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171-179 页。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2 期。术》，此"重率"当即比重。明代数学家程大位在所著《算法统宗》中又谓之"轻重率"，其意是相同的；《称物重率术》虽已失传，但它应是我国古代最早研究比重的专著，这充分说明了南北朝时人们对比重已相当重视，并有了较深的认识。
人类对浮力的认识和利用约可上推到石器时代，最早大约是在水上漂放木材，以及用木筏或独木舟运送有关物品。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物体能浮于水的原因主要是存在一种"自然之势"，或者有"势"；晋杨泉《物理论》云："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这里虽未涉及到排水量，与现代认识有一定差距，但它强调了浮力是一种自然之"势"，在当时还是比较进步的。此期在浮力利用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项是使用了水浮法称重。《三国志》卷二十《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曹冲，"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有人认为它原出自佛教经典，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移植到曹冲身上的①，此说似依据不足。载有称象故事的《杂宝藏经》系北魏（公元386-534 年）时期译出，上距陈寿（？-公元297 年）甚远；且陈寿之前，魏、吴两国皆已有官修专史。陈寿治学态度比较严谨，所云当有依凭②。
我国古代对大气压力的利用和认识至迟始于汉，《后汉书·张让传》谈到过一种名为"渴乌"的引水设施，由章怀太子"注"和杜佑《通典》卷一五七"渴乌隔山取水"来看，应是一种利用虹吸原理来取水的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魏晋之际的虞茸在《穹天论》中讨论宇宙结构时，说天犹如一个倒扣在水面上、用来盛放梳妆用品的木奁，其所以不会下沉，乃因其中充满了"气"。其原文是："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①。这就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大气压力，托力的存在。有关记载唐宋之后亦可看到。
运动的相对性是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的自然现象，《吕氏春秋》卷十五所载刻舟求剑的故事，便是这认识的一个生动写照。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比较关心的话题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船、岸、水孰动之事。晋代天文学家束皙（公元261-303 年）
云："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②。显然，这是以船在河中的横渡轨迹为参照物的，说河水纵向流逝，船在纵向上"并未"发生位移。南朝梁元帝（公元552-555 年在位）《早发龙巢》诗云："不疑行舫动，唯看远树来"③。这是以船舫为参照物的。
二是关于云、日、月孰动之事。束皙又云："故仰游云以观，日月常动而云不移"④。葛洪（公元283-363 年）《抱朴子·内篇· 塞难》云："见
①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山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57-161 页。② 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290-292 页。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晋文》卷八十二。
② 《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引，《二十五史》第三三一七页上栏。
③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卷下，"全梁诗"下第九五七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④ 《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引，《二十五史》第3317 页上栏。
游云西行，而谓日之东驰"。两段引文的意思大体一致，实际上是云彩移动，感觉中却是日、月在动。
三是关于相对运动速度的问题。《晋书》卷十一《天文志》载，《周脾》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①，这种譬喻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其关于相对速度的论述却相当精辟。
欹器是通过重心的自动调节来实现平衡的容器，它的基本特征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②。此"欹"原是倾斜意。全文是说：容器空虚了则会倾斜，盛水量适中便能正位，盛水满了则会倒覆。其原旨在告诫人们求上进，不自满，为人中正。类似的器物见于仰韶文化时期，但当时是否带有告诫性质今已难考，具有告诫意义的欹器至迟见于春秋时期。之后，对其具体形态常有改进和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杜预（公元222-284 年），祖冲之（公元429-500 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公元535-551 年在位）等都曾制作。《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
《南史》卷七二《祖冲之传》："永明（公元483-493 年）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与周庙不异"。
《周书》卷三十八《薛憕传》："大统四年（公元538 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番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鸟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辉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
由这三段文献来看：（1）杜预、祖冲之、西魏文帝都曾制作过欹器是可以肯定的。但《南史·祖冲之传》说杜预"造欹器，三改不成"，不知有何依凭。
（2）这些欹器的形制，看来都是各自创意的。西魏文帝所作之器记述较详，大体似觥而方，杜预、祖冲之所作之器的具体形态难以了解。《南史·祖冲之传》说冲之所造与"周庙不异"，恐言过其实，因周庙欹器在汉末已不复存。
（3）《周书》说西魏文帝之欹器"满则平，溢则倾"，与我周欹器的基本特征"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是不相符的。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周书》的作者未加考察等原因所致①。
欹器在我国沿用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宋代还有制造，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重心与平衡力的深刻认识和高超技艺。
2。声学知识魏晋南北朝的声学知识较前代又有了一定发展，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打击乐器的铜钹开始推广，乐律学中的"管口校正"问题得到了较
①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② 《荀子·宥坐》。此非原文。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好的解决，对共鸣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找到了消除共鸣的方法。
我国古代铜钹至迟出现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初是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流行的，之后传入中原，并成为国乐之一。《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载："吕光（公元336-399 年），沮渠，蒙逊（公元368-433 年）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在北齐时期，洛阳民间对铜钹已经十分熟悉。《北齐书》《神武记》云："初，孝明之时，洛下以两钹相击，谣言曰：铜钹打铁钹，元家世将末。好事者叹二拔谓拓拔，贺拔，言俱将衰败之兆"。此"拔"即是"钹"。凡钹，皆应高锡青铜制成，故此"铁钹"很可能是为了文字上的对仗而虚拟出来的。此外，《隋书》卷十五还谈创制天竺等国进贡铜钹的情况。
我国古代乐律学很早就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三分损益律"，或叫五度相生律，至迟秦代，又产生了更为全面的十二律。但我国古代崇尚以管定律，管上算音以管中气柱的长度为标准，而气柱长度实际上却较管为长，故使所发之音略低，这就给十二律的正确发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便需依据声学原则，计算出管与气柱的长度差，即作"管口校正"，晋代的荀勖在这方面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晋书》卷十九《律历志》载，晋泰始十年（公元274 年），荀勖制成了12 支类似洞箫的笛；笛竖吹有六孔，前五孔，后一孔。其12 支笛应十二律，其校正数就是一个律管的长度和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数。荀勖笛不仅是演奏乐器，也是判别音高的声学仪器。此十二笛及管口校正的产生和应用，是我国古代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比欧洲早了十五个世纪①。
我国古代关于共鸣的记载始见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认识上的主要进步是找到了一处消除共鸣的方法。南朝宋刘敬叔（公元390-470年）《异苑》卷二云："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公元232-300 年），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此错的目的是改变共鸣体的固有频率。可知张华不但对共鸣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而且掌握了消除共鸣的方法。
3。热学知识人类在热学方面很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木为室，剥兽皮为衣，是为防止自然界冷暖袭击的有效措施；钻木取火，是人类把机械能转变成热能的一项重大创造。魏晋南北朝时，热学知识又丰富了许多；陶瓷业中，龙窑坡度的选定，说明人们对自然抽力与火焰运行及其分布状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建筑业中，火地法保温的出现，显示了人们在热传导、热辐射利用上的高超技艺；北魏洛阳华林园建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给百官"，《邺中记》云："石季龙于冰井台藏冰，三伏之间，以冰赐大臣"；北魏洛阳华林园又建有温风室；这都是人们为防暑降温，以及防寒保温方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下面要介绍一下此期取火法，以及人们对沸点、空气湿度的认识。
此期的取火法主要约有三种，即钻木法、击石法和阳燧法。
钻木法约发明于旧石器时代，汉晋时期仍是重要的取火方式。今知属于
① 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0-101 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13 卷第4 期。汉晋间的钻木取火工具至少有六批，即1930-1934 年居延烽火遗址发现的"急"字钻火片和木棒；1906-1908 年，1913-1916 年先后两次在敦煌烽火遗址发现的钻火木棒和木片；1906-1908 年分别在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安得悦遗址发现的钻火工具①，此期文献也有钻火法的记载。魏人邯郸淳《笑林》中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瞑未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闇发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觅得钻木工具"①。
对于钻木而能生火的原因，当时有过一个固有属性说。北朝著作《刘子·崇学》云："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炼金则水出，钻木而生火"。即是说，金是水的固有属性，火是木的固有属性，金炼而成水，木钻就会释放出火来。这显然是五行说的观点，与十八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燃素说有些相似。
击石取火的发明年代尚无定论，但汉魏已经使用却是肯定的。《易林》云："火石相得，乾无润泽"。此书旧题为汉代著名作。晋潘岳（公元247-300 年）《河阳县作二首》诗去："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颎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飚"②，此"石"通常是一种黄铁矿。此期关于火石产地的记载至少有两条。《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引《开山图》说："（徐无）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案注云：有石赤色如丹，以一石相磨，则火发，以然无炭之木，可以终身，今则无之"③，李石《集博物志》卷九引《晋书》说："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石）以两石相打则水润，打之不已则润尽火出"。因相击而火生之石不是太多，唐宋之后又发明了火镰击石取火，其使用量便逐渐减少。
在考古发掘中，凹面镜始见于西周早期，即1975 年北京昌平白浮村出土的素背凹面镜，其中一枚的直径为9.9 厘米，经检测，正面中心凹下0.4 厘米①。但当时是否曾用它向日取火，今日尚难断定，今知较早的阳燧实物是1982 年浙江绍兴战国初期墓出土的四龙镜②，魏晋南北朝时期，阳燧仍是民间取火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关记载也是较多的。
葛洪《抱朴子·黄白》篇云："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上云："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三国志》卷二十九《管辂传》南朝宋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君不见阴阳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阳之火，下引太阴之水"。唐宋之后，因火镰取火的发展，阳燧的使用量渐次减少，并主要转移到了一些宗教仪式中。
钻木取火，击石取火，都是把机械能转变成热能，之后再引火燃烧的；阳燧则是通过聚焦，把太阳能集起来而实现燃烧（点火）的。其中都包含了
① 转引自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4 期。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②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③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64 页。
① 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 年第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266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 期。丰富的物理知识。
前引《黄白篇》等三段文献还谈到了方诸（阴燧）的问题，这也是物理学中很值得注意的事件。方诸对月所取之水，实是露水。这反映了人们对露的一种认识，以及获取露的一些经验。本书"农业"部分谈到了薰烟防止霜冻的方法，它反映了人们对霜的成因及其危害的认识。露和霜都是空气中的水汽含量达到饱和浓度后而析出的，若地表气温在0℃以上，就会凝结成水珠，是即露；若地表气温在0℃或稍低，水汽便直接凝结成固态，即是霜。在古代文献中，方诸对月取水与阳燧对日取火，往往同时说出，除了"阴"、"阳"、"水"、"火"的对偶关系外，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反映。月明之夜必是无云的，地表没有隔热层，热量易于散发，气温容易下降，待到露点之下即可得到露水，所谓"露水起晴天"即是此意。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不同液体的沸点也有了一定认识，晋张华（公元232-300 年）《博物志》卷四《物理》条："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以手搅之，得水则烟起，散卒而灭。此亦试之有验"①。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了油与水的沸点不同这一物理现象，当油水相混进行煎炼时，水自先沸。但张华云"水气尽"之后，"可内手搅之"则有些夸张。至迟西汉时期，人们对空气湿度，及其对某些物质重量的影响都有了一定认识，并装置了一种简单的湿度测定器。魏晋南北朝后，人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提高，同时对这种测湿器结构和原理作了很好的说明。三国孟康说："《天文志》云：'悬土炭也'，以铁易耳。先冬夏至，悬铁炭于衡，各一端，令适停。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阴气至，炭低而铁仰，以此候二至也"②，即是把铁和炭这两种吸湿能力不同的物体分别置于天平的两端，使之平衡，因冬、夏空气湿度不同，铁和炭的吸湿量（或蒸发量）不同，天平就会失去平衡，类似的测湿器在欧洲是公元十六世纪才发明出来的。
4。光学知识我国古代的光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学者进行过一些专门的试验和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比较值得注意的事项是："破镜重圆"，以及"小儿辩日"问题。
我们知道，反射成像是在同一个镜面内实现的，镜子一旦摔破，便再不能映照出原本的完整形象。但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出土了一枚六朝早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使用过程中摔破后又经过了粘补，便使镜面又复原到了本来的状态，在技术上真正实现了"破镜重圆"。粘补之法是：①先用机械的、化学的方法把镜子正面原有的镀层清理干净。②清理断口，并用粘合剂把破碎了的镜片对合，粘合起来。③把强度较高，韧性较好的小条纸片贴在镜面侧的粘合缝上，以作固结之用。④在镜面重新涂锡汞齐①。破镜重圆技术的出现说明人们对镜面成像又有了新的认识。
小儿辩日的故事原出自《列子·汤问》篇，原意是说两小儿在一起争论日出和日中之时，什么时候距离太阳更近？一小儿说日出之时，其大如车盖，及至日中，才如盘盂，故日出时去太阳为近；一小儿说，日初则苍苍凉凉，日中时热如手探沸水，故日中时去太阳为近。孰是孰非，当时孔子也难对答。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 册，第585 页，"散卒而灭"作"散卒不灭"。②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破镜"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 年 第6 期。大约西汉之后，人们就对此问题先后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又以晋代天文学家束皙阐述得较为全面。《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束皙以为"旁方与上方等。旁视则天体存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盖其理也。又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这段引文较长，计谈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有无比衬。"旁视则天体存于侧"，以及"且夫置器广庭"至"非形异也"六句，说的都是这一意思。二是生理因素，"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便是此意。三是颜色和亮度的影响，"色白者，虽大不甚"，"色赤者，其大则甚"即是此意。"小儿辩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许今日，亦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束皙所云与现代技术原理却是基本相符的，且较全面，实在难能可贵。
5。电磁学知识电磁学虽是19 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但人们对电磁现象却早有了一定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此认识又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大气放电，日常生活中的磁现象和静电感应方面。
大气放电常见的有尖端放电和雷电等，早在西汉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尖端放电现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说："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东晋时期，人们对这现象描写得更为明晰。干宝《搜神记》卷七云："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戟皆为长兵器，直立放置时，若遇静电感应，尖端电是完全可能的。此时雷电专击金属制品之事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说"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窗户不异也"。"佛面"一般都是以金粉开光的。
日常生活中的磁现象和静电吸引，汉代文献曾多次提及，魏晋南北朝时，有关记载就更加明确起来。东晋郭璞《山海经图赞》云："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玳瑁是一种绝缘体，经摩擦带电后便能吸引芥子一类细小物件；在此人们同时谈到了磁和电，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统归为"气"，这是很有意思的。此时人们还观察到了琥珀不取腐芥这种比较特殊的现象，三国吴人虞翻少小时云："仆闻虎魄不取腐芥"①。此"虎魄"即琥珀，是一种绝缘性很好的物质，与玳瑁同样经摩擦而带电后亦吸引细小物质。"腐芥"指腐烂了的芥籽，因其含水分稍多，而具有一定粘性，容易被其他的物体粘着，故难以吸动；另外，腐芥含水稍多，其周围较为潮湿，以致成为导体，当它接近带电体时，电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就会被传走，静电吸力就会变得很小。所以，磁石吸铁，玳瑁取芥，琥珀不取腐芥，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此时人们还把是否具有静电吸引的性质，作为判定真假琥珀的依据。陶弘景（公元456-536 年）《名医别录》云："琥珀，惟以手心摩热拾芥为真"，说的便是此意。同时人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摩擦生电的发光现象和与之伴生的轻微声响；张华《博物志》卷九云："今人梳头，脱衣著髻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这里谈到了两件事，一是梳子和头发摩擦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起电，并放电，发声，二是内衣和外衣摩擦起电，并放电发声。古之梳有漆木质和骨角质的；衣料有丝绸、毛皮等，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都有可能发出微弱的电光和声响。
（四）化学我国古代的化工技术是相当发达的，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称著的成就；随着化工技术的发展，化学也在其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前面谈到的多种手工业，陶瓷、冶金、染色、造纸以及农业技术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化学知识，都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化学方面的进步，此外，此期化学在炼丹术以及制糖、酿酒等方面的成就也是相当出色的。今仅就这三方面作一介绍。1。炼丹术这是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方术，细分起来，又包括炼丹炼金两项内容，仙丹可直接服食，亦可用来点化他物成金。炼出之金可制成饮食器，亦可化成"水"而服用，不管服丹还是服金，都是为了长生。我国古代炼丹术约兴起于秦，汉魏南北朝便有了较大发展，魏伯阳（东汉），葛洪（东晋），陶弘景（南朝梁）三位大炼丹家，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他们都有长篇巨著流传于世。炼丹术的目的是荒诞的，方法多是盲目的，但因其"执著"追求，反复制炼，其中并不乏新的发现和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国古代许多重要的化学现象，重要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是炼丹家最先发现并记述下来的。魏晋南北朝炼丹术对化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汞化学、铅化学、胆铜以及砷白铜、硝石等的制取上。其中砷白铜已在本书"冶金"部分提及，今不再琐言。我国古代对汞的利用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但有关炼汞法的记载却是汉代才出现的。东汉著作《说文解字》云："澒，丹砂所化，为水银也"。此述十分简单。魏晋南北朝时，有关记载更加明确起来，西晋张华（公元232-300 年）《博物志》卷四说："烧丹朱成水银"，东晋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说："丹砂烧之成水银"。此丹朱、丹砂的化学式皆是Hgs，这实际上是一种低温蒸馏炼汞法，其化学反应式为：Hgs＋O2＝Hg＋SO2－60 千卡。在频繁接触和大量使用的过程中，此时人们已把人工炼制的粗水银与天然自生的纯水银区别开来。南朝梁陶弘景云："今水银有生熟。此云生符陵（地点）平土者，是出朱砂腹中，亦有别出沙地者。青白色，最胜。出于丹砂者是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引）。依纯度而把水银分为生、熟两种，是一种科学的分类法。"烧粗末朱砂"所得之汞不及自然汞纯净，应是混入了其他杂质之故。
红色硫化汞原包括天然自生的和人工制炼的两种，前者俗谓之丹砂、辰砂（湖南辰州所产而得名）；后者叫银朱或灵砂。银朱的出现，是炼丹术对化学的一项重大贡献。汉代的魏伯阳便曾用隐语记述了这一现象，葛洪《抱朴子·金丹篇》则更用十分简洁的文字作了概括性说明："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此第二句实际上可视为第一句的逆过程，即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经升华即可变成红色硫化汞①。
我国古代对汞齐的接触和利用至迟可上推到春秋时期，但关于汞"能消化金、银"的明确记载，却是始见于西晋南北朝文献的。葛洪《抱朴子·神仙金汋经》②卷上在谈到"金液"时说："上黄金十二两，水银十二两。取金鑢作屑，投水银中令和合。恐鑢屑难煅，铁质煅金成薄如绢，铰刀翦之令如韭叶许，以投水银中。。。金得水银须臾皆化为泥"。这是我国古代关于金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②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斯字总第593，涵芬楼影印，1926 年。
汞齐作法的最早记载。稍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也有过类似的简单说法，云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①。这里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汞齐法外镀金银。汞齐法是我国古代金属外镀的基本操作，一直沿有至今。
我国古代炼铅术至迟发明于商。商周时期，人们用铅配制铜合金，外镀、制作纯铅器等，同时还制作了一种名为"胡粉"的碱性碳酸铅Pb（GH）
2·2BbCO3，但关于铅的许多化学现象，却是多见于汉后文献，多见于炼丹家笔下的。《参同契》云："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这说的是一种分解还原现象，白色的碱性碳酸铅（胡粉）受热后先分解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汽，所得氧化铅再被碳或一氧化碳还原而成为金属铅。葛洪《抱朴子·论仙篇》云："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此"黄丹"即Pb3O4，呈红色。陶弘景云：黄丹"即今熬铅所作"，胡粉"即今化铅所作"②。即是说，黄丹和胡粉都不是天然自生的，都是人工制作出来的。《抱朴子·黄白篇》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是说铅性原是白色的，其可化作白色的胡粉，但经熬炼便可化成赤色的黄丹，黄丹原是赤色的，经还原，去掉了白色后，便可成为铅。这说明人们对铅的氧化还原反应已有了较深认识。若把黄丹投入柴炭之火中，它也会与胡粉一样，"色坏还为铅"的。至迟汉代，人们对铁与铜盐的置换作用就有了一定了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铜"。此"曾青"即天然硫酸铜，又称作空青、白青、石胆、胆矾等。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认识又有了扩展。葛洪《抱朴子》卷十六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此"外变而内不化"，主要是曾青数量太少，只涂于铁器外表之故。梁陶弘景云：鸡屎矾"不入药用，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此"鸡屎矾"应是碱性硫酸铜或碱性碳酸铜，甚难溶解于水，加苦酒（醋）是为了使其溶解，可见当时人们已了解到，与铁置换之物已非曾青一种，凡可溶性铜盐皆会与铁作用。唐宋时期，这些认识便发展成了一种胆水炼铜法。
我国古代关于"硝"的记载如于汉，当时并有"消石"，"朴消"、"芒消"等名称。依照现代技术观点，其大体应包括硝酸钾和硫酸钠两种物质。因当时并无科学分析的方法，这两种物质的来源和形态都相似，故从一开始，人们就把它们混淆起来了。有关研究认为：淳于意所用的"消石"和《三十六水法》的"消石"，皆系硝酸钾，《神农本草经》中的"消石"则主要为硫酸钠，"朴消"却为硝酸钾。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承气汤、陷胸汤所用"芒消"，说是"消石一名芒消"，他巧妙地回避了"消石"与"朴消"的区别①。在此，陶弘景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他使用火焰试验法很好地区别了消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消石"条引陶弘景云："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消大同小异，胐胐如握盐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此"强烧之，紫青烟起"两句至为重要，这是钾盐的特有性质；在同样的条件下，钠盐会产生黄色火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① 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 年第2 期。焰。"灰"指反应后生成的亚硝酸钾，"仍成灰"即说其与十水硫酸钠一样加热后生成了无水残渣， " 不停沸" 指逸出气体言。其反应式为：2KNO3 2KNO2＋O2↑。陶弘景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用试验法区别了钾盐和钠盐的第一人。在公元六世纪就作了如此细致的试验和观察，实在难能可贵。炼丹家在使用硝石（KNO3）的同时，实际上也接触到了硝酸，他们把硝石的醋溶液，在一定的PH 值下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从而提高了醋酸对金属单质及其硫化物的溶解能力①。此时人们对无机碱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出现了制取膏状氢氧化钾的工艺②。炼丹术约在公元七、八世纪或稍早就传到了阿拉伯，并发展成了炼金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欧洲的炼金术后来转变成了药物化学，后来又演变为现代化学。所以，化学是起源于中国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2。制糖我国古代的食糖主要是麦芽糖、蔗糖和蜂蜜三种。从现有文字资料看，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制作了麦芽糖，食用了蔗汁，汉代又生产了固态的蔗糖③。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简112 号记有"唐（糖）一笥"字样；出土的竹笥中见有"糖笥"字样的木牌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糖的资料增多，麦芽糖工艺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蔗糖中制出了沙糖。
《齐民要术》卷九分别介绍了"白饧"、"黑饧"、"琥珀饧"、"煮馎"、"作飴"等五种麦芽食糖的制作法，皆大同小异，从选料、配料、蒸煮、制作及各有关注意事项，皆一一作了介绍，颇为详明。这是我国古代食糖工艺的最早专门记载，基本操作与今制糖法是一致的。
有关沙糖的明确记载始见于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其云：甘蔗"今出江东为胜，卢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①，此"沙糖"的含义应与今之相当。此外还有资料说我国早在东汉便生产了沙糖，《证类本草》卷六"木香"条引《图经》曰："《续传信方》著张仲景青大香丸主阳衰诸不足，用昆嵛青木香、六路诃子皮各二十两，筛末，沙糖和之"。张仲景约为公元150-219 年间人，若此说可信的话，沙糖的发明年代便可上推到东汉。
3。酿酒我国古代造酒技术约发明于龙山文化时期，早期的酒应是由发酵能力较低的曲蘖发酵而成的②，之后发展成了直接以曲造酒。酒曲不但含有富于糖化力的丝状菌毛霉，而且含有促成酒化的酵母。这一演变大约在汉代或稍早便已完成，魏晋南北朝时，有关造酒的记载明显增多，除张华《博物志》等著作的零星记述外，还出现了诸如曹操《奏上九酝酒法》，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第六四--六七等专论性篇章，此时多项造酒操作更趋成熟，并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工艺和酿酒发酵理论的雏型。
① 孟乃昌：《关于中国古代炼丹术中硝酸的应用》，《科学史集刊》，1966 年第9 期。② 朱晟：《我国古代在无机酸、碱和有机酸、生物碱方面的一些成就》，《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版。
③ 彭世奖：《关于中国的甘蔗栽培的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④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73 年版，第140 页。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② 方心芳：《对"我国古代的釀酒发酵"一文的商榷》，《化学通报》1979 年第3 期。后魏时期，制曲工艺有了很大发展，《齐民要术》记载的造曲法计有12种之多，其中包括发酵力较强的"神曲"5 种，发酵力稍弱的"笨曲"3 种，以及"黄衣"、"黄蒸"、"白醪曲"、"女曲"各一种。其中的"黄衣"、"黄蒸"是酒化作用甚弱的碎块散曲，是作豆酱用的，其余皆呈大块饼状，砖状。这些造曲法一直沿用下来，与近代土法生产相差无几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晋代，我国就发明了向曲中加草药的技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说："草曲南海多矣。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治葛汁，滫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之，经月而成。用以合糯为酒"。说明广东一带当时用草曲造酒已较普遍。《齐民要术》的制曲法则使用了胡葈、苍耳、野蓼、桑叶和艾等草药，草药的使用，对营养酿酒菌类，抑制杂菌生长都有一定作用，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酿酒发酵过程的进行，酿出的酒亦别有风味。
此时人们对发酵工艺条件，如原料处理、温度控制、用水质量和配比等，都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定性和定量的工艺规范。首先是对米要进行反复淘洗。《齐民要术》第六四"清曲法"说，"米必细■，净淘三十遍许，若淘米不净，则酒色浓重"，同书第六七"黍米法酒"条说："凡酒米皆欲极净，水清乃止"，"淘米不得净则酒黑"。反复淘洗可去掉一些可溶性物质，而保留下糖化酶利用的淀粉。其次是分批投料发酵，分批数可达9-10 次。《齐民要术》第六六"作春酒法"条说："十七石瓮，惟得酿十石"，"初下以炊米两石，。。已后，间一日辄更酘（音投）"，"第二酘，用米一石七斗；第三酘，用米一石四斗；第四酘，用米一石一斗；第五酘，用米一石；第六酘第七酘，各用米九斗。计满九石，作三五日停，尝看之，气味足者乃罢，若犹少米者，更酘三四斗。数日复尝，仍未足者，更酘三二斗。数日复尝，曲势壮，酒仍苦者，亦可过十石米，但取味足而已，不必要止十石"，这里详细地谈到了每次投米的数量和一些注意事项，这显然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种分次投米，对于掌握发酵动态和调节发酵温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发酵过程的温度控制主要是通过调节投料时间和室温来实现的，若发酵热度较高，则可将原料"舒使极冷，然后纳之"。第三是掌握好水的质量和配比。《齐民要术》第六四"神曲酒方"条说："收水法，河水第一好；远河者，取极甘井水，小碱则不佳"。收取河水应以清洁度较好的低温季节为佳，即"初冻后，尽年暮，水脉既定，收取则用"。用水量与酒曲的品质等因素有关，神曲投水量一般较大，笨曲投水量一般较小。《齐民要术》第六四"造神曲黍米酒方"条说用"曲一斗，水九斗，米三石"。同书第六六条作笨曲春酒，"大率一斗曲杀米七斗，用水四斗。率以此加减之"。第四是密切注意发酵过程。《齐民要术》把发酵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皆须通过眼观，耳听，鼻闻来加以鉴别。初期是"浸曲发，如鱼眼汤"，中期是"酒薄霍霍"，"香沫起"，"曲势盛也"。后期是"沸定"、"沸止"，说明发酵到了终点。这些，与发酵原理都是基本相符的。
由于酿酒技术的发展，酒的质量随之提高。《齐民要术》第六六"穄米酎法"条说，醇厚的酎酒"色似麻油，甚酽，先能饮好酒一斗者，唯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必死"。这种情况在秦汉时代是不曾多见的。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五）地理学魏晋南北朝的地理学知识较以前更为丰富，人们对地形、物候历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水文地理有了发展，潮汐理论有了提高，边疆和域外地理知识有了扩展，产生了名叫"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理论，出现了诸如《水经注》这样伟大的水文地理巨著和许多地记类著作。
1。地形知识地形是地理环境的基本因素之一，我国古代在这方面很早就有了丰富的知识。此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个方面：（1）关于流水对地形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流水与地貌的关系就有了一定认识。《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云："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此言的原意，是为了说明柔可克刚的道理，这反映了人们对水流自然力的深刻认识。北魏《水经注·河水》云："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说的亦是同一道理。此外，《水经注》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洪流与山崩的关系，其"江水"条谈到了巫峡因山崩而堆成的"新崩滩"，"河水"条谈到了"。。山崩，壅河所致"。可见流水在不断地改造着地貌和周围环境。
（2）对溶岩地形的研究。我国古代对地下和地上溶岩地形的记述约始见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后，有关记载明显增多。三国吴人张勃《吴地记》曾记述了桂林岩洞，云"始安、始阳有洞山，山有穴如洞庭，其中生石钟乳"。魏吴普所辑《神农本草经》卷一谈到了石钟乳的形成过程："钟乳一名虚中，。。生山谷阴处崖下，溜汁成，如乳汁，黄白色，空中相通"。这见解是十分难得的。《太平寰宇记》卷一00 引梁肖子开《建安记》云："山下有宝华洞，即赤松子采药之所。洞有泉，有石燕、石蝙蝠、石室、石柱、石臼、石井。俗云：其井通沙县峪"。《水经注》一书亦多次提到过洞穴，其"涢水"条云：大洪山"为诸岭之秀，山下有石门，夹嶂层峻崖高，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钟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钟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而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穷深"。同条还谈到了峰林状石山及其特点："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广圆一百余里，峰曰悬钩，处平悬众阜之中"。这种四周峻峭，孤立兀起的石山地形，正是石灰岩地形的特点。我国古代对岩溶地形的研究不断发展，明徐霞客时便达到了顶峰的阶段。
（3）关于沙漠地形。《禹贡》曾"云西被于流沙"。说明我国古代对西北沙漠早有了一定的认识。两晋之后，有关记载便日趋详明起来。如《太康地（理）记》曾经指出流沙地形"如月初五、六日"，即呈新月形。《辛氏三秦记》还对鸣沙现象作了记述，说"河西有沙角山，峰踰危峻，逾于石山。其沙粒粗，色黄，有如干精。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古今，沙填不足。人欲登峰，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动人足"①。刘宋时刘敬叔《异苑》卷一云："俗云昔有覆师于此者，积师数万。从是大风吹沙复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时闻有鼓角声"。此"覆沙成山"说是对的，但其关于鸣沙成因的解释显然是一种毫无依据的传说。
2。水文地理知识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河流、湖泊在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有了一定认识，《禹贡》可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文地理著作，它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并分别记载了它的主要河流；其中好几个州的地理位置，都是以水系为基础来表述的。魏晋南北朝水文地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1）出现了水文地理的巨著《水经注》。在西汉及其之前，人们对河流湖泊的描述大体上是以政区为纪纲的，这就把一些跨郡县的长江大河被分割得互不相连，不能较好地反映水系本来的面貌，也影响到了人们对河湖的整体认识、利用和治理。汉末三国时期出现的《水经》，一改前世之法，以河流本身为纪纲来描叙河流，便弥补了这一缺陷①。该书约一万多字。其中记述了137 条河流，扼要地说明了它们的发源地、流经地和归宿，同时谈到了主支流的分布状态，从而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各河流的概貌。它记述的河流不仅数量超越了前代著作，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是我国古代水文地理学走向成熟的明证。
因《水经》比较简单，且随着岁月之推移，有关水系分布的知识亦更加丰富起来。终于成就了著称中外的《水经注》一书。此书作者郦道元（公元466 或472？-527），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县）人。生于官宦之家，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担任过御史尉等中央官吏，并多次担任地方官，《水经注》一书凡40 卷30 多万字，所记河流1252 条，名义上是对《水经》之注释，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他参阅了大量的前世著作和地图，"掇其精华，以注水经"，并进行了许多实地考察，"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治路之所缠"②。该书不仅对水系本身的源、流、归宿作了详明的记载，而且描述了水系所经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以及有关建制沿革，历史人物和事件、民俗、历史古迹、神话传说等，同时记述了有关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物产、地貌等情况，不但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许多内容在现代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世界水文地理、人文地理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关于河、湖含砂量的观察和研究。《诗·小雅·谷风之什》云："相彼泉水"，载清载浊"，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河水的含砂量就有了一定认识。新莽时期，张戎从流水动力学的角度探讨了泥沙运动的问题①。南北朝时，这种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水经注·夷水》云：四川的"夷水又径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这里不仅谈到了河流清浊的原因，而且谈到了含沙量与土壤、地质条件的关系。《水经注·河水》云渊水"冬青而夏浊"，则说到了含沙量与季节（雨水）的关系。这些认识对于人们利用河流、治理河流，都是很有帮助的。
（3）关于利用河流来改良盐碱地。此事在我国约始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亦进行过类似的工作，而且认识上有所发展。据《魏书·崔楷传》载，北魏末年，今河北中部、南部因连年水灾，以及河道变迁、河流水口被堵，致使地下水位升高，导致土壤盐碱化，崔楷提出了整理河道，排除涝水，治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 《水经注·序》。
① 《汉书·沟洫志》。
理盐碱地的建议。其云："计水之凑下，浸润无间，九河通塞，屡有变改，不可一准古法，皆循旧堤"。"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涓会，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仃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他的基本思路是对的，终因实行不力而收效甚微。
3。物候历的发展物候是指生物本身生理现象的周期性变化，如植物之发芽、开花、结实，动物之复苏、始鸣、交配、迁徙等，和一些非生物因素，如始雷、始霜、始雪、始冰与气候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在这方面就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夏小正》便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物候专著；《诗经》、《吕氏春秋》等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物候内容；《逸周书·时训解》还最早地把一年分成了七十二候，五天为一候，每一候用一种自然界的反映来表示，虽其中有许多缺点，却推动了人们对物候现象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物候的认识又有了发展，主要是在北魏时期最早把七十二候列入了历书，即神龟三年（公元520 年）龙祥、李兴业等九家上《神龟历》，亦即《正光历》（该年亦是正光元年）。内列了七十二候位。稍后的东魏《甲子元历》（公元540 年）亦基本上沿用了《正光历》的候应。与《逸周书》相较，《正光历》各候应出现的时间一般稍晚，这主要是北魏时期，黄河流域气候的大陆度有所减弱所致。大陆度减弱，一方面使最高和最低气温出现的时间推延，另一方面又会使全年温度较为均匀，冬温有所升高，这在《正光历》中都有反映。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地表气温的周期性变化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4。潮汐理论的发展对于潮汐的本质和成因，人们很早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释，最先作出科学的假说，把它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是东汉哲学家王充，他在《论衡·书虚》中提出了"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观点，明确地把潮汐的发生与月球运动联系起来，晋代物理学家杨泉、化学家葛洪都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的潮汐随月盛衰理论。杨泉《物理论》云："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亏盈"。葛洪《抱朴子·外佚文》云："日之精生水，是以月盛满，而潮涛大"。葛洪还在同书同篇中谈到了太阳潮汐的影响，并以此来说明潮汐的四季变化。虽然他对其中的真正原因尚不了解，但引进了太阳对起潮的作用，是潮汐理论上的一大进步。
5。裴秀的贡献和制图理论的发展我国古代的地图应可上推到《诗经》的年代，《诗·周颂》云："随山乔岳，允犹翕河"。郑笺云："犹，图也。。。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即依图示之山川次序而祭祀。《尔雅·释言》亦云："犹，图也"。目前在考古发掘中所见最早的地图是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早期纸绘图①。魏晋南北朝地图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裴秀（公元223-271 年）提出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守的六项基本原则，即所谓的"制图六体"，对我国古代制图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官至尚书令和司空（相当于宰相），除了管理政务外，还兼管户籍和地图。因其本人参加过行军作战，对地图有过一定研究，亦比较了解地图精确度的重要性。据《晋书·裴秀传》所云："制图之体有六焉：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 年第2 期。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即，一要选好比例尺，二要确立彼此间的方位，三要了解两地间的步行距离，四要了解其高下，五要了解其方邪，六要了解其迂直。人的行程与高下、方邪、迂直"三者"有关，要求得两地的水平距离，须得高取下，方（直角三角形的两正角边）取斜（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迂（曲线）取直①。此"六体"虽有主次之分，但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为制约的。其又云：有图象而无比例尺，则无从审定远近之差别；有比例尺而无方位，虽局部可能是正确的，但必失之于他方；有方位而无距离，则在山海隔绝之地便不知如何相通；有距离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正，则路径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方位也不会正确。"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筭（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一项杰出的科学成就，它不但是我国晋前地图理论的总结，而且一直指导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除了经纬度和地图投影未曾涉及外，其他各项制图重要原则，他都扼要地提了出来。裴秀堪称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此外，裴秀还绘制了数幅地图，如《禹贡地图》18 篇，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6。边疆和外域地理知识的扩展由于封建割据，此期的边疆地理知识有了很大的扩展，与外域的联系亦有了加强之趋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事项。
（1）孙吴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孙吴十分注意海上交通，《三国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 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此"夷州"，一般认为即今台湾。《后汉书·东夷传》章怀太子注引吴人沈莹《临海水土志》云："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台湾的较早认识和记载。
孙吴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 年），孙权派朱应、康泰等出海访问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端）及南洋诸岛，后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今只有部分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成为研究东南亚和南洋群岛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2）东晋法显（约公元335-420 年）之西行。法显，俗性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隆安三年（公元399 年）三月，时年60 余岁的法显与慧景等一行11 人，从长安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了天竺取经的漫长旅行。他取道河西走廊，穿越葱岭，周游印度，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义熙八年，又取道南海、东海，经山东崂山登陆，历时13 年又4 个月，经过的地方除我国西北外，还有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印度洋、我国南海、东海、黄海。回来时只剩法显一人。义熙十二年（公元416 年），法显写成《佛国记》一卷9000 字，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记述了我国西北和中亚、南亚30 余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宗教经典和经济生活，是今见关于中南亚、印度、南海地理风俗的第一部著作，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十九世纪时，先后曾有法、英、日等译本问世。
此外，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 年），宋云、惠生奉使西行求法，从青海经鄯善、左末、于阗，由汉盘陀（塔什库尔干），逾葱岭，到印度。宋云归，撰《行记》，《洛阳伽兰记》载梗概，对高耸入云、崎岖险阻的帕米尔山汇的地势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是研究西域地理的重要资料。
（3）北魏关于东北疆的地貌知识。鲜卑族拓跋部最初居住在今嫩江流域兴安岭附近，后来南移，并至北方广大地区。《魏书·勿吉传》、《豆莫娄传》、《失韦传》等都谈到过东北一带的地理环境和物产，《勿吉传》还谈到了一条从黑龙江流域到中原的交通路线，即"乘船溯难河（松花江）西上，至太■河（洮儿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西辽河），从契丹西界达和龙（在今朝阳）。
据《隋书·经籍志》云：隋代以前，有关中外山川地理的著作计139 种，如《交州以南外国传》、《历国传》、《诸蕃风俗记》、《世界记》等，足见当时边疆及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
（六）生物学魏晋南北朝的生物学比前代又有了一定的进步。植物和动物的形态学、分类学、生态学知识，此时都更加丰富起来；对昆虫和微生物的认识有了提高；对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亦有了发展；出现了植物志专著《南方草木状》，植物学专著《竹谱》，以及类如《尔雅》郭璞注、陆玑《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张华《博物志》等与生物学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世界生物学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植物和动物的形态学、分类学的发展我国古代的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动物形态学和分类学知识，皆萌芽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后，不管在动、植物整体及其各部分器官的描述上，还是分类上，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1）植物形态和分类《尔雅·释草》郭璞注"柱夫"云："蔓生、细叶、紫华、可食、今俗呼田翘摇车"。可见这从植物的整体形态，到营养器官的叶，生殖器官的花，以及用途、俗名都作了详细的描述。郭注"荧"云："■草也，叶似竹。大者如箭杆，有节，叶狭而长，表白里青，根大如指，长一二尺，可啖"。此亦描述得十分明白和具体，前此是不曾多见的。郭璞注对植物的局部，如叶、花等的描述也甚为具体；其常用语有细（柱夫）、小（蕲苣）、圆（莕）、锐（薢茩）、圆锐（薢苻）、细锐（茭）、狭而长（荧）、圆而厚（无姑）、圆而毛（苻）、锐而黄（葽绕）等；此外还经常使用与某植物类似的叶来表述，如云荧"叶似竹"，■"叶似韭"、梫"叶似枇杷而大"，緜马"叶罗生而毛，有似羊齿"。对花的描述中，郭璞比较注意颜色，如白色（萑、菅）、黄色（权）、紫色（葖）、赤色（葽）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已注意到了花粉与结子的关系。《齐民要术·种麻子》条说"既放勃，拔去雄（原注：若未放勃去雄者，则不成子实）"。此"勃"即花粉，"放勃"即散播花粉。这是世界上关于植物生殖生理知识的最早记载之一。至于对麻雌性雄性的区别，则《尔雅》早已提及。
我国古代对植物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依其对人体的作用来划分。二依其在生活中的应用来划分。三依其自然属性来划分。魏晋南北朝植物分类学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二方面。汉初著作《尔雅》分植物为草、木两大类，嵇含《南方草木状》又另增了果、竹两类。《齐民要术》的章节顺序比较清晰，它主要站在农用的立场，把植物分成了粮食作物（包括禾谷类、豆菽类、大麻、胡麻等）、瓜蔬、果树、桑柘、竹木、经济作物等，显得比较全面。后世一些重要的农书，如宋《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其类目和次序与此虽有差别，但大体上都采用或部分采用了这一分类体系。
（2）动物形态《尔雅·释鱼》晋郭璞注"鳣"云："鳣，大鱼，似鱆而短鼻，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此"鱆"即今之长江鲟，《尔雅·释鱼》篇原只列有鱆之名，不曾进一步细说。可见郭璞的记述是比较具体的。又如"鹈鴮"，《尔雅》也只列有名称，郭璞注则云"今之鹈鹕也，好群飞、沉水、食鱼，故名洿泽，俗呼之为淘河"。郭
① 《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璞还逼真地描述了鼯鼠的性状，"状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项胁毛紫赤色，背上苍艾色，腹下黄，喙颌杂白。脚短爪，长尾三尺许。飞且乳，亦谓之飞生。声如人呼，食火烟，能从高赴下，不能从下上高"。既简明又生动。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描叙了珍禽丹顶鹤的形态，说其"大如鹅，长脚，青翼，高三尺余，赤顶，喙长四寸余，多纯白"云云。这些详明的记载，说明人们对动物的形态有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两点：一是《齐民要术》第五十六记述了马的臼齿磨损程度与其年龄间的关系。其云"一岁，上下生乳齿各二；二岁，上下生齿各四；三岁，上下生齿各六。四岁，上下生成齿二（原注；成齿皆背三入四方生也）；五岁，上下著成齿四；六岁，上下著成齿六（原注：两厢黄，生区受麻子也）。七岁，上下齿两边黄，各缺区，平，受米。。。三十一岁，上中央四齿白；三十二岁，上中尽白"。这简要地描述了从一岁到三十二岁的口齿情况，是一段十分难得的资料。它不仅从发育特征区别了乳齿和恒齿（成齿），观察到了马的乳齿脱落后，即代之以恒齿，恒齿终生不再更换的现象，而且观察到了草食类臼齿面上的锥尖特化的磨损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事实。迄今这仍然是人们鉴别马、牛等草食类动物年龄的基本方法。二是同书同卷还谈到了动物体质之优劣与某些器官生理功能的关系。如马的体质与眼色便密切相关，"（马）良，（眼）多赤，血气多；驽（眼）多青，肝气也；马（善）走，多黄，肠气也；材知（聪明），多白，骨气也；材□多黑，肾气也"。本书"农业"部分引《齐民要术》还谈到了马的体躯各部分与体质的关系。说明了人们对动物形态在认识上已经深化。
2。植物和动物生态知识的发展我国古代对植物、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了一定认识；魏晋南北朝后，这种认识又进一步发展起来。
此期植物生理生态知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的在本书"农业"部分亦已涉及，在此仅从生物学方面再作一些补充。
（1）关于植物移栽、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水平衡《齐民要术·早稻》篇云："移栽时其苗长者，亦可捩去叶端数寸。勿伤其心也"。这是用减少叶面积的方法来降低水分消耗，以保持水平衡，提高移栽成活率。类似的方法在晚稻等移栽中一直沿用至今。同书"种瓜"条谈到移栽茄子时说："若旱无雨，浇水令澈泽；夜栽之，白日以席盖，勿令见日"。这显然也是维护植物水平衡的重要措施。
（2）关于雪水在植物栽培中的应用《齐民要术》记载了用雪水处理种麦、蔬菜、瓜等的技术，并认为雪能使"麦耐旱多实"，使蔬菜"叶又不虫"，使瓜"润泽肥好"，作物"则收常倍"。现代研究表明，雪水中所含重水量比普通水为少；故其对植物不仅有保墒、防止病虫害的作用，而且具有促进动植物新陈代谢的作用。此技术在我国首见于西汉《汜胜之书》。此期应用得更为广泛。
（3）关于磷肥的施用《齐民要术·安石榴》云：栽石榴时，需"置枯骨礓石于枝间（原注：骨、石，此是树性所宜）。下土筑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水浇常令润泽。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则科圆滋茂可爱"。可见当时人们已初步认识到了骨肥具有促进植物生长、开花结实的作用。据《周礼·地官·草人》载，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使用了煮熬的骨汁来浸泡种子；显然，《齐民要术》所云之法来得更为简便。
（4）关于植物生长与阳光的关系这在《齐民要术》中曾多次提及，如《种李》篇说："桃李大率方两步一根（原注：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同书《种麻》篇说：麻"穊（稠密）则细而不长，稀则粗而皮恶"。可见阳光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和桃李果实、麻纤维的质量。这与《荀子·劝学》篇所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5）对顶端优势的发现和利用当植物顶芽向上生长时，其侧芽一般是呈潜伏状态的；摘除顶芽后，侧芽即开始生长。至迟南北朝时期，我国人民对此便有了一定认识。《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篇云：榆"初生三年，不用采叶，尤忌捋之心（顶芽）。捋心则科茹不长"。这显然是对顶芽生长优势的一种利用。前云，柳却须在适当时候摘去顶芽，以令其四下散垂，迎风婀娜。
（6）对生殖、繁殖机理的认识前面提到，南北朝时期，我国对植物生殖生理已有了一定认识，已了解到授粉与结子间的关系；同时对繁殖机理也有了一定了解，已体验到直接播种具有结果较迟，品质较差，容易发生变异等缺点，而插条、嫁接等无性繁殖则具有结子快，品质好，可以保持品种相对稳定等优点。《齐民要术·柰林檎》云："柰、林檎，不种，但栽（扦插）之（原注：种之虽生，而味不佳）。取栽如压桑法"。这里指出了柰、林檎用插枝法而不用播种法的优点。同书《插梨》篇原注说："若橹生（野生）及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每梨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同书《种李》篇原注亦云："李欲栽。李性坚，实晚，五岁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这里谈到了梨、李用插枝法繁殖，而不用播种法的原因。同书《插梨》篇在谈到梨的嫁接时说：梨"插（嫁接）者弥疾。插法：用棠、杜（原注：棠、梨大而细理；杜次之；桑，梨大恶；枣、石榴上插得者，为上梨，虽治十，收得一、二也）"。这里谈到了梨嫁接的优点及其方法。现代研究表明，插条、压条和嫁接，都是在母株基础上继续发育的，它在母体上已经历了胚胎期和幼年期，所以比实生育快，结实早。我国古代嫁接技术始见于西汉《汜胜之书》，可见南北朝已较广地使用起来，认识上也有了发展。
南北朝时，人们还发现雌花多生于分蔓（歧）上，同时发明了促进雌花法。具体措施是使歧蔓增加。《齐民要术·种瓜》篇云："瓜引蔓，皆沿茇（谷茬）上，茇多则瓜多，茇少则瓜少；茇多则蔓广，蔓广则歧广，歧多则饶子。其瓜会是歧头而生，无歧而花者，皆是浪花（雄花），终无瓜矣。故令蔓生在茇上，瓜悬在下"。后来此引导分蔓法演变成了摘除顶心法，操作更为简便。
我国在西汉或稍早就有了低温处理麦种的经验，南北朝又推广到了瓜、葵、梨、粟、梓等多种植物的种植上。《齐民要术·种瓜》篇云："冬天以瓜子数枚，内热牛粪中，冻则拾聚，置之阴地（原注：量地多少，以足为限），正月地释即耕，逐。。布之，。。肥茂早熟，虽不及区种，亦胜凡瓜远矣。此云冬天把数枚瓜子放于热牛粪中，利用其温热和湿度使种子萌动，冷却后瓜子便冻在其中，置于阴处，经一冬自然低温处理，春日解冻播下后，长得格外茂盛，且成熟较早，虽不及区种者，却远胜普通春种之瓜。同书《插梨》篇也有类似的记载，都充分肯定了低温处理的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动物生态学知识亦更加丰富，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对动物异常现象的观察《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三国魏武《四时食制》云："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为方臼"。此描写的显然是一种须鲸"自杀"现象。《南齐书·五行志》云："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鱼十二头入会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余丈，小者十余丈，一入山阴称浦，一入永兴江，皆喝岸侧，百姓取食之"。我国古代有关鲸搁浅"自杀"的记载约始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中，在西方是1784 年才首次见于记录的。
大熊猫吃铁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①，汉东方朔《神异经》曾有记述；两晋之后，有关记载明显增多。《尔雅·释兽》郭璞注云：貘，"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晋郭义恭《广志》云："貘大如驴，色苍白，舐铁消千斤，其皮温暖①。刘逵《魏都赋》注引魏完《南中志》说："貃兽，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此"须臾便数十斤"的吃铁量未免有些夸张，但熊猫吃铁确是肯定的，其原因至今不明。
（2）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注意到了地理环境，水质对人体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这些认识又有了扩展。如瘿人，即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在《庄子》和《山海经》中皆曾提及；汉晋之后，人们对其病因和治疗方法都有了一定认识。晋张华《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瘿，是"饮泉之下流"故。《神农本草经》和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来治疗瘿病之事。《水经注·湍水》说饮湍水能使人长寿，云其径南郦县（在今河南内乡县）故城东，"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谿，。。源傍悉生菊草，潭润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飡挹长年"。《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井泉水"集解云"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应亦指此言。
3。对昆虫的认识我国古代对昆虫的描述始见于河姆渡时期，之后的各种文字资料和象形资料随处可见。《尔雅》一书记述的昆虫便有80 余种；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昆虫的名称，形态，习性都作了更为恰当的描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莎鸡，居莎草间，蟋蟀之类，似蝗而斑，有翅数重，下翅正赤"，此描写十分的详明。又，"蝗类青色，长角长股，股鸣者也"。可见当时已观察到了蝗虫以腿节摩擦前翅而发音的情况。早在先秦时期，荀况就描述了三眠蚕"三府三起"的特点；汉晋之后，有关记载更多，亦更为准确。晋张华《博物志》谈到昆虫的变态时说："食桑者有绪而蛾，蛾类者先孕而后交，盖蛹者蚕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完全变态的特点。此期昆虫生态知识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已认识到了低温对家蚕滞育的影响①。这在本书"农业"部分曾提及。《齐民要术·种桑柘》篇引晋《永嘉记》云："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
① 李仲钧等：《大熊猫吃铁》，《大自然》1981 年第3 期。
① 转引自白居易《白孔六帖》。
①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附源怀传》。
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爱蚕者，故蚖蚕种也。蚖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蚖蚕；欲作爱者，取蚖珍之卵，藏内瓮中（原注：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养之，谓之爱珍，亦叫爱子。绩成茧，出蛾，生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则爱蚕也"。这是世界上利用低温来中断蚕的滞育的最早记载。此低温处理一方面可调节农时，更主要的是可使二化性蚕连续中断"滞育"，即低温处理后孵化出来的爱珍在当年仍可再繁殖出一代爱蚕来，无疑地提高了生产率。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要掌握好藏卵温度；温度过低，则"卵死不复出"；若温度不够低，则不得三七日便出，其蚕便不能再在当年孵化而得不到爱蚕。可见我国古代对于温度与动物生长发育间的关系已有了较深认识。
4。对生物遗传性、变异性的认识和利用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选择良种的记载，说明人们在生物遗传性、变异性的认识和利用上，已有了初步的知识。汉魏南北朝后，这些知识都更加丰富。后汉王充《论衡》，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等书中都有这方面记载。《齐民要术·种蒜》篇云："并州豌豆度井陉以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这显然是一种变异。本书"农业"部业曾经引述；并州（太原）无大蒜，须得向朝歌（河南淇县）取种，同样是一种变异。《齐民要术》一书谈到了许多植物和动物的选种技术，在谈到羊时说："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关于猪，则是"短喙无柔毛者"作母猪为佳。关于蚕，则"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地则子不多"。一般认为，西汉《汜胜之书》，后魏《齐民要术》所载选种方法，基本上是属于混合选择法的，它是从培育较久并已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品种群体中，选择出优良个体，令其互相交配，繁殖后代，其优点是简单方便，有时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区分出优良品种来。此期对杂交优势的利用也十分注意。《齐民要术·养马》篇云："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我国古代对杂交优势的利用始见于先秦时期，之后便一直被沿用下来，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关于家蚕杂交的利用便把这一技术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以上谈到了我国古代生物学方面的一些主要成就。此外，在微生物的利用、昆虫的利用等方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因有的在本书"农业"和"化学"部分已经涉及，加之篇幅所限，此不再琐言。
5。两种有代表性的生物学著作《南方草木状》。区域性植物志。旧题晋永兴元年（公元304 年）嵇含（公元263-306 年）著。由于多种原因，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是存在不同看法的①。我们认为虽有后人增补，但它大体上反映了晋代的风貌。该书记述的主要是广东番禺、南海、合浦、林邑等地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其中有少数是外国引进的，凡80 种。作者详细地描写了有关植物的形态、生理环境、产地、用途等，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大多数与当今知道的种类相符。此外，该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三点：①最先将柑、橘合为一
① 刘昌芝：《试论"南方草木状"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苟萃华：《也谈"南方草木状"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梁家勉：《对"南方草木状"著者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索》；罗桂环：《关于今本"南方草木状"的思考》。分别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1 期、1984 年第2 期、1989 年第3 期、1990 年第2期。
种。云"柑，乃橘之属"。②最先记述了利用惊蚁来防治柑虫害的方法。利用天敌防治虫害的思想，在西方始见于1877 年德国哈提（Hartig）的著作。③首次记载了三国吴时已有实物绘图的事实。该"水蕉"条说，"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植物志之一，在世界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竹谱》。竹属植物专著，初见于《隋书·经籍志》，但不署作者。《旧唐书·经籍志》入农家类，题为戴凯著，但未题年代。南宋左圭辑《百川学海》时题戴凯为晋人，今人考订戴凯为刘宋人。该书以四言韵文的形式记述了竹子形态、种类和产地，凡70 余种，多与今南方竹类相符。
六、医学中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在先秦和秦汉时期，从《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国医学家已经建立起一套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完整的中国传统医学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治疗经验，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一批医术高明的著名医家和各有特色的医学名著。其中如王叔和《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雷■《雷公炮炙论》，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陈延之《小品方》等，都在中国医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流传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家不仅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典籍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整理研究工作，而且在中医理论、诊断学、病因学、针灸学、本草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各科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杰出成就，从而充实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并为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一）《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整理与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之后到南北朝时期，已历经近千年的流传。这部中医典籍文字古奥难懂，而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又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因此很需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整理和予以必要的注释。据今所知，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六朝时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全元起，生平不详，曾任太医侍郎，医术高明，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他对《内经》有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8 卷。此书在南宋时已佚。但宋代医学家林亿校订《黄帝内经素问》时，曾参考了全元起的注本，同时吸收了其中的许多内容，并将其编次附于校正本之下。因而《素问训解》的部分内容，由于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全元起解释《素问》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全氏注本是《内经》的最早注本，所以其现存的部分佚文，对于了解《内经》的有关论述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且成书不久因兵火战乱而有所散失。魏晋间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对仲景书极为重视，并最早进行了加工整理工作。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的辨证论治，后者专论一般杂病的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且与其弟子卫汛有所交往，所以他们整理的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同时，他对张仲景的论述如脉、证、方、治等方面还有深入的研究和发展。一般认为，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的"辨脉法"、"平脉法"和"伤寒例"三篇及书后"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均系王叔和所增。将这些篇章内容与其所著《脉经》有关诸篇相互参校，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此诸篇尤其是后八篇中，王氏突出地贯彻了仲景治法和辨证论治的精神，将仲景所用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加以分类比较，很切合临证运用。对于王叔和在整理和研究《伤寒杂病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林亿、孙奇等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②，可谓推崇备至。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名家，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③然而明清以来，有些学者如方有执、喻嘉言等，对王叔和的此项工作有所非议，主要批评他"碎剪美锦，缀以败絮"，在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且编次、序例等多有谬误④。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徐灵胎等为王叔和辩解说"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⑤平心而论，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进行加工整理，并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
① 陈邦贤等：《中国医学人名志》引《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年版。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6 年4 月出版。
② 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③ 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同上。
④ 参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第285-287 页。⑤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对这部医学典籍的流传和仲景学说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王叔和《脉经》与中医诊断学王叔和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名熙，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约生活于公元3 世纪，曾任太医令，生平不详。《名医录》说他性情沉静，博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修养之道。王叔和除了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外，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脉诊是中医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种独特方法，是中医诊断学"望、闻、问、切"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医学中的脉诊起源很早，经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人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涪翁、华佗、张仲景等对脉学都有精彩的论述。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有关脉学的知识和论述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总结。王叔和集前人脉法并结合自身多年临床切脉的丰富经验，编撰成《脉经》一书①。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全书共10 卷。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今已亡佚。
王叔和指出"脉理精微，其体主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脉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主要在于如何区分脉搏跳动的细微差别及如何判断各种脉象与所反映的病证之间的关系。他在《脉经》中根据前人经验和个人体会将脉象分为24 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这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成为后世辨脉的标准，后来的脉象种数虽有所增加，如明代李时珍《濒湖脉学》分脉为27 种，李中梓《诊家证眼》分脉为28 种，只不过是对王氏脉学稍有补充而已。同时《脉经》中还按切脉时的指下感受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具体形象和容易体会的描述，以便于习医者理解和掌握。王叔和还进一步指出，有些脉象虽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如滑脉"流利展转"而数脉"来去促急"，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而伏脉"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于是将滑与数，沉与伏，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微与涩，软与弱，缓与迟等8 组相似脉象，仔细加以区分，以防临证时误诊。《脉经》的另一贡献是进一步确立了《难经》提出的寸口脉法。王叔和以前的医生脉诊时，大多运用《内经》所载的三部九候法，即在人体的头部、手部和足部各选取"天地人"三处邻近的脉运部位进行切脉。《难经》脉法与此不同，其诊断仅取用寸口脉（即手腕部桡侧动脉）的"寸关尺"三部及"浮中沉"九候。但因这种脉法尚未能与脏腑学说联系起来，所以并未在医家中推广应用。王叔和进一步肯定和完善了寸口脉法。他确定出寸关尺三部脉位与心肝肺脾肾等相对应的脏腑分配原则，并从中医理论上对切脉可以独取寸口的理由给以解释，从而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诊法在临床中的实际应用。这种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普遍遵循。《脉经》还全面地论述了与脉学有关的各种问题，如脉象的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的辨别，人体脏腑的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征之间的关系，自然界变化对脉象的影响，各种疾病的脉征、妇人脉征以及小儿脉征的特点等。此外还应说明的是，王叔和在《脉经》中并未过份强调脉诊的作用，而是主张脉征合参，四诊并用，注意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将脉、征、治和预后等统一起来，从而使《脉经》成为以脉学为中心包含生理、病理、
① 王叔和：《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元）广勤书堂本，1956 年。诊断和治疗等多方面内容的一部综合性医书。
《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同时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公元8、9 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 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世界上并立的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有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或在此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如阿拉伯医学之父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980-1037 年）著有《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资料即采自《脉经》。其后波斯学者兼医生拉施德丁·哈姆达尼（1247-1318 年）曾主持编纂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其中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脉经》早在公元6 世纪就已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公元8 世纪初，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医药方面基本上仿照唐制，其中规定《脉经》是医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其后日本医学家编辑《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其脉学内容也主要是采自《脉经》。中国脉学早已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17 世纪后，《脉经》又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①。在中医诊断学方面，除脉诊所取得的成就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诊断方法，如病理解剖诊断技术等。《南史·顾觊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嘱咐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后来，其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妻"不道"，子"不孝"的罪名而惨遭杀害，同时也扼杀了可贵的科学与求实的精神。《梁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的预后吉凶。此举虽不卫生，然而对我国后来诊断糖尿病以尿甜为依据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① 《荆楚岁时记》。
（三）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与针灸学的整理和提高皇甫谧（公元215-282 年）是魏晋时的又一位著名学者和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幼年时曾过继在叔父门下，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县），40 岁时婶母病故，堂弟长大成人，遂还本宗。皇甫谧年少时不爱学习，游手好闲。在婶母任氏的严厉责备和恳切开导下，他深受触动，于20 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废寝忘食，苦读不已，即使参加农业劳动，也要带上书籍去看，后来得了严重的风痹病，仍然手不释卷。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博通经史，识见高卓，成为当时学术界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皇甫谧勤于著述，无意仕途，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曾多次征召，请他出来作官，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在文史方面的著作很多，如《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并重于世。皇甫谧半生多病，尤其是中年时患有严重的风痹症，以至半身麻木，右腿肌肉萎缩。后来又服用丹药"寒食散"（五石散）中毒，反应强烈，痛苦不堪，甚至想自尽以求解脱，幸为婶母劝止而免于一死。为治病救人和自我治疗，他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亲自试验针法、药性，并撰有多种医学论著，如《针灸甲乙经》、《依诸方撰》（已佚）等。因曾亲受服石之苦，撰《寒食散论》一卷，用事实说明迷信炼丹服石的危害性，可惜未流传下来，仅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皇甫谧的医学代表作是《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亦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针灸学是中医学中独特的治疗技术，简便易行，疗效显著。皇甫谧在研读针灸书籍过程中，发现前人著作"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以《素问》、《针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有关内容为基础，参照历代医学家有关论述并结合自身经验，"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①，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也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针灸甲乙经》全书12 卷，共128 篇，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了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并且有所创新。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介绍中医学特别是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和诊治方法，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针灸甲乙经》在纠正前人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针灸经络穴位，探讨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针灸穴位经该书整理后，其总数已达654 处，其中单穴49 个，双穴300 个，穴名共349 个。分布于全身14 条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为经外奇穴。他对前人记述穴位有误之处，经考证确认后则予以修改。如"中脘"是治疗胃病的重要穴位，前人说在脐上三寸，但中脘至脐隔有建里、下脘、水分三穴，每两穴相距一寸，所以皇甫谧将其改为脐上四寸。现在取中脘穴时，都是依据他所确定的位置。此外，他还将全身的穴位按头、面、项、胸、腹、四肢等解剖部位重新排列，创用了便于人们辨认和掌握的取穴方法。皇甫谧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方面的理论及经验，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成为后世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医书的指南。《针炙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重要典籍
①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见山东中医学院《针灸甲乙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年版。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材，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英法等国文字译本在欧洲流传，国际针灸学会还把它列为学习针灸学的必读之书，从而对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葛洪《肘后方》及其对医药学的贡献葛洪（公元283-343 年）是晋代著名的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13 岁丧父，家境清贫而好学，每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他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从而精通经史，兼通术数。从祖葛玄，以丹术闻名，世称葛仙公，其术传方士郑隐。葛洪师从郑隐，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并从此开始信奉道教。西晋末年，葛洪曾一度参与镇压农民起义，任将兵都尉、伏波将军等职。后到南方避乱，为广州刺史嵇含参军。为精于炼丹，又拜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为师，使丹法、医术更加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洪为妻，鲍姑擅长针灸，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位女针灸医家。此后，他返归故里，潜心修行，勤于著述。东晋初年，曾受封关内侯，任咨议参军等。东晋成帝以后，政府多次任以要职，但葛洪志在专心治学，皆固辞不就。晚年欲往交趾（今属越南）寻求丹药原料，又赴广州，为刺史邓岳所劝阻，于是隐居于罗浮山。现广东罗浮山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葛洪一生著述宏富，撰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玉函方》（《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一百卷及《肘后备急方》三卷等，史籍有载《西京杂记》亦为葛洪托名汉代刘歆所著。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造诣极高，可说是东晋时期创见最多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医学家。他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一百卷，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①，对于"贫家野店"，是难以立办的，于是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编撰成《肘后备急方》三卷（后世整理成八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作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急救手册"。该书选方精良，方中"率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②，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长期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后经梁代陶弘景，金代杨用道等增补，曾改名为《肘后百一方》、《附广肘后方》等。
《肘后方》的内容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各脏腑慢性病以及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同时对各种疾病的病因、症状也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和预防及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例如，关于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之症状，传染性质及预后等，都有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又如，关于沙虱病的论述和防治措施，始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再如，用狂犬脑外敷被咬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等等，都是免疫学史上极重要的创造，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等提供了可贵的思想
① 《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②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版。
③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版。
启迪。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防治狂犬病疫苗，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疫苗以防抬恙虫病等，这些16 世纪、19 世纪和20 世纪初的重大成就，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与葛洪的重要发现和精辟论述有关，同时也是对葛洪医学成就的充分肯定①。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 多首治疗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确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记载，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很有价值，甚至是我国医学文献中或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的效果较理想的药物。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是简便有效，至今仍在医院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
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五）丰富多彩的方剂学著作和陈延之《小品方》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也很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这一时期医学家所著医药方书近百种，除《肘后方》外，其中在当时，及后世有明显影响的，如陈延之撰《小品方》十二卷，范汪撰《范东阳方》一百七十六卷，姚僧垣撰《集验方》十卷，徐叔响撰《杂疗方》二十二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水平的佳作。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内外妇儿及一些专科的医方专著。这些医方著作大多真实地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广泛的流传着。例如，上面提到的陈延之《小品方》。隋唐时期太医署明确规定《小品方》为必须讲授的教材。《小品方》还曾传入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因列为医学教材而被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的综合性著作，对《小品方》也多有引用。可惜的是，这些医方书籍后来几乎全部散佚，仅由于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引用较多而尚能窥其梗概。
陈延之，生平不详，其所撰《小品方》，即《经方小品》，共十二卷，早已佚失。1985 年日本学者于日本尊经阁《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经方小品》残卷。经研究确系陈延之《小品方》第一卷抄本。根据这一发现可大体了解《小品方》的主要内容：第一卷有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第二到五卷为渴利、虚劳、霍乱、食毒等内科杂病方，第六卷专论伤寒、温热病之征治，第七卷为妇人方，第八卷为少小方，第九卷专论服石所致疾病之征治，第十卷为外科疮疡骨折损伤等，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为针灸等①，仅用十二卷书就高度概括了当时医学各科常见病的征治，它所反映的分科论述方法也是前所未见的。据陈延之自己讲，《小品方》共参考了18 种300 多卷前人著作。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是作为专门医生的参考书，而是向群众普及医药救急知识，以及提供青少年开始学习医学的入门读物。《小品方》不仅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医学最高学府的必修教材而影响很大，而且，中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王焘，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等都从中吸收了不少资料。如丹波康赖《医心方》曾引用《小品方》"疗自缢方"，王焘《外台秘要》曾引用其"疗入井塚闷死方"等。其中关于利用动物实验以判断井塚中有毒与否的论述，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可说是在实验诊断技术方面的较早成就。这种方法也一直是我国历代医家用以探明枯井、深塚和矿井、山洞有无毒气的可靠方法。
① 李经纬、李志东：《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版。（六）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相传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世医，《仪礼·曲礼下》就已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普通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世医掌握世代相传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诊治疾病方面会有种种独到之处，因而受到人们重视是很自然的。于是，"世医"也常常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字士茂，是北魏和北齐时的著名医学家。徐氏六代以医相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徐之才在北魏和北齐时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但其主要业绩仍在于医学。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尤其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详加修订《药对》等书，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例如他总结和发挥的中医学"七方十剂"中有关"十剂"的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等七方；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等十剂。方剂分类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其具体功用，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桔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这种统一的按方剂功用分类的方法，结合陶弘景按药物功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不仅给处方用药带来很大方便，而且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的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所以一直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徐之才除对中医方剂学有所发展外，对妇产科学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都有所创见。他的方剂学著作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
（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与本草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本草学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时期之一，其代表人物即南朝齐梁时的著名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陶弘景。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自幼勤奋好学，四五岁时就坚持以荻作笔画灰习字。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读，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青年时又向孙游岳学习道家符图经法，游历名山，寻师访药，后来成为对道教发展颇多建树的道家学者。他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精神勉励自己，读书万余卷，学识渊博，不仅对文史研究成绩卓著，而且在天文、历法、地理、博物、数学、医学、药学、冶金学和炼丹术等方面，也都有很高造诣，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齐高帝萧道成在刘宋为相时，曾引荐他为诸王侍读，后又任奉朝请，但他"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①，无意官场交际，仕途升迁。在南齐永明十年（公元492 年）37 岁时，他辞去官职，隐居于江苏句容的茅山（句曲山），专事著述和炼丹。陶弘景与梁武帝的关系比较密切，武帝曾多次礼聘他出山为官，均被辞绝。但他虽然隐居山中，梁武帝遇有大事仍要与他相商，所以有"山中宰相"之称。晚年又对佛家思想产生浓厚兴趣，曾自誓受佛门五大戒。陶弘景一生珍惜时间，勤于著述，作品多达八十余种数百卷，涉及儒家、道家、自然科学与技术等多方面内容。其中与医学有关的著作有《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效验方》，《养性延命录》等。
《神农本草经集注》，亦称《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医学著作中的代表作。自东汉时《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历代医药学家一直把它视为药物学经典。这部著作流传到陶弘景所处的时代已有四个多世纪，经过辗转传抄，药品时有增减，并且还在药物性能和分类等方面出现了不少错误。这种情况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认真的整理工作。当然，这一工作是相当困难的，陶弘景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力量。经过多年努力，陶弘景在长期从事采药炼丹和医疗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新的调查研究，对《神农本草经》作了仔细的整理和校订，编撰完成《本草经集注》七卷，从而对我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弘景撰著《本草经集注》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他不仅整理和校订了《本经》收录的365 味药，而且又根据名医所录选增了365 味药，合为730 种，使药物数量增加了一倍。并且凡属《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用朱笔书写，后加的内容用墨笔书写，体现了其治学态度的认真和严谨，也保存了《神农本草经》的原来面貌。《本草经集注》的另一成就是改进了《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在《神农本草经》中，上品"主养命以应天"，多属毒性小或无毒的补养类药物，中品"主养性以应人"，有些有毒，有些无毒，多属补养而兼有治病作用的药物，下品"主治病以应地"，其中有毒的居多，不可久服，多属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分类方法，明显带有方士服食思想的痕迹，就医疗实践而言，既不便于药物特性的掌握，也不便于医家的寻检。于是，陶弘景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制订出一种新的分类法，把730 味药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部。这种分类法是中药分类
① 《梁书·陶弘景传》，中华书局1983 年版。
的一次重大进步，后世一直沿用一千多年，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苏敬等《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弘景还创用一种"诸病通用药"的分类体例，以病症为纲，将治病效果相同或作用近似的药物归纳在一起加以介绍，共分八十多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尤其是为医生们临床处方用药时寻检适当药物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开创了后世按药物功用分类的先河。在《本草经集注》中，他还在药物产地，采集时间，形态鉴别，炮制加工和贮存方法以及临床应用经验等方面，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并增加了有关的科学论述，其中大多是保证药物质量和提高药效的重要资料。此外，陶弘景还考订统一了药用度量衡制，规定了汤剂，酒剂，丸散及膏药的制作规范，这在药剂学上具有很基本的和重要的意义。他关于药味与药性的见解以及他所提出或载录的一些治疗上有特效的药物，等等，也都是《本草经集注》中对后世有相当影响的精彩内容。例如，他首先提出槟榔可治疗"寸白"（绦虫），肯定茵陈治黄疸，栝蒌治"消渴"（糖尿病）等，其中的槟榔、茵陈、栝蒌等至今仍是常用的药物，现代临床用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取得良好效果的苏合香等，也是由陶弘景首先收入本草著作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关于中医药物学的又一次全面地和系统的总结和提高，这项工作曾得到梁武帝的支持和赞助，因此有些药物学家认为，这部著作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佚，但其主要内容仍保存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本世纪初还曾在敦煌石窟发现该书唐以前的写本残卷，近人已出版《本草经集注》辑佚本数种，基本上反映出陶氏著作的原貌。
（八）《雷公炮炙论》与药物炮制法的成就药物炮制是中国传统的生药加工技术，药物经炮制后，可以减低毒副作用，易于发挥药性，提高疗效，或便于保存使用，因此受到我国历代医家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生药炮制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当属雷■所撰写的《炮炙论》。雷■，生平不详，约生活于公元5-6 世纪，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医学家。雷■所撰《炮炙论》，对于前人和当时的生药炮制技术作了全面的和系统的总结，是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原著已佚，其主要内容因被《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后世诸家本草书所引录而得以保存，清代和近人有辑佚本，名为《雷公炮炙论》。《雷公炮炙论》共三卷，上卷为玉石类，中卷为草木类，下卷为兽禽虫鱼果蔬米类，全书共收药300 种。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各种生药的加工处理方法①，包括药物的鉴别，净制，挑选，粉碎，淘洗，干燥和炮炙等，内容相当丰富，并且有不少独特的和简便易行的处理方法。例如，以药物鉴别为例，桔梗与木梗很相似，但木梗味腥涩，而桔梗味苦辛，用口尝试即可鉴别。又如莨菪与莨菪子也很相似，但用牛乳汁浸泡一夜，次日如牛乳汁呈黑色，即可验知莨菪。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药物炮炙，书中提到的有蒸、煮、炒、焙、炙、炮、煅、浸、酒浸、醋浸、水飞等17 种加工制作方法，并对每种制法作了详细的介绍。例如炒法，大多拌有他物共炒，如拌糯米共炒，拌盐共炒，拌羊脂共炒等；煅法是将生药放入火中烧红，一般多用于加工矿物药；浸法是将生药用水或盐水、蜜水、米泔水或其他生药汁浸泡等。这些加工方法不仅是医家和民间长期用药经验的总结，而且大多符合一定的科学道理。如巴豆是有毒药品，所含毒性蛋白，有溶解红血球、使组织坏死的毒性作用。但经敲碎，以麻油并酒共煮再研膏等炮制处理后，其有效成份巴豆油可部分溶于油中发挥药效，而巴豆所含的毒性蛋白则被破坏，不致产生有害的副作用。此外，《雷公炮炙论》还指出了在药物加工处理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如雷■注意到铁与有些生药放在一起会使生药变色，因为药中所含的成分会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加工知母、商陆、茜草、五味子等，忌用铁器。又如加工槟榔、茵陈等，因为这些药物含有挥发性物质，所以不可用火处理。《雷公炮炙论》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制药学典籍，它推动了中药炮炙加工技术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为后世药物 炮制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书中所载录的中药鉴别和加工处理方法也很有实用价值，其中一些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① 洪武娌：《雷敩》，见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九）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与外科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与感染性疾病大为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十卷而流传于世，现传本仅五卷。龚庆宣是南齐时人。据龚氏序可知，刘涓子为晋末和刘宋时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龚序提到，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痈疽、疮疖、瘰疡、疥癣，各种化脓性感染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0 多个，所用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该书所提倡的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也很有价值。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但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书中将活血化瘀法用于创伤外科，是很有创见的，这一主张至清代经过中医理论的论证，在后世的临床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这一时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外，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很高水平，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成功。
（十）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中外医药学交流魏晋时期的医事制度，实际上是沿袭了两汉的制度，医政仅由太医令来管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由于医务活动的扩大，尤其是统治阶级自身对医药的需求，在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北魏、北齐、北周等政府部门，又陆续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典御、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太医、小医、医正、主药等官员。师徒传授是中医教育的传统方式，而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则始于南北朝时期。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这是官方创办医学教育的开始。他还撰写了脉学、本草、方剂、针灸术、明堂图等方面的著作，以作为教学用书。北魏设置的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从名义上看，也是从事医学教育的官员。为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有些地方政府还组织人力整理医学典籍，编写简明精要的医学著作。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诏令李脩主编药方百余卷，宣武帝拓跋恪曾设置医馆，同时组织医工，对大量的经方，"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①。以上这些虽然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措施，但却是隋唐时期完善的医事管理制度和医学教育体制以及由政府组织编写大型医药著作的开端。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这条陆上通道也基本上畅通无阻，因此，中外医药交流也很早就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交流又有所发展。如，公元541 年，朝鲜就曾邀请中国医师赴朝鲜看病。另一方面，朝鲜的医药知识也传入我国，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就记载了不少朝鲜出产的药物，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公元552 年，我国曾以《针经》赠送日本，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160 卷赴日本，这是中国医学传入日本之始。三国时我国名医董奉曾到越南，治愈了交州刺史杜燮的重病，越南的药材曾传入我国，葛洪也曾打算到越南去采药炼丹。公元519 年扶南（柬埔寨）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香等；印度等国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蜜、香附、诃黎勒、雄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情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我国处于分裂和战乱状态，但医药方面与国外的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① 《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中华书局1984 年版。
七、结语前面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情况。此期我国社会长时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战争、屠杀、饥饿、混乱，其科学技术却仍有一定发展，有些方面甚至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书概述部分亦曾提起过此事。我们认为，它至少与下列四方面因素有关。
①科学技术也和所有事物一样，它的发明和发展，主要是由其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潮，有质变也有量变，它们总是交互出现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不停地飞跃，不断地质变；同样不可能永远处于低潮，永远处于量变的阶段，而不发生质的飞跃。假若我们把魏晋南北朝各门科学技术的历史作一番分析，有些问题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从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约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比较新的学科，如天然气开采、炼丹、陶瓷、造纸等，它们之中有的是刚刚发明出来的，有的虽在汉代便已发明，但前此尚未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二是发展历史已经较长的，如天文、数学、医学、纺织、机械、农学等，它们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发展高潮已经过去，但在长期实践中，又积累了许多新的知识，并正待迎接新的发展高潮。三是发明年代较早的，其第一个、第二个发展高潮皆已过去，但此时尚无条件迎接新的发展高潮。如钢铁技术。迄至东汉，我国古代以"高炉炼铁、炒炼法和灌炼法制钢"为中心的基本技术体系已经形成，其生产能力较强，社会尚未对钢铁的产量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大的飞跃。所以我们以为第一、第二类学科，此期获得一些发展，第三类学科发展较少，都是不难理解的。在我国古代社会中，谁都知道唐代是比较繁荣、长时期较为安定的，但其钢铁工艺仍无太多创新，因其仍在经历着量变的积累过程。②相对而言，此期北方虽较混乱，但南方还是较为安定的，虽有六朝依次更替，但并未形成长时期的混战；北方在北魏统一（公元439 年）后，亦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③某些特殊的需要，往往会促进一些特殊部门的发展。如战争需要的锋利的刀剑，于是促进了百炼钢及其刀剑之兴盛；屯田、漕运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事业和航运机械的发展；为了适应蜀地山地运输和满足北伐之需，诸葛亮主持创制了木牛流马；中外交流的发展，为丝绸业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自然会促进纺织技术的提高。汞化学、铅化学则是由于炼丹术之兴盛而更加发展起来的。
④我国人民具有坚韧不拔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使其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欧洲，在整个中世纪都是缺乏这种创造力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其自身内在规律决定的，外部条件自然也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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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3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魏晋南北朝教育史
本卷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开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发展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动荡给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思想的大解放，也使教育的发展呈现了新的格局。在学校教育上，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出现，分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新时期。教育内容上突破了两汉皓首穷经的旧模式，玄学、佛学、道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都融合进教育中来了，教育内容大大扩展了。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官学的时兴时废，私学以空前的规模繁荣起来。
私学家们不重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学生不畏艰险，千里寻师，他们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教育相并行的人材选拔措施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除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外，中国历史上的三大人材选拔措施，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在教育思想史上也十分活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最后我们更需要看到，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结果，也是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教育无疑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东汉中平六年（189 年）初春，灵帝驾崩。灵帝之死导致了东汉外戚与宦官矛盾的总爆发。各地军阀藉此机遇，"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①。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序幕。汉献帝元康元年（220 年，即魏黄初元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其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代汉建魏。221 年、222 年刘备、孙权相继在西南、江东称帝，合称三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60 年，晋泰始元年（265 年），河内（今河南温县）大族司马炎代魏立晋后，并于晋太康元年（280 年）灭吴（18 年前蜀亡于魏），实现了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倾轧，激化了民族矛盾，晋建兴四年（316 年），洛阳被攻破，西晋灭亡。晋室东渡，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此后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历经北魏的统一北方，随后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分裂；而南方继东晋之后，也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前后交替的王朝，史称南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隋开皇九年（589 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段历史称为魏晋南北朝史。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一）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任何时代的教育都与该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发展分不开。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更需要获得政府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统一，人材选拔的完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无疑对教育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古代教育的几个繁盛时期，诸如汉唐宋明，大体就是这样的。而分裂时期，战争连绵，政出多门，选举混乱，不仅影响着统治者对待教育的政策，而且影响着各阶层对待教育的心态。
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者忙于纷争，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学校教育的时兴时废。从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初年，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魏文帝黄初五年（224 年）于洛阳初立太学，竟然需要"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阙坏"①。蜀国"承乱历纪，学业衰废"②，至刘备定蜀后方设立太学。孙吴虽设国学较早，但直到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8年）方立五经博士，故其太学的功用甚微。两晋太学也时断时续。大体上看，西晋一朝由于实现了短期统一，晋武帝本人也颇具才干，教育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所谓"祁祁生徒，济济儒术"即反映了这种状况③。东晋一朝国学设立虽早，但每临战乱，随即解体，反复3 次。南朝历169 年，但易代3 次，内外矛盾激烈，承平日短，学校教育因种种原因难以继续。南朝只有宋文帝、齐武帝、梁武帝几个皇帝在位时，学校教育出现短暂繁荣。十六国和北朝的学校教育是与汉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素质很有关系，统治者汉化程度深一些，对教育就重视一些。但是他们往往国祚太短，学校教育兴时短、废时长。其次社会变动使完整的教育体系难于形成。无论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往往各不相同。如同是儒家经学，魏、蜀、吴三国各有侧重。曹魏重古文经学和玄学化的经学，蜀仍守古文经学，没有玄学化，孙吴却主今文经学。同是经学，南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①。这是因为南方习于玄风，北方较为固守传统。在教学内容上北方儒道佛结合的比南方紧密，玄风影响不广泛，在学校教育中未占一席之地。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南方也重于北方。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既与分裂割据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当时教育的等级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杂乱，其间也包含着创新。南北的差异，胡汉的差异，其中都杂揉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及很多具体科目的设置，都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寻其根源。第三，社会变动对各阶层人物的教育心态影响也是巨大的。任何时代的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无不带有某种功利性，汉代有"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的谚语，唐太宗窃喜通过科举制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割据和纷争，给人的心灵蒙上了很厚的阴影。人生无常，如"白驹过隙"的观念，使人们不愿去追逐功名，这一时期隐逸人物的骤增，也反映了这种状况。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由血统就可以窃据高
① 《曹操集·蒿里行》。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③ 《晋书》卷55《潘岳传》。
① 《晋书》卷八十九，《桓温传》。
位，而寒门庶族即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永远只能列入"下品"。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趋势，使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独立的自耕农比两汉大为减少，他们生活极端痛苦，何谈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很难看到"布衣将相"的现象，也很难看到两汉时那种家境贫寒而励志学问，最终获得高位的人物。这样，对于士族和寒门庶族，包括广大平民来说，接受教育就没有什么必要性了。试以北齐为例，胄子由通经而致士竟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二人而已①。北齐高昂"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②，这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对于一般庶族地主子弟来说，求学竟成了一种避役的手段，所谓"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③。另一方面，在玄风的熏陶下，教师和学生皆祖尚虚玄，追求浮夸，认真追求学术的人不多了，这就是刘馥所说的"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④。而汉代经学固然繁琐，但对学子来说亦是强迫他们下苦功的一种手段，沽名钓誉，浅尝辄止是难以成功的，特别是古文经学更是如此。但魏晋学风一变，不仅"周孔之业，弃之度外"⑤，而且学业少有师从，虚玄与放诞往往却能使人刮目相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这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图景，那些"放达"、"英拔"、"玄远"的人物，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不过世风如此，学子亦只能随波逐流了。诚然，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影响无疑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侧面，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所不可忽视的。
①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② 《北齐书》卷21《高昂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④ 《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传》。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二）教育的基本特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社会变动给这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种种影响，但从宏观上看，它并不背离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大模式。它在融合，在蜕变，在更新。这个时代的教育出现一些新特点：1。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经学即儒学。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在教育中获得了正统地位。彬彬文学之士，在官僚政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特别是东汉，功臣多习儒学，累世经学的世家激增。但一方面儒学并没有能够挽救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经学的神秘化和繁琐化，使其自身的虚伪性愈益突出。汉代的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为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①。在这种世人所厌的情况下，汉末士风为之一变，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已有精辟论述②，兹不赘言。汉末士风的转变是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从形式上看它由一种"任诞"的风气向哲学化发展，大体在西晋初年完成，并影响东晋南北朝。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教育突破经学范畴是有作用的。因为它赋予了儒学（名教）以新的解释。《晋书》卷49《阮籍传》附《阮瞻传》载："（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毋同'。"（《世说新语·文学》作阮修问王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魏末晋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瞻的话冰释了王戎心中的郁结，深得其欣赏。在王戎看来，自然是本体，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本不是对立之物。承认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身已突破了两汉儒学的内涵。首先它承认了人性的地位，在家族伦理上突破了两汉"孝"的价值观，给予人性和人情以一定的尊重。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汉君臣关系的概念。从汉末的"汉阴老夫"到嵇康、阮籍、鲍敬言、陶渊明，在思想上早已动摇了那种"君权神授"的观念。我们认为对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对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承认"自然"本体论，有助于教学内容的扩增。魏晋南北朝时期死守章句的情况不见了。文学、史学、玄学、科技、宗教在教育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试以玄学为例，玄学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价值观，是衡量士人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这一时期的正史和笔记野史中，人们往往以"儒玄并综"、"好伦儒道"来评价人物，没有"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或"喜怒不形于色"的气质，是难以被世人所推崇的。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 年），开馆于鸡笼山（今南京市内），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①。其二是"才性之争"扩大了人们对人材选拔这一教育重要目的的认识。"才性之争"也称"四本论"。这一争论始于魏末。《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注引《魏志》："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这些言论没有详细材料流传下来。大体说来尚书傅嘏、侍郎钟会认为二者是同和合，中书令李丰、屯骑校尉王广认为是异和离。"才"即才能，"性"为德性。傅嘏、钟会所说的同和合，即认为有德即有才，才和德是一致的；而李丰和王广则认为有才未必有德，有德未必有才，才和德是不一致的。"才性之争"显然是针对汉代选举不实，重德不重才而发的，不过也有其现实政治的背景，那就是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曹操重才不重德，而司马氏则是四世"伏膺儒学"，"才性之争"是他们政治斗争借以表现的哲学形式。这场争论对教育
① 《抱朴子·审举篇》。
② 见《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是有影响的。汉代社会事实已经证明，德的衡量标准有很大的误区，虚伪的东西太多。越是没有才的人越是以"德"来装饰自己，以沽名钓誉，对社会却毫无益处。而才却是虚伪不得，"治国用兵之术"是虚誉所做不到的，这就牵涉到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为德才兼备的人毕竟是少的。这场争论从以后的政治实践来看是曹魏集团失败了，但人们认识到了"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得"，在二者矛盾的情况下"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①颜之推亦认为"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②，也就是说仅有德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真才实学。"才性之争"波及东晋南朝，但在那时已演变成玄学家的谈资了。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2。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这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斗争所结出的硕果之一。在世界历史上的几乎同一时期，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但罗马文化并没能同化蛮族人。在罗马的废墟上，小国林立，征战连绵。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历"五胡十六国"而后能再造一统的隋唐帝国，与汉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是截然不能分开的。这一时期的汉文化传播是以各少数民族"汉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间，虽经"胡化"逆流，但未占主导地位。第一，这一时期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以精通汉文化自诩。最先起兵的匈奴人刘渊曾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①羯族石勒，奴隶出身，不识文字，却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他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后听到张良谏，方说："赖有此耳。"②这既反映了他的见识，也反映了他勤于学习汉族文化。前秦苻坚"博学多才艺"，后秦姚兴常与人"讲论经籍"，就连卢水胡沮渠蒙逊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③他们汉文化的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是向汉族士人学得，有的是年轻时或为质子于长安，或游学于太学而学得。但从总体上看，乃是民族交流的结果，没有大规模的融合，是不会把这些僻处一隅的少数民族首领卷入汉文化圈的，这比汉代进步得多了。第二，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为汉文化教育向各少数民族中下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少数民族上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致力于汉文化教育的传播。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学校，汉文化教育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覆没。前赵、后赵皆设立太学，重视人才的培养。前秦苻坚亲临太学，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北魏不仅太学昌盛，而且郡国学制也普及甚广，使大批中下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来落后的习俗被革除了，汉族的礼乐文化普及到各族人民。前燕慕容廆执政时"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④有人说汉文化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腐朽东西，殊不知表层文化的接受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深层次的内含。在当时，汉文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礼乐文化之后，在经济上也都推行了封建制度，汉化是与封建化同步进行的。第三，汉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使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历经近4 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周边民族如汹涌的潮水奔向中原，会合在汉民族的海洋里。从经济制度上，他们接受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推陈出新，制定出均田制。从政治制度上，北朝的门下省制是我国古代三省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府兵制兼采汉文化（《周官》）和鲜卑文化而形成。尤其是经历汉文化教育之后，各少数民族有了属于自己的文人和学者。北朝末年，在鲜卑步六孤氏（汉姓陆）中产生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著有《切韵》。元魏宗室元勰十步成诗，形神兼备。隋唐时期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汉化教育的结果。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 年第2 期。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3 期。③ 渑池县文化馆等：《河南渑池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④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3。等级教育的出现和私家教育的昌盛两汉时期除"七科谪"以外，良家子弟皆可通经致士或由察举征辟而入仕。魏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中正定品依据的是家世。因此高门阀阅可以有世及之荣，而寒门庶族无寸进之路。在教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等级性的出现。西晋咸宁二年（276 年）初立国子学，要求"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①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 年）更明确规定"。。学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②西晋本有太学，太子也本在太学读书，为什么又要另立国子学，而将太子迁入国子学呢？这是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南朝人就已看出："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①很显然，在国子学学习的人其身份地位比在太学学习的人的身份要高贵。从武帝创始到惠帝定型的国子学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晋书》卷94《隐逸传》记载了一个叫霍原的人，才高望重，但地位低，国子学的贵族子弟想与他交往，却怕失去身份而遭清议，白天不敢去，夜里才偷偷相见。这种区分出身的教育方式，不仅波及东晋南朝，而且对各少数民族的国内教育亦有影响。后秦姚苌立太学，为的是"礼先贤之后"②。北魏献文帝立郡国学校，明确规定："先尽高门，次及中第。"③等级教育的出现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与官方学校教育衰颓相反，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台湾学者杨承彬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私学"不及东汉"④未免失之偏颇。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渊源固然可溯至东汉，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的改变。私学所覆盖的层面远比东汉广阔，入私学而接受教育的人激增，私学的教授内容也比东汉丰富得多。关于私学的发展历程将在后章详述。魏晋南北朝私学发达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政局紊乱，国祚命短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空白。一些统治者纵然想留心教育，但终究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不得不把教育放到次要的地位。加上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政策难以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对传播文化的责任感，出于对教育的热爱，潜心学术，培养后人。如魏的隗禧、管宁，蜀的向朗，西晋的束晢，南朝的刘。。，北朝的马光等等。他们的教育成果既使汉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又为各个政权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必备的人材。第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对私学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始玄风，佛、道二教与儒学相结合，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他们各创私学，传授经籍。如晋代的杨轲是《易》学专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①南齐杜京产聚徒传授道教。陈代的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受业者数百人②。第三，门阀世族的出现及其势力的扩展，深刻影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26《徐孝克传》。
响着私学的发展。门阀世族地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亦以门风相标榜，因为这是士族区别于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门阀士族对家学是尤为重视的。他们的家学代代相传，并且有保密性，如所谓"王氏青箱学"和"王太保家法"等。私学在门阀世族地主那里以"家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含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谱学、儒学、玄学、佛学、道学、书法、文学、艺术等等。门阀世族家学的发达，是推动这一时期私学昌盛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其本身亦构成了这一时期私学的重要内容。第四，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的宗法组织远比两汉强大，除大地主的田庄以外，许多自然村落也都聚族而居，而教育是维系这些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农隙之际，宗族里通经史者，"训诱宗教，侃侃不倦。"③《四民月令》中也反映了田庄中有私学教育。即使在战乱流离，举族迁徙中，私学依然不辍，庾衮在禹山坞中即因"惠训蒙幼"而受到宗族乡党的敬仰。私学在宗族组织中的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战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一般人的子弟求学无门有关。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教育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迂迴。其间虽有曲折，但更有蜕变和创新。从整体上讲，它不同于大一统的汉唐宋明，但也绝非完全衰落。问题还在于我们着眼于什么样的角度和态度去看待它。如果客观地从历史的全局和实际考察来分析，当时教育的光明一面应占主导，而黑暗是暂时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四百年的教育历程，也不会有隋唐文化教育的鼎盛。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③ 《晋书》卷88《孝友传》。
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一）三国的学校教育汉末是一个世局动荡、天下纷争、群雄割据的时代，在诸多的割据势力中，形成了三股较大的势力，即曹操、刘备和孙权。曹操独霸中原，后其子曹丕代汉建立魏政权；刘备居蜀，建蜀政权；孙权割据江东，建立了吴政权。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约60 年。在这60 年里，由于频繁的征战，政局的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凋蔽和残破，学校教育已脱离两汉的正常轨道，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但三国的学校教育又各有差别，从总体情况看，魏的学校教育要优于吴、蜀，这是因为魏处中原，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对汉代文化教育有较多继承的缘故；而吴、蜀僻处一隅，经济文化远不如中原昌盛，并且一直处在曹魏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因此学校教育相对落后。
1。魏的学校教育曹魏的学校教育分为太学和地方学校两类。曹魏太学正式创立于魏文帝时期，在三国之中当属最早。这是与曹操在戎马之际即十分重视教育分不开的。早在建安七年（202 年），曹操就下令搜寻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之后或其亲戚，并"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①这虽然是针对其家乡的一道特殊命令，但也反映其对教育的重视，并作为抚恤阵亡将士的一种手段。次年七月，曹操又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教育，其令说："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②这道命令反映出魏的郡国地方学校在曹操时即已奠定了基础。曹操之所以未立太学，恐与其尚未代汉，与礼制不合有关。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曹操被封为魏王，次年即于邺城（今河南临漳县西）作泮宫。据《礼记·王制》称诸侯所立学为泮宫，但当时曹操实际已掌握了汉的军政大权，汉帝已形同虚设，故其泮宫已具太学性质。魏文帝于黄初五年三月（公元224 年）以许昌（今河南许昌县）返洛阳（今河南洛阳），次月即立太学于洛阳，这是曹魏太学的正式开创。而曹丕之所以能在一月之内就能建起太学，当与泮宫人才作基础分不开，故"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③。太学在黄初开创之际，条件十分简陋，竟需"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④。曹魏太学历明帝、废帝（齐王芳）、高贵乡公数代，其间政局虽不稳定，但太学却延续下来，这与曹魏诸帝对太学的重视分不开。魏文帝不仅创立太学，而且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⑤。他不仅自著《典论》、《皇览》等著作，而且常常召集诸儒，谈论经文，侃侃不倦。魏明帝对教育也尤为重视，太和二年（公元228 年）下诏申敕郡国，要求"尊儒贵学"、"高选博士"，太和四年（公元230 年）又下诏针对当时"后生进趣，不由典谟"的状况，要求"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学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①。这实际在倡导一种求学的风气。魏明帝对教育的重视，与高柔亦有关。明帝初即位时，高柔即以当时社会状况和太祖、高祖对教育的重视来劝导明帝。高柔的上疏基本反应了明帝以前的教育基本状况，并对后来影响很大，故摘录如下："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陈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库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陛下临政，允迪睿哲，敷弘大猷。。，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②从太和四年诏看，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④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⑤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初学记》卷四。
明帝确实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颁令实施。齐王曹芳年幼继位（8 岁），但他对教育也颇为热心，每读通一经即派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正始六年（公元245 年），他还令学者课试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但由于曹芳本人年幼，而且当时司马氏秉政（司马氏家族也精通儒学），齐王曹芳本人关于教育的措施究竟推行多少，也难深究。高贵乡公曹髦是在齐王被废后所立，虽然他不过是司马氏所控制的一个傀儡，但他在皇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留心教育。甘露元年（公元256 年），他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经义，提出问题，让博士解答。次年，他再次来太学，令"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义"①。曹魏诸帝对教育的重视，与其家族背景有关。曹氏虽为宦官之后，但文化素质尤高。即便曹操戎马一生，也不可以武夫视之。文学上的"建安风骨"离不开曹操、曹丕和曹植。曹操平时即"手不捨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②。他的诗文充满着现实主义的风格，清峻而通脱，骨气奇高，抒发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社会、对人生的万般情怀。魏文帝曹丕亦博学多才，陈寿评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③，这是恰当的。因此，在曹操的麾下不仅有杰出的武才，也云集了众多的学者。统治者自身的素质高，方能使重视教育不流于形式而落到实处。
曹魏大学基本承两汉之制。第一，在太学编制及学风方面。太学有太学生和博士。博士中择聪明威重者一人为博士祭酒，总管太学学业诸事。太学博士常从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中选拔。但从当时人的言论中可看到博士学业粗浅，不能胜任教学。甚至"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④。所以当时要求"高选博士"的呼声很高。这一方面是因战乱人才奇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统治者对待博士的某些政策有关。如博士"迁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⑤，也就是对博士的升迁限制很严，使他们不能安心教学。太学生初有数百人，后来增加到几千人。嵇康受刑时，有太学生3000 人请愿，可见太学生发展之迅速。太学生入学年龄约是15 岁，如钟会"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①，刘馥上疏建议"年以十五，皆入太学"②，可为佐证。曹魏太学比后世进步之处在于对入学者的家世背景审查不严，刘馥要求"使二千石以上子孙"方可入学的建议未被采纳③。太学生入学后只按年龄长幼排定次序，而不是父兄的官位。曹魏避役子弟也可至太学学习，足见太学绝非被高门独占。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自可由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作风推及，是曹氏及其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实施，值得注意。尽管对这种情况高门子弟多有怨言，甚至"耻非其伦"④，但也无可奈何。曹魏太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太学生人数的激增、战乱和政局的不稳导致太学课督不严，学风浮华。一些人来太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避役，冬
① 《续齐谐记》。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④ 《晋书》卷91《徐邈传》。
⑤ 《通典》卷52《礼典》。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传》。
来春去，自由散漫。也有一些人来太学是为了"趋势游利"，通过太学生的资本来捞取一官半职。这批人整天"浮华交游"，根本不愿安心读书。所以一经考试，往往合格率不到百分之十。有一次皇帝诏令讨论圜丘（祭天之坛），在京师的学士有万余人，竟只有几人能应诏作答；朝堂公卿以下400 余人，提笔能写一篇像样文章的不到10 人，可见由太学毕业的学生素质之低。当然太学生和博士中也有素质高的，如钟会遍览诸经后才入太学攻读。博士孙资"讲业太学，博览传记"⑤。博士乐详能"五业并授"，并且授课时"牵譬引类，至忘寝食"⑥。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吏也为太学荐引了一批人才。如雁门太守牵招从郡中简选有才识者到太学受业。高贵乡公时精选博士，太常郑袤推荐的刘毅、刘寔、程咸、庾峻，不仅后位至公辅，而且实际才堪重任。第二，太学课程及教材设置。汉末魏初的学术风气是"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①。曹氏家族尤重文学，乃至海内从风。因此文学在太学生的学习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甘露二年（257 年）高贵乡临太学，即命博士赋诗，并给一些文人墨客冠以雅号，如裴秀为"儒林文人"、王忱为"文籍先生"，时常以文相会。经学这一时期是衰落的（主要是两汉的章句之学），但经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仍然很高。曹氏家族从曹操开始从没有抛弃儒学，而是作为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帝、明帝、齐王芳和高贵乡公都极重视经学。因此经学还是太学的主要课程。魏承汉制，照例立经学博士，但其间亦有变化。东汉立14 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魏所立博士19 人，却传古文经学。当时所传诸经皆用马融、贾逵、王肃、郑玄注，如高贵乡公于太学考问诸生，即用的是郑、王注。今文经学的衰落当是东汉经学的神秘化和汉末战乱、博士失其官守的结果。魏太学的标准教材是正始年间刊刻的"正始石经"，古、篆、隶三种字体并列。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正始石经"有碑石十八枚，广三十文。"正始石经"还将曹丕《典论》附于其后，也算是其特色之一。东汉本有"熹平石经"，此时为什么再刻石经呢？王国维认为"熹平石经"是今文经，而魏重刻的是古文经，此可备一说②。但也可能是汉末战乱，"熹平石经"亡失或被破坏，无法再用之故，魏初"补旧石碑之缺坏"即为明证，但无论怎样，"正始石经"对振兴衰颓的儒学是有意义的。曹魏于太学立古文经学教授诸生取得一定成绩。经学家皮锡瑞称十三经注中，除《孝经》为唐代所注外，汉人与魏晋所注各居其半①。我们要注意到魏的经学在后期的变化。从正始年间开始，玄风日炽，玄学，特别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已渗入经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因此王弼注《周易》、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解释经学的。玄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是"一"，这个"一"派生出万物。《周易》卜筮用50 根耆草，但实际占卜时只用49 根，另1 根不用的耆草就是"一"，比那49 根重要的得多。这与汉儒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周易》中的术数迷信"（王）弼皆换落，多所不关"②。尽管玄学家们未敢推翻儒家思想，但其间已多有篡改，⑤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⑥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引《魏略》、《杜恕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特别是注重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解释，这对开创经学研究的新局面是有贡献的。第三，太学考试制度及其它基本规章制度。曹魏太学的考试制度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合一。刚入学称为"门人"；满两年并通一经者，称"弟子"；两年之内不通一经的即被勒令退学；如两年通两经者，可以补掌故之官；满三年通三经者，可升迁为太子舍人，不通者可留级再考，如果通过也可获郎中之职。这种逐年考试，在低年级实行淘汰制，在高年级实行随才叙用的方法，是有其优点的。它也是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 年）制订的五经课试法的具体实施。太学还有一些其它校规，如以年龄长幼而非父兄官职排次序，学生对师长不得无礼，不准酗酒好讼等等。除了正规太学以外，魏明帝还于青龙四年（公元236 年）设置崇文观，征召善属文者充之。又于景初中选派郎吏高才解经义者30 人向当时名儒苏林、秦静等人学习四经三礼。这是对太学教育的一种补充，比一般太学生层次高一些。
曹魏的地方学校为官立，一般设在郡（国）县，州立课试之法，成就较为显著。郡县学校的设立可推至建安八年（公元203 年）曹操的一道命令，即在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①。由于曹操的吏治较清明，经济基础也较雄厚（建安九年推行田租户调令，建安元年开始屯田），因此这道命令是被贯彻实施的。如河东太守杜畿在家家丰实的情况下"又开学馆，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②；他还任命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河东地区学业大盛，成为曹魏地方教育发达的地区之一。弘农太守令狐邵于本郡找不到通经者，乃派人外出求学，学成后返郡执教。南阳太守杨俊"宣德教，立学校"③。扬州刺史刘馥为政广施德化，流民纷纷归之，在此基础上他聚诸生，兴立学校。文帝时许多太守也十分注意发展地方学校，如济阴太守郑袤，陈留太守刘劭，江夏太守王基，京兆太守颜裴各以经学或文学教授学生，为地方学校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总体来说，曹魏地方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若干地区，并因战乱时兴时废；郡太守在地方学校教育中起关键作用。根据"州立课试之法"的规定，地方学校教育与太学教育、选官制度也是相通的。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魏书》卷23《杨俊传》。
2。蜀的学校教育蜀国人才济济，政治也较清明。但由于蜀国在三国中承受的军事压力最大，因此主要精力放到政治和军事上去了，对于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甚至"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④。刘备父子文化素质也远不如曹氏父子。探讨蜀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必须重视诸葛亮的教育思想。诸葛亮是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他强调人的学问不是天生的，才能不是靠家世遗传的，而是靠潜心钻研学问获得的。他认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①。他把教育作为他推行政治措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点是与先秦法家有区别的。在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虽然有君臣、父子、夫妇等三纲六纪儒家思想，但在实际用人过程中他是求实不求名，重才干，讲法治。他提出用人的七条标准中没有一条是以儒家标准来衡量的②。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份，但由于他肩负蜀之存亡的大任，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究竟有多少转化为实际措施，恐怕也不能过高估计。蜀国太学设立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体在刘备称帝后不久。史载"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颓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③，太学约在此时设立。蜀太学也立博士，如尹默、许慈子孙皆承其祖业而立为博士。蜀的学术风气以古文经学为主。如许慈专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尹默精《左氏春秋》；文立专《毛诗》、《三礼》；来敏专《左氏春秋》，精于训诂；谯周精通六经；李譔精通五经，其学以贾、马为依准。这种学风说明儒家古文经学依然是蜀国学术的重点。但蜀地学风也不全同于魏，术数、谶讳之学也掺杂其间，如杜琼精术数和谶讳，谯周也通图讳。今文经学也有一定的市场，如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④。但蜀的经学没有向玄学化发展的苗头，这可能是两国对立，学术交流困难，玄学未能也未及流入蜀中之故。蜀国地方官学以益州较为发达，这是汉代奠定的基础。刘备定益州后，来敏任学校尉，尹默任劝学从事。后诸葛亮领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后大将军蒋琬又任命他为典学从事，并总州之学者，统管教育。谯周为益州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益州刺史在州学中画谯周像，并赞"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①，用以激励后学。
④ 《三国志·蜀书》卷33《后主传》陈寿评。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② 《宋书》卷十五《礼志》。
③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④ 《三国志·蜀书》卷12《孟光传》。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3。吴的学校教育吴黄龙元年（229 年），孙权称帝。次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②，这是孙吴国学及南方国学的开始。此时教育的重心仍在北方，南方文化相对落后。后来晋灭吴，吴郡陆氏入洛阳求学也说明这一点。孙吴国学虽设立较早，但因文化落后及政治动荡等多重原因，一直未予重视。直到吴景帝永安元年（公元258 年）方才正式下诏置学官，立五经博士，选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入学学习，这已离黄龙年间近30 年了。应当说孙氏家族背景及文化素质并不低，孙权本人遍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以及诸兵家之书，也非常注意对后代的教育，如为孙登延揽名师，孙权还常要求将领及子弟加强学习，吕蒙曾以繁忙为由不愿读书，孙吴劝告他应立即抓紧学习，并忠告他做官必须以学问来"开益"自己。凌统死后，孙权扶养其子，至八九岁，即令人教他们读书。吴宗室孙奂命令部队子弟就学，后仕进者有数十人。孙吴国学体制大体与蜀相同，有博士制。如孙休"欲与博士祭酒、博士盛冲讲论道艺"①。其余制度因史料缺乏已不可考。吴也有地方学校。孙瑜曾为笃学好古的马普设立学校，招纳"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②。豫章太守顾邵挑选素质好的小吏入学学习，并从中提拔官吏，使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孙吴的学风以今文经学为主，承汉代之余风，与魏、蜀不同。如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赅览"③，姚信精研易彖，并撰《士纬新书》④，阚泽"兼通历数"⑤。吴人注《周易》的也很多，甚至有注《老子》的。吴承汉之余风可从汉代吴人多赴洛阳求学而寻得解答，但古文经学在孙吴也有一定的传播。
②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吴书》卷6《宗室传》。
③ 《三国志·吴书》卷12《陆绩传》。
④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⑤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二）两晋的学校教育1。西晋的学校教育晋泰始元年（公元265 年），河内大族司马炎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终于移魏国祚，建立了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即为晋武帝。西晋一朝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格局；经济上推行占田、课田政策；思想文化上玄风昌盛。由贾后干政而引起的"八王之乱"使统治阶级力量迅速衰退，在异族入侵面前，整个统治迅速崩溃。故后人对西晋一朝多贬抑之词，其实这也是不全面的。大体说来晋武帝一朝统治还较清明，晋武帝本人在政治上也有所作为，所谓"元康之治"大体上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晋的腐败始于惠帝。惠帝本人是一个白痴。有一次大臣报告地方遭灾，百姓没有饭吃，他竟然说他们为何不吃肉呢？大族的奢侈也使西晋的统治者迅速腐败，如赵王司马伦"素庸下无智策"①，并且惑于巫鬼。齐王司马冏"沉于酒色"②，成都王司马颍"形美而神昏不知书"③。因此西晋后期的政治是可想而知的。
魏晋易代，具有政变性质。因此在教育制度上基本承袭魏制，至少在晋初没有大的变化。泰始六年（公元270 年）武帝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并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表明太学仍存，未加更动。博士亦按魏制，设19 人。对太学的整顿始于泰始八年（公元272 年）。此年，晋武帝因太学生过多（约7000 人），诏令"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④，虽经沙汰，仍留有3000 人。
西晋学校教育的重大变化是在统一全国以后。变化的内容是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晋武帝下诏立国子学。咸宁四年（公元278 年），又具体规定："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⑤这是向教育贵族化趋势迈出的第一步，是门阀政治的发展在教育上的反映。然而更为明确的规定是在元康元年（291 年），此年把太学和国子学明确区别开来；学官第五品以上方可入学；天子行礼应去国子学而非太学；太子也应离太学而入国学，这样做的目的是"辨其泾渭"、"殊其士庶，异其贵贱"①。教育等级化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倒退。前举寒人霍原虽有才学，但贵游子弟竟不敢在白天去找他，足见学术的交流已笼罩着浓厚的等级尊卑的阴影。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
西晋的太学及国子学仍由祭酒和博士职掌。教学内容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于礼学尤为重视。如霍原曾观太学行礼；武帝、惠帝皆临太学行乡饮酒礼，并祠孔子。根据国子祭酒所奏刻写石经，课程设置大体与魏相同。西晋太学与国子学教育的入仕途径不甚清楚。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看，入国子学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59《齐王冏传》。
③ 《晋书》卷59《成都王颍传》。
④ 《晋书》卷19《礼志上》。
⑤ 《晋书》卷24《职官志》。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
后，自然无需再考试做官；然而太学生仍需试经。如"刘卞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②。西晋国子学和太学都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潘岳的《闲居赋》写到此番盛况："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③西晋的地方学校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地方学校的盛衰，依赖于州郡县官吏自身的重视。鄱阳内史虞溥"大修庠序，广招学徒"④。他不仅对教育十分重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他为学校制定规章制度，认为人必须内正其心，方可外修其行。对于求学者来说"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至"⑤，只要摈弃杂念（人间之务），专心于学问（心专亲学），顺序渐进，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必定可取得成就。他办学重在求实，不图形式。如一次祭酒要求起屋行礼，虞溥则认为君子行礼无常处，不同意另起门庭。在西晋的社会环境里，像虞溥这样不图虚华的人是难能可贵的。乌丸校尉唐彬对地方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在边远地区"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①。平原太守李重"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②。凉州刺史张轨利用避难流民增多的条件。"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③。这一地区后来为保存汉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在地方官吏中终究只占少数。
② 《晋书》卷36《刘卞传》。
③ 《晋书》卷55《潘岳传》。
④ 《晋书》卷82《虞溥传》。
⑤ 《晋书》卷82《虞溥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② 《后汉书》卷八十《边韶传》。
③ 《晋书》卷86《张轨传》。
2。东晋的学校教育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 年），瑯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晋王位，次年称帝，史称东晋。东晋是在南北大族共同拥戴下建立的。东晋初年流传的"王与马，共天下"，即反映了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到何种程度。东晋一代，由于皇权的极度微弱，门阀士族凭藉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交替控制着政权。门阀政治在东晋表现得最为典型。因此东晋的学校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门阀政治的深深烙印。其次，东晋一朝系北方大族在国破家亡，仓促南渡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东晋一朝既有调和南北士族矛盾，使自己能尽快适应南方文化的紧迫任务，又有胡马临江，民族矛盾尖锐冲突的阵阵激荡。因此，门阀士族无不带有朝不保夕，背井离乡的愁怅之感。失去了黄河流域，在当时的政治家和文人的心目中，尤如失去了生命之枨，文化之源。寄托于当时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南方，对于兴办教育，亦无暇顾及。整个东晋一朝，教育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第三，晋室南渡不仅带来了门阀政治，也带来了"清谈误国"的玄风。贵游子弟乃至王公大臣"居丧废礼，崇尚老庄，脱落名教"①。此般风气对教育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影响。《晋书》卷91《儒林传序》评论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时指出："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籍，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东晋一朝亦非腐朽不堪，否则也不会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内部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宁静，门阀士族当中也出现过一些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加王导、谢安等。他们"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②，造就了"君臣和睦，上下同心"的局面③。这对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大族一般都有较深厚的家学渊源，与豪强地主截然不同。他们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他们维持其家世传统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其自身的特征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④。
东晋首先提出兴学的是瑯琊大族、中兴功臣王导。王导在晋元帝即位后不久即上书主张"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⑤，并把教育作为北伐统一的基础。稍后不久，散骑常侍戴邈也上书兴学，也被采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导抑或戴邈均从儒家思想来匡正时俗，笃道崇儒，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始终未离开经学，也说明儒学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武元年（公元317 年），元帝"置史官，立太学"①。大兴二年（公元319 年）又置博士员5 人，并使皇太子于太学讲经行释奠礼。由于东晋初年即历苏峻、祖约之乱，太学被毁。成帝咸康三年（337 年），国子祭酒袁隗、太常冯怀再次上书，请求兴学，成帝即于此年再立太学。太学虽立，但因当时"征集生徒而世尚
① 《晋书》卷75《韩伯传》。
② 《晋书》卷79《谢安传》。
③ 《晋书》卷140《苻坚载记下》。
④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 年第六期）。⑤ 《晋书》卷65《王导传》。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庄老，莫肯用心儒训"②，估计成效不大。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 年）又因段浩北伐而再次废太学。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 年），又以中堂为太学，讲经释奠于此。淝水之战后，东晋获得暂时安宁的局面。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 年），尚书谢石又上书请求恢复国学，并且要求"班下州郡，普修乡校"③，即要求地方也兴办学校。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增修校舍，并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东晋有国学和太学之分，但似并不十分明确和严格。国子祭酒殷茂虽欲厘正，但终未能实行。后来孝武帝于中堂立太学，取诸生120人，太学生与国子生各取一半也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可能在东晋无论太学或国学均为高门独占，寒素已不能问津，而并非等级教育在东晋不存在。东晋太学或国子学的教学仍采取设博士教学的方法。元帝初定博士为5人，后又定为9 人；元帝末经贺循、荀崧的上书建议，增加到16 人。博士不复分掌《五经》，而总称为太学博士，说明汉代经师专一经的学风已经改变，博士可以通诸经而非一经。在博士下设助教以教生徒，课程设置为古文经学。据《宋书》卷14《礼志1》载，东晋初年设博士9 人，职掌为：《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郑氏、《礼记》郑氏、《论语》、《孝经》郑氏、《左传》杜氏、服氏。后经荀崧建议，又增加《易》、《仪礼》郑氏和公羊博士。国子学课程设置至孝武帝太元十年（385 年）方才确定，分别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和《谷梁》、《论语》共十经。东晋诸帝出于统治需要，仍给于儒学一定的重视，祀孔子释奠之礼时断时续。如元帝太兴二年（319 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①。成帝咸康元年（335 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357 年），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375 年），帝讲《孝经》通，并释奠以太牢祀孔子。穆帝、孝武帝并权以中堂为太学。特别是孝武帝一朝，力图弘扬儒学，匡正时风。宁康初"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②。这些高级士族（除车胤外）的侍读很显然反映了孝武帝力图改变东晋士风的决心。为此他任用"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的车胤为国子博士③，下诏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的戴逵④，和"好学潜默，安于陋巷"，并能"学弘儒业"的龚玄之⑤，虽未成行，但反映了孝武帝在挖掘人才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教育也曾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局面。然而要改变当时门阀政治对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高门子弟在门阀政治中无需由求学而入仕；而一般仕人又因仕途阻隔，即使再下苦功，也难越门第之槛。再加上玄风熏拂，从整个价值观念上动摇了青年人求学进取的精神。内乱和外战，使学校时断时续，必然导致课程的杂乱无章，因此教育的成效是不大的。国子祭酒殷茂上书中说："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83《车胤传》。
③ 《晋书》卷83《车胤传》。
④ 《晋书》卷94《戴逵传》《龚玄之传》。
⑤ 《晋书》卷94《戴逵传》《龚玄之传》。
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①，大体反映了真实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从殷茂上书中我们还可看到，东晋初年是"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国子生属于冠族华胄，与太学是分开的。后来所谓"混杂蘭艾"，当是学校制度本身不健全，因为那时还不曾出现像南朝寒门改籍"诈入士流"的状况。而殷茂上书所要求的"清官子姪，普应入学，制以课程"未被采纳的真正原因，我们认为仍是门阀制度在作祟，贵族子弟根本不愿，也不需去受读书之苦。
东晋的地方学校教育始于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 年），由谢石上书建议普修乡校，但未见具体实施。地方教育仍由各地太守县令或名士自行创办，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②，豫章范宣闲居在家，常以讲诵为业，吸引别郡人士由远而至，使得这一带"讽诵之声，有若齐鲁"③。又如范宁疾恶浮虚，认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他任地方官时，身体力行，匡正时俗。他在余杭（今浙江余杭）任县令时，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有志之士莫不景仰。期年之后，风化大行。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④。后补豫章太守，他又在郡大兴学校，遣人远至交州（今广东广州）采磬石，以供学用。并且"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⑤。他与范宣被合称为"二范"，对东晋区域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范宁出"私禄"以助学，是在历史上少见的。颍川庾氏为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345-356 年），征西大将军庾亮在武昌（今湖北武昌）开设学馆，建立校舍，设儒林祭酒，令参佐大将及其本人家中子弟皆入学校学习，并且让临近二郡修复乡校。庾亮的地方学校有两点似可注意，其一是不通礼教而仅避役而来的被拒之门外；其二是对入学者的要求是"令法清而人贵"①，说明东晋等级教育制度已波及地方。庾亮的学校以儒学为核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玄风，这在当时有一定积极作用。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孙叔敖作期思陂"。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⑤ 《水经注·鲍丘水》。
① 《初学记》卷四。
（三）十六国学校教育西晋灭亡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他们在征服的土地上纷纷建立起带有民族色彩的国家。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国祚都不长。在征服的土地上，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力图维持本民族原有的统治方式，但是毕竟他们所征服的是封建化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区，因而伴随军事征服的是文化的被征服。它的表现就是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汉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而文化的汉化是最深层次的汉化。唯此，汉文化才能够获得最广大的普及和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普遍素质方可获得进一步提高。因而十六国的学校教育有着不同于其它时代和地区的特殊意义，它是汉文化最终战胜游牧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诚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游牧文化也给汉文化带来一些新鲜血液。到淝水之战前后，第一批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已基本被融合到汉民族之中来了，这无论在中国历史上抑或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分述主要少数民族国家教育的基本情况。
1。匈奴刘氏的教育措施刘氏虽系匈奴人，但自汉末以降已有屠各等19 种部落入居塞内。他们久居汉地，接受汉文化已较深厚。建立汉国的刘渊，其本人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史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①他曾告诉朱纪、范降"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②他任北部都尉，"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③不仅他本人汉化程度深，其子刘和、刘聪也都"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④。刘聪之子刘粲"少而俊杰，才兼文武"⑤。其族子，后来建立赵（前赵）国的刘曜"读书志在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⑥，常把自己比作乐毅、萧、曹。上层的普遍汉化，使他们在入主中原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不至于完全以本民族的文化强加于业已发达的汉文化之上。刘渊在位日短，未见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其族子刘曜即皇帝位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⑦刘曜的太学设国子祭酒、崇文祭酒，教师为"宿儒"，这都大体与魏晋相似。刘曜对太学颇为重视，他曾亲监太学，引试学生，优秀者可为郎中。他还命公卿举博识直言之士，然后亲自策试，合格者即拜官。这些说明了刘曜注意以教育来选拔人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从刘渊至刘曜，都实行胡汉分治，民族矛盾尤为尖锐，因此教育的发展也不能不受民族矛盾的影响。
① 《艺文类聚》卷五。
② 《魏书·地形志上》。
③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④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⑤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⑥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⑦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2。后赵的学校教育后赵是由羯人石勒建立的。石勒出身寒微，他的祖父和父亲"并为部落小卒"①。他本人亦曾被晋将军所执，出卖为奴。因此，他对晋统治阶级充满仇恨，在战争中"得公卿人士多杀之"②。石勒本人不识字，但是他对汉文化却很欣赏，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使人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时，大惊道："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当听到留侯谏，才说"赖有此耳"③。这说明他非常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并有自己的看法。后赵对教育的重视可从下列一些措施看出，第一，重视选拔人才，特别是汉族人才，打破了民族偏见。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南），称赵王后，他用汉人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在大执法下设经学、律学、史学、门臣四个祭酒，其中前三个祭酒均由汉人充当。并且严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④。他还任用了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等汉族名士；第二，兴办学校，重儒崇经。石勒于晋建兴二年（公元313 年）攻陷河北后，即立太学于襄国，"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①不久他还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择人教之。这些学校为后赵政权培养着后续人才。对这些学校，石勒是非常重视的，史载他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②他还建立了一批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明堂、辟雍、灵台等。石勒的学校教育不仅限于襄国周围，他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2 人，学生150 人，经过考试合格者可拜为官吏。第三，刊革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维护门阀政治最有力的工具。石勒没有沿用这一制度，他"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③这些人入选的条件不是依据"门资"，而是靠才能，因为他们都要经过考试（试经）之后才能任用。石勒的学校教育是取得一定成绩的，特别是他在本人不识字的情况下，仍对教育如此重视，令人敬佩。史载"石勒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欸，绝域承冈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④，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但是石勒并没有完全解决好民族矛盾这一尖锐问题（这也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将羯人划为"国人"，这种"国人"与非国人的划分在石勒死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后继者石虎大兴土木，肆虐非国人；石闵（冉闵）再利用非国人的仇视心理，大肆屠杀"国人"，教育的成果自然涂炭殆尽。暴君石虎继位后，颇慕经学，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并于郡国立五经博士，还派国子博士去洛阳写经，但这已无法挽救整个教育的崩溃了。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④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277 页。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③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④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下》。
3。鲜卑诸国的教育状况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鲜卑慕容氏的汉化程度较刘汉、石赵更为深厚。从一开始慕容廆所依靠的就是汉人和"魏晋旧法"。史载："二京倾夏，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他还"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以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①，建立起一个完全汉化（至少在上层和制度上）的鲜卑国家。前燕较早建立起了学校教育制度。晋太兴四年（公元321 年），以平原刘赞为东庠祭酒，说明学校教育已经建立，并命太子慕容廆前往学习，慕容廆在政事之暇，亲临听讲。这表明他把贤人君子看作国之根基的言论是不虚的。其子慕容廆即王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②东庠学生多达千余人。为此他亲自撰写《太上章》代替汉代旧课本《急就章》，又著《典诫》教授诸生。他甚至亲自考试学生，学业优异者，升迁为近侍。慕容廆死后，子慕容俊继燕王位。他也是一位博览书史，爱好文籍，文武双全的君主。自即位后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余，则与侍臣错综义理，著述达40 余篇。在学校教育上，慕容俊还曾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前燕至慕容廆时，政治已很腐败，"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③，但慕容廆本人却委政他人，自己专研经学，祀孔子于东堂，并且立国子祭酒、国子博士等，足见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教育在前燕统治者心目中多么根深蒂固，竟然连政治危机也不顾了。
建立后燕的慕容垂，为慕容廆的第五子。后燕是十六国后期中原较为强盛的一个国家。后其第四子慕容宝为太子时，"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对教育也颇为重视。但由于政策的失误，使后燕"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①，因此，政治上的不稳定，自然也不可能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什么锲机了。
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为慕容廆少子。他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即帝位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史称他"博览群书，性清慎，多才艺。"②他所立国的地区又是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对教育也颇为重视。即位后即"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③，南燕教育带有明显的门阀气味亦可由此看出。齐鲁多君子，慕容德为广求人才也曾"大集诸生，亲临策试"④，以示重才。南燕学校设立博士，如其后继者慕容超"其令博士己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⑤南燕同样因国内政治腐败而使教育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虽地处偏僻，但所用人物却颇值得注
①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 年。
② 《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111《慕容廆载记》。
① 《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
②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③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④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⑤ 《晋书》卷128《慕容超载记》。
意，大多为"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或"秦雍之世门"⑥。这表明南凉政权是一个封建化、汉化的政权。南凉统治者对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这可以从后继者秃发利鹿孤和祠部郎史暠的谈话得知。史载史暠对利鹿孤问置学之事说："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以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①这说明学校教育在南凉亦曾一度推行，这对推动陇右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建立西凉的乞伏国仁为陇西鲜卑人。虽然至乞伏乾归时用汉制度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制度，但仍较落后、野蛮，如灭南凉时"男夫尽杀，妇女赏军"②。学校教育无史可征。
⑥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①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②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
4。氐人诸国的学校教育十六国时期，氐人建立的政权有前秦、成汉和后凉。氐人与汉人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西汉。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氐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至西晋末年，氐人已是"五胡"中最进步的一个少数民族。尤其是苻健建立的前秦，至苻坚时统一了北方，从八王之乱以来一直混乱的北方，在苻坚的治理下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教育上也莫不如此。下面分述三国的教育状况。
前秦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从苻健时就开始。苻健即皇帝位后，留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然而前秦的学校教育始于苻坚。苻坚在汉人王猛的辅助下，于即位之初即大兴学校，创办太学，并召郡国学生通一经者和公卿以下子孙入校学习。苻坚给予学校教育以高度重视。甘露四年（公元362 年），"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①，从此后，他每月去太学一次，从而使太学的学习风气大为好转。前秦的学校教育亦是置博士和祭酒进行教授。但苻坚的教育思想是进行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玄学，佛学一概被视为"非正道"，禁止讲授（但苻坚晚年有佛教倾向）。针对当时经学凋蔽，书籍散乱的状况，苻坚不拘形式，一切以挽救学术为重心。如当时太学唯缺人教授《周官》礼注，而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家学，苻坚"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②，这样方使《周官》再次流行于世。前秦的学校教育是和人才选拔结合在一起的。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曾拔擢优异者83 人。苻坚还把教育普及到军队和后宫，史载前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③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部分教育选举措施在前秦也得到恢复。如长安令徐嵩"苻坚时举贤良"④。建元元年（公元365 年）"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⑤。前秦政权在苻坚统治下，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学校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史称"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⑥这个评论是公允的。
成汉政权也是氐人建立的。西晋惠帝时关西频遭灾荒，氐人十余万人流入蜀地，巴西宕渠人李特利用流人对西晋州郡官吏贪暴的怨气，聚众起兵。后其子李雄称帝。定都成都（今四川成都）。成汉政权的性质，吏学界争论较多。但是从其实际政治措施看，它比西晋政权和十六国中的绝大部分政权都要好些。境内曾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升平景象①。李雄在国内"兴学校，置史官"②，使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② 《晋书》卷96《列女传》。
③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④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⑤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
⑥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4 期。学校教育得以在蜀地恢复。李雄之子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③。李特季弟李骧之子李寿为政时，又广太学，成汉的学校教育保持了较长的持续性。氐人建立的第三个政权是后凉。后凉的建立者为略阳（今甘肃天水市东南）氐人吕光。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后凉政权系从前秦转化而来，统治者自身有较高的汉化水准，如吕纂曾入前秦太学学习。吕光而改"申商法治"而为"宽简之政"。但由于后凉历时太短（仅15 年），又处于四战之地，因此学校教育没有什么建树。
②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③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5。羌人后秦的学校教育后秦的建立者为羌人姚苌。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失败的有利之机，攻取长安（今西安西北）称帝，国号大秦。此支羌人与汉人交往甚早，可追溯至东汉中叶。因此他们的汉化水平也很高。姚苌称帝后，对教育颇为重视，他"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④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前秦的学校教育制度。姚苌死后，其子姚兴继位。他继续敦励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在姚兴的倡导下，后秦境内"学者咸劝，儒风盛焉"①。后秦儒学不同于西晋的儒学，没有披上老庄的外衣，是朴学。史载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而弹琴饮酒，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②，以致韦高终身不敢见诜。姚兴还下令郡国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以广集儒生。后秦学校教育的另一特色是律学的设立。史载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③这说明后秦的教育是儒法并重。后秦的教育除礼法之外，对佛学也十分重视。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被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在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重译诸经，当时号为"新经"，这对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之，羌人建立的后秦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封建政权，其教育的发展也达到了很高层次。
④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② 赵青云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 年第2 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2 期。
③ 赵承泽：《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 年2 月4 日。6。汉人诸政权的教育状况十六国中汉人建立的政权有前凉、西凉、北燕。这些汉族政权杂处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中，它们在保存和传播汉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前凉、西凉所形成的凉州汉文化区，对北朝乃至隋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精譬论述①。
前凉的建立者为张轨。张轨原为西晋凉州刺史，在中原板荡、元帝徙居江左的情况下，他占据河西，建立前凉。张轨在任凉州刺史时对教育就十分重视，"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②这些措施吸引了一大批中原汉族世家地主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定居。张轨之子张实，秀才出身，敬贤爱士，曾将凉州所藏经史图籍贡于京师。张轨之孙张骏于咸康五年（公元339 年）"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③张骏之子张重华亦重经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凉州名儒辈出。如索袭为"硕德名儒"④；祁嘉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教授不倦，以至"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⑤；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⑥；郭瑀"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辨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他曾"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⑦。通过他们的努力，汉文化在偏僻的凉州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并对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前凉的教育发展亦具有特殊的意义。
西凉的建立者为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李暠。李氏为陇西大族，李暠"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⑧晋隆安四年（公元400 年），李暠称王，即立泮宫，并"增高门学生五百人"①。西凉也设儒林祭酒，如迁都酒泉（今甘肃酒泉）时，曾使儒林祭酒刘彦明刻石颂德。李暠对诸子教训甚严，曾写诸葛亮训诫以勉诸子，其中说："且经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名，汝等可不勉哉！"②西凉境内儒风兴盛。辅佐李暠的宋繇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展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③。名儒刘晒被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④。撰有《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多种书。推动了河西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②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 年第2 期。③ 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 年第6 期。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 年第8 期。
④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年版。
⑤ 《晋书》卷94《隐逸传》。
⑥ 《晋书》卷94《隐逸传》。
⑦ 《晋书》卷94《隐逸传》。
⑧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年版，第45 页。
②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④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北燕系冯跋所创。冯跋在经济上摒弃了西燕和后燕的繁苛，省徭薄赋。
使辽西地区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同时给予教育以一定的地位。太平七年（公元415 年）他下书说："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⑤，北燕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
整个十六国时期，学校教育的持续性被打乱。各国的教育状况视统治者的素质差异而参差不齐。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并未断绝，无论各少数民族国家或汉人建立的国家，均视之为教化的重心。这对推动民族融合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前秦苻坚、后秦姚兴能如此重视教育，大兴学校，其进步之快令人惊异！凉州文化区长期保存了汉文化，上承两汉，下开隋唐文化鼎盛之先河，功不可没。佛教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辗转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⑤ 《晋书》卷125《冯跋载记》。
（四）南朝的学校教育晋元熙二年（公元420 年），刘裕代晋，建立宋政权，开南朝历史之先河。此后的170 年里，又历齐、梁、陈三朝，合称为南朝。
1。刘宋的学校教育宋武帝刘裕即位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 年）下诏拟建国学，并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范泰还着手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但由于武帝很快去世，未能具体实施。宋代国子学的建立是在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442 年）。此年文帝下诏"大启庠序"、"广训胄子"①，并要求鲁郡修学舍，采召生徒，并重新整修孔子坟墓，蠲墓侧数户以供洒扫，并种松柏600 株。次年国子学正式开学。著名学者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②，太子于国子学讲《孝经》。文帝父子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 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晏会，太子以下悉豫"③。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 年）九月，文帝"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④，并于次月赏赐教授和诸生。在刘宋的学校教育中，门阀气味有所减弱。如寒门出身的苏宝，在国子学中为《毛诗》助教，"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①。元嘉兴学确如沈约所评"亦一代之盛也"②。可是因宋魏战争，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国子学随废。至孝武帝时，政局又略为稳定。大明五年（公元461 年）五月孝武帝"起明堂于国学丙已之地"③，八月又下诏"来岁可修茸庠序，旌延国胄"④，但孝武一朝学校教育始终未掀起高潮。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 年）设立"总明观"，这主要是一个藏书和研究性的机构，尽管也"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⑤，但教学工作不占主要地位。"总明观"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阴阳学因无其人而取消），继续了文帝的分科教授制度。南朝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专科学校的建立。专科学校萌芽于宋文帝时期。针对当时官学荒废的状况，文帝征集各地名师集于京师，开馆于鸡笼山，各聚生徒，命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文帝还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学生数百人，命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⑥。此后南齐亦设律学博士。梁武帝天监四年又设律学专科学校，设律博士一人。这种分科教授制度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是隋唐专科学校发展的萌芽，乃至为后代分科大学之权舆。刘宋地方学校无定制，一般为地方官自行创办，如何尚之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①还有一些地方学校属硕师宿儒在地方创办的私学。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酒泉郡·延寿》条梁刘昭注引。
②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③ 《宋书》卷14《礼志1》。
④ 《宋书》卷5《文帝纪》。
①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1 期。② 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③ 《南史》卷2《宋本纪中》。
④ 《宋书》卷6《孝武帝纪》。
⑤ 《南史》卷3《宋明帝纪》。
⑥ 《宋书》卷93《隐逸传》。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2。萧齐的学校教育宋升明三年（公元479 年），宋相国、齐公萧道成代宋立齐。萧道成本人少年时曾就学于名儒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②即位后于建元四年（公元482 年）春下诏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以志兴学。建元四年诏具体规定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京都二千里为限。"③国学设祭酒（官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三级，入选者以经学为先。但是建元兴学未及一年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④，南朝学校兴废之快于此可见一斑。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正月，又下诏立学，"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⑤，并任命王俭为祭酒，陆澄为国子博士"国学总算建立起来了。永明国学课程设置有郑、王《易》，社、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根据课程来看，永明国学确是广弘儒风。究其根源不仅是萧氏本身重儒，而且出身吴郡陆氏的陆澄和出身瑯琊王氏的王俭皆为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他们外玄而内儒，骨子里是极看重周孔名教的。武帝对国子学十分关注，永明四年（公元486 年）三月他亲临国子学讲《孝经》，并"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①永明五年（公元487 年）冬"太子监国学，亲监策试诸生。"②国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才，如号为神童的谢几卿，被召补为国子生。文惠太子临国子学时"（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辩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贵焉。"③通过君臣努力，南齐"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④齐明帝即位之初，国学因内乱而停顿。至建武四年（公元497 年）方下诏立学，但明帝不久便死。永泰元年（公元498 年），东昏侯萧宝卷即位，依永明旧事废学，从此学校没再设立。《南史》卷71《儒林传序》评曰："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这大体反映了宋、齐两朝的教育状况。
②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又见《王羲之汇帖大观》。
③ 《南齐书》卷9《礼志上》。
④ 《南齐书》卷3《武帝纪》。
⑤ 《南齐书》卷9《礼志上》。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② 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井火煮盐图＞的商榷》，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梁书》卷50《文学传下》。
④ 《南史》卷22《王俭传》。
3。梁代的学校教育齐中兴二年（公元502 年）四月，梁公萧衍即帝位，改元天监，代齐建梁，萧衍即为梁武帝。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中，梁武帝属于一个有才学的人。史载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⑤，并亲笔撰写经史文集数百卷。因此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代的学校教育也达到南朝的高峰。梁代的教育主要集中下列三方面：第一，广开学馆，招集生徒。天监四年（公元505 年），梁武帝下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酎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①武帝因此而置五馆，以平原明山宾、吴光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官供膳宿，射策通经者即除为吏，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史称"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②。梁武帝对教育如此重视与他政治上的改革关系甚密。天监四年的改革是一系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刊革。《文献通考》卷28《选举1》载："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梁、寒素之隔"。"九流常选"替代了"九品中正"，不通经者不得为官，这样依靠"塜中枯骨"世代为官的门阀士族也就失去了屏障；而梁武帝也不得不依靠重视教育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中下层中来选拔优秀人才了。梁代"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③，也正反映了此点。梁代五馆（后又置集雅馆）教学的内容限于五经，不如刘宋广泛，但五馆的主持人皆为名流，各具特色，也曾掀起一番热潮。如贺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④；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至其主五馆，"甚有训导之益"⑤；严植之讲经"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①；吴兴沈峻"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其开馆时群儒执经下坐，"听者常数百人"②。第二，设立国学，严格考试。天监初，武帝即筹办国子学，至天监七年（公元508 年）又下诏兴国子学，要求博延胄子，估计国子学至此方正式成立。梁代国子学与晋的国子学性质已不一样，不再是贵族的特殊学校了。武帝天监八年（509 年）诏说："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⑤ 《梁书》卷3《武帝纪下》。
① 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