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事>
第一部分 序 文字外的从文，细节里的大
文／谢泳
红庆兄漂流北京已十多年，其间我们虽然只见过一两面，但时有电话联系，我也非常关注他的写作情况，他已出版过十几本书，成绩最著的是人物传记，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比职业作家、学者的工作毫不逊色。他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但我以为是近年沈从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有新材料，更有观察作家的新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这个学科涉及相当多的中国现代政治生活，而目前相关档案的解密程度极低，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公开的史料虽然也还有相当开阔的空间，但浮躁的学风和急功近利的学术制度很难让学院里的人安静下来，倒常常是学院外的学者能给我们这个学科吹来新的空气。我想红庆兄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本重要著作，因为这是沈从文的家事，过去虽有涉及，但本书最为全面也最细致。
我近年写文章，常提到胡适晚年的一个感想，他曾和朋友说过，差学校也出好学生，当然他这个话主要是对文科学生说的。胡适一生，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平等待人，特别是学历极低而在某些方面显示了才能的人，胡适一向极为尊敬。如果就学历而言，中国现代学者中，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赶得上胡适了。他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虽然没有在清华读书而直接放洋，但论校史渊源，说胡适是清华出身也不为过。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到北京大学就当教授，虽然他的博士学位问题后来稍有争议，但当时没有人怀疑胡适的本领。胡适在北京大学由文学院长一直到北大校长，最后光世界知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就有三十几个，但胡适晚年还能讲这个话，就不光是道理而是一个人的胸襟了。这个境界在胡适一生中，还不光是一个经验和品德的问题，而体现相当高的人生智慧。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讲话，为国家在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出谋划策，他讲了四个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就是国家一定要尊重同等学力。胡适给出的理由一是可以救济天才，二是可以防止造假。沈从文如果不是遇到胡适这样境界的人，以后的发展会受很大影响。无学历的人提倡尊重同等学力，常会被认为是为自己的出身找借口，而像胡适这样要啥有啥的人来讲尊重同等学力，就最有说服力，可惜不是有这样地位的人都有这样的境界，这需要绝大的自信和从容。
红庆兄的长处是文字感觉好，长于叙述和描写，无论多么枯燥的生活，到了他笔下总能有声有色，这个本领可能是天生的，我在学校时就和王志华老师多次说过，刘红庆真会写。我至今不怀疑这个判断，红庆兄的文字不仅简洁而且还有表现力，有感情、有美感，他写的书，无论偏重理论还是侧重生活，都非常好读。夸大一点说，这一特点，倒还真是和沈从文先生有点相似，他所以喜欢沈从文，可能潜意识中也有此种感觉。
我在太原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总去常风先生家聊天，比较多的是谈周作人先生、钱锺书先生，但也有几次说到沈从文先生。常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沈从文相识，友谊一直保持存到沈从文去世。沈从文先生长常风先生八岁，沈从文先生小学没有毕业，而常风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出身，但我记得，常先生只要一提起沈从文先生，言语中便充满敬意。他常说，沈先生了不起，他不但是小说家，更是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你要多看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还有《废邮存底》中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去世以后，常先生有一篇怀念文章《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平静地叙述了他一生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这篇很让人感动。常先生说：“我一直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认真仔细阅读沈从文的小说，研究比较一下他的用字遣词和造句，表现方法以及篇章的结构，总会认识这位小说家确实是在写作中不断学习着，试验着用最恰当的字，尝试各种句子的结构，篇章的组织，他总在寻求最完美的艺术表现。他的每篇作品都确实就是一篇新的‘习作’。在这点上我一向认为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风格作家。”
常先生每和我提到沈从文先生，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沈从文先生的命运很让人想起一个时代。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从湘西来的“乡下人”，初来北京时，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很少人有他那样对于中国文字的感觉，他写得太好了。那个时代是适于天才生长的，特别是文学天才。沈从文先生没有上过学，但那时的文坛并没有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而看轻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最看重沈从文先生的恰恰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这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大气。
一九八〇年，沈从文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有些伟大的批评家，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二个在文坛上都消灭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沈从文自信的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比别人更有勇气，而是自己“掌握住了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厦门
第一部分 缘起 恍惚是与沈从文的一个约
文／刘红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获得爱情后结出了第一个胜利果实——儿子出生了！这一年，沈从文三十二岁，距离他二十一岁离开湘西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因为胡适在沈从文张兆和的婚姻中发挥了大作用，所以，得孩子两天后，沈从文写信告诉了胡适：
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子，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沈从文给这个新降生的儿子取名“龙朱”，这是他的一篇小说的标题，也是这篇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在小说中，沈从文这样描写道：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会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
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创作《龙朱》是一九二九年，距离儿子出生还有五年时间，因此沈从文不一定想到这个名字是将来儿子的名字，但字里行间，沈从文对自己塑造的形象充满了爱意。那一年，他二十七岁，虽然早已经可以做父亲了，但是，他才刚刚准备认识他未来的妻子张兆和。
二〇一一年夏天，七十七岁的沈龙朱坐在北京城南自己的家中接受我采访时，距离沈从文写信向胡适报喜，岁月也流逝了七十七个年头。这时候，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已经回到湘西凤凰的泥土中，成了泥土中永远的一分子，依托那里灵性的山，滋养着那里灵性的水。
儿子沈龙朱出生的一九三四年，对沈从文整个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沈龙朱说：“一九三三年爸爸妈妈结婚，一九三四年初爸爸一个人回湘西了。他回去，是因为奶奶病了，他回去看望奶奶。奶奶在爸爸离开后没几天就去世了。爸爸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路上，在凤凰家里只呆了几天，然后马上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大概才有我这个结果。”
沈龙朱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出生的，在一九三四年当沈从文自凤凰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以后，《湘行散记》就酝酿出来了，《边城》慢慢慢慢也出来了。沈龙朱说：“二十年代爸爸有些乱七八糟的怪怪的东西，实际上是探索。对他来说是撞吧，撞这个墙，再撞那个墙，就等于一个实践的过程。同时，他也要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吃饭问题，是首要的问题，要解决肚子问题。”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阅读沈从文，并沿着沈从文的文字，一步步走近了沈从文的家人。一九八八年正月，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寒假，怀揣三百块钱，我从太行山来到北京，我知道我景仰的沈从文就生活在这个城市。我只身到琉璃厂中国书店，请售货员取出了香港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问定价：一千多块钱！太贵了，我买不起。带着遗憾，我回了山里。半年后，暑假结束了，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沈从文已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我记得，我是在太行山里读到沈从文去世消息的。我很遗憾自己半年前到北京，没有勇气去崇文门拜访他。也正因这一过失，便与他永远不能再见了。而我，一直把他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装在心里，成为人生的依靠。
第一部分 缘起 恍惚是与沈从文的一个约
十年后的一九九八年，我已经在北京流浪一年多。那年五月，我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在沈从文辞世十周年前夕，我采写了长篇报道《沈从文十年祭》，画家黄永玉、学者钱理群、凌宇、李辉都接受了我的采访，并畅谈了沈从文的价值。稿子上版前，我去沈从文旧居取照片，张兆和躲起来，她的孙女沈红接待了我，不仅给了我几张照片，而且说了一些话。在多方支持下，专版很顺利地做完了，但是报社领导对大篇幅报道沈从文有顾虑，要求换稿。我恳请钱理群、乐黛云、严家炎等北大名家向领导阐释这样的报道不会有政治问题，并且把标题改为《追思沈从文》，领导开恩放行。
报纸出来后，我去沈家还照片送报纸，只有张兆和在，我听她说了一些很亲切的话。
几年后，忘了是什么事情我去马神庙拜访沈从文张兆和的次子沈虎雏，一进门，他的桌上摊着刊登有《追思沈从文》报道的那张报纸。我们从这个文章开始，说了很多的话。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听说《沈从文全集》出版的消息，虎雏介绍我找龙朱。我从龙朱手里买到了这部庞大的著作。龙朱骑着自行车给我送到办公室。
又过了若干年。我在北京参与策划昆曲演出，邀请龙朱虎雏来，他们都没有来。说是把机会给懂得昆曲的人吧，自己实在不懂昆曲，白白浪费了这样的机会。
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湘西，但却有不少的机会去苏州。在苏州，我拜访了九如巷——张兆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也是沈从文当年苦追张兆和的一站。张兆和的弟弟张寰和留守故家。房产契上写着十姐弟的名字。张寰和向我讲述了九如巷和三姐三姐夫的往事。
在为数不多的与沈从文家人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沈家人、张家人，都平和而可亲，克己而谦让。
沈虎雏说，父亲把自己的意见留在了书信中，而书信中被批评的那些人，没有机会反驳，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公平的。
在接受我采访的那段日子，沈龙朱骑车在街上被人撞了，流了血。他的第一反应是“撞我的人有事没事？”等他知道对方无大碍，他对人家说：“那我不管你了，我自个去医院包扎一下。”车已经被撞坏了，他只得拖着坏了的电动自行车走了。
我从沈家人、张家人身上，看自己的不足，看时下社会令人痛心处。他们家族传承的“温和的美”、“自醒的美”、“贫寒中高贵的美”，怎么就成了越来越稀缺的东西？
我一直做着沈从文精神的鼓吹者，以致我的朋友多知道我的这个癖好。记得北师大学教育的舍友郑国庆说：“你不到我们宿舍，谁知道沈从文是干什么的！”中文系的同学都知道，但他们并不喜欢沈从文。我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我和他们的差异：
晚上去找徐江、桑克，结果在伊沙的宿舍全碰上了，他们仨正口若悬河海侃些话题，关于诗的创作、朗诵……
他们不喜欢沈从文，说沈从文压根该杀，过分美化农村，过分地强调境界。由此推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应该打倒，要全盘吸收西方的东西。桑克说民族的东西你是抛弃不了的，不学就有的，所以要向西方学习。伊沙说沈从文的水平很低，局限于一种对家乡的本能的眷念和由此而来的对故乡的美化，仅仅有道德的一层，远不如知青作家认识中国农村之深刻。
第一部分 缘起 恍惚是与沈从文的一个约
我不知道二十年后，他们是否还持当年的观点，但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主流意识、先锋意识里对沈从文的误读。他们不了解沈从文，不了解传统，可能他们非常了解西方，并有可能写出超越西方的诗歌作品。不过那时我并不怎么能读懂他们，后来看到他们的作品就感觉非常亲切。但是能够感动我、让我心动的，还是下面这样的文字：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都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这些话是我在那一时期读《从文自传》摘抄下来的。我相信下面的这些话对我放弃原有的工作到北京来，起了不小的作用：
……大家就是那么各人守住在自己一份生活上，甘心尽日月把各人拖到坟墓里去吗？可并不这样。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作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子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从文自传》是对我影响巨大的一本书，虽然它本身很小。那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因为《从文自传》只写到他的二十二岁。所以，我希望用自己的笔，写出和沈从文一样漂亮的文字，来讲述他二十二岁以后的故事，为《从文自传?续》。我为此更加用心找沈从文的故事。遗憾的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执行起来。
我在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不同书店，买过不同版本的《从文自传》送给年轻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他们读出了我的感觉没有。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从文自传》便像一个童年的歌谣。而他的物质文化史著述，更让人领悟他人格与思想的分量。
沈从文对民族文化中美的发现，深受五四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影响。梁思成向往古建，杨荫浏向往古曲，沈从文向往古玩。他们的这种向往，不是等待转手升值，而是梳理其中的美好与规律向世界呈现。
二〇一一年初夏，朋友老愚约我编几本沈从文的书。我说出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愿望：听沈从文的儿子来讲讲沈家往事。老愚君不仅答应了，而且不断地催促我。这样，二〇一一年我一边重新阅读沈从文的书，陆续编出了《沈从文妙语录》“沈从文人生与社会思想散文集”——《中国人的病》“沈从文文化艺术思想文集”——《古人的胡子》，一边抽时间与沈龙朱散漫地谈天。
听沈龙朱聊往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这是我和老愚的约定，恍惚也是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关于沈从文的书已经很多，我希望这是不同的一本，是渴望了解沈从文的人都想获得的一本。也许这里没有什么思想启示与人生励志的内容，我也不能靠这样一本缺少技术含量、学术规范的书去获取博士文凭，但我真诚地在聆听沈从文儿子的讲述，并从中聆听沈从文的足音，聆听沈从文的心跳……
沈从文的足音和心跳都属于过去，但是，慢慢听来，又仿佛属于今天，属于未来。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1）
1、一家人四种话，还不包括黑话?爸爸妈妈被窝里最暖和
在我看来，愈老愈与父亲模样接近的沈龙朱，他说自己的脸没有父亲的脸宽。而性格上，他这样说：“我和父亲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话哇啦哇啦的。他不这么说话，老是细声细气的。还一直坚持用湘西话，本性不改。”
沈龙朱想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二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而一直放弃不了家乡话？而从小生长在合肥的张兆和，居然就听懂沈从文在说些什么。我问：“张兆和听沈从文的话没有障碍吗？”沈龙朱说：“嗯，那倒是，甚至于我们小时候还要她翻译。”
沈龙朱说：“我父亲湖南腔改不了，我母亲安徽腔改不了，这两个人都没有改。你看我母亲，她苏州上中学，上海上大学，结果她是安徽腔，他们家里都是安徽腔。”
一九三四年，沈龙朱出生，一九三七年弟弟沈虎雏出生，这样就有了沈从文的四口之家。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吃饭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张罗家用成了沈从文顶头疼的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他致信大哥沈云麓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小龙朱精神尤好，终日大嚷大闹，天气极寒，惟彼依然想在屋外寒气中玩。……小龙朱每早就必需吃一个大馒头，半磅牛奶，一个鸡子，两片饼干，有时且得饶几调羹稀饭，三片咸萝卜，总拢算来，数量也就大有可观了。中午他吃一大碗半稀不干的饭，下午啃一个大梨，晚上又是一大碗稀饭，真可说是一橡皮口袋，人小空心大！”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又说：“小孩子大小都好，身体健康，脾气正常。小的虽落地不过一月，手脚神气都如二月孩子。头发极黑，手脚极白，额门宽而高，声音壮大。只是食量太大，因此吃其母奶以外尚得补充奶粉二次，方能过瘾安睡。”
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孩子们长大了。沈从文说湘西话，张兆和说合肥话，沈龙朱说北京话，小儿子学说话的时候全家呆在昆明，于是沈虎雏首先学会了昆明话。结果是，一家四口的日常用语是四种方言：湘西话、合肥话、北京话、昆明话。沈龙朱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昆明以出生在北京为荣，愿意使用北京话。
合肥话，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俗称下江官话。下江官话主要流行在长江中下游，包括安徽、江苏、江西部分沿江地区。而湘西话，属于楚语、湘方言。云南话又是怎样一个特点呢？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我，很难想象。
这四种方言在一起怎样交流？我设想了一下，将来有机会从这几个地方请四个人来表演，看他们在怎样有趣地交流，重新呈现一下沈家当年的情景。
孩子们渐渐懂事了，在国乱流离中，沈从文和张兆和要说一些成年人的话题，也许涉及政治，也许涉及家庭生计，也许是他俩的青春往事。反正不希望两个小孩知道，于是，他俩发明了黑话。
沈龙朱说：“父母两个人有时候要说秘密话，说悄悄话，不想让我们听见。”我问：“就说湘西话？”沈龙朱说：“不是湘西话，黑话。”我继续追问：“黑话是什么地方的话呢？”
沈龙朱说：“实际上就是湘西话加一点土著的词在里头。他比如说：‘罗果里给老小龙……’，我可以听懂一点，小龙。”小龙，显然是在说沈龙朱。沈龙朱说：“肯定是说我呢，然后就叽里咕噜说些别的东西，就听不懂了。”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2）
我问：“你们听不懂爸爸妈妈的话？”
龙朱说：“听得懂。如果故意不让听就听不懂了，那是黑话呀。”
“父母在哪儿说黑话？”
“也在床上呀。”
独独属于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的“黑话”，随着其中的一个离世，这种语言的存在就丧失了意义。随着两个人的离世，这种“黑话”就永远消失了。
与沈从文张兆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孙女沈红能听懂“黑话”吗？沈龙朱说：“沈红也不会，也不可能听懂，沈红就很少听见这个东西了。黑话都是我和弟弟小时候，在云南，住在一个屋里头，睡在一个床上，一家人挤在一个床上头……”
沈龙朱比弟弟虎雏大三岁。他说：“我们两个小时候好极了。在外头淘气当然也有了，但在家里头淘气，主要是我们两个人。”
童年时代，爸爸妈妈睡一张床，龙朱和弟弟睡一张床。早晨，很早就醒了，却并不起床。两个小孩子就听见爸爸妈妈在说悄悄话。有时候，沈从文也会在这个时候给孩子们讲故事。早晨醒了，在被窝里听父亲讲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父亲不讲，孩子们自己也有乐趣。沈龙朱说：“也有时候就是我跟弟弟两个人，瞎编故事，胡编。说的是做梦，今天说梦吧，就说自己的梦，梦可以编得一塌糊涂，钻到地心底下去啊。或者我们叫地心砖的东西放在车的表面上，我们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火里可以钻，地里最硬的岩石也能钻过去啊，想象里的这些东西。”一直到沈龙朱上了初中，弟弟已读小学，他俩还要在床上说半天。
沈龙朱回忆说：“有时候，天冷，四个人挤在一个大床上头，两头。我和弟弟两个在一头咕噜咕噜说，他们俩在一头咕噜咕噜说。很多这样的时候。因为当年的床是很小的。云南的时候，干脆，像冬天，那就是爸爸妈妈被窝里最暖和了。小孩自己的脚半天捂不过来，钻到父母被窝里头，啊，舒服极了！本来是我和小虎两个人睡一个小床，他们俩睡另外一个房子，弄不好我们两个人就都钻过去了。小虎跟我还是满好的。”
2、沈从文夸女孩子用：“俏啵啵”?家里有禁书，不禁看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岁已过，二十二岁未满的沈从文，在北京前门外的公寓中陷入了青春期的苦闷。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他的心迹：
我病了，我确是有病！……我不能得到一夜安安稳稳睡过；总是醒上四五次；有时开起两只眼睛过一夜。别人用亲热态度问我：你是什么病，起什么病态？我总是支吾其词，不爽爽快快地说一声：性的不道德——手淫！……在每次强烈的伤心刺激以后，我的病便发作了。照例兴奋后的疲惫，又拿流不尽竭的热泪来忏悔，啊！啊！五尺之躯，已是这般消磨了！
渴望异性的温柔，渴望姑娘的红唇一夜长吻。沈从文这样的文字并不少。沈龙朱说：“他这个不会太隐晦，他接触过谁，什么都写出来。”沈从文在成家之后，与孩子们当然不会再说自己的青春往事。沈龙朱说：“父亲没有说，他不可能说：‘我还想着那些事。’当然他不会这么说了。但作为故事，他可能会说到：‘呦，很漂亮啊！’当时他不会用漂亮这种词，就说：‘俏啵啵的’，湖南话了，就是‘俏’，然后就‘啵啵’，就是‘俏啵啵的’。意思是说女孩子怎么窈窕，苗条，或者是很乖，这种性质的。”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3）
刚到北京不久，沈从文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了两性话题。沈龙朱猜测，父亲可能觉得只有这些东西好像好写。
沈从文读弗洛伊德的书，尤其是到了云南以后，读得很多。有过专门研究沈从文作品中弗洛伊德思想的文章。沈龙朱说：“这方面他肯定是有，因为他读的书非常杂。”
我问：“在你青少年时代，他给你说弗洛伊德这些事么？”
沈龙朱说：“没有说，但家里有这方面的书。我们不太懂，对弗洛伊德也不太有兴趣。”
我问：“那你上中学，上大学以后呢？”
沈龙朱说：“上中学忙不过来，没有顾及这个事。有些心理上的变化，青春期的变化，但是我不会往书里去钻这些东西。研究研究这是什么原因，不会考虑这个。我肯定会注意别的女孩子，谁跟谁好了，同学里谁跟谁好了，就注意这些，不会去找原因。”
我问：“父亲也不会和你交流？”
沈龙朱说：“不会，一般都不交流这方面的，没有交流过。”
“但是他不拒绝你们看闲书。”
“对，家里就有。像以前是禁书的，《西厢记》有，《金瓶梅》有。但是我也没太看进去。因为我一看，啊，还不就西门庆那点事嘛，《水浒》里早都看过了，不太有兴趣。有些欧洲的类似书籍，比如《肉与死》就是讲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妓女的故事，妓院，妓女，还有性庙，妓女庙里头的一些事。父亲就那么搁着，而且也不禁止我们看。”
3、父亲在孩子面前“炫耀”自己勇敢
沈龙朱更多地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辛亥革命。沈龙朱说：“父亲愿意讲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时候，父亲已经懂事了。”
一九一一年，沈从文九岁。那年发生在武昌的起义，是湘西人直接参与了的。而在地方上，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响应武昌起义，参与了地方上的义举。沈从文自己后来在《从文自传》中这样写道：
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等到我照常醒来时，只见全家中各个人皆脸儿白白的，在那里悄悄地说些什么。大家问我昨夜听到什么没有，我只是摇头。我家中似乎少了几个人，数了一下，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坐在正屋他那惟一专用的太师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记起了杀仗的事情，我问他：
“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
……爸爸便问我：“小东西，怕不怕人头，不怕就同我出去。”
“不怕，我想看看！”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
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才渐渐减少下来。或者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
沈龙朱说：“辛亥革命杀人杀得太多了，城里的绅士们包括祖父这代人参与辛亥革命起义，但是还跟四乡的苗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结果失败了，这些人不吭声了，老老实实地待着不出面了，那些当官的就到苗乡去抓人就杀，抓人就杀，所以父亲小时候看得杀人太多了。就辛亥革命以后，他看得最多。当然后来的一些就是地方军阀呀，跟土匪之间的杀来杀去了。这些他看得太多了。他跟我们讲就是把他自己讲得很勇敢。就是好像人头还去踢一脚什么的。很胆大。”除了看杀人、踢尸体、夜里被绑在树上看围猎老虎的勇敢，再给孩子们讲的，就是他的逃学了。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4）
沈从文曾经在《从文自传》中写到了他的逃学的经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一些。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各处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他教我说谎，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即或不逃学，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每度中午散学时，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一大字，我们尚依然能够一手高举，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玩个半天，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
现在说来，我在作孩子的时代，原本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我并不愚蠢。当时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解事。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在各样教训各样方法管束下，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从塾师方面，从家庭方面，从亲戚方面，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我又不曾在我职务上学好过什么。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
自从逃学成为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再关心。
有时天气坏一点，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我就看他们做事。有人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于相骂，我也看着，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如何结果。因为自己既逃学，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到了那里，既无一个熟人，因此什么事皆只好用耳朵去听，眼睛去看，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我便应当设计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
我问沈龙朱：“逃学的事说得多，逃学有那么多的好处。你和弟弟也说：‘那我们也逃学得了！’”
沈龙朱说：“我们不逃学。从来不逃学。”
“那你可以问问：‘爸爸，我也想逃学。’”
沈龙朱说：“没有，我们一次也没逃过学，也不知道为什么，没逃过学。”
4、父亲在家里自嘲当年“狼狈相”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5）
沈从文从湘西初来北京时，异常艰难。他以小学毕业生的水平闯文坛，并且文字还看不出特色。到了云南，他在家里，和孩子们说起从前，很有一些自嘲精神。沈龙朱记得，父亲文字成绩之差，在家里是当笑话来讲给孩子们听的。
孙伏园当年主持《晨报》副刊，沈从文给人家投稿，大量地往那儿塞自己的东西。结果，据说孙伏园在朋友面前把沈从文的稿子粘成一长条，展示给别人看，然后说：“你看，这文章是一团糟，一塌糊涂！”
说罢，孙伏园把沈从文的投稿扔到纸篓里去了。
沈龙朱说：“这是很刺激人自尊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小时候，父亲是当作笑话说给我们听的。他对自己早年的狼狈劲，当笑话来看待。”
我问：“孙伏园是当着沈从文的面吗？”
沈龙朱说：“没有，没有当着沈从文的面。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传开了。沈从文自己也说，实际上这件事促使他发奋写作。沈从文努力吸收好多东西，用各种方法去试探，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篇又一篇。父亲对孙伏园，丝毫没有怨恨。我想，这个故事确实反映出父亲努力从艰难困苦、恶劣环境中刻苦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后来，沈从文和孙伏园没有太多联系。沈龙朱说：“其实孙伏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开创性地把报纸副刊开辟成为一块园地，培养了大量人才。当年鲁迅的、冰心的，很多重要的早期作家的作品，都在他的副刊上登出来。父亲可能也看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可以往那儿投稿，但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当时，父亲应该知道自己水平是不够的，但是他愿意尝试，努力改，不行再改，改了再送。为了生活，为了吃的，穿的。父亲从陈渠珍那儿拿了一个月的二十七块大洋来，没几天就完了。他老是欠着房费，尽管是很小很小一个房子，只是一个装煤的房间。他还欠着小饭铺的饭钱……”
5、父亲的蹭饭经历，我们当故事来听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经历了一段极端艰难与低沉的生活。到沈龙朱出生后，父亲的景况已经有了改善。刚刚经历过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沈从文一五一十地讲来，充溢成沈龙朱童年的故事。
沈龙朱说：“父亲当年来北京的时候，才二十岁。在北京，父亲结识了很多朋友。父亲去看望这些朋友，主要目的，或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蹭饭去的。比如说，农业大学的学生是公费的，而且他们还有实验田，收获下萝卜、大白菜，学生们分了吃。所以父亲常常到农大去蹭饭。在农大父亲的表弟叫黄村生，也是从湘西来的，比父亲来得早。”
黄村生是沈从文三舅父生的第二个孩子，年纪比沈从文小两三岁。黄村生先过继给了沈从文的五舅父，后来又随沈从文的八舅父到厦门读书。集美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考入农业大学。黄村生到北京的第二年，沈从文来了。
沈从文到北京的第二天，拿着事先准备着的一个通信地址，找到西城区的一条胡同，在28号门牌上拍打。开门的是他的姐夫田真逸。
姐夫惊诧之余，问：“为什么到北京来？”
沈从文老实地回答：“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
姐夫哈哈大笑，随即姐姐听到了，也哈哈大笑。
沈龙朱告诉我：“二十年代，我的大姑妈嫁给田真逸。田是清华毕业的。大姑父毕业，父亲刚到。父亲得到了一点周济。大姑父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然后就走了。”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6）
本来姐姐是支撑沈从文到北京来的一根重要支柱，但是，仅仅三四天，姐夫姐姐带着孩子走了。留给沈从文的是三十块钱和一些被盖杂物。
于是，沈从文找他的第二根重要支柱——表弟黄村生。
沈从文在未尽稿《回忆黄村生》中这样记述黄村生帮助他在北京安顿的细节：
年龄虽比我小，神气却比我老成懂事得多。星期天入城时，穿了身灰色羽纱洋服，到打磨厂一小客店来看我。一问每天房租得六毛大洋钱，即刻就要我结了账，陪我带了那份简单行李，同去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和管事的另一远房表亲金老表商量，就西厢房占了个小小房间落了脚。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元钱，每天供应热水。又为问明白了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元每天送来一菜一汤伙食两顿……
沈从文也到罗道庄农业大学去找黄村生，并且会在那里住下来。那里又是什么情形？《回忆黄村生》这样描述：
同房住了六个人，全是小同乡，另一房间，也住了六人，全是大同乡。吃大锅饭不分彼此，什么酸的，辣的，腊肉、菌子油都有，全是从家乡寄来的。住处总经常有人进城，所以总有空床位可住，只带把牙刷就够了。
沈龙朱说：“有和沈从文一起从湘西出来的年轻人，承受不了都市生活的压力，回去了，但回去不久就死掉了。而有些在北京的朋友是在大革命的时候，在武汉，或者是在上海，被国民党杀掉了。也有死在老家的。他的这些朋友，特别是农大的一些朋友，不止一个就是在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被国民党杀掉了。后来回去，有些就参加各种组织，不止一个。所以，父亲的态度就是不参加组织。他可能看得太多了。”
在童年时代，沈龙朱作为故事，听来了很多父亲闯京城的往事。其实，沈龙朱并不很在意这些事。他说：“我们是不会太在意的，但是印象非常深。”
6、父亲摹拟母亲口琴声像是吹军号
沈从文少年顽劣故事和青春往事，沈龙朱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陆续听来、读来的。沈龙朱说：“父亲的这些故事，以及后来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听的机会很多。父亲是当成故事给我们说的。甚至他追妈妈时的一些情况，他都当作笑话给我们说。”
张兆和从来不说自己的恋爱故事。并且，张兆和在家里话不多，沈龙朱说：“妈妈训我们时话才多。”不训孩子们的时候，张兆和不太说话。
沈从文在云南乡下，给孩子讲了这样的故事。他说：在中国公学，自己看到一个黑黑的，短头发，吹着那个口琴，在操场里头呱噔呱噔呱噔走。那个吹的是什么调呢？是“滴啊律嗒滴，滴啊律哒嗒”。
张兆和听沈从文给孩子们吹牛，就反驳说：“这调子完全是你当兵时记得的军歌，我怎么会吹这个呢？”
沈从文不理太太，依旧向孩子们吹牛：“她走到头了，呱……把这个头发一甩，呱……要算神气嘞。这是湖南话的说法，意思是‘才神气嘞’。呱，一转身，继续‘滴啊律嗒滴，滴啊律哒嗒’……”
沈龙朱说：“爸爸用这样的方式逗我们，给我们讲这些东西。”
事实上，张兆和没吹过那样铿锵的曲调。沈龙朱说：“她可能是吹过口琴，在操场上吹过口琴，让他看见了，但绝对不会是这个‘滴啊律嗒滴，滴啊律哒嗒’，这个你看我还记着这个调子。其实是他当大兵时听的那个调子，所以妈妈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说根本就是瞎编的。”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7）
7、小时候故意把昆曲唱得滑稽些
沈龙朱的母亲张兆和，是个大家闺秀。她们家有一些年定居在苏州，她的父亲是个昆曲迷，于是，张家孩子们多数都受过昆曲文化的熏陶。虽然在兄弟姐妹中张兆和是最不热衷学习昆曲的一个，但多少也受了点感染。
沈龙朱回忆说：“母亲教过我们昆曲。童年在云南，那里没有什么玩的，母亲就给我们唱。我不懂，觉得并不好听。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字要拖那么长？很长时间才念出那么一个字来，何必呢？——这是孩子的心理了。我没喜欢过昆曲，或者说没真正喜欢过。我和弟弟小时候对昆曲的优点，都是带了讽刺挖苦性质的口吻来说的。”
张兆和只要带着韵味哼唱起昆曲：“嗯∽，嗯∽∽，嗯嗯嗯∽∽”小龙朱就会在心里窃笑妈妈：“声音为什么非要这么板？唱歌为什么一定这么不爽快？”
妈妈教过一小段《思凡》，六十多年过去了，沈龙朱认真地想，还能哼出调来：“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凄似我……，但愿生下一个小孩儿，却不快活煞我……”昆曲一定要唱成：“咿呀……嗯∽∽”。学归学，但沈龙朱拿昆曲当嘲讽对象来唱，故意弄得矫揉造作，女声女气。他说：“我就故意强化这些地方，搞笑料出来。”
在战争年代，在远离昆曲故乡的昆明，虽然昆曲昆明都姓“昆”，但是沈龙朱还是没有体悟出昆曲的美妙来。他故意把优美的昆曲弄得滑稽一些。唱归唱，唱的时候刻意渲染昆曲的“娘”劲，男孩子这样弄，艺术也便成了笑话了。
8、父亲的警告语是“耳朵”?弟弟比哥哥受表扬的机会多
“耳朵！”
这是沈从文警告淘气的儿子时最严重的话了。这话的意思是：“你没有听见在叫你么？小心你的耳朵！”如果孩子们不及时纠正错误，他们就会被拧耳朵。但是沈龙朱记得，父亲虽然喊过这样的话，却从来没有拧过一次耳朵。
沈从文从来不揍孩子，不喜欢武力。调皮得很厉害的时候，是妈妈张兆和施行家法揍两个儿子。沈龙朱说：“妈妈揪着耳朵，那是我们调皮太厉害了。父亲就只一句：‘耳朵’，他会说这么一句话，相当于威胁性质的。”
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沈龙朱如果和弟弟沈虎雏发生矛盾，受批评的一定是自己。他说：“当时是，如果我俩打架，我惹他了什么的，那一定说我，我受谴责，我大嘛，你要让着他嘛。为什么欺负他呀？这是一定的。一定是爸爸妈妈同时来批评我。”
我问：“小时候，你欺负不欺负弟弟？”
沈龙朱说：“当然，互相之间告状，欺负，到时候挨揪耳朵，都有。”
因为战乱，在两个儿子很小的时候，沈从文不得不丢下家人，悄悄离开沦陷了的北平。但是两个孩子是他的牵挂。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张兆和致沈从文的信中，妈妈报告了孩子的消息：“小龙瘦而精神，问及爸爸时，总说：‘爸爸到上海替我买大汽车，买可可糖。’虎雏十分壮健，驯白爱人，……”沈从文不久之后给大哥沈云麓写信也说到这件事：“孩子无知，日望爸爸从上海买糖回，可笑亦可怜。”
又过了几日，张兆和致信沈从文说：“小龙本来早就嚷着要睡觉，后来听到月饼二字，忽然精神抖擞，唱歌，跳舞，操操，亲热人，做小脚走路，样样都来，供完兔儿爷，尝了一点点月饼，也就心满意足，临去睡时，还对着剩下的月饼告诉人：明天吃。……小龙即能自己吃饭，用银勺，坐着吃，吃时极认真，绝不东走西跑，吃的东西与我们相同，所多者牛奶、黄油、馒头、毛豆每天必食而已。小弟弟尤其可喜，整日整夜的睡，自己的奶已足够他吃，已有一个月不添奶粉了。现在的小脸、两腿、两胳膊具见丰满圆润，醒时有人招他玩便咯咯大笑，人走了便自言自语玩手，乖极了，一点也不麻烦人，我现在是真欢喜他。龙的相片是你带他到公园照的。龙早已不吃桔子，北京今年白梨鸭梨都丰收，因无出路，特别便宜，现在就给龙吃梨。小弟是什么养人补品都不吃，长得胖得很。……龙画的毛三爷寄你看看。他告诉我，那是手，那是耳朵，眼睛、鼻子、嘴，甚而至于毛三爷的三根毛都画出来了，小龙的进步真惊人。”十月五日，张兆和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小龙仍然瘦，精神可好。鱼肝油不是这非常时期的必需品，饮食间注意点就行了。小虎越发长得可爱，有小拜拜的样子。小龙太懂事，像个小大人，聪明但不如小虎好玩。”
第一部分 第一辑 童年说趣（8）
到了岁末，张兆和于北平给路途中的沈从文写道：“十二点，我起来给小弟弟吃一遍奶，吃完奶又把他身底下湿片换了。小东西像是懂得舒服似的，睁大了一双黑眼憨憨的笑，过后又把一只大拇指插进口中，呓呓唔唔入于半眠状态中了。小龙现在白天不睡，身上既不痒，晚间睡得沉熟，开灯轻易不会醒来。睡得红红的小脸，下部较你在时丰腴得多，头发三个月未剪，已过耳齐眉，闭着眼，蜷着身子，两只膀子总是放在被外边，身上放散着孩子特有的温香。”
到了一九三八年，做了两个孩子母亲的张兆和已经习惯了两个孩子环绕身边的温暖的爱。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我是个性情太收敛的人，只担心孩子们个性不发扬，怯弱，无能，如同妈妈一样。不过小龙就比我泼辣，嘴也比妈妈强。小龙常常想念你，要到爸爸家去。说：‘我们一同回合肥，爸爸在湖南，不带爸爸去。’他就哭，眼泪真挤出来了。已认识不少字，一面吃一面看，那种对吃饭毫无兴味满不在乎的神气，活像小从文。公公婆婆（因当时住在张兆和的叔叔张禹龄家，所以有公公婆婆的称呼。）最疼他，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多半时间跟着婆婆，谈这样，问那样，琐琐碎碎的，但却清清楚楚，颇为三婶解闷不少。公公境况不好，常常发大脾气骂人，见到龙总是喜笑颜开，认为奇货，赞不绝口。……小虎则第一面就给人好印象……不见得美，却自有他蛮憨可爱处，第一在头发，越长越黑，越曲，第二在眼睛，大而亮，睫毛长，蓝芬芬的颜色。我总疑心种由于某一次青岛海天的清明美妙，一定是有一次那海上的天空太美了，给我们印象过深，无意中就移植于孩子的眼睛里。孩子们累我，却也消散去我心上漫漫的迷雾，孩子们究竟是好的。”
这样的一位心里充满着温爱的母亲，“揪耳朵”便是对成长期的儿子最凶暴的酷刑了。而即便“揪耳朵”这样的酷刑，沈从文都不亲自执行。他更多是惦记孩子们的好，将孩子们的进步与成绩公示给他的朋友。
沈龙朱和弟弟沈虎雏相比，性格上有什么不同呢？沈龙朱说：“我办事毛糙，希望快速地赶紧做完了事。而弟弟做事很细很细，做得很认真。”
沈龙朱、沈虎雏兄弟，上学后在学校受到表扬机会很多，所以很得意。尤其弟弟作文写得好，老师写了一大堆褒奖的批语。父亲沈从文就把弟弟的作文到处展示，朋友来了，给这个人看，那个人看，算是对儿子的一种激励吧。沈从文和朋友们说：“你看你看，小虎写的，还是好嘞，有两下子嘞。”
沈龙朱到高小的时候，老师也给了他很好的评价，他自己得意，父亲也很得意。但他自己终究没有弟弟的认真劲儿。他认为：“弟弟确实是写得很好。在父母那里，弟弟受表扬的机会比我多。”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
1、 新发现的世系沈家历史可上溯二十余代
沈龙朱的父亲沈从文，诞生在湘西凤凰小城一个落泊了的大户人家。过去很多年里，学界对沈家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虽然，沈从文有自己的表述，但说到确切处，也是听来的，算口述史的一种。近年，贵州省铜仁市方志办刘新华的研究成果颇为抢眼。
刘新华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但母亲是武汉人，他的籍贯写武汉，本人却从来没有在武汉生活过。从小到大一直在铜仁，知青、工人、函授大学生、史志办工作人员、副主任。现在他五十九岁了，“改非”，即改回非领导的行列中，可以不上班，在家搞搞地方文化研究。
刘新华在接受我电话采访时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铜仁地区拨款一万块钱给铜仁市，要求把“沈从文祖籍在铜仁”这个问题搞清楚。市里从一万块钱中拿出两千块钱给到史志办，办公室的杨九昌同志，就到乡下搜集到四本“沈氏家谱”。刘新华在此基础上，于二〇〇〇年写出了《沈从文家世探谜》。遗憾的是，这篇文章长期得不到重视，一直到二〇〇五年以后，才陆续由《铜仁学院学报》和《梵净山》文学双月刊发表出来。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铜仁日报》部分刊发，刘新华的研究心得经过十年漫长等待，才为读者所知晓。
刘新华在研究初期，就打报告给市里，希望修缮沈从文的祖坟——沈岐山墓。无人搭理。但他从地方家谱——民间记载，揭示了沈从文一脉从宋朝至今的流变历程，让研究沈从文的人，感到几许新奇。我采信刘新华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下列图表：
图一沈从文上两代与沈从文身世关系图
一世沈彪胡氏
二世沈永钦蓝氏沈路钦
三世沈启齐黄氏
四世沈一郎沈寿宁邱氏沈善生
五世沈吉辅宁氏沈仁卿
六世沈德璋修氏沈德庆
七世沈彦和李氏程氏谢氏沈彦礼沈彦惠沈彦□
八世沈仲继谢氏杨氏沈仲洪沈仲喜沈仲初沈仲典
九世沈思禹沈思献沈思观沈思广沈思远赵氏
十世沈祖仕沈祖述？沈祖武
十一世沈天寿沈天纵李氏沈天禄
十二世沈渊王氏沈源
十三世沈绍儒刘氏沈绍旺沈绍辅
十四世沈贞王氏黄氏
十五世沈廷选沈廷仁黄氏
十六世沈从先樊氏廖氏郭氏卢氏
十七世？沈慧张氏沈琰
十八世沈文科张氏滕氏
十九世沈玉山沈昆山沈友山沈才山沈岐山？沈首一沈爵一沈进一
二十世沈宏富周氏沈宏芳刘氏张氏?苗
二十一世沈宗嗣（继）黄素英沈宗梁沈宗颐沈宗基沈宗泽沈宗嗣（出）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2）
二十二世沈岳鑫田真逸沈云麓沈岳焕（沈从文）张兆和沈岳荃沈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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