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及简介震撼法国政坛的挪威女人
埃娃•若利
——透明国际大中华区主任廖燃力荐《我的反腐败经历》
埃娃•若利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和蔼、平易、侃侃而谈；她渴望阳光，热爱生活，如同所有的北欧人。
然而，埃娃•若利又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骁勇强悍的女性。
1994年6月的一个清晨，10个法国警察突然闯进法国前内阁部长、威震四方的金融巨头塔皮在巴黎的寓所，把他铐起来带走……而签发这一纸逮捕令的却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法籍挪裔法官埃娃•若利。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政治和司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这一举动，揭开了法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贪污案件的冰山一角，成了惊天动地的新闻，占据了当天法国和欧洲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若利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但是，若利的勇气和果敢并未到此为止，接下来，她又以一连串的行动再次震撼了整个法国和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她连续传讯了100多名法国国会议员或在任市长，6位在位或卸任党魁，法国全国40强企业中的10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贿赂腐败弊案，蛀虫们贪污的金额高达20亿法郎。这桩弊案，揭示了法国这样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在二战后，怎样改头换面，以石油公司取代外交部，在非洲及其他战前殖民地国家里疯狂行贿，并收买战后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精英，以维持法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这些肮脏的交易，揭穿了非洲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实质以及“发达国家总是比发展中国家清廉守法”的神话。这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政治贪污案，引发了欧洲民主政体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就在巴黎地方法院深入调查该案时，若利又深挖出埃尔夫石油公司曾为法国汤姆森军火集团出售6艘拉法叶舰给台湾而负责游说当时的法国政坛高层的案外案（译注：《外交十记》（钱其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一书对此案有专章记述。）。法国“共和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迪马、他的情妇荣古尔夫人，埃尔夫常务总经理西尔旺、埃尔夫前总裁勒弗洛什—普里让等５名埃尔夫高层官员再被列为被告。迪马曾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密友，并在1984年到1986年以及1988年到1993年间两度担任法国外交部长，迪马遭起诉时则是法国“共和国宪法委员会”主席，等于是法国位阶最高的法官，而他却被控利用职权推荐其情妇荣古尔夫人为埃尔夫石油公司的公关；当荣古尔夫人收受埃尔夫的贿赂，向迪马游说批准售予6艘由汤姆森公司制造的拉法叶巡洋舰给台湾这项高达27亿美元的军售案时，迪马不但照办，更坦然分赃荣古尔夫人收受埃尔夫为此支付的6500万法郎佣金。
这一错综复杂的窝案、串案的侦讯和审理，耗时整整十年，案件最后于2003年11月在巴黎宣判。若利主导的上述一连串逮捕和侦讯行动，导致迪马、法国阿尔卡特电话公司总裁斯瓦德等一干人等被拉下马来，而前内阁部长塔皮和埃尔夫石油公司前总裁勒弗洛什—普里让、其副手西尔旺和埃尔夫石油公司加蓬分公司总裁、“非洲先生”塔拉洛等等昔日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更是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若利作为一个普通的预审法官，她在这一连串行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干练，令那些位高权重的大男人跌破眼镜，再不敢小觑她，把她同“小女子”画上等号。
写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感到好奇的是，身处自己掀起的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的中心，若利是怎么想的？她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从审理埃尔夫石油公司贿赂弊案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有关埃尔夫案和拉法叶舰案的各种各样的报道、揭秘等等书籍，早就汗牛充栋。迪马的情妇，在拉法叶舰案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荣古尔夫人，更是闪电般一口气推出4本自传，扬言要揭开黑幕，漂白自己。荣古尔夫人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为自己的自传标上《共和国的婊子》之名，赚得坛丰钵满。迪马本人更不甘让荣古尔夫人专美于前，他在2003年2月底也抛出新书《考验与证据》，大爆当年法国向台湾出售拉法叶舰法国政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内情及埃尔夫石油公司的营运黑幕。
与此同时，在过去所有曾经直接参与拉法叶舰巨额军火交易，或是后来参与侦办该案件的人员中，就有8人因 “遭遇事故”，“心脏病突发”等等原因暴毙，或在深不及膝的海滩里“淹死”或是在家里 “跳楼自杀”。这些人当中，既有军中高级将领、政府官员、情报特务，也有军火掮客或银行业务主管，而若利本人更是多次受到死亡威胁……那么，面对着所有这些腥风血雨、变幻莫测，若利是怎么想的呢？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若利自传，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若利从当事人的角度，以细腻、翔实的笔调，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录那惊心动魄的瞬间,铺陈自己坦然的心迹。打开这本自传，你仿佛跟作者并肩坐在冬日熊熊燃烧的壁炉旁，伴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听她侃侃而谈北欧的童话；又如跟她漫步在姹紫嫣红的秋林中，在鱼儿嬉游的潺潺小溪上，聆听她娓娓道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向往。若利的故事是那样惊怵，令人毛骨悚然，但她却用那样不疾不徐的语调道出，仿佛是在朗读一部关于别人的惊险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坚毅、果敢、执著，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社会的公义而不屈不挠奋斗到底的女性形象。
毋庸讳言，若利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她最受争议之处，就是法国前外长迪马对她的指责：作为承办拉法叶舰案的预审法官，若利未就汤姆森军火集团出售6艘拉法叶舰给台湾的交易案中高达5到10亿美元的佣金案进行调查或起诉相关人士，却仅就西尔旺为汤姆森开辟埃尔夫游说管道，由埃尔夫代垫佣金给被聘为公关的荣古尔夫人6千万法郎的来龙去脉一事展开调查，目标指向迪马是否利用荣古尔夫人分赃这些佣金。若利要求迪马解释与荣古尔夫人交往炽热的那段时期，获荣古尔夫人馈赠的7尊古希腊女神像、一双价值11万法郎的皮鞋以及同荣古尔夫人一起，使用埃尔夫信用卡在豪华餐厅同进同出的详细情形。迪马直陈他所遭遇的调查有悖于司法伦理。他甚至扬言，当年拉法叶舰高达5亿美元的秘密佣金，大部分都由台湾地区流回法国，作为政治酬佣在既得利益集团里分配，让不少法国政界高层人士赚得盘满钵满，喜笑颜开。当初分一杯羹者，除了售舰的汤姆森军火集团之外，甚至连法国总统府、国防部、财政部及海关总署都有幸“躬逢其盛”，迪马还握有佣金受惠者名单，到如今他却被人踢出来，当作替罪羊。这样的选择性办案，实在很难让人不作政治办案的联想。而台湾有关拉法叶舰案的报道也提出类似的疑问，质疑若利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面对这样的指责，若利爽朗地大笑：贪污6500万法郎的公务员还是只“苍蝇”吗？这只苍蝇也太大了吧！在挪威，一个政府部长为了区区100美元的不实餐饮报销就得辞职下台，法国一个部长涉嫌分赃6500万法郎的好处为什么不应该被绳之以法？至于说她为什么不去查办5亿美元佣金流向的指责，她直言那是外界误会，她作为预审法官，只能根据检察官授权审理埃尔夫石油公司贪渎弊案部分，查办佣金流向的则是另外的法官。而且，巴黎法院也传讯了“汤姆森”前总裁葛梅兹到庭解释迪马所称5亿美元的佣金流向，所以并不是没有查办。
但是，若利不讳言，一个贪官，可能贪污了几百万、几千万，但要等到收集所有的证据来办完整个案件可能费时十几年，这个贪官也可以因此被判好几个最重的刑罚，但是，法官只要能证明其中一个案件，给犯罪者定罪，就可以结案。一个人被判一个死刑跟他被判十个死刑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被判一个死刑就可以结案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查清他所有的犯罪事实，以判他十个死刑。这种办案，绝非“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无疑，若利侦办埃尔夫案的过程充满了悬念和惊怵，极具卖点。但是，如果你仅仅把若利的自传当作一本惊险故事来看的话，难免会有遗珠之憾。透过若利的描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不一样的法国政坛贪官图。十年过去了，尽管拉法叶舰案仍然水落石不出，但它牵涉到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若利在书中对许多事实用模糊的笔法一笔带过，但细心的读者仍不难发现，若利在侦办这一案中所历经的所有惊恐和曲折，她被盯梢、窃听、受到电话死亡威胁；在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她甚至需要警察24小时的贴身保护！若利所受到的威胁是在什么人的授意下做到的是不言而喻的。她的遭遇，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法国政坛的黑幕。
也许有中国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尤其是在感慨中国和外国在腐败和清廉方面的对比时更是如此。从若利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贪婪是超越国界，没有黄、白、黑的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偷吃会抹嘴，有些人偷吃不会抹嘴，而有些人更是偷吃不愿抹嘴。西方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难掩刺刀见红、血雨腥风，“发展经济”、“维护和平”、“捍卫国家利益”等等高尚词藻掩盖下的不过是赤裸裸的贪欲和中饱私囊的分赃而已。
若利跟贪官污吏的斗争之所以如此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各级官员都享有大大小小的豁免权。埃尔夫石油公司贪渎弊案和拉法叶舰案留给世人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必须取消政治官员的政治豁免权，这也正是在反腐败运动中，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借鉴的经验。
2004年12月12日于柏林
书评及简介挑战游戏规则的一本书
曾焱(《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 )
大约在2003年6月，我第一次看到埃娃-若利这个名字。那时法国各大报纸都在议论她的这本新书，一片轩然大波。从前说到拉法叶案和埃尔夫案，女主角就是翻云覆雨的荣古尔夫人，而从那时才知道，原来对立方还有这样一位经历传奇的女法官。我从法国报纸的章节摘要上看了此书部分原文，很被吸引，为她所披露的这个权力世界，也为她的人格魅力。我在自己主持的栏目里介绍了这个人和这本书，我想虽然中国的读者很难看到全书，至少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这样一群忠于正义的人，他们痛恨所谓“精英们”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丑恶世界，他们的理想就是“我们已经无法摆脱这样的世界，但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不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他们也不应该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后来方正出版社打来电话，说他们有意引进埃娃-若利这本书的版权，问我能否帮忙翻译。当时我手头正有朋友的另一本书在忙，遗憾地和他们擦肩而过。
半个月前收到方正出版社寄来的样书，中文版《我的反腐败经历》。我终于完整地读到了这本令人心怀敬意的书，而且依然为之打动。
从篇首那一长段献给世界各地在反腐败斗争中牺牲者的墓志铭，到书末的《巴黎宣言》，都有一种无言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敢于直视的悲怆。若利曾说，她在把这本书献给所有为抵制腐败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之外，还要把它“献给”世界上声势浩大的腐败，这无疑就是她的挑战宣言。她把她所发现的那个丑恶的“权力的世界”如实写了出来，没有遵循任何游戏规则，就像她在办案的8年里所做过的一样。
“权力有他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密码，自己的方式。很显然，它没有尊重法律的愿望”，这真是对权力一针见血的总结。在权力的覆盖之下，“如果我们放任世界的秩序分崩离析，那么我们的孩子——不管他们成长于纽约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管他们的郊外还是莱茵河畔——将继续生活在那些无形的、非正义的、身份隐秘的统治者的桎梏之下，而他们自己却全然不知。”所以埃娃-若利选择的是“与其抬头仰望天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垢”。
一个挪威女子来到巴黎，从家务女工做起，然后谋一份小秘书的职业养家，最后自学法律通过选拔成为巴黎历史上第一位女预审官。对手们经常对坐在法官席上的若利出言不逊：“女士，请你用规范的法语提问。”但没有什么可以打垮这个女人。
书评及简介对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思考
全球性高层腐败揭密以及对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思考
——评《我的反腐败经历》
任建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的反腐败经历》是一本反腐败的故事书。故事的主体部分（第1到11章，约70%的篇幅）是讲述法国战后一起最大的腐败案件及其调查过程。案件的主角是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以及与此案有关的经济和政治高层精英们。作者埃娃•若利本人，则是亲自参与并领导这起法国战后最大腐败案件的调查和预审工作的一名普通的法国司法系统的预审法官。本案的调查和预审工作历时8年，审判又经过了将近2年。特别是8年的调查和预审过程充满了惊险、悬念和艰辛，又是那样的真实和真切，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为绝大多数人所不知晓的高层腐败图，充分说明了高层腐败的无比猖獗和单靠司法系统反腐败的弱小。值得人们欣慰的是，本案在经历了几十次的搜查和委托行动，几千次的审讯和口供记录，司法鉴定报告则堆积如山之后，最终以正义的部分胜利而结束。之所以是部分胜利，是因为埃尔夫石油公司的贿赂舞弊案所牵出的法国军火公司的腐败案最终也没有能水落石出。而这起军火系统腐败大案又直接牵涉到我国的台湾。
本书的另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是它还用大约30%的篇幅（第13到17章）探讨了高层腐败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猖獗的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司法全球化滞后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从而使高层腐败如天马行空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和流行。而这正为害者人类自身。通过这种讨论，作者提出了通过全球合作战胜腐败，特别是战胜高层腐败的可能性。
从上面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本书是十分珍贵的。首先，它填补了反腐败图书的一个最关键的空白，就是关于跨国或全球性高层腐败的展示。虽然腐败问题是老生常谈，人人几乎都能耳熟能详，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并不知道全球意义上的高层腐败是怎样发生着的。你也许偶尔能从媒体上获知某某经济或政治精英因为腐败而下台，但是，你却并知道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这类高层腐败一般发生在几个带有高度垄断特性的行业，例如军火、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国家利益与国家秘密交织在一起，有金融系统助纣为虐，犯罪的是堪称芸芸众生之楷模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其表层危害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公平，而深层的危害则正是人类在数百年间业已建立起来的法治、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及其价值。正是由于这些缘故，高层腐败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它甚至可以动用国家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来围剿、操纵、干扰、死亡威胁反腐败力量，后者之于它们就好像是大山脚小的蝼蚁。相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对反腐败的艰难和彻底胜利，哪怕只是一个战役的彻底胜利都来之不易的理解。尤其是在全球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新时代，在人们还没有给出系统答案的现时期，我们就不应该苛求反腐败力量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每一战役都有缺憾也是正常的。
本书的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它对人类战胜高层腐败做了深入的思考。所以，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反腐败故事书。它试图引发我们的共同思考。而且本书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很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钥匙。希望读者不仅仅把本书当成一本惊险小说来看。
最后还想说的是，本书构思高超，写作精妙，文字优美，翻译也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相信你读过之后，一定会有多样的收获。
书评及简介埃娃•若利的传奇经历
我的反腐败经历》
——挪裔法籍女法官埃娃•若利的传奇经历
一位誓不低头的反腐败斗士
一宗轰动世界的埃尔夫大案
一段震撼人心的反腐败历程
《我的反腐败经历》是法籍挪裔女预审法官埃娃•若利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埃尔夫公司是法国原来最大的国有企业，发案于1994年的埃尔夫案是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案情错综复杂，涉案金额达20亿法郎，涉案高官众多，法国“共和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迪马等一批高官因此下台，法国内阁部长塔皮和埃尔夫石油公司前总裁弗洛什—普里让等一批风云人物更是因此锒铛入狱,查处此案前后耗时长达十年，轰动整个法国、整个欧洲乃至世界。
该案的查处难度和压力让人难以想像和忍受,埃娃•若利这位出身挪威乡下到巴黎做保姆、经过刻苦努力成为巴黎法庭第一位预审法官的奇女子，因发现和侦办埃尔夫案，被畅销周刊《巴黎竞赛画报》评为2000年法国最受欢迎人物之一，成为“第一个走入法兰西地下共和国的人”，是2001年透明国际廉正奖的获得者。该书讲述了她侦办埃尔夫案8年多来的种种艰辛和所遇到的重重阻挠：被调查者疯狂的反调查，众多机构、官员的游说和高压，艰难的国外追逃追赃和跨国调查，媒体的侮蔑，同事的猜疑，办公室莫明其妙的失窃，办公电话都被监听，来历不明的恐吓、威胁、跟踪、监视，以致于法国警察不得不提供了长达6年的24小时贴身保护,其经历之惊怵和曲折,令人毛骨悚然。但埃娃•若利没被吓倒，她连续传讯了100多名法国国会议员和在任市长，6位在位或卸任党魁，法国全国40强企业中的10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最终使数十高官受到惩处。本书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法国政坛的黑幕，并对令人震惊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达了作者对腐败的痛恨和对反腐败工作的执著。在该书的最后几章，埃娃•若利还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腐败高发的领域、原因进行了阐述，为我们认识和评价西方国家的腐败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该书深刻揭示了西方国家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反对腐败的艰难，远远超越我们的想像，正如透明国际官员廖燃先生在该书导读中写到的那样，并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人性的贪婪是超越国界的，西方国家的腐败问题相当的严重，并且西方国家各级官员都因享有大大小小的豁免权，使得这些腐败问题的曝露和查处要远比中国艰难的多。
本书在法国出版时曾被法庭裁定延期出版,出版后引起轰动。现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进入各国畅销书排行榜,在挪威更是久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书评及简介作者埃娃•若利致中国读者信
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都能够站起来与腐败作斗争，它就肯定不会如现在这般猖狂。
《我的反腐败经历》作者埃娃•若利致中国读者信
政治腐败是没有国界的，它今天甚至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心照不宣的共同语言。于西于东，于南于北，于亚于欧，它无处不在。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都能够站起来与腐败作斗争，它就肯定不会如现在这般猖狂。
在各种虚假企业和旧民主制度背景——就像现在的欧洲，我的故事和埃尔夫丑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上演——下的企业当中，政治腐败已经引起了一场信任危机。然而，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及经济发展都是以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如果大家遵循的不是同一条游戏规则，那最后倒塌的将是人类共同的大厦。司法正在尽力而为，它可以使民主制度重新恢复平衡。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腐败正在传播苦难。那些被社会“精英们”卷走的金钱全部流向了瑞士、卢森堡和香港的银行，而不是用于当地的再投资。这样的资金流失无异于给一个重病人放血。它甚至可以毁掉一个完整的国家，2003年阿根廷发生的严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尽管这场危机令人遗憾地造成了多人丧生，但民众的暴烈反应毕竟是有益的。
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腐败对未来而言是一种威胁，就像蝼蚁之于大堤。开始时腐败会方便交易，但随后便会给交易制造麻烦，最后甚至会将之扼杀。
对叛国、贪婪及劫贫济富这三种腐败现象，我们必须在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尚不能人人平等的道德环境里，在一个黑箱政治取代公开程序的政治环境里，在一个不是所有人都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道环境里，挺身而出，与之斗争。
经济的全球化总是比意识的全球化来得快，而人类思想的进步也总是赶不上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全世界的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努力去认识并拒绝这种偏差。重新实现平衡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牺牲生命）、智慧（要明了形势）和大众的支持（以为见证）。
在本书中，我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这本以某个夏天早晨开篇的书开始时很像警匪小说，但其中讲述的却全是真人真事。现在我将它交给了一群远在世界另一端的，素不相识的读者，但愿它能引人思考。我已经和那些强大而傲慢的敌人进行了多年斗争，而这些斗争所传递的首要信息就是希望。
2004年12月
第一部分第1节 眼中钉（1）
命运是闲不住的，它总喜欢出其不意地敲别人的门，就是对预审法官——古老审判机器上的一个普通齿轮——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深冬，阳光好像比平时要明媚一些。威严的巴黎法院静静地躺在塞纳河的怀抱中，它和它板岩上的反光从来没有显得如此美丽。转过它那高大的面墙，迎面而来的是忙碌的人群。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仿佛一个丢失在迷宫中的小橱柜。在这个建筑面积13平米，而使用面积只有8平米的小房间里堆积着小山一样的文件，桌上还有一个老式的打包机和一个每天都会出点问题的60瓦昏暗小灯。法院的墙已经是饱经风霜，岁月也在那些迷宫般的长廊和巨大的房间里刻下了烙印，尽管它们今天依然装饰着细木和拉毛粉饰，点缀着讲述寓言故事的壁画。旧民主时代的官僚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衣柜和如今已经满是尘灰的电话机，这使得法院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遗迹。
我曾在法国最优秀的政府机构——财政部（我曾在负责工业重组的部委间协调委员会担任法官代表。）的领导下执行了一个繁重的任务，随后我便开始负责经济案件。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接触到司法系统最阴暗的一面，我的失望与日俱增。Shadocks（译注：Shadocks是创作于60年代的法国卡通形象，善搞恶作剧。）的故事在法国非常流行，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有这样一句名言：“既然可以把事情搞复杂，那何必把它简单化呢？”以Shadocks的这种做事风格为准则，法国司法机关几乎每天都会做一些荒谬的决定。
幸运的是，当天早上的工作计划还能够让我微笑。我将和经济警队的同仁们合作进行一些调查行动。我喜欢与他们共事，这可以排解成堆的文件带给我的孤独感。自担任预审法官以来，我和这些警察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我们都奉行实用主义，我们都喜欢仔细地分析一张取暖费发票或一个记事本，因为这些东西中隐藏的秘密比长时间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东西要多得多。
魔鬼往往藏身于细节之中。
今天，我们将处理一些已经在手中压了很久的案子。在成堆的案件中，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彼得曼公司的案子。警方的调查工作似乎已近尾声，按照惯例剩下的事就是提起诉讼了（1994年8月18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经过调查之后将彼德曼案移交给巴黎的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又授权我来调查此案：石油巨头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往彼德曼公司的账上转移了一笔资金，表面上看，这笔资金只是数额大得有些离谱罢了，但它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某些秘密。）。我们所有人开始都没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纺织品公司得到了另一个公司的资助，仅此而已。虽然这个资助者是法国规模最大的公司（截止到1993年12月31日，埃尔夫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国企，其营业额达到了2090亿法郎，相当于318.6亿欧元。），也没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当时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法国水泥公司的案子吸引过去了，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知情人犯罪和虚设银行账户。然而，我们在讨论彼得曼案件的过程中却发现了某些东西：过于复杂的资金安排，非常奇怪的资金流动……
经验告诉我应该多加思考。直觉是一种不知疲倦的力量，它总是仔细审视一个又一个文件。彼得曼案件中的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知道应该细心。
于是，我加快了对彼得曼案件的调查速度，并开始调查埃尔夫案。
现在我才知道，在我决定调查埃尔夫案件的那一天，在巴黎的某个地方，某些手握重权的人忧虑地皱起了眉头。那些到我办公室来接受问询的证人就经常流露出这种忧虑的神情。
我已经成为了这些人的眼中钉。
不过，当时的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从一开始，我在某些人心中引起的忧虑就和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是不对等的，而正是这种不对等一直支持着我将调查工作进行下去。我永远也不可能让它们实现对等。当然，人们总希望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来对以前发生的事做出评价，但这只是一种妄想，一种对真实的篡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想到，拿这么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案子来进行一下核实居然会引出一桩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法郎的惊天大案，并将37人送上法院的被告席？我又怎么能够想到，七年之后，我们在这个深冬的早晨所揭开的黑幕已经归结成了1万多个法律文件编号、850张封条、近10立方米的文件和256册机密档案（如果将2003年3月17日之前所有有关此案的资料扫描保存，需要两张数字DVD或者十张CD才能装下。）？
因此，将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是合适的。除了事实真相以外，调查工作遇到的各种意外情况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受普通法律约束的地下世界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法律只是傻瓜之间的简单游戏。
第一部分第2节 眼中钉（2）
应当知道这样做的代价
对调查工作进行细节性的描述是不合适的。调查工作的大概情况已经在为期3个月的审理过程中公之于众。不过，在我动手写这些概况的时候，埃尔夫案件还没有正式开庭。某些人完全可以对预审工作随便地进行恶意评论，我甚至能够预料预审会在多大程度上被编成一个虚构的法律故事。刑法对预审是有一定规定的，58岁的我不可能去违反这样一部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忠实执行的法律。
不过，如果法律需要冷静和安宁，它就容不下半点阴影。在这些年的调查当中我遇到过很多威胁和恐吓，但我并没有用所谓的“职业秘密”来将它们一笔带过。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一个法官——仅仅因为他是法官——就应该成为永无休止的谣言、随时随地的电话窃听和赤裸裸的威胁性“建议”的攻击对象。没有人要求这名法官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也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默默忍受所有的侮辱和欺骗。
如果用“预审秘密”来掩饰所有那些针对我的卑劣行径，那将会使这本书显得很奇怪。恰恰相反，“预审秘密”的保护对象应该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阻挠调查的人。如果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保护伞下随意地恐吓和挑衅我，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和所有的欧洲公民一样，我的言论自由将得到宪法的保护。
同样，保持克制并不意味着要让自己变得像受虐狂一样，一个国家公务员不应该变成浑身带箭的圣塞巴斯蒂安。有人曾公开损毁我的名誉，有人甚至觉得我本身就不够廉洁自律。现在我要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因为我在挪威政府担任的职务让我觉得有义务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和“逍遥法外的特权”作斗争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应该知道这样做的代价。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隐去了大部分问询对象的名字，这样做有时候是为了维护司法调查的秘密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不让这些人暴露身份。一件件事情连续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掠过，而每一件事都对这次不平凡的预审产生着影响。有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些事和它们发生的背景完全区分开来，但我在书中写到的事应该是经得起核实的。我应该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威胁和困难都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由地发表意见。
关于这本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醒读者。调查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它由各种各样的真相串联而成，而这些真相往往又互相矛盾。某一天得出的结论往往在一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些发现所否定。国外银行的有关材料往往能够证明早些时候的审讯结果是真是假，但索取这些材料通常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如果涉及经济犯罪，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犯罪分子们的金融行为往往都经过了精心包装，这使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律上都显得无懈可击。因此，这本书写得并不容易。根据时间发展来叙事仅仅能够让人读起来比较舒适，但调查的本来面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隐藏的暗火
1995年春天。就在几周之前，我们这帮调查人员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意外发现，而彼德曼公司的背后似乎还另有文章。虽然每一天都能“抽出一段羊毛线”，但我们要处理的却是整整一个“大线团”。我们在彼德曼公司的账户上发现了多笔来自埃尔夫—加蓬公司（埃尔夫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50%的股份为加蓬政府持有，因此其地位十分特殊。）的资金，这些资金运作绝不只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它们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秘密交易。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迷宫：这里面既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又有乱七八糟的双重背景和假象，当然，还有真实存在的肮脏交易。
还好，我们的调查还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多关注，仅有的豆腐块报道很快就被时效新闻的洪流所淹没。但这是一股隐藏在我办公室里的暗火，我已经察觉气氛有些不对。我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许多证人，并获取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我发现，尽管彼德曼案尚不明朗，但它的内容和它所制造出的紧张气氛却完全不对等。
我的问询对象都是些长年在商界摸爬滚打的生意人，他们意志坚定，记忆力超强。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脸色发白，说话结巴，甚至长吁短叹。他们的眼神时而游移不定，时而突然发愣，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一会儿又盯着有关材料。他们签名的时候也是涂涂改改，仿佛是在确认自己的名字是否写对。恐惧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人们不断地与它斗争，但最后还是被它吞噬。没有人能够装出一副对恐惧无所谓的样子。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在演戏。
我收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人震惊。这些人谈到了直接的死亡威胁、夜间的骚扰电话、被损坏的汽车、恐吓性的盗窃事件（盗贼将屋子翻得底朝天但却不拿走任何东西）、到处传播的暗杀谣言以及花样百出的警告……
我当然知道，一个石油业巨头的故事和“塞居尔伯爵夫人（译注：作者原名索菲•罗斯多普希妮（1799年—1874年），法国文学家，代表作有《模范小女孩》、《索菲的不幸》和《杜哈吉那将军》。）的童年”以及“罗尔德•达尔（译注：英国作家，擅长成人小说、儿童文学和剧本写作，兼善惊悚和幽默题材，风格独树一帜。）的故事”完全不相干。世界上大部分的商业油田都在中东、西非和拉丁美洲，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都来自欧美。“黑色黄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争夺石油和石油开采权的故事是非常血腥的，“充满了喧嚣嘈杂和惊涛骇浪”。在这个故事里，到处都能看到冷箭、政变、黑钱和背信弃义的肮脏交易。如果莎士比亚生活在这个世纪，估计他能以石油为题材创作一出悲剧。
做石油生意的人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我接触过这样一名埃尔夫公司的员工，他曾担任一家炼油厂的经理，长期在危险地区工作的他已经饱经磨炼，坚定得像一块石头。有一天，他无意中和我谈起了一封信。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预审开始之前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他的律师，信中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了车祸，那肯定是一起暗杀事件。我读了这封信。他在信中暗示，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可能就是他自己公司的领导。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第一部分第3节 眼中钉（3）
“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这是一起发生在法国领土上的经济案件，它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案件的演员们，至少在现在，和国防秘密还沾不上边，但他们的做事方法在我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和平年代，这些男男女女们生活在巴黎绿树成荫的街区的中心，他们豪华公寓的窗户正对着梦幻般的街道。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仿佛一群在空旷原野上被歹徒追杀的逃亡者……他们在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会放慢脚步，仿佛害怕楼梯的拐角处会突然出现一个阴影。他们开车门的时候总是带着恐惧，他们不再打电话，他们的公寓经常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一次又一次地录口供，翻阅问询记录，审查各种合同和银行账户副本……我觉得自己身边发生的事简直就是一部社会底层的黑色小说，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人害怕警察，因为那些追踪他们的人在警方也有眼线；这些人也不相信政府，因为他们敌人手中的权力甚至高于政府。
虽然我不像他们那么害怕，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法官和医生有些相像：在治疗了多位病人之后，医生就不会再对鲜血过敏；同样，在见识了这些证词和笔录中透出的大量暴力色彩之后，暴力就不再让我害怕。它不是针对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调查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有些像雨前的巴黎天空：在预示暴风雨的乌云缓慢而不可避免地盖满天空之前，我们还可以看见几丝白色的云彩。但就在一天晚上，在听完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的证词之后，我发现乌云已经开始在我的头顶聚集。这名工程师曾在工作中违抗过上级的命令，并拒绝执行一切他认为非法的命令。可想而知，他肯定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一切：匿名的警告、动摇信心的谣言以及直接的死亡威胁……
问询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待了一会。我有些恍惚，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我开始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忽然，这名工程师再次敲开了我的门。看见我惊奇的样子，他把食指放在嘴上，意思是告诉我不要说话。随后，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小心！我发现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然后，他离开了。
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熟悉埃尔夫内部的游戏规则。每天早上他都吹着口哨，走过纳伊大桥到位于拉德芳斯商业区的埃尔夫大厦去上班，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成为这个公司的中层领导。他知道埃尔夫的底牌，也知道这个公司做了些什么。他的举动告诉我，这个办公室并不安全，而且我的调查很有可能已经被人监视了。
被人瞄准的感觉
每个人都知道石油巨头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管是英美的“石油七姐妹”（译注：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期间，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谢夫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及英国石油公司七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世界石油市场，史称“石油七姐妹”。）还是它们的法国同行都会在背地里干些龌龊之事。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说，这种龌龊的色彩却是与生俱来的。埃尔夫公司的创始人皮埃尔•吉约马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过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战后他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长，并同时负责原子能计划。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埃尔夫公司创立伊始，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公司的各层安置了许多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既是石油工业家，又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公司设立的情报部门表面上只负责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暗地里却肩负着为法国政府提供情报的使命（早在60年代初，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埃尔夫公司的内部设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监督者是一名负责特殊事务的情报官员，而这名官员和戴高乐将军的非洲事务顾问雅克•福卡尔又保持着频繁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公司的安全工作一直是由该情报部门负责，莫里斯•罗贝尔上校（他曾和雅克•福卡尔一起创立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非洲部）、帕特里斯•德卢斯塔尔（曾担任过法国安全总局行动部的负责人）和外号“上校”的让—皮埃尔•达尼埃尔（一名具有特工背景的军官）曾先后担任过该部门的负责人。（见1997年9月28日的《世界报》文章：《埃尔夫的情报部门和法国之间的互相渗透》）。）。在上世纪80年代，埃尔夫公司又多了一个任务：向促成法国和某些国家之间这样那样合同的“中间人”支付佣金，而这些合同的背后往往隐藏某种外交交易以及某些外国政府的腐败行为。因此，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非洲，埃尔夫内部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些任务。当然，这些机构肯定是见不得人的。
同时，这些机构又在不断发展自己的下属网络，它们已经如沉积岩一般遍布埃尔夫公司的整个肌体。被它们瞄准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
手里拿着这张字迹潦草的字条，我第一次感到担心了。在以前的一次预审中我就受到过威胁，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还是让这几周来弥漫在调查周围的紧张空气变得清晰了许多。我想起了一些证人曾受到的威胁：“你将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如果你不听话，你会倒霉的”，“你过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些话越来越突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过，和我后面的经历比起来，那天晚上我体验到的恐惧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已经出现，就那么简单。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把头靠在郊区列车的车窗上，任凭各种乱七八糟的往事在脑海里碰撞。我就好像在玩一个拼图游戏，随着越来越多的图块各归其位，我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决定像从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生活，不让恐惧控制我的身心。
如果当时我被恐惧所征服，我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停止预审，不让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世界将继续转动，我将继续调查那些可疑的破产案、偷税案和银行卡诈骗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我看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调查却还遭人谴责的时候，当我认真审视我们所有人为此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然而，我不喜欢“我本能够”，“我本应该”诸如此类的说法。法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总喜欢和感情的不确定性玩游戏，并因此制造出了条件式和先将来时等语法“国粹”。但我这个人比较缺乏诗意，比较实际，在骨子里我更像挪威人。我是不会被吓倒的。
我仅仅只是他们的眼中钉吗？
不。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威胁。
第一部分第4节 威胁（1）
调查开始还不到一年，我就迎来了第一位信使。
在涉及敏感政治、情报工作和保密行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加密的，而且消息的传递往往会通过一个第三者进行。一位国内反间谍局、中央情报局或摩萨德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会在某一天早上敲开你的房门，眼睛直直地看着你，然后告诉你他正在调查什么并且他为何觉得你也牵涉其中。他们会使用一些中间人，而这些中间人又会给你带来一些足够晦涩难懂的信息。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但又不会完全挑明。
我的第一位送信人名叫弗朗斯——至少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是通过一位朋友找到我的。几个月来，我一直是一家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所关注的对象，因此常常有人刚和我认识就邀请我去看戏剧，有时候还会邀上他自己的一群朋友同去。这位将弗朗斯介绍给我的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他的这种殷勤看成是一种轻率的表现，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和一堆朋友聚在一起，看看高雅的展会，听听美妙的音乐会，当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美味的法国大餐，因为我们毕竟身在巴黎。
一天晚上，这位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参加一个聚会，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由于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现在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并放松一下自己。聚会开始几分钟后，一个男人向我走了过来，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说他叫弗朗斯。随后，这名陌生人把我叫到了一边，用一种特工所特有的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警告我说：
“女士，您应该明白，法律可以审判世界上98%的犯罪，但它对剩下的2%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把这剩下的2%称为国家机密。现在，很多重大利益都和您有关系，所以请您一定要小心。国家有自己的秘密守护者，他们可不温柔。您应该理智一些……”
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就警惕起来了。我知道，我的友谊被人利用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第二天，我马上和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圈子拉开了距离。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弗朗斯和埃尔夫案件中最重要的嫌疑犯之一身边的人交往甚密，但他本人对我并没有恶意。
他仅仅是一个送信的小兵而已。
两害之中取其轻
压力的火车已经启动，我甚至能听见它内部机械的撞击声。我明白，我不应该仅仅在法院里面保持警惕，因为这次调查同样也会对我的私人生活造成影响。从此以后，我变得非常小心。
我还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一条黄线是无论如何不能迈过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三个半人的力量——我，一个书记员，两个经济警察（其中一个还是兼职）——来完成这项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对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由国家最高层一手创建且大力支持的系统。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
不过我认为适可而止的时机很有可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当同事们告诫我谨慎从事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回答：“前怕虎后怕狼，那什么也干不成。”我的本能促使我不断采取行动。我已经掌握到许多证明埃尔夫公司存在经济犯罪的证据，不过周围的气氛却变得越来越怪。我没有理由停止手中的调查工作，恰恰相反，各种各样的障碍反倒增强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不过，有决心并不意味着不审时度势。我的眼前始终闪现着一个预警灯：我正在调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我发现，埃尔夫公司内部有着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只有某些关键人物才了解各种石油合同的来龙去脉。走进埃尔夫这座大森林，我看到了它那数不清的岔道、森严的等级结构和巨大的非法权力。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一整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心照不宣的。埃尔夫公司是在戴高乐将军的授意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一直是法国外交的一颗重要棋子。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很有可能会踩上某颗地雷——我探寻的某个秘密可能根本就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
事实上，在由人组成的政府中肯定会存在一些民主之光照耀不到的东西：非法交易、涉及向某些“敏感国家”贩卖军火的秘密合作以及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国家秘密联盟”。作为一个公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此感到遗憾。但作为一个法官，我不可能隐瞒这种现实。我们的国家在其非洲的老殖民地还保留着很多利益。同时，法国也是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它还在世界的核力量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法兰西也大搞地下交易。
对这部分“看不见的冰山”进行一下描述是很有必要的。在进行调查的同时，我还到国防高级研究学院（从广义上讲，创建于1949年的国防高级研究学院是一所专门为法国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负责公共事务、武器装备事务和敏感产业的官员提供深入的国防信息的学院。1997年，该学院成为了一个公共行政机构，直接受政府总理领导。）进修学习了一阵子。稳步进行的调查揭示了这个国家和它所从事的肮脏勾当之间的矛盾，这让我开了眼界，也促使我想去学习一下刑法和商法上都没有的东西。法国创立了一些非常好的学院，国防高级研究学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的学习当中，尽管受尽了拥挤之苦，但我还是非常幸运地听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讲座。还有一件事需要附带地说一下。在和我一起进修的这群人当中，我始终觉得有一个负责给我送信的人。一旦我的行为和我的法官身份稍有不符，这个人就会向我靠近。
在调查敏感案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既从政治角度，又从综合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这里写的是“政治角度”而不是“派系角度”。集体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调查工作中，我常常参考在财政部工作时得出的经验。当时我们的特派员常常要集中起来为某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支招，我们必须从许多糟糕的选择中找出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往往需要在两害当中取其轻。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这个企业战胜财务危机，继续生存下去。
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我们应该从生活而不是教科书里学习如何抉择。因此，我在工作中经常和检察官们交流信息（法国司法系统将法官分为两类：审判法官和检察官。审判法官是终身制，拥有独立的司法权，主要负责提供司法信息和作出判决。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主要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保护社会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预审法官虽然拥有较大的自由行动权，但还是要受到检察部门的控制，后者可以要求主管上诉法院中的预审法庭取消或采取某些行动。），在我看来，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是互相依存的。我和检察官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可以集中注意力来调查那些有可能涉及犯罪的事件，而检察官们则替我挡住在我周围散布的一切谣言，不让它们像吸引公牛的红斗篷那样来分散我的精力。
第一部分第5节 威胁（2）
意料之外的阻力
预审法官有时候会被法国司法系统里面的某些专门喜欢造谣中伤的人描述成孤独的萨伏纳罗拉（译注：萨伏纳罗拉•吉诺拉莫（1452年—1498年），意大利基督教布道家、改革家和殉道士，后被世俗法庭判处绞刑和火刑。）——一个只会成天蜷缩在卷宗堆成的象牙塔里，履行着替世人洗罪职责的可怜虫。不过，预审法官的这个形象和他在《小事件》中的形象则完全不同。在《小事件》中，预审法官常常敢于对抗强权。
因为他并不是孤身作战。
拿破仑曾对预审法官有过这样的评价：“法国最强有力的人”。不过，这句话却常常被后人错误地引用。毫无疑问，这句话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情况：从法律上讲，只要申请到了调查许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的规定，预审法官只能依照省级法院检察长所提交的诉状（有关的犯罪行为都罗列其中）进行调查。一旦预审法官在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新情况，他必须立即和检查机关进行沟通，并要求检察长再提交一份补充诉状，以便扩大自己的调查权限。），我就有权搜查任何地方并羁押任何人（以前，预审法官有权暂时羁押一名嫌疑犯——不过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同意。2000年7月15日出台的法律将这一权力归到了主管释放和羁押事务的法官手中。）。但法国的司法体系是建立在法官与检察官之间一种复杂的平衡系统之上的，这种平衡系统可以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调查敏感事件的时候，预审法官当然可以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这样。不过，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一名预审法官在调查当中公开地和检察系统对抗，那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来自司法系统的阻力，而他调查的案件不是被法院遗忘，就是被撤销、暂停或者完全扔到一边。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界限：即使司法系统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漏洞，我的调查工作也必须被检察官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我正要推开的这扇门是被人有意且小心地关上的。我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底线。我的职责是将一切可以审判的人和事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并且让自己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我不能为一些空想耗费自己的精力。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和国家对抗。
在这八年的调查工作中，我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不过，我周围的环境却在因为我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每采取一项行动，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会把调查引向一个偏离我们预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求调查的那些企业领导人的反应是非常不理性的。在他们的圈子里混的人都是些在政治界和经济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其中也不乏贪赃枉法之徒。在这个圈子里，法律只是一种附属品。在他们看来，法律应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和他们对着干。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里，这里唯一通行的法律是：不被人看见，就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这些企业领导们既没有冷静地进行推理，又没有利用我们起初的幼稚和司法系统的惰性，相反，他们选择了对我们采取强硬措施：欺骗加公开对抗。他们认为我会被打倒并最终屈服。然而，也许我会倒下、害怕、犹豫甚至怀疑自己，但我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威胁甚至坚定了我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绿色的小卡片。这张卡片是夹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信封里的，而信封就贴在我办公室126号房间的门上——平时我经常在门上贴一些请勿打扰的告示，以防有人在我调查取证的时候不合时宜地闯进我的办公室。
我很少收到请帖，相信这张卡片也不是。取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张卡片上有许多用铅笔写成的潦草名字，而我只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雷诺法官（弗朗索瓦•雷诺是里昂的一名预审法官，同时也是法官工会的创始人之一。1975年7月2日深夜，刚刚参加完朋友聚会的他被三名不明身份的人刺杀身亡。有关此案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果。）。第二个就是我。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其余这些都是二战结束以来被暗杀的法官的名字。
除了我的以外，其他的名字被划掉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法院的高墙之外。纷乱繁杂之余，我还感到恶心和愤怒：如果有人相信可以用这种挑衅的方式来阻止我，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
第一部分第6节 威胁（3）
在我家周围
1996年5月。在连续18个月的高强度调查之后，埃尔夫案件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埃尔夫前总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逐渐浮出水面。局势已经变得非常敏感，因为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在6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总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曾在1995年12月遭遇了罢工风潮，现在它依然没能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从司法角度来看，对洛伊克•勒
弗洛什—普里让的这次任命毫无疑问是一种保护措施，它让所有针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它的总裁的强制措施都变得非常敏感，尽管这些措施有时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的身体都能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每天晚上我都很难入睡，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又感觉昏昏沉沉。那是一段非常黯淡的日子，同事们提醒我要小心，证人们告诫我要谨慎。在进行了一些令人担心的调查取证之后，我甚至觉得整个经济警队都笼罩在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
是不是这个案子的敏感性让我觉得不堪重负，而身体的劳累又加深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被人监视，有时甚至被人跟踪。当我乘坐地区快速列车回家的时候，尤其是在晚上，我越来越感到害怕。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的身边经常会开过一些小汽车，车里的人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晚上，一个男人从火车站的站台就开始跟着我。在这种郊区列车里经常会有一些可怜的乞讨者，他们往往会靠近你的身边要钱，但这个人不是。他的肩很宽，看上去像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到站后，我下了车，他也下了车；我加快了脚步，他也加快了脚步。随后，他突然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惊恐地四处张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镇里的人经常看到几辆奇怪的小车在附近开来开去。有人经常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一接起来那边马上就挂掉了。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偶然事件。不过，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戒备心也越来越强。
警惕心理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甚至担心有人会在我的汽车上动手脚。火车站的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我将自己的汽车停在咖啡馆的窗台下，并拜托那里的一位店员帮我照看。几天之后这名店员告诉我，这几天有几个陌生人经常在附近转来转去。气氛愈发紧张了。
6月5日，邻居们（我们住在一个有十多栋房子的小村庄里）提醒我：三辆汽车在我的房子面前停了几个小时，车上的人好像在等什么。我告诉邻居们，我没有权利不准别人在我的房子周围溜达，我也不能这么做。一个邻居主妇记下了其中一辆浅色汽车的车牌号。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对这个牌照进行了核实。
6月11日早上，另外一辆汽车又公然在我的住所周围游荡。它很有规律地时慢时快，就这样开了几个小时。一位邻居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和样式（那是一辆深色的雪铁龙AX型轿车。），我马上将它们传给宪兵队进行核实，结果发现：这辆车和6月5日那辆车虽然颜色不同，但它们使用的居然是同一个牌照！当然，这个牌照肯定是假的。
显示力量
当天，法院的副检察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同往常一样风度翩翩并且态度和蔼，但我发现他的黑眼睛比平时更明亮，而且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前些日子我见了一位老朋友。我非常信任他。他提醒我说，您现在正身处危险当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很紧迫的危险。”
“那您能告诉我这位朋友是谁吗？”
“除非你发誓不再重复这个名字。”
“我发誓。”
当我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明白事情果然非常严重。在法国的国家机器中有这样一些政客：他们的部分身份是对外公开的，但其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却对外保密。这些人不仅了解国防机密，还善于到处散布谣言。我不喜欢他们。副检察长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副检察长建议我申请警方的保护（对于警方来说，保护程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需要多组警察轮流值班。负责反恐事务的法官中已经有人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负责经济案件的法官还从未享受过此等“殊荣”。），但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证人们受到了威胁，我住所的周围出现了幽灵般的汽车，朋友的劝诫令人毛骨悚然……不管怎么说，对这些预警信号视而不见肯定是不明智的。
毫无疑问，如果这股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真的决定要除掉我，那么它现有的力量已经足够了。许多和黑手党作斗争的意大利法官虽然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最后往往还是难逃一死。不过，法国警方却常常向我保证，得到他们保护的人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最后我还是决定申请保护。
我马上写了一封申请信。在信中我谈到了那两辆挂假牌照的汽车，但没有提到和副检察长的这番谈话。信是这样结尾的：“鉴于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出现了一些离奇事件，而且我手上又有一些重要的案子要办，我认为，向你们申请为期几周的一般性保护应该是一种慎重的选择。”（见《致院长女士的一封信》，1996年6月12日。）
我的身边不断有事发生，但我对此却无能为力。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就好似一道晴天霹雳。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保护到夏天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我做出的这个选择对那些妄图动摇我信心的人还是有一定威慑。
谁知道，这一保护就是六年。
第一部分第7节 威胁（4）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身边都至少有一辆汽车和两名贴身保镖，在局势紧张的时候还会更多。在短短几周之内，警方就控制了我所有的社会交往，我再也不能到咖啡馆和朋友聚会，不能随便逛街，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的我甚至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我不得不在别人的眼睛下生活。
在开始那段时间，我享受的完全是“超级贴身式”的24小时全天候保护。警官们就在我卧室旁边的房间里执勤，他们的枪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们不仅要检查所有的信件和所有我要进入的房间，甚至还叫我穿上防弹背心。走在我两旁的时候，警官们还会随身携带一个凯夫拉尔纤维制成的垫子，这个垫子被做成公文包的样子，目的是预防可能出现的枪击。警官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可能是做给那些想伤害我的人看的，也有可能是做给我看的，目的是让我知道事态已经变得多么的敏感。
6月份，我的一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也不得不接受警方的保护。这些威胁到底来自何方？这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我有这样一种预感：针对我的敌视目光正在不断聚集，但它们又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怀疑的目标很自然地指向了那些我们正在调查的人，因为调查不仅打扰了他们的安宁生活，甚至正在“威胁”他们逍遥法外的特权。但调查对象实在太多了：公司领导、外国政府、埃尔夫的竞争对手、情报部门……它们都有可能牵涉其中。
还有人妄图通过动摇我的私人生活来阻挠调查。成为一名经济法官后，我就对丈夫提出了一条带有强迫色彩的要求：家里所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他的诊所不能偷税漏税，就是无意的也不行。我知道，有人肯定会对我的私人生活感兴趣，他们将审查所有和我有过来往的人，仔细研究所有有关我个人生活的资料，甚至连一张发票也不会放过。但他们是不会抓到任何把柄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有人曾经用同样的手法打败了法官埃里克•阿尔方和我的意大利同行安东尼奥•迪彼得罗（1994年11月，米兰检察院助理检察长、“肃贪”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由于不堪忍受别人对他私生活的攻击而提出辞呈。）。不过，这些伎俩在我这里能得到的只有蔑视。
7月初，整个司法系统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传唤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日子逐渐临近了。有关政界将出面干涉的谣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不过它们都是经不起核实的，也不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除此之外，一些荒谬之极的谣言也开始出现。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饭桌上听见一名记者说，一个秘密中间人曾给了我30万法郎（合45735欧元）的现金，并要求我停止调查工作。这些东西简直是太可笑了，我对它们完全不屑一顾（在整个案件的调查进程中，这样的谣言是无法避免的。一名嫌疑人的律师曾在两次听证会上表情神秘地向证人们暗示，他的手中掌握着我腐败的证据，但他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明材料。在这六年之中，我“腐败的金额”居然增加了99倍，由最开始的4.5万欧元变成了后来的近450万欧元。不管怎样，这些谣言至少说明了我在不断升值。）。
1996年7月4日，埃尔夫前总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听证会如期举行。对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进行调查并将他监禁的决定不仅在整个法院引起了震动，在社会上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当然，这只是整个预审中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更多的重要事件将接踵而至。
第一部分第8节 威胁（5）
底线
1996年的这个夏天，我学会了同时在两个世界中生活。一个世界是预审的世界，这里到处涌动着湍急的暗流，人们说的话常常带有深层含义，不法利益打着外交利益的幌子大行其道，一笔又一笔的资金以极快的速度在名目繁多的“海外机构”之间转来转去。另一个世界就是我私人生活的世界，它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星球，也更接近一个普通法国家庭的生活。
我曾经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工作给我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为此所采取的行动只能将这种影响部分地掩盖起来。在我的周围，警方实施的全天候保护已经使危险变得越来越具体，警官们和他们的武器正在逐渐勾勒出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形状。这种感觉就好像身患绝症，对死亡的恐惧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这种恐惧感很像超声波，尽管人耳听不见它，但它依然在空气中持续传播。
要我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实在太困难了。只要我身边有个什么细微响动，警官们的手马上就按到了枪上，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一个星期六，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房子的大门开了一条缝。见此情形，我的两名贴身保镖马上拔出了手枪。我突然想起，这天是园艺工帮我整理花园的日子！于是，我马上叫两名保镖不要采取行动。警察的职责要求他们保持警惕，而他们的紧张情绪又时不时地对我造成影响。在车上的时候，只要看见一辆后座载人的摩托车向我们靠近，他们的手也会放到枪上。他们必须为任何偶然事件做好准备，因为一旦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后果就有可能变得不堪设想。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避开拥挤的人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害。我已经尽量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我很遵守这些专门为我制定的安全措施，我尤其尊重那些贴身保镖。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很注意让我和别人保持距离。这些和我终日相伴的人自己也有生命危险。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关系和一种相互的信任感。我们坐同一辆汽车，同一架飞机，我们一起回忆自己从前有过的美好旅行，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孩子的照片拿出来大家分享。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名保镖，他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世界观和我完全相悖。母亲节的时候，他送给了我一束鲜花，并对我说：“女士，为了您，我当效死命……”
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说的是真心话。
那确实是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的许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为了写这本书，我翻阅了许多私人信件，这才勉强记起了一些东西，下面这张传真就是其中之一。这张传真是一位邻居发给我的，上面的日期是1996年9月15日，也就是埃尔夫前总裁被监禁两个月之后。当时局势的紧张程度从这张传真里可见一斑：“昨天晚上快到8点15分的时候，一辆深紫色雷诺15在距离您家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它的车窗紧闭，我看不见里面坐的什么人。当我的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它突然启动，然后马上离开了。这辆车根本没挂牌照。我开车绕着蒂耶尔大街转了一会，发现不远处还有一辆深紫色雷诺19。这辆车开着灯等在那里，它同样也没有牌照。不一会，这两辆车便汇合到了一起，然后上了帕莫维大街。我跟了它们大概300米。我的车灯一直开着，我要告诉他们，您的房子有邻居帮着照看。随后，我马上给您家里打了个电话，以便将这一切告诉您。”
这样的事情我到底遇到过多少次？十次？二十次？今天“一位朋友来善言相劝”，明天有人寄来一个木制的小棺材，后天一位证人又带来一些让大家都不寒而栗的死亡威胁……
威胁无处不在，但它却未对我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对此我有两种假设性解释。第一种解释比较温和：谣言有自己的生命，它一传十，十传百，但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谣言的养料是人类的利欲，看一个女人和危险搏斗对于许多人来讲无异于看一出好戏，品一瓶消遣的好酒。所有这些不自觉出现的危险信号都只不过是我经历的这场暴风雨中的闪光而已。第二种解释就令人担心了：不管是建议、警告还是赤裸裸的威胁，它们的目的都是告诉我不要和国家的至高利益相抗衡。我估计，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不存在任何偶然情况的。预审之所以能继续进行，那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身边有贴身保镖，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迈过他们心中的底线。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当今天的人们翻阅埃尔夫案件的庭审纪录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曾经摆在我面前的这条底线有个大致了解。在1996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曝光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然而不管是在巴黎还是非洲，许多人都知道自己要保护的腐败圈子是如何巨大。
在预审结束之后，我非常惊奇地发现，许多外人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曾受到何等严密的监视，我的生命经历过何等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和那些在夜晚被探照灯追逐的动物有几分相似。除了强烈的灯光以外，它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于是只能胡乱瞎跑，但却始终跑不出探照灯的光圈。
第一部分第9节 威胁（6）
“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
从逻辑上讲，当自己的职员在工作当中受到威胁时，政府部门应该站出来支持并保护她。然而在法院，我的非常处境却引来了人们的议论和伪君子的窃窃私语：“这简直就像在拍电影！”没有人肯把我的同事们召集起来，用几句简短的话向他们说明我现在为什么必须接受保护。政府部门对一切都可以满不在乎，但它却不能容忍任何人来破坏自己的安宁。
感性似乎已经战胜了理智。
什么？一名小法官不仅拿着国家的俸禄在巴黎到处闲逛，还要国家专门派两名凶神恶煞的护卫来送她进电梯、为她开办公室门？（负责经济案件的元老级预审法官埃迪特•布瓦泽特最近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就曾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情绪：“我认为警方完全没有必要对一名法官进行长达三到四年的保护……这一切根本就是骗人的！……对（埃娃•若利）来讲，警方的保护是她炫耀权力的一种方式……我丝毫不羡慕她拥有的这种特权，我更喜欢开着自己的小车回家……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她面临的危险到底有多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危险？”（见格雷伊萨梅和达尼埃尔•斯奇雷德曼合著的《法官们向何处去？》一书第55至56页，法亚内出版社2002年出版））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保镖们总是尽量维持人群的流动，以免引起围观。这本是他们的职责，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我目空一切的表现。
更奇怪的是，这样的保护在别人的眼中居然成了一种特权！我在他们的眼中就像是一位带着两名仆从的公主。不过，我可不希望任何人享受这种待遇。我的个人生活已经变成了一桩沉闷而黯淡的苦差，没有轻松的调侃，也没有意外的惊喜。
有些手中有权的人已经习惯了规律的生活，他们每天早上准时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下午又准时离开，丝毫不觉有什么不妥。但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和所有的职业妇女一样，我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每天还被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累个半死。对于所有人来说，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保镖到大商场里去买圣诞礼物都是一种古怪而痛苦的经历。某个星期天的傍晚，你和丈夫在朋友家吃了饭回来，坐在车里欣赏着落日的余晖，兴致勃勃地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突然，保镖要你把头低下，因为附近出现了情况。就这样，这个美妙的夜晚被糟蹋了。我发誓今后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我向警方正式提出了撤除保护的要求，但他们拒绝了。警方的领导层甚至还决定在某些时间段加强保护措施，他们不仅将我的保镖人数增加一倍（由2个增加到4个），还增设了一个摩托护卫队。护卫队的警官们话都不多，他们根本没有向我解释警方这样做的原因。当时，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其中一位警官。直到今年冬天一位朋友给我看了那次采访的记录后，我才明白警官们当时的感受：“有些威胁是非常具体的，那绝不是恐吓。我们得到消息，有人已经就购买埃娃•若利的人头达成了协议，他们将雇一名杀手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消息已经得到了情报部门的确认。有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好像在拍间谍片，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如果我们发现埃娃•若利有些情绪不稳或者不够冷静，我们就会感到担心。她周围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局势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见如下地址：http://www.cfpj.com/spe_cfj/garde/gardecor/joly1.html）
在法院里，我不得不面对同事们敌视的目光，我毫无选择余地。没有友善的言语，也没有默契的眼神交流，就连和我相处多年的检察官们也对我十分冷漠。在走廊上碰面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对我视而不见。在内心深处，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伤害巨大。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敌意并不是完全冲着我来的：他们只是暂时还无法接受埃尔夫案件的真相罢了。
当司法调查逐渐靠近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判断系统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将高烧和它的征兆混淆起来。对于旁人来说，如果一名法官因为调查某一种民主制度的权力和等级结构而身陷险境，那么对他偶尔得到的“恩赐”——就好像现在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我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并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感到愤慨肯定比反思这种民主制度的缺陷要简单得多。
第一部分第10节 威胁（7）
在我的意识中，威胁的真实情况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已经学会不去想它，但它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确实已经非常强烈。在一次大使馆组织的鸡尾酒会上，我偶然遇到了法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将领，他的制服上挂满了奖章。友好地寒暄了几分钟之后，这位将军突然用他的蓝眼睛盯着我：
“女士，我觉得您这段时间肯定过得不是很顺。纷乱的生活、沉重的压力、可怕的威胁……不过，我认为您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我没有回答，但给了他一个带着谢意的微笑。他停了两秒钟，随后换了一种冰冷的声音继续说：
“如果您的调查对象不是石油公司而是军火企业，那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军火圈子里是不存在警告这一说的，一旦您开始调查，那么您将只有48小时好活……”
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冰冷。他的语气非常坚决，好像要把这番话刻在我的脑海中一般。我觉得自己的肚子上好像挨了一记老拳，我费了好大的力才让自己没有跌倒。当然，接下来我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东西……
从那时开始直到预审的最后一天，每当我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这番警告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它就像那些平时我们记在手背上的训诫，尽管擦去了，但还是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您将只有48小时好活……”
幸运的是，我尽力做到了不要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些威胁。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某种现实环境，他的思想就会学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有一次，一位朋友给我讲了她在黎巴嫩战争期间贝鲁特的一段经历。当时的黎巴嫩到处弥漫着恐怖，这位朋友有一天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会依靠听广播来寻找一条从海滩回住处的安全道路，以便避开危险的枪战……当时的她为了安全回到住处可以收集一切可能有用的建议，当然，现在的我有时也采取相似的做法。尽管每一次新的威胁都会在每周的第一天重新激起我的恐惧感，但在剩下的六天里，我会尽量不去想它。
我的阿莉阿德尼之线（译注：在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用小线团帮助杀死怪兽后的修提斯逃出了迷宫。后多用阿莉阿德尼之线来指代能够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与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长期的斗争，但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奏效。埃尔夫这样的跨国公司不仅拥有高水平的金融部门，还拥有大量高学历的工程师和身经百战的律师，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众多隐秘企业和大量灰色资金的庞大系统。不仅如此，埃尔夫公司在世界许多大洲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当时的埃尔夫公司在一百个国家拥有正式的分支机构，控制着800个分公司，并在350个企业中拥有股份。）。我们常常需要从一张长达数米的交易单上找一个小小的付款记录，而这个付款记录和别的付款记录表面上又没有什么两样。为此我们常常要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并增加取证和审讯的次数。
当我的调查对象们穿过法院那层高5米、迷宫般的长廊时，他们都会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但当他们第一次进入我那仆人房般的预审办公室时，这种惊讶之情就变成了不屑。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到政府部门，确切些说应该是部长办公室坐坐了。他们的外套内层装饰着荣耀骑士协会的绣花，他们衬衣袖口的扣子来自旺多姆广场的名牌首饰店，他们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名人录”上。他们甚至十分明确地向我表示，预审办公室那把有些破旧的椅子根本就配不上他们那尊贵的臀部。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显得不安和不知所措，但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傲慢之情。他们都是些拥有极高智商的冷血动物，一会儿虚情假意，温顺有加，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狂暴异常，毫不留情。他们已经忘记受人非议是一种什么感觉。尽管在我的面前他们都会装得镇定自若，但一些平淡无奇的细节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慌张，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尝试着和我做交易，尽管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生意场；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完全失控，甚至将刑法和执行刑法的法官混为一谈。
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冒险承认任何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的事实，就连一笔汇往他们私人账户上的可疑汇款他们也极力否认。所有的钱仿佛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了他们的手上，而他们花钱仿佛也是从来不经过大脑。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因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尽管困难重重，但预审还是在1996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平时关注得更多的还是那些具体的问题，对于案件的整体情况则研究较少，因为一开始就专注于整体有可能让我们无从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在最开始遇到的问题相继水落石出。每当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懈，像一只不停往玻璃上撞的蜜蜂那样坚持不懈。我必须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假设，直到查出事实真相。当答案终于出现的时候，那种由衷的、精神上的愉悦将难以名状。
预审开始之后，我已经逐渐学会识别敌人的力量有多强，他们的盟友有哪些，哪些地方是敏感的，哪些领域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调查。我曾经为英美“石油七姐妹”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高明的犯罪手法而感叹，但和埃尔夫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埃尔夫一案中，被挪用的国家资产数额很有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已经抓住了自己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决不会松手。
第一部分第11节 重压之下（1）
1997年初，埃尔夫案牵涉到的人和事越来越多，而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活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有些人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但许多证人都感到害怕。我在这里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这样做将违反预审的有关规定。我知道，他们手头掌握着一些我们没有的重要信息。一名在埃尔夫公司担任战略要职的女士告诉我，她手头有一些极其重要的资料。她永远不会将这些资料公之于众，因为这样做将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而言都非常可怕的后果。
还有一次，一个犯了轻罪的年轻人偶然得到了一些有损某名被调查者名誉的资料，于是他便试着拿这些资料去要挟对方以便捞点好处。不过，他马上就被人带到一个地方毒打了一顿，还受到了威胁。他对对方办公室的描述和这名被调查者办公室的真实情况非常相似，他甚至还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办公室里在哪一天，什么时间来过一个电话。经过核实，我们认定这一切肯定是这名被调查者指使人干的。看来这个案子不会走得更远了，但它的敏感性不会有丝毫减弱。
不久之后，另一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告诉我，一个外国情报部门在办案的时候偶然发现他的电话被人监听了，他们马上通知了他。随后不久，他便收到了公开的死亡威胁。他甚至决定离开法国，在外面待几个月之后再回来。
他相信自己肯定会被杀，而且我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把事情闹大
1997年4月4日，埃尔夫—加蓬公司总裁安德烈•塔拉洛（安德烈•塔拉洛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和雅克•希拉克是校友。1967年，他进入石油工作研究公司工作，并在4年后成为该公司的行政经理，后来又升为非洲区总经理。1977年，他被任命为埃尔夫—加蓬公司总裁，并在这个位置上待了20年。后来，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埃尔夫—刚果公司总裁（1984年）、埃尔夫—安哥拉公司总裁（1988年）和埃尔夫贸易公司总裁（1992年）……）也被牵涉进来。得知这个新消息后，我便开始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以便腾出时间来和他见一下面。当天我便对安德烈•塔拉洛进行了审问。由于他涉嫌挪用的资金数额巨大，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将他羁押（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有关规定，只有当羁押成为保护证据，给证人和受害人减少压力以及防止嫌疑人和同谋之间串谋口供的唯一方法时，法官才能下令暂时羁押嫌疑人。）。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置可否，而安德烈•塔拉洛的律师团则坚持要求让他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他在外交界和生意圈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工作计划有可能完全被打乱：如果现在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那么他将在第二天和埃尔夫公司的新总裁菲利普•雅弗雷一起出国会见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
我本身是不愿妥协的，其他人则在一旁争论不休。我走到一边，以便能够安静地思考一下。我可以下令暂时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也可以让他毫发无损地走出我的办公室。夜已经深了，而我还在苦苦地权衡利弊。安德烈•塔拉洛已经不再年轻，当天就是他的70岁生日。我给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律师打了一个电话，他肯定地告诉我，第二天的加蓬之行并不是安德烈•塔拉洛为了逃避调查而有意安排的。不管怎么说，我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已经取得了成效：一名埃尔夫公司的重要领导已经承认自己在境外拥有一个私人账户。有了如此招认，证人承受的压力和有关证据被破坏的风险就小了许多。
最后我还是决定暂时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为了获得自由，安德烈•塔拉洛还创纪录地缴纳了几百万法郎的保证金，这使我相信，他们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灰色资金。星期六早上，我非常平静地回到了家里，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够将笼罩在案件周围的迷雾一扫而光。尽管面前有一堵由威胁和精神压力组成的高墙，但我还是相信自己能够更加从容地将预审进行下去。
然而，我完全错了。
从第二周的星期一开始，我周围气氛的紧张程度就开始大幅度攀升。当天下午，我发现上周五问询证人时所做的笔录居然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当天的《世界报》上。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了媒体，他们显然是想把事情闹大。更严重的是，我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的决定马上招致了众人的非议，有关我迫于政治压力而释放安德烈•塔拉洛的谣言越传越广，甚至每一分钟都会补充进一些新的细节。人们认为我肯定接到了很多个神秘电话，而这些电话又最终影响了我的决定。由于我在上周五晚上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因此这些谣言就显得更为真实。当时大家都在为是否该羁押安德烈•塔拉洛而争论不休，而我则留出了大量空间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想到，这种做法反倒给我自己带来了不利，因为它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中间肯定存在灰色交易。
一位和我非常亲近的同事——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而且每天都要见四次面——居然也会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大•本马克卢（亚历山大•本马克卢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他曾担任过雅克•希拉克的技术顾问（1986年到1988年，当时的希拉克还是总理）和司法顾问（1988年到1991年，当时的希拉克是巴黎市长），还在1995年到1996年间担任过司法部长雅克•图邦的办公室主任。）是否真的给你打过电话并要求你不要羁押安德烈•塔拉洛？”我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并不停地解释。最后，这位同事表面上接受了我的答案，但在他的眼睛深处，我看到的依然是满腹怀疑。
随后不久，我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据那些匿名的“灵通人士”称，暗中和我做交易的很有可能是……雅克•希拉克本人！三天之后，这个谣言就传遍了大街小巷。然而，我要大声而坚定地说：在这七年当中我遇到过数不清的压力和威胁，收到过难以计数的匿名信，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家权力集团的支持，很多时候它甚至还毫不犹疑地和我作对。不过，政治力量绝对没有直接干预过这个案件的调查。这个案件实在太敏感了。
况且它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谣言和事实之间的天秤还是在向对我不利的一方倾斜。埃尔夫案件毕竟是第一桩牵涉到共和国丑闻的案件！（从2000年秋天开始，菲利普•古诺耶审理的“安哥拉门”案揭露出了另外一些和埃尔夫案有关的灰色资金，还牵出了安哥拉、俄罗斯和法国的众多中间人。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此案牵涉的被挪用资金总额高达1.5亿欧元。审理此案的预审法官也得到了警方的保护。）这个案件涉及的资金数额极有可能高得让先前的任何刑事案件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可参照的案件越来越少，而办案的激情也变得比犯罪事实本身更为重要。
正在这时，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也跳出来搅局了。有人告诉我，奥马尔•邦戈使用化名在加蓬最重要的日报《联盟报》（见1997年4月24日的《联盟报》。）上对我进行了口诛笔伐，他写道：“埃尔夫—洛伊克—塔拉洛—雅弗雷这一系列事件以及它们的制造者，身上带着一股鳕鱼味儿的挪威人埃娃•若利……法国人有可能会遇到一场新的法加危机！”这家报纸同时还披露，奥马尔•邦戈甚至想直接打电话给雅克•希拉克并要他出面干预调查工作。
第一部分第12节 重压之下（2）
看来埃尔夫案件已经靠近了国际关系的禁区。加蓬是法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两国的警方和国防系统都签订有四年一期的合作协议，这种合作在近些年还在不断得到加强。埃尔夫公司不仅在加蓬开采石油，还在加蓬的领海上修建了众多钻井平台。除此之外，法国还在加蓬拥有优先采铀权，它保证了法国能够长期开展自己的军用和民用核计划，并稳居世界第三核大国的宝座。（法国开采的这片铀矿位于奥马尔•邦戈的出生地弗朗斯韦尔，具体执行开采工作的公司是弗朗斯韦尔铀矿公司，其总裁正是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前任，埃尔夫公司前总裁米歇尔•佩克尔。（见多米尼克•洛伦萨所著的《一场战争》，阿雷纳出版社1997年出版））“法非合作”（“法非合作”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最先由科特迪瓦总统弗里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70年代初提出。90年代初，这个词在批评家圈子里再次流行起来，主要用于指代法国和其前殖民地之间的所有非正常关系。）正在持续升温，而我却在给它泼冷水！
十五天之后又是一个周一。那天下午，经济警队一位负责埃尔夫案件的年轻特派员突然打电话找我。我的书记官塞尔日•隆日尔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他马上过来找我。看到他眉头紧锁，我知道大事不好。到他办公室后，隆日尔直接就把听筒递给了我。
“若利女士，从安德烈•塔拉洛的装潢师家里搜查到的文件不见了。”年轻特派员的声音听上去极度紧张。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他们肯定搞错了。
“可能有人把它们放到了别的地方，你试着找一下别的柜子……”
“不，我们到处都找过了，整个放文件的箱子都不见了。”
我一下子变得震怒不已。
“这简直不可理喻。你们应该翻遍所有的垃圾筐、文件柜和办公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放在警察局里的法律文件被人盗走，类似的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坐落在朗提耶大街的警察局简直太不小心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出了这么一件事。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得知，这个意外事件并不会阻碍调查的进度，因为命运还是给了我们一定关照：警官们早在上周五就结束了搜查，并于当天携带获得的资料从圣特罗佩赶回了巴黎。星期六，这名特派员恰好在值班，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个搜查结果综述，并将一些重要文件复印后传真给了我。因此，这起盗窃事件不会对预审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不过，这个意外事件肯定还有别的意思。它不是一起简单的文件失窃案，而更可能是一起恐吓事件。有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是安全的，而且我们的某些对手就藏在警察局内部……一旦我将某条办案信息告诉给一位同事，它马上就会变成公开的秘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为办别的案子出去进行了一些搜查工作。我们先去了诺曼底，随后又去了科西嘉。一次搜查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直到太阳落山了才收队。在搜查中，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细节，因为任何一个细微行动的缺失，例如忘记了一个签名，都可能导致整个搜查行动的半途而废。得益于整个团队的谨慎，在这七年当中，有关埃尔夫案件的所有重要搜查行动进行得都还算顺利。（只有一次较次要的搜查被起诉办公室取消了，因为它认为该行动超出了搜查许可的规定范围。）
在回巴黎的飞机上，这名特派员有些迟疑地向我吐露了隐情：他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并且被人监视了。他清了清嗓子，半压着声音告诉我，他们全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想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现在才明白，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重压当中。看来，警察也和法官一样陷入了这个危险三角。
第二天下午，又一个高潮出现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名特派员和他所在的小组成了这起文件失窃案的最大嫌疑人，他们已经被宪兵带走了。
得知这件事后，我马上赶到了警局。经济警队的负责人出来对我进行劝阻，他告诉我，如果媒体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我的到来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还会让它变得更加复杂。于是，我只好转过头来给警察局长打电话，给国内反间谍局局长打电话，给法院的检察长打电话……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的情况：这名年轻的特派员已经写了一份搜查结果综述，因此，在这之后又将文件盗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敢肯定，这中间肯定有人搞鬼。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这几位领导，即使警方从这名特派员的车库里搜出了失踪的文件，我依然认为他是清白的。
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一部分第13节 重压之下（3）
接下来的周一早上，我以个人名义到经济警队走了一趟。这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愿意正脸看我。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到的是不解，甚至是敌意。我向他们解释了至少四十五分钟，我告诉他们，负责文件失窃案的法官之所以会这样做，那可能是因为他想“在内部解决这件事”。我向他们表示，我对整个经济警队是完全信任的，这个小插曲能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的敌人很强大。
气氛终于慢慢地缓和下来，大家的头也抬起来了。分享完一顿早餐比萨后，整个警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忽然，一名警官站了起来说：
“从今以后，我们所有人将继续为您工作。”
我成功了。
回到法院之后，有人跟我说院长要见我。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他要就挽回和经济警队的合作一事向我道贺。走进他办公室后，院长先是用一种非常虚情假意的语气和我寒暄了一阵，随后便开始对我大加斥责。他居然还使用了外交辞令：
“女士，请允许我告诉您，去经济警队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他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我感到非常惊奇。这种态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司法系统的指南针，在它的指引下，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会做出一些荒唐之举。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北欧传说里的一句话，用它来回答院长的训斥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勉强挂着笑容的我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
“也许我们俩当中肯定有一个人有错，但这个人并不见得一定是我。”
我带着微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预审已经开始两年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多次受到直接的死亡威胁。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孤身一人，就好像一根矗立在满天惊雷之下的避雷针。风暴已经开始侵袭司法系统的内部，它妄图动摇我们的团队，甚至连经济警队也不放过。
4月30日，我向上级提出了申请，要求他们派一个助手来帮助我。
1997年5月6日，法院院长把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派到了我身边。这是一位比我小十岁的年轻预审法官，我以前只见过她几面。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而沉着稳重，一双总是带笑的眼睛里闪现着活力与自信。用塞利纳（译注：原名路易—费尔迪南•德图什，法国作家，极具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长夜漫漫的旅程》、《我的罪过》和“二战三部曲”。于1961年去世。塞利纳是他的笔名。）的话来说，她拥有那种“上天眷顾的人才具有的冷静”。
我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在我们这对拍档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既是我的对立面，又是我的有益补充。她非常了解政府机构的政治结构，预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常常因此迎刃而解。不过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时，我还是预感到，两个人的力量并不够。
这种预感在我们对刚刚落成的埃尔夫大厦进行搜查的时候得到了验证。这次搜查行动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我的同事来说，这只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对于这个案子来说，这是我们发起冲锋的表示。彼德曼——一起简单的诈骗案——引出了埃尔夫，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个石油巨头本身进行调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被挪用资金及其相关责任人的情况，埃尔夫公司的多名领导必须为此作出解释。
拉德芳斯是巴黎有名的商业区，这里堆积着大量修建于70和80年代的摩天大楼，大名鼎鼎的埃尔夫大厦就坐落在这里。这是一座石英水晶形状的，装饰着玻璃外墙的大厦，它高五十多层，有几百个办公室、数不清的电梯和众多高科技大厅……
为了调查，我们必须搜查这座大厦，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这次搜查可能会让我吃尽苦头。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行动，因为坐在这座大厦里的都是些高级领导，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动用上十亿法郎的资金。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习惯了让别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进行搜查，两个人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为这次行动进行了细致的准备，有关材料在桌上都堆成了小山。我们不能搞错目标，还要集中时间搜查领导人的办公室以及敏感的大厦安全中心，以免有关证据被人转移。早上9点，我们到达了埃尔夫大厦，紧张的搜查工作随即展开。
到第二天凌晨3点时，我们已经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连续工作了将近20个小时，搜查到的有关材料已经装了40多个密封袋。在大厦的安全监控办公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和预审无关的可疑资料：非法的电话监听记录、另外一些预审的笔录复印件、有关非洲神秘暗杀事件的报告、有关非法政治献金的材料等。我们马上把楠泰尔法院的检察长叫到了埃尔夫大厦，并将这些资料亲手交给了他。既然这些资料涉及的事情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自然应该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东西。过后我才知道，他将这些东西完全扔到了一边。
这一天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预审开始以来我们还没有连续工作过这么长时间。当天晚上，我们开着车，沿着塞纳河往回走。战斗已经结束，我们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我看了看旁边的书记官赛尔日，西装笔挺的他依旧是那么镇定，从内及外都显得那么优雅。忽然，他神情朦胧地问了我一句：
“女士，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巴洛克式建筑是多么的美丽啊！”
他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的确，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但我们却不可能睡觉。车到圣日耳曼大街时，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决定在这里停一下，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里去小酌一杯。在这个如此特殊的时刻，一杯朗姆酒让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加紧密了。
像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我们的团队关系也会遇到阴晴云雨，我们既时常发生争执，又一起分享胜利。不管怎么样，一种深沉而无法解释的，也许只有共患难才能建立的团队精神始终存在于各个成员之间。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使用得最多的仍是第一人称，我既没有责任，也不打算从洛朗斯的角度来讲述事情的进展。不过每位读者都应该知道，从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来到我身边一直到她离开，有关预审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们共同做出的。
第二部分第14节 在风暴的中心（1）
1997年秋天，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成为调查对象，罗兰•迪马也被牵扯了进来。
我个人的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儿子家里住了几周之后，我独自一人搬进了位于巴黎的一套两居室。我刚离开，盗贼便光顾了我儿子的住处。1997年12月初，一伙人耍杂技似的从位于天井顶上的一个小窗户进入了我儿子的公寓，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这是非常职业的手法。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身处别人的监视之下。
十五天之后，在外度假的塞尔日•隆日尔的住所也迎来了不速之客。这伙人是在深夜从屋顶进入他的房间的。他们先是沿着距地面有二十多米的屋顶天沟行进，待找准位置后才进入了房间。从屋顶进入房间很危险，他们很有可能准备了保险绳。由此看来，这伙人肯定经过专门的训练，其行动决心绝非一般小打小闹的毛贼可比。他们的胆子也非常的大：据一位邻居称，房间的灯在夜里亮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我们的对手在找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想找到什么把柄，以便要挟我们这些主管调查的人？然而，正如埃德加•普埃的小说《不翼而飞的信》所讲的那样，他们最后只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光明磊落的。
1998年1月9日，度假归来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预审法院里工作了：有人撬开了我办公室的门锁。一个半月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盗窃事件。尽管我的神经还算正常，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身处风暴的中心：这绝对不是我体验过的最美好的感觉。我写了一封信，将这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制作任何复印件。随后，我申请会见了法国级别最高的预审法官之一——上诉法院院长，并将这封信亲手交给了他。我希望他知道这一切。
这也许是非常必要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曾考虑对塞尔日•隆日尔也实施贴身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作罢。）
不可能的秘密
我们现在正身处一个磁场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北极圈的极光——它拥有摄人心魄的色彩，它那虚幻迷离的亮光划破长空。调查工作的进度也加快了。1998年1月26日，星期一。上午快10点的时候，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得到了一些重要资料，它们涉及罗兰•迪马银行账户上的多笔数额较大的过户资金。在预审当中，做出某些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做出另外一些决定则可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我们没有犹豫：为了查出这些现金来自何方，我们必须搜查前外交部长的住所和办公室。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和银行系统的反洗钱工作也有很大关系。（里昂信贷银行莫贝尔分行揭发说，有人曾向埃尔夫石油总公司的账户上存入大笔现金。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证明材料，据银行负责人说，它们已经在总行发生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搜查是预审法官工作的一部分，但在经济案件中这种方法却并不常用。不过，搜查工作很少一无所获。当你把某一份文件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最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银行账户清单、个人档案、账单……这些都牵涉到隐秘的资金流动和非法交易，因此很有可能成为某一起经济犯罪的罪证。
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决定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国家宪法委员会是法兰西最有威信的机构，而罗兰•迪马则是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牵扯到这样的案件中，任何人都要接受同样的调查。不过，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在行动前还是多了几分谨慎——我们应该维护这位宪法守护者的声誉，这是规矩。我们和其他调查人员以及检察院方面通过多次电话，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开始制定大体的行动计划。
当天下午，一起意外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塞尔日•隆日尔是我办公室里的书记员，他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几年前供职于总统府。他对安全问题，尤其是电话窃听技术非常敏感。1997年4月，也就是6个月之前，塞尔日•隆日尔通过一位密友并在其担保下申请了一个专用手机号。他这位朋友曾叫若西亚娜，但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都不再这么叫她，她也没有将这个名字告诉任何人。当我需要秘密通话的时候，塞尔日•隆日尔就把这个手机借给我。
然而，刚刚吃过午饭，赛尔日的手机响了。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请找一下若西亚娜。”
大概是听出了塞尔日的惊奇，打电话的男人换了一种威胁的语气，赛尔日随即警觉地挂上了电话。当时的我们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戒备心非常强。对于这次正在计划中的调查行动能否保密，我们曾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意外事件使我们动摇了。这个电话表明，一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保密系统并完全掌握了我们的信息。现在，他们要我们知道这一点。
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接近6点的时候，我们给巴黎律师公会会长（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必须找一位已经在律师公会注册的律师来参与接下来的诉讼程序。）发了一份传真，希望他能对我们第二天一早的搜查行动给予协助。为了保密，我们将行动的行车路线图锁进了保险箱。
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在燃烧的木炭上行走。埃尔夫案件已经直接牵涉到了政府的最高层。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把秘密告诉一个人，它就不再是秘密了。我们已经尽可能让最少的人知晓这次行动：两名警官（以及他们的上级）、两名检察官（以及他们的上级）和巴黎律师公会会长。
第二部分第15节 在风暴的中心（2）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到达了罗兰•迪马的住所，当时街上还空无一人。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次行动真正做到了保密，但开门迎接我们的宪法委员会主席——他脸上带着一点抱歉的微笑，而眉毛又稍稍皱起，仿佛有些不满——却告诉我们，一名记者早在昨天晚上8点之前就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当然，他也将这名记者的名字告诉了我们（坦率地说，我不敢肯定这个给罗兰•迪马送信的人到底是不是记者，也不知道罗兰•迪马将他的名字告诉我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不过，这肯定是个圈套。在他的回忆录《考验和证据》（米歇尔•拉冯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这位前外长对当时情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描述：“早上7点30分，一阵门铃声将我从熟睡中吵醒。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匆匆忙忙地戴上眼镜去开门……随后，我才知道了其中原委。”（18页）同时，罗兰•迪马还在书中提到了他的一位邻居。据这位邻居称，“他是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吵醒的，当时预审法官和警察还没有来。他爬起来，拉开窗帘，透过窗户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发现，外面的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人。”（29页）我一直认为，这两个人的描述都是虚假的。当天早上，罗兰•迪马在我们三个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在昨天晚上得到消息的，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街上还没有人。）。
我的脑中思绪万分。法律将会严惩那些违反预审保密规定的人。对于每个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来说，他的首要义务就是保证调查正常进行，即使这一调查针对的是宪法的守护者。我不能想象警方、司法部门或律师公会会有人泄密，但我确信，预审法院的对外通话已经完全不保密了。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要将工作进行下去。警官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没受到什么干扰。罗兰•迪马的办公室离他的住所很远，那是我们搜查的第二部分。正当我们把目标转向办公室时，情况突然变得复杂了。我们的秘密被泄漏了出去，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它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蜂拥而至的记者和摄影师已经把宪法委员会主席住所的所有出口堵得水泄不通。追捕“大众新闻”的记者和警方之间一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会制造一些意外新闻，而法新社将在早上9点就把这些新闻抢发出去。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想用这种办法来搞臭罗兰•迪马，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情况已经变得很糟了，但工作还得继续。我们必须乘车去罗兰•迪马的办公室，而大门则是唯一的出口。我没有权利像警察那样把记者们推开。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和外面的人群相撞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兰•迪马在我们的前面走了出去，他希望坐我们那辆车。于是，他坐到了后座的中间，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司机是我们的贴身保镖。我们三个人都竭力想表现得镇静。对于罗兰•迪马来说，现在这种局面带有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对于我们来说，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一片闪光灯的海洋将我们完全吞没。第二天，这张有着我们三人的照片就传遍了全世界。（罗兰•迪马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两名法官分列我的两旁，就好像两名警察押解着一个小偷……当两名法官和我一起坐进宪法委员会的公用轿车时（就好像我已经被正式逮捕），记者们的闪光灯就开始闪个不停……我已经身处陷阱当中。”（28页）我必须说明：是罗兰•迪马自己决定要坐我们的汽车，而不是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要坐他宪法委员会的公用轿车，摄影师们拍下的照片就是证明。虽然当时的情形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始料不及而让人尴尬的，但我的描述和前外长的描述还是稍有不同：我讲的是事实，而他却耍了一点小花招。）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这张照片而感到自责。这次预审的前面已经出现一个陷阱。这位宪法委员会主席将尽一切努力搅乱我们的神经，他的朋友们也将在旁边大敲边鼓，以便让我名誉扫地。如果他们得逞，我就只好换一个发型，买一套新的职业装，准备另谋出路了（见罗兰•迪马自传第29页：“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我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煽动。他们的目的不是谨慎从事，而是要闹得满城风雨。谁能够从这些报道中获利呢？谁在煽动媒体呢？谁又在摄影师的镜头前感到洋洋得意呢？”）。当天晚上，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也在电视上表示，指控一个无辜的人将会招致人们的嘲笑。现在，我们的工作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反倒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各种各样的争论已经掩盖了进行搜查行动的深层次原因。
从罗兰•迪马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翻过一堵墙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另外的出口，外面是一条相似的大街，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们终于躲过了那群摄影师。
各种媒体对这次搜查长篇累牍的报道对我们是一种严重削弱。现在看来，尽管许多媒体对当时情况的报道有些失实和夸张，尽管《新观察家》（《新观察家》的头牌记者埃利•鲁提耶一直是站在埃尔夫前总裁弗洛什•普里让一边的。据他自己称，在有关埃尔夫案件的调查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奥利维埃•勒皮卡尔曾找过他。奥利维埃•勒皮卡尔一直为弗洛什—普里让工作，并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因此，我便成为了这家报纸的嘲笑对象。）显得有些挑衅，但媒体们基本上能够广泛而严肃地关注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那是一个“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的年代。在埃尔夫案这个漫长而让人伤心的故事中，法国社会发现它的精英们正在犯罪，而这次搜查仅仅是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让人吃惊的是，这些“精英们”贪污挪用的资金数额竟会如此巨大。
1998年1月，一切都颠倒了。我们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日益险恶。当我们的调查逐渐接近某位高层政治人物或共和国的道德权威时，它就遭到了媒体的包围。这种事实和报道之间的偏差根本无法控制。一个事件只要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它就肯定会成为“传媒随意删减”的牺牲品。在那些杜撰的文章中，事实往往和错误混淆在一起，然后又变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一部假话真说的连续剧。所谓的新闻真实性总喜欢自给自足，它往往改变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二部分第16节 在风暴的中心（3）
《谁杀死了埃娃•若利？》
搜查结束了，但风暴并没有随之平息。第二天早上，经济警队一名特派员的电脑出现了问题：有人侵入了他的电脑硬盘。《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首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了这名特派员，这名特派员随即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也就是说，媒体几乎在这起电子盗窃事件发生的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总之，它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多了。
现在，我们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加密。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受到监视，那些监视者甚至还会预测我们的行动，并提前做好准备。他们会将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透露给记者，而那群记者则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感到兴奋不已。不过，监视者们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左右公众舆论。这群躲在暗处的人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在这场“扑克游戏”当中，真正掌握主动权的是他们。当天晚上，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某些时候，调查就好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猫和老鼠的位置完全有可能颠倒。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预审当中，当老鼠的是我。
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极度敏感。搜查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任何新举动都会激起媒体的报道烈焰，它将我包围，甚至会把我吞没。在预审的过程中，我已经无数次听到别人对我说：“你将会打开潘多拉之盒！”这就是现实。我已经拿到了一张通向事实真相的门票，不过每向真相迈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危险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因此我们已经不能随便在外面做调查工作了。我开始养成习惯将身边发生的事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找出它们的前后联系。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暗语或拟声词。那些非常重要的调查也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消息会走漏出去并被人操纵。
对我们的恐吓并没有减少。有一次，我们搜查了一位律师的办公室。第二天，书记员就发现我办公室的台灯被打翻在地，里面的零件被拆得七零八落，另外，电话机的连接线也被人弄断了。正如上次侵入经济警队特派员的电脑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就连我的预审法院也不例外。不久之后，我公寓的门锁又被人撬开了。每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我的脑中都会闪过这样一种念头：我就是一个猎物，一只看不见的猛禽正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不断地电击黑猩猩，它们的神经系统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使被电击的黑猩猩再达到同样的痛苦程度，就必须提高电压。几周之后，一只黑猩猩便能够承受最开始时可以将它一击毙命的电击了。当生活将一个人推上前线的时候，他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同时，他的免疫能力也会得到很大提高。
我常常通过体验自豪感和拼命工作来排解自己的压力。我已经习惯了恐惧，它仿佛一种脏病，时刻不离我的左右，我只能和它不停斗争。这种感觉并不崇高，它时常让我灰心丧气，满头虚汗。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半夜突然惊醒。我总是不停地做噩梦。我梦见自己被人跟踪，于是我躲进了电梯间，跑遍了每一层楼，敲遍了每一扇门，可所有的房门都紧闭，回答我的只有自己那带着惊恐的呼吸声。
近些天我老是做同一个噩梦：我梦见一名贴身保镖用枪指着我，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顶着我的脸颊……我再次从梦中惊醒。于是，我只好离开自己的卧室，到隔墙另一边的一张沙发上继续睡。这样我会安心些，因为那里有几名执勤的警官。
我已经学会了在忧虑不安中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让压力影响我的预审工作。一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你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工作。对，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们从不在团队中间谈论自己遇到的困难，因为这是可耻的。不过我敢肯定，这些困难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在过去的工作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他司法部门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甚至无偿加班。另外，我们和经济警队以及检察官同行之间也已经建立起了充分的信任。遗憾的是，这种充满了人性化的合作力量虽然支持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但对于高高在上的国家利益集团却无能为力。在最初几个月中，我们的团队总是在最前线进行那些非常敏感的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今，调查工作却举步维艰。
将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的决定就像一轮冲击波，它所引起的共振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罗兰•迪马从50年代开始就和巴黎法院打交道，他还为若斯潘政府内的多位部长担任过顾问，现任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他和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有很厚的私交，而他自己更是身居宪法守护者这一神圣职位……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根据法国流行的一条不成文规定，当政府高层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某个部门的内部团结就应该为高层利益做出牺牲。自从把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以后，我们便被巴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视为了“鞋子里的石头”，因为我们的预审工作让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甚至地位不保：他们必须依附于政府高层，而他们的手下却正在进行一项让高层非常恼火的调查。出现裂痕是在所难免的。不知不觉，我们的团队已经失去了整个司法系统的支持，就好像一座脱离了大陆冰盖的冰山。
这段时间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周围的人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调查，他们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意外。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恐惧，因此他们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有的人则显得很轻率，他们往往让我手足无措。下面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她本是我的同行，慢慢地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她和她丈夫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对我的招待也总是非常热情。她丈夫是一名兼职作家，偶尔帮出版社写点东西。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带着神秘而愉悦的神情告诉我，他最近正在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恐怖小说，名字就叫：《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显然，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告诉他：“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这不是开玩笑。
第二部分第17节 干扰（1）
1998年春天，一起新的意外事件让我们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电话线路已经完全处于别人的操纵之下。
一天早上，经济警队的特派员向我们发出了警报。他有一份长达数页的紧急资料要传真给我们，可传了几个小时，传真还是无法发出，通讯信号总是在半途莫名其妙地断掉。然而，另外两个隔得更远的办公室之间的通讯却毫无障碍。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观察传真机的工作状况。现在，这部机器收一份传真有时候要花超过一刻钟的时间。当我们把它接到别的电话线上时，它一切正常，但只要一接到我们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于是我们叫了一名技术人员来检查。检查完后，这名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机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通讯受阻的原因可能是存在“干扰”。他的诊断报告是这样写的：“处于敏感地区，检查一下电话线路。”
我们打算向法院院长发一份传真，将这件事告诉他。然而，这份传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滑进进纸口的纸稍微多了一点，但传真依旧无法发出。现在已经没有人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只关心到底是谁，在埃尔夫案件中，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能力来“干扰”我们的电话线路。自预审工作开始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世界中，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调查，而那些应该被法律审判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难道不是吗？
电话交流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简明扼要的交流方式，我们常常只交流信息，不商讨结果。电话本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帮手，现在却变得碍手碍脚。如今的电话监听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精妙的地步，它们早已把詹姆斯•邦德那些老掉牙的手段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都很快意识到：只要有这种需要，几个装备精良的人就可以轻松地监控我们的工作。
1998年3月，电话被人监控的事实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当时我正在审问安德烈•塔拉洛，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一把把我拉了出去——在进行重要审问的时候，类似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把我拉到了她的办公室，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我听到了起诉办公室主任的声音。她告诉我，几分钟之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她发现我的电话并没有响，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直接听到了我对埃尔夫—加蓬公司前总裁的审问！
我的办公室电话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麦克风，只需拨我的内线电话号码，就可以听见我在说些什么。我立即就这件事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我的上级。报告刚交上去，谣言就出现了。在大家的眼中，我又变成了一个妄想狂和谎言家，有人甚至说：“她太狂妄自大了！”我的背后经常会出现心照不宣的窃笑。一看见我过来，某些人就故意扭过头去不看我。谣言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耳朵。直到起诉办公室主任到上诉法院院长那里证实了有关事实后，谣言才有所收敛。
这往往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偷录审讯内容，监听预审法官的电话——在干扰着我们的工作，但司法系统里的其他人对此却无动于衷，更要命的是，我们还要花费许多时间来证明自己不是疯子。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偷窃保密文件、监听别人的电话、跟踪等丑恶行径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法国，还有谁比这些人更猖狂？十年以来，我在调查其他案件的时候就曾遇到过不少档案被毁（尽管只是部分被毁）的情况，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勒阿弗尔的保税仓库就曾突然发生大火，将里昂信贷银行存放在那里的档案烧成灰烬。无独有偶，里昂信贷银行总行也曾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不过这次被烧掉是该银行一家分公司的档案，而且大火正好就发生在我前往总行进行搜查的前一天晚上。另外，经济警队一个贴了封条的文件箱不翼而飞，FIBA总部遭到了盗贼的洗劫，而法国加蓬银行在被我搜查后的第二天更是将所有的文件柜全部清空，以防我再来搜查……当然，即使再去搜查，我也不会去检查他们的碎纸机——在我到达前的数个小时中，这部一直满负荷运转的碎纸机想必已经将整筐整筐的文件变成了纸渣。
好了，罪状就罗列到这里吧，这些让人丧气的事实已经让我们的法兰西共和国看上去像一个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在这里，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自己享有逍遥法外的特权而不可一世，而组织有序的犯罪网络更是在精心包装的幕后力量的支持下极尽龌龊之能事：攻击法官、偷盗法律文件、洗劫别人的住所、销毁有可能让他们受牵连的资料……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受到保护的是犯罪嫌疑人，饱受怀疑的却是法官。
第二部分第18节 干扰（2）
不要丢脸
从内部看，整个司法系统对埃尔夫案件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是令人震惊的，它仿佛根本就不明白“安全”这个词的意义：我们的电话线路被人控制，我们的信息交流系统脆弱不堪，我们的办公室缺乏保护。在前共和国总统的授意下建立的一个情报部门曾因为公然监听别人的电话而被定罪（1982年，当时还是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建立了一个“反恐部门”，该部门间接操纵着二十多条电话监听线路，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爱丽舍宫电话监听案”。1993年3月，有关此案的预审工作正式开始。经调查，该部门曾在密特朗总统的授权下对几十名受害者（包括律师和记者）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电话监听。2002年8月，预审法官让—保罗•瓦
拉以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罪名将12名嫌疑人告上了轻罪法庭。），大型的石油公司和军火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甚至负责采取暴力行动的部门，极具影响力的犯罪网络已经遍布触及国家权力集团的各个阶层……然而，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所生活的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上述事实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只要从事的工作不是反恐，那他就得独自一人应付所有针对他的恐吓，不管他调查的案子是一起珠宝店盗窃案还是一起涉及数十亿法郎的挪用公款案。如果他调查的案子和我们的差不多，那么最后他很可能不得不屈服于来自本国和外国政府高层的压力。
法院决定在我的办公室门上加一把锁，这和筑沙堤来抵挡汹涌的海潮没有什么区别。书记官、我以及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决定，为了防止有人借口打扫卫生进入办公室搞鬼，我们自己来轮流打扫预审办公室的卫生。我买了一台吸尘器，一到晚上，我们就变成了清洁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那把新锁的另一把钥匙就静静地、不加任何掩饰地放在秘书处的办公室桌上，钥匙上还挂着我办公室的号牌。
我曾就身边发生的这些意外事件向上级写了多份报告，但这些报告大多也被扔进了碎纸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巴西》中的一个人物，他不停地给自己的上级写一些晦涩难懂的信，但这些信旋即就被扔出了窗外。法国司法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工作就是尽力不让整个司法系统丢脸。司法系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切尔诺贝利综合症，在它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正视问题，而是维持政府机构的声誉（1986年9月，在一群原子能委员会专家的支持下，法国政府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云团侵袭了比利时、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但没有对法国造成影响。核辐射云团仿佛一直在沿着法国边境前进，但就是不进入法国，这太神奇了。后来出台的一些措施证明了这是个谎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认为维护原子能的形象比维护法国公民的知情权更加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是安全的（至少表面上必须是安全的），机关里的工作环境必须是舒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听话的。在这个系统中，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并受到了攻击。
消失在沙漠中的通缉令
在许多公共部门看来，我们的调查完全是节外生枝，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我发现涉及某起偷税案的线索时，我还是将它们转给有关部门处理，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埃尔夫案涉及的资金数额太大了：数百万法郎的现金来历不明，某些人的瑞士银行账户上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某些经济案件——当然是最关系公共名誉的案件——的处理过程完全是“睁只眼闭只眼”，某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完全得到赦免。我认为，国家对经济案件的这种宽容态度是一个明确信号：国家权力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另外一起丑闻又给司法系统蒙上了一层阴影。1999年1月5日的《世界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埃尔夫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通缉令根本就没有发出欧洲（在其当天发表的社论中，《世界报》指责我们“对逮捕令的行踪漠不关心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损害了调查工作的声誉、严谨性和连贯性”。（见1999年1月6日的《世界报》））。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张逮捕令一直没有走出申根国家（加上瑞士），这确实非常奇怪。相信《世界报》的这名记者也是凭借着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发现这个秘密的。
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很久之前我就起草好了这张全球通缉令，并将它交给了检察机关，它们应该负责将它发往各地并展开相关行动。不过某个中间环节好像出了点问题。有人告诉我，负责将通缉令发往全球的警察部门也许对这件事不太热心。（当然，只要警方知道了这名嫌疑人和情报部门的关系，要想司法系统不受阻碍的运转就非常困难了。）
不过，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应该是我们。瑟瑟作响的巴黎，阴险狡诈的巴黎，堂皇典雅的巴黎，肮脏龌龊的巴黎啊，你让人们学会了精打细算，又常常让他们对一些违背常理的东西视而不见。不久之后，“通缉令事件”的影响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公众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办案态度了。
第二部分第19节 左轮手枪（1）
1999年春季的一天。早上6点，巴黎的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阴冷刺骨。昨天晚上，我只跟保镖们说今天很早就要出发，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因为我们将要搜查的这个地方和警方有关。洛朗斯、赛尔日和我已经制定好一个搜查计划，我们连去的路都找好了。巴黎的郊区就是一座迷宫，有时候它甚至会显得非常阴森，这里遍布着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水泥护栏以及另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仓库、小楼、废弃的工厂或者超级市场。
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就好像马上要去攻打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一样……在外人看来，长时间以来的周密准备、今天早上的紧张气氛以及汽车里出现的沉默局面都是很反常的。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一名退休警察。
这名警察以办事谨慎而著称，他的名声也很好。如果我们在官方的调查表上写上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搜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住所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可疑地点”），那陪同的我们的警官们就会感到担心了。（在巴黎轻罪法庭出庭受审时，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最开始只是埃尔夫公司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从内务部退休后就一直在该公司非洲事务部工作，并在1986年到1988年以及1994年到1995年两次担任特派员之职”，直接受夏尔•帕卡领导。夏尔•帕卡是法国集装箱协会主席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