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⑤，还每每欲将"纵情背礼"的阮籍等人摈诸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⑥，其赏鉴文学，优容文士的情趣雅量如何可想而知。在恐怖的气氛之下，不仅庙堂之士生命不遑自保，少有文学方面的酬酢往还；即便穷居山林皋壤之士，亦常是块然独处，默尔不言，以求免祸。一旦文章触禁，虽皇帝亦不能幸免。譬如甘露四年，龙屡见于井中，在位的高贵乡公以龙不见于天不见于田而数屈于井，感慨而作《潜龙诗》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①。到次年，即发生高贵乡公被弑事件。所以，建安文士生活中常有的诗酒高会，相互酬唱的兴发之举，在魏晋间几乎是看不到的。当时参与竹林之游的名士中，除嵇康、阮籍之外，只有刘伶有一篇对礼法先生恣意讽刺的游戏文章《酒德颂》和一首风格类阮籍《咏怀》的《北芒客舍诗》传世，向秀则作了一篇闪烁吞吐欲说还休的《思旧赋》。此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杰作，它以恻怆哀伤笔调，写出了自己对被司马氏所杀害的两位友人嵇康吕安的怀念。序中言"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凄清委婉，带出作赋的缘由，颇存曲笔。赋言"叹黍离于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压抑沉痛，有非常含蓄的哀旧友、哀故国，哀自己不能自主的命运之意，也隐隐包含了对司马氏及死党戕害贤士的控诉。然而言辞语气极为谨慎温和，又像鲁迅所说，"只有寥寥数行，刚开始却又煞了尾"②。其余诸人，尽管文化修养很高，都没有什么诗作传世。事实上，奉行玄学无为之旨的魏晋名士常怀无言之痛，抒发排遣自己的感情每采用"啸"的方式。啸声婉转激越，作啸的仪态亦可有傲世不驯之姿，但却不涉文字，以免被喜欢告密的"工言子"钟会等人抓住言语把柄。所以竹林诸贤如嵇、阮等都能作啸，而当时一些完全避世的隐者如孙登，更是声若鸾凤的作啸高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文坛诗坛作者较少是可以理解的。
⑤ 均见《晋书》卷二十三《何曾传》。
⑥ 均见《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 年第3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三）嵇康的散文和诗歌创作嵇康（223-262 年）字叔夜，谯国铚人。从史书记载中可见，嵇康的家世比较低微，父亲只做过曹魏督军粮侍御史这样的小官，在嵇康幼时就去世了。嵇康由母、兄哺育成人，自小资质不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史书形容他是"龙章凤姿"①，"旷迈不群，高亮任性。。。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②。
由于嵇康的人品、才华，加上又是曹氏乡人这一层关系，他成为曹氏的女婿，其妻魏长乐亭主是曹操之子沛王林的孙女（一说是女儿）。他为此仕魏为郎中，后迁中散大夫。由于嵇康在社会上的声望，司马氏及其党羽一再想拉拢他，辟他为官。但人品高洁的嵇康对司马氏的行事为人极其厌恶，坚拒与司马氏合作。友人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迁职后推举嵇康替代，嵇康特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书中不仅提出了做官的七不堪二不可，更宣称他是"非汤武而薄周孔"，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虚伪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此时恰好嵇康好友吕安被污陷入狱，嵇康不负友人，诣狱为朋友申辩。司马氏及党羽趁机罗织罪名杀掉了嵇康，时在景元三年（262年），嵇康仅39 岁。
史书上说嵇康"家世儒学"，"早有青云之志"③，无疑传统儒学道德理想在嵇康思想深处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尽管他号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实际上他对儒学是抱有很真诚信仰的。另一方面，嵇康也受到老庄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想的强烈影响，因此希望自己能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解脱。在他内心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其中最强烈者，来自高洁政治理想与污浊现实间的冲突。而他自幼养成的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也使他难于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迕外物的夷淡冲和境界，无法采用明哲保身的乱世处世之道。所以嵇康和当时的社会统治者与流俗之辈总是格格不入，一再非议官方标榜的礼法，藉以表达对司马氏鼠窃狗偷，从根本上违背封建道德原则行为的抗愤。
嵇康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为突出，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在其各类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嵇康之文今存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释私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家诫》等15 篇，大致可分为论难之文、赋、书疏等数种，品格很高，是所谓"高情远趣，率然玄远"①之作。但各文体的风格不尽相同，其中论难之文，思想新颖，观点透辟，言辞犀利，析理绵密，又辅之以壮丽的辞采，可谓兼有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和魏晋名理诸文之长，并表现出嵇康挺秀特出的个性风貌；其书疏之文则注重个性襟怀的抒发，不假雕饰，发语天然，情感炽烈，是嵇康思想性格的真实展现。嵇康的《养生论》颇能表现他对问题的独立思考态度，其风格基本上采用骈体，音节整齐，但语言朴素。说理时先用譬喻，譬喻和欲证明的事理之间结合得紧密贴切，使人信服。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传统特色。而各层事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 年第1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③ 《晋书》卷55《潘岳传》、卷19《礼志上》。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理之间逻辑思辨性很强，剖析精深，又博涉广泛的自然与社会知识，有说服力，则是当时文章的风格，也是嵇康过人学识的表现。要之，嵇康的这类论难文章，在语言、逻辑、情感、气势几方面遒劲强健，富于感染力，深得魏晋名理文章之精华。所以人们称他的这类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①；且"特以解悟为文，清通畅适"②，"其局致尤为独操"③。《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另一类型的文章，文笔锋利，纯以峻烈之情为之，随处抒发自己的高尚之志与愤世嫉俗之感，又颇有讽喻之辞。书中叙述自己纵放不羁的为人：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言辞铿锵，志意高抗。以此明白的宣言，来表示他对世俗礼法羁绊的蔑视，强调自己自然本性与名教的不能相容。因此，对山涛不明己心，想将自己拉入司马氏集团的做法，给予辛辣的讽刺："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如此淋漓恣肆，任心而为的锋厉言语，只有嵇康这种高洁之士才能写出，也完全说明了他之不能见容当世的原因。这篇绝交书堪称嵇康在抒情散文方面的代表作，采用生动形象清峻的语言展示人格，抒发个性，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极高的水准。然而他这篇不过是"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①的文章却因触怒了司马氏而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嵇康的文章集中还有《家诫》这样的文章，文体庄重纯朴温厚，谆谆告诫儿子为人处世的正道，如"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等，显示了嵇康思想深处对传统道德的真正态度。
嵇康的诗今存53 首，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乐府杂体等，艺术上略逊于阮籍，《文心雕龙》称之为"清峻"。诗的内容有一些是发挥出世高蹈的老庄思想，其用意是为了"长与俗人别"②；还有一些则是以愤世之情，抨击揭露统治集团中的欺诈倾夺之行。其本色正如以后刘熙载在《艺概》中所指出的："《秋胡行》贵玄默之致，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
嵇康诗以四言写得最好，或清澹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慨，情感都极为丰富。诗中往往挟有一种沛然的气势，能够脱出《诗经》四言的句法格式，带有散文式的清朗俊逸之美，形成自己的风格。如这首《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畴弄音。感寤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其十二）
此诗以清新俊雅的笔调描写明媚的春光。从花枝烂漫新叶扶疏的春木，到温暖和煦的东南风，春天的气息从笔端扑面而来，而在春风中叮咚作响的素琴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3 期。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 年第2 期。③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和跳跃枝间，交交鸣唱的黄鸟，更给葱郁美澹的春天景色增添了富于乐感和动感的勃勃生机。诗人在这样的意境中长啸怀人，使这首描写春景的诗更有了一种无尽的言外之意。
这组诗中的另一首则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意境：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游之，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其十三）
此诗使用了很多有高扬奋发意味的字汇，如"带"、"奋"、"扬"等，寥寥数句，即烘托出了一种开阔超迈的气象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鱼龙"二句，亦十分生动壮丽。而嵇康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这种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表现出他在老庄思想影响下将个人的审美意识融入山林皋壤之中的情趣襟怀①。此点是嵇康这类诗有别于前人此类作品②的主要之点。
嵇康四言侍中最能写出他的人格、个性、内心矛盾和命运遭遇的一首诗是长诗《幽愤诗》。所谓"幽愤"，指被幽囚时内心的愤慨，所以这首诗也可能是嵇康的绝笔。
在诗中，嵇康说明了自己梗介刚直个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以致祸的本末缘由。回顾反省自己的一生，嵇康对性格中的任性弱点有真诚的感悟。但平生忠实于理想的诗人最终仍认为自己坚持的处世原则是正确的，不过是梗直招尤而已。"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颇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等诗句，表面上有悔祸讼冤之意，骨子里则全无降心服罪之感，由于对自己无端被祸的愤懑痛苦感情，嵇康在诗中直书胸臆，疑古问今，寄心区外，神驰八荒，许多诗句直接写出了对司马氏及其帮凶的强烈抗愤。所谓"穷达有命，亦又何求"，表达了人各有志，政治迫害并不能让自己改变初衷的一份坦荡之心；而像诗末的"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等句，分别用夷齐和许由之典，仍是毫不掩饰与司马氏不共戴天的敌视关系和决不为其所用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嵇康的人生信念是至死未变的。《幽愤》诗主要展示了嵇康内心理智与情感、性格的矛盾，而嵇康另外一些描写对仙境追求向往的五言诗，则显示了他因心中理想与现实的抵触，以致将精神的寄托从社会投向自然的情形。如他的《答二郭》诗之二、《游仙》等等。这些五言作品，同样表现了其诗"清峻"的风格。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 年版；1956 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用盐"疑误。
（四）时代之音--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1。阮籍的生平和为人阮籍（210-263 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于建安十五年，比嵇康长13 岁。陈留阮氏是汉魏大族，代有名宦，家世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修养。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逝世，阮籍3 岁就成为孤儿，由寡母抚养长大，因此他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事母"至孝"。
可能是由于阮瑀早逝和尚道不治产业等原因，阮氏家族中阮籍这一支家道中落，所以《世说新语》有一则阮籍兄子阮咸在七月七日晒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以调侃北阮的富有的故事①。尽管家境不富，但阮籍自幼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长成之后，"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②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年轻时学击剑，技艺颇为高超③；又"嗜酒能啸，善弹琴"④；对老庄思想的领悟程度极高，可以达到"当其得意，忽忘形骸"⑤的境界。在对待当时一些炙手可热的权势官僚的态度上，阮籍也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他不慕虚名，莫测高深，将权位看得十分淡漠，且富于政治远见，为此而谢绝了许多大官僚的征聘。
从深层看，阮籍具有很高的抱负理想。阮氏"家世业儒"，阮籍自少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故《咏怀》其十五中，有"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的诗句。阮籍内心，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亦十分看重，他在《乐论》中主张"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咏怀》其三十九中也有"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人，气节故有常"的诗句；这首诗中"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的句子同祥是他"少有济世之志"反映。阮籍这样的思想渊源和理想抱负和当时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冲突，是不难想象的。他年青时几次拒绝出仕，很大程度也和他对社会现状的失望有关。
痛苦之下，阮籍转而在老庄思想中寻找安慰。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清谈名士倚为谈资的三玄，分别作有《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思辨水平都相当高，甚至超过一些专门的学者①。阮籍诠释研究三玄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表现他对老庄哲学思想的崇奉，实际上，他是在玄学理论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使原有的儒学信仰和老庄自然无为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一套新的适合自己的人生观，用以指导他在乱世里的出处抉择和处世之方。比如他作《通易论》，即是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兼吸收老庄无为之说，以论证贤人君子在天道人事盛衰不同时的出处大节。而阮籍最终在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 年第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6 期。③ 《三国志·魏书》卷11《邴原传》及注。
④ 《晋书》卷91《儒林传》。
⑤ 《晋书》卷94《隐逸传》。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 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易》的"潜龙之义"中，引申出了儒学之士在非常之时应世的变通之法，即所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亦即在乱世里士君子内心卓尔独立，不有畏惧，保持道义操守，坚忍不拔；外表行迹上则不妨与物推移，或仕或遁②。这样的人生哲学，实为内儒外道，而阮籍处世，无疑正是奉行了这样的原则。他平时的行为显得放诞不羁，完全无视流俗，但并非没有准的，实际比一些礼法之徒所为更合符儒学道德伦理。其"至孝"、"别嫂"等均是此类，故当时人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他虽然鄙视虚伪的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愤激。他常作青白眼，以白眼对那些伪君子，也常写一些游戏文章挖苦讽刺此辈，如《猕猴赋》讽刺追逐利禄之流犹如猴子，"外察慧而内无度"，"性褊浅而干进"，装模作样，实不过是人的玩物，受制于网罗；《大人先生传》更尖刻挖苦礼法之士是棉裤缝里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一把火来时，"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而"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因说到痛处，以致礼法之士对他"疾之如仇"。然而这不过是游戏文章，并不指名道姓，也不牵扯到现实政治。一到论及具体的人和事，阮籍就非常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或者"终日不言"，或者"言及玄远"，不涉世事。又常用酣饮不止，沉湎醉乡来回避一些政治是非。事急之时，或不辞妥协之计。譬如仕宦，阮籍早年因对世道失望而始终不肯应辟出仕，司马氏掌权后，士大夫拒绝其拉拢者有被害之虞，阮籍遂以"出身而纳智"①的态度接受了司马府的征辟，以此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也令司马氏的党羽无法加害。而他任官是典型的"居官无官官之意"，十分放诞胡闹。所以这样的目的，不仅是因为他完全无意为司马氏效力，同时也是为了要让司马氏相信他不过是一个有虚名而无实际才干的人。
阮籍一生依靠这样的处世原则得到保全，虽政治立场始终不在司马氏一边，但终令"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②。然而，阮籍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内心实际上十分苦闷。其痛苦不仅来自旧有人生理想的破灭，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沦亡，汲汲防患的压力，而且也由于必须在政治上与司马氏虚以委蛇地敷衍。尽管有一些超旷的哲学作为安慰，但对于平息胸中的焦虑和愤激来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阮籍的很多行为，如临岐路恸哭而返，吊广武山叹世无英雄，登苏门山长啸，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赋豪杰诗及佯狂放诞等等，都是他内心苦闷的宣泄方式。82 首《咏怀》诗，更是他心迹的充分显示。
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 年第10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 年第12 期。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2。《咏怀》诗的思想艺术特点畏于时势，阮籍在《咏怀》诗中只能用深隐不露的方式曲折表现他内心的情感，这就决定了咏怀诗的基本风格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遥深"，亦即是含蓄、隐晦，多用典故以至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符号，寄托很深，主旨不易把握。钟嵘认为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①；直到清代王夫之，尚有"千载之下，了无觅脚跟处"②的评论。尽管如此，《咏怀》诗作为思想艺术成就很高的杰作，因富含哲思，寄意深微，又色采瑰丽，虽不尚雕琢而纵横跌宕，气势自出，所以尽管不能确知其意，读起来仍深具魅力。而许多诗所蕴含的多层喻意，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余地。
《咏怀》诗的内容非常广泛③，有记述其少年时建功立业之志的；有揭露黑暗政治和讽刺司马氏党羽的；有感叹人生无常、世途险恶的；也有阐发老庄玄理的。其主题亦并不仅止于《咏怀》，举凡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等这一时期诗歌常见的体裁都能在82 首中窥见其踪。
《咏怀》的写作和魏晋间的政治有极密切的关系，几乎每一首诗都和当时的历史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连。在阮籍生活的时代，曹魏朝廷中曾有过4 次巨变，即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李丰夏侯玄被诛、同年秋齐王芳被废、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这几次事变加上许多士人的无辜被害，对阮籍内心有很大震动。尽管易触时忌，阮籍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杰出诗人，在诗中仍或显或隐地披露了历史的真相，揭露司马氏暴政，同情伤悼无辜，同时也批判曹氏统治集团所以酿成祸端的失政。而这些批评时政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一个大类。
这类诗的诗意往往特别隐晦，诗中大量使用典故，其中有古典亦有"今典"。一些反复出现、反复使用的典故或语词。常成为一种符号代码，提示某种特定的实际含义（如人或事），一些诗本身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寓意。如《咏怀》第十六首：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弛，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首诗表面上写出了在暮秋之季的一种浩茫悲凉迷惘的感慨，这种感慨有可能是泛泛而发，也有可能实有所指。而了解其确切含意的关键，有时要看作者的为人和所处的时代。方东树说："夫诵其诗必知其人、论其世，求通其词，求通其志；于读阮诗尤切。"①因此，许多研究者更深一步认为，这是一首旨在感慨政局，讥刺邪佞，表示内心操守和忧患之心的诗。而联系当时史事细心察考，还可以发现，此诗中有许多蛛丝马迹，隐隐透露出嘉平六年深秋朝中的一场政治事变。
又如《咏怀》第六十五首：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
① 《南史》卷71《儒林传》。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③ 《南史》卷25《垣护之传》。
①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
"王子"是《咏怀》诗中常常用到的典故符号，往往具有特定含义。有人曾指出，"咏怀"诗中凡用'王子'或'王子晋'者，似皆指魏帝之年少者，盖传言王子晋十五而仙去也。"②这首诗主要用了两个关于"王子"的古典。《列仙传》说："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后于缑山乘白鹤驻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又《逸周书》说："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叔誉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辩慧"一语亦出自此书所载太子晋与叔誉等人相答问之词①。从表面看，此诗颇像是游仙一类诗，然而又言"弃身""酸辛"，情调不似一般游仙诗的超旷而是相当沉痛。参考史实，可发现在"王子"的古典之外还有今典，许多语词与高贵乡公曹髦有关。如《通鉴》载，甘露元年，即位不久的高贵乡公"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又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讲宴东堂，并属文论"。曹髦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甘露元年恰好只有十五岁。"王子年十五"以下四句，正是喻指了这时的情形。曹髦性子很急，史书说他"请召欲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忍耐的性格，到甘露五年，他因不愿作亡国之君孤注一掷讨伐司马氏，交战中被司马氏死党刺死车下，时年仅20 岁。这种可悲的遭遇，正是所谓"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所以黄节先生关于这首诗的案语说："伤高贵乡公而作也。。。诗中称其'辩慧'，如《志》载帝幸太学问诸儒事可证。陈寿评曰：'高贵公才辩夙成，好问尚辞，。。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则诗言轻荡弃身，菲高贵其何指。"
这一类以用典方式隐晦揭露黑暗时势的诗在《咏怀》中有相当数量。与前一章所举建安诗歌中有"诗史"之称的作品相比，阮籍这些诗同样具有"诗史"的性质。但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诗史"，具有与历史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主观感情色彩，富于抒情性，是一个黑暗、恐怖，善恶混淆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心灵痛苦的真实产物。其认识价值，并不减于前一类诗史①。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②，正是此意。
阮籍抒写其内心强烈的忧生忧世之感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另一大类。这样的感慨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阮籍内心对危机的强烈预感和对世道人心的深刻认识，以及他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尽管阮籍极力想用齐一大化、洞贯死生的老庄自然哲学来安慰自己，但强烈的苦闷仍然难以排遣，这种苦闷流露在《咏怀》诗中，就成为忧伤的主调。
在《咏怀》第一首中，读者即可以体会到几乎贯穿于全部《咏怀》诗中的"忧伤之旨"③：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43 页。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第10期。
② 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67-268 页。
③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50页。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全诗笼罩了一层深秋的悲雾，显示了诗人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巨大忧思。"夜中"二句一开始就写了诗人夜深人静无法入睡，起来弹琴。可是诗人并不明说所以不能入寐的原因，只是告诉读者有淡淡月光照在帷幕上，凉风吹动了衣襟。这种欲说还休的含蓄表述，尽管无一字着笔，已足令读者感到在无边黑夜中那种难以言传也不敢言传的痛苦悲哀。"孤鸿"二句借前文烘托出的氛围写黑夜里的所见所闻，用悲切的鸟声进一步传达内心的哀愁。诗末写诗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独自徘徊环顾四周，除了自己无法排遣的"伤心"之外，陪伴在旁的仍只有无边无际的孤寂与忧愁。"忧思独伤心"，是全诗的主调，通过它，读者真切地看到了一个孤独忧愤的诗人的形象。而诗人之所以如此，则是如方东树所言，有所谓"幽旨"存在。
从个人角度而言，在当时，阮籍虽以纵酒任诞，韬迹于司马氏之门而使生命暂时得到保全，但精神上则始终受到外来敌意和内在痛苦的包围。《咏怀》其二五中有这样的诗句："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据考证，这首诗作于甘露二年（257 年）司马昭挟魏帝及太后车驾东征起兵淮南的诸葛诞时。当时钟会随军同行，常在司马左右，而此人之工谗是极为有名的。所以阮籍在诗里写出了对钟会（亦应有何曾）之流谗害不已的忧惧。大致与此同时的另一首诗中，还有"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①的诗句，诗人汲汲防祸的忧患之心表露得更加清楚。关于内在的痛苦，《咏怀》其九写得很深刻：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从社会角度，阮籍看到了很多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感知到世事的无常，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在《咏怀》其六中，阮籍因曹爽集团的失败而发感慨：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由于阮籍对世事极深的洞察力，他对于一去不返的尘世繁华和今后岁月里的危机有不抱幻想的预感，而且也能感知到在巨大的社会危机到来时个人的渺小和孤独。如《咏怀》第三首所写：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诗中写到东园桃李花开，一度有过春天的胜景。可是这一切不过如过眼烟云，秋风一起，芳事凋零，繁花万朵变成昔日华堂上无边的荆棘。通过"繁华有憔悴"以下数句，诗人将视角从自然景物移向人世，告诉人们，人事的盛衰也像春花凋谢一样，任凭再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一旦主人得祸，人亡家败，高堂上很快就会刺荆丛生。这种情景，在封建社会当然是极普遍的现象，后来的一部《红楼梦》，说尽了这方面的辛酸。然而在政局变动十分剧烈，官僚名士"朝为伊周，夕为桀跖"①，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魏晋之际，诗人的这些感慨，无疑是更具有特别的寓托的。因感到朝市的黑暗可怖，所以诗人希望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及时摆脱羁缚，驱马到昔日夷齐采薇的西山去避世，由于自身尚难保全，甚至不能顾及妻儿。然而岁暮严霜之下，草木同枯，又有谁能逃过天地间的大劫难呢？阮籍用如此沉痛决绝的诗句来表述当时人人自危的社会空气及危机迫在眉睫的巨大惶恐，其内心的忧惧愤郁和绝望可想而知。而身为一个有如此觉悟深度的敏感诗人，阮籍在当时社会注定了只能是彻底孤独，疏离人群的。
八十二首《咏怀》诗，内容非常丰富，情感极其复杂，本身自成一个广懋幽深的世界，在文学史上有不朽的地位。概括而言，阮籍是自有五言诗以来第一个多产作家，其作品数量远过于前人。继曹植之后，阮籍《咏怀》，开创了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境界，使五言诗完全摆脱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咏怀》诗中抨击黑暗，向往理想的精神，继承发扬了《诗》、《骚》的优秀传统，其寄意深微的创作方法，对后人也有极大影响。具体而言，《咏怀》诗中最值得重视和称道的艺术手法，是托物喻情，促进感发，使"言有尽而意无穷"①，展现幽远思绪的比兴手法。而阮籍之用比兴，较之《诗》、《骚》以美人香草喻贤人君子，以恶鸟臭草比奸邪小人的传统手法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一方面常对自然景物赋与富有感情色彩的描绘，通过反复泛化，使比兴物具有多重喻义，有的甚至成为某种象征符号。而这类象征符号每以其丰富的形象意义和情绪性引导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触发读者的情绪感应，帮助读者把握象征物后面的东西，从而使作品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则大量采用"用典"的方法，典故往往有"古典"和"今典"两重意蕴，极大地丰富扩展了比兴的内涵和表现力，作品也更加含蓄曲折，言近旨远，更具感发力，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某种深邃的东西。这样的艺术手法，在当时也有迂回的保护作用，使统治者抓不到把柄，诗人藉以避祸远害。在后世黑暗专制政权压制下，许多诗人常常用类似手法来进行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郭璞、陶渊明、庾信等，都是受到阮籍《咏怀》诗影响的诗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 年第3 期。四、两晋文学（上）
两晋150 余年的历史，经过西晋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之后，即陷入了更严重的战乱纷扰，最后是立国江南的东晋伴随始终不绝的内忧外患，偏安一隅。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相一致，两晋文学创作活动也经历了一个从繁辞缛采到玄远虚澹的往复变更。虽然在为文的技巧理论研究方面较前有更大发展，文学活动的种类亦从诗赋扩展到其他方面，然而建安文学的风骨乃至魏晋之际文学的遥深思致却渐趋哀颓没落，仅有少数优秀的作者能在思想艺术上嗣其微响。
（一）短暂的升平之世与思想文学潮流司马氏在263 年出兵灭蜀汉，两年后即行代魏，建立西晋。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成为开国皇帝，是为晋武帝。公元279 年，西晋派大军五路伐吴，战事顺利。到第二年即太康元年，吴国灭亡，西晋统一了中国。平蜀和平吴之役都历时很短，又都是取乱侮亡，基本上没遇到抵抗，所以南北社会没有受到多少战乱的破坏。到统一后的太康年间，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措施，故在西晋前期短短20 年左右，政局尚稳定，经济也一度繁荣。史家称此时是"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①。然而从深层看，此时的社会仍是相当黑暗，并潜藏危机。政治上，宗室王族、外戚后党及在朝中居高位的官僚大族这三股势力把持大权②，在九品中正制的保障之下，选举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出身社会下层的正直之士，备受压制，几乎没有进取机会；侥幸进入仕途的寒士，纵有俊才，但仍免不了"为时豪所抑"③的命运；由于大族官僚狭隘的门户之见，在政治生活、仕宦进取中受到排挤歧视的，尚有被视为"亡国之余"的南方之士，而洛中权贵对南士的排挤，引起统治集团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④。当时一位"宦孤人微"的小官段灼上表直陈政事之阙说："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士，安得有不陆沉者哉！"⑤作为门阀政治的必然产物，垄断政权的豪门腐朽糜烂，骄纵虚伪，行事唯家族或集团私利是图，自最高统治者以下，几无人能以国家理乱为念。朝中党派林立，政争不已，风气奔竞，纲纪隳乱。由于热衷荣贵，官僚朝士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像平吴之后的二王争功，王戎、和峤等人的孜孜求利，都是史有明书。至于奢靡夸富，侈汰无已，更是何、石、王、贾等贵戚公卿竞以相高的时髦风尚。所以就在武帝当朝，天下一统的表面繁荣时期，政治已呈现"朝廷宽驰，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①的局面，一场更大动乱的根苗已经在社会中种下了。此外，由于晋武帝其人在立嗣问题上的虚伪态度，又使党争嚣然的西晋朝臣围绕司马攸和司马衷的皇位继承权问题，形成齐王派和太子派两大集团，而武帝的宠爱后党，以至三杨用事，排挤贤才，为太子一派张目，进一步加深了矛盾，最终促成八王之乱的爆发。就在晋武帝死后不久，在他生前积聚起来的各种矛盾就逐一爆发，太康以来的繁华亦化为乌有。首先是八王之乱，在这场历时16 年的宗室相残中，许多著名的文士都未能幸免于难；其后则是各族流民豪右纷纷起兵，中原狼烟四起，仅存的文学之士也丧失了向来的容身之地。随刘聪石勒的精兵相继攻下洛阳长安，全歼了司马氏在中原的政治军事力量，西晋最后于317 年灭亡。
在思想领域，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原有的异端性质已有了很大改变。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51 页。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 年第1 期。③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④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⑤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① 《南史》卷70《郭祖琛传》。
当初竹林名士以自然非议名教，以至倾向于"无君"的思想，使统治者觉察到对自然本体过于强调，任其无限发展可能会给自身统治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司马氏篡政已成，王、何、嵇、阮等名士在人身上已被司马氏消灭，继续崇奉他们所倡导的哲学，对司马氏麾下的名士官僚，多少有点讽刺意味，而前者思想上的高境，后者亦实难企及。因此故，西晋统治者在重申"以名教治天下"的同时，也要致力于使魏晋玄学成为统治集团完全能够接受的思想哲学。于是一些素来精研名理之学的礼法之士，出面对玄学本体进行了一番从"无"到"有"的改造。如裴頠的《崇有论》，即是从"体""用"诸方面，全面论证了"贵无"之说对现存制度的危害之处，以为"夫万物有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是有之所遗也"①；而且"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②不过这一时期士大夫思想上仍存在不同宗尚，自然名教孰先孰后的争论甚至还介入了西晋朝廷中的党派冲突，譬如当时朝中发生的庾纯贾充酒后争言事："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③实际上则体现了标榜名教与尊崇自然的两派朝士间的互相诋毁攻击。尽管如此，在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之下，西晋士人的思想宗尚，还是较前发生了很大改变，渐从重玄远之高韵，转为重现实之实有。
到八王之乱爆发之后，尖锐的社会冲突使官方提倡的一些哲学理论再次受到挑战。为了彻底改变玄学的异端性质，完成玄学与统治思想的合流，郭象在裴頠《崇有论》和昔日向秀《庄子注》的思想基础上，对三玄中的《庄子》详加诠注，对威胁到名教合理存在的玄学本体，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巧妙取消。郭象注《庄》，不仅否认万物的本原是"无"，也不言生物者为"有"，而是完全避开"有""无"之争，宣称"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④。这种万物自然而然，自生自灭的玄冥独化理论，消泯了名教自然孰本孰末的矛盾。为西晋名士所津津乐道的"老庄圣教将无同"、"名教中自有乐地"提供了一个"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⑤的最高理想人格理论。山林与庙堂，自然与名教，从此成为彼此相通的一物两面。
西晋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给文士的精神面貌和创作活动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记。西晋前期较安定的20 年中，良好的生活环境，给文士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条件，而建安以来各种文学形式的成熟进步，也为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向诗人们展示了足资效仿的典范。因此，太康时期的文坛颇为繁荣，其中重要的作者，有二陆（陆机、陆云）、三张（张华及张载、张协兄弟①）、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以及傅玄、傅咸、挚虞、石崇、欧阳建、何劭、孙楚、张翰、成公绥等等，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也"。然而从创作的主流看，此时期的文学之士对《风》、《骚》的精神，建安之风骨甚至魏晋之际诗歌的幽远深邃意境，却很少有所继承。此种情形，
① 《周书》卷35《薛慎传》。
② 《陈书》卷19《马枢传》。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 年版，第115-116 页。④ 郭象：《庄子·齐物论注》。
⑤ 郭象：《庄子·大宗师注》。
① 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3 期，1925 年。大体缘自思想与社会政治两重因素。在思想方面，当然首先是由于受到裴頠、郭象等人改造过的玄学理论影响，一般文士，内心中已经感受不到天道与人事、自然和名教之间的深刻对立，所以其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对现有统治秩序合理和谐的肯定和赞美。由于思想上缺乏真正的思辨力和批判精神；其作品在本质上亦每每流于肤浅和平庸。而崇有贵形的哲学本身，无形中也会导致在作品中更看重辞采技巧等外在层面的东西。在政治上，则是由于经过魏晋之际政治风雨之后，司马氏对文人的态度愈加不假宽容，而文学之士屏息敛气，战战兢兢归顺新主，不复敢在司马氏淫威下表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史载"雅好读书"，有文学之才的向秀在嵇康被诛后"失图"，举郡计入洛，面对司马昭咄咄逼人的发问，只能"逊辞免祸"；入洛时作《思旧赋》，除念旧友外，亦吞吞吐吐为司马氏隐讳；以后混迹官场，逐步迁升，文学上则不再有什么建树①，其事例很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文士人格上的艰困处境。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入仕方式，实际上亦扭转了士大夫对世事的态度，士人唯留意关注个人的仕宦前程，眼界胸襟都较前代变得狭小。正因如此，此时的大部分文士的作品中，既没有建安诗人那种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精神，亦没有魏晋之际诗人用含蓄隐晦方式表露内心激愤的勇气。以最讲究"识鉴"著称的西晋士大夫，大部分人的诗赋里却偏偏看不见对国家未来危机的忧虑和预见，当时社会尖锐的各种矛盾，很少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之中。甚至包括张华这种较为正直公忠，有政治之才的官僚，本身处在危机四伏，八王之乱已经开始的环境之下，其作品也依然显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②。而当时对未来的严重危机作出警告的，往往是一些并不跻身文学创作的乡野方术之士。像敦煌索靖在满朝晏安升平景象的元康九年对洛阳宫门前铜驼所发的"会见汝在荆棘中"③这类强烈悲慨，在本应十分敏感的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就很少出现。
当时的大部分诗人，在晏安的生活中将自己主要的创造力都沉溺在技巧性的雕琢辞句之中，用大量官场赠答，诗酒应酬的作品去表述了一种较为平庸的精神情怀。他们忽略了建安诗歌的本质而继承了它的外在形式，并力求让这些形式进一步发挥完善，在语言、句法、声调的讲究上不遗余力，因而造成了诗歌作品"镂金错彩"的流行趋向。与建安和魏晋之际的作品相比，西晋诗有两大突出特点，一为重情，次为重形式。前者不同于建安诗中的慷慨任气而略似其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一面，尤其接近曹丕在其诗中表现出来的新巧哀怨，境界狭小的那种用情类型。西晋人写哀情、怨情的许多篇章，尽管写得真切流畅，但往往局限在个人的家庭、亲友、仕途的范围之内，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人格精神甚微，对人心的感发力也是比较弱的；在重形式的方面，则实际上开启了南朝谢灵运一派重视技巧藻采锤炼雕琢字句之先河，进而成为南朝文学的主流。正因如此，钟嵘在《诗品》中，将许多太康以来的西晋诗人列入上品。《文心雕龙》则有"晋世群才，稍入轻绮"的评语，而"轻绮"之"轻"，显与"沉郁"相反，多少说明了思想情感的浮浅淡薄；至于所谓"绮"，即是风格形式上的华丽雕琢，这正是西晋文学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3 期，1937 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见钟嵘《诗品》卷中《晋司马空张华诗》。
③ 见《通鉴》卷八十三晋惠帝元康九年。
创作主流的特点。
不过也必须注意到，西晋文学，除了呈现上述主流之外，也确有另一派风格迥然与之不侔的作者存在。他们的创作或是表现了门阀政治下寒门之士内心压抑不平的牢落之气，或是表现了在天地翻覆的社会大动荡中豪杰志士以身许国的忠愤之志，因此而能与建安风骨精神相通，风格上也一扫西晋诗的轻绮华靡而显示出雄健清刚，慷慨感怀的气概，独冠当时。这类作者前有雄视太康的左思，后有两晋丧乱间怀定乱之志、负俊上之才的刘琨郭璞，他们与古今杰出诗人精神怀抱间，相通处依稀可辨。所作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足以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优秀作品之列。然而这类作者多孤高绝俗，确实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二）太康文坛的繁荣与凋落太康（280-289 年）是晋武帝平吴统一中国后所建的年号，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从太康元年到晋惠帝永康元年（300 年），约20 年时间，朝中虽小有变乱（如武帝去世、贾后弄权、三杨被诛等等），但赖一、二正人扶持，基本维持了一个安宁的局面。陆潘左张等西晋文人的创作，从太康前后开始，也有20 余年的繁荣期。到公元300 年以后，兵戈纷乱，朝廷播越，原聚集洛下的文学之士死亡离散，从事文学活动的环境条件不复存在，太康以来盛于一时的文坛也就此凋零了。
1。"太康之英"--陆机潘岳等人的文学创作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的确，陆机等人可以称得上太康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代表。
（1）陆机陆机（261-303 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几位叔父，也都是吴国的重臣名将，陆氏家族先后仕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①。陆机从小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晋书》称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②受家风影响，陆机仰慕父祖，一向有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希望能通过努力事功，恢复祖上的光荣。这一信念，为陆机毕生所坚持，成为支配他出处抉择的一大重要因素。
陆机20 岁时吴国为晋所灭，在战争中，他有两个哥哥被晋军所杀。经历了亡国打击的陆机和其弟陆云回到华亭故里，闭门读书十年，文学才能得到更多的磨练。在这一时期，陆机开始了他带有学习模仿性质的诗文创作，写了《拟古十二首》和一部分乐府诗，以及《辨亡论》、《述先赋》、《祖德赋》等文章和辞赋。
吴亡之后，尽管西晋统治者对东南大族有相当的优待，保存了他们的基业，甚至允许他们继续复客领兵，但对大族中的出色人才，依然是不放心的。因此每每用"举清能、拔寒素"的名义，将大族人士召到洛阳。陆机和陆云兄弟也就是在闭门读书十年后，在太康九年奉到"举清能"的诏令，于次年与顾荣等人一道赴洛入京的。
陆机兄弟作为"亡国之余"入洛，难免受到洛中权贵的排挤。为了跻身仕途，扬名显身，陆机拜访了文坛领袖张华，再由张引荐结识了许多官僚文士，崭露了才华。次年，陆机被太尉杨骏辟为祭酒，从此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漩涡。由于过于热衷仕进，所以尽管当时政治中已潜伏了很大的危机，而且自己的仕途也并不十分顺惬，但陆机仍不肯激流求退。以后，他们两兄弟还投到贾谧门下，和潘岳等人一样，成为"二十四友"，而在八王之乱的混战中，性格亢直的陆机最终没有逃过被人谗害的命运，和弟弟陆云一道被成都王颖所杀，年不过43 岁。
陆机政治上志大才疏，是个典型的封建才士。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又有强烈的功名心，为人热衷，但政治见识并不高明。他以被洛中权贵歧视的南人身份卷进当时的政治冲突，其人生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在文学上陆机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其作品有诗、乐府、赋、文、连珠及文论、史论、书法等等，张华称他为"大才"。他的诗，现存104 首，数量可观，其内容大致有三类，其一是拟古诗、拟乐府等模仿练笔之作，艺术上颇见精巧，有的甚至超过原作；其二是入洛后所写的奉制诗、应酬诗、代作诗等，多为浮泛之作；其三则是表现他内心的失国之感、政治理想、仕途坎坷等复杂感情的诗，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如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总辔登长路，鸣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
①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 年第6 期。② 《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条。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其一）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其二）这两首诗作于太康末年赴洛途中，诗中描写了一路上的惨淡景色，和诗人国破后又要远行应征出仕的凄凉心境十分相近。第一首中"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隐有《诗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意①，多少可看出亡国后诗人内心的某种沧桑翻覆感。全诗写景细致，情致沉郁，在陆机的五言诗中，这二首属于比较清新可诵又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不过诗中字句的雕琢意味还是相当明显，像第一首的第五、六两句，第二首的第三到第八句，抒情写景纯用排偶，炼句伤意，多斧凿之迹。
又如《招隐》：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招隐诗的写作在西晋太康诗坛颇为盛行，其旨趣则和楚辞中淮南小山之作大为相异。楚辞之招隐，是招山林隐逸之士出山，表示"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之意，而魏晋以来的招隐诗，则是招人入山隐逸，将人世间视为烦恼之地，而以山林为宁神静思的盘桓之所。这一变化反映出两汉魏晋时代思想风俗的不同，尤其表现了太康诗人那种"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想攀托权门，一方面却又警觉危机四伏"①因而向往山林的微妙心境。陆机的这首《招隐》诗也是如此，由于作者本人并无绝弃富贵功名的归隐之想，所以通篇所写，无非迎合潮流，表现才华，真情实感既少，诗中所发感慨也略嫌浮浅而无新意。从艺术上看，则全诗词藻工丽，写景刻炼雕琢，颇有奇警之句，但通篇显得缺乏生气，体现了陆机诗的一向风格。
陆机集中的拟古乐府诗有50 余首之多，内容广泛，虽情意朴拙真挚不若古人，但辞采铺排富丽，巧思过于原题。除去一部分模拟练笔之作，亦有相当数量是借古题抒发怀抱，写切身之感，颇有可取。如《门有车马客行》：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门途，揽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诗中表现了诗人在吴亡后的内心创痛以及由此生出的无穷感叹。联想到作者身世，可知诗中的感慨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相当时代社会意义的。又如他的《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这首诗是陆机入洛卷入复杂的宗室王权之间的政治纠葛后的感喟之作。古《君子行》有"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之句，陆机此篇，主要围绕此意展开，显然有许多切身感受在内。他总结古人处世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人生一世祸
① 《晋书》卷92《左思传》。
① 《梁书》卷33《刘孝绰传》。
福变化不定，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严重误解，连圣贤也不能免祸。这表明他对当时时局的险恶多变，自己身处其间，难避嫌隙，命运前途亦复难以预料的情势，已经有一定认识。然而由于他常常天真地高估自己的政治才能，对涉足政治存有幻想，所以这首诗在最后也同样一厢情愿地认为仅靠人的主观努力，即可防患于未然，实际是忽视了原题的"不处嫌疑间"之意。这一点当然是由他一向的立身为人之道所决定的，以后遭杀身之祸，同样和他的这种功名幻想分不开。
陆机的诗在当时颇受时人推崇，《诗品》将其置于上品，认为是"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从他渊雅的学问，做诗的章法技巧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陆机也确实当得起"大家"之称。其诗的好处在于气象弘丽渊深，言理辞切事显，述情婉转惬心，每有感恨之辞，时出新辞美意①。而诗中最大的毛病，则在于内在思想本来缺乏真正的深刻，较为平庸浮泛，但在语言形式上却过分加工雕饰。所以《文心雕龙》认为他"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②。
就艺术上而言，由于陆机诗过于"尚规矩"，刻意追求某些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反而给他的诗带来诸多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因为读书太多而熔裁不够，所以"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思能入巧而不制烦"③。以致其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④，常在主旨之外广泛设喻，而譬喻掩盖主旨；为求古奥，又每将诗中意思借古典成言表示，而所用古典成言往往包含了比他的本意更多的内涵，以致语意显得深隐芜杂，无法制驭，仅有的一点诗味亦湮没其中。另一方面，在字词句式上他也刻意求深僻而避免浅近。用字遣词每喜用一些生硬拗捩，锤炼过刻的字词而摒弃清新流畅的自然表达，以致诗中每见意浅辞深，僻字伤意之病。如《拟古》中将"涉江采芙蓉"改拟为"上山采琼蕊"；将"青青河畔草"改拟为"靡靡江离草"均是其例。句式上则极力追求骈偶整对的效果，为此而不顾句子的生硬板滞，不合句法，甚至不惜将一句可以说完的意思拉成两句，像"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等，均是这类生硬冗复的骈偶句子之例。当然，在古代诗歌开始趋向俳律的初期，陆机作为最早的开创者，诗中出现这种情形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诗歌外在形式美的多方追求，不论成败，对当时时代是有很大影响的。
（2）潘岳潘岳（247-300 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人，出身于一个中小官僚世家，父祖的官职虽都不超过二千石，但比较清贵。潘氏一门，从魏到晋，都有文名，叔父潘勖，即是曹魏时期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潘岳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总角辩慧，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①，长成之后，才华和容貌都很出众，后来和当时的高门弘农杨氏缔结婚姻，成为大官僚杨肇的女婿。不过潘岳在仕途上并不顺利，虽早在泰始二年即被荀觊辟为司空掾，但却10 年不曾升迁。后又到贾充府中作太尉掾，仍是沉沦下僚。由于卷入朝廷党争，潘岳两
① 《晋书》卷24《职官志》、卷48《阎缵传》、卷82《王隐传》。
② 《南齐书》卷52《檀超传》。
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
④ 《魏书》卷7《高祖纪》。
① 《晋书》卷39《荀勖传》。
度出为县令，回朝之后，也一再遭遇挫折，几乎性命不保。但热衷功名的潘岳并不想退出官场，为求仕进，他选择贾充为靠山，进而投靠最受贾妃宠信的贾谧，成为其门下"二十四友"之一，不仅向贾谧贡献文才，甚至有"望尘而拜"的佞媚之举。后来他还参与了贾氏陷害太子的阴谋，太子因此被害。②以后野心勃勃的赵王伦起兵杀贾氏党羽，潘岳也由于仇人孙秀的推波助澜，被诬告谋反被杀，并夷三族。
潘岳在太康文人中颇有代表性，他文学上与陆机齐名，但比后者思想更加浅薄，政治抱负更加微不足道，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却与之不相上下。但潘岳毕竟未能进入高层统治集团，作为封建时代一个懦弱的文人，他的人格有很可鄙视的一面，但他对亲友的情感亦有真挚动人的一面。由于他常是官场倾轧的牺牲品，所以对世道宦途的黑暗也有一定了解，在诗中偶尔流露出一点正义感。他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作品的基本风格。在潘岳的作品中，赋、诔等文体占了相当份量，有些历来极负盛名。诗作中较有价值的，有《关中诗》、《悼亡诗》等若干首。
《关中诗》作于元康九年（299 年），是一首较长的四言诗，共16 章，《文选》卷20 收入此诗。诗中记述了从元康六年到元康九年关中齐万年起义的经过。长期以来，由于西晋对待西北少数族人民的态度，氐、羌等族与晋室的矛盾已趋于激化，自元康初年赵王伦出镇雍梁以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六年，遂爆发齐万年起义。朝廷派建威将军周处出兵征讨，周处为人刚直，曾任御史中丞，对洛中权贵多有得罪，此时镇关中的梁王肜等乘机报复，逼周处以5 千军迎战齐万年7 万人马，并断周后路，周处因此陷于绝地，力战而死。后又经近两年的战乱，到元康九年正月，朝廷才消灭了齐万年，勉强结束了这场军事。此时潘岳为黄门侍郎，奉诏作《关中诗》，他以文人的正义感，在诗中赞美了周处的忠勇，揭露了无耻武将的贪功，对实为"乱首"的赵王伦隐寓讥刺。他在诗中以沉痛的语气控诉了这场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痛苦："哀彼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晋民，化为狄俘"；"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史载元康七年周处战死后，雍州疫疾流行，关中则大饥馑，米斛万钱，人民卖儿卖女，骨肉分离。潘岳所写，不仅是当时惨状的实录，也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无情。而潘岳能在这首本意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里写出这样的诗句，可看出他内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良知和对人民的同情心的。
潘岳和妻子杨氏感情很好，元康八年秋，他妻子在洛阳病故，潘岳极为哀痛，写了《哀永逝文》，以寄托哀情。在服丧一年之后，潘岳必须离开妻子的茔墓回朝复职，为了排遣依然强烈的哀思，又作《悼亡》三首。三首诗写得宛转凄恻，一往情深，是千古流传的名篇，尤其第一首：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儿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这首诗围绕与亡妻幽明永隔的深深哀叹，通过由物及人再到时令物候的层层② 《周书》卷47《冀俊传》。
叙写，表达了真挚感人，生死不渝的伉俪深情，对后世这类诗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潘岳文体清浅，善用赋体。一般认为他最擅长写哀情，其作品的基调是悲而不壮，哀而不怨，有一种"清绮哀艳"的独特韵味。潘岳的语言华美流畅，不取缛采，用典浅近，文笔轻敏，情文相辅，与陆机的深奥板重有很大不同，而体气比陆更显柔靡。人们常将他们二人的风格和艺术成就比较而论，如孙绰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谢混认为"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钟嵘则认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都是当时人的意见，有一定道理。
（3）三张及其余作者除潘陆外，三张二傅及元康后期厕身贾谧"二十四友"的若干才士，亦都积极参加了太康以来的文学活动，作为"太康之英"的辅翼，他们的创作成就，也是很令人瞩目的。
三张中，张华（232-300 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出身寒素，少年时曾受到阮籍的称赏。张华在朝中不仅是一位正直公忠器识弘旷的名臣，也是一位博学多闻文才卓异的士林领袖，史言张华好人物，诱进不倦，贫贱候门之士但有一介之善，便为之延誉。一时文士如二陆兄弟、顾荣、束皙、贺循、陈寿、刘颂、阎缵、挚虞、左思等，都曾受过张华的吹拂。太康文坛的繁荣，实际上也和他的奖掖提携有关。张华的创作，诗文赋俱有，其所作诗篇有拟乐府、杂诗、情诗等，大体辞藻温雅，风格新巧妍冶。如他的《情诗》5 首，主要描写闺房中的思慕之情。譬如其中的第三首"清风动帷帘"和第五首"游目四野外"两首诗，分别写了思妇与游子彼此的思念，前一首诗中述思妇怀想"处遐远"的"佳人"，在闺中夜不能寐，感慨万千的情状，写得思致精巧，情景交融；后一首诗写游子在野外对闺中妻子的想念，和思妇的宛转情肠相比，游子表达自己的心情要更率直一些，"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都更带有男儿的质直口吻，同样是相当感人的。
张华的诗，一般认为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殊不侔他作为公忠弘毅谋国之臣的身份，当然这与当时文坛的流行风气有关。不过张华的文学创作，也确实还有表现雄才大志的豪宕超迈之作，譬如他的乐府诗《壮士篇》等，不能一概以"儿女情多"而论。
张载张协兄弟，一字孟阳，一字景阳，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诗歌创作的才能以张协为优，而张载所长，特在赋论铭文。二张之父作过西晋蜀郡太守，张载曾在泰始中入蜀省父，作有《叙行赋》记述路途所见，颇有壮采；所作《剑阁铭》，在描写剑阁形胜险要之外，亦提出历史鉴戒；在成都还作有《登成都白菟楼》诗，描述蜀地市井繁荣之状，有一定史料价值。张载还曾作《榷论》指摘时弊，抨击世族的把持仕途，言辞激烈，可见其心中的愤世之情。他的两首《七哀诗》，感时伤怀，凭吊古今，情意萧瑟，哀思难任，虽仍不脱西晋诗缘情清绮之格，但较之时人，自有高境。
张协之诗传世者仅10 余首，但都具相当的思想艺术水平。《诗品》将他列在上品，称其诗"文体华净，少病累"，且"词彩葱茜，音韵铿锵"，"雄于潘岳，靡于太冲"①，评价比较准确。大约作于他晚年的《杂诗》10 首，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楮"。
尤其代表了他在当时社会中的无限忧愤之思，有论者认为是"（阮籍）《咏怀》（渊明）《拟古》之俦"②。如第四首：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诗的前四句先用"巧构形似之言"描述了秋日里由晴转阴，繁云密结，雨丝散落的情景，随后即结合平生身世，写出一派肃杀萧瑟的秋气，并由此发出生命徒老，壮志难遂的深深感慨，表现了诗人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节。从某些方面看，张协的不少作品，风格确有和后世陶渊明相近之处。
其余诗人中，傅玄傅咸父子之作亦颇有可观。尤其傅玄之诗，论者认为是"抗心高古，不屑于流俗"，无浮靡之气而多奇趣③，其诗风适与史传中所言"刚劲亮直"④的性格一致。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代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多叙事之篇，能揭示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豫章行苦相篇》篇。有些依古题改制的诗在保有原来古朴劲直的风格之外，又每出新意，在艺术水平上超过原题。如《秋胡行》、《秦女休行》等，均可称为辞意并胜。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56-58 页。③ 《南史》卷75《戴颙传》。
④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2。"左思风力"
左思（约250-约305 年）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号称战国时齐公族左公子之后，故姓左。实际上，左家世为寒门，其父左熹只做过小官吏。左思自小天份不是很高，学习过书法和鼓琴，都没有学成。但他依靠自己的勤奋，长成后博学能文，文笔相当漂亮。史书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①。大约在他20 岁时，其妹左棻因文才入宫选为修仪，左思随迁入洛。由于门第低微，左思在当时除了才学，各方面都受人歧视，始终没有做过重要的官职。张华做司空时，他被聘为司空府祭酒，后来又曾依附贾氏，厕身"二十四友"，为贾谧讲《汉书》。贾谧为秘书监，举荐他做了秘书郎。永康元年，贾氏败亡，妹左棻亦病死，左思在洛中失去依靠，也从此无意仕途，转而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不料两年以后由于战乱，连文学创作的环境也丧失了，于是他离开洛阳到冀州，几年后病死。
由于身世的蹉跎，左思对当时门阀专制下的世道人心有很深的感慨，并将它们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之中。他现存的作品有诗、赋等数种，其中诗虽仅14 首，然大多可称一流佳作，尤其8 首咏史诗，雄迈高旷，最为杰出。左思的《咏史》诗，名为咏史，实际上亦可视为咏怀，古人古事不过是他借以抒发怀抱的起兴之物。比如他一向具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在《咏史》其一中，左思将这一理想表述得非常形象具体：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诗中用赋法胪列史事，显示个人的才能抱负，气魄很大。诗人虽是一介书生，但自信能文能武，不仅可作安邦定国的大文章，且当边城有警，羽檄飞驰之际，能像班超一样投笔从戎，铅刀一割，运用素习的兵法韬略，为国平定边患，清扫疆土。这样的激情，反映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所共具的心志。特别是最后两句，表现了很高的非功利境界，后世李商隐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著名诗句，其超旷的境界正和此二句诗相同。
然而在当时社会里，左思的志向却注定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冲突所激起的愤世之情，在以下几首《咏史》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述。如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潦。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此诗感慨极深，在西晋社会，左思这类寒门之士备受压抑，居上位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左思感愤于门阀制度下的"英俊沉下潦"，在此对门阀政治提出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可谓《咏史》的一个主题），他在诗中"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①，用精切新警的譬比之语，形象地揭露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这一由来以久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然后借用汉代金、张家族的世居高位与冯唐的白首仍居郎署之典，以史抒怀，汇入自己的人生感愤，对古往今来的贵族政治进行批判。无疑，这种批判精神，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有其进步意义。又如《咏史》第三首：
① 《晋书》卷94《郭琦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60-61 页。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此诗将自己的情志寓含于对古代高节之士的歌颂之中。历史上的段干木、鲁仲连不慕功名富贵，为人排难解纷而不求相报，粪土爵禄，自甘退隐，其品质与那些醉心荣利，贪竞热衷的当世名士的卑下情操相比，何啻霄壤。左思对这些古人的追慕，表明了他在当时虽然还不能摆脱依附豪门的命运，但内心则对不可一世的贵族官僚怀有深深的蔑视鄙弃。他认为真正的英雄豪杰实际上都隐藏在社会的下层，所以在《咏史》第六首中，左思进一步倾注感情写出他的内心敬慕：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此诗读起来，真可谓"豪气于云"。荆轲燕市酒徒，高渐离屠狗之辈，隐于市井，籍籍无名，但却深具真正的人格力量。那种睥睨一世，四顾无人的气概，是任何据有高位的权贵也无法企及的。与这类身负奇节的蓬蒿之士相比，那些不可一世的豪门贵胄，渺小犹如尘土。左思在这首诗里对下层人民精神人格之美的歌颂，表露了他在思想深处真正看重的东西。
在鄙弃了声势显赫，醉生梦死"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的轩冕豪族，对那些攀龙托凤，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也大加讥刺之后，左思在《咏史》第五首中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洲。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的《招隐诗》、《娇女诗》等也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不过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历代评价最高的，仍是他的《咏史》八首。而左思《咏史》所以为划时代的杰作，则主要是由于他打破了这一体裁的传统写法，开辟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一途。文学史上，《咏史》诗的创作始于班固，但班固所作，语言质直，唯就一人一事，敷衍题意，联缀史传，犹如著史，由于太缺乏文采，以至为《文选》所不选。建安时期曹植、王粲等人也有以史事为题的诗如《三良》、《咏史》等，虽不乏文采，但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因事兴感，并非专为抒发怀抱。左思《咏史》则一变旧体，奇葩独秀，诚为前无古人。在他笔下，古人古事皆为抒怀的工具，如后人所说"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吏事而以己意断之；或只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①。总之是以史事为"象"而个人感慨为"意"，象以意存，意在象外。所以他的《咏史》达到了"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②，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效果。而他这种本为咏史"变体"③的写法，因为暗合于古诗的抒情传统等因素，反而在后世大行其道，成了"正体"。
总之，左思之诗在西晋一代，是高出当世的。所作质文相辉，清劲豪放，奇伟雄迈，既不像陆机那样雕琢词句，因袭模拟；也不像潘岳那样柔媚轻绮，沉溺哀情，所谓"虽多用丽辞而气不卑弱，笔力遒劲而饶有风华"④，艺术成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2、177 页。② 《宋书》卷62《王微传》。
③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④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就乃在潘陆诸人之上。钟嵘认为左思"文典以怨。。得讽谕之致"①，实际上注意到了左思诗中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锋芒。清人何焯进一步指出，"于时贤哲无位"的局面，正是左诗的"怨旷之端"②。而正因《咏史》等诗非"不病而呻"③，有真实丰满的思想内涵，所以深具兴发感奋，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就是钟嵘所说的"左思风力"。而太康诗人能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真正继承建安风骨的，亦只有左思。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62-64 页。② 同上书，第64 页。
③ 《周书》卷47《艺术传》。
3。辞赋骈文创作的炽盛（1）概貌建安以来，辞赋文章的创作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到西晋，在一个暂时的相对安定的环境条件下，文人们撰作传写各类文章的风气更加炽盛。与之相应的是，文体亦沿建安后的变化趋势，从骈散相间走向完全骈化。太康诗人大半是文章辞赋高手。以赋而论，西晋赋坛之作大致是两种类型：一种追摹两汉大赋遗风，作品宏侈巨衍，篇幅很大。代表作有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藉田赋》、《西征赋》、木华的《海赋》，以及西晋末郭璞的《江赋》等等。这类大赋的创作，通常缘自作者在承平之世里驰骋才华、锻炼技能，与前代同类之作一比高下，藉以收取声名的目的，间有想藉此对统治者作很微弱的规箴讽喻的；同时也是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者博雅多闻，搜奇好异的学风。所以这些赋的特点，往往是材料赡富，辞义瑰伟，颇有史料学、文字学、博物学等文化方面的价值而缺少一点思想深度和文学韵致。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西晋赋家这些摹范汉人之作，纵使在篇幅结构上差可仿佛，但文体文风却已全然不同。其与汉赋最大的区别，在于句式骈俪偶对而不若后者的古拙。赋作的另一类型则是沿袭汉末以来咏物抒情小赋的途轨，所作或借物起兴，以物喻人，或直抒胸臆，吟咏性情。像张华的《鹪鹩赋》、《归田赋》，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陆机的《叹逝赋》等，都是较典型的小赋。虽然熏染西晋文坛的华丽轻绮之风，这些赋也或多或少地有重辞藻喜雕饰的倾向，不过许多篇章，仍不失为情辞可感的佳作。值得提出的是陆机所作的《文赋》，以赋体探讨文章写作中的理论问题，于铺叙辞采的大赋和以物抒情的小赋之间，别辟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论议说理之体，可谓赋史上的创新之作。
除赋而外，此时期各体文章的撰作也显得相当繁荣，章表诔铭、书序赞论及连珠等都有名篇。像李密的《陈情表》、潘岳的《哀永逝文》、《马■督诔》、陆机的《让平原内史表》、《豪士赋序》、《辩亡论》、《五等功臣论》、《吊魏武帝文》、《演连珠》、张载的《剑阁铭》、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等等，都是为时所重，以至传诵至今的作品。
（2）主要名篇西晋文坛，仍以张左潘陆为大家。张华早年，尝作《鹪鹩赋》以自寄。
鹪鹩本是一种毛色朴素，体型很小的鸟，《庄子·逍遥游》中有"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语。魏晋以来的文士，思想上趋向栖隐雌伏，因此常对这类显得与世无争，善避害保身的小鸟有企慕之意，甚至将其作为人生追求的象征；加之张华自小卑贫孤弱，在大族社会里受到压抑，内心有类似"形微处卑"的鹪鹩一样很深的无所托身之感，所以张华此赋，正是标准的托物喻人借鸟抒怀之作。赋中，张华以鹪鹩的体陋形卑无所施用，得以优游林薄和鵰鶡鸿雁孔翠等因"美羽而丰肌"，以至无以避害，"无罪而皆毙"；鹦鹉苍鹰，又以有用而受绁入笼，徒羡林野高松的不同境遇作比，推崇鹪鹩的"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表现出一种自足于怀的人生哲学，也显出他所潜具的应时顺世之清谈政治家风度。无怪阮籍读到后，对张华要许之以"王佐之才"了。张华还曾作有《归田赋》，抒写"春游放于田庐"的愉悦之情："时逍遥于海滨，聊相佯以纵意。目白沙与积砾，玩众卉之同异；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低徊往留，栖迟菴蔼；。。藉纤草以为茵，援垂阴以为盖；瞻高鸟之陵风，临鲦鱼于清濑"，写得高怀澹远，文辞也颇见清美。
左思在文章方面的传世之作是他的《三都赋》，其文规模汉赋，篇幅的宏大，非一般抒情遣兴者可比，左思入洛前后，殚精积思，前后用了十年时间方始完成。所以《文心雕龙》说"左思奇才，业精覃思，尽锐于《三都》"。①左思自己在《三都赋序》中说，他之所以做《三都》，是因汉人作《西都》、《西京》等赋，往往"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有失体物之实。而他"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总之是要一改前人之病，使笔下咏赞之物，既保其艺术美感，又不失其"本""实"。这实际上反映了晋代文人受名理学家影响，凡事崇尚"综核名实"的态度。本着这一态度，他在创作时花了大量的时间考证典籍，又向去过蜀地，熟悉方物的张载"访岷、邛之事"②。赋成之后，时人评论以为"言不若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③。经张华、皇甫谧等人的推荐，洛下竞相传写，以至洛阳纸贵。
较之前人之作，《三都赋》最大的特色，一是注意到所赋之物的真实性，二是语言更显骈俪偶对的工丽。譬如其中《蜀都赋》，对蜀地物产有"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等等记述，比之今日的四川风光，尚觉相去不远。蜀地因道路艰难，中州人罕履其土，记其文物，最易流于"假称珍怪，以为润色"，左思所写，后世博物不精者亦有诟病①。但实际上赋中描述的景物，真实性自是无可置疑。至于语言的骈偶工丽，不仅从上面的引文中不难看出，此赋的开首一段尤其突出，如"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踌。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夫蜀都者，。。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以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偶对工整的表现手法，远远超过了两汉的马扬班张之伦，其词藻也不似汉赋的一味"侈丽"，而更显出晋世骈赋华美流丽的风格。
潘岳的辞赋和文章都以善于写情著称。《文选》收入他的赋作达8 篇之多，其中《藉田》、《西征》、《射雉》等篇幅殊为可观，极见铺陈词藻和叙事之才。《西征》一赋，还在偶对用典，辞采铺陈的长篇巨制之中，表达出对现实的感慨和内心的凄然愁绪，是时人所作大赋鲜能达到的效果。
潘岳抒情小赋中最为知名的是《秋兴赋》和《闲居赋》。《秋兴赋》大约作于潘岳任贾充太尉掾时，此时潘岳入仕多年，但始终沉沦下僚，抑郁不得志。时逢秋日，感慨年华，遂将自己的牢骚不平，抒发在赋中。在清冷的秋夜，他感叹"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矇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 年第10 期。
②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③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情辞清婉，表现出作者对浊世沉浮生涯不无真诚的矛盾苦闷。由于有感于官场生活对生命价值的戕害，作者在最后表达了内心的高蹈之意："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迈。耕东皋以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这段抒写，思致高远清畅，辞句俊美，仿佛有后世渊明《归去来辞》的影子（尽管潘陶不能同日而语）。《闲居赋》比《秋兴赋》晚成近20年，此时潘岳已沈浮宦海30 载，但始终未能顺利升迁，反而历经波涛之险，如他在《闲居赋序》中所言"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他难以抑制内心的失意，因而写了这篇牢骚与企盼参半，既希望恬退又多少难抑热衷的赋作。因此故，赋中虽极力渲染闲适澹泊的生活情趣，向往有一个"长杨映沼，芒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的隐居环境，以养亲奉母。但情感上也有一些颇为矛盾的言不由衷之处。就艺术性而言，此赋的确是"殊多美句"①。
潘岳尤善作哀诔之文，他在元康七年作的《马■督诔》，在他的同类作品中，是一篇峻烈遒劲，蕴含正义感的出色之作。诔中潘岳以饱满的激情，慷慨的笔调，记述了在齐万年起事中■城守将马敦奋力守城，有功不赏，发愤而亡的种种情状，歌颂了"位末名卑"的马敦的忠义勇烈，也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晋统治集团内的黑暗污浊和官员的卑劣无耻。潘岳的悼亡之作《哀永逝文》，也是一篇哀情充溢，凄切缠绵的著名文章，作于元康八年的秋天。妻子杨氏之死，令潘岳悲恸难抑，此文作于至哀之时，不假饰词，纯为深情之流露，像"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鸟俯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思其人兮已灭，览余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等句，都极其沉痛，然而音节和谐，自然骈偶，显示了作者极高的表达情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陆机的赋作篇幅大致完整的今存有25 篇，除《文赋》篇幅较大外，其余大都为抒情或咏人咏物的小赋，如述思、感时、豪士、幽人、羽扇、漏刻之类。陆机赋作的特色在于体物论事，能曲尽其理，又辅以文采，挟以气势，具有很深的艺术功力。一些抒情之作，也常在抒情写景之外，融入说理，增加了作品的表现角度。像他的《豪士赋》、《瓜赋》、《漏刻赋》、《叹逝赋》、《思归赋》等，都可为其代表，尤其他两千余字的长赋《文赋》，运用赋的体裁形式探讨文学创作的方法和理论，说理精微，语言华美，论者一向评价很高，臧荣绪《晋书》称其"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①。如果说，潘岳的赋是以情胜，那么陆机之作，可谓是以理胜。
和诗赋等相比，陆机之文更具盛名，《文选》收入他的表、序、颂、文、论、连珠等骈文的数量远过于其赋作。其中《谢平原内史表》是陆机接受成都王颖平原内史任命后所作，机在表中，表现出对成都王颖知遇之恩的真挚谢意，也写出了自己作为南士在西晋统治者中每被猜忌排挤，受人陷害的内心愤慨，气足神完，语词流丽。如"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之类句子，在当时骈文的音韵对偶诸方面，都达到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豪士赋序》亦是一篇优秀的骈文，
① 《抱朴子·诘鲍篇》。
①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在艺术上远过这篇赋的本文。"循心以为量者存夫我，因物以为务者系乎彼"，而"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分别用自然和人事方面的两个洽切的譬喻，很透彻地阐释了前文的道理。全篇之中，像这样曲尽事理的句子不乏其例，全文气势酣畅，层次分明。纵观此序，固然可见不少为了文字骈偶的需要将一句可说清的道理拓为两句的情况，文字因此而显繁复，但就艺术审美的角度看，文辞本身的精美弥足欣赏。不难看出，陆机的骈文和他的赋一样，也特别偏爱用富丽的文辞对各种自然和人生哲理进行分析阐释，提出观点，推导结论，和时辈一味缘情轻绮不甚相同。他所做的《五等论》、《辩亡论》等标准的论说文中这种情形自不待言，像他的《吊魏武帝文》及序在此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典型。序开首即言："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污之累；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对"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①这一人类无法逃遁的现实反复喻说之后，进一步引出对曹操临终"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的深深感慨。围绕这一基调，吊文对曹操的遗嘱纵笔评论，情理相济，颇有启示意义。而他的《演连珠》50 首，这样的特色更为突出，刘勰评之为"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①。
① 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1 期。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 年第1 期。（三）丧乱中的凄戾瑰玮之辞在太康文坛的繁华随西晋统治的覆没而凋落后，永嘉以降，两晋之交，有刘琨郭璞两位杰出诗人继踵左思，仗清刚之气，用俊上之才，在丧乱之际的诗歌创作里，对建安的风骨精神有所承继。
1。刘琨刘琨（271-318 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出身名族，年轻时和其兄刘舆一道，过着贵介公子的生活。他品性豪奢，嗜好声色，参加权贵集团的诗酒交游，追逐时尚，崇尚老庄清谈，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又积极参加八王之乱的混战，因此而封广武侯。其早年经历，可以说是不足取的。永嘉元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黄河以北大部已为匈奴和羯族占据，而刘渊已在离石起兵反晋，时常派兵寇掠太原。刘琨到任不久，并州诸郡就沦入胡族手中，他只好"独保晋阳"。并州境内百姓"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扶老携幼，不绝于路，。。死亡委厄，白骨横野。。。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②的严酷现实使刘琨受到很大震动，因此在《答卢谌书》中，他对自己年轻时的虚浮放荡行为作了很沉痛深刻的反省。以后刘琨在极艰苦的处境下撑持局面，安抚百姓，伺机打击刘渊军队。但由于他韬略不足，对部下疏于控制，以至被刘聪袭击，父母遇害；后来又败于石勒，丧失立足之地，最后只好投奔时为西晋幽州刺史的鲜卑段匹c ，与段氏相约共扶晋室。后来因其子得罪段氏，而被杀害，时年48 岁。
刘琨现存的五言诗有2 首《扶风歌》和1 首《重赠卢谌》，这些诗都写得慷慨激越。如《重赠卢谌》：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讐？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此诗一般认为是刘琨被段氏所囚时写赠卢谌的。卢湛亦为北方大族，是卢毓之孙，卢志之子，曾做过刘琨的掾属，此时在段氏手下。刘琨的投靠段氏，本抱有与段合作立功的希望，不料以嫌隙被拘，自知将必被杀，所以有此苍凉悲歌之篇。在诗的前半部分，刘琨以朴拙不事雕饰的手法，一连举出六位古人身负美才，建立功勋的事迹，对这些有幸实现志业理想的先贤表现了无限的怀想。视古抚今，联想自己的功业不遂，失败已成定数，而年迈力衰，日暮途穷，命将不永，一切可能的机会都已逝去，于是感慨忧伤，不能自己。"功业未及建"以下10 句，写出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沉痛。然而尽管承认失败，却并不颓然作儿女态，像"朱实陨劲风"、"何意百炼钢"的诗句，都写得异常清劲悲壮。"狭路"二句深恨当时世道人心的险恶，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又是何等的愤郁不能甘心，令人读后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限惋惜之感。史载卢谌为人并无远大抱负才略，为了使卢谌能够继续抗击胡兵的事业，刘琨才在诗中"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①。而这首诗在"凄戾"拙劲的词句之外，所显示的正是一种不屈不挠，感人奋起的英雄之气。
刘琨在文学才能上不及左思，但他的诗和左思《咏史》一样，也是借古人古事发抒自己的怀抱，所继承的，仍是左思的"风力"②。而由于他的特殊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 年第1 期。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 年第6 期。
② 《北史》卷81 《孙惠蔚传》附《灵晖传》。
的身份、事业和处境，使他诗中迸发出的感愤，比左思更强烈、激昂，更具现实意义，更能打动离乱中人们的心灵。所以钟嵘评价刘琨是"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③③ 《南史》卷71《戚衮传》。
2。郭璞郭璞（276-324 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他出身门第不高，一生相当坎坷。郭璞的家乡河东地区，自汉代以来文化教育就很发达，当地许多家族，都有深研礼律，精通艺文，学问渊雅通博的传统，占星卜筮、阴阳五行等神仙方术在河东也很流行。由于良好的地理人文环境，汉魏以来，有许多高人名士常游历寄居此地。郭璞生长于这样的文化之区，自幼受到多方面的文化熏陶，逐步养成既高才博学，又信奉神仙道教，精通方术的思想学术特点，其学术上的造诣，反映在他所作的《尔雅注》、《山海经注》、《江赋》等传世之作上。而由于门第较寒，郭璞在仕进上，又受到当时士族社会的歧视，造成他"才高位卑"的处境，所以郭璞内心对世俗是很愤嫉的。
郭璞成年不久，河东就面临胡族入侵的威胁，敏感的郭璞在一般士大夫尚怀苟安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危机。史书说他知国家将乱，在卜蓍之后感叹："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①于是串连了十多家亲朋，在永嘉元年十月开始辗转南渡。在将近四年的流徙中，他途经司豫徐扬数州，亲眼目睹了中原黄淮地区胡骑纵横的战乱景况，内心极感伤痛，其《流寓赋》中，有"观屋落之隳残，顾但见乎丘枣；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的描述，表现了他对故土沦亡的黍离之感。
郭璞到江南后处境依然不好，元帝仅用他为著作佐郎，太子司马绍一度看重他的才学，最终仍未重用他，由于他好卜筮，缙绅之士还"多笑之"②。明帝时，王敦征他为记室参军，然而王敦的谋叛野心使本为"亮节之士"的郭璞深感忧惧，王敦起兵前要他占卜吉凶，他借凶卦阻止王敦，因此被杀。以后朝廷追赠他为弘农太守。
今存的郭璞《游仙》诗基本完整的有14 首，另有8 首从6 句到不足2句的残篇。由于郭璞的经历遭遇，在他笔下，那种本以写神仙交游生活为主的游仙诗，已不再是纯粹表现"列仙之趣"，而是在其中掺杂了大量诗人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所以钟嵘认为郭璞《游仙》"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③；李善注《文选》游仙诗时也说，"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兼俗累"。尽管如此，十余首《游仙》诗大多数仍然表现了诗人求仙求隐的出世思想，这是由郭璞所处的时代、他的天师道信仰和游仙诗的体裁所决定的。如下面这首《游仙》：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诗中首先描绘了珍禽芳草相互辉映的愉悦画面，然后又进一步将画面扩展到盖满绿罗高林的幽静深山。而这样的地方，是方外之士栖息之所，所以接下来就描写了方士养气、餐蕊、辟谷，不食人间烟火，与仙人互相往还，学得长生的生活。这可以说是游仙的正体。但是，诗中的这些方外之士，又颇有玄学造诣，且是仙是隐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这表明在两晋玄风大畅的背景下，仙人与三玄中的"至人"、"真人"、道教方士与尚玄的隐逸之士、游仙诗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铜青"条。
② 《宋书》卷14《礼志1》。
③ 《北史》卷48《高允传》。
与招隐诗之间，并无多少原则的区别。在以下诗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更清楚：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所称颂的对象，几乎都是一些隐士，但他们是一批完全摆脱了世俗名利地位缠绕的隐逸之士，甚至比夷齐更为高明，这也可以看出郭璞本人追求的超凡绝尘之境。由于在很多方面受到阮籍嵇康的思想影响，《游仙》诗在精神情调上，每与《咏怀》有相通之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之句，也很有一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意味。在此方面，郭璞诚可以和嵇阮同称为有"仙心"者。
不过郭璞《游仙》也的确是借游仙之体咏慷慨之怀，有"乖远玄宗"之处。在当时社会，郭璞是一位能感受到危机的诗人。"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对国家的命运，他是深怀忧虑的①，即便想高蹈仙去，对世事也无法忘怀。他"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奋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的诗句，其实不止写了成仙之人对世间凡人的哀怜，也显示了诗人内心对人民的同情。其情感，实有类于《离骚》结尾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诗句。
然而作为一介文士的郭璞，对时代、社会的种种弊端终究深感无能为力，因此而有"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的诗句；对自己的境遇，他也是很愤郁的。如以下所写：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清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魏晋以来，游仙诗的创作颇为流行，其类型则大略有抒情（情绪型）、言玄（哲理型）和崇仙（宗教型）三种。不同作者的作品，往往在性质上也侧重不同，或借以寄托怀抱，或纯为推崇仙道。郭璞则集游仙一体之大成，其诗三种类型俱备，内涵极为丰富。且风格峻拔，辞采瑰美，"文体相辉"，体现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所以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刘勰则认为"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②。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 年第1 期。
② 《邺中记》云："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十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狭，故令 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高隆之系北齐人，《邺中记》为晋陆翙所撰。此段文字当非陆翙原文，而系后人补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极是。今人曾对邺南城作过钻探， 测知其东西墙相距2602 米，南北墙相距3454 米。与《邺中记》所云基本相符（见《中 原文物》1983 年第4 期）。
五、两晋文学（下）
（一）玄风煽炽和东晋诗坛1。江左社会政治风习东晋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一承西京之旧。魏晋以来不断强化发展的士族门阀政治，到东晋达到其巅峰，几家最大的高门士族和偏安江南的司马氏分享了政权。大族由此所获得的诸多利益特权，包括在经济上广占良田美舍，荫庇人口，驱使奴客；仕进上由其子弟垄断清官美职，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社会生活上则借谱牒、婚姻、文化教育等手段建立起自我封闭、优越感和排他性极强的名士交游圈，鄙视排斥寒门之士。
尽管在一段时期之内，门阀政治对东晋政权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也从建国时起，就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国家政权力量，用私家利益分割了国家利益。所以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纲纪不振，朝政昏暗，内乱频繁。而这种政治的不良，使得大族对社会的统治也不能长久维持。故东晋中叶以来，非但皇帝不具威权，大族政治亦开始衰落，只是由于大族中一些杰出人物的苦心经营，始维系了政治中的某种平衡。然而到淝水之战以后，随谢安的被排挤，朝中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政治已完全腐败。据《通鉴》载，太元十四年以来，朝廷所用非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等溺于酒色，日夜酣歌，又亲近僧尼女巫，崇尚浮屠。朝政无主，左右近习，争弄权柄，政风大坏。以后政治危机继续发展，主相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恶化，双方各引擢亲信腹心，朋党竞起。孝武帝死后，自幼"不慧"的安帝即位，大权完全落入司马道子之手，不久即引发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起兵。朝廷又发东土"免奴为客"者为兵以备西军，百姓嚣然，五斗米道首领孙恩乘机起事，朝廷尽失所统。此后东晋政权不过名存实亡，其最后的倾覆，仅只剩下时间问题。对久承门阀政治之弊的东晋王朝来说，这一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与它同归于尽的，也包括门阀政治本身。实际上，由于垄断政权、垄断仕途、自我封闭式的婚姻组合等等原因，大族人口早已在精神、智慧、才干、体质诸方面全面退化，这一阶层中没有人能够出来挽救东晋门阀政权的命运是毫不奇怪的①。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387-388 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 年第7 期。
2。名士精神面貌东晋发展到顶峰的门阀政治加上偏安江左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想风尚；当时的士大夫，也在诸多因素的限止扼制下，精神上完全收敛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锐气。门阀制度下，国家权力成为私门禁脔，出身下层的士人固被摒弃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出身高门者因一切皆有保障，也无须真正以国事为念。其结果就是使这两类士人的社会责任感都淡化殆尽。而在僻处东南一隅不求远图的偏安局面中滋生发展起来的偏安心态①，更使得士大夫的眼界胸襟志趣均日趋狭小，变得日益个人化和闲适化，很少有人能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等尘寰之事的关心。除此之外，尚有两个思想方面的因素，导致东晋士大夫的普遍精神人格萎缩：其一是自司马氏立国以来对儒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士风不昌，名节不立，以至"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②，无视道德原则，进退出处一切唯以家门利益为依归的风尚。弥漫于东晋士族社会之中。其次则是玄学"内圣外王"之道的幻灭和佛教般若思想的渗入玄学。当年郭象倡"内圣外王"，是要在自然与名教、独善和兼济之间，找到一条折衷调和的道路，而在实践上庶几实现了"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济世之业"③的清谈政治家理想的，是东晋名臣谢安。但谢安在淝水之战后出镇广陵，忧惧而卒，又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士大夫所追求的完美人格模式的幻灭。这一结局，导致士大夫处世态度更加消极。加之东晋以来，佛学在思想领域的地位急剧扩张。一方面名僧借用玄学的概念语言阐释佛理，极大吸引了处于思想困境中的清谈名士；而士大夫也因乱世里的许多人生困惑以及玄学思辨精致化的需要去钻研佛法，参详般若。老庄无为和佛家出世理论的相互结合，使士人益发将物质与精神的存在视为因缘和合的空无之物，看待天下是非善恶、事功进取也愈加相对，精神上完全陷于退隐逃遁。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 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518-519 页。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③ 《晋书》卷91《续咸传》。
3。玄风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影响到东晋文学风尚的变迁。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言："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掺杂了佛理的言玄之风侵入诗坛，使这时的大多数作品"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完全丧失了诗歌应有之魅力。
从太康诗作的繁文缛采，重艺术表现形式，到玄言诗的平典无文，淡乎寡味，文学上的变迁轨迹则大致可辨。当年太康诗以潘陆为主流，但两者的风格本有不同。陆机才力赡富，其作品固然华丽深芜，情密辞繁；其余张协左思等人之作，亦重遒丽之辞，文字整饬修饰①，与陆机有相类处。而潘岳虽也重文辞，但常流于自然的情感表达，作品清绮之外，复有轻敏和畅之韵，推崇音辞清畅、简易自然的东晋玄言之士，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相合之处。所以东晋人评价潘陆，多少有点扬潘抑陆，如孙绰一再说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②之类，而语言的浅近自然简洁，正好符合清谈之士阐述玄理一无滞碍的需求。受玄风影响的东晋文人对潘岳某些风格特点的选择接受，使此时创作从一味追求情辞虚淡，发展到在诗中摒弃艺术思维和情感个性，所作唯关乎玄旨，加清言以韵脚。于是凡《诗》《骚》赋比兴的传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及建安诗尚气缘情的风骨等都一一消失，诗的本质亦不复存在，史家谓之"诗骚之体尽矣"③。
玄言诗统治诗坛，"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④，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玄风始于正始，嵇、阮等人诗中，也有完全或部分表述玄理的篇章，但那时的清谈，本非纸上口中之空言，诗人本身又具深挚的情感和对哲学的真正体悟，所以诗中虽言玄理，却富有诗的韵味和言外之寄托，清峻遥深，后世的玄言诗无法与之同日而语。纯为表现名士风流的玄谈起自中朝，大畅于元康，而真正的玄言诗则开始于永嘉，其情形如《诗品》所说"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王济这类诗今已不得见，但钟嵘称为"永嘉平淡之体"，风味可知。改变此体的诗人是有"艳逸"之称的郭璞，但游仙诗本在一定意义上与玄言诗同为老庄哲理的产物，而郭璞诗尽管有坎壇咏怀的性质，但其中也确实既含玄言之旨，又具宗教色彩，且风格"宪章潘岳"，所以纵然挺拔为俊，却"未能动俗"，反而实际上对在诗中阐释玄理乃至融佛理入诗的创作倾向及平淡诗风的发展，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者，是被称为一时文宗的孙绰、许询；融佛理入诗的主要作者，则有支遁等人；另如庾阐、曹毗、袁宏、殷仲文、谢混等人，也是一时名家，且在东晋文学潮流的嬗变之中占有一席地位。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早年无意仕宦，居于会稽，游放山水间十余年，标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①，作《遂初赋》表白其心志。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12 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10 页。
后来则改辙出仕，做过章安令、散骑常侍、著作郎、廷尉卿等。孙绰是东晋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由于历史的淘汰，这些盛极一时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之作，大部分已不可见。从目前尚存的一首孙绰《答许询》四言诗文字中，大致可知它们的风味："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拙"，其诗意如何，是不待评说的。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是许允玄孙，"总角秀慧"，有神童之名。长而风神简素，也寓居会稽，始终不肯出仕，后早死。许能清言，当时人很推崇他的文才，称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他所作玄言诗今已无法考见，从孙的答诗看，他必先有赠诗，风格亦当与孙相去不远。不过，孙、许尚有一些借山水景色表述玄理的诗，代表了东晋文学发展的另一方面，如孙绰《秋日诗》："萧瑟仲秋日，飙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郁松羡后凋。。。澹然怀古心，濠上岂伊遥"；而许询残篇，也可见"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一类诗句，都颇有清新的韵致，对以后大谢的山水诗创作，应是有一定影响的。
孙绰的文章里，已有玄佛合流的情形，但似乎还没有直接以佛理进入诗中，而杂三世之辞入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是当时兼有名僧名士身份，于玄佛理论都有很深造诣的支遁。据《高僧传》，支遁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人。自幼"聪明秀彻"，隐居余杭山，25 岁出家。支遁善于清谈，每在玄理中暗寓佛学精义，使名士深为折服。所作《赞佛诗》、《八关斋诗》、《五月长斋诗》等等，玄佛杂糅，较之纯粹的玄言诗更觉难以卒读，甚至其《咏怀诗》中，也满是"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一类恶句，真可谓"诗骚之体尽矣"。
于玄言诗风之外，开启山水诗创作一途，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作者，东晋前期有庾阐、曹毗，后期则有殷仲文、谢混。庾曹二家，《诗品》中不录，《晋书·文苑传》称之为"中兴之时秀"。尽管囿于时代风习，他们的诗还远未脱玄味，但富有情韵的吟咏山水景致，已有一些可观之作，如曹毗《咏冬》、《郗公墓诗》、庾阐的《三月三日临曲水诗》、《观石鼓诗》等等。尤其庾阐，多有文采斐然的短篇山水之制。像《观石鼓诗》中"翔霄指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几句诗，颇得山水之趣，已开大谢先河。殷仲文和谢混之作，《诗品》列入下品，以为是当时的"华绮之冠"，评价不高。但《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分别认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仲文玄气，犹未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可以说是看到了他们二人在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像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这种写法，正是典型的"玄气未除"的山水之篇。
此外，袁宏在东晋作家中以善作咏史著称，《诗品》将他列入中品，称其《咏史诗》"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而《文选》中亦收入他的《三国名臣序赞》，并为名篇。史云袁宏幼孤贫而文章绝丽，其咏史诗文，多为感慨世事之作，《文心雕龙》以为"彦伯梗概，情韵不匮"；后世王夫之亦有"咏史高唱，无如此矣"①的评价。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9 页。（二）魏晋诗歌创作的巅峰--陶渊明诗生活在东晋后期的陶渊明是两晋诗坛的殿军。在士节不振，玄风煽炽的时代环境之下，陶渊明以其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格和旷逸清真，质直淳朴的诗歌作品，跻身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列。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至此达到一个高峰。
1。身世、思想与隐仕选择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浔阳柴桑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 年）。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臣陶侃，祖父陶茂亦官至太守。不过由于陶侃出身寒微，种族不明，在东晋始终未进入士族行列，所以其子孙到了渊明父辈这一代，就湮没无闻，隔绝于仕途了。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大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在他早年，一方面生计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①；一方面则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史称其"有高趣，博学善著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②。因为门户寒微，陶渊明直到29 岁，始出仕州祭酒之职，然而耿介的性格令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之后，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左右，陶渊明再度出仕，到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任属吏，两年后，孟氏母卒，他再次辞职回家。元兴三年（404 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渊明又到镇军府出任参军，不久后转到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府中。次年3 月，安帝反正，府主解职，陶渊明亦决心归隐。苦于乏资，遂在这年8 月接受彭泽县令之职。但官场中的折腰逢迎依旧令他难堪，于是在这年11 月毅然弃官归家，终身不再求仕。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定，然而自义熙四年（408 年）之后，他的家园开始频频遭到火灾、战祸的破坏，到义熙七年左右，遂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南村。在此期间，陶渊明目睹了政治舞台上刘裕的北伐和篡政活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因水、火、风、虫灾及亲人丧亡带来的种种艰难，但躬耕之志终不变。熙九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亦坚辞不就。
进入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更加贫困，有时甚至到断炊乞食的地步，中年后就染上的痁疾（即疟疾），亦日益加剧。朝廷中，刘裕最终篡位成功，并用残忍手段弑杀了退位的晋帝。这一切使陶渊明更感受到世事如幻和世途黑暗，对现实愈加不肯妥协，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于以米、肉的馈赠，他"麾之而去"。到元嘉四年冬十一月，陶渊明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思想原则和处世态度，都是通过其仕隐之迹而具体表现的，对他这方面心态的了解，有助更深刻理解陶诗。无疑，陶渊明内心在出仕和归隐间，是存在深刻矛盾的。他的曾祖陶侃，在东晋是一位注重事功，不废儒学的经世之臣，给陶氏家族留下了重儒的传统。受这种影响，陶渊明自幼研读诗书儒术，崇尚"立善有遗爱"的人生理想，而且毕生保持了儒学的思想信仰（如无这种信仰，是很难在人生困境中坚守固穷之节的）；对祖上的功业，陶渊明也十分敬仰，在诗中一再称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①。儒学信仰加上对先辈勋绩的感念，陶渊明思想上一度渴望立志建功，他在《杂诗》中回忆年轻时的追求，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诗句；早年的多次出仕，也都带有将用世理想付诸实行，希望有所作为的用意。但现实一再使陶渊明深受失望打击，在桓玄荆州府中任职时所写的"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②等诗，表现了他的惑然心情。在《辛王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更有"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的感叹。
他深悔于自己的告别田园，产生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洁身远世之心。作刘裕镇军参军后所见到的世局激烈动荡和世事变幻无常，更促成陶渊明济世理想的破灭，因而他厌倦尘事，决意"终返班生庐"①了。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选择，固是由于严酷现实使他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不过这一选择也并不纯然是被动的。在"质性自然"的渊明内心还存在另一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②的无为退隐思想倾向，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极高的造诣体悟，不仅发自天性，也和他外祖父江夏名士孟嘉的精神影响有关。后来陶渊明曾亲自为外祖撰写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人品风度极为倾倒，而他自己同样具有尚酒任真，高逸远怀的性格特征，之所以退出政治是非之地，也是得到其热爱自然，委质自然的人生哲学支持的。
然而由于家贫，陶渊明必须禄仕求生，赡养家庭，这对于他退出仕途的选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古今多少士人，正是受与牵累，"口腹自役"，沉沦官场不得出，丧失了自我。陶渊明在此方面的表现则最充分地显示出他高洁坦荡的人品。他本身并非不言衣食的假道学之流，深知"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③之理，所以为彭泽令，也坦然承认"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但官场中的种种污浊，为"性刚才拙"的诗人所不能容忍，缠绵人事以至丧失理想，更为诗人所深惧，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①；"流浪无成，惧负素志"②。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痛苦的内省，不仅是在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挂冠赋归之初，也在归田之后面临"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③困窘生活之时。他并不讳言内心"贫富常交战"，诗中亦偶见"人皆获其宜，拙生失其方"的牢骚感喟。但终究"道胜无戚颜"，以"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④的为人态度，坚持了平生的价值理想，实现了伟大的自我人格。
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16 页。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陈书》卷19《马枢传》。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② 《祭从弟敬远文》。
③ 《咏贫士》七章之一。
④ 《感士不遇赋》。
2。陶诗的思想艺术价值陶诗平淡、朴素、浑厚、醇美，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诗人一方面承继了《诗》、《骚》、《古诗十九首》及曹植、阮籍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所作挚至温厚，托意深远，尤其与阮籍《咏怀》的精神最为相通⑤；另一方面，他也是前无古人的，其诗发语天然，豪华落尽，淡而不枯，浅而不俗，哲理之外，复有情韵，且在题材、境界诸方面都有创意，尤其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开辟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崭新领域。由于陶渊明胸襟的旷逸，思想的深邃，吟咏之中，高风亮节，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其诗乃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尽管在当时，陶诗因没有迎合文坛华丽雕琢的流风而不被南朝人看重，《诗品》仅列为中品，《文心雕龙》甚至不予提及，但梁代萧统对之仍有"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⑥的高度赞誉。经过时光磨洗之后，陶诗的不朽，更得到历史的肯定。从苏轼关于"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①的评价里，可见后代诗家对陶诗的推崇程度。
前人每称陶渊明是田园诗人，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②。其实陶渊明除了描写田园景物的诗之外，尚有许多以历史事件人物，政治时事、以至哲学抱负、思想追求为题材的作品。风格既有淡泊闲适的一面，也有豪放激烈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他的伟大人格。
譬如其涉及时政的诗，表现了陶渊明于隐居中关心世事的情怀，后人每比之卧龙诸葛，正是看到这一点。而他的政治诗，一般可分三类，即直接抒发意见；用比兴之法寄意于平常景物的吟咏描述；及借廋词隐语隐射时事、以古典喻今典的作法。
陶集中有《赠羊长史》诗，作于义熙十三年，当时刘裕北伐取得了取长安灭后秦的空前勋绩。陶渊明虽归隐近10 年，但仍对东晋收复关河进而统一九州之业极为关注，同时又对刘裕的野心感到不安，因此在出使祝贺的友人临行之际，写了这首情感复杂的诗。诗的前半部出于对收复关中的兴奋，情调颇为高昂；后半部分则包含了对商山四皓高蹈隐居之节的敬仰、对时人竞逐荣利的感慨、易代之际汲汲富贵者"贳患"的忧虑等多种感情，表现出诗人对当时国事的隐忧。这是述及时事比较直接明显的一类，但是像《饮酒》、《拟古》、《读山海经》中的一些诗，涉及政治的方式则比较隐晦。如《拟古》九首，实际上是一组彼此相连的抚今追昔，感慨时事之作，在从往事到现实的追忆之中，蕴含了对晋宋间政治的思考与批判。它们写作的时间，正是"忽值山河改"的宋武帝永初元年，以《拟古》为题，在当时形势下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避免在抒情言志时触发政治机网。尽管如此，这组诗涉及时政仍颇为广泛，不仅有指刘裕为曹操的"辞家夙严驾"、隐喻晋宋之际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荣荣窗下兰"、总结东晋亡国教训的"种桑长江边"，也有直接抒发愤世之情的"少时壮且厉"。
至于著名的《述酒》一诗，更是陶渊明有感于刘裕弑逆所作。诗中使用⑤ 方东树：《昭昧詹言》中即每以"阮公""陶公"并称。
⑥ 《陶渊明集序》。
①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②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大量典故，隐射揭露从桓玄到刘裕的篡晋过程及为此所使用的残忍手段，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诛及无辜暴行的愤激和谴责。虽然触及的问题十分尖锐敏感，但含蓄的写法，终令诗人免于文网。
除了感慨政治，陶集中还有大量寄托胸襟抒发怀抱的诗。陶渊明是一位哲学上有相当超悟的诗人，由于儒玄两方面的修养造诣，他继承了自嵇阮以来魏晋杰出诗人对自然社会的独立思考，以卓尔不凡的思想与实践，在对人生至道的把握上超越了前人。所作《形影神诗》在这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组诗。这组诗将三个富含哲学意味的词拟人化，使之相互对答以阐明主旨，构想新巧。诗前有一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可见作者作此诗的目的用意，是有鉴于世人对生命中某些表象的迷惑，欲阐明真正的自然之道以破其"执"①。
如《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这里写了"形"的痛苦。"形"即人的物质自然存在，它的苦恼是徒为万物之灵，却不能长生不朽，超越物质生命。此苦无法解除，就产生了魏晋以来放达享乐，消极顺从自然的人生观。
接下来的《影答形》诗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虽然解劝"形"不要执著于长生，但它自己赖"形"而存，痛苦更甚于"形"。实际上，"影"所代表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切欲念名心，所苦亦在于身死名没，所以它希望以"立善"建立功业来求得精神的不朽。魏晋以来崇尚名教的人生观，即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以上二诗通过对人生之道各执一端的"形""影"两方互相诉苦，象征反映了传统的自然名教之争及一般士大夫在崇尚自然与服膺名教之间的矛盾困惑。而这种困惑，最终由"神"来予以点化：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针对"形"的汲汲长生，"影"的孜孜求名，《神释》指出了古今老少贤愚同归一死，而圣人神仙皆不可见。对于"形"、"影"各自采用的放达任诞或立善遗爱的解脱方式，"神"亦给予透彻的喻解：以酒消忧，更有损自然生命，立善遗爱，在乱世里哪有客观的善恶标准，而众人皆醉，谁又能为之延誉呢①？最后"神"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委运任化，不喜不惧，顺应自然。但这并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而是将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宇宙自然，在后者的无限之中，体认人生的价值，获得真正的不朽。这一结论陈寅恪先生称之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为"新自然观"②。
陶渊明这组用形影互答开始而以神之喻解结束的诗篇，表现了诗人心中对人生、自然、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最后的觉悟，对传统的儒道之说，这并非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哲学上的"扬弃"。而《神释》中那种襟抱天地，存生万物的精神，更显示了诗人无以伦比的超旷胸怀。三首诗以述哲理为主，但读起来却和玄言诗的感受完全不同，原因之一即是所阐之理是诗人的真实体悟且富有引人入胜的高境；其次则是由于语言的清真自然纯朴，而使诗中并无"理障"。
由于陶渊明包容宇宙的高旷心胸，他笔下的自然风光，都是别具新趣，别有魅力，和诗人的主观精神融为一体的。如宋人尝言"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③，像他的四言诗《时运》，即表现了这种特色。如第一章：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四时流转，又到了风光宜人的暮春时分。在效外碧丽如洗的春景里，不仅有青山、有清风、有新苗，更重要的还有一位换上春服潇洒吟游的诗人，它们和他共同构成这幅美丽的自然画图，充分显示了自然的和谐。
陶渊明对自然的亲近感和融为一体的欣赏方式，和他躬耕陇亩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有这样的诗句："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诗中写出春天辽阔原野上秧苗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诗人甘于陇亩，在耕作中获得的愉悦心情。"平畴"诸句，历来为人传诵。苏东坡以为"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诗人对劳作本身怀有很深的爱，所谓"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论收获如何，眼前所从事的劳动已是令人欣快。这种心理，也只有亲自从事农耕，体验过劳作带来的身心俱泰感后才能产生。
陶渊明的另一首劳作诗《归园田居》之三，不仅描写劳动生活更为生动细微，还有很深的寄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语言平易如话，前面寥寥六句，描出一幅清幽的月下农归图，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经一天劳作之后肩扛锄头，踏着月光，沿着夜露沾湿草叶的狭长小道缓缓走来。可以想象，由于劳动技艺不高，以至田里的草长得比豆苗更盛，但是诗人内心却十分充实满足，有坚定信念。
由于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不是空洞的而是和自然、和真实的劳作结合一体，历经生活的考验，在艰苦力耕之中获得升华。因而他领悟了自然妙道，也赢得了一个恬静超然的心境，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并将美的发现和审美的情趣，借诗的冲淡隽永语言表现出来。比如其《饮酒》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②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③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此诗具有雅淡的风格和悠远的境界，旨深言约，极富理趣。开首四句，先以平淡的语言叙写居住的环境，随即以"问君"转折，巧妙进入"境由心造"的哲理表述，不见一丝生硬。"心远"指精神的断绝尘想，恬退超越，有此心境，自可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视朱门如蓬户，居人境如处深山了。陶渊明尝有"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的诗句，而这种不须借助远离人世条件即可实现隐居，实际上显示了诗人追求超越但无须于牵执于外在条件的高度思想修养。"采菊"四句写了心境澄明的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而山间岚气明灭飘浮，飞鸟来往归巢，冲澹幽远的画面与诗人心境融合为一。在这种意与境统一中诗人的精神复归自然，感受到了自然的真趣。
然而大道无言，"真意"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对它的理解，只能来自精神的妙悟，心与自然的直接沟通。而精神既已超乎象外，语言也是多余的了。高迈的哲学内涵，使诗结尾处虽云"忘言"，却自有丰富的言外之意。而这首寥寥50 字清省无华的短篇，也足以展示陶诗思想艺术水平的不凡。陶渊明的诗，流传下来的共126 首，其中四言诗9 首。除诗之外，渊明也擅长散文和辞赋，其名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及《感士不遇赋》、《归去来辞》、《闲情赋》等，大都用清疏之笔，不尚辞采，不侈引典故，或清新淡远，亲切自然，或意气宕折，愤激慷慨，同样是他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三）两晋文人的搜奇好异之习与志怪小说的创作魏晋以来的文人颇有喜述灵变怪异，好奇博物之风习。如前人所论，由于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名士亦趋于方士化，故百余年间，人重异术②。志怪小说创作的兴盛，是这种情形的必然产物。
①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②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1。两晋志怪小说创作兴盛的条件背景及概况小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外物篇》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所谓"小说"，在当时指一种"琐屑之言"③。"志怪"一词最早亦见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而"志怪"是记载怪异故事之意，和后世作为文体的志怪不同。汉代始视小说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汉书·艺文志》言"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桓谭《新论》则认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④，汉人眼中小说的来源、形式和性质大抵如此。而这一文体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记述异闻的"志怪"一类，因具有比较丰富的幻想、鲜明的形象及较完整的情节，其创作最值得重视。汉末以后，哲学、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因素激发了士人的好奇之心，推动了志怪小说的创作。就哲学思想而言，由于儒学在思想学术领域一统天下地位的动摇和玄学清谈的流行，士大夫的思想宗尚和治学方向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受名理学综核名实，辨析物理物性和《易》学极深而研几，细观微察天地万物以体大道①的思维研究方法影响，魏晋士人治学从汉代的白首穷经，陋识寡闻变为"博贯诸子百家之言"，并进而将探索领域深入于天文地理、草木鸟兽、历史人文乃至阴阳五行、占星卜筮，博学多闻成为跻身名士必须的条件。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遂变为两晋文士的搜奇好异之习，张华作《博物志》，郭璞注《山海经》，都是这一风习的表现。从宗教方面而言，灵怪故事源自上古的神话传说及中国传统的巫术方术，汉魏之后，古代神仙之术发展为道教，广泛流行于社会。由于宗神仙，好灵异，尚方术的信仰特点，道教信徒比较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学广涉"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药本草"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③许多道家方士，或因真心笃信，或为猎取富贵，纷纷记述灵变故事、奇异方物。以此自神其教，扩大社会影响，所谓"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④，原始的神话传说进一步丰富完善。汉末以来动荡不宁，生民多艰的惨淡现实，则是志怪小说创作繁荣的重要社会条件。许多志怪作品，虽以冥界仙乡为场景，鬼仙为主角，实际却深含入世之心，所折射的，是当时人的境遇。其诡变飘缈的描写，反映了乱世里的生命无常感，也体现了人们超越痛苦，寻找理想之境的美好愿望。加之魏晋时期的人们追求文学的不朽价值，包括史传在内的各体文章大量涌出，而志怪这种用史笔写神怪幻想的文学体裁，亦沿两汉所具的规模，进入创作的成熟鼎盛期。从最早的《列异传》到集大成的《搜神记》，多记异地方物的《博物志》到记神仙异人的《神仙传》，可考的作品，有近30种之多，题材、篇幅较汉代大为扩展，艺术手法也有明显进步。
③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④ 《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诗》李善注引。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 《新唐书》卷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③ 《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④ 见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集·方术与小说》。
2。两晋各类志怪及干宝《搜神记》此时期志怪的内容，不同于以后南北朝时期以宣扬佛家业报为主。论者通常将从魏到东晋二百年的志怪之作分为三类，即标准的志怪类、博物类及杂史传体的记仙类，三类作品的内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搜神记》是"志怪类"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重要作品。以下即对各类志怪择要简述：《列异传》：此书是魏晋时较早的一部"序鬼物奇怪之事"①的优秀志怪类作品，一般认为撰者是魏文帝曹丕，但书中又记有魏明帝和齐王芳时事，或为后人所增，但无疑是魏晋人之作。该书多载汉代以来故事，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富于情感和曲折的情节。"宗定伯捉鬼"、"三王冢"、"麻姑下降"、"韩凭夫妇"、"望夫石"等故事不仅本身艺术成就很高，还往往成为后来志怪作品的原型。
《博物志》和《玄中记》是当时博物类志怪的代表作。《博物志》为张华所撰，张华本为著名的博学之士，史称"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②《博物志》通行本10 卷39 目，内容包括山川地理、鸟兽草木鱼虫、神仙方士的故事传说等，颇为驳杂。前6 卷主要是各类异闻杂考，多采自《山海经》等书，少有小说性文字，后4 卷中，则载有若干文学性很强的故事，"八月浮槎"、"千日酒"、"蜀山猴玃"等故事都是最早见于该书，对以后志怪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玄中记》又名《郭氏玄中记》、《元中记》，据后人考证，作者为郭璞。书中一些内容，和郭璞注《山海经》中文字相同，且作者显示出的博识，除了郭璞也很难找出第二人。书中所涉内容，有上古神话、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奇异生物传说、精怪妖异故事等诸多方面。男子藏鸟羽而得妻的"姑获鸟"故事、"桃都山"、"扶桑山"、狐妖等传说，都是富有特色且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和《博物志》相比，此书内容较为朴实，文笔则"恢奇块丽，仿佛《山海》《十洲》诸书"①。今有辑佚本。
《神异记》、《神仙传》和《拾遗记》属记仙类志怪小说。《神异记》撰者为西晋道士王浮，原书早亡，今只可见辑佚数则，大多言神仙事，如虞洪入山采茗遇仙故事，记述仙人丹丘子和仙品大茗，是标准的颂扬仙家之作。其中的孙皓时江夏太守陈敏因失信受覆舟之惩故事，义例与仙传不甚符合，或疑是他书阑入。《神仙传》10 卷，晋代葛洪著。此书广泛取材于仙经道书，尤其受汉代《列仙传》影响，记述诸仙事迹较为详备，所传神仙初有近200人之多。由于作者的信仰，书中多道家修炼方式的沉闷叙述，文学性不强，只有《黄初平》、《壶公》、《栾巴》、《王远》等传，想象丰富，叙写生动，是很好的小说类作品。《拾遗记》亦称《王子年拾遗记》，王嘉撰。王嘉是前秦著名方士，后为姚苌所杀，原书19 卷（今传10 卷），所记上至伏牺下至后赵石虎，凡古代神话逸事奇闻都有记述，又记与仙人生活有关的诸名山如昆仑、蓬莱、方丈、洞庭，以及异邦风俗物产等。其特色是借历史传说铺排渲染，幻想奇特，情节曲折，首尾完整，人物情感细赋，且文笔缛丽，
① 《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 《后汉书》卷79《欧阳歙传》。
①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词采丰美。不少故事传说中还隐含了对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和对历代统治者奢侈暴虐的揭露，如"怨碑"、"薛灵芸"等。此书在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对古代小说史有很大影响，"历代词人，取材不竭"①。
东晋初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是两晋志怪的代表作，原书30 卷，历经散佚，今辑为20 卷464 条。干宝是晋代著名史学家，也是一位道家方士，史载他因有感父婢及兄死而复苏，"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②。
《搜神记》广收逸闻，篇帙宏富，在内容题材上都非同时之作可比。《序》中言其材料的来源，一是"承于前载"，即取自他以前的志怪和其它典籍；二是"采访近世之事"。这些材料并非简单的钞撮袭用，干宝在东晋担任过著作郎之职，对古今各类材料有广泛涉猎的条件，加上其良史之才，原有故事经他的加工融裁后，在主题结构诸方面都更趋完整成熟。
《搜神记》在内容上颇为驳杂，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其一是神仙方士和法术变化，包括赤松子、王乔、左慈、葛仙翁等仙人奇妙的仙术和郭璞、韩友等方士的阴阳卜筮厌胜之术，想象奇幻；其二是各种阴阳五行感应变化，各种奇灵异物及玄怪的传说如盘瓠故事等，显得荒诞不经；第三类在书中份量最大，为各种神、鬼、精怪故事。神灵故事记述了海神、水神、泰山神、织女、杜兰香、蒋山神、丁姑神、灶神、蚕神等大批神祗，表现了神人的感通相应，许多故事颇具人情味。鬼类故事多写人鬼相爱及冥幽显验，作者对鬼抱同情态度，记述了如紫玉、卢充、谈生等许多死生不渝的人鬼间动人的爱情故事，优美而曲折。精怪故事反映了作者对为祸人间的妖魅的反感蔑视，其中许多故事颇具幽默之趣；其四是历史传说，记述历史上的勇士豪客直吏能臣孝子节妇信士，有许多故事如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等为后世广为传诵；其五主要是人与动物间的善恶报应，多述动物报恩之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
《搜神记》由于其撰作宗旨和时代，书内固不免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气味，但瑕不掩瑜，在思想、艺术和小说史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干宝尝著《晋纪》，史称其"直而能婉"①，而此书叙事简洁、语言朴素，但又曲折入理，清俊雅丽，同样有此特色。书中有许多人民反抗强暴，追求幸福美好的感情与生活的篇章，鞭挞社会的黑暗，讴歌正直、勇敢、忠贞的品质，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情节篇幅叙写方法上，也相当丰满完整，人物形象更富于个性。其内容题材，为后世不同的文学形式所大量采用，对于南北朝志怪、唐人传奇以至清代的《聊斋志异》来说，《搜神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 年第1 期。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2 期。
（四）对文学创作规律及技巧的探讨1。陆机《文赋》《文赋》是继《典论·论文》之后的一篇有关文学创作方法的重要理论文章，在历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和技巧，其用赋体写成，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个创举。
《文赋》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陆机入洛之后的元康末年到永康初年期间。此时太康诗歌余响尚在，陆机从对前人作品的阅读鉴赏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因此而论作文之甘苦和其间的利病得失。他在《文赋·序》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论，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文赋》对整个创作过程从创作冲动的产生、到艺术想象的出现、表达等诸多方面，有详尽叙述。有关创作冲动的产生，陆机认为主要来自自然、社会和内心情志三方面的激发，举凡自然界的万物变迁、春秋代谢；到社会生活中的前代典籍，先民清芬，触动了作者本人怀霜凌云的高洁澹远心志，都促使作者"慨投篇以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在此基础上，陆机详细表述了写作构思中的艺术思维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在叙述中，陆机抓住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强调了联想、想象的作用，揭示了创作的奥秘，这在古代文学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认识。而在作家凝神深思，驰骋想象，抓住文思与形象以后，还必须用语言形式将它们清楚地表现出来，所以《文赋》对于文章的结构、布局修辞、剪裁等的作用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陆机崇尚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对文章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有透彻的分析，在主体方面，他认识到由于作者的个性、趣味不同，会在作品的风格上打下不同烙印；在客体方面，则由于文体不同，对写作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典论》提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4 类文章的不同的写作要求之后，陆机更细微地区分了10 类作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些精微的归纳概括是作者在当时文学创作新的进步基础上，对旧说在形式内容诸方面的修正补充提高，以及在审美实用方面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这位对各类文体的作法均娴熟于心的文章大家自己的真切体会。
《文赋》后半部，主要论述创作技巧，剖析作文利病，颇有精到的见解。其间，陆机提出了他的文章的审美标准：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对言意辞采声音之美的极度重视，是陆机所处时代的创作风气，也是陆机在② 《梁书》卷33《王筠传》。
诗文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因此他强调命意的新颖独创，词句的秀出奇警。太康的文学宗尚，通过陆机的理论总结和创作示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风，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正是沿此方向发展流变的。
对《文赋》中文学见解的评价古今褒贬不一，较为普遍的批评是其中有片面追求技巧的倾向。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倾向本是时代的产物，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之一，其意义并非纯是消极的。《文赋》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文学创作的具体规律，而作者又有切身的经验体会，故所论多得旨要，非浮泛之谈可比。赋中还提出一些作者自己亦觉无法解释的疑问，带动了后世对创作规律技巧的进一步研究。
2。挚虞《文章流别论》魏晋以来，各体文章大量涌现，文章总集的编撰也随之兴盛，有些文章总集有序和评论，用以表明编者有关文章撰著的意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正是这种性质的文学批评著作。挚虞字仲洽，京兆人，为皇甫谧弟子，治学颇受其师影响，通博多闻，对阴阳礼律天文之学都有造诣。《晋书》本传载他"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此集早已散亡，集中原有论、志二卷，亦只剩少许佚文，所以今日见到的《文章流别论》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断。
在《文章流别论》中，汉魏以来的各类文章，按繁复的颂、赋、诗、七、箴、铭等文体分别选编，以便利当时人对各种文体的揣摩掌握，其中的"论"，则论述文体，探索各体文章的源流、性质，评论作品得失。所以《文章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亦间有风格论，和《文赋》以创作论为主不同。挚虞论文体的主张是在《典论·论文》和《文赋》对各种文体风格的论述辨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的文体论，比前人的简略之言要全面、细致得多。比如他对"颂"这一文体的辨析：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
以下即举出汉以来的颂体名篇，一一分辨哪些和古颂体意相类而文辞古今有异；哪些"颂而似雅"，而哪些"纯为今赋之体"。他对"哀辞"和"诔"这两种文体的辨析，也都非常透辟有见。
挚虞对文体的分辨有时细致到近乎拘执的程度，这是由于挚虞在治学上有"宗经"的特点，故其论文的观点较为崇古守旧，偏重传统。譬如关于文章的功用，他认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性尽理，以究万物之宜"，其作用所及远远超出前人的界定，实际上将儒学经典也包括在各体文章之内。评论文章既以儒经为准的，而反对新变，忽略文体按自身艺术规律发展进步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他论诗体时，认为各种诗体都是演变《诗经》而来，所以极力推崇四言而贬低五言，所谓"古诗率以四言为准"；"雅音之韵，四言为正"，五言者"于俳优倡乐多用之"等等，都是用古代诗乐配合的情况，来否定汉魏以来活泼清美的新诗体。其论赋体，也认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又针对今赋，指出辞赋"背大体而害政教"的"四过"，对古今赋作褒贬之意相当明显。而赋以情义为主的观点固不乏可采，但实际上作者所持的仍是看重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完全无视了建安以来抒情小赋的创作成就和经验。和陆机《文赋》中"赋体物而浏亮"的主张相比，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坛上两种不同的倾向。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儒家正统宗经观念，使他对儒学复兴后的南朝文坛的影响远比在两晋时为大。刘勰作《文心雕龙》，萧统编《昭明文选》，都在许多方面吸取和发展了挚虞的文学观点。
六、南朝文学（上）
（一）政治兴替与文学体式的成熟化1。南朝寒门政治与士风衰颓晋宋之际，是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时期。发生于公元420 年的刘裕篡晋，形式上与当年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最高权力的转移，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被打破，寒族势力进入政治，渐成为王朝的主宰。从刘宋时起，有朝历代皇帝，都门第不高，所用的实际干事人物，也多为寒门庶族之士，他们代表了一个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上升时期的阶层。然而，寒族掌权并没有更多地改善南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缓和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显示出打破偏安局面的进取姿态和实际力量。野心勃勃，急于获取更多社会利益的寒族地主，所真正关心的还是在经济上聚敛财富和在政治上争夺权位。由于文化教养的缺乏等因素，他们从事政治，往往更加残忍和不择手段。所以南朝一百余年，政局并不稳定，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一个比一个更短命，而朝政则一个比一个更污浊。统治集团内的骨肉相残，几乎成为通例，皇室成员的越礼放荡，以至毁坏伦常，在历史上臭名昭彰。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特别记有"宋、齐多荒主"、"宋世闺门无礼"、"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等若干条，认为"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荒暴，接踵继出"①。梁陈之末，依然如是，统治集团的淫乱、奢侈、酷虐、贪鄙，种种恶德，令读史者不忍卒观。
南朝的高门士族，虽然依旧风流自命，保留了相当的社会特权和庄园经济实力，但已不再是政治上举足重轻的力量。他们在朝中的真正作用，不过赞礼充使，擢才取士，充任政治花瓶。改朝换代时则奉玺捧印，"将一家物与一家"而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这些士族，一方面是政治点缀品，一方面也是武人皇帝、寒族荒君泄忿杀戮迫害的对象。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政治现实更采取逃避态度，为人处世只以家门利益为依归。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愈加萎缩，文学之士的社会角色从藩邸僚友、高斋学士，一步步沦为僻主昏君的狎客才人之流。
当然，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萎缩，不仅政治环境使然，也有思想哲学的因素。自汉末经学衰落，玄风兴起，佛家思想渐次侵入社会之后，经魏晋二百余年社会思想文化的碰撞整合，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基本上看不到各派思想间的矛盾冲突。魏晋以来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玄学清谈形式上并没有消亡，甚至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还特地立儒、玄、史、文四学馆，玄学列在史学、文学之前。但实际上，玄学作为一种本质上和门阀制度有密切关联的思想学说，已经由于时世的变迁而丧失活力，渐趋式微，不再是士大夫阶层唯一热衷的思想形式了。佛学此时也完全摆脱了玄学附庸的地位，变得更加中国化，思辨愈加精致，因而得到空前的传播发展，在社会中盛极一时。有利于维护皇权的儒学在此时得到"复兴"，自宋武帝始，南朝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各代寒人皇帝，都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儒学的鼎盛达到高峰，三《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玄、佛、儒三家思想，已不像魏晋早期的名教自然那样互不相容，彼此冲突，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互相渗透，逐渐趋于合流，以传统儒学为主体互为补充，最后形成为新的统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一切向统治思想挑战的异端都消泯了。整个南朝的文学，就建立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背景基础上并表现出与之一致的特点。
2。南朝文风的演变正如刘师培所言，南朝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①。宋、齐、梁、陈各代，虽朝政荒败，但率多好文的帝王宗室，往往聚合文士，与之竞骋才藻，互较短长。而作为创作主体的大族文士，一方面丧失了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方面却有经营已久的田园别业作保障，能够优游山水，驰骋遐思，怡情悦性，感受歌咏自然之美，形成家族性地域性的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南朝文学创作是对西晋太康文坛中那种倚重技巧，流连深情的创作风格与审美追求的继承和发展。不过，虽艺术上更加纯熟华美，作品却更少社会生活的深刻内容，意境风格也比前人更加卑弱狭小。
《文心雕龙·明诗篇》对晋宋间开始的文风演变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此论实际上概括了整个南朝文学从前人浑融写意到穷状极物，高度技巧化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南朝文风的演变之迹，大致可见三个阶段①：刘宋一朝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文人对技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山姿水态的模范刻划及诗中字句的淬炼。由于魏晋时代风习残余的影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不仅在雕琢词句中尚显朴拙的古意，篇句之间还不能融合无隙，而且往往留有一个玄理的尾巴，作品中情感表达也还时见奇崛峻烈，气骨犹存，不似永明诗人的平熟恬丽；南齐永明以后，对文学技巧的追求已从字句形象之美发展到对作品音声和畅、圆美流转的内在韵味之美的更高要求，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总结。玄言诗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文坛中也已少见情辞峥嵘感慨激荡之作，其抒情写景之篇更多表现出婉和秀丽清美的审美趣味；及至梁陈，文风更趋华美侧艳，题材也从自然山水转为对艳思闺情及至各种小巧器物的工细咏叙，轻浮靡丽，少有思想意义和社会内容可言，实为南朝文学的末流。
以上变化之迹主要只就诗作而言，从整个南朝文学的发展来看，辞赋骈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多可述的成果，其创作的繁荣是无庸置疑的。
① 《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二）宋世诗风及谢灵运、鲍照在创作上的承先启后作用刘宋一代，是南朝一百余年文学繁荣局面的开端。在创作上，宋世诗人摒弃了玄言诗平典无文，淡乎寡味的意趣而发展了东晋诗人对山水景观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受文学新貌的吸引，从附庸风雅的武人皇帝到素有文学传统的大族文士，都积极致力于诗歌等作品的创作。宋初元嘉时期的杰出诗人，是号称"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当然颜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及鲍、谢二人），与他们同时或稍后的谢惠连、谢庄、谢瞻、鲍令晖、汤惠休以及宋文帝、宋孝武帝等人，也都是造诣颇高的诗人或能文之士。其中谢灵运、鲍照两位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最能代表宋世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谢灵运的山水诗谢灵运（385-433）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 年），他的家庭，是著名的高门陈郡谢氏中的一支，祖父谢玄曾在淝水之战中与谢石、谢琰一道以八万人马击败苻坚大军，因功封康乐县公。由于父亲谢焕"生而不慧"，祖父谢玄对天资聪颖的灵运极为钟爱，将他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到十五岁，所以谢灵运小字客儿。灵运自幼笃志好学，博览群书，加上家族的文化传统，因此有渊博的学问和很高的文学修养。他的族叔，著名诗人谢混认为他"博而无检"，若加绳染，可成美玉之才①。
谢灵运在十八岁左右袭康乐县公爵，同时授员外散骑侍郎之职，由于当时桓玄正将篡位，所以灵运辞官不就，到21 岁始出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从此时开始，他就卷入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争斗之中。谢灵运自负良才，有很强的功名心，这种功名心，首先出自他高门大族的政治优越感，同时也和谢氏家族在谢安、谢玄、谢琰之后门第衰落，以至灵运极力想恢复祖上光荣的用意有关（在此点上，谢灵运和陆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晋末宋初，士族在政治上丧失优势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受制于这一时代大气侯，尽管灵运主观抱负很大，但其政治生涯的诸多冒险赌博之举，已注定了必输的结局。他入仕之初的选择刘毅为府主、曾依靠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为主要支持者以及对本即极不信任他的宋武帝、宋文帝的种种蔑视轻慢言行，都是他时乖命蹇的证明。入宋以后，谢灵运由县公降为县侯，前后担任的官职，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之类，由于他傲慢放纵不拘法制的举止，还常常受到政敌的构陷打击，所以他内心极感痛苦失意。最后谢灵运在长期不得志的郁愤心情之下孤注一掷，当朝廷因罪到郡逮捕他时，公然举兵抗命，因此被朝廷流放到广州，并在元嘉十年（433 年）被杀，时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其人内心世界十分复杂，思想上可见到儒佛玄三家的影响。他一方面作为高门士族，自负才地，政治上有野心，始终不忘追逐权势；另一方面，由于他没能进入最高统治层，所以感情中多少保留了一些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及对统治集团荒淫暴虐的不满，对国家的大政，仍然是关切的。他也是当时政治的牺牲品，其死于非命的遭遇，令人感到惋惜。由于他杰出的文学才能，他对古代文学发展史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谢灵运平生著述很多，无论诗、赋、书画、史学乃至佛经翻译，都是大家，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诗作。他的诗今日可见到的有九十多首，其中大致有四类：即感怀诗、山水诗、佛理玄理诗和应制应酬诗。后两类诗其实没有特别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依然"平典似道德论"，如"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①之类的句子，和玄言诗并无二致。谢灵运在文学方面真正重要的成就，表现在他对山水题材诗歌的写作创新上。其山水诗的蕴含颇为杂芜，不仅折射了他个人复杂的人生境遇、文学才华和哲学宗教修养，同时也未脱尽前代玄言诗的影响。同一首诗中，常见鲜丽清新的景物描写在前，而毫无新意的玄学陈言在后。其中许多传世之篇，都往往是风景刻划、情感抒发和哲理表达三种成份兼而有之。如他的名篇《晚出西射堂》：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武帝纪》注引《魏书》。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障叠。。■，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抚镜华淄鬓，揽带缓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这首诗以写景始，以抒怀释理终。写景十分精采，但与抒怀间的转折较为生硬，并时见芜词累句。由于过于雅饰词句，反而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感慨，与读者内心实现直接交流，读者在诗中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仍是诗中的山水描绘部分，故前人称之为"有句无篇"。
由于谢灵运不凡的才情和不如意的仕途，他也有一部分诗能激于感慨，在山水中寄予深情，使情景浑然融合，而玄言的成份则退隐到作品的最深层，以至即使忽略这层理解，也不妨碍对诗本身意境的欣赏。如他卧病永嘉后写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病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 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深怀身世古今之感，借潜伏的虬龙和高飞的鸿雁起兴，表现出诗人对离群索居，进退失据的感愧，前人认为"虬以深潜而保真，鸿以高飞而远害，今已婴俗网，故有愧虬鸿也"①。"进德""退耕"两句内心独白，典型地代表了许多封建文士在黑暗时代选择仕隐时所感到的惶惑与尴尬，而诗人栖身滨海荒郡以至缠绵病榻亦是为此。此诗最明快的句子是"初景"以下四句，诗人在长久卧病心情抑郁之后，忽然注意到户外季节的变化：初升的太阳驱除了冬天残余的寒风，一冬的阴冷消失在春天的阳光之下，池塘长出春草，园柳间鸣啼的小鸟已和前一季节不同，"池塘""园柳"句没有任何人工的雕琢，"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是灵运集中千古传诵的佳句。联系全篇，这四句也并非单纯写景，更包含了一种根深的人生期待，犹如当年山涛那句含意丰富的叹喟"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恰是为此，诗人感受到了更深的抑郁，因而借"幽歌""楚吟"之典，深深惋惜天地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旦消逝，就再也不能重见。尽管表达不够明快，其中的思想，还是有一定深刻性的。
这首诗是谢灵运感慨人生抒写怀抱之作，情感真挚沉郁，写景清新流畅而不枝蔓，与情感联系紧密，篇中并暗用《易》经"潜龙"之义，哲理与意象结合，使诗的内蕴显得更加深厚。谢灵运游放临川时有一首短诗《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摧"，也是以清警遒劲的景语寄寓内心的愤激，与这首诗同属谢诗中的上乘之作。
和魏晋古诗通篇浑融，"难以句摘"的情形不同，谢灵运诗中的美辞好句俯拾皆是，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①、"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③、"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④、"扬帆
① 《三国志·魏书》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70 年的天象相符。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评》。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④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采石华，挂席拾海月"⑤、"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⑥、"时雨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⑦、"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⑧等等。从中不难看出谢灵运对自然景致观察的细微和对其声、色、形貌动静姿态的刻意摹写，字、句都经过精心锤炼，大量采用骈偶对句来达到一种对比和谐的审美效果。在景物描写外，繁辞丽藻，典故密集也构成谢诗的一大艺术特色，在这方面，他明显地承继和发展了陆机的风格。就全篇而言，谢灵运的诗有不够晓畅之病，亦与作品有"深芜"之称的陆机相似。但谢诗的难读，并不因为其中思想哲理特别深奥，而是在于他追求创新中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表达方式而新方法的运用不够纯熟，所谓"经营惨淡，钩深索隐"①，人为地造成了读者与艺术意象之间的"隔"。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形成了谢诗虽求新巧而尚留古拙的审美特色。
总之，谢灵运在文学上确实是一代大家，对后世作者有极深远的影响。
但就诗的深厚感发力而言，还是远逊于阮、陶等人的作品。其原因除了太讲究辞句技巧，辞繁意密，多为喻说，反而湮没了诗中的"真意"而外，也和他本人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境界层次有关，如黄节先生所言："康乐未忘华胄，。。其诗虽工，其于感发人心，不若嗣宗为至"②。诚然，伟大的作品首先出自伟大的人格，此点非关人力，诗本身的工拙也无以改变这一点。
⑤ 《游赤石进帆海》。
⑥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⑦ 《游南亭》。
⑧ 《登江中孤屿》。
① 《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
② 见《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
2。鲍照的七言杂体诗鲍照（414？-466 年）字明远，祖籍东海，出生在京口（今镇江一带），家世寒微，生年不详，据推测大约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 年），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 年）③。
鲍照一生蹉跎，《诗品》说他是"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大约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左右始入仕做小官，被任命为临川王义庆的临川国侍郎。在临川国的六年中，由于义庆和其子刘烨的好文，鲍照处境尚好。刘义庆死后，鲍照闲居3 年，又到始兴王濬的幕下任侍郎。刘濬是太子刘劭弑逆的同谋，鲍照在其手下，对他的不轨之心多少有所察觉，不久后出任永安令，遂作《采菱歌》七首，借"春芳行歇落"隐隐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忧虑。二凶之乱平定后，鲍照因曾为刘濬部下而受到牵连，幸而很快解禁复职。在孝武帝统治时期，鲍照前后担任过一些低微的官职，大明五年出任孝武子临海王荆州刺史刘子顼参军。大明八年孝武帝死后宗室相残，不到10 岁的子预也被卷入，战乱中，鲍照在荆州被当地人所杀，时年50 余岁。
鲍照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诗、赋、骈文都有名篇，而诗为其主要创作成就。鲍照现存的诗作在200 首以上，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拟乐府，尤其是《拟行路难》18 首，为历代所传诵。由于鲍照一生处于下层，始终受权贵排挤，对仕途的黑暗深有体会，所以尽管这18 首诗所作时间不一，内容也包括诸多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即是抒发他内心的怀才不遇和愤世不平之感。如《拟行路难》之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八句诗虽短，但表达的情绪很曲折沉痛。头两句比喻的含义，正与左思"郁郁涧底松"的诗意相通。在当时社会，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随地势门第的高低决定了。寒微之士，面对不合理的现实，唯有以酒解忧，长歌行路难，将痛苦愤懑强压在心内。对当时的权门政治，这些诗句是很沉痛的控诉。《拟行路难》的第六首在情调上更为激愤：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此诗起势突兀，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愤愤不平之气。这是鲍照诗文常用的艺术手法，后人称之"时出奇警"①，"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②。全诗写出鲍照内心本想有所作为，但又不愿"蹀躞垂羽"地顺应统治者，宁可"还家自休息"的牢骚愤怨，也控诉了当时出身下层而又为人方正的人不见容于世的社会现状。诗中所写的家庭之乐，是一种反衬，实际上要达到的是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③的效果。
《拟行路难》中有一些诗描写了游子思妇及弃妇的愁苦之情，悲哀之中，却见出一种豪壮之气，如第十四首：③ 参见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附录《鲍照年表》。
① 《晋书》卷78《孔愉传》。
② 《晋书》卷82《陈寿传》。
③ 《晋书》卷48《阎缵传》。
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听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远望得留颜。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男儿主世坎坷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
唐人从军诗中那种悲壮高亢的情调，正是沿这类诗发展而来的。
《行路难》本是汉代出殡时唱的挽歌，音调尚悲，加上鲍照平生不幸的遭际，所以《拟行路难》中有许多诗不无伤感颓唐的情调，甚至以死为主题，如"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辞。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绕坛基。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盛年时"等。由于时代的影响，这些诗除悲哀之外，也表现出一些达观任命的态度，如第十八首中"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的诗句，显然，诗人也是藉此来寻求一种自我安慰。
十八首《拟行路难》不仅在思想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对七言体式诗歌的发展也有开创性的影响。十八首诗大体上是五、七言杂用，严羽称为"歌行杂体"，与过去的七言诗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隔句用韵，使七言之作可以更具音节的铿锵曲折之美和更便于无局束地表达奔放的情感。以后李白的七言歌行体古诗如《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等等，纵横变化，即是直接继承了鲍照，而高适、岑参反映边塞生活的七言歌行体，也是从鲍诗中脱化而来。所以后人认为，鲍照的七言杂体诗，和谢眺的五言声律诗一样，"俱兆唐人轨辙"①。
鲍照的其他乐府杂言诗和五言古诗中，也有不少传世之作，如拟乐府《梅花落》：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古乐府中《梅花落》是笛曲，原辞已亡，鲍照是拟作此调的第一人。此诗为寓言体，结构简单，但意在言外，富含哲理。诗人以梅自况，又以"杂树"喻那些无立身之操的随波逐流之辈，通过梅花和"杂树"的对比，在歌颂梅花不畏霜露的品格之中，也歌颂了高风亮节，不惧横暴的坚贞正直之士。梅花在传统文化中一向是凛然高洁的象征，鲍照《梅花落》，应是较早的一首为梅赋与某种优秀文化内涵的诗篇。
鲍照善于向他人学习，他的诗，不仅广泛地从古今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也继承和发扬了前代与同时代优秀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险急奇警的风格。譬如他的《拟古》之三"幽并重骑射"，气概颇似曹植；《拟古》之七"河畔草未黄"，思致有如曹丕；《拟古》之六"束薪幽篁里"、《答客》"幽居属有念"风格接近陶渊明；许多写山水风景的诗则明显有从谢灵运笔法中脱化的痕迹，但这些诗又均不失鲍照自己的本色。在家世、遭遇、秉赋等方面，鲍照和晋代左思最为相近，所以他的《咏史》"五都矜财雄"、《拟古》之二"十五讽诗书"等诗，无论在情感、命意、风格上都酷肖左思《咏史》，而它们却决非单纯的模仿之作，所体现的，是一个"沉抑藩府"①的寒微之士在南朝黑暗社会里的愤懑之心。
综而言之，在刘宋的众多诗人中，以鲍照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最为广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泛和深刻，其艺术手法也最为多样化。他的创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3）宋世其他侍人②颜延之（384-456 年）字延年，祖籍琅琊，生于建康，属侨姓中的次等士族。颜延之与谢灵运大致同时，思想性格也有相似之处，猖狂自傲而又热衷于仕进。但由于他的才名和社会影响都不如谢灵运，所以能逃过当时复杂的政治罗网，得享天年。文学创作上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实际上则颜的成就远不如谢。颜延之创作上沿袭陆机而不能有所超越，作诗尚典雅，喜用事，雕琢章句，缺乏自然的韵致，时人批评他的作品是"铺锦列绣，雕缋满眼"③。但颜延之的诗中也有一些富于真情实感，格调高迈并不以繁辞取胜的杰作，如著名的《五君咏》：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中散）
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刘参军）
借古抒怀，感慨深挚，辞意精美，表现了作者的性情与才识。
谢惠连（407-433 年）是谢灵运的族弟，有文才，深得谢灵运的赏识。
谢惠连在诗文方面都有佳作，其诗以《秋怀》、《捣衣》二首最为有名，不仅得到钟嵘的称赏①，又被萧统收入《文选》。前一首诗抒发内心的抱负，侧面反映了孙恩起事后谢氏家业凋零的情形；后一首诗描写细腻，辞采流丽，颇有佳句，锤炼字句方面显然受到大谢影响。
谢庄（421-466 年）字希逸，是谢灵运的族侄。其诗风颇类颜延之，也有用事堆砌典故之病，钟嵘称之为"繁密"。他的某些写景诗，则不乏清新的辞采，如《北宅秘园》一诗，情意温婉，锤炼字句颇似谢灵运，轻隽妍丽则下开谢朓。
汤惠休生活的时代和鲍照相近，二人在当时齐名，合称"休鲍"。他的诗作受南方民歌的影响极深，以至被人认为是"委巷间 歌谣"②。其诗今存11 首，除一篇仿曹植《七哀诗》的《怨诗行》、三首《白紵歌》外，多为短制。格调接近西曲和吴声，确实比较柔靡轻艳，且题材狭窄，缺乏创新。鲍令晖为鲍照之妹，颇有才华，《诗品》称其作品"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她的诗如《拟客从远方来》、《题诗后寄行人》等，细腻地写出了怨女思妇的感情，风格于新巧之外仍存古朴，亦有受民歌影响的痕迹。
② 《晋书》卷33《何劭传》。
③ 《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56《张绾传》。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② 同上书。
（三）永明诗律说及谢朓等人的创作实践谢灵运之后，诗歌创作进一步朝着重视艺术技巧的方向发展，在语言修辞、章句结构等方面"穷力追新"，而这种对创作技巧的追求倾向发展到齐代，最终导致诗歌中"永明体"的出现。
1。永明诗律说的提出以"元嘉三大家"为代表的刘宋时期诗歌创作，开拓了南朝诗作发展的道路，也留下了一些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技巧上，元嘉以来诗人在山水刻画中讲究辞句的整齐对偶，对景色进行精细的加工摹写；同时也追求辞句的典雅古奥，"借古语用申今情"①，大量隶事用典。谢灵运诗中，整齐偶对的倾向十分突出，《登池上楼》一诗，通篇骈偶。不少的秀句、佳句，都以对偶形式出现。颜延之等人尤好以古典藻饰诗句，其作品镂金错彩，思想与情感常常湮没在古典故实的堆砌铺陈之中。流风所及，以至"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②。
永明以来的诗人对颜谢鲍等上一代作者创作技巧的得失利病进行深入探讨的结果，使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的沈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的"三易"③原则，用以纠正时人诗作中生硬用典，不能浑融以及语言修辞重拙涩滞、音调不协之病，并完全消除玄言佛理的痕迹。宋世诗中过于激烈的情志表述也得到化解，传统诗歌蕴含的言志功能进一步为温婉圆润，吟咏性情的唯美一面所取代。
这样的创作原则，使诗人对诗歌的声律修辞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仅要有对偶工整浑然的视觉之美，也要有音节和谐配合的听觉之美，因而出现了所谓"四声八病之说"。《南史·陆厥传》载：齐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各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关于"四声"，沈约自诩力自己独得之秘，实际上则是历代诗人对诗歌艺术规律长期探索的结果。中国的单音节文字，本即具有在音调声韵方面调节配合的潜质，魏晋以来，陆机在《文赋》中已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谢灵运诗中的偶句，也开始使用了一些声律上的技巧，如著名的"萍苹泛沈深，菰蒲冒清浅"①，上句双声叠韵，下句叠韵双声，相当讲究；而谢庄的一些诗句如"林远炎天隔，山深白日亏"②等，在对声律协调的注重上已开启了以后的途辙。至于四声的最后发现，则和当时的佛经翻译唱诵有直接关系③。译经者为了使译成汉字的佛经保留原来梵文多音节的曲折美，使经文可读出高低抑扬的音节，于是分辨了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沈约等人，不过最后将它们总结出来而已。而总结了四声之后，沈约等又提出八病亦即在五言诗写作中违反四声原则的八种声韵相犯的拗病，具体指导文学创作。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进一步提出好诗应平仄相对，讲求平、上、去、入和字音轻重的搭配，达到音调之美。
"永明诗律说"提出后，齐梁诗坛上逐渐出现对偶考究，句式和音律上有类唐人五言律、绝或排律的"新变体侍"。不过由于沈约在诗的音韵要求
① 《魏书》卷47《卢玄传》。
② 《魏书》卷27《穆亮传》。
③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① 《魏书》卷60《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7《高祖纪下》。
③ 《魏书》卷67《崔鸿传》。
上陈义太高而又过于苛细拘泥，以至标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沈谢等人对之亦无法完全遵行。所以此时的新变体诗大致只是在两句的字面偶对上能做到动词、名词、形容词和代词两两相对，对仗纯熟圆润富有美感，但句中的平仄搭配却往往不尽合格律，且一首诗的每联之间通常不能粘着。较之唐诗，仍是稚拙而不成熟之作。
2。谢朓的创作实践谢朓（464-499 年）字玄晖，亦出生于陈郡谢氏，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曾祖以下累仕晋宋两朝，家世颇为显赫。宋元嘉二十二年，伯父谢综卷入所谓范烨谋反一案，与二伯父谢约同被处死，朓父因尚主免于一死，但流放广州达十年之久，从此时起，谢家遂家道中落。谢朓自幼有好学而文章清丽的美名，但父辈的遭遇和少年时代亲眼见到刘宋宗室相残，在他思想上留下很深的阴影，造成他性格中的矛盾，影响到他的婚姻和仕途。谢朓19 岁出仕，前后任职于齐豫章王嶷和随郡王子隆府中，其间又在竟陵王子良的"西邸"中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与沈约等创立"永明体"，成为"竟陵八友"成员。这一时期谢朓在几位好文的贤王手下，过着优游暇裕的文学创作生活，除了写一些歌功颂德及刻意咏物的作品之外，也运用四声理论，摄取自然风光，写出许多象"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①，"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②这样清俊澹美的诗篇；同时还模仿民歌，作了不少精美的类似古绝的名篇，如《玉阶怨》、《和王主薄有所思》等。对这些作品，沈约赞之为"二百年来无此诗"。永明九年，谢朓作为随王文学跟子隆去荆州。荆州生活开阔了谢朓的眼界，令他创作了不少好诗，但很快就由于和随王关系过于密切而被人告发，在永明十一年秋奉召还京，改任新安王记室参军。此时政局大变，萧鸾在武帝死后起兵，杀尽高武子孙，西邸文士零落殆尽，谢朓因是萧鸾党羽王敬则女婿而幸免，不久后出任宣城太守。此时他既有感于山水之趣，又怀有政治上的忧惧，复杂的情感都写入诗中，宣城时期遂成为他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未几，齐宗室相残又转激烈，王敬则被迫起兵反叛，498 年失败破杀，谢朓则因有告发之功得到迁升。谢的行为是为了避祸自保，而于良心有愧，尽管如此，他最终仍未能逃脱政治机网，次年即因不愿卷入萧遥光的废立阴谋而被诬谋反，下狱而死，年仅36 岁。
谢朓一生政治上没有大的抱负，但内心里对仕与隐充满矛盾，一方面对门户利禄攸关的官爵不能舍弃，另一方面则对当时朝中的政治风涛深怀恐惧。他选择了"朝隐"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希望能"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③，使"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山水自然之美，冲淡现实中的残酷画面。他的很多诗都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与幻想，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罗者，寥廓已高翔。
此诗写于永明十一年秋谢朓被谗而奉诏从荆州返京的路上。诗中表达了诗人内心对随王的怀念和忧谗畏讥的复杂心情，包含了许多政治上的难言之隐，让人感觉出在当时微妙紧张的政治环境下，诗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艺术上，此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谢朓的风格，开首两句气势高古不凡，正是他"工于发端"的特点。"秋河"两句写清秋未旦之景，
① 《隋书·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② 《和徐都曹出新渚诗》。
③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
苍茫清冷，衬托出诗人心情。"引领"以下四句描绘遥望中的建康宫城夜色，幽古壮丽，而善写宫室建筑之美，一向是抱"朝隐"意趣的谢朓之所长。末四句从离别随王的怅惘思绪中跳出，显示出谢朓素所持有的政治幻想和逃避现实冲突的思维方式。全诗风格清壮，不无哀愁，但感情颇有节制，且写景抒情完全融为一体，确实不同于大谢的"有句无篇"。
和谢灵运笔下对自然景物往往只作纯客观摹绘并时见堆砌雕琢不同，谢朓诗中写景，融进了自己的主观感情，语辞清丽和畅，如他的另一名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这首诗作于建武二年初夏谢朓即将赴任宣城之时，由于可以暂时离开血雨腥风的朝廷而又能继续禄仕为官，所以此诗虽然写去国怀乡的惆怅，诗人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大致同时，谢朓还写了另一首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表现思想中的矛盾和幻想更为典型：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沦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这首诗也是借行旅中的景致感受来抒写思想情怀，起句依然气势不凡，"天际"二句意境缥缈，语辞澹雅，富于诗情画意，以"识""辨"二字写诗人当此之际的情态，更有一种无法言传的隽永清怅意味。后人评论以为"'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①。"旅思"以下，谢朓淡淡地流露了他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但摇摇不安的心绪却解脱消溶在自然界的恬淡和谐中，清丽的江上风光让他领悟到了山水与都邑、仕与隐融合一体的"朝隐"之趣。这几句诗直抒胸臆，坦率畅晓，可见他心中的天真自得和一厢情愿的幻想。结尾则含蓄有余味。
小谢诗清辞丽句，所在皆是，而每篇首尾衔接，情景交融，自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创作，到此艺术上已臻至完全成熟。虽然在气势遒劲，格调高古上不若大谢，但也有很多方面避免了大谢之弊，诗风上的浅易工丽，直接影响了齐梁以至唐代的诗歌创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是备受推崇的一位诗人。
① 《三国志·魏书》卷29《管辂传》。
3。南齐其他诗人除谢朓外，当时积极从事永明体诗歌创作的诗人尚有沈约、王融、范云等人。
沈约（441-513 年）字休文，吴兴人。他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由于政治地位较高和享年较久，实际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作品的数量相当丰富，但在诗歌创作的成就方面，远不如谢朓，大量的应酬之作都较平庸，只有一些描写山水景物和友朋之情的诗，颇见清丽和真挚的情意。其山水之篇的名作有《早发定山》、《泛永康江》、《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等，摹刻景物，锤炼字汇取法谢灵运，但比大谢更讲究声律对偶，用笔的流丽圆熟和韵致的清新自然都表现出时代的风尚。他的《伤谢朓》是写友朋之情的名篇："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想。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全诗辞采清拔，声律考究，情感哀怨动人，对谢朓的人格和文学成就的评价十分精辟。
王融（467-493 年）字元长，出身琅琊王氏，为王弘曾孙，自幼有文才，永明中为"竟陵八友"之一。在永明诗人中，王融以精通音律著称，加上受乐府民歌影响，所作诗篇，华美精整，韵致风格颇类谢朓的一些作品，后者尝作《同王主簿有所思》，二人这类短诗的诗风即十分近似。王融的名篇是《古意二首》，其中句如"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嚬容入朝镜，思泪点春衣"（其一），"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念君凄与寒，当轩卷罗縠"（其二），写闺中少妇念远之情，优美细腻，有浓郁的民歌风味。钟嵘评价他的作品"词美英净"，还是比较贴切的。
范云（451-503 年）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东晋名臣范汪之后，八岁能诗，亦为，"竟陵八友"之一。他的诗风较为娟秀纤弱，钟嵘认为是"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一些小诗，写得清美有致，如他的《闺思》："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音律和畅，辞采想象新巧大胆，显然受到南朝民歌影响，在题材和写法上都已开梁陈诗途辙。
当时未受永明诗风影响的诗人是历仕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江淹（444-505年）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出身次等士族，自幼家境贫寒，但文化素养很高，"六岁能诗"。其文学创作数量颇丰，成就则以骈文为最。他的诗善于模仿前人，较少有自己的独立风格，作品中最著名的《效阮公诗十五首》和《杂体诗三十首》两组诗，都是拟古之作。前一组诗据考大致是在宋建平王景素幕下时作，因忧惧时事，感慨遭际，诗中颇有讽谕的意旨，能多少接近阮籍《咏怀》的风格而又有个人的真实感情。后一组诗则选择30 家前代作品，每家各仿作一首，颇见功力，有些达到可以乱真的效果。但基本上属于纯粹的模拟之作。
江淹早年坎坷而晚年安于名位，身心俱泰，自永明以后就很少再从事文学创作。所以新变体诗与他无涉，时人甚至有"江郎才尽"的传说。
（四）南朝后期诗风与主要诗人永明新体诗歌的创作以谢朓为高峰，此后，在声律、对偶和辞采等方面尚有一些发展，诗坛上也还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诗人如吴均、何逊、阴铿等。但齐梁以来，诗歌的总体演变发展趋势是日趋柔靡，经历了齐末激烈的宗室相残，文士惊魂甫定，精神人格更加萎缩，在梁武帝统治时期文恬武嬉的宴安气氛中和侯景之乱后的苟生心态里，文学风格由雅入俗，流于侧艳轻荡，诗歌创作成为帝室贵族才士满足声色追求的语言游戏。其发展之末流，即是所谓"宫体侍"的泛滥。《隋书·文学传序》对这一情势评论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1。永明余绪--何逊、吴均和阴铿的诗何逊（约472-518 年）字仲言，祖籍东海郯县。自幼能诗，后举秀才入建康，受到范云沈约等人的赏识。入梁之后，仕途始终不太得意，十余年间，不过藩府参佐和尚书台郎，因曾任尚书水部郎，后人亦称他"何水部"。何逊诗风颇肖谢朓和范云，少用典故，注重白描，清丽自然。题材则主要是朋友之情和羁旅之感，写情常借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来宛转传达。如《与胡新安夜别》：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目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
情致细腻，对仗相当精巧，声律运用上显得比谢朓等人更为熟练。何逊的诗在技巧上对唐人很有影响，有些清新婉丽气象浑然的小诗，俨然就是初唐风格，如《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除了粘对不工，句法体式韵味都像唐人小律，其他诗中俊句也不胜枚举。唐代大诗人杜甫很注重汲取其诗中技巧，有"颇学阴何苦用心"的著名诗句，杜诗中许多精心锤炼的名句，往往能看到何逊影响的痕迹。
吴均（469-520 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人，由于出身寒贱，仕途颇为坎坷艰难，所以其内心有一种抑郁不平的牢骚之气。吴均在文学上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诗和文都写得很好，又有志于撰著史籍，所作文章，往往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时人称之为"吴均体"①。
吴均在齐梁时，可谓一位颇为独特的怀有梗概之气的诗人。他的诗文，号"清拔有古气"②，曾受到沈约的欣赏。其诗在格律技巧上承袭永明诗人，但内容情感风格方面，颇受鲍照诗影响，像下面这首诗：前有浊尊酒，忧思乱纷纷。少年重意气，学剑不学文。忽值胡关静，匈奴遂两分。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
句意苍凉，一方面思想情调非常接近鲍照《拟行路难》中的名篇，另一方面则比鲍照诗更逼近唐代边塞诗的风格，格律也更为精严。应该说，吴均的乐府诗，是鲍照诗和唐边塞诗之间过渡连接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许与他本人所具的史家气质有关，他的许多乐府诗，常带有齐梁人诗中少见的沧桑之感，不无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像《行路难》中"君不见，西陵田，纵横十字成陌阡。君不见，东郊道，荒凉芜没起寒烟。尽是昔日帝王处，歌姬舞女达天曙。今日翩妍少年子，不知华盛落前去"的诗句，感慨古今盛衰，北宋贺铸的咏史名篇《将进酒》词，命意风格颇与之相近。此外，他也曾写了不少体现时尚的清丽之篇，如《酬周参军》：日暮忧人起，倚户怅无欢。水传洞庭远，风送雁门寒。江南霜雪重，相如衣服单。沉云隐乔树，细雨灭层峦。且当对樽酒，朱弦永夜弹。
辞藻俊美，声律相当精致，仍是齐梁诗的风格。
阴铿字子坚，历仕梁陈两代，生卒年不详，在梁后期到陈朝的诗人中，诗风比较接近永明体诗人，后世常将他与何逊合称为"阴何"。他的文学成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② 同上书。
就不如何逊，其诗虽擅长写景和羁旅之情，但比之何逊等人，雕琢的意味更重，风格也更纤弱。但就诗的格律而言，则已相当成熟，失粘失对的情况有所减少，不少篇章接近初唐人所作。其新巧工美之作如《晚泊五洲》：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堪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足见阴铿诗的风格成就。
2。宫体诗及其作者宫体诗是一种大致发生于梁武帝统治中后期而泛滥于陈的文学现象，在题材内容上以描写宫廷仕女生活和闺中艳情为主，在形式上则对声律和辞采极为讲究，风格华艳冶丽，以至流入轻靡淫邪，所谓"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①。它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创作者，是梁简文帝萧纲和其弟萧绎。萧纲的文学主张是放纵情性，"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②。但实际上由于内心情感的苍白，其诗并不入情，描写女性容貌体态服饰，无非是外部特征的刻画和浓艳的词藻堆砌，且趣味往往低俗。如他写女人的睡态："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汁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①，末二句口吻尤其轻薄。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他的文学主张与萧纲相同，提倡轻艳，重视声色，认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②。但其集中大量的咏物诗、具名诗、戏作诗、闺怨诗等等，多见思致浮浅，少有可观，如《咏歌诗》："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传声入钟磬，余转杂箜篌"，内容非常空洞乏味。除萧纲兄弟，梁代宫体诗人尚有庾肩吾、徐陵等人。庾肩吾字子慎，祖籍新野，兄、子都是著名文人。他很早就追随萧纲，与徐摛等同为"高斋学士"，在宫体诗创作中尤其讲究声韵和雕章琢句。其诗固不乏新巧之句，有些甚至通篇似唐律，完全不见失粘现象，对仗技巧也很高超，如《岁尽应令》、《山池应令》诸诗。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属应命之作，风格纤丽，内容单薄，情感空虚。如《咏美人看画》诗"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之类的描写，完全是一种病态的欣赏趣味。徐陵字孝穆，祖籍东海，是徐摛之子。其创作时跨梁陈两代，在梁与庾信等共倡靡丽轻艳的"徐庾体"，又奉萧纲之命编选《玉台新咏》，以扩大宫体诗的影响。入陈之后，号称"一代文宗"，撰作了不少各体文章，风格也比在梁时略显多样化。其诗运用格律更见精整，所作《陇头水》、《关山月》等乐府诗，遒丽高古，对李白等人的创作颇有影响，如《关山月》之一：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诗的格调不俗，堪称边塞乐府的上乘之作，但这类诗在徐陵作品中并不居主要地位。
陈中期的诗人以张正见所作尚有可观。其人虽着意于辞采技巧的雕琢，但在音调句意上仍不乏畅朗隽丽的佳构，颇有一些好句，如"朔气凌疏木，江风送上潮"、"天路横秋水，星河转夜流"之类。
到陈后期，宫体诗完全成为陈后主、江总、姚察等一班末世君臣狎客文人表现其醉生梦死的宫廷享乐生活的靡靡之音，其代表之作，就是陈后主的乐府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
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171-179 页。②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2 期。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其诗浮靡轻艳已极，通篇充满取悦声色耳目感官的妖姿冶态描写，可谓"兴寄都绝"。陈朝就在这样的靡靡之音中走向灭亡，这类诗也因此成为亡国之音的代名词。
七、南朝文学（下）
（一）精美的辞赋与骈文名篇1。刘宋文章赋作和入宋后诗风的兴盛相一致，永初元嘉以来的骈文作品创作也一改东晋的寥落而步入繁荣时期。由于上接东晋文坛的玄淡之风，此时的作品尽管看重辞采，较之齐梁以后的绮艳，许多骈文名篇仍是文质兼备，有自然清丽之致，并没有完全被严格而狭窄的声律技巧所约束。其中著名的作者，宋初有傅亮、颜延之、谢灵运之俦；中期以后，则有范晔、鲍照、谢惠连、谢庄等人。
宋初的傅亮擅长以骈文作章表教令等应用文体，刘裕称帝时，"表策文诰，皆亮辞也"①。《文选》收入了他在晋宋之际作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等四篇文章，皆写得清畅而富文采气势，句法技巧都十分讲究。谢灵运之文颇重丽采，所作《山居》、《岭表》、《长溪》等赋，对山水林园巧为刻画，辞藻繁密，接近其诗的风格。颜延之文章的特点是铺陈文采，好用典故，极重骈偶。其名篇如《赭白马赋》、《陶征士诔》，从序到正文都无句不骈，文辞精整。《陶征士诔》对渊明平生个性为人生活境遇有真切和富有感情的描述，表现出作者与陶渊明共有的耿介性格，通篇文辞清美雅澹，虽用骈句但情思流畅。序中述陶渊明的生活"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诔中记与陶交往的言辞："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妨，。。'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都是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