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武器的发展
完全机械化的军队
1973年的以色列-埃及战争
新老战术的混合
武器的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起，经历了一个新式武器和武器改良快速发展的时期，各国政府发起并慷慨地资助武器发展的系统研究。现在大多数的武器系统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或期间的这些研究工作。比较成熟的武器系统变化较小，例如火炮、军舰和坦克虽然在性能上大幅提高，但并没有质的变化。但核动力潜艇是个例外，由于核动力发动机取代了内燃机发动机，改变了潜艇需要不断浮上水面来补充空气的情况。潜艇可以在水下全力前进，从而获得更高的速度。大量的水下试验使船舶建筑师们得以设计出能获得最高水下速度的潜艇。当然，由于核燃料可持续使用数年，也大大增加了其航程，核潜艇还可以为其船员携带足够多的氧气以增长潜航时间。早期的核潜艇已完成过在北极冰层下的巡航，显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火炮虽然变化不大，但也有所变化，不再使用马拉火炮，而开始使用自行火炮，军队改用更大口径的火炮，彻底放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野战炮。
战争后期，德国人和英国人开始使用喷气式发动机，使飞机的速度显著提高。在战争后期螺旋桨飞机的速度为450英里/小时，而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巡航速度就达到650英里/小时，许多战斗机的速度甚至可以两倍于此。飞机的体积开始变大，战斗机增大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的大小差不多，轰炸机也相应增大。
插图11.1 喷气式飞机
除了潜艇性能的革命性变化外，上述变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与大多数其他武器系统相似，步兵武器的变化代表了早期变化的趋势。首先是寻求更高的射速，这是从前装枪就开始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军队每个士兵都装备上小巧、轻便的机枪时达到了其顶峰。
但战后却成了导弹的时代，事实上导弹的发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箭最先在飞机上使用，以加强火炮的作用，德国人也研制出远程弹道导弹。到20世纪60年代，弹道导弹的精度得以提高，其射程也达到5000英里以上。这种导弹可以携带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原子弹的两倍威力的核弹头，并轻而易举地突破对空防御。这使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或其他国家拥有了难以防御的针对人口中心进行打击的进攻武器。这使原先的战略轰炸的概念发展到极限，它不仅可以彻底破坏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而且可以迫使其人民屈服。随后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并使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颗打击不同目标的弹头。导弹精度已经达到战争计划者设想敌人可能发起导弹攻击前将其摧毁的水平。
小型导弹对传统的战斗样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对高空的飞机防御中，导弹取代火炮被用来对付高空飞行的目标。雷达利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和跟踪敌机，以引导高射炮射击目标，但如果防御者使用导弹，只需向目标发射装有数百磅炸药的一枚导弹就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另外一部雷达控制着发射出去的导弹，从一台计算机中发出指令转动导弹上的方向舵，引导导弹拦截来袭飞机，当接近飞机时引爆导弹。任何喷气式飞机都不如这种火箭动力的导弹飞得更高更快。
有些导弹的制导系统将无线电波束瞄准目标，导弹沿波束飞行直到拦截到飞行中的飞机。其他导弹通过寻找热源制导，例如飞机的尾气。还有通过电视图像制导的导弹。一种导弹可能轮流使用多种制导系统，例如，开始接受无线方向制导指令，到足够近的距离上时使用热寻的制导。
插图11.2 防空导弹
士兵之间可以使用导弹互相攻击，飞机也可以使用它们攻击地面目标。这些在防空和空战中特别有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机枪和火炮难以达到的距离上，可以使用这些导弹交战。军舰之间也可以使用导弹作战，这些导弹在雷达上几乎是看不见的，并且由于其只在高于海平面数英尺的高度上飞行，所以难以将其击落。飞机也可以使用此类导弹攻击军舰。
导弹对飞机的改变不大，但导弹和航空母舰的共同作用对军舰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设想未来海战将在更远的距离上使用飞机和导弹进行，使得火炮不再是军舰的基本军备，军舰也不再为防御炮火而使用装甲。军舰变成了没有装甲的船舶，上面载有大量防空武器，也经常装载反潜武器，同时还装备大量的电子设备以发现敌人和为导弹制导。以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流行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军舰过于脆弱，必须更多地依靠使用导弹及其探测和制导装置所进行的积极防御，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厚装甲、防护甲板和结实的构造而形成的消极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有限规模的海战证实了这种脆弱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上称霸的航空母舰，仍然是美国海军的核心战舰，但没有其他国家在这种海战中向美国提出挑战。其他国家几乎全部依赖导弹进攻和对导弹与飞机的防御。
空军仍然依靠炸弹，其中有些已成为制导炸弹。但与军舰不同的是，机身较大、坚固的喷气式飞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相比有更强的抵抗力。
尽管在陆战中大量采用高级电子侦察设备和有着复杂制导系统的导弹，但陆战的变化很小。事实上，导弹加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的趋势，即提高步兵对付机械化武器系统的能力。改进的反坦克火箭和无后坐力炮，提高了步兵的反坦克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使用一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导弹飞向目标时通过其后拖曳的导线传递指令。这种显然十分原始的办法确保了操纵手在导弹飞向运动着的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不间断的控制。携带有定向能装药的这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大于一英里的范围内是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小型号的反坦克武器是便携式的。
步兵也开始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士兵的肩上发射。热寻的制导系统可以引导火箭推动的小型导弹跟踪来袭飞机的尾气。这样步兵就拥有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自己免受低空袭击的手段，其作用类似于十字军中的十字弩兵防御敌人轻骑兵时所起的作用。
为步兵提供经济、轻便的武器，使步兵起到了古代轻步兵和重步兵所起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引起对步兵作用的重新重视。尽管便携式热寻的导弹的性能优越，但雷达引导的武器系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十分有效的小型火炮，仍然需要对空防御。并且由于坦克在反坦克作战中的有效性的不断提高，加之坦克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使军人更宠爱坦克。正如在克雷西战役中，英国下马骑士抵抗住了法国重骑兵的进攻，处于防御部署的坦克比进攻中处于运动状态的坦克更具优越性。在14世纪英国人如果像威尔士长矛兵那样骑上便宜的马匹作战，他们可以获得和威尔士人一样的战略机动性。但和对抗法国骑兵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长矛兵而不是下马骑士，由于长矛兵缺乏像骑兵一样作战的能力。因此，正如几个世纪以前的英国那样，军队出于类似今日对坦克的依赖，努力谋求使所有部队都骑兵化、机械化。
事实上，在北非沙漠的战争预示了未来，欧洲军队越来越和拜占庭花费巨大的使用弓箭的装甲骑兵一样。军队中大部分的士兵开始依赖飞机、坦克和自动火炮作战。军队还大量使用履带装甲输送车运载士兵，这些车辆不仅可以作战，而且起到威尔士长矛兵所使用的马匹的作用。和拜占庭的重装骑兵相同，欧洲军队的坦克可以高速冲锋，或像下马骑兵防御敌人重装骑兵一样防御敌人坦克的冲锋。坦克上安装的防空武器与拜占庭的重装骑兵携带的弓箭相似，自动防空火炮也伴随坦克行动。军队仍然保留着步兵，但他们通常是车载步兵，乘坐装备有轻型武器的装甲履带输送车，这种车辆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输送装甲步兵师的半履带车辆演变而来的。乘车步兵下车后，可以使用其反坦克火箭筒、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去攻击或防御敌人的步兵，或保护他们自己，或与敌人的坦克和其他车辆作战，这是一种19世纪的战斗和1945年以来的机械化战争的混合作战样式。
然而，在步兵打飞机和反坦克的战斗中主要使用导弹，及在飞机空战中使用导弹，改变了西方战争长期以来的传统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士兵们对火力强度比其精度更为重视，而且给所有士兵都装备自动火器加强了这一趋势。但是，导弹制导更重要的是精度而不是射速，导弹弹药的昂贵费用也妨碍了提高火力强度。
各国军队都下大力研制新武器和改进现有武器系统，致力于提高武器的精度和采用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它们似乎认为是武器的质量和先进程度决定了战斗的结局。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小规模的冲突表明，领导、训练以及在作战中获得的技能，像过去一样对取得胜利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虽然武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对熟练掌握这些武器所必须的手工技巧，但上述因素仍然十分重要。例如，士兵们不再需要使用长弓时所必须的力量和技能，使用前膛枪时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获得的重新装填弹药的技巧，使用步枪时熟练地拉动枪机和迅速瞄准目标的能力，现在的自动枪手只需对准目标扣动扳机，把空弹匣换成装满子弹的实弹匣即可。
但是新式武器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后勤保障能力。一些复杂的武器系统，特别是电子制导和侦察设备，要求必须有专业知识的修理工维护其正常工作。另外，尽管注意对这些设备的维护，一些新式的没有经过长期使用检验的设备是不可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队又回到了火绳枪时代，当时火绳枪手扣动扳机时只有一半的武器开火。但和火绳枪不同的是，现代武器达不到其设计性能难以正常地工作，迫使军队必须配备合格的修理工。
装备有直升机的军队相当于有了自己的轻骑兵。由于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并能在空中悬停，它完全重现了历史上轻骑兵的所有功能。装备有机枪和导弹的直升机对付敌人步兵十分有效，如果携带上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它即成为坦克的克星。直升机还可以输送十几名甚至更多的士兵。但低速飞行的直升机容易受到防空火力的攻击，其脆弱性就像古代轻骑兵容易受到轻步兵的打击一样，所以直升机很少被用于攻击装备有防空火力的部队。但直升机具有很大的后勤价值，它可以迅速地机动，可以克服复杂地形和飞渡江河水面，可以飞越敌人没有防空武器防御的地区深入敌人后方。
插图11.3 直升机
完全机械化的军队
许多军队还拥有了可以使用地面炮兵发射的战术核武器。一枚炮弹就可以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它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核爆炸还不可避免地造成放射性污染。一枚核炮弹或核炸弹就可以形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炮兵齐射的同样效果。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如此集中炮兵火力的方法对进攻至关重要，无疑地战术核武器使进攻方有了突然袭击的机会，因为它可以不使用集中的炮兵，而炮兵的集中行动是难以保密的。
但由于进攻行动通常需要集中兵力，这样防御方则由于使用新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迅速地向敌人的集结地使用一枚核武器。这种防御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它不需要针对敌人进攻的集结行动采取反措施。由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增强火力总是相对地增强防御的力量，因此可以逻辑地认为核武器的运用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但欧洲军队通常在防御中并不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因为担心对核武器的战术使用会导致对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其结果是造成众多城市的毁灭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的伤亡，战争计划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然而，上述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促使军队全部机械化。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使得它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疏散保证安全，机械化部队能够以比步兵部队快得多的速度重新集结。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可以保护部队免受核爆炸的危害，也使得这些武器系统更具有吸引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一代乘车作战的军队将坦克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之前军队对重骑兵的依赖。今天的机械化军队继承的是十字军和拜占庭的传统，而不是土耳其轻骑兵的模式，部分原因是费用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装甲重骑兵的人员装备和战马的花费要比一位轻骑兵和其较为便宜的马匹的花费大得多。但到20世纪60年代，一架战斗轰炸机的费用大约是一辆坦克的10倍，而且对飞行员的技能、后勤和维护设施的要求高得多。相当于古代重骑兵作用的坦克反而比相当于古代轻骑兵的飞机的价钱便宜的多，尽管有更加安全的具有抗战术核武器性能的飞机出现，但坦克还是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现代机械化军队拥有许多昂贵的战斗轰炸机，大量的高技术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但人员却远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军队的水平。大量的电子侦察和制导系统以及昂贵的弹药的费用，加剧了这些军队资本密集型的特征，数百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不再像在1914年至1939年期间那样起生死攸关的关键作用了。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对其经济现实做出的合理的反映。由于军队大量使用文职人员，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资本密集型军队更为敏感。然而在一些地区，欧洲国家不愿意为防御投资。从有城堡和用围墙围起来的城市就开始了的西欧永久性要塞的重要传统，在德国和法国的防御计划中被抛弃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马其诺地下堡垒防线也无声无息地被废弃，尽管它可以防御核爆炸及其辐射。
1973年的以色列-埃及战争
欧洲和美国的机械化战争方式和最新的以导弹技术为特征的武器系统在中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几次检验。它不仅证明了新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证明现代技术并不降低技能和作战经验的作用。有一种倾向认为技术水平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以色列军队的轻易取胜驳斥了这种想法。
在一次战役中，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没有战术技能上的明显优势，这就给武器性能和军事理论的不同特点提供了其展示的机会。到1973年中东战争中敌对的各方军队都有充足的现代化武器供应，以及现代化的军事理论、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很好地利用它们。俄国人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而以色列军备中的绝大部分由美国人提供，许多国家中还有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武器。各国军队武器的种类不尽相同，但基本特性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坦克和俄国的相比体积大、装甲厚，但火炮较小。
以色列西邻埃及，东与叙利亚和约旦接壤，处于其中央位置。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仔细地协调他们出其不意的进攻行动，同时开始敌对行动以削弱以色列内线作战的优势。他们成功地达成了战术突然性，但由于其战略态势和明显的进攻目标，没有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
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的对抗展示了战争的两个方面，使用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战争形态的变化，和战术及战略在所有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的持续性。虽然双方军队都有大量的坦克，并且有装甲师，但和1940年法国的做法一样，这些坦克被分散到它们所有的陆军师。但所有的师都实现了摩托化输送，许多士兵乘坐有薄装甲的履带输送车作战。
苏伊士运河，其最窄处约有200码，将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隔开。双方军队都沿运河修筑工事，运河两岸筑起的泥土防护堤至少有50英尺高。堤坝类似古代的堡垒，对士兵和车辆起到障碍物的作用，也保护着它后面的道路、炮兵指挥所或支撑点。使用炮火很难破坏堤坝。但为防守运河防线，以色列主要依靠部署在堤坝后面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以色列的道路网可以使其军队方便地侧向移动和集结，但除此之外运河附近荒无树木的地区履带车辆甚至轮式车辆都可以通行。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和叙利亚在没有预备队的情况下开始向以色列军队发起进攻。按照精心安排的作战计划，在一位优秀的参谋人员的带领下，8,000名埃及步兵使用小船在50英里的正面上渡过了运河，只避开了北部的沼泽地区和南部的湖区。埃及士兵在4,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其中包括坦克上的火炮，在发起进攻的第一分钟内发射了1万发炮弹。士兵们使用云梯爬上以色列一边河岸的堤坝，向前推进了半英里多。每个士兵推一辆小车，装着他的枪支和主要的武器装备。有些士兵携带着有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其射程远达1,100码，其他士兵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其最大射程为200码。如果敌坦克和导弹距离过近，则进入了火箭筒的有效距离。这种防御系统与瑞士方阵十分相似，其方阵外围是长矛投掷手，内层是长枪兵，与冲过长矛防线的敌骑兵搏斗。
另外，许多埃及步兵携带着热寻的防空导弹，它可以有效地对付低空飞行的敌机。为防御高空敌机，埃及人使用沿其运河一线部署的雷达控制的远程防空导弹，只要步兵离运河不远，就可很容易地得到保护。
轻便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发展，使步兵又恢复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作用。像长矛兵可以抵御重骑兵，十字弩手能够给骑马的弓箭兵以重大打击一样，埃及人在部署在运河东侧固定阵地上的防空导弹的掩护下，抵抗住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像古代的帕提亚人和蒙古人一样，适于机械化作战。因为战斗已经扩展到了三维，埃及不必采用复杂的队形，携带防空导弹的士兵紧随在携带反坦克武器的士兵其后行动。
在运河的对岸，当埃及人稳步地加强了其军队力量的同时，以色列最好的空军开始发动攻击，但在埃及的对空防御的打击下损失了半数的飞机。士兵们携带的防空导弹的精确度很高，但经常不能击落敌机，因为它的小弹头在喷气机的高温尾气中就爆炸了。但这种爆炸仍对飞机造成破坏，考虑到这两种武器系统的费用，步兵携带的小型导弹和飞行员驾驶的昂贵的飞机，对飞机的破坏确定是战术上的重大胜利。在一次攻击中，以色列的飞机的80%被击中。当埃及军队的自行4管23毫米雷达控制的自动高射炮渡过运河后，埃及人形成了完整的防空体系，使以色列空军不敢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
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在向埃及步兵反击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训练有素和充满自信的埃及士兵在当天下午抵抗了少量以色列坦克的反击，这些坦克全部被毁。同时，埃及为其步兵加强了无后坐力炮和85毫米、100毫米反坦克炮。埃及人还有小型的轻型装甲车，上面载有反坦克导弹，有些装有一门小型反坦克炮。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以色列重型坦克进行了反击，他们发起反击不久就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10分钟内以色列人损失了90%的坦克。进攻的装甲师损失了其2/3的力量。
第二天，即10月8日，以色列增援了3个师，组织了又一次反攻，过分自信和由于埃及防空体系限制了以色列空军的活动造成的情报缺乏又将以色列引入歧途，以色列军队在只有4门大炮的支援下，发起了使用力量不当和目标不清的反击。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参加了反攻，它损失了其一半的坦克。在这些局部反攻中，以色列损失了250辆坦克。在此之后，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军队保持距离，继续进行防御。
但埃及军队并没有充分利用其胜利态势，相反他们却停留在运河附近，架设桥梁，将800辆坦克和9个师的部队渡过运河，小心地加强其桥头堡阵地，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基本上采取了防御态势，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夺回了土地，达成了战役的政治目的。他们已经证明了其防御能力，不愿意继续向前推进与以色列人进行机械化交战，这种交战对后者是极其有利的。
在埃及人加强其运河东岸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打退以色列后续部队的反击，埃及人向运河东岸派遣了一支轻型两栖坦克部队去封闭以军通道。但以色列坦克先于埃及人到达阵地，并很容易地将脆弱的埃及坦克打败。30架埃及直升机，每架载有25名士兵，机降到运河东岸。他们装备着反坦克火箭筒，封锁了主要道路以迟滞以军的增援。但埃军这支小部队只能在短时间里迟滞以军强大的坦克部队。
直升机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是在后来增援阻击部队时被以军击落了一些。这些直升机的损失也证明，如果敌方具有完善的防空体系，直升机是很脆弱的。预见到这一点，双方都将其对直升机运用限制在后勤方面。
埃及人对于防御需要必要的支援的认识，来源于一支攻入了以色列的纵深地区的埃军部队的作战经验。这支由3个营大约200辆车辆组成的部队，包括坦克、汽车和步兵装甲输送车在内，从运河向前推进了10英里，遭到了以色列的空中打击，以及以军1个步兵营和20辆坦克的阻击。在埃及人撤回运河之前，他们损失了半数的车辆。
但被以色列发起的成功的进攻击退的叙利亚人，迫使埃及人放弃防御，于10月14日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在埃及雷达制导防空导弹渡过运河和步兵与坦克得到加强后，埃及全线发起进攻，但事实证明埃及的进攻比武装游行强不了多少。由于没有集中起力量，在各处遭遇到大致相等的以色列军队的抵抗。埃及的进攻也证明了坦克在防御中的作用。
以色列坦克进入了其预设的防御阵地，阵地中有一些提前挖好的防御工事，以军的坦克只有炮塔和火炮暴露在外，和进攻中的全部暴露在外的脆弱的埃及坦克相比，以军占据了优势。以军坦克通过从提前选择好的受到保护的阵地之间进行转移的办法避免了埃及榴弹炮和炮兵火力的打击。以色列坦克还对前进中的埃及坦克侧翼进行反攻，以军士兵显示了其在机动和使用坦克火炮射击方面的压倒性战术技能优势。在这一天不成功的进攻中，埃及军队损失了其1000辆坦克中的260辆，以色列的损失少于埃军损失的1/4，而且损失的大多数坦克很快就被修复。
机枪被证明在对付携带有线制导的导弹的埃及步兵时非常有效。机枪火力压制得埃及携带导弹的步兵难以移动，要抬起头操纵导弹瞄准目标就更难了。以色列的地面炮兵在埃军薄装甲的导弹车辆面前同样显示了它的威力。
第二天，虽然埃及的有些部队仍有进展，但几乎所有部队都退回了其出发阵地。以色列空军已经攻击了过分突出的埃军部队，迫使埃军撤退。埃及指挥部遵循古老的拜占庭原则不把其重骑兵和轻骑兵分开。进攻目标有限，并且没有集中兵力也是埃军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只有一部分埃及部队在作战，撤退的埃军和先前抵抗以军反攻的数量相当。一个像埃军总司令伊斯梅尔将军那样聪明正统的统帅，在指挥进攻时，很难接受达不到他预期的结果，于是限制部队的进攻，以免使部队一无所获且遭受伤亡。以色列军队也没有试图追击，而是小心地避开埃军难以对付的反坦克和防空部队。
作战略图11.1 以色列的反攻和迂回行动
以军制定了反攻计划，突破口选在他们发现的埃军运河东侧防线的一个缺口处。埃军这一弱点位于大苦湖以北，恰好是以军原先计划的渡河地点。这里的运河堤坝不太坚固，在此附近还藏有架桥设备和设计好的通往渡河地点的道路。以军集结兵力出其不意地到达运河东岸的这一点，埃军完全无法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在随后几天，埃军使用其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大苦湖以北向以军发动反攻，以军则向北进攻以保护其侧翼和扫清通向运河堤坝的通道。许多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被称为是中国农场的地方。以军向北攻击也给埃军造成了以军要在运河东侧向北发展进攻，威胁埃及担负运河东岸自湖区至运河北部沼泽地区防御任务的第二集团军侧翼的错觉。
这个迷惑行动很奏效，甚至在运河西侧发现以军后，埃及指挥部还不相信以军渡河的可能性。以色列为避免其军队被发现，将渡过河的步兵全部隐藏在运河西侧的灌木丛中，坦克隐藏在他们占领的飞机库中。以军没能像事先设想的那样快速架好浮桥，这也使埃及人无法判断以军的真正意图。埃军知道只依靠在运河中摆渡是无法在运河以西支持一支大部队的。
以色列的进攻对埃及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埃及军队为实施其为时一天的流产的进攻行动，他们保留在运河西岸的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已受到严重消耗。当以色列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时，使埃及人继续迷惑不解。以军扩大了其通往桥头阵地的走廊，并为建造预制桥扫清了道路。河西的以色列小部队进攻了埃军部署在那里的没有保护的防空导弹阵地，破坏了3个防空阵地，并迫使另一个仓促转移。这样，这些对空军致命的武器而对坦克和其他地面部队毫无抵抗力的防空导弹的被歼，为随后以色列使用空军作好了准备。为此目的，以军将一个装备175毫米远程火炮的炮兵连渡过运河，向附近的埃及导弹阵地开火，造成了一些破坏并迫使埃军转移阵地。
以色列在渡河点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决定由其中的一个师防守渡口，其余两个师对埃及第3集团军实施迂回包围。埃及第3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部署在运河东岸湖区以南地区。10月17日夜，以军在运河上架桥完毕，迂回部队从桥上顺利通过运河，准备在第二天实施决定性的战略迂回。这种形势与1940年5月德国人渡过默兹河的情形一样。埃及最高指挥部和法国一样，将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威胁上——以军在运河东侧向北的推进就像1940年德国向比利时推进时迷惑了乔治和甘末林将军一样。但在1973年的埃及军队已经全部机械化，不像乔治和甘末林将军那样面对的敌人在战略机动性上优于自己。
10月18日，上述以色列师开始向西前进，遭到部署在防御掩体中的埃及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顽强抵抗。以军努力向前推进以便获得足够的安全距离在第二天向南发展进攻。以军又破坏了3处导弹基地，并击退了埃及空军对桥梁的轰炸，其中包括一次直升机轰炸，以军击落了5架直升机。这时，伊斯梅尔将军了解到以军桥梁的存在，派遣他的参谋长到前线调查。在10月18日，参谋长视察了前沿，对以军的威胁做出了悲观的判断。
10月19日，以军先头师向南推进了6英里，在遇到埃及人的强大抵抗后停了下来。埃军参谋长报告了以军的严重威胁，他建议将所有部队撤往运河以西。伊斯梅尔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命令他的两个军将以军击退或至少阻止住以军的前进。然而，他既没有建立独立的指挥所协调运河西岸部队的战斗，也没有发布命令将其部队集中起来。
第二天，以军先头师绕过了前一天阻止其前进的支撑点，向南推进了15英里。由于埃军为避免被推进中的以军所伤，撤走了其大多数在西岸部署的防空导弹，但仍保留了大量对付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步兵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所以这一天以空军能够很容易地支援部队前进。
在10月21日以军向南推进途中，遇到了埃军一个装甲师2/3兵力的阻击，但阻击阵地仅数英里宽。紧跟在后面的第二个以军师粉碎了埃军的抵抗，先头师遵照渗透战术的原则，绕过埃军阵地继续向南推进。第二天，虽然埃军仍然顽强抵抗，以军也只攻克了部分埃军防御阵地，但先头师还是到达了小湖的西岸，这里距离运河南出口仅10英里。
10月23日，以军先头师在得到来自叙利亚战线的步兵师的加强后，向苏伊士湾的海岸挺进，后续师的一些部队向南部更西的方向上前进。这样，以军在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形成了内、外两层包围圈，防守着运河西岸的苏伊士城和东岸的桥头阵地的水。以军包围了埃及两个步兵师和其余两个师的部分部队，总共约4万人。在这次战役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天，双方同意停火，但由于以军采取绕过埃军支撑点的战术，双方部队混杂在一起，停火难以生效。
在6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推进了50多英里，完成了对埃及军队的迂回包围。以军两个师克服了对方至少同样多的部队的连续抵抗，其中包括埃军有坦克部队的两个师。以军的胜利不仅在于其久经考验的战术技能，而且在于它得到压倒性优势的空军的支援，而他们敌人的兵力却没有集中起来并且组织混乱，只能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埃及西岸军队中的反坦克导弹部队又被派往东岸。
以色列人胜利了，像1940年德国军队取得的胜利一样，但与德国人在1940年的情况相比，以色列人面临更加困难的任务。苏伊士城和运河保护着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第三集团军和它完善的防御体系保护着它的东部前线。第三集团军还拥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和1940年在比利时的盟军所处的困难境地大不相同。不像在比利时的盟军部队在后方受到威胁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退，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渡河作战和打退了以军的反攻而士气高涨，他们在精神上、物质上都能坚持作战。
由于以军迂回部队和埃及第三集团军都有充足的补给，战场情况更像是围攻而不像迂回行动。在运河西岸控制埃及第三集团军退路的以军两个师面对着埃军的5个师的救援部队。但停火生效，避免了大规模的攻城战和迂回部队与救援部队之间的大战。
新老战术的混合
以军借助表面上在运河东岸向埃及第二集团军南部侧翼进攻的迷惑行动，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以军正确地实行了吉贝尔的进攻原则：分散敌人以诱使其形成弱点，集中兵力充分利用其弱点。因此，以军在与强大的、领导有方的和人数多于自己的军队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埃及军队指挥官精心计划、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指挥面前，以军的成功来之不易，也降低了迂回包围行动的效果。正如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的胜利，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起对战争结果产生影响，如马伦戈失败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抵抗的力量。
埃及人的战术表现的是对完全复兴的过去步兵武器系统运用的充分掌握。像17世纪的将军们那样，他们在保证侧翼安全的情况下对使用长矛和火枪进行防御充满信心，埃及同样选择了水障保护其侧后。埃及利用反坦克和防空导弹武装起来的步兵，也证明了他们对于防御的传统信念：步兵只要有合适的武器就可以对付其骑马或乘车的对手。另外，埃及人还使用坦克加强其步兵的防御。这些被部署在掩体内只将炮塔暴露在外又有良好的射界的坦克起到的是古代马下骑兵的作用，同时坦克又可以用来进行局部的乘车反冲击。埃及步兵完善的战术编组、畅通的无线电联系和纵深防御部署保护了埃及军队，没有像古代战争中骑兵冲入步兵方阵后所造成的被长矛兵队形瓦解而带来的损失。
苏伊士运河保护了埃及军队的翼侧，虽然表面上看并非如此，因为埃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是沼泽地，南部翼侧是苏伊士湾。但如果以军进攻埃及军队的正面，进攻者面对的将是运河，而没有机会突破埃军防线并随后进攻其后方的任何一翼。但这道屏障没能完全保护埃及，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战前准备了渡河点，包括预先在渡河点附近存放了架桥材料。
以色列的防御战术，主要依靠的是骑兵下马作战的老概念，并充分利用空间纵深进行防御。以军掩体内的坦克可以使用其火炮有效地打击埃军进攻中的坦克，并能利用坦克自身的机动性对埃及攻击部队的脆弱翼侧进行反击。但埃及人能够利用步兵攻击坦克。由于导弹精确度高，埃及导弹操纵手能够控制导弹直接命中以军坦克的炮塔，这使埃军拥有了一定的战术优势。
由于反坦克导弹操纵手的脆弱性，以色列的机枪阻止了埃及反坦克导弹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对小兵器火力的运用，和地面炮兵一起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单一的轻步兵武器系统战争的样式，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以4种传统的武器系统为基础的战争样式相混合。
以色列炮兵对埃及防空导弹所取得的成功表明，19世纪末的战争手段对防空武器和对反坦克武器一样都形成威胁。在对付固定部署的防空导弹和士兵携带的单兵防空导弹时，步枪和机枪火力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具有灾难性的影响。新型的防空轻步兵和携带反坦克炮及导弹的重步兵一样，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明显过时了的携带普通轻兵器的轻步兵的伤害。最有效的保护方法恐怕是给防空和反坦克步兵配署19世纪式的使用机枪和火炮的步兵。这样，将老式战术与新式战术混合使用，利用编组中配备步枪和机枪的步兵来对付敌人同样装备的步兵，从而使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得到保护。
由于坦克、飞机、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传统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图解11.1中A代表箭头方向上的进攻能力，D代表箭头方向上的防御能力。
图解11.1 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但在1918年以前60年，战争里占统治地位的步兵和炮兵也可以用此图解来表示。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炮兵只有榴弹炮，步兵则装备有无后坐力炮、机枪和轻型迫击炮。为简便起见，新的图解没有标出反坦克能力。图解11.2是过渡性的，只为了说明增加步兵和炮兵后的作用过程。为了在图解上留出位置，图解11.2没有标明坦克对防空武器的进攻关系，也没有标明飞机攻击反坦克武器的能力。
图解11.2 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在新的图解11.3中，加上了步兵和炮兵，以及其和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在坦克和飞机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他们可以用来攻击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如果防空武器是自行式的，老式的步兵只能在防御中对付它们，因为除非防空武器停下来或正在与飞机作战，老式步兵不可能追上和进攻它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的角度来看，装甲输送车上的防空武器和车载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图解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和炮兵与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
因此，除有些地形只能运用新式武器外，新式武器和老式武器的混合运用，提供给指挥官更多的手段，因而也带来更复杂的问题。武器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武器系统互相支援的问题，也使进攻行动复杂化，要求在组织进攻时要充分利用对手综合武器系统的薄弱环节。
1945年后发生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战争，有些西方大国也参加了。美国参加的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类似。英国在马来亚和法国与其后的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及其他的许多战争，是和实行袭击战略的游击战相对抗，而不是参与像阿以战争那样的连续进行的正规战。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的欧洲战争大多是正规战。在这些战争和其他冲突中，地形因素限制了使用新式的机械化武器系统，所以这些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和更遥远的过去的战争很相似。
第十二章 连续性和变化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海战和空战
历史总结
海战特点概述
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综述
战术
历史总结
技术和四种基本武器系统
部队编成的经济学
划分战术单位的作用和进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弱点
会战和伤亡
后勤
历史总结
选择性的兵员制度
战略
历史总结
军事战略的分类
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退却对追击的优势
集中兵力攻击弱点、分散敌人和战争原则
迫使敌人战斗、迂回行动和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兵力
袭击战略的本质及其目标
袭击战的一种样式：游击战
对游击战的防御和进攻
对指挥官面临选择的总结
连续性和变化
本章是对西方世界战争主题的一个概括，主要研究军事行动的本质，并解释为什么战争经常成为持久战，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场会战、战役或一系列战役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并不都能促成战争的迅速结束。并且即使是最聪明的指挥官也会犯错误，也难以完全认识清楚他们的处境。指挥中的人为因素和本章中忽略的其他战争行为妨碍着在战争初期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因素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阻力。如果战争达不成明显的政治目的，战争自身内在特性经常对交战国的政治耐心提出严峻的考验，使交战国的经济资源和士气受到严重消耗。交战国经常认识不到是军事因素妨碍了取得胜利，而通常过高地估计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下面的总结有助于理解许多军事因素如何延长了很多冲突的持续时间。
在本章的总结中，首先像以上篇章一样阐明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战略区分。由于本书主要研究陆上战争，本章集中研究这种最常见的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问题，这些和第一章的编写结构完全相同。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历史回顾和对主要问题的总结。
海战和空战
历史总结
尽管海战是受火药影响最早和最深刻的一个战争领域，但和陆战相比其变化不大。在陆战中，火炮的发明只迫使筑城方式发生改变，手枪也只是代替了弓箭而已；但在海战中火药引发了一场革命。在16世纪火炮开始代替士兵的接舷格斗和金属撞角船之间的撞击战。到那个世纪末，海战已完全成为火炮之间的炮击战；装备有大量的重型火炮的庞大的木制军舰成为海军的主力战舰。
军舰作战的队形也由金属撞角船时期的并肩横队作战，变成便于使用舷炮后的艏艉相接的横队队形。随着在战争中海军战术的不断提高，舰队司令们学会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队形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战斗在近距离上进行，数量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军舰交战时所有的军舰都能向敌人开火。例如在尼罗海战中，纳尔逊集中两艘军舰攻击法国军舰队中的首舰，以确保英国可以迅速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但火药的运用只影响到战术的变化。对更好的航海性能和导航性能的舰船的依赖引发了海军后勤的革命。虽然这种变化使封锁更加容易，但海军战略并没有改变。海军实力强大的一方仍然实行持久战略，对敌方进行封锁以断绝其贸易和确保己方海上运输部队的安全；实力较弱的一方只能依赖袭击战略，通过派遣小型快船袭扰占优势一方的商业。海军继续担负保卫海上交通线和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任务，继续执行远征任务，这些典型的作战行动早在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中就已经有了。马拉松战役表明了拥有制海权的一方的军队所拥有的巨大战略优势，该方的指挥官可以集中所有兵力对付敌人的弱点，而不必担心海上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进攻他。
19世纪铁壳蒸汽船和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火炮的运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军战术和战略。但由采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军舰速度的提高和对军舰机动的依赖性的加强，以及由于使用无线电通信引起的集中兵力速度的提高，增大了兵力和空间的比率，它对强大的一方更加有利。另一方面，由于蒸汽机对煤炭和燃料油的依赖，需要不断地返回装添燃料，难以远离基地行动，又降低了兵力空间比。
蒸汽机、钢铁和无线电时期的海军也对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强大的一方的商业航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线电给针对商船的袭扰行动造成了困难，因为当袭击发生时，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立即报告。蒸汽船对燃料的依赖也进一步限制袭击者的活动，削弱了它的力量。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邻近的基地出发所进行的远距离封锁样式，也打击了商船袭击者的行动，因为采用了无线电和蒸汽机不依赖风向的特点，封锁方可以迅速出动兵力拦截任何出海的袭击船。由于船体越来越大，许多浅湾难以再被当作袭击者的基地，再加上蒸汽船的费用越来越大，将私掠船从袭击者的队伍中排挤了出去。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对敌人的商业进行袭击，这样保护商船免遭袭击者破坏的任务也就大大简化了。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利用海下作为其暂时隐蔽和作战的空间，再次使袭击战略复兴，而这一时期海军的基本的后勤战略意义重大，因为战争已经高度依赖于工业产品和关键性的海外补给品。在德国人对付英国的海上运输上，潜艇的袭击战略一直很成功，直到英国采取在战略上集中使用护航兵力，在战术上使用声纳和深水炸弹才打败了袭击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袭击者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再次在战略上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起的远距离火炮的作用影响着海军战术，使脆弱的航空母舰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具有了和战列舰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太平洋航空母舰的地位超过了战列舰。由于陆基飞机的航程远超过岸防炮的射程，如果没有来自航母或邻近陆上基地飞机的空中优势，舰队就不可能在敌对的海岸外作稍长时间的游弋。无论是以陆地还是以海上为基地的飞机，像有无线电装备的蒸汽船一样，进一步增大了兵力空间比，虽然军舰的数量减少了，但至少和帆船海军的时期相比如此。不列颠之战提供了一个证明陆基飞机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机会，但英国空军的规模和效率都很高使得陆基空军和海基空军对抗的可能性没有机会成为现实。
飞机还被证明是对付商业运输的有价值的袭击者，德国在战争中曾试图利用飞机断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然而，由于飞机的高速度也使它们在对付商业袭击者潜艇方面极具价值。
便宜的小型飞机在对付浮在水面上的潜艇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有效性，这使人们想起马上弓箭手对身披令人生畏的装甲的拜占庭骑兵和十字军重骑兵所形成的巨大威胁。虽然飞机速度快和难以命中，但浮在水面的潜艇速度慢、防护火力差、十分脆弱，飞机对潜艇构成了严重威胁。只要潜艇必须浮到水面上，它在遇到具有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高速度的袭击者时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因素都没有改变海军战略，强大的海军国家继续奉行持续后勤战略进行封锁，而由于有了飞机和潜艇，弱小的海军国家能够继续执行袭击后勤战略。同样，拥有制海权的国家可以利用海洋运输补给和运送部队，正如英美在诺曼底登陆所表明的那样，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早在马拉松战役中已经得到证明。英国也对德国控制的海岸实施袭击战，例如1942年对法国海岸迪耶普的袭击，以引起德国人对海岸安全的担心和迷惑他们。和法国在百年战争中的作法不同，德国没有计划从海上对英国海岸进行任何袭击，而是使用飞机和导弹轰炸进行报复。
飞机第一次用于军事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主要贡献是在连续的筑垒前线上的战斗中作为惟一的侦察手段。飞机也被用来袭击敌人交通线，但由于其载弹量有限和精确度差，限制了它在战略上的作用。飞机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术成功是在巴勒斯坦，在那里十字军曾与穆斯林轻骑兵进行过可与此比拟的战斗。在1918年，英国飞机发现土耳其步兵正在行军，正如早年的土耳其马上弓箭手遇到在安纳托利亚行军中的十字军一样。英国的空中轻骑兵向行军中毫无还手之力的土耳其人射击轰炸，土耳其人和以前的十字军一样没有任何武器系统能够向这种高速机动的、致命的和够不着的袭击者还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使经过改进的飞机与地面作战行动相结合，确立了飞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轻骑兵的战术和战略作用。为扩大空军的作用，英美奉行一种代价高昂的后勤和政治战略，试图通过对工业和城市的轰炸打赢在欧洲的战争，但没有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核弹与远程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相结合，使空军的战略轰炸及其后勤和政治目标的地位达到顶峰，但飞机所担负的任务及其性能基本没变。和对地面战争、海上战争一样，导弹也对空中战争产生影响，另外，在地面战争中也可以用飞机投掷战术核武器。在海战中，导弹取代了航空母舰上飞机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导弹提供了一种不太昂贵的远射程火炮的作用，但其射程更远、精确度更大和其威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从16世纪就开始了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
海战特点概述
战略学的作者们经常将陆战和海战严格地区分开，有时还声称某种因素和其他因素相比起主导作用。但海战和陆战的相似性要比差异性多得多。在海战和陆战中都会运用袭击战略或持久战略以控制某一特定的地区。在海战中，基本的后勤目标就是战略目标，即剥夺敌人对海上交通线的运用和确保它们为己方军队所利用。控制了海洋就拥有了自由机动部队和补给陆地部队的能力。这样可以得到特别的利益，因为即使是在发生了后勤革命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水上运输仍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另外，海军可以通过在敌人没有预见到的地点或战略要点实施登陆，以有效地和陆军协同作战。然而由于陆军的装备越来越多，使运输一支摩托化部队登陆所需要的船只数量巨大，相应地增加了运输部队进行海外远征任务的复杂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证明了海上力量所提供的机动性对陆上战争产生的传统的战略影响。当1944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军队在法国登陆时，再次表明海洋对于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就像是高速公路；但1940年的情况也表明，海洋对于海军弱国则是无法逾越的天堑。在1944年，如果德国控制了海洋，就像雅典人在击败波斯舰队之后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的部队会比波斯人丢掉制海权所进行的撤退更快更彻底。在为了对付北欧海盗而建立海军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经历证实了争夺制海权对于陆上作战行动的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利用低成本的海上运输所达成的机动性的例子，例如，英国曾从海上运兵到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在失败后又从海上将其撤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北上对付德军的盟军在试图进行迂回机动时，总是把陆上机动和海上机动密切配合。但德军集中兵力阻止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德军保护了自己的交通线并将登陆部队包围起来，1915年土耳其人的作法与之相似，他们阻止了由于拥有海上力量而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盟军登陆部队。
在现代战争中，海上力量在追求后勤目标的作战能力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可以剥夺敌人的海外贸易和重要进口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控制海洋不仅保护了英国免遭强大的法国陆军的入侵，而且使之可以封锁法国，并从某种程度上封锁整个欧洲大陆，以剥夺法国的产品和海外经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外，制海权还使英国可以占有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并利用其海上的战略机动性集中力量打击和征服法荷两国的许多重要的殖民地。
由于英国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他们能够奉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包括能够将法国的分舰队围困起来，并切断法国的商业活动。英国的海军基地距离被封锁的法国港口很近，再加上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使得从法国港口进行的海外贸易减少到涓涓细流的程度。如果英国和法国都只有一支小舰队，英国即使能够封锁停泊法国主要海军分舰队的几个港口，但也只能对法国的海上贸易进行袭扰。所以，兵力空间比在海上战争和陆上战争一样都是奉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条件。
为与英国的封锁相对抗，法国也采用了持续后勤战略，他们关闭了所有向英国出口的港口，并继续其传统的后勤战略作法，派遣舰船袭击英国的商船。法国将大部分袭扰活动交由私掠船承担，捕获英国船只和货物的好处刺激私人为法国的利益而战。除了官方的禁运令外，这种海上战争和海盗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参加海上战争的人的经济动机和北欧海盗对西欧的袭击、蛮族对罗马的袭击、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袭击的目的完全一致。
为对付法国袭击者，英国将其商船武装起来，并派军舰为商船队护航。虽然有些商船因为需要等待出航增大了运输成本，但这些代价无疑比他们要避免的损失小得多。海上运输的高效率使采用保护船队的运输方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船队在海洋中只占有很小的一块水域，和陆上运输队相比，海上运输可以在更小的空间里运输大量的货物。这种办法就是集中足够多的力量让袭击者难以应付，事实证明这是对付袭击者有效的办法，因为袭击者是很少能集中起数个舰艇中队这样令人生畏规模的兵力的，但这种办法在陆地上很难实行。
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执行的后勤战略都没有给对方维持其陆军和海军的能力造成严重危害。他们所运用的战略也只和陆上战略有细微的差别，海军力量强大的一方使用持续作战战略控制海洋，然后再实行后勤战略进行封锁。海军力量弱小的法国则主要采用袭击商船的办法实施后勤战略。
工业革命后，各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加大，海军实行的后勤战略更为重要。例如，在欧洲，石油和铜的矿藏资源的供应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这两种矿物在20世纪的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的战争中，实行后勤战略对它们进行全面封锁，可以造成被封锁国工业生产萎缩，不得不将资源用于农业以保证粮食自给，实施封锁的国家可以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
飞机和潜艇为海军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海军力量占优势一方的海上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由于水面舰艇的发动机依赖燃料，并且被袭击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告它们的位置，所以使用水面舰艇袭击商船十分困难。然而，虽然飞机和潜艇是新的袭击手段，但和其他海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样式一样，并没有改变海军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没有改变交战国按照海军战略行动的方式。
所以，虽然海军战术从16世纪开始完成了从撞击到使用火力作战的转变，但海军战略基本没有变化。对陆战中的战略的分类也基本适用于海军战略的分类，可以区分为持续作战战略和袭击作战战略，以及持续后勤战略和袭击后勤战略。这种区分方法适合于海军对敌人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行动，而对海军与敌人舰队之间的对抗不太适合。例如，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舰队取得了巨大的进攻，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夺取波斯舰队基地和包围与夺取亚瑟港 [ 松鼠妖注：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 ] 舰队都依靠陆军。
然而，在对敌人国土和军队的进攻中，诺曼底登陆和威廉大帝的登陆是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的典范，就像英国的封锁是后勤持久战略的范例，法国的商业袭击船和德国的潜艇是利用后勤袭击战略的范例。对敌人的国土和军队执行袭击战略的例子十分少见，迪耶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的行动也可以归入作战袭击战略这一类，因为它只是一次迷惑行动，波斯指挥官并不想长久地据守此点，它与英国在迪耶普的登陆和法国袭击船在百年战争时在英国海岸的行动类似。
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综述
战略作家们也经常将空战与陆战和海战严格区分开。当军用飞机刚刚开始使用时，许多战略理论家认为这种武器系统自身就能将军舰逐出海洋，并单独打赢地面战争。就飞机恢复了陆军中的轻骑兵的战术作用而言，是十分有效，但飞机和当年土耳其轻骑兵在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联合部队产生的影响一样，并没有造成其他武器系统失去作用。
就轻骑兵起到的侦察和破坏交通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飞越地形障碍和敌人军队。如果没有这种空中轻骑兵，在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蔓延不断的前线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侦察活动和对敌人交通线进行破坏。飞机能够飞越对峙着的战线的能力使杜黑将军相信(他是空军制胜论的早期提倡者)在地面战争中如果有足够大的兵力空间比可以决定性地运用持久战略时，飞机所执行的袭击战略提供了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手段。这种情况和指挥官在他们的兵力空间比过低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袭击战略对付陆军占优势并执行持久战略的一方的情形类似，他们也可以采取空中袭击作为对付兵力空间比过大的一方的手段。
使用飞机执行轻骑兵的传统任务，实施袭击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交通线是十分重要的。但空中袭击者在对付交通线的破坏中缺乏精确性，从而也不如地面袭击者有效。例如，在对桥梁的破坏上，传统的袭击者只要在桥梁适当位置上安装上少量炸药就能将其炸毁，但飞机很难击中桥梁目标，并且桥梁通常也有一定的抗炸性。举例来说，英美空军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在对大型桥梁的轰炸上平均要用220吨炸弹才能炸毁一座桥梁。
在执行袭击任务时，许多轰炸机缺乏陆地乘车袭击者在速度上的优势。携带炸弹的飞机通常比侦察机和战斗机的体积大速度慢，并且战斗机是专门为对付轰炸机而设计的武器系统。虽然轰炸机也并不是毫无防御能力，而且经常编队飞行并由战斗机护航，但轰炸机缺乏袭击者所应有的灵活机动的能力。轰炸机遭到战斗机攻击的情形与轻骑兵攻击重骑兵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十分相似。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所以空军特别急于打败敌人的空军，从而使其轰炸机不受威胁地进行轰炸。所以，尽管空军的战略作用主要依赖于袭击，但其战斗机与敌人战斗机的战斗和海军军舰之间的海战一样，是执行持久战略以获得制空权，使己方的飞机不受敌人干扰地自由飞翔。
为了进行空袭和减少飞机的损失，必须拥有制空权，这样才能将没有武装的飞机用于后勤运输。但由于飞机运输的费用远超过其他运输方式，所以限制了飞机的后勤价值。举例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运输的吨公里费用4倍于水运，汽车运输的费用5倍于铁路，空运的费用又是公路运输的3倍。
但空运人员和物资具有速度快和可以飞越敌占区领土的优势。飞机在没有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德国人试图利用空运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提供给养，但失败了。在德国飞机蒙受重大损失之后，俄国人控制了天空。但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其他比较有限的空运计划却获得了成功。有时，轰炸机也被用来空运以缓解关键性的短缺。
拥有制空权不仅可以空投大量伞兵发动袭击，也可以保障进行重大的战役。1941年，在德国征服了希腊本土后，他们使用空军投送伞兵到克里特岛。尽管形势对德国人很不利，他们基本上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而面对的却是装备有坦克和大炮的敌人，但德军空降部队在海军的支援下夺占了该岛。其后在1944年秋，英美联军想使用空降部队为装甲部队开辟一条前进走廊。虽然英美联军拥有完全的空中优势，并使用了大量的空降部队，但仍然没有成功。在与德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只有轻装备的空降部队有许多不利因素，类似于轻步兵在防御重骑兵的情形。
就更重要意义上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对德国经济实施后勤袭击战略，袭击德国的人口中心，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政治恐怖战略。这种使用轰炸机的方式与早先的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和蒙古人在花刺子模使用的恐怖战略相似。考虑到实行这种战略在资源上的巨大消耗，和难以对敌人的经济和士气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在战后对这一后勤战略在未来战争中的运用的价值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原子弹使这种争论变得不重要，原子弹及其携带它的弹道导弹一起使战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由于只要很少的几架带有核弹头的飞机突破防御就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这种土耳其-蒙古式的战略可以和历史上的恐怖战略一样有效。目前对弹道导弹还没有可行的防御手段。它提高了袭击者的能力，可以保证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弹道导弹的射程也使世界上每个国家在这种毁灭性的进攻面前十分脆弱。事实上，出于对在两个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会造成核战争的政治结果的恐惧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因此，这种后勤袭击战略的攻击目标是人民及其财产，渗透着恐怖心理战的因素。这种威胁强有力地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就像土耳其和蒙古使用恐怖战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
两者异乎寻常地使用同一战略，惟一的区别只是手段的不同，前者是空中投掷的原子弹，后者则依靠土耳其和蒙古骑兵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它和海军运用后勤战略的不同之处是，即使是与对一个弱小的岛国进行封锁相比，其效果也更加迅速和更为恐怖。
因此，在空中投掷核弹的时代，不是反空袭，而仅仅威胁进行核袭击，也比过去30年里对付空袭最好的防御更有效。
像轻骑兵一样，空军是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参加战斗，正如海军通过控制海洋、输送部队和对军队进行补给为陆上力量服务。但和陆军一样，空军和海军也担负更大的独立的战略任务。空中和海上进行的破坏敌人经济的后勤战略行动，和陆军通过占领土地或通过不太有效的袭击手段破坏敌人经济的作用完全一致。海军在执行其独立的战略使命时，首先通过作战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利用后勤战略进行封锁；如果达不成目的，它们只能依靠袭击战略破坏敌人的商业；空军则执行持续作战战略夺取制空权，以使己方的轰炸机不受阻碍地轰炸；不太有效的方法是依靠空袭的对抗。按照大致相似的次序，陆军的首要目标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或持久后勤战略打击敌人的军队，或将两种战略结合起来使用；如果成功，他们就直接占领敌方领土而取得战争胜利。如果他们缺乏实行持久战略的手段，他们也使用袭击战略，甚至以削弱敌方经济为目标。
所有3个军种都可实行袭击战略，陆军和海军也可以执行持久战略直接达成政治目标。在海上对敌方经济进行袭击的任务曾经由海盗船和私掠船承担。像陆军一样，海军捕获敌人商船，从敌方获得补给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但空军却不得不只能依靠袭击战略以达成其目标，而陆军和海军在方法上可以选择直接袭击敌人的经济或实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所以，在战略上放弃将陆战、海战和空战分别看待的作法，可能是有益的。然而，根据战场空间的要素对战略手段和战略目的进行区分可能不仅有用，而且是有启发意义的。
陆战、海战和空战在更大的战略目标上也是相互联系的。海军封锁和空军对敌人经济目标的袭击一样，在军事上也具有削弱敌人军队和保障陆军完成任务的效果。所有的军事战略必须以控制军队所在地区的人民和土地为目标。如果要通过军事手段达成军事目标才能达成政治目标，军队必须将敌人的陆军、空军、海军作为自己的目标，使用自己的陆海空军按照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去打击敌人，利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或两者相结合，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战术
历史总结
在长达2500年的期间里，欧洲的战术经历了许多变革，这些变革在特点上更多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直线发展的。一些关于战术研究的历史总结常从古希腊开始。希腊人的军队完全由重步兵组成，在进行正面战斗时军队不作更进一步的战术单位划分。当他们占据一处高地，防御一方主要采用防御战术，由于交战双方的机动性都不太好，军队规模和他们的作战空间相比也很小，只有双方都同意时战斗才会发生。所以，在这样两支相同成分的军队之间，战术防御的好处取决于其抵抗敌人正面攻击的能力。
在希腊战争中，防御的优势由于坚固的城堡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它加强了对付敌人正面攻击时防御的力量，以更多的资金节约战斗中战士们的劳作。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人发明了建立在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的先进的战争方法。重骑兵，这种武器系统基本上还不为波斯人所知，被作为战术进攻部队使用：依靠其更大的机动性和基本上不需要明显的停顿就可以组成战斗队形投入战斗的能力，攻击由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令人生畏的希腊重步兵组成的侧翼和后部。同时，他们也利用重骑兵的能力在突击行动中攻击轻步兵或压制波斯轻骑兵。
亚历山大使用所有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战术，利用重骑兵攻击敌人重步兵的侧翼和后方的方法，直至罗马时代之前一直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罗马人对这种战术进行了改进，他们的战术主要依靠其划分了战术单位的持剑步兵。排成数行队形，并保留有预备队的罗马步兵不仅能机动作战，甚至还可以在遇到敌人骑兵攻击时保护自己的侧翼。依靠同盟者的骑兵，和他们有条理的战争体系以及优秀的工程和野战筑城能力，罗马人打败了他们的对手们，控制了地中海的沿岸地区。
在几个世纪里，罗马人职业步兵部队的战术技能是他们战胜蛮族人武装的基础。但蛮族人骑兵异常凶猛的冲锋迫使罗马人使用长矛和长枪。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袭击者，罗马人逐步提高了骑兵的份额。变化后的罗马战术掺杂了各种蛮族部落的传统作法，包括一些步兵和骑兵的作战形式，伴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过渡，出现了战术上的多样性。
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所进行的复杂的战争，其基础是利用其战术多样性，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落后的武器系统。在对付敌人骑兵时，拜占庭军队以步兵加强下马骑兵；在对付敌人重步兵时，他们主要依靠徒步和马上弓箭兵，以削弱蛮族人的军队并为重骑兵对敌人侧翼的冲锋作准备。罗马初期在对付安息骑兵时的惨败，和长期与亚洲骑兵作战所获得的教训，使罗马人学会了运用一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或对其进行防御。
西欧引进马镫，提高了重骑兵的作用，也使其天然对手的弱点更加明显。事实上，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的威力几乎使步兵对骑兵的传统优势完全丧失，人们通常总是夸大步兵以防御态势对付敌人骑兵的作用。只有装备有长矛的优秀的步兵才能抵挡住敌人的新式骑兵。虽然缺乏轻骑兵，但由于西欧茂密的丛林地区的保护，西欧重骑兵避免了拜占庭骑兵在曼齐刻尔特的那种失败——由于缺乏在野战中与重骑兵协同作战的正规步兵，这意味着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在野战军队中占有不适当的突出地位。因为防御更多地依赖筑城工事，步兵在进攻或防御堡垒和城市占有适当的位置。
虽然出现了重骑兵，但防御仍占主导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筑城工事越来越复杂坚固，兵力空间比仍然很小，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供养起一支职业化的野战军，或按照系统的方式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尽管产生了封建政治综合体，西欧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术模式，而统一的战术是亚历山大或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的一个特点。
地区多样性是欧洲战争的一个特点。西班牙人利用使用标枪的轻骑兵袭击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英格兰使用携带长弓的轻骑兵与苏格兰重步兵作战；十字军使用携带十字弓的轻步兵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打败土耳其轻骑兵；许多城镇一般都有一支非机动性的，很少经过训练的用长矛武装起来的重步兵抵抗敌人重骑兵的进攻。重骑兵是惟一常备军，无论是在骑马作战还是徒步作战中都作为缺乏进一步战术单位区分的重装步兵的核心。
瑞土发展起一支经过完善训练的长矛重步兵，他们能以大的方阵进行机动，而且能抵挡住敌人重骑兵的冲锋，欧洲此时获得了促成新的武器系统配合作战所必须的武器系统的成分。在武器系统多样化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更为职业化的军队，以及在15世纪的意大利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将领，他们致力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不是仅仅依靠防御进行战争。此时西欧拥有了建立野战军队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这种军队在和所有的地区性的战争体系相比都占优势。
重步兵缺乏罗马式的战术单位区分，但通过避免线式列阵保护其侧翼，每个大的方阵都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轻步兵开始很适合进行袭击战，他们骚扰敌人的骑兵，射击敌人的马匹，到16世纪末期他们成为步兵部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西欧发明了步枪并将之引入轻骑兵的战术以后，轻步兵的火绳枪手开始担负保护重步兵免受敌步枪火力杀伤的任务。步兵缺乏机动力，及其由之造成的难以执行进攻任务的缺陷，使重骑兵作为进攻力量的传统地位得到加强。
1600年前后的联合武器系统战术模式，和以往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的战术模式具有相同的原理，它依靠的是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每种武器系统都保护另外一种来抵抗更强的武器系统的进攻。和亚历山大的方式一样，指挥官依靠重骑兵的机动性打败实质上较强的重步兵，主要方法要么是向由于分散而变得脆弱敌步兵冲锋，要么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攻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技术上和过去的惟一区别是骑兵使用的是步枪和马刀，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一种双用途武器系统。但骑兵的多能性并没有改变战斗的条件，只是迫使步兵队形更加密集和相互支援的方式更加复杂而已。
到17世纪古代战争的全部能力都得以恢复，包括亚历山大式的在作战中对骑兵的依赖，和古罗马式的持久战中对筑城和围攻方法的依赖。线式战术甚至罗马式的指挥口令都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此外，还产生了职业化的军队，军人领取固定的薪金和通过组织严密的后勤系统获得补给。然而虽然线式步兵队形十分盛行，但与罗马式的战术相比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轻步兵的滑膛枪手不是作为散兵部署在重步兵的前面，而在线式队形中具有重要的位置。滑膛枪手也不是单独射击，而是听命令一齐射击，轻步兵在战斗中的位置与波斯军队的作法和英国人使用其长弓兵的作法相似。
筑城工事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即使是攻城方在兵力、技能、战术和资源上都占优势也难以保证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运用进攻战术与政治组织力较弱的欧洲之外的对手作战时，这些战术取得了类似罗马人对蛮族人的战争和马其顿人对叙利亚人那样的胜利。例如在印度，18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他们的战术体系不仅适合于当地的地形，而且适合印度人强调骑兵作用的战法。
然而，古代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刚刚重新出现，一项简单的发明将刺刀直接安装在滑膛枪上，就将轻步兵和重步兵合二为一，并从而降低了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作用。燧发枪的有效性意味着在战斗中射击行动的作用超过了突击行动，战斗中的步兵队形越来越细长，线式队形朝着发挥最大的火力的方向发展。然而骑兵仍很重要，它在战术上的进攻特点，例如很高的机动性和容易组成战斗队形的特点使其可以进攻步兵队形的侧翼和后方，而步兵队形由于采取了线式战术变得更加脆弱。骑兵又重新被部署在线式队形的两翼，战斗和古代波斯人的方式十分相似。
但步兵的优势及其在防御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其与具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战斗时，加强了防御的战术力量。但下马骑兵由于其只装备了马刀和步枪，难以抵挡住骑兵的冲锋，也无法与步兵平分秋色。只有装备了滑膛枪的骑兵才能发挥像步兵一样的有效。并且更加复杂的筑城工事进一步增强了防御的战术抵抗力。
但久拖不决的战争和时代的科学精神激励和引导人们成功地探索新的战争方法，其中一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起来。在战术方面，纵队战术不仅提高了战场上的机动性，而且可以迅速地将部队部署成线式战斗队形，它使步兵从此成为前所未知的进攻力量。和部署为线式队形的敌人相比，部署为纵队队形的步兵军队具有战术上的进攻能力，因为纵队比线式队形前进的更快，能迅速地到达敌人的侧翼或后方，能在敌人重新编组队形应付威胁前快速地完成进攻部署。同样纵队可以在战场上机动，使指挥官可以集中步兵攻击敌人队形的弱点。
这种增强步兵战斗力的战法，其基础是训练水平的提高和那些构思巧妙的简单的革新，它加强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兵在防御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前进中的步兵在骑兵面前不太脆弱。这种额外增加的安全性使麻烦的行军方法不必要了，而在过去，当接近敌人时必须首先进行防御以防敌人骑兵的进攻。一支军队中的步兵可以迅速地组成作战队形以抵抗敌人骑兵，或突然遭遇敌人步兵时迅速投入战斗，它还可以迅速机动，因为即使是在接近敌人时它仍然可以以行军时的步速前进。这种机动性和迅速集中的能力使其在分散时也更安全，通过使用滑膛枪火力掩护住部队之间的间隙，军队也不必部署成僵硬的线式队形——这种队形不仅编组困难而且难以快速机动。这种由古代线式部署的突击行动对火力的依赖，使18世纪的线式部署的步兵具有了希腊和罗马军队不曾有的灵活性，而希腊和罗马军队为防止出现间隙，不能将其任何侧翼显露给敌人的持剑兵或长矛兵。
当这种新组成的军队在与按照老式队形前进的军队作战时，它们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性。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这种新式步兵具有了长期为骑兵垄断的进攻能力，而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却比不上装备有刺刀的滑膛枪步兵了。当这种步兵组织成为欧洲19世纪军队的典范时，它的普及不仅使战术进攻步兵的格斗没有必要，也降低了骑兵的作用。来复枪和后膛枪的出现对军队引起的变化更大，它使骑兵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战术武器系统。从战术上看，军队成为完全由同一的步枪上装有刺刀的步兵和机动缓慢的炮兵组成。刺刀也是多余的，因为步枪的射程和射速排除了步兵间格斗行动的可能性，也排除了骑兵对步兵的冲击行动。然而，军队仍因骑兵的战略作用将其保留，并抱有骑兵仍具有战术作用的不现实的想法。骑兵具有如此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他使农民出身的人成为军官。而且在农村，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仍占重要地位，要完全放弃它是不容易的。
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军队还从来没有只使用如此单一的武器系统。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忽视对武器系统进行选择，也不是保守地坚持老的方法，或其他的武器系统不适应地形条件。而是，从19世纪末期以后，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在战斗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价值。由于骑兵不再进行战术使用，甚至不对敌人步兵侧翼攻击，由单一的轻步兵组成的军队缺少一种机动性强的武器系统。当所有的军队都使用快速机动和快速部署的法国革命式的纵队时，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中的步兵部队比其他军队的机动性更强。所以，由于军队之间的机动性完全没有差别，没有一支军队拥有任何战术进攻成分。战术防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闻的巨大的伤亡数字表明了防御的绝对优势地位，将军们面对的形势十分独特，并且与他们以往的想象完全不同。新武器造成的伤亡开始并不大，或在短时期里的损失比例并不高；它更像过去的攻城战，掘壕而战的军队由于日复一日和月复一月的长期战斗伤亡巨大。由于总人口中有10%在服现役，远高于以往两个世纪里2%到3%的比例，所以伤亡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虽然有时在某个具体的战斗中伤亡数字和历史上的战争相比并不高。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随着武器杀伤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主要原因被解释为战术单位的进一步细分、对武器系统防护的重视、战斗中兵力的密度下降，此外，士兵在战壕中作战也使军队从视野里消失。
但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单一兵种军队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由此造成的长期性的代价高昂的会战给战术带来了新的复杂性。拿破仑时期机动和集中兵力的意思是指挥官命令营纵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直立前进，但在战壕战中则是指十几人的小组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跃进，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这些渗透战术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利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小的步兵集团通过其成功的渗透，突破敌防御，向敌人侧翼和后方攻击。
这种战术学说的基本点是避免正面攻击，采用迂回战术绕过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向防御纵深发展胜利，让跟随先头队形其后的预备队去解决先头部队没有攻击的敌人防御要点。渗透战术要求坚持向敌人后方推进，因为防御是纵深组织的，正像城堡有一系列的城墙，分布的据点就像城堡上的塔楼，切断它们之间的通道并利用火力互相保护。虽然带刺铁丝网起到以往城墙和壕沟所起的物理障碍作用，但防御者主要是依靠火力，并越来越多地依靠梯次防御和反冲击将渗透进来的敌人赶走。和进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一样，防御者也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进攻。
炮兵起到的是加强攻势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最初的战术理论曾经是以攻城战的方法作为进攻掘壕固守的敌人的模式，而且火炮精度的提高，及对在已知条件下经过校准的火炮的间接火力的精确控制，使炮兵的高爆炮弹可以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支援进攻。但由于炮兵的机动性较低——其机动性不仅由于道路和桥梁被破坏进一步降低，而且战场上的壕沟、甚至它自己造成的弹坑都能妨碍其机动，限制了进攻的距离。进攻有时不得不等待炮兵艰难地向前推进。
但不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飞机和坦克改变了向单一的武器系统发展的趋势，使战争重新恢复为四种武器系统的作战——四种武器系统作战曾因16世纪火枪的出现而消失。军队很快又恢复了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的武器系统多样性。就像16世纪初期的情形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指挥官们和军事思想家们开始评价这些武器系统的相对重要性，并设计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最佳组合。
虽然坦克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却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它具有与马镫时期的装甲重骑兵相同的进攻特性，同时又具有从中世纪就开始的纪律不断加强和战术单位的区分越来越精细所带来的部队灵活性的提高的好处。无线电的运用进一步加强了战术单位细分的趋势，使坦克可以运用渗透战术，并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内在特性。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战略分散已经成为军队的基本作法，这种趋势由于坦克的高效性进一步得到加强，不像老式战争的情形那样，交战国的大部分部队不必参加任何特定的会战。坦克可以集中在一个点上，并对部署在那里的相对较少的反坦克炮形成战术优势。另外，和坦克相比，初期的反坦克炮是活动式的但不是便携式的，其战术机动性甚至比不上早先的长矛兵方阵。反坦克炮部队不能像在法萨卢斯会战和班诺克本会战中的重步兵那样发起进攻。
飞机不仅再现了轻骑兵的特性，而且具有和坦克一样的在无线电通信上的优势。飞机比坦克在某些方面更占优势，它可以迅速地集中。飞机和防空炮的机动能力的差距远比轻骑兵和轻步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飞机不仅可以起到轻骑兵的杰出的战略作用，而且在战术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作战部队，是由在反坦克炮和防空炮支援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和炮兵组成。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总兵力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空军有时在某些国家中占较大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中的摩托化部队比例不断增加，徒步步兵部队实际上已经消失。同时，军队中还加大了坦克的数量，几乎每个师都有一定数量的坦克。与此同时，火炮和防空炮成了自行式武器，步兵成为乘车步兵，当他们有了装有防弹装甲和自身武器系统的履带输送车后，他们和以往的骑兵相类似。装有机枪和火箭的直升飞机也可以输送步兵，有了完全机械化的师。装备着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步兵使这种武器系统的机动性可以与古代长矛兵和十字弓兵的机动性相比，通过装甲输送车和直升飞机输送部队，在战术上和在战略上都十分迅速。
随着轻骑兵以直升飞机和空军飞机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上，使得欧洲战后的军队具有了某种安息军队的特性，但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存在却使它们更像拜占庭军队。军队在不断采取更为昂贵的机械化战争方式的同时规模在不断缩小。在这方面它们也与几乎完全是骑兵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和中世纪的西欧军队相似。对坦克的运用也遵循西方中世纪的模式，军队主要依赖坦克部队的冲锋。与此相一致，坦克越来越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坦克武器的趋势发展，它的所有性能都是为了与相似的武器系统作战。军队中拥有如此多的坦克，而且也主要依靠它们对坦克进行防御。坦克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坦克交战。
技术和四种基本武器系统
上述总结强调了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以及在配置这些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它们。地形因素和它们的花费以及提供军队的社会条件一样，对它们的使用产生影响。正如拜占庭的实战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对付武器较差的军队可以造成压倒性的战术胜利。装备有不同武器系统的指挥官在设法使其拥有的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攻击敌方孤立的较弱的武器系统。这种装备多样的军队和装备单一的军队相比，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
但即使是在最适合运用这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们。步枪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间的差别，17世纪末刺刀的出现使轻重步兵间的区别消失。这使得在随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欧洲战场上只使用双重用途的步兵和骑兵作战。在此之后，来复枪和后膛枪的火力使步兵取代了以往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种双重用途的步兵作为惟一的武器系统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坦克又扮演了以往重骑兵的角色，飞机充任了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和重步兵和轻步兵相比拟的是现代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因此，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这些变革，在1700年至1916年的战争史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士兵开始有两种武器系统，随后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早些时间里，马镫的发明曾对战斗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在战争中使用马匹，铁兵器取代铜兵器和对弓的改进都曾引起战斗样式的根本性变革。很清楚，技术是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战斗样式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概念。在现代战争史上，技术的发展首先使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从战场上消失，然后又使其得以恢复。
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经常是以很小的革新的形式出现，例如刺刀的出现，它影响到战斗中的行为，武器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战斗中的地位。像燧发枪这样重大的技术发明却对战术的影响很少，这类似早些时候手枪出现时的情况，它只起到了改进已有的武器系统和作战方法的作用，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变化，而没有引起质的不同。马镫的出现使重骑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很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十字弩的发明也是质的变化，它使力量较弱和缺乏训练的士兵可以使用一种强弓，它的威力巨大但精度较差。
火药引起陆战场上的革命令人奇怪地缓慢。筑垒技术很快就适应了攻城炮的发展，枪在很长时间里其性能比不上弓箭。但骑兵却可以容易地使用手枪这种一只手使用的武器，加上骑兵配备的一把马刀，就成为双重用途的骑兵。这是火药对陆战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滑膛枪上装上一把刺刀就很容易地使之成为一支短矛，这是在作战中滑膛枪与弓箭相比的第一个重要的长处。火炮对战场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和滑膛枪相比，它只是威力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从微观角度对火炮时代作一分析，可能需要使用复杂的方法对武器系统进行重新分类。但来复枪是建立在米尼式子弹的简单概念之上，后膛枪的出现彻底消除了骑兵存在的战术价值。这些武器种类上的差异是火药对战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也产生了节约力量的概念——为完成任务只使用必要的力量。这种节约使未被使用的资源可用于其他目的。这种观念通常意味着在最大程度地集中主要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同时，通过最小的花费在武器系统之间进行选择以形成最大的战斗力。
部队编成的经济学
只是在不久以前，对花费的精心计算才在确定部队编成时起到明确的作用。但在很早以前这些因素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点了。使用开始时作战效能较差但较便宜的火枪手代替十字弓手便是考虑花费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作战效能较高但却较贵的击发枪出现后继续在作战中保留便宜的火绳枪也是出于费用的考虑。然而，对费用的考虑往往不仅仅是在火枪手和十字弓手价钱上的比较，而涉及到复杂的战术考虑，需要考虑有多少名火枪手才可以取代一定数量的十字弓手。
举例来说，假如在14世纪，一支英国军队惟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抵抗法国马上骑兵的冲击，英国国王会使用便宜的威尔士长矛兵。假设3名长矛兵可以代替两名作为步兵使用的马下骑士，一名长矛兵加上配备给他用于战略机动的马匹的费用只是一名骑士的1/4。如果这些假设成立，英国国王为完成其作战任务只需花费使用骑士作战的费用的37.5%，两名骑士花费8个单位的金钱，但具有相同战斗力的3名长矛手只要3个单位的金钱。
但如果英国国王不仅要面对法国骑士，还要面对法国十字弓手，单独使用长矛枪手是不够的：法国可能会使用威廉在黑斯廷斯使用的方法，用十字弓手来射击机动力差的长矛手直到英军中出现可以使法国骑兵冲击的缺口。为应付此种危险，英国国王需要使用一些英国骑士攻击和驱散法国十字弓手，就像在班诺克本战役中苏格兰骑士驱逐了英国的长弓手一样。
当英国国王在决定费用高的骑士和便宜的长矛手的比例时，要对花费和作战的因素共同加以考虑。骑士和长矛手在抗击进攻时可以互相替代，但长矛手却完不成由骑士承担的驱逐十字弓手的任务。另外，英国国王还会考虑到一些马下骑士与长矛手混合编组可以加强防御的力量，他还需要一些骑士担负侦察和应付可能妨碍军队前进的乡村游击战的任务。这样，假如他原先只想使用一些长矛手的话，现在他将用两名骑士代替3名长矛手。但他想用更多的骑士代替长矛手时，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比仅仅抗击敌人正面冲击的考虑更为重要，如果这种取代过程继续下去，国王将逐渐达到甚至超过4名或更多的长矛手代替一名骑士的比例。最后，他得到一个不能再少的比例，比方说，必须有10%的骑士应付敌方的十字弓手。由于在长矛手数目增加时费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递减率的例子，图解12.1上关于假设的国王在长矛手和骑士间相互取代的例子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
图解12.1 长矛兵和下马骑士之间相互替代率，在特定条件下相同的战斗效能表现为一条曲线
此图表明，英国国王相信他需要保留一些马上骑士以应付敌人的弓箭手，并使用一些马下骑士，他们起到和长矛手相同的作用，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击。但在从极限情况下的90%的长矛手和10%的骑士到全部使用骑士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国王可以进行选择，因为图中的曲线表示的是同样的战斗力。在国王看来，任何一种比例的骑士和长矛手的组合在对付法国军队时具有相同的效能。
在进行选择时，国王会比较骑士和长矛手之间的价钱，试验各种不同的组合情况直到他找到费用最低的比例为止。在图解12.2中，切线表示的是长矛手和骑士费用的比例1:4，从图上可以得出费用最低的组合是16%的骑士和84%的长矛手。
图解12.2 在选择长矛兵和下马骑士组合比例时费用的影响
国王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他可以使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骑在马上的长弓手代替骑士。在有天然或人工伪装的良好阵地上，长弓手能够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另外，英国在苏格兰的经验表明，长弓手对于打败骑兵冲锋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许多长弓手配备有剑、斧和其他保护身体的装具，他们可以起到重步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国王使用长弓手防御十字弓手，英军的长矛手和马下骑士需要忍受法国十字弓手发射的箭，直到英国长弓手将其驱散。马下骑士的良好护甲和脆弱的长矛手相比，其战斗能力更强。
按照花费最少的原则，可以画出一个类似的曲线表示骑士和长弓手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样也可以画出一条直线表示两种武器之间的费用比。如果将骑士、长矛手和长弓手之间的关系画出，需要一个三维图，代表费用关系的将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之外的因素，整个战役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会战的需要也十分重要，它和完全没有某种武器系统和政治、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对战术选择产生限制。
事实上，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军队中几乎有2/3是长弓手，其余大部分是骑士，只有少部分是长矛手。为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国王主要依靠其部署在山上的长弓手打败了法国十字弓手的主冲锋。随后，长弓手又对打败法国骑兵冲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弓箭射倒了许多法国马匹。
历史上有为了对付特定对象而组建一支军队的例子，科尔多瓦的冈萨洛率领一支军队在意大利登陆，这支军队的组成适合于进行在西班牙经常发生的西班牙人和穆斯林之间进行的那种袭击战。但当这支由轻骑兵和携带剑和盾牌的重步兵组成的军队遇到法国的重骑兵和瑞士的长矛兵后，他们迅速被打败了。冈萨洛为对付法军重组了军队，他保留了他的大部分装备有标枪的骑兵以执行轻骑兵的战略任务，他还训练了一部分士兵使用长矛，以支援持剑步兵抵抗法国骑兵，在重步兵中他还增加了火绳枪手，用来防守他为使强大的法国骑兵陷入困境而挖掘的壕沟。这样，为对付一个新的对手，他重建了他的军队，他将具有不同特点的武器系统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战术和战略需要。由于缺乏经费并且又无法付给他的西班牙雇佣兵更少的佣金，他在重建其军队以对付法国的重骑兵和他们可怕的瑞士长矛手时，费用问题必然是其考虑问题的一个限制因素。
最近的类似于在克雷西战役中所假设的那种选择是对坦克的防御问题。很显然，坦克是最佳的反坦武器。不仅由于其装甲和大威力的火炮使坦克适合用于在火力掩护下的阵地防御作战，而且坦克的装甲保护其免受一些野战炮火的危害。坦克还具有不受战场上小型兵器和炮火影响的机动力，这使其成为对付敌方坦克的主战武器系统。
但是，现代陆军可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配备制导和非制导反坦克火箭，这相当于爱德华国王将威尔士长矛手用于克雷西战场上时所进行的选择。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德国都拥有超过其坦克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德国在反坦克武器与坦克的比例和反坦克武器的绝对数量上都超过法国。在最近的例子中，为渡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人使用了大量的几乎没有坦克支援的携带火箭发射器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防御以色列坦克部队最初的进攻。埃及人对步兵在反坦克防御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们选择了使用步兵而不是更为昂贵的坦克，是其对这两种武器系统费用进行比较的结果。购买、维护坦克和为坦克配备人员的费用远远大于具有相同反坦克作战效能的使用火箭的步兵的费用。所以，效能较低但有足够能力的步兵和威力巨大具有多种战斗用途的坦克配合使用，可在比单纯使用坦克更少的花费下得到同样的防御能力。
上述因素是在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中影响部队构成的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军队中，禁卫骑兵在其整个军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些训练有素，费用高昂的重骑兵在完成其基本的战术任务时仅仅够用，一点也不多余。其他费用较低的骑兵完成一些除突击任务之外的需要由骑兵担负的任务。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法国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法国放弃骑兵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将使法国丧失高质量马匹的天然优势。如果他不只是出于对马匹的感伤和对骑兵的怀旧情绪，他是指大量的优良马匹使法国不必仅仅依靠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和德国、俄国陆军一样，在使用坦克的同时使用了一些骑兵，在使用汽车的同时也使用了马车。
划分战术单位的作用和进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弱点
虽然士兵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提出以最小的花费配备不同的武器系统的问题，但他们经常公开谈论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斯巴达和底比斯人使用的翼侧攻击战术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军队的例子，亚历山大的作战方法是使用多兵种部队的实例。我们时代早期的一些将军们理解预备队的概念，理解将军作为司令官而不是作为战斗指挥官的作用，所以本书中不打算对这些论点进行复杂的或特别的强调，只想指出司令官们是被迫保留预备队，而不是明确地为保留预备队而不使其参加战斗。除已经减少了数量的部队外，组成预备队的士兵并不都是从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来的。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使用了临时组建立的预备队，他将原先部署在右翼的士兵调去支援受到严重压制的左翼。由于在紧张的战斗中很难从已经部署的部队中抽调预备队，临时组建预备队的思想在战略上更为适当。拿破仑在与乌尔姆的战争中和霞飞在1914年的战争中都使用这种预备队。另一方面，指挥官面临的战术问题在本书的不同专题中都进行了讨论。
防御的基本情况通常不是面对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而是一个相似的武器系统，特别是两支军队在战斗中正面对抗的情况。因此，战术的问题是，如何在缺少先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更好地战胜防御的优势地位。攻击敌人的弱点无疑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答案。
敌方队形的侧翼和后方无疑是最明显的弱点，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斯巴达和底比斯人就将他们的进攻指向敌人的侧翼。为攻击敌人侧翼，他们改善了其军队的战术编成，将方阵进一步划小，使之相互配合，这又体现了另一条作战原则，形成了一支机动和打击敌人侧翼的力量。罗马人的战术编成更完善，它起到预备队的作用，可以用于集中力量防御敌人的进攻，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就使用这一方法打败了汉尼拔的迂回攻击。
对必须防止队形出现缺口的突击步兵尤其重要的战术编成在中世纪退化了，因为中世纪的民兵缺乏希腊和罗马军队士兵的技能，职业军人也不在永久性的部队中服役。然而，骑兵与步兵相比受战术编成退化的影响较小。
瑞士军队的战术单位区分方法较好，但由于他们不使用笨拙的线式部署，很少用到战术单位。但他们有时使用他们方阵的机动性去攻击敌人的侧翼。他们的模仿者没有很好地学到他们的区分战术单位的方法，只采用了他们僵硬的队形。当荷兰人和瑞典人采用罗马模式时，比较好的战术编组方式在战场上重新出现。这刺激了战术编组的发展，因为排列和机动一支线式的步兵比纵队更困难。但在几个世纪里战术编组方法没有达到罗马人的水平，在500人的营中没有战术单位区分，这是因为战术家们没有在营中建立可以单独行动的连。
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陆军被划分为可以独立行动的师和军，同时也使用旅、半旅和营作为改进了的战术单位。这使拿破仑的部队可以在战场上独立机动，而不是停留在僵化的线式队形中。营作为编成师的更小的战术单位成为基本的机动单位，它们可以被部署到作战队形中，或集中使用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但有效的战术编组方法仍然没有延伸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
到19世纪，随着散兵和线式队形的合二为一，连获得了战术上的重要性，出现了将实用的战术编组推进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的潮流。这种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达到了顶峰，连里有排，排里有班，都成了可以独立执行集中攻击敌人弱点和实行渗透战术的单位。新的组织结构使战场上的士兵更加分散，也分散了战斗指挥，这和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是一致的。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寻找掩护，或至少是匍匐在地上。这种分散的结果是剥夺了高级指挥官直接对部队的大部分控制权，也提高了部属的主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时在班一级就可以装备便携式的干电池无线电通信装置，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集中指挥，同时也使军队具有了以往梦想不到的相互协同水平。在装甲部队中通常每辆坦克都有电台。
战术编组水平的发展和它延伸到更小的分队单位通常提高了个人的作战能力，这也是战术单位编组固定化的结果。这种编制上的细化增强了士兵间的社会联系力，提高了士气，提高了士兵的作战效率。
战术编组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步兵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例如在渗透战术中，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的营具有调动其兵力绕过敌人坚强据点的侧翼实施攻击的能力，相反，在面对敌人进攻时，可以灵活地机动兵力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然而，由于骑兵主要依靠冲锋战术作战，不像步兵那样需要严密的队形，即使是在旋转击发方式的火力出现之后，也不太需要更加细致的战术编组。但无线电使坦克和飞机的战术单位细划达到了骑兵从未达到的水平。
在会战前沿的一点上集中强大的兵力，是攻击敌人弱点的另一种方法，但它在突击行动中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队形纵深过大难以增强进攻的力量。但马尔伯勒在会战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前沿的弱点促成了会战的胜利。他的成功在于他将集中和分散原则结合使用，利用分散造成敌人出现弱点。例如，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他攻击敌人的侧翼，吸引法军削弱了中央的防御力量，因为部署在中央的法军主要是手枪和马刀装备起来的骑兵，这些骑兵在马下进行防御作战发挥不出优势。这时，他集中强大的骑兵对法军战线中央实施了毁灭性的突破。这次胜利，并不要求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也主要不是依靠精心设计的战术编组，而是骑兵的机动性和快速攻击的能力。
法国大革命后的作战方式是在部队被快速部署到战线之前，使用纵队进行战场机动以在前沿形成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态势，也是对战术编组原则和战术集中的原则的综合运用。举例来说，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拿破仑分散了盟军的力量，诱使他们集中兵力于他的右翼，然后使用其已经集中起来的快速机动的步兵对盟军战线中央实施强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改善了的战术单位编组和提高了机动能力的法军的优越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步兵战术单位的细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战术单位划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渗透战术找到敌人前沿上的弱点，增加敌人侧翼的脆弱性和提高到达敌人后方的机会。在防御中德国人学会了利用相对的机动性和反冲击抵抗进攻一方更多的部队。由于没有侧翼，渗透战术是攻击敌人弱点的惟一手段。
除不言而喻地仿效安息人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夺取胜利外，优秀的指挥官经常喜欢攻击敌人较弱的侧翼或后方。在这方面进攻部队的战法有助于理解这一原则，它也是这一原则的一部分。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是进攻部队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进攻了波斯军队重甲步兵的侧翼。
为实现这次成功的进攻，亚历山大的精锐骑兵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比重甲步兵更快的机动力可以使他们到达波斯军队的侧翼；不必进行消耗时间的编组战斗队形就可以直接实施攻击。但是，亚历山大的重装骑兵在对付波斯重装步兵时并没有优势，它只适合于攻击重甲步兵脆弱的侧翼和后方。
重装骑兵的马上机动力和对战斗队形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其可以一边前进一边进行战斗，所以在其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重装骑兵一直是主要的进攻武器系统。即使是在它面对具有全方位防御能力的瑞士步兵方阵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只有骑兵才具有的机动性和可以快速进入战斗的能力仍然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兵器，骑兵指挥官需要利用敌方军队的任何部署不当所造成的弱点或重装步兵队形中的任何混乱。
然而，步兵也可以被用作进攻部队。斯巴达人首先使用步兵进攻，他们使其队形的一部分前出，与敌方的侧翼形成直角。他们利用加强部队训练和进行战术编组的方法达成机动性，以攻击已经列阵准备会战的敌方侧翼。他们使用的是预先计划好的，经过训练的运动代替更好的机动性。在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得到成功。底比斯人神圣分队利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一部分步兵变成进攻部队。汉尼拔在坎尼和扎马会战中，使用训练有素的和经过编组的步兵代替其他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攻击罗马军队的侧翼，他进行了机动以使其步兵攻击敌人战斗队形的侧翼。由于敌人没有料到这一点，汉尼拔取得了成功。
由于中世纪步兵训练水平下降，步兵只能在一起投入战斗，这使得进攻的任务实际上完全由骑兵承担。到18世纪，经过完善的训练的普鲁士军队可以进行斜线攻击，使按照死板的线式排列的军队可以攻击敌方的侧翼。是训练，而不是将军队进行战术编组，使军队获得了更高的机动性。普鲁士军队采用的战斗队形中每一排士兵的转动方法使其可以边前进边战斗。腓特烈的方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结果上完全和斯巴达人、底比斯人和迦太基人的方法一致。
法国大革命后的步兵纵队，可以快速地部署到作战队形中去，这使步兵战斗队形具有进攻能力。拿破仑的旅由半旅组成，而在这些旅的基础上进一步组成师，由数个战术单位组成的师既可以集中起来攻击敌人的弱点，也可以展开攻击敌人的侧翼。由于不受线式队形的限制，纵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它几乎可以瞬间形成滑膛枪所必需的线式队形。即使部队没有被部署成线式队形，部队的火力也足以抵抗骑兵的进攻。部队采用这种方法前进和部署，在绕过敌人线式队形攻击其侧翼上具有令人称赞的能力。
根据战术单位分级编组的原则，将军队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并由一套完整的指挥链加以控制，再配合以操练和训练，可以使军队和各级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优秀的统帅运用军队所具有的这种能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特别是进攻敌人脆弱的侧翼和后方。例如，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提利打算抓住由部署在侧翼的一群萨克森人造成的机会，使用其步兵攻击古斯塔夫脆弱的侧翼。但在帝国将军笨拙的和不适当的操练下形成的队形，证明其运动速度不足以阻止经过良好训练和由若干战术单位组成的瑞典军队的包抄行动，被瑞典军队打败。
由此可见，将部队区分为若干战术单位可以使其具有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的能力。如果一支军队具有这方面的显著优势，例如就像普鲁士军队通过严格的完善的操练的作法，或以后法国军队通过使用划分战术单位的作法(法军中的师，其战术单位都能独立机动，营能够快速冲击)，都可以使其步兵获得骑兵具有的进攻特征，使步兵队形能够作为进攻部队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在19世纪里普遍采用的法国战术和组织形式，意味着所有的军队都具有同等水平的部署能力，这也意味着防御者能够同样移动其部队保护其侧翼。这样，步兵也就再次失去了进攻的特征，这种情况与早期的“神圣分队”和西庇阿的由战术单位编组的预备队粉碎斯巴达人和汉尼拔的包抄企图一样。
在重装骑兵以坦克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时，进攻部队又在战场上出现，因为坦克可以利用其高速机动能力，及在行进队形下作战的能力，绕到在正面可以抵抗住坦克进攻的防御部队的侧翼和后方。飞机也起到进攻部队的作用，但老式飞机类似轻骑兵，不是战斗中决定性的因素，除非敌方军队地处开阔地形上，又缺少防空武器。
会战和伤亡
在全部军事史中，都有有关会战数据的记载，这可能与这些数字所表达的戏剧性效果有关。但与这些数字表达出来的意义相比，它们对某场特定的战争的结局的贡献要小得多。它们只表示其本身的或战术意义上的消耗(所遭受的伤亡)。在传统经验上看，胜利者受的损失一般较小，战败者由于部队瓦解伤亡较大。会战的战略效果往往要依靠其心理上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庞培的胜利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对罗马人的胜利相比，远不具有毁灭性。会战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非战术性后果，坎尼会战的后果与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三世的两次胜利相比也是如此。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打赢的几场会战，例如马尔伯勒对法军的3次会战胜利，及七年战争中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之间胜败情况，就表明著名的会战胜利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现代战争中，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迂回运动中有更多的会战，例如马伦戈战役和德国人在1940年渡过默兹河的战斗，在战略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虽然会战的本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会战的影响仍然在于其在战略上、政治上、心理上和其他因素上的意义，但在过去的200年里，会战的频率增加了，其部分原因在于进行会战更加容易，并且会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增加了。失败方伤亡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趋势无疑也鼓励将军们更愿意冒冲突的风险。
会战的次数增加，但其战术意义却在下降，这和战略条件的变化并不矛盾，但却和可能引起伤亡率提高的两个因素的明显影响相矛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带防护装具的战斗员几乎完全使用强大的射击武器，按理来说，随着武器威力的增大，失败方的损失应该稳步提高。
然而，从17世纪初期开始，战败方的伤亡数字比战胜方的下降要快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战争一方胜利占领了土地，但以人员消耗来衡量却是失败者。按理来说，随着射击武器威力越来越大，伤亡应该成倍增加，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应该更容易地取得胜利，而失败方应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才符合兰彻斯特N平方律的规律。武器射程的增大和部队的进一步分散化，使战斗更接近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的情况。
当所有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部队的战斗力不只和他们的数量有关系，而是和其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在这种条件下，一支数量相对较多的部队可以很快地歼灭一支数量较小的部队。当然，每一支部队中的所有士兵和武器系统不可能都能向对方射击，他们只是在相对提高了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比如，炮兵的间接火力对敌方部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外，也有许多因素对战场条件造成反面影响使之难以符合兰彻斯特规律的要求。
数量优势价值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并没有削弱战术防御的力量。防御者可以继续占有可以选择防御阵地，可以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掩体，可以集中使用其武器系统的火力而不必因进攻行动造成武器系统的分散和发挥火力的困难。射击武器的大量运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对防御者比对进攻一方更加有利。防御者使用射击武器有许多有利条件，他可以利用掩体的掩护，还能够比进攻者更快更精确地射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使用证明兰彻斯特规律在起作用，特别是当德国人顽固地不放弃任何土地，而坚守在敌人远为强大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下的阵地上时更是如此。但当德国人充分利用其良好的战术编组，采用弹性防御战术后，(这种战术是在战术水平上结合使用防御者传统的战略上退却的方法)德国人重新恢复了防御的优势地位，给进攻者造成了高得多的伤亡率。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会战中，失败一方通常比胜利者遭受更大的伤亡，因为胜利一方经常屠杀战败了的没有纪律和组织崩溃的军队，使用重骑兵追逐轻步兵，或使用轻骑兵攻击退却中的脆弱的敌方突击部队。
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在20世纪的战场上重新出现，使胜利者重新获得了给战败方造成重大伤亡的机会。意大利轰炸机对奔逃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造成失败者重大伤亡的因素的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术编组程度，主要出于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的目的，但却带来两个显著的连带影响：第一，小的战术单位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凝结力和团队精神；第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提高，使军队可以应付由于战败或撤退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的情况。
下面对与17世纪会战情况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两个附带影响的意义。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建立常备军制度，在和平时期保留战时需要的大部分兵员。这种变化提高了部队的操练和训练水平，其结果也因平时就保持战术编组，提高了部队的团队意识、士气和凝结力。这种变化还可以解释战败一方在17世纪下半叶和上半叶相比伤亡率下降的原因。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方的伤亡率水平一般占其总人数的37.4%。在其后的常备军之间的会战中，由于其有更高的战术编组水平和更强的团队意识，伤亡率下降到27.6%。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造成人员损失水平下降的原因。在随后的63年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使用了刺刀。刺刀的使用使步兵不像原来那样过于脆弱，失败方的伤亡率也因此进一步下降到21.9%。燧发枪、统一的操练和常备军制度的完善可能和刺刀一起对伤亡率的下降产生影响。
但在17世纪里，战术单位编组还没有度过其幼年期。它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也更加统一和彻底，并随着火力射程、威力和射速的提高，军队对火力的信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军队在战败时不再出现混乱和无组织的情况，经过更好的战术编组的军队能够在较小的伤亡下更有效地作战和更容易地退却。
在经过良好的战术编组和固定番号的部队中的下级单位训练的一群士兵，往往有着更好的合作，也具有更强的主动精神，因为他们懂得配合其伙伴的行动，忠于战友和团体的纪律。这种军队比以往历史上的军队在战斗中更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历史上的那些军队往往更容易瓦解为溃散的逃兵，因为它们不仅机动性很差，而且缺乏必要的战术编组，在溃散的士兵群体之间没有联结力。而有良好的战术编组和训练的军队即使在面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强大火力，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攻者占压倒优势的坦克和飞机的轰炸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使失败者的损失下降的趋势，随着后膛枪的采用进一步得到加强。后膛枪不仅提高了射速，而且可以使步枪手匍匐射击。这一点和对战场上火力密度提高而寻找防护的反应一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武器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的怪现象。火力的增强和早期对线式战术的采用，特别是在20世纪的情况，使战线进一步扩大，而不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堆集大量的兵力。兵员密度的下降意味着在战线上某一点的战术失败只具有更为局部性的影响，因为它只涉及到战败一方的很小的一部分军队。
一个影响伤亡率下降的因素，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的坦克战和不久前的阿以战争中的坦克战中都起作用。交战双方，特别是失败的一方，从武器系统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坦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在仅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其总计1300架飞机的1/4，6000辆坦克的一半。尽管对于如此短暂的战争来说，其损失率似乎很高，但如果认识到其间每天都有战斗，特别是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发生多次战斗，那么这些数字看起来就不那么令人触目惊心了。每天损失的数量平均小于坦克部队总数的5%，如果指挥官在战斗中只投入了一半的兵力，损失率则是10%；如果只有1/4的兵力投入战斗，则损失率是20%。另外，从人员损失的角度来看，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死亡2万人，平均每损失一辆坦克损失7个人。
所以，与战争中所进行的大量的战斗相比，这些损失似乎并不太严重。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久的进攻战及其每天的重大伤亡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会战的频度与较高的兵力空间比有关，所有部队全部乘车作战造成的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也增大了作战的次数。由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的边境和一些重要目标如苏伊士运河和叙利亚首都靠近战区，交战各方军队都具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各交战国都清楚地感受到在战争中退却的危险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士兵都顽强作战，而指挥官们和其士兵一样不愿意承认失败和进行撤退。指挥官也可以将这种在敌人压力面前顽强战斗的精神归功于良好的纪律，和现代化军队从上到下彻底的战术编组。战斗人员不愿意撤退也反映出战斗的政治背景的影响，这是在危险情况下敌对各方看重的因素。现在还不清楚这样高的损失率，是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上的机械化作战的高损失率一样，是由强大的火力和庞大的武器系统所进行的机械化战争的必然结果，就像在18世纪的滑膛枪手一样，由于其难以和后膛枪手一样方便地隐蔽而显得过于脆弱。政治和地理条件可能是影响损失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已被欧洲的战争所证实。虽然一日战斗的损失率没有达到18世纪及更早的时期那样高的比例，但由于持续战斗，损失率也相当高。
根据一个特定时期里损失水平的不同，或军队是单一兵种还是由混合武器系统组成的不同情况，战斗消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遭受坎尼会战的灾难性损失之后，罗马人避免了许多次会战，并通过征集在其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大量的民兵预备队弥补了这些损失。与此相似，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中许多会战的重大损失之后，许多指挥官都设法弥补了损失，例如提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之后雇用了更多的雇佣兵。另一种情况，例如拜占庭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却无法补充其军队，它实际上损失了其全部职业化的受过高度训练的重骑兵，更严重的是，会战的一个后果是使其失去了主要的征兵区安纳托利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军事制度都可以很容易地将平民征召为士兵，但一些国家由于在连绵不断的战线上所进行的长期恶战伤亡巨大，以至于找不到适合服役条件的男性参军。所以，军队补充的能力，像对战败时可能遭受的损失的估计一样，制约着指挥官和政府冒险参加会战的意愿。
总之，在现代战争中，对相当大的部队的战术歼灭战越来越少见。战术后果价值的降低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考虑对不断发生的会战产生影响的后勤、战略、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勤
历史总结
在本书所研究的战争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供应和移动的样式变化不大。军队的人员和牲畜的供给通常依赖于他们作战的地区。所以，作战区的人口、生产力水平和季节对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如果他对补给系统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即使在波斯没有明确地执行后勤战略的情况下，他也可能输掉战争。亚历山大通过减少行李和非战斗人员，利用被围城市的供应线，提前仔细地作准备，区分前进路线和攻击目标以满足他的军队在波斯生存的需要，竖立了当时后勤系统的典范，这在20世纪也不完全过时。他的战争实践还证明他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他利用陆军夺取了波斯舰队的基地，通过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波斯海军。
在过去的2500年里，获得粮秣的方法从抢劫到购买不一而足。对补给品的浪费、对人员的遗弃，以及当地人民的敌对反应，经常使军队从政治上考虑倾向于采用一种有秩序的方式从友好地区或敌对地区获得补给。通常的作法是军队向当地政治当局征收粮秣，或征收金钱再从商人或生产者手中购买补给品。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称之为战争税和征集补给品。在友好的地区和在中立的地区，军队通常使用本国的资财购买补给品，有时即使在敌对的地区，军队出于争取群众的特殊目的也采用购买的方法。无论何种方法，军队通常都能找到他们在作战中需要的大部分物资。次数有限的会战一般不会将军队携带的弹药消耗完。
从远处获得补给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围攻战中，或者是一次战役的初期，因为冬季的消耗已无法满足未来战役的需要。水路运输效率较高，可以通过海洋、湖泊和河流从基地运输补给，甚至包括牲畜饲料。通过陆地运输给养则比较困难，一般只限于士兵的口粮。进行围城战时，周围地区的道路情况和生产力水平对作战影响极大。骑兵在围城战中对改善给养情况作用不大。
道路的改善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马掌、挽具、舰船和导航技术的新发展都对提高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作出了贡献。19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提高了河流和海洋运输的速度和经济性，铁路也引起了陆地运输的重大变革。虽然铁路比水上运输贵，但铁路运输速度更快。铁路在19世纪后期的大发展可能比更方便的水上运输对后勤的影响更大，因为众多的铁路线意味着几乎任何一支军队都可以从基地获得补给，可以交互地使用发达的道路、铁路和水上交通系统获取一个广大的农业地区的资源。
高效快速的铁路系统使军队获得了新的战略机动性。它首先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铁路运输可以在远距离上集中起大部队，这拓宽了战略机动的范围，和过去相比其差别之大就像步行速度与火车速度之差那样。由于撤退的军队通常总要破坏铁路系统，防御者往往比进攻者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1914年在法国和东普鲁士的战役证明了铁路对防御者抵抗战略进攻部队的价值。同盟国也是通过铁路快速运输集中起预备队防御1918年德国的进攻的。
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为了满足民间对更好的交通手段的需要，但汽车的发明，也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汽车运输远比铁路运输昂贵，但汽车可以运输补给和士兵到没有铁路的地方，甚至直接运往前线。正是由于有了汽车和铁路运输，才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庞大的军队之间的阵地战有可能发生，在这次战争中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补给。在1940年，汽车是德国取得的惊人的战略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在满足进攻方的战略进攻部队的需要上，汽车的多方面用途远超过铁路。
飞机运输要比汽车运输昂贵得多，但和便宜但速度慢的水上和陆地运输相比，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在快速运输兵力和补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或在部队被包围的情况下，飞机运输是基本的补给手段。
因此，技术进步已经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过去的100年里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和许多武器的变化不同，但和电报、电话、无线电、收音机、数据处理器等在战争中的运用的情况相类似，许多改变后勤方式的发明首先来自民间。在这里，民间的需要和军事上的需要差别不大，而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不断要求改善运输方式和通信手段。同时，也不像技术的发展对战术所产生的循环性的影响那样，它总是不断地改善补给、运动及对部队管理的情况。这种变化几乎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不断地提高效率和降低费用的过程。
选择性的兵员制度
后勤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敌人是远是近，对后勤的需要总是十分迫切的；后勤的复杂性也和后勤是一种运动状态的本质相关，军队的后勤活动在现代军队参谋制度的演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经过无数年缓慢的演变，参谋系统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基本的计划和管理机构。指挥官不仅通过参谋系统安排以满足庞大军队的后勤需要，而且依靠参谋系统协调情报和作战行动。19世纪引入军队的兵员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对参谋系统进行更好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兵员的征集和训练影响到会战、战役和战争的结局。在过去的2500年的欧洲战争史中，兵员制度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希腊人使用民兵，他们通过训练使其具有一定的战术能力，又由于他们都以所在的小城市为基地，希腊民兵之间有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波斯人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使用职业化士兵组成的军队，职业化士兵经过连续的年复一年的专职训练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连续不断的战争最终也迫使希腊人实行了职业化士兵的制度。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开始采用民兵制度，但其后也使用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其组织结构和纪律都具有典型性。这两种制度，民兵制和职业制在随后的若干世纪里一再重复出现。民兵和常备军相比，花费较少，还具有数量多和作为潜在的预备队的长处；这种制度是罗马人在意大利能够抵抗住汉尼拔入侵的重要原因。职业士兵个人素质较好，具有额外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部队中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相互信任，并提高部队的团结精神。
民兵不能打长期战争，特别是那些远离家乡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最终采用职业化制度的原因。民兵在短期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大量的袭扰者中，许多人自身就是平民，例如阿拉伯人和马扎尔人，他们甚至没有形成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民兵在防御袭扰时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在防御中他们可以依靠堡垒，这样对民兵的战术技能要求更低。
中世纪的军队只是表面上与民兵制度和职业士兵制度一致。虽然城市民兵与希腊制度基本相似，它在战术上主要依靠密集的长矛手；但农村的民兵只是徒有其名，他们不经任何训练，经常使用农具代替武器。由于农村民兵来自分散的乡村，它也缺乏城市民兵部队中的凝聚力。但也有一些农村民兵的表现非常出色。例如，由居住在紧密的山谷社区里的瑞士民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拥有武器而且训练有素，很难把它与正规部队区分开。
中世纪的职业军队也和希腊和罗马模式大相径庭。中世纪的职业制度中不仅没有固定的编制和部分集中的部队，而且将其正规军分散到许多小兵营里，甚至将士兵个人也分散到全国各地。这种制度下的士兵具有一定的，或相对较高的技能，但这些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不习惯于纪律和服从，也缺乏配合作战经验和集体意识。对士兵的雇佣一般以一年的战争为限，有的直接和士兵签订合同，有的则通过军事经纪人签订。这种作法无助于减少中世纪雇佣兵制度的缺陷，虽然有时候也有成群的男人冬季里也生活在一起，指望着能为来年签订上合同。直到17世纪后半叶，欧洲职业军队才开始采用更为有效的罗马军队的组织模式，所有的正规军都年复一年地在一起生活和训练，依靠有组织的军粮筹集部门供应给养。
可见，民兵制度在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后期就失去了其大部分重要意义。这种情况持续到17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民兵制度才重新获得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加强和征召民兵，匆忙征集起来的男人们被编入军队，但他们在战争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实行了这种方法，普鲁士在战争结束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由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改进，使得在战场上机动可以采用纵队样式，它克服了以早期的瑞士密集队形为代表的线式战术的大部分缺点。这种从单一的线式战术所完成的变化，使得由平民转化成士兵的过程大大地简化，也更加迅速了。由于在前沿战斗中较少地依靠步兵线式队形之间的对射所需要的僵硬的射击纪律，使得可以快速训练平民担负战斗任务。
在19世纪，普鲁士在其武装部队中连续地执行了将民兵和职业兵融为一体的政策，并实际上获得了两者的好处。通过将平民预备队加强到专职的部队中去的作法，他们将民兵和正规军以一种有益的方式结合了起来。正规部队训练预备役人员，他们或者在民兵组织中服役，经过3年的训练，将产生一批经过良好训练的平民，然后正规军可以在短时间里征召他们完成进一步的任务，或者在战时动员征召他们入伍。
由于每一特定的部队都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拥有基地，兵员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通常，他们以前就认识，或将一些社会关系带入当地部队。他们在军官或军士指挥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在这些军官或军士指挥下作战。这种基于地区性的征兵制度密切了士兵和指挥官的关系。在一年一度的动员中，所有人员都在一起进行模拟战争条件的演习或其他训练。所以，普鲁士在其各单位的平民之间培养起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他们接受的训练条件完全接近于长期服役的正规部队的训练水平。
普鲁士实际上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使用的所有干部全部是职业军人。由于拥有大量的民兵预备役人员，普鲁士在花费较小的情况下拥有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当预备役人员加入现役时，他们可能使军队的规模增加两倍，但却不会降低军队的素质。由职业军人指挥、完善的训练、有共同执行任务的经验，动员后新组成的普鲁士军队几乎具有长期服役军队的所有优点。即使是真正的民兵，“后备军”也大部分经过现役士兵水平的训练，并由部分正规军人指挥，其战斗力水平超过欧洲曾经有过的大多数民兵部队。
这种制度在普鲁士进行的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证明了其有效性，在这些战争中由职业军官和平民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打败了奥地利正规军。1870年的对法战争充分显示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潜力，普鲁士军队扩大到最高水平，它拥有一支是法国军队两倍规模的军队，质量稍逊于法国职业军队。如果不是法军处于如此悬殊的数量劣势之下，即使巴赞不称职达到惊人的地步，普鲁士也可能不会打败法国。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采用了普鲁士军事制度，而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推迟了完全参加战争的时间，它们的军队也因为缺乏得到彻底训练的人员而受到了影响。法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利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士兵所受到的训练只适应经过动员扩充后的军队的作战样式。由于轻视平时就存在的作战部队的优越性，法国重复了中世纪类型的将职业军人分散驻防所造成的困难。另外，法国的军事承包人也没有将士兵集中训练，使这些士兵组成有效的战斗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由正规军官和经过训练的预备役组成的庞大的军队的依赖开始减少，只有俄国军队保留了这种由职业军官和大量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军队的样式，这种军队在人数上与本世纪上半叶那些典型的军队样式相似。为组建一支和其人口水平相比规模很大的军队，以色列和瑞士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其人员参加反复的阶段性的服役，以保持和提高其战斗能力。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军队已经向机械化部队过渡，其后果是部队规模缩小。虽然欧洲国家仍然在征召适龄男人参军，并因此形成了大批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现役部队将在预见到战争爆发进行动员后组建的较小的军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正规部队和在过去战争中的情况一样，仍将战斗在最前沿。
军事训练仍是件困难的工作，有些因素的发展使训练工作简化，有些则使训练变得更加复杂。掌握使用弓箭的方法，需要进行多年的训练才有力量把弓拉开，并准确地向目标射击，但后膛枪只需要学会快速可靠地安装子弹就可以了。现代自动步枪具有良好的视线和平直的弹道，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学就会。使用自动火炮所需的训练也不比学会使用老式的手动操作的步枪更复杂；学会操作坦克，这是一组人员的工作，也不比在学会骑马的同时一手持矛或剑，一手驾马更麻烦。即使驾驶飞机，也不比学会骑在没有马镫的马上用两只手又准又快地射击强弓需要更多的练习。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将平民转变为合格军人的任务更加方便。
但另一方面，使用许多武器模拟战斗情景却越来越难了。不像古代的重步兵可以进行击剑训练，也不像重骑兵可以进行马上格斗训练，现代士兵虽然可以使用模拟器材进行训练，但失去了老式的类似体育队之间所进行的混战那样的训练所得到的东西。即使是18世纪的士兵，他们也可以不断地重复地操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辛劳可以换得战场上的能力。灵活多变的渗透战术使步兵再也无法学会所有必要的技能，坦克在运动中作战的特点也使驾驶手和指挥官很少有机会学习他们在未来战斗中将重复的运动样式。即使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操作熟练性的炮兵，如果在战斗中他们平时使用的复杂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也将遇到困难。
可见，随着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实战中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训练越来越简单，但与集体行动有关或集体作战行动的训练却更困难了。并且，由于军队越来越依赖于精密的装备，又出现了另一种困难：对新式武器的维修人员的训练——新式武器的可靠性不如过去简单的老式武器。这些方面对士兵能力的要求至少相当于或超过过去对士兵的要求，但平时的训练和修理武器的经验像许多老的战斗技能一样，将使修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战时工作。总之，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只有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及集体的重要性这些本书的次要论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战略
历史总结
在两支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的战术优势首先体现在正面作战中。在战略层次上，在两支结构相似军队之间的战争中，防御的战略优势依赖于战术上的优势，及其在撤退中对追击方所形成的在持久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当进攻中的敌人利用袭击战略对抗持久战略时，撤退行动对追击行动所形成的优势则使进攻方更强大，因为他们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就撤退了。战略上的袭击与战术上使用轻型部队对抗重型部队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马上弓箭手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败拜占庭重骑兵的。袭击战术和袭击战略的基本方法就是打了就跑，除非是战略上的袭击部队。由于袭击者占有撤退的优势，并不需要拥有机动性更强的武器系统。
所以，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军队之间，无论是实行袭击战略还是持久战略，在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历史中，较强的一方军队通常难以仅靠战略手段迫使较弱方进行会战。行动灵活的长矛投掷兵(皮尔塔斯特)可以迫使一支由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按照他们的条件作战，这对通常情况下只有双方同意才能进行战斗的情形而言是个例外。主要由徒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在卡雷落入由骑兵组成的安息人军队控制之中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战争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军队的结构都使双方具有相同的战略上的机动性，而此时实施撤退行动的一方占有优势。
通常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也使许多军队难以达成进行关键性决战的目的，因为较强大的一方也经常缺乏足够的兵力按照持久战略的要求控制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以迫使兵力较弱但政治条件较好的对手进行决战或投降。即使是一支强大到能够进行系统的征服并在全国和战略要点上驻守军队的入侵者，往往也由于缺少持久战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或政治耐心和毅力而失败。
所以只有在作战双方都认为有最大的获胜机会时才会爆发战争，否则就是政治因素要求必须会战，例如，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斯进行会战，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与威廉交手。为了防止出现撤退者对追击者的优势情况，军队往往采取袭击战略以形成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袭击战略，它在袭击了较强大的敌人军队中较弱的一部分后立即撤退。在大夏和粟特发生的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中，就采用了袭击战略，抵抗者首先攻击了亚历山大的一支小部队，但在马其顿强大的部队面前，抵抗者为避免进一步的战斗撤退了。
避免与敌人进行会战的能力，使弱者实行进攻战略比强者奉行防御战略更为有力。再加上变退却对追击的优势为进攻者的优势，袭击战略可以抵消战术防御的大部分优点。由于袭击者只追求小的战术胜利的累积效果，他们可以将与自己的力量是否大于作战目标的力量，作为选择攻击目标的惟一标准。对目标选择的如此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使敌人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无法使其处处都强。无疑他们必然失败，而袭击者通常在袭击中使用局部优势兵力，取得相当程度上胜利，以此抵消战术防御的优越性。
亚历山大想通过在交通枢纽上驻扎兵力的方法迟滞游击队的运动。这样，他不仅迟滞了袭击者撤退的速度，而且妨碍了袭击者前往袭击目标的速度。当被入侵者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采取持久战略中的战术防御，而实行这种袭击战略利用游击队抵抗对手时，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这种持续防御方法在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者所采用。罗马人在他们征服坚决抵抗的蛮族部落时，经常采用持久战略，还配合以广泛修建的堡垒群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恺撒采用了罗马人的作法，不采取过多的作战行动，修建堡垒和耐心等待，他采取后勤战略分散比利其人，在壕沟深掘的堡垒中静待比利其人的供应消耗殆尽。
在面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精明的后勤战略和焦土政策，以及法比安采用袭击战略对粮草搜集人员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恺撒撤退了，他接受了暂时的挫折，但坚持了他的原则：“在给敌人打击的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最好放弃打击敌人的机会。”但韦辛格托里克斯由于认识到罗马人的毅力和“永不停止战争”的态度，冒险作战，被打败后逃往阿莱西亚城。在这里罗马人利用精心设计的围城和封锁堡垒线，成功地打败了城中被围部队的突围和城外部队的救援。当然这次胜利只是罗马人征服的第一步，罗马人还在全境驻防军队，建立堡垒哨所，并镇压了随后发生的起义和游击战。罗马人最终的征服还归功于罗马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文化力量和执行持久战略的耐心。
军事行动中往往不仅交互使用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而且使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世纪的战争中显示了堡垒及城市的附属城堡的作用。防御部队躲进粮草充足的城市或堡垒中，除长期的围攻外，一般可以抵抗住兵力强大但后勤落后的对手的进攻。
百年战争体现了中世纪战争的许多特点。在14世纪，英国采取的是政治性的袭击战略，最终迫使法国作出了让步。英国和法国在对法国西南部的争夺中都采用持久战略，围绕控制该地区的城堡和城市进行争夺。法国成功地使用了罗马费边在抵抗汉尼拔时采取的方法；依靠当地人民对法军的政治同情，法军努力避免与英军作战，而只是围困英军占领的城堡和市镇，由于英军奉行战术防御的学说，法军很容易地就实现了目的。
在15世纪，英国在法国寻找到了政治支持，转而采取持久战略，系统地征服法国的城市和堡垒。但英国人发现法国太大了，也有太多的法国城镇居民和士绅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使英国人无法征服法国。英国军队逐渐地被分散到占领的地区，以至于他们无法应付法国不断恢复的抵抗力，法国人随后也采取持久战略将英国人逐出法国。
除了通过断绝被包围的城市或堡垒的防御者粮食来源的方法迫使防御者投降的明显例子外，后勤战略在战争中通常不起主要作用。法国和苏格兰人曾经通过焦土式的防御性后勤战略来对付英国人。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前进路线，那么对庄稼、粮食和饲料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因为既然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采用袭击战略，例如希腊军队，来达成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袭击者甚至入侵者经常将他们没有消耗完的物资破坏掉。
中世纪战争形态的发展，对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采用进攻性袭击战略的情况来说，影响不大。像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国王们也面临着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袭击者的骚扰，这些袭击者的目标是战利品，他们也奉行持久战略，利用堡垒和对交通线的控制保护自己。英国人在他们长期的控制威尔士的进攻战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由于缺乏在威尔士全境同时设防的能力，英国人一小块一小块地征服威尔士，每占领一块领土就在上面修建堡垒。通过对人员和堡垒的结合使用，他们在每一块领土上都形成了很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英国人能够在每一小块新征服的领土上都能建立起适当的防御。因此，通过剥夺使袭击战略占据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英国人利用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打败了威尔士游击队。中世纪的战争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战争样式的连续性，也预示着当武器、战术、后勤，乃至战略发生变化时，也无法改变袭击战的基本样式。
英国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中主要依靠堡垒，威尔士人最终也开始模仿英国的做法，自然也包括围城战。但他们这些行动缺乏重要性，因为这些行动最终变成按照作战持久战略而进行的作战行动。对于执行作战战略，围城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即迫使救援部队作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初法国对北意大利的征服中发生了那么多的会战。对于围城者来说，城市陷落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增加财富，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时间更长的围城战。这样，其结果是经常迫使将军们为了挽救城市，在战斗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被迫作战。
三十年战争中又出现另一种情况，战斗力较强、目的坚决的两支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但每一支军队的兵力空间比都很小，不足以牢固地控制德国的广大地区，也无法迫使对方进行决战。古斯塔夫从占领新教徒占多数的德意志北部地区开始，按照持久战略系统地向前推进。这种袭击方式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它可以使敌对的统治者丧失威信，也可能因敌对的统治者的屈服而夺占这一地区，或至少使这一地区中立。另外，实行后勤战略还可以剥夺这一地区的资源，以防敌人军队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所以，古斯塔夫将实行持续作战战略的围城战和后勤战略的袭击战相结合，以及缓慢地占领北方领土的作法，将该地区的资源为己所用。
虽然古斯塔夫和他当时的对头提利都奉行作战战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爆发战争。相反，每一方都采取袭击对方基地地区的方法，保护自己，消耗对方。因此，在1631年，古斯塔夫两次进兵威胁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随后又进兵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开展袭击战。第二年，古斯塔夫又进入巴伐利亚进行袭扰，帝国新司令官华伦斯坦通过向北进军威胁瑞典国王摇摆不定的盟友萨克森和瑞典军队在北方的基地，分散了瑞典国王的兵力。由此可见，当交战双方都存在脆弱的基地地区，和都是小型的结构相似的军队在一个相对大的地区里作战时，袭击和反袭击具有一种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在对敌人有利的条件下作战，所以会战很少发生。古斯塔夫在韦尔伯恩有利的阵地条件下向提利挑战，和在纽纶堡向华伦斯坦挑战的情况都是如此。华伦斯坦由于在瑞典阵地前受到挫折，转而实行后勤战略破坏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得到加强的瑞典国王也以同种方法进行报复。当两支军队撤离战斗时，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消耗。
三十年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战略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虽然当时的军队都由职业军人组成，但每年都需要重新征集的军队，缺乏士兵在一起长期服役所形成的凝聚力、战术单位的固定编组和士气。这主要是因为养兵的方法采取的是封建制度，统治者依靠独立的承包人为他们提供兵源。军队也没有类似亚历山大或罗马军队的后勤系统，承包人和他们的贫穷的雇佣兵主要依靠战争支持战争。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关心后勤供应和休养军队的同时坚定地追求其战略目标，在17世纪初期，给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是项关键性的任务，指挥官们经常为了满足迫切的后勤需要而行动，而不是为了追求战役要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常常为了满足后勤需要而改变政治目标，并且由于引起受到劫掠的平民的敌视，这些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危害。
欧洲人口的发展、生产率和政府税收的提高，允许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军队，这样提高了的兵力空间比往往允许实行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由于有很多筑垒城市，交战者会发现这里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如果没有敌人领土上的当地居民的帮助，军队的进展会很慢。作战行动经常是一系列的围城战。
在意大利北部，兵力空间比有利于进行更加决定性的会战，但军队长期具有的避免作战的能力妨碍实行作战战略。河流是防御性的障碍物，在渡河作战时，军队利用突然袭击，分散敌人和集中力量击敌弱点的方法完成任务。进攻中的军队在渡河时，经常采取占领控制着粮草征集区的阵地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这些粮草征集区过去是防御者的基地，但现在为入侵者所利用。所以，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是采取袭击敌人基地地区的方法，而是将敌人驱逐，使其成为自己的基地。他们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后勤战略的内容，与古斯坦夫早期在德意志北部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人时的作法相似。
18世纪中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在波希米亚、萨克森、西里西亚进行的各场战役中，有利的兵力空间比使入侵的军队可以实行持久战略以控制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对腓特烈的生存至关重要，持久战略中的后勤因素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保护和恢复这些地区的财政和兵员资源，腓特烈进行了许多次进攻性会战，其动机与敌人想解围的目的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则利用其强大的骑兵和占优势的轻步兵，两次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普鲁士人的入侵。一次是奥恩元帅通过袭击普鲁士运输队和限制其粮草征集人员活动的方法将普鲁士入侵军赶走；另一次是奥恩元帅在消灭了普鲁士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和夺取了他们的给养品后，为奥姆特斯解了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战争形态。法国的战术体制是利用纵队机动，但以线式队形作战，这使军队无法乘对方缓慢部署成作战队形时为避免作战而离开战场。提高了战术编组水平和作战能力的法军，能够迅速地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为保卫自己不受对方步兵或骑兵的袭击而以笨拙的作战队形缓慢前进。法军在接近敌方军队时能够加快前进速度。
法国军队平时以师为建制单位活动，它们经常由师编组为军，而不是将所有的师都集中起来使用。这样法军不仅能够控制其占领的地区，而且可以在许多路线上迟滞敌人，或者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威胁敌人。法军的部队虽然高度分散，却属于某一个固定编制的战术单位，能够迅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或抵抗敌人集中的兵力。军队的高度分散，也使敌人对主攻方向难以判断，提高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强了进攻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作战能力。
一支分散部署的战略性进攻军队，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行军机动能力，加之它主要由战术进攻性的步兵和骑兵组成，具有迫使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决战的能力。在此之前，具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撤退中的军队的机动速度高于追击的军队，一支集中起来的军队无法迫使另一支军队作战。但只要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新式军队中分散的部队可以迫使敌人的部分军队作战，从而迟滞敌人整个军队的运动，直到所有的军队都赶来参加会战。
所以，军队可以迫使敌人要么进行战斗，要么采取另外的选择——向后方撤退。集中的、和整个战区相比较小的防御军队，再也无法通过转移到对方的活动范围之外的方式避免会战了。防御者甚至丧失了通过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以避免战斗的能力，因为广泛分布的法军能够将之包围，并夺取之。但分散开的军队也存在被集中起来的对手打击其一部分的危险。
这些分散的部队，当以适当的兵力空间比协同作战时，不仅可以使战争更具决定性，而且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地位，首先攻击敌人一部，再及其余。在以往，当敌人军队拒绝战斗时，兵力集中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点，交战也就很难发生。当尼禄运用这一战略使用一支大部队进攻哈斯德鲁巴时，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哈斯德鲁巴的愚蠢，这是后者被迫应战的原因。爱德华王子曾先后和小德蒙特福特、老德蒙特福特作战，但他的胜利依靠的是凌晨发起的突然袭击，和将敌人诱到背靠大河的战场作战。腓特烈大帝也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但必须在敌人设定的条件下接受会战，使用其集中起来的兵力。因而，在通常情况下，敌人可以拒绝会战的能力剥夺了集中起一支大部队所带来的一贯的好处。由于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具有分散和容易部署的特点，它可以容易地迫使敌人交战或进行灾难性的撤退。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成为一种主要的战略手段，它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御。所以，将军们既可能将其人数众多的大部队投入会战并很可能取得胜利，也可能在敌人压力下被迫进行灾难性的撤退。拿破仑在其担任将军之初就有意地在两支敌人的军队之间行军，这样他可以有选择地攻击它们，这表明内线作战的价值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拿破仑的分散部署、但在面对威胁时可以快速集中的军队，可以插到敌人后方切断其退路。在马伦戈战役初期，拿破仑占领了奥地利的后方，控制了米兰及其周围地区，他在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基地，这使他可以保持他的地位。但拿破仑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旺多姆元帅在渡过河并在奥地利建立基地的成就更大。但不同之处在于，不像旺多姆，拿破仑分散的军队能够断绝奥地利人的退路，这是他在马伦戈战役中取胜的关键。
所以新的战略和军队的战术能力改变了占领敌人后方的意义。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再能超越另一支军队。虽然军队任意依靠他们所占据的地区补给，除集中兵力进行围攻战外很少依赖补给线，但在马伦戈战役胜利后拿破仑军队占据的地区使奥地利人感到十分窘迫，虽然他们仍占据着广大的地区并拥有海上交通线，但他们同意从意大利北部撤出。在乌尔姆战役的另一次迂回运动中，较弱的奥地利军队被迫要么交战，要么直接向莱茵河或法国撤退。
与单独实施会战相比，战略途径是达成更具决定性胜利的道路。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由于马尔伯勒熟练地运用了集中和分散的战法，一举歼灭了法国2/3的军队，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的会战，其伤亡和战术后果都可与坎尼会战相比。但法国人战略上的胜利补救了其会战中的失败，这次会战逐渐丧失其战术上的意义。迂回运动能导致决定性的战略后果，只要进攻一方能以在战术上不太重要的防御会战阻止住敌人的撤退行动，这种机动行动就可确保取得重大胜利。
军队新的作战能力和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相结合就可以达成决定性的战役。当法国将上述因素与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结合使用时，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征服力。
政治因素历来对军事产生影响，它经常制约着所需要的军事努力的程度，并对会战和战役的胜利赋予某种意义。大流士三世在政治上的弱点迫使他在战场上与亚历山大交战，从而使入侵者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使其丧失了对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与罗克桑那的婚姻消除了大夏和粟特人的抵抗，所以虽然他在以后采取的军事措施远远不够，但仍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的歼灭战没有产生任何战略上的成果，这是因为罗马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足以抵抗他。这些因素也影响军事决策，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们无法迫使其臣民实行焦土后勤战略，否则就可以打败亚历山大。
三十年战争表明了士兵们在征集粮食、饲料中所引起的反抗程度。这些征集活动时常直接针对公众，这种后勤方法中的大量浪费、破坏和抢劫事件加重了恶果。占领军的行为引发的政治上反对占领军的情形并不始于三十年战争，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就是这样。仅一个冬天，占领军的士兵就将欢迎他们的、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希腊人变成了敌人。希腊人配合安息人杀死了安条克七世和他的士兵。三十年战争中受到劫掠的农民没有采取如此有决定性的行动，但他们经常一有机会就袭击或杀害征集粮秣的士兵，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补给品落入进行抢劫的军队手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通常是难以征服的荷兰，这是因为他们自由平等的原则对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法国人由于在政治上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受到政治上相当的欢迎之后，轻易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征服。但由于法国人仍按照三十年战争的方法允许士兵直接从百姓中获得补给，法国人很快就丧失了其政治资本，只是没有像安条克七世所犯的类似的错误那样导致直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入侵西班牙的战争中，法国人拥有必要的军事手段及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以此为前提条件，他们实施了决定性的战役并控制了整个国家。他们没能实现征服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基础。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兄弟成为国王，也反对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悖于他们的宗教。法国士兵的行为加剧了他们和人民交往的困难。由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只有两原则获得成功，他们只能打败敌对的军队但却无法控制整个国家。法国人战胜了弱小一方有效地利用袭击战略所进行的游击战，这种情形和亚历山大刚占领大夏和粟特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法国人却找不到政治手段绥靖这个国家。
在俄罗斯，法国只占有军事体制上的优势。他们面对的是顽固的沙皇、在政治上对法国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民，和极小的兵力空间比，以至于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交战，也难以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取得胜利的三个重要的必要条件中的两个，使法国人只能进行袭击，希望以此得到俄国在政治上让步。法国人落后的后勤补给方法增加了他们撤退时的灾难，他们被迫沿着向俄国进军时的同一条路线撤退，从那些已经害怕和痛恨法国人的俄国农民中取得补给。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战争成为19世纪欧洲战争的样板。拉德茨基的奥地利人和莫尔特克的普鲁士人依靠成功地实施战略迂回行动取得了拿破仑式的胜利。他们的军队按照法国模式进行组织，并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作战。由于其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在短暂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具有迫使敌人会战的能力，但又实施战术防御，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当时的各国军队基本上都得到了适当的指挥，并得到新出现的铁路的支持，使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部署状态的军队成为可能，并出现了正规军队得到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加强的有效的兵员系统，这使兵力空间比增大，军队可以布满整个战区，翼侧消失了。和拿破仑战争前低的兵力空间比使作战行动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形相同，在1914-1918年西线上过高的兵力空间比也造成同样的结果。由于所有军队都掘壕据守且其翼侧得到保护，各国军队面临的情况是过高的兵力空间比消除了拿破仑时代进攻所获得的一切战略上的可能性，而使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在东线，俄国人力量太弱无法阻止对其前沿的突破，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与俄国辽阔的空间相比其兵力空间比也太小。只是俄国政治崩溃才使德奥在东线取得胜利，而德国政治上的虚弱和士气丧失对西线的结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围攻战表明，即使在东线，炮兵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出作用，这和炮兵在围攻战中的传统作用是一致的。但对炮兵的依赖，以及带弹匣步枪和各种机枪火力对炮兵配合的依赖，与通过铁路进行防御的高机动性相比，机动性较低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新的弱点。无论是在1914年战争中的运动战，还是战壕战及在1918年偶然性的突破中，防御者建立在铁路运输基础上的机动性，使其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补给，而且可以迅速地集中兵力。对于反攻或为防御集中兵力对付敌军而言，铁路为防御者提供了战略性的反攻部队，防御者可以比徒步行军的敌人更快地进行战略机动。虽然改进的战术使突破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容易，而且较差的机动性很可能使战术上的创造性所造成的进攻机会丧失。
汽车是引起后勤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战术上的革命则是由于四种基本武器系统的重新出现造成的。这四种武器系统是战争形态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兵力空间比仍然很高但决定性的战役又成为可能。这种巨大变化在1940年5-6月间德国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战役中突然发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坦克的战略运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种革新对汽车的依赖与对坦克的依赖相同甚至更多。在把庞大的相对集中的军队及其对弹药的巨大需求从铁路线上解放出来上，汽车在后勤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当然汽车的油料又产生出新的后勤需求。但汽车及其相似的履带车在运输士兵和火炮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可以和铁路相媲美。另外，由于汽车可以利用各种道路，并且可以成建制地运输部队及其武器，这使士兵可以更快地投入战斗。
当坦克在无线电支援下作战成为主要的进攻要素时，当乘坐汽车携带机枪、火炮、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的步兵成为主要的防御力量，并得到使用汽车的后勤补给时，这种部队具有了进行拿破仑样式的战略迂回运动的所有要素。当1918年埃伦比将军将其骑兵作为马上步兵使用，利用马匹的较好的机动性携带人员和机枪迂回到土耳其后方时，埃伦比将军依靠的是脆弱的马匹运输一支几乎没有防御力的部队。在1934年的摩洛哥，法国人使用汽车运输火炮、人员和机枪，其机动性和防御能力都相应地有所提高。但他们都不具有战术进攻能力，因为敌人步兵可以容易地迟滞马匹和汽车的机动，使迂回部队要克服对方防御的战术优势。但使用坦克后迂回部队获得了战术进攻能力，除拥有大量反坦克武器的大部队外，迂回部队能够克服敌人步兵的防御，直到到达敌人的后方，并在那里展开防御。
同时，飞机还被用于轰炸敌人的补给线，迟滞敌人的机动和提供间断性的战术支援。这种将机械化战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后勤的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所引起的战略革命，由德国人在1940年5月使其成为现实。它在要领上是如此简单甚至完美，只有马镫或刺刀曾获得同样的成功，它的创造和运用是运气、热情、能力和想像力在克服保守主义方面的完美结合。能成功地实施这种有飞机轰炸敌后方的战役是因为运用了以往2500年中所有被发现的战争艺术的精髓。
这次战役标志着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进了两种新的武器系统，空中轻骑兵和重装甲骑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武器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式，已达到了应用上的成熟阶段。德国人对其飞机战术性能的利用也十分有意义，德国飞机在薄弱的法国对空防御面前几乎是不受阻拦地轰炸了位于默兹河的防御部队，并在德军渡过这条河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还有效地利用飞机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并像 1918年英国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那样，对法国和英国沿道路后退的军队进行攻击。德国坦克虽然在装甲和火力上存在缺点，但通过无线电通信相联系的战术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德国人能够包围强点或方便地集中兵力在连绵的前沿上攻击敌人的弱点。德国坦克十分熟练地担负了重骑兵在克服敌人轻骑兵和对翼侧和后方的重步兵进行攻击的任务。
由于德国人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比法国人要多的反坦克炮，这充分表明他们掌握了所有武器系统的特点。法国坦克引导的反攻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数量众多但比例仍不适当的德国反坦克炮的强烈抵抗。就像古代的长矛兵一样，德国反坦克炮手勇敢熟练的表现是制止这些反攻的关键。与此类似，德国人并没有忽视对弱小的但仍很危险的英法空军的防御。当德国行军纵队在道路上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时，他们把这种情形和十字军遭到土耳其轻骑兵袭击看做是一样的。德国人使用的不是十字弓，而是利用高射机枪和自动火炮，其中有些是自行火炮，它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
但对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能力的明智运用只是代表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的变化的成果。在战略上，德国人利用汽车所带来的新的后勤实现了拿破仑、拉德茨基和莫尔特克那样的战略成就。1939年在蒙古，俄国人也证明了新式后勤的力量，他们使用4000辆汽车在远离铁路500英里的距离上供应一支5.7万人的部队和8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德国人将其反坦克炮和防空炮自行化，以及让部分步兵、炮兵和后勤使用汽车，他们重复了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在1914年当德国人试图发动乌尔姆战役式的大规模机动战时，法国人由于占据铁路线而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这使法国人能够组织战略进攻部队，即使德国人的计划没有其他错误，法国人也能打败德国人。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及其他伴随的机械化步兵师能够抢到法国依靠铁路输送的预备队的前面。法国人也拥有这些可进行有效的战略机动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但德国人将它们集中起来用于了战略迂回行动。
由于轻、重骑兵的重新出现而带来的进攻威力的增强，促成了德国人的胜利；少数的配备步枪和机枪的军队不再能迟滞是他们人数许多倍的大部队的行动，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坦克可以直接从他们中间冲过去。高度分散的军队，这是拿破仑战争的一个特点，可以集中起数量上占优势的坦克。德国飞机有时通过攻击法国迟滞德军前进的部队配合作战。
事实证明，法国人难以像1918年那样通过铁路重新组织战线。在1940年不再有落后的后勤可以妨碍德国人使用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部队，也不像1914-1918年那样防御具有较强的力量。德国人的成功还归功于其在集中兵力上的大胆作法。他们根据集中的组织原则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并只在一部分作战行动中集中了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这样又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德国飞机也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它们的航程和战区大小相当，也使德国人拥有了另一种很容易集中的力量。最后，在战略上德国人集中兵力攻击战线的弱点阿登地区，并为此在比利时实施了有效的牵制行动。他们将突然的集中行动和沿连绵不断的战线的分散行动结合起来运用。
德国人将战术的、后勤的和战略的要素结合使用以实施战略上的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种作法在古代为恺撒所使用，在近代被拿破仑引入战争。他们大胆但又慎重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深深地插入敌人后方，这主要归功于汽车的运用。一旦到达敌人背后，德国人利用战术防御的力量守住阵地，确保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争取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在这次战役结束时，法国和英国剩余的兵力已极为有限，无法阻止德国人占领法国；而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足以占领整个法国；而目瞪口呆的法国人还来不及组织大规模的抵抗。
德国人征服了法国，虽然两国势均力敌、人数相当，物资上也总体相等。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对新的武器系统的有效运用，而不是对旧的战争艺术的运用。德国人将早期的相对应的武器系统坦克、飞机和反坦克、防空武器结合运用，并与后勤领域的革命及彻底的拿破仑式的战略相结合，德国人打垮了其对手强大的防御。也只有这种办法，他们才有可能在如此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战场条件下粉碎防御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因此，这次战役改变了战争形态，军事作战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所有交战国都采用了上述战术、后勤和战略原则。但没有谁能比得上德国人，他们如此正确地混合运用了这些武器系统，并成为军事理论和战略领域的先驱，他们还具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获得经验的优势，然后他们又将其作战方法运用于俄国，但俄国却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在随后的欧洲各场战役中，各交战国使用复兴的拿破仑式的战略，通常都有足以进行决定性战役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
如果进攻者能达成突然性，前沿突破很难被避免，因为集中起来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能充分利用这种突然性。对这种战略进攻方式的惟一解救办法是对进攻部队翼侧实施反攻，但防御方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巨大的领土和后勤方面的损失。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就是例证，在1944年12月英美联军在面对德国进攻时也采取了这一方法。运用反攻击退敌人的战略突破，需要有摩托化部队预备队，以及没有投入战斗的部队或在敌人附近并与敌人有接触但可以撤出战斗投入反攻的部队。为达成最大效果，反攻部队必须采用敌人突破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和敌人一样地快速前进。在这方面俄国人在对德国向斯大林格勒和油田的挺进所实施的反攻中取得了这种作战样式的最高成就。从方法上看，这一行动和1914年霞飞元帅努力改变德国迂回运动的行动相同，为战胜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军，俄国人实施了迂回行动，有两个集团军参加以使其发展为战略包围。
1973年战役中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基本战略与1790年以来战争的基本特性是一致的，其间只有1914-1918年的阵地战僵局除外。然而，虽然在1973年以色列成功地对埃及第三集团军实施了迂回，但这一事件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大相径庭。这些全部机械化的部队，其武器系统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各师、军、集团军都具有相似的编制。在这方面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队大不相同。所以，指挥官们不再能容易地达成坦克部队的战略突破，像40年代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克服对坦克组织的防御。另外，由于所有部队都具有相同的机动性，指挥官也难以依赖机动性上的差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差异能使摩托化行进的部队迂回徒步行进的敌人。
所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开创了作战持久战略主导战争的新时代。由于和空间相比有相对多的部队，袭击者很难找到容易攻击的敌人，甚至难以到达敌人交通线附近而无法实施袭击后勤战略。撤退中的军队有时也实施焦土后勤战略，将桥梁、铁路和一切拿不走的补给品加以破坏。然而，飞机出现后，对敌人交通线和城市的轰炸又使袭击战略和后勤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出起来，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军事战略的分类
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在过去250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战术和后勤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限制着指挥官所能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长期的战争中交战方通常可以选择作战战略直接攻击敌人的军队，或采取打击敌人的后勤的间接手段。同样，在不排除上述选择的同时，他们还可以选择通过袭击进行防御或进攻，也可以实施持久战略冒险进行会战以保护自己或占领敌人的领土。图解12.3清楚地表示出本书中对战略的分类。这只是对军事战略的分类，其目标是敌人的军队。图解12.4中则包括了不是严格的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
图解12.3 战略分类
图解12.4 广泛意义上的战略
这种分类可能不是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的好方法。然而，它确实包括了本书中提到的使用军队的其他例子。通过袭击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使用与敌人军队交战的方式，在纯粹的军事手段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是有用的方法。希腊城邦国家经常运用这种战略，英国在百年战争中也采用了这一战略，这是政治袭击战略最明显的例子。
这种战略还出现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后土耳其人对安纳托利亚的袭击中，以及比若元帅19世纪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中。在上述两例中有许多平民死亡，这种伤亡是以夺取和破坏财产为目的的劫掠活动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由于某种巧合。这种生命的损失所产生的恐怖有助于对领土的征服。虽然袭击的直接目标是财产，例如希腊人和英国人所进行的袭击，但无疑也杀死或伤害平民。所以，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区分开，袭击的目标中就包括屠杀平民，正如蒙古人屠杀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居民那样。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恐怖主义在作法上时常与军事袭击相类似，在本质上与政治袭击战略也没有区别，它主要是依靠屠杀以恐吓平民而不是破坏财产。使用持久战略获得领土不能被看作是使用军事行动达成政治目标的例子，因为持久战略几乎总是面对着敌人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与军事战略有关。
事实上，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总是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区分没有必要。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袭击的目的是满足进行袭击的部队供给的需要，实施后勤战略以消耗敌人的资源的方式实施作战战略夺取小城市的防御据点，并且通过这些破坏，直接地加强政治上的压力。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联邦军进行的袭击中，其实施的后勤战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但它却是更加重要的政治效果(南方人对继续进行战争的代价的认识)，以及心理上的影响(改变了南方人对获胜机会的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在实施后勤袭击军事战略中也夹带着类似的政治目标，并有恐吓的成份。
实行持久战略，在缺乏歼灭敌军的战术或战略手段时，只能将获取敌人领土作为目标，但如果它并不构成战争的政治目标，领土可以以其对防御者的某种价值而被进攻者用来达成战争目的。如果进攻者具有雄心勃勃的政治目的，他可能会占领敌人的全部领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作法那样。在上述情况中，德国对手众多的和强大的军队不仅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以达成无限的战争目标，而且有充分的动机在必要长的时间里使用军事手段以谋取彻底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的，在战争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无限的政治和军事胜利，丰富了军事和政治思维的内容，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观点相比，认为完全的胜利更容易实现。以往冲突的一个特点是战争目的和胜利往往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亚历山大对波斯大流士三世和罗马人对高卢的征服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