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
⑤ 《梁书》卷27《明山宾传》。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 年第3 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 年第1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
遗隔"③，这反映学生成份起了变化，录用制度也起了变化。梁武帝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如天监九年（公元510 年）曾两次亲临国学，策试胄子，赏赐学官，并且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够上年令的皆入学受业。昭明太子萧统天监八年"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太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④天监九年国子博士到洽奉敕撰《太学碑》；国子祭酒到溉等又上书要求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国学呈现了繁荣局面。梁代无论五馆或国学，均以五经博士总五经以教授，课程设立自然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很显然由于玄学的影响，偏重于《周易》，如卞华"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⑤；王劢"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⑥；周弘正因于国学讲《周易》，被破格升迁为太学博士。国子学中学术气氛也较自由，甚至老师有疾时可临时用有才学的学生代讲。除了传统儒家经典之外，梁武帝本人的不少著作也被列于学官讲授，如萧子显为国子博士时"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①，武帝所撰《孔子正言章句》也在国学讲授，并作为考试材料。梁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入学者的入学资格要求不甚严，但是毕业任官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从粱代许多官吏入仕都要经过"明经"、"射策"这一关即可看出。特别是"明经"一科，已开隋唐科举制之先河。第三，建士林馆。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541 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士林馆是一个讲学兼研究的地方，不少学者在此讲学。领军朱异与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讲梁武帝的《礼记中庸义》，"独积思经术"的沈洙也常在此讲授；国子博士周弘正讲课时，听者倾朝野；虞荔为士林馆制碑，后被任为士林学士，教育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建康也成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梁书》卷48《儒林传序》称："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确实，梁代教育的发展与梁武帝本人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他本人活了86 岁，做了48 年皇帝，这也使教育政策保持了较长的稳定性。但梁武帝本人极其佞佛，花费了大量钱财建立庙宇。晚年政治也十分腐败，导致侯景之乱，台城陷落的悲剧，梁代的教育成就也随之付诸滚滚东流的江水了。
③ 《梁书》卷2《武帝纪中》。
④ 《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
⑤ 《梁书》卷48《儒林传》。
⑥ 《陈书》卷17《王劢传》。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 年第8 期。4。陈代的学校教育梁太平二年（公元557 年），陈霸先代梁为帝，陈霸先即为陈武帝。陈代初期历文、宣二朝，政治都较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教育设施也得初步恢复。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 年），"诏依前代置西省博士"②。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 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皆入于学，使助教、博士朝夕教授，以阐儒教。文帝深表赞同，诏答曰："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①官学因此而立。陈中央官学是国学和太学并立，这与前代是不同的。如天嘉元年沈德威曾任太学博士，天嘉五年（564 年）沈不害迁国子博士，说明太学和国学是分开的。陈官学体制也是分祭酒、博士、助教三级，与前代一样。祭酒、博士、助教均由著名学者担任。如梁代就任国子博士的周弘正，在陈初被迁为国子祭酒。张讥虽为国子助教，但在学问上却敢于与国子祭酒周弘正抗争，弘正对人说："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②名学者郑灼、沈文阿、沈德威均任太学或国学博士。陈代官学分太学和国学，但学生成份有什么变化却不得而知了。陈皇室对官学还颇为重视。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 年），"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③；太建十一年（公元579 年），"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④；陈后主至德三年（公元585 年），"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戍，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晏王公卿士。"⑤不过由于陈代承前代之离乱，衣冠殄尽，国士日蹙，外乱内争频起，学校教育诚如马贵与所说："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⑥总体来看，南朝学校教育时断时续，统治者较为重视中央国学或太学。
地方学校则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学术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不过南方学术受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深，学术思想较为活跃。南朝学校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专科学校的设立和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明经"考试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② 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金属学报》1976 年第2 期。③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 年第2 期。④ 《陈书》卷34《文学传》。
⑤ 《陈书》卷6《后主纪》。
⑥ 《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2》。
（五）北朝的学校教育北朝系指魏（北魏、东魏、西魏）、齐、周三朝，历经约200 年。在这段时间里，北方社会也历经了激烈的动荡和组合。以游牧射猎为主的鲜卑拓拔族首先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近150 年，建立起北魏政权。随后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被北齐、北周所取代。纷乱的时代里，在北方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民族交融的话剧。其间虽有曲折和波澜（如北齐的反汉化教育），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终究接受了较为先进的汉族封建文化，并将本民族的文化融汇进了汉文化之中，历史正是夹带着这样一股新鲜血液走向隋唐文化鼎盛的。同样，只要接受汉族的封建制度，就必须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而要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就必须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教育。因此北朝诸帝大多采取崇儒政策，兴办学校，从而出现了学校教育的短暂繁荣。
1。北魏的学校教育北魏的学校教育从体制上可分为中央国学（太学）和地方乡学；从时间上大体可分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两个时期。天兴元年（公元398 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推行汉化的初步改革；后历明元、太武、文成、献文诸帝继续执行，使鲜卑之野蛮逐步转向文明。至孝文帝定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从制度到语言、服饰、风俗上全面改观，从而出现了胡汉不分，民族融合的局面。
北魏的中央学校有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皇宗学，此外还有属于专科性质的律学和算学。下面分述其兴立过程。道武帝初定中原时，"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①可见道武帝在立国之初即把学校教育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即位后，于始光三年（426 年），又另起太学于城东，并征北方名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贤俊之胄"为博士，并令各州郡荐举才学之士，久历战乱的北方，儒学由此而兴旺起来。但太武所立太学门阀气味很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身死，主人门诛"②，这种学分贵贱，禁立私学的措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北魏学校教育最为发达的时期是孝文、宣武两朝。孝文帝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宗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③。这4 所中央官学的整体设计是北魏国子祭酒及经学家刘芳提出的，刘芳建议国学与太学之设置应循古制，国子学居宫门之左，太学仍旧在洛阳城东开阳门外东汉旧址，四门小学刘芳觉得如果"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①，因此同处一处，临近太学。刘芳的建议被采纳。皇宗学在迁洛之前亦曾设立，太和十六年（公元492 年）孝文帝曾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②；迁洛之后，任城王澄上奏请复，孝文帝表示同意，但具体措施已不可考。但是北魏为皇室子弟专设一学以教授，反映了他们对汉化的迫切要求。北魏学校教育的具体方案虽已出台，但具体设施仍是步履维艰。宣武帝延昌元年（公元512 年）诏说："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纪，贵遊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学，明年暮春令就。"③这说明进展极其缓慢。至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入学，但"未及简置，仍复停废"④。一直到正光三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 年第7 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韩汝玢文。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 年第12 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 年第2 期李众文。
③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① 《魏书》卷55《刘芳传》。
② 《魏书》卷7《高祖纪》。
③ 《魏书》卷8《世宗纪》。
④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年（公元522 年），方才办起国子学，孝明帝亲自"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⑤，不过国子生仅有36 人。至孝庄帝、节闵帝、孝武帝时期，"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⑥官学急剧衰落下去。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征战连绵，学校教育也基本停顿。中央官学除上述以外，还设有律学和算学。如常景"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⑦；殷绍"世祖时为算生博士"⑧。北魏中央官学设有祭酒、博士、助教等进行管理和教学，其中中书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为北魏所特有；北魏对博士资格也有明确规定："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①国学生徒有国子生、太学生、中书学生、算生等，对录取学生也有明确规 定："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等"②，这说明北魏政权是充分照顾门阀地主阶级利益的。
北魏中央官学的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得不接受儒家文化，从而给予经学以高度重视。泰常八年（公元423 年），太宗"至洛阳，观《石经》"③；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 年）秋七月也"幸太学，观《石经》"④；世宗和肃宗皆亲自讲授讲义；第二，北朝经学受玄学影响少、学风朴实，其研究承袭两汉之传统，深度超过南方。关于南北学风之差异，《北史》卷81《儒林传序》有一段很好的比较："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并主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⑤《世说新语·文学篇》也评道："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所谓"约简"和"深芜"之别，实在于南方经学多用魏晋新注，发挥较多；而北方经学多固守章句，比较繁琐。北魏学者李兴业曾出使萧梁，梁武帝问他对于儒学和玄学有何看法，李兴业回答说少时只读经典，不知玄学，足见南方士族崇尚的清谈玄学在北方是没有市场的；第三，北魏传经儒者也很多。史称："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愈众。"①郑玄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的《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盛行于北方。著名的大儒有徐遵明、刘献之、刘炫、刘焯、梁越、梁祚、陈奇、常爽、孙惠蔚、卢景裕等。在统治者的重视和名师的传授下，国学学生也勤奋努力，不少学者名流由此而崭露头角。如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⑥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⑦ 《魏书》卷82《常景传》。
⑧ 《魏书》卷91《艺术列传》。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2 卷下，第75 页，1942 年。
② 王琎：《中国铜合金内之镍》，《科学》第13 卷第10 期，1929 年。③ 山内淑人等：《古利器の化学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11 册。④ 李延祥等：《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1 期。后来著名的政治家李安世幼时即为中书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恒独被引问"②；国子博士祖莹幼时为中书学生，能背《尚书》三篇，不遗一字。
北魏除重视中央官学外，对州郡县的地方教育也很重视。献文帝天安初（公元466 年），相州刺史李暠上书请建地方学校，其中说到："臣愚欲仰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③，这大体反映了统治者立学的基本思想，获得献文帝的赞同。献文帝下诏高允议定学制。高允上书"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④献文帝约加综合，于天安元年秋七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⑤郡国学校，由此而立。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在献文、孝文、宣武、孝武诸朝，地方学校有所发展。地方学校的发展虽有中央的政策，但具体设施和成就大小，依然要看地方官吏的重视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北魏不少地方官吏，对学校教育是十分看重的。荆州刺史贾俊在郡"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①。行河南尹李平"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②西兖州刺史高佑"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③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孝明、孝武二朝，地方学校仍没有停顿。如赵郡太守崔孝。。在郡历战乱之后"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④当然北魏地方学校并非都如此发达，孝文帝时南安王英针对不少地方乡学未立的状况，要求派四门博士巡行课督，即反映了这种情况。
② 赵匡华等：《我国金丹术中砷白铜的源流与验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③ 孙淑云等：《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 年第3 期。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刊》1979 年第11 期。
④ 《魏书》卷48《高允传》。
⑤ 《魏书》卷6《显祖纪》。
①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 年第4 期。② 《魏书》卷65《李平传》。
③ 《魏书》卷57《高佑传》、《崔孝。。传》。
④ 《魏书》卷57《高佑传》、《崔孝。。传》。
2。北齐的学校教育北齐政权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和鲜卑民族中最落后、汉化程度最低的六镇人建立的。这一政权出于对洛阳汉化鲜卑人的不满和对六镇鲜卑化集团利益的维护，大力提倡鲜卑文化，这是对北魏以来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因此，北齐教育的发展极其艰难和曲折，成效也甚微。
文宣帝高洋天宝元年（公元550 年），"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⑤国学及郡学虽设立，但是北齐并没有出现如同北魏那样的教育热潮，从上到下，对教育并不感兴趣。国子学只有生徒数十人，"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并无真才实学；"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①读书竟如同差逼徭役一般，学风亦可想而知，北齐统治者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高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者博士也"②，这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因此北齐虽然形式上也曾制定过一些教育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教育颓废，学术荒芜的时代，豪门大族，"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非莫见其人。"③北齐州郡设立学校，置博士、助教授经。但成效不大。只有清河太守苏琼"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朝吏之案之暇，悉令受书，时人指吏曹为学生屋。"④从文宣帝天保元年开始，郡学普遍立孔庙，这对后世尊孔产生了较大影响。
⑤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 年第1 期。②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 年第4 期。
③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④ 《北齐书》卷46《循吏传》。
3。北周的学校教育北周政权虽然也系六镇镇人所建，但是六镇镇人的绝大部分被高欢所占有，宇文泰、宇文护不得不寻求关西汉人的帮助，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以与北齐相抗衡。因此北周的政治远较北齐进步，成就也大。学校教育虽不算鼎盛，但也取得一些成就，特别在周武帝时期。北周的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宇文泰时起用的汉人苏绰制定的。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其中建议"先治心"、"择贤良"、"敦教化"①，皆与教育密切相关，被宇文泰采纳。北周的学校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诸帝对教育十分重视，尊师重教，奖掖后学。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之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兴。"②他虽未即皇帝之位，却常去太学看望。李昶年幼有才学，宇文泰非常看重，"厚加资给，令入太学"③。在公务繁忙，战事频仍之际，他还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和府佐入学学习，"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④。他还选名僧讲教义，又命薛慎等兼学佛义，使儒佛沟通。太祖平河东后，又置学东馆，引名儒为师，教授诸将子弟。明帝宇文毓"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⑤。武帝宇文邕于保定三年（公元563 年）下诏尊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之老，"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得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⑥周武帝掀起了自北魏以来的第二次儒学高潮。他不仅自己亲自讲经，而且针对儒学，佛、道二教的矛盾情况，让人广泛讨论，以求共识。第二，兴办学校，弘扬学术。北周除中央太学外，还有一些临时设立的带有研究性的学校。如明帝集文学士人80 余人于麟趾殿，建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①麟趾学除教学外，主要任务是校刊经史，编集丛书。不少南北名士都成为麟趾学学士，如萧。。、王褒、颜之仪，姚最等。甚至梁简文帝之子萧大圜也携带孤本《梁武帝集》和《简文集》，在北周平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后入麟趾学。麟趾学初无班次，后经于翼上书建议，方才议定等级，以明"尚贤贵爵"之义。周武帝还于天和二年"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②。以萧。。、曹瑾、元玮、王褒等为文学博士，露门学还设露门博士。从太学、露门博士乐逊"在露门教授皇子"来看③，露门学地位较高。第三，"罢门资之制"。北周还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苏绰说："今之选举者当不
① 《周书》卷23《苏绰传》。
②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③ 《周书》卷38《李昶传》。
④ 《周书》卷35《薛慎传》。
⑤ 《周书》卷4《明帝纪》。
⑥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① 《周书》卷30《于翼传》。
② 《周书》卷5《武帝纪》。
③ 《周书》卷45《儒林传》。
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④因此北周举士权一直归于州、郡、县，没有中正官的地位。虽然北周尚无南朝的考试制度，但已打破了士、庶界限。因为如果要求"擢贤良"，就必须"敦教化"，即重视教育了。这对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北周统治者虽然对教育颇为关注，但是由于当时政局不稳，传统的门阀势力仍较强大，也存在一些不好的学风。如"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北周也存在，宇文贵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⑤不少门阀贵族子弟上学时"车服华盛"，心思根本不在学问上。
北周地方学校不太发达，虽然曾令州县置博士，但仍要看地方官吏重视如何。北周地方学校可书者不多。辛昂为成都令时"即与诸生祭文翁学堂"①，曾经带动了地方的学风。湖州刺史乐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②，潞州刺史柳昂"上表请劝学行礼"③。因史料阙如，详情已不可考。
④ 《周书》卷23《苏绰传》。
⑤ 《周书》卷18《宇文贵传》。
① 何堂坤：《我国古代的钢铁热处理技术》，载《技术史丛谈》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②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试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北 京钢铁学院李众：《从渑池铁器看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成就》，均载《文物》1976 年第 8 期。
③ 《周书》卷33《柳昂传》。
（六）教育行政制度的基本演变魏晋南北朝的教育行政制度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其间亦有变化。从总体上看自汉至隋，国学诸官，统属太常，《宋书》卷80《礼志5》载："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统太学诸博士祭酒。"但魏晋以降，太常一职已不似两汉，权任渐轻。另外西晋自晋武帝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实行平民教育与贵族教育分途，国子学的演变已有独立发展之趋势，至隋时，"国子寺罢隶太常"④，教育行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④ 《通典·职官9》。
1。三国两晋的教育行政制度魏初置奉常，为六卿之一。文帝即位后，改为九卿，更奉常名为太常，正三品，中二千石，具有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性质。曹魏立太学，太学设博士及博士祭酒，官品第五，19 人。曹魏设有太学博士及博士祭酒、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议定湓号）、律学博士。州郡县也立教学之官，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掾、文学祭酒，县设校官；侯国设文学，"班第五，从七品"⑤。蜀、吴中央也设博士，职掌太学（吴为学宫）的教育。蜀设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师友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等学官从事地方学校教育，名称繁多，分工与职掌如何不太清楚。吴在地方学校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
西晋初年承魏制，设太学博士19 人，其中选聪明有威重者1 人为祭酒。
咸宁四年（公元278 年）设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 人，助教15 人，祭酒、博士"训范总统学中众事"①，并对入选者要求甚严。东晋初，太学博士初为5 人，后定为9 人，元帝末增至16 人。国子学也置博士，如太常荀崧上书要求国子博士的人选应如西晋。两晋还设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算学博士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两晋地方学校时兴时废，一般来说，州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如蜀郡何旅为典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1 人，如西晋熊远曾被辟为豫章郡文学掾；一些王公府邸也置学官，主持讲学。县也设学官，《晋书》卷24《职官志》载："（县）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⑤ 《大唐六典》卷29。
① 《大唐六典》卷21。
2。南朝教育行政制度南朝中央学校教育仍于太常之下设祭酒、博士、助教等教授学生。刘宋惟设国子学而无太学。国子学中设国子祭酒1 人，国子博士2 人，及国子助教10 人。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1 人，而祭酒、博士常置如故。明帝时设"总明观"，置东观祭酒、访举各1 人，主持教学和管理。宋文帝时曾令鲁郡修复校舍，采召生徒，估计地方也立学官，但详情已不得而知。南齐国学也设祭酒、博士、助教，名儒王俭以宰相（尚书令）兼国子祭酒，为前代所无。地方学校州设儒林参军1 人，文学祭酒1 人，劝学从事2 人②。余不见记载。梁代复汉制，以太常为太常卿，位同金紫光禄大夫。梁代五馆和国学置国子祭酒和五经博士进行管理和教学。梁代地方学校行政制度也有建制，武帝曾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设儒林参军、劝学从事、文学从事等。王公亦于府兴学，如湘东王"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①陈袭梁制，设太常卿。中央官学是太学与国子学并列，设祭酒、博士、助教三级；地方官学也存在，学官设置也大体与前代相同。
② 见《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嶷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3。北朝教育行政制度北朝中央有太常，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北魏太常位从一品，属官有太常丞、各类博士等。北齐称太常寺。北周依《周礼》之制，改太常为太宗伯卿。此外北朝还设有专门管理佛、道二教的机构，北魏设崇玄署，置仙人博士、管理道教；北齐置昭玄寺，专管佛教，设大统1 人，都维郡3 人，功曹主簿数人；北周置司寂中士、下士，为管理道教的官职。
北朝各国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设祭酒、博士、助教等进行管理和教学。北朝博士名目繁多，如北魏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太史博士、律博士、礼官博士、太卜博士、太医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中书助教博士、中书教学博士等。天安初，献文帝诏立乡学，按大、次、中、下郡分别设立博士和助教；孝文帝时于县、堂立小学，学官设置已不可考。北齐博士设置也很滥，见诸史书的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正言博士、四门学博士、医博士、相博士、祝禁博士、太卜博士及按摩博士等；诸郡也立学，设博士、助教。魏、齐很多博士之名也可能只是流于形式，并无实际功能。北周依《周礼》改制，学校行政制度也颇加厘正，如省祭酒一职，唯置与学校有关的博士，如太学博士、露门博士；明帝创麟趾学只置学士，未见设博士，博士确实精简多了。北周虽曾下令"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①，但地方教育行政制度还是十分不健全的。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 年第5 期。
三、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基本内容（一）立学以儒为宗1。儒学的独尊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自从西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先后在两汉官学、私学中建立了自己的独尊地位。
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儒学是最具有治国安邦功效的伦理政治学说。在经过西汉董仲舒改造后，儒学又具有"君权神授"、"大一统"等特色，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乃至社会习俗等各方面一整套的规范和准则。所以，儒学是以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有效性赢得了自己的独霸地位。但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反叛迭起，篡位不断，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土崩瓦解了。这个严酷的现实，迫使东汉以后的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怀疑儒学，怀疑它治国安邦的有效性，统治者把目光转向儒学之外，寻找能替代或修补儒学的其它济世良方。
两汉儒学巩固的独尊地位是与选士制度分不开的。士人要做官，首先要学通儒学，然后或通过考试，或以举荐的方式入仕。总之，儒学是仕途的敲门砖。所以，不仅官学因政府的强制而以儒学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私学也以传授儒学为己任。但是，到了东汉末年，选士制度中的征辟察举制度，名不符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征辟察举或为外戚宦官把持，或为世家大族所左右，人才选拔严重背离儒家标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进一步发展，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政治，"九品中正法"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已成为世胄高门子弟不问学业，仅靠门第"坐致公卿"的工具。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对普通士子来说，儒学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已经不灵了。
魏晋时期，士子们或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或是为避免直接卷入频繁的政治仇杀中，开始钻研"玄虚淡泊"的玄学。而统治者认为这种"玄虚"之说可补儒学之不足，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便有意无意地加以默许或提倡。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乱与分裂，为玄学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玄学盛行，直至成为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潮；玄风大炽，以至于成为有闲阶级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玄学大大削弱了儒学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
乱世之中，人们绝望于现实，只好把希望寄托给神灵与来世。汉末传至中国的佛教，似乎给苦海中的芸芸众生送来了福音。如果说，玄学主要吸引了社会的上层或文化层，那么佛教则更多吸引的是社会的下层人民。统治者也需要用佛教来麻醉人民，用暮鼓晨钟、诵经呗唱来掩饰他们的凶残与暴虐。佛教鼓吹出世，抛弃家、国，礼佛诵经，与儒家主张入世，忠君孝亲等基本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佛教的盛行，意味着儒学在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大下降。
① 朱家栋：《江西陶瓷考古综述》，《景德镇陶瓷》1989 年第1 期。
2。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不过，封建统治者也知道儒家尽管出了问题，但仍然是他们治国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所以，有头脑的统治者在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都把儒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使儒学得以在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中维持住了自己的宗主地位。
三国时期，与孙吴、蜀汉相比，曹魏最重视经学，成就可观。曹操父子擅长文学，中原士人群起仿效，许多士人"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①，不愿学习儒术。但最高统治者仍是极重视儒学教育，魏明帝曹睿所说的"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②，表明了曹氏统治者的基本态度。魏文帝曹丕即位不久，就下令恢复祀孔。又召集诸儒，主持编篡了一部大型的儒学类书《皇览》；魏明帝唯恐当世巨儒高堂隆、苏林、秦静的学问失传，下诏挑选30 名"高才解经"的郎吏去学他们的"四经三礼"③；魏齐王曹芳喜爱钻研《尚书》等经书，并自正始二年（公元241 年）起，三次派太常在太学中祭祀孔子④，进一步确立儒学在官学中的显尊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在太学祀孔之始齐王被废后，高贵乡公曹髦继位，在皇位朝不保夕的险境中，他仍亲临太学与众博士辩论经义。
由于曹魏统治者的重视，魏国的经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传世的《十三经注疏》中，有"三经皆魏人注"，即"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⑤。
蜀汉的丞相诸葛亮认为：儒家的三纲六纪是教育培养人材的根本，"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学者思明师，仕者事明君"①，但蜀汉学校教育不发达，儒学教育的成效远比不上魏国。
孙吴的学校教育亦不兴旺，但孙吴开国君主孙权不仅本人遍读《诗》、《书》、《礼记》、《左传》等儒家经典，而且重视以儒学教育子孙。他选置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名士，为太子孙登"侍讲《诗》《书》"②。西晋司马氏对太学的儒学传统是颇看重的。司马炎代魏不久，就亲临太学，举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晋惠帝司马衷于元康三年（公元293 年），欲视察太学，依儒家礼仪，先举行隆重的"释奠"，祭祀孔子，然后再赴太学③。
东晋皇帝及若干儒臣在四面玄风中，几次呼喊"笃道崇儒"，但由于中央官学时兴时废，所以他们的想法实施的不多。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前，王导与戴邈就上书建议他："帝王之要务，莫重于礼学"，要以儒学来复兴教育，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 年第12 期。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三国志·魏书》卷25《高堂隆传》。
④ 《三国志·魏书》。
⑤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3 页。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170 页。② 《三国志·吴书》卷14《吴王五子传》。
③ 《晋书》卷91《儒林传序》、卷3《武帝纪》、卷55《潘岳传》。
"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④。司马睿即位后，办了太学，而且多次发布"尊儒劝学"的诏令，还派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⑤；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后，广征名儒，充实太学，如将"研精坟典"的任旭、虞喜等征为太学博士⑥；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公元337 年），国子祭酒袁瑰等在要求兴学的上书中吁请朝廷"留心经籍，阐明学义"⑦。成帝表示赞同，并开始整顿国子学。无奈当时玄风正炽，成帝这次努力没有多少结果；孝武帝司马曜很想纠正虚玄纵诞之风，于宁康初年，大集重臣、宏儒，亲自讲《孝经》，让谢安等名流侍讲、执经、摘句，轰动朝野①。孝武帝还屡次召戴逵、龚玄之等硕儒任国子博士，以提高儒学教育的水平。
北方十六国统治者中，凡重视教育、积极办学的，莫不看重儒学。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化过程中，认识儒学是维护统治、争取汉族人心的主要思想文化武器。虽然十六国立国时间短，和平时间少，教育成绩不多，但儒学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还是十分稳固的。
前赵。南匈奴贵族刘渊与其子刘和、刘聪在儒学上颇有造诣。西晋末年，刘渊任北部都尉时，"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②，刘渊族侄刘曜继位，在改汉国为赵国当年便立太学、小学，请"宿儒"为教授，自己还亲临太学，选拔优秀学生"拜郎中"③。
后赵。国主氐族人石勒出身贫贱，不识字，但器重儒士，提倡经学。他在征战中兴学，任"明经"的官吏为教官，亲自到学校，"考诸学生经义"④；继位的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摹写石经⑤。
前燕。鲜卑族慕容氏贵族汉化最深，早在大兴四年（公元321 年），慕容廆即认为"平原刘赞儒学该通"，任为"东庠祭酒"，让世子慕容廆与国胄"束修受业"，慕容廆"览政之暇，亦亲临听之"，国主带头尊崇入学，对社会风气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①；慕容廆"尚经学，多材艺"，即位后，每月临观东庠的"乡射之礼"，并"勤于讲授"，斯时，太学"学徒甚盛，至千余人"②；慕容廆之子慕容俊建立前燕国。慕容俊儒学根底亦颇深，"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③前秦。氐族人苻坚在王猛辅政期间，几乎是独尊儒学。苻坚亲祀孔子，为礼聘"硕学耆儒"苏通、刘祥来太学讲二《礼》经，自甘露四年（公元362年）起，"每月一临太学"，或"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或"亲临④ 《晋书》卷65《王导传》、卷69《戴邈传》。
⑤ 《晋书》卷91《儒林传序》、卷6《元帝纪》，《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4》。⑥ 《晋书》卷91《任旭传》、《虞喜传》。
⑦ 《宋书》卷14《礼志1》。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 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②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150 页。③ 《晋书》卷101《刘曜载记》。
④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⑤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1》。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2》，《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110《慕容俊载记》。
讲论"，并向博士提问，"博士多不能对"。
建元十一年（公元375 年），苻坚更下令独尊儒学，"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史家评价说："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苻坚建国后，因"颇留心儒学"，"而学校渐兴"④。后秦。羌族人姚苌建国于关中，不久即死去，由姚兴继位。姚兴推崇儒学，"听政之暇"，引"耆儒"姜龛等，"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大儒胡辩在洛阳讲学，弟子达千余人，姚兴鼓励关中儒生出关，访学大儒，让关卡放行，"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后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关中）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姜龛、淳于岐、郭高等硕德耆儒各率门徒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⑤。在十六国时期，这是空前的儒学兴盛景象。
十六国时期，凉州战争较少，在北部中国儒学最盛。前凉张轨在西晋末年任凉州刺史，开始割据凉州。他在所立学校中，规定春秋行儒家乡射之礼；张重华在位亦与群臣"讲论经义"①。
西凉。建立西凉的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建国初，就扩建学校。他训导子弟说："周孔之教"，"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②他的得力臂助宁繇"雅好儒学"，如痴如醉，"虽在军旅，讲诵不废"。每闻有儒生造访，立即倒屣出迎，放下手中的军国大事，与儒生纵谈经籍③。
北凉。建国的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尊崇儒学，注意用儒学来培训自己的下属官员。他"亲拜"硕儒刘邴为国师，任命注王朗《易传》的阚骃、"专心经籍"的索敝二人为刘邴助教，命令属下"皆北面受业"④。
南燕。鲜卑族人慕容德称帝仅七年，也能"崇儒术以弘风"，他在建太学的次年便"大集诸生，亲临策试"⑤。
南凉。鲜卑族人秃发利鹿孤称河西王后，"思弘道化"，祠部郎中史嵩建议："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深以为然，随即兴办学校⑥。
南朝玄风大盛，较为质朴的儒学难逃衰落的厄运。但在学校中、朝堂上，讲诵儒学的传统始终未断。特别是梁武帝等尊崇儒学，使南朝有短暂的儒学勃兴时期。
宋。宋武帝刘裕立国后二年，就下诏说：立国要以"教学为先"，因而要"弘振国学"，"选备儒官"，但未及实行，便死去了①。
宋文帝本人博涉经史，懂得儒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七年间，恢复了太学。他大倡儒教，下令修复孔子墓，并与太子屡临国子学，④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中》。
⑤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④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2》。
⑤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⑥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 年第2 期。或"北面而礼先师，"或"策试诸生"。在魏晋百余年"传经授业"的儒学教育黯然不振的局面下，宋文帝的作为被史家称为"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的"一代之盛"事②。
南齐。齐高帝萧道成祖孙三代，颇尊崇经学。齐高帝少年学经，师从名儒雷次宗，即位不久，就下诏"精选儒官"，建立国学。但当年夏，齐高帝便死去，齐"以国哀故，罢国子学"③；子武帝萧赜，孙文惠太子于永明四年、五年（公元486-487 年）分别亲临国学，讲论《孝经》，策试经术④。
梁。梁朝开国皇帝武帝萧衍，"起自诸生，知崇儒术"，在位期间，不仅自己钻研儒学，尊宠大儒，还开创性地按儒家五经分类，开办儒学专门学校；设五经博士，建士林馆。并不拘一格地培养儒学人材。因而在这一时期，南朝"渐尚儒风"。宋齐时期，因经学式微，以至《宋书》、《齐书》竟"不能为儒林立传"，至《梁书》才又恢复《儒林传》。可以说，南朝四代，宋齐对儒学的重视多流于形式，只有梁武帝把儒学教育落在实处，大加弘扬，使偃息的儒风，重又渐渐兴起。
陈。陈宣帝、陈后主及太子都曾亲临太学。但陈国统治者仅仅满足于提倡儒教的形式，未在教育中花多少气力。
北朝。北朝的教育比南朝发达。北朝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儒学。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的儒学最为发展。北魏的鲜卑贵族统治北部中国近150 年，他们为了长期统治北方人口中众多的汉族，不得不实行汉化教育政策。儒学教育是北魏汉化教育的核心，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先"。
北魏"以经术为先"的一个表现是皇帝们纷纷带头尊孔学经。泰常八年（公元423 年），明元帝拓跋嗣到洛阳"观《石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太武帝到太学"祀孔子"；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公元489 年）"立孔子庙于京师"，十六年，在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十七年，"观《石经》"，十九年，在鲁"并祠孔子庙"；正光二年（公元521 年）、永熙年中（533-534 年）孝明帝元诩两至国学行"释奠"礼，并为皇子讲《孝经》，或听大儒讲《孝经》等经书①。
北魏皇帝"以经术为先"的另一个表现是：极为重视专门教授儒学的中央官学。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伊始，即兴办规模较大的太学，"以经术为先，。。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公元399 年），扩大太学博士队伍，使之专门化，"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②；太武帝拓跋焘为加速以儒术统一思想，不惜采用屠杀政策来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 年），太武帝下诏说：老百姓私藏阴阳、图纬、方技等类书籍，或者私养巫师、僧人等都不利于朝廷"壹齐政化，布淳穗于天下"；为此，他下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就读，"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①；北魏统治者为了用儒学教育皇室后代，于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建立了皇子学校皇宗学，孝文帝还到皇宗学向博士请教经义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版。③ 会见叶喆民《中国古瓷浅说》，轻工业出版社1982 年版，第33 页。
④ 《南齐书》卷3《武帝纪》、卷21《文惠太子传》。
① 《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世祖纪上》、卷7《高祖纪》、卷8《世宗纪》、卷89《儒林传》。② 《北史》卷81《儒林传序》，《魏书》卷2《太祖记》。
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②；宣武帝元恪根据《周礼》又新设四门小学于国都，并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③。北魏中央官学众多，皆"以经术为先"，所以儒学大盛，"经术弥显"④。
北魏"以经术为先"的第三个表现是延揽与重用儒学人材。太武帝于神麔四年（431 年），在全国一次"辟召儒俊"数百名，将最优秀的卢玄、高允任为中书博士，这一空前的重用儒士的举措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孝文帝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用一批名儒，如刘芳因"特精经义"，"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名儒李彪亦以"经书进"，升为中书教学博士；宣武帝立四门小学，又"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大选"之举又一次令全国振奋，使"经术弥显"⑤。
北齐。文宣帝高洋建北齐的第一年，就下诏恢复中央与地方学校，以"敦述儒风"；天宝七年（公元556 年），文宣帝又召集"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晏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天宝九年（558 年），监国的太子"集诸儒讲《孝经》"⑥。但北齐的反汉化倾向相当严重，文宣帝父子装点门面的措施并未产生多少实效。
北周。立国时期短，二位统治者热衷儒学，精神感人。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他总揽西魏朝政时，积极用儒学培养下属与子弟。他"于行台省（临时中央政府）置学"，选丞郎与府佐等官吏为学生，让他们"日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平河东后，宇文泰"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经学通赡"的樊深为博士；宇文泰又让乐逊等儒师在他家设馆，"教授诸子"，各儒师"分授经业"①。
周武帝宇文邕颇擅儒学，常亲自讲经，由于当时道教、佛教，已与儒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所以讲论儒学经义往往离不开辩论儒、道、佛三教的异同。天和元年（公元566 年），武帝"集群臣讲《礼记》"。建德元年（公元572 年），武帝在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武帝对儒学大师十分尊崇，将原萧梁五经博士沈重礼聘至京师，封为露门博士，让他参与讨论《五经》，请他讲课。吞并北齐时，到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家，"亲执其手，引与同坐"，厚加赏赐，拜为博士②。
② 《魏书》卷7《高祖纪》。
③ 《魏书》卷55《刘芳传》。
④ 《北史》卷81《儒林传》。
⑤ 《魏书》卷47《卢玄传》、卷84《儒林传》、卷55《刘芳传》，《北史》卷81《儒林传》。⑥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5《废帝纪》。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 年第3 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 年第3 期。
3。《五经》是官学的基本课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官学都以培养儒士为目的，以经学为课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各个割据政权，以及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在性质上，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缺少的只是长期的大一统而已。所以，各个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仍与两汉一脉相承，因而，儒学仍然是各个政权的基本统治思想。统治者仍然需要通过官办学校灌输儒学，为自己培养儒士型的官吏。儒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教育的学派，从教育思想到教学实践有一整套的理论与方法，在动乱交替的年代办学校，舍儒家别的学派还无法独力担当此重任。所以，在这一时期，从主流上看，绝大部分官学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仍沿袭两汉。各政权为宣扬教化，培养儒士型官吏，选若干饱学的儒士立为博士、助教，作为教授，以儒家的经典为基本学习教材，并作为选拔新官吏的考试标准。
曹魏刊刻儒学"石经"作为太学标准教材。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 年），灵帝刘宏曾召集群儒勘定五经，刊刻石碑，立于太学，作为中央官学和全国经书的标准教本。东汉石经在汉末战火中多有毁伤，文帝曹丕曾下令修补，以应教学之需①。而自东汉末年，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已推倒了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熹平石经是今文经学，当然不能适应魏国古文经学教学的需要，于是，"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的古文经学石经，刻经的石碑"长八尺，广四尺"，共"四十八枚"，立于太学②。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正始石经"。
曹魏地方学校也以儒学为主修课程。建安年间，河东太守杜畿，"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并任命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特多儒者"；建安初年，弘农太守令狐邵派遣官吏赴河东，向"乐详学经"，然后回本郡任教，促进"弘农学业转兴"③；正始年间，陈留太守刘劭"敦崇教化"，"执经讲学"④；管辂15 岁时，在琅邪邵官学就读，"始读《诗》、《论语》及《易》本"⑤。
蜀国的太学和地方学校也是以经学为教材。许慈擅长郑（玄）氏儒学，精通《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其子许勋"传其业，复为博士"。尹宗父亲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尹宗子继父业，因而被任为博士①。益州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尹默、谯周也均以儒学为教育核心。
孙吴的中央官学名存实亡，所以统治者仅在认识上将儒学放在教学的核心位置。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230 年）先仅为皇子设立"国学"，迟至近30 年后，才由景帝孙休于永安元年（公元258 年）下诏要立五经博士，招收官吏子弟。可惜，这一诏令没有实行。
孙吴宗室孙奂、孙瑜重视以儒术教育子弟与部下。孙奂"爱乐儒生"，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 年第3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③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卷16《仓慈传注》。
④ 《三国志·魏书》卷21《刘劭传》。
⑤ 同前引卷29《方技传》。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 年第1 期。请儒生执教，"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孙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为自己部下将吏子弟数百人"立学官"，请笃学好古的儒生济阴人马普执教②。
西晋官学中儒学仍居主宰地位。泰始八年（公元276 年），朝廷整顿曹魏留下的太学，精简有七千多人的太学生，去留的唯一标准是是否通过经学考试，"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③。这样留下三千余名，皆有一定的儒学基础。
西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④。魏晋间古文经学中马、郑两学派又开始争斗。因晋武帝是王肃外孙，代表马融学说的王肃经学盛行于晋初。王肃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以及其父王朗的《易传》，"皆立学官"，各有专门博士⑤；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又为新设国子学，挑选博士，其学问标准为"通明典义"①。国子、太学两学的教授们都是以儒为业，所以被时人称为"二学儒官"②。东晋官学时兴时废。朝廷以博士官职保留若干儒学人材。晋元帝即位的当年设太学，二年后设置五经博士五人，后增至九人，太常荀崧上书要求再增加四人，元帝对荀崧的建议大加赞赏，说：这是"经国之务"，最后下诏，除"《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外，"余如奏"。东晋博士最后增至十六人③。
西晋时期，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等不受传统师法束缚的经注盛行，又推倒了汉魏有师法的经注，包括古文经学的王肃学派。经注的变化对博士等经师影响很大。从此，官学博士不是专攻一经一家，而是要求通晓诸经了。这是儒学进步的结果。
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学校，也以经学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超过南方。
前赵，刘曜在即皇位的当年，即建立太学与小学，挑选"宿儒明经笃学"者，任国子祭酒、崇文祭酒等教育官职④。
后赵，目不识丁的石勒在打天下时，就以"明经"的吏员充任太学与小学的教职，建国后，又设博士、经学祭酒等职。石虎继位后，还将国子祭酒聂熊所注的《谷梁春秋》，"列于学官"。石勒还确定了对州郡每年推荐的秀才、至孝用经学考试的制度，"始立秀、孝试经之制"⑤。
石勒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专以经学为务的博士设到地方学校中，"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从经学考试中选拔官吏，"三孝修成，显升台府。"石虎继位后，也"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①。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③ 《晋书》卷55《潘岳传》、卷19《礼志上》。
④ 《晋书》卷24《职官志》。
⑤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60 页。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②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第6 期。③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317 页。
④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1 期。⑤ 《晋书》卷104、105《石勒载记上、下》，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3 期。前燕。早在鲜卑国时，"儒学该通"的刘赞已任东庠祭酒，国主慕容廆、世子慕容廆都去听刘赞讲经学课。慕容廆即位后，还以经学考试学生，优异者予以重用。
前秦。苻坚称王之初，任命硕学耆儒苏通、刘祥分任《礼记》祭酒、《仪礼》祭酒。结果太学中"英儒毕集"。苻坚以经义出题考试，一次就从太学生中选拔83 人，并授以官职②。
后秦姚兴招纳若干耆儒硕德的学者到国都长安办学，广招门徒，结果来长安学习儒学的"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③。
南朝时期，儒学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没变，所以仍受到统治者的一定重视，经学仍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刘宋的国子学以五经为课程，由儒学学者任博士或助教。如何承天"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领国子博士，皇太子到国子学讲《孝经》时，由何承天执经④。苏宝出身寒门，"为《毛诗》助教"⑤。
南齐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 年）成立的国子学，突出儒学，数年间，"大弘儒风"。武帝任命尚书令王俭领国子祭酒，陆澄任国子博士，王俭好儒术，"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陆澄则主张"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当时国子学开设郑玄、王弼注的《易》，杜预、服虔注的《春秋》、何休注的《公羊》、麋信注的《谷梁》、郑玄注的《孝经》等儒家课程，王俭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每十天到国子学一次，"监试诸生"，"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①梁。五经学馆的博士们皆精通儒学。贺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明山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著有《吉礼仪礼》、《礼仪》、《孝经丧礼服义》等书；严植之"精解《丧服》、《孝经》、《论语》，。。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讲课层次清晰，分析深刻，"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沈峻"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兼国子助教，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②。
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与考试也比较正常。梁武帝撰的《五经义》、《孔子正言》等儒学著作也被列入国子学的课程中，《孔子正言》还被列为专科，有正言博士、正言国子生③。传统的明经射策科亦受重视，大同七年（公元541 年），南海王大临，与南郡王大连入国子学，"明经射策甲科"，"皆拜中书侍郎"④。
士林馆也是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积思经术"的沈洙、精研《周易》的周弘正、"通经术"的孔子祛等大儒皆在士林馆讲经，周弘正以国子博士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 年第2 期。③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④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⑤ 《宋书》卷75《王僧达传》附《苏宝传》。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③ 《隋书》卷26《百官志上》，《梁书》卷35《萧子显传》，《陈书》卷33《儒林传》。④ 《南史》卷8《梁简文帝诸子传》。
身份居士林馆讲授时，盛况空前，"听者倾朝野"⑤。
梁武帝一朝，在侯景之乱前，官学中儒学教育之盛况可以称得上是南朝之最。
陈。自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 年）恢复官学，至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 年）灭亡近30 年间，除"采掇""梁之遗儒"，小规模地维持学校的儒学教育外，乏善可陈①。
北魏。经学是北魏官学的核心课程。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当年就到太学观看《石经》。这说明《石经》在北魏迁都后，立即被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再从盛世的宣武帝，经孝明帝，到末世的孝武帝，诸帝多次亲自讲经与听经看，当时经学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北魏对地方教育极重视，创立了郡国官学制度，规定郡国官学以儒学教育为主。制度规定：郡学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博士与助教要选拔"博观经典"的儒师充任。学生则有"三年一校所通经数"的经学考试规定②。许多地方官也尊孔重教，有的或自己执经教学，或聘通儒任教。行河南尹李平，"简试通儒以充博士，。。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萧宝夤为徐州太史，"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土姓子弟。。与论经义"；河东太守崔游，在太学中"亲自说经"③。
北齐。统治者在形式上也把儒学教育也放在学校的显要位置上。如文宣帝高洋在建北齐之初，就把"蔡邕石经五十二枚"，移置国子学，意欲作为标准教材；又创立郡国官学立孔庙之制，但由于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在教育实施中，儒学无甚用武之地。国子学仅有几十名学生，博士"徒有虚名"；州郡学校的学生更是强拉充数。统治者阶层中多不愿学儒学。
北周。明帝即位后，"立麟趾学"，麟趾学主要任务是编刊经史，并无多少教学任务，而且儒学也无突出地位，仅与史学平分秋色；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 年）又设置露门学，以教育皇子。儒宗沈重、乐逊都在此讲学。但露门四博士却称"文学博士"，其教学任务遍及文史经，并非突出经学一门。看来，北周官学中儒学的地位在下降。
在北齐、北周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尚儒术，居然形成风气。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北周统治者感染南朝风尚，渐尚文采，都削弱了儒学在学校中的影响力。此外，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转而又形成北齐、北周对峙，长期的和平统一局面又被战争、动乱所代替。儒学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暴力冲突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统治阶层中对儒学的信心自然动摇。在教育上，学风衰颓，"读书无用"论泛起。
⑤ 《陈书》卷33《儒林传》、卷24《周弘正传》、《梁书》卷48《儒林传》。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 年版；1956 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用盐"疑误。
③ 《魏书》卷65《李平传》、卷79《刘道斌传》、卷59《萧宝夤传》、卷57《崔游传》。4。私人教育重视儒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与分裂，教育发展受阻，官学时兴时废，但私人教育却较繁荣。儒学在私人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时期，私人开馆授徒的多是钻研经术的硕儒，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儒学《五经》。如有"儒宗"之称的贾洪，对《春秋左传》特精，三任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另一"儒宗"隗禧，致仕返乡已"年八十余"，前来求学的人仍然"甚多"①。
有的儒生隐居不仕，专事教授。建安初年，长安"宿儒"栾文博开馆，有"门徒数千"，贫寒出身的石德林投其门下学习，然后"精《诗》、《书》"②；西晋刘兆，"安贫乐道"，潜心研究《周易》、《周礼》、《春秋》，"从受业者数千人"①；前凉宋纤，隐逸不出，"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注《论语》"②。
这些大儒开办的以讲授经学为主的私学，规模往往成百上千，甚至数千人，超过了官学，所以，儒学在魏晋私人教育中的影响远较官学广泛。魏国，邴原讲授《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③；西晋，杜夷"世以儒学称"，在家乡"闭门教授，生徒千人"④；前凉，祈嘉"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郭瑜，"清通经义，。。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⑤。就社会影响而言，南朝经学不如玄学、佛学，但在私人教育中，仍以传授儒学的居多。宋、齐时，私人讲学较少，规模亦小，刘。。身材瘦小，儒学却"冠于当时"，被学生视为"师范"，门生多王公贵戚，"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⑥；儒士沈麟士，早年家贫，编织竹帘为生，手里劳作而口中诵书，"口手不息"，乡邻们称他为"织帘先生"。后来，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为业，门徒"数十百人"，先生贫寒，无深屋广厦供学生学习、住宿，学生们便"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幽静的深山竟因此喧嚣起来，当地有民谣道："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⑦；齐永元末年，少好《三礼》的何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⑧；梁朝，由于梁武帝"尊重儒术"，经学教育大振。大儒们纷纷聚徒讲学，严植之"遍治"诸经，"开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听众千余人"①。贺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
①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 年第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6 期。③ 《三国志·魏书》卷11《邴原传》及注。
④ 《晋书》卷91《儒林传》。
⑤ 《晋书》卷94《隐逸传》。
⑥ 《南齐书》卷39《刘。。传》。
⑦ 《南史》卷76《隐逸传下》。
⑧ 《梁书》卷48《儒林传》。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 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②。
北朝风尚纯朴，受两汉经学影响较大，在私人教学内容中，经学占着主要地位，玄学没有地位。尤其是在北魏的孝文帝迁洛后至宣武帝时期，"天下承平"，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官、私"学业大盛"，"经术弥显"。在北齐，虽然反汉化倾向日益严重，社会经济亦不景气，但求学之风并未偃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十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而北周武帝礼聘名儒沈重，亲访名儒熊安生等重儒举措，又重振了北朝的负笈求儒学的风气，于是"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然，北周儒学繁荣期短，因而学者的成绩比不上魏晋，但"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③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主宰社会。世代相传的家学是许多世族兴起与维系的重要凭借与手段，而家传学问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便是儒学。家传儒学的特点是世代传授先辈擅长的儒学中的一个或若干方面。累世相传、发展，形成优势。
吴范平，"家世好学"，其三子奭、咸、泉及泉子蔚，"并以儒学至大官"。
徐苗，自曾祖徐华至苗，魏晋间，"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西晋时，徐苗为当世"儒宗"。两晋儒宗杜夷，家为庐江著姓，"世以儒学称"，杜夷居家教授，"生徒千人"，东晋元帝曾三遣太子至夷家，"执经问义"①。南朝，伏曼容，刘宋大儒，子暅，"幼传父业"，梁五经博士；孙挺，家学薰陶，"七岁通《孝经》、《论语》"，梁武帝时，任"中军参军事"，居宅讲《论语》，"听者倾朝"。伏氏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②。贺瑒，"晋司空循之玄孙"，"世以儒术显"。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父损亦传家业"，而贺瑒"于《礼》尤精"，为梁武帝的首任五经博士，他的两个儿子革、季与侄子琛，"并传瑒业"③。
司马筠，"博通经术，尤明《三礼》"，梁武帝时任尚书祠部郎，"子寿传父业，亦仕位"至尚书祠部郎"；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并"颇传祖舅太史叔明、舅五慧兴"的经术，遂"通《三礼》、《三传》"，梁武帝时任五经博士；贺德基，其家"世传《礼》学"，"三世儒学，俱为祠部郎"；顾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梁武帝时任五经博士④。在战乱不止的年代，在世家大族发展的时期，聚族或依附强族而居的趋势有所加强，官学教育地位下降，家庭与家族教育重要性就增加了。家庭教育有时也兼及乡邻。与家传教育不同的是，家族教育重视传授儒学基础知识与道德规范。
西晋，华廙得罪权贵，罢官家居，"教诲子孙讲诵经典"⑤；西晋末年，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 年第10 期。③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 年第7、8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 年第12 期。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③ 《南史》卷62《贺瑒传》。
④ 《南史》卷71《儒林传》。
⑤ 《晋书》卷44《华表传》。
王延"究览经史，皆通大义"，农闲时，"训诱宗族，侃侃不倦"⑥。
南朝，顾越家乡在新坂黄冈，宗族所办的"乡校"，世代相传，所以"顾氏多儒学"①；沈峻，家贫无力负笈投师，少时，师从族人大儒沈麟士，"遂博通《五经》"②；垣昙深妻郑氏，年轻居孀，子文疑四岁时，便"亲教经礼，训以义方"③；"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④。
北魏裴敬宪，"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⑤；太学博士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⑥。
这一时期贵族豪门势雄财大，重视文化者多请大学者为师，于府第中开馆，教授子弟。为了家族利益，他们多择硕学鸿儒传授讲求忠孝节义的儒学，而不是提倡放纵自己，不理世事的玄学，或无父无君、弃国弃家的佛学。北朝，把持东魏朝政的齐高祖高欢，很重视用儒学教育子 弟，东魏天平年间，高欢先后聘北魏博士、"经明行著"、"学综绪经"的卢景裕、李同轨两人至府中，"教诸公子"⑦；李同轨死后，高欢聘名儒李铉、刁柔"授皇太子诸王经术"⑧；北齐时，兼通礼传的鲍长暄，"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⑨。西魏时，硕儒徐遵明的高足乐逊，被太尉李弼请去"教授诸子"⑩。
⑥ 《晋书》卷88《孝友传》。
① 《南史》卷71《儒林传》。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③ 《南史》卷25《垣护之传》。
④ 《陈书》卷32《孝行传》。
⑤ 《魏书》卷85《文苑传》。
⑥ 《魏书》卷43《房景先传》。
⑦ 《魏书》卷84《儒林传》。
⑧ 《北齐书》卷44《儒林传》。
⑨ 《北齐书》卷44《儒林传》。
⑩ 《周书》卷45《儒林传》。
（二）玄风与佛学对教育的影响1。玄儒双修下的魏晋南朝教育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玄学。"玄"之义，本自《老子》中的"道"，"道"也就是"无"。魏晋时期，相当一部分士人，重视研究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易经》，这三本书都着重探讨宇宙或万物的本源，内容深奥玄远，时人略称三书为"三玄"，称研究"三玄"的学问为"玄学"。
谈玄的风气曹魏时期已经出现，但"玄学"一词较为晚出，《晋书·陆云传》中有则陆云转而谈玄的故事：一次，陆云外出访友，夜晚迷路，不知所往，忽然看见林木深处透出灯火。陆云赶紧摸过去，来到灯火处，原是一家人家。当晚，陆云借宿于此。他看见宅中一少年，风度翩翩，在执书夜读，便过去与少年攀谈，少年在读《老子》，谈起《老子》来，少年口若悬河，言辞优美，而旨意玄远，陆云听了，佩服十分。次日晨，陆云醒来，欲寻主人辞行，却不见什么房屋，面前只有孤冢一座，冢前碑上刻着"魏故尚书郎王弼之墓"字样。陆云原来对"玄学"无甚兴趣，返家后，自此热衷谈玄。汉末战乱，大一统国家彻底垮台，证明汉代的今文经学、儒家的仁义礼法不是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唯一思想统治工具，他们要另找一种工具以为儒学的补充。
《老子》的无为思想、《易经》的神秘色彩、《庄子》蔑视礼法的批判精神与不论是非的颓废意识，满足了统治集团、门阀世族和一部分士人的需要，因而玄学诞生，并很快发展成为魏晋南朝的主要思想潮流。
玄学清谈风气形成于魏齐王曹芳的正始年间（公元240-249 年），所以后世称玄学清谈为"正始之音"。玄学的倡导人为何晏、王弼。何晏著《道德论》，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他 们"祖述老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笃守"无为"既能"恃以成德"，又可以"恃以免身"，即是说，以道家逍遥的态度，避免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才能保全身家性命。这种"贵无论"经过何、王两人的倡导，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哲学思潮。进入西晋，嵇康、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口谈浮虚，不遵礼法"，饮酒作乐，放荡形骸。经过他们身体力行式的提倡，玄风更盛。玄学渐渐从一种哲学思潮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
东晋时期，崇尚玄学的名士们主要追求放任不羁的生活，行为背礼违节，学术上却无甚建树。名士光逸避乱南渡，投友胡毋辅之。到那儿，胡毋辅之与几位名士赤身裸体，闭室酣饮已有数日，光逸要推门进去。侍者不允许，光逸就在院子里把衣服脱了，从狗洞中伸头进去，看见胡毋辅之等人便大声呼叫。胡毋辅之说："别人决不会这样豁达，一定是我友光逸，快快请他进来。"光逸进去后，又和他们喝个通宵达旦①。世族子弟们竟相仿效这些名士，他们傅粉施朱，手摇麈尾，行步顾影，自比神仙。玄学的品格在下降，玄风的影响却在扩大。
至南朝，尽管出现了周弘正、张讥等"玄宗领袖"，但他们在玄学上并无突出成就，刘宋时期，特设玄学馆，让玄学与历史悠久的儒学、史学、文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43 页。学并立学林，虽然玄学馆在促进玄学研究上并无显著成效，大半程度上成为刘宋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花瓶，但由此可知，玄学作为一门学问已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普遍承认。
玄学兴盛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是有重大冲击的。首先在教育思想上，玄学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玄学对两汉君权神授的儒学思想，对汉儒繁琐章句学问的冲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玄学家往往进而全面否定儒学，甚至要人们放弃学习、抛弃文字。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如嵇康说：世俗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为丙舍（墓前小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①其次"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在教育实践中，"矜高浮诞"的玄风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兴趣，即便入学，也不愿埋首读书。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东晋成帝时，时局稍安，成帝同意国子祭酒袁瑰的意见，准备振兴中央官学，但当时已形成"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的风气②。几年振兴努力，不见成效，后来战事重开，太学竟因此而停办。宋齐之时，儒学仍然不振，"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大儒只肯独善其身，后进徒拥经书，而无处求学讲习③。而士族子弟则可以依靠九品中正制"依流平进"，俯拾青紫。玄风盛行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件高雅的外衣。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倒真的崇尚玄学，但也只会夸夸其谈，评古论今，既不忧虑丧乱之祸、战阵之急，也不关心耕稼之苦、劳役之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追随玄风，隐藏自己的懒惰与无能，用放达脱俗来披挂自己的奢侈放纵。"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但颇会借用玄风之皮毛，逍遥放纵，平时，他们"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考试时，"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宴会交际时，"则假手赋诗"。当此时，他们可称作"快士"。一旦遇到"离乱之后"，身无一技之长，"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只有束手待毙，"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①。西晋玄学领袖王衍，虽然能"口中雌黄"，却救不了自己，他被石勒所杀，临死前叹息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戳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②第三，"学者习虚玄"。玄学盛行后，有许多学者不仅专治《老》、《庄》、《易》，而且也投身教育实践，与经学家一样，教授门徒，弟子也曾多至数百人。在教育阵地上，开始改变"立学专以儒为宗"的一边倒的局面。
西晋的杨轲，"少好《易》"，"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第10期。
② 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67-268 页。
③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50页。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② 《晋书》卷43《王戎传附王衍》。
但"学业精微，养徒数百"，"教授不绝"③。
南朝的伏曼容，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生徒常数十百人"④；杜京产，"专修黄、老"，齐永明十年，"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⑤。
第四，"皆以为谈辩之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清谈，即所谓"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①。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五经中惟崇《易》理"，"以为口舌之助"，许多人钻研玄学，目的不是阐扬玄学而是为了清谈，"所学亦正以供谈资"②。所以，工玄学者，或被人推崇为"谈宗"或自称"谈士"③。
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风靡士林，所以"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④。本来两汉教育中就有诘难的传统，如西汉宣帝曾召集诸儒讲五经异同，宣帝"亲临决"；东汉章帝召集博士及儒生聚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亦"称制临决"。但诘难、辩论是因各家师说互有异同而起，并非以此而决胜负。在清谈风气影响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梁武帝时代，儒学重建在教育中的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虽事文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精谈无异"⑤。如梁武帝令朱异执《孝经》诵《士孝》章，岑之敬升讲座阐释，梁武帝亲自诘难，岑之敬应声而答，纵横剖释⑥。梁武帝时，太学博士鲍皦因病不能讲课，请太学生纪少瑜代讲，只因纪少瑜"善谈吐，辩捷如流"⑦。
梁陈间学者周弘正与张讥论辩事颇典型。张讥甚有辩才，梁简文帝做太子时，在士林馆以《孝经》发问，张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大儒周弘正亦一能言善辩之士，精《易》经，讲课时，"听者倾朝野"①。但他辩不过张讥。陈天嘉年间，周弘正任国子博士，张讥任国子助教，周弘正在国子学讲《易》经，其四弟周弘直亦在讲席就坐，张讥即席与周弘正辩论，周弘正不敌而词穷，周弘直"危坐厉声"，救援兄长，"助其申理"。张讥脸色一整，对周弘直说："今日群贤会萃，辩论大道至理，并非意气相争，你虽然明知兄长窘迫坐困，也不能出言相助。"周弘直一怔，旋即振声而答："我作为学生，帮助老师，天经地义，有何不对？"话音一落，举座欢笑。周弘正后来对别人说："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②。
第五，儒玄双修。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两晋及南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③ 《晋书》卷94《杨轲传》。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
⑤ 《南齐书》卷54《杜京产传》，《南史》卷75《杜京产传》。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③ 《晋书》卷90《潘京传》、《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⑤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⑥ 《陈书》卷33《岑之敬传》。
⑦ 《南史》卷72《纪少瑜传》。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 年第3 期。②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 年7、8 期用儒学礼教去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一方面又讴歌纵情任性的玄学，以证明他们享受的合理性。统治阶级的这种双重需要，决定了儒学与玄学的并行与融合。玄学在形式发展过程中，在旨趣上有"贵无"、"崇有"的区别，还有"名实"、"才性"、"言意"之分辩，但实际上只有"以道释儒"和"以儒释道"的区别。
玄学从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玄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的王弼，本通儒术，再研《易》、《老子》，"好论儒道"③；玄学大师阮籍早年志尚诗书，推崇儒术，中年时才转而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主张名教本之于自然；④西晋玄谈领袖乐广，"善清言"，但并不抛弃名教，说："名教内自有乐地"；⑤西晋的玄学理论家郭象，好老庄，谈辩"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⑥他在《庄子注》中提出了玄学的"独化论"，但仍然强调儒家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封建等级观念；而裴頠的《崇有论》则是极力调和玄学与儒学的矛盾①；东晋的江惇"儒玄并综"，著《通道崇检论》，极力调和儒玄②；南齐的杜京产虽"专修黄、老"，却"学遍玄、儒"③。梁武帝多才多艺，又重视儒学教育，但他"洞达儒玄"，既注儒经，又撰玄论④。在主要从事儒学教育的学者中，不少兼通儒玄。在教课中，或儒玄并举，或有所侧重。吴苞，通儒学，也好老庄，南齐时，却与刘瑒分别讲《论语》、《礼》；伏曼容乃齐梁间大儒，却善《老》、《易》，常年聚徒讲授玄学；梁五经博士贺瑒对儒学《礼》和三玄经典皆有研究，在儒学五馆中主持《礼》学馆，馆中生徒常有数百。
陈朝，官至尚书的孙瑒，"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⑤。
曾与周弘正辩论的张讥，少年时便通儒家的《孝经》与《论语》，但又"笃好玄儒"。在陈文帝时，他任国子助教，教授儒学；至陈宣帝时，他任东宫学士，又讲《庄》、《老》。
学生学习往往亦兼学儒玄。有神童称号的谢几卿，幼年入补南齐国子生，入学时，已以"长玄理"而出名，齐文慧太子让硕儒国子祭酒王俭"以经义访之"，谢几卿"随事辩对"，谈吐如流⑥，可见他不仅长于玄学，同时也有扎实的儒学功底；周弘正十岁时，已有玄学基础，"通《老子》、《周易》，入国子学后，专学《周易》经，少年成名"⑦；颜之推出身儒学世家，家传《周礼》、《左氏》，梁朝湘东王萧绎"自讲《庄》、《老》"时，年方12 岁的颜之推便被收为门徒①。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第10期。又见《"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 年第3 期。④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2-104 页。⑤ 《晋书》卷43《乐广传》。
① 同前引罗著第114-120 页。
② 《晋书》卷56《江统传》。
③ 《南齐书》卷54《高逸传》。
④ 《梁书》卷3《武帝纪》。
⑤ 《陈书》卷25《孙瑒传》。
⑥ 《梁书》卷50《谢几卿传》。
⑦ 《陈书》卷24《周弘正传》。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51 页。南朝时，学生兼习玄、儒，甚至兼学佛教，已成一种时尚，梁朝王褒作《幼训》，作为子女的童蒙教材，其中说他自己从幼时发蒙至年届知命，一直是"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要求孩子们继承他的学风。陈代的徐孝先，少年入国子学，专攻《易》经，兼及老庄，"能谈玄理"，以后又"遍通五经"②。
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 年第1 期。2。佛教对教育的影响（1）佛学渗透儒、玄学很多佛学大师都精通儒玄学问，东晋时，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出身世族，少年时，游学许昌、洛阳，学成后，"博综六经，尤善《庄》、《老》"③。由于有儒玄两家学问功底，他在讲道时，常常用儒学、玄学进行对比、类比，使深奥的佛经教义变得通俗易懂，调和了佛教与儒家的矛盾，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
后秦高僧僧肇本东晋人，出家前，遍观经史，尤好老庄之学。出家后师从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他以生动的比喻、优美的文笔，深入浅出地批评玄学的崇有论，宣扬客观世界的虚假性，劝导人们忍受肉体痛苦，追求精神上的超脱。
东晋高僧竺道生，出身官僚家庭，《高僧传》说他"幼而颖悟，聪哲若神"④，当有很好的儒学功底，他的佛学理论贡献之一，就是融合儒佛两家旧说，首创顿悟成佛说。该说认为佛性人人皆有，亦人人可悟。让作恶多端的人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给亟欲摆脱现世痛苦的人们分发廉价的天国门票。所以它在中国很快传播开来了。顿悟的途径是什么？竺道生强调个人内心修养和精神教育相结合。这种顿悟说，与儒家孟子所谓人性皆善，人皆可为尧舜之义相通。
僧侣们借用儒学、玄学来改造佛学，宣扬佛教；统治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之不足，巩固统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典型的是梁武帝。梁武帝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儒学、玄学，也精通佛教，写有多篇佛学作品。他认为当时激烈冲突的儒、道、佛三教各有妙用，不能偏废：儒学要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人们和平揖让，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教共同点都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要反抗；三教不仅实践上可以补充，在理论亦可贯通。他强调三教同源，称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三圣"，而儒教与道教源于佛教；他还拼凑出一个"真神佛性"的佛学理论，以人的善性为真神，想把儒学、古代迷信与佛学揉在一起，用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学说，用孝道和行善去解释佛家的佛性，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梁武帝晚年佞佛，"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①北魏孝文帝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且"尤精释义"②。他一方面检括僧尼，限制人民不得随便出家；一面又崇敬名僧，探讨佛学，巧妙地把佛教驯服为自己的统治工具。
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重视儒学教育，从郎吏中挑选青年俊杰，"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他又从俊杰中挑出最杰出的12人，与自己一起读书，并挑选名僧100 人，到府内讲佛经，并让侍读的12位高材生"兼学佛义"，由于他的身体力行，西魏末年以后，"西方竞为"③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④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① 《南史》卷70《郭祖琛传》。
② 《魏书》卷7《孝文帝纪下》。
大乘佛学①。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士人兼通儒、玄（或是道家）、释之学。梁陈间人马枢，六岁学儒经及《老子》，成年时已"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萧纶请马枢任学士，让他同时开讲佛经《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者二千人"。萧纶想知道三部经典的优劣，鼓励听众群起发难。马枢"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讲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听者哪里分得出三书的高低上下，惟有"拱默听受而已"②。
（2）佛学对教学的影响义疏即逐条注释原文，源于佛教。释道安的师傅浮调，取前人已注解的或没有合集的经文，解释其意旨，逐条加以注释③。佛学义疏于是兴起。魏晋南北朝的儒士们也沿用了义疏体裁用以注释经典，在教学中则作为教材使用，如南朝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左氏春秋义》，北朝李铉的《三礼义疏》、熊安生的《礼记义疏》等皆属此类。直至南宋朱熹的《四书集句》，仍可看到这种体裁的影响。
魏晋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则受佛教的会译子注体裁的影响。这种体裁可能最初是中国佛教高僧们从汉代讲经之法上借鉴来的，经佛教讲经、译经，使之细致完备。竺昙无于东晋孝武帝年间，汇编不同文字本的同一种经书，先取一经文为主，称母经，其它经上的事数列为子注，是为会译。这种会译显然也是浮调义疏的发展。"后世的会译子注，盖均原出于此。"①寺庙是僧侣集中修行的地方，具有佛教学校的性质。佛教发展很快，北魏时洛阳一处就有1367 所寺院，南朝梁武帝时建康一处就有500 多座寺院。寺院在兴起中形成了一些特色与制度，对后来书院制度发展有重要影响。禅定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手段。高僧常选择清静的山林建立禅林精舍，作为坐禅传授佛学的场所。如东晋释慧远在风景幽静的庐山，先住龙泉精舍，后建东林寺，从此三十余年，足不出山，送客亦以寺前虎溪为界。"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②竺僧朗，在昆仑山立精舍，"峰岫高险，水石宏壮"，"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竺僧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③后汉士人称自己讲读的场所为精舍或精庐。由于佛教与道教发展，许多寺观建在名山胜水间，因而人们称僧、道居住与讲道的屋宇为精舍。精舍的特点是建于山林幽静处，便于读书、潜修。受佛教影响，后世的书院也多选择远离尘嚣的名山胜地，构筑精舍，以供学子学习生活。如宋代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嵩山下。
书院的学规学约亦明显受到了佛教清规戒律的影响。释道安为僧众制定
① 《周书》卷35《薛慎传》。
② 《陈书》卷19《马枢传》。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 年版，第115-116 页。
① 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3 期，1925 年。② 《高僧传》初集卷6。
③ 《高僧传》初集卷5。
的"轨范"，不仅"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而且为后代的书院制度所借鉴。宋代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对宋以后的书院有典范般的影响力。朱熹在学规中，规定了教育目标、学习内容、学习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的纲领。从学规的框架结构上可以看到释道安规范的痕迹。朱熹弟子程端蒙、董铢又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实施学现的"学则"。学则要求学生"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颇有佛教规范中有关上座讲经规定的意味①。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3 期，1937 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
（三）文化科技教育1。文学的独立与教育与儒学的不济时运相反，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发展。在诗歌方面，经过"三曹"、"建安七子"和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的创作努力，五言古诗一派丰收景象，田园诗、山水诗等新品种诞生了。七言诗中，"永明体"奠定了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基础，七言律诗的雏型业已出现；在辞赋散文方面，盛况空前。辞赋摆脱了汉代铺陈堆砌的陋习，清新的抒情的小赋令人赏心悦目，王粲的《登楼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等是其代表作。散文创作中，有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褒的《钱神论》、刘峻的《广绝交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不朽名篇传世；在民歌方面，南方民歌柔媚缠绵，北方民歌雄健壮美，各领风骚，斗艳争奇。《孔雀东南飞》、《子夜歌》、《西洲曲》、《木兰诗》、《陇上歌》、《敕勒歌》等民歌精华传诵千古；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志怪小说，为唐宋传奇小说开了先河。出现了轶事小说，以其语言精炼、勾勒传神，为历代人们所喜爱；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方面，《文心雕龙》等著作深入探索文学艺术的规律，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以"传神"、"畅神"、"文思神远"等观点奠定了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原则。在汉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学的附庸，以"言志"、"言教"的文学形态补充经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教育之林。人们常在观念上将文学与儒学相提并论，例如，魏文帝曹丕提出了"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东晋葛洪则认为："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①在社会地位上，文学与儒学一样有了自己的宗师，大儒被称作"儒宗"，文豪则被称作"辞宗"②。在教育学科上，南朝宋文帝设四科专门学校，文学为其中一科，赫然与儒学分庭抗礼。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大课堂上进行的，统治者的提倡、以文会友的风气、优秀文学作品的传颂等是其社会教育的形式。
（1）统治者的提倡曹操父子爱好文学，首倡风气。曹操既是政坛主宰，也是文坛主将。他的文学创作兴致经久不衰，三十余年南征北战，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③；其子魏文帝曹丕也颇具文才，"下笔成章"，撰《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另一子曹植"文才富艳"，"善属文"，"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他"七步成诗"更是千古美谈，还创作了《赠白马王彪》、《洛神赋》等大量优秀诗文①。三曹不仅自己是文坛健将，更重要的是他们凭借政治权力，网罗文士，造就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②
① 陈从周等：《木牛流马辨疑》，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 年昆明。② 《梁书》卷33《王筠传》："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
③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注。
①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 年第6 期。② 《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条。其后，高贵乡公曹髦，既重视儒学，又继承乃祖好文的传统，"爱好文雅，广延诗赋"，常与臣下论经说文，命名散骑常侍硕儒裴秀为"儒林丈人"，侍中文士王沈为"文籍先生"③。
南朝皇帝中以梁武帝、陈后主最好文学。其中，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文学，"文章之盛，焕乎俱集"。征召一批文学俊彦随侍身边，如沈约、江淹、任昉、到沆、丘灵迟、王僧孺、张率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④。北朝皇帝中，孝文帝是爱好文学的典型。他不仅"笃好坟典"，重用名儒，而且"好为文章"，善待词臣。孝文帝"才藻富赡"，"诗赋铭颂，任兴而作"。一次，他在去代都的路上，经过上党铜鞮山，见路旁有十几颗郁郁苍苍的大松树，"遂行而赋诗"，自言："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孝文帝对"词翰"方面的才子，"莫不縻以好爵"，史家称孝文帝时期儒学、史学、文学诸文化全面发展，社会风气"斯文郁然"⑤。
（2）以文会友之风气曹魏时期，由曹操父子主持，建安诗人王粲、刘桢、应暘、徐干、陈琳等常在邺城西园聚会，"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①；西晋时期，石崇、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24 位文人，号称"二十四友"，经常聚会石崇的洛阳金谷园，"日以赋诗"②；东晋时期，文人们将三月三"修禊"风俗节日变为文会。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就记载了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三月三的盛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与会者中，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了诗，另有15 人未能赋诗，而被"罚酒各三斗"③；南朝初年，谢混与同族子弟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弘微等常举行家族文会，在谢宅所在的乌衣巷，"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人称"乌衣之游"④；谢灵运与其"四友"：族弟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时时"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晤言不知罢，从夕至清朝"⑤；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西邸，"招文学，高祖（指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⑥。沈约、王融、谢眺就是"永明体"诗的创立者；梁朝文会之风更盛。任昉、到溉、到洽在义兴"为山泽之游"，"后世皆宗之"。刘孝绰、刘苞、刘孺、陆倕、张率、殷芸、刘显、到溉、到洽等九人，又有"兰台聚"文会。顾越与沈炯、张种、孔奂等又在武丘山，"每为文会"⑦。（3）佳作的传诵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还没有发展到像唐诗那种为③ 《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
④ 《梁书》卷49《文学传序》。
⑤ 《魏书》卷7《高祖纪下》、卷21 下《彭城王勰传》、卷84《儒林传序》。
① 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文开头原作"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云云。故很可能此技术是外徼人最先使用的。
② 《晋书》卷40《贾谧传》、卷62《刘琨传》。
③ 《世说新语·企羡》。
④ 《南史》卷20《谢弘微传》。
⑤ 《宋书》卷67《谢灵运传》、《文选》卷22 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⑥ 《梁书》卷1《梁武帝纪》上。
⑦ 《南史》卷25《到溉传》、卷71《顾越传》。
寻常百姓所喜爱与传诵，但这些作品在士林中传播是极为快捷的。西晋时期，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①；南朝时期，谢灵运作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每写一诗，人们都争相传抄，"贵贱莫不竞写"，一夜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②；刘孝绰善作文章，"世重其文"，早上写就一篇，晚上已四处流传，"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③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社会教育的历程。它们不仅传播文化知识，而且陶冶人们情操。
（4）文学教育文学专科学校出现于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在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令丹阳尹何尚之建立玄学馆、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各聚门徒"，传授学问。文学馆当然专授文学课程，当时学生来源充足，"多就业者"，可知文学馆兴办之初很是兴旺；泰始六年（公元470 年），宋明帝下令设"总明观"一所，下辖儒、玄、史、文四科，每科置学士10 人。总明观是一所综合性的研究、教学机构，从置学士上看，文学和其它三个专科的地位是平等的④；萧齐初年，总明观照旧设置，永明三年（公元485 年），因国子学恢复，齐武帝罢省总明观。不过，齐武帝将观中儒、玄、史、文四部书籍移至王俭家新设的学士馆内，使文学研究与讲习活动得以继续⑤。
在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文学世家，以文学相传是其特色，家传即是家庭教育与熏陶。曹丕、曹植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无疑与曹操平时对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分不开；女才子蔡琰是汉末大文豪蔡邕之女，由于家庭教育有方，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创作出《悲愤诗》等杰出的作品；南朝萧子恪，兄弟16 人在梁朝做官，其中有5 人有文学天赋；刘孝绰父亲刘绘长于文学，与沈约、任昉等文学大师过从甚密，对家族影响很大，在刘孝绰这一代，同族子侄中爱好文学、能作诗文的多达70 人，史家认为"近古未之有也"①。这也是南朝文学普及的一个有力证明。
南朝出现了若干部总结性文学著作，不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而且有些后来成为历代学校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如昭明太子主编的《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最丰富的文学总集；钟嵘的《诗品》是汉魏以来五体诗的总结；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专著。
① 《晋书》卷92《左思传》。
②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③ 《梁书》卷33《刘孝绰传》。
④ 《南史》卷5《宋文帝纪》，《通志》卷59《选举考2》。
⑤ 《南史》卷22《王俭传》。
① 《梁书》卷33《刘孝绰传》。
2。史学的繁荣与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动乱与分裂，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力量，频繁的战乱，又使各政权的"史官失其常守"。于是，素重编修史书传统的士人们，纷纷"各记闻见，以备遗忘"，私人修史遂成风气，"作者甚众"②，在前后数百年中，撰写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人绵绵不绝。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显然极力维持自己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它已从两汉独尊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儒学的衰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治史者打破了旧的框框，大胆创新，史书的新体例、新内容不断出现。
史学的繁荣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中许多人不再像汉代士人那样仅仅学习儒学，而是学贯经、史，甚至兼通经、史、文诸种学问。如，蜀汉的尹默，"通诸经史"①；西晋的陈寿，少时从蜀汉官学总管、大儒谯周学儒术，后又钻研历史，撰《三国志》，"有良史之才"②；前赵的刘渊，幼从大儒崔游，学《诗》、《书》、《易》、《左传》诸经书，后于"《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第四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③；前燕的慕容俊，"博览书史"，宴群臣时，"谈经史"④；北凉的阚骃，"博通经传"，"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注王朗《易传》，撰《十三州志》⑤；南朝，梁武帝兼通经史，撰儒学著作多部，"又造《通史》"⑥；梁朝，王劢以儒学《周易》生，"射策举高第"，却又"博涉书史"⑦；北魏，李谧，"博通诸经，周览百氏"⑧；西魏时，宇文泰在行台省办学，让部下学习"先《六经》，后子史"⑨；北周的明帝，"雅爱文［史］"，集文学，"刊校经史"，姚最因"博通经史"，被明帝招为学士，参与其事⑩；梁皇室后裔萧。。，"博观经史"，入北周后，为文学博士（11）。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较稳定的政权或较有眼光的统治者往往重视史学，有的还设立了专职史官或史学教授。魏明帝在太和年间，设著作郎以"专掌史任"，晋宋沿用之。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曾任西晋著作郎，东晋时，王隐、郭璞任著作郎，曾奉旨修晋史。自西晋起，著作郎及其助手佐著作郎因是"职闲廪重"的美差，而"贵势多争之"，渐多滥竽充数之辈①。至萧齐② 《隋书》卷32《经籍志》。
① 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辑，1984 年。② 《晋书》卷82《陈寿传》。
③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卷102《刘聪载记》。
④ 《晋书》卷110《慕容俊载记》。
⑤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4》。
⑥ 《梁书》卷3《武帝纪下》。
⑦ 《陈书》卷17《王劢传》。
⑧ 《魏书》卷90《李谧传》。
⑨ 《周书》卷35《薛慎传》。
⑩ 《周书》卷4《明帝纪》、卷47《姚最传》。 （11）《周书》卷42《萧。。传》。
① 《晋书》卷24《职官志》、卷48《阎缵传》、卷82《王隐传》。
建元二年（公元480 年），齐高帝又再设史官，以檀超、江淹"掌史职"②；后赵的石勒，在建国伊始便设置了教学官职祭酒，其中一个就是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设立史学教授官职的记载；前秦攻陷东晋的襄阳，俘获名僧释道安与历史学家习凿齿，符坚极为高兴。他写信给诸镇将说："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指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才一人有半耳。"③"一人"指释道安，"有半"指脚有跛疾的习凿齿，苻坚戏而连称"一人有半"；北魏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设立史官，"初分置左右史官"④，作为他的汉化措施之一。
在史学繁荣的客观环境中，加上某些统治者对史学重视的主观因素的促进，第一所史学专门学校终于应运而生，刘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 年），宋文帝下令建立四所专门学校，史学是其中之一，称史学馆，由朝廷的助理史官著作佐郎何承天主持。宋文帝所立的四所专门学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他在学校教育上，把史学、文学提到与儒学并列的地位，对社会与后世影响很大。南朝各政权选官取士的标准逐步偏离儒学，向文史倾斜，史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⑤上古已设立的史官本负有研究历史的职责。宋明帝在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建立的国家级学术机构"总明观"中，又为史学备下一席之地，总明观设"儒、玄、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齐初仍沿宋制，保留总明观，至齐武帝永明三年（485 年），总明观才被撤销。
② 《南齐书》卷52《檀超传》。
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
④ 《魏书》卷7《高祖纪》。
⑤ 《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论》。
3。艺术的"变古制"与教育如同文学一样，艺术修养已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知识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类艺术的社会教育或学校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书法教育书法已发展成为有一定社会性的艺术。书法教育有官学、私学、家学、自学多种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家学。
统治者设立"官书学"，或请善书者教授子弟，反映了书法已被视为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受到重视。西晋，武帝创设"官书学"，"立书博士"，招收学生，"教习"钟繇、胡昭的书法①。西魏末年，宇文泰聘请"善隶书"的冀俊教授子弟，冀俊要求像儒学祭祀孔子一样，"释奠"创书法的先圣苍颉，宇文泰欣然同意②；善书的书法大家如同儒、文、史诸学科的大师一样，受到统治者的尊敬或得到重用。北魏的蒋少游，善书法，初以为人抄书为业，不久，"召为中书写书生"，后来升为"中书博士"③；北齐的张景仁"工草隶"，"补内书生"，后迁左右侍书，被人尊称为"博士"④。私人亦办学，招收书法弟子。办学的形式如同普通私学一样，由一位老师教授若干学生。王羲之少年时，师从西晋书法大家卫瓘之侄女卫夫人学隶书。成名后，他也教授书法学生。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位门生，门生恰巧外出有事不在家，王羲之见案几光滑洁净，一时技痒，便在其上信笔挥洒，留下一篇"真草相半"的珍贵墨迹，然后飘然而去。门生父亲大约不好书道，不识书圣其人，不知墨宝价值无限，待王羲之走后，就把案几上的墨迹抹去了。门生返家，得悉经过，顿足长叹，惋惜了好几天①；北齐，有书"博士"雅称的张景仁，年轻时，就投师，"以学书为业"②；北周的黎广也师从崔氏后人崔浩学楷、篆两种书法③。由于书法教学较为常见，所以，当时已形成一种谓之"谢章"的"时俗"，即学生投师学书法之初，要同普通学生一样，"行束脩之礼"④。
由于书法教育的普及与书法的直观性，所以，有更多的人是通过临摹自学书法的，有些大家是藉此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王羲之先师从卫夫人学钟繇一派传下的楷法，尔后，畅游天下，观摹李斯、曹喜、蔡邕、张昶、钟繇、梁鹄之等历代名家留下的真迹，方悟自己过去学书真是邯郸学步，"徒费年月耳"，继尔潜心学习"众碑"，创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真草"书体⑤；梁朝的萧子云"善草隶书"，为当世楷模。其自云：效法钟繇、王羲之，再"微变字体"，终成一家。时人颜之推认为，萧子云、陶弘景、阮研
① 《晋书》卷39《荀勖传》。
② 《周书》卷47《冀俊传》。
③ 《魏书》卷91《蒋少游传》。
④ 《北齐书》卷44《张景仁传》。
①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 年第3 期。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6 期。③ 《周书》卷47《黎景熙传》。
④ 《周书》卷47《冀俊传》。
⑤ 汪挺：《书法粹言·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晋书》卷80《王羲之传》。诸名家书法，"莫不得羲之之体"⑥；王羲之之子王献之虽有家传书法，但骨力不及其父，便在"媚趣"上下功夫。其书法大得南朝贵游子弟喜爱，规摹他的书法竟成为一时之风尚①；北朝卢氏祖先卢志"法钟繇书"，崔氏祖上崔悦学卫瓘书体，但两家又都摹学索靖的草书。崔家崔玄伯的草隶最为出色，在北朝为众学书者所"摹楷"②。
（2）绘画教育汉代的绘画以人物画为主，有两类，一类集中在宫廷中，作者是那些宫廷画工，作品内容多是歌颂圣贤、功臣，宣扬封建道德；另一类是绘在墓葬中的冥画，题材也不出神话、历史故事范围。魏晋南北朝时代，绘画出现重大突破。人物画冲出宫廷，走向社会；山水画、花鸟画诞生于南朝；北朝莫高窟等石窟壁画将传统与外来的犍陀罗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虽表现佛教故事，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一时期，名画家辈出，其中不乏地位显赫的风流名士、孙吴的曹不兴长于画人物、动物，极有"风骨"③；西晋的卫协作画，"六法"（气韵、骨法、应物、随类、经营、传移）俱备④。荀勖画人物以气韵取胜。他曾在钟会新建宅第的门堂中画上钟会之父钟繇的肖像，"衣冠状貌如平生"，钟会兄弟见了悲伤不已，"大感恸"，不忍再睹，竟因此放弃了那区新宅第⑤；东晋，戴逵为画坛领袖，所作"山水极妙"⑥；稍后的顾恺之画人物，"传神写照"，冠绝一时⑦，从今存的《女史箴图》摹本中可略窥大师真作风采；南朝刘宋时期，陆探微深得绘画"六法"精髓，所作人物画、动物画，达到乱真的程度①。宗炳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顾骏之又创蝉雀画。其后，南朝的人物、走兽、花鸟、山水诸画种竞相争艳。南齐时期，刘瑱"善画妇人"，毛惠远"善画马"②；梁朝时期，梁元帝爱画花鸟走兽，张僧繇最善于绘写神貌，有"画龙点睛"，龙"破壁飞去"的传说③；至陈朝，顾野王以善画人物，称当世一绝。
（3）音乐教育汉代的音乐多是帝王、贵族专用的雅乐。而魏晋与南朝时期，音乐家们大量汲取民歌精华，创作了大量的以清商乐为核心的"俗乐"，并使之成为音乐的主流。音乐的主题或内容不再像汉代那样一味歌功颂德，而是抒胸臆，诉恋情。音乐创作者、演奏乐不再局限于宫女、优伶，而多名流与贵戚子弟。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就曾创作了大量的作为清商乐前身的相和三调的曲辞，发动了"俗乐"行进之舟；西晋的石崇与爱妾绿珠作《懊恼歌·丝布涩难逢》一曲；东晋，车骑将军沈充创作《前溪哥（歌）》，中书令王珉作《团扇哥》，⑥ 《梁书》卷33《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① 《梁书》卷33《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②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③ 《太平御览》卷751《历代名画记》。
④ 《全齐文》卷25《古画品》。
⑤ 《世说新语·巧艺》。
⑥ 《太平御览》卷751《历代名画记》。
⑦ 《晋书》卷92《顾恺之传》。
①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 年第3 期。
②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 年第10 期；并见《文物》1966 年第3 期。③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55 页。
司徒左长史王廞作《长史变》④；梁朝时期，包明月、王金珠又作《上声》、《前溪》等七曲⑤，陈朝时期，耽于声色的陈后主又作《黄鹂曲》、《玉树后庭花》等曲⑥。
北朝音乐亦受南朝影响，但其核心由鲜卑歌、西域乐构成，风格豪放，多鼓角横吹，慷慨悲凉之曲，纵有哀婉之处，也比南朝的靡靡之音多几分豪情。其内容多是讴歌可汗与勇士，如北魏的《真人歌》，"咸多可汗之词"①；或赞美自然风光，如著名的《敕勒歌》；也感叹人生如寄，如北齐后主高纬所作的《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②。
音乐既已走向社会，就必然成为人们的学习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与收徒两种音乐教育形式都有，学习音乐在士人中已成为一种时尚。东晋人戴逵多才艺，善丹青，"善琴书"，他把琴艺传给两个儿子戴勃、戴颙，戴颙学得尤为出色，"凡诸音律，皆能挥手"③。父亲死后，俩兄弟不忍再奏父亲生前所作的乐曲，于是，"各选新异"，共二十余部，"并行于世"；刘宋人徐湛之，不仅长于作文章，也精通音乐，"伎乐之妙，冠绝一时"，收有弟子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④；北魏的柳谐，"善鼓琴"，曲调与手法皆有独创，"京师弟子翕然从学"⑤。
④ 《宋书》卷19《乐志》。
⑤ 《乐府诗集》卷44《清商曲辞一·吴声歌曲》。
⑥ 《隋书》卷13《音乐志上》。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楮"。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56-58 页。③ 《南史》卷75《戴颙传》。
④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⑤ 《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柳玄达传》。
4。科技教育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对科学技术大多不重视，往往还横加阻挠，甚至扼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与内乱，封建专制主义有所削弱，因而科学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科技教育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1）数学、天文学教育由于数学、天文学具有抽象性，自学不易，因而其教育形式有私人教学、家传和官方学习三种。私人教学内容广泛，除传统的经史外，还往往包括数学或天文学的课程。西晋的郭琦，"博学"多才，特擅阴阳五行学，在古代，天文学是阴阳五行学的基础，所以郭琦不但撰有《五行传》、《谷梁传注》、《京氏易传注》等五行学著作或以阴阳五行学观念解释儒经的著作，且有《天文志》专著。未出仕前，他在家乡太原晋阳教书为业，"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①；西晋隐士郭公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郭璞投其门下，学成后，预测福祸，攘灾转祸之术冠绝一时，人们夸他超过了预测术士的前辈大师京房、管辂。郭璞不但精通预测，还"好经术"，擅文学，"词赋为中兴之冠"，可谓多才多艺。他后来亦招徒教授②；十六国初时，精通天文、图谶"兼善经学"的台产隐居在商洛南山，不与外人交往，但广招门徒，热诚传授自己广博的学问③；北魏的"儒宗元老"高允，不仅"性好文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而且是个数学家，有"算术三卷"著作，太武帝神三年（公元430 年），高允第一次入仕后解职返家，以"教授为业"，远近好学者闻讯投师，人数竟达千余人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先生向学生传授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学生也通过师从多位先生的方法，或进学习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或者师从多位先生，求得某一专门学科如数学方面的深造。陈朝的吴明彻，学毕"书史经传"后，又师从汝南周弘正，"学天文"等知识⑤；北魏的算学博士殷绍在昔年"游学诸方"时，先向"大儒"成公兴学《九章算术》，再跟僧人释昙影、道士法穆学习，两人向他讲授多家研究《九章算术》的理论与成就，讲解"章次意况大旨，"演算示范，前后四年之久，殷绍后来终于成为数学家①。
家传教育中也有数学、天文学的一席之地。西晋末年，黄沈"善天文秘术"，传授子黄泓，黄泓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仅在"天文秘术"上"精妙逾深"，而且"博览经史"，永嘉之乱后，以才学投奔鲜卑贵族慕容廆，大得重用，后仕至前燕国太史令，爵封五等伯②；著名的大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一家就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祖昌是南朝刘宋的建筑工程长官大匠卿，担任这个职务应有一定的数学知识。祖冲之博学多才，学通儒玄两家，
① 《晋书》卷94《郭琦传》。
② 《晋书》卷72《郭璞传》。
③ 《晋书》卷95《台产传》。
④ 《魏书》卷48《高允传》。
⑤ 《陈书》卷9《吴明彻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60-61 页。② 《晋书》卷95《艺术传》。
著有《易老庄义》、《释论语》、《释孝经》等书，他发扬家学，"特善算"，最擅数学，不仅有数学专著《九章注》，且求得圆周率在3。 1415926 和3.1415927 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字的人。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历法内，确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 日，这是当时最准确的一部历法。他的儿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妙思"，祖冲之的孙子祖浩，仍是"少传家业，善算历"，精通数学、天文学，官至广陵太守，侯景叛乱时，他收集人马，欲征讨叛乱，战败后为侯景射杀。至此，祖家数学、天文学的世传家学的传统才不幸中断③。
（2）医学教育在南北朝时代，医学成为士人学问中的一种，有不少士人通医学，也有不少名医通经史文历。三国时的大名医华佗就曾"游学徐土，兼通数经"①；南朝刘宋的孔熙先，"博学"，"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也"善于治病，兼能诊脉"②；羊欣"泛览经籍"，擅长隶书法，也"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③；王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作文，能绘画，解音律，能卜算，懂医术，而"尤信《本草》"④；梁代有"山中宰相"之称的大道士陶弘景，虽身在道家，却博识百家，"读书万卷"，有"一事不知"，即"深以为耻"，"善琴棋，工草隶"，在其着意精研的几种学问中，医学赫然在列，"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注《神农本草经》，补葛洪《肘后救猝方》，编《肘后百一方》，医学成就斐然可观⑤；北朝江南才子徐之才由南朝入北朝，官至北齐尚书令，封郡王。徐之才少习经术，通玄学，解天文，兼识图谶，而以"医术最高"⑥；姚最为江南名医姚僧垣的次子，北周初年，随父入北朝，姚最少年时代，"博通经史，尤好著述"，被北周明帝征为麟趾殿学士，参与整理经籍，后来"始受家业"，跟父亲学医，"略尽其妙"⑦。
中国的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已发展成一门有理论、有实践、有专业分支的成熟的学科，所以，通过先生言传身教带徒弟的形式传授医学，已是当时重要的医学教育形式。这种形式有两种，一是私人教学，一是官方教学，而以私人教学较为发达。三国时期，华佗就收有吴普、樊阿两名徒弟。吴普不仅学得华佗的药学与医疗学，而且学得华佗的五禽戏保健术，所以"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樊阿不仅学得华佗的针灸术，还学得华佗的食物保健疗法，久服华佗传下的"漆叶青粘散"，"寿百余岁"①；南朝刘宋的王微对做官毫无兴趣，对药学却十分投入，招有若干门生，"春③ 《南史》卷72《文学传》。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 年第10 期。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174-182 页。③ 《宋书》卷62《羊欣传》。
④ 《宋书》卷62《王微传》。
⑤ 《南史》卷76《陶弘景传》。
⑥ 《北史》卷90《徐謇传附徐之才传》。
⑦ 《北史》卷90《姚僧垣传附姚最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2、177 页。秋时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山采药，"意在取精"②；北魏的王安道、李亮少年时代就同拜一位医士为师，"俱学医药"，王安道只能"粗究其术"，不及李亮学得好；后来李亮又投师僧坦，专攻方剂，学成后，"针灸授药，莫不有效"③；崔彧出身清河名门，官至定远将军，颇以医术闻名，他的医术是青州一位"隐逸沙门"所授，这位僧人以《素问》九卷及《甲乙》等医书教授崔彧，崔彧学通后，"遂善医术"。崔彧宅心仁厚，"广教门生"，不仅教医术，而且传医德，"令多救疗"病人。崔彧的弟子赵约、郝文法出师后亦招徒教授，所教授的徒弟亦颇有名气④。
官方教学量小，影响不大。北魏设有太医博士与助手助教。在隶属上，太医博士属太医令，不属国学，因而太医博士的教学实践恐怕就限制在太医令所辖的狭小圈子中。太医博士也应以医疗实践为主，研究为辅，教学倒是次要的事了⑤。
当时官方与医学都整理、撰写大量医学书籍，尤其是其中的验方类书籍，官方通过行政手段颁行天下，医家借助自己的名声流传全国。所以，以验方为主的这类书的传播也是一种医学教育的方式。北魏宣武帝在永平三年（公元510 年）下令召集诸医，从大量的经验处方中，择"精要"，颁布天下，让各郡县抄写，将验方集公布至乡村，让广大百姓尽可能掌握"求患之术"，他就曾命令名医王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然后下令"班布天下"，让人们都能利用这些医书去治疗有关疾病①；李亮在孝文帝时，撰有"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②；名医姚僧垣在北周时，广泛搜集验方，并加以验证，然后择疗效显著者编成《集验方》二十卷，"行于世"③。
在所有医学教育形式中，家传是最重要的形式，名医多是世代医家所出。该时期出现了一批医学世家，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医学发展迅速，一方面又说明医学有经验科学的特征，这些经验是往往秘而不宣的，只传授给子弟。东晋陈郡殷氏中的殷浩为玄家所推崇，也"妙解经脉"，其侄殷仲堪不仅喜谈玄，善作文，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④；南朝的丹阳徐氏，先是徐堪文伯、徐謇兄弟"皆善医药"，其后，徐文伯之子徐雄"医术为江左所称"，而徐雄之子徐之才、徐之范流落北朝后，也以"医术见知"⑤；"山中宰相"陶弘景之祖陶隆"好学"，懂书法，也"兼解药性"，父陶贞宝则"深解药术"，陶弘景本人则弘扬家学，成为药物学大师⑥；吴兴姚菩提，开始"留心医药"，其子姚僧垣则"医术多妙"，流入西魏，声震中外，次子姚最亦"略尽其妙"⑦；高阳人许道幼，为医母疾，钻研② 《宋书》卷62《王微传》。
③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④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⑤ 参《魏书》卷113《官氏志》。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62-64 页。② 同上书，第64 页。
③ 《周书》卷47《艺术传》。
④ 《世说新语·术解》，《晋书》卷84《殷仲堪传》。
⑤ 《北史》卷90《徐謇传》。
⑥ 《云笈七签》卷107《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
⑦ 《北史》卷90《徐謇传》、《姚僧垣传》、《许智藏传》。
医术，成为名医，仕梁，以后世代相传医术，其子许景、孙许智藏皆以"医术自达"，仕梁、陈、隋各朝。许道幼的同宗许澄、子许澄，"亦以医术显"，父子俱以医术"名重于周隋二代"①；北魏，李元孙、李暠兄弟俩人以医术仕进，李暠医术精湛，官至太医令，他们也是继承父亲李亮的医术家学②；清河崔氏，崔彧为一代名医，子崔景哲，"亦以医术知名"，另一子崔景凤、孙崔炯皆以医术任职尚药典御③。
① 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