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警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法国就一直内部冲突不断，而警方始终身处冲突的中心。只要一发生内部冲突，尤其是在占领时期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警方就成为渗透的对象，同时它自己也会爆出许多丑闻。这个灰色网络已经深入警方内部的各个阶层，它不断发展，不断沉积，但又不会互相抵消。
通常来讲，法国政府对这种以人为节点的网络的发展基本上是持放任自流的态度，现在，它的分支已经遍布科西嘉岛、中东、非洲以及众多的法国国有企业。在这个以忠诚和秘密关系为基础的网络里，科西嘉口音会得到大家的信任，而一旦谁的言行有些过分，马上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就像苏维埃政权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个网络已经在许多警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产生许多荒诞的幻想。
在警察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监视。他们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就好像解冻期在冰上行走的挪威岛民，生怕自己脚下的冰层会突然裂开。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达尼埃尔•莱安德里位于郊外的正式住所，一所很平常的小房子。开门迎接我们的是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妻子，他本人则不知去向。房子里非常冷，地上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冰箱是空的，灯上还有蜘蛛网。显然，一两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没有人住。我们的行动再次走漏了风声，房子里的重要东西早已被转移了出去。这帮家伙在我们到来之前将屋子匆忙布置了一番，还煞有介事地安排了几个人住进来。
房子的主人虽然不在，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个个人发现：客厅的桌子上非常干净，这简直是一定的，但上面放了一把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枪口正对着房门。看见这把枪的时候，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经济警队的警官们也被震住了，尽管他们平时在面对警方内部的禁区——灰色网络时显得毫不畏惧。
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
第二部分第20节 左轮手枪（2）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
我们马上开始了工作，没有任何不知所措的意思。我找到了一些名片和一些银行账单，还检查了一下电话。在进行搜查的时候，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一台便携式传真机。这样的话，如果我在调查中发现了某个有问题的乡村小屋或某个隐秘住所，我就可以马上通知最近的宪兵队，让他们协助调查。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向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办公室进发，这个办公室也是他在该警察部门（确切地说，这个部门的全名叫国际警察技术合作服务局，根据警方内部的规定，它的职能是“协调法国警方在国外的组织工作及各种公务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警方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收集和法国国内安全有关的信息，为法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的临时住所。到达之后，我们要求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秘书谈一谈。这名女秘书对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失踪也感到很惊讶。昨天下班的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对她说了“明天见”，可今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他今天还有两个约会。
正在这时，秘书的电话响了。按照规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替秘书接了电话……没想到，打电话来的居然是一名报道埃尔夫案件的记者。他想过来找点新闻，并和我们的人谈一谈。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他。
利用这段时间，我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日程表。在一张来访者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就是负责保护我人身安全的护卫队副主管。我早该发现这个问题，以便让自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还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通话记录，结果发现，达尼埃尔•莱安德里许多在司法系统身居要职的老同事都在昨天晚上打过电话找他。这可真是太巧了。
尽管存在“左轮手枪恐吓”，但调查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左轮手枪只是一个信号，在权贵阶层的语言中，它代表了直接的死亡威胁。看来我们也应该找个什么东西来作为对他们的回应，借以表示我们已经对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及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一场远距离的对话。
从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家里搜到的一张名片上得知，他还在上塞纳省议会担任了一个职务，于是我们又马上赶往那里。议会的大楼非常冷清，连个鬼影都找不到。这或许是一场骗局。从神情冷漠的迎宾小生那里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碰壁。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办公室。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
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我们又把这张名片拿出来看了看，发现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号码。对照内线电话表一看，好家伙，这个号码居然是议会议长夏尔•帕卡私人秘书的电话。我们又到了这名秘书的办公室，并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电话留言单，上面有许多信息都是给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不过，我们还是无法找到他的行踪。
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谜。
这就是我们的调查经常要面对的局面：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权力既不在政府办公室，也不在政府机构，要员们的头衔和他们的实际角色完全不相干。这种权力有自己的地缘分布、密码、网络和做事方法。显然，它对法律毫不在乎。
由于后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只是在离职之后习惯性地把枪带在身边，有关部门也就没有对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他身边的保护势力也使他没有受到警方的纪律处分，他在警察局的办公室也被悄悄地撤掉了。至于那把枪为何会出现在屋子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解释是，他离开时“忘带”了。
相反，一名经济警察——他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却埋怨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擅自触及了警方内部的灰色网络。几个月之后，一个操浓重科西嘉口音的人出现在了这名警察的办公室门口，给他带来了直接的死亡威胁。这个人只是来送信的。
但他捎来的口信却字字如铅。
第三部分第21节 操纵（1）
1999年初，调查结束了——至少在大的方面调查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对整个埃尔夫案件的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挪用的数十亿法郎的去向以及大部分的灰色资金流动情况都已经被我们掌握。我们还委托了日内瓦一位名叫保罗•佩罗丹的法官调查这些嫌疑人在瑞士开设的银行账户，他将把这一大堆乱纷纷的账户挨个理清：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瑞士那边的最后结果。另外，我们还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附带地调查了一下迪马和德维耶—荣古尔大肆挥霍公款的有关情况。伸张正义的机器已经启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
除非反对势力发起真正的冲锋。
经过了三年的直接恐吓之后（“遗忘”在桌上的那把左轮手枪只是这部恐吓乐章中的一个延长号），那些不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的人突然决定改变战略。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战略”即将破产。尽管威胁非常可怕，但我们调查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影响力上做文章。我们对这一招还没有任何防范。他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几天之后，压力就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1999年1月26日对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进行的普通搜查开始的。埃里克•图尔贡曾是一名税务观察员，后来又成为了税务顾问，他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提供服务。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对我们私自闯入他当事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埃里克•图尔贡也不断地对外界编造一些想当然的谎言，一会儿说我搜查了他秘书的手提包，一会儿又说我拿走了他的电脑——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这样的事我已经见惯不怪了。它们是狂风，我则是磐石，风过处，磐石纹丝不动。发表了整整两天的挑衅言论之后，埃里克•图尔贡和他的同伙终于安静了下来。
3月17日，迪马案又被翻了出来。有关迪马案的调查工作早在1998年12月就停止了，但由于最近出现了一些指控罗兰•迪马的新证据（克里斯蒂纳•德维耶—荣古尔坚持要将手里掌握的新证据交给司法机关。），我们又必须重新调查。迪马的情妇曾用埃尔夫公司的钱在一次拍卖会上为他买了几尊石雕希腊神像，迫于媒体的压力，罗兰•迪马决定向国家宪法委员会“提出辞呈”。
迪马刚提出辞职，一些隐秘势力马上开始采取行动，它们在暗地里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同盟。十五天之后，“埃里克•图尔贡事件”变戏法般地突然蹦了出来。1999年4月1日，巴黎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在一份简明的公告中宣布，它将对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进行起诉，原因是我们在搜查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时涉嫌侵犯公民的职业秘密和辩护权。
这简直就是雅尔纳克式的一击（雅尔纳克•居伊•沙博（1509年—1584年），法国海军中尉，海军上将菲利普•德沙博之侄。在1547年的一次决斗中，他在最后时刻用出其不意的一击打败了对手。后多用雅尔纳克式的一击来指代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
对于一名法官来说，没有什么指责比偏袒或侵犯公民的辩护权更严重了。当这种指责来自律师公会时，事情就更显得与众不同。自那之后，一位法院院长以“维护司法的严肃性”为由要求一名预审法官回避就成为了可能，即使这名法官没有犯任何错误。
针对我们的攻击是不公正的，但有人在背后很小心地操控它。在陈述事实的报告中，秩序委员会别有用心地将这名税务顾问——他被描述成一个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人——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辩护律师——他则被描述成一个因为得到法律保护而没有受到任何调查的人——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对比。报告所采用的措辞相当严肃，这就更让人觉得我们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三部分第22节 操纵（2）
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我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在调查埃尔夫案件之前，我和律师们一直因为“信仰法律”而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同时也是法国的传统——“信仰”这个词本身也具有“信任”的意思。要想预审进行得比较顺利，就必须和律师们搞好关系，尽管我们各负其责，但大家遵循的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对律师们作出了什么许诺，那我一定尽力去兑现。每做一个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律师们把案子摆开来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很信奉实用主义，这就为那些比较实际的律师提供了很大的行动空间。他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顽固的人，而且我对任何辩护手段都能够接受。
但埃尔夫案实在太大，参与到这个案子中间的律师有80多名，而且这些人都是些身经百战、精通刑法的高手。要和这么多人搞好关系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传媒对埃尔夫案件的报道有时候又比较恶毒，这不仅动摇了我们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也为一些冲动行为的繁衍提供了土壤。
巧合的是，罗兰•迪马的律师——他既是律师公会的前会长，又是秩序委员会的委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要求我们回避，原因是我们在调查中存在偏袒之嫌。难道律师公会对我们“义正辞言”的指责也符合他的某种利益？
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确信不疑：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对埃里克•图尔贡办公室进行的搜查也是合法的。当时还有两名律师公会的代表在场，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现在，我的这种确信却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不管面前的陷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都要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第二天，在一家外国媒体几名记者的邀请下，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断断续续的谈话。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每天都会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接受两到三次采访，并经常地接受一些政府内部的私人邀请，因为我知道，和外界交流观点和看法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天早上，我极力想让和我谈话的这群人明白，经济犯罪并不只是黑社会、赌场和夜总会，它孕育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的受益者都是些冠冕堂皇的人物。我还引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让•德马亚尔所著的《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斯托克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专家大都是研究洗钱和毒品生意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洗钱和毒品生意所赚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都流到了某些拥有稳固地位的外国律师的腰包里。这些律师主要负责帮助犯罪分子建立掩人耳目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偷逃税建议和进行诉讼辩护。
我用了一句比较让人悲观的话来概括了自己的观点：“有洗钱，就肯定有律师参与其中。经济犯罪所得的15%都被律师拿走了。”我的这句话有些过火，“律师”这个词的打击面过大了。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如果秩序委员会的攻击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头脑，我可能就不会用律师而用银行家或别的什么来举例，不过估计引起的效果也差不多。我完全是无意识地在为自己辩护。这句话马上就被别的话淹没了，交谈持续了将近两小时。随后，我回到了办公室，什么也不再想。
当秋天的泥土开始腐败的时候，人们就说，花快开了，蘑菇快长出来了。就在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条快讯将我的这番谈话登了出来，它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几分钟之内，塞尔日•隆日尔收到了无数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的传真，紧接着，法新社也发表了充满愤慨的公告。
几个同事在我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神情相当慌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媒体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埃尔夫案件已经变成了一场肥皂剧：如果什么事也不发生，观众就会厌倦，所以媒体必须要弄点事出来。现在，埃尔夫案件又出场了，就好像皮埃尔•拉扎雷夫的一贯原则所讲的那样：“一条消息加一个谎言就变成了两条消息……”
雪崩会不会平白无故地自然发生？某些人是否首先在暗地里干了一些肮脏勾当才能在今天享受我的失误？人权字典里的“抗争权”、“荣誉权”和“原则”等所有词语是否都可以被用来攻击我？（1999年4月14日的《新观察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向埃娃•若利开火》）我将对真正的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因为我本不应该受到如此纷繁的谴责：司法部长指责我的讲话是“具有攻击性且令人遗憾的”，罗兰•迪马的律师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而全国律师会长会议主席更是表情冰冷地指出：“司法系统有慢慢滑向极权的危险”……
到后来，一些极度荒谬的攻击行为也开始出现了。4月6日，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团以“擅闯他人住宅”、“侵犯他人通信隐私”和“阻碍执法”为由直接将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告上了法庭。4月7日，秩序委员会致函司法部长，要求她指示全国法官最高委员会对我进行处罚，因为我的谈话“在本质上表现出了一种和法官的审判职责完全不相容的显失公正”。同时，他们还半遮半掩地表示，在迪马一案的调查中，我应该回避。秩序委员会还委派人权联盟前主席亨利•勒克莱尔担任他们的代表，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根据《司法组织法》第781条的有关规定，政府应该“弥补司法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秩序委员会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发现搜查行动的缺陷”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扑救措施。（见1999年4月4日的《法院报》））。
现在，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她对我说：“毫无疑问，埃娃，你必须否认曾说过这些话。”
“这是现在我唯一不可能做的事。我的确说过这番话。尽管当时我有些冲动，但我的确说了，有三十个人可以作证。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解释说有人篡改了我的谈话。我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过于悲观地估计了她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件事已经将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完全可以终结同我的合作，转而加入“大部队的阵营”，整个法院都将为她鼓掌。如果善于审时度势的她脸皮能够再厚一点，她完全可以将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完全承担下来，因为政府高层或许早就想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了。然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和我并肩作战，她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她甚至帮助我用外交辞令给秩序委员会写了一封解释信，在多名高级法官的联合斡旋下，后者终于让这种紧张局势慢慢缓和了下来（许多律师工会都对秩序委员会的批评提出了反对意见，它们认为秩序委员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阻挠针对某些共和国高官，尤其是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调查工作”。秩序委员会最后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批评。埃里克•图尔贡后来又提起了上诉，但没有任何结果。2001年1月14日，这场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到山里去待上三天，以便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息——很早以前我们就有这个打算了。一个朋友将他的山间别墅借给了我们。在此期间，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发39度的高烧。她丈夫当时就在巴黎，可她却拒绝中途回去，硬是和我一起完成了900公里的汽车旅行。她不希望法院里出现任何有关我们不和的谣言。
我错了。她一直和我站在一起。
第三部分第23节 操纵（3）
“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如此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击说明，从传媒报道这个角度来看，埃尔夫案件已经到了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媒体现在是以一种非常不理智的状态在关注调查，我们只要站出来作一下解释或是采取一个什么小小的行动，局面马上就会变得无法收拾。现在这种状况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的，他们不是在我们搜查某个地方之前将消息透露给媒体，就是在某些非常关键的时刻把调查的审讯记录抖出来——总之，他们要将这个案子搞得越乱越好。我们为防止预审机密外泄而费尽了心思，但依然无法阻挡媒体潮水般的围攻。在媒体的眼中，这次预审已经成了一出被扔了无数臭鸡蛋却依然自顾自演的“司法闹剧”，而我们的法律信息就是它的象征。
我非常理解媒体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既不能屈服，又不能反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沉默。我真是束手无策了。
在一项如此敏感的调查工作当中，如何控制行动是成败的关键。如果你只凭第六感行事，那么危险就会找上门来。所有经历过类似特殊事件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调查别的案件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局势有所缓和，那肯定是因为我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总之，局势尽在我的控制之中。
但在埃尔夫案中，一切都反过来了。是局势控制我，而不是我控制局势。
舆论的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直接的死亡威胁还要大，因为面对舆论攻击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沉默，还要束手束脚地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的意大利同行们就见识过类似的情况：在“肃贪”行动中，负责该行动的法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一天天变臭，而造成这一切的也是含沙射影的攻击和简单的“话语剪辑”。幸运的是，还没有人公开地说他触犯了法律。经过这一连串的折磨之后，尚待完成的事就只有一件了：指责这名法官在工作中有偏袒行为，并顺理成章地要求他回避所有的调查（我的一位老同事阿尔芒•里伯罗勒对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如下分析：“一种新的学派正在产生，我们姑且可以将之称为‘离间’式辩护。它的通常做法是对法官下手而不是在案子上做文章，而菲利普•古诺耶和埃娃•若利就成为了这种‘离间’式辩护的实验对象。”（见《法官们向何处去？》第148页））。
在司法系统内部，有关人士的神经也再次紧张到了极点。在此事发生之前的某一天早上，上诉法院院长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于一名普通的法官来说，得到上诉法院院长的召见可是不小的殊荣。院长办公室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也是巴黎最具盛名的办公室之一，这里的空气夹杂着群书和戈布兰挂毯的味道，给人一种十分安逸的感觉。在一把法国国营家具公司生产的椅子上坐下来之后，我听到了“一位朋友的小小忠告”。
“女士，据非常可靠的消息称，你现在的处境极度危险。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我站了起来，惊得目瞪口呆。
“不论何时何地，请你一定小心谨慎。我是非常认真的。”
其余的细节我也不想听了。院长叫我放心，说他会一直支持我的。道过谢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就站在那里发呆，好像一个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的穷光蛋（1999年3月12日，在进行这番谈话的同时，上诉法院院长决定对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采取保护措施。在此之前，她一直没有受到过威胁。）。上诉法院院长一直在尽力保护那些暴露在外并遭受不公正攻击的法官，现在他的口中说出了这番话，这着实让我心绪不宁。
面对此种情形，我既感到害怕，又有许多不解。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毫无疑问，院长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将这个隐秘的消息告诉了我，这说明我们彼此都很信任对方，但他并没有理由必须这样做。或许在面对“信使”的时候，院长自己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然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非常奇怪。在这里，法国级别最高的法官之一居然会被人告知，另外一名小法官的处境“极度危险”。他是什么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谁告诉他的？怎么告诉他的？他是否将自己的这种不安向司法部长或内务部长作了汇报？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无从得知。不过出于好意，这名高级法官召见了这名小法官，并给了她一个“忠告”。类似的忠告在巴勒莫和波哥大等黑势力猖獗的城市里非常流行：“请你不要靠近窗户……”共和国的黑势力的确已经占领了许多阵地，随着这股势力的步步进逼，司法系统高层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悄悄地提醒某些法官：你们正身处危险之中。
十五天之后，当有关埃里克•图尔贡事件的舆论风暴向我们疯狂袭来时，当罗兰•迪马的律师在那里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时，没有任何领导肯站出来支持我们——哪怕是以私人名义支持我们，也没有任何领导肯说这样一句公道话：如果某个共和国的预审法官由于害怕坠楼身亡而不敢背靠着窗户工作，这个共和国或许才是真正不严肃的共和国。
院长的这番谈话反映出了法国政府机构的两面性。从表面上看，法国的政府机构非常坚持原则，并常常成为外国的榜样——我们俨然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我这个预审法官却必须在一种压迫式的环境下工作，甚至还要带上两名贴身保镖……
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讲，这种两面性也同样存在。近些年来，埃尔夫公司已经成为了法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从表面上看，它声名远扬，完美无瑕。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它的内部发现了可疑的资金转移情况，其数额高达数亿法郎，几乎相当于这个企业全年的盈利……在经济全球化的“无人之岛”上，是不是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拥有自己的阴暗一面？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我许多年，但我依然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
当逍遥法外的特权在我们的面前横行无忌的时候，当我们脑中那些关于腐败和守法的既有观念被一再推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不停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思想革命，因为过去的事实已经和今天的发现自相矛盾，而且我们知道明天的发现又将把今天的认识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进行的预审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反省：我们发现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一条和表面规则完全相悖的规则。
第三部分第24节 操纵（4）
“从部长的口中得知”
在法院之外，媒体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离谱，事实真相已经被花边新闻挤得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迪马案爆出一年之后，在“共和国的婊子”（译注：罗兰•迪马的情妇德维埃—荣古尔于1998年11月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共和国的婊子》。）和“爱的礼物”（译注：德维埃—荣古尔将自己用公款为罗兰•迪马买的几尊希腊雕像称为“爱的礼物”。）的掺和下，埃尔夫案在公众舆论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出可有可无的轻喜剧。预审进程的真实情况和媒体的有关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这种偏离现实的报道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预审机密的外泄让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但最根深蒂固，同时也最不公正的谣言居然是：泄密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此等中伤，我开始只是付之一笑，但当我意识到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和一些政府高层人物也相信了这个谣言之时，我确实感到害怕了。
在出席皮埃尔•特吕什——一位很有威望的法官，曾审理过克洛•巴尔比耶案——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我发现他只跟洛朗斯说话，并且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我觉得非常奇怪。当我对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时，他非常冷淡地用了这样一个礼节性的句子作答：
“我从司法部长的口中得知，您泄漏了预审的机密。”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个伤害实在太大了。随后，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
“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部长肯定被人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简短的谈话表明，我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位法官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巴黎郊区某个大法院的一名检察官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在每次审问结束之后都会将当天的审讯记录传真给《世界报》！随便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将这样的谣言击得粉碎。要要挟我很简单，只需用我办公室的名字作传真电头将某一条司法信息发给媒体就行了，这样的事我就不想再提了……不过我早就说过，我办公室的电话线确实被人控制了。另外，我的身边始终都有两名保镖，他们每天都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我这一天的行踪。这些警察只是做他们分内的事，而且我认为，我的日程安排很可能接下来就呈报到了内务部长那里。在这六年当中，政府高层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那些希望我下课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或监听）着我，等待着我出错。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难道我会去偷窃预审机密？我有这么傻吗？谁会相信我有这么傻？
然而，只需到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会知道，媒体在报道案件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就是法官，而法官往往又是唯一不能随便说话的人。虚构的东西经过不断的重复和细心的加工就会变得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世界佼佼者》中所写的那样：“370个谎言可以造就一个事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我还是要在本书中讲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哪怕它很快就会被谎言的大潮所淹没。
每个人私下里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预审机密的泄漏有时候会跟警方或政界有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泄漏机密的等级也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泄密都是和案件有关的某个律师同某个记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但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写出来，尤其是法官。当我在键盘上敲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害怕：也许秩序委员会又会跳出来指责我有偏袒行为并侵犯了某人的辩护权，也许人权联盟也会马上作出反应，甚至以宣扬野蛮和极权为由将我告上欧洲法院。我只是说出了事实的真相，相信那些所谓关注调查的记者也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
在每一次敏感的预审中，媒体和涉案公司间都会存在一种默契：以某些好处为交换，记者们在“恰当的时机”将手中的话筒对准某位和案件有关的律师，录下他为自己的当事人所做的辩护。这样的报道对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它不仅符合公司的战略需要，维护了公司的名誉，同时还间接地巩固了公司的地位。对于媒体来说，它们则可以通过发布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非常可靠，因为它们来自官方的调查——从这个公司得到好处。这种现象现在已经非常普遍。案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媒体和涉案公司的这种合作也以一种近乎机械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演。
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双方的这种合作还会更加默契，甚至会发生连带关系并直接用现款交易。在埃尔夫案的预审结束之后，我碰到了一位很有名的评论作家，他承认多年前埃尔夫公司曾以重金相诱请他为公司“说些好话”，但他拒绝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会拒绝，但谁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呢？
埃尔夫案中被挪用的现金高达数亿法郎，它们都是被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装在箱子里直接由瑞士带出去的。由此看来，媒体绝对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尽管这个话题是不能随便讨论的（西班牙著名记者，《日报16》前主编胡安•托马斯•德萨拉斯认为西班牙也存在类似情况：“整个社会都被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所左右。所谓的调查型新闻根本就不存在，隐秘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着信息传播，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只是它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见1994年7月22日的《国家报》））。
每个当事人都会把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展现给公众，而把另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小心地放在公众所看不见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夫案的预审机密当中可能有许多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但媒体却并没有将它们全部公之于众。某一天，我将这个案子中公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列了一张清单，结果惊奇地发现：媒体仅仅报道了其中的1/3，它们好像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第三部分第25节 操纵（5）
预审闹剧
从另一方面讲，冲动可以引起一切可能的后果，那些最主要的嫌疑人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将某个人暂时羁押或者列为嫌疑对象，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污点。因此，社会肯定要想办法来洗清自己的污点，方法很简单：在公众面前将这个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受害人。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种“诉苦行动”也就越激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周都会出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些嫌疑人辩解，这些证据让人惊奇且专为嫌疑人量身定做，还带有一些晦涩难懂的加注和陈词滥调，让我们根本无法处理。除此之外，一些能言善辩的律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司法系统出现了偏差。尽管我的处境可能因为下面这句话变得更加糟糕，但我还是要说：那些最积极的揭发者往往也是这种偏差最忠实的维护者。
在这些用眼泪写成的辩护词中，什么事都混杂在了一起：嫌疑人已经有所悔悟，这显然是主题；嫌疑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一部血泪史；对调查本身的肯定，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它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推翻，并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公众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嫌疑犯所承受的痛苦上，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兴起真正的讨论。
仅凭一些先验的判断来指责媒体实在太容易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媒体的初衷毕竟是合理的。预审机密的保护对象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被调查的嫌疑人。在有些国家，嫌疑人背负的罪名是通过审理过程中的多个“窗口”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这样做也并不会被视为侵犯人权。如果案件涉及的利益非常重大（某个国有企业数十亿法郎的资金被人挪用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信息和民主自由自然就会要求调查透明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政界和知识界的人物就会对法官进行大肆攻击，而一些勇敢的记者也会站出来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们太孤独了。
不过，如果缺少明确的标准，“最坏”和“最好”是会混淆的。一个案子的调查进程中总会掺杂着毫无根据的非难、虚假的消息和人为挑起的事端。上任伊始，我就从没想过要理解媒体的行事逻辑。在搜查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可疑的公司曾往某些知名记者的账户上存入了数目可观的现金，而这些记者不是这样那样的主编就是所谓的反恐专家……一个案子的背后总会存在大量的交易。我曾以为《鸭鸣报》会对传媒腐败进行冷嘲热讽，但我错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媒体却颇善于将一条表面上看起来很次要的消息炒作成重大新闻。有一次，我和埃尔夫旗下一个国外分公司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这个人几乎只是顺带地对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的一个公司批评了几句。这次问询很晚才结束，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复印件。塞尔日•隆日尔将笔录原件放进了保险箱，只有他才知道密码。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世界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将笔录的主要内容登了出来。我本以为笔录放在那一堆厚重的金属里面是万无一失的，但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报纸上！也许安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隐秘麦克风让那些“隔墙耳”监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造成了这次消息外泄，也许法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被渗透而且有人侵入了书记官的电脑硬盘，也许我的这个问询对象在谈话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或是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坏事已经发生了。这张报纸一直卖到了当天晚上11点，而且这篇有关笔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补充内容。
看来，这次敌人想要操纵的是我。那个人昨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是故意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们的计谋。以媒体为依托，他们希望把调查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也许是为了煽动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我们。
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棘手的案件中，保护预审机密显然是徒劳的。现在的媒体已经没有公正这个观念了，除了法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尊重公正这个信条。而且，将这部预审闹剧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恰恰也是媒体……公正观念的缺失是触目惊心的。翻开任何一篇有关预审的专门报道，你总会找到一段话和下面这个主题有关：“某些法官不合时宜地、可耻地泄漏了预审机密。这些法官站在聚光灯下时非常不习惯，但为了成名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第三部分第26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1）
1999年夏天，疲惫到极点的我决定外出度假。日常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媒体风暴的来袭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评价某个人或某张报纸发表的言论，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工作的重点，我们只能用“喝咖啡的时间”来处理它们。即使必须为反击图尔贡的谬论做一些准备，我也只能利用周末的某一个晚上，因为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为了完成好必要的调查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埃尔夫案件的特殊性给我们增添了大量补充性的工作。每得到一个消息，我们都要将它核实至少十遍。精心包装的银行账户、名目繁多的海外企业、通过伦敦进行的转账……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必须弄懂，理清。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8点之前下过班，审问有时还会持续到半夜。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查阅和整理资料，以便将里面的疑点找出来。如果要通宵工作，我就干脆把资料全部铺在被子上。为了给听证会做准备，我常常在凌晨4点就爬起来工作。仅仅几个月之内，我的体重就增加了五公斤。这肉仿佛是专门为了应付越来越紧张的工作而长的。
许多涉案问题的关键都在国外。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希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同行能够早日查出结果。然而，“银行天堂”的司法系统充满了各种繁杂的调查申请手续，甚至是申请调查申请的手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外国同行迟迟不能把查得的有关资料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已经提前得知，有关埃尔夫案的国外材料至少要到2001年冬天才能送到法国。日内瓦有关调查申请手续的规定给了那些妄图阻止调查进行到底的人18个月的喘息机会。看来，这些灰色账户的持有人和我们一样熟悉瑞士银行法的有关规定。
这18个月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遥遥无期。
埃尔夫案就好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抢去了。预审的道路上充满了陷阱和骗局，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在调查埃尔夫案这样的案子时，如果对手将律师公会那些身经百战的律师动员了起来，那么任何一条法律条令都会被他们攻击得像个筛子一样。这些重金聘用的“法律专家”将动用一切手段，将预审程序的漏洞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这就是游戏规则。预审的许多方面都曾受到过律师团的攻击，他们还多次将我们告到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最后，上级居然下达了十多次重开预审的批示，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
1999年的秋天是沉重而压抑的，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在法院内部，人们目光中的敌意越来越浓，看来媒体在前段时间发起的攻势已经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已经多次向我表示想换个岗位。是啊，她已经在重压下生活了整整两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匿名电话和死亡威胁，晚上不能随便出门，身边随时都有保镖……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开始感觉力不从心，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些吃不消了。”（见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所著的《预审过去以后》，斯托克出版社2002年出版。）
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十字路口。我已经在可怕的压力之下生活了整整四年半，这种生活已经造就了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之外的、纯感性的埃娃•若利。如果要另外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事，那他们肯定会无法自已地产生一些反应。调查组中的每个人都和危险保持着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决定了这些无法自已的反应到底是什么。生命危险的震慑力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它正从很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感性情绪是非常多变的，拒绝可以变成渴望，欣赏可以变成蔑视，根本不受理性控制。
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选择了迎接别人的攻击。
对于政府高层的领导人来说，我是他们恐惧的源泉。埃尔夫案件揭露了国家权力和许多有关事件的丑陋面目，而这恰好就是领导层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跟我说一些很荒唐的话。他们都是些很理性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一般人，但其行为却和市集上的小商小贩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描述中，我时而是一个随风倒的老托洛茨基分子（有人断言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地下组织，由于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考证，所以我也无法为自己辩护），时而又是一个伺机攻击法国石油旗手的中央情报局暗探（由于无法核实，这个谎言显得尤为可信），时而是一个遭到社会报复的无法无天的愚弄民意者，时而又是一个极尽极权之能事、名声显赫的狂妄之徒……
最糟糕的是，这个城市在茶余饭后显得非常的幼稚，一句简单的玩笑就可以动摇那些看上去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个愚蠢的谣言甚至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极“左”分子，我身上的极“左”思想并没有消亡，它就像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会时不时地蹦出来。
当一个人被旁人评头论足，尤其是被旁人用漫画嘲讽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做到镇定自若。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但我从不脸红：这一生中我一根针都没有偷过。我生活在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里，拿着每月3000法郎的薪水。我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有愧于心的动机，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证明。
我也知道，社会上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对预审是持支持态度的。在某些人的眼中，我是一个“专门来破坏法国工业的北欧女人”，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我又是一个“和强权作斗争的法官、女人和母亲”。尽管这两个形象都有些虚幻，但后者积极、可爱而富有磁性。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种等级差别是看不见的），因为我是挪威人，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我的外国背景直接影响到了我的信誉。许多人常常是在根本就不了解我们行动的情况下就对我们表示失望，这使得我们在面对所有的不公正时背负着很重的心理压力。这的确有些过分。
我觉得有两股洪流——它们让彼此变得更加汹涌——汇合在一起向我冲来。也许不久之后我就会变得身不由己，而局势也会变得真正无法控制——预审有可能因此而中断。
第三部分第27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2）
打开局面
1999年圣诞节，我决定到突尼斯休息一个星期。在离境的飞机上，我和老朋友托内愉快地聊着往事，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同学。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但它在到达跑道尽头时突然停了下来。透过舷窗，我看见许多警车，闪着警灯向我们飞驰而来。机舱门开启后，一群全副武装的宪兵拥进了中央过道，他们非常礼貌地将我从座位上请了起来，半架着我向舱门走去。我低着头，非常费力地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其他的乘客早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原来，有警报说这架飞机上有炸弹，所以警方才把它拦了下来。我听到混乱的人群中有人在解释着什么：“袭击”，“炸弹”，“攻击目标”……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幸运的是，这个警报只是虚惊一场。几分钟之后，坐在鲁瓦希机场海关办公室里的我依然没能缓过劲来，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我明白，如果不想办法打开局面，那我们就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的处境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境地。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商量之后，我决定再找一名有能力的法官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放弃或者敌人的花招最终迫使我们放弃，这名法官也许可以从我们手中接过接力棒，将预审继续进行下去。
许多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希望雷诺•范•伦贝克过来帮我们。雷诺•范•伦贝克这个名字是和很多大案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经独立审理过多起政治献金案，这样的经历和公正的办案风格对于埃尔夫案这样涉及大量隐秘资金的案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和贝尔纳•内尔托萨法官——瑞士司法系统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经常需要和他打交道——一样，他也是最早在《日内瓦倡议书》（1996年10月1日，7名法官在日内瓦大学起草了《日内瓦倡议书》，其主要内容是促进各国间司法信息的自由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法官在上面签了名。）上签名的人之一。还有，雷诺•范•伦贝克是位男性，他的到来可以调节调查小组的性别结构，有利于调查的进行。
对于是否应该离开英国过来帮我们，雷诺•范•伦贝克有些犹豫不决。这名头发散乱的高大男子平时显得比较生硬，但有时候说起话来又孩子似的没完没了——总之，这是一个相当讨人喜欢的人。最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们联手了。不过，司法部长仿佛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为了让雷诺•范•伦贝克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个位置，法国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不过，雷诺•范•伦贝克的确是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候选人，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最终承认这一点。2000年4月，他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随后，我决定马上将埃尔夫案件的所有情况全部告诉他。
圣诞节度假回来之后，我还做了另一个重要决定：将我的所思所想毫不隐瞒地告诉公众。在我和公众之间有一层窗户纸，它的存在不仅给了媒体玩弄手腕的机会，还造成了我和公众之间心理剧似的互相误解——我和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之间的不快就是一个很好说明。现在，我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始终认为，真实和公正的自由言论能够化解危机。
许多家出版社都和我进行了洽谈，有的出版社开出的条件甚至优厚得有些过分（高达15万欧元的预付稿费）。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出版社，它创立刚刚一年，给我的报酬也很可怜。不过，我想得到的并不是鼓囊囊的银行账户，而是公众的理解。阿雷纳出版社的社长洛朗•巴卡利亚是《日内瓦倡议书》的组织者之一，另外两名组织者分别是记者德尼•罗贝尔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让•德马亚尔所作，内容和金融犯罪有关）的出版商。我和洛朗•巴卡利亚对对方都非常信任。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刀刃之上，一旦我的言辞稍有过激，这个案子就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从此以后，晚上和周末再也不属于我了。经过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奋笔疾书之后，我的第一部作品——一本半回忆录半随笔的小书终于完成了（《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十分危险，因此在是否要出版这本书的问题上一直很犹豫。根据合同规定，我可以在最后时刻决定停止出版，更何况在写成之后我才发现它涉及的私人内容比我开始预想的要多。一个由于所调查案件的特殊性而饱受媒体攻击的法官——至少我认为这种攻击是错误的——是否真的决定要出一本书？这本书是否会增加她的知名度并让更多的人觉得她是在为自己造势？不过，我现在所处的局势非常特殊：由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整个法国社会都非常关注我这个人，况且我在书中的讲述都是发自肺腑的，没有半点做作。
这是一次和案件本身无关的赌博。如果情况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变得更糟，那我将一败涂地，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会信誉扫地。不过，至少我在倒下的时候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曾尝试着让公众理解自己。相反，如果我成功地用事实真相击退了谣言，我们将重新获得一线生机。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我终于决定接受命运的挑战（也许我会因此而不再有资格继续调查这个案子），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别无他法。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大家的理解。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媒体是既惊讶又欢迎（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昂在其合著的《〈世界报〉的阴暗面》（一千零一夜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指出，我曾经将预审机密泄露给《世界报》，作为报答，这家报纸才决定刊载《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的片段。这两人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值得尊敬的通信者”。然而，我从来没有向《世界报》负责报道埃尔夫案的记者埃尔夫•加泰尼奥透露过任何预审机密。在《世界报》登出了有关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令的那篇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文章后，我马上就给该报编辑部经理打了电话并将真相告诉了他，而这位经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行动。《世界报》刊载这本书的片断完全是出版商和该报中心版编辑埃里克•福多里奥诺协商的结果，我根本就没有出面。当然，我已经以诽谤罪将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昂告上了法院。）。后来，许多接受我问询的人都曾这样对我说：“我们终于知道，您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可怕……”我还收到了上千封来信，它们有的来自普通民众，有的来自重量级的法官。
局势一下子就缓和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尔夫案显得风平浪静，仿佛我的“实话实说”不仅让针对我们的攻击行为减弱了许多，还使许多误会得到了消除。9月份的时候，律师公会的秩序委员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招待会，我欣然应允。到那之后，律师公会的会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臂，仿佛我们是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当时我对自己说，我和秩序委员会之间“有关极权威胁的误会”本应该在今年夏天时就烟消云散了……人总会有意识地在内心深处评价自己。现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平静下来了。
第三部分第28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3）
内部矛盾
2000年秋天，调查小组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摩擦。雷诺•范•伦贝克是一个劲头十足，精力充沛的人，他可以毫不分心地连续数小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过我们发现，这名法官始终觉得自己拥有某些特权。他同意加快工作速度以便尽快结案，但在处理问题时却不愿意和其他成员协商，对于我们在先前的调查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不屑一顾——他觉得我们在拖累他。当然，洛朗斯和他合作起来也非常困难。他们俩的个性都非常强，碰在一起常常会出摩擦。我在他们俩人之间作了很多解释，但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只好给每个人都分配一定的工作，大家各扫门前雪，互不打扰。在此之前，我、洛朗斯以及整个小组曾经在一种透明而舒心的环境下通力协作，并因此而取得了不俗成绩。不过，现在的工作环境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当洛朗斯开始打退堂鼓而我又身心俱疲的时候，雷诺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此我感到非常庆幸。我绝对相信他独立工作的能力，而他坚毅的性格也是我们抵抗一切重压的保证。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拒绝接受他的孤芳自赏。一天早上，他在蒙帕尔纳斯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提出了如下建议：调整一下我们三人的位置，由他来主持调查工作，而我和洛朗斯给他当副手。雷诺的工作能力和男性控制欲都很强，他认为自己只适合坐头儿的位置。我知道，如果由他来负责这个案子，他肯定也能做得不错。不过，他在过去6个月中的工作至多只能算一次不错的短跑，而我跑的却是一场马拉松——自1994年接手这个案子以来，我已经跑过了众多的路标，它们见证了我这些年来的辛勤工作。当我拿这场短跑和这场马拉松相比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让他来取代我，毕竟这个案子已经成了我回忆的一部分。
还好，我们之间的“头把交椅之争”并没有被人察觉，从外部看，我们依旧是一个统一的团队，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有六十多个伶牙俐齿的律师和几十名记者在暗处窥视着我们……
变质的信任就好像铁矿石内部的晶体缺陷，尽管肉眼看不见，但它会让整块矿石变得易碎。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之石”最终还是没有破碎，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敌人为了阻碍调查一次又一次地耍花招，又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对于那些嫌疑人来说，埃尔夫案的结案之日正在无可避免地逐渐临近。我们在审讯中碰到的意外事件越来越多，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有些人已经开始公开地回避我，并转而对雷诺大献殷勤。他们的这点小把戏在我看来简直是太幼稚了，因为这样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即使我倒台了，他们依然不可能拿回被查处的资金，他们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减小。不管我的将来到底怎样，这个案子的预审工作将继续进行。
不过在他们的眼中，我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将要倒台的人，就像一个被伏都教徒用来祭天的少女，而先前出版的书给我带来的保护效应也正在逐渐消失。塞尔日•隆日尔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然后满脸忧郁地对我说：
“女士，这样下去的话，您很难再坚持一年了。”
第三部分第29节 十五天（1）
越南人总是说：树叶虽小，可见大树。透过细小的叶脉，我们可以看出整棵大树的躯干、树枝以及树根情况如何。2001年2月的前十五天，这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天，就是埃尔夫案这棵参天大树之上的一丝小小叶脉。
我接下来的这番叙述肯定会触及预审机密，因为它涉及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马拉松似的追捕。这段故事中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抓捕归案，我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辛勤工作，其间既碰到过虚假线索、谣言和伪证，也得到了警方的大力协助。我们去了非洲和中东，最后又到了菲律宾。在长达几百个小时的追捕工作中，常常因为失败而感到绝望的我们不仅不敢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线索，还要对手里所掌握的所有情况反复审查。
在菲律宾群岛开展调查行动是非常敏感的。当地的警察已经反复受到死亡威胁，其中两人甚至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人的脖子中了一枪，另一个人则被一辆汽车拦腰撞翻，两人都受了重伤。在来巴黎的途中，一名菲律宾探员向我们表示了对自己安全状况的担忧。在我们的要求之下，法国警方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菲律宾长驻。
在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才敢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对法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表示信任。调查工作的前半部分没有怎么涉及本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现在，预审已经接近尾声了，法兰西共和国不可能在三个最重要的嫌疑人缺席的前提下审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案件。而且，逃亡在外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还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足以把法兰西共和国毁灭20次”。
2001年2月2日，快到9点的时候，派驻菲律宾的法国警察小组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被逮捕了。当时，洛朗斯正在机场，准备前往巴勒莫，她的手机已经关机。雷诺则赶到雷恩和他的家人团聚去了，他每个周末都是这样过的。经过短暂的电话联系之后，我和雷诺都觉得，现在多一个人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我开始独自一人指挥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引渡回法国的有关工作——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法律和外交工程啊！开始的时候，政府建议派一架军用飞机去马尼拉，但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了，菲律宾的警官们害怕在此期间会出什么意外。几十年以来，菲律宾的买官卖官和腐败现象就一直十分严重，其司法系统肯定也问题多多，反对势力很有可能通过拖延的方式来延缓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驱逐出境的时间。通过漫长而不确定的程序来引渡他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需要一架客机马上将西尔旺从菲律宾送回欧洲。我选择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航空公司和当地政府都同意推迟这架飞机的起飞时间，以便让罪犯和押解他的警察登机。这架飞机将在法兰克福停留一小会儿，我们计划让西尔旺和警官们在那里转机。然而，一名德国法官却要求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灰色资金问题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这可真让我们始料不及。我前前后后已经打了将近20个小时的电话，现在，我又必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两天之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终于在押解人员的陪同下抵达了巴黎。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段指挥引渡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小时我都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突然之间，我又找回了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的那种愉快感觉——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检察官们也曾有过一段非常愉快地合作。不过，当“预审闹剧”开始之后，当我由于过于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而被妖魔化之后，这种愉快就不复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被捕是整个法国司法系统集体的胜利。不过，预审的日程安排又和庭审发生了冲突。埃尔夫案第一部分的庭审工作已经开始，因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既是庭审对象又是预审对象，这就让情况变得复杂了。在庭审检察官、法院副院长克洛德•纳凯的要求之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包括了巴黎法院所有的检察官——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决定在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连夜对他进行调查，然后把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庭审。如果让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直接接受庭审，他很有可能在陪审团面前故意缄默不语，以尽量推迟接受预审的时间。我们可不想冒羁押失效的风险（逮捕令只能将嫌疑人监禁24个小时，超出这个范围，嫌疑人就会自动重获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下令将嫌疑人暂时羁押。）。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穿越一条两旁都是哈哈镜的长廊——在节日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长廊。难道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们的角色和身体比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媒体对埃尔夫案件的疯狂报道已经让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紊乱？这一周里发生的所有事仿佛都经过了一个隐形棱镜的过滤，它们看上去不同寻常而又荒唐无比。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从机场押解到法院，警察局局长对半个巴黎实行了交通管制——
如果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在押解途中逃脱的话，他的故事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更具传奇色彩，而这次抓捕行动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由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很晚才到达法院，而我又必须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的名单告诉他，因此他在我办公室里待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劳。在我之后，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和雷诺•范•伦贝克又分别对他进行了审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第二天，媒体又开始对我们大加指责，说我们在昨天晚上残酷折磨审讯对象，而人权问题也再一次被搬了出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团抗议说：“负责调查埃尔夫案的三名法官把这位老人呼来唤去……埃娃•若利让我们的当事人受到了某些非人道待遇。”
这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涉嫌挪用十多亿法郎的巨鳄，他已经在海外流亡多年。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的故事（被捕、被驱逐出境以及出庭受审）却俨然成了一出惨剧，而我们的调查小组则成了一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听任谎言越传越玄。
第三部分第30节 十五天（2）
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
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法院院长的一封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的来信。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今后不允许再在夜间审问嫌疑犯，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失误。他或许已经忘记，这个建议是他的顾问提出的，而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司法系统的团结。
随后，院长又对另一件事表示了不解：我为什么要给随机前往法国的菲律宾探员倒上一杯香槟？事实上，抵达深冬的鲁瓦西机场时，这名探员只穿了一双凉鞋，没有人来照顾他。另外，从上周五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合眼。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专门为他和其他法国警官组织了一次聚餐，以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真而唯唯诺诺地当好一个公务员，而没有任何个人想法，那么埃尔夫案也就和比德曼案没什么两样，有关此案的调查或许也能够展开，但最终只能落得个免予起诉的结局。
然而，如今的这个棱镜已经让所有的事情失去了本来面目，透过它看，这杯有感而发的香槟倒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和一种不公的象征。于是，这样一个故事产生了：一个预审法官因为成功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而开香槟庆祝。进而道之，这名法官因为名声在外而沾沾自喜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将一些偏离正轨的事纠正过来，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让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也这样去努力了，因此，我总是身处斗争的最前线。在埃尔夫案的媒体风暴袭来之时，我本可以退回到大部队中，穿上自己的灰色职业装，明白而沉默地接受在物质方面拥有无穷创造力的法国司法系统的所有荒唐之举。但我还是犯错了，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耶稣会教义的释义者常说，蝎子之毒在其尾。院长用了一句简要而带有威胁的话来作为这封信的结束语：“得知你的团队中出现了不和，我感到非常遗憾。”他这是要我对此做出解释。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在于：要我们的调查小组重归和睦。整个埃尔夫案就是一个拼图游戏，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图块。我们玩这个拼图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现在也成功地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归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万事大吉。我们可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但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敌对势力就要失败了。我虽然还站着，但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我还觉得自己好像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一切被我触及的东西都会被污染。
我注意到，我和雷诺•范•伦贝克之间时常出现分歧这一事实——主要是对预审程序这样那样的地方有不同看法——已经为外界所知晓，尽管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我们的团队是一块木头，现在有人正把一颗巨大的钢钉往里面敲，妄图把这一整块木头变成一片一片的木屑。当我建议雷诺•范•伦贝克和我一起去面见法院院长时，他拒绝了：“我怕我去了会说得太多……”我不停地解释，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但他始终抱着一种对立情绪。我们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激化，但我既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也不知道最终使得它激化的导火索到底会是什么。
为了让预审正常进行下去，我决定给阿尔弗雷德•西尔旺8个星期的监外时间，以便让他为迎接轻罪法庭的审判做好辩护准备，但理论上他仍处于被监禁状态。洛朗斯对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异议，但雷诺•范•伦贝克却表示激烈反对。一天晚上，我们陪同挪威同行保罗•佩罗丹以及一些随行的瑞士专家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和雷诺•范•伦贝克就在这家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下探讨。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将马上传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问题拖延下去的做法是荒唐的，我们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我们都是预审法官，因此我们拥有相同的权力。埃娃，你知道，我有权力这样做。”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从道德上讲，我们是盟友，但从法律上讲，你和我并没有任何联系。我才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叫你过来帮忙的也是我。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或许这句话说得有些过火了。
第二天，我的丈夫去世了。
混沌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圭亚那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斯里兰卡就会发生一场台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之间往往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旦发生作用，它必将摧毁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后事。葬礼的前一天晚上，经济警队的负责人诺埃尔•罗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其余的警官也在他身边：
“女士，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范•伦贝克先生代您下达了提审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命令，但我没有执行。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警察，这是我第一次拒绝执行法官的命令。在这个时候，我不能那样对您。”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在宪兵队的帮助下，雷诺还是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进行了审问。在这次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都是在饶有兴趣地对我进行控诉。
第四部分第31节 垂死挣扎（1）
这件事之后，雷诺•范•伦贝克和我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一次交谈。在我们的关系问题上，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进行了六年的调查工作之后，我渐渐学会了辨析什么是“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预审的利益就是我唯一的“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显然，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们在想办法离间我和雷诺的关系。进行提审之前，雷诺非常确信自己能够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口中得到有关此案的重要细节，他试着这样去做了，但一无所获。但愿老谋深算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他明白了一些东西。
雷诺又建议我从调查中抽身而退，但我拒绝了。预审还有六个月就要结束了，一旦调查申请程序期满，有关此案的外国银行资料就将从瑞士、泽西和列支敦士登送到我们的手中。将这些材料和本案联系起来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我一个人不可能承担。洛朗斯已经提出了调动申请，剩下的只有雷诺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已经将有关案件的所有问题仔细地梳理了一遍，现在的他已经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另外，他现在的精力还相当充沛，就跟我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差不多。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因个人习惯而起，真正的问题在别的地方。
当雷诺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罪犯们的腐败行径已经暴露无遗，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圈定，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了。总之，所有的暗门都已经打开。我已经在调查的第一线工作了五年，承受了难以计数的威胁和恐吓，但又不可能找人来替我分担——剩下的工作还需要我坚守自己的岗位，而找人分担威胁和恐吓又会让我觉得羞愧。然而，雷诺根本不了解我所面临的这些危险，对那些由于案子的特殊性而发生的干扰行为更是没有概念。他出门不用带保镖，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乘地铁……对他来说，这个案子并不是一件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只是一堆小山般的文件而已。
我们两人永远不会有共同语言，就像油和水一样。
显然，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们以及他们的智囊团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们或许还相信，摆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既然动摇我意志的企图已经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肯定必须从外部想办法。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名誉扫地，甚至将我排挤出调查队伍。因此，案件的主角们转而对雷诺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而雷诺也肯定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面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时，保持警惕是非常困难的。
敌人的目的很明显：让我从调查队伍中消失。随着结案日期的临近，小组内部出现分裂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在临近终点的时候输掉这场马拉松。雷诺也赞同我的观点。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一起主持接下来的大部分审讯。
第四部分第32节 垂死挣扎（2）
媒体卷土重来
随着迪马案宣判日期的临近，一些法官朋友也开始向我吹风：有消息说，法院将会判罗兰•迪马无罪。作为一名预审法官，这个判决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调查和判决是司法程序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这是司法系统的规定。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眼看就要结束了，但它将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结束呢？迪马案的判决结果是否会对这种氛围造成影响？
一个朋友在看了本周法国2台的《特派记者》之后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节目对预审进行了大卸八块式的攻击，连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都作为特约证人出现在了节目之中。在挂电话之前，她用了一种十分沮丧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已经听到他们在为你演奏安魂曲了。”很早以前我就不看电视和听广播了，法院的报刊杂志已经足够。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免受谎言的伤害。
2001年5月30日，迪马案的判决结果出来了。这是一个和所有“消息灵通人士”反复宣传的预言大相径庭的结果。反对势力本希望迪马案能够得出一个对他们较为有利的结果，以便将预审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他们还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媒体战略。然而，这个判决结果却将他们的媒体战略完全打乱了。
嫌疑人的律师们对此作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当天晚上，律师们就联名写了一份要求我下课的请愿书，迪马—德维耶—荣古尔案中的大部分被告辩护律师都在上面签了名。在谈到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追捕行动时，这份请愿书再次将图尔贡搬了出来，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在长达数月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对所有的线索，包括最次要和最重要的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谣言又出现了。律师们指出，在这场全方位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空白资料”——即一份含有众多既说不清来源又无法核实（也就是说不可靠）的情报的秘密资料，这些情报都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前税务顾问有关。
这个谣言并不比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高明多少，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进行核实的方式来推翻它。预审法官是我的职业，我必须维护法律的神圣地位。律师都是些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罪。于是，我下令对请愿书中提到的“空白资料”事件进行核实。由于1999年4月的图尔贡事件已经让我和律师秩序委员会之间发生过不快，我的这个举动再次被律师们视为了挑衅。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合法的。
这份请愿书还将我们的调查方式作为了攻击对象。首先，它在图尔贡的身份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图尔贡的身份是税务顾问，但经过核实之后，我们发现他的实际身份是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但这封请愿书却直截了当地指责说，我们对这位律师进行了监听。如果这件事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做法肯定是非法的，因为在对某名律师进行监听之前应该通知律师公会会长。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监听图尔贡的命令！
然而没有任何人打电话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真假。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法院院长的一份传真，其中有巴黎律师公会会长写给他的质问信的复印件。院长要我对此做出解释，好像他也忍不住相信这封信说的可能是事实。
造谣中伤有可能使人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发表任何意见。转天早上，我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告诉大家我打算到庞特科特休息三天。我觉得院长应该有耐心等到下个星期二。
当时我本应该想起上次秩序委员会对我的指责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同样的起因，同样的影响。某些律师和某些知名记者早就串通好了，他们充满愤怒的声讨声中已经出现了某些让人担心的信号。
这封请愿书的出现无异于往干草堆里丢了一根火柴。
这个世界其实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圈子发散而成的，这些圈子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事实进行加工。他们在餐桌上碰面，然后将自己喜欢的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法国历史有这样一种沉淀：大部分政府、政界、工业界、经济界、传媒和知识界的精英分子都来自巴黎的某三个街区，他们的人数高达数千。这些颇具影响力的男男女女互相之间往来频繁，他们构成了一张涵盖各方面的巨大网络，而这个网络又加速了谣言的传播。
从瑞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有所警觉。媒体早就开始行动了，我那“让人无法忍受的调查方法”已经遭到了多家报刊的口诛笔伐。《费加罗报》专门为请愿书事件出了一份专刊（《费加罗报》谈到了我回避的可能原因：“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从今以后，我们又有了一个新案子：埃娃•若利案！”（见2001年6月1日的《费加罗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充满愤慨的社论，就连律师公会会长也扔出一篇文章来对我进行羞辱。《新观察家》的经理对此也觉得十分震惊：“某些媒体的评论让人后背发凉。”
看来，人们对我莫须有罪名的关心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迪马案本身的关注。犯罪嫌疑人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有罪的却是我这个预审法官！这次新的媒体攻势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公共关系学上的典型案例，一个如何玩花招的典型案例。在1999年4月的那场媒体风暴中，我确实应该为自己发表的不明智言论感到自责，因为它曾一度让调查工作变得非常被动。但是，这次媒体对我的攻击则完全是蛮横而没有根据的。法院检察长曾在其发表的一份公告中明确指出，对图尔贡进行电话监听这件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然而，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关注检察长说了些什么。
没有人对事实真相感兴趣（《新闻法》规定，任何在新闻媒体上被点名或指责的人都有权在同一媒体上申辩，占有同等篇幅或时间。我曾要求律师公会会长给我这个权利，但他始终不同意。我最后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4月，法院判我胜诉。律师公会会长对这个判决不服并提起了上诉。）。
第四部分第33节 垂死挣扎（3）
神奇的案件
预审已经接近尾声，就算我不再属于这个调查小组，迪马案的嫌疑人们也不可能翻案。显然，这起精心策划的阴谋还有别的目的。法庭对这位前宪法委员会主席作出的一审判决是有期徒刑18个月，其中6个月实刑（罗兰•迪马对该判决不服并向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2003年1月29日，上诉法院改变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但是，如果法国的政治司法系统想真正执行这个判决，那它就必须同时把将这起丑闻昭示天下的预审法官赶下台。
这就是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给法院院长回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又让律师们变得更加愤怒。我还准备在《世界报》上发起一个论坛。付诸行动之前，我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觉得公开地谈这件事不是个好办法：
“这是个神奇的案子，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来更多的攻击。现在，一切都要看司法部长的了，只有她能够帮你摆脱困境。”
看来开论坛的做法是被否决了。对于请愿书事件到底会怎样收场，律师工会联盟主席的态度非常悲观：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给埃娃•若利的解职信已经写好了。只要上诉法院院长在上面一签字，它就马上生效。”
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将死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大白天做了一场噩梦。一天下午，迪马案中的一名辩护律师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
“女士，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我没有料到这封请愿书会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先生，相信您也知道，监听事件纯粹是子虚乌有。”
“我很抱歉。我也是迫不得已。”
“您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吗？”
“是的。”
我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震怒不已：
“给我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在广播里惊奇地听到了这名律师的声音。他公开地谈到了自己在请愿书上签字的问题，并表示要和同行们决裂。几天之后，他顶着压力给我写了一封信——要知道，当时的律师们已经对我形成了合围之势。每当局势紧张的时候，我总会收到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但这封信却是来自一个根本没有理由关心我的人：
“首席法官女士，亲爱的女士：
在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以前我一直认为，在疯狂和喧嚣结束之后，理智可以很快地回归。现在我才发现，局势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而且我自己也参与到了一场针对您的媒体攻势之中。这场攻势虽然打着民主原则的旗号，但其目的却在于动摇您的信心，并将您从预审队伍中挤出去。
在和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之前，我要声明一点：对于警方针对我的那位同事所采取的搜查行动，我并不赞成。不过对我来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要对您的某些决定和做法表示异议，也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
然而，我们却选择了一种非常的方法。我对此表示遗憾。
我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通过这封信，我希望让您知道，我对近来发生的这一切也感到非常愤慨。六年以来，您一直精力充沛而信心十足地审理着这个特殊的案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您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这和某些人对您的描述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职业关系，我们曾经，或许今后还会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出现对立。这是没有办法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但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在尊重辩护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证明，您是公正而善解人意的。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当我需要查阅某些资料时，当我需要复印某些文件，甚至还没编号的文件时，您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您办公室的门从来没有关上，您也从来不介意和别人一起讨论案件的进展。
但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透明的。您的言行总是那么一致。媒体现在对您的指责以及某些针对您个人的人身攻击让我感到愤怒。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它们让人无法忍受。
您是法官，而我是律师。职业的差别需要我们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必要而且必需的。但是，距离并不应该成为冷漠的代名词。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及巴黎上诉法院律师的名义请您相信，我对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行动都是无比崇敬的。”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在发表这番广播讲话之后，他“多次接到了可怕而带着威胁色彩的电话”，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以置信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在案件本身以及对手的可见行动之外，暗流依然汹涌湍急，恐吓和操纵依旧是它们的惯用伎俩。
这是律师集团内部出现的第一次分裂。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反对势力尽管机关算尽，但他们对胜利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司法部长那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晚些时候我才拐弯抹角地得知，正是有了许多高层法官的努力，司法部长最后才没有将我调离此案。
虽说我的许多同事受到了谣言的欺骗，但司法系统内部的一些关键人物对下面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之清楚：有关这起非凡案件——
涉案金额高得惊人，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非同寻常——的调查工作一旦开始，就不再有回头路可走。
我知道，这个夏天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第四部分第34节 胜利到达彼岸（1）
2001年秋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调离了调查组，她将到沙特尔法院去担任院长之职。对于我来说，她的离去意味着调查的真正终结。然而，我却没有时间来为离别感伤，因为还有一大堆后续工作等着我们去做。除了必须将所有的调查纪录整理出来之外（从调查记录中可以看出预审办公室所采取的每一项司法行动，而且上级部门也可以通过这些记录来检查我们是否在认真工作。），雷诺和我每天还要主持三次审讯，而且常常是同时审问两个犯人。总的来说，我们干得还不错。我比较喜欢用暴风骤雨般的提问来对付嫌犯，而且这些问题多是具体而直接的；雷诺则比较言简意赅，他用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从身体方面来讲，两个人一起工作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快地恢复精力，以前我和洛朗斯合作时就是这样。在对贝尔纳•塔皮进行审问的时候，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因为这个曾当过主管城市事务的次部长，现在又是喜剧演员的家伙很善于操纵别人的情绪。在舞台上，他总是用夸张的动作，逗趣的鬼脸和游离的神情来抓住观众的心。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逐渐学会了识破他的伎俩。每当他试着用那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迷惑和欺骗我们时，我们就努力地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和要完成的任务上来。
在这个夏天，所有这些曾经手握重权的人都被请进了我们的预审办公室。在一大堆顾问的簇拥之下，这些人显得非常的不可一世。他们想让我们明白，他们应该呆在董事会，而不是法院。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人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当某个人得知自己有可能被判个十年八年，那他就会变得极度疯狂。因此，作为预审法官的我必须保持冷静，我一定要在事实的范围内和嫌疑人们对话，千万不要和他们的恶语相向作正面交锋。
敌人始终在想办法动摇我们的信心。
一名律师告诉我，有人曾以几千万法郎为诱饵，要求他在两名重要的嫌疑人中间牵线搭桥，要他们统一口径。现在，连这样的事都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干预审已经干了七年，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我知道，“难以置信”就是“可能”。
审问也非常的紧张，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有些审讯的进程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有一次，我们同时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安德烈•塔拉洛，由于要到档案堆里去找一份资料，我让审讯暂停了几分钟。就在这个空当，我听到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他的律师进行了下面这番让人惊愕的对话：
图尔贡：“有一个混蛋记者还在替法官说话，他在《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我们的文章。”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怎么可能还有记者替法官说话呢？我原以为这件事已经摆平了……”
图尔贡：“放心吧，自有人来关照他。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书记官、其余的嫌疑人以及嫌疑人的顾问——都惊呆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少有人敢在法院的预审办公室里这样粗鲁地说话。当然，除了粗鲁之外，他们的谈话中还透出了一股凌人的傲气，这两个人居然敢在大家的面前这样肆无忌惮地讲话，仿佛媒体只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我当时根本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律师公会会长，因为自从他在发表的社论中把我描述为“民主的危险”之后，我们一直关系紧张。同样，我也不敢告诉法院院长，因为他已经给我写了两封充满敌意的信。
我只好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四部分第35节 胜利到达彼岸（2）
翻过的一页
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了。在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结束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在法官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了，司法部长派我去哪，我就只能去哪。另外，我和律师公会某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已经闹得非常之僵，这种情况对我十分不利。
从更深处讲，我知道这个案件肯定会发展下去并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客观的因素、幸运的巧合以及上天的眷顾都已经具备。这个小小的奇迹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然而，预审的进行过程却是如履薄冰。政府机构不可能在一个满是限制的环境里正常运转。
埃尔夫案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同时又是一段特殊历史结束的标志。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国家不可能超越这段历史。法国民主的“家丑”已经在这个国家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法国的“精英们”犯下过很多罪行，而埃尔夫公司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的调查只是管中窥豹。地上长着个胡萝卜，那么它在地下肯定还有许多根须。如果把埃尔夫案和许多别的案子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腐败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它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哲学家勒内•吉拉尔曾说过，社会都是相似的。如果某个企业随意挪用了一笔资金，另一个企业就会效仿它，进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我们要切断的也正是这种连锁反应。这次预审让人们能够隐约感觉到某些东西，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些东西或许太残忍了。不管是司法系统还是法国社会本身，它们都没有做好面对现实的准备。
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已经闯过了无数暗礁——超常的压力、隐秘的敌对网络以及购买我人头的“协议”，但胜利到达彼岸的希望依然渺茫。明天，有多少法官能够像我们这样历经七年艰辛而不渝？有多少法官愿意付出这般沉重的代价？我觉得，他们也许会喝下敌人递过来的毒酒。如果议会正在讨论的“认罪辩护”法令在1994年就正式实施，那么埃尔夫案根本就不会出现，它顶多只能表现为检察官和彼得曼案的嫌疑人们之间的一次简单交易（一笔罚金，外加几个月的监禁，还带缓刑），而我们现在所查实的大量罪行也会在埃尔夫公司完美无瑕的表象之下被永久地掩盖下去。
国外的反腐斗争也普遍遇到了较大困难。现在，日内瓦的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已经赋闲在家，因为他的继任者已经选了出来，那是一个只会打击小偷小摸的人。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法官们也受到了政治力量的严重压制。在罗马，意大利问题最严重的企业老总之一居然当选了政府总理（除了和一些依然悬而未决的案子有牵连之外，希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还因为在LogeP2案中作伪证而受到处罚（于1989年被赦免），因为向财政部长行贿被判处33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向政党提供非法资助被判处28个月有期徒刑（上述法院维持原判，但最高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做假账被判处12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见2002年3月22日的《世界报》）。）！在法国，许多政治人物在服刑之后又成功地重归政界，其中的一位还在参议院大张旗鼓地宣称，应该向某些对无辜人士进行指控的法官追加罚金……
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欧洲已经为此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喧嚣。
许多人道主义机构都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而我自己也有换个环境的想法。但是，我始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从精神上讲，对这家石油巨头进行的调查已经让我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逍遥法外”成了“惯例”，而法律则沦为了“特例”。我一直在思索司法到底存在哪些局限性。非常遗憾，我们已经不能对有关经济犯罪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再对社会契约构成威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责任感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尽管既不知道到哪去做也不知道怎样去做。
第四部分第36节 胜利到达彼岸（3）
秘密会面
一次简单的会面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1年10月15日，挪威出版商威廉•尼高举办了一次招待会，以庆祝我的新书在奥斯陆出版。招待会是在一座贵族气十足的别墅里举行的，它坐落在挪威峡湾的边上，是尼高家族的私产。别墅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古朴的书房、闪亮的银制餐具和装饰着老式绒套的座椅都在述说着它的沧桑……别墅的前面还有一个偌大的花园，秋天已经为它披上了一件金色的盛装。在这里，我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已经离我非常遥远。
在那次招待会上，威廉•尼高把奥德•埃纳尔•德吕姆介绍给了我。当时正值挪威政府重组前夕，而奥德•埃纳尔•德吕姆恰巧就是未来的司法大臣。他告诉我，他关注我们的调查行动已经很久了。许多年来，挪威的高层领导们就希望制定一部对腐败行为更为严厉的国际法。从一些挪威外交官的口中，他们逐渐对我以及我们的调查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他对我说：“若利女士，您的观点让我们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可以携手做成某些事情。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对于这扇突然开启的门，我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三十年的法国生活已经教会了我不要把社交场合的话太当真：在巴黎，高官们在其听众面前信口开河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和我合作的想法几个月前就获得了挪威高层的赞同，而且奥德•埃纳尔•德吕姆已经和未来的外交大臣扬•彼得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
2001年11月初，正式上任后的挪威司法大臣再次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又见了一面，并就未来合作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后来，我又为此去了挪威四次，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希望先给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和另一起棘手的案件画上句号，以便给后来人腾出位子。我和奥德•埃纳尔•德吕姆的会面都是在出版商的家里秘密进行的，就像地下接头一样，因为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处于讨论阶段。
奥德•埃纳尔•德吕姆是欧洲最不喜欢的政客之一，因为他关心世界的命运胜于关心自己的仕途，尽管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转动……
他常对我说：“挪威总是在帮助世界向前发展，它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挪威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腐败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呢？”
我们常常交换意见，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再去创立什么反腐新理论，因为几百名反腐专家已经把腐败的发生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写出的有关论著已经装满了各大图书馆。不过，我可以参照自己的经历，在某些关键时刻，为某些关键措施提出意见。最后，我们终于就我的职务以及未来的行动计划达成了大体一致。
许多个月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和一位公众人物志同道合的感觉。
2001年12月初，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雷诺•范•伦贝克，他也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在埃尔夫案正式结案以及检察系统向法院提起上诉之后，下延期命令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我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当我再次碰到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时任某外省法院院长的她已经过上了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的时候，她不仅对我的决定表示了鼓励，还流露出一种羡慕的神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双重国籍呀……”
第四部分第37节 胜利到达彼岸（4）
骨头和船
12月中旬，成箱成箱的银行资料从瑞士飞了过来。经过保罗•
佩罗丹细心而严谨的整理，所有可疑的资金过户记录都清清楚楚地罗列了出来。我们又开始了连续奋战，连头都顾不得抬一下。这可是最后的冲锋了。
2002年1月底，预审工作正式结束，一段长达8年的非常经历也随之画上了句号。几十次的搜查和委托行动，几千次的审讯和口供记录，一堆又一堆的司法鉴定报告……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埋在了堆积如山的文件之下。
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倒显得很低调。这很正常，因为媒体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敏感案件的复杂性，况且多年来有关此案的争论又像冲上沙滩的海浪一样连绵不绝。从经济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一次预审是完美的，许多线索都在“洗钱天堂”的流沙中销声匿迹了。另外，还有一些可疑资金的流向也不能最终查明，因为“金融黑匣子”的存在使得某些银行在暗地里默契配合，互相保护。
同样，外交豁免权对调查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法律可以使所有的国家元首免受诉讼之苦，不管是国王、终身总统还是操纵选举而上台的独裁者，法官都无权调查他们的私人账户。因此，灰色资金可以在这些账户中自由进出，完全不用担心外界的调查。
另外，汇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账上的数亿法郎现金的去向也依然是个谜，因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一直不愿透露他拿这笔钱干什么去了。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确定从被挪用资金中受益的只有这些主要嫌疑人。既然他们选择了将所有的可疑资金都加到自己的头上，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没有他们的合作，调查就无法继续进行。
在阅读某些“一针见血”的评论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人批评我们对某些嫌疑人的态度是“鸡蛋里挑骨头”，但对另一些嫌疑人的态度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殊不知，这一根“骨头”就是几千万法郎，一堆“骨头”就是几十亿法郎。相比之下，一艘“船”却分文不值……
预审，意即理智地行事。能够将埃尔夫公司这个庞然大物扳倒已属不易，而调查本身也遇到了许多意外情况（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检察官们：弗朗索瓦•弗朗基、安妮—若泽•菲尔热拉、让—皮埃尔•尚勒诺、让—克洛德•马兰以及主管预审工作的副院长克洛德•诺凯。没有他们，埃尔夫案就不可能水落石出。）。由于案情环环相扣且异常复杂，再加上有关资料过于繁多，在调查结束之后，检察机关专门安排了四个人来准备有关的起诉材料。我估计，光是前期的听证会和审讯就会持续数个月的时间。
这根“骨头”值得我这样做。
还有一些评论家抱怨说，我们既没有对法国十年来的秘密外交进行足够的调查，也没有肃清法国和它前殖民地间的“乱伦关系”，甚至对军火买卖和灰色外交的网络碰都没碰一下……要我们在办公室里完成这一切？这可能吗？
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到不能停留在司法领域里就事论事。要想打击腐败，我们必须走出司法领域并涉足政坛，那里的风景或许就大不一样了。由此看来，挪威政府的建议是再好不过了。一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位熟识的律师——我们都很敬重对方。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之后，他向我讲述了法院里发生的新闻：院方制定了“综合处理”的方针，隐秘网络不可一世，各方达成了暂时的协议，不同势力之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谈判……
我惊奇地睁大了双眼。
看见我这样，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且越笑越大声：
“女士，这就是法国啊！您曾希望改变法国，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番大笑意味深长。不过，他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法国。当我还在一个既没有电脑又没有传真机的小办公室里工作时，我没有这种想法；当我的办公地点换到了华而不实的财政部时，我仍然没有这种想法。我不停战斗的目的只是为了将预审进行到底，不管我发现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罪孽深重。我不希望厚颜无耻和弱肉强食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逻辑，仅此而已。尽管也有过不少失误，但我始终觉得应该将预审工作做完。也许我的确没有改变法国，但法国，这个将我视如己出的国家，却改变了我。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尽管这种教授有时候是违心的。我将带着法国人的视角回到挪威。
2002年6月初，我交出了预审办公室的钥匙，并对自己的保镖、书记官塞尔日以及法院所有的朋友一一道别。不知怎的，一种离别的忧伤慢慢地包围了我，塞纳河的柔情，圣日尔曼德普雷的小巷仿佛一下子都变得非常遥远。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抵达奥斯陆机场后不久，我就弄到了一辆自行车。从今以后，我就可以甩开保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骑着车去看海。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依然没有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因为自己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是啊，激情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它马上就要奔涌而出了！站在海边，我贪婪地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就好像一个快要窒息的可怜虫，我的大脑都已经麻木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过去八年中遇到的威胁已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得不回过头来，一件一件地学做一些简单的事：独自回家，在夜间外出，在满是积雪的道路上停下来移开前方的障碍物……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周围存在着某种危险，我依然会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尽管对于旁人来讲这样做显得非常不礼貌。有时候，恐惧感会突然向我袭来，它先是钻进我的大脑，然后占据我的心灵，并进而浸透全身。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背上刻着红十字的逃犯，在光天化日之下仓皇奔命。我一刻也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不然的话，那些可怕的回忆就会将我完全扭曲。
第四部分第38节 另一个世界（1）
巴黎是一个浮华之都，这里奔忙着整整一千万男男女女，他们放射出的热力虽然不可见，但能量巨大。相比之下，奥斯陆只是一个靠海的小乡村。从巴黎来到奥斯陆，我的心绪平静了许多。挪威是一个富饶而尊重自然的国家，它拥有跨越众多纬度的狭长领土。同时，挪威又是一个置身世外的国家，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岿然不动。在雄奇秀丽的挪威峡湾之畔矗立着首都奥斯陆——这是一座让人心平气和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将成为挪威司法部和外交部的顾问，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我并不是某个部门的领导，因此也不用对任何上级负责。我必须组建自己的团队（我特别将安妮—梅泰•德尼斯——国家反经济犯罪小组首席检察官、挪威驻国际金融反洗钱行动小组代表团团长，阿特勒•罗尔德索——挪威驻欧洲议会代表团首席检察官和乌恩•托格森——负责档案管理和工作协调事务的专家召进了自己的团队。），而我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三年的时间短得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在挪威政府内工作的一些朋友曾这样告诫过我：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决策失误，那么我将会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消除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样下去的话，到任期结束的时候，我很可能还没有做出任何成绩。
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到外交部里去吸收一些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挪威外交部里活跃着许多高水平的外交官，他们不仅经历过众多艰苦的谈判（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谈判），还参与过大部分国际条约的起草工作。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第一部国际条约《乌德勒之条约》（这部条约规范了后来的海上贸易）诞生前几十年，挪威就曾主持编撰过多部预防海盗袭击的双边条约。挪威的民族英雄南森也是一战时期一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他曾为难民的身份问题奔走呼告，也曾和前苏联的饥荒政策以及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政策做过不懈的斗争。总之，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的福祉。
奥斯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不管怎么说，挪威人已经认定，自己应该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贡献力量。挪威和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几近神奇的联盟关系，因此它在内心深处敌视一切形式的“混乱”：战争、贫困、污染和腐败。事实上，挪威已经凭借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决策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挪威政府还希望通过我的工作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定影响，我也因此而进入了外交界。不过，要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我们首先要搞好自己国内的反腐工作。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又凭什么去指导别人呢？所以，我更希望在司法部的领导下工作。
第四部分第39节 另一个世界（2）
换个环境
我工作的这幢大楼是50年代风起云涌的劳工主义浪潮的经典之作，站在它的面前，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冷峻而信仰力量的时代。我们的办公室都安装了特别的安全装置——偷拍和电话监听在这里都是不可能的，整个大楼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威严。我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保密的，因为我必须能够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接待来访者。命运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家伙，它只用手中的小棒轻轻一点，我就来到了奥斯陆——在它的保护之下，我可以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一些公开的事情。但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重重威胁之下追踪数十亿法郎的去向，我在巴黎的办公室从来就没有安全过……
某一天早上，我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有三支铅笔、一艘模型潜水艇和一台崭新的电脑。不过，要做的事情却是一大堆：从数十名高级公务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为政府起草建议，探索相关的工作方式……在58岁的时候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这样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我在过去的岁月中从事过多种职业：小保姆、秘书、精神病院的法律顾问、代理检察长、财政部的观察员、预审法官……现在，我又成为了挪威的政府顾问。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就好比往名表Arlequin的表链上再添加一枚斑斓的钻石。
我已经屏着呼吸生活了整整七年：每天早上，我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堆积如山的“紧急案件”，同时还要不停地左顾右盼，生怕敌人就在暗处盯着我；一遇到棘手的案子，我的所有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到它的身上。如今这种突如其来的轻松非常宝贵，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
我必须对自己的心态进行一次重大调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必须专注细节的法官，而是一名政策顾问，我必须更加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由于曾多次改换职业并经常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来回穿梭，我开创了一种很特别的工作方法。我可以在几周之内由一个一无所知的新手变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专家，因为我会在同别人的交谈中不断学习，就像海绵那样。
2002年春天，我在巴黎的一次非正式聚会上碰到了一些在法国经济界身居要职的人，他们有的驰骋于银行界和金融界，有的在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甚至税务部门当中担任掌舵人。借这个机会，我和一些研究洗钱的专家进行了一番长谈。我以一种随便但又有些隐秘的方式向各位专家提出了两个问题：您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您希望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看起来，这个问题对于这些专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不过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专业的腐败分子，他们一般都有另外的职业。腐败是一种复杂的游戏，而参加游戏的人却少之又少。能够看透事物的表象而触及本质的人很少，同样，能够在看透本质后全身而退的人也很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们在心智上也感到无能为力。
从专家们的谈话中，我收集了许多有用的观点和论据。几周之后，我离开了法国。
在挪威，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的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我必须理解挪威式的“心照不宣”，因为任何社会首先都是由一些隐秘规则构成的。文化积淀颇深的法国有着自己的特色，她美丽、好奇、优雅而善辩，还带着一点矫揉。不过，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了。在挪威，我看到的是对平等的笃信、对自我奋斗的崇尚、对严谨态度近乎极端的追求、对大自然发自肺腑的热爱以及在恶劣环境中（挪威一年中有8个月都是天寒地冻）生存的勇气。
我的内心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在国外生活了35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挪威，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但又没有完全地脱胎换骨。在刚回来的那段日子里，过去和现在常常在我的眼前晕成一片，就好像两张轻轻叠在一起的灯影纸。我重新见到了童年的伙伴，好多尘封的记忆也慢慢在脑海里浮现。这里的语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说的挪威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我常常将挪威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法语说给朋友们听——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乐趣。
第四部分第40节 另一个世界（3）
茅塞顿开
心态的调整是在一种几近惬意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甚至专门花了几周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宽松的环境。对于我的任命，挪威媒体表示了热烈欢迎，根据出版商为我的书起的名字，它们将我称为“腐败杀手”（像英语一样，挪威语也喜欢把两个词拼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无论走到哪里，迎接我的都是友善的眼神和微笑。从事反经济犯罪的警察和法官们常常来拜访我，向我咨询意见。由于我为人热心而且拥有和经济犯罪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遇到敏感案件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成了他们的“帮助中心”。
在法国，我的名字会激起众多的怨恨，但在我的家乡挪威，它却被众人视为一个永不低头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许多挪威人都相信自己的国家不会出现经济犯罪。在西班牙的巴尔塔萨•加佐、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和瑞士的贝尔纳•贝尔托萨等许多前辈级法官身上，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从事反腐工作的法官在国外颇受欢迎，但在自己的国家却常常饱受攻击（在三年之内（1995年到1998年），米兰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安东尼奥•德彼得罗共受到了27项指控，最后他不得不发动反击，以诽谤罪将那些曾攻击过他的记者和政界人士告上了法庭，前后共起诉353次（见1999年秋天出版的《国际政治》丛书85册第14页）。）。当一个法官对国家权力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往往会扰乱某些既定的游戏进程。由于拥有双重国籍，我在奥斯陆并没有像在巴黎那样受到口诛笔伐（2003年春天，我的这种优越地位也受到了轻微地动摇：当时的一桩经济案件牵涉到了挪威最有权势的经济界人物，而我则公开对该案件的调查者们表示了支持。随后，经济界的报纸连续发表了多篇令人感到恐惧的文章。在北欧，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经济犯罪进行批判，但有一种现象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巴黎、奥斯陆、米兰还是马德里）都是一样的：当司法调查触及国家权力的时候，后者就会马上祭出自己的两大法宝——强权和影响力——进行反扑。）。
几个星期之后的2002年9月，我到纽约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腐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会议。说实话，由于时差问题和轻微的支气管炎，我那天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会议之后居然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来信者们告诉我，我的出席“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会面”。不过，听众们——其中不乏大学者和知名国际专家——并没有被我的发言所震撼，我讲的东西他们并不陌生。读完这些邮件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本人来的，真正让他们燃起希望的是挪威政府的新政策。
一年以来，我已经多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在某些场合，我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我的礼遇。在墨西哥，议会和司法部都请我去做客；在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一些非洲外交官用跳舞的方式来祝贺我取得的成绩，并给我以鼓励；在比利时，前来听我演讲的听众挤满了整个大厅；在印度，我和瑞士前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一起为从印度各地慕名而来的法官们提供培训——他们在当今的反腐工作中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在过去十年中遭遇过的……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新的采访申请和公共活动请帖，它们来自全世界。
在巴黎法院的时候，我曾受到众人的敌视，但现在时来运转了。就我个人来讲，我可以细细地品尝这份安逸。在三年的任期内，我完全可以就在这种安逸之中昏昏度日，任凭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的演讲中流逝。我的虚荣心将会得到很大满足，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我面对挪威政府和全世界信仰法律的公民时，我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们。
与此相反，我的工作应该是利用人民所寄予我们的期望和腐败作斗争。我并不害怕这种期望，因为它是支持我们行动的强大力量，就好像柔道中的精神力一样。我们这些“微型推进器”应该促使世界发生四到五次的较大变革，以对“精英们”“逍遥法外的特权”进行一定削弱。
在化学上，某种和反应物完全异质的物质往往可以成为加快反应进程的催化剂。来自惯有权力系统之外的我就是这样的催化剂。我必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以内行事：打个比方，一个信使在把信送到目的地之后就应该马上抽身而退，他不能凭自己的个人判断行事。如果我利用大家的支持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种支持力最终会把我毁灭。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取得一定的成绩，我本人和挪威政府都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第五部分第41节 高层腐败（1）
在进入外交圈子的时候，我始终保持着一个预审法官的特质——
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正如《朝圣之旅》中的主人公约翰•
布尼安那样，“与其抬头仰望天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
这是一个国际谈判的世界。坐落在维也纳市郊的联合国大楼是一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雄伟建筑，在它那紧闭的大门后面，数以千计的各国官员们正来回穿梭，不停奔忙，夹杂着各种语言的谈话不绝于耳。在这里，我碰到了一些法学家，他们不仅了解法律所有的细枝末节，还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应对不同的司法体系。
外交官们之间马拉松式的谈判简直就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戏剧，他们每字必争，而无止境的拉锯战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移动了几个标点和两三个形容词而已……在外交方面我并不擅长，我只是试着把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带到那些走廊上的闲谈、大使馆的晚宴以及酒店的早餐会中间去——在这些地方，每时每刻都有一些联盟在构建或解散。我和挪威代表团的伙伴们一起组成了充满活力的“外交套车”。
当联合国的各种机构都倾向于采用一致同意制时，它们的工作量确实会很大。我总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看法——当然，这有时会令人大吃一惊，而外交官们则早已精通讲述事情却又不完全挑明的说话艺术。在需要举出具体实例的时候，他们总爱提到Uurdistan——《丁丁历险记》中的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国家：这样至少任何一位大使都不会有被触怒的可能……我不会去说Uurdistan，我只讲述事物本来的面目。
当一个代表团想发言时，通常的做法是在桌面上竖起一面本国的小国旗。在一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取消法官豁免权的建议。我刚开始论证我的观点，数十面小国旗就竖了起来。但我还是讲述了我自己在东方一些国家巡游的经历以及当地法官贪污受贿问题的严重程度：长期以来他们就习惯于用手中的裁定权来换取某些不正当的好处。我引用了许多例子。在我的发言结束时，所有的小国旗都放倒了。
就这样，而且常常是这样，在几秒钟的犹豫之后，大家都开口议论纷纷，思想也随之活跃起来。讨论会延伸到会议厅之外，大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冰冷，语气也随和了许多。
“幸福先生”的世界
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国际公约中都有一个独特的缺点：它们的起草者都是一些正直善良而认真负责的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关心公众利益，他们总是在飞机场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然而，他们只是生活在政治体制的肥皂泡中，他们把贪污受贿和洗黑钱活动都想象成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然而这一切罪行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身边，有时甚至在他们政府内部。
我曾有幸参观了挪威的警察学校，并观看了一场虚拟演习。在一个新设定的环境之下，学员们要学习如何包围一个贩毒者的寓所。他们得出其不意地冲进去，快速冲向盥洗间，使得毒品贩子来不及转移他的毒品……但是，学员们却没有学习如何对一个涉嫌洗钱的银行家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海关的警犬可以发现海洛因，但它们对密码账户却束手无策。这种演习本该在另外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应该撤销那些普通的彩色壁纸或者藏在涂釉脸盆后面的袋装粉末，换上一张钢质的或进口的木制办公桌，一块十厘米长的安哥拉山羊毛质地的机织割绒地毯，以及几台和国际票据交换所联网的电脑。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佐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从此以后，抢银行就捞不着多少钱了：想捞钱，把银行买下来就得了。”
当调查犯罪行为的重任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起来。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在晚上丢了钥匙，于是他就到路灯下去找寻，因为那里的人行道被照得通亮。这个故事非常适用于司法机构。帕利斯先生说道：“我们只发现了我们在进行寻找的那块地方。”然而，真正的高层腐败是看不见的，它已经渗入了最不容置疑的地方——我们的权力中心。安然公司的总裁曾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其带着手铐的镜头见诸报端的前几周，他还被金融媒体引为楷模。经济犯罪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狐狸尾巴：我们必须去调查，把它从表象背后揪出来。
当你准备接受贪污受贿已形成体系这个既成事实的时候，你思想上受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常常对金融指令进行猛烈批评的哲学家阿兰•范基耶克朗是法国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我们对‘商业活动’感兴趣，或者我们对公众利益感兴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总之，贪污受贿不是一个政治论题，而是一个污染了公共论坛的低级问题。
摆出这样的姿态很舒适，但也很愚蠢。贪污受贿问题不是边缘现象，它已经触及“公共利益”的中心。在埃尔夫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经济犯罪事实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有的重要决定（包括石油勘探权的谈判、特许权的赎买、保险合同以及购买不动产）都是制造隐秘资金流的动因。
我们现在应该直面这个现实：等到它自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太迟了。
瓦克拉尔•阿维尔是一位手握重权的知识分子，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就是一个严肃的警示。在交出捷克共和国政权的时候，他曾这样解释道：“黑手党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遍及国家的各个层面，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来遏制它的蔓延。巨额资金被不停转手，诸多不可思议的尖端技术也被用来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然而，如果设法让自己相信贪污受贿体系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人或许就会变得安心些——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为什么要否认呢？欧盟法律规定了多种稽查经济犯罪的敏感的职业（如律师和财务稽核），而这些职业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洗钱的犯罪资料。然而，当我们打算在挪威推行欧盟的有关法律时，一位大法学家却站出来表示了自己对这项计划所包含的极权风险的担忧。在他所居住的村庄——这座村庄的人口只有3000人，它坐落在一座仿佛只有北欧大地才能造就的风光秀丽、线条柔美的小山脚下，这位法学家用“幸福先生”这个笔名撰写了一篇文章。显然，这个笔名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我也希望生活在“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的世界里。在这个民主的世界里，公众利益才是是讨论的热点，国家元首不会在国外开设密码账户，银行家和财会稽查们会都尊重法律……然而，我觉得就连“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界里，他们也许依然在坐井观天，美美地做着自己的白日梦。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们必须就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从中得出结论，就像从大把葡萄中榨出葡萄汁那样。
第五部分第42节 高层腐败（2）
十年蜕变
在对埃尔夫案件进行预审之前，我根本无法像现在这样直接地辨明事物的真伪。直到50岁之前，我还一直相信制度的权威性和权力的庄严性，我必须为这段长时间的幼稚负责。我曾在一家精神病院担任过法律顾问，也曾在巴黎郊区担任过法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生活在医学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和神学完全无关的世界：疾病、精神错乱和犯罪都让我见识了人类无尽的脆弱，及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我常常会想起吉亚科梅蒂的一座名为“行走的人”的雕塑：纤细，不平衡，似乎就要倾倒。我们应该登上社会的清洁车，去不断接近深藏于人类内心的某种悲苦。
然而，在那段生活当中，世界对于我来说是“黑白分明”的。我遇到了许多不计报酬、救死扶伤的医生，也遇到了许多具有崇高职业道德、恪尽职守的精神病学专家、警察、教师和法官。在成为了财政部某个委员会的一员之后，我和同事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我认识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工业巨舰掌舵人”，也见到过不少很有才干的政府官员。那时，我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一张黑幕之下演变发展。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大家一样，我每天都努力工作，然后拿一份固定的工资，再缴上点小税。我遵纪守法，对一切都不刨根问底，只是偶尔犯点小错误。因此，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腐败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总之，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只有疯癫的人才不会被表象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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