，又有摩候罗、磨喝罗、摩合罗、磨合罗等多种异译。它本是佛经中的神名，通常用土、木、玉等雕塑，以加衣饰的小人形，元时亦称"巧神"。七夕节临近，城中小商贩，仍以芦苇等架棚，出售摩诃罗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人们抢着买。
元大都的另一种七夕习俗为，富足人家举行家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买纸钱冥衣烧化于坟，谓云送寒衣，仍以新土覆盖。"①在上都，这天命师婆
① 参见《通制条格》卷28，《杂令》，"祈赛等事"，第306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0 页。
③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中华书局1964 年版，第34 页。
④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0 页。
⑤ 同上。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0、221 页。
即蒙古巫师择定吉日，敕太史在吉日"洒马戾，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②，为大驾南返做好准备。
7。立秋、重阳节等立秋，这一天，元代也放假，这时皇帝还在上都，山野树叶已呈红色。
太史奏某日为立秋，就要摘红叶，选择吉日，铺张筵席，侍臣进献红叶。立秋这天"三宫太子诸王共庆此会，上亦簪秋叶于帽，张乐大燕，名压节序。"③大驾南返前，八月初，上都一带紫菊和金莲盛开，"至是时，上位宫中请太宰，皆簪紫菊、金莲于帽。"④当时上都有位年逾七十的老画家，他善于画紫菊、金莲、野草、闲花。朝廷官员往往买他的画，作为馈赠礼物的土产品，或作簪珥红叶，皇帝也这样，谓之赏红叶。这些礼俗，是前代所没有的。重阳节，是汉族传统节日，此日人们登高，食糕粿、饮菊酒，元时民间亦如此。人们还以面为糕相互馈赠，小商贩还在街头架棚叫卖各种糕祼，情况如七夕、午节。而有的小商贩，以小扛车，沿街叫卖。
此时元帝已从上都回到大都，这天在宫中举行菊节，自有常制。"士庶官员亦以追节重，往还燕礼如常故事。"①十月一日以后，时令谓之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在皇城东华门外，朝廷命武官开射圃常年国典。又称"开垛场"。十月古史院选择一天，都府差官在东华门外做苇芭，"南向北三所，北向南如之，约三百步。西一所即储皇、诸王等，二所为省院宰辅，第三所为武职枢所。安措定，候旨。"②及时先由太子发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称射天狗，发三矢而止，而后宰执，诸王接着发数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这是"国典"即蒙古礼俗。
十一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皇帝、储皇、三宫、省院、台、百司、六部、府寺监并进。历有国子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等。接着，大都市中开始卖新历。是日，宰相亲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随贡方物。士庶人家也相互祝贺、馈赠礼物。
十二月初八，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道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③大都官员、士庶则食朱砂粥。元人孙国敕《燕郊游览志》："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民间亦作腊八粥。"煮粥后互相馈送。帝师也向皇帝进献粥饭。
在年近除夕时，呪师"于宫中大明殿牌下，西蕃呪师以扇鼓持呪，供羊、马、牛、酒等物，陈设于殿庭。呪师数人，动梵乐念呪，两人牵手巾，一人以水置其中，谓之洒净。"④接着，把各种肉置于桶中，二人抬出殿前，一人手拿一把黑旗前面导引，出红墙门外，于各宫绕旋，自隆福宫，兴盛宫出，驰马击鼓举饶奔跑，出顺承门外二里头，把桶中各种肉类抛洒以济人民，谓② 同上。
③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4 页。
④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1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1、224 页。
③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1、224 页。
④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4 页。
之驱邪，如此这般，宫廷一年的生活在宗教气氛中结束，而民间除夕之俗，亦如既往，在此不赘。
三、服饰习俗元朝是蒙古民族建立的帝国。其民族之多，地域之广，是元以前历代王朝所不能比拟的。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服饰文化也不例外，各民族人民基本上保持原来传统服饰的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来往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他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服饰文化。所以元代各民族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她具有本民族服饰习俗的特殊性和华夏服饰文化的兼容性。
（一）蒙古族的服饰每个民族所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和他们所经营的经济生活形态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等因素决定了该民族的服饰习俗特点。元代蒙古族人的服饰与蒙古高原沙漠绿地、寒冷气候和游牧狩猎等经济生活紧密相联。随着元帝国的建立和与比邻民族来往的加强，蒙古族服饰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蒙古族服饰也同样影响了其他民族服饰文化。
1。容貌特征容貌：据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外貌与今蒙古人无大差异。南宋赵珙《蒙鞑备录》："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13 世纪中叶来蒙古的西方传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nnofplanocarpin）在他的游记《蒙古史》中对当时的蒙古人身体容貌特征，进行了描写，他说；"鞑靼人同一切其他的人是十分不同的，因为他们两眼之间和两个颧骨之间较其他民族为宽。他们的面颊也相当突出在他们的嘴上面；他们有一个扁平的和小的鼻子，他们的眼睛是小的，他们的眼皮向上朝向眉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部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长胡子，虽然有些人在上唇和下巴有一些髭须，而这些髭须他们不加修剪。"①威廉·鲁不鲁乞（willianofRubruck）在他的《东游记》中说，蒙古"妇女们是惊人地肥胖，一般认为，她们的鼻子越小，就越美丽。"②关于元代蒙古人的外貌特征，除上述描述之外，还有一些史书插图绘画、帝王肖像可以参照。
发式：由于元代蒙古人的发式极为特殊，故各种文献中记述较多。男人的发式，赵珙《蒙鞑备录》："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耳？）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鞑主剃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长春真人西游记》说："男子结发，垂两耳。"
加宾尼对蒙古男人发式描述甚详。加宾尼说："在头顶上，他们像教士
① ［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7 页。② 《出使蒙古记》，第120 页。
一样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的圆顶，作为一条通常的规则，他们全部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三指宽，而这样剃去的地方就同上述光秃圆顶连结起来。在前额上面，他们也都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二指宽，但是，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他们就允许它生长，直至长到他们的眉毛那里；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他们把它编成两条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①鲁不鲁乞在《东游记》中写到："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②蒙古语把"当前发"即前额骨那里的一簇头发，叫做kegül，《元朝秘史》第五六节作"客古里"，旁译为"■揫"。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八："蒙古之俗，剃顶之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怯仇儿。"怯仇儿，即"客古里"。蒙古语把垂于肩上的两条辫发，叫做shibülger。《元朝秘史》同节作"失不勒格儿"，旁译作"练椎"。至元末蒙古男人发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其发或辫，或打纱练椎，庶民则椎髻。"①至于蒙古妇女的发式，文献中记载较少。加宾尼谈到男人发式时说到；"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可见，女人的发式与男人也有相似之处。鲁不鲁乞说；"在结婚以后，妇女就把自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②并把两边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垂于两肩及胸前。结婚前无须把头顶的发剃光，编发与已结婚女子同。直到如今，蒙古族未婚妇女将头发中分，编成两条发辫，垂于胸前，可能是古代shibelger 的遗风。此语在卫拉特、鄂尔多斯、巴林等方言中仍在使用③。元代蒙古妇女还用一种化妆品涂搽面孔④。《蒙鞑备录》："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这些涂搽粉，用什么作原料，不清楚。《黑鞑事略》徐霆补注："妇女美色，用狼粪涂面。"不足证。王国维也说"狼粪涂面，疑有误字。"⑤2。衣着关于13 世纪蒙古人衣着，南宋使臣彭大雅写到"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其服右袄而方领，旧以毡、毛、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龙凤，无贵贱等差。"⑥这是元代早期蒙古人的衣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7 页。
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9 页。
①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1 页。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20 页。
③ 有关shibelger 一词，参见村上正二《モンゴル儿秘史》1，74 页注八；斯钦朝格图《蒙古语词根词典》，第1520 页。
④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20 页。
⑤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8 页。
⑥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
着。但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所见史料范围之内，分别阐述元代蒙古人之衣着。
顾姑冠：在元代蒙古人衣着中，顾姑冠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首饰。自古至今，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因此在这里多用纸墨，详述如下。
顾姑冠是蒙古语kükül 之译语，还有罟罟、括罟、故姑、罟姑、故故、固姑、姑姑、罟罛、罟冠等多种译写。又据《元朝秘史》等文献记载，顾姑冠亦称"孛黑塔"，是蒙古语bogta 之音译。
蒙古妇女结婚后一定要戴顾姑冠的。普兰诺·加宾尼也说："已经结婚的妇女。。在她们头上，有一个以树枝或树皮制成的圆的头饰。这种头饰有一厄尔高，其顶端呈正方形；从底部至顶端，其周围逐渐加粗，在其顶端，有一根用金、银、木条或甚至一根羽毛制成的长而细棍棒。这种头饰缝在一顶帽子上，这顶帽子下垂至肩。这种帽子和头饰覆以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不戴这种头饰时，她们从来不走到男人们面前去，因此，根据这种头饰就可以把她们同其他妇女区别开来。"①这里加宾尼虽然未说出其名称，但据其描述，显然是蒙古已婚妇女所戴孛黑塔或顾姑冠。
顾姑冠的形制，《蒙鞑备录》："妇女"："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黑鞑事略》："妇人顶故姑。"徐霆疏："霆见其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上述记载对顾姑冠的描述还是较为简略。对这种头饰的描写之翔实具体，莫过鲁不鲁乞的《东游记》："妇女们也有一种头饰，他们称之孛哈（bocca），这是用树皮或她们能找到的任何其他相当的材料制成的。这种头饰很大，是圆的，有两只手能围过来那样粗，有一腕尺多高，其顶端呈四方形，像建筑物的一根圆柱的柱头那样。这种孛哈外面裹以贵重的丝织物，它里面是空的。在头饰顶端的正中或旁边插着一束羽毛或细长的棒，同样也有一腕尺多高；这一束羽毛或细棒的顶端，饰以孔雀的羽毛，并饰以宝石。富有的贵妇们在头上戴这种头饰，并把它向下牢牢地系在一个兜帽上，这种帽子的顶端有一个洞，是专作此用的。她们把头发从后面挽到头顶上，束成一种发髻，把兜帽戴在头上，把发髻塞在兜帽里面，再把头饰戴在兜帽上，然后把兜帽牢牢地系在下巴上，因此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兵士；因为头饰看来像是一顶钢盔，两头饰顶上的一束羽毛或细棒则像一枝长矛。"①bocca，即bogta 之误译。
根据上述各家有关描述，早期蒙古妇女所戴顾姑冠的材料，以蒙古土产的桦树皮、柳条、毡、野鸭、鹤等的羽毛之类为之。其实体而言，最初系在树皮（桦树皮）制作的圆筒形的顶上饰以鸟兽的羽毛。当然，戴此头饰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同，装饰也有所差异的。但此时的顾姑冠仍然是一种适用于狩猎游牧民族的较为原始的高帽。待至蒙古兴起，建立帝国，欧亚各地丰富的特产品、贵重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元帝国乃至蒙古本土。珍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8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300 页。
奇华丽的金、银、珠玉以及竹，珍珠、绢布、孔雀的羽毛成为顾姑冠的材料。从而其形制也有所变化。元《析津志》："罟罟，以大红罗幔之。胎以竹，凉胎者轻。上等大，次中，次小。用大珠穿结龙凤楼台之属，饰于其前后。复以珠缀长条，禒饰方絃，掩络其缝。又以小小花朵插带，又以金累事件装嵌，极贵。宝石塔形，在其上。顶有金十字，用安翎筒以带鸡冠尾。出五台山，今真定人家养此鸡，以取其尾，甚贵。罟罟后，上插朵朵翎儿，染以五色，如飞扇样。先带上紫罗，脱木华以大珠穿成九珠方胜，或叠胜葵花之类，妆饰于上。与耳相联处安一小纽，以大珠环盖之，以掩其耳在内。自耳至颐下，光彩眩人。环多是大塔形葫芦环。或是天生葫芦，或四珠，或天生茄儿，或一珠。又有速霞真，以等西蕃纳失今为之。夏则单红梅花罗，冬以银鼠表纳失，今取暖而贵重。然后以大长帛御罗手帕重系于额，像之以红罗束发，莪莪然者名罟罟。以金色罗拢髻，上缀大珠者，名脱木华。以红罗抹额中现花纹者，名速霞真也。"①鄂多立克在《东游录》中叙述元汗廷情况时说到："已婚者头上戴着状似人腿的东西，高为一腕尺半，在那头顶上有些鹤羽，整个腿缀有大珠；因此若世界有精美大珠，那准能在那些妇女头上找到。"②所记无疑就是孛黑塔，顾姑冠。上述两项所记载之顾姑冠，其富丽之概，远非蒙古早期可比。无论使用的材料，还是形制样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现存图像以及新发现的实物也证明这些变化。
一般来说，顾姑冠为已婚贵族妇女的头饰。但也有下层官员之妇女以及异族妇女所戴者。当然形制或装饰较简陋。《事林广记·服用原始》："固姑，今之鞑靼、回回妇女戴之，以皮或糊纸为之，朱漆剔金为饰，若南方汉儿妇女，则不得戴之。"
帽笠："帽子系腰，元服也。"元代蒙古男子也十分讲究戴帽。但在文献中对这些帽子的形制描绘的很少。加宾尼说："他们戴的帽子同其他民族的帽子不同，但是，我不能够以你们所能了解的方式来描绘它们的形状。"①彭大雅在他的《黑鞑事略》中说，蒙古人冬帽而夏笠。冬帽指的是多见于文献的皮帽。即鞑靼帽，就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成吉思汗画像中所画的鞑靼帽。这种帽子形制，叶子奇说："其簷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②皮帽也是妇女们所戴的帽子。叶子奇说："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③元蒙古人帽笠装饰也很讲究。贵族以金玉做顶。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北人。。帽则金其顶。"
《南村辍耕录》记一故事："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待，风吹坠石上。击碎御赐玉顶。"④在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受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影响，首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长袍：蒙古语称deel 或terlig。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对他所见到的蒙
①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05 页。
②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版1981 年版，第74 页。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8 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1 页。
③ 同上。
④ 《南村辍耕录》卷十五"河南王"条，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85 页。古人衣着描述尤为详尽。他说："男人和女人的衣服是用同样的式样制成的。他们不使用短斗篷、斗篷或帽儿，而穿用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制成的长袍，这种长袍从上端到底部是开口的，在胸部折叠起来；在左边扣一个扣子，在右边扣三个扣子，在左边开口直至腰部。各种毛皮的外衣样式都相同；不过，在外面的外衣以毛向外，并在背后开口；在背后并有一个垂尾，下垂至膝部。已经结婚的妇女穿一种非常宽松的长袍，在前面开口至底部。"①关于蒙古妇女的衣服，赵珙说："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又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②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中写道："姑娘们的服装同男人的服装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略长一些。。。在结婚以后，。。穿一件同修女的长袍一样宽大的长袍，而且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更宽大一些和更长一些。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同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则总是在右边扣扣子。"③上述这些对蒙古袍的描写是相似的，可见长袍是元代蒙古人最常穿的衣服。他们的长袍，根据四季气候选择厚薄不同质料缝制。
系腰：蒙古语称büse。蒙古袍和系腰是相配的。因为系腰是权威的象征，因此，一般情况下，蒙古男人穿袍子多束腰带。难怪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称："帽子系腰，元服也。"流传至今的一些元代绘画作品也证明了上述说法。
《元朝秘吏》第一一七节记述了帖木真与札木合二人交换金带的故事。
原文为"阿勒坦不薛"。《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中称这种系腰为："金系腰"。《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衣服门》中出现"安坛不薛（金带）"、"哈石不薛（玉带）"、"蒙昆不薛（银带）"、"额别儿不薛（角带）"等系腰名。从质料看，元代蒙古人系腰，除上述金、银、玉、角以外，无非是皮或各种布帛而已。当时蒙古普通牧民以羊牛皮作腰带。金、银、玉系腰必然是少数那颜贵族所有。《元朝秘史》所载金带，是草原贵族帖木真与扎木合从篾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歹亦儿兀孙掳获的。
蒙古人系腰带，颜色与袍子相协调。鲁不鲁乞说，蒙古妇女们"用一块天蓝色的绸料在腰部把她们的长袍束起来。"①男子系腰处多佩腰刀，颇洒脱威武，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②答忽：元代蒙古人衣服中有一种皮袄。蒙古语叫daqu。郑所南《心史·大义集》绝句十首，其八："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十三门里秋光冷，谁梦朝天喝道归。"原注："搭护胡衣名。金牌胡爵。"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搭护"条；"搭护，元衣名"。
《元朝秘史》中数次描写了搭■，第九六节：答忽，旁译"袄子"，第一五二节仍作"答忽"，旁译"皮袄"。据该书记载，贫苦百姓穿的是羊皮袄，如，克烈部王汗七岁时被篾儿乞人掳去给他穿着黑花山羊羔答忽，舂碓。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8 页。
② 《蒙鞑备录》，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13 页。③ 《出使蒙古记》，第120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20 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8 页。
而草原贵族穿的是貂鼠袄子（bulagandaqu）、银鼠袄子（keremündagu）。《元史》卷七八《舆服志》冕服："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银鼠则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曰襻子答忽"。貂鼠袄子或银鼠袄子也是人们相互间馈赠的佳品。据《元朝秘史》记载，少年帖木真为了得到漠北强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把一件珍贵的黑貂鼠袄子赠送给王汗。王汗"好生喜欢着"，当场表示，作为黑貂鼠袄子回奉，"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
有元一世，由于蒙汉文化交流的加强，答忽的穿着，不仅限于蒙古人，其他民族人民也经常穿这种衣服，称搭■、搭护。元武汉臣《生金阁》剧三折正末白："孩儿吃下这杯酒去，又与你添了一件绵搭襻么。"①据史料分析，答忽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元史·舆服志》中的"襻子答忽"即有扣襻的答忽。《元史语解》卷二四名物门："达呼，皮端罩也。"卷七十八作"答忽。"这是无袖皮背心之属。即没有双袖的上衣。《事物纪原》卷三"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居易录》："搭■衫也。"指的即这种皮衣。另一种答忽是毛皮外套。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搭护条》：郑思肖（按即郑所南）诗：'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自注：'搭护，元衣名'。按：俗谓皮衣之表里具而长者曰搭护，颇合郑诗意。"此与后来满洲人皮长外套打呼同。打呼即搭■、答忽、答胡、搭护。至于元剧中所谓"绵搭■"，犹云"绵袄"。与蒙古人答忽名同而实异，是元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汉式答忽。
搀察：这是蒙古语Cú am Cú a 的音译。此名指衬衫、衬衣、长衫、短褂、短袄、上衣；布罩衣等多种衣服，突厥人也有这种衣服。但对元代蒙古人来说，是指特定的一种衣服。该名称见于《元朝秘史》第五五节，旁译作"衫儿"。总译："'你想我呵再娶的妇人就唤做我的名字者。'就脱下衫儿与她做纪念。"由此看来，这是衬衫、衬衣之类的内衣。在元代译作"合罕衫"。裤子：蒙古语称阿母都（＆＆o ｍudu）①因为蒙古人常穿长袍，裤子未能引起中外旅行家们注意。鲁不鲁乞只说了一句：蒙古人"也用毛皮做裤子"②。夏季用其它布帛、绵缎缝制。元代蒙古人的裤子样式也和其他游牧民族那样便于骑射，适合于游牧生活。
靴：蒙古语称忽都速（gutusun）。元代蒙古人一般都要穿靴子。这是适合于狩猎游牧生活的服饰。从制作质料来看，有皮靴、毡靴、从式样来看有长统的和短统的。
皮靴，古代蒙古人的皮靴有马、牛、羊皮靴，也有鹿皮靴。《元朝秘史》第一一四节描写了一个五岁男孩。他"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来的衣裳，戴一个貂皮帽，穿一双鹿蹄皮的靴"。鹿蹄皮结实、耐磨，是做皮靴理想的原材料。元蒙古人中还流行一种叫做"不里阿耳靴"。蒙古人用不里阿耳人技术制作这种皮靴，故名。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中写到，蒙古人从斡罗思、摩薛勒、大不里阿耳送来的珍贵毛皮作衣服穿着。最初的不里阿耳靴是这样产生的。元中后期蒙古人不里阿耳靴不一定是从不里阿耳进的皮做的，而仅存其名称而已。
①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728 页。
① 《至元译语》，贾敬颜、朱风汇编《女真译语、蒙古译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7 页。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9 页。
兀剌靴：这是元代蒙古人穿的一种皮靴。后传至内地，流传至今。
兀剌，蒙古语ula 的音译。《元朝秘史》第二五四节：兀剌，旁译"脚底"。《华夷译语·身体门》：脚底作"兀剌"。《登坛必究·衣服门》卷二二"译语"：靴底作"古堵速五剌"。即兀剌。可见，"兀剌"原指脚底、靴底后引申为一种靴。
兀剌靴是元代蒙古人，尤其庶民百姓穿的一种皮靴。后来传至中原，渐渐汉族人民也习惯于穿这种靴，成为一种时髦的靴。举当时文学作品中描写为证。
元无名氏杂剧《渔樵记》，第二折，旦儿白："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头不红，月明带黑，星宿■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剌靴，蚁子戴着烟毡帽，王母娘娘卖饼料。"《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剧头折净白："发垂双练狗皮袍，脚穿兀剌忒清操。"《宋大将岳飞精忠》剧楔子铁罕白："赢了的赏，输了的罚，一人一双歪兀剌。"高安道皮匠说谎套："初言定正月终，调发到十月一。新靴子投至能够完备，旧兀剌先磨了半截底。"
兀剌靴，充有乌拉草以御寒的皮靴。直到解放前内蒙古、东北地区人民仍穿着这种靴。
毡靴：元代蒙古人多穿毡靴。郑所南《心史·大义集》绝句十首，其八："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十三门里秋光冷，谁梦朝天喝道归。"原注："行在十三门，搭护胡衣名。金牌胡爵。"如前所述，搭护是蒙古人的衣服，騣笠也是蒙古人经常戴的帽子。可见毡靴是蒙古人穿的靴子。这里描绘的是一位"胡将"。他穿着搭护衣，头戴一种马鬃编制的帽子，足蹬毡靴。
服装质料：上述史料说明，波斯等外地服饰质料，对元代上层贵族服饰的影响。对此，鲁不鲁乞写道："从契丹和东方的其它国家，并从波斯和南方的其它地区，运来丝织品、织绵和棉织品，他们在夏季就穿用这类衣料做成的衣服。从斡罗思、摩薛勒（moxel）、大不里阿耳、帕思哈图和乞儿吉思（kerkis）并从在北方的降服于他们的许多其它地区，给他们送来各种珍贵毛皮，他们在冬季就穿用这毛皮做成的衣服，。。穷人则用狗皮和山羊皮做穿在外面的皮袍。他们也用毛皮做裤子。再者，富人的衣服用丝棉作铺絮，这是非常柔软、轻便和温暖的。穷人的衣服则用棉花和较为柔软的羊毛作铺絮。"①但鲁不鲁乞所说的那些高级质料都是蒙古征服那些地区之后得到的。其实蒙古国土上的动物毛皮也是很珍贵的。其中首推上节所言貂鼠皮和银鼠皮是远近闻名的衣服质料。主要产区是额尔古纳河流域和贝加尔湖附近森林地区。元代蒙古皇帝冬装主要是用这种毛皮作的。成吉思汗乃至元时，中亚有些回回商人不远千里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欲购貂鼠青鼠而去。帖木真在遇到麻烦时，把一件黑貂皮袄赠送给克烈部王汗，请求得到他的帮助，王汗竟然说"作为貂皮袄子的回奉，必以完聚你溃散之民"。
正由于貂鼠皮珍贵，元代一度以貂皮作皮货交易上的流通物。如《元典章》卷三八《兵部·放皮货则例》中详细规定着以貂皮折纳其它皮货的标准数量等。
① 《出使蒙古记》，第119 页。
此外，蒙古人不仅喜爱土拨鼠肉，而且用它的皮毛作服装质料。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兽品》："塔剌不花，一名土拨鼠。。。皮用番皮，不湿透，甚暧。"《至元译语·衣服门》：番皮作"答胡"，即蒙古人的皮质上衣。足见塔剌不花皮作为衣服质料，被列为元代皮货之列。元代文献中也能反映蒙古人确实以塔剌不花皮作衣的事实。《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伯颜在外征伐，军队乏食，"令军士有捕塔剌不欢之兽而食者，积其皮至万，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辇至京师，帝笑曰：'伯颜以边地寒，军士无衣，欲易吾缯帛耳。'遂赐以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蒙古地区盛产土拨鼠，并且其肉可食，毛皮可作衣服质料，又可用它来交换内地的布帛。（二）朝廷冠服中国朝廷冠服源渊颇古，并且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别。至元初，"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忽必烈即位前后，在此方面发生一些变化，"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即"近取金、宋，远法汉、唐"。所谓"旧俗"、"国制"指的都是蒙古的一些礼俗。
1。朝廷冠服元代的朝廷冠服包括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官吏公服、祭服以及天子质孙服、百官质孙服等。
天子冕服：关于元朝皇帝冠冕，《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衮冕，制以漆纱，上覆曰綖，青表朱里。綖之四周，匝以云龙。冠之口围，萦以珍珠。綖之前后，旒各十二，以珍珠为之。綖之左右，系黈纩二，系以玄紞，承以玉瑱，纩色黄、络以珠。冠之周围，珠云龙纲结，通翠柳调珠。綖上横天河带一，左右至地。珠钿窠纲结，翠柳朱丝组二，属诸笄，为缨络，以翠柳调珠。簪以玉为之，横惯于冠。"
有关皇帝的礼服，据传言："衮龙服，制以青罗，饰以生色销金帝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此外，对其它服饰，如裳、中单、蔽膝、玉佩、大带、玉环绶、红罗靴、履、靺等的形制，质料，皆有详尽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