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争艺术 [ 注 ]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序言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些构成了本著作的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本书虽然在主题上具有连贯性，但表述却更侧重于对变化的描述。这就必然导致本书与那些以叙事为主要目的的著作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比如，对罗马人战争艺术着墨较少，仅限于展示其与此前希腊人和亚历山大的战争艺术模式的区别，而对后两者的战争艺术则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本书视角有所侧重：只考虑所选择的作战可变因素，而省略了这类历史的所有非认识方面，并且不涉及战争的全部情感领域，比如精神和动机，乃至诸如约翰·吉甘(John Keegan)和莫利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等专家在历史学、社会学的观点。本书不仅省略了大多数政治因素，也省略了关于武装部队环境新的军事沿革记录。本书对战略作了较窄的界定，排除了大多数大战略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乃至海军的结局和手段。这就导致减缩了对海上力量的战略作用的阐述，排除了它的大多数零碎处置，从而达到类似于通常探讨陆战时的表述程度。没有包含过多的传统历史和新军事史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贬低它们。恰恰相反，对于其他的历史观点我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不过，作战史在当今好像被过于轻视了，为了重申和尽量更加适应我们对此领域的了解，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宣布新军事史也应复兴和改善分析式作战史的宣言书。
本书毫不动摇的观点之一是，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著的注意。在此过程中，我在提出观点以及赋予我的主题以更多的特色和确定性方面，可能有些夸大其词。我这样做，有时是故意设计的，而我确信更经常的是因为对所阐述的观点倾注了太多的热忱。为使读者充分理解本人观点，本书可能存在故意过分强调、过分夸张和重复某一观点的现象，我请求你们予以谅解。
我在提出军事行为的理性和逻辑性时，并不排斥军事领导品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才提到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无益于达成政治或其他目标，那么军事的效能就会受到削弱。但是，正如所有经济行为的聚合必然趋向需求的理性满足一样，大多数过去的军事方法和组织都趋向军事目标的实现。这种表述部分地强调了战争实施的合理性，因为有时依据现在的知识和条件对过去作出的草率判断并不完全适用于早先存在的条件和制约因素。
本书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的著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二人曾对拿破仑时代及其之前不久的时期的战争作出了有力的解释。我尊重他们，但是，本书与他们的著作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历史的表述是基于自己的概括，而不是照搬《战争论》和《战争艺术概论》，我仅仅是参考了那些战役和会战，而且相信读者熟悉它们。虽然我确实不知道本书许多论题的具体渊源，但我还是把它们归功于这些大师及其以后的其他专家。比如，我对拿破仑之前战争中迫使对方交战的困难的理解，对新的战斗部署系统的认识，均得益于简·兰博特·阿尔芬斯·柯林(Jean Lambert Alphonse Colin)；关于后勤战略的观点，得益于J.F.C.富勒(Fuller)；而防御的首要性则得益于B.H.利德尔.哈特(LiddellHart)，——虽然我首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公共出版物上间接了解到这一观点时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我的游击战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在军事作家的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除了约米尼关于内线和克劳塞维茨关于同时进军外线以及时集中兵力的观点以外，我很难再具体指出受到他们的哪些直接影响。
虽然为了便于那些对欧洲战争或作战基本知识知之不多甚至毫无所知的读者理解，而在书中引述了那么多人们熟悉的大师们的观点，但我还是希望本书读者对上述知识了解得更多一点。不过，为了适应如此广泛的读者，我还是详细阐述和概括了那些专家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思想。这些专家读者可能会想首先阅读最后一章，然后利用内容目录、图表目录和索引去阅读他们好像最需要的部分。然而请记住，叙事解释历史进而上升到对历史的概括，根据需要以例证的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应当使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
本书关于西方战争的记录均非第一手资料，而全部来自标准的第二手著作。它除了参考引用语来源，没有注记；除了已经提到的大师们关于这类历史的著作，也没有参考书目。对于那些希望探索欧洲战争这个题目的人来说，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力量追踪》(The Pursuit of Power)就此发表了最高层次的概括。理查德.A.普雷斯顿(Richard A.Preston)和悉尼.F.怀斯(Sydney F.Wise)的《武装之人》(Men in Arms)使本书置于其续篇的地位，而迪奥多尔·罗普(Theodore Ropp)的《现代世界的战争》(War in the Modern World)对现代时期的战争提出了高明而深刻的见解。所有这些著作以及诸如小约翰.E.杰萨普(John E.Jessup,Jr)和罗勃特.W.寇克雷(Robert W.Coakley)的《军事史研究与应用指南》(Guide to the Study and Use of Military History)等有价值的书都是很好的参考书目。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她虽然对军事毫无爱好，却一直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并在我漫长的研究期间支持我。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感谢她对我的鼓励以及在我写作上所给予的编辑和导师式的帮助。感谢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允许我在1982-1983年离开两年从事大量的写作；感谢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当我于1976-1977年作为该院莫利逊教授(Morrison Professor)时，激励我抓住了难得的机遇。
当我逐步投入此书的著述时，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鲁·克奥夫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评和鼓励。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并提出批评建议的朋友：罗勃特.A.道蒂、杰弗里.A.冈斯勃格、马尔科姆·缪尔、迪奥多尔·罗普和T.R.杨。我非常感谢指挥与参谋学院历史委员会的全体教员，他们在1976-1977年期间教给我大量的战争和军事历史知识。在这些教员中，我特别要感谢道蒂上校、迪奥尔多·克拉克尔、L.D.F.弗拉斯奇和哈罗德.W.纳尔逊，他们都分别给予我具有特殊价值的帮助。苏珊.L.帕特森对我的著作做了极好的编辑，我对此深表谢意。我还得益于包括约翰.W.阿尔杰茨、D.K.克利夫、欧文.S.科奈利、E.W.盖尔、约翰·海尔兰德、盖尔·霍肯森和迈克尔·莱昂斯在内的其他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大大减少了本书论述和事实上的错误；至于依然存在的错误，那当然是我的责任。
第一章 古代战争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战术
徒步交手战斗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战斗
乘马战斗
要塞与攻城技巧
希腊重型步兵对抗波斯轻型步兵和骑兵
与希腊重型步兵战斗的希腊轻型步兵
亚历山大以完全合成的军队所进行的征服
罗马人的战争艺术
罗马人面对皮洛士和汉尼拔的亚历山大系统
罗马人以亚历山大系统取得的胜利
罗马军团的完善
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
关于四种武器系统性能的总结
后勤
士兵和补给品的准备
亚历山大在波斯战役中的后勤保障
战略
持久战略与袭击战略的区别
亚历山大的战役：一个作战、后勤和持久战略的例子
亚历山大与袭击战略的较量
没有政治支持的军事胜利：汉尼拔与费边战略斗争的经验
古代少有的内线作战战例
恺撒在征服高卢战争中的战略
恺撒的伊莱尔达战役：一次不寻常的迂回作战
恺撒对庞培的战役
陆地战争总结
海战
研究西方军事作战实施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从古希腊人开始，因为学者们对希腊人在2500年前是如何战斗的已经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希腊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似乎是他们创造的作战方法在地中海盆地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介绍战争艺术从希腊人开始，还因为他们的军事系统是逐步由简单趋向复杂的。最早，他们几乎完全依靠突击行动，以棍棒、宝剑和长矛与对手格斗。只有在渐渐地采用投射武器，比如弓箭之后，他们才慢慢地开始在乘马战斗时使用两种战斗方法：突击与投射。自此开始，他们的补给方法和战略也才逐渐从初级发展到高级。同样，在这些军事艺术的门类上，他们提供了推进这一问题研究的一种模式。
尽管分析式研究具有明显的不利条件，包括古代军事史自身存在着大量不够清楚的东西，但是这种类型的详细研究将促使人们对战争的基本可变要素倾注心血，从而阐明变化的过程；而且，通过使得战争中的因果关系更加容易理解，就为研究以后时期的战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对军事行动进行分析式研究，使得我们能够根据战争艺术的三个重要内容来划分主题：战术、后勤和战略。战术用于战斗，包括武器、方法和战场机动。后勤考虑提供人员本身和对军事作战的支援，包括陆军和海军的运动以及士兵、水兵武器、食物、服装和防护器具的补给。战略综合考虑战术和后勤，以决定军事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手段。海军作战最好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
战术
徒步交手战斗
古希腊人的早期战术体现了最基本的战斗形式。希腊人徒步以矛和剑进行交手格斗，这种战斗形式叫做突击行动。被称为重装备步兵的希腊士兵，自然是以盾牌、头盔、护胸甲以及其他各种防护装备覆盖其全身各个部分。这些通常是由金属制作的防护装甲，再加上剑和矛，使士兵负载沉重，奔跑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士兵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重型步兵。
希腊重型步兵完备的装备及其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惟一具有专业属性的军队。民兵则由农夫、工匠、商人等组成。他们自备武器装备，参加一些训练，并努力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虽然这些构成了战备的内容，但来自同一社区，参加集体训练，也使他们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团队精神。尽管都装备了短剑，但重型步兵主要还是靠长约7英尺的长矛进行战斗。希腊人采用的战术队形使其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保持士气。长矛兵们肩并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纵深队形。
这种队形被称为方阵，非常适合于民兵。民兵们虽然只经过很少的训练，但也能够在盾墙后面凭着勇气执矛战斗。参战的人们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这使所有的人信心大增，而纵深各排的人则使前排的人感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战士们由于拥有了数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气。他们的身体条件、武器训练以及某些人从以前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支持着他们勇敢战斗，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通常决定会战的胜负。但是，在战斗之前，重型步兵的指挥官通常要发表演说，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人们冲锋时也要大声叫喊，以此互相激励。
只有前排士兵战斗；第二排士兵则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劳的士兵。由于队形具有纵深性，那些在后面的人很少参战，如果前排的人发出撤退信号，他们很少犹豫不决。虽然希腊民兵经常是凭技能和勇猛战斗，但他们对承认失败并没有愧疚感；只要第二天没有战斗，那么他们就试图重操平民职业过生活。
希腊小城邦之间的战争通常目标有限，因而让他们承认失败比较容易；尽管被征服者的伤亡通常大于胜利者，但战斗失利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队形的深浅所具有的价值对比并不明显。对于老兵来说，4排可能就足够了，而对缺乏经验的民兵来说，8排似乎也已足够；但某些场合，部队会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纵深队形。有一个学派认为，队形的纵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后排额外的人所提供的动力，使纵深排列的一方能够压倒装备相似而队形较浅的敌人。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坚持说，只有前排的人才战斗；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时预备队，用于接替前排伤亡的或疲惫不堪的士兵；后面的各排只是第二排的预备队。支持浅纵深队形的人将多于4排的队形视为多余。纵深队形的反对者还认为，后面的人仅仅是站立等待，因为从后面推挤只会冲撞前面的人，对帮助前排几乎毫无益处。
支持大纵深队形的人坚持认为，后面有大量的人员可能会增强前排人的士气，恐吓敌人，并为补充前排战斗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排列较薄弱的话，那么较大纵深的队形也具有优势，比如，在前往战斗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填补进军所造成的缺口。由于人们在战前和战斗期间很难保持始终如一的队列纵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将更加保险，当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连绵不断的前排损失惨重而可能出现缺口时，就可以及时地增强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纵深较大的队形还能够提供物质动力，特别是当最后一排由精心挑选的人员组成时更是如此。这些后排人员不仅能够防止掉队，使中间各排保持适当的位置，而且还能通过引起所有的人前推而将强大的动力传给前排。如果像希腊人作战时有发生的那样，双方前排面对面地持盾相向推挤，那么后面的推动就能使己方逼迫对方后退乃至促成对方的溃败。
不过，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曾经问道：“当一个方队的纵深过大，以致人们所持的武器不能触及敌人时，那么你想，他们能对敌人造成什么伤害而对自己人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希腊人发现至少在某些场合，位于纵深的后面各排还是有用处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推挤竞赛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计代价地根据战线宽度摆成大纵深队形。 [ 注：J.K.安德森，《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博克利出版社1970年版)，第174页。 ]
在多山的希腊，双方长矛兵一般寻找平地进行战斗。比如，防御一方通常希望能够选择斜坡区域，以使进攻者不得不上坡进军和战斗，从而获得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坡上位置的优势太大，以至于进攻者拒绝正面交战，而是避开敌人的军队，去毁坏其庄稼。这样，防御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处，战斗只好在双方都同意的开阔平地上进行。
纵深密集的队形实际上没有机动能力，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阵没有细分，因此只能实施简单的运动，比如，允许位于翼侧的人根据命令面向不同的方向。这种协同缺陷是由队形的性质以及民兵是业余战士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对方阵细分并进行战斗中有用的训练，就需要编组，以便在下级军官领导下经常一起训练。但是希腊民兵缺乏这种实践。
斯巴达城邦的重型步兵部队在对其方队细分的基础上，确实具有了机动的能力。作为希腊惟一的职业军队，斯巴达人按音乐行进，并根据所有方阵在前进时都向右偏移的倾向，进行了战场训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向右偏移的倾向，是因为士兵都是左手举着巨大的盾牌，掩护其邻兵的右侧，因此，每一个士兵都会不自觉地向右运动。这就意味着，每个方阵的右翼通常与对方的左翼相遇，并在此一侧赢得战斗。斯巴达人利用了这一倾向，将其方阵右侧向左转，攻击对方方阵没有防护的翼侧，从而击败敌人。
这样，斯巴达人就运用其有限却高人一筹的灵活性，在战争中实施了最基本的战术运动，利用了翼侧的弱点。斯巴达人经常利用这种方式，攻击敌人士兵薄弱的翼侧，或者绕过翼侧到达并攻击敌人的后方，这种运动被称作包围。任何一种机动形式，都给进攻者以巨大的优势；因为尽管他不能指望防御者将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给攻击者，但防御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围攻，显然会使其在战斗中遇到严重麻烦；其原因在于，防御者所排列的队形本来是面向一个方向战斗，而现在却突然必须面向另一个方向战斗。这一不利条件或许还不是面对进攻者的迂回包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更严重的是，士兵们的信心和士气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可能不会继续待在新的位置上进行战斗。当然，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做得好一些；同样，区分较细的部队也具有及时转向面对来自翼侧和后方威胁的灵活性。
但是两翼队形对付翼侧攻击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机动到敌人后方的能力。这样，昼间作战战术留给将军的机会很少，因为会战一旦开始，领导者便失去了作用，将军通常在排列内战斗，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战术创新包括增强通常与敌相遇的左侧，隐蔽比较薄弱的右侧。但是这种改革不需要很强的机动能力，因为战术创新仅仅停留在进军中制定战斗计划上，而它不过是反映军队最初列队的方案。方阵，这种防御正面攻击的优良队形，除了在正面战斗中交战以外，缺乏任何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
当战争艺术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士兵开始取代民兵时，方阵也变得训练更好，机动能力更强了。斯巴达人系统利用右倾趋势打击敌人左侧的技术日趋成熟。战斗开始之前，战士列队之后，右侧部分训练有素的斯巴达人行列将面向右方并向前行进，这样，这些行列就从主力分离出去，但与战斗行列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纵队向右短距离行进之后，此部分将向左转朝向敌人，并继续前进，直至他们到达与敌军阵列的平行之处。然后，这部分斯巴达人分遣队停止前进，尔后保持战斗队列向左前进，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图解1.1)
图解1.1 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
然后，该部从这种几何学意义上正确的翼侧位置向前运动，并击败纪律性稍逊一筹的敌人方阵，从而完全弥补了自己因左翼重叠而形成的缺陷。与此同时，经常被击败的底比斯人也在改进自己的战术，通过增大纵深而增强其左翼。斯巴达人的这种队形在两次重要的会战中打败了纪律性较差和经验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为其一次小胜而高兴。在此期间，底比斯人通过建立“神圣分队”(Sacred Band)改善战术，这支精选部队由300名人员组成，能够离开自己的方阵实施机动。
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的系统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相遇。双方都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斯巴达人知道会遇到底比斯人的大纵深队形，而底比斯人也知道斯巴达人会使用翼侧攻击的队形。斯巴达人坚信他们标准的机动，但底比斯人聪明的指挥官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已制定了反击这种机动的计划和方法。他将大多数重型步兵排成50排，纵深等于正面的一半，形成了坚固的集群。他以这样的队形面对斯巴达人的右翼，致使他自己的右翼和斯巴达人的左翼都犹豫不前，在战斗中很少参战。在预备力量方面，他将“神圣分队”置于重型步兵主力之后，准备执行与令人生畏的斯巴达人作战的任务。伊巴密浓达早已展示了历史学家色诺芬对其后期战役所概括的特点：“精明与大胆的独特结合。” [ 注：色诺芬，《希腊史》，第7卷，第4、8页，转引自弗朗西斯.R.B.戈多尔芬编辑，亨利.G.戴金斯翻译的两卷本《希腊历史学家》(纽约出版社1942年版)第二卷第216页中。下文所有希腊历史学家均引自戈多尔芬编辑的两卷本。所以不再重复他的名字，仅列出有关翻译者的名字。 ]
当斯巴达人开始实施其向右进军，并对底比斯人行列形成直角队形时，伊巴密浓达就已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了。于是他带领自己纵深排列的重型步兵沿对角线横过战场，攻击斯巴达人行列的最右翼，同时，他让位于方阵之后“神圣分队”的精兵强将由其位置开始，在战场上实施独立机动。“神圣分队”执行其预先计划好的独立机动，进攻列队准备攻击底比斯重型步兵翼侧的斯巴达人分遣队。这两种机动结合运用，其效能大大超过了斯巴达人的右翼进攻能力，使斯巴达人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从而赢得了此次会战，斯巴达国王也在此役中丧生。
这两支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竞争表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集中兵力的价值，底比斯人正是通过加大其队形的纵深寻找集中兵力之道的。同样，希腊人也认识到攻击弱点的价值，斯巴达人正是运用他们的机动，将其方阵的一部分部署到右角，去攻击敌人薄弱翼侧的。但是，战场上的运动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底比斯人与斯巴达人作战的无树平原上，机动中的步兵确实困难重重。
如果不列阵，步兵就变成了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运动，也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战斗的散兵游勇。但如果组织起来，特别是列阵之后，实施机动的困难则是巨大的。即使是一列士兵在平原上前进，保持队形和防止出现间隙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斯巴达人如果能够使他们的行列比底比斯人向右运动更远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将其行列的末端向左旋转，直至与底比斯人的行列形成“T”形，从而实现其包围企图——但前提是一个步兵行列能够实施旋转运动。然而，这种运动要求位于旋转外圈的士兵比靠近轴心的士兵运动得更远、更快。要实施旋转，使部队成行成列地到达指定位置并且形成战斗队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长矛兵行列之间一旦出现间隙就可能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就把士兵脆弱的一边暴露给了敌人整齐的战斗队列。即使是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横向运动，也很艰难。底比斯人之所以能够毫无困难地实施这种机动，是因为他们巨大的纵深意味着其正面很窄。底比斯人的“神圣分队”能够实施离队机动，也是由于他们只有300人，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选士兵，执行的是预先周密计划或许还经过预演的任务。
斯巴达人这种预先计划好的，以呆板为特点的包围运动，也戏剧性地表现出机动步兵在战场上的困难。指挥官希望能够包围，或许还希望会战中能够改变部署或实施机动，但方阵中的步兵缺乏执行所需机动的能力。哪怕是在行列中战斗以鼓舞士气的伊巴密浓达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其任务，因为会战开始后，他就再也不能影响会战的过程了。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战斗
排列成密集队形的重型步兵非常适合在希腊的地形上作战。希腊是个多山国家，没有多少大块平地，而使用投射武器战斗却需要更大的空间。不过，希腊人确实启用了装备投射武器的人员，只是最通常的用法是为其重型步兵助战。
希腊人编组了3种投射步兵，其中最有效的是弓箭手。他们能够在80-100码的距离上射出15-20枝箭。对重型步兵的盾牌和胸甲来说，这些箭缺乏穿透力，但是箭的数量众多，且能在重型步兵未加防护的部位造成重伤，使得弓箭手成为一种潜在的可怕的武器系统。
尽管一把好弓和手工制造的箭代表了一笔重要的投资，但弓箭手的装备与重型步兵的盔甲、长矛和短剑相比，其花费还是少得多。可是，仅仅因为弓箭手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迅速而准确射箭的技能，其本身就要珍贵得多了。另外，由于弓箭手必须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中的一员进行战斗，所以要求他们比那些与战友并肩战斗的重型步兵具有更熟练的技能、更大的主动性和更高的士气。
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经济处于几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时间成为难得的资源。同样是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只能供养很少的正规士兵，而希腊又没有很多的公民拥有空闲时间进行成为合格弓箭手所必须的连续训练。因此，除了相对昂贵的武器以外，这些有生力量在希腊被当作相当珍贵的资源保留着。只有海战例外，因为在海战中，弓箭的射程赋予其极端重要性。
由于弓箭手不能运用重型步兵所采用的战术队形，所以大多以个体作战为主。如果弓箭手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那么重型步兵就可以通过与之靠近的方法使弓箭置于无用武之地，从而逐个地屠杀弓箭手。弓箭手不穿盔甲，就能很容易地跑离负担沉重的重型步兵；由于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避开重型步兵的突击行动，并发挥其投射武器的效能。由于单个行动比在队形之中更便于奔跑和射箭，所以希腊弓箭手通常不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编组协同战斗。因为没有重型盔甲，所以他们被称为轻型步兵，无论在行进还是战术行动中，他们的行动速度都比较快。他们依靠弓箭，并比编组行动更多地依靠个体作战的方法，一直被称为轻型步兵战术。
插图1.1 轻型步兵
轻型步兵的另一种武器是投石器。虽然投石器花费很小，而且经常是以石头作为弹药，但由于精确发射非常困难，所以能够胜任的投石手非常缺乏。要在准确的时机射出石头，并确保将投射到正确的方向，毫不夸张地说，需要终生的训练。大多数投石手来自罗得岛。那里的居民一直以投石器作为武器，甚至对儿童也进行使用投石器的训练。投石器还有另一个弊病：投石手之间需要较大的间隔，这样，在一个地方就很难配置较多的投石手以形成较强的投射力。投石器在射程上比弓箭略占优势，如果投石手以铅丸代替石头，那么他们能够携带50枚铅丸，其数量是弓箭手所带箭枝的2-3倍。
第三种轻型步兵由装备标枪的人员组成。投掷标枪所需技能比使用弓箭或投石器要简单得多，而且几枝标枪也比一张弓和一袋箭的费用少。不过，标枪的缺陷是投射距离近，很少能大于20码，而且一个人只能携带很少的标枪。但是，士兵可以重复使用其标枪。因为这种耐用的大型武器远比那些小且易折的羽箭或微小的投射弹丸要容易回收得多。由于标枪费用低廉，较易学习和使用，适合在狭小地域作战，因此装备标枪的步兵成为希腊强有力的轻型步兵武器系统。
尽管重型步兵方阵缺乏灵活性且翼侧脆弱，但由于适合于希腊地形和社会组织，实践证明了它是一种有效的武器系统。费用昂贵的盔甲在近战中保护着士兵，其基本要求是能够抵挡长矛、短剑的刺击和砍击。费用昂贵但经久耐用、投资有效期长的装备与战术系统相结合，使得使用费用低廉的民兵成为可能。装备良好的业余士兵能够在排成8-16排纵深的方阵中卓有成效地战斗，这适应了当时的武器，支撑着士兵的士气，而且只需要最少的技能。
乘马战斗
希腊人也乘马作战，但最初的乘马战斗与步兵战斗的特点并无明显区别——都是突击和投射行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骑兵必须骑在没有马镫的光背马上作战，因此非常困难。那时，所有的古代文明，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均尚未发明马镫；而没有马镫，骑手就不得不依靠两膝夹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坐法对士兵特别是未经训练的骑手来说，乘马战斗就太笨拙了。投掷标枪，非常费劲；而以短剑砍击敌人，如果未能砍中，就可能导致骑手从马上跌落下来。尽管如此，希腊骑兵还是以各种方法战斗：在较远距离上投掷标枪；在近距离上以长矛刺击；乃至下马徒步战斗等。骑手通常身着盔甲，有时战马也有防护。
以这种方式乘马战斗的人与步兵相比，显然是较差的武器系统，不能指望他们向重型步兵进行成功的冲锋，因为徒步战斗的步兵拥有较好的武器用于突击行动，并且其作战平台——大地——更加安全。乘马战斗的人在与使用投射武器的轻型步兵交战时也同样存在不利条件。徒步战斗的人员由于其优越的作战平台而具有显著优势。徒步战斗人员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战斗；而乘马战斗的人除了战斗之外，还必须控制他们的战马。所以，徒步战斗人员能够打败乘马战斗的人。
但是，骑兵因其优越的机动能力而使其比步兵拥有一个强大的优势。虽然一队骑兵可能缺乏具体编组和任何协同，但是它能够运用其机动能力攻击步兵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战斗中，无镫骑兵的弱点意味着，这种带有突击行动的攻击对重型步兵还真是一个小小的威胁，迫使徒步作战的步兵不得不面向进攻者。重型步兵不能反击来自马背上的标枪攻击，因此他们极力设法在后方遭到标枪攻击之前结束战斗。因为，这种攻击为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了太多的机会。
不过，这种考虑对于那些冒着可能遭到骑兵标枪攻击风险的士兵来说，并不能获得多少安慰。这类翼侧或后方攻击具有极大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攻击来自意料之外的方向，对尚未列阵准备迎敌的部队来说，更是如此。战马也是影响士气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它们看上去巨大而有威胁。一位希腊将军曾寻找克服对骑兵恐惧的方法，他对他的步兵说：“谁也不会因为被马咬着或踢着而死亡。步兵可以更努力地作战，并拥有比骑兵更可靠的帮助。骑兵在战马上不能保持平衡，因此就像害怕敌人一样害怕从马上跌下来。” [ 注：弗兰克·埃德考克爵士，《希腊和马其顿战争艺术》(博克利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
由于骑兵拥有优越的机动和不必下马即可投入行动的能力，以及攻击敌人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能力，因此，与运动缓慢的步兵相比，将其称为进攻型部队可能更为合适。但是，由于战马费用高，使得骑兵成为昂贵的武器系统；又由于骑术需要大量训练，因此希腊人的骑兵很少。再说，希腊牧场不多，骑兵在希腊崎岖起伏的地形上作战也确有困难。
要塞与攻城技巧
希腊人以城墙、构筑工事的小山和隘路保护他们的城市。这些要塞通常以石头建造，并充分利用各种地形的有利因素，因而非常难以攻破。此外，民兵武装常常既缺乏攻击要塞所需要的技能，又不能长期离开他们民间的职业去实施坚守防御。但是，亚洲帝国却拥有职业军队，能够在长期的作战中发展围攻城墙和塔楼的方法。这些筑垒经常是在平坦地形上以泥砖建造的，比较脆弱。
要塞在防御中有效地取代了许多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替换下来许多重要的劳动力，从效益上来讲，这是一种很好的置换。不像它们所替代下来的士兵那样，它们既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饲料，因而极大地缓解了防御者的补给问题。此外，它们有效地将轻型和重型步兵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城墙与沟渠提供了比盾墙强大得多的障碍，位于城墙上的防御者通常在交手战斗中比进攻者具有优势。并且，防御者能够像轻型步兵那样直接向进攻者投射武器，同时还能依靠城墙提供的防护，使自己免受进攻者投射武器的伤害，更有甚者，位于高墙之上的防御者由于居高临下，其投射武器无论在射程还是速度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具有机动性，如果以较少的力量用于防御，那么以同等的投资用于士兵，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变化。当然，要塞有助于节约防御所需兵力从而集中强大的兵力用于进攻。由于高墙便于防御，因此以城墙保护城市是明智之举，在当时非常普遍；而且，城中的居民能够为防御提供即时的预备队，这些人尽管没有战斗技能，却也管用。
要塞从原始年代即已存在，而且由于其早就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而一直保持到现在：(1)它们通常都要设置阻碍进攻者的障碍，最简单的是荆棘障碍。(2)要塞还要能为防御者提供保护，比如位于沟渠之后的土质堤坝或壁垒。设置于沟内或堤上的木栅增强了障碍作用。由于从沟渠中挖取的泥土为筑堤提供了原料，士兵或劳工便能很快地建成要塞；又因为士兵们能够很快地将要塞建立起来，所以它们又被称为野战要塞，以区别于那些精心设计、建造的永久性要塞。永久性要塞通常用砖石建筑。
古代即已建造了以砖石城墙为主要形式的要塞。城墙除了高度以外，还需要足够的厚度，以保证不易被攻破，并能为防御者在城墙上作战提供战斗平台。为了降低造价，建筑者一般以砖石建造内外层，而以土石填充其间；通常还要铺设墙顶，作为战斗平台。他们通常把外墙建得高出平台，并将其建成雉堞型，为那些与进攻者格斗和向进攻者射箭或投射其他武器的防御者提供保护。
军事工程师们一般以沟渠作为城墙的补充。这样，从沟渠中挖出的泥土可用作城墙的填充物。同时，构筑沟渠等于加大了城墙的高度，有助于形成阻止摧毁城墙行动的障碍。不久，建筑者们又开始在城墙上按一定间隔建造塔楼，用以增强城墙的防御。这是增大防御者力量的重要措施：由于塔楼突出于墙面，那么防御者从塔楼这个作战平台上就可以向进攻者实施侧射；同样，进攻塔楼者也要面临城墙防御者的侧射。由于向士兵的翼侧射击效果较好，向攻击邻近塔楼或城墙的敌人投射武器比直接向当面之敌投射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所以这种相互支援的原则从古代就一直作为设计和防守要塞的基本原则保留了下来。
亚洲人在希腊人之前很久就能建设复杂的要塞。据说(可能有很大的夸张)，早在公元前2000年，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上的尼尼微人(Nineveh)就已经据守在周长50英里、高120英尺、厚30英尺，有1500座塔楼支持的城墙内了。这样坚固的要塞必然促使进攻系统走向成熟，亚洲军队在此方面也发展到了一个完美的高水平。
在其攻城方法中，亚洲人运用两种方式去克服城墙。第一种是越过城墙，包括用梯子或机动塔楼越墙而过。这在平坦地形上比较有效。比梯子要好用得多的机动塔楼必须高于要攻击的城墙。
插图1.2 攻城塔楼
这种塔楼中最大的木质轮子直径12英尺、厚4英尺。为了防止被对方火攻，塔楼的外面覆盖着生皮，塔楼内甚至存储着救火用的水。首先，位于塔楼顶上的弓箭手由上向下射箭，清除城墙上的敌人；尔后，放下塔楼内的吊桥，进攻的士兵冲上城墙，占领城头。实际上，进攻者成功的时候并不多：他们只能控制相邻两个城墙塔楼之间的墙顶，而位于塔楼上的防御者利用雉堞的掩护，用弓箭射击攻上城头的进攻者，从而控制被占领的城墙。并且，进攻者没有下城的楼梯，因为只有在防御者的塔楼内才有楼梯。机动塔楼用于瞰制城上的防御者更实用一些，这样就可以为更从容地采取其他手段攻城创造条件。
克服城墙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城墙下面开挖隧道，或者从下面破坏城墙。这是摧毁城墙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技术包括从城墙下面开挖通道，进攻者通常要用支柱支撑。当通道或深井达到相当的深度之后，进攻者便烧毁支柱，从而由通道坍塌引起城墙的坍塌。防御者也要进行反挖掘，要么挖洞进入进攻者尚未完成的地下通道，要么进入进攻者的隧道，将挖掘工们驱赶出去。
破城槌为摧毁城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进攻者将破城槌配置在一个坚固的机动篷车下，待填平护城壕沟后，将破城槌运上去。然后，使用吊物机或辊轴推动破城槌，把城墙撞塌。这种方法对付砖墙要比对付石墙有效。这种行动就像在靠近城墙处开掘坑道入口一样，需要壕沟、壁垒以及头顶保护物的掩护。以机动塔楼瞰制威胁墙段，有利于槌城或开挖坑道工作的进展。还有一种效果不太好而要求很高的攻城形式是直接挖墙，挖掉墙上的石头或砖头，而不是以槌城的方法破坏城墙的整体结构使其倒塌。
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有炮兵。这些炮是依靠动物筋腱张力、平衡力，或绳索、动物筋腱的扭力所提供的抛射力投射弹药。由于其射程和威力，炮兵在攻城中有许多用处。一些机械的投射距离达600码，而且真能以重达600磅的抛射物摧毁墙壁。进攻者和防御者均使用炮兵抛射一些燃烧物质或者有害物体，比如动物或人员的死尸。
以上只是在筑垒地域作战中所使用的众多进攻与防御装备和方法的一部分。很明显，在攻城战中，防御者即使面对装备精良且具有经验的进攻者，也占有优势。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人力和物资上的巨大优势，并采取恰当的手段，围攻者的进攻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插图1.3 攻城炮
围攻者有时也建造自己的城墙，通常是围绕所攻城市而建的土质野战要塞。这些被称为对垒线的城墙有助于抵御被围攻者的突围，或用于彻底切断城内与城外的通信联络。攻城者常常不得不与被攻城市的解围部队作战，有时还要利用筑垒营地保护自己甚至是整个围城战线，因此，攻城者还要修第二圈向外的野战要塞，以对付解围敌军。
如果攻城者能够完全封锁城市，而且足够长的时间内保障自己军队的补给，就能把城内守军逐渐困死。即使攻城方法运用老练的军队，要取得攻城的胜利，也需要拥有足以克服守军巨大的优势，足够且能确保的补给流，并能够击败或抵抗住任何救援之敌。
希腊重型步兵对抗波斯轻型步兵和骑兵
当希腊人与巨大的波斯帝国相遇时，所面对的不仅是要塞方面的专家，而且是经过数千年发展，高度发达的军事系统的大师。最初，由于缺乏含铁金属制造优良的短剑，而主要依靠矛、斧和钉头锤，所以埃及和西亚军队与希腊军队的发展不同。比如，他们创造了合成材料制作的弓，其有效发射距离达数百码，成为支配其战争的主要武器。这充分说明，他们拥有制造这些弓的技术知识、大量制造的资源，并能提供具有射箭技能和力气的弓箭手。
由于有很多平坦地形，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亚洲人强调机动。因为，他们能够使驴驾驭两轮战车，并将它们作为作战平台。战车上先是配备一名标枪手，后是配备一名弓箭手。两轮战车载一名驭手和至少一名弓箭手。由于驭手通常装备一枝长矛，所以两轮战车上至少有一名长矛手再加上那名弓箭手。战车在战斗中还可以进行近距离交战，车上的长矛手既能乘车战斗，也能下车战斗。
当驭马执行长时间战斗任务时，亚洲人不仅以两匹马拉两轮战车，而且开始直接乘马战斗。终于，随着马鞍的发明，具有技能的骑手学习了比较困难的课程，那就是在控制战马的同时，以两手射箭。由于一名骑手比一辆战车便宜，而且骑兵还能通过战车无法通行的地形，所以骑兵逐渐取代了车兵。骑兵也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是使用长矛。尽管重型步兵在攻城战斗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弓箭手在步兵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要在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进行长期的作战，所以亚洲君主国都拥有常备军。这些军队与民众联系很少，由具有专业分工的人员组成，他们均能熟练掌握一部分武器系统，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且能很好地综合运用作战方法。这些全时士兵构成了具有该地区特色的巨大帝国的基础。
为了建立这些最新、最大的无边君主国，波斯人曾将他们的统治扩大到从印度到地中海的所有地区，包括埃及和小亚细亚。他们还保持着一支由大量徒步弓箭手、骑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在战斗中，他们合成使用这些部队，将轻型步兵配置在战线的中央，而将骑兵配置在两翼。由于射箭不需要其他人帮助，所以波斯人的战术不像希腊人那样依赖编组内的协同。在与其他轻型步兵交战时，这些技能熟练的波斯正规弓箭手排成几排纵深的队形，依靠其快速而准确的密集箭雨将进攻者阻止于弓箭射程之外。这里，队形的纵深不像突击行动那样有利。当方阵与方阵作战时，后面各排不能直接参战；他们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给前排提供精神支持和代替倒下的人。但是，波斯人的第二排却能够在一定距离上有效地实施超越射箭：只要抬高射角，后面各排的箭就能越过前排的头顶，将箭超越敌人前排直接射中其后排的人员。因此，波斯人将其轻型步兵编成纵深较浅的队形，这些人装备有大号柳条盾，用以抵挡对方射来的箭，有时，由助手携带和举盾。他们都不穿盔甲，常常只装备匕首而没有真正用于近战的武器。
波斯步兵站在射箭距离上，以箭打乱敌人的队形。装备着短矛、匕首、弓箭或标枪的波斯骑兵则离开其阵地，在两翼准备并向敌人的翼侧发起冲击，击败敌人。希腊人的作战方式正好与之相反。波斯人的战术依靠两种武器系统的结合，而希腊人则仅依靠一种武器系统。波斯人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而希腊人的这两个兵种都不过是辅助系统，对其主力——重型步兵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与重型步兵作战中，波斯人的战术并不是依靠与敌保持距离，以轻型步兵弓箭手射杀敌人，同时利用速度优势躲避重型步兵的冲击；而是依靠其职业骑兵进攻敌人的翼侧，迫使敌重型步兵停止前进。面对骑兵的冲击，重型步兵队形的翼侧势必停下来抗击进攻，从而使整个冲锋滞留在波斯人弓箭的射程之内。波斯步兵阵线的投射武器如冰雹一般射出，而位于翼侧的骑兵将击败停滞不前的重型步兵。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战术系统的第一次冲突于公元前490年发生在马拉松。当时，波斯人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利。他们渡海来到希腊，缺少许多决定性的进攻部队——骑兵。交战发生在海边的一块平原上，事实上是处于无助状态的波斯轻型步兵与希腊的重型步兵对抗。希腊民兵有小山掩护其翼侧，并以人工障碍将波斯人的少量骑兵阻止于附近地区。
当两条步兵线进至弓箭射程之内时，波斯人开始万箭齐发，而希腊人则以慢跑冲锋。他们的盔甲并不妨碍短距离奔跑，反而能够防护身体，免遭波斯人的箭伤。他们跑过落箭地带，与停止间的波斯弓箭手展开肉搏战。
由于加强了方阵的翼侧，希腊人战线两端的士兵与波斯人首先接触并交手；而中间较薄弱各排的冲锋却经不住箭雨的射击，未能抵达波斯人的战线。但是，一旦翼侧进入近战，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短剑的希腊人就击败了没有突击行动装备和训练的波斯人。波斯人逃跑了，希腊人追击了1英里。此时，希腊人重整自己的组织，然后又前进了2英里，逼近波斯人的船队。大多数波斯人上了船，希腊人只俘获了7条船。马拉松会战充分暴露了抢先占领阵地的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时的无能。对弓箭手来说，在有骑兵制止重型步兵冲锋的情况下，打了就跑似乎才有效。
后来的希波战争提供了这两种系统的较好实验。马拉松会战之后10年，波斯人强大的步、骑兵部队又来到希腊，这是一支能够准确反映巨大帝国正规军队军事能力的部队。除了骑兵和大量徒步弓箭手以外，波斯人还有一些希腊盟友的重型步兵。但是，波斯人没有暴露其装备着弓箭、标枪和长矛的大量的出色骑兵。希腊人缺乏任何骑兵，只是依靠其重型步兵和一些轻型步兵。
地图1.1 希腊
在普拉蒂亚，两支军队以几乎相等的兵力相遇。从这两支指挥卓越的军队的最初部署看，希腊典型的起伏地形保护着希腊人的翼侧，使其免遭波斯骑兵的攻击。但是，当双方军队都在等待对方首先进攻时，一支暴露的重型步兵分遣队遭到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打击。这种骑兵就像轻型步兵一样，在一定的距离上以弓箭、标枪射击对方。由于希腊长矛兵无法对骑兵发起成功的冲击，因此只能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挨打。于是，希腊人便在暴露的位置配置了300名雅典重型步兵，并以一些弓箭手给予支援。这些弓箭手是以航海为业的雅典人所喜欢的一种轻型步兵。为与希腊人两种武器系统的合同作战对抗，波斯骑兵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们成群跑过来，射箭或投掷标枪；然后，一组撤走，另一组接替，如此轮番作战，不断以投射武器攻击希腊人。重型步兵则坚守阵地抗击波斯骑兵，而没有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希腊人的弓箭手重创波斯人。徒步弓箭手与乘马弓箭手相比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拉弓射箭，所以无论射箭的准确性和发射羽箭的数量均占上风。
经验丰富的波斯骑兵指挥官也暴露出了驭马的窘迫。据当时历史学家描写，指挥官冲在其他骑兵的前面，他的马“侧面中箭，因剧痛而暴跳起来，将他甩下马”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22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26页。 ] 。希腊重型步兵蜂拥而至，杀死了波斯指挥官。波斯人“狂呼乱叫”，以突击行动发起冲锋，掩护其指挥官的尸体。但是，尽管徒步士兵的人数较少，却展示了与乘马波斯正规军进行决定性肉搏战时所具有的优势。随着增援重型步兵的挺进，波斯骑兵终于败下阵来。
然后，希腊人继续前进，直至与波斯人隔一条小溪对峙。两军步兵隔河列阵，但都不冒险进攻，担心小溪会打乱自己的队形。指挥希腊军队的斯巴达国王、聪明而谨慎的保萨尼阿斯很难束缚其迫不及待发起进攻的盟军。而波斯正规军精明而老练的指挥官马多尼奥斯在等待更有利于发起进攻的时机方面，困难却要少得多。
甚至在向前运动之后，大部分希腊重型步兵仍有地形保护其免遭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直接进攻。不过，在某些位置上，波斯骑兵“用他们的标枪和弓箭——对骑兵用弓箭——使希腊部队因为不能将其拖入近距离交战而不胜其烦”。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4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
在开始向前运动之后不久，希腊人决定撤至一个有接近小溪通路的位置，从那里可以更有效地掩护其交通线。他们在夜间开始后撤行动，以免遭到敌人骑兵的骚扰。但是，一位希腊指挥官延误了时间，因为他认为撤退有损其名誉；而且一些部队迷了路。其结果是，早晨希腊人发现其军队部署一片混乱。波斯骑兵迅速利用这种有利态势，骚扰正在后撤的斯巴达人分遣队，使得希腊人不得不停下来实施防御。取得成功的波斯骑兵指挥官确信，希腊人正在溃退，于是派遣其步兵向前越过小溪，伺机利用敌人混乱。但是，斯巴达人既非撤退，亦非混乱，而波斯人却以自己的轻型步兵去面对希腊人的重型步兵。
来到射箭距离之内，波斯人在跨骑白马之上的马多尼奥斯的带领下，“用他们的柳条盾围成一个防卫圈，由后面发出如雨箭矢，使斯巴达人不胜其扰”。当波斯人靠得更近时，斯巴达人开始冲锋。就像在马拉松一样，希腊重型步兵有地形掩护其翼侧，使其免受波斯骑兵的进攻。由于没有骑兵迫使斯巴达人停止冲锋，他们便迅速地贴近波斯人。轻型步兵拥有机动性优势，但波斯人过于集中，尽管火力较强，却不能很快后撤：因为后面的部队不断涌来，他们被自己的众多的兵力包围了。除了与斯巴达人交战，他们别无选择。“战斗首先在柳条盾圈开始，接着当这些柳条盾被扫光后”，继之而来的就是“交手搏斗”。在搏斗中，波斯人“很多时间是抓住希腊人的长矛，将其弄断，由于其勇敢和好战精神，波斯人比希腊人一点也不差；但是他们毕竟缺乏防护和训练，并且在突击行动的技能上比希腊人确实差得太远”。在突击行动方面，希腊人训练有素，拥有相应的武器装备和盔甲。英勇善战的马多尼奥斯在战斗中丧生，波斯步兵撤退了。这次在普拉蒂亚的失败结束了他们对希腊的入侵。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61、62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41、542页。 ]
虽然希腊人赢得了战争，而且后来波斯人也在其军队中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腊人的战术系统并没有显示其任何真正的优越性。尽管波斯弓箭手失败了，但很明显，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开突击战斗，注意保持距离，充分运用投射武器的话，轻型步兵是能够打败重型步兵的。不过，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两次使用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尝试说明，当轻型步兵缺乏骑兵帮助，不能利用其机动优势避开重型步兵冲锋时，他们是很脆弱的。
波斯骑兵展现了利用较大机动性避开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当骑兵试图以突击行动对抗重型步兵时，步兵则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队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斗中比无蹬骑兵占据优势，因为地面提供了更好的作战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战斗而不必分心。希腊徒步弓箭手与波斯骑马弓箭手作战的成功也有力地说明，在运用相同战术方面，轻型步兵同样比骑兵拥有明显的优越性。
与希腊重型步兵战斗的希腊轻型步兵
在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1个世纪之后，希腊的战争系统一直持续未变。重型步兵仍是希腊人有力的武器系统，虽然在一些场合轻型和重型步兵各自显示了他们的相对价值。一个例子是，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亚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国家。埃托利亚民兵通常装备标枪。这些标枪兵被称为皮尔塔斯特(peltast)。由于他们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机动避免直接交战，摆脱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亚人与波斯弓箭手不同，他们不进行交战，而是以标枪攻击敌人，尔后迅速撤退，以避免与向标枪投手冲锋的重型步兵交战。
一开始，有弓箭手分遣队伴随的雅典人很容易在海湾抓住埃托利亚人。但是，脆弱而没有盔甲的埃托利亚标枪兵在对方弓箭手羽箭耗尽之前，始终与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离。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了埃托利亚接着是怎样实施他们的标枪攻击的：“当雅典军队前进时，他们就后撤，而雅典人后撤时，他们又跟上去。持续很长时间的战斗除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撤退以外，什么都没干；而在这两种行动中，雅典人均处于劣势。”最后，雅典人“对这种漫长而沉闷的战斗厌倦了。埃托利亚人则越来越靠近，同时一刻不停地向他们投掷飞镖。最后，他们转身溃逃……埃托利亚人轻装徒步，紧随其后，投掷飞镖，雅典人很多被飞镖投中、杀死”。 [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3卷第97、98页，转引自本杰明·周伊特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728页。 ]
另一位历史学家阐释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的效能，他说：“阿卡迪亚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绝对拒绝在战场上面对轻型步兵，这是他们从这些轻型步兵部队那里所得到的极深的恐惧。可以作为补偿的是，轻型部队本身对雷斯戴芒人(Lacedaemonian)也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不敢冒险进至他们重型步兵标枪的射程之内。这一教训来自于他们曾在此距离内遭到一些年轻重型步兵的冲撞，被抓住并死于短剑之下。”雷斯戴芒人对其对付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的能力充满自信，对那些害怕轻型步兵的人充满蔑视，认为他们“对这些皮尔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将其保姆视为怪物的孩子”。 [ 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100-101页。 ]
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与装备标枪的皮尔塔斯特相遇了。皮尔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开进的路上抓住他们，在那里，“他们将被如雨的标枪歼灭”；并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险发起攻击的话，那么所有轻型步兵中最灵敏的皮尔塔斯特将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当皮尔塔斯特实施攻击时，“这里一个人受伤，那里一个被杀”。接着，斯巴达人指挥官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命令年轻人发起冲锋，赶走进攻者。但是，冲锋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无所获——在标枪射程之内，他们一个人也追不到。当重型步兵面对轻型部队时，在其接近敌人之前，就听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后撤！”抓不到任何皮尔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开始“以各人所能的速度”撤退，此时队形因刚才的全速冲锋而陷入分散状态。于是，皮尔塔斯特便“立即返回来，重新开始标枪攻击”。在首次攻击中，皮尔塔斯特“已经射倒了9或10个人，而这一胜利鼓舞了士气，激起了勇气。据说，这些进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这次用的年轻人更多)冲锋。此命令被迅速执行，但在后撤时，他们损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们的队列越来越单薄，士气越来越低落以外，这种单调的过程一再重复着，而进攻者的士气却越来越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 [ 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5页第9-1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二卷第104-105页。 ]
如果能够不在道路上交战，轻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广阔无垠台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拥有足够的投射武器和耐心，并坚持其避开突击行动(重型步兵的特长)的战术，轻型步兵是能够击败重型步兵的。大多数希腊小国继续主要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轻型步兵的胜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认了轻型步兵的存在，并开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属盔甲，有时还使用毛毡代替金属做头盔。这样，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轻型步兵在速度上的优势，又保持了相当充分的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所必需的盔甲，当然，在与轻型步兵进行近战时也拥有足够的防护。
希腊人也发展了一些骑兵部队，虽然这种武器系统昂贵而又受到地形的限制，但是，骑兵从来也没有成为作战主力，一直处于辅助系统的地位。在会战中，主要重型步兵倾向于与其他重型步兵交战，而辅助的轻型步兵和骑兵则在分离的战场上相互作战。不过，当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击败斯巴达人时，就是把较好骑兵部队的行动与其纵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圣分队”的翼侧攻击结合起来运用的。骑兵虽未证明其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击败处于次等地位的斯巴达人骑兵之后，它的攻击对破坏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起到了作用；并且，骑兵的行动也有助于“神圣分队”对斯巴达人实施翼侧攻击分队的翼侧攻击。
亚历山大以完全合成的军队所进行的征服
希腊人既没有进一步发展步兵机动，也没有继续发挥在留克特拉被证明了的骑兵的作用。其他国家却有了发展，创造了合成军队的作战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老希腊人，也超过了最初波斯人的战争方式。马其顿人北希腊王国的菲利普国王喜好这种系统，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则运用这种系统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抽象地说，马其顿人的战术方法综合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系统，非常依靠骑兵，但以希腊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轻型步兵。马其顿人信赖骑兵，不仅是因为有波斯人的实践，而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适合养马的国家，具有看重骑兵的传统。
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骑兵部队。与希腊和波斯人骑兵使用标枪、弓箭和随时准备投掷标枪或轻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马其顿骑兵主要依靠突击行动。就像重型步兵一样，这些骑兵也穿着盔甲，携带盾牌和短矛(一种骑兵用的矛)。这种短矛长约9英尺，重约4磅，两头都有利刃。虽然骑兵没有马镫，但由于训练有素，使他们能够在近战中相当稳固地骑在马背上。当骑兵用短矛刺击时，在刺中敌人之时或之前即放手，以避开刺中敌人所产生的冲力影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马来的危险。
插图1.4 重型骑兵
与希腊骑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马其顿骑兵纪律严明，经过在编组内协同作战的训练，并且服从指挥。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击行动之外，他们具有更好的协同、训练和技能。骑兵依靠标枪，很少靠近敌人，这一原则使得他们在突击战斗中，具有与希腊重型步兵在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拥有的相同优势。骑兵不准备进行决定性突击行动，因此不能抵抗冲锋；而重型骑兵却同样拥有重型步兵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压倒优势，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轻型步兵难以逃脱。只有身着盔甲、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队形，才能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并在交手战斗中击败他们。
马其顿重型骑兵是一支规模较小的精锐之师，被称为禁卫军。马其顿军队还有人数更多的传统的混合或普通骑兵。他们主要依靠投射行动作战，主要是投掷标枪。而马其顿军队的大多数仍然是步兵。其中轻型步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斗中，他们部署于重型步兵的前面，运用其投掷石头、射箭和投掷标枪等传统战术打击敌人，同时防范他们的重型步兵对手。在重型步兵交战之前，这些轻型步兵便撤至危险距离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结束了。这种战术是最早发挥了以轻型步兵掩护重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内在优势的战术。
马其顿人也改变了重型步兵。他们把所用长矛加长了两倍，即后排的长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长矛的两倍。较长的长矛使后面若干排的矛能够超过前排，从而使后面更多排的人发挥了作用，这样使其方阵的进军确实更强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后排人的矛逐次加长，那么若干排的长矛就能同时刺击敌人，因此几乎总是能够逼迫对手后退。加长的长矛还使护身盔甲的重要性减小，后排则可以完全不需要，从而节省了装备的费用。更多地依靠编组战斗，也降低了对士兵个人技能的要求。由于马其顿人进行了加长长矛、将方阵训练成职业士兵等战术改革，所以他们的方阵就具有了部队的功能。此外，他们将军队细分，使原本笨拙的队形具有了一定的协同和机动能力。不过，较长的长矛反映出一种精巧的变化，战斗中更多的是依靠“矛墙”的进军，而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个人努力。
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机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把四种武器系统结合起来，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战斗部队。重型和轻型步兵、重型和轻型骑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卫军的突击行动用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没有一种武器系统独占鳌头，也没有一种武器系统仅仅充当配角；所有武器系统都在这支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以这样一支按照马其顿模式组织起来的职业军队入侵亚洲。他们拥有先进的战术理论和亚历山大这样无可比拟的天才领导人。除了这位年轻国王具有与生具来的高超能力以外，通过训练，士兵们也具有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其中许多老兵都是在年轻国王的父亲麾下战斗过的。在他的组织下，合成军队与波斯人对阵了。但亚历山大所面对的波斯战术系统也已经过改进。波斯人不仅有骑兵和轻型步兵合成的军队，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数都是希腊雇佣兵。虽然他们惯用将轻型步兵配置于坚固的重型步兵战线之前的方法，但他们对这支较强步兵基础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依靠骑兵攻击实施决定性战斗的传统。
但是，波斯人没有能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相匹敌的重型骑兵。虽然波斯骑兵也穿了盔甲内衣，携带短剑，但他们仍主要依靠弓箭、标枪战斗，并没有与亚历山大挥舞长矛实施突击行动的禁卫军交战的准备。第一次会战发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为决策者的年轻国王并没有畏惧波斯人强大的阵容，命令其禁卫军越河向波斯人实施防御的骑兵发起冲锋，迎接他们的是“可怕的如蝗飞镖；但马其顿人以长矛战斗……尽管他们是在马背上作战，却更像步兵战斗；由于他们为征服而战，马与马贴在一起，人与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由于力量占有优势，军队纪律严明，亚历山大军队开始占据了上风。之所以如此，还因为希腊人使用山茱萸木制造的长矛战斗，而波斯人仅仅使用标枪作短矛。 [ 注：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1卷，第15页，转引自爱德华.J.钦诺克译《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0-421页。 ]
波斯骑兵由于装备落后，缺乏突击行动的训练，在马其顿人的冲击面前，终于难以坚守其阵地。“投掷标枪或熟练地驾驭马匹”，一直是波斯“骑兵战斗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对付突击战术没有优势。由于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打垮了敌人，他就可以把他们用于决定性的战斗。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迅速带领取胜的重型骑兵去支援正在进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阵。他命令“重型骑兵从四面八方掩杀过去”。他满意地看到骑兵们“不久就完成了包围，开始砍杀敌人。最后，除了藏匿于尸体之中的人以外，竟无一人逃脱被杀的下场”。重型步兵虽然能够抵御重型骑兵从正面发起的直接冲击，但当身披盔甲的骑兵对其毫无防护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以长矛进行近距离交手战斗时，只能导致任其宰杀的结果。 [ 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5页；第1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421-422页。 ]
这次辉煌的胜利显示了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为王位和战争所做的充分准备。亚历山大自幼年时代便得到了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从而磨砺了君主的智慧，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质和王者风范以外，这位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还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合成军队和重型骑兵禁卫军也表明，它们确实为其实现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在伊苏斯，亚历山大面对的是波斯人能干的国王大流士三世指挥的军队。波斯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实施防御，该地位于一条浅河入海口之后。马其顿人将其骑兵用于两翼，步兵方阵“排成紧密的队形，迈着谨慎的步伐”缓慢地向敌人靠近，“以免轻率的进军导致方阵的任何部分偏离战线，与方阵的其余部分分离”。 [ 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8页。 ] 当到达波斯人的战线时，以方阵越过浅河，向波斯人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占据的对岸攻击。由于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系统对抗，因此，占据精心选择阵地的防御者获胜。“马其顿人发现，河岸的许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栅栏防护，因此“在同样的战线上，马其顿人根本无法对自己方阵的前方进行保护。于是，这里的战斗陷入绝望”，而无组织的进攻只能归于失败。但在内地，也就是波斯军队的左翼，亚历山大已经率领其重型骑兵跨过了同一条河，发起冲锋并打垮了据守河岸的轻型步兵，“并转向大流士的雇佣兵”。被称为“西帕斯皮斯特”的马其顿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执传统长度的长矛，紧随骑兵前进，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坚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进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开始动摇后退，看到战斗失败不可避免，波斯国王也不得不撤退了。 [ 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9页。 ]
精锐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密切协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训练和协同，使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可以不必依靠预先计划的列队机动(像斯巴达人所做的那样)，就能实施包围行动。包围，需要压倒优势的兵力，或者能够绕过敌人的翼侧，并在翼侧和后方攻击其战线的其余部分。由于实施比较困难，所以要求要么能够实施成功的正面进攻，突破对方的战线，要么能够迂回绕过敌人的翼侧。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阵地时，亚历山大在包围行动中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手段。迂回敌人翼侧的行动耗时颇多，除非骑兵能够按时完成包围行动，否则决定性战斗难以取胜。骑兵优越的机动速度，使之成为实施这种运动的理想部队。
包围行动，还需要由行军队形快速转为战斗队形的能力。骑兵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这种转换，因为无论组织得如何好，骑兵仍然是依靠个体战斗，而不像队形中的步兵那样依赖战友的行动。骑兵依靠其较快的机动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军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而且其战斗队形没有步兵那样紧密、整体性那样强，使得队形转换更加简便。骑兵依靠其较高的机动和快速展开能力，可以在行军至很近的距离时投入战斗，而且是如此具有进攻性的部队，因此人们发现，骑兵用于实施包围行动是最佳部队。
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适应执行包围任务的成功代表。较轻的装备提高了他们行军的速度，而高水平的个人技能训练，使得这些正规军能够较少地依赖队形。同样无疑的是，他们进行了更细的兵力区分和战斗编组，因而执行命令更灵便，展开部署更容易。通过减少精心整理队形的必要性，改进了协同和机动能力，马其顿人拥有了一支适于战场机动和执行包围任务的新型重型步兵。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够包围希腊方阵，并能进行近距离突击行动，帮助骑兵确保击败敌人，说明战争艺术自希腊人的方阵和伊巴密浓达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阵列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艾贝拉，亚历山大进行了他与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会战。此次，又是与大流士相遇。大流士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庞大军队，甚至包括战车和几头大象。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大流士在会战中迎战希腊入侵者。他聪明地选择了平坦的地形，以便于其骑兵和战车作战。由于其军队虽然力量强大，但缺少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车马的部队部署在步兵阵列的前面。亚历山大在右翼的先头，指挥其军队向前运动，攻击波斯军队。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大流士位于中央，“引人瞩目地站在卫队中间一辆高耸的战车上。他是一个高大而漂亮的人，由很多最好的骑兵保护。这些骑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队形，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 注：普鲁塔克，A.H.克劳编辑的《杰出人物普鲁塔克的人生》(波士顿1901年版)，第488页。 ] [ 投笔从戎注：此处注解翻译有误，应该是普鲁塔克《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上卷）。下文中的《人生》亦应为此书的简称《名人传》。 ]
当两军开始近距离交战时，亚历山大率领他的禁卫军和重型步兵方阵直逼敌人的中央，禁卫军“直扑波斯骑兵，以长矛刺击波斯人的脸面”，终于击败了波斯骑兵，打垮了波斯军队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面保卫他的部队崩溃了，向后直向他退过来。他的战车既不能转弯，也不能轻易摆脱，因为在成堆的尸体中战车的车轮受到羁绊。这些死人堆积成山，不仅难以移动，而且几乎覆盖了马匹，因而使战马暴跳起来，越来越难以控制，以致惊恐万状的驭手再也无法驾驭它们了”。被打败的波斯统治者骑马逃跑了。亚历山大率领他的人转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压力的左翼，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 [ 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普鲁塔克，《人生》，第488页。 ]
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希腊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国；但是，亚历山大对突击骑兵的出色运用，对征服行动所依靠的战术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贡献。通过出色运用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亚历山大击败了强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经考验的战术系统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骑兵。马其顿人这一重要的创新，完成了对持续许多世纪的基本战术系统的发展。亚历山大还以他的灵活性发展了战争艺术：他既不依赖单一的军队战斗部署，也不依赖精心制定的计划，而是使计划和部署适应条件。此外，在破城槌、机动塔楼和对攻城技术的掌握及有效运用等方面，他也使希腊人的战争艺术达到了亚洲人的水平。
但在战斗中，亚历山大依然遵循亲自参与的陈规，带领他的骑兵战斗，在关键性的地点实施指挥。事实上，战斗一旦开始后，这种做法妨碍了他对部队的控制。虽然在艾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指挥其骑兵实施了由右至左的运动，但实际上，会战的初始部署通常决定了会战的整个战法。因此，在亚历山大的各次会战中，对变化做出反应主要是依靠其下级的主动性，而不是依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导。因此，能够在作战过程中指导会战，并重新部署军队的指挥官还没有出现。甚至在拥有了四种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并大大减少了战斗的刻板性之后，控制上的困难仍然使像亚历山大这样技能娴熟的指挥官也不能驾驭整个会战。
指挥官们还缺乏等待战机或保留部分军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的观念。部队并没有全部投入交战，完全可以将他们在战斗中重新部署或者组成预备队。但是，当时的指挥官既不知道何时、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将有足够的未交战部队去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不过，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用于在战斗中执行非预定任务，将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既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部队的价值，也没有能够实行之；同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指挥官不要亲自参加战斗的想法。
罗马人的战争艺术
在马其顿人正以他们的方式完善战争艺术的同时，罗马(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小国)军队则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战争艺术。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以重型步兵方阵在轻型步兵和多用途骑兵的辅助下作战。但是，罗马人早就不以长矛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而采用了多用途进攻性装备。为了防御，他们极为倚重一种宽2.5英尺，高4英尺的大型凸盾。这种木制盾牌先是用布，后又用小牛皮覆盖，并在盾的中央以铁加固，可以“挡开所有较有威胁的石块、长矛和重型羽箭的打击”。当时的人解释说：“它的上部和下部边沿以铁边加固，当放在地上时，可以防止由下方袭来的打击和伤害。”由于罗马人进行了许多攻城战，需面临希腊人的长矛或短矛的袭击，并要与善于使用双手砍剑的凯尔特人作战，因此最终设计出一种能够有效抵御所有对手的盾牌。他们的全套防护装备包括头盔、铜制胸甲，或者大多数人所穿戴的锁子甲。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3页第2-16行，转引自W.R.巴顿译6卷本《历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19、312页。 ]
为了进攻，罗马人依靠短剑实施突击战斗，“由于剑刃非常坚硬，这种短剑用于刺击相当优异，而且剑的两面均可有效砍击”。这种短剑在与双手砍剑或长矛能被盾牌挡开的对手进行近战时，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多数步兵还携带两支叫做“皮留姆”的标枪。这种标枪的尖在碰到坚硬物体时会弯曲或破碎，因此“敌人不能将其再投回来。如果这种武器不能奏效，还可以从两边射箭”。这与罗马人的战术相适应。其战术是，首先向敌人投掷标枪，尔后快速接近敌人，以短剑和盾牌与敌人近战。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2页第4-23页第11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3卷，第319-321页。 ]
实践证明，罗马人使其独特的组织走向成熟，要比他们使用短剑更具基础性。他们把军队分为三条战线，每条战线有6排纵深；他们还把这些战线细分为支队，每个支队有两个由60人组成的百人团。这种较细的区分编组提供了基本的协同，并保证了一定的机动性。罗马人通过在每条战线各支队之间保持间隙的方法来运用这种组织；第二条战线的支队错开位置，从而弥补了第一条战线的间隙。第三条战线与前两条不同，因为它的支队只有前面两条战线的一半，只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条战线的士兵都是比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长矛作为其主要武器。第三条战线的支队配置在第二条战线的间隙后面，使得整个队形有些像一个棋盘。这是基本队形。罗马人就是以这种队形前进并投入战斗。由于每条战线在进军中几乎必然产生间隙，所以罗马人索性有系统地安排其间隔。战斗中，在罗马人的战线靠近敌人之前，第二条战线以百人团或整个支队为单位，补进第一条战线的空隙。第三条战线则靠上前去，填补第二条战线的空白，与第二条战线剩余人员一起，如果不必去帮助补充第一条战线的大缺口的话，就作为预备队。这种组织赋予罗马人战线一种方阵所缺乏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行政组织是罗马人系统得以增强的另一个要素。10个第一和第二战线的120人的支队、和10个第三战线60人的支队组成一个称为军团的行政组织。加上一定比例的传令兵、支援、搬运工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兼作轻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骑兵)，军团总人数超过4000人。当罗马人扩充其军队时，就增设军团，这样就为任何大型野战军队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组织。
罗马人军事实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构筑堑壕的狂热。没有一支罗马野战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按标准计划的规定首先构筑堑壕。每天夜晚，部队都要掘壕筑堤，并以栅栏防护。由于其正规部队已经习惯于这种作业，所以罗马军队把这件对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负担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掘壕筑堤的行为意味着，罗马军队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并准备在战斗中一旦失利，能有一个筑垒地域作为避难所。
罗马人从马其顿人那里学到了关于挖掘堑壕的知识；马其顿人则是从希腊人那里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实践，但希腊人只有在一地驻扎一段时间时才构筑筑垒地域；而亚洲人则更是一贯地在营地挖掘堑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亚失败后，就是退居一个精心构筑的筑垒营地的。罗马人对挖掘堑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规军挖掘他们的营地，以及按标准计划构筑，以确保每个士兵和分队在营地中总是有相同的关系位置。
罗马士兵必须是有经验的行军者，因为，除了盔甲、短剑和标枪以外，他们还要携带铲子、斧子和架设营地栅栏的木桩。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军，以便有时间在营地挖壕。
像他们的行军宿营一样，罗马人实践了一种缓慢但可靠的战略，罗马人逐步统治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由于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军事上的技巧，所以他们与其控制地区结成了坚定而又心甘情愿的盟友，并将罗马人的组织和作战方式扩展到了这些盟友之中。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罗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做好了与其他地中海国家进行军事接触的准备。
罗马人面对皮洛士和汉尼拔的亚历山大系统
马其顿系统被亚历山大运用后，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古老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马其顿系统与罗马系统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的不是在于罗马人用剑，而马其顿人用矛；其区别是更加微妙的。罗马军队依靠他们的剑术，以及重型步兵与充当配角的轻型步兵和骑兵之间的部分协同。在由方阵向步兵中队阵列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改善了步兵，但没有沿着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系统的方向发展。马其顿系统依靠的是所有兵种的合同作战，包括受过实施真正突击战斗训练的骑兵部队。
在罗马人与马其顿或亚历山大系统的第一次主要作战中，合成军队取得了胜利。这些关于与伊庇鲁斯希腊王国的皮洛士国王战斗的描述晦涩难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罗马人所面对的皮洛士，绝非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和弟子，而且是一位在很多会战中赢得最尊贵声誉的将军。罗马人把皮洛士的胜利大部分归因于使用了大象。这位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在亚历山大在印度迎战大象之后，就把大象引进了马其顿系统。其实，大象经常不可靠，当遭到标枪和其他投射武器攻击时，它们会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队形中惊跑起来；实践证明，大象对付骑兵最有效，因为它们可以吓唬敌人的战马。其实，皮洛士战胜罗马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骑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打败了罗马人的骑兵，并由翼侧和后方攻击了罗马人的步兵。不过，在击败罗马人的战斗中，皮洛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以至于他评论说，如果再多几个这样的胜利，他就不得不只身返回希腊了。
在与罗马人的第一次作战中，非洲强国迦太基照搬了马其顿人的战争系统，甚至还保留了一位希腊将军在会战中指挥其军队，将入侵非洲的罗马人赶了回去。像通常那样，迦太基人将比较强有力的重型骑兵配置在翼侧，击败了位于翼侧的罗马骑兵，并向罗马步兵的后方攻击。罗马人三线系统所固有的协同意味着，他们后面的支队可以转身挡开对方的进攻，但这种有效的防御战术并没有挽救罗马人：迦太基人赢得了突尼斯会战，并俘虏了罗马指挥官。
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罗马人面对的是汉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在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中，年轻的汉尼拔仅有30岁，所依赖的也是马其顿系统。防御中的罗马人继续将其步兵作为合成军队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的第一次会战中，汉尼拔使罗马人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数量上，两支军队旗鼓相当，但汉尼拔在骑兵兵力上占有5比2的优势。一支胜利之师席卷了罗马军队的两翼，并在轻型步兵的辅助下，攻击罗马人步兵的后方。虽然后面的支队转身迎击进攻，但汉尼拔仍然打败了被包围而且不能机动的罗马军队。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军事战例，而且展示了马其顿战争艺术在一位大师手中的最后发展。出于对汉尼拔的恐惧，罗马人以超过80000人与汉尼拔的50000人作战。但是，汉尼拔有10000骑兵，而罗马人只有6000。迦太基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罗马指挥官太伦提乌斯·瓦罗不仅缺乏军事经验和技巧，而且刚愎自用和好斗成性。瓦罗计划采取加大队形纵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他虽然仍保持三线部署，但让每个支队缩小正面，直至每条战线的纵深达到通常纵深的3-4倍，企图以此压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样出于对会战的担心，汉尼拔运用其所精通的久经考验的马其顿合成军战术系统，并对该系统作了重要改进，以保障其战斗必胜和进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样将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骑兵配置在两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后将其成纵队部署在重型步兵战线的翼侧。这样，这些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的重型步兵浅薄战线中抽调出来的部队，就可以用于增强中央部分的稳定性。
这样，汉尼拔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真正预备队。但是，如果步兵坚持住了，他打算将这两支由最好的步兵组成的纵队用于实施包围。汉尼拔自己与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可能首当其冲的浅薄步兵战线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以此来增强该防线。然而，与亚历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极高的汉尼拔在战斗中并不是带领部队作战，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强其薄弱步兵战线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观察整个战斗，并控制其预备队。
正像在他先前的会战中一样，他的轻型步兵在双方战线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面起到了前哨战的作用。汉尼拔计划将其轻型步兵后撤至两翼，以便能够用于他计划之中的包围行动。他可以肯定，通过集中全部重型骑兵于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够取胜。
交战开始后，一切均按汉尼拔的计划发展。虽然罗马重型步兵迫使纵深较浅的迦太基人持剑步兵的阵列后退，但汉尼拔的重型骑兵却立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迅速绕过罗马军队，在相对的一侧向罗马骑兵的后方发起了冲锋。接着，轻型步兵也从两翼发起冲击，迦太基人的轻型和重型骑兵则向罗马人步兵的后方攻击。与此同时，按照计划，汉尼拔使用他的预备队步兵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预备队成纵队，在其战线的两端通过罗马人的翼侧，然后，面向敌人，向罗马人的两翼进攻。他的这种方法很像斯巴达人，使纵队与敌人的战线垂直，然后面向敌人发起攻击。
遭到全方位围攻的罗马军队被挤压在一起，其巨大的数量此时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随便一射便能射中一个目标以外，任何用处也没有。罗马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灾难——3/4的兵力被杀或被俘；同时，也有40%的迦太基人伤亡：要想使罗马军队遭到永远难以翻身的失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后14年，罗马人一直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当他们再一次与他对阵时，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统帅——西庇阿。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将军，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但已经是久经沙场。在参加了特雷比亚会战和坎尼会战之后，他又在西班牙指挥军队作战，通过4年的战斗，他从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战斗的胜利使他赢得了许多西班牙首领的效忠。后来，西庇阿在西西里指挥军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支精锐的军队。尽管生活奢华并具有希腊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接着，他率军进入非洲，而稳如泰山的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这次，罗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挥的是一支斗志旺盛、训练良好、沉着镇定、纪律严明，由参加过许多会战的老兵组成的军队。公元前202年，西庇阿与汉尼拔在非洲的扎马会战中相遇，在那里，他们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天才。这两位大师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加上盟军努米底亚人的兵力，罗马军队在骑兵兵力上占有决定性优势，而这一优势通常是在汉尼拔一边的。但是，西庇阿并不把骑兵作为胜利的惟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一种方式运用步兵。他不再让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靠前并掩护第一战线的间隙，而是把他们往后靠，与前一战线保持大约数百英尺的距离。他正确地相信，当六排纵深的第一战线与敌人步兵交战时，那些老兵们后面即使没有更多的排，他们也能措置裕如。一线队形之后各排组成了西庇阿的预备队，在西班牙时，他曾用预备队包围敌人步兵的两翼。
但是，西庇阿还不得不对付迦太基军队的80头大象。因此，他放弃了罗马人通常一开始所要排列的棋盘队形，而是将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直接排列在第一战线支队后面。他以轻型步兵填充第一战线的间隙，“命令他们放开行动，如果被大象的冲锋迫使后撤，那么那些来得及后撤的人就直接后撤至整个军队的后方，而位于两翼的部队则在战线间隙的右翼或左翼打击敌人”。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9页第7-9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85、487页。 ]
汉尼拔意识到不能依靠骑兵取胜，于是也在步兵战线的后方部署了一支能够使用的预备队。与在坎尼一样，这支预备队仍由最好的部队组成，但是他改变了预备队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预备队成纵队配置在步兵战线的两翼，随时准备前进，从翼侧攻击罗马人。但是，要与西庇阿对阵，这样做就太明显了；因此他把预备队配置在战线之内，主要步兵战线之后并与之平行的位置。由于步兵占据优势，所以汉尼拔打算通过使用预备队包围罗马步兵战线的方法获胜。
战斗开始后，当两军战线之间的轻型步兵前哨战打响时，“汉尼拔命令大象驭手向敌人发起冲锋。就在刺耳的喇叭和号角在四面八方响起之际，一些大象受惊，并立即转动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后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险的牲畜确实直抵罗马人的战线，面对勇敢的罗马轻型步兵所投掷的标枪，“最终，在恐惧的驱使下，从西庇阿深谋远虑设置的罗马人战线的间隙逃了过去。”其他大象则逃往两翼，从而腾出战场，使两军步兵和骑兵进行惨烈的交战。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2页第1-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1、493页。 ]
接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参加战斗。与此同时，正如汉尼拔准确预见的那样，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的骑兵已经将汉尼拔的骑兵从战场上赶走了。他们不是转而与步兵交战，而是远离战场去追赶敌人的骑兵。这种情况在战斗中经常发生，指挥官不能控制他们的骑兵，骑兵们则自然而然地去追赶被打的敌人。在坎尼，汉尼拔纪律严明、领导坚强的职业骑兵立即转回来攻击罗马步兵的后方，但在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则缺乏纪律、约束和领导，因而不能实施这种关键性的机动。
所有骑兵全部离开了战场，汉尼拔开始进行纯步兵的战斗。他迅速运动，以利用其步兵数量上的优势和预备队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协同条件。他将后方步兵队形运动出来，伸展其战线，准备包围罗马步兵的两翼。但西庇阿及时发现了这一机动，并使用其后方战线的预备队，同样伸展其战线。这样，两军的步兵只得交织在一起，进行结果不可预测的正面交战。后来，当步兵战斗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返回战场，并开始攻击迦太基人步兵相对薄弱并正全力进行战斗的战线的后方。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事实上全歼了迦太基人的军队，战场上覆盖着“仍然浸泡在鲜血之中的散落尸体和尸体堆成的小山”。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4页第2-3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7页。 ]
扎马会战中罗马人骑兵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显示出罗马人已经接受了马其顿系统。但是，双方都运用了预备队，并以卓越的协同使之得以实现，表明此时的战争艺术已经超过了亚历山大时期。无论汉尼拔还是西庇阿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两人都位于能够指挥整个作战和在关键地点、时间使用预备队的位置。这是超过亚历山大预先计划性战斗的主要进步的标志。同样，专门而不预先赋予任务的预备队的概念，以及改进了的步兵协同，使预备队能够在战场上机动等，也是亚历山大之后的进步。罗马军队优异的协同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够指挥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不是像亚历山大那样只能指挥部分军队。
数年以后，当西庇阿在一个亚洲帝王的皇宫拜访流亡在那里的汉尼拔时，他请汉尼拔给大将军们排个序。汉尼拔把亚历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对于西庇阿所问，如果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获胜该怎么排序，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么他就应排在亚历山大之前。汉尼拔和西庇阿的伟大以及他们对协同的改进、对专门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自己位于能够调度整个战斗的位置等，使他们两人均无愧于汉尼拔所排列的位置。这种排序无论是明确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确应如此。
罗马人以亚历山大系统取得的胜利
当罗马人在希腊和亚洲作战时，他们与马其顿战争系统对抗。虽然罗马人也使用合成军队方法，但是他们仍然倚重重型步兵，从未将其骑兵提升到像亚历山大所认为的那样的质量或重要性。但是，他们也从未像亚历山大那样，利用被分割帝国的联军从事战争；他们几乎总是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作战。在他们与最难忘的对手安条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叙利亚及其以东的大部分亚洲地区的统治者)所进行的主要作战中，他们就得到了来自盟军的关键性帮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内西亚所发生的冲突中，他们面对的是安条克大帝亲自率领、汉尼拔作顾问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这次会战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罗马人的盟友——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的强大骑兵，在罗马人的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人越来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骑兵。
对罗马人战术系统主宰地位的明显挑战并非来自于对手或许会拥有优势骑兵的可能性，而是来自于马其顿方阵的进一步发展。当公元前197年罗马人面对一支马其顿王国的军队时，他们发现方阵所使用的是长度至少为21英尺的长矛。很显然，前几排所使用的是较短的矛，大约有9英尺，士兵用一只手拿着；第五排的人所使用的则是需两只手持的长21英尺、能够伸过前几排刺击的矛。前几排的士兵持盾；而后排的士兵则用双手持长矛，没有盾，而是将一些非常小的盾片吊在横过胸前的一条皮带上。在方阵前5排的后面，还有另外的11排，这些人始终举着长矛，直至需要使用的时候。
这种队形肩并肩地前进，其作战效能依靠各种长矛的综合作用；个人在队形中除了持矛和保持队形之外，毫无作用。由于罗马人以短剑战斗，兵与兵之间所需要的空间要比位于方阵之中的士兵大，因此，每个罗马人要面对方阵中的两个士兵、10支长矛。据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Lius)描述：“单个人员接近方阵根本无法杀入敌阵，也毫无办法拨开对方的长矛”，因此，这种新的方阵好像能够击败所有对手，因其强大的步兵而给予马其顿人以胜利。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0页第9-10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页。 ]
但是，协同良好的罗马步兵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看似无敌的战术改革。联系到罗马人在扎马会战中的胜利，波利比奥斯曾经指出，详细区分的罗马战术组织使得“每个人都能以个体为单位行动，也能与其同伴共同形成对任何方向的正面，距离威胁最近的支队只要采取一个运动便能转过身去面对敌人。由于他们装备的盾牌尺寸宽大，短剑坚韧，经受得住连续的砍击，因此使其既得到了防护，也增强了信心”。这样，罗马人可以实施机动，而且如果他们绕开重型步兵的长矛的话，那么他们在近战中就拥有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对付双手持矛的无盾步兵时，更是如此。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5页第7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四卷，第499页。 ]
在第一次冲突中，罗马人赢得了步兵战斗的胜利。因为他们在对方方阵尚未排好，一些兵力正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时，便发起了攻击。但即使在有利条件下，方阵也过于依靠队形的保持，因此他们与罗马步兵对阵从未取胜过。波利比奥斯指出：“方阵需要平坦的地形，不能有诸如沟渠、树丛、山脊和水道等障碍；所有这些均能有效阻碍和割裂这种队形。”当然，方阵中的间隙将使罗马的短剑兵能够靠近前来，这对方阵中的重型步兵来说，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5-6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页。 ]
即便是在平坦地形上，实践证明方阵也具有脆弱性。因为，波利比奥斯写道，“罗马人绝不将自己的战线展开成与敌同等规模，从而使自己的所有军团暴露在敌人方阵的正面进攻面前，而是以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其余部队与敌人交战。之后，无论方阵是击败了对手，还是被其对手所击退”，“在乘胜追击逃敌，或当面之敌快速撤退时，方阵都会将自己的混乱队形暴露在敌人面前”。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方阵就会位于“他们自己军队的其他部分之后，在此态势下，”罗马人的“预备队在方阵原来据守的位置也就有了足够的空间，不再实施正面进攻”，而是“通过在翼侧和后方的侧向运动，出现在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翼侧用短剑和盾牌以近距离格斗对重型步兵实施屠杀；而此时，重型步兵的队形和武器使他们处于近乎毫无防护的状态。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2页第2-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157页。 ]
这样，罗马人改进后的步兵帮助其在地中海盆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罗马人吸收了马其顿系统的所有优点，并从汉尼拔那里学到了步兵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军指挥作战的方法。将军应置身于战斗之外，这样他就能控制预备队，并对会战进行指挥。
罗马军团的完善
不久，罗马人就完善了他们的步兵。其方法是，废除老式“指骨”(phalangeal)组织的残余，并建立了一种十分合理的协同计划。他们消除了传统三条战线之间的区别，剔除了长矛和较小的第三战线队形。他们可以根据条件允许，将军团内同类重型步兵编成或多或少的战线。他们将军团区分为10个各由600人组成的重型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由3个各含200人的支队组成；每个支队包括两个百人团。每支部队都设一名对其下级拥有全权的指挥官。这种安排与现代师的组织大体相似，步兵大队相当于营，支队相当于连。指挥序列也大体相仿，一支军队由独立的军团组成，而每个下级部队直至百人团的指挥官都置于其上级指挥官的权力之下。
这样，罗马人就创建了一支完全协调的军队，有能力实施机动，并能对其指挥官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所遗留的指挥官的最大难题是了解战场上的情况，更困难的是向下级传递信息。信使、号角和战鼓，只提供了不太可靠的通信手段。尽管如此，罗马人对此还是作了深思熟虑的改进。他们不仅细分了军队的编制体制，而且给各支部队发放了军旗。这就使士兵能够了解他们的位置，并给指挥官提供了了解部队位置的较好机会。直至20世纪便携式电台出现，战术指挥的困难一直与当时罗马人所发现的困难基本相同，并因此而削弱了协同。
罗马人细分部队并建立隶属关系确实还带来另一个优点：它给了部属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真正机会。这种对职业军队的改变，使这种组织的功能在实践上达到了与理论上所能的程度，而严明的纪律、良好的训练以及经常性的战争实践，确保罗马军队总是能够心想事成。
军团还拥有一些轻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比例较小的骑兵。但是，步兵的技能和结构增强了对抗骑兵的能力。因为优异的协同能力使军队的一部分，军团或步兵大队，能够以机动保护翼侧，而且良好的细分建制允许指挥官分配一支或若干部队保卫两翼。由于列阵重型步兵能够制止列阵重型骑兵的冲锋，所以罗马指挥官对翼侧的顾虑很小。
罗马军队在每次停留时间较长时都要有掘壕的正规程序，为部队的供应和补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颇有章法而又持续不断的作战，使罗马人能够完全支持这种以职业军队和彻底、稳重的战争方法所进行的战争。
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
改进了的罗马军队做好了战胜高卢人，即当今法国居民的准备。罗马人把高卢人称为野蛮人。高卢人像罗马人一样，以重型步兵和骑兵作战，但缺少罗马人纪律严明、协同周密的步兵。此外，他们还更缺少罗马人的筑垒术和攻城器具；进一步说，高卢人还缺少像罗马人那样高度发展的政府所提供的财政和补给组织。尽管高卢人具有坚持的决心和抵抗的能力，但罗马人在伟大统帅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指挥下，在7年内征服了高卢人。
但是，罗马人在与安息人(Parthians)的对抗中，却戏剧性地失败了。安息人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而宗教倾向于东方的印度。安息人只乘马进行战斗。这是一种适合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树地形的方法。他们的重型骑兵与轻型骑兵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贵族在训练中提供了榜样，并把他们的仆人训练成骑马弓箭手。重型骑兵及其战马身披盔甲，装备的矛枪又长又重，以致罗马人送给它一个外号，叫做“舢板撑篙”。由于盔甲和沉重的矛枪成为在无镫战马上作战的严重负担，安息贵族好像几乎不能承担什么任务。但实际上，他们精通此道，而且实践证明安息人的重型骑兵确实令人生畏。沉重矛枪的惯性不仅使刺击非常有力，而且还能减小对持矛骑手的震动。虽然弯弓射箭需要非常高的技巧，甚至在无镫战马上更是困难，但轻型骑兵在战斗中却担负相对容易的任务，他们的战术就是与敌人保持射箭距离，并发射羽箭。
在恺撒征服高卢人的同时，其财大气粗而又野心勃勃的同伴克拉苏(Crassus)以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入侵了安息。罗马军队大约有36000人，其中包括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型步兵。尽管自信的克拉苏已经对安息人的战争艺术略有所知，但他认为，他要解决的军事难题“仅仅是沉闷乏味的行军以及英勇追击的士兵不能及时返回参加突击所造成的麻烦”。他忽视了报告中所说的安息人“在战斗中不可能逃跑”，“而其退却时则不可能追上”，而是像对待诸如他们的盔甲坚不可摧，他们的箭“是一种奇怪的新式飞镖，快若流星”之类的情报一样，半信半疑。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描写，刚愎自用甚至缺乏智慧的克拉苏拒绝了亚美尼亚国王(他对安息人的战争方式有第一手的资料)建议罗马人经他的王国进军的邀请。因为他的王国群山连绵，“马匹几乎无法通过”。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1页。 ]
当克拉苏劳顿远征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沙质的地形上时，安息人已经在等待与罗马人交战了。当罗马人在卡雷与安息人的军队相遇时，他们排列成正方形队形，充满信心，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排列在他们面前的安息人队形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些。在人数上，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 [ newavatar注：这里“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是翻译错误，原文为“outnumber three to one”，就是说罗马人拥有三倍的优势。 ] ，但实际上，安息指挥官将他的一些兵力隐藏在一个小山之后，罗马人首先看到的只是安息人身着盔甲部队的一部分。但是接着，安息人为了挫伤罗马人的士气，开始制造“一种可怕的噪声和巨大的喧闹声。安息人不是用短号和喇叭，而是用半球形铜鼓激励自己的军队作战。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时刻敲击铜鼓。以这些手段，他们制造了一种完全虚幻的噪声，好象野兽的嚎叫与雷声混合在一起……当他们以这种噪声对罗马人起到有效的恐吓作用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展现出来，并“脱掉盔甲的覆盖物。立刻，好像阳光点亮了他们用马吉安人磨光钢铁制造的胸甲和头盔，及其战马身上披挂的铜、铁制造的饰物”。
罗马人所面对的不仅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还有一个可怕而又充分准备的对手苏雷纳斯(Surenas)——安息指挥官。“他本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但其柔美的长相和脂粉气的衣着确实不像其实际所具有的那种男子汉气概；他的脸化了妆，头发分开……而其他的安息人却扮相可怕，蓬松头发在前额梳成一团。”
看到罗马重型步兵纵深而又强大的方阵，精明的苏雷纳斯没有命令其重型骑兵发起冲锋。相反，他展开轻型骑兵，“开始从四面八方射箭，并不需瞄准任何特定的目标(因为，实际上罗马人的序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只要想射中，就会箭无虚发)，只是简单地大力弯弓射箭。这种打击非常猛烈。罗马人的形势一开始就十分不利；如果他们要保持队形，那么他们就会受伤，而如果他们冲锋，那么他们对敌伤害不大，而自己却会伤亡不少。因为安息人会边撤边射箭”。
由于克拉苏的轻型步兵缺少弓箭手或投石手，对敌人的轻型骑兵不会发挥多大作用，因此，他想等待敌人箭矢耗尽。但是，当了解到敌人拥有“无数骆驼驮载箭矢”时，克拉苏就派他的儿子帕利乌斯(Publius)率一支由将近5000重型步兵、1300骑兵和500弓箭手组成的部队攻击敌人。安息人在这支部队面前且战且退，直至这支部队远离主力。虽然总人数占有优势，帕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部队的弓箭手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徒步弓箭手射箭的速度和准确性都比乘马弓箭手要好；但是，面对使用无疑更强劲的弓箭、数量也更多的乘马弓箭手，他们好像对作战结果丝毫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3页。 ]
帕利乌斯的轻型骑兵大部分是在高卢新补充的。他们又遭到了将近200年前波斯通用骑兵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的重型骑兵作战时的同样命运。安息人以重型骑兵迎战高卢骑兵。安息人的骑兵身穿盔甲，手持“坚硬生皮和铁制做的”盾牌，迎击“虚弱而缺少标枪”的帕利乌斯高卢骑兵，“相反，高卢骑兵仅穿单薄衣物，其身体暴露在敌人强有力的长矛之前”。但是，高卢骑兵也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他们“抓住敌人沉重的长矛，靠近敌人，将其拖下马来，以便利用对方盔甲沉重，不便行动的弱点；许多高卢人放弃自己的马匹，潜行到敌人的马下，刺穿敌人的马腹”。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4页。 ]
失去马匹的高卢骑兵幸存者加入罗马重型步兵的队伍，遭到了敌人轻型骑兵的四面围攻。这些轻型骑兵将如雨之箭射向拥挤在一起的罗马人。罗马人“遭到打击和杀害死去。并不是快速轻易死去，而是在剧痛和痉挛中死去。被射中的罗马人由于带着箭矢在地上翻滚，箭折断在伤口中，当他们用力将带倒钩的断箭拔出时，倒钩则拉断了神经和血管。因此，这样做等于是撕裂和折磨他们自己。许多罗马人都是这样死去的，而那些活着的人也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当帕利乌斯命令他们向装甲骑兵冲锋时，他们让他看到的是，双手固定在盾牌上，双脚插入地里”。在以弓箭击败帕利乌斯的分遣队之后，安息人靠近其残部，“用矛枪屠杀他们，俘虏的人不超过500人。在砍下帕利乌斯的头颅之后，他们直接向克拉苏疾驰而去”。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4页。 ]
克拉苏的处境与其儿子相差无几，因为“箭矢有如急风暴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射来，立即就有许多人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一片，许多人再也不能进行战斗，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飞来的箭矢戳进他们的眼睛，刺穿他们的双手”。至此，克拉苏的士兵发现“动弹不得也停留不得”。 [ 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2页第4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九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3卷，第439页。 ]
虽然轻型骑兵的弓箭为安息人的胜利立了大功，但重型骑兵也为其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以长矛驱赶罗马人紧凑在一起，除了那些冲向他们的人……罗马人紧凑在一起和冲向敌人均不奏效，那就只求速死。因为安息人强有力的长矛能造成巨大而致命的创伤，而且经常一击穿透两人。”不仅是因为安息人的重型骑兵使罗马人拥挤在一起，以致安息人箭无虚发；而且也是由于罗马人自己必须一个紧靠一个，以便使用武器并把盾牌连在一起的互相掩护。因此，是罗马人使得自己在重型骑兵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重型骑兵“冲向他们，刺倒一个人就能带倒一大片；而如果他们展开队列避开重型骑兵的冲击，那么就会遭到弓箭的射杀”。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5页；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0页第2-3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37页。 ]
在卡雷附近的开阔平原上，克拉苏的军队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第一天结束时，安息人的长矛一些“弯曲了，一些折断了，弓弦因连续射击而拉断，箭矢耗尽，短剑卷刃，大多数人也因不停的杀戮而疲惫不堪”。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最后，克拉苏及其大量将士被安息人杀死，大部被俘。 [ 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4页第1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41页。 ]
安息人打算乘胜入侵叙利亚。但是，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与之具有相似特点的地方，几乎是战无不胜的”，然而他们缺少攻城的手段，甚至连接近城市的手段都没有。因为“城市邻近地区长满了大片的树林”。由于“他们不敢，甚至也不能使用骑兵突破这种障碍，因此制定了一个砍倒树木，使空间暴露的计划，这样他们或许能够自信而安全地接近城市。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这件事，因为这项任务太艰巨了”。于是，他们改变目标，转向另一个城镇。与此同时，罗马人则“不断袭击安息人广泛分散的部队”。不久，在丛林中损失了一些兵力之后，安息人终于放弃了在叙利亚这个与他们国家特点不同的国度所进行的战役。 [ 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15页第4-5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27、429页。 ]
克拉苏悲惨的遭遇清楚地说明了，在适于马匹运动的地形上作战时，轻型骑兵武器系统具有压倒重型步兵的优势。重型骑兵对安息人的胜利起到了辅助作用；但如果指挥官能够精心组织箭矢保障，使之数量充足的话，那么轻型骑兵没有帮助也能赢得胜利。希腊重型步兵曾经发现波斯乘马弓箭手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希腊起伏不平的地形使希腊人幸免于难。可是，在安息人自己的国家，罗马重型步兵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关于四种武器系统性能的总结
图解1.2总结了古代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这四种系统都有其特殊的性能和相对的优势。安息人戏剧性地展示了在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轻型骑兵对重型步兵的威力。他们还展示了亚历山大曾经展示过的，无论轻型骑兵还是通用骑兵，不经过特殊训练，没有特殊装备，在突击行动中都不能抵抗重型骑兵。但是，安息人的重型骑兵在罗马人列成方形队形迎战时，没有向罗马步兵发起冲击。同样，亚历山大从不使用其重型骑兵由正面与步兵方阵对抗，因为列成恰当队形的重型步兵能够抗击重型骑兵的冲击。
图解1.2 武器系统使用表
在与徒步人员的近距离交战中，乘马人员占有几方面的优势，其中包括位置较高，居高临下打击对手所必然具有的势能等。战马通常是骑兵有价值的盟友。这些优点，再加上骑兵先天具有较大机动性，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突击武器系统；当然，前提是他经过充分训练，能够克服乘马的不稳定性。
为了抵抗骑兵的突击，重型步兵不得不形成集群。与列成6排纵深的方阵、身穿全副盔甲、有巨大而坚硬的盾牌保护的技能熟练的罗马士兵作战，即使是全副盔甲、手持长矛的安息重型骑兵也不能战胜他们。成纵深部署，拥有地面这种较好的作战平台，具有不必分心而集中精力于战斗的能力，聚集成无懈可击的方形队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骑兵不能与这种徒步士兵组成的协同行动集群相抗衡。骑兵虽然也形成集群，并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一起行动，但他们仍然必须作为个体战斗。这种属性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快速投入行动(因为他们可以不必保持队形而全力实施战斗)，但这种个体战斗的特点也降低了他们与列阵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效能。不过，骑兵是用于执行进攻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它可以抵近并快速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乘马弓箭手与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显著不利条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于射箭，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快的发射速度，并且，即使排除稳定平台所带来的好处不说，其射箭的精度也更高。像波斯弓箭手面对希腊人那样，徒步弓箭手还可以使用重量较轻的盾牌保护自己。骑兵无法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仍然要使用弓箭和驭马。此外，就像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攻击希腊弓箭手时所看到的那样，马匹成了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目标。但是，徒步弓箭手没有机会对抗重型骑兵。正像希腊重型步兵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击败波斯徒步弓箭手一样，重型骑兵也能快速穿过落箭地带抵近敌人，并以盔甲保护自己，使用矛枪和短剑打败轻型步兵。即使弓箭手装备的分量轻也不能使其获得逃跑的机会，因为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追上他们。
因此很清楚，如果克拉苏的军队由一半重型步兵和一半老式波斯弓箭手组成，他就能够抵抗住安息人的进攻。重型步兵可以保护弓箭手免受安息人矛枪兵的伤害，而弓箭手可以牵制安息人的乘马弓箭手。不过，这样一支罗马军队也只是具有防御能力：它只能控制其所占的地盘。
但是，地形严重限制了乘马作战方式的明显优越性。骑兵在森林中难以发挥功能，若在密林中，甚至徒步弓箭手也处于劣势，因为其视界和机动均受到限制。这种可怕的限制激发了安息人想要砍倒森林的灵感。多山国家对骑兵限制小一些，但其行动通常局限在山谷之中。正因为如此，安息人在其自己的国家是无敌的，但他们从未征服过罗马人在叙利亚或亚细亚米诺的领地。
地理学关于地域性或民族性战争模式的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希腊人、波斯人、安息人的战争模式等。亚历山大、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但安息的地形使得安息人重新创造了能够成功对抗罗马人的本民族系统。
骑兵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费用高。在古代，一匹马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人；用保护性覆盖物装备马匹，更增加了花费；而要负载盔甲再加上全副武装的人，则要求健壮的战马。要饲养强壮得足以担负这种任务的战马，更提高了战马的价格。甚至是轻型骑兵使用的较轻、较快牲畜也要求是特殊的品种。此外，乘马作战的人自身也需要更大的投入，因为他们需要比徒步弓箭手更多的训练，以掌握从马背上射箭的技巧；在马上进行近距离战斗也比在地面上需要更强的技能。这样，虽然克拉苏的军队在数量上是他的安息人对手的3倍，但其费用多不了多少。虽然会战的结果充分证明安息部队每一人的价格确实与罗马步兵不一样，但是价值上的差别也强有力地说明，在政府或指挥官决定以2-3个徒步士兵的代价换取1个乘马士兵之前，必须清楚地形和战术态势对骑兵部队的使用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乘马作战方式对攻城来说无多大关系。因为马匹对克服沟渠和城墙毫无用处。实施攻城战斗只能用步兵。当然，骑兵可以下马战斗，但作为步兵战斗不仅浪费了他们所受到的训练，而且他们还可能缺乏徒步战斗所必备的某些技能。他们的骑兵背景或许会使其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攻城所必不可少的掘壕和工匠工作。
所以，在地形开阔的国家，由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合成的军队，可以抵抗由轻型和重型骑兵合成的军队；而在多山、多林、断裂地形较多的国家，骑兵则不能很好发挥效能。在这些地形上，步兵占据支配地位，必须以步兵同步兵作战。装备相似的步兵作战，防御的步兵比对方占有优势。停止间的人员射箭或投石精度更高，并能利用自然遮蔽物或类似波斯人盾牌那样的人工措施保护自己。居高临下的阵地将使防御者的投射武器在速度和射程上占据优势。
插图1.5 重型骑兵击败轻型步兵
另一方面，重型步兵在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时，从防御中却得不到特别的好处；实际上，古代人认为迎击冲锋是差劲的战术，而在接触之前就向敌人发起冲击比较得利。但是，他们比较看重居高临下阵地在近战中的价值。因为能够增强防御力量，所以防御者大多提前仓促构筑野战筑垒阵地。大流土三世在伊苏斯曾使用了这种阵地，而胜利者亚历山大也运用了这些阵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罗马人每夜都在营地周围构筑壕沟时，他们的任何作战几乎都是从防御行动开始的。如果第二天他们从事战斗，那么一旦战斗失利，便已经有了事先准备好的退避之所。无论何时，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在占领阵地后就要挖壕。虽然重型步兵承担了大部分挖壕任务，但轻型步兵也能从这些野战筑垒阵地中受益。
骑兵在防御中与步兵相比就没有什么优势。虽然轻型骑兵或许发现，原地不动有利于发射弓箭，但是他们没有防护。对重型骑兵来说，防御则明显不利，他们在防御中只能要么后撤，要么冲锋。
这种不同的行为是必然的，因为骑兵虽然是以个体战斗员为单位发挥作用的，但他们是两个脑袋而不是一个脑袋，而其最得力的伙伴——战马的脑袋通常受训极少。当战马的脑袋感到的威胁比骑手更大时，它会说：“跑，和马群在一起”，于是便不停地跑下去，直至感到威胁消除为止。受惊吓的马匹不管骑手如何控制它们，都会骚动不止，从而使骑手无法使用所携带的任何武器，直至战马又能跑起来。一旦奔跑起来，战马可以提供一个相当平稳的短程武器平台，增大手持武器的速度，变成一个转瞬即逝的目标，并且，在进攻中战马本身也能变为武器，践踏它所碰到的任何防御者。 [ 注：我得益于E.W.盖尔中校解释马匹不适于防御的段落。 ]
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展示了两类步兵之间战斗的控制因素。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重型步兵的胜利，预示了安息人乘马弓箭手对克拉苏军团的胜利。但是，由于轻型和重型步兵机动性之间的差别很小，所以皮尔塔斯特在使用其投了就跑的战术时，要冒很大的风险。波斯徒步弓箭手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的失败，显示了在战斗中使用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的困难；大量波斯弓箭手形成聚集成静止不动的集群，抵消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相比所具有的微弱优势。但是，减轻重型步兵盔甲的重量，必然提高其机动性，对阻止标枪投掷轻型步兵基于优越机动性而建立的“飞行”战术的成功大有作用。
在留克特拉会战重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的战斗中，伊巴密浓达应用了集中和包围的思想。汉尼拔在坎尼以重型步兵组成两支预备队，以及西庇阿在扎马对其步兵的使用，都发展了这一思想。步兵应用协同的关键在于使用预备队以及集中和包围的思想。罗马人将其纪律严明的职业步兵区分为军团、大队、支队和百人团，从而为建立具有协同和反应能力的预备队提供了条件。指挥官可以在战场上机动这样的预备队，运用它攻击敌人翼侧的弱点，从而实现对敌人的包围。
亚历山大创造了合成军队，使重型步兵对重型步兵战斗时的这种协同方式的实用性黯然失色。他灵活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每一种：在以轻型步兵与敌人进行前哨战的同时，依靠重型骑兵击败敌人的骑兵，并攻击敌人步兵的后方，然后运用重型步兵与敌人的步兵进行正面交战，并以轻型骑兵与敌人的某些骑兵作战。即使亚历山大没有创造重型骑兵，毫无麻烦地驱赶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他也拥有优势，因为在突击行动中，防御对骑兵没有什么好处。在对付敌人没有协同的重型步兵时，以骑兵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通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一个的例外发生在阿贝拉会战，在那次会战中，亚历山大的骑兵突破了波斯人薄弱的中央。但是，实践证明，希腊军队重型步兵的中央通常是难以突破的。
在无障碍、无筑垒地形上，亚历山大系统的胜利好像属于骑兵数量较多、或质量较好、或同时具有这些因素的军队。坎尼和扎马两次会战支持这一结论，尽管汉尼拔的步兵在坎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双方步兵的密切协同在扎马也起到了作用。罗马人从未完全采用亚历山大依靠骑兵的战术，但他们之所以赢得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关键性胜利，是因为其盟友在骑兵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在与高卢人作战时，他们自己的骑兵以及运用其步兵掩护翼侧的协同能力，证明足以对付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战胜高卢人，所依靠的基础是其卓越的步兵以及掘壕防御的力量。
在传统的亚历山大式会战中，一个主要的例外战例是一支骑兵占优势的军队反而丧失了确保的胜利。这次偶然事件发生在两个著名对手之间的内战中。其中之一是罗马的统治继承者，军事和政治天才尤利乌斯·恺撒，而另一位则是曾在三大洲取得许多著名的胜利，但缺少政治才能的斗士庞培(Pompey)。这两位超一流统帅于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当他们相互对阵时，双方各有一翼紧靠河岸。庞培理所当然地将其较强的骑兵并配属所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配置在暴露的翼侧。看到这种情况，经验丰富而机智过人的指挥官恺撒不仅将所有的骑兵部署在那里，而且以大约百分之十的重型步兵组成了预备的第四条战线。他把这支预备队部署在暴露翼侧的后方，与其战线成直角面朝外配置。
正像恺撒和庞培所预期的那样，庞培的骑兵驱赶走了恺撒的骑兵，并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接着转回来攻击恺撒的翼侧。接着，恺撒命令其担任预备队的步兵大队向前机动，他们“彩旗飞扬地快速前进”并“攻击庞培的骑兵。攻击是如此狂暴，以至于那些骑兵都难以站稳脚跟”。赶走庞培的骑兵之后，恺撒由重型步兵大队组成的预备队与庞培的弓箭手和投石手相遇。这些弓箭手和投石手“毫无防御，孤立无援，被残杀殆尽”。恺撒的预备队在已经返回战场的骑兵支援下继续推进，攻击庞培军团的翼侧。尽管庞培这位杰出将军拥有优秀的骑兵，但由于既没有预备队，又不能及时组建，所以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如果不是对付像罗马军团这样协同良好的步兵的话，骑兵只要能到达恺撒军队的翼侧和后方，几乎可以肯定，庞培是会取得胜利的。 [ 注：恺撒，《内战》，第3卷，第93页，转引自A.C.皮斯克特翻译的恺撒的《内战》(伦敦，1914年版)，第329页。 ]
虽然亚历山大式会战是轻型步兵前卫与轻型步兵前卫对抗，重型步兵战线与对方的重型步兵战线对抗，而骑兵则在翼侧与敌人的骑兵交战，但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个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希腊重型步兵对毫无机动能力的波斯轻型步兵的胜利，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机动较慢的重型步兵的胜利，以及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等等，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术优势的典型战例。但是，当对方将其轻型步兵放在前面作为前卫，以投射武器对付重型步兵时，那么就必须以相同的武器系统与之战斗；同样，必须以骑兵对付骑兵，因为每一位将军都将其骑兵部署在两翼，以便能够到达对方重型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在法萨卢斯，当恺撒的重型步兵首先击败庞培的骑兵，接着又击败了他的轻型步兵，为其自己的轻型步兵、轻型骑兵以及配置在翼侧的重型步兵部队打开了道路，使之能够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从而创造了鲜有的以一个较好的武器系统战胜另一个武器系统的范例。以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弱的武器系统是双方指挥官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当双方军队均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时，要达到这个目标确实是一个困难。
就像在坎尼和扎马的胜利一样，恺撒在法萨卢斯的快速取胜，表明以突击行动进行的战斗结束较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皮尔塔斯特以投掷标枪，或安息人在卡雷用弓箭对付克拉苏，见效就要慢得多。但是，与恺撒在法萨卢斯的胜利不同，安息人的胜利是必然的，是建立在战术和武器系统的运用优越，并拥有在该种地形上战斗先天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优势武器系统的胜利必然性，使得古代人无论何时都有选择的机会。希望大象成为一种优越的武器系统，对古代人寻求优越武器系统的执著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可惜大象在战斗中的使用通常都是毫无效用的。最重要的武器系统消除了进攻与防御的任何区别。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为他赢得了进攻，但安息人的骑兵，以及击败重型步兵的皮尔塔斯特，都是以攻击来发挥其无上威力的，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达到防御目的。
筑垒几乎总是为防御者提供一个保障资源。在深沟高墙面前，骑兵毫无用武之地，而据有筑垒的防御者在对付步兵时，则能获得轻型和重型步兵的双重好处。长期持续的攻城战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剥夺防御者所拥有的优势。
实施进攻的指挥官面对优势武器系统时，如果他已从克拉苏的灾难中接受了一点教训的话，那么就应当放弃他的进攻计划。如果攻防双方所拥有的基本武器系统相同，而防御者也没有筑垒作为依托，那么古代人则寻找攻击其对手弱点的其他手段。事实证明，虽然重型步兵在对付同类步兵正面攻击时是强大的，而对付重型骑兵的正面冲锋时则几乎是无敌的，但他们的翼侧和后方是弱点，哪怕是对较弱的重型骑兵武器系统来说也是如此。实施包围进攻，是古代人找到的另一种打击对手弱点的手段。由于方阵容易向右偏移，所以这种包围行动实施起来比较自然，而斯巴达人所具有的较高协同水平，则使其利用这种包围的能力比其对手要更有效。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实施了一种不是建立在首先与敌人战线重叠基础上的包围行动。他还有骑兵的支援，用于掩护其行动，并防止斯巴达人看到他的“神圣分队”，以便使包围实施起来更容易一些。
方阵缺乏协同性，用于包围行动很困难；而亚历山大则显示出，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将其根据要求精心排列成阵，最适于实施包围运动的进攻战术。这种比步兵机动得更快，以及以与行军队形基本相同的队形直接进入战斗的能力，使骑兵成为理想的进攻部队，用于执行攻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这一最具决定性的任务。虽然在正面战斗中与重型步兵相比较弱一些，但当骑兵攻击敌人非预期翼侧和后方时却具有可怕的威力。
无论是使用一种或多种武器系统，两支成分基本相同的军队交战，都是以旋转的方式实施包围。在这种基本战术的基础上，发展了预备队理论和将军实施指挥而不是参加战斗的实践。罗马人改进了协同，使其更容易创建预备队和提供对翼侧及后方的保护，从而能够运用步兵实施包围。
后勤
士兵和补给品的准备
后勤包括对军队补给以及将补给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方法；从广义上说，甚至可以包括这些补给品的制造。经常的做法是通过战争支持战争，胜利的军队可以依靠敌人的费用维持自己。在没有这种机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民族)武装部队的规模则依其人口和生产力的规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以供养他们自己，并生产一些剩余供给只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侣和官员。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只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装。即使当国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货币经济时，原始的税收、财政和银行系统仍难以使货币快速增长。只是到了相对现代化的时代，政府才有了税收、微小的储备银行和货币铸造，才能够转移占国家产值较大比例的财力支持战争。在古代，甚至这些机构也不能筹措多少财力，因为那么多的人仅能维持生存水平，所以没有什么剩余用于战争。即使是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也只能保持少于其人口数量1%的武装部队。
由于既缺乏现实资源也缺乏财政资源，所以民兵成为普遍的兵员系统。在民兵系统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装部队服役一定时间的义务。通常，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费用武装自己，考虑到这点，政府可能会免除其一定的税负。一些民兵经过训练，也通常是用大部分时间训练基本技能；而其他的民兵，则缺少战斗技能乃至专门的武器，比如，一些民兵就是将农业工具作为武器。虽然有时民兵是对职业士兵的补充，但经常的是由他们构成政府的整个武装部队。
民兵具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在和平时期费用非常低廉；但低效能则抵消了它的低消耗。希腊人长期依靠民兵，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与其强大对手波斯人所拥有的职业军队同样数量的军队。罗马人一开始也依靠民兵，但同希腊人一样，他们发现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专业军队不仅更有效能，而且也更重要。再者，民兵不能从事长时间的战争，甚至是一次较长时间的战役，因为他们必须返回民间职业。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提供庞大的民兵，但只能提供一段很短的时期。当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时，一支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保持武装的职业军队，就具有明显的优点了。即使是不进行连绵不断战争的政府，也可能比较喜欢职业军队，因为这样可以使其公民只承担税收，而不必承担军事服务的费用、不便和潜在危险。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虽然规模小，但其优点是士兵们的战斗技能水平比民兵这种业余士兵更高。
在和平时期供养一支军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由民兵组成的军队通过其民间的农业、商业或工业等正常职业供养自己。政府也能比较容易地满足职业士兵的需要，因为他们通常能够对全国做出贡献，并可通过建立起来的民间市场组织稳定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基本食物。
无论是民兵军队还是职业军队，只要集中起来，就会带来食物供给的问题。一支集中起来进行一次战役的军队，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人口密集，又不生产自己所用的粮食。但是，军队又不同于城市，既没有原已存在的运输网，也没有任何已有的在当地供给各种需要的模式。
一支军队在特定地区获得食物供给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一年中的季节。如果一个地区在食物上能够自给自足，可以通过购买或强迫的方法从当地储存的食物中获得供给。收获刚结束，军队就拥有当年收成的使用权；如果处在即将收获之前，军队就会发现粮仓都是空的；而在冬季，处于两次收获之间，粮仓内将只有6个月的供给。
军队规模与其集中地域人口的比例也影响对军队的供养能力。假定士兵剥夺居民的所有东西，如果士兵与居民的比例是1:1，那么士兵能够生存一个居民能生存的时间。如果士兵与居民的比例达到10:1，那么士兵们的生存时间只能是居民生存时间的1/10。例如，如果军队在收获之前180天到达一个地区，而其数量是当地居民的10倍，假定它找到了所有的食物，并且一点不给当地居民，在其离开之后让当地居民毫无生存的依赖，那么它也只能在当地驻扎18天就必须离开。当然，军队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展开，从而有效地降低士兵与居民的比例，这样它就能在当地驻扎较长的时间。
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一地驻扎较长的时间，就必须拥有水路运输通道。在罗马帝国时代，航船通常很小，船的长度达到180英尺就是非常不一般了；其宽度是全长的1/4到1/3；较大的船上设有覆盖着甲板的深船舱。由于这些船采取短粗设计，并且只用单个桅杆，所以航速非常慢。原始的帆具使其不能顶风航行，而导航用具的缺少，则意味着水手更喜欢在能看到岸边的水域航行，而且晚上还要在岸边找一个掩蔽之所过夜。同时，哪怕是一只小船，也能运载60000磅食物，是20000人一天的消耗量。水路运输的替代办法是陆路运输，这就意味着要么使用平均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的速度缓慢的牛车，要么使用只能驮载100磅的毛驴。缺乏合适道路也限制了牛车的使用，甚至在经过修整的交通干线上，最好的陆路运输工具的费用也至少是水路运输的30倍。
因此，军队发现，要从其直接集中地将补给品拉来，无论距离远近，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通常必须有水路运输通道。一支与驻地居民和资源之比很大的军队，除非拥有方便的水上运输，并有可供船运的丰富补给，否则只能经常向新的地区机动。这种因后勤需求而实施的机动，可能正好适应抵抗或进攻敌人的需要。
骑兵带来了另一个主要的补给难题，在战斗中，一匹马一天的消耗限额是20磅。如果军队马匹数量与集中地马匹数量的比例，与士兵与当地居民的比例相同的话，那么当地供养马匹的时间与供养士兵的时间相同。但是，如果军队马匹的比例较大，那么饲料的数量将决定军队在一地能停留多长时间。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军队，比一支仅由步兵组成的军队所进行的机动要更加经常得多。如果军队的集结地区距离敌人较远，那么它可以疏散军队，从更大的地区筹集给养。如果有骑兵，可以将他们疏开得更远，因为骑兵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在相同的疏开程度下，骑兵可以比步兵更快地再次集中起来。这样，依靠骑兵较强的机动能力来满足对饲料的需求，才不致迫使步兵在消耗完当地的食物资源之前离开该地。
军队的其他大多数需要都是不必在战役当年必须补充的。虽然鞋(假如有的话)可能需要补充，但衣服至少可以穿着一季。由于会战并非经常发生，所以最初的携带的投射武器可能够用了。军中工匠可以修理甚至制造所需要的物件。
气候对军队作战也有影响。寒冷的天气和随之而来的牧草短缺，严重影响(尽管很少阻止)冬季战役。
道路的质量制约军队的运动。它限制军队的行军速度以及驮载牲畜和轮式运输车辆的使用。多山地形意味着道路稀少，只有山谷才有。道路的数量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军队通过地区的军民比例较大时，尤其如此。这样的军队会发现，他们需要疏开，沿数条道路行军，以便找到足够人员和马匹消耗的食物。
因此，军队的运动取决于几个因素。规模小、马匹少的军队会发现他们受后勤因素的制约较小，能够集中行动，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而规模较大、马匹较多的军队则不得不尽可能疏散和更经常地运动。
希腊民兵像雇佣兵一样，自己武装自己。在希腊城邦间战争的典型战役中，士兵们背负用于磨面和烤面包所需的小麦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他们带着小麦和磨面的手磨，因为小麦比面粉便于保存。重型步兵有许多仆人、奴隶随伴，帮助他们携带东西，研磨面粉和烘烤面包。士兵们就着肉、乳酪和蔬菜(比如洋葱)吃面包。
持续时间短的战役开始之前，政府给士兵们发钱去买给养，并明确战役将要延续多少天。但另一方面，政府则很少给士兵补充给养。在持续时间长的战役中，士兵只能指望用自己的薪水购买食物和饮料。士兵的薪水与熟练的工匠差不多，因此一般能够满足需要，除非供应不足迫使价格上涨。即使在长期战役中，政府也不提供给养仓库，而是使用军队原有的仓库。
在盟友领地上发生战役时，军队要求士兵购买补给品，但这一习惯使得他们在敌方领地也常常照此办理；而在那里，入侵者本来是可以利用敌人的资源生活，并以抢劫来代替付款的。无论购买还是抢劫，军队都依赖商人。这些商人随军行动，提供他们的物品供士兵购买。因此，希腊人信任私人企业，让他们作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甚至在敌人的领地上也是如此。在敌对国家，由于士兵们寻找给养的能力较弱，在寻找过程中也有必要疏散，从而使得指挥官们依靠本地商人，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敌方领地可以提供的给养的位置。
虽然依赖私人业主的活动，但希腊军队还真正拥有一种原始而又集中的物资供应系统。比如，当一位希腊指挥官俘获了一批装满食物给养的敌人船只，他就将食物出卖，并用这些收益支付那些从商人那里购买他们食品的人的工资。这一系统还确保了在敌国生成利润，因而为政府或将军们所惯用。
亚历山大在波斯战役中的后勤保障
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战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古代组织有效补给的范例。与希腊人不同，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不信任私人企业主为军队提供必需品补给的主动性，而是拥有一个为集结起来用于波斯战役的庞大军队提供补给的军队组织。此外，亚历山大的父亲还通过减少保障士兵的随从数量的方法，使军队的后勤需求实现了最小化。由于马其顿人不像希腊重型步兵那样，必须自己背负盔甲和武器，所以亚历山大的军队每4名士兵才有1名随从。因为一名士兵可以负重80磅进行长途行军，所以军队携行了许多自己的包裹，但是，由于随从较少，能够携带的自身食品也较少。
需要运输的其他军队物资，主要依靠驮马和驮骡，每匹可驮载200磅左右。尽管“牲畜拉的比驮的多”是至理名言，但比起四轮马车和牛车来马其顿人还是更喜欢驮载牲畜。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牲畜能够更容易地随军通过复杂地形，而且是因为古代低劣的马具使牛车和四轮马车比驮载牲畜的效能高不了多少。牛轭更适合公牛，而马或骡要拉车的话便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因为马具会挤压它们的气管。公牛比马更强壮，并能用脖子有效地拉车，但是牛的性情不可靠，它比马的耐力差，并且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而马却能走4英里。公牛甚至跟不上步兵每小时2.5英里的平均行军速度。
军队还需要驮载牲畜运输诸如帐篷、攻城器具、组合工具、医药物品以及其他物件，军中每50人至少需要1头驮载牲口。这样，当亚历山大跨入亚洲时，其军队、随从以及其他人员总共可能有65000人；他需要1300头驮载牲口运载不能由人背负的装备。
亚历山大计划的战役开始时间正好是在收获之前。过早开始战役，他将把自己置于一个粮仓罄尽的国度，该国的部分人口正在饥饿中挣扎，等待着谷物的成熟。此时开始，他还能保护自己的补给船队免遭更强大的波斯海军的打击。波斯海军拥有数千名划手和水手，在收获新的谷物补充其舰队所必需的库存之前，他们不可能出海。进入亚洲时，亚历山大拥有10天的谷物储存，每人每天3磅，每头牲口每天10磅。他把大多数谷物储存在船上，因为军队多携带1天的谷物，就需要另外增加1100多头驮载牲口，为65000名人员、6100匹战马、1300头驮载牲口运送269000磅的谷物。但就是这些最初的储备，使他在格拉尼卡斯与波斯军队相遇和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起自己的控制时，不必四处掠夺。
击败波斯军队之后，部分是出于后勤原因，亚历山大沿海岸路线推进。在那里，他找到了高产的农业和拥有便于收集食物的发达运输网的城市。这样，他通过征集或从在收获季节食物丰富的城市购买的方式补给了他的军队。沿海路线还提供了便于行军的密集而良好的道路，这样，军队每天就可以行进15英里，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这既使士兵得到了休息，又使驮载牲口可以卸载，有时间放牧去补充它们的食物。这条路线上还有主要河流，满足了军队每天90000多加仑饮用水的供给(每人每天半加仑、每头牲口每天8加仑)。亚历山大可以依靠船沿海岸从一地向另一地运输补给品，甚至在围攻一个缺水半岛的城市时用于运水。一条大型商船每天能够运输400吨物资，相当于4000头驮载牲口的运输量。
波斯人控制着海洋，但亚历山大却能依靠他的货船沿安纳托利亚海岸保持交通线，因为古代战船在海上只能停留有限的时间。一条小的轻型战船载有200名水手和划手，用于提供战斗力和无风时的推动力。但是，200人每天需要600磅食物和100加仑(800磅)水。那时船的设计是尽量使船上的每一样东西达到最轻，以便提高船速，因此只能携载有限的食物和饮水。船队缺乏远航的能力，只能在距岸较近的水域，以便经常靠岸补给。一次，马其顿部队通过在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沿岸巡逻的方法，赶走了波斯人的船队，使其不能靠岸补充饮水。一支如此受后勤制约的船队要实施严密的封锁确实很困难。
亚历山大在将近秋天时到达安纳托利亚的西南部，并在进军途中征服了这个国家。冬天，他把庞大的军队分开疏散，这样既有利于补给，也能够将此国家更多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第二年，他在7月底开始进军，这与安纳托利亚中部海拔较高的地区稍后的收获季节基本一致。但是，他不得不在通过这个极其缺水的荒凉地区之前预做准备。由于仅每头驮载牲口每天就要饮用8加仑水，所以他不能指望它们运水。
在首先确保该地区的人民臣服，并可能掌握一些人质，以使其继续保持忠诚之后，他派出先遣部队沿着预定路线出发了。这些部队携带着自己的给养，并携带或在当地征集更多的补给品，以建立起储藏所。此外，还在小溪上建起了堤坝，从而使溪水增加到3倍的水量。因为，在流动的小溪中，2/3的水在士兵能够解渴之前就流走了。由于在当地政府的合作下做了这些准备，所以亚历山大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原先既无食物又无饮水的82英里的地区。
地图1.2 波斯帝国(虚线为亚历山大进军路线)
在这次沿地中海东海岸向埃及的进军中，证明海运是不可或缺的。在对筑垒港口城市提尔(Tyle)长达7个月的围攻期间，城市附近的一条河流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是附近农业地区的收成却比军队谷物需求的1/10还要少。虽然驮载牲口能够从方圆60英里的范围内运输谷物，但即使在此范围也无法满足攻城者的需要。水运使攻城成为可能。在收获季节，由提尔向南进军埃及的途中，军队找到了充足的军粮补给，但又不得不依靠水运给部队运输饮水。在深秋时节开始的征服埃及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在尼罗河谷度过了整个冬季。
在征服庞大波斯帝国和入侵印度的漫长战争中，亚历山大所遇到的后勤困难比从海利斯庞特到埃及的行军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但即使战役的这一部分也显示出供给的重要性，并充分说明窘迫的后勤不仅制约军队的运动，而且制约其在一地的驻扎。
亚历山大由印度返回的旅途展示了行军会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计划沿阿拉伯海北海岸，穿过盖得罗西安沙漠行进，以便从船队获得补给。军队应当控制海岸，并从该地区的季节河向船队提供饮水补给，这些河流在夏天的雨季将被雨水充满。但是强大的季风卷走了雨云，使船队无法出航。亚历山大不能折返，因为为了迫使当地统治者屈服，所过之处已被劫掠毁坏一空。所以，亚历山大被迫在只有一点食物，而且河流之间距离也很大的情况下，穿越150英里的沙漠地带。并且，据亚历山大征服史的历史学家记载，在行军中，军队“遇到了由很厚的砂子堆积而成的高大山脊，沙地稀松瘫软，人走上去就像走进泥沼或是走在未经践踏的雪地上”。只是由于非凡的领导，才使其军队经受住了如此残酷的考验。 [ 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页。 ]
士兵们“宰杀了大多数马匹和骡子”以为食用，意味着军队已经没有多少手段保持其战斗力了。“这样，许多人被沿路丢在了后面，一些是由于疾病，而其他人则要么因为疲劳，要么因为炎热，要么因为不能忍受干旱饥渴。”为了避免炎热，军队“基本上是夜间行军，一些人因为困倦而倒在路上；醒来后，那些仍有力量的人跟踪军队而去，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安全地追上主力，其中的大多数都死亡在沙漠中，就像海上偏离了航线的人”。 [ 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584页。 ]
即使是下雨，虽然使河流充满了流水，使幸存者免于渴死，但事实证明，它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一次，因为水的缘故，军队露营在一条冬季会发洪水的小溪附近。大约在夜晚的第二班哨时，因为山区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在士兵们尚未感觉之时，洪水顺河而下。山洪迅猛异常，以致卷走了随军行动的大多数士兵的妻子和孩子，扫荡了皇家所有的行李以及没有卸载的牲畜。士兵们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才得以保全了他们自己。”在这次行军中，亚历山大能将其1/4的军队带回来，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 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4页。 ]
这次经验最生动地说明了古代军队为什么在计划行军路线时必须选择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区，以及为什么必须避开在收获之前的时期行动。他们需要当地居民的好感，但可以依靠高压政治；不过强迫比合作获得的食物更少。将军队分散成小组，沿多条路线不同的路线行进，对保障庞大军队的食物供给能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冬季分散军队则使其能够在农产品更富足的地域筹集食物。
要靠后方的仓库实施补给，就要依赖海运或河运，因为驮载牲口只能在半径60英里的范围内携运有用的东西。当然，远距离水运的运用也意味着，对于实施远距离机动的军队来说，后勤组织以及用于获取水运的补给品的经费或权力是非常必要的。亚历山大的波斯战役充分说明，其严密组织起来的王国拥有所有这些后勤保障必需的条件。除了一次在沙漠中近乎灾难的经历以外，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在漫长的波斯战役整个过程中，均保持了充足的供应。
亚历山大卓有成效的保障系统，是罗马政府赖以维持其军队后勤组织和方法的鲜明例证。罗马严密的后勤保障系统，使其与敌人在这方面相比，总是处于同等而且通常是优势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支持其征服战略成功和保护帝国生存的基础。
战略
持久战略与袭击战略的区别
军事战略把战术与后勤结合在一起，以计划作战的实施。按照传统的定义，战略有三个部分。大战略，把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决定战争实施计划的广泛轮廓。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必须解决陆军和海军的集中与机动问题。战略最低的分支是大战术，考虑军队机动及为会战创造条件的通常行动等问题。本书使用战略这个术语，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和大战术。这一直是战略这个术语传统上所表述的领域。在本书所有运用这一术语的地方，均仅指其军事内涵，将不涉及政治、经济或其他这类影响力量之间关系的因素，这类因素最好限制在大战略的概念之内。如果从总体上说，这一界定与当前美军称为战役的概念略有区别。
正像古代战争所展现的那样，当代战术家已经考虑到的大多数可变因素，在战略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先例。古代战争艺术大师们在他们的战略中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复杂性，其后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们。
古代的战争经常使用袭击。袭击是一种对敌国短暂的侵扰，而入侵则是暂时或永久地占领被入侵的领土。虽然袭击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形式，但它的目标常常并非纯军事目标。比如，袭击者尽量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入侵外国领土可能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取战利品的纯经济目的。这种袭击还可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袭击者造成破坏但不能获得额外的效益；这种袭击(或这种袭击的威胁)是为了从被侵入国获得政治特权。如果袭击者拥有骑兵而对手没有，那么他们的袭击可能不必冒严重的战斗风险。如果袭击者与防御者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那么袭击者就要冒较大的冲突危险，但仍能把撤退放在首位，摆脱追击。
不管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袭击给袭击者和防御者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袭击的短暂性并非意味着一定要避免冲突：一支优势的军队可能确实要在敌人的领地内寻机会战，但并没有要留在那里控制被入侵国的打算。
这样，人们就可以区别袭击性与持久性入侵战略了。前者只是在敌人领土上短暂存在，而持久性进攻战略的目的则是要长期乃至永久地占领敌人或盟友的领土。持久性防御战略就是要设法防止这种占领。防御者和进攻者的持久性战略，都设想两支主要敌对军队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与此不同，袭击者经常能在不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达到其目标，而且他们常常设法做到这一点。
古希腊人经常运用袭击战略。他们只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很少设法彻底打倒敌人。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在即将收获之际侵入邻近的城邦，毁坏对方的庄稼。他们还可能以烧毁建筑物、砍倒橄榄树和葡萄树的方式进行更严重的破坏。被入侵的城邦有一个选择：要么屈服，失去农业资源；要么召集起民兵组成的重型步兵进行战斗。
如果被入侵的城邦抵抗，战斗通常在双方同意的平地上进行。若防御者已经在山上占领了有利的阵地，袭击者会“拒绝在这种地形上与之作战，而是绕过去”，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解释道，“去摧毁其领地”。这不仅迫使防御者离开有利阵地，而且诱使他们去攻击分散实施破坏的入侵者。若入侵者占据有利阵地等待对方来攻击，防御者就会在等待入侵者出来，因为他们很容易获得补给，而深入敌国的入侵者则不行，不得不离开阵地寻找食物。即使入侵者有办法在有利阵地上等待，他也就大大丧失了袭击的作用，因为防御者就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了。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8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5页。 ]
较强的一方不得不依靠这些破坏性袭击，因为他不能迫使弱者在敌强己弱的条件下与之作战。较弱的军队可以躲避在城墙之后，以便在战斗中居于有利位置，或者干脆利用比强军追击更快的速度撤退。实际上，简单的办法是，弱方可以实施无规律的机动，在其机动的乡下获得补给，并相当容易地躲避强方。古代战争的指挥官们常常无法诱使不愿作战的对手与其交战，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这种窘境。破坏性袭击既提供了一种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替代物，又提供了一种迫使弱军交战的手段。
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袭击战略迫使敌人要么拱手让出袭击者所期望的政治特权，要么进行交战以保护自己的庄稼。如果防御者感到被打败的风险大于负担政治特权的风险，那么他就会屈服；如果相反，他就将进行战斗。但是也有第三种选择：如果防御者认为袭击者的政治要求太让人难以接受而通过会战获胜的机会又太渺茫，那么他可以忍受袭击代价，将军队始终保持在有利阵地上或者城墙之内。
希腊人运用袭击同时追求军事和政治目标。如果破坏敌人的庄稼能获得政治特权，那么袭击就直接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如果由此引发了与弱敌军队的作战，那么袭击也就达到了军事目标，会战的胜利也能导致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双重目的的袭击仅代表了一种袭击类型，并且在把军事与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方面是相当有特色的。
在重型步兵会战中获胜的一方通常也就赢得了这场短暂的战争，尽管会战可能既不血腥，失败者的损失也不惨重。但是，由于其政治目标非常有限，比如吞并一小块领土，所以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也就足以影响战争目的的达成与否了。通常，战争消耗与政治目标的大小成正比，适度的目的只需要较小的付出，而大的目标则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战争后果的重要性意味着一方比另一方更大，那么看到战争赌注更大的一方将成比例增大其努力。最好的古代统帅和政治家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为有限的目标付出无限制的努力。
希腊人的袭击战略是其依赖民兵部队的直接结果。常备军或许会拥有筑垒战略要点，并可在边界抵抗袭击者。使用民兵是导致战争短暂的重要原因。在一个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双方都不可能动员军队很长时间，使士兵长期离开民间职业。袭击战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斗争双方地理幅员较小，而且相对于要防御的空间和庄稼来说民兵部队的规模过大。在与波斯人进行的战争中，一位斯巴达国王曾以袭击破坏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比希腊的总面积还大。他运用这一战略只是打击了波斯偏远省份的一小部分，结果，想迫使波斯国王远远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彻底失败了。
亚历山大的战役：一个作战、后勤和持久战略的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三世所统治的波斯帝国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以占领敌人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例子。亚历山大的政治目标太野心勃勃，以致即使运用其庞大的军队在波斯领土实施非常广泛而具有破坏性的袭击，也是很困难的。
亚历山大率领着大约35000也可能将近50000步兵和骑兵，比波斯人驻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庞大多了，而且他还有敌人完全不了解的武器系统——禁卫军重型骑兵。虽然波斯人拥有强大的雇佣希腊重型步兵，但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在步兵方面占有优势。在国王未出席的情况下，关于是以战斗与亚历山大对抗，还是主要破坏亚历山大的后勤基地从而击败其军队的问题，在波斯将军们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希腊步兵的指挥官向将军和官员会议提出建议：“不要冒与马其顿人冲突的危险，因为他们的步兵与自己相比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是亚历山大亲自带领；相反，大流士却未在这里。这位指挥官建议，前去以马匹践踏牧草，毁坏饲料，烧掉乡下的庄稼，甚至连靠近城市的地区的庄稼也烧掉。‘这样’，他说，‘亚历山大由于缺乏给养就不能在国土上停留’。”如果切实运用这样一种后勤战略，肯定能够在一块仅有少数集中耕作的国土上击败亚历山大的入侵。而且，波斯人控制着海洋，将能阻止亚历山大横跨爱琴海从希腊运来食物补给其军队。
此外，在早先的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曾经运用过这种后勤战略。精明的波斯指挥官没有用进攻去打败希腊人的进军，而是运用其精良的骑兵袭击希腊军队的补给线，从而迫使希腊人从普拉蒂亚的有利阵地撤退。波斯骑兵本已截获了一些补给品，但接着被派往希腊人后方的一支骑兵分遣队，“与正向希腊人营地运送物资的、刚刚进入平原的由500匹驮载牲口组成的运输队遭遇……看到这个囊中之物，波斯人立即发起了攻击和屠杀，连人带牲口杀得一个不剩，直到屠杀够了，才带着剩下的东西”返回波斯营地。这增大了波斯人本已充裕的补给，因为在底比斯附近波斯人拥有“自己充足的粮食储备，也有足够的牲畜饲料”。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39、41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3、534页。 ] 由于切断了处于驻扎状态的希腊人的补给线，而且波斯骑兵还暂时控制了向希腊大部分军队提供饮水的泉眼，所以希腊军队只能“坐以待毙”。希腊军队发现他们的补给态势十分严峻，饮水缺乏，“所携带的补给品坐吃山空；派出去寻取给养的随从由于遭到波斯骑兵的阻击，通道被封锁而无法返回营地”。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5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
虽然具有这种经验，而且希腊步兵的指挥官提出了建议，但是波斯人的会议仍然拒绝采取后勤战略，距亚历山大军队最近地区的官员主张，“他将不允许其统治下的一所民房被烧毁”。 [ 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2页，第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18页。 ]
于是，波斯人的会议选择了战斗战略，他们的军队在亚历山大军队进入亚洲或不久即与其进行了交战。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的禁卫军骑兵击败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接着又从翼侧和后方攻击了他们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从而使波斯人输了他们的防御会战。这次会战中，波斯人损失惨重，他们的步兵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此次失败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决定了在亚历山大军队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整个进军中，再无波斯野战部队与其作战。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流士开始组建新的军队。
在实施入侵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除了采用战斗战略别无选择，因为他没有攻击波斯军队后勤的手段。但是，他确实可以选择对付强大的波斯舰队。这支舰队有效地制止了马其顿人大部分跨爱琴海的运输。“虽然他们处于优势”，亚历山大的干将，聪明而又经验丰富的帕尔梅尼奥(Parmenio)还是“建议亚历山大进行一次海战，以期希腊人能够以自己的舰队战胜波斯舰队……他还极力解释说，如果他们赢得了海战，就能为达成这次战争的主要目标创造了重要的有利条件；而如果他们被击败，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即便如此，只不过是波斯人继续保持制海权而已”。亚历山大却坚持，他不想因如此“不可靠的一个因素”而放弃制海权，因为在海上“马其顿人拥有技能和勇气上的优势”。但是，他强调了海战一旦失败的政治后果，那将会对“他们天下无敌的战争声望造成不小的影响，还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希腊人因受其海战失败消息的鼓舞，可能会产生勇气，企图发动革命”，反对马其顿人对希腊的统治。 [ 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8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5页。 ]
但是，亚历山大可以不采取战斗方法而采取后勤方法，即“通过在陆上击败波斯军队的方法击败波斯舰队”。亚历山大解释说，“如果他攻占了沿海城市，就能使波斯舰队化为乌有。因为那样的话，波斯舰队不仅找不到征募水手的港口，而且在亚洲的所有海港都无法得到船只”。一开始，这一战略也适应其后勤需求：沿着肥沃的安纳托利亚海岸进军，并保持与其沿岸运动的补给船队的接触。 [ 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2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7页。 ]
这条进军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沿岸地区的人口希腊族人占大多数，经常起义反抗波斯当局。由于亚历山大代表着希腊城邦联盟，所以他发现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城市容易向他屈服。亚历山大打算寻找这样一个坚实的政治基地，以利于对波斯的征服，因为他明白这是成功的基础。面对这样一群由波斯国王臣民组成的联合起来的政治反对派，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胜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也不可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敌对国家。在亚历山大的进军过程中，希腊人的城市纷纷臣服，他扮演了一个把他们从波斯统治者手下解放出来的角色，并从这些臣服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员中指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官员。
亚历山大的这次入侵，显示了实施以征服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两个可变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亚历山大率领其庞大的军队进入一个像希腊那些城邦一样的小国家，那么他的军队与地域空间的比例就会使该国的人民大众不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他所进入的安纳托利亚虽然仅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地区，如果面对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要使这样一个大国臣服，并使之保持下去，那么他也会深感人手缺乏。亚历山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找到并精心而又精明地培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
亚历山大的成就说明了政治态度和培育政治态度的重要作用，而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的经验则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公元前130年，安条克七世由伊斯特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以收复其当时被入侵的安息人所占领的领土。安条克在战场上打败了安息人，受到希腊文化城市和许多其他不满安息人统治的城市的欢迎，他仅经过一次战役便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并把安息人赶回了自己的老家。为了确保他的征服，安条克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过冬，将其军队分散驻扎在几个城市里。但是，军队的消费，以及他们令人讨厌的行为，使这些城市疏远了安条克。这些城市渴望恢复安息人的统治。与此同时，安条克国王显然更热衷于以饮酒作乐打发冬天，而忽视了作为指挥官的职责。安息间谍设法安排安条克驻军城市的人民同时攻击其士兵，与此同时，安息人早已占领了战场，在当时欢迎安条克的地区找到了补给和支持。安息人杀了安条克，并与驻军城市的居民一起俘虏了大部分惊惶失措的军队。
波斯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人地区也向坚定而宽宏大量的亚历山大屈服了。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统治既宽松又精明，所以他们没有像安条克的支持者那样转过来反对他。马其顿人国王在波斯帝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稳政治形势，已经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向心趋势，当然也伴随着经常的叛乱。这些叛乱通常是由称为总督的当地统治者领导的。这些王侯要保持他们对整个波斯帝国的权威，确实困难重重，而且冲突不断。大流士三世只统治了两年，既没有建立起权威，也没有树立起威望，其原因只是由于他出身于皇族的一个远支，而且是通过暗杀两个前任爬上王位的。
亚历山大利用这种政治形势，而且通常能够确保大多数总督辖地的服从，叛乱的地区甚至在他跨越边界之前就屈服了。然后，他聪明而又小心翼翼地保全既得利益，常常给那些服从于他的总督赋予权力。
即使中央政府没有这些政治弱点，地方当局也会发现，在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军队之后，要想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也是困难重重。与希腊不同，波斯城市和省份没有民兵。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公民没有服兵役的传统，也从未经过军事训练，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国王和总督的职业军队。如果地方当局要对亚历山大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那么由于没有民兵防守其围有城墙的城市，他们只能放弃将亚历山大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持久防御战略，而代之以采取防御性袭击战略，袭扰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此后长期的征服过程中，亚历山大都面临这种反抗。
亚历山大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中部之后，沿着海岸向叙利亚进军。早秋时节，颇有才能的统帅大流士三世率领他的军队从巴比仑到达这里，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阵地，准备迎击敌军。该阵地位于亚历山大向叙利亚海岸推进方向地点的翼侧。波斯军队在一个肥沃的平原占领了水源充足的地区，在那里，国王能够很容易地补给军队，并且，如果战斗打响的话，他将有足够的空间运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大流士的军队占领了一处翼侧阵地，如果亚历山大通过该地前往叙利亚海岸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攻击敌人军队的后方。
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进攻，而是等待。他前后机动他的军队，寻找食物以及依靠船只获得补给。亚历山大预计，大流士的庞大军队会很快消耗尽附近地区的给养，从而被迫要么前进，要么撤退。但正当亚历山大的迟滞已经消耗了大流士的给养时，这位国王却令其军队向海岸运动。亚历山大还不知道大流士军队的运动。他召集了一个战争会议，决定挥师南下海岸。这样，尽管亚历山大实施了机智的迟滞，但事出意外，大流士军队从亚历山大的后方来到了海岸。在那里，波斯人拥有一条撤往叙利亚的路线，同时也切断了马其顿人的退路。
大流士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翼侧阵地。占领了这种阵地的军队，具有运动至由其阵地前通过的敌军后方的能力；运用这一有利态势，可以阻止敌军的前进。亚历山大没有攻击位于翼侧阵地的波斯军队，因为那里是平原，提供了便于数量众多、技能优异的波斯骑兵行动的良好地形；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后勤战略，这样，补给的短缺就会迫使大流士撤离其翼侧阵地。虽然亚历山大没有感觉到，但其后勤战略确实起了作用，大流士不得不将军队向前机动。很显然，亚历山大更喜欢在海岸而不是在平原与大流士作战，于是他指挥军队通过敌人阵地前，而恰在此时，大流士也指挥军队向前运动，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封锁了他返回安纳托利亚的路线，实现了在翼侧阵地上所能起到的威胁。
由于亚历山大的军队住在乡下，而且依靠沿岸航行的船只进行补给，所以大流士进至后方并未切断他的交通线。但是，这一位置确实打通了安纳托利亚通往波斯的道路，威胁到马其顿人已经征服了的土地，并有可能将亚历山大的入侵变为袭击，即通过了一个国家却未控制它。因此，亚历山大不能置这种态势于不顾，而继续向南方进军，而且，设法进入安纳托利亚绕到波斯人的后方也于事无补。这样，亚历山大就必须面对大流士的军队，与其进行并不畏惧的面对面的战斗。但是，波斯人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已经使大流士具有了在会战中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他必须进行这场战斗，以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帝国。
要想以后勤战略对付敌人，这对位于狭窄谷地之中的亚历山大的庞大军队和波斯人的军队都不利。于是，亚历山大立即下定决心战斗，向北进军，去攻击位于狭窄地形上的大流士军队。这种地形不便于波斯人强大的骑兵部队行动。但是，大流士由于将军队从翼侧阵地运动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而占据了进行战术防御的最大优势。波斯国王将军队部署在一条溪流的后方，以一些野战筑垒工事增强了正面，并将其骑兵集中于靠近海岸仅有的一块开阔地上。但是，亚历山大重型骑兵的战术优越性及其对四种武器系统熟练的综合运用，决定了这次作战的胜负。马其顿人在这次伊苏斯会战的胜利，使波斯人在人力和声望上遭受了沉重损失，并为亚历山大敞开了通往帝国地中海其余地区，包括埃及的大门。这些地区在亚历山大后续的征服中被占领。
亚历山大后勤战略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剥夺其基地的方式打败波斯人的舰队，因此他选择了征服波斯领土，而不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对大流士实施战略追击。出于这一原因，他在当年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用了7个月的时间围攻并最终占领了重要的城市和海军基地提尔，从而成功地打击了腓尼基海岸和波斯海上力量的心脏。一直延迟到第二年夏季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亚历山大已经完全征服并组织好了自己的后方，之后，他便在最佳战役季节开始其征服的第二阶段行动。这次战役，亚历山大采取以前的模式，在艾贝拉会战中赢得了另一个主要的战术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将大流士赶到了他的帝国最东部。
艾贝拉会战的前夜，自信的亚历山大睡得非常之好，以至于对第二天将军们叫醒他感到不耐烦。一位将军“问他，这怎么可能呢？当他就要去进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会战时，他还能睡得这样熟，就好像他已经是胜利者了。‘我们还没有取胜吗？’亚历山大微笑着回答，‘我们至少可以免受在广阔而荒芜的荒野上四处追击大流士之苦，终于使他与我们作战了。这还不是胜利？’”当然，国王对大流士的政治实力和打开波斯大门的评价过高了，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相对较小的军队在波斯帝国剩余的广大空间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迫使一个不情愿的对手与之作战所必然遇到的困难。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487页。 ]
在艾贝拉击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再次向东推进，接受波斯大多数地区总督的臣服。打败大流士之时他便宣布，波斯帝国的皇冠非他莫属，但要以仁慈宽恕和尊重之心对待被打败的波斯人，甚至开始穿着波斯式样的衣服。这些措施有助于波斯人官员归顺其统治，而大流士却被自己的一个部属贝苏斯谋杀篡位。亚历山大的进军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通常让投降的总督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他的征服补偿了他的战争，缴获了波斯国库的7290吨黄金和白银，为其继续进行征服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亚历山大与袭击战略的较量
总督臣服的模式不适用位于山区的大夏或沙漠附近的粟特(现阿富汗北部及其邻近的苏俄地区)。在当地领导人的带领下，这两个地区的尚武居民坚持抵抗亚历山大的统治。亚历山大率军穿过两个地区，占领了主要城市，俘虏了认为国家已经置于其统治之下的贝苏斯。但是，几乎是立刻，叛乱者们占领了他的8个位于粟特的筑垒哨所。亚历山大派出一支救援部队，奔赴距离最远的位于马拉坎达的一个哨所，并亲自指挥部队围攻并占领了其他的7个哨所。他屠杀了要塞内的全部居民，但是，这并没有吓住叛乱者，这种对恐怖的运用反而激化了对其统治的反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只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义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时，实施恐怖才能起作用。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翻译并编辑(普林斯顿，N.J出版社，1976年版)，第77页。 ]
显然，叛乱者不相信亚历山大能够获胜，被派往马拉坎达的救援部队的命运肯定支持了这种想法。在由800名轻型骑兵和1500名中型步兵组成的马其顿部队进攻之下，坚守马拉坎达的叛乱者撤退了。救援队对其实施追击，而拥有许多装备弓箭的轻型骑兵的叛乱者在沙漠附近的平地上停止了下来。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描述道：当马其顿步兵发起进攻时，叛乱者的骑兵“在步兵方阵的周围驰骋，向其放箭”，而马其顿人的骑兵“被连续不断的行军搞得疲惫不堪，而且也缺乏饲料”，因此对演变成防御的战斗毫无贡献。骑兵弓箭手对马其顿人始终保持压力，“无论其停止还是撤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箭所伤，还有一些人死于弓箭之下。于是，其指挥官将部队列成方队，向河退去”。经过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撤到这条浅河的一个岛上。在这里，骑兵“完全包围了他们。除少数人被俘，沦为奴隶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杀”。这种结果显示了轻型骑兵的战术威力，预示了后来克拉苏败在安息人手中的厄运。叛乱者从这一胜利中受到了鼓舞，促使亚历山大镇压政治对手的恐怖主义失效。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05页。 ]
当然，亚历山大要以牙还牙，但是，即使是使用新生的轻型骑兵也赶不上乘马的叛乱者。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态势，是古代战略家必须依此制定其战略的基础。在两种相似的武器系统之间，退却的总是比追击的快。退却的重型步兵比追击的重型步兵快；后撤的轻型步兵可以比追赶的轻型步兵快；此法则同样适用于乘马、乘车的武器系统。这是一条战略真谛，虽然在战术上可能与此不同，并且在战略上也可因诸如河流等地形障碍而改变这一规律。但是，退却的军队可以通过砍倒树木、烧毁桥梁、凿沉渡船等方法阻断道路，也可以留下后卫迟滞追击者，保障主力继续退却。退却比追击在战术和战略上所占有的优势，意味着亚历山大以轻型骑兵追击叛乱者的轻型骑兵注定要失败。
亚历山大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若干部分武装和乘马的叛乱者向其统治提出挑战，并控制了他的军队没有占领的地点。他的对手主要采取一种袭击战略，攻击他的前哨部队(强点除外)，避免与其大部队接触。亚历山大的对策是，将其军队区分为五部分，走遍整个叛乱国家，镇压敌人的大本营。他毫不畏惧敌人的轻型骑兵，因为他在军队数量和质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有充足的轻型骑兵、徒步弓箭手和投石手兵力。他还通过在当地招募的办法增大了自己轻型骑兵的数量。
亚历山大的对手以袭击迎击他的持久战略。依靠撤退比追击速度快的优势，他们设法避开马其顿人的强大军队，集中攻击较弱的分遣队，然后在亚历山大的军队迫使其战斗之前便撤走了。这些由较弱的一方实施的袭击，与希腊人所使用的著名袭击不同。希腊人是作为较强的一方实施的袭击，其目的是破坏谷物，以获得政治特权或强迫较弱的一方与之战斗。希腊城邦无法与难以捕捉的敌人战斗，只能攻击他们的资源；而大夏人和粟特人则与此不同，在追求战斗战略的同时避开主要的敌方军队。这种类型的袭击在战术上与皮尔塔斯特接近重型步兵投掷标枪尔后撤走以避开突击战斗的行动相似。这种对袭击的用法，所依靠的是袭击目标不确定和逃开追击者的能力，而此正是构成游击战争的基础。
攻克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剥夺游击队进行袭击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避开追击者所必需的无拘束机动能力。他在这个国家的已平定地区建立了大量筑垒军事哨所，并分别派兵驻守。这些哨所降低了他的军队在袭击者攻击面前的脆弱性，并抑制了袭击者的运动。这些哨所控制了交通线，因此像阿利安所描述的，叛乱领导人在一点上“看去，就像所有的地方都被马其顿的驻军占领了，他们连逃走的道路都没有”。地理因素也促进了制止叛乱者运动目的的实现，从而使他们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因为，大夏的群山限制了通往亚历山大占领区的山谷的道路，而粟特的干燥则限制了聚居于河流附近潮湿地区的村落。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7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8页。 ]
亚历山大的每一个筑垒哨所都配置有骑兵部队，以便追击袭击者。阿利安描述了叛乱领导人斯比塔门尼斯及其来自斯太皮斯的西徐亚人是如何袭击的情况。他们占领了大夏的一个要塞，但发现另一个要塞太强，于是，叛乱者在“收缴了大量的战利品之后就走了”。第二个要塞的驻军包括60名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禁卫军骑兵，“这些大病初愈的骑兵听到西徐亚人的袭击之后，立即披挂上马。然后，从驻地召集了80名雇佣希腊人骑兵”，“其中一些是皇家的仆从，向外冲去”。他们“向西徐亚人进攻，西徐亚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第一次攻击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战利品，并杀了运载这些战利品的大部分人。但由于骑兵之中没有人指挥，因此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返回，结果中了斯比塔门尼斯和其他西徐亚人的埋伏，损失了7名禁卫军骑兵和60个雇佣骑兵”。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7页。 ]
这类双重意外在游击战争中当然肯定具有典型性，一直困扰了亚历山大两年。虽然马其顿人所采取的措施增强了对攻击的防御，而且抑制了敌人的运动，但他们想去除游击队袭击的企图却失败了。要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制止在人民之中得到政治支持的游击队的袭击，入侵者的士兵显得太少了。
于是，亚历山大采取了一个新的政治措施：他放弃了恐怖统治，转而实施怀柔政策。安抚对手的关键一招是与大夏主要巨头之一奥克夏尔特(Oxyades)的女儿罗克桑娜(Roxana)结婚。亚历山大会发现，他的政治姿态并不太痛苦，因为据说他爱罗克桑娜，而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人们则认为，“罗克桑娜是他们所见过的亚洲女人中，除大流士妻子之外最美丽的一个”。这使得奥克夏尔特顺从了亚历山大的统治，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胜利者的征服和傲慢给其带来的羞辱”。通过其他相应的政治行动，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政治基地，这对其有效的军事措施是一个补充。最终，他克服了人民对他的统治的反抗。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20页；柯蒂乌斯，《亚历山大史》，第8卷，第4页，第25行，转引自约翰.C.罗尔夫翻译的柯蒂乌斯著《亚历山大史》两卷本(剑桥，麦斯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第271页。 ]
就像在波斯帝国剩余地区的征服一样，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治基地支持他的军事胜利；若非如此，以这样一支小的军队，在相对广大的大流士领地上，必败无疑，就像后来安条克军事胜利的影响在面对人民的政治对立之时烟消云散一样。
没有政治支持的军事胜利：汉尼拔与费边战略斗争的经验
汉尼拔及其马其顿战斗系统与罗马人相比，具有亚历山大与波斯人相比相同的优势。就像亚历山大一样，迦太基领导人也热衷于取得连续的战术胜利。但是，汉尼拔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亚历山大完全不同。虽然意大利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比是渺小的，但对于汉尼拔一开始只有不超过50000人的军队来说，要征服它还是显得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汉尼拔在坎尼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仍然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是一种盟友对罗马政府的畏惧和尊敬之情”。此外，罗马人自己及其盟友均拥有民兵。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都能保卫自己，而军队如果被消灭，罗马人可以创建和替换比波斯国王所能创建和替换的更大的军队。虽然动员的民兵步兵与汉尼拔的正规军队相比缺乏战斗力，而且也无法模仿马其顿人的合成军队战术，但是他们具有构筑和防御筑垒要塞的能力。这样，汉尼拔所面对的是一种在20世纪被称为民族抗战的战争。这种战争所发生的国家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足以防止其军队的大部分不被敌人同时控制。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页。 ]
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前，汉尼拔胜利进入意大利，就已导致费边领导下的罗马人采取更加慎重的战略。敏锐而又精明的、掌握指挥权的费边率军迎敌。当时，汉尼拔“拥有如此之多的战利品，以致其军队无论是拉还是背都无法将其全部带走”。他们在“亚德里亚附近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安营扎寨，在那里，他“付出巨大的精力用于恢复其人员和马匹的元气”。费边在距汉尼拔6英里处安营扎寨。汉尼拔“希望一鼓作气发起攻击，对敌人造成有效的威胁。于是他率军出战，想在距罗马人营地不远的地方与其交战，但等待了一些时间之后，无人出来迎战，只好又返回自己的营地休息。狡猾的费边早已决定，绝不冒任何风险，或者冒险与敌人战斗，而把保障部队安全和自己对部队的控制作为其第一位和主要的目标。他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目的”。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86页第9-10行、第87页第1行、第89页第1-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13页、第217-219页。 ]
汉尼拔是其时代的伟大斗士，当然不会贸然进攻驻扎在筑垒营地内费边的罗马军队。因为在那里，罗马人的防御力量将会轻易地压倒迦太基老兵的战术技能。但是，费边战略的内涵绝非仅仅是避免失败。无论何时，只要迦太基人运动他们的军队，“罗马人就继续向后方运动，始终与敌人保持1-2天行程的距离，绝不接近敌人或与敌交战”。有时，费边会“与敌人平行机动，并总是在敌人的前方占领阵地。这些阵地都是他根据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所选择的最有利的阵地”。采取这种跟踪汉尼拔军队的做法，诡计多端的费边使敌人的后勤补给困难起来，并赢得了一些小冲突。因为，当时汉尼拔不得不分散其军队寻找食物，而一些人就会“远离其驻地进行掠夺”，此时，罗马人就能“抓住或杀掉一些敌人”。采取这种方法，费边就能“始终持续不断地削弱敌人有限的兵力”，并且，通过袭击掠夺者，还能“以这种部分的胜利恢复自己部队的士气”。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9行、第90页第1行、第90页第2-4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1、219页。 ]
费边战略的基础是拒绝会战的能力、实施防御的战术力量、对有城墙城市的控制能力和优异的后勤供应。从对掠夺者和散兵游勇实施突袭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集中兵力以强击弱的小规模袭击战术；从控制国家和接受在深壕后面战斗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持久防御战略；而从他常常依靠后退方面来说，他也依赖袭击战略。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两支编制结构相同的军队之间，追击者难以赶上撤退者。只要能够避免被诸如河流等障碍物阻碍，费边总是能够摆脱汉尼拔；而他对地形的熟悉，则使他总能避免失策。当然，费边也乐于按自己的规则打仗，也就是在深壕高垒的营地内作战；但是，汉尼拔从未被敌人的费边战略所激怒，犯下在费边希望的地方作战的错误。
地图1.3 迦太基势力范围
汉尼拔确实破坏了一个特别肥沃的地区，希望“迫使敌人战斗”，但是费边太聪明了，绝不按敌人的规则战斗。他认为，在那里他将面临的肯定是败在运用优越的亚历山大战术系统的伟大将军手中的厄运。取而代之的是，费边要么利用防御的战略力量撤退，要么利用其战术能力防守坚固的筑垒营地抗击敌人的正面进攻，并占据了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采取这些办法，他可以从自己的国家获得充足的补给。由于能够从城市的谷仓中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源，所以费边“从不允许他的士兵以任何借口从事掠夺或从营地分散出去，而是让他们始终集中在一起，寻找时间和地点上的有利战机”，抓住迦太基人的抢掠者和散兵游勇袭击之，尔后迅速逃走，以避免与迦太基人的大部队发生冲突。虽然费边战略具有某些后勤战略的成分，但其主要进攻因素却由集中兵力和以强击弱组成，所执行的是一种谨慎的袭击战斗战略。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11行、第90页第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221页。 ]
就像在进攻战术中，伊巴密浓达那样的指挥官寻找并攻击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或集中较大兵力攻击敌人战线的一部分一样，在费边战略中，当他集中较大兵力对付迦太基人的抢掠部队时，其做法与进攻战术是同样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攻敌弱点的袭击效能在战略中与战术中是一样的，而且，在战术中，防御者的弱点只是与集中了较多兵力的进攻者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的。但与战术不同的是，在敌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时，兵力已经占优势的战略进攻的一方仍然必须找弱敌打。费边是通过达成突然性和切断迦太基人抢掠者的退路来做到这一点的。
汉尼拔的战略渐渐取得了成功。毁坏乡村没能迫使费边与其会战，但最终迫使罗马人的指挥官和战略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了他们在坎尼的灾难，但这场灾难反过来又促使罗马人返回费边战略，并再也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基地地区，仍能随心所欲地在意大利半岛上纵横驰骋。他的战略的基础是：罗马人改变他们的战争目的，并通过谈判实现迦太基人能够接受的和平。但是，罗马人有时有些冥顽不化，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及其军队不得不在意大利又停留了13年。
除了那些费边所利用的因素以外，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蕴藏于以各个城市训练有素的民兵为基础的庞大军队之中。罗马人的力量还在于对中心都市的控制以及这些城市筑垒所提供的防御能力。由于道路总是穿过人口中心，这些障碍妨碍了汉尼拔的运动，并确保了罗马人对从属乡村的控制和补给。依靠骑兵作战是汉尼拔的擅长，而对付筑垒城市，与罗马人相比则没有什么优势。罗马人在攻城技巧上同样擅长。在所有对筑垒城市的持久进攻中，汉尼拔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后勤问题。而且，他还不能依靠水路进行这类长期补给，因为强大的罗马海军统治着海洋。除了依靠驮骡补给庞大军队通常所遇到的困难以外，汉尼拔还不得不对付罗马军队对其补给地域的蚕食，捕杀其搜寻粮草人员的行动。因此，汉尼拔不愿意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