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北史》卷90《李脩传》。
③ 《北史》卷24《崔逞传》。
四、私学的昌盛与门第、宗族家庭教育（一）私学的兴盛及历史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但是私学却颇为兴盛。无论在规模上抑或学术思想、教育方式与方法上都超过了两汉。在这样一个纷乱的时代里，私学家们或教于乡里，或教于都市，或教于山林，或教于寺庙、道观，他们许多人不慕名利、绝意仕途，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材，也为学术的绵延培养了大批接班人。
1。私学昌盛的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昌盛是时代背景和历史现实交互影响的结果。从时代背景来看，汉代的人材选拔制度有学校教育、察举和任子制度，但其弊端已不言自明。就学术和教育而言，班固曾感慨说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弊。北学者之大患也"①。班固又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种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②。如果说这是西汉情况，那么东汉更甚，完全处于"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于一家之说"的僵化状态③，学校教育已走向一条死胡同。从历史现实看，魏晋南北朝约400 年的时间里承平日短，战乱时多。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三国纷争的写照。八王之乱后，匈奴刘氏掳掠关中，"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④，全城只有4 辆车。又侯景之乱时"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姿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嚣之声，响动天地。"⑤这种悲惨的场景在魏晋南北朝比比皆是。这种动荡的社会必然使官方的学校教育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巨大的流民迁徙使稳定的学校制度也无法建立，这些给私学的发展留下了空白。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地主垄断政权的时期。同时他们也垄断着文化教育。
他们不是把寒门庶族排斥在受教育权之外，就是人为的给受教育者划上等级，如西晋的太学和国子学之区别。教育也被蒙上了门阀的阴影。除少数人能入官学学习外，大部分人寒门庶族只能入私学求学。门阀世族虽然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用不着去苦心读书，但我们也要看到维持其势力经久不衰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也极重要。家世门风对维持门第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因此门阀世族也非常重视家族、家庭教育，如瑯琊王氏有所谓王氏"青箱学"，即为其家传之学。门第教育既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私学的一方面内容，也是这一时期私学发展的一个原因。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经学外，佛学、道学、玄学，还有文、史、科技等等方面的内容均可在私学中找到。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突破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起来，是继战国之后出现的第二次"百家争鸣"。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对儒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在其《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到："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观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轻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② 《汉书》卷88《儒林传》。
③ 《论衡·问孔》。
④ 《晋书》卷5《愍帝记》。
⑤ 《梁书》卷56《侯景传》。
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中抨击儒家之礼法是"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更有甚者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如鲍敬言在他的《无君论》中指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而君臣之起则是由于"争强弱而校愚智"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回到"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的无君之世①。儒学之衰颓可从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屡见，如《晋书》卷91《儒林传》称这一时代是"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北史》卷81《儒林列传》称："自永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梁书》卷48《儒林列传》也感叹到："三德六艺，其废久矣"。尽管从总体上来看经学在私学教育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汉代那种皓首穷经，死守家法和章句的情况已不见了，玄学、佛学、道学等或与儒学相结合，或独立成私学，私学的内容被大大扩充了。诚如赵翼所言当时"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①这一切都是突破传统经学的结果。也是私学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思想的解放，绝无学术的繁荣，这是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创立也因地域和时代差别而不同。大体说来，北方私学因战乱频仍，举族迁徙，故多以家族为中心，学术风气承袭传统较多。当中原板荡之时，北方大族除一部分据坞壁自守或流寓南方外，就是向西北或东北转移，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教育较为繁荣，对北朝诸政权的汉化产生较大影响。南方私学也多为中原流寓之士创办，南方私学受玄风、佛、道影响较大，与北方私学有较明显的差别。但是无论南北统治者都没有对私学过多干预，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奖掖和提倡，这也是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抱朴子·诘鲍篇》。
①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2。私学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由于在思想上不再是儒学定于一尊，所以私学教育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第一，传统经学继续保存，但已不拘于繁琐章句。魏晋南北朝的私学教育中，经学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三国时魏"以（董）遇、及贾洪、邯郸谆、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②。北朝也有这样的人，如熊安生"学为儒宗"③。南齐刘。。"［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①。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博通五经者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如北魏刘献之善《春秋》、《毛诗》，四海皆称儒宗，"《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②。曹魏的隗禧"为谯王郎中。王宿闻其儒者，常虚心从学"③。甚至许多流民也慕这些"儒宗"而往，足见他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知名度，他们也往往藉此机会兴办私学。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虽然往往儒、释、道、玄并重，但儒学还是他们最看重的。如号称崇佛的梁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瑒等首膺兹选"④。即使出身游牧民族的帝王也莫不"以经术为先"⑤，深谙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但是经学并没有沿两汉的老路走下去。从私学的发展历程看，私学在经学传授上重思考，重创新。如南朝贺革"年二十，始辍来就父受业，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义未达，则横卧其上，不尽其义，终不肯食"⑥。北朝私学自由择师的风气，反映了私学学生求师是求见解而非章句。更有甚者便学便讲，今日为徒，明日却反而为师的情况，这种学风是两汉不可想像的。第二，玄学、佛学、道学、文学、科技、书学、律学、史学等都融进私学中来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受玄学的强烈影响人所熟知。这种影响私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南北略有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看到诸多的私学家（特别是南朝）既通经典，又习玄风，甚至集佛、道于一身，如徐孝克、马枢、徐伯珍等，不胜枚举。文学在私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南史》卷59《王僧孺传》论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如沈麟士就于私学中讲授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臧荣绪则于私学中讲授史学。私学中的科技教育则涉及到算学、天文学、医学、机械等多种。如李暠"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①又如台产"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②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③ 《周书》卷45《熊安生传》。
① 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1 期。② 《北史》卷81《刘献之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序》。
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⑥ 《南史》卷62《贺革传》。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 年第1 期。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兼善经学，泛情教授，不交当世"②。私学的这种兼容并包性无疑大大拓宽了传统私学的教学范围；使私学不再仅仅是官学的附庸，而逐渐走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私学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也留下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基本功一是熟读、抄写教材，乃至背诵如流。如范宣"年十岁，能诵《诗》、《书》。"③何佟之"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④。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诵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每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身抄录，大小百余卷"⑤。二是先博而后专。这一时期的私学不象汉代那样白首而穷一经，而是要求学生打下广博的基础，然后再专精一门或二门。如司马筠"博通经术，尤明《三礼》。"①崔灵恩"偏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②李业兴"博涉百家"，却专于算历，后终于写成《戊子历》，在北魏推行。尤其北朝盛行自由择师之风，学生在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再去拜求各方面的专家，学业终有成就。其次教师在教学上也十分尽心，并讲究一定的方法。前述何佟之对不懂的学生"委曲诱诲"，所谓"委曲"，当是采取迂迥、举例等方法以晓之。何佟之被学生称为"醇儒"。北朝徐遵明摸索出先讲经文、注疏，后再阐述的教学方法更是广为流传。再如严植之讲课时"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③，吸引了大批学生。张伟授课时"虽有顽固，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④，这种耐心精神令人敬佩！反之，教师讲课如不能别开新义，持一家之说，就往往被学生讥讽。如樊深虽博学，但上课时"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学生就背而讥之："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⑤因此教师欲吸引学生，必须在"创新"上很下功夫，如张吾贵就是如此⑥。私学家除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求新外，还在举止、衣饰、语音上都有严格要求，如当时北方学者南下讲学者有不少，但因"音辞鄙拙"或"音革楚、夏"，学生就不来就学。这些虽在教学内容以外，但却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第三，学无常师和重辩论。私学学生没有过多的等级限制，他们不远千里求学，目的是取"真经"，因此他们如对教师不满，随即另寻高门，或者跟随一师学精一门后，转而再求别师。总之，谁的学问好，就跟谁学，谁精于那一门，就跟谁学那一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私学名家从学者如云，甚至教师迁到那儿，学生也负笈相随学到那儿。这种博采众长的学风，有利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李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例，在北朝传为佳话。私学教育中还盛行诘难和辩论之风。也就是说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 年第1 期。③ 《晋书》卷91《范宣传》。
④ 《南史》卷71《何佟之传》、《司马筠传》、《崔灵恩传》。
⑤ 《梁书》卷33《王筠传》。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 年第4 期。②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 年第4 期。③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 年第1 期。
④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 年第4 期。
⑤ 《北史》卷82《樊深传》。
⑥ 参见"北朝私学的发展"。
学生要敢于提出问题，提出疑义，教师则要机智应变，解答问难。如吕思礼受学于徐遵明，善长论难，学生们说他"讲《书》论《易》，其锋难敌"①。孙灵晖就学于鲍季详和熊安生，但是他"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②。也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和见解，老师也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这种辩论之风是受这个时代自由的学术空气所影响的。不仅清谈玄学独擅辩论，而且儒、佛、道也敢互争高低，各不相让。对这些现象统治者不仅默许，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简文帝"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分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戚）兖说朝聘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③。私学很显然受此染习，但是私学中一般没有玄学那种不着边际的辩论话题，而是探讨具体的学术问题，目的是学到真本领。这是由私学学生出身和学习目的所决定的。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 年第6 期。
② 《北史》卷81 《孙惠蔚传》附《灵晖传》。
③ 《南史》卷71《戚衮传》。
3。私学与社会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第社会。不同门第亦即不同等级，等级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教育上也是如此。官方学校教育主要是为门阀地主阶级设立的，一般寒门庶族是难以入学学习的。即使入学学习，也受到种种歧视。西晋的官方学校要"辨其泾渭"，"殊其士庶，异其贵贱"①。东晋是"公卿子弟，并入国学"②。北朝官学"先尽高门，次及中等"③。凡此种种，反映了官学的贵族化和等级化。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却不受此影响，继承了古代"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这表现在私学招收的对象极为广泛，特别是招收寒门。如范缜虽祖上为中书郎，但由于父早卒而孤贫，就学于刘。。，甚得其赏识。司马筠也出身孤贫，"师事沛国刘。。，强力专精，深为。。所器异"④。刘。。为南朝私学大师，他的私学是不忌讳招收寒门的。又如沈峻，家世农夫，师从沈驎士，甚有成就。张彫武也家世寒微，因勤于学业为私学家王元则所偏爱。特别是北朝私学大多教授乡里，学生基本上都是微贱出身。即使一些高门子弟求学于私学，也无门弟的优越感。如渤海刀冲家世贵达，求学时却主动和寒门子弟一样下厨干活。私学不仅招收寒门，破除等级观念，而且招收佛、道教徒，破除门户观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并且都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交流传播，对社会进步十分有益。
魏晋南北朝的私学对于改变社会风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还有着很大作用。私学家和私学学生一是通过刻苦学习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风气。他们与官学"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的情况相反⑤，私学学生能有机会学习很不容易，因此他们的精神代表着这一时代学风主流。如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锁心，起便读诵，其笃志如此"①。樊深家中因战乱穷得连张饼都吃不上，却依然外出游学。江泌夜随月光读书，"光斜则握卷升屋，睡极坠地则更登。"②更有许多学子因乡里无典籍，而负笈远游，千里追师。一旦遇到良师则多年足不出户，苦学不辍。他们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楷模。二是私学家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社会。他们办学不为名利，不求闻达。如沈道虔"常无食以立学徒"③，而别人的馈赠，他却送给更穷的人。私学家沈麟士死前留下遗嘱，死后唯"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于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唅珠"④，他的薄葬行为，感动了州郡。私学家冯伟自己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但"门徒束脩，一毫不受"⑤。在门阀士族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精神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铜青"条。
② 《宋书》卷14《礼志1》。
③ 《北史》卷48《高允传》。
④ 《梁书》卷48《司马筠传》。
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冯伟传》。
① 《管子·小匡》第二十："（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②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 年第1 期。
③ 《邺城考古调查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 年第4 期。
④ 吴会劲等：《曹魏故都邺城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89 年4 月14 日。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冯伟传》。
无疑是令人敬佩的，对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私学所培养的人材对社会贡献也是很大的。由于门阀世族的腐朽和官方学校的长期荒废，统治者不得不把眼光转向私学，挑选堪当经国的人材。如北朝私学家乐逊于武成元年（559 年）上"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⑥，他们是崇教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这完全是一个政治家的方略，毫无腐儒之气。私学家何佟之在梁武帝百度草创时，"依礼定议，多所稗益"⑦。 私学家续咸"明达刑书"，后为石勒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①，为少数民族的汉化做出了贡献。当时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私学家还有很多，关于这些，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有精譬论述，兹不赘言。
总之，魏晋南北朝私学是非常繁荣的，在中国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类型来说有私学家兴办的乡里私学（也有部分在都市）教育，门第教育，宗族家庭教育等；就内容来说，私学教学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私学填补了官学的空白，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材。其对传统教育的突破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私学家们献身教育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历史的经验也证明私学对社会的贡献并不逊于官学，官学和私学的并存更能促进教育的繁荣。
⑥ 《北史》卷82《乐逊传》。
⑦ 《南史》卷71《何佟之传》。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 年第1 期。
（二）私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频仍，但以儒学为核心的私学却一直保存下来，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这一时期许多私学大师，甘于寂寞，淡泊人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是值得崇敬的。他们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1。三国私学的发展曹魏承汉代私学发达之余波，继续发展。不少著名的学者，也同是私学家。如既明经又善天文的学者隗禧流寓他乡，不以荒扰，担负经书，常诵习之；他曾对学者鱼豢说："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伦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反映了他对经书的独到见解；他还说《诗》齐、鲁、韩、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①。这样的学者来办私学，无疑是高水平的。被鱼豢称为魏之"儒宗"的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7 人，都为私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如董遇精通《老子》和《左传》，"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若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②。这种严格要求与官学"博士选轻，诸生避役"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如乐详，曾拜太学博士，以学术广博而擅名远近，年老罢归，犹招生徒数千人。再如郭恩"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管）辂就义博（郭恩）读《易》，数十日中，意便开发，言难逾师"③。不少私学家于战乱之际，潜心学术，敦崇教育，乃至一生献身于私学教育。北海管宁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游学他乡，因战乱而避乱于辽东，往见公孙度，"诘惟经典，不及世事"，当时"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④，至魏文帝时才浮海返乡，兴办私学达37 年之久。与管宁齐名的王烈"，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郭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宝器。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⑤。特别是北海邴原的求学和兴学给我们提供一幅私学的生动图景，史载邴原11 岁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此后"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战乱之后，避祸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①。邴原求学的经历既反映汉末魏初私学普遍设立，成为学术的中心，又反映了私学家（如这位不知名的老师）不求名利，有教无
① 《魏书》卷七《高祖记》。
② 《魏书》卷八《世宗记》说是320 坊里，但《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是220 坊里，今从后说。因320 坊里在当时的洛阳恐怕是容纳不下的。
③ 《三国志·魏书》卷29《管辂传》注引《辂别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傅子》。
⑤ 《三国志·魏书》卷11《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387-388 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 年第7 期。
类，勤奋育人的精神，这远胜于当时的官学。魏的私学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继承两汉之学风，但玄风已搀杂其间。如董遇为老子作训注，作《周易章句》，邴原娱心于黄老等。
蜀国私学名家为向朗。向朗少师司马德操（荆州名士，有人伦识鉴），因马谡事件而被诸葛亮免官，在此后的30 年（裴注为20 年），"乃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②。
吴地方学校教育虽无建树，但在私学方面却出现一些人物。如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③。虞翻被流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①他为吴国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实交州还有一位私学家刘熙，他的详情已不可知，但经学家薛综、程秉皆授业于他。吴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尤重古文。天文易象，星历算数也有传授。
三国私学中，魏较吴、蜀更为发达。究其原因：其一，魏的经济、政治发展程度高于两国；其二，当时的文化中心仍在北方，蜀、吴的教育及学术仍需从北方传来。而分裂则使文化交流更为困难。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 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518-519 页。③ 《三国志·吴书》卷8《阚泽传》。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 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518-519 页。2。两晋和十六国的私学两晋中央和地方官学如前所述，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况，但学术及教育发展并未彻底荒废，其中私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西晋的束晳、李密、王褒、范平、虞囊、刘兆、汜毓、徐苗、杜夷、续咸、霍原、郭琦，东晋的孔衍、范宣皆为著名的私学家。首先这些私学家自身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如范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②。续咸"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他还"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各十卷，行于世"③，他已是一个集经学家、法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又如杜夷，"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①，学问非常渊博，以至东晋初年国有大政时，每每谘询于杜夷。再如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字，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晋武帝非常看重他，欲用他为佐著作郎，但遭到郭彰的诋毁，武帝回答说："若如卿言，焉丸家儿能书卿，即堪为郎矣"②。其次这些私学家恬静谦退，不重功利，安贫乐道，致力于教育事业。如王裒"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亦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③济南人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④不少私学家生活也很贫困，但却矢志不移，前举刘兆即如此。又如汜毓家贫，不蓄门人但对来求学的人"亦倾怀开诱"⑤。徐苗家贫，"昼执鉏耒，夜则吟诵"，但仍潜心教授。一些私学家在政治上失意后，却不沉沦，致力于教育。如东晋孔衍因得罪王敦而遭排挤，"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⑥第三，两晋的私学规模较大。如王裒门徒千余人。杜夷有学生千余人。刘兆竟有学生数千人。甚至有的私学家还办起了私人图书馆，如范平之子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⑦如此规模的私学在前代是罕见的。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两晋与两汉时代的差别。两汉私学也很发达，但是那时通经可以致仕，可以光耀门庭，私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两晋却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内战和外乱交织在一起，加上门阀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寒门庶族的让途被阻隔了，士人的地位是极其低落的。《王裒传》里写到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裒曰：'卿学不足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草履，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③ 《晋书》卷91《续咸传》。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⑤ 《洛阳伽蓝记》卷五之末。
⑥ 《晋书》卷91《孔衍传》。
⑦ 《晋书》卷91《范平传》附子《范蔚传》。
千余人，"这活脱脱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形象和心态。因此私学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确是一种奉献精神在支持着他们，令人敬佩！
两晋私学教授的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经学中尤重《礼》、《易》和《春秋》三传。如果我们比较私学家和当时所谓"名士"的传记就可看到，这些私学家是没有那些"放诞"的"魏晋风度"的。如范宣"言谈未尝及《老》、《庄》"①，被人嘲讽为"太儒"，但这个"太儒"的范宣却为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说玄风对私学家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也主要是从学术方面。私学家是把玄学作为学术去研究的。前举范宣虽不谈《老》、《庄》，但是并非一无所知，如"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私学家在著述上重《周易》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十六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王朝更迭频繁，北方绝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所统治，但私学依然保存下来，甚至还较发达。十六国时期的私学家大多是在中原失守之后，流寓一方，隐居山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聚徒讲学。他们一方面对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对进入中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十六国的私学家也是淡于名利，安于穷困，热心于教育事业。前赵杨轲"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①，后赵时返归乡里仍教授不绝。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后"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②。其次一些私学家由办私学出名而入仕，但依旧以学术为重心，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材。如祁嘉因办私学而名重敦煌，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依然"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③。刘。。有"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④第三，十六国私学中渗入了宗教因素。如隐于东阳谷的王嘉，"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⑤，这显然是一个道教私学。张忠永嘉之乱后，隐于泰山，"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崖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面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⑥，这也是一个道教私学家。宋纤的私学也具有道教嫌疑，史载他"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虽然他曾注《论语》，写诗颂数万言，但他的生活方式却具有道教徒的特点，如"心慕太古"，住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12 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10 页。
① 罗哲文等：《佛教寺院》，《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② 关于永宁寺九级浮图的高度，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是《洛阳伽蓝记》所云全高100 丈，二是《水经注》卷十六《榖水》说"自金露下至地四十九丈"。
③ 《晋书》卷94《祈嘉传》。
④ 《魏书》卷52《刘蘭传》。
⑤ 《晋书》卷95《王嘉传》。
⑥ 《晋书》卷94《张忠传》。
"高楼重阁"，不食而死后又"■曰玄虚先生"（不食而死是道教辟谷之术）⑦。鸠摩罗什在后凉和后秦的讲学具有私学的性质，而他传授的是佛学。佛教私学在北方还有很多。
十六国时期北方私学的发展较为兴盛，私学的范围也很广泛，除传统的经学外，天文、历算、占卜、风水，乃至佛、道二教均渗透到私学中来了。这无疑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⑦ 《晋书》卷94《宋纤传》。
3。南朝私学南朝私学在东晋私学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一方面一大批私学家勤于教育，淡于功名，另一方面南朝私学内容也极广博，除儒家私学外，还有佛、道私学，甚至三者兼容的私学。
南朝不少私学家逃隐山林，乡居不仕，但是却热心于教育。如刘宋的沈道虔隐居乡里，州郡府十二次让他做官。他皆不应命，但却出资使"乡里少年相率受学"①。关康之精通《左氏春秋》，隐居山林传授弟子。又如齐臧荣绪"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②。吴苞"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廛尾，蔬食二十余年。与刘。。俱于褚彦回宅教授。。。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晚听苞也"③，沈麟之"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他拒绝为官，"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闭门教授居成市'"①。徐伯珍和娄幼瑜"亦聚徒教授，不应征辟"②。南齐著名的私学家刘。。，"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他素无宦情，生活穷困，但是"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③。再如诸葛琚"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④，以至屋狭难容。南朝诸多的隐逸之士为南朝私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南朝还有不少官吏也重私学教育，虽身在官场，但也聚徒授业。如宋中散大夫伏曼容家在建康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⑤。梁中军参军事伏挺"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⑥。齐骠骑司马何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⑦崔灵恩虽身为国子博士，却仍然"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⑧。陈国子助教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南朝私学兴办的相当普遍，规模也较大，动辄数百上千人，兴办私学的人的层次也较复杂，有隐逸之士，有官吏等等。私学的教学内容也很丰富，其中以经学为主，特别是对礼学尤为重视；《老》、《庄》在私学中也有讲授。甚至包括天文历算、风水占卜、音律、医学等。私学家根据自己研究和喜爱的重点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刘。。偏重于《礼》，而吴苞偏重于《论语》、《孝经》；沈麟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①；臧荣绪的私学则偏重于史学，这种突破儒学一统教育的私学，对文化发展是有益的。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9 页。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③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 传》。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③ 《南齐书》卷39《刘。。传》。
④ 《南史》卷76《诸葛琚传》。
⑤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⑥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⑦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⑧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除儒家私学外，南朝道教私学也有发展。经过东晋葛洪对五斗米道的改革和重新解释，使道教不仅在庶族中广为传播，而且也风行到上层士族乃至皇室之中，道教在南朝非常流行。《宋书·自序》说杜子恭传道，"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以至于"愚者敬之（孙泰）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②。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下，道教私学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吴郡杜京产（其高祖为杜子恭），"闭意荣宦，颇涉文意，专修黄、老"，他开始"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后又"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③。虽然他曾请名儒刘。。去始宁山讲学，但可以肯定他传授的是道教。又如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清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④。他的私学也属于道教私学性质。
佛教私学在南朝也出现，这是因为佛教在南朝传播十分迅速，特别在梁武帝一朝甚至达到了"国教"的地位。就佛教本身来说，南方佛徒在沙门敬不敬王者（即行跪拜之礼）这个问题上最后向皇权作了让步，这是佛教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徐孝克"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⑤。他的私学至少有一半是佛学性质。又如赵僧岩"与刘善明友，善明为青州，欲岸为秀才，大惊，拂衣而去。后忽为沙门，栖迟山谷，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时人以为知命。"①又如马枢被南徐州刺史、梁昭陵王纶引为学，"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②。
南朝私学在教学内容上大都兼容并蓄，儒、释、道可并存，教学或讲学时不重派别，而关键是看是否有新意，立论是否能站得住脚。前举马枢，同日跨三个学科讲授，萧纶还要听众发问，并对听众说："与马学士论文，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③，由于马枢确实学识广博，众人才不得不服。这种学术争论的空气在南朝较浓，如梁武帝和诸多王公并不服范缜的《神灭论》，但是并未用政治势力来压他，而是数次与他辩论。又如徐伯珍，是一个地道的儒者，但却"好释氏、《老》、《庄》，兼明道士"④。再如周续之通《五经》、《五纬》，号称通十经，"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⑤，后开馆讲学，被称为"名通"，很显然他的学校是儒佛并重的。这种自由的学术空气，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值得继承。就学术渊源来说，隋唐"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受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③ 《南史》卷25《杜京产传》。
④ 《南史》卷71《张讥传》。
⑤ 《陈书》卷26《徐孝光传》。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16 页。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陈书》卷19《马枢传》。
④ 《南史》卷76《徐伯珍传》。
⑤ 《南史》卷75《周续之传》。
南方学术影响较大。而这种风气，主要在南朝的私学中盛行，故其意义不可低估。
4。北朝私学北朝政权虽多由胡人或胡化之汉人建立，但是他们终究走了汉化的道路，并且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是因为他们努力学习汉文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其中痼疾。就学校教育而言也莫不如此。但从整体上看，北朝官学也是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教育的重任落在私学家的身上，就人数和规模而言，北朝私学超过了南朝，这对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其意义还不仅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序论中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可见隋唐制度三源中有两源出于北朝。陈寅恪先生曾反复强调家学和地域之学（实即私学）对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明确指出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亦即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由此可见，北朝私学的发展是与隋唐文化紧密相联的，故其意义自不待言。那么北朝私学为什么兴旺发达呢？第一，北方传统学风所致。赵翼曾说："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风流所被，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①。赵翼所指是对的，北方士人以通经为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非常深厚。加上各少数民族政权能迅速改弦易辙，尊崇儒学，故其学风沿习下来。第二，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赵翼在《北朝经学》条中还指出："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由于"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北朝私学明显以经学为核心，重师承，学风纯朴，不杂玄风。首先私学家教授以经书为本，不作虚妄的解释。如张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汎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①又如刘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史称"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②。张伟的"依附经典"，刘献之的"不复须解"都是重经义，不用经学之外的东西来附会。重经义不等于无创新，而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创新，如"（张）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③其次私学家多为经学名家，以通一经或数经而名重当时，如梁祚"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④又如陈奇"爱玩经典，博通坟籍，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⑤私学大师徐遵明为北朝儒宗，他青年时代四处求学，17 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师王聪学《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之后又转从张吾贵，因对张吾贵讲学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
①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②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③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④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⑤ 《北史》卷81《陈奇传》。
不满意，又转而求学于孙买德，有人说他如此下去，恐怕一事无成，徐遵明手指心说，我现在才知道真师在何处，正在于此，此后他居于蚕舍，专心苦读6 年，不出院门，终成一代大师。他讲课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即先讲清经、疏，然后再加以阐述，他的一套方法被学生继承和传播。史载"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⑥第三，北朝私学重师承，风格直承两汉。如李铉从李周仁受《毛诗》，刘子猛受《礼记》、房虯受《周官》、《仪礼》，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又受业徐遵明5 年。杨汪受《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刘焯受《诗》于刘轨思，受《左氏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又因刘智海家多坟籍，就之读10 年，萧该、包虯为北朝末年精通《汉书》的宗匠。经学除师肇外还有家传，如房晖远"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之传》、《诗》、《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①，入隋后太常卿牛弘称他为"《五经》库"。有的学者虽很博通，但却只讲授自己最精的一部分，如熊安生"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虯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②。第四，北朝私学家勤于著述，成果累累。他们每有心得不像南朝学者那样去清谈，而是笔立于书。北朝私学家很勤奋，著述甚多。如刘献之著《三礼大义》4 卷，《三传略例》3 卷，《注毛诗序义》1 卷，李铉撰《孝经》、《论语》、《毛诗》又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30 卷，沈重著《周礼义》31卷，《仪礼义》35 卷，《礼记义》30 卷，《毛诗义》28 卷，《丧服经义》5卷，《周礼音》、《仪礼音》各1 卷，《礼记音》、《毛诗音》各2 卷，真可谓著作等身。樊深著《孝经问疑》、《丧服问疑》各1 卷，又著《七经异同》3 卷。乐逊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10 余篇，又著《春秋序义》。北朝私学家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北朝私学以经学为核心，但在一部分私学中也传授其它方面的内容。如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③，他讲课时朝士、儒生。桑门、道士都来听讲，这说明他的私学课程儒、释、道兼而有之。又如樊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全》、《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①这说明北朝私学内容较为广博。甚至书学也是私学的重要内容，如冀俊"善隶书，特工模写"②，曾教授明帝及宋献公写隶书。当时书学入学也行束晳之礼，称为"谢章"。
北朝私学规模较大，首先北朝私学人数很多，动辄数百上千，甚至数千。如包愷"聚徒教授者数千人。"③马光"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④。刘。。"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⑤李铉"生徒恒数百人，燕、赵间能言经者，⑥ 《北史》卷81《陈奇传》。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② 《晋书》卷九十五《台产传》。
③ 《北史》卷82《熊安生传》、《沈重传）、《樊深传》、《冀俊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
②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二六函七九○册，《考工典·园林部》卷一二一。③ 《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④ 《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⑤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多出其门。"⑥因此北朝私学的规模超过了南朝。其次北朝私学的设置也较普遍。兴办私学的有各种情况如李铉"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⑦房晖远也是就乡里而教学，"远方负笈而从者，运以千计"⑧。有的人开馆办私学，如常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⑨。他的私学馆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也教出了一批高材生，如北魏尚书左仆射远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出自他的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官吏也兴办带有家教性质的私学。如张思伯"以二经教授齐安王廓。"⑩如樊深被于谨引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11）又如乐逊曾先后被太尉李弼和周文召请教授诸子。再如卢景裕，"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之。在馆十日一归家，随以鼎食"①。更多的私学是各地的游学之士兴办的，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北朝私学学风纯正，有不少特色。第一，游学较多，便于学术的传播。
如马敬德"少好儒术，负笈随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昼夜不倦。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甚众。"②张彫武"因好学，精力绝人，负卷从师，不远千里，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③樊深也游学于汾、晋之间。熊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④。刘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并且"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⑤北朝普遍游学的情况，反映了地方官学教育不发达，学术重师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教师巡游讲学，学生也负笈而随。因为，游学学生有的是家乡无书可读而不得不转徙求师。第二，北朝私学虽然重师承，但无门户之见，自由择师的情况极为普遍。徐遵明数次换师，终成一代大儒。孙惠蔚"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之传》。"⑥前引刘焯、李铉皆曾就学多人。董征"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⑦由此可见，北朝的私学师承重的是学问本身，而不是老师的名气。学生也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李铉之所之敢对"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①，正是因为他在师承多家的基础上比较出来的。张吾贵从⑥ 《北史》卷 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⑦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⑧ 《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⑨ 《魏书》卷84《常爽传》、《卢景裕传》。
⑩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11）《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②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③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④ 《北史》卷82《熊安生传》、《刘焯传》。
⑤ 《北史》卷82《熊安生传》、《刘焯传》。
⑥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⑦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一。
郦诠学《礼》，牛天祐学《易》后，随即开馆授徒，竟然"世人竞归之"。后来张吾贵"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诣刘蘭，蘭遂为讲《传》。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蘭仍伏所。"②张吾贵虽有"活学活用"之嫌，但竟能使刘。。转而听他讲《传》，足见他确有不少创新，这与汉代皓首不能穷一经有天壤之别。在这种学术风气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不止张吾贵一人。又如李谧"初事师小学博士孔璠，"几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时人传诵："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③，这种"教学相长"的风气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三，私学教授中除可自由择师外，还可自由讨论，在课堂上自由发问。如孙惠蔚族曾孙孙灵晖"得惠蔚平录章疏，研精寻问，更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然始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④李业兴求学于鲜于灵馥，在课堂上"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⑤，于是业兴便振衣而起，灵馥的学生也因此去灵馥而归徐遵明。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不仅要博通和专精，而且要会讲课，如沈重讲课"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①，相反，樊深"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②。
北朝私学家中很多人淡于名利，绝意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私学家和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令人敬佩。如常爽"州郡礼命，皆不就"③，但他的私学馆却培养出很多人材。冯伟"身长八尺，衣冠甚伟，见者肃然。少以李宝鼎学，李重其聪明，恒别意试问之。多所通解，尤明《礼》、《传》，"后来齐赵郡王出镇定州（今河北定县），"以礼迎接，命书三至，县令亲至其门，犹辞疾不起。王将命驾致请，佐吏前后星驰报之，县令又自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厅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阶而上，留之宾馆，甚见礼重。王将举充秀才，固辞不就。岁余请还，王知其不愿拘束，以礼发遣，赠遗甚厚。一无所纳，唯受时服而已。及还，不交人事，郡守县令，每亲至其门，岁时或置羊酒，亦辞不纳。门徒束晳，一毫不受。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不改其乐。"④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私学教育。又如崔廓"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不应辟命。"⑤再如刁冲被征为功曹主簿，但"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关事务，唯以讲学为心。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⑥北朝私学家中这种不慕荣利，唯以学术为上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精神不仅使他们自己的学问卓然可观，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后学者竞相仿②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③ 《北史》卷33《李孝伯传》附《谧传》。
④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⑤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
①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②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③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④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⑤ 《北史》卷88《崔廓传》。
⑥ 《北史》卷26《刁雍传》附《冲传》。
效。北朝私学家师生学习之刻苦努力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刘。。"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⑦。李铉"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①。冯伟曾经闭门不出，苦读30 年。平恒勤学不辍，"不营资产，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饥寒"②。刁冲"虽家世贵达，乃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他虽有仆隶"不合代已，身自饮爨。每师受之际，发情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③。勃海刁氏为北方名门大族，而刁冲却不以门贵放弃学业，这与南朝贵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高唱"士庶天隔"真是天壤之别。许多的学子负笈远游，不远千里求师问经，更是寻常之事。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值得学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纷繁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社会巨大的变动中，私学艰难而又兴盛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扩大和更新。与两汉通经致仕不一样，这一时期的许多私学家仅以传播文化为已任，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其精神极为可贵。在思想界儒、释、道、玄合流的大背景下，不仅儒家私学继续发展，而且出现了佛家和道家私学。私学的发展也因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差异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内容。在当时官学颓废的情况下，私学的发达培育了一大批人材，对社会起了极大的补充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证明私学的发展，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⑦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①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②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③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三）门第的形成和门第教育魏晋南北朝政治上的明显特征就是门阀地主掌握政权。所谓门阀地主除了在政治上占有垄断地位，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外，那就是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战乱如何频起，他们终究能保持其门第不衰；而门第不衰又使他们能不断地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瑯琊王氏、陈郡谢氏、博陵崔氏、颍川庾氏、吴郡的顾、陆、朱、张均为其代表。在门阀地主的发展过程中，他们除了从政治、经济上维持其不败之外，也注意从文化教育上来树立自己的门风，形成了带有这一时代特征的门第教育。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①这说明门第教育的确存在。门第教育因门阀势力的地区不同而带有地域差别，大体上"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②因此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史，绝不能忽视门第教育这一内容。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 《新唐书》卷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1。门第的形成和发展门第的形成究其渊源可溯至东汉。东汉的经学世家和豪强地主是魏晋门阀地主的萌芽。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入仕最主要，也是最荣耀的一条道路。官学和私学也围绕通经致仕这一核心繁荣起来。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这一现象在西汉已出现了。如韦贤、韦玄成父子相继为宣、元二朝宰相；平当、平晏父子为哀帝时宰相；于定国父子两世三公。如果说这种现象在西汉是仅有的几例的话，那么东汉就大不一样了。赵翼曾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①东汉一代累世经学的世家更多，如桓荣、桓郁、桓焉一家三代皆以明经而为帝王师；伏氏自伏生后历两汉400 年不衰。累世公卿现象也比西汉普遍而典型。如弘农杨氏自杨震至杨彪，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又如欧阳氏一家"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②豪强地主的出现对门第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迅猛发展是我们在秦及西汉历史上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秦及西汉是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主也是"编户齐民"，一样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但是自西汉中后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失败后，大族势力便肆无忌惮的发展起来了。仲长统曾不无忧虑的指出："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帏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③这种经济上的豪族在东汉比比皆是，他们为门第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但我们还要注意到汉代一些任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也是有利于门第形成的。如任子制极易形成代代相继的大族，而且全凭家世，不看德才。教育制度上仕宦之家的子弟都能获得优先入学的特权。如明帝时为功臣子孙"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①。以后梁太后又不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②。这在东汉也形成了不少累世宠贵的官僚之家。如邓氏一门"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③耿氏"自中兴以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④还有窦氏、梁氏莫不如此这般。
一般将魏文帝时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作为门第形成的标志，是皇权向世家大族妥协让步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有其历史原因，这就是汉代选举制度的彻底腐败和汉末大乱，四方错杂，
① 《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 《后汉书》卷79《欧阳歙传》。
③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①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②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③ 《后汉书》卷16《邓禹传》。
④ 《后汉书》卷19《耿弇传》。
人物已不可详考。其次九品中正制度本身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⑤如果确实按这一制度实行也无大问题。但是由于大小中正皆取"著姓士族"来充当，这一制度也就为世族所操纵，从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因此九品中正制度虽不是门第形成的原因，但是却对门第起了极大的保障作用。那么门第究竟在何时形成？如果硬要划一个时间界限的话，那就是在魏末晋初。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末晋初的政局变化，是后来门第形成的关键。门第的形成不是依靠"塚中枯骨"，而是依靠"当代轩冕"①。唐先生的观点是精譬的。如果我们从个案来考察，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大族大都渊源于此时。我个人对瑯琊王氏的研究也发现，奠定后来王氏家族的关键人物王祥、王戎、王衍均生活在这一时期②。此外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庐江何氏等等均如此③。
两晋南北朝是门第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晋统治者为了照顾世族利益，推行了占田制、课田制和荫宗族、佃客制。世家大族口尚清谈，不及实事，生活极端腐朽奢侈。西晋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迅速衰败，历八王之乱而亡于匈奴刘氏之手。东晋是在南北大族相互妥协下建立的。东晋一朝皇权极度衰落，岌岌可危。开始是"王与马、共天下"，后来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相继与司马氏"共天下"，始终维持着门阀政治的格局。他们还利用大批流民过江避难的机会，广泛吸收部曲、佃客，建立起自己的别墅、庄园。门阀世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他们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他们占据着高层政权，但却不务实事，至东晋后期已腐朽不堪。南朝宋、齐、梁三朝是由过江低等士族所建立，陈朝政权的核心已由南方土著所掌握。虽然门阀士族仍然拥有着优越的地位，但面对着寒门庶族兴起这一历史事实，他们却惶恐不安，在政治上强调任官"须人门兼美"，在等级上强调"士庶天隔"，在婚姻上竭力反对"婚宦失类，"总之力图筑起门第的高墙来继续排斥庶族寒门，但这已无法挽救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北方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但北方的门阀世族也经久不衰，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等等。北方世族虽然就腐朽程度来说比南方世族要好一些，但是北方门阀世族政治却比南方更为典型，孝文帝"定姓族"使门阀政治制度化了。在这一制度下，昔日马上的少数民族权贵，也演变成了门阀大族。不过就世族干预皇权来说，北方要明显弱于南方。尽管在南北朝末期，南方实行了选举制度的变革，北方出现了"罢门资之制"，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代还是门阀世族的时代，笼罩着浓烈的门第等级气氛。
⑤ 《宋书》卷94《恩倖传》。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 年第1 期。③ 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2。门第教育的内容门第的形成，经济基础是关键，政治是保障。但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并不同于影响一时一地的豪强地主，豪强地主会因种种因素（诸如改朝、国家力量的打击、农民起义等）而仸忽消失。而门阀地主虽王朝更迭，异族入侵，也不能动摇根基。对门阀地主的这种绵衍长存现象，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解释固然是正确的，但还不完整。因为构成门阀或门第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从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大都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文化是构成世族的一个必要条件，田余庆先生曾说："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①我们赞同田先生的见解。既然文化在门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门阀士族也就非常重视对自身（包括宗族和家族）文化的建设。如沈约曾对人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指瑯琊王）之盛者也。"②沈约把"爵位"与"文才"相并提，说明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对世族来说是有着具体政治内涵的。因此门第教育构成了世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南北朝门第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到具体文化的各方面，也涉及到人生观、处世哲学等方面，下面试加分析。
第一，儒学教育。魏晋南北朝世族虽然崇尚清谈，倾慕玄风，但是儒学的社会功能是玄学所不能替代的。尽管两汉的家法传经在魏晋南北朝不多见，但是儒学在门第教育中也并不少见，而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通而已。如王褒在其《诫子书》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①这与王衍所说的名教与自然"将毋同"是一致的。既出入于玄儒之中，士族的行为也莫不受此影响。《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应当说二人都本于儒家的"孝"来哀丧的，但很显然王戎的身上更蒙上一层自然的东西，受玄风影响大些。儒学教育，特别是在一些当时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门阀世族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如王准之兼明《礼》、《传》，"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②。这个"青箱学"是以儒家内容为核心的，是可以用来经国的，正如刘义康所说"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③前举王筠也以经学传家。就儒学教育来说，北方要重于南方。如后秦韦高崇慕阮籍，居丧饮酒，崇尚风教的古成诜持剑求高，吓得高终身不敢见诜。北方崔、卢、郑、王既为高门，也为经学世家，此为人所熟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门第儒学教育中，于礼学尤为重视。如贺循家传庆氏礼，东晋"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2 期。
② 《梁书》卷33《王筠传》。
① 《梁书》卷41《王褒传》。
② 《宋书》卷60《王准之传》。
③ 《宋书》卷60《王准之传》。
而对，为当世儒宗。"①颍川庾氏"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②南齐王俭"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光儒，罕有其例。"③南齐诸多礼仪制度都出自他的手中。再如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④。门阀世族之所以特重礼，乃是因为礼与门第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可以弘扬门风，也可解决门第内外的许多实际问题。
第二，玄学教育。玄学教育在门第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玄学的价值观念获得门阀世族的普遍认可。因此这一时期世族习染玄风是维持其门第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我们追溯门第的渊源，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有一个由儒学向玄学转变的过程。如瑯琊王氏本以儒学见长，王吉、王祥皆为儒家思想的忠实追随着，至西晋王戎、王衍时，习染玄风，被称为"一世龙门"，对王氏势力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又如谯国桓氏也为一儒学世家，过江无闻，至桓彝时方可玄风，为世所重，名显朝廷，桓温、桓玄势力的发展实赖于此。再如颍川荀氏也本东汉经学世家，家传礼、乐和律令。但至荀粲时门风为之一变，"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他认为"六经虽存，固圣人之糠秕"⑤，诸兄难之而不能屈。不习玄风，就不会知名于当世，如王准之虽满腹经纶，却无士族所倾慕的玄风，故不为时流所重。玄学已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两晋南朝。考之于史籍，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原封不动的汉代儒学世家而能立足于后世。他们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或多或少的向玄学转化，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①，是他们普遍所期望的。当然也有更为"放达"的，如胡毋辅之，元康贵游子弟等的"裸呈"，但这并不普遍。北朝世族虽不像南方如此倾慕玄风，但亦有之。前举韦高即是。又如出身赵郡李氏的李士谦"善谈玄理"②。由于玄学对于门第具有如此重要意义，所以门第教育中玄学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尚之为丹阳尹时，立宅南郭外，置玄学，来学的有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他的学校被称为"南学"。值得注意是的除孙宗昌郡望不可考外，其余均为世族，没有寒门庶族染指，足见玄学（也即南学）是门阀世族所垄断的学问。
第三，文学教育。门第教育中对文学也十分重视。对于门阀世族来说，除藉玄学以振名声外，文学也是他们清谈之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史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门第的评价往往从玄风和文才两个方面来看，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难为时流所重。特别在南朝，文学更获得崇高地位。首先是王室重视。如宋明帝设总明观分科教学，文学是其中的一科。梁武帝于华光殿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③。后又命到沆限时作文，三刻便成。当时殿中曹侍郎以文才选，到沆随被升任此官，在当世传为美谈。为爱护丘灵迟
① 《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晋书》卷73《庾亮传》附弟《冰传》。
③ 《南齐书》卷23《王俭传》。
④ 《宋书》卷42《王弘传》。
⑤ 《三国志·魏书》卷10《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① 《三志志·魏书》卷27《王昶传》。
② 《北史》卷33《李孝伯传》附《士谦传》。
③ 《梁书》卷49《文学传序》。
的文才，梁武帝对其为政不称职也免予追究。梁昭明太子萧统、齐竟陵王萧子良无不是对文学厚爱有加。其次，当时名士每每以文会友，吟诗作赋：如谢灵运"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①。顾越"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②在这种风气下，门阀世族非常注重对后代的文才教育和培养，如王筠七世之中，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很显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又如萧子恪，兄弟16 人仕梁，有5 人有文学之才。彭城刘孝绰兄弟子侄70 人皆擅文学。北朝门第也重文学教育，《北史》卷83《文苑传序》记载北朝文学之士有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勃海高氏等，只不过文学风格有所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③当然南方门第的文学教育要胜于北方，如音韵学及带有总结性的文集及文艺理论著作均出于南方，王褒、庾信入北后，北方士人"莫有逮者"④，也可反映这一点。门阀士族的重文才还推动了山水诗的兴起⑤。第四，艺术教育。棋琴书画是表达个人才趣的一种重要手段。门阀世族对此也十分重视，构成门第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瑯琊王氏为南方一流高门，书法上也世代相继，人材辈出，被书法史上称为"二王"的王羲之、王献之，为人所熟知。再如王僧虔曾与齐太祖萧道成赌书法高低，书毕问僧虔说："'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⑥这反映了萧道成对书法极为爱好，甚至不顾君臣之礼了。后来萧道成又让王僧虔找能书者姓名，王僧虔广加收罗，还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1 卷。北朝门阀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不亚于南方。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北方书法名家，世代相传。如"（崔）玄伯自非朝庭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梁翰，故世无遗文。尤善卓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邈，潛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①绘画也是不少门第的家传之学，庐江何氏、吴郡陆氏、顾氏中皆有高手。如何戢善画蝉雀扇，被称为"巧绝"，萧道成非常喜欢。陆探微善画人物，秀骨清像，笔力苍劲。南阳宗氏、瑯琊王氏中亦有丹青高手，宗炳、王微善画山水，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棋琴也为门阀所喜爱，谢安即为一流棋手。吴郡顾士端、顾庭"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东海徐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地，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②河东柳氏柳谐"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③。
第五，家世门风教育。魏晋南北朝世族在政治的排行榜上以门户论高低，
①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② 《南史》卷71《顾越传》。
③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④ 《北史》卷83《庾信传》。
⑤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 年6 期。
⑥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① 《颜氏家训·杂艺篇》。
②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③ 《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柳谐传》。
所谓"新出门户"和"旧出门户"大不一样。其间除政治实力的较量外，家世门风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门第教育也把维持家风放到一个重要位置。如"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④。又如"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⑤。所谓"自教儿"即自己身体力行，做作榜样为子孙仿效。虽然对家世门风的教育各家不一样，但都非常重视。魏晋南北朝史籍中留下了大量的家训，诫子之书，也是世族对家世门风教育的一个缩影。王微称他"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他在与弟书中说："不得家中相欺也"，为人处事"上不足败俗伤化，下不至毁辱家门"①，是代表了门第家风教育的普遍思想。又如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父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兄弟子姪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②。王羲之教子孙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再如瑯琊颜氏自"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颜之推）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③，可见婚姻教育也纳入门风教育中。谱学也是门第教育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谱学发达，是与门第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作为高门，是不可以不懂谱学的。会稽孔奂"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伏"④。齐武帝欲以萧鸾代（王）晏为吏部尚书，王晏以萧鸾不谙谱学而不可居此职，武帝也无可奈何。这一时期家有家谱，如《谢氏谱》、《京兆韦氏谱》；地区有地区之谱，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之谱，如《百家谱》等等。这显然是门第社会的产物。
门第教育的内容很多，此不赘述。但从这些我们看到门第为维持其世代门风，家世高位，对其后代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反过来这些教育对维持门第的长期生存，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仅从政治、经济角度来分析是不能得到的。大体说来，门第教育以所谓"持盈畏满"，"笃实谦和"，保全家门为核心，但也随时代、条件和地域不同而有差别。如南方门第的教育就要比北方丰富一些。
④ 《世说新语·德行》。
⑤ 《世说新语·德行》。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89-90 页。③ 《颜氏家训·止足篇》。
④ 《陈书》卷21《孔奂传》。
（四）宗族、家庭教育宗族、家庭教育也是私学的一种，与门第教育是密切相联的。这里仅就具有特色的一部份略加阐述。就宗族教育而言，东汉已出现。崔实《四民月令》载东汉田庄"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硕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这里所谓"大学"、"小学"实际是田庄的私学，教育对象就是田庄里的宗族成员。它们是太学、郡国学和私学的基础。但是这种状况在魏晋南北朝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社会的普遍动荡。社会动荡使当时产生了大批流民，这些流民的迁徙大都是宗族集体行动。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宗族教育仍顽强地保存下来。如王延"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①又如田畴率宗族避乱徐无山中"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②再如庾衮率宗族避乱于禹山，他在禹山"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动，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之树碑焉。"③由此可见，流民的宗族教育范围相当广泛。这对小范围的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具有社会教育的特点。
家庭教育中家传是最重要的。家传的内容很广泛，如经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大凡一技之长，皆可传之子孙，个人的风范行为，也是家传的内容。家庭教育中首先是启蒙课本，魏晋南北朝也有不少行于世。如范岫的《字训》，王褒的《幼训》，梁武帝时周兴嗣作《千字文》，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北魏明元帝曾命崔浩为汉代儿童读物《急就篇》注解。陆。。则把《急就篇》改为《悟蒙章》，并写《七诱》、《十醉》等数十篇。阳尼承其祖业，撰成《字统》。其次在家庭教育形式上，一些王公贵族大都开设家馆，延请著名学者来教授子弟。北朝一些名学者如李铉、卢景裕、乐逊等都做过家庭教师。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妇女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如宗炳母亲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①。谢贞母王氏在谢贞13 岁之前教他读诵了《论语》、《孝经》、《左传》等。垣文凝团郑氏在文凝4 岁时就"亲教经礼，训以义方。"②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③不少后来成才的政治家、科学家幼时都受过母亲的严格教育。如钟会在母亲的教育下，在15 岁入太学前已遍读诸经。何承天母徐氏"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④当时不少妇女博学多才，不仅教子识字和传统经学，而且教授文学、书画。像韦逞母宋氏还是一位研究《周官》的专家⑤。
① 《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② 《墨子·经下》，见《诸子集成》（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③ 《晋书》卷88《庾衮传》。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夏侯阳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③ 《魏书》卷43《房景先传》。
④ 《南史》卷33《何承天传》。
⑤ 见《晋书》卷96《烈女传》。
宗族和家庭教育的发展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政治动荡、学校制度的废弛和门第的出现及发展是其直接原因。教育自身的发展和教育理论的提高对此也有深刻的影响。
五、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教育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选拔。在古代社会，统治者自然没有全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举措。他们兴办教育，核心是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培养人才。而对广大受教育者来说，也不是仅为获取知识，"学而优则仕"是他们基本的价值观念。因此，如何选拔人才对于统治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门阀统治时期，在选士制度上主要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它起初虽不是专为门阀地主而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沦为门阀地主手中的工具，人才选拔仅依家世的"位宦高卑"，寒门庶族纵然有才也无法升迁，这对教育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然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措施也处在变化之中，曹魏初期的"唯才是举"还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化的措施，九品中正制度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选举措施，察举、征辟制是它的附属。在南北朝末年，选举制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就是科举制的萌芽，分别发生在北周和梁。因此，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人才选拔制度，均产生或存在于这一历史时期。
（一）唯才是举，天下归心1。曹操的"求才三令"
东汉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过份重视道德品行，忽略真才实学。东汉末年，总揽朝政的曹操，强调以法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一反传统，重才甚于重德，实行了"唯才是举"的政策。这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唯才是举"政策内容主要反映在曹操的"求才三令"中。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 年），曹操发布第一道求才令，说：上古圣君明主皆是"得贤人君子"，而"与之共治天下"；如今群雄并立，天下未安，正是朝廷用人之时，所以，"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他宣布自己的用人方针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即使不够清廉，甚至有"盗嫂、受金"之类污点的士人，他也要"得而用之"①。这道求才令是曹操公诸天下的用人宣言。四年后，曹操又发布第二道求才令，申斥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员。东汉惰性中运作的"有司"，在曹操第一道求才令发布后，仍因循守旧，多以操行取士。曹操于是再发一道求才令，说：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很少的，"有（操）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操）行"。他举例说：西汉丞相陈平操行有亏，却能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汉业"；战国苏秦言而无信，却能扶济弱小的燕国，抗击强盛的齐国。他警告"有司"，要"明恩此义"，不能因"士有偏短"就"遗滞"不用②。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颁下第三道求才令，他先举历史事例说明"唯才是举"的正确性：商朝肱股重臣伊挚、傅说出身奴仆，春秋齐国贤相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死敌，战国名将吴起不仁不孝，西汉元勋中萧何、曹参出身小小的县吏，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而正是这些人因得到他们君主的重用，遂"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又令中进一步明确"唯才是举"的标准：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重用他们，委以将军、太守的重任，让他们领兵打仗，治理国家。他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勿有所遗"的严格要求①。曹操是汉末的杰出人物，胸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相信"天地间，人为贵"，渴望收拔天下英豪，共襄盛举，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正是他的抱负与渴求人才的心境写照。
曹魏政权建立在四战之地的中原，曹操有网罗大批人才，用以巩固政权，消灭割据势力的燃眉之急。所以，他在八年间连下三道求才令，在第一道求才令中即明确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值此非常时期，如果以德才兼备的高标准去招徕人才，是解决不了人才之急需的。当然，如果墨守东汉以德为主的陈规，倒可以得一批士人，可惜不一定是人才。
东汉选士重德行，而德行高低常由舆论"清议"左右，"清议"注重的是微行私德。许多士人为博取"清议好评"，大肆作假，伪装志行高洁，道德高尚；东汉后期官场腐败，选举或贿赂公行，或为世家把持，因而严重失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武帝纪》注引《魏书》。
实，连表面的德行标准也无法坚持。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迫切需要网罗人才，又无法依靠东汉业已腐朽的选士途径，所以，他非改革选士制度不可，推陈出新，于是"唯才是举"政策应运而生。
2。"唯才所宜"与"廉节自励"
在中国封建社会，选士有两种途径，一是统治者随机性录用，一是政府制度化的定期定量录用。在随机性录用中，曹操是"唯才所宜"，不仅把才放在录用标准的第一位，而且把才作为唯一的标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机，杜畿简傲少文"，经谋士荀彧推荐，曹操发现他们有"智策"后，先后赋予重任，使他们"终各显名"①。
在制度化的选士中，曹操并非完全排斥道德操行。曹操主政时，负责选士的官员主要为毛玠、崔琰两人。他俩先以司空丞相东曹掾，后以尚书的职务主持选士。而"清议"仍是选士的依据，选士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俭率人"，即要求被选士人有节约、俭朴之作风；其次还有"贞实"、"逊行"等标准，即要求被选士人有忠贞诚实的品格，谦虚谨慎的处世态度。这些标准都可以归于儒家德行的范畴。毛玠、崔琰"典选举"十多年，使曹魏政权得到大量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士林风气为之一变，"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显然是支持这种选士标准的，曹操盛赞他们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②既能选用大量人才，又得到曹操夸奖，无疑他们坚持了以才第一的标准，但同时也辅之以德行标准。从实践结果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制度。
"唯才是举"的选士政策是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的基本条件之一。
谋士郭嘉当时就对比过曹操与袁绍的用人政策，说曹操"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袁绍"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一个用人"唯才"，一个用人"唯亲"，优劣高低已见。所以，郭嘉断定袁绍将败给曹操。而历史发展证明了郭嘉的预见①；《三国志》作者陈寿，也认为曹操成就霸业的原因之一是善用人才，"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②。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的意义超出了选士的范围，该政策是其基本国策之一。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大政方针之宣言"，其作用不仅是网罗人才，助成霸业，而且引起一场社会思想道德的"大变革"③。
① 《三国志·魏书》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12《毛玠传》及注引《先贤行状》、《崔琰传》。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70 年的天象相符。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评》。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二）"九品中正制"的兴衰汉代士人正规的做官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察举制入仕，即每年由州郡政府推荐若干名孝廉、茂（秀）才等，再经中央政府核实或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察举制是汉代仕途的主体；第二种是由博士弟子课试制入仕，即士子先入中央官学--太学做太学生，结业考试合格即授予官职。这种仕途在汉代开始较为狭窄，但生命力最强。魏晋南北朝做官的途径比汉代多了一条，即由"九品中正制"入仕。士人定期由各州郡中正官评定品级，中央政府或公府根据其品级任用。九品中正制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的仕进制度之一，而且还影响和制约着其它两种仕进制度。
1。"九品官人法"的出台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九品官人法"中。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出身颍川世族的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其基本内容是：朝廷在各州、郡分别设大、小中正职务，由在朝廷任职的德才兼备的本地官员兼任该职；中正官依据当地士子的品行、才学、伦辈，定期写出"品状"，确定士子们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的某一品级；小中正品第的人才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送司徒，司徒再核实后送吏部尚书，供其选用；中正定品，二年一更，根据士子最近的言行表现或升或降①。曹丕很快批准了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登上了历史舞台。九品官人法是标榜重视德行的，它的出台标志着曹操的"唯才是举"的"求才三令"的废止。
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东汉以来世族势力发展，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的结果。汉末以来，曹魏代刘汉已呼之欲出，但要顺利实现，曹魏还必须寻求世家大族的合作与支持。曹操虽然一方面与世家大族妥协，起用了一批士族，但另一方面又压制世家大族，"唯才是举"的仕进政策就是其压制政策之一。曹丕要想做魏朝皇帝，怎能不向士族伸出橄榄枝，做出让步呢？曹丕批准九品官人法就是其让步政策之一。
九品官人法的提出，原是"粗且为一时选用"的权宜之计。汉末动乱以来，"人士流移"，大量脱离本乡本土，汉代县以下的乡、里、亭等基层组织已大半瓦解。州、郡地方政策对士人出身、里爵、道德、才能等情况均难以稽考。为了吸收人才，继续扩大曹魏集团的政治力量，曹丕也就同意实施九品官人法，把推选候补官员的权柄从地方政府手中夺走，交给熟悉家乡情况的在职官员①。
① 《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
① 参《晋书》卷36《卫瓘传》、卷46《李重传》。
2。九品中正制的蜕变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之初，还有"乡论遗风"，"非为世族高卑"而设，以"论人才优劣"为目的②。"论人才优劣"的着眼点似是兼顾德才，但尺度已偏向德行了，"其始造也"，中正们"不拘爵位"，"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③；魏明帝时，吏部尚书卢毓选拔官员已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了④。这说明，中正们定品第是以德为主。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之初，尚能坚持一些德行标准，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西晋，梁州剌史杨欣的姐姐去世才几天，车骑长史韩预就强行下聘，要娶杨欣姐姐之女为妻。御史中丞张辅兼中正官，得知情况后，贬降韩预的品级，"以清风俗"，张辅的做法得到了舆论的支持⑤；东晋，平南将军温峤平息苏峻叛乱有大功，但他未能及时安葬去世的母亲。司徒长史孔愉，据此认为温峤德行有亏，降低了温峤的品级。温峤得知后，认为孔愉能坚持古人的"忠孝道"的大节，降低自己品级做得对，而舆论亦称赞孔愉能"守正"①。中正官选士常常一味强调以德行为先，致使一些才华出众的士人因私德有瑕，甚至因遭诬陷而失去或推迟了施展抱负的时机。《三国志》作者陈寿，"以才学成名"，原仕蜀国。父亲去世，他居家守丧。在病中，他使用女婢侍奉汤药。此事为多嘴的访客所泄，"乡党以为贬议"。西晋灭蜀统一中国后，陈寿因此事而"品状"不佳，多年"沈滞"。后来，司空张华爱其才，举荐他入仕。母亲去世，他去职守孝，亡母遗命要落葬洛阳，陈寿照办了。谁知，中正官认为，陈寿未将亡母运回家乡，与亡父合葬，于孝道有亏，又降其品级，使其多年不能复职②；汉中太守阎缵，不仅"慷慨好大节"，而且"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亲死后，继母虽"不慈"，阎缵以德报怨，侍奉更加谨慎、尽心。但继母反其道而行之，以怨报德，不仅对阎缵的态度更加恶劣，而且去官府诬告阎缵，说他曾偷盗父亲的财物。中正认为他品行不端，降低品级，使他无法入仕。阎缵则一如既往，以德报怨之心不变，"无怨色，孝谨不怠"。天长日久，十多年后，他的孝心与胸襟终于感化了继母。继母向官府坦白了事情真象，阎缵才得以恢复昔日品级，步入仕途③。
九品中正制似乎不是供世族专用，也兼顾了寒门。但是，世族累世遵奉儒教，"繁礼多仪"，形式上格守礼法。既然这样，中正们挑选德行高尚的人，首先就要到世族中去寻找；另外，大小中正官又都由"著姓士族"担任，他们本能地优先考虑自己同类。这样，重德行的自然结果便是实际上重门第。九品中前三品称上品，只对世族开放；四品以下为下品，才从寒门选出。下品又不能升为上品。这是一条赤裸裸的维护世族政治特权的规定。所以，实施九品中正制，是在士庶间划了一道森严的等级线，正如西晋刘毅所说的，② 《宋书》卷94《恩倖传论》。
③ 《晋书》卷36《卫瓘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22《卢毓传》。
⑤ 《晋书》卷60《张辅传》。
① 《晋书》卷78《孔愉传》。
② 《晋书》卷82《陈寿传》。
③ 《晋书》卷48《阎缵传》。
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①。
从魏末到西晋，九品中正制很快演变成一种既抛弃了才学标准，也抛弃了德行标准，而仅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仕进制度。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的官员，"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九品中正制在实质上是一种维护世族政治特权的制度。
在曹魏末年，中正制已在"计资定品"，按出身定品级。影响所至，士人们纷纷"弃德而忽道业"，蝇蝇苟苟，"唯以居位为贵"②。到了西晋，中正们大多干脆按门第定品级。王戎主持选举时，"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③；中正所写的士人品状也一依门第，高门出身，即使"素庸下无智策"如司马伦、"神昏不知书"象司马颖，品状也照旧将他们吹嘘一通定为上品④；西晋逐渐形成一条固定的原则：凡高门势族出身，中正一律将其品级定为上品中，即二品，自此以下，"遂成卑庶"⑤。
中正官权力很大。他们不仅为未做官的士人定品级，也考核现任官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也都要由中正"差叙"，评定品级，作为升降的根据⑥，朝廷授予中正很重的权柄，却未立赏罚之规，"选中正或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⑦。于是，中正们"寄雌黄于一人之口"，评定品级的随意性极大，"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①。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 年），司徒何劭死去，中正袁粲前往吊唁，何劭之子何岐只说自己有病，没有出来应酬。袁粲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在灵堂哭祭了一番出来后，咬牙切齿地对别人说："今年一定要把何岐贬到下品去。"幸得王诠居中调停，袁粲才悻悻而止②。
南朝，九品中正制更加僵化。随着世族势力的膨胀，南朝士族又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这些士族统称"四姓衣冠士子"③。凡是"衣冠士子"，中正定品级时，"莫非二品"，朝廷根据出身士族的具体等级再授予相应的官职。如宋、齐以来，秘书郎一职，多"为甲族起家之选"，"例数十、百日便迁任"。有民谚说："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讽刺南朝任官只重门第不重人才；陈朝，凡入仕亲王，"起家则为侍中"，三公之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之子"起家秘书郎"，次于令仆的官员之子"起家著作佐郎"④。只要出身高贵，纵然是"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的笨蛋也能"安流平进"，入选做官⑤。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② 《晋书》卷36《卫瓘传》。
③ 《晋书》卷43《王戎传》。
④ 《晋书》卷59《赵王伦传》，《成都王颖传》。
⑤ 《宋书》卷96《恩堂传序》。
⑥ 《三国志·魏书》卷23《常林传》。
⑦ 《晋书》卷15《刘毅传》。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② 《晋书》卷33《何劭传》。
③ 《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56《张绾传》。
④ 《梁书》卷34《张缵传》，《初学记》卷12《秘书郎》。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廿二史札记·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南朝"高门大族"门户形成后，士庶界线森严，"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甚至皇帝也无法改变它。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爱"有宠于上"，宋文帝想请大士族王球答应与徐爱交往，以提高徐爱的社会地位。但被王球断然拒绝，王球说："士族与庶族有区别这是国家的制度，臣不敢接受陛下这个诏书，因为臣不想破坏国家的制度。"刘宋的纪僧真，从卑职武吏起家，官至参军主簿。纪僧真相貌堂堂，很得孝武帝刘骏喜爱。孝武帝曾目送其背影，赞叹说："人们何必要计较门第呢？纪僧真风姿非凡，贵游子弟哪比得上他"。一次，纪僧真对孝武帝说："我奋斗至此，已别无它求，只想做个士大夫。"孝武帝竟不敢轻易许诺，对他说："这事由江■、谢瀹负责，我无法左右。你可以去试一试。"于是，纪僧真打着奉旨拜访的幌子，来见江■，纪僧真刚刚坐下，江■就令左右的人把自己的坐床移走，不屑于纪僧真同席。纪僧真垂头丧气地回来，他对皇帝说："我今天才懂得，士大夫不是陛下所能够任命的。"①不过，梁朝的梁武帝在位期间，基本没有实施九品中正制。"梁初无中正制"，而以察举制作为仕进的主要制度。梁武帝用州望、郡宗、乡豪代替了大小中正，废除了上、下品入仕的限制，"无复膏梁、寒素之隔"；又用考试代替按品级授官，"不通一经"，不得为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仕进制度的一个大变化②。
北魏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在孝文帝以前，还能"精选"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兼任中正官职，并能限制中正官数量，边州小郡皆令附属大州，过于荒陋的州郡则阙而不置中正官，"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③。如在太武帝时，司徒崔浩兼任冀州中正，曾"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④。崔浩的选士标准是"齐整人伦，分明族姓"①，既重视儒家道德，又重家世。符合这些条件的主要是以崔、卢、李、郑四大姓为代表的北方汉族世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虽有贵胄身份却无深厚的文化素化，因而在儒家"人伦"上比不过汉族世家大族。崔浩这种维护北方汉族世族的选士标准遭到鲜卑族统治者的反对，崔浩及四大姓被害与此有关。后来，孝文帝力主汉化，却又称赞崔浩任中正十分称职，"可谓得人"②。
孝文帝全力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汉化政策就是定姓族。定姓族，就是以北魏官爵的高下，排定姓族的前后序位。然后在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就根据姓族的高下，确定九品品位的高卑。太和十九年（公元495 年），孝文帝下诏，将"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八大贵族易为汉姓，定为除皇帝元氏外的最高门第，如同南朝的甲、乙、丙、丁四大等级一样，规定其子弟入仕"勿充猥官"。然后，孝文帝又规定了各级官员在姓族中的职务等级标准。确定姓族之后，鲜卑贵族便高居门第最上层，孝文帝可以大力推行九品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② 同上书。
③ 《通典·职官二》，《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9》。
④ 《魏书》卷45《高允传》。
① 《魏书》卷47《卢玄传》。
② 《魏书》卷27《穆亮传》。
中正制了③。孝文帝强调要区分贵庶品级，"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④。孝文帝在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矫枉过正，走上魏晋的老路，当时选举入仕，极重视姓族的高卑，"以贵承贵，以贱承贱"。时人韩显宗批评这种"专崇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左右察举制选士制度，他说：现在州郡察举上报的人员，徒有秀才、孝廉之名，而无秀才、孝廉之实。朝廷只管核对其出身门第，不问其它。如果这样，何不令各州郡干脆推荐名目为'门望'的人员，何必要假借秀才、孝廉的招牌呢①。
孝文帝还增设中正，州郡不论大小，"必置中正"，中正人数多，素质难以保证，往往被平庸卑劣的人操纵了选举，只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搞乱了北魏的仕进制度。
不过，孝文帝在选士中虽然"专崇门第"，但考核官吏却重视实绩。孝文帝很重视对官吏的定期考核。规定三年一考，六品以下由尚书负责；五品以上，由孝文帝主持，"与公卿论其善恶"，优升劣降。这样，一些无能之辈虽凭门第入仕，但在考绩中被淘汰了②。孝文帝的宦吏考绩制度对"专崇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多少有些制约作用。
宣武帝时期，考绩又流于形式，无论贤愚、肖与不肖，都被评为上品中，即二品③。宣武帝于正始元年（公元504 年），取消了各郡的中正官，改由五位保人推荐、担保制，并于次年下诏，指责九品中正选举失实，"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论，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他表示要"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④。但宣武帝的愿望没有实现。
孝明帝时，灵太后执政，为安抚武人，规定也可按资历入选。如此一来，人多官职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时，九品中正制已停止实施，选士由吏部负责。吏部尚书崔亮提出一个"停年格"的选官之案。停年格又名'年劳之制"，选举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职后岁月长短的依据，停职久的，优先使用。此制一经推广，"贤愚同贯，泾渭无别"，连名义上的德行考查、任期考绩都没有了。停年格制是北魏在实施九品中正制时"专崇门第"选士的基本倾向的逻辑演变结果，是仕进制度中的倒退举措。
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舅舅说：舅舅担当选举重任，应该设法改弦易调，澄清选举不实的混乱局面。为何反尔制定停年格，限制天下才俊之士效力朝廷呢？此制推出，人人坐待论资排年，谁还肯去砥砺名节呢？崔亮在答书中透露了自己的苦衷：北魏尚武，"武人至多"，灵太后为巩固母子权位，已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而官职太少，"不可周溥"，求仕者与官职的比例已超过10：1，"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且求仕者人人都迫不急待地想马上做官，因而多数人总是怒气冲冲。他曾请求灵太后不要让武人入选，而改为赐爵、增俸，灵太后为安抚武将们，予以拒绝。崔亮为保住自己乌纱帽，"是以权立此格"。后世史家将责任归于崔亮③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④ 《魏书》卷59《刘昶传》。
① 《魏书》卷60《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7《高祖纪下》。
③ 《魏书》卷67《崔鸿传》。
④ 《魏书》卷8《世宗纪》。
一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①。其实，魏之失才，至少应自孝文帝时始，他一味强调区分贵庶品级，致使九品中正制实施时"以贵承贵，以贱承贱"，早已将大批出身卑贱的人才"失"去了。
后来接替崔亮的甄深、元脩义、元徽等人，"利其便己，踵而行之"。
并制定了外任官停职六年、内官停职四年，然后再加以铨选任职的具体规定。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 年），高澄主持朝政时，才废除了停年格制度②。
① 《魏书》卷66《崔亮传》。
② 《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9》，《北齐书》卷3《文襄帝纪》。
（三）察举制的演变就正规仕途而言，察举制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仕进制度。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影响和制约着察举制的实施。汉代的察举由基层做起，"乡举里选"正此谓也；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之权交给了中正官。这样，察举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门阀政治的左右。不过，察举制仍是有别于九品中正制的另一条入仕途径。在察举制下，被举的孝廉、秀才的人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就得通过朝廷组织的考试，或试经、或试策；而在九品中正制下，高门子弟被中正定为高品后，即可或由吏部铨叙，或由公府辟召，直接做官。察举制的这道考试大关，既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也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察举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总趋势是：察举制度化、程式化。
1。重视孝廉、经学取士曹魏的察举制有两个特点，其一，在诸科目中，最重视孝廉；其二，以经学为取士标准。
魏文帝曹丕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曹家天下，除了向世族让步，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外，也恢复了汉代的察举制，以广泛收拔人才。他即位次年，即黄初二年（公元221 年），就下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有德行的"孝廉"一人，对有才学的"秀异，无拘户口"多少。黄初三年，魏文帝又下诏，取消对孝廉的年龄限制，"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①。
曹魏统治者要求孝廉有经学上的真才实学，入仕要通过经学考试--"试经"。汉代察举孝廉，即推举孝子、察报廉吏。其取舍标准在德行不在才学。魏文帝初期，有司因循汉代故事，提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司徒华歆反对，他说：如果"听孝廉不以经试"，大不利于教育，"恐学业遂从此而废"。汉末以来，动乱四起，教育中断，典籍散失，士人流徙。他主张通过孝廉"试经"来大倡经学，"以崇王道"。通过"试经"考试，"若有秀异，可特征用"，只要所举孝廉中确有人才，国家"何患不得哉！"②魏文帝"从其言"，下诏，要求孝廉要"通经术"，要通过"试经"；其后，魏明帝也重申这一原则，"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③。
汉代一般只要求所举贤良对策。曹魏的孝廉不但要试经，而且还要试策。曹魏末年，任城人魏舒因家孤贫，为堂叔父吏部郎魏衡看守水碓，年过40时，被郡政府举为孝廉。同族人见他平常"迟钝质朴"，又"无学业"，都劝他不要应举，免得到京城考试、对策出丑；不如推辞不应，以博取虚名。魏舒说：如果届时策、试都通不过，责任在于我自己，我不能"虚窃不就之高"名。于是，他发愤读书，仅一百天就学通一经，后来到京"对策"，被定为上等而入仕。西晋，他官至三公④。
曹魏对秀才科察举给予一定的重视。有些官员就从此科步入仕途。曹操时，"苏则，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⑤；齐王芳时，管辂"举秀才"入仕①。贤良科魏明帝时，有两次，仅限于由公卿大臣举荐，属于特科，影响较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 年），"诏公卿举贤良"，青龙元年（公元233 年），又诏"公卿举贤良笃行各一人"②。两次举贤良颇有些应景的味道。
①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② 《三国志·魏书》卷13《华歆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卷3《明帝纪》。
④ 《晋书》卷41《魏舒传》。
⑤ 《三国志·魏书》卷16《苏则传》。
① 《三国志·魏书》卷29《管辂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2。孝廉试经，秀才试策在西晋，被察举的无论是孝廉、秀才还是贤良都要经过考试。这是西晋察举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考试分两种：孝廉试经，秀才、贤良对策。晋武帝统一了全国，有励精图治之心，所以，较重视察举制，以选拔人才。当时，孝廉、秀才、贤良三科并行，考试中，试策最为盛行。
华谭是孙吴世族的后裔，聪明有辩才，"素以才学为东士所推"，太康年间，被扬州刺史嵇绍举为秀才。晋武帝闻其有才学，遂亲自策问，一问天下一统之策，二问绥靖新附地区，何者为先，三问如何修文德以绥远夷，四问天下太平时的律令损益，五问如何罗致人才。在此次全国所举的秀才、孝廉中，对策以华谭为最。他被任为郎中，不久迁太子舍人，兼吴土中正③。另一个孙吴世家子弟纪瞻，吴国灭后，徙居历阳郡。他先被举为孝廉，未应举，后又被举为秀才。纪瞻非以才学见长，而以方直著称。他到京后，由尚书郎陆机加以策试，凡有六问。史书未载他的策试第等，亦未云授何官职，只说他于惠帝永康年间又被州里举为"寒素"，"为大司马辟为东阁祭酒"④。可见，他第一次对策不如人意，未能入仕。
晋武帝时，挚虞被举为贤良，与夏侯湛等17 人的对策被判为下第，官拜中郎。晋武帝读了他们的答策后，认为"有益政道"，遂召当年所举"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由自己亲自策问。挚虞因对策出色，被高升为太子舍人、闻喜县令①。
晋武帝时，阮种先被察为孝廉，辟为公府掾，后来，被太保何曾荐为贤良，他的对策与郤诜、王康的一起被评为上第。谁知有"毁誉之徒"攻击说，对策者有请托行为。武帝为服人心，在朝堂上当场策问，阮种的答策令武帝赞赏不已，被定为第一②。
西晋末年，战乱又起，晋室仓惶重建于江南，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举，所以，东晋的察举制具有恢复、过渡的特点。
东晋之初，就恢复了察举制度，晋元帝令"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因为天下动乱，士人学业多荒废，元帝命令对远方州推举来的秀才、孝廉予以优待，"不策试，普皆除署"。几年后，元帝下令恢复西晋"旧制"，察举来京的秀才、孝廉都要通过儒学考试，"皆令试经"，或"试以经策"。为保证秀才、孝廉的举荐质量，元帝还规定：被推荐者考不中的，推荐者太守、刺史都要免官。此诏令一公布，吓得"秀（才）、孝（廉）多不敢行"，即便已被选送到了京师，也"托疾"请病假③。
尚书孔坦建议元帝，将策试孝廉、秀才的期限由当年改为五年后，理由是：动乱"十年有余"，"家废讲诵，国阙庠序"；所以现在应该"崇修学校"，并将考试之期"普延五年"，让秀才、孝廉"讲习"功课，然后再试。元帝只同意将当年（大兴三年，公元320 年）所举孝廉的考试延至大兴七年，③ 《晋书》卷52《华谭传》。
④ 《晋书》卷68《纪瞻传》。
① 《晋书》卷51《纪瞻传》。
② 《晋书》卷52《阮种传》。
③ 《晋书》卷78《孔坦传》、卷71《陈頵传》。
秀才考试则如期举行①。
秀才、孝廉的策试直至东晋末年仍未恢复正常。东晋末年，各州郡所荐举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义熙七年（公元411 年），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②。这说明，在此之前，策试制度未能很好贯彻实施。
① 《晋书》卷78《孔坦传》。
② 《宋书》卷2《武帝纪中》。
3。策试正常化与评分标准刘宋始终坚持策试制度。宋武帝刘裕即位后，开始实施自己在东晋末年提出的察举要策试的主张。永初二年（公元421 年），宋武帝亲自到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对策"称旨"，被任为著作佐郎③。自此，"凡州秀才、郡孝廉到皆策试"就成为刘宋的定制。各郡岁举孝廉数量亦有限制，"丹阳、吴会、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④。为防止滥竽充数，刘宋还实行禁锢制：孝武帝即位后，规定"四方孝秀，非才勿举"，如果经策问，发现有不堪任用，"虚窃荣荐"者，一律"遣返田地，加以禁锢"，令其终生不得入仕⑤。
刘宋还制定了秀才考试评分标准。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 年），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秀才策试评分方案，"策秀才考格"，其规定："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尽管尚书殿中郎谢超宗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必看重答题多少的形式，主要要看回答问题的深度，最后，明帝还是批准了骆宰的方案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考试评分方案。萧齐虽然也在察举后进行考试，但察举制本自己出现了种种问题。地方官员在察举中，"不核才德"，全凭门第，"以官婚胄籍为先"。于是，有入仕之心的士人们，纷纷奔走权贵之门，或请托，或攀结姻缘。天长日久，此风竟化为风俗；萧齐还有一条关于入仕年龄的不合理规定：寒素子弟必须年满30 才允许经察举"试吏"，而甲族子弟年届20 便可经九品中正制"登仕"。于是，急切入仕的青年士子们便涂改户籍，谎报年龄，以至于从户籍上看，某贡士已年届而立，看容貌却是稚气满脸的孩童②，萧齐末年，萧衍任丞相，他指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是不合理的，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主张③。
萧衍后来建梁朝，为梁武帝。梁武帝对察举制是比较重视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自己提出的"惟才是务"的主张。首先，梁武帝坚持儒学考试制度，以才学为第一标准，打破了萧齐的年龄歧视与门第限制。天监四年（公元505 年），梁武帝发下诏书，规定在正常情况下，"年未三十，不通一经"的人不能做官，但对于像甘茂、颜渊一样的才俊之士，则网开一面，"勿限年次"。天监八年，梁武帝又下诏，强调只要"能通一经"，就可"量加叙录"，"随才试吏"，而不论其出身，即便是"寒品后门"的人也一视同仁④。梁武帝时，察举制的科目分得比较细，除孝廉外，还有贤良方正科、清吏科、明经科等⑤。
陈朝建国后，在选士方面没有什么新发展，主要沿袭梁朝。但扩大了考试对象的范围。陈以前"策试"对象基本上限于各州郡上贡的孝廉、秀才，③ 《宋书》卷1《武帝纪上》。
④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⑤ 《宋书》卷6《孝武帝纪》。
① 《南齐书》卷36《谢超宗传》。
②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③ 《梁书》卷1《武帝纪》。
④ 《梁书》卷1《武帝纪》。
⑤ 《梁书》卷1《武帝纪》。
而陈时，允许官学中小于30 的"经学生"参与策试①。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 年版。
4。秀、孝两科泾渭分明北魏统治者，尤其是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宣武帝是重视察举制的。皇帝们常亲自策问秀才、孝廉，太和十六年（公元492 年），孝文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宣武帝时，"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其中，对扬王庭"者，"每年逾众"②。
北魏时期，秀才与孝廉两科已截然分开。两种的考试内容不一样，因而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应试者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对秀才的要求是，"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对孝廉的要求是，"唯论章句，不及治道"③。比如，刑峦，"有文才干略"，却被郡推为孝廉，有关部门拿不准主意，不知把他放在秀才科还是孝廉科，遂请示孝文帝，孝文帝说：秀才与孝廉的考试方法不一样，"邢峦才清，可令第秀"④。
与试经相比，北魏对策的地位更加重要，是主要的考试方法。有时甚至以对策考试为手段，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某些职务。某次，东平王元匡要招长于文辞的士人任御史官，报名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结果，温子昇等24 人中"高第"⑤。
北魏也征召过贤良，且数量不少。太武帝在神麏四年（公元431 年），颁下征贤良、举逸民的诏书，根据有司提供的情况，他认为"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于是下令征召，结果"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①。北齐选士，大多沿用北魏制度。不过，北齐的考试进一步规范化，"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北齐皇帝也常坐朝堂，策试秀才与孝廉。并对学识低下者有一些惩罚措施，"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去席位，解下佩刀。"②北齐还允许各郡官学中的博士、助教以及学生中通经者，察举入仕③。
北周亦沿用北魏的察举制。同时，北周的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北周打破门第限制，实行"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进步政策，广招天下英才④；其二，重视选用儒学人才。建德六年（公元577 年），周武帝平齐后，接连下诏，从各地选用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尤其是儒士。当年三月，下诏要齐地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七月，又下诏要"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九月，诏书又下，"东士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⑤。
像周武帝这样接连不断地选用人才，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平常察举量没有这么大。周宣帝时，重申"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④ 《魏书》卷65《邢峦传》。
⑤ 《魏书》卷85《温子昇传》。
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171-179 页。②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③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④ 《周书》卷23《苏绰传》。
⑤ 《周书》卷6《武帝纪下》。
者为孝廉"。岁举的名额是"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⑥。⑥ 《周书》卷7《宣帝纪》。
（四）科举制的萌芽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各代王朝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始设于隋，但它的萌芽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长在旧的察举制的躯体上。汉代察举孝廉一向是以德行为本，且有年龄限制；而曹魏选孝廉，较重视其经术学问。统治者要求州郡察举贡士，要"以经学为先"，又不拘年龄，"勿拘老幼"。孝廉征召到京后，朝廷再以"试经"的考试方法了解其学问高下，高者补官，下者淘汰①。在曹魏察举孝廉的"试经"阶段上，在专门考试经学的方式中，已包含了后世科举制中分科、考试取士的两大因素。
西晋加强了考试在察举任职上的作用。不仅秀才试策、孝廉试经逐渐形成制度，其它各科也要策试。策试时，或由尚书部门主持，或由皇帝亲自出面策试或复试。如阮种已通过策试，因受人诬陷，晋武帝再亲加策问，以正视听②。此即复试之例证。西晋察举制包含着分科、会试、殿试的萌芽。南朝，刘宋明帝时，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策试秀才的评分标准。它不仅为南朝所用，且为北朝所接受。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邢臧被察举为秀才，答策五条，极为出色，定为上第，任太学博士③。这个评分标准为后来科举制判分提供了参考。
梁朝，尤其是梁武帝时期，察举制分科进一步增加，不仅有秀才、孝廉、明经等，还有"清吏"科；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梁武帝的倡行，科举制重才学、开放性的精神在这里已经萌芽，梁武帝曾下令，只要能精通一经，都可参加入仕考试，通过后，随才录用，不论其出身如何，"无复膏粱寒素之隔"①。
经过南朝的发展，入仕考试的分科、考试的内容、方法与评分标准皆已制度化或习惯化。在考试对象上，梁武帝向社会各阶级、阶层开放。而"陈依梁制"，并把学生亦归入考试对象行列中②。
梁武帝还大办学校，由于梁武帝在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国子学亦办了半个世纪，因而梁朝出身国子学的官僚数量可观。这说明梁朝的官办学校已是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不分贵庶的学校，与考试入仕相结合，实际上也在孕育着科举制的萌芽。
北朝的考试诸制度使孝廉、秀才发展成独立的，初步成熟的考试科目。
比如秀才固定为由州荐举，侧重文才，策问题有五道，多问政治人事问题；孝廉由郡荐举，侧重经学章句，策问仅一道。
科举制重才学、开放性的特征再次在北朝得到体现。北魏熙平初年（约公元516 年），东平王元匡征文学之士，以充御史官，应征而来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超过了国家每年岁举秀才、孝廉规模。结果温子昇等二十四策中高第，职补御史③。这是一次公开的文官考试竞争，其意义在于：应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2 期。③ 《魏书》卷85《邢臧传》。
①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山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57-161 页。② 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290-292 页。③ 《魏书》卷85《温子昇传》。
试的八百多人不是由州郡选择推荐，而是人们自行抉择参加的。这就向科举制又迈进了一步。
北周武帝在仕进制上，采取了"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政策，与南朝梁武帝先前的改革相呼应，也把才学标准放在门第的前面。虽然，北周国祚短，没能在察举制的考试部分中做出重大贡献，但武帝在连续的四道求贤诏令中体现出的不拘一格广收人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说明九品中正制中的只重门第不重才学的仕进制已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仕进制中的重才学、开放性的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光大，正在充当新的仕进制度--科举制的催生婆。
六、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考察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须用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在根本上还是继承了汉代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门第、宗族家庭教育，都把经学，儒家的伦理道德放在重要位置，这方面史籍记载很多，斑斑可考，无庸再述。但这一点也说明了无论在大一统时期（如秦汉），还是在纷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汉代地主阶级所选择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历史事实。它不仅为汉族地主阶级，实际上也包括绝大部分被剥削阶级所接受，也为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所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保持长期稳定性的原因之一。从发展的眼光看，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和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教育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以经济结构来看，除因战争破坏外，地主阶级经济急剧膨胀，大土地所有制迅猛发展，田庄、庄园和别墅普遍出现，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从政治结构看，门阀世族地主垄断着政权，社会的贵族化、等级化趋势日益加强，寒门庶族由两汉那样通经致仕的路子基本被阻隔；从思想上来看，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玄、佛、道思想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君主专制遭到削弱，思想界也活跃起来，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田畴、庾衮等的社会教育思想、傅玄的尊儒教育思想，还有佛、道、玄学的教育思想等等，使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1。傅玄的生平及思想倾向傅玄字休奕（公元217-278 年），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北地傅氏也为魏晋一流高门，魏末尚书傅嘏（主张"才性同"）也为泥阳人，当为一支所分。傅玄祖父傅燮为汉阳太守，父傅幹为曹魏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因家道中落而孤贫。但他"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①。可见他少时就颇有文才，造就了一身刚强的性格。"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②，他皆不就。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州举秀才开始的。举秀才后，又除为郎中，与东海缪施共同撰写《魏书》。后又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司马昭建晋国，傅玄被封为鹑觚男。晋武帝为晋王时，迁散骑常侍。晋代魏后又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迁侍中，后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职，死后追封为清泉侯。
傅玄一生仕宦可谓显达。其原因一是高门出身，深为司马氏所笼络，二是他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深得司马氏的青睐。我们知道司马氏为河内大族，世代"伏膺儒学"，尽管魏晋易代使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氏除"忠"已不可再言外，对"孝"、"礼"、"义"，还是大加奖掖的。而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正是如此。晋武帝即位后，傅玄上疏："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注：不是忠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义，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詠叹而已，将又矣言！惟未举清远有礼（注：非有忠）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①。晋武帝深表同意，并说："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②。这篇上疏是傅玄对新王朝建立的政治表态，当时大族大都如此（如王祥、荀彧等）。傅玄从批判秦皇、魏武、魏文入手，使晋武帝直承三代之遗风，是与西晋统治者"鉴于古训，仪刑唐虞"的思想一致的③。而傅玄提出的举"有礼"之士，又正被晋武帝作为一大要事，凡此说明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与西晋最高统治者是相吻合的。然而西晋一朝对门阀世族体恤有加，为什么晋武帝对傅玄反玄学思想也接受呢？这是因为玄学毕竟不能治国，统治者深谙其中个究。欲治国，还是儒家的那一套，包括玄学家本人也不例外，所以晋武帝对此默认，不加指责。傅玄的政治倾向虽与司马氏有一致之处，但却要比司马氏更进一步。西晋门阀制度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就是任官制度。《通典·选举2》说："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司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① 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0-101 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13 卷第4 期。② 《晋书》卷47《傅玄传》。
③ 《晋书》卷3《武帝纪》。
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也就是说任官大小完全看祖先、门第了，"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①。干宝的《晋纪》总论评西晋的官场是"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情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傅玄对此极为不满，他明确主张政治改革。他所提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就是裁减冗官，公举贤良。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指出："天下群司（官吏）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②，对这些冗官，傅玄提出要罢之归农，让他们自己去养活自己。傅玄还提出了自己的设官理想，一是计民而设，勤加考绩，各随其才优劣而用之；二是设官要明选其人，"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以达到养廉的目的。如果为官营私，"则公法绳之于上，而显议废之于下"以而使"百官各敬其职"③。傅玄还认为政必须公道，必须安民。他说："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道；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所以为政必须"任公而去私"④。关于安民，他说："民富则安，贫则危，明主之治也。"要安民就必须"省吏"、"役赋有常"、塞并兼之隙，并且"宽民者赏"，"剋民者诛"⑤。
傅玄的政治思想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提出的。但是在西晋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很大进步意义。他的清醒的头脑看到了西晋社会症结所在，并且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性，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在当时毫无实践的可能性。
① 转引自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4 期。② 引文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③ 《傅子·尊爵禄》。
④ 《傅子·通志》。
⑤ 《傅子·安民》。
2。"尊儒贵学"的教育主张与魏晋普遍的社会风气不一样，傅玄竭力反对当时社会之流行的玄风。
他认为这种"虚无放诞"之风，是从商鞅以来主魏文帝对礼乐教化破坏的结果，给统治者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他对清谈玄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尊儒贵学"、"尊儒尚学"的教育主张。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赏也。"①他还用魏晋的历史现实来说明这种"陵迟"的危害，力图改变世风，使西晋统治者重振儒风。他的"尊儒贵学"教育主张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国家要重视学校教育。傅玄指出："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乎分；宣德教育，莫明乎学"②，学校教育对于培养国家人才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西晋本有太学，傅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不满意太学的学风（傅玄生前国子学尚未设立）。他说："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③，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毫无用处的。由此他认为弘扬儒学，并不仅是弘扬儒家经典本身，而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即孔子所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对学校教育重视与否，就是看是否能"不妄教非其人也"，"不妄用非其人也"，如果能"重其选者"，"贵其以者"，则"学校之纲举矣。"①很明显，傅玄这里是把矛头直指西晋官学的最大弊端，即贵游子弟把此作为升迁的跳板。他们在太学挂个名，但却根本不认真学习，因为九品中正制之保证了他们有世袭做官的权利。傅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想让官学招收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种教育弊端是与政治弊端紧密相联的，傅玄还提出国家要根据需要来培养学生，制定招生计划，在《上疏陈要务》中他针对当时"散官众而学校未设"的状况指出："臣以为宜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以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②。这种四民分业的儒家传统思想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提出的国家教育需有计划的观点却是前人未曾提出的。西晋有大批冗官，但却无人过问，大家抱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③的思想，谁也不愿也不想去过问。而傅玄却提出"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这就是说官吏的培养也要有计划，不能想设多少就设多少。而已有的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④这一思想不仅对西晋的现实政治有很大实践意义，而且对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②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③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64 页。
① 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 年第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266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 期。③ 《晋书》卷39《荀勖传》。
④ 《晋书》卷47《傅玄传》。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的革新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在即时，官总是供过于求的。
第二，教育要以道德为根本。傅玄认为一切教育的核心在于"正心"。
他说："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动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因此"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正因为"正心"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傅玄提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庭正，朝庭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反之天下不正，就要反修其心。傅玄认为"正心"对于统治者和普通人都至关重要。统治者只要"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①而普通人只要"先正其心"，"则无不得矣"②。那么如何"正心"呢？傅玄除提出要为政公道，役简赋轻外，最重要的就是内省。内省一是知足节欲，他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有了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人们才能"怒不乱德，善不乱义也"③；二是要尚德。傅玄说："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的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④三是重教。傅玄说"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⑤傅玄的"正心"思想，就是重道德教育。"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⑥，心不正则政风、民风、社会风气都不会得到改善。通过教育，通过革新弊政，提倡尚德，则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就会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第三，以礼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傅玄认为礼义教育对于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性中有"善"和"恶"两种因素，如果像商、韩、孙、吴那样只知人性贪得乐进的一面，"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惟力是恃，惟争是务"①，那么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好利"，长此以往，人性的"善端"就会消失殆尽。因此傅玄竭力主张礼义教育，"修礼让，则之安下顺而无侵夺；经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可见，傅玄把礼义教育放到关系国之安危的高度来看待。没有礼教则社会就会呈现出无序的状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会化为乌有，傅玄说："中国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则同禽兽矣。不惟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乱几希耳。"②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礼教思想并不是单纯的教化，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他说："能以礼教立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而"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③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 册，第585 页，"散卒而灭"作"散卒不灭"。②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③ 《傅子·仁论》。
④ 《傅子·仁论》。
⑤ 《傅子·贵教》。
⑥ 《傅子·补遗上》。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破镜"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 年 第6 期。② 《傅子·贵教》。
③ 《傅子·问政》。
统治者必须从自身做起，"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④，必须"保民"、"节欲"、"慎行"、"明法"，这样礼教才能泽化万民，礼义教育也才能真正获得成效。这种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④ 《傅子·仁论》。
3。傅玄的人才思想在"尊儒贵学"教育主张中，傅玄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因为他看到一切教育思想的实施和政治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人，用什么样的人和怎样用人，实在关系到事情的成败。因此他提出"举贤"的人才思想。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其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①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呢？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曾提出"请选有礼之臣"，可见他将这些人作为"贤才"一种，但他的"贤才"比此要广泛的多。他认为"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②，傅玄的九品人才观要比"九品中正制"的"九品"人才观显然要进步得多，士农工商，皆可成才，都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而不仅是以门第、仕宦来评判人之优劣。对如何选得贤才，傅玄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首先统治者要正身，即要虚心、公正。他说："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听；身不正，听不一，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因此必须"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他批评一些人认为古多贤人，而当世无才的观点说："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故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③这正是对"九品中正制"用人不平、不公的猛烈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次，要会用人才。傅玄说："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①。第三，要善于鉴别人才。傅玄指出"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傅玄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的标准是"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谓难也"。这是从唯物、求实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傅玄认为也有一些人是能以对付的，这些人"典说诡合，转应无穹，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祛而言勇，诈而言信，谣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是天下最大的危害。第四，对贤才要重以爵禄。傅玄认为人才难得，如果他们"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以及家室；父母饿于前，妻子矮于后"而让他们奉公守法，不移其志是不可能的。傅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养廉的思想。
傅玄教育思想的"尊儒贵学"，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
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九品中正制"倾向。他还把教育与社会风气、政治问题紧密相连，这些都具有创新的色彩。尽管他所提出的设想在西晋是不可能贯彻实施的，但这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① 《傅子·举贤》。
② 《傅子·补遗上》。
③ 《傅子·举贤》。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二）嵇康的教育思想1。嵇康的生平及政治倾向嵇康（公元223-262 年），字叔夜；会稽上虞人，本姓奚，祖上迁至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嵇康早孤，史称他"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合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①，这是典型魏晋名士的形象。他与阮籍、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一起被称为"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②但他是否就是一个志在"竹林"之中的人呢？显然不是。他是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嵇康一生与曹魏集团是紧密相连的。嵇康妻，为沛穆王林子曹纬之女，与魏宗室连姻。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但是曹魏集团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以失败而告终。齐王正始元年（249 年），司马懿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高平陵事件，曹魏集团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嵇康心中对此十分不平，史载"田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③，这反映了嵇康是心向曹魏集团的。但嵇康得罪司马氏集团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世说新语·简傲》载司马昭的重要谋臣、名公子钟会慕名去拜会嵇康，时嵇康正与向秀锻铁树下，傍若无人，半天没说一句话，钟会自讨没趣，只得婞婞而去。临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但此时司马氏尚未打算杀嵇康。最为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有两件事。一是不为其所用。山涛领选时，举康自代，为嵇康所拒绝，并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对司马氏进行猛烈抨击。在《太师箴》中他说"刑本惩暴，今以胁贤"，"矜威纵虐，祸蒙丘山"④。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这两方面使嵇康深深得罪于司马氏，司马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于是借吕安案而杀之，罪名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①。临刑前，太学生数千人为他请命，终未获准。嵇康索琴弹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时年40 岁。
就嵇康和司马氏之间的矛盾来说，他们的斗争固然带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性质。但是嵇康的政治思想却有超越党派斗争之上的一面。首先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太师箴》中他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在《明胆论》中他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这反映他用物质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一元论而非二元论。在《养生论》中，嵇康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相依关系，可谓上继王充，下开范缜，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他所理想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主义色彩。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一文中，嵇康提出"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的思想，并对"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惟上古尧舜》一诗中他歌颂
① 《晋书》卷49《嵇康传》。
② 《世说新语·任诞》。
③ 《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
④ 嵇文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尧舜时代"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这无疑也是他自己的理想。这些在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形成的初期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我们在研究嵇康教育思想时，也须对此加以注意。
2。嵇康对经学教育的批判经学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教育，但东汉末年经学日趋式微，玄学勃兴。
儒学尊周孔，玄学奉老庄，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是明显的。正统玄学家如王戎、王衍等并不欣赏这种对立，而是力图沟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名教与自然"将毋同"，也就是名教出于自然，是自然的体现。这一解释统治者是十分欣赏的，如后世王份，梁武帝问群臣"朕为有为无？"王份答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①，梁武帝十分高兴。因为按照此种解释，统治者就不用担心玄学偏离统治者的原则了。世族地主也可既讲有，又谈无，如王戎那样曰不论世事，妙善玄言，而又"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偏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②这是玄学正统派所讲的儒道同，也是玄学发展的主流。但也有讲儒道对立的，这就是嵇康。正统玄学家讲名教出于自然，讲儒道同，必然引出经学教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来。而嵇康讲儒道对立，讲"越名教而任自然"，则必然对传统的经学教育进行彻底批判。
嵇康对儒学教育的批判是深刻的，没有停留在"皓首穷经"，章句繁琐这个层次上。首先他从教育的起源上批判了经学教育的必然性。他说远古洪荒之时，"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那时是没有"仁义"、"名分"、"六经"之类东西的。后因"至人不存，大道陵迟"，统治者才"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处；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可见经学教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上产生的。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其次，嵇康从人的本性上批判了经学教育。张辽叔认为对于人来说，经学教育的必要性就像"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而嵇康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苦读经书，目的是"学以致荣，计而后学"，看似自然，但却违反了人性。"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如果"抑引"就完全违背了人性，使人性不得自然。人性获得完全的自然"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①可见，人的本性是自然发展的，经学教育只能使人性偏离正常轨道。第三，嵇康还从教育的功能上批判了经学教育。嵇康指出经学教育"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目规矩为轩驾，目讲诲为哺乳，由其途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骋，思不出位，聚族献议，唯学为贵，执书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为荣华，"由此而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一些"奔鹜"（追求功名）、"求安"、"诡志"之士，是偷食"园池之梁菽"的贪生之禽。最后，嵇康对经学教育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说："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墓旁小屋），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②嵇康对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① 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 年第2 期。② 《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经学教育批判得淋漓尽致，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激烈争夺，残酷斗争使他日益看清了儒家"仁义礼智"的本质，号称世代"伏膺儒教"的司马氏，不仅发动高平陵事件，残酷诛杀曹氏集团，而且还于甘露5 年（260年）派人手刃曹髦。因此，对于嵇康来说不仅对儒学教育一概否定，而且对这种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也一样大加鞭挞。在《太师箴》中他说："大道沉沦，智惠（慧）日用，渐私其亲。。，繁礼屡陈，刑教争施，犬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各灰生，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这实际是魏晋之际政治的写照。
3。"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很显然，从儒道对立的观点出发，嵇康反对以"名教"为核心的经学教育。他认为"名教"教育不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压制了人的自然发展。按照嵇康的观点，"名教"既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越名教"也未尝不是顺乎天理的事。那么，嵇康是否主张放弃一切教育呢？也不是。嵇康主张的是"任自然"的教育方式。所谓"任自然"就是摆脱"名教"的束缚，使受教育者合乎个性地发展。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古之王者，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他所崇尚的"任自然"教育方法，其思想渊源来自老、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即为明证。那么"任自然"的教育方法要遵循哪些原则呢？首先要"心无措乎是非"，无"措"乎是非就是不要人为地划分是非，而要因势利导。如何从"有措"而达到"无措"呢？嵇康认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①嵇康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如此。相反，如果"以匿情为难，以违道为阙"，则永不会达到"无措"的境界。其次，教育要顺乎人性，要了解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不可强求一个人去从事他所不愿做的事。他还说："吾昔读书，得许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因此嵇康认为"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也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的个性一定要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济之"（即教之）。他"任自然"教育主张所培养的目标是所谓"至人"，这种"至人"是"文明在中，见素表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①。这种"至人"显然迥异于经学教育下的利禄之徒。其实"任自然"教育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主张合乎人性地培养人才，而且在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骨气。当世道陵迟，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社会腐朽不堪时，知识分子虽不可兼济天下，但也可借"至人"为目标而独善其身，保持自我的完善人格而不同流合污。魏晋南北朝多隐逸之士，其中大部分都为知识分子，这与嵇康首倡的"任自然"思想是不无关联的。
① 孟乃昌：《关于中国古代炼丹术中硝酸的应用》，《科学史集刊》，1966 年第9 期。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4。养生教育思想养生教育思想也是嵇康教育思想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是他的政治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在养生领域的延伸。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也是从批判周孔圣人开始的，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指出："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或韮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或奇谋潜称，爰及干戈，威武杀伐，功利争斗；或修身以明汙，显智以警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义，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途，俛仰之间，己再抚宇宙之外者。"这就是说养生之大患莫过于周孔名教对于人生的误导，人生忙忙碌碌，殚精竭力，追求功名，最后只能落个短命的下场。嵇康认为通过去智复性，人是可以达到养生目的的。他举例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①，可见养与不养效果是不一样的。嵇康对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养生提出了不同的告诫。对于政治家来说首先要摆脱周孔名教的束缚，如果"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驰骋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最后必然"丧志于欲"。因此政坛上的人物千万不能"借外物（名教功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而是要内心世界充实，内心充实了"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②其次政治家要少私寡欲，以天下为公。嵇康认为"名位"、"厚味"、"外物"均是伤德、害性之物，必须从根本上除掉，而不是硬性压抑。即使是君主也要"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饷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③嵇康对政治家所提出的养生教育思想，在门阀世族政治上相互厮杀，生活上奢侈相高的魏晋之际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对于一般普通人的养生，嵇康也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一是要形神相亲，表里俱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显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其二是要持之以恒，防微杜渐。嵇康在《家诫》中说，人应当有志气，立志要有所选择，但一当立下志，"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养生也是这样，如果一年半载未见效验，便"志已厌衰"，或者是"坐望显报"，"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则"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①，万无一能成也；其三，要知足。人生要受到名位、资财、酒色等种种诱惑。向子期也把"感而思室，饥而后食"当作自然之理来难嵇康。嵇康反驳到："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②，所谓"得理"，就是要知足，知足是养生的一大关键。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说："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田亩，被褐啜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