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蜕变，我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皮埃尔•孔索的审讯记录。此人是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业绩一流的公司，其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三。当时，皮埃尔•孔索涉嫌犯了知情罪（即了解交易所内情而从中获利的违法行为），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当我发现他在国外开设了非法账户时，我觉得非常惊讶，而皮埃尔•孔索本人却对我的惊讶感到非常奇怪。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眉毛甚至变成了长音符号：“看来只有一位法官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侵犯商业秘密的基础之上的！夫人，工业40强的所有企业都拥有非法的黑色小金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悲愤，活像一位正在给新生讲课的大学教授。
当然，所有被告人——不管他穿的是皮夹克还是法兰绒的细条纹外套——的首选辩词都是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在许多人的眼中，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好方法。我本可以一开始就打断他的辩解。然而，他的语调异常诚恳：要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以采食野果为生的史前人。
第二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些由保罗•佩罗丹（我们的日内瓦密友）整理出来的银行资金过户记录，它们和被埃尔夫公司挪用的资金有密切关系。一家大型企业的资金如何流通到瑞士首次被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在法国还没有先例）：三年之中，可能被侵吞挪用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5亿法郎，相当于该公司全年利润的一半。我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种边缘现象而是一整套体系。这种近乎安静的“猎食方式”——它甚至涉及埃尔夫公司出租飞机的维护保养合同——可以在竞争者之间自动展开，它不会引起任何冲突，也不会制造任何传闻。
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
我们掩盖了事实
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发现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来接受这个令人堪忧的现实，我们所有的个人经验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我决定暂时从司法档案中抽身出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去找寻理解问题的关键。我非常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又常常沮丧而归：领导者们夸张的腐败行为似乎只为那些抨击性的文章和尖刻的话语提供了素材，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思考。
从精神层面上讲，除了一些个别的努力之外，爱德文•萨瑟兰在1933年创作的作品（主要讲述了白领阶层的违法犯罪）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然而，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国，人们常常提到皮埃尔•拉斯库姆（《不法的精英群体》，伽俐玛出版社2000年出版）、让•德玛亚尔（《没有法律的世界》）和伊夫•梅尼（《政治贪污》，法耶尔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在法国，议会领导的情报小组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和这方面有关的新信息（樊尚•佩永和阿诺•蒙特布尔领导下的情报调查小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抑制和控制金融犯罪以及欧洲洗钱活动工作所遇到的障碍进行调查。玛丽—埃莱娜•奥贝尔领导的情报小组也进行了认真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石油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但经济犯罪仍然只被视为花边新闻。
这是一个确凿的政治事实。
国际关系也被扯了进来。国际关系总是和一些抽象的概念或巨额的数字——这些关于“小集团”的数字既令人恐惧又含糊不清——搅在一起，因此在面对司法档案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感到更加矛盾。我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形式多样且令人恐惧的犯罪行为马上就要向我们的堡垒发起进攻了，然而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当权者却把高层腐败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将它纳入到自身的活动当中。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对安然财务丑闻作过扣人心弦的描述。作为电力行业的巨人，安然公司的破产导致了华尔街自1929年股市暴跌以来的最大动荡：“这是两段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公众的眼中，经过了几任英明领导点拨的安然已经成为一个实力超群、充满创意的企业，它正在改变世界；然而，这又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公司，它早已把自己的真实状况隐藏了起来。安然就像是一艘光彩夺目的海上游轮，在吃水线以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快速前进的船体和觥筹交错的乘客；然而在吃水线之下，满头大汗的全体船员正在竭尽全力地将不断灌进来的海水舀出去。”（见2002年2月19日的《纽约时报》。）
这两段故事其实就是同一个故事。
掩盖事实的需要使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担忧完全走了样。高层腐败总是被看作一种偶然的行为偏差，很少有人认为它已形成一种体系。所有关于埃尔夫案的评论都没有遗漏这样一句套话：“这些令人憎恶的行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犯罪行为发生在政权的内部并得到了政权的支持，但我们却假装认为它们并没有对政权造成任何损害。
就这样，出于一种集体的盲从，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有些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如精英分子的背叛。法语词“scandale（丑闻）”源于希腊语“skandalon”，意思是“陷阱”或“障碍”。一直以来，我们都将丑闻视作需要绕过的陷阱或需要逾越的障碍。然而，丑闻背后的事实却被我们掩盖了起来。
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被宣布结束了。
第五部分第43节 高层腐败（3）
归根结底
在意大利，政治权力和司法正义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政治势力对此适应得非常之快，已经重掌政权的它们想要将“肃贪”行动（1992年，米兰大法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发起的“肃贪”行动使涉及意大利各政党的腐败事件大白于天下。行动的起因源于一位社会党知名人士因涉嫌受贿被捕，而接下来的调查又揭露了在公共市场划分领域存在的普遍腐败现象（佣金是每份合同总额的10%至20%）。接连不断的拘捕行动和刑事诉讼使社会党和民主基督党变得支离破碎。）再次强行压制下去。作为意大利首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为欧洲第三大富豪，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二。）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选举成了政府总理，随后，他一面通过立法延长了经济犯罪的追诉时效，一面将其在国外的不法资金抽回国内，并从事实上取消了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认定，例如做假账。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写的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荒谬的悖论、一位昏君以及一出似乎不可能的闹剧：我们特意为国王制订了法律，并从拥护他的朝臣中选出了部长以维护他的利益。不论是国外的骑士还是雇佣兵，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到手中，他们就可以彻底地逍遥法外。”（见2002年1月11日的《世界报》。）
在法国，政府也同样在试着排除各种丑闻事件中存在的定时炸弹。经济司法的中伤者们认为，无止境的调查损害的只是某些替罪羊的利益，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式司法”的受害者。阿兰•范基耶克朗缺少对其谈论话题的准确认识，但参与了埃尔夫案公诉的全过程，一脸严肃的他总是这样解释道：“调查促使了金融终端的产生，它看上去只是一只小小的鼠标，但却掌握着一切可能的权力、需要的电脑以及所有的调查可能性分析。”（《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第98页。还有两点需要详细说明：首先，遗憾的是，我们可使用的方法十分有限，而且远远不够；其次，涉案金额高达数亿欧元的埃尔夫案以及涉及1亿欧元可疑资金流的“安哥拉门”事件其实都是“小小鼠标”背后的金融终端一手制造的。）在法国和意大利，重建公正并不应该歪曲我们的判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是由于长时间的坚持，才最终变得像穿堂风一样自然地存在着。这些司法“丑闻”只是一场浩大的权力转移运动的开端。
在我们的面前，事物正在发生变化。
英国哲学家休谟总在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要从感觉的细微变化中和当前的时刻中抽身出来，要双眼朦胧地进入对事物的细枝末节无动于衷的状态。对细节的不予关注可以使人分辨出世界的现实（“粗心大意和漠不关心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任何问题的办法”，他在《论人性的本质》一书中这样解释道。此书由伦敦彭古因出版社出版。）。站在另一个高度看，世界又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这会是一场怎样的风暴啊！
据米兰司法机关调查，近十年来，意大利领导群体的贪污受贿的总额已达5000亿里拉（大约2.58亿欧元）（见1994年12月7日的《解放报》。）。1990年以来，意大利的法官们指控过5000人（其中包括338名议员，873名企业家和1373名政府官员），将1200人送上了法庭，最终的宣判率超过90%（见1997年3月6日的《共和国报》。）。尽管司法机关进行了这些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意大利人口中的腐败群体并没有消失。最近，31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又被卷进一宗和l'Anas——一家负责公路网络的公共机构——有关的腐败案件中，他们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证据确凿（见法新社2003年2月12日的报道。）。
近十年来，法国的900多位当选者也曾受到过调查（67.6%是由于经济犯罪），其中还包括34位部长和国务秘书，几乎占了部长和国务秘书总人数（128人）的1/4（见布鲁诺•费伊和洛朗•奥利维耶合著的《共和国犯罪档案》，拉姆塞出版社2002年出版。）。我们共和国的现任总统在任期结束后也将成为数起目前被搁置的司法程序的调查对象。
在数年前的西班牙，此类事件曾导致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下台。2002年，一项关于非法账户巨额资金的调查——涉及存放在泽西岛和列支敦士登的秘密资金，其总额超过2.25亿欧元——将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也牵扯了进来。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是西班牙的头号银行集团，长期从事洗钱以及协助拉丁美洲领导人贪污受贿等活动。
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充当了“揭示者”的作用。当一个池塘的水被突然抽光之后，淤泥、淹埋的根茎和在深水处生活的鱼就会暴露无遗。同样，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阿根廷社会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可疑的金融欺诈行为都大白于天下。在当时的阿根廷，腐败行为的牵扯面实在太大，就连美国反毒品局驻阿根廷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查个水落石出，那政府中有一半人都脱不了干系。”（见2001年11月15日的法新社报道摘引。）调查委员会主席伊丽莎•卡里奥也曾公开宣称：“有这样一种犯罪，它可以因为政党之间或是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之间的默契，以及最高法院的庇护而存在，并且可以免受处罚。”
在秘鲁，总统藤森的心腹谋士，强权人士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成为了从贪污受贿到走私军火共70项罪名的指控对象。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800多盘证明了他拿过不法回扣的录像带——为了控制同伙，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将这些录像保存了下来。在司法机关眼中，他就是“严重毒害秘鲁社会的巨大腐败网络的形成根源”。（见2003年2月12日的法新社报道。）
在美国，名列财富排行榜第六的安然公司的突然破产在全球化稳步推进二十年之后引发了一场“地震”。这家曾被分析员、新闻界以及美国商业机构誉为楷模的公司在最近五年之中只交过一次税，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它却在“避税天堂”新开了881家子公司：开曼群岛有692家，特克斯群岛和凯伊克岛有119家，毛里求斯岛有43家，百慕大群岛有8家（见2002年4月5日的《金融时报》。）。在短短六年之内，它的偷税漏税数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见2002年5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在人为的操控下，安然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快速膨胀，而领导层却掩盖了公司破败的真实状况，并偷偷地中饱私囊。“29名领导和管理人员，利用对公司实际情况的了解，在安然的股票跌得不值一文之前甩卖了自己的股份。在1998年10月至2001年11月之间，他们转让了价值达11亿美元的证券。”（见2002年2月8日的《世界报》。）
在那些属于原苏联阵营的国家，十年以来，腐败也一直是一个主要危害。据俄罗斯最高检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称，俄罗斯每年因腐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50亿美元（见2001年3月23日的法新社摘引。）。在波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89%的波兰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腐败问题的侵蚀”。（见2003年1月24日的法新社报道。）在看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令人非常不安：25%通过签订条约获得某个公共市场的公司都承认有过行贿行为（见非政府组织联盟2000年的研究报告。为了搞好这次有关腐败问题的研究，该组织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工作，并对几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在罗马尼亚，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赛也声称反腐斗争是“当务之急”。（见2003年2月7日的《解放报》访谈。）
印度、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墨西哥、尼日利亚、安哥拉……我能够将这单调的叙述继续下去，再讲述数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腐败问题的尖锐性。可笑的是，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却打算通过对司法机关进行改革来遏制腐败——如果不能退烧，那就折断温度计吧。
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19世纪末西方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一样。
第五部分第44节 高层腐败（4）
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
表象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力动弹。现在，腐败问题已逐渐被“洗钱”这个更广更模糊的概念冲淡。“高层腐败”问题带有的禁忌色彩越浓（每次调查都会引起精英群体的集体抗议），洗钱问题的热门程度也就越高。对于许多国际机构来说，这简直就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十五年来，关于洗钱问题的各种会议、指示、报道和立法已经堆积如山（1988年，《联合国反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不法贸易公约》在维也纳签订。该公约首次将洗钱确认为刑事犯罪，并且决定将此标准推行到各个国家。1989年，新创立的反洗钱国际金融行动小组又颁布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条令，并公布了那些不合作的国家及地区的黑名单。）。和所有的“洗钱问题专家”一样，我也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加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洗钱问题讨论会上，从1月到12月一刻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洗钱”这个词到头来已经不加区分地涵盖了禁品交易市场（毒品、与受禁运政策制裁的国家间的贸易活动或走私贸易）、非法经济（卖淫、黑市、猖獗的小额贪污）、偷税漏税（个人走私、在跨国公司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账目上动手脚）、银行诈骗以及精英群体的腐败等概念。可以说，“洗钱”这个词已经失去了部分的本来意义。
在同一个旗号之下，我们把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乱七八糟地重组到了一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和他40亿美元的个人存款、伯明翰的毒品贩子、世界各国的“巨贪”、掩盖了安然公司5.04亿美元亏损的融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策划者们曾用一种极为聪明而又贪婪无比的恐龙来给这种融资手段命名。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已经让这种恐龙变得家喻户晓。）、在一家奥地利保险公司里周转资金的斯洛伐克妓女……
把一切都搅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混淆不清的可能。洗钱是一项离我们较远的犯罪行为，它跟国外的金融家们有关；而腐败则是近在咫尺，涉及这些领导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们。
当世界各国的专家们想震惊公众舆论时，只需把全球的毒品市场和黑市的交易额以及造假、走私和卖淫的“营业额”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这些数字的意义已经被掏空了，因为大脑已经无法对这许多个零之前的数字产生感觉。那么，我们又拿这些庞大的数字去和什么相比较的呢？和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时，这些数字所占的比例只有2%到5%，而且其中将近一半都是来自毒品贸易（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FMI）2002年数据。克里斯蒂安•沙瓦尼尤曾在《关于世界管理的经济分析建议报告》中引用过。）。遗憾的是，一位加拿大研究员在其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表示了对灰色经济有关数字的质疑。在对世界上流传的一些似乎不容置辩的数据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房间内经过简单估算得出的，非常不可靠。
在这些数字之争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尽管进行了国际动员，而且许多大型机构也拥有自己的军火库，但反毒斗争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毒品贸易的不断猖獗是发人深省的。哪怕只简单地想一下，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果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每年一两次象征性的打击活动。美国反毒品局前成员麦克尔•莱文曾这样写道：“1971年，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毒品宣战的时候，美国的吸毒者还不到50万，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不超过1亿美元。三十年后，美国已经为反毒花掉了1万亿美元，但吸毒者人数却超过了500万，每年用于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高达200亿美元。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见克里斯蒂安•伯耶松著的《黑名单：十五名美国记者打破了沉默的定律》，阿雷纳出版社2003年出版。）
同毒品贸易的斗争面临着一系列的骗局。首先是政治骗局：大多数的强国都会以地缘政治因素为由，保护这些犯罪行为。1979年，在苏联军队进入喀布尔以后，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曾建议阿富汗的抵抗武装种植罂粟，以为他们对抗红军的战争提供经济支持。（见2002年10月30日的《世界报》。）在美国，关于“武器门”事件的调查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和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黑帮合作，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同时在巴拿马，美国情报部门的雇员曼努埃尔•诺列加也曾帮助拉美的毒品贩子洗钱。在欧洲，一些独立的组织（如毒品地理政治观察所）曾数次揭露欧洲当局对毒品买卖的纵容。就这样，强国们一边用左手对他们忍受着的这些行为进行打击，一边却又用右手对它们进行鼓励……
与政治骗局相伴的是金融骗局。经过一年的调查，美国参议员莱文的调查报告终于在2002年2月得以公布。该报告揭露了数家大银行参与洗钱活动的事实（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纽约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摩根斯坦利……），而这些活动很多都是拐弯抹角地通过“有商业关系往来的银行”进行的。禁品买卖经济已成为各国财政体系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财政体系早已适应于此，它们可以欣然接受这笔通过互相妥协得到的意外好处，而且自己又不会被抓。被称为“银行家天堂”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是因为拉丁美洲的不法贸易而逐渐繁荣起来的，而新加坡的致富依靠的也是缅甸的毒品贸易。许多最令人尊敬的大机构玩的却是双重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就15个国家在反洗钱斗争中不予合作的行为提出了指责，而法国头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恰好在这15国中的8个国家都设有分行（《分行影响了欧洲大银行的名誉》，见2000年9月28日的《发展》月刊。）。另一个虚伪的例子：毛里求斯是全球最可疑的金融中心之一，毛里求斯政府的反洗钱机构曾对德国银行毛里求斯分行提出质疑。于是，作为德国最大银行的德国银行发出了关闭毛里求斯分行的威胁……最后，该机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让这件事过去了。
由于缺乏对问题的深层理解，我们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消失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谬黑洞之中。以我八年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无法找到根除经济犯罪的途径，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当中存在着太多的未知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些未知因素中分离出一个可变因素，并对它进行集中研究。高层腐败是一堆乱麻，如果能找到一把快刀来斩断它们，局势或许就会出现明显变化。
第五部分第45节 症结所在（1）
我仍记得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出的嘲讽笑声：“夫人，看来您的头脑并不是很清醒。您怎么能够想象可以取得，哪怕是最小的成果呢？”当时，他还是反腐斗争某个方面的负责人。其实，我们的真正对手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宿命论：不管怎样，“腐败是始终存在的”。像堂吉诃德那样拿着长矛，向风车发起突袭有什么用吗？
这种宿命论是错的，因为一切都已改变。
当然，权钱勾结的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君主政体占统治地位的1700年，红衣主教朱尔•马萨林的著作《准备和馈赠礼物》就进入了政客们的必读书目。社会中总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在原始社会，他们被称为“伟大的猎手”；在现代社会，他们被称为“伟大的部长”。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督科贝尔也是一个贪婪之徒，他不仅通过出售铸币权来获取好处，还打着“论功行赏”的旗号自行分配国王赏赐，以致当时的法国金融丑闻频出，手工业举步维艰，借贷银行濒临破产……在其鼎盛时期，科贝尔聚敛的财富相当于整个王国财政预算的5％。“科尔贝轻松地将王国的账户与自己的账户混在了一起。新兴的制造业为各种非法交易提供了机会，所有的机构都向他行贿……国家财政预算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一位部长同时也可以是一位国家银行家，人们已经对这种事习以为常。”（见1996年10月的《历史》杂志文章《科尔贝：不忘为自己服务的国家公仆》，作者皮埃尔—亨利•芒东。“某些行为，例如收受贿赂，在17世纪是明文禁止的。当时出现过不少轰动一时的诉讼案，其中就包括1661年的福凯（法国财政大臣）案和1680年的贝林佐纳（意大利金融家）案，这两人都被指控曾向科尔贝的副手行贿。”）
在启蒙思想中诞生的共和国是反对纳税选举制（一张选票的分量是与投票者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的）、社会等级制（贵族阶层是依据贵族院议员来划定的）和义务买卖制的。革命者的身上带有一种雅典人的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那些只考虑自己私利的人是“傻瓜”，只有那些献身于公共利益的人才称得上是“自由人”：只有这种人才能为我们注定要消亡但又未竟的生命注入生机和活力。然而，民主自身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面对个人的弱小时，它会显得无能为力。对于建立在相关理想之上的民主大厦来说，个人思想的腐败始终是一个威胁。
另一个层面
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布满了道德污点，收受非法佣金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一样久远。“英国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只要受贿行为是‘在桌下’偷偷进行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红包’，阿拉伯国家的‘酒钱’，中非的‘matabiche’，菲律宾的‘payola’，拉丁美洲的‘promina’，用来指代受贿的词汇不计其数。”（见2000年11月的《世界外交报》文章《耗资巨大的世界性腐败游戏》，作者皮埃尔•阿拉莫维西。）那些大的海运公司曾大规模地进行过海上掠夺和奴隶贸易，它们收受贿赂的胃口也大得惊人。
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理论家们终于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并希望个人的优点和阴暗面可以像英国经济学家曼德维尔讲的“蜜蜂寓言”那样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在一个蜂箱里，互相对立的蜜蜂们最终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许多大型的工业企业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历史。在20世纪初的美国，“贵族小偷”们——即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不择手段地取得了对经济和政客们的掌控权。（见霍华德•津西的《美国通俗史》，阿戈纳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穿插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丑闻，这些事件会给我们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所操心的这些问题都处在同一个层面，它们是边缘性的，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们源自人类固有的本性。然而，把历史事件拿来比较非但不能使我们放心，反而还会增加我们的忧虑。法国共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经济丑闻——巴拿马运河工程丑闻——牵扯到数百名部长和议员，这些人被称作“拿支票者”，作为收受贿赂的回报，他们对那项有利于借贷大量资金支持巴拿马运河计划的法律投了赞成票。这起丑闻涉及的受贿资金数额相当于现在的1300万欧元，和埃尔夫案或“安哥拉门”事件比起来，这简直就是毛毛雨。斯塔维斯基事件（1934年震惊法国的财政丑闻。塞尔日•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是一名商人，和当时法国政府高层来往密切。1933年因诈骗丑闻败露出逃，后被杀人灭口。）、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不法贸易……这样的丑闻在今天也只能算得上通讯社的一条快讯。在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腐败问题的实质和规模都是不尽相同的。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高层腐败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首先，它不再是单个的，而是系统的行为；其次，腐败牵涉的资金也不再是小数目，相反，这些非法资金的流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治。
如果要探寻高层腐败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根源，我们显然要追溯到“能源危机”时期。1973年时，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之多，这使得西方国家必须想尽办法去捞回那些不得不支付给欧佩克组织成员国的钱。于是，它们出售军火、核能设备、大型公共工程合同以及银行服务……这笔资金的数目实在太大，以至于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这场“石油美元”的贸易。
如果想对这笔资金的数额有个概念，只需看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世界排名第四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量，而且只是探明的储备量）就可以了。从1971年到1980年间，阿联酋的石油收入增加了25倍，同时，它的政府开支也在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见洛朗•马沙尔所著的《迪拜，世界之城》第17页，CNRS出版社2002年出版。）。然而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四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却实现了146%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第五部分第46节 症结所在（2）
在80年代初的时候，“石油美元”时代终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不规范，并且这种不规范状态到今天还一直在扩大。这个时代将那些坚持传统管理模式的创始人、经理人和领导者摆到了次要位置，却将经纪人、金融家和压力集团推上了前台。伊夫•梅尼曾这样写道：“建立在最广泛意义的‘物物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交易行为已经取代了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交易模式。随意贪污受贿不再只是一个‘利益对个人的诱惑’问题，它同时也反映了主导价值观的变化。”（见《地中海交汇点》杂志1995年15期文章《腐败、政治和民主》。）
顺理成章，从1977年起，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允许企业向海关申报贪污受贿金额，并美其名曰“特殊贸易支出”。这个称谓说明了一切问题，因为这笔钱是可以通过财务划拨的。达尔内先生是一项允许外国官员贪污腐败的法律草案的报告人，他曾这样向法国国民议会解释道：“这是损害总体利益，且有悖道德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这项曾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会废止的条款已于2000年正式写入法国法律。不过，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管辖范围外的子公司对国外官员进行贿赂也是完全可能的。）
相反，在洛克西德飞机公司爆出丑闻之后（这家美国公司曾向荷兰、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领导人行贿），美国于1977年通过了《联邦腐败行为法案》来制裁腐败行为。不过，美国企业总是通过他们设在“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来拒绝遵守这项法案。
如何使用“特殊贸易支出”就是一场秘密的游戏。在这个过渡时期，企业、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妥协，他们每次都能赚取大笔的钱但又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举个例子，在法国，国家会为那些获得“科法斯特许令”（译注：科法斯集团，又称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1946年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法国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信用保险公司科法斯集团，其目的是为了协助企业规避和减小贸易中的风险。）的大额合同提供担保，并保证它们的中介人得到很高的报酬，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客户流失。这种特许的决定权通常在国家最高层，它甚至是在两国的国家元首进行会晤时做出的。当某个决定事关王储而且完全是“暗箱操作”时，任何不合法行为都是有可能产生的。
从1980年到1990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近百亿法郎的合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履行，但佣金却已被那些个中间人收入囊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公共资产偷偷地转移成了私人资产，而且这种严重的腐败行为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前购进的相当部分常规武器和核设备都是来自法国企业，因此在武器禁运初期，法国军火企业因合同被取消而背负的债务高达140亿法郎（见克洛德•安热列和斯蒂法尼•芒斯尼耶合著的《我们的同盟者萨达姆》，奥利维耶•奥尔班出版社1992年出版。）……法国的纳税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支付了数亿法郎非法佣金（1995年到1999年间，每年被取消的合同总额平均超过了80亿法郎，最高时曾达165亿法郎。审计法院曾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科法斯集团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的那些活动从来没有在国家的账目或科法斯集团的账目中明显体现出来。”该报告同时还指出：“与其他免除债务的情形相反，科法斯集团管理的债务在国家预算和它自己的账目中都没有记录描述。”）。
尖耸的金字塔
高层腐败盛行的行业也是有限的，因为这类最敏感的行业都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能源、大型工程、军火、电信以及采矿业（举个例子：国际观察组织在其2002年的报告中指出，这些部门在签署出口合同的时候存在普遍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些行业的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前15位的企业中有7家都是和能源有关的（见2002年的《财富》杂志排名榜。）。在这些和国家直接相关的市场上，几家大型企业已经将他们的竞争者完全赶了出去，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提成”、“双赢”、“回流佣金”、“定金”等习惯已经根深蒂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洗钱天堂”的增多为这些惯例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们和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是同时进行的，就好像同一运动的两个方面（见罗南•帕朗的研究著作《避税天堂和国际组织中国家主权的商业化》第153—177页，2002年冬天出版。）。全球性的市场也带来了全球性的腐败。
同合法收入相比，腐败给那些上市公司领导人（他们可不会抱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事实上，权力也有自己的隐秘一面。就这一面来看，因权力差距产生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加大，埃尔夫案的档案材料就很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所有不法贸易的大部分好处都落到了利益集团高层的手中，因为让这些领导者保持沉默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不再给调查工作加重负担，我们给预审案件划定了一个界限：只有涉案金额达到100万法郎（15万欧元）的案件才能启动预审程序。数十名贪官也因此而免受起诉，因为他们的非法收入与埃尔夫案的涉案金额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金额已经足以将他们送上法庭了。
腐败受益者群体构成了一座尖耸的金字塔：在埃尔夫案中，三位主要领导人聚敛的财富相当于被挪用资金总额的3/4，25亿法郎的可疑资金中有20亿是他们三人处理掉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剩下的钱都被用于向外国元首（总数不超过10人）行贿，而且是平均分配——由于外国元首享有豁免权，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调查。如果以埃尔夫案为标准来对其他敏感行业的腐败情况进行一下估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国家所构建的腐败圈子通常会涉及上百个国家以及二三百位外国领导人。
许多外国同行都告诉我应该着重关注侵吞挪用公款的问题。亚洲发展银行的一位领导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哈萨克斯坦面临财政危机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总统转眼间就将不少于十亿美元的资金调到了国外，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外的一个基金进行的——
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金的存在。同样，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挪用的资金高达40亿美元，相当于尼日利亚年教育预算的8倍。
第五部分第47节 症结所在（3）
以军火贸易为例
这是另外一个敏感的，有必要“进行调查”的行业。调查虽然简短粗略，但足以让人了解该行业中灰色资金的庞大规模。每个人都知道，军火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它与高科技、超精细材料以及特种经济密切相关。拥有拉加代尔公司、达索公司、汤姆森公司、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法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
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数位证人都提到了军火行业高额的佣金回扣率（20%至40%）。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曾在自己的书中公开说道：“我知道，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可以达到25%，而石油产业的平均佣金率只有可怜的2.5%。”（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所著的《埃尔夫案，国家之案》第34页，南方研究出版社2001年出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关于东欧国家的报告指出，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10%（这些数字通常都是可以接受的。据皮埃尔•阿布拉莫维奇称，“军火贸易的佣金率一般是5%到6%，但在发达国家能够达到20%到30%，甚至40%。”）。1997年当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装甲坦克贸易时，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一份正式文件（当时，该公司的一名雇员和领导层发生了争执，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协调的时候，公司方面出具了这份文件）确定的佣金率为32%（见1999年5月26日的《鸭鸣报》。）。这些数字表明，根据产品的敏感程度和买主的差异，协定的“腐败金额”通常是合同总额的10%到40%。
这笔钱被公开地支付给那些中间人或外国元首，以便占有某个市场。有关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这些佣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又会流回公司，它们或者进入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账户，或者进入公司内部的“黑色小金库”。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也曾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情。在这些行业中，这样的现象肯定不可能消失殆尽，更何况这些行业还受到秘密的保护。
从1991年到1999年间，法国官方军火年平均贸易额高达56.1亿欧元（370亿法郎）。如果平均佣金率为20%，那每年就有11.2亿欧元（74亿法郎）的公共资金被吞噬。如果平均佣金率为40%，那就意味着军火行业每年要产生22.4亿欧元（147亿法郎）的黑钱（如果我们想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只需关注一下当时法国最大的四个军火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购进635亿法郎的军火）、沙特阿拉伯（532亿法郎）、叙利亚（127亿法郎）和巴基斯坦（33亿法郎）。如果把佣金率定在30%（这个比率已经很低了），根据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量，九年内产生的黑钱金额就超过了60亿欧元（398亿法郎），相当于每年6.75亿欧元（44.2亿法郎）……这才仅仅是四个贸易伙伴啊！）。
由此看来，仅仅一个军火行业每年产生的黑钱数额就抵得上3到7桩埃尔夫案，而这些钱就这么在百慕大三角似的“避税天堂”中消失了。
至关重要的赌注
埃尔夫案已经让许多不法行为大白于天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石油生产国或矿产国的当权政府，或是那些建筑（如布伊格公共工程集团）、军火和石油行业巨头的领导班子能够奇迹般地出淤泥而不染。高层腐败已经浸透了国家政权各个要害。在法国前16强的企业中，有10家都和敏感行业——那里的腐败现象已是司空见惯——有关：道达尔公司，维旺迪环境公司，布伊格建筑公司，维西建筑公司，空中客车公司（见《发展》月刊2002年排名榜。）……然而，这个事实却很少被直接提及，更何况大多数的国家媒体都隶属于这些集团，它们既不会去引发公众的好奇心，也不会去挑起争论。法国电视1台属于布伊格集团，《费加罗报》和《快报》属于达索集团，而欧洲1台、《巴黎竞赛画报》以及大部分出版社则都属于拉加代尔集团。
不管怎么说，和高层腐败作斗争始终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首先，我们应该奉行实用主义：控制一批身份明确的人总比破获一个黑手党集团或捣毁一个地下经济体要容易得多。但更深层的问题是，那些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始终拥有一种逍遥法外的特权，他们利用这种特权去保护那些全球化的“黑匣子”（海外企业、不法行业的融资市场、洗钱天堂以及不受监控的国际票据交换所），而这些“黑匣子”又反过来为他们的贪污“硕果”提供藏身之地，并为国际间的非法贸易和集团犯罪提供便利。
这才是症结所在。
第五部分第48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1）
“夫人，您把百万和十亿搞混了吧？”（译注：在法文中，百万（million）和十亿（millard）都以“m”开头，容易混淆。）
反驳是尖刻的，目光是轻蔑的，微笑是傲慢的。其实，对我说这话的同事——一位奥地利大法官——对腐败行为也是深恶痛绝。当时，我们正在维也纳出席一个有关国际反腐败公约的讨论会，当我跟这位法官谈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的所作所为（他通过虚设企业的方式，并借助美国、瑞士和英国几家银行的帮忙疯狂侵吞了40多亿美元，在他倒台之后，这笔钱已经被司法机关冻结（尼日利亚总统设立的虚假公司将相当部分的不法资金都存放在了瑞士。2000年9月，瑞士的银行监察机构对瑞士信贷银行、法国东方汇理农业信贷银行和伦敦花旗银行提出了质疑：该机构认为，这名尼日利亚独裁者放在瑞士的资金中有59%都是通过上述几家银行转过来的。（见2000年10月的《经济周期》杂志）））时，他作出了上述反应。
他的怀疑并不是假装的。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但他错了。
曾几何时，我们也和他一样。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随着委托调查的结果（它们详细描述了非法资金的流动情况）陆续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送到法国，我们也不得不将涉案金额的估算数量级由“百万”提升到“十亿”……高层腐败的事实状况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们可能会使人昏厥，甚至让人惊恐万分。
在1989年到1993年三年间，埃尔夫公司被挪用的资金总额高达3亿欧元。在这笔表面上被挪用的资金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叫做“定金制度”的东西：每买卖一桶石油就会产生40欧分的不法提成，也就是说，每年有超过1.5亿欧元的资金会流进了西非国家领导人的腰包。这个数目差不多能抵上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年净利润了。在调查了安然公司的账目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股票市场的管理机构）的一位领导这样描述了自己世界观发生的剧烈变化：“既然安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这样的方式把账目隐藏起来，其他公司为什么就不会这么做呢？”（见2002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
提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正同时存在着：一个世界是体面、文明而才能卓越的，这里的精英们不会为任何东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另一个世界则要简单许多，它的主题只有两个字：犯罪。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双层的抽屉（在米兰检察院的授意之下，财务监察部门对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控股的意大利金融投资集团的账目进行了核查，当时的核查报告就是对这种双重性的很好反映。事实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还发现了一个由64家企业组成的“金融投资集团B”，这些企业的总部都设在“避税天堂”，如英国的维尔京群岛、巴哈马群岛、泽西岛以及卢森堡……该集团负责管理这些企业的律师大卫•米尔斯解释道：“为了让它们和金融投资集团的关系不为人知，这些公司既不能现身，又不能将它们的账目和集团合并。”）。
第五部分第49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2）
令人震惊的同谋
当一个独裁政权瓦解而他的领导人不再享有豁免权时，令人震惊的腐败行径便会浮出水面：刚果的蒙博旺•塞塞•塞科——40至100亿美元；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5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已被政府追回；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400亿美元；萨达姆•侯赛因——50至100亿美元（根据美国记者露茜•科里萨的报道，“美国人正在追查这笔落入萨达姆•侯赛因腰包的巨款，其数额估计达数十亿美元。在过去的数年间，萨达姆手下的那些专家们为他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由众多虚假企业和秘密银行账户（它们都位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巴拿马）组成的网络。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将它梳理出来”。（见其2003年5月的文章《洗钱书》））……每次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都希望它只是一种个人的疯狂之举。
然而，这些数字不仅与埃尔夫案中可能被挪用的资金数额处于同一个数量级，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安哥拉进行的官方调查结果也是非常之协调。中情局的调查表明，安哥拉的石油公司每年的纳税申报额和安哥拉政府财政账目上的实际收入（见2002年10月26日的《经济学家》。）存在着大约10亿美元的缺口。这个数目就是对被侵吞挪用资金数额的最保守估算。正如埃尔夫公司的前领导在轻罪法庭上承认的那样，所有的这一切，包括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案和秘鲁的藤森案，都可以成为衡量每天消失在“腐败黑洞”里的资金数额的尺度。
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藏在贝鲁特或瑙鲁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可疑机构里。很早以前，高层腐败就不再只意味着某个密谋策划的场所（如日本的“秘密区域”）和一堆装满钞票的手提箱了。现在，高层腐败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金融机构中进行的，它不仅在伦敦花旗银行如鱼得水，还在苏黎世遍地开花。金融机构也可以从腐败资金中美美地分一杯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为腐败分子开设账户而产生的平均收益达到了存款总额的25%，最高时甚至能达到40%。调查委员会主席卡尔•莱文分析道：“作为取得收益的回报，银行负责替顾客保密，并提供一系列服务——如秘密协议、在国外开户、借他人或挂名企业的名义开户——来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资产。美国的银行常常帮助那些可疑顾客在国外从事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在美国本土是被禁止的，并从中获得报酬。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们的银行不应该成为转移犯罪和腐败赃款的系统。”（见议会常设调查组在1999年9月9日的“私有银行和洗钱活动”主题会议上的总结。）
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除了美国以外，它还适用于法国、西班牙、安哥拉、墨西哥以及一切存在高层腐败的地方。自从70年代出现了“石油美元”之后，金融家们已经习惯于在必要的时候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只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为埃尔夫公司和安然公司的领导提供服务时，银行系统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大家都有流动的隐秘资金，大家都有乱七八糟的海外公司，所有的银行都开展这种业务。这是一种戴上了贵族光环的原始猎食方式。
危险是双重的。用西班牙著名法官巴尔塔萨•加佐的话来说，一方面，“放任灰色资金自由流动会造成一种政治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空虚感”。（见贝尔托萨•加佐在2002年2月2日的阿雷格里港会议上的发言。）韩国的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小范围的领导人俱乐部，在这里，佣金横行，默契代替了法律，灰色交易代替了竞争。在巴尔塔萨•加佐看来，和韩国资本主义一样，整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都是一种“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
法国也认识到，同属一个阶层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友好互惠的关系，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肆意地利用这种关系为自己牟利。在90年代初进行的一次金融调查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件事：一家大银行的领导将数笔尚未归还的贷款（总金额大约为10亿法郎）充进了准备金，就好像这只是一笔意外的、可以容忍的亏损，而财务核查员在其审查报告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这件事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仿佛一封被扔进了邮筒的信。然而，银行总裁的某位家庭成员却因为这笔神奇的欠款而海赚了一把！
高层腐败就如同墙上的裂缝，它会威胁到整座建筑的安危。这些裂缝正在暗处悄悄地变大、拉长，它正在削弱那种将我们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归属感。某一天，或许就是明天，我们在醒来的时候会忽然发现，由于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我们共同的房屋已经分崩离析。
这种超越国界的，“内部人士”之间的串通勾结必定会波及公共事务。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政治团结和经济团结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近十年来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享用着来自全世界的慷慨捐赠，其中的某一部分甚至来自他的反对者。“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政治体系越来越感兴趣……这一切让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遍布全世界。”（见《纽约时报》1996年11月17日文章《国际力量对政治的破坏》，作者罗杰•柯恩。同时也可参见“公共信誉中心”网站发布的一些发人深省的调查报告，特别是迪亚娜•伦祖利在2002年做的一份报告《国会大厦的侵犯者：私有利益如何统治了我们的国家》（www.icri.org）。还有另外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和“安哥拉门”事件有染的皮埃尔•法尔科内曾经为布什竞选总统提供了10万美元的资金，和安然总裁肯尼斯•莱提供的资金数额相当。）
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那些石油公司领导人的非法账户与安哥拉或刚果—布拉柴维尔国内反对势力领导人的账户之间有着频繁的资金往来，而可能存在的“小金库”则不加区分地为他们所有人服务。有关“安哥拉门”事件的预审似乎也遇到了类似境况：有关的调查工作揭露了法国的某些大人物、俄罗斯的某些金融家们和非洲的某些国家元首之间令人惊诧的密切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90年代的小事。在一次搜查过程中，我在某位法国知名人士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份很正式的合同。根据合同的规定，该知名人士为某位外国元首担任“顾问”（对此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报酬是每年300万法郎（约合45.7万欧元）。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这份合同与我调查的案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我对是否拿走这份合同有些犹豫。最后，我还是把它放回了保险箱。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我感觉到身旁的他不易察觉地长舒了一口气。这笔钱对我们的这位主人公肯定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他的工资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而这笔报酬居然是他工资的3倍！
打那以后，我才明白：那些为我们选出精英的大选举团和人们想象中的选举团并不完全一样。
第五部分第50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3）
从金钱犯罪到最简单的犯罪
高层腐败不仅使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也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定期的搜刮，下边的这张曲线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以1987年的美元价值为参照，安哥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该国的石油收入却在不断大幅攀升（见托尼•霍奇斯著的《安哥拉：从非洲—斯大林主义到石油—钻石资本主义》，弗里德尤•南森研究所和国际非洲研究所2001年联合出版。该曲线图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绘制的。）。“到1999年11月时，安哥拉欠法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74亿法郎，另外还有25亿法郎的过期未付款，其中的22亿都是由外贸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由法国的纳税人出资垫付的”（见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著的《黑色沉默》和《谁阻止了法非合作？》第364页，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还可参见联合国国际观察组织的报告《总统手下的所有人》，该报告特别提到了在英国维尔京群岛的一个拥有11亿美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是专门为安哥拉军方服务的。这份报告可以在下面这个地址查阅到：www.globalwitness.org。）。经济警队的负责人曾在拟写阶段性报告时指出：“这些老板们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至少有十亿法郎——都是来自同安哥拉之间的军火贸易。”（这份报告是在2002年4月9日拟定的（见2003年4月23日的《世界报》）。针对布伦科公司向安哥拉出售军火一事的调查尚未结束，因此这些数字只是一个大概，在预审结束之前，它们都有可能被推翻、得到确认或有所增长。）在最近出台的一项有关重谈安哥拉债务问题的法令中，瑞士法官达尼埃尔•德沃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许多灰色资金都是“通过一个在日内瓦、莫斯科和罗安达之间活动的秘密组织进行流动的，该组织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犯罪手段——例如贪污受贿和对公共资产进行非法管理——来获取收入”。（见2002年5月24日的《世界报》。）法国议会“石油和种族”问题调查组（见1999年的报告《石油与种族：有可能和解吗？》第一册，第149页。）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安哥拉有潜力（它拥有丰富的矿藏和石油资源）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他的1100万人口中只有不到5万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西方标准。”据国际观察组织称，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安哥拉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或可医治的疾病。
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都没有从埃尔夫案中吸取任何教训。大型银行为石油贸易提供预付款的行为仍在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在法国，最近一次的预付款所涉及的交易和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安哥拉有关，付款手续主要是通过农业信贷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进行的。（见《大陆书》杂志1999年3月31日文章《数月之内的十亿美元抵押贷款》）。），“定金”、“佣金”和“回流佣金”仍然大行其道。产油国的国家元首们和西方国家的“商家”们都“喂饱”了他们在卢森堡或开曼群岛开设的私人账户。
这些非洲国家的元首和埃尔夫公司的领导通过“小金库”赚得的钱高达数十亿法郎，然而，他们不只挪用了资金，还制造了不幸。喀麦隆作家蒙戈•贝蒂曾愤怒而痛心地说道：“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石油曾为黑非洲带来过进步和安逸？石油贸易总是带来与‘进步’和‘安逸’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喀麦隆，石油已经成了厄运、独裁、暴力和内战的代名词……在加蓬，到处都是坑洼的公路、苍蝇乱飞的医院、狗窝一样的学校……加蓬靠卖石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见1998年4月1日出版的《另一个非洲》。）
这种愤怒情绪在挪威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的祖国比任何国家都明白，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靠自己的矿产资源来建设国家的。早在60年代，当海上还没有架起钻井平台之前，我们的父辈曾在北欧过着极其艰辛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加蓬和挪威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如果四十年来利伯维尔实行的是一种透明的、真正民主的体制，加蓬早就成为非洲国家的典范了。
丑闻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加蓬的人均收入抵得上一个欧洲国家，又兼有资源丰富之利和来自法国的慷慨“援助”（除此之外，巴黎方面还经常免除加蓬的债务，最近一次的债务免除决定（大约4亿法郎）出现在1996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雅克•希拉克。），但该国的婴儿死亡率却位居非洲前列（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指出：“在加蓬，人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只有38%的儿童接种了麻疹疫苗——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接种率为79%。”（见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年年度报告第194页））。加蓬的邻国，由奥马尔•邦戈的女婿德尼•萨松•恩格索领导的刚果—布拉柴维尔也曾饱受内战之苦，为了确保稳定，埃尔夫公司对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均予以资助。1995年，希拉克发放了84亿法郎的国债以援助刚果—布拉柴维尔发展经济——当然，这笔钱是要由那些“善解人意”的法国纳税人来出的，而与此同时，巴黎的院外活动集团又通过相关的国际机构减免了该国67%的债务……毫无疑问，总统萨松•恩格索的个人财富也在这段时间内急剧膨胀。（在他重新掌权之前，有人估算他的财产总额为12亿法郎（见1997年5月22日的《事件》杂志）。）
不过，腐败也不是必然的。30年前，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这两个钻石生产国拥有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天，前者的人均收入只有140美元，而后者的人均收入却已达3630美元。不用多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第51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4）
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
追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民主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此负全责，因为是我们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的普遍化是和商业社会密切相关的——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经济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的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的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企业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而我们也因为某种集体的麻木感默认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就这样，安盛保险法国公司的总裁克洛德•彼贝尔利用职工优先认股权在十年之间将16亿法郎据为己有，但却没有引起任何抗议（见2000年1月28日的《回声报》。）。也就是说，安盛公司的全体员工允许他们的总裁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得到了埃尔夫公司的领导们暗中追求的东西。
诚然，“破害社会契约”与“腐败”性质不同，但又互为支撑：它们可以使对方逐渐取得合法性。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的批评一直忌讳颇深，但我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二十年来，高层腐败正变得日益盛行，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也相应地开始不断增加会议包干费、优先认股权、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些行为即使算不上犯罪，也可以说是利于犯罪的发生了。优先认股权带来的最大收益可以达到薪水的30倍，遇到股价下跌，有些公司甚至还对持股人进行赔付。三十年前，一家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的20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拉大到近200倍。（见托马斯•皮凯蒂和埃曼努尔•塞斯合著的《经济日记400年》，2003年出版。）
股市的萧条并没有让他们敛财的热情有半点消退。瑞典ABB公司的总裁拥有2.33亿欧元的退休金，但他自己的公司却深陷财务危机的泥潭；2001年，信息产业巨头甲骨文公司的总裁劳伦斯•
埃利森放弃了自己的基本工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当年靠优先认股权赚得了7.061亿美元（见2002年5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阿尔卡特的总裁塞尔日•楚吕克领导着一家亏损经营、身处困境的企业并且已经解雇了数万名员工，但他却在2001年利用优先认股权购进了90万股公司股票，在接下来的2002年又购进了50万股（见2003年5月21日的《解放报》文章《老板们：身陷危机，薪水见涨》。）。
这些行为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质疑。根据法国的判例法，司法机关的确应该对支付过高报酬的行为进行调查，因为它的背后可能存在滥用公共财产的违法行为。但如果真的严格执法，受影响最大的也是那些身陷困境的面包店主，而不会是那些上市公司的总裁们（1998年10月15日，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作出裁决：如果一家企业的亏损额达到了10.2万欧元，而它的领导领取的薪水和实物报酬又达到每月4500欧元，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滥用企业财产罪，“因为这些领导并不是不了解企业严峻的财务状况”。）。
权力不只是一种手段或一种杠杆，很多时候它更像某种肥缺或某种战利品。90年代的公司合并给企业领导和给商业银行的领导带来的利益是创纪录的。占人口10%的有钱人和普通的人民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但欧洲和亚洲也未能幸免（“1999年时，《纽约时报》曾谈到了个问题：即使在这少部分最富有的家庭之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20%），新增的国家财富也是以一种极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的：1%的家庭占据了这笔财富中的90%。”参见凯文•菲利普斯著的《财富与民主》和《美国富翁的政治历史》，百老汇丛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法文版由伊夫•马姆翻译，2002年12月3日的《世界报》文章《大钱》也提到了它们）。）。即使在挪威，道德的壁垒也崩溃得异乎寻常的容易——某些财富的来历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我经历的事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不会再抱有太多的幻想。在同样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一旦进入了这个“权力轨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找出上千种理由来说明自己的确应该按劳（也就是说无限制地）取酬。与其每天早上都想方设法地让别人认同这种合理性，还不如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我们追逐权力的本能是无限的。在逃避社会约束的同时，我们的精英也在任由自己被“腐蚀”：他们明白同样的道理，但也屈从于同样的诱惑。
这就是人性。
高层腐败当中充斥着一种被意大利人称为“傲慢的恶性循环”的东西，它就如同地狱，进去容易，出来则几乎不可能。这种恶性的连锁反应是无法摆脱的，一旦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高层腐败就会让这些尝到甜头的人变本加厉地敛聚财富。马基亚维利曾这样写道：“肆虐横行的它征服了一切，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前进的脚步。金钱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缴械投降；金钱显示出自己的狂暴，它知道自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见《王子》第25章。）
不过，安然公司和埃尔夫公司侵吞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和一些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海外公司及其衍生物的存在——也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些投机泛滥的市场中，每一笔交易都和另外十笔交易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世界就这样运转着，在全球化的飓风中，民主既看不见护栏，又看不见路标。
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原因。
第六部分第52节 奇怪的司法（1）
贝格松曾这样解释道：“大的政治错误的发生几乎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实是会变化的，而且是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的。十个政治错误中有九个都在于仍然相信已经不存在的道理，仅此而已。”这似乎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忠告。面对金融市场的无序状态，他们更喜欢引用《猎豹》（托马西•迪•兰佩托萨著）中萨利纳王子的一句名言：“但愿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一切不改变……”他们认为，只要保持住外表形态，就能保全实质和精髓。
然而，金融贸易却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国家轨道。在战后初期，“避税天堂”的存在还只是边缘现象，但它的重要性却一直在不断增加。从60年代起，美国银行在海外的分行数目增长了10倍。1998年，也就是金融管制取消二十年之后，美国向国外投资的1/4都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见《季度经济杂志》第109期文章《避税天堂：国外税收天堂和美国贸易》，作者为詹姆斯•R•海因斯和埃里克•M•赖斯。）。
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存放在“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额已经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这份有关避税天堂的法国议会报告提到了曼里尔•林奇——他认为在海外公司的资产总量已经占到了国际资产总量的54%。）。单从纸面上看（由于这种力量完全是虚拟的），这六十多个巴掌大的国家的整体实力已经可以和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叫板！
我们不能再用二十年前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一切都已改变。
上述数字代表了一个法律事实和一整套经济把戏。“避税天堂”其实就是些简单的信箱。技术革命使得在今天的人们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通过卫星网络把任意数额的资金从瑞士的一个密码账户转移到列支敦士登，或是从一家设立在“避税天堂”的分行划到伦敦花旗银行某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下属机构的市场厅内，而且这样的转移可以在一天之内进行数次。
这是一场有关世界贸易惯例的革命，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司法建筑也在不知不觉地随之发生着变化。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取消金融管制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但自18世纪末以来，所有的现代民主都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权也是排他性的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就连庸君阿尔弗雷德•雅里也懂得尊重改革次序：“你们都快点，我现在想制定法律。我首先要改革司法体制，然后再着手金融方面。”全球化导致了金融领域的巨大变革，却没有对司法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
面对民主体制的深层缺陷，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消极呢？因为，金融全球化清除了我们脑中的很大一部分观念，而这些观念是我们花了整整两个世纪才构建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它们。总之，我们只是在摧毁而没有重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观念的空缺，害怕最后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我们才会让那些老思维继续留在原地。
第六部分第53节 奇怪的司法（2）
启蒙思想的消逝
提出高层腐败的问题，也就是进一步挑起了国家主权的问题。伏尔泰曾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批评法国的旧体制：“我每换一次马，他们就出台一部新法。”在旧体制之下，司法权的归属问题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国王、领主、教士、宪兵队法院、大法官裁判所以及司法总管辖区法院似乎都有司法权），以至于一个人可以连续受到五六次判决，这些判决可以伴其一生，甚至延续到他的下一代。因此，民主需要一定的国界和保护措施来限制权力的滥用。对于本书的大部分读者来说，他们生长的国家都拥有十分明确的领土和司法界限，在这样的国家里，法律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不因头衔或财产而有所差别。
这就是启蒙思想留下的遗产。
关于国家主权的立法是民主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海洋曾是各国发生冲突的缘由，直到12海里的领海规定出现后，这种情况才告一段落。后来，随着热气球和飞机的上天，国界的范围又延伸到空中，于是人们又规定了一段高达5.055万英里的领空高度，通常又称“冯•卡门线”。最后，国界的范围又延伸到地下直至地心。由此一来，物理空间就发展成了一个多维的司法和政治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之笼”。每个笼子都与其它类似的笼子并列在一起，随着国家数目的增多，笼子的数目也在增加，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当然了，国家主权的胜利也掺杂着一些水分。自1880年以来，飞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它导致了利益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不断增强的国家主权（它要求提高税收并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如教育、健康和交通）就时常发生矛盾。
一位在西班牙定居的英国船主应该遵守哪国的法律？哪个国家有权利向那些跨国公司征税？为了求得答案，判例法已经摸索了很长时间。罗南•帕朗解释道：“跨国公司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并不是一个法律实体，而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多个公司。”在这一切的问题当中，海上运输的问题又尤其让人头疼。
正在各个国家主权相持不下之际，“避税天堂”站了出来，并给出了一个谈不上公正，但却异常实用的解决办法。
当然，银行家和法律人士们很快就开始从国家主权的冲突中狼吞虎咽地攫取私利（这种情况在英国上议院颁布了一项法令之后愈演愈烈。这条于1929年出台的法令承认埃及对一家设在伦敦的企业拥有税收权，而且埃及可以参加该企业的分红（索尔•皮奇奥托也提到过这件事，另见维得菲德和尼科尔森合著的《国际贸易税收》）。）。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前，由于有傀儡政权的存在，瑞士人才得以创建了一些受法律（确切些说是税法）保护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资产却在国外。创立这些企业原本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留出一块缓冲区，但它们却成了不法贸易者的意外收获。就这样，黑手党头目迈尔•兰斯基手下的律师和金融家们开始在最著名的“加勒比避税天堂”——制约司法发展的瓶颈——之中扮演起了决定性的角色。
“避税天堂”的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王牌，就是受刑法保护的银行隐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日内瓦的银行家们就曾用法律手段来保护银行隐私，而加强保护措施则主要是出于防止偷税漏税的需要。警方掌握的一份资料表明，实际上早在1932年，一名法国议员就曾给议会法庭提供过一份涉嫌舞弊的人员名单：为了逃税，这些法国人把钱都放到了巴塞尔商业银行里。“其中有三位参议员、十二位将军、一些大法官、两位主教以及一些报刊领导和大企业老板……很快，许多国外客户感到恐慌了，因为巴塞尔商业银行必须为此偿还很大一笔钱，日内瓦贴现银行也未能幸免于难……最后，瑞士政府在1934年制订了一项新的法律，把银行隐私置于刑法的保护之下，这项创新引得贝鲁特、丹吉尔、巴哈马群岛、列支敦士登和蒙得维地亚等地纷纷效仿。”（见2001年1月《经济选择》杂志第188期文章《银行隐私：瑞士的神话》，作者克里斯蒂安•沙瓦尼尤。）
综上所述，历史已经否定了两个至今还流行甚广的既有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避税天堂”的出现是和极大的税收压力密切相关的。事实上，“避税天堂”出现于金融全球化开始前一个世纪，当时的税收体制是温和而适度的，根本谈不上极大的税收压力。“避税天堂”的出现首先是为了解决国家主权之间的争端。第二个观点是伴随着将银行隐私置于刑法保护之下的举措而产生的，它通常认为，尤其在瑞士和卢森堡，银行隐私是一项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体现。然而，此举其实是对偷税漏税一种更加有效的保护（举个例子：卢森堡银行和银行家协会主席吕西安•提耶尔总是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银行隐私的增加已经危害到了人权”（见1998年5月28日期的《发展》月刊）。）。
第六部分第54节 奇怪的司法（3）
可耻的幸福
直1970年之前，进入“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量，尤其是私有资产总量还非常之小，而法律漏洞的存在也让某些非法贸易可以摆上台面，因此，世界司法体系还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协调性。尽管各国的司法系统间也存在着一些“冲突点”，但它们还不足以打破总体的平衡，甚至还在冷战期间掩盖了一些秘密和非法活动（如资助游击队和买卖军火）。
随着取消金融管制大潮的到来，司法体系的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短短五年之间（1979年到1984年），这股大潮就冲破了所有阻碍资金自由流动的国界之堤。人们在大力提倡透明化和市场全球化，金融信息的数量和技术性在急速膨胀，而与此同时，“避税天堂”却在大力提升国家主权原则和隐秘性原则的地位——
这与世界大势根本就是相违背的。举个例子：在安提瓜，政府当局从来就没有对登录在册的企业数目进行过统计（见理查德•H•布卢姆著的《海外银行的天堂》和《信任与公司：欧洲市场上的贸易犯罪》，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4年出版。）。
这并不是一个和主观意愿毫不相关的自然现象。几乎所有的“避税天堂”都是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荷兰殖民地以前的屯银之地，它们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它们只是那些位于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或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的延伸。“避税天堂”具有的是一种问题多多的双重身份，为了保证任何一根汗毛都不被阳光伤到，它必须让自己具有某种隐秘性。
早在数年之前，纽约的一位县级检察官罗贝尔•莫尔让托就揭露了开曼群岛（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之一）的虚伪表象：“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黑暗。这里没有规章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肆意妄为。开曼群岛是属于英国皇室的，它的总督及司法部长也是由伦敦任命的，因此英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让这块殖民地不再随波逐流，但它什么也没做。从金融的角度看，开曼群岛也是属于美国的，因为大部分设在开曼群岛的海外银行都受着华尔街的控制。由此可见，华盛顿方面同样也有能力终止这些行为。但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见1998年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
这是对法律的玩弄，对政治权力的滥用。我们的后代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国家是什么？或者说，社会契约是什么？由一群决定生活在一起的人构成的集体又是什么？那些生活在勒芒岛、摩纳哥公国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并没有通过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喝别人剩下来的粥，他们要在司法神话的庇护之下构建自己的“安乐窝”。1776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宣言》为世界描绘了“追求幸福”的美妙前景……
如今，“避税天堂”却在用别人的钱构建着少数地方领导人的可耻幸福。
法律愚弄法律
在这个全球贸易的年代，把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权限定在主权国家的范围之内是非常危险的。随着“避税天堂”的不断增多，荒诞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主打色。
首先，税收不平等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完全就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藐视。事实上，大企业根本就是不受公共法律约束的，一旦某个公司开展的活动具有了国际性，利用体制本身的缺陷来逃避税收就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安然公司的财务部门在1995年到2001年间总共创制了11套“避税方案”，它们都像台风那样编有代码，有的以字母T打头，如托马斯、特雷莎和塔米，有的则干脆用税收部门领导人喜欢的高尔夫球场的名字来命名，如阿帕谢、雷恩盖德和科奇斯……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将海外盈利拿来分红（分红所得扣的税非常之少），将扣税部分当作税后利润入账，等等。在短短六年之内，这些舞弊行为共为安然公司带来了十多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见2002年5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文章《安然的另一种战略：税收》。）。
2000年10月，联合国公民主张公正组织进行了一次关于全球250强企业财务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在“避税天堂”设立了子公司，其中10%的企业根本就不用缴税（《纽约时报》曾在2002年2月18日报道说，谢夫隆汽车设计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逃税。）。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大量的偷税漏税导致了海外非法投资和高层腐败的泛滥。所有的调查都会遇到“避税天堂”这个瓶颈，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的卢森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公布的一份司法报告曾这样写道：“平均每年有二十万份调查委托函从世界各地汇集到卢森堡，但只有不到20%最后能够得到预审法官的处理。”（见让—皮埃尔•佐诺托和埃德蒙多•布鲁蒂—里布拉蒂2000年2月18日在欧洲议会做的报告。）运气好的时候，委托方可以得到从卢国反馈回来的有关调查信息，但即使是这样，这些信息也常常是不可用的。有一次，从卢森堡返回的一份委托函居然只附注了如下信息：“开户人：银行的一位顾客；资金受益人：银行的另一位顾客。”
如果想获得更为详细的信息，那就只能等了，因为调查银行隐私的申请早已堆积如山。在1997年至1998年间，只有1.2%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其余的都被驳回了！如果调查涉及金融犯罪，那时间就显得尤为宝贵了。卢森堡银行和银行家协会就曾笑里藏刀地扔出过这样一句话：“在法律拥有更强势的手段之前，卢森堡的吸引力是不会衰退的。”不过，卢森堡终究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国家，为了维护其欧盟创始国的崇高地位，它很是注意自己的形象。
如果研究一下和库克群岛、黎巴嫩以及毛里求斯等国的司法合作情况，我们则会感到更加失望（法国议会调查小组曾就反洗钱工作遇到的阻碍向摩纳哥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和其他的例子相比，这份报告的遭遇是很说明问题的：摩纳哥总检察官决绝了调查小组调查银行信息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些要求“侵犯了摩纳哥的主权”。）。我们进入了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一个法律愚弄法律的世界：在这里，司法机关无法对那些从社会契约角度看来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进行追查，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已经变得无比荒谬的主权原则。我们创造的是一种奇怪的司法制度。
第六部分第55节 奇怪的司法（4）
命运的嘲弄
当司法体系对精英群体的犯罪越来越无能为力时，我们仍在不断地完善法律，而法律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尊重人权——就像一颗即将陨落的星辰，尽管内核已经不再发光，但表面上依然光芒四射。
孔多塞侯爵曾这样写道：“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应该高于国家的权威和财富。”三十年以来，面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公民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多。在保护人权方面，挪威是个不折不扣的“乖学生”，乖得近乎幼稚。回到奥斯陆之后，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一些挪威人会天真地认为，对一个无票乘车人员处以补票加罚金的惩罚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由于不允许双重刑罚，去年夏天，一个偷税漏税者居然以已经补上欠款并缴纳罚金为由拒绝接受刑事处罚，更可笑的是，挪威最高法院最后居然判其胜诉。今后，银行抢劫犯是不是也能够以已经送回赃款并补交利息为由拒绝坐牢？
我有时觉得，我们国家的刑法似乎是专为一个满是圣人的国家制定的。在这里，电话监听只能适用于那些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有些人甚至要求警方聘用一些没有犯罪前科的人去当卧底。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来衡量它的民主程度，但挪威的做法有些走极端。挪威希望建立一种格拉尔式的民主——这是一种纯理想化的司法体系，身处其中的每个公民都可以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全面保障。
当某个普通犯罪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因调查机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银行账户、住所、电话记录和行动自由）而提出抗议。然而，有一类特殊的犯罪（如高层腐败、黑社会和洗钱）却总是因为所谓的主权问题而得到“银行天堂”的庇护，司法机关也因此而无法行使自己最基本的权力。遗憾的是，没有人从上述事实中吸取教训。
当滞留于安格鲁—诺曼底群岛的资产总量达到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时（见1998年11月21日的《世界报》。），社会契约就被打破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得不到任何保障。更糟糕的是，法制国家赋予个人的受保护权正在成为高层腐败逍遥法外的又一张王牌。
又一出荒诞的闹剧。
《历史》杂志曾不无嘲讽地指出：“欧洲两所最大法院之一的欧洲法院居然在……卢森堡！”在就竞争案件进行裁决时，该法院考虑得越来越多的是如何能更好地保护基本人权（见《卢森堡专题讨论会》、《欧洲议会的书面问题》第373期里洛尔•基尔吉勒的文章以及国际人权协会联盟的公报。）。然而，在离法院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大公国的金融街，这里坐落着320家金融机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结算公司Clearstream。该公司是不法贸易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每年要为高达50万亿欧元的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之外，它还掌握着全球150个国家——其中有41个是“避税天堂”——的公司开设的1.6万个账户的有关信息（2001年5月15日，Clearstream公司因为涉嫌“金融诈骗、造假、做假账、包庇金融犯罪及洗钱”而受到起诉。但在2001年7月9日发布一份公报中，法官卡洛斯•策恩却排除了该公司存在“系统性欺诈的可能”。）……就这样，欧洲法院恬不知耻地与1.2万家在大公国注册的虚假企业共生共息着，更要命的是，在这个经济犯罪的避风港里，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居然是同一个人（见财经新闻社1998年9月16日的报道和法新社1997年4月18日的报道：由于缺少人手，卢森堡每六十年才有可能对设在该国的股份公司进行一遍核实。）。命运正在无情地嘲弄着我们。
第六部分第56节 奇怪的司法（5）
新的罪犯
每遇到大的经济案件时，所有的欧洲法官都会遭遇到辩护律师团的死缠烂打——这些律师对那些拜占庭色彩越老越浓的琐碎诉讼程序了如指掌。然而，一旦可疑的资金流超越了国界，他们马上就开始装傻了。
在西班牙国民卫队案中，瑞士数家法庭共接到了93起旨在阻止司法信息传到马德里的上诉（见贝尔纳•贝尔托萨2002年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讲座。）……在十五年的日内瓦首席检察官生涯中，贝尔纳•贝尔托萨将一半时间都用在了处理这些上诉和拖延性诉讼上。
在埃尔夫案中，预审法庭共接到了二十多起上诉，而那些最后提出的无效要求也是在18个月之后才得到裁决的。每天都关注埃尔夫案庭审报告的公民们自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查对被挪用资金的数额有个大致判断。然而，巴黎律师公会却指责我们的某些调查方式“侵犯了最基本的公共自由”，而法国最权威的道德、司法及政治机构也将“回避”、“渎职”、“偏袒”、“偏差”等字眼在嘴边挂了七年。
意大利的“肃贪”行动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金融犯罪的刑事诉讼难度正在不断增大。米兰检察官盖拉尔多•克隆博这样解释道：“十年之内，意大利共向29个国家发出了700份国际调查委托函，至今仍有40%杳无音信。在诉讼时效很短的情况下，追查那些在资产账目表中造假的违法行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除了在工作进程中遇到的司法阻碍之外，意大利法官们还得应付那些个领导精英们假借人权之名提出的强烈抗议。安东尼奥•迪彼得罗指出：“媒体总是不断发出声音来使人们相信，‘肃贪’行动采取的是政治而不是司法手段，这和实际情况恰好是相反的。面对此等规模的思想灌输，公民开始对法官们的反腐行动产生怀疑。”（见2001年12月12日的《解放报》。）前总统弗朗西斯科•科西加也曾说过如下骇人之语：“打击黑手党的法官都是些道德上、政治上和司法上的刽子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曾把“肃贪”行动比作癌症，而他的同僚们则把1993年比作罗伯斯庇尔时期的“司法白色恐怖年”。跨国腐败和跨国犯罪的保护者们已经颠倒了黑白，新当选的意大利总理居然发起了一场名为“自由家园”的运动来和“肃贪”行动相抗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谁在威胁着社会契约？是罪犯还是追捕罪犯的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这些年来，欧洲人权法庭做出的决定已经将现实社会令人沮丧的一面暴露无遗：逍遥法外的黑手党成员和毒贩在受到本国的司法制裁后还要别处去寻求“公正的裁决”，司法系统负担过重，无法在时效期内作出判决……可以想象，一旦那些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国家（如波兰和土耳其）加入了欧盟，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从法律层面讲，让一些诉讼案件拖沓十年或十五年是不对的，公正的裁决也只是一个远大的民主理想。但在实践中，我们无法任由黑手党和腐败分子继续逃脱法律的制裁，也无法任由某些依靠犯罪和非法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地区继续用“人为的主权”来践踏我们的法律精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办法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试行过，意大利进行得比较深入，而法国则停留在较粗浅的水平。方法很简单：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司法体系，然后制定一些有利于腐败或有利于阻止国际司法合作的新法。如此稍稍一变，诸多犯罪就不再成其为犯罪，而立法者也可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世界“清洁”了许多。因此，盖拉尔多•克隆博才会做出如下判断：根据意大利新法中有关诉讼时效和假账的规定，“肃贪”行动中一半的诉讼案都将被撤销。我们完全可以让偷税漏税合法化，让刑事调查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只要递交的材料——有时一份材料多达数千页——中缺少了一个图章印戳，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就有权要求认定材料无效。同样，为了使案件在意大利能被受理，国外提交的有关资料必须通过意大利刑法规定的司法验证，否则起诉就会被驳回。这让瑞士联邦的法官们很是头疼（见2001年10月4日的《时报》）。）。当然，民主也就只剩下躯壳了。
难道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为了打击这些跨越国界的犯罪，我们必须想出新的政治和司法对策。这些犯罪涉及的资金数额是如此巨大，因此这也是一项政治挑战。在十九世纪，犯罪学家识别罪犯的标准非常简单：凶悍的神情加刀疤脸。不过，现代的经济罪犯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有着体面的身份，穿着朴素的衣装和手工纳的鞋，戴着极其普通的手表，衣服上的扣眼也只是稍做修饰而已。他生活在两个互相平行的世界里，在他的意识中，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他的个人行为不服从公共法律。他觉得自己身处于法律之上，因为他可以任意收买、歪曲和违反这些法律。
他已经猖狂了许久，现在轮到我们发起反击了。
第六部分第57节 希望（1）
作为一名预审法官，我已经沉默了整整二十年。从今以后，话语权反倒成了我唯一的权力。我要通过这本书将自己所发现的世界展现在大家面前，并尽力对这一系列违背常识的丑闻给出自己的看法。讲出自己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因为人类的塑造者正是自己的世界观。它使得我们可以在坚实的土地上不停前行。埃米尔•涂尔干曾这样写道：“一个社会的所有信仰和共同情感组成了一套具有生命的体系，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集体意识。”（见《社会工作的划分》第一册，第2—1章。）在接下来的数页中，我要谈的正是这种集体意识。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从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译注：法国历史学家，曾在巴黎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后从军，服役至1940年法国向德国投降。后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被捕后遭处决。代表作有《莫名其妙的败北：1940年写下的证词》和《为历史学家的技艺辩护》。）的身上得到了很大启发。他曾以一种写实的方式记述了1940年那场“莫名其妙的败北”，在该作品中，马克•布洛克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参加抵抗运动的意义所在。同时，普里莫•莱维（译注：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营内的人造橡胶厂服苦役，1987年逝世。他以极为克制而又感人至深的自传性回忆录而闻名，代表作有《如果这是一个人》、《休战》和《淹死的和得救的》。）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他的文章曾在整整十五年间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人们为接受真理做好准备之前，真正的思想家往往要在逆流之中孤独地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公正的言论常常会因为打破了禁忌而造成混乱，但它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还世界一个本来面目。
金融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固有的价值标准。没有界线，没有规则，高层腐败在悄悄地蔓延，它可能导致我们的民主从内部破裂，也可能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来说，信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世界的消失会同时带走所有与现实不再相符的价值观、习俗和行为标准，因此，我们便认为所谓的公正和非公正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它们都被罩上了唯一的价值标准：金钱。
但我们错了。
其实，没有任何东西从集体意识里消失：只是一切都变了。在十八世纪末，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曾希望将他们的社会构想引入刑法。他们在犯罪和刑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平衡，取消了酷刑和死刑，并保护个人权利不受职权滥用之侵害。现在，全球经济平衡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在犯罪和惩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以纠正精英群体逍遥法外的现状，并重建司法平衡。
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是第一个回应，向高层腐败开战将是第二个。为了改变现状，一代人的努力可能还远远不够。不过，我们有的是接班人。
这简直就是一定的。
为了让国际反腐运动团结一致，我打算将一系列旨在打击“逍遥法外特权”的关键措施集中到一篇简明易懂的文章之中。对于集体来说，实施这些措施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从它们因纠正社会不公而挽回的损失角度来看。于是，我向一些自己所赏识的男人和女人提出了如下要求：公开保证遵守《巴黎宣言》。
最热烈的回应来自那些为自由而抗争的人们，如翁山淑枝（一位信使将于今年6月初将巴黎宣言的文本送到翁山淑枝的手中。这位世界人权界的著名斗士经常向权力腐败提出抗议，并多次揭露国际大公司——其中就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对当权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丑恶行径，所以才被军政府软禁至今。如果她能签字，那宣言无疑将大增色。不幸的是，緬甸军政府不久前做出了决定，要延长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软禁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巴黎宣言》就是献给翁山淑枝的。）一家、皮尤斯•纳雅维（译注：喀麦隆《信使》周报主编，宣扬新闻自由的旗手式人物，以善揭高层黑幕布而闻名，曾被捕一百多次。）和沃雷•索因卡（译注：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沼泽地的居民》和《疯子与专家》等。），以及那些深知腐败行为的道德代价和政治代价的人们，如萨尔维利奥•勃雷利（译注：全名弗朗西斯科•萨维利奥•勃雷利，米兰前总检察官，长期和经济犯罪打交道。）、大卫•M•克瑞恩（译注：美国处理塞拉利昂事务特别法庭总检察官，曾多次揭露塞拉利昂国内的高层腐败的象牙走私活动。）和贝尔纳•贝尔托萨。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反对滥用职权和防止当权者逍遥法外是维护人性尊严之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价值观颠倒的动乱年代，人们才会认为打击腐败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巴黎宣言》是前进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为了重建司法公正，它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
透明化是自由的必然结果。
没有自由的透明是对人权的破坏，没有透明的自由则是对犯罪的纵容。
司法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那些为犯罪赃款和非法资金提供保护伞的国家应该被开除出局，它们不应继续享有开设银行的权利。
精英群体的犯罪是对国家最高利益的危害。
第六部分第58节 希望（2）
加大惩罚力度、建立没收机制（该原则在爱尔兰（见该国1996年的犯罪程序法令）和英国（见该国2002年的犯罪程序法令）已经存在，它允许法庭可以在不经刑事程序的情况下对来源不明的财产进行没收。）以及加强银行监控都是防止和制止社会出现深层断裂的有效措施。
在今天，这些观念还远未深入人心——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变得更为详细罢了。有时候，一件简单的小事就足以将某条看上去坚不可摧的规则完全破坏。
与克里斯蒂安•奥托森——斯特鲁托夫集中营（位于阿尔萨斯地区的纳茨威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德国设在法国领土上的唯一一所集中营。）最后的幸存者之一——的会面大概是回到挪威后最令我惊讶的几次会面之一。
我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对那个一心要消灭邪恶、异己和犹太人，但事实上却制造了强权帝国和人间地狱的系统所造成的破坏依然记忆犹新，所以他总是在大力宣扬应该更加坚决地打击高层腐败并加大对精英犯罪的处罚力度。我们并不是要通过打击腐败来消灭所有本性邪恶的人，而是要重建弱势和强势之间的平衡。
除此之外，他的行为也令人为之倾倒。
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期间，由于会讲德语，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在集中营的邮局谋得了一份差事。他本就可以这么安分地活着，等待这场梦魇的结束，和他那些悲惨的同伴相比，他的境况无疑要好得多。然而，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当时，挪威政府会给每一名被关进集中营的挪威人寄来包裹，但由于德军“深夜浓雾计划”——就是不留痕迹地把被关押者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影响，许多包裹都由于地址错误而无法到达这些人的手中。于是，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决定对自己同胞的被关押地点进行一次调查，而他手中的工具不过是一支铅笔和一张偷来的纸。他直接问那些从别的集中营转过来的人是否认识这个或那个人，以此来确定这些挪威人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记录的集中营，这就是斯特鲁托夫集中营。后来，他自己也被转移到了那里。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统计下去，数月之后，他已经建立起一份涉及几千名挪威人以及他们被关押的确切地点的名单。随后，他把这份名单委托给一位年轻的挪威女英雄旺达•赫格带了出去——她每周都可以到集中营来一次。在瑞典红十字会的帮助之下，三十辆白色大车按照这份名单的指引跑遍了德国的每一个集中营，将所有被关押的挪威人全部解救了出来。
从克里斯蒂安•奥托森的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既然他在最险恶的环境之下都可以做出如此壮举，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讲述的这些故事常常让朋友们感到绝望，甚至让他们觉得恐惧。其实，他们误解了此书所要表达的意思。尽管通篇都在讲述犯罪，但这其实是一本充满了希望的书。以暴制暴并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手中掌握着伸张正义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别人才会对我们产生不信任，这是合情合理的。俗话说得好，天使和魔鬼只有一步之遥……就我个人来讲，我既不喜欢调查、打击、羁押或逮捕任何人，也不喜欢将他送上法庭或投进监狱。在外人的眼中我是“铁腕娘子”，但这个称号和我的本来面目其实相去甚远。在生活中，我只喜欢爱人和被人爱。和康第德（译注：伏尔泰作品《老实人》中的人物。）一样，我的理想就是安静地拾掇自己的小花园。
世间的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即使行使权力会使我的内心感到痛苦，我也会很骄傲地去承受这种痛苦，因为社会中必须有人来充当这个角色。主持公正也是一种创造，它可以抚平世间的伤痛，避免不幸的发生。必要的惩罚就像矗立在海边的灯塔，它可以为我们指引出前进的方向。
有时候，它还会给我们以启示。
本书的最后几页是在万物吐翠的大好春光中写成的。去年的9月26日，我还在奥斯陆峡湾二十多度的海水里游泳，十五天以后，天际间便飞起了雪花。直到今年四月，我房子所在的那片丘陵上依然覆盖着积雪。我去国外只不过待了一周，回来的时候，树都已经发芽了。没有谁，会像整整六个月没有见到阳光的人那样去享受阳光。在这些充满斗争和威胁的年月里，我已经充分领略了“户外冬夜”的滋味，这段日子是不会白过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更加珍惜这一天胜过一天的美丽春光。不过，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巴黎—奥斯陆
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
译后记一本带来希望的书
——《我的反腐败经历》译后记
陆遥
这是一本奇怪的书。打开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惊悚、悲观甚至绝望；合上它之后，你又会觉得心底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人们把这种暖流叫做：希望。
其实，在这个五彩斑斓而又肮脏丑恶的世界里，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其所能依靠的也正是希望。记得从前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吵着要爸爸给自己买玩具飞机，而爸爸当时又非常之忙，于是便随口答应道：“好，下个星期就给你买。”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小男孩每天都欢天喜地的。这架飞机最后有没有买成已经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小男孩的确快快乐乐地度过了一个星期。为什么？希望使然。
现在，若利女士也给了我们一个希望：“我们已经无法摆脱这样的世界，但却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不再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他们也不应当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希望是没有期限的，是永远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再有唉声叹气、消极厌世的理由。
在正文开始之前，若利女士特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墓园，这里长眠着众多牺牲在反腐战线上的法官和记者。这样的安排不是为了说明反面势力有多么强大，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人正在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奋不顾身。如此一来，这就不再是一个悲戚的墓园，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所在。已经长眠于此的固然是英雄，那些仍在奋战的又何尝不是？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能鼓起勇气，顶着风浪继续前行。相信这本书也会为壮大他们的队伍作出某些贡献。
读者还有必要注意一下本书末尾的《巴黎宣言》。和正文相比，这部带些配角意味的宣言可能不是很引人注目，但它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像若利女士所说的那样，“它是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法律是对抗腐败的有力武器，当法律遇到瓶颈的时候，《巴黎宣言》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这部宣言的价值尚未完全显现出来，而在将来的某天，人类社会很可能像我们今天膜拜《人权宣言》那样来膜拜它。
最后，用若利女士的一句话来作结：
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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