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21）
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
孩子们幸好都还健康，比你送伴他们来时长大多了。小龙已如一小泰山，在乡下极野。小虎已能唱能嚷，还能说笑话。三小姐在乡下带孩子，还在一难民中学教书。我们日子总算过得从容。
“大小四个人，几年来住在乡下，日子过得极快乐。”这是沈从文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给大哥信中的话。他同一封信中还写道：“九年中倒是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苦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
写信的这天，是沈从文张兆和结婚九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他说：
孩子们都极高兴，先前一时龙龙还正在低头为大伯写信，虎虎自命为“二少爷”，照往例躺在床上，用“二少爷姿势”躺在那里，要我学沅陵，意思即是从叙述中去到他不曾到的家乡中，如何用大竹筒挑水，供你浇花。
……这个二少爷说起来，爱时髦处，聪明处，善于联想处，幽默处，都若集家中人之大成。他理想是要做“大音乐家”，因此时时刻刻要哼哼唧唧，唱点什么，唱到得意处必相当兴奋，手舞足蹈。会说许多笑话，且知道贺老广神气。食量相当好，每食后必吃点“饭后点心”。欢喜漂亮。相当稳健，虽只想三叔送把“会响不伤人”手枪，可未必敢放。吃东西相当精细，不落饭到桌上。也有点好奇，听人说什么药好，必尝尝。大少爷却有好些恰恰相反。个子瘦，爱跳高，将来会如他五舅舅高，跑的极快。会顽皮做丑角，二少爷可不干。吃饭不在乎。衣服常滚在泥里。不大会说，倒会写字，爱在书上签个名，砚上雕个字。胆量大。欢喜学校。脾气相当好，不争多吃东西，能服务。爱吃干的、酸的、焦的，也不怕辣的。医师打针不叫喊。这时节两人都睡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的自由，他继《边城》之后的另一部伟大的作品《长河》诞生了。与《长河》这样绵长的故事一起诞生的，还有闪烁着他人性光辉和深邃思考的思想散文《七色魇》。
父亲是这样，那儿子的感受如何？沈龙朱说：“虽然那段生活很苦，但很值得怀念。怀念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复杂的内容。一辈子忘不了。毕竟，我和弟弟的人生起点在那里。”
一九四五年以后的一段经历，令沈龙朱难忘。他回忆说：
昆中北院有个很大的操场，东边角上是教师宿舍，还有教师家属宿舍。从当中穿过去，出了城墙豁口，过了护城河，就是联大的区域。一出门，有联大服务社，每天早晨向学生提供廉价的早餐：豆浆，馒头。
我住在那儿的时候，上学路过联大服务社，吃豆浆一碗，拿一疙瘩馒头，吭哧吭哧吃完了就去上学。
每个星期还可以去听音乐会。虽然只是手摇唱机播放着唱片，但我在那样的年纪就欣赏到了莫扎特，欣赏到了萧邦。
上小学要穿过联大，经过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如果换一条路，走联大的新区，就能看到图书馆。新区往外，就是跑警报的山包了。
十二岁离开西南联大旧地，沈龙朱再没有机会回去。
沈龙朱说：“出差去昆明，我到过桃源房东李家。李家女儿兆恩做了我妈的干女儿，我们关系很好。等我再次回去，李兆恩家已经搬到我们在联大时期跑警报的小山坡上了。而在当年，那是一片葱绿的丘陵，长满矮松树，非常漂亮。而现在已经被高楼覆盖，完全不一样了。”
沈龙朱没有回到自己住过的老房子。倒是沈从文和张兆和两个人去了龙街，最后看了一眼那杨家大院。后来这些建筑被拆除了，中学占用盖了教学楼。沈虎雏也有机会出差去昆明。不过，沈虎雏大部分都是公事，人又注重纪律，自己不乱跑。真到自费回去时，一切也都变了。
沈龙朱回云南旅游，他就主动和导游说云南话，说得非常利索。导游告诉他：“你进商店，可千万别说云南话。否则，人家以为我把当地人带来，故意多要回扣的呀！”商店清点旅游团人数，给导游拿回扣。
有了叮嘱，沈龙朱进了商店就不说云南话。与导游私下交流，导游认为沈龙朱的云南话“土”，是农村人说的话。虽然呈贡龙街与昆明城只有几十里路，公路修好后，用不了一个小时的车程，但语言上的区别还是明显。沈龙朱说：“呈贡话与昆明官话比，就土一点。我说的就是土的。”
只有云南人才能听出沈龙朱的“土”来，而龙朱自己都感觉不到这种“土”。他说：“我只会那种‘土’的。我想注意一点，拿腔拿调地说昆明话，较着劲才能说出来。”不过，也许今天的呈贡人都已经昆明化了，而六十年前的呈贡话，或许只保留在北京，保留在沈龙朱和他的弟弟沈虎雏口中，成了永远回不去的那些美好日子的珍贵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