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② 《养生论》。
菽，岂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嵇康还教育人们要努力戒除对养生有害的嗜欲，他说"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因此必须做到"知酒色为甘鸠，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③嵇康最后总结养生的五难，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如果心存五难，"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迥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之所效也"④。嵇康的养生思想无疑是渊源于老、庄，这种养生理论固然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也固然有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的潜在意识在其中，但我们也要看，养生"其最终目的并不仅在于求自然生命之延长，而尤在于获得内在之自足自乐，不为外物所累"①。这是汉晋之际知识分子打破经学束缚，求得思想解放，获得独立人格发展的主流，而嵇康则走在这股潮流的最前面，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楷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教育思想是以玄学来反对经学教育。与正统玄学家不一样，嵇康是从儒道对立的观点来批判经学教育的。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他的教育思想中确有不少闪光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教育要尊重人性，合乎人性、顺乎人性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嵇康教育思想的二重性。在《家诫》中，嵇康十分重视对子弟及家世门风的教育，培养他们仁义、礼让、谦恭、廉耻、忠烈的道德品质。如"讬人之请求，当谦辞口谢"，"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凡行事先 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对于"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对于别人的"请呼"，如果不是"知旧邻比"，"当辞以他故，勿往也"。特别是对于别人的私事，慎勿干预。这些都与"名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上看这与嵇康愤世嫉俗的行为不相吻合，但是"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②，这种保全家门的思想，实在也不只是嵇康一人，可以说这是历史大背景和魏晋之际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③ 《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④ 《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② 《晋书》卷49《阮籍传》。
（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1。家世、生平及处世哲学颜之推（公元530-约591 年），瑯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高门士族。其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以孝而闻名于世，被东海王司马越辟以为太傅参军。东晋初，颜含仕宦显达，位至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勳。其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仕齐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蕃府，为梁湘东王萧绎镇西府咨议参军。颜之推一生仕宦颇为坎坷，出仕为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复为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平原太守、御史上士等职。隋开皇中，被太子召为学生并终于此职。
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
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史称他"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如东晋初，时论王导为帝（晋元帝）之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①。这实际是对"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不满。又颜见远在梁武帝受禅时，不食，"发愤数日而卒。"①六朝无死节之臣，如颜见远这般人格，在魏晋南北朝确实少见。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有"器局"称。这个家族"世善《周官》、《左氏》"②，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家族这一传统。少年时他就感到虚谈非其所好，转而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③，在传统经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
颜之推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世族地主势力由盛而衰，战乱频仍，皇权振兴，南北统一日趋明显的这样一个时期。门阀世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籍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权借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共天下"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些大族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大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也广泛传播，成为世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无不对颜之推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颜之推的个人经历也使他比别人对那个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他自己曾感叹到："予一生而三化，备蔡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④因此，在颜之推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当然，颜之推的思想比此还要深刻的多，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 《水经注·序》。
③ 《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
④ 《观我生赋》。
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不知纪极，统治就极难维持下去。从儒家立场出发，他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贤才而不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他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的不劳而获。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崇尚清谈，士大夫必须"应世经务"，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①，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深信不疑，这当是他一生坎坷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著述颇多，有《文集》30 卷等。他的名作为《颜氏家训》，共20 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王钺称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②。其实《家训》的内容已远不止家庭教育，而是更为广泛深刻。
① 《汉书·沟洫志》。
② 《读书丛残》。
2。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说"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③，"行道"、"修身"这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④，"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⑤。因此颜之推把"忠"、"礼"、"孝"放到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养生篇》中他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所谓"诚孝"即"忠孝"。（避隋文帝父杨忠之讳）。在《风操篇》中他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虽然他对南北风俗的差异表示理解，主张"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但对中土人士"骨肉易疏，不忍言族"的回答仍认为"于礼未通"。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重家庭伦理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在《治家篇》中他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也就是他"德艺周厚"人才标准中的"德"。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中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①，这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子孙自然属于"上智"，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自然属于"下愚"，不可教矣。一般的士大夫均属"中庸之人"，他们成才与否，则视后天的教育状况了。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人的教育尤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德"，还要重"艺"，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人成才的重要因素。颜之推还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②。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确实是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看得是非常准确的。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序致篇》。
⑤ 《颜氏家训·治家篇》。
①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3。关于士大夫教育颜之推一生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夫之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的弊端其一是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介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①即使有些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②。颜之推讽刺这些人是"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③，完全陷于繁琐之中。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④。他们"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茵，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⑤。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綦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⑥。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①。颜之推认为这些人不高谈虚论，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尽管不能一人身兼六才，但只要具备某一方面才能，也就是当之无愧的。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才来呢？颜之推提出从"德"和"艺"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以"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儒家基本理论不外忠孝礼义，颜之推深信不悔，即使"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氓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②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③只有具备深厚的"德"的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贯彻到实践中去。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他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 年第2 期。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涉务篇》。
⑤ 《颜氏家训·涉务篇》。
⑥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② 《颜氏家训·养生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④。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仅有"德"还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艺"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艺"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因此"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而"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一些士大夫整日交游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情裁衣也。"①颜之推认为社会上虽然有些人才兼文武，但却身无禄位，妻子不免饥寒，但金玉终胜于木石，所以"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②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有力批判。勤于读书还要戒骄，一些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还不如不读书好些。其次颜之推认为读书人要务实，要学以致用。他认为读书需得其要领，即使圣贤之书亦如此，"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③，这简直是浪费光阴。更有甚者饱读经书，满腹经纶，"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④，让他去断一个案也断不清，去管一个县也不知从何下手，造屋也不知楣横棁竖，种田也不知稷早而黍迟，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认为读书人最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术、医术、琴瑟、博弈、兵射、投壶这些学问也要懂一些，一则可以保健，二则可以娱心畅神，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上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只能偶尔为之，不可作为立身之本，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世族地主，从心底里是看不 起技艺的。第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还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他提出读书的目的是开心明目，利于行。不仅古往圣贤值得学习和仿效，而且"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①他认为士大夫须知稼穑之艰难，从耕种到收获，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辛苦劳动，那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呢？颜之推还对当时士大夫褒衣阔带，迂诞浮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体弱，不耐寒暑等等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独到而积极的一面。
颜之推对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视。他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②。如果书案狼藉，任虫蛀鼠咬，童幼乱画，风雨毁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③，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不可忽略。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须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的状况，建议他们"守道崇德，④ 《颜氏家训·归心篇》。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慕贤篇》。
蓄价待时"④。这些对纠正门阀世族所败坏的士风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④ 《颜氏家训·省事篇》。
4。家庭教育思想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世族为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注重。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其中具有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从胎教开始。他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虽然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但也要及早进行，"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①也就是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②，所谓"专利"即能精神专一，不像成人那样诸事烦扰，心难宁静。他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及民间俗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理论根据。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极大，对新事物也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基础。这些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父母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③切忌"无教而有爱"，如果"饮食运为，姿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④。这样放纵孩子，恣其所为，终究是害了孩子。因此必须从小树立孩子的是非观，该严则严，要爱得其所，爱得有方。他还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①这是他对历来家庭教育的总结，贤俊的孩子固然让人疼爱，但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得到一份怜惜，偏爱孩子不是有益于他，而是害了他。
为了教育好孩子，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父母对孩子要有威严，"使为则为，使止则止"②。颜之推把严教和治病相比，他说："当以疾病为愈，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骨肉乎？诚不得已也！"③如果不用体罚，则"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④诚然，这种以体罚的形式来教育孩子，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应予摒弃。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家庭教育也有影响。环境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周围环境，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
① 《典论·自叙》。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④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①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②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③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④ 《颜氏家训·治家篇》。
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二是长辈的风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长辈的言行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
颜之推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⑤，士农工商兵皆为一业，不可以随便轻视。甚至语言教育颜之推也很重视，认为教育子女学会正确、通用的语言和语音是父母的责任。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①最后，颜之推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颜之推例举北齐一位士大夫曾说"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②这种卑躬屈节，连本民族文化都一概抛弃，以求一官半职的人实在可耻，颜之推切诫子孙勿去仿效。颜之推指出唯有远大志向，才能经得起磨难，成大器，而"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③人的学习尤如春华秋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④，只有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收获。
颜之推本人一生虽不曾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们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不仅抓住了那个时代教育的弊端，对士大夫教育和家庭教育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在学习方法和态度上也提出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他认为，第一，学无迟暮。有的人人生坎坷，失于盛年，但"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指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⑤历史上的名人如荀卿、公孙弘、朱云、皇甫谧，都是后学而成大家的榜样。第二，博学和专精。颜之推认为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但是古人所说的"多为少善，不如执一"的道理也是正确的。他说近世有两人被称为朗悟士，"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习"①，其它诸如卜筮、医药、音乐、鲜卑语、煎胡桃油等等莫不一知半解，但皆不精通。颜之推认为这非常可惜，凭他们的个人才能"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②，不至于成为一个杂家。第三，眼学。所谓眼学即要眼见为实。他说："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士大夫或不学问，差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③虽然知识不可能都由直接经验获得，但颜之推针对当时士大夫言谈虚阔的风气，提出眼见为真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第四，切磋。颜之推认为学习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如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颜氏家训·言辞篇》。
② 《颜氏家训·治家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②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果"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写文章也要这样，他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载，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④。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许多东西至今仍有珍贵的价值。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④ 《颜氏家训·文章篇》。
七、结语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动荡的社会固然给教育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教育发展依然取得许多重大成就和突破。第一，从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来看，官方学校教育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毕竟绵延传存下来。各国统治者依然给予教育一定的重视，包括刚刚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不仅如此，在学校的设置上也不仅限于太学、国学和郡国学校，新的学校和带有研究性的学术机构也在出现，如北朝的四门小学、麟趾学和南朝的总明观和士林馆等。特别是南北朝均出现的分科教育，是我国专科教育的创始，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二，从教学内容上看，儒学虽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独尊的地位已被打破，玄、佛、道、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等都渗透到教育内容中来，甚至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这是这一时期专制主义的削弱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内容的扩大对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从私学的发展来看，两汉私学是官方经学的补充，而魏晋南北朝私学走上了近乎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教育等级化的出现，私学主要在中下层人民中传播文化。私学教育家不求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生不畏艰难，千里寻师的精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佳话。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都是从私学中总结和产生出来的。私学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四，从人才选拔措施来看，我国历史上三大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这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第五，从教育思想的发展看，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十分活跃，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大胆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对经学教育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另外，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和颜之推的士大夫和家庭教育思想都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内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秦汉教育的基本模式，又有诸多更新和调整，呈现出时代的特色。这些特色又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绝不会出现隋唐教育的鼎盛。
尤其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为民族融合所做作的巨大贡献。
秦汉时期除匈奴等极少数民族外，大部分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在民族迁徙的浪潮中，他们在这一时代纷纷被卷入中原历史大舞台。最后均被融合在汉民族之中。这期间，血与火的战争固然是他们融合的一个动因，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传播文化的结果。首先是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上层的汉化继而带动了中下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转变，十六国及北朝较为普遍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说教育的社会作用在这一时代尤为明显。
分裂和战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是不利的。学校的时兴时废使其根本无法承担长期培养人才的重任。横刀跃马可在乱世中自取富贵，使不少人不能安心于书桌之上，因此，"读书无用"的思想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玄风迭荡，社会贵族化、等级化趋势加强也无疑给教育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以血统论定地位、才智的高下，是历史的倒退。对受教育者的进取心理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史所必须看到的。
◆◆◆
《中国全史》 03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内容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时间断限大致为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 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亦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出于体例的考虑，隋朝文学未纳入本卷叙述范围。
具体内容共包括1．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2．诗歌创作及主要诗人；3．辞赋及骈文；4．志怪与志人小说；5．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6．南北乐府民歌。除概论和结语外，以朝代为基本单位，共分八章叙述。
叙述上采用点线面相结合方式，对代表性作者及其作品进行重点分析，兼及同时代的文学群体及前后源流影响。其余各种文学体裁，亦着重阐明其具体创作手法与艺术特色，并从历史与文化高度对其作出评价。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400 年乱世的贫瘠土壤里，生长发育了中古时期最灿烂的文化，而其中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令人瞩目。文坛上，不仅可见许多文学形式产生、发展，奠定了后世创作的基础，而且有些体裁，在当时已经达到巅峰，其绚丽精美，非但空前，亦为后世所难以企及。
此时期文学发展最可称道者略有四点：其一，是诗歌艺术汇源导流，走向成熟。魏晋南北朝诗歌在承袭《诗经》、《楚辞》、汉代民间乐府和古诗19 首优良创作传统基础上，思想上又为后世开创了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的建安风骨传统；体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五言诗在形式上完全成熟，成为古代诗人沿用千年的正统诗体；内容方面则开辟了咏怀、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田园、山水等丰富多采的题材；诗坛上涌现的曹操、曹植、嵇康、阮籍、陆机、左思、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作者，均属古代最伟大诗人之列。
其二是骈文的创作成就。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一种艺术水准很高的精美文体，代表了当时社会人们对文章写作的审美追求。骈文虽注重形式美，却并非空洞没有内涵，它以作诗的方法作文，使文章具有诗的独特韵昧和魅力。骈文音节和谐，用典考究，对偶工整，说理因难见巧，精辟有致；抒情清新含蓄，意深辞美；骈赋则铺陈典雅，绮丽华瞻。其中上乘之作，较之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及以后的唐宋散文名篇，并无逊色。
其三是志怪和志人小说（或曰佚事小说）兴盛发展。在汉代小说已有雏形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在思想、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拓展。它们或用各种灵怪奇异的浪漫主义手法，折射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习；或用精悍短小的篇幅，清新隽永的语言，从各个方面生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士大夫阶层的言行风貌，其作品不仅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宝贵价值，而且对唐代以后不同体裁小说的产生和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四是文学批评肇始发端，影响后世。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文人思辨能力空前提高，审美意识自觉发扬，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著述体裁、审美内涵、发展流变、作用价值及作者优劣，都有系统精到的分析，形成许多新颖深刻的文学观点，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为下一代文学的发展拓清了道路。
放在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展示的成就，一方面是对《诗经》、《楚辞》以来的古代文学成果如汉大赋、乐府歌辞、杂言小说、古诗19 首等篇章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特定产物。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历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常出自正与奇两种原因。
凡国家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中央集权稳定，文人生活优裕，精神较少压抑，能自由选择出处，臧否时政，文学一般都发展昌盛，如盛唐北宋之例；相反，在朝政昏乱，战祸绵延，民生凋敝，文学之士的生存和精神自由都面临威胁之时，也可能激起文土强烈的创作冲动，写出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从而出现文学创作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恰好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如果更具体地探寻魏晋南北朝文学繁荣的动因，《文心雕龙·时序》篇有关建安文学的一段著名议论颇有概括性："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析而言之，这400 年历史中的"世积乱离"，生民多艰，使得思想上崇尚理想而内心世界敏感复杂丰富的文人士大夫，在目睹乱世里百姓转死流亡的悲惨命运并面临理想破灭，道义沦丧，人的生命与精神都受到摧残的现实境遇时，常常选择文学活动作为他们寻求安慰解脱，对昏乱的时政进行积极或消极反抗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当然首先是由文学原本具备的美善刺恶抒情言志，以俾政治教化的传统功能所决定的。许多理想主义诗人，本着"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毛诗·序》）的宗旨，以激烈的情怀反映现实，针砭流俗，抨击黑暗，抒发忧生忧世之慨，表达用世之志，宣泄政治情感，创作了许多诸如《诗》中变《风》变《雅》一类慷慨之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蕴含的怡情审美的娱乐价值亦渐渐得到开发。所以在很多时候，内心痛苦软弱的文士，常藉诗文创作摆脱世事的困扰，娱悦精神，怡养性情，东晋南朝文学表现出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实际上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而从创作的主体来看，此时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人格方面的觉醒觉悟，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传统的儒学，本是一种社会理想与道德哲学、世界观与人生观融合为一的思想体系；儒学知识分子，受孔子道德人格影响，对人生也总抱有政治和道德的两重理想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入东汉社会后，士大夫的个体自觉意识尤其有很大增长。在汉未经学衰落，传统道德陷于危机之后，玄学引老庄进入旧有价值系统，改良完善儒学本体，使之具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而士大夫亦将原有的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进一步发展为强调人格精神的自由完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由此，使知识分子对一己精神的存在愈加珍视，也更加渴望精神生命的长久延续，崇仰"三不朽"的境界。然而在乱世里，注定了人们无法实现夙有的"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流逝的时光，又使一切外在的功业迅速湮灭，"立德扬名"，谈何容易！真正不朽而流传久远的东西只能是那些具有永恒魅力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凝集，即所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
这样透彻的觉悟，促使这一时期的一代代文人在理想仕途受挫，价值取向转换调整之际，将个人的志趣转向广泛的文化方面，对文学创作尤其投注了空前的热情。从汉末建安七子到南朝"高斋学士"，一个个文学集团先后出现，文士因不同的创作主张初步分流别派，推动创作沿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流风所及，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更加多样化，从前代被统治者徘优蓄之的文学侍从之臣扩展到帝王、宗室、巨官显宦、武人、僧道、妇女等各个阶层。人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恰如《诗品》所言："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
从创作的客体看，社会中自觉为文的风气进一步推动了此时期"文的自觉"。藉文学活动追求显迹扬名，身名不朽，实际上是确认了文学本身不依附其他任何事物的独立本体价值。而由于文学创作改变了过去为教化服务的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这时的文学，也能够强调作品的个性，研究探讨创作的规律特点，在形式、技巧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裁上愈加丰富多采。在这一过程中，老庄玄学佛道等思想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以庄子思想而言，其寄情山林，感慨哀乐，实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由于老庄的影响，不仅文学之士的审美层次有很大提高，文学的表现领域也由于山水等题材的进入而日益拓宽。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此时文人所遭遇的社会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心态、情感变化密切相关。它们是前代文化精神的积聚与延续，更是后世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前篇。若想了解历史上无比灿烂的盛唐文学之谜，或许最初的线索正在此时期文学发展之中。
二、建安文学（一）特定的孕育发展条件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先秦两汉近千年的发展，到汉魏之际的建安时期，创作上呈现出崭新的繁荣局面，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其辞采风力之影响，更远及于后世。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 年），虽然朝代上尚属东汉的范围，但历史的进程，却已从两汉跨入了魏晋新时代的门槛，社会的政治格局，思想风貌都迥异于前代，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上，也都处在从"汉音"到"魏响"的转化过程之中。而建安文学在分期上，亦顺理成章地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
严格来说，具备建安文学特点的文学创作，并不仅限于建安时期。建安七子中，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其余如王粲、徐干、刘桢、陈琳、应瑒，并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其创作生涯，固是结束于建安时期；而曹氏父子中曹操卒于延康元年，曹丕卒于黄初七年，曹植则一直生活到太和末年；许多较次要作家的生活年限，也都不止于建安时期，邯郸淳、左延年等人，都卒于黄初以后，其中的吴质，甚至活到太和四年（230 年）。所以，建安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从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魏明帝统治时期，或许，可以将文坛巨子曹植的逝世，视为建安文学创作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作家的个体的创作上看，建安文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创作的主体，有从最高统治层的曹氏父子，到孔、阮、王、徐、陈、应、刘等邺下七子；再从女诗人蔡琰，到邯郸淳、繁钦、路粹、吴质、左延年、丁仪丁廙兄弟、杨修、荀纬等诸多才士①；更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②，可谓"俊才云蒸"。虽在戎马倥偬之际，然"当此时也，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③，"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④，赋诗著文，期诸不朽。其中诗歌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诗人直接继承了两汉乐府和文人诗的创作传统，以反映现实，表现人生为宗旨，缘情尚气，驰骋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篇章，不仅极大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推动了五言体式的发展成熟。此外，如章、奏、表、檄等各体文章的写作，亦气势酣畅，文笔兼美；而书疏辞赋抒情写心，志意真挚，文采缤纷，一洗"侈丽"之风而开启后世美文之先河。在创作繁荣和审美意识觉醒基础上，文学批评肇始发端，论文的范围，广泛涉及作家才性、作品风格、文体和文章审美价值等内容，有力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建安文学，是以其特有的思想艺术光采，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关于建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篇》有一段概括的论述，言及其主要的风格特点及所以产生的诸多条件背景：自汉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④ 曹丕：《典论·论文》。
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官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概括而言，有关建安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诸方面的条件，大致是由汉末的社会动乱、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这几大因素所作用造就。
1。汉末的社会动乱无疑，建安文学的感人魅力，首先来自动荡的社会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对文士心灵的震撼和磨砺。汉末人们所面临的，是自秦统一以来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的动乱分裂局面。东汉中期以后，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国家名器操纵于外戚宦官之手，权入私门，政以贿成，纲纪大坏。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抱着澄清天下的儒学政治理想，结成同道，起而抨击宦官外戚的腐朽统治，"品核公卿，裁量执政"①，以图改善封建政治。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不仅朝政愈加昏暗，且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也由于其独立的政治意识和用世精神的被扼杀而开始了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政治和精神上的悲剧历程。
到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割据军阀间相互攻杀，兵连祸结，广大人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数十年战乱，使关洛之区，尽为屠场；两京繁华，化作灰烬。整个社会自汉帝以下，百官公卿，士庶百姓，播越流亡，转死道路。在民生凋敝，白骨蔽野的惨景之中作为封建统治秩序象征的汉官威仪，亦已扫地以尽。史载献帝流亡河东，"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相互镇压以为笑"；后因"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①。这样的情景，对士大夫内心所造成的震撼与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汉室倾颓，群雄并起的形势，使客观上和封建大一统政权有密切依存关系，以通经求仕，显于朝廷为基本发展模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出路也失去保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却恰好表现了当时士人在故国倾覆之后的现实困境和失图之心态。为了避乱自保，中原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志愿或非志愿地投靠了一些割据军阀。然而那些质性庸劣、眼光短小的偏霸之主并非惜才之辈，正直的士大夫所遭遇的，也往往是被权势猜忌迫害的命运。汉末辽东的公孙述、河北的袁绍、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都曾有过加害士人的行为。即便是以后成为文坛盟主，在邺下招聚了大批文士的曹氏集团，无论是在创业初还是已成气候之后，对士大夫亦多有威逼利用打击之举。那些仍抱儒学道义理想并对东汉王朝怀有微妙感情的士大夫，最后虽在身为汉相的曹操摩下找到了一席栖身之地，然而奉行申商之术的曹操对待士人的真正态度，却决定了曹氏政权远非士大夫实现济世之志的理想场所。因此故，建安文士的真正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对社会苦难的感慨和个人内心失意的相互激荡，使得建安文学之上一方面创作了大量诸如"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①、"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②、"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③及"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④、"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⑤、"建功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 年第2 期。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不及时，钟鼎何所铭"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⑦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痛苦及抒发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积极感情的作品；另一方面，其作品又总是覆盖着一层难以排遣的悲凉梗概哀楚之气，象"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⑧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⑨ "日暮愁吾心，。。忧思壮难任"⑩之类诗句，都潜在反映了一种志不获骋的政治理想挫折感，折射出建安士大夫的深层心境。
⑤ 王粲《从军诗》其四。
⑥ 陈琳：《游览诗》。
⑦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⑧ 曹植：《杂诗》"转蓬离根本"。
⑨ 曹植：《。。E 篇》。
⑩ 王粲：《七哀诗》其二。
2。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汉魏间思想领域的新旧价值观念冲突所引起的文士人格意识和审美意识觉醒，赋与了建安文学作品鲜明的个性和抒情风格。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两汉时期，这种统治是以掺杂着谶纬神学的经学形式出现的。东汉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学由于其妖妄、附会，拘守章句，繁琐考证等诸多流弊而日益衰落。官方传习经书的太学，尽管规模庞大，弟子逾万，但"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①，学风已流于虚浮伪诞，甚至进而成为邀求浮名者的结党游谈之地②。与之相应的是，被东汉统治者奉为治国之本的名教礼法，也由于被尊崇拔高到极端的地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狼藉败坏，成为一切伪善矫情之行的渊薮。庞大的东汉帝国，在其最后易箦就木之前，统治的基础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于衰朽的经学在维护封建统治和满足士大夫追求信仰、探索新知需要这两个层面都已难于发挥效用，所以汉魏之际的社会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士人，都急于寻找新的思想崇尚物，以帮助"治民"或帮助排解乱世里心灵的困惑。在汉末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都趋于松弛的背景下，先秦后一度湮没无闻的诸子之说又有复兴之势，道、法、阴阳、五行、墨、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出现。《三国志·文帝纪》尝言曹丕自幼"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言"③，可见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新变化。尽管从本质上说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在经学衰落后，一时间它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的存在及传播形式。所以汉魏之际的思想领域，确实在动荡分化之中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格局，或多或少地冲击到儒学本体。
不过，尽管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已从两汉经学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但是和魏以后的思想领域不同的是，此时并没有一种可真正慰藉人心灵的新人生哲学--玄学的诞生尚有待天才的王弼的思考研究（而此点常为论者所忽略）；汉代的清议，在此时固已改变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政治批判性质，但还远非纯粹玄远不近人事的清谈，人物的品鉴除去士人间的互谑互誉，还往往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故，建安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却还不是"觉悟"的时代；也可以说，在汉学和魏晋玄学之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各种思想观念尚在冲突碰撞化合之中。所以在此时，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建安诸杰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两汉士大夫的遗风，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的人生目标，本质上和东汉知识分子"澄清天下"的理想追求相近相通；文学创作上，也不乏古直朴拙的风格。另一方面则可看到，此时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向探索的倾向，有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认识的对象，涉及人生宇宙上下古今的许多问题。其间，士大夫的自我人格意识，在外界参照物的映衬之下，有了初步的体认，所谓诸子百家之说的复兴，也是这种探索的一个表现。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尝提出当道德标准和社会风气"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和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行其是，而互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26《徐孝克传》。
③ 《晋书》卷88《孝友传》。
非其非也"。实际上，建安时期，就正是这样一个转换之际，社会中的一切原则准则，都可能有两种判断标准，两种品评方式；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往往呈现复杂和矛盾的一面。如曹操，既身为申商权术政治的信奉者，一个"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同时又是一位不拘小节，情感真挚的诗人；他的儿子曹丕，一方面是一个工于心计，虚伪矫饰的权力争夺者，一个冷酷猜忌的皇帝，另一方面则是个对文人颇为理解和颇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文学之士的朋友和保护人，不乏细腻感情的诗作家。而建安诸子中的许多人，一方面是骨鲠的知识分子，情感上眷恋故国，有高远理想，同时却又不无卑恭的屈事曹氏，安于逢迎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
由于刚从两汉迷茫混沌的元气论中走出，对宇宙人生本体的一切认知体会都尚模糊、陌生，无从把握，此时期士人内心存在着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失重感。社会的黑暗动乱、人生的苦难、理论探索过程中价值准则的无确定性等等，都使他们精神上感受到惶惑、迷惘，甚至悲哀。摆在这些刚刚意识到自我的建安文人面前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和天地宇宙万物相比，人的生命是极其短暂和渺小的。所谓"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①，"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②，一切人世间的功业荣名、富贵权势都将瞬即消逝。这一事实本身导致从两汉旧思想体系中觉醒而出的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深刻的悲哀。此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一种从思想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悲哀之气，正是建安文学作品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骨的真实内涵。（而这种生命的悲哀之气，在汉末以降文人的思想中大致有四个走向：其一是追求及时行乐，享受人生，留恋生命，所谓"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③正表达了这类追求。这无疑是一种颓废不足取的人生选择，但它所体现的那份初有觉醒的文人无法把握生命的惶然与无奈，仍是深值同情的。其二是追求建立功业，实现济世理想，以把握生命。多数建安诗人，都抱有这样的人生宗旨，并将它们表现在作品之中。其三是追求立言，希望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中延续人生的价值，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即所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①，这是建安以来"文的自觉"的基础。其四则是追求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体悟宇宙人生，超越生命，因此而产生对哲学、宗教的探索与研究。此点努力在建安群才之后，为何、王、嵇、阮诸公所接续。）
① 《拾遗记》卷一。
② 曹植：《箜篌引》。
③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3。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除去以上那些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深刻背景之外，建安文学创作的出现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即当时执政的曹氏集团的推动引导。无可置疑，在汉末中央集权瓦解而文士星散的战乱年代，能有众多的文士聚集邺下，形成创作群体，首先即与曹氏的大力罗致有关。乱世里的文人写作，似乎比平时更需要权势的庇护，这对文人是一个可悲的然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曹氏父子都雅好辞章，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但除曹植而外，整个曹氏家族又具有先秦法术刑名纵横诸家好阴谋权术，注重实际利害的思想特色。两者的结合，使曹氏集团对文士和文学活动有近乎矛盾的感情态度。曹操本人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但出身宦官寒族，在汉末官僚士大夫中声望不高尤其受到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的敌视反对。其起家之初的行为，与一般戕害士人的割据军阀亦无二致，对政治上不与自己合作的士大夫，常采用杀戮手段①。在通过屯田和迎献帝许都等措施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分地位之后，曹操为成就王霸之业，开始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形象，注意广泛延揽人才，藉以改变仅有"天时"而无"人和"的不利状况，标榜"天命"所归。特别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被汉帝任命为冀州牧之后，为使人心归附，接受了他最信任的谋臣郭嘉的建议，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此后遂以邺为根据地，大量罗致文学之士，使邺城一变成为曹氏集团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
在建安中，曹操一再下求贤令，要求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去拔擢人才，甚至公开提出要用"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在其不遗余力的延揽下，十余年间，天下英才如云归附，曹操区别才性，综核名实，分别予以任用。凡兼通经术名法，富于统治之才的士人，则委之军国政事，以收实用之效；而对大批盛有才藻的文学之士，除使之处理章奏之外，更主要是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文名声望，为曹氏集团粉饰形象。
此期间，孔融于建安元年被征为将作大匠，进入许都；而在建安五年前后，阮瑀、刘桢等人相继应曹操征召成为其掾属；到建安九年，陈琳于袁氏失败之后归降曹操，与阮瑀共掌书记；建安十三年，在曹操征荆州之前，孔融被杀，这一年晚些时候，原在荆州依附刘表的王粲投归曹操，被任为丞相掾，封关内侯。至此，建安七子除孔融已死外，已齐集曹氏麾下。女诗人蔡琰也在建安十二年左右从南匈奴回到中原。建安文学创作在这样的人事条件下进入兴盛期。
必须看到，凡事注重实际不喜浮华的曹操所以广泛招聚罗致文士，除去个人爱好文学的因素而外，尚有许多现实利害的考虑。曹植尝在其《辩道论》中说到曹操在邺下招致方士的用意不过是"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并非是因为信奉神仙方术。对于同样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之士，曹操心中未始没有同样的念头，也欲将招聚作为驾驭的手段之一。正因此故，曹操其实并没有对文士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情感给予充分的尊重，且不喜欢文人有独立的见解和追求。举凡孔融、杨修的被杀，刘桢的被刑、王粲等人长期的内心悒郁①等例证，都可看出作为统治者
① 《初学记》卷四。
① 《续齐谐记》。
的曹操（也包括即位后的曹丕）对文士的态度仍不脱传统的"俳优畜之"模式，将文学或文化仅作为政治的点缀、展示文德的工具，亦即如曹植在临去世前所意识到的仅将文士作为"徒荣其位而丰其体"的"圈养之牢物"②的情况。
不过也要看到，在当时乱世，不论曹操对文学之士的主观态度如何，也不论后者在前者的政权中有何种的内心痛苦，但众多的文人能进入到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去从事文学创作，客观上确实对文士起了保护作用。而由他所倡导的思想政治上的清简峻切之风，也对建安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影响，如刘师培所言，"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③如果说，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威，用各种行政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把文士罗致到邺下，此项工作主要完成于曹操的话，那么在邺下维持一个较好的创作氛围，使文士能就诸如作品的形式、内容、风格、技巧等问题相互切磋探讨、并在诗、赋等体裁的作品创作方面起到倡导影响作用的，则主要是曹氏父子中的曹丕曹植兄弟。
曹丕在建安中后期，很大程度上起了文坛领袖的作用。建安十六年，他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实际上有了"储君"的名分，也因此而负担了一部分帮助其父笼络控制文士的责任。在当时情势下，他和身边文人的关系比较融洽，对文士的心理情感有一定的理解和关切。传说王粲死后，他率门下文士在墓前作驴鸣以寄哀悼之意，颇有人情味①；又阮瑀去世后，遗孀生活困苦，他命应、刘诸子同作《寡妇赋》，以写其同情；在《与吴质书》中，他以相当真挚的感情，哀悼已经去世的徐陈应刘诸人。所谓"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等语，表现出了他与建安诸子颇为笃厚的交谊。作为"副君"，曹丕的这类感情有真诚的一面，亦有伪饰的一面。事实上，他的性格为人带有两重性，在政治上，他承袭了曹操的一套作风，冷酷、猜忌，睚眦必报，又工于心计，好阴谋权术。在对待文士的态度上，亦受此点支配，有藉此拉拢人心，树立党羽，在"争立"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以"自固"之意。所以他平素不仅与建安诸子交好，更和吴质、路粹这些人品尤下的士人同类相亲，相互利用。然而在文学上，曹丕又是一位见识颇高、思想通达、情感丰富的创作者、欣赏者和评论者。他将在汉代被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文章写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的高度，并身体力行，组织和参加了邺下的大量文学创作活动。邺下文人在诗赋方面常有许多同题或酬唱之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他安排的会集和命题有关。在文学活动中，曹丕表现出他细腻的情感和颇高的审美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识的理论主张，在历史上首次将文学和政治分开，对艺术创作本身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不仅提出文章"尚气"之说，把握和归纳了建安文学的最主要特点，且注重情感的抒发，直接开启了西晋文学"缘情"的源头。他对建安主要作者的个人才性与诗文文风格特色的中肯分析，具有双重的权威性。可以说，曹丕在建安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不仅与他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有关，更和其人对文学理论的高度思辩水准有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关。
曹植与其兄不同，他任性而行的性格和实际上缺少的副贰身份，都使他在领袖文坛方面难以和其兄比肩而成为创作活动的有意主持者。但曹植在建安作家群中，特别具有过人的才华，由此使他的作品自然而然成为文士竞相仿效的对象，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五言诗、辞赋等文学体裁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以五言诗为例，曹植是两汉以降第一位专心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作者，写了大量的传世之作，钟嵘称颂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①。由于曹植的努力，五言诗在各个方面都摆脱了辞赋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和影响至为深广的文学体式，从幼稚走向成熟。后世王国维论词，尝有"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②的意见，而五言诗之于曹植，亦可作如是观。业师缪彦威先生还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带规律性的现象，即一种新文学体裁出现时，只是先有少数作家尝试写作，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社会一般人对于新体裁还持怀疑观望态度。待到某个卓越的文学家运用新体裁写出举世称颂的杰作时，新体裁就为举世公认，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而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曹植就处于这种地位，他以自己创作的辉煌成就，显示了五言诗的巨大生命力。从此，五言诗风靡社会，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体裁①。正是在作为诗坛泰斗的曹植带动下，建安时期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不仅数量上远过前人，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也达到一个高峰，所谓"五言腾踊"而"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由于曹植诗的开拓意义及对当时和后世的表率作用，《诗品》称他的作品是"譬人伦之有周孔"；后世王夫之亦言，五言诗"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②。此外，在辞赋的创作上，曹植的带起群才之功，也是无庸置疑的。曹植好作辞赋，且素养极高，尝自言"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③。尽管其赋今存仅40 余篇，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仍都为建安作者之冠。曹植的赋大多为当时尚处发展期的抒情小赋，其中有许多是与其他作家的同题之作，这些同题之作，固然有一些是由曹丕等以文坛领袖身份出题而命诸人"并作"的产物，而更大程度上，当是反映了由于曹植的深情美辞之作而吸引了诸才士竞相效作的情形。正因如此，当时人遂推尊曹植为"赋颂之宗，作者之师"④。总而言之，曹植是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引导了建安时期的文坛，虽未起到其兄那种组织者、评论者的主导作用，却以其粲然精美的作品本身，直接为当时文学提供一个典范，推动了文学之士的诗赋创作。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③ 《荆楚岁时记》。
④ 吴质：《答东阿王书》。
（二）诗歌创作的繁荣无庸置疑，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繁荣和最具代表性。其创作以五言诗为主，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主要描写题材，风格上逐渐改变汉诗厚重质直的特色而更加抒情化与个性化。从《文心雕龙·明诗》所言"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中，可见当时诗歌创作的大致景况。
1。曹氏父子（曹操、曹丕）
曹氏家族是一个极富文学素养的家族，其主要成员，皆有文学作品传世。后人常根据建安中诸曹的文学成就，于曹操以下，合称"三祖"或"二祖陈王"①。在此则考虑到曹氏父子在文学创作方面作用影响并不相同，故将操、丕父子归为一类叙述。
（1）曹操（公元155-220 年）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自称是汉相国曹参之后。祖父曹腾，安帝时入宫为宦者，历事四帝。顺帝为太子时，以"年少温谨""应选配皇太子书"②，从此受到宠信，顺帝即位，迁中长侍、大长秋；桓帝时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过继给曹腾作养子，灵帝时官至大司农、大鸿胪，后又花巨资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曹操出生于这样一个没有礼教经学传统而和宦官势力关系密切的家世背景，自幼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①，所以始终受到士流的鄙视，直到发迹以后，还常常被政治敌手讥之为"赘阉遗丑"。
在曹操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阶段，东汉国势已经江河日下。朝庭中宦官把持政权，正直之士受到禁锢，卖官鬻爵，奸邪盈朝，且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有政治远见和过人才干的曹操不甘心依附腐朽的宦官集团而成为黑暗政治的殉葬品，所以他虽凭藉与阉宦有关的家世背景顺利进入仕途，年仅20即举孝廉为郎，但为官之后，执法不避豪强，对宦官不法势力严加打击，初步显示了其尚法术的政治倾向和敢做敢为的气概锋芒。黄巾起义爆发后，整个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对农民进行镇压，曹操也在此时官拜骑都尉，与皇甫嵩、朱俊等一道消灭了颍川黄巾，迁济南相。由此逐步起家，在军阀的割据混战中吞并强敌，统一北方，前后担任大将军、丞相、魏公、魏王，为成为仅存名义的东汉王朝的实际主宰者。
曹操在政治、军事和文学上都有不凡的建树。政治方面他善于任用和驾驭人才，综核名实，行政有术；军事上则对兵法有很深研究，作兵书十余万言，用以行军作战，又擅长随机应变，军令严明；文学方面同样表现得颇为出色。在文学主张上，他主张清简，反对浮华，其质朴的文风对纠正当时文坛上的不良风气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曹操也能写一些清通素朴，有鲜明个性的文章，如他的《让县明本志令》，不假藻饰，娓娓道来，直叙本心，真挚而有说服力，是一篇很优秀的散文。而曹操在文学方面最突出的才能，主要表现在其诗歌创作方面。他作为一名富于激情的诗人，尽管一生大部分生涯都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不废吟咏，史言其"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
曹操的诗现存有20 余首，全部为古题乐府。然而这些乐府歌辞不是简单的拟古之作，它们大都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并抒发了诗人自己的雄才大志与积极进取精神。其中集中描写汉末战乱与人民痛苦生活的篇章，主要有《薤露》、《蒿里行》、《却东西门行》等。如《薤露》：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属乐府相和歌辞，与《蒿里》并为丧歌。或云是因薤叶上的露珠易结易干，古人遂有"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②的感慨，而古乐府中，还有"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的诗句，可见此题悲怆的情调。曹操这首诗，在旧题基础上加了新的内容，全诗所感叹的是汉末何进当权，以至董卓之乱的历史悲剧。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曹操在这首诗中以简练质朴的笔法对中平六年（189 年）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事泄被杀，而被他召来的董卓恣行废立，焚略洛阳，挟汉献帝西迁长安这段历史的描述，可谓实录。诗中谴责了汉末统治者的任人不良，用何进这样智小谋强，优柔寡断的沐猴衣冠，以至给"贼臣"以可乘之机，酿成生灵涂炭的祸乱，然而对汉灵帝、何进和董卓，批判的语气并不相同，对昏庸的灵帝是深深的怅恨；对自作自受的何进是讽刺和鄙夷；而对倒行逆施的祸首董卓，则直斥为"贼臣"。此诗最后，用微子悲慨殷墟的旧典作结，表达了诗人此刻对故都及人民的无限哀痛感情，含蓄沈郁，增强了这首"诗史"之作的艺术感染力。
《蒿里行》是《薤露》的姐妹篇：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诗亦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蒿里即死人之里，《蒿里行》实际是送葬的挽歌。曹操亦是利用这一曲调原有的悲哀情调来叙写汉末令人伤感的往事，前人以为"《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①。此诗前十句回顾了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关东各州郡的军阀联兵讨伐董卓，却又各自谋算，观望不前，终至相互火并的一段历史，读之令人扼腕。"淮南"二句指责了袁氏兄弟的自私野心，正是由于他们争夺权势的行为，使讨伐董卓的军事成为一场混战。最后6 句，描写了长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痛苦，有深挚的同情心。由于长久的出征，战士的铠甲上都长满虮虱，人民转死流离，百不余一，千里萧条。每一个看到这样惨景的人，都为之肠断哽咽。方东树尝说，"'铠甲'四句，极言伤乱之惨，而诗则真朴雄阔远大"②，这正是这首诗的特点。盖诗人用苍凉遒劲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画面，将军阀割据混战的产生、发展与严重后果，都按其本身的逻辑概括在寥寥十数句诗中，对历史的揭示客观、中肯，充满伤痛之情，却并不低沉萎靡。后人认为此诗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亦道尽群雄病根"①，诚非虚言。
对于在当时战乱不绝的社会里士兵征夫的艰苦生活，曹操在许多诗中都有真切的反映，其中《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即是两首思想与艺术性俱佳的诗篇。《苦寒行》描述了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率军从邺城向西北越过太行山攻打屯兵壶关的高干时的艰苦情景。在史实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艺②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吴书》卷6《宗室传》。
① 《艺文类聚》卷四。
术提炼。诗以"苦寒"为中心，将太行山区隆冬季节的艰苦行军、道路行程所见所闻描绘得异常真切，形象动人。"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的句子，不仅渲染了一种苍凉悲慨的氛围，同时又隐隐以历史上的周公东征自比，占住身份，且有必胜的信念。这样，就使得诗中对艰苦行军的种种感叹得以升华，呈现出豪壮高迈的气概，而有别于一般仅只描写了征夫之苦的诗篇。
《却东西门行》在艺术上饶有特色，它用比兴的手法，多层设喻，渲染出万里飘零，寥落孤寂的情调气氛，借以烘托征夫背井离乡，久从征役的凄苦境况，虽有关正题的叙写只寥寥数句，语气平实，但已深深打动人心，收到了极佳的思想艺术效果。曹操诗作的古拙深挚之美，在这首诗中得到很具体的表现。
除去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曹操诗中的另一重要主题即是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统一国家的宏伟抱负，其中的情怀有如诗人自己所说，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②。在句式上多为四言。尽管四言诗的创作在当时已经由于句式上的不便使用，加上五言诗的冲击而呈现式微，但曹操的这类诗往往神完气足，风格刚健雄浑，诚是四言诗中的佳品。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
《步出夏门行》属于古乐府相和歌瑟调曲，古辞除"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两句外，都已无存。不过夏门又称大夏门，是洛阳西北方面的城门，正对北邙山，古辞作者或是因望见北邙山的累累高坟而感叹于世事无常，故原篇的情调可能比较悲怅。曹操这组诗写于建安二十年五月北征袁尚、袁熙兄弟和乌桓蹋顿单于的军事行动中，全组除"艳"（相当于前奏）之外，共四解（章）。以第一解《观沧海》和第四解《龟虽寿》最为出色。
如第一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在这首《观沧海》里，诗人把他亲临大海所见的景象，用朴素而饶有情味的诗句描绘出来，语言优美，气势磅礴，大海、山岛、树木、百草、秋风、洪波、日月、星汉，既是自然风景，又是诗人抒发豪情，展现精神的象喻之物，显示出作者的超乎他人的阔大胸怀。后人评这首诗"有吞吐宇宙气象"①，殆非虚语。
又如第四解《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一章从内容上和《步出夏门行》前三章主要描写自然景物不同，是以抒写心志为主；从情调上，亦有异古辞的悲切而呈现乐观向上的倾向。"神龟"以下四句生动的譬喻和"盈缩之期"四句充满哲理的句子，都表达了对人生的达观和积极进取态度；尤其"老骥伏枥"四句诗，显示了诗人老而弥坚的壮怀和不懈追求理想的奋发精神，千载以下，犹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古代许多有志之士在发抒自己内心的豪壮郁结之气时，常常歌咏此诗，以致《世说② 《晋书》卷59《齐王冏传》。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
新语》中有王大将军酒后辄歌此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①的故事。曹操诗中积极奋发进取的精神，是和他希望完成统一大业的抱负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从他所作的《短歌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属乐府相和歌平调曲，古辞已佚。一般来说，所谓"短歌"
实际是和"长歌"相对，仅就歌声长短而言，并无人命长短的含意。曹操此诗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开头，写出了一种"忧思难忘"，以酒浇愁的情绪，似乎有些消沉，但是和汉末一些徒叹人生短促而欲及时行乐，"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诗作有着根本不同的是，此诗并不是要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立功，所以整首诗的基调是昂扬向上的。寻绎诗意，是先感叹时光易逝，功业未建，愿得志士共图大业，于是写出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层层展开，最后展示诗人要令"天下归心"的雄心壮志，气概身份不凡。陈沆认为，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①。诗中多处用了《诗经》的成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而这些句子都是表现"求贤"意义的传统诗句，表明曹操所萦念的是希望有很多贤才来辅佐自己，巩固发展既成的"王业"。诗以"山不厌高"四句结束，进一步表达了对贤士的热切渴望和虚已延纳之意，衬托出诗人对完成统一大业的迫切心情。
曹操的乐府诗，除了上述两大题材内容之外，还有一部分描写接遇仙人的游仙生活，如《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等。从曹操的一贯言行来看，这些诗并不说明曹操信奉神仙思想，实际上，它们大多只是为宴饮侑酒而创作的娱乐性作品。
从总体上说，曹操的诗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他是文人向民歌学习，创作拟乐府诗传统的开创者，如清人沈德潜所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②。钟嵘在《诗品》中虽对他评价偏低，但仍认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而"悲凉古直"的评语是比较中肯的。到唐宋以后，人们在大力推崇建安风骨的同时，也日益欣赏曹操的诗作，对其基本风格，有了大致的定评。敖陶孙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③；胡应麟的"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④及吴乔的"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⑤都是后人对曹操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2）曹丕（公元187-226 年）
曹丕字子桓，于曹操嫡子中居长，继魏王位后代汉称帝，是为魏文帝。
曹丕出生以后所面临的是汉末"四方扰乱"的局面，所以自幼即跟随其父在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① 《晋书》卷75《韩伯传》。
② 《晋书》卷79《谢安传》。
③ 《晋书》卷140《苻坚载记下》。
④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 年第六期）。⑤ 《晋书》卷65《王导传》。
马上颠沛流离，转战四方。及至弱冠之年，始在邺城得到安居之所。可以说，他对当时社会受战乱破坏后的残破局面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
尽管生长于战乱，但曹丕自幼仍受到较好的教育培养，史言其8 岁能属文，以后又"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①。由于军旅生活的熏染，又"八岁而知骑射"②。所以在文武两个方面，曹丕对其父都有所承继。
建安二年，曹丕的庶兄曹昂在征张绣之役中战死，按宗法原则，为嫡长子的曹丕实际具有了嗣子的地位。建安中曹操多次出征，大都以曹丕留守邺城，临时处理国中事务。到建安十六年，曹丕正式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成为帮助其父统治国家的副手。不过直到很晚曹丕才被正式确立为太子，所以他和其弟曹植之间曾有过相当一段时间争立的纠葛，影响甚至及于他即位后对诸弟的态度和一些国策的处理方式。曹丕篡汉后在位共五年多，于黄初七年病卒。
曹丕一生，实际上兼有统治者和文学家双重身份。就政治才能而言，曹丕至多算是守成之主，不仅难以与其功业显赫的父亲比肩；甚至和他的儿子，号"秦始皇、汉孝武之俦"③的明帝相比，似也略输一筹；然而其政治上的刻忌猜忍，伪善寡恩，较之操、叡却犹有过之。不过在文学方面，曹丕确实具有很高的素养，如史书所载"好文学，以著述为务"④。他为建安文学活动组织者的作用，前已述及，不赘；其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在诗、赋、散文等方面都有反映。
曹丕的辞赋作品，今存近30 篇，题材颇为广泛；或记述事件，大者如作战出征，小者如田猎弹棋；或是感伤人物，如朋辈的死生契阔，夫妇的怨慕疏离；或是体物赋形，如写槐柳霖雨，赋玛瑙勒车渠碗等，大多是抒情小赋性质。今日来看，这些作品在写作技巧上尚不是十分成熟，借叙事咏物所抒发的情感，也有牵强矫造的成份，但它们确实对汉魏抒情小赋创作的发展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和辞赋相比，曹丕的散文写得更好。在一些写给友朋的书、论当中，曹丕卸下某些虚伪的面具而以本来面目示人，所以文章辞采清丽、情感真挚，人情味浓且富于个性。像"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①、"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之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②，这样的作品今天读起来，犹觉俊句如云，能感人肺腑。而在某些书论中表述的有关文学批评观点，其理论思辨和文章辞采尤其相互辉映。《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与钟大理书》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曹丕的诗歌创作比较明显地受到民歌的影响，所作的诗在体式上四言、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④ 《嵇康集·宅无吉凶摄生论》。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83《车胤传》。
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兼而有之，语言风格显得较为抒情化，也更加清新流畅一些。
大体而言，曹丕的诗，在内容题材上或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宣扬伦理教化，崇颂文治武功之作，如《短歌行》、《秋胡行》、《煌煌京洛行》、《黎阳作》三首、《至广陵马上作》、《令诗》等。这类诗在有限程度是曹操那种在汉末丧乱之际拯济民生，统一天下的雄才大志的继承，如《令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的诗句，虽非佳作，多少也可看出一点时代的印记。然而曹丕作此类诗，总是带着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口吻，加上他自己的才略志行也往往并不与其所彰扬标榜的东西相符，所以他的这些诗，在纯熟的语言技巧之下，颇见虚伪矫饰夸大其辞之病。譬如表现他思亲怀父孝子顺孙之情的《短歌行》一诗，写作技巧相当高明，如陈祚明所言是"哀情徘徊"，"比体甚切"①，但黄节先生则稽考史事，指出"此诗词虽哀切，而全属伪饰也"②。又如作于黄初六年十月东征之时的《至广陵马上作》，于行将退兵之际极力渲染军威，并口气豪迈地说"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对东山诗一典的用法正与真有军事之才的曹操在《苦寒行》中提到"《东山》诗"的用意相反。论者认为，曹操有关诗篇"虽然气氛悲凉，却显得真实恳切，并且透露出一种自信心，而曹丕的这一篇虽然情调热烈，却让人看出原是为鼓舞士气而作，多少带有说大话的味道"③。
其二即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④之作，如《善哉行》、《芙蓉池作诗》、《孟津诗》等。这类诗所描写的内容，有饮宴、酣歌、田猎、垂纶等一系列贵族奢华享乐的生活，与曹氏兄弟贵介公子的身份相符。必须承认，这种以欣赏风月，描绘池苑，表述君臣朋友之间情感的诗歌主题，在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主题，建安诗人在创作出表现他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人生理想的诗篇的同时，也写出了很多这一类的篇章。如台湾学者林文月所言，文士们在悲乱离，陈志向之外，亦藉诗酒风流，另拓文学的写作方向，表现了他们善于把握短暂人生，重视现世生活的态度①。事实上，两方面的创作几乎并行不悖，且同具慷慨磊落任气使才的风格，共同构成了此时期"文的自觉"的基本内涵。而曹丕作为邺下文士集团的实际组织者，多次游宴创作活动的主持者，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他决不是写得最好的一位）。从表现其贵介公子享乐生活这一方面，曹丕这类诗作中有不少徒骋辞藻而情感空虚之作。如《夏日诗》"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傍。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阳。。。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除了描写恣意游宴外殆无他语，思想上殊不足取。但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在写盛筵游乐的欢娱之时，忽然会有一种"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②的苍凉感慨，表现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孙叔敖作期思陂"。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通典》卷四十四。
出此时期人们因为意识到易逝的年华、短暂的生命难以把握而产生的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留恋。这样的感情所反映折射的正是建安时期"人的觉醒"的深刻内容，并不是曹丕一人的无病呻吟。而曹丕在创作这一类诗时表现出较高的驾驭哀乐之情的技巧，更增加了这类诗的艺术魅力③。象《善哉行》诸诗，意雅情俊，均不失为清新可诵之篇。
其三是一些代人之作，如《燕歌行》、《陌上桑》、《杂诗》、《清河作》、《寡妇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曹丕在这些诗中所拟代的人物，有浪子、征夫、思妇、寡妇、弃妇和贫家子等等，其中尤其以刻划征夫思妇别离之情的作品最见出色。而汉末因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悲剧，亦在曹丕的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曹丕在这些诗的创作中，通过细腻的感情刻划和场景描写展示了内心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一面，亦表现出他擅写悲情的创作风格。以《燕歌行》为例：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粱？
《燕歌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其本辞是"别时何易会日难"十三句。由于燕地是北方边境，地域偏远，征戍不断，所以乐府以燕歌为名者，多描写离别之情和对远方的征戍者的悲悯。曹丕此诗，是以细腻悲婉的笔触，表现了一个女子在夏秋换季之时，怀念她行役不归的丈夫，内心充满哀怨和难以言说的愁苦。由于此诗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广泛存在的悲剧，所以尽管只写了一个女子伤别念远的感情，仍有其思想意义。在艺术上此诗亦极有特点，它全部由七言组成，尽管模仿民歌，句句用韵，但音节和谐，情致流转，完整成熟，不仅在建安诗歌中是仅见的，而且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因它实际上是第一首由文人创作的成熟的七言诗而受到特殊的重视。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尝说："魏文之华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实际即是将曹丕此诗视为七言诗的开山之作。
如何认识评价曹丕的诗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平心而论，曹丕的诸多诗作，较之其父等建安诗人是比较缺乏思想社会内容的，而且，曹丕诗作的风格也与其父及邺下诸子那种慷慨磊落的建安诗风殊有相异之处。此点前人似已注意，如刘勰以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①；钟嵘认为魏文帝诗"新奇"②；陈祚明亦提到"子桓笔姿轻俊，。。乐府雄壮之调，非其本长"③；沈德潜则更为明确地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④事实上，建安之风到了曹丕这里，确实在质性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某种嬗变，"清绮"、"新奇"、"轻俊"、"便娟婉约"也确实成为其作品的重要特点。从内在精神来看，曹丕的诗已经从曹操的沉郁直朴，气势厚重，以气取胜，渐变为轻丽清绮，情致宛转，以情动人，亦即前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④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人所谓由"汉音"变为"魏响"，而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以后西晋"轻绮"的诗风；从外在的风格形式看，曹丕的诗在语言技巧诸方面，也一改曹操的纯写己怀，不假雕饰的风格，变得更注重语言表现形式的纯熟、工稳、唯美和重技巧。一般认为曹丕诗比较注意学习民歌语言，正好说明他对表现形式的刻意追求。所以其作品是"美赡可玩"，能"见其工"⑤可以说，魏晋以来唯美的文学倾向，实际是从曹丕的诗开始的。总之，在中古诗歌艺术水平的发展进步方面，曹丕应是一位颇有贡献的作者。
⑤ 见钟嵘《诗品》。
2。邺下作者群建安时期的诗人，除去曹氏父子之外，另有以王粲、刘桢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女诗人蔡琰，以及繁钦、吴质、邯郸淳、左延年等一些较次要的作家。以下分次叙述之：（1）建安七子孔融（公元153-208 年）：孔融字文举，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二十世孙。孔融自幼有异才，并有好学博览之名，曾经受辟于东汉司徒杨赐和大将军何进。后因坚持正论得罪执朝柄的董卓，被派到黄巾出没的北海郡作相。孔融虽有定乱之志，但疏于谋略，故尽管在郡积极讲武修文，安辑百姓，却始终不能成事。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许都，辟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孔融在朝，对曹操的篡汉野心极为反感，所以遇事总故意与曹操唱反调，"发言偏宕，多致乖忤"又"多侮慢之辞"①。加上孔融生性好士，"海内英俊皆信服之"②常常是宾客盈门，所结交者，有许多属曹氏政敌。所以招致了为政主综核名实，对"浮华交游"尤其严加打击的曹操的深深忌恨。多年积忿后，曹操终于失去容忍的耐性，于是在建安十三年亲率大军征吴之前，用诬陷治孔融罪，下狱弃市。孔融在年辈上比建安诸子要早得多（他死后王粲始入朝），且政治上并不属于曹氏集团，也没有参加由曹氏父子组织的邺下文学活动。他归入建安七子且名列首位的原因大抵是由于酷爱孔融文笔的曹丕的刻意推重，而且其作品也大多作于建安时期并享有盛名的缘故。
孔融的作品以散文居多，诗仅数首，赋则不见流传。从总体看，孔融的诗文有一种强健高凛的气势和诚挚动人的情感，文辞则典雅宏丽，这种风格和他"严气正性"①，高洁刚直，又"宽容少忌"②的个性为人有密切关系。不过由于他的"才疏意广"③，所以其文也时见放言豪宕，不够严谨之处。曹丕论其优劣，有"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④的意见，大致公允，唯"杂以嘲戏"尚有可辩。事实上孔融文章的"嘲戏"之处，多为因不满曹氏而有意冷嘲热讽之作，所谓故意"发言偏宕"者。像《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难曹公禁酒书》等，均为此类，并非其为文的本来风格，而曹丕由于身份，当然不能也不愿看到这一点。最能表现出他特有风貌的文章，有《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等，均属情感充沛，气势酣畅而文笔宏丽之作。
孔融的诗中，有几首五言诗颇为可观。《杂诗》二首写得慷慨激越，堪称上乘。（有观点以为此二诗非孔融所作，不过没有更进一步的论据）尤其第一首，通篇猛志高扬，充分显现了作者的志节⑤。像"幸托不肖躯，且当猛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277 页。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①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 年。
② 《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111《慕容廆载记》。
④ 《舆论·论文》。
⑤ 参考台湾学者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第一章《孔融学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这样的句子，和建安诗歌慷慨磊落，建功立业的基调，十分吻合。
孔融被害前写的《临终诗》也是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作，全诗用了许多譬喻和典故，表达了对自己遭受诬陷，无辜被害，"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悲愤，有一种襟怀坦荡、无疚无悔的气慨。后世嵇康的《幽愤诗》，在情感和写法上，与此诗有某种类似之处。
陈琳（约155-217 年）：阮瑀（约159-212 年）：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其家世不详，中平年间为大将军何进主簿。
何进欲招外将入朝，陈琳曾进谏反对，可见他远比何进有政治头脑。何进死后，陈琳逃到冀州依附袁绍，为绍"典文章"，草拟了很多重要的书檄。袁绍败后，陈琳在建安十年归降曹操，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负责司空府的书檄撰制。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出身儒学世家，曾受教于蔡邕并得其欣赏。约建安三年左右被曹操征辟，任司空军谋祭酒，主管章奏书记。
陈琳、阮瑀在散文创作上大致齐名，他们共同负责曹操霸府中的各类文书章表，创作了大批气势奔放、文笔酣畅的文章。《典论·论文》提到他们的这些文章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除去文章，陈、阮二人都有诗作传世。陈琳的诗现存四首，其中《饮马长城窟行》最为著名：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金？此诗是借用乐府旧题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揭露了统治者修筑长城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一主题，在战争频繁，世道乱离的建安时期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艺术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构思深具匠心。而这样的佳作，不仅承继了汉乐府诗集的优点，而且也为后世边塞诗一派的写法开辟了道路。此外，陈琳的《游览诗》二首，写出了一种悲怆慷慨，欲及时建立功名的情绪，也是极富时代精神的。
阮瑀在诗风的慷慨强健上略不如陈琳等人，作品有较多的悲慨哀伤之气。所作《七哀诗》、《怨诗》、《咏史》诗等，都显出浓厚的伤感，忧郁和天地人生无常的思绪，间接地表现了汉末动乱给知识分子内心留下的伤痛。阮瑀集中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是他用乐府旧题写的《驾出北郭门行》。诗人在这首诗里，通过对驱车经过城北门外墓地时听到的悲啼声的记述，描写了一个孤儿被继母虐待的悲惨遭遇："生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全诗充满对弱小孤儿不幸生活的同情和哀伤，揭露鞭挞了阶级社会中人性的丑恶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虚伪性。千载以下，诗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仍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此诗在题材写法上类似汉乐府《孤儿行》，但更加细腻和感人，所揭示的思想内涵也要更深刻一些。
徐干（公元171-217 年）：徐干字伟长，北海剧人。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介绍很少，大致可知的是十几岁时已可"诵文数十万言"①，未曾弱冠，已是熟诵五经，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②。大约建安三年左右，曹操辟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到建安十六年，为曹丕五官将文学，建安二十年后，一直隐居著述，建安二十二年罹疾去世。
徐干为人恬淡好学，曹丕认为他夙有"箕山之志"；隐居著书，作《中论》二十余篇。在文学创作方面不甚用力，但辞赋颇有可观之处。他作赋的数量不少，大都亡佚，但曹丕称其赋为王粲之匹，《文心雕龙·诠赋》篇言"伟长通博，时逢壮采"，可见他赋体创作上的成就；他的论说文也受到前人的称赏，所以《文心雕龙》又说"徐干以赋论标美"。徐干的诗今只存九首，其中大部分是描写闺怨的诗。尤其是六首室思诗，写了女子对爱人的思念，如"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烦恼"，写得缠绵郁结，又有几分自我开解的洒脱，风格酷肖《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又如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吾辞。飘飘不可寄，徒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还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此诗想象飘逸，譬喻新鲜自然，而思绪缠绵委婉，感情挚至浓烈，语言亦十分流畅，诚为情诗中的佳作。末四句尤其成为后世模拟仿作的题材，但拟作却很少能够达到原作的自然神采。至于表面上不求仕进的徐干何以写出许多这类表达男女缠绵情感的诗，有论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徐干运用传统的诗歌语言来表达他对君臣间道义关系的憧憬和他希望为知己者所任用的心愿①。应瑒（约公元172-217 年）：应瑒字德琏，汝南南顿人。汝南应氏是东汉的官僚大族，数世通显，富有文化学术传统，应瑒的父祖都作过二千石的官。应瑒早年因战乱漂泊他乡，约在建安初年归于曹氏，历任丞相掾，曹植平原侯庶子，曹丕五官将文学等。他的作品，今存有诗数首，赋十余篇，文、论数篇，一般都认为内容平平，无足称道，曹丕论文对应瑒作品的评语不过是"和而不壮"，并无其它赞语。不过应瑒作品的格调低沉，其实跟他平生的遭际有关。他本为名族子弟，董卓之乱、洛阳焚毁，被迫逃难离乡。后投奔曹操，最初地位极为卑微，或有云仅为一员兵卒者②，许多年后，始被辟为丞相掾属。长期屈居下层的坎坷蹉跎，无疑在应瑒心中打下了阴郁压抑的印记，作文亦多自伤之意，前人谓之"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③。平心而论，应瑒的赋殊有可观，不仅作品较多，且多为咏物抒情之小赋，情感细腻，对魏晋抒情小赋的发展自有一份贡献。
应瑒诗中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表面上是一首"叙酣宴""狎池苑"的公宴诗，实际诗人在此诗中是以象征的手法，借一只哀鸣的孤雁，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② 《晋书》卷96《列女传》。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4 期。②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③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抒写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含蓄寓有结托之意。后人评此诗是"吞吐低回，宛转深至"④。应瑒还有两首《别诗》，描写行役的悲苦，如第一首：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联系应瑒年轻时曾背井离乡，逃避战乱的经历，可知此诗并非浮泛描写羁旅伤别，而是蕴含了作者自己的内心伤痛，所以情感真挚，悲凉感怀，亦不堕汉魏之风。
刘桢（约公元170＜或云176＞-217 年）：刘桢字公干，乐平宁阳人。为汉宗室子孙，父亲亦有文名。刘桢八九岁即能背诵《论语》，撰作文章辞赋，号"警悟辩捷"，以才学知名。在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入许，参加过曹操的多次军事行动。建安十六年曹操分封诸子后，从丞相掾属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不久因在宴会上平视甄夫人而被曹操治罪，罚作磨石苦役，遇赦复职。大约在建安十八年转为平原侯庶子，到曹植转封临淄，刘桢仍为庶子之职，建安二十二年罹疾卒。刘桢的诗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博学高才，夙有大志，又禀性刚直，辞气俊烈，对曹氏仅视自己为后车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内心并不满意。所以其思想中时有高蹈远引之意。发而为诗，遂使其作品往往有一种高洁凌厉的不羁之气，境界颇高。亦如曹丕所说"公干有逸气，。。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①；《诗品》将刘桢的诗列在上品，称其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亦是为此。刘桢诗现存15 首，从题材的广泛和语言的丰富上，不若曹植王粲，但无疑可见出他刚劲峭拔的特色。其《赠从弟》三首可称代表作：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萍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其一）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其二）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其三）
这三首诗采用比兴的手法，通过对萍藻、松柏、凤凰这样一些具高洁、坚贞、超迈质性的美好之物的描写标举，展示诗人所崇尚的一种高远卓绝的品质追求，风骨清峻，不假雕饰，足以展示作者卓荦不凡的内心世界。尤其第2 首"亭亭山上松"中对贞松的刻画，赋与松树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风力远及后世。象嵇康、左思、陶渊明、鲍照诗中那些借松、梅等物表现其孤高不群人格精神的篇章，都能看出刘桢此诗的影响。
王粲（公元177-217 年）：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他出身东汉高门大族，曾祖王龚、祖父王畅都位至三公，父亲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自幼聪慧有才名，十四岁时因董卓之乱从洛阳流寓到长安，往见著名学者蔡邕，立即得到蔡邕的倾心推许，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并要将自己的藏书送给王粲①。由于北方的战乱，年青的王粲辞谢了朝廷的征辟，南下荆州依附汉室宗亲刘表。在荆州，王粲居住了将近16 年的时间，始终不能得到刘表的重用，这使得有志进取的王粲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怀才不遇的苦闷。在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后，王粲归降④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曹操，任丞相掾，封关内侯，屡次参加了曹操征战各地的军事行动。以后魏国建，又以军谋祭酒拜侍中，参与制订魏政权的各项典章制度。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王粲从征，在路上染病，次年春死于军中，年仅41 岁。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年辈最晚，但文学成就最高。其作品今存有诗23 篇，赋26 篇，其余论、释、铭、檄、颂、赞等18 篇及补遗若干①。这些作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斐然可观，且饶有特色。如王粲的辞赋，可谓冠于一时，从总体上言，仅次于曹植之作。《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实际上，王粲是以作诗之法作赋，所作绝大多数属抒情小赋，形式短小精悍，抒情真挚动人，而语言清新明快，不事雕琢。具有诗的魅力。如千古名篇《登楼赋》，抒发了他在寓居荆州，有志不遂之际登上麦城城楼时所感到的乡关之思，离乱之感和建功立业之志。赋中借通浦、长洲、广陆、沃流等景物的描写来借景抒情，以他乡景色的优美反衬中自己内心抑郁感伤的怀乡之情。随后又转而将个人的乡关之思扩展到对王道未一，天下未治的忧思，进而引出作者要及时立功的雄心大志。通篇结构完整，造语精炼而又明白晓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②。此外，王粲的散文亦颇有佳作，在形式上骈散结合，流畅而有自己的见解，论者以为可与孔融媲美③。
尤其是他的诗，风格苍凉悲慨，境界遒劲阔大，情感深挚沉郁，在建安诗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刘勰称他为"七子之冠冕"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由于王粲自幼"遇乱流寓"⑤，所以他的诗十分关心社会现实，常有"天降丧乱，靡国不夷"⑥、"悠悠世路，乱离多阻"⑦的慨叹，对人民在战乱中的痛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著名的《七哀诗》第一首，作于初离长安避乱荆州途中，诗中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乐府旧题，大致比较偏重于写哀伤的题材，音乐上或为七段，因此得名。在建安时期，有许多诗人都曾用此旧题创作了反映社会动乱和个人不幸遭遇的诗篇，而王粲的《七哀诗》是这类诗中的佼佼者。这首诗先以沉郁简练的笔法，写了劫难中的长安和郭、李等人相互攻杀，大乱方兴的时代画面以及诗人所以离开中原，委身南方蛮荒之地的原因。这种战乱中的背景离乡，激起了家人亲友多么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当诗写到诗人亲友的诀别场面时，已经令人感到情不能堪，然而这一段叙写仅仅是诗人为更大的人生社会惨剧所作的一个铺垫而已。接下来即写途中所见，在"白骨蔽平原"之下，诗人竟然还见到更令人悲痛的惨绝人寰场面。诗中对妇人弃子草间之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年版，第45 页。
②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④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⑤ 《晋书》卷125《冯跋载记》。
⑥ 王粲：《赠士孙文始》。
⑦ 王粲：《赠蔡子笃》。
举已不忍再加形容，只用寥寥数句，记下了自己的所见和所听到的妇人之言，随即掩面而去。然而这段如哽如咽、一字一泪的诗句，令读者所感受到的巨大心灵震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史书记载。末四句里，诗人终于抒发出了自己的沉痛感喟，一种悯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情怀溢于笔端。
《七哀诗》的第二首，是写诗人避居荆州时的苍凉心境：荆蛮非吾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王粲长期身处离乱，常痛感胸怀大志无所施展，所以他到荆州后的作品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光阴荏苒，有家难归的苦闷。这首诗和《登楼赋》一样，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情怀。而这一情怀，在诗中是以羁旅中强烈的怀乡之情和时序之感来表现的。王粲：《七哀诗》共三首，第一首哀人，第二首自哀，（第三首主要描写边地之苦，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姑置不论。）实际上都表现的是诗人忧生忧世，冀望天下平治的感情，而情真意切，气势自然奔涌。诚如方东树所言"仲宣《七哀诗》，。。叙事高迈，沈雄阔大，气象体势，骞举清恻。。。感愤而作，气激于中，而横发于外，后唯杜公有之"①；在当时，则"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以下，一人而已。"②王粲归附曹操之后，其政治地位和创作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他常与曹氏兄弟及邺下诸子相互唱和，写了许多从军、公宴、游览、赠答和咏物诗，大致比不上前期创作的深刻，但仍具前期诗作中那种努力进取希望一展功勋的精神。
总之，王粲的诗情感丰富，境界阔大，语言清朗，富于文采。无论反映现实还是抒写怀抱，都能才情横溢而文质兼备。《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可见其人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2）邺下其他作家与作品女诗人蔡琰及《悲愤诗》：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是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承家学渊源，蔡琰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但一生则相当不幸。蔡邕为人正直，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所以在东汉后期一再遭宦官集团陷害，文姬幼年时，就随父"亡命江海，远迹吴会"①，整整过了12 年的流亡生活。16 岁时嫁给河东人卫仲道，不久丈夫夭亡，父亲也被王允所杀。蔡琰因无子回到陈留娘家居住，在汉献帝兴平年间（公元194-195 年）被掳掠到南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二子。12 年后始被曹操用重金赎回，再嫁给屯田都尉陈留董祀。
现在流传下来可以确认是蔡琰所作的诗篇是五言体的《悲愤诗》。此诗是蔡琰从胡地回到中原后，为倾诉自己身世和战乱中的不幸遭遇，抒发悲愤之怀所作，全诗共108 句，540 字，真实地再现了汉末战乱的可悲情景，展示了当时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全诗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从董卓之乱写起，在揭露乱兵疯狂掳掠的同时，叙述了自己被掳的痛苦经历，非常具体真切，比照史书中的一些记载，
①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1 期。② 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诗中这些描写真可称为"诗史"。如《通鉴》献帝初平元年载董卓军中"拥羌胡义纵""以为瓜牙"，以之屠杀素"不习战"之百姓，"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又载卓"遣军至阳城，值民会于社下，悉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还雒。。。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而此诗则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皆破亡。斩截无孑遣，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可以说比正史记载更具感性色采和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细节如"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之句，写得凄苦惨厉，令人对当时如狼似虎之兵士凌辱怒骂被掳者的情景有如亲见。
第二段描写了女诗人滞留于匈奴地区时的孤苦生活，表现了她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被赎回中原时被迫抛别爱子的生离死别之情。特别是描写临行时与儿子诀别的悲痛和矛盾心理的一段诗句，写得极为惨痛，哀怨动人。第三段诗意比较复杂，要之有三层含意，其一是归途中缠绵不已的思子之情；其二是回到家乡后见到的故园残破，人亡物换的凄暗情景。"城郭为山林，庭字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诗句，无限沧桑之感，足可以给曹操《薤露》、《蒿里》等诗作注脚。而第三层意思最为沉痛隐忍这就是十余年中颠沛流离的悲惨遭遇给女诗人心灵上造成的深重创伤，以及封建社会世俗之见在她今后生活中投下的阴影。由于有许多难言之隐，所以这一层诗意非常含蓄。而女诗人唯一的办法，也只好把一切都归之为命运去自怨自伤。
这首有自述性质的抒情诗是建安诗歌中的杰作，其所达到的成就不仅在以往的诗作中是罕见的，而且与后世的同类之作相比，亦无逊色。
邯郸淳、繁钦、吴质、路粹、左延年等：《三国志·王粲传》在记载了有关建安诸子事迹之后，又言："自颖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文心雕龙·时序篇》亦言"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无疑，构成建安文学创作主体的，除三曹、七子之外，亦有上述这些作者。不过由于史料的阙如，这些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今天尚不能完全获知，此处只能择要而述之。其中文学成就大致可述者，有繁钦、吴质、邯郸淳以及并不在上述作者之列的左延年。其中繁钦的诗作数量较多，包括残篇共有七首，四言、五言和七言都有，颇有佳句。如四言诗《赠梅公明》："瞻我北园，有条者桑。构此春景，既茂且长。氤氲吐叶，柔润有光。黄条蔓衍，青鸟来翔，日月其迈，时不可忘。公子瞻旃，勋名乃彰"，借饶有生意的自然物候描写，表达出一种及时建功的积极情感，与建安诸子之作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又如他的《咏蕙诗》：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阴崖侧，夙夜惧危颓。寒泉浸我根，凄风常徘徊。三光照八极，独不蒙余晕。葩叶永凋瘁，凝露不暇晞。百卉皆含荣，己独失时姿。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哀。
全篇用比兴象征之法，在对生长于阴崖寒泉之侧，得不到春晖雨露而葩叶凋瘁的蕙草的感叹中，寓含了出身寒微的才士纵有美质亦难实现抱负，及时进用于朝的深刻悲哀。繁钦的身世际遇，除史书上的简略记载之外已不可详考，但据说他曾因"伤世道剥丧，贤愚隐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而作《生茨诗》①，可见他亦是一位对所处环境有牢骚感慨的人，而这类不平又是古今一切"英俊沉下僚"的人们所共有的。所以在后世左思、郭璞"郁郁涧底松"、"潜颖怨青阳"的诗句里，也能看到繁钦《咏蕙诗》的影子。
吴质的诗作今日所见只有他为怀念已故的魏文帝而作的《思慕诗》一首。盖吴质与曹丕关系极深，二人气类相近，气味相投，从建安时起就是政治上的密友。吴质曾在争立固父宠等重大问题上积极为曹丕出谋划策；而以后吴质多次以不法得罪，每次都得到曹丕的出面保护。所以魏文帝去世，吴质真诚地感到哀痛，这首《思慕诗》所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尽管如此，此首诗在艺术上仍是平平无足道之作。不过吴质的散文确实有较高的成就，《文选》中收入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等篇章，都是这一时期文章的佳品。
邯郸淳在当时颇有名声，有的史书将他列在除七子以外诸文士的首位，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①。但其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文仅有《投壶赋》、《上＜受命述＞表》、《受命述》数篇②；诗则只有一首题为《赠吴处玄》的四言诗，质量亦平平。不过邯郸淳博学多才，在儒学理论、书法领域都有建树，名列诸文士之首，或是由于他有多方面学术文化修养的缘故。
左延年的生平几无从察考，仅《晋书·乐志》有"黄初中，以新声被宠"的寥寥数字。推想起来，左或许仅是当时的一名乐师，并未跻身士流，所以史书不载他的事迹。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秦女休行》一首和《从军行》的两行残篇，都带有浓郁的汉代民歌风味。《秦女休行》是一首叙事诗，叙述了一位气概豪烈的女子为家族报仇，手刃仇家的故事，反映了汉魏社会中盛行的私人复仇之风。体式上是以五言为主的杂言诗，情感质直，音节朴拙古拗，和全诗简洁朴质的语言风格非常吻合。此诗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直接揭示，及艺术风格的朴素高古方面，与建安诗歌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而这一创作题材对后世也有影响，晋代傅玄和唐代大诗人李白都对此诗有过模拟之作。
此时期有诗作传世的，尚有仲长统等人，兹不具述。
① 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 年第3 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 年第1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
3。秀出的高标--曹植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其作品代表了建安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 年），死于明帝太和元年（232 年），只活了41 岁。
曹操的生活和创作，以延康元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在他生活的前期，处境比较顺利，可谓年少才高，壮志凌云。受家族文学传统的影响加上自身的秉赋，曹植自幼喜欢诗赋，在文学方面有卓异的才能，史载："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①13 岁以后定居邺城，与邺下诸多文士相互交往酬唱，文学之才更加成熟。尽管由于贵公子的身份和生活环境，曹植在这时的作品多是描写恣意游宴、诗酒高会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然而其文采高华，自为常人所不及。而他所具备的其他多方面的才能修养，甚至令见者目之为"天人"②。
尽管如此，年轻的曹植并不愿以文章著述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而是有更远大的理想抱负。曹植生于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从小随其父四处征战，所谓"生乎乱，长乎军"，对汉末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现实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在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二首中，他写出了自己对艰难的国事及转死流亡，无家可归的百姓的深深关切与同情：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上。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其一）
进入诗人眼里的一代帝都洛阳，在董卓之乱已经十余年后，依然是一片劫后余灰。昔日的宫室荡然无存，只剩下断垣残壁，荆棘参天。城中人民当年被乱兵杀掠殆尽，到今天百姓中找不到略有年岁的人，只能看到些许在劫后出生的小孩子。昔时繁华的市井，被荒芜得不辨路径的野地所代替。诗人抑制着自己沉痛的情怀，以平静沉郁的白描手法，为读者写出了洛阳荒凉凄恻景象。直到末四句，诗人始投入自己的主观情感，直接表达了他对于一代名都如此破败惨淡的难言悲愤。此诗写出的景和情，和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蔡琰《悲愤诗》中的情景有一致之处，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但由于曹植卓异的才性，此诗艺术上更显示出词意宛转的感人魅力。由于早年经历和成长环境、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以及对国家百姓命运的深切关心等诸多因素影响，曹植很早就树立了建功立业，济世拯民的政治理想，希望能定乱除暴，实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①的宏志。在《与杨德祖书》中，他曾有这样的话："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曹植所要求自己的，决非只是挥洒文才，做一名诗人或文学之臣，为后世流传几篇文章而已；他渴望亲自驰骋疆场，杀敌立功。和曹丕相比，曹植实际上更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时期，曹植曾模仿乐府歌辞杂曲歌瑟调曲作了一首《白马篇》：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 年第8 期。② 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乡紧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这位游侠少年从小离别家乡，转战边塞，不但有高强出众的武艺，更有为国立功，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个少年的形象，是曹植用世理想的艺术体现，也凝聚了建安时期的时代精神。
在曹植身上，用世的政治热情，是贯穿始终，至死不改的。无论是在雄姿英发一帆风顺的早年，还是在他备尝苦难挫折的后半生，对理想的追求始终非常执着。最初，由于曹植在各方面都很出众的才能，曹操一度对他相当看重，甚至打算立他为嗣。建安十九年曹操出征孙权时尝特意安排曹植镇守邺城，还殷殷勉励曹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①从曹操的这一番安排和告诫的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曹操对曹植的期待和用心。这对曹植来说，当然是他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实现用世行道理想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②的处世性格使他很快失宠于曹操。建安二十二年，曹植醉后"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①，以致"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②。加上曹植思想上的重文轻质，弃实取华③倾向，朋友交游常不加检束，有逾法度，在曹操心中留下了"浮华"印象，使之愈加"异目视此儿矣"④。而曹植曾卷入争立太子的矛盾一事，又使他受到其兄曹丕强烈的猜忌衔恨，文帝即位后对曹植的长期迫害之举都由此而发，甚至到明帝嗣位仍对曹植有很深的猜疑。曹植后半生用世理想的破灭，跟此事亦有很大关系⑤。
当曹操在世时，曹植尽管政治上失势，但生命安全总能得到庇护，被重新起用的可能也还存在。而自曹操病逝，曹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一点宽容，所以从延康元年以后，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就进入另外一个时期，邺城的公子生活就此结束，人生的痛苦经历自兹开始。
自220 年年底曹植被迫"就藩"之后，来自朝廷的迫害就从没有停止过，几年间一再贬爵，食邑亦一再削减，多次被诬陷获罪，几至于死。在朝廷的高压之下，曹植目睹了友人的被杀，兄弟的暴死，遭遇了文帝爪牙"吹毛求
① 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科技史文集》第1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版。②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 年第7 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韩汝玢文。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 年第12 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 年第2 期李众文。
③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④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⑤ 建安二十二年之前曹丕和曹植都有被立为魏王太子的希望，双方也各有党羽拥护，曹操也曾长时间狐疑不决。虽然曹操最后选择了以曹丕为嗣，但争立的余波一直持续到曹操去世前。自从经过这一番对大位的争夺，曹丕对曹植的嫉恨之心深入骨髓。
瑕，千端万绪"⑥的折辱构陷，经历了辗转迁徙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在太和三年将徙封东阿之前，曹植作《迁都赋》，序中回顾这十余年的坎坷生涯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①，对统治者加予的流播之苦作了很含蓄的控诉。而尽管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曹植渴望用世的雄心依然不灭，对国事始终怀有关切，尽力争取（虽然是徒劳的）每一个可能的用世立功机会。
痛苦不幸的生活遭遇成就了曹植的诗歌创作。他后期的作品，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前期，艺术上也变得更加成熟。例如《野田黄雀行》、《嗟吁篇》、《七哀诗》、《。。E 篇》、《美女篇》、《浮萍篇》、《仙人篇》、《五游篇》、《远游篇》、《游仙》、《赠白马王彪》、《杂诗》、《情诗》等大量拟乐府和五言诗，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在许多诗里，曹植用比兴的手法抒发抑郁感愤之慨，揭露最高统治者对同胞骨肉的迫害，表达渴望自由的心情，以及为国立功、实现理想的坚执信念。
延康中，曹植有感于曹操死后朝廷政局的大动荡及友人丁氏兄弟的被害，作《野田黄雀行》一诗：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采用乐府旧题，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以托喻的方法，写出内心对朝中大变迭起，险恶的风涛即将爆发，而友人罹罪，适为其先兆的种种悲痛忧惧之感。史书曾载曹丕即帝位后对与自己有宿怨的臣下，多有挟忿报复的刻毒之举，丁氏兄弟当初力赞立曹植为嗣，是曹丕恨之入骨者，被害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而曹植自己，亦将难以自保。所以这首诗借入罗黄雀之喻，既哀友人又隐隐自哀。
更为沉痛地表现诗人内心感愤的诗是《赠白马王彪》七章，其写作的缘起与时间，在诗前的短序中有痛切的表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这首诗写得悲婉凄怆，从第2 章到第7 章，采用了首尾一贯的联章形式，前章末句与后章首句相接，即所谓"顶针格"，读起来迂回往复，很能传达作者内心郁结缠绵的感情。
诗的第1 章写出了返国时凄然的心境，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两层思绪："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写出了对京城的眷恋。曹植的这种眷恋之情在当年曹丕迫令曹植和诸弟"就藩"时，就曾有过酸楚的表达："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日将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①。时隔四年，诸王的处境较当初更为悲惨，此次"大别"，母子兄弟骨肉或"离别永无会"，曹植内心的痛苦依恋更有愈当年；"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的诗句，表面上写行程，其实还可能另有深意。首阳山上有夷齐之庙，在任城王暴殂不久，又与白马王被迫分道之际，曹植过首阳山进而怀想兄弟友于情重的古人，其⑥ 《黄初六年令》，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2。
① 《魏书》卷55《刘芳传》。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2 卷下，第75 页，1942 年。
对文帝行为的隐隐揭露之意是可以体会的。第2 章描写途中遇雨，道路泥泞，人马疲困，本是当时实景。但通过诗人的渲染，更突出了悲凉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抑郁的情怀。第3 章慨叹兄弟即将分离，谴责在君主身边搬弄是非的卑鄙小人。"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的诗句，充满愤激，通过直斥小人进谗，间接地控诉了信谗残害骨肉的曹丕。第4 章又宕开写景，但景物描写完全映衬出一种深刻的愁怀别绪。诗人择取秋风中的寒蝉，西匿的白日，赴林的归鸟，索群的孤兽，构造出惨淡凄凉的时节景象，其中不仅寓含了兄弟分离的悲伤，而且本身也成为诗人命运处境的强烈象征。第5 章转写曹彰的暴亡，痛悼骨肉手足"一往形不归"。"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的诗句，是恸极之语，亦含有很深的人生无常的感慨。而对于此刻的曹植，或许也只有这种看破生命远不如金石之固的"达观"，才可能对内心的失弟之痛有些微的慰解。正是由于这种无可奈何的"达观"，在诗的第6 章，诗人竭力想从前5 章悲伤凄怆的情调中跳出，强自安慰白马王和自己，因而写出豪宕旷放之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第7 章总结全篇，倾泻了作者在诗中忍而又忍的那种骨肉间生死离别悲剧的巨恸。像"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的句子，读之真令人痛彻心脾。然而诗人语气一转，最后又居然极其平缓地以"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相勉，其间强忍了多大痛苦实可想见，而诗作也因此愈加感人。刘克庄说，"此诗忧伤感慨，有不可胜言之悲"，诚然。纵观全篇，写景苍凉，抒情哀苦，凄恻愤激，沉痛缠绵。情感真挚峻烈，表达却含蓄蕴藉，可谓"体被文质"之作。方东树评价这首诗是"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①尽管不断遭到最高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但曹植从来没有舍弃他用世建功，为国分忧的人生理想。他的诗中，不仅有许多直接抒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①的立功热望的作品，尤其还在诸如《美女篇》、《七哀诗》、《杂诗·南国有佳人》等许多似乎是描写女性爱情悲剧的诗中，用传统的比兴托喻手法，含蓄婉转地表现了自己求用不遂的内心苦闷。他诗中写到的女子，都是清才丽质，娴雅高洁的。其容貌仪态是"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②；其居处则青楼高门，绿草闲房；其服佩更是明珠珊瑚，罗衣轻裾，以此展示她们气质情怀的深美芳烈。而其中所托寄的，正是诗人自己卓异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追求。如《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在诗中，曹植写出了美女"盛年处房室"，"求贤良独难"的不幸命运，而这种良媒不至，知遇难逢的空闺寂寞之感，正是曹植自己政治悲剧的写照。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1 期。
①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 年第4 期。② 《魏书》卷65《李平传》。
清代刘履论此诗说："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居青楼高门，近城南而临大道，则非疏远而难知者，何为见弃，不以时而币聘之乎？其实为君所忌，不得亲用。。。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③这种写法，继承了《离骚》借美人以喻君子的创作传统及乐府民歌铺陈辞采，将诗中女性理想化的表现方式，但同时又蕴含了更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内涵。所以，曹植的这一类诗，实际是对《诗》、《骚》和汉乐府民歌中同类主题作品的提高和发展。
尽管曹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然一直上表求用，而继位的魏明帝也开始在生活上给他一些优待，但他被统治者排斥猜疑的处境并无任何实质改变。史载他"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①。在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朝廷"圈养之牢物"②之后，他"怅然绝望"③，于太和六年年底郁郁而终。
曹植在文学史上地位极高，所作诗、赋、文等，均为当时之冠。他的辞赋，除本身的成就之外，在反映生活的广阔、情感的丰厚、意境的深美、语言辞采的典雅工丽、声韵俳偶技巧的讲究等一系列方面，都对辞赋这一文体起到推陈出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其辞赋数十篇，几乎篇篇可诵，所作《洛神赋》，尤其为千古不朽的名篇。曹植的诗，流传至今的有80 余首，无论长篇短制，述志叙事、咏史赠答，运用五言体式都非常成功。他从前代诗歌，特别是楚辞、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诗中特善使用比兴托喻、铺排等艺术手法，意象生动，描写工细，语言精采，音节浏亮。而且曹植还善于锤炼警句，他常把警句放在篇首，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④、"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⑤、"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⑥、都是出语警策，足以带起全篇⑦。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曹植在诗中对提炼字词也有了一定的讲究。所以《诗品》对曹植之作备极推崇，以为"陈思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可见曹植在文学上对时代有何等重要的影响。
③ 《魏书》卷57《高佑传》、《崔孝。。传》。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 年第1 期。②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 年第4 期。
③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④ 《北齐书》卷46《循吏传》。
⑤ 《杂诗》。
⑥ 《七哀诗》。
⑦ 参见缪彦威《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录音讲义。
（三）文学批评的发端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而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是一篇划时代的专门论著。
① 《周书》卷23《苏绰传》。
1。《典论·论文》产生的条件《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尝载："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诸赋，盖百余篇。"据学者考证，曹丕此著的最后撰成大致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之后到曹丕被正式立为太子的这段时间。
曹丕能写出《典论·论文》，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有家族的文学传统，父子昆弟都是出色的作者，自己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由于父亲的"相王"之尊和本人的储君身份，身边聚集了众多一流文人，曹丕与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①，可交流借鉴许多为文的心得甘苦；而特殊的政治地位，又使他可大量接触国中典籍，且能用各种手段，尽量齐全地收集文士的作品，像孔融死后，曹丕就"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②；徐陈应刘病逝，丕亦曾"撰其遗文，都为一集"③。藉此优势，曹丕不仅可以从众多的作品中发现问题，辨识优劣，同时还能直观地感受到许多生前无名之辈，死后能凭藉作品声名不朽（其实他作《典论》本身，亦是为追求不朽）。因此而促成了他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深入地思考。
除去作者个人和环境的因素而外，时代的大背景条件更是不能忽视的。
就文学批评的对象而言，自东汉王充将文学的观念引入狭义的文章著述，并对其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以来，人们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渐次有了认识；经学的衰落亦使许多学者不再以谨守章句为务，治学转向"通博"，包括从事各种文体的撰述。今日所见东汉一代的艺文目录，可考的作者近200 家，作品数不下3000 多篇，既有说、论、传、记，又有赋、颂、铭、诔之类，诗歌等纯文学类作品尚在其外；而建安以来，更有大量各体文章如潮涌出。不同文章的体裁相对固定，每一文类的规范标准渐渐形成，而作者不同的气质秉性行文习惯等，又造成同一体裁文章诗赋阅读欣赏上的不同效果。而对上述种种情况的具体分辨评说无疑成为必要。
就认识的方法而言，除去对原有的儒家文艺思想理论的继承之外，汉末谈论析理，研究人物才性的名家学说对建安文学批评的影响极大。不仅对人物的品鉴很容易涉及到对其作品"文辞美恶"的评论，而且人物品鉴的才性理论还直接影响于对作家才性高低和作者气质与文章风格的分析考辩；此外人物品鉴中对人物风神、气质、外貌之美等非功利方面的赞赏，亦引起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发扬，推动了较少教化性质的唯美文学创作。
在《典论·论文》以前，文人"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之风已有表现。
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在放言当世诸子文章优劣及自己对文学批评之看法之余，亦提到"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论文之病；而当时阮瑀、应瑒均作《文质论》，两篇观点截然不同，应对阮颇有驳难。曹丕自己在《与吴质书》中，也曾对七子为人及作品有过大略的评论。《典论·论文》的写作，与上述基础条件是分不开的。
① 《周书》卷30《于翼传》。
② 《周书》卷5《武帝纪》。
③ 《周书》卷45《儒林传》。
2。《典论·论文》的基本内容《典论》原有22 篇，而《论文》是其中之一。全书早亡，今存《典论·论文》是严可均在纂录《全三国文》时从若干种古籍中辑出，约580 字左右。究其内容，大致可分5 段，包括叙目；建安七子写作能力的品评亦即作家论；论文章体性差异亦即文体论与文气说；阐释写作事业的价值以及结语。
在《论文》一开头，曹丕就非议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一文坛上的不良现象，并指出其症结在于批评者缺乏"自见"，评判文学作品过于主观即仅从自我出发，而忽视了文体本有不同的缘故，实际是在进行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之前提出了一个进行公正批评"审己以度人"的要求。为了阐明作者各有所长和文体的不同，曹丕以所称道的"建安七子"为例，举出各家的特点，并评论各家之所长：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描述评论各家的不同之处时，曹丕注意到了所以形成差别的内在因素，即所谓"气"。由此而引出关于文体和文气的重要议论。
按曹丕的意见，凡为文，在本质上所要求的条件大同小异，造成各家文章不同特色的外在因素是文体不一，所谓"夫文本同而末异"。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要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众多作者对不同文体的擅长程度大多有偏重不同，"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正是论文中不宜自以为善，以己之长傲人之短，同时对各种文体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判别优劣标准的原因。
进一步而言，就涉及到作者的内在气质这一根本问题了。曹丕明确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而正是此点，使各家之作甚至在文体一致时亦呈现不同的面貌。曹丕所言"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历代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论者往往追溯到哲学上的"元气"。分析而言，曹丕在《典论》（亦包括《与吴质书》中的有关论述）中提到的"气"，应包含层层相互联系的三方面内容；其一是作品在文辞等方面显示的个人风格，如"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实际上指出了徐干、刘桢、孔融作品因文辞风格不同而给读者造成的不同印象。其二是作者的个性特征。此点跟作品中表现出的"齐"、"逸"、"高妙"、"和而不壮"、"壮而不密"等有密切关联。如徐干的"齐气"①与其人的"怀文抱质。。有箕山之志"、刘桢的"逸气"与其人的峭直清拔的个性，孔融"高妙"与其人的凛然高洁又宽厚待物的个性是相一致的。所以通常认为，曹丕所说某作家有某种气，是就其作品风格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②；换言之，"气"就是呈现于文辞间的作家个性③。其三则是作者的先天秉赋。曹丕在进一步阐释文气时，尝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② 见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2 章《曹魏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③ 见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试论曹丕怎样发现文气》，台湾正中书局1984 年版。以移子弟"。实际是将"文气"差异一直追溯到先天的秉赋。过去常认为曹丕此言，有唯心的"天才决定论"之嫌，分析起来其实不然。每个人的自然秉赋不同乃一般常识，尽管才力境遇相当而秉赋气质不同则文学创作风格截然不同的例证比比皆是。作者先天所赋的气质清浊不一，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心理个性，进一步则会影响到其作品的文辞风格。此正是文气所包涵的几层内容。当然作者风格的形成，除了个人秉性气质之外还有环境、教育、经历等诸多后天因素参与。由于后几种因素常有变动，所以作者的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些改变却并不意味着个人秉赋的改变，在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受之天然，不可改易的。从这一意义上，曹丕以为气"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父子兄弟亦不能同，是符合现代社会学心理学道理的。而古代哲学家每言"天人相通"，曹丕也可能就在这一点上，为"文气"与天地间自然之气，保留了一个可以直接沟通的契合点。
在《论文》最后，曹丕阐发了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引出一段著名的议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高度评价文学事业的重要性乃至不朽价值，是曹丕论文的一大贡献。西汉文人，常常只重视文章的实用功能，执笔为文，亦多着眼于推行教化的功利性目的。对纯文学性的诗赋，或是极力设法揭橥其内含的美刺讽谕意义（不容否认，建安以前文人作诗赋，本身确常抱有辅佐教化，美善刺恶的用心），或是索性将其贬低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甚至曹植在抒发其用世之志时，还沿用陈说，以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①（当然，子建本人未必真作此想）。曹丕在"文的自觉"方面，显然高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活动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而且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摆脱了一些儒家狭隘的功利观念，开始更加关注其纯粹娱悦人心抒发感情的功能作用层面，因而有助于推动中古文学艺术依照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
总之，《典论·论文》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首开风气之作，其对当时和后世文学事业发展所起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 年第5 期。
三、魏晋之际的文学文学史通常将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称为"正始文学"。实际上，正始只是齐王芳的一个年号，当时司马氏已开始侵渔曹魏大权，其后有15 年之久，司马氏始篡魏成功。而嵇康阮籍等人的创作，在正始之后还持续了十余年，他们的作品，也并非只是在正始玄风影响下的产物，仅用"正始文学"来概括是完全不够的。《晋书· 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所谓"魏晋之际"，不仅包含了一个时间阶段的概念，也隐含了很深的社会政治内容。所以，我们以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魏晋之际文学"，似乎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实质。
（一）严酷的社会现实魏晋之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在这个险恶多变的时代环境里，许多诗人文士，为自身生命或思想信念的保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切， 首先源自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
早在曹氏基业初定之时，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已经是从旁窥视，欲取而代之了。但曹丕曹睿父子，一心忙于防范自己的宗亲骨肉，对这股力量并没有更多的警觉。魏明帝死后，宗室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尽管曹爽集团的何晏、夏侯玄等人曾有意对朝廷政治思想风气进行一些革新，以改变朝中大族把持选举，官制淆乱等情况，增强曹魏的统治力量。但他们的这些努力，终因羽翼已丰的司马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宣告失败。
因此，曹魏建国不到40 年，司马氏就在对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占尽上风，成为王朝的主宰。大批的文人，则在这场陵谷变换的混战中，沦为统治者刀俎上的鱼肉。
从家世上看，司马氏和曹氏完全不同。司马懿家族发迹于西汉初年，从高祖司马钧起，四世出仕东汉二千石之职，又有恪守礼法，重视儒学的传统家风。因兼具高门大族和崇儒重教的双重名望，司马氏对大族官僚和儒学之士颇有号召力，与出身宦官寒门的曹氏相比，在社会基础方面，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司马氏所崇尚的政治，是辅之以"综核名实"的经术文法之治，和曹氏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当时的朝堂上，也由于曹氏一贯实行的抑浮华、赏功能的施政方针而麇集了大批思想上主张循名责实的名法之臣。这些人在政治上大都有保守、注重实用，善于与现状妥协的特点，其中许多出身大族的官僚，行事更不免要为家门计。由于和司马氏在家世门第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差别甚小，所以尽管身为曹魏臣子，除少数和曹氏有特殊渊源关系者，这批重实之士在改朝易姓之中，率不准备对新主作出抵制。甚至一些在曹魏政权中起支柱作用的重臣，亦未对司马氏篡魏采取坚决的反对行动，相反，其子弟还往往成为帮助篡逆的司马氏党羽。
然而，尽管司马氏在篡逆中实际上没有遭遇像当年东汉群臣抵制曹操那样的社会阻力，但整个魏晋禅代过程，却并未因此而显示出丝毫的"温和"。阴鸷好杀的司马氏为篡位所采用的残暴手段，绝不亚于当年的曹操。史书言司马懿的为人，是"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①。这种性格，其实也跟其家世渊源有关。从史书中可见，司马氏家中因拘执于礼法，父子昆弟间毫无骨肉温情可言，气氛压抑僵冷②。这种家风熏陶出的子弟，往往属两类人，一种是标榜端方守制，非礼勿动的迂腐之士；另一种即是心口不一，工于阴谋之伪君子。骨肉间亲情的缺乏和相互防范，更易使后者在政治斗争中采用猜忍阴狠的谋略。在此点上，大族出身的司马氏和寒门出身、尚申商之术的曹氏，可谓殊途同归。而攫取权力时，司马氏心机的险诈，手段的伪善，更有过于前人。甚至唐太宗御撰的《晋书·宣帝纪》也不讳言，司马懿"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 年第12 期。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者，皆杀之。"可以说，司马氏代魏过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对政敌和无辜士大夫的屠杀来开路的。从正始十年（249 年）策划政变，在高平陵事件后杀曹爽兑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并俱夷其三族时起，屠杀即全面开始；到嘉平三年（251 年），因王凌欲立楚王彪事件，迫王凌自杀，穷治其事，夷其三族，并赐楚王彪死；嘉平六年（254 年），杀中书令李丰，又将其子、弟及夏侯玄、张辑等下廷尉治罪，并其株连者全部处死，夷三族；当年9 月，令中领军许允流放而死，不久又废齐王芳；正元二年（255 年），杀死在淮南起兵的毌丘俭，夷其三族；甘露三年（258 年），又杀死亦在淮南起兵的诸葛诞，夷及三族；甘露五年（260 年）公开弑逆，杀高贵乡公曹髦；直到景元三年（262 年），还杀死了思想上不附司马氏的嵇康、吕安，以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抗。短短15 年中，被司马氏所诛杀的，不仅有属于其政敌一方的几十个家族及其亲党，也有大批无辜的朝士。由于血腥的屠杀，这时朝中除司马氏死党之外，一般朝廷官僚和士大夫，无论其思想宗尚与政治倾向如何，均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之中。参与反对司马氏活动者固难幸免，稍涉敌对嫌疑或与司马氏存有私怨者同样无法保全，无端而受池鱼之殃者更不知凡几。时人谓曹爽等诛后，国中"名士减半"①，司马氏对士人芟夷之酷于此可见。而司马懿父子在篡夺天下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令他们后人亦为之惊愧难以自容②。
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氏集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礼法名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此点是司马氏篡魏较之曹氏篡汉最大的不同，也是司马氏行为格外令人反感之处。表面上，司马氏对官制朝仪婚丧祭祀等虚礼极为讲究，选举用人亦以儒学伦理道德为主要标准，褒扬仁孝，奖励名德；其实际所为，却是篡逆弑君，从根本上践踏了儒家礼制和忠君原则。传统价值的外在尺度虽还具在，内容却完全被偷换了。《庄子》中窃国大盗并仁义而窃之，"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讽刺赠与司马氏，也是很贴切的。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170 页。② 《三国志·吴书》卷14《吴王五子传》。
（二）玄学的产生发展和魏晋之际的文学创作1。文士心灵的重负和精神追求的改变"盗亦有道"给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冲击。
一般而言，传统的士大夫是儒学道义理想作为精神上的支柱以及和权势者不义行为抗争的武器，但设使仁义道德异化为不义行为的装饰物，违背典制恣意为恶之举变得神圣而合法时，士大夫可能会因内心道义观的溃解而丧失反抗权势暴政的正气和勇气。除了社会中的极少数特立卓行之士，很少有人敢于承当"不义"的罪名来反抗真正的不义。权势者由此将专制统治扩展到士人的思想之中，社会因而更加黑暗，更无道义可言。最终结果，是造成士大夫内心普遍的沉重压抑与精神失落。魏晋之际的社会，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士大夫的生命和人生信念受到严重威胁。坚守志节的仁德君子，不免遭遇祸患；弑父弑君之辈，反而成为忠臣。是非善恶无复标准，正直之士恸哭途穷。这一切都在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留下阴影，引起他们内心的焦虑、紧张、抑郁等等变态情绪。作为发泄，服食、饮酒等矫性违理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影响逐渐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风气之中。所谓"天下多故"，除了指人们在生命方面随时面临的不测之祸，尤其还包括了士大夫在精神、心理和思想信念方面所发生的严重危机。受这种社会心态影响，思想学术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如汤用彤先生所言，"经世致用至此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①。不过从本质上说，魏晋间的许多知识分子虽开始致力于更深哲理的研究，但却不能断言他们已放弃了对政治现实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希望能藉此更深刻地认识和影响社会。而在恶劣的外在条件下深化发展内心的哲学思维，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表现。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无论是从经世的角度还是从自慰的角度，思想上对更深哲理的探究，都是必然和必要的。
士大夫思想追求的改变和玄学诞生的过程是从汉末清议转化为清谈开始的，亦如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的：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氏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①。概言之，清议品评人物，首先看此人是否名实相符，故必须核校言行，分析才性，循名责实，因而有汉末名理之学的流行。与此同时，言天道的易老之学，也成为一部分学者研究的热点。随人物品鉴向深刻化发展，校验名实已不能仅牵执于形迹而忽视精神，故清议亦逐渐倾向于遗形取神，以"言不尽意"的哲学方法，融入老子至人无名的道家玄理，进而从旧的躯壳中脱胎而出，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批评而成为玄远清虚，不涉人事的清谈。魏晋玄学因此诞生。
具体而言，在经过建安时期的初步觉醒之后，正始年间的士大夫，对哲学思维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作为玄学的创始人，此时的王弼何晏，精研《老》、《易》，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的融汇贯通，理解体会到两家思想中的互通互补之处，以自由创新的思维精神，在传统思想中引入新说，完善本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 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1》。
体；思想方法上亦删夷繁芜，廓清虚妄，使两汉旧学完成了向魏晋玄学自然本体论的过渡。王何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所谓"贵无"之说，表现出很高的思辩水平。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上谈玄之风大为盛行，被后世称为"正始之音"。但王何并非真正尚玄远不过问人事者，在他们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和建安精神一脉相承的用世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理想，"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①。故他们这一派名士，始终希望对当时曹魏政治作一番革新，在现实中建立一套植根儒家理想，又顺乎道家自然的更为合理的统治秩序。所谓"以无为本"，也就是用欲盈先虚之理，使圣人体无名之道，成冲默之体，将名教纳入自然的合理轨道。
王何"贵无"之说的基本点为在他们之后不久的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所继承和发展（近有许多论者认为"竹林之游"未必真有其事②，此处姑采旧说）。然而，经过高平陵之变后的血腥屠杀，一般士人仅存的积极用世精神已完全消散于政治高压，所以在这一时期，嵇阮等人通过引《庄子》入清谈，突出强调黑暗之世里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冲突，寄意山林，非议名教，以表达内心的愤郁不平。庄子思想中，原有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所崇尚者为万物本性之自然，对成为自然桎梏的礼法名教尤其反感。这样的理论虽然未必与嵇阮等人的初衷相符，但在统治者将仁义道德变为篡政工具的魏晋之际，却能被用作消极反抗的武器。故此王何的"以无为本"此时进一步发展为"名教出于自然"。而嵇阮通过"越名教而任自然"③的不羁之举，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权势集团标榜的"名教"的至高无上性，在行动上也和那些动不违礼但却帮助篡逆的乡愿之士划清了界限。庄子思想的另一面，是栖逸山林亲近自然的隐遁倾向，而山林皋壤中的乐趣，吸引了在现实政治中失意的士人到自然中去寻找情感安慰并藉以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隐者之流诚然古已有之，但士大夫怀有明确的个体自觉意识退隐山林，优游山水，却是这时才产生的社会现象。而此点，是和嵇阮等人将庄子的哲学境界引入现实生活①分不开的。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 年第2 期。2。文坛鸟瞰和建安时期的"彬彬之盛"相比，魏晋间的文坛是相当沉寂的。不仅作者的数量少，而且除了几位出类拔萃者外，大多数人的作品质量平平。此时的文士，完全不同于建安诗人的用诗赋展现人生理想、显示艺术个性，其人生态度，是从高飏到内敛，从追求立功到痛苦自保，从慷慨淋漓的情感宣泄到玄远清虚的哲学幽思；作品的风格也从刚健明快，渐变为含蓄隐晦。要之，此时期文学在思辨的深度上固非建安诸子所及，但所涉的广度则大为收缩，文士写作关注的焦点，已不是整个社会的治乱兴亡而是个体精神的愤郁哀伤了。不过，尽管在风骨的凌厉等方面远逊于建安，但此时文学创作在思想艺术方面的某些发展进步，也是不容置疑的。主要有异于前代之处，一是此时期诗人常在作品中表现出老庄式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藉以作为精神苦闷的安慰；二是诗创作虽有哲理化倾向，却并非枯燥无味之作，玄理与抒情能融合一体，情感充沛，意象丰美；三是五言诗在技巧上更趋完美，高度的思辨与空灵的想象巧妙地结合一体，表现的领域更有拓宽。
具体而言，正始名士虽有"浮华之友"②的名声，但多数似不以文学见长，作为"正始之音"倡导者的王弼、何晏等人中，只有何晏有一两首诗流传下来。其中有一首题为《言志》（或名《拟古》）的诗，表现了处在政治漩涡中的这批士大夫内心的危机感：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诗中所流露的进退之间的矛盾忧虑情绪，在此时期士人心态中很有代表性；所使用的鸟与罗网的意象，也是魏晋诗人在诗中常常采用的。它们通常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以鸟的振翼飞举，譬喻诗人内心对自由逍遥的追求向往；以罗网象征生存条件对人生的限制，或喻一种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而鸟的摆脱罗网，则象征着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超越过程等等。类似的例证，在以前的曹植和以后的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中都不难看到。从何晏这首诗中鸟与罗网的意象来看，这位玄学大师内心对于如何超越现实，保养性命，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和何晏密切交游的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至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人，都没有什么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本是廊庙之士，志趣原在于改良政治，其关注社会、实现抱负的方式，主要不是利用文学创作而是依靠深研哲理及在此基础上的托古改制，在政治上又过于热衷，故无暇发什么诗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是作为司马氏政敌而被杀且诛及三族，即便留有作品，也会由于没有人替他们保存而失传。
虽然正始名士没有作品流传，但正始前后却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应璩。应璩字休琏，是应瑒之弟，史言其"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①，曾经做过齐王芳的侍中，也在司马氏的大将军府中作过属吏，卒于著作郎。据说他针对当时曹爽集团"多违法度"②，作了许多政治讽谏诗"讽切时事"①。这些诗从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世祖纪上》、卷7《高祖纪》、卷8《世宗纪》、卷89《儒林传》。② 《北史》卷81《儒林传序》，《魏书》卷2《太祖记》。
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维护礼教角度，劝戒他人也勉励自己不要违反传统道德，有格言的意味。如他的一首《百一诗》：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蚤从事，安复劳针石！哲人睹未形，愚夫暗明白。曲突不见宾，焦烂为上客。思愿献良规，江海倘不逆。狂言虽寡善，犹有如鸡跖，鸡跖食不已，齐王为肥泽②。
所谓《百一诗》，一说是因他的此类讽谏诗有一百一篇，故名③。不过据《百一诗序》，则是由于应璩对曹爽说过"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④的话而得名，是虑为万全之意。所以这些诗既警告当局者居安思危，善听他人建议，慎重细微之处，也诫饬自己慎终如始，安于蓬庐，毋苟且求进。而着眼点，都在于防患于未然，实际上透露出当时政局险恶，不测之祸可能旦夕而发的情形。据说应璩尝以《百一诗》遍示朝中，读之者无不惊骇，以为"应焚弃之"⑤，可见这些诗着实触及到了当时政治中一些敏感问题。大致他在曹马两派的斗争中采取了中间派的立场，但"殷勤指喻，忧患存焉"⑥。由于这类诗的性质，在艺术风格上，是比较质直，多用譬喻，不事雕饰与文采的。《诗品》称他的诗"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⑦；《文心雕龙》则说是"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⑧。
除诗之外，应璩能写很好的散文，尤其是书笺一体。《文选》卷42 收入其书牍如《与满公琰书》《与从弟君苗君胄书》等共4 篇之多，俱是"秀绝时表"①的精美之作。其文以骈为主，杂以散行，情感真挚，文藻秀丽，佳句迭涌。像"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②诸句，用典自然，抒情流转，寄慨深郁；又如"间者北游，欢喜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矇。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脩，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等句③，虽用骈体，但句式错落疏宕。写一种壮游的感受，思致奇丽，气韵高妙，辞采清畅，俊美可观。应璩的这些文章，在魏晋时文中亦属上品，然而他生不逢时，未能参与建安七子之游，却遭逢世途多故，文坛寥落的年代。后人感叹他的遭遇说："休琏历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无赏音，义存优孟，嗟乎命也！"④及至嘉平以后，司马氏执掌大权，号称"以名教治天下"，一班党羽自诩礼法君子。和当年有慕通达好词赋传统的曹氏不同，这些人不仅动辄标榜② 《魏书》卷7《高祖纪》。
③ 《魏书》卷55《刘芳传》。
④ 《北史》卷81《儒林传》。
⑤ 《魏书》卷47《卢玄传》、卷84《儒林传》、卷55《刘芳传》，《北史》卷81《儒林传》。⑥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5《废帝纪》。
⑦ 《诗品》卷中《魏侍中应璩诗》。
⑧ 《文心雕龙·明诗》。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 年第3 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 年第3 期。
③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④ 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应德琏休琏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