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政治目标后面的动机的力量影响到致力于战争所需要的动用国家资源的大小，以及失败时接受敌人要求条件的程度。可以用经济上的供需关系来进行类比，政治动机可比为顾客对产品的欲望，战争中的军事和其他代价与经济上商品的价格相似。战争中冲突双方起到的是买方和卖方的作用。一个胜利的进攻方可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却发现敌人不想接受他关于失败的现实，而他已经付出了他认为取得胜利所值得的全部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事件不会改变双方的政治欲望。但如果由此达成妥协，双方意志的坚定程度将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这可能和市场上买方购买了少量的商品但付出了高昂的单位价格的情形相似。确实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即胜利者为达成政治目的而愿意付出的军事努力的程度，与失败者承认失败和接受较强一方要求的程度相一致。但认识动机和目的、军事代价与军事成果、军事前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本书的内容。
但有时政治意愿和在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交战者在战争中有多大的士气和战斗决心取决于其政治目的，战争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与失败时所需付出的政治代价直接相关。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当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军队打败丹麦后，他们似乎已使他们的敌人感到害怕并接受了失败。但皇帝的《归还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财产，提高了战争的要价，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另一方面，战争的长短和强度也会影响到政治目的，这是手段影响最终意愿的例子。这种情况与下面经济上的例子大致相似：一位买方在付出了超出计划的金钱后要求得到更多的产品，以作为对增加的支出的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不断提高战争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时在战争目的和强度或持续时间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三国同盟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在1865年，表面上是由于领土纠纷引起了巴拉圭对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巴拉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令人惊奇的顽强精神。在长达5年的战争中，三国同盟彻底打垮了巴拉圭，仅战争中征召的巴西民兵的数量就超过了巴拉圭的全国人数。如果说同盟国取得胜利花费的时间显得过长的话，那么巴拉圭的努力就更异乎寻常了：巴拉圭政府将征兵年令降低到12岁，征招了妇女参军以代替短缺的牲畜拖拉火炮和大车，随后又实施了无情的后勤战略，破坏了入侵者前进道路上所有村庄，屠杀了所有动物。在战争结束时巴拉圭的人口下降了55%，只剩下2.9万名男人，10.7万名妇女和8.7万名儿童。巴拉圭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已经和原来的政治目的或战争的结局几乎没有关系。
历史上也有大量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使政治目标受到限制的例子，这些情况包括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要求超越经济资源可能支持战争的能力，或者虽然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军事手段但却缺乏使用这些手段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所以，可以容易地发现，虽然有巴拉圭这样极端的情形，在战争与政治的分界处，选择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组合去实现一个特定的军事使命，类似于顾客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在市场中比较挑选货物。
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是蛮族人、阿拉伯人、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袭击战略的基本特点。当然，对商店和银行抢劫的背后也有同样的动机。虽然使用军事手段追求经济目的的主要方式是袭击，但正如使用袭击战略可以直接达成政治目的一样，在19世纪也有大国运用持久战略达成经济目的的例子，这些国家使用军队夺取外国的港口，没收其关税收入以偿付拖欠的债务。
实施和防御此类作战行动与维护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进行的作战行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只研究军事战略也就相应地解决了这种类型的行动的军事问题，当然它们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有些因素，例如兵力空间比，对所有四种类型的战略都有影响。如果和战场大小相比，进攻方没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进攻方就无法迫使防御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进攻方的军队也就没有有效的战略手段迫使敌人战斗，除非是防御者自己要与进攻方作战。另一方面，如果兵力空间比过高，进攻方所面对的将是绵延不断的筑垒战线，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就是这样。
图解12.5 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图解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图解12.5中的垂直线作为空间的尺度，水平线代表军队的数量，45°线附近区域代表能取得战略决定性胜利的区域，这种情况下的军队组织样式类似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情况，它能够实施一种持久战略并迫使敌人要么战斗，要么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如果军队是在较大的空间中作战，从图上看将位于45°线的上方区域，它们将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拿破仑在俄国就面临这种情况，更早的历史中集中整体的军队之间的战役也与之相似。正如蒙特库科利能避免与图仁作战，提利和古斯塔夫都无法迫使对方与自己作战一样，拿破仑只有在俄军愿意的时候才能与之作战。这种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不仅有利于实行袭击战略，而且经常是惟一的选择。
191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兵力空间比的比率远低于45°线。这种情况下交战军队之间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其结果是陷入战壕战的僵局。对掘壕据守的敌人没有任何翼侧可以对其发起进攻，也没有任何替代正面进攻的方法时，只能进行阵地战。但和两个世纪之前荷兰阵地战中那种典型的城堡体系不同的是，交战国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在整个前线构成绵延不断的战线。以往防御者必须解救被围攻的城市，这为进攻方提供了迫使防御方向进攻方的掩护部队进攻的机会，但在绵延不断的正面战线的情况下，进攻方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实施战术进攻。当然，阵地战自身就是兵力空间比过高的表现。
兵力空间比的这种可能的影响，只在双方军队编成和武器系统相似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例如，当罗马人在几乎没有地形障碍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与安息人作战时，兵力空间比所起的作用很小。安息骑兵利用其较高的机动性可以避免与罗马人作战，或迫使罗马步兵战斗，而不论双方人数的多少。但如果双方军队具有相似的机动性时，兵力空间比就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双方军队在编成和机动性上相差不多时，防御方有两种能力：它可以正面抵御进攻；也可以利用退却对追击方形成的基本的战略优势。当在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实行持久战略时，就像1914年的情况，防御方抵抗正面进攻的能力就成为防御方促成僵局出现的主要手段。当兵力空间比较低时，历史上大多数战役的情况都是如此，防御方可以利用避免会战的能力迷惑进攻者。对此，指挥官们没有必要在战术和战略手段间进行选择，正如罗马人依靠城堡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并将其战胜一样。
汉尼拔的经验也表明，兵力空间比影响到胜利的军队所能达成的战果。如果兵力空间比较小，而且对方是一个在政治上敌视占领军的国家，那么即使是在打败了对方的军队之后，也很难将其控制。英国在百年战争中的经验就表明辽阔的法国是如何吞没了英国入侵者的。罗马人通过漫长的时间和系统的步骤才将其征服巩固下来，这又是兵力空间比对胜利的军队将其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产生影响的又一例子。
上述论述只适用于持久战略，对袭击战略而言情况并不复杂。袭击者只有在远离45°线的上方区域才能奏效。如果在战场上敌人的兵力空间比不是很低的话，袭击者会发现他们机动困难，而敌人的抵抗到处都很强。所以，对于袭击来说进攻强于防御，但袭击只适用于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
退却对追击的优势
从古希腊以来，退却对追击的优势对战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重要的原理只适用于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情况，当然，轻步兵在行军时能超过重步兵，轻骑兵能超过重骑兵，乘车人员的机动速度更是远超过徒步人员。在撤退时，具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不会被追击方追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追击者使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例如破坏桥梁和伐倒树木。另外，撤退的军队还可以使用后卫迟滞追击者。后卫通常不必作持久的战斗，只需迫使敌人由行军队形改成战斗队形，然后就立即后撤，这样撤退中的军队就与追击之敌拉开了距离。
如果两支军队编成相当，弱小的一方如果缺乏力量、战斗意愿，或没有机会使用战术手段抵抗正面进攻的话，他可能会撤退。通常，当在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有利条件下，后撤的军队可以从容地向任意方向撤退，直到19世纪末为止，它的对手没有任何可以迫使其进行会战的手段，因为在强大的一方部署战斗时弱小的一方可以逃走。
这种规避行动，经常使强大的一方在迫使弱小一方战斗上无能为力，促使弱小方采取袭击战略，这种情况也是袭击行动成为可能的基础，并确保进攻者在面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时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没有退却对追击的战略优势，袭击者在试图逃脱时总会遭受灾难性的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无法接近其袭击目标。当然，适用于袭击的条件也制约着撤退对追击的优势，即较低的兵力空间比，袭击者与防御者具有在机动性上相同或较好的武器系统。
集中兵力攻击弱点、分散敌人和战争原则
拿破仑曾说过这样的战争名言：“战略的本质就是，在攻击处或被攻击处集中比敌人更多的兵力，即使是对一支弱小的军队也是如此。”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战术，对作战战略、后勤战略、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都产生影响。正如在会战中交战双方都努力攻击敌人和保卫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寻找己方或对方战线上的脆弱点一样，在战略上指挥官在进攻时也要寻找并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并将敌人的军队作为威胁的根源集中兵力对其进行防御。敌人的后勤系统通常比其战斗部队更加脆弱，构成最佳的攻击目标，因为后勤战略通常也意味着进行某些战斗(在防御时实行焦土战略的情况除外)，与之相应的攻击敌人弱点的要领与后勤战略的要领几乎没有差别。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小沃尔特上雷弗罗译(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
在执行其任务时，无论是将攻击目标定为敌人军队或后勤系统，袭击者总是攻击其弱点。防御者也总是尽可能地使其最强的军队面对袭击者或诱其攻击。但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通过积累许多战斗或后勤的小胜为战争胜利，必须比实行持久战略的一方更巧妙地利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这些袭击者通常力量较弱，他们利用退却的优势避免受到强大的防御一方的打击，因为他们除直接的袭击目标外并不追求其他的战略目的，所以可以对任何战斗或后勤目标进行攻击。由于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袭击战略将分散防御者的力量，并为进攻者造成更多的袭击机会，它能容易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从而使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在进攻上强于实行持久战略的防御方。由于所有类型的战略都包括战斗的可能性，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或取得最好的战略地位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的必然推理就是分散敌人的思想，相反，如果防御者隐真示假以假的弱点欺骗进攻者将有助于防御。古斯塔夫在其对提利的战役初期曾巧妙地运用分散敌人的原则，其后又运用这一原则渡过莱希河天险；欧根也曾利用分散原则迷惑卡蒂纳元帅，渡过阿迪杰河和另外两条河。现代的战略性分散敌人的行动曾促成更具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1940年5月德国进攻地形条件更有利的荷兰和比利时时，将法国的预备队吸引到比利时，德国人则乘机进攻法国阿登地区。埃伦比在向西发起1918年美吉多进攻前将土耳其的注意力引向东方，1944年蒙哥马利在对诺曼底以西登陆场进攻前，首先对诺曼底以东海岸猛烈进攻，也是以明显的威胁加强敌方指挥官的错觉。虽然这并不是成功的分散行动的必要条件，但它却有助于达成上述目的，也要求在寻找敌人较弱的目标时要避免选择明显的目标。
由于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对进攻中运用集中兵力打击弱点的原则，比在防御中对应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力量的原则的论述要多得多。但这一思想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集中原则，这种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普遍适用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不适用的。如果指挥官利用集中的原则对付敌军的主力，这种集中可能会违反进攻时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许多国家军队今天遵循的战争原则指的是普遍的集中原则。然而，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应遵循的这些原则反映出军事行动的本质，即在进攻中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或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对付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目前美军在战争中遵循以下九条致胜原则。
目标原则是指指挥官必须对其要实现的目标十分清楚。进攻原则认为，防御无论它是多么强的作战形式，都无法单独取得胜利。只有进攻才能支配敌人并夺取胜利。简单原则指出复杂的计划和行动方案在实施时将遇到过多的困难，只有简单的方案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机动原则强调在战斗和战略上的机动性。统一指挥原则强调，分散指挥由于缺乏对行动的协调和对目标的一致认同，有导致失败的风险。突然原则的价值在于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无法最有效地行动。安全原则要求指挥官要防止自己不了解敌人的情况，并使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不为敌人所知。做到这点意味着要组织好查明敌情的情报工作。节约兵力原则即不使用超过完成任务需要的兵力。集中原则是对节约兵力原则的补充：指挥官必须在其他地方节约兵力，从而在主要进攻方向或防御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
所有上述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达成适当的兵力集中的手段。对目标有明确的认识要求有统一的指挥，执行简单的计划以集中并节约使用兵力去攻击防御之敌的弱点或防御进攻之敌。这种集中兵力要求实施机动，且在完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将无法达成突然性。没有突然性，在进攻中就不能找到敌人的弱点，在防御时也无法使敌人毫无觉察地进攻已经集中兵力准备应付进攻的强点。无论是进攻自身，还是成功地进行防御后再转入进攻都适用进攻原则。
上述原则也包括受主动性思想的影响，这是个重要的思想，虽然它不是上述战争原则之一。集中兵力需要有主动行动的能力，包括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主动性通常为进攻方或较强的军队所有，它通常建立在对敌人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缺乏主动性，指挥官会发现很难达成突然性。因此，和九条战争原则一样，主动权是暗含于集中兵力要领之内的，所有上述原则不仅起到达成在进攻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防御时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的作用，而且是几乎所有军队行动取胜的重要手段。
迫使敌人战斗、迂回行动和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兵力
这几个原则在持续作战战略中经常得到运用。这种战争是过去200年中欧洲战争的基本特征，得到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研究，但在实行上述原则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在进攻中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如果它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缺乏压倒性的武器系统的话，综观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通常缺乏适应广大战场空间的足够大的兵力迫使敌人会战，除非是按照防御方选择的条件作战，进攻方这时遇到的敌人通常处于掘壕据守的坚固防御阵地上。例如，虽然提利急于战斗，但发现古斯塔夫在沃奔已严阵以待，故而被迫放弃进攻。大多数情况下，防御方都是据守在城堡或筑垒城市之中。
在许多世纪里，进攻方只有很少的手段迫使对方会战，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进攻方可以像古希腊人或在意大利的汉尼拔那样，通过蹂躏其国土而迫使对手战斗。但由于进攻方在日常的作战行动中已经消耗或破坏了大部分财富，特别是在防御方军队通常在进攻方周围活动阻止他们的掠夺和破坏活动时，这种方法很难发挥作用。进攻方还可以像16世纪初法国人在意大利进行的几次战役那样，利用围攻战迫使敌人战斗。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迫使援军采取战术进攻行动。
指挥官们还努力实现更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即诱使敌军进入绝地，从而迫使其要么投降，要么进攻拦住其道路的军队。爱德华王子在伊夫舍姆迫使德蒙特福特与之交战。法国亨利四世国王以为他实现了迫使狡猾的帕尔马公爵战斗的目的，但机智的公爵通过在河上架起桥梁逃脱了。在实施这一战略中迫使敌人对无法通过的障碍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与抓住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对手的困难性同样大。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使进攻者即使在有较好的手段诱使和迫使其对手会战时，也很难成功。由于这一原因，在战略上经常依靠毁灭性的袭击以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达成某一具体的军事目的。战略家们发现，和实施持久战略下成功的进攻同等效果的是对敌国城市和筑垒要点的系统的征服，并从而占领敌人国土。罗马人利用这种方法限制和缩小了汉尼拔控制的地区。但这种办法见效缓慢，并且如果在被占领国家得不到政治支持的话，就需要有不可能得到的大部队去防守被占领领土。古斯塔夫在德意志新教徒地区进行战争时使用了这种类型的持久战略，但他很快就谋求占领超出其控制能力之外的领土，其结果是，他不得不重新采取以后勤和政治为目标，和迫使敌人战斗为目的的袭击战略。
通过夺取城市和使农村堡垒化的方式缓慢地取得领土的标准程序是，通过限制敌人的机动将敌军从这一地区赶出去，这也是后勤战略的作法，为同样的目的，在敌人采取袭击战略时限敌机动可保护新取得的地区不受敌人的袭击。在荷兰的作战中也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在那里指挥官们面对着众多的军队所带来的问题，有些是有关筑垒的问题，有些则是士兵的问题，它们形成了一个僵局。然而，在18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将军们有足够的兵力控制战区，但其兵力又不足以形成僵局，虽然他们不能迫使其较弱的对手战斗，但却可在实施持久战略时迅速取得进展。为做到这一点，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绕开防御者的强点，进攻和控制敌人取得补给的地区，迫使敌人为寻找食物而后撤，或者像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进攻做好充分准备的道恩时那样，被迫救援萨克森，从而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上述战略表明，持久战略中通常暗含着后勤战略的成份。
由于防御方可以规避会战，会战只有在双方都同意时才会发生，这种同意通常是因为战争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判断，或出于迫切的政治上的需要。而且，虽然防御通常占有优势，但指挥官们都不愿意放弃通过战术上的决定性的会战来对敌人造成消耗和形成心理上的优势，从而按照自己的条件达成和平，或至少有机会占领被削弱了的或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对手放弃的大片领土。因此，将军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以战术方式解决问题，通过占领敌方领土的关键性部分，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被迫战斗。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战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军队的分散化和可以从纵队迅速转变为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增加了防御方避免会战的困难。防御方除直接向后方撤退外，其他方法难以避免战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有利于进攻方，它可以通过迂回运动，诱使敌人进入绝地或为被围困的部队解围，从而使进攻方占有战术防御的有利地位。然而，战略性迂回运动远比战术性迂回运动的价值大得多，它不仅可以通过围点打援，以防御战斗消耗敌人，而且如果敌人无法阻止迂回部队完成包围，它就有可能迫使敌人投降而全部将其歼灭。
战略迂回从拿破仑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是对战术迂回的模仿。正如在战术上绕过敌人侧翼攻击其后方能取得重大的战术成果一样，战略迂回攻击敌人后方也能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拿破仑在他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就是利用这种战略迂回，并切断防御者的退路而取得胜利的。大量的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战役中被俘和被打散，使这次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具有较大机动性的战术进攻部队有助于对翼侧和后方的进攻一样，具有较高机动力的战略进攻部队也提高了迂回行动成功的机会。德国人在1914年对俄国人的坦能堡战役中利用铁路进行战略迂回将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包围，1918年埃伦比将军利用骑兵对步兵机动性的差别完成了战略迂回，之后，又命令骑兵下马作战，执行对步兵的战术防御任务。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在战略机动性上的优势标志着以机械化部队对徒步步兵部队的战略机动优势达到了顶峰。
在没有战略进攻部队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得不利用战略突然性实现迂回行动的成功。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以出其不意的前进方向进行了迂回，而在乌尔姆战役中则利用前进的正面宽度和由此带来的战略上的各种机会达成了迂回。在1870年，毛奇以同样的宽大正面进攻为其造成了迂回巴赞的机会。很显然，战略突然性比战术突然性更为重要，如果使用的是较大的部队，很可能获得较大的成果。
在对实行持久战略的敌人的防御中，战略迂回也有重要的作用。防御方并不必真的对敌人后方实施困难的迂回行动，而只需进行迂回的威胁就能达到效果。在面对迂回威胁时，进攻之敌为保护自己，将被迫后撤相当大的距离，否则有可能在会战中造成严重的失败。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迂回的杰出的实践者是联邦军队的R·E·李将军。
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而实行内线作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为部队的进攻和防御部队的反攻创造了机会。进行内线作战的前提是具有迫使对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的能力，虽然尼禄在对哈斯德鲁巴和爱德华王子在对德蒙特福特的战争中都取得了成功，但腓特烈在对苏比兹和查理的作战表明，运气有时是会转换的。
内线作战之敌具有空间上集中兵力的能力，为向占据内线作战地位的敌人实施反攻，指挥官们需要在外线上同时采取行动——在时间上集中兵力。这是有许多困难的，特别是在沙佩式可视信号和电报发明之前缺乏快速通信手段时尤其如此。在进攻中，两支相距甚远的军队根据提前的协议安排同时行动，比协调对内线之敌的行动临时作出反应要相对容易些。即使如此，相距很远的两支军队要同时行动也是很不容易的，两支军队使时间拖延的机会增加了一倍。然而，英格兰国王约翰和皇帝奥托在对法国国王菲利浦的战争中在外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皇帝的行动比较拖拉。腓特烈的敌人们在1757年和1758年曾对他构成过严重的威胁，拿破仑的对手们在莱比锡取得了辉煌的和重要的胜利，根据仔细的计划实施向心攻击之后，将其军队集中起来。
在战略上将许多内线战役协调起来，可能得到重要的优势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利用其东线和西线对手们相对孤立的形势，在1914年集中兵力对付法国人，1915年对付俄国人和塞尔维亚，在1916年初对付法国人，1916年底临时集中兵力对付罗马尼亚人，1917年对意大利人进行打击。同盟国利用其海上力量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分离的形势，发起了强有力的和有效的进攻，迫使后者退出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利用其欧洲和亚洲的敌人互相隔离的情况，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德国。
然而，如果两面作战，其地形或其他条件相差不大时，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从本质上看要优于在空间上集中兵力。举例来说，假如一支有10万士兵的军队在内线，与外线两支5万人的军队作战，处于内线的军队可以集中7.5万人对付敌人的一支5万人的军队，让其余的2.5万人抵抗另一支5万人的敌军。这使进攻方在兵力上具有1.5:1的优势。但如果外线作战的军队采取在时间上集中兵力的对应措施，其中一支5万人的外线作战部队将在进攻时面对2.5万人所进行的防御，它将具有2:1的优势，而其友军将面对1:1.5的兵力上的劣势。然而，如果军队占据着坚固的阵地或地形特别适于进行防御，这将使兵力优势不起作用。而且内线作战军队通常具有更有效的统一的指挥，这是一项重要的战争原则，它也使内线军队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的大师腓特烈大帝曾指出在空间上集中兵力的另一个不利之处，这与他的时代的后勤系统状态有关，他写道：“在这样的战争中疲劳和不得不进行的许多行军会把军队拖垮。”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第371页。 ]
不仅迫使敌人战斗或使其直接向后方撤退的能力使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具有重要性意义，而且对射程不断增大的热兵器的完全依赖增大了数量优势的重要性。根据兰彻斯特N平方率的假说，每个士兵都能向对方射击，这是不适合古希腊士兵之间面对面的白刃格斗的战斗情况的。即使是18世纪滑膛枪手线式队形之间的齐射，也是不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条件的。但装备有远射程的快速火力兵器和间接火力火炮的分散的军队之间的战争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当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军队战斗力的变化不是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而是和军队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相应地，特别是对平时分散行动的军队来说，近期数量优势有了重要意义，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则更加重要，无论是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还是在时间上协调行动，或同时前进或进攻。分散的军队的这些形式的集中兵力的行动不仅为防御者，而且为进攻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战略上拥有可达成决定性结果的兵力空间比，军队拥有战术能力，并且分散行动的军队能迫使对手要么作战，要么直接向其后方撤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和战略迂回事实上代替了持久战略的老的方法：通过占领敌人领土，迫使其援救被围部队，或以诱使其进攻坚固阵地的方法迫使其进行会战。
袭击战略的本质及其目标
除使用飞机进行袭击外，拿破仑以后的欧洲战争中作战或后勤袭击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在拿破仑之前的整个战争史中，作战和后勤袭击战略作用显著，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袭击通常把敌人的经济或后勤资源作为目标，或袭击敌人的弱点——脆弱的易受攻击的部队。大多数袭击者都努力避免与敌人主力接触，完成袭击后就主动撤离。在受到敌人主力威胁时，他们通常就撤退，他们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目标，将军队转移到可以避免与较大的敌军作战的地区。袭击者攻击目标和前进路线的不确定性使其不会受到拦截，而且在撤退时他们也可以选择许多路线，这也使他们在完成袭击后容易撤退。在进攻中，袭击战略与持久战略大不相同，后者以占领土地为一般目的。在防御中，袭击的进攻特征体现在防御者通常依靠堡垒和只有在占据坚固阵地时才愿意作战，以及较弱的防御者主要关心保卫自己的领土，而不是进攻对手所控制的领土。
许多袭击行动有其后勤目的，但在破坏或劫掠过程中，袭击者也需要与平民或敌军小部队进行战斗，所以，袭击并不只局限于后勤目标。袭击者有时将敌军而不是他们的补给系统作为攻击的目标。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运输队的袭击，既体现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也是有意实行后勤战略的例子。
袭击者也采取进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有时候他们远离对手军队，去袭击其领土而分散敌人兵力，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强大的一方军队也利用袭击作为迫使不愿意作战的敌军主力参加会战或将其削弱的手段，他们通过破坏庄稼、财产达到目的。希腊人和汉尼拔以破坏性的进军迫使罗马人会战就是这种情况。
但在一些典型的例子中，当袭击者在力量上弱于敌人时，他们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行动避免与强大的敌军作战，同时则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普瓦蒂埃战役就是弱小的英军在避免与法军作战的同时，实施了毁灭性的袭击而取得胜利的例子。法国人到了普瓦蒂埃才追上英国人，这是因为英国王子受到他们携带的大量战利品的拖累，丧失了撤退军队比追击军队速度快的能力。在普瓦蒂埃英国人由撤退转换成防御，这种战术防御使他们打赢了战斗，又重新撤退，胜利地带走了他们的掠夺物。如果英国王子的目的只是破坏或与法国战斗部队脱离接触的话，他不必进行战斗也能进行袭击。具有较好的机动性的部队，例如马扎尔轻骑兵更适合实施袭击战略，但普瓦蒂埃战役表明袭击取得圆满结果并不依靠这一因素。然而，由于袭击者通常缺乏与敌人主力进行防御战斗的力量或意愿，他们更典型的作法是以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来保卫自己。
所以，袭击为弱小的一方对付较强的一方提供了战术和战略进攻手段。像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所进行的那些袭击一样，弱者并不必有进攻目的。奥地利人将袭击用于防御目的，他们主要使用轻步兵袭击腓特烈大帝的小部队，消灭后勤运输队的警戒部队并破坏运输车辆。采取这种办法，较弱的奥地利利用袭击打败了普鲁士的两次入侵。奥地利人采用袭击作为胜利地实施后勤战略的手段，由于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防御，这使奥地利人只能将袭击目标局限于普鲁士军队，而没有机会袭击更为脆弱的敌国平民。奥地利轻步兵与普鲁士重步兵相比机动性更强，虽然这两种步兵只是在装备上有所不同，而在机动方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进一步扩大了胜利。
这些类型的袭击者，使用战术手段与防御方撤退的战略优势相结合，与不太强大的敌人作战。由于袭击者有许多条路线可供选择，并在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选择进攻目标，而且这些目标的战斗力通常较弱，袭击者和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相比通常也具有更好的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所以，袭击本身的特点意味着进攻者或防御者无论实行后勤战略，还是作战战略都可以采用袭击方式。由于后勤系统的战斗力相对较弱，对这些目标的攻击实际是执行后勤战略。但法国人在西班牙的经验也表明，袭击者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军较弱的战斗部队，并在他们得到增援之前将其歼灭。
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有共同的战争目的。对作战战略来说，袭击的目的是通过将许多小的战术胜利积累起来达成消耗敌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作战持久战略是通过打赢一场或多场重要的会战实现对敌人的消耗。两种战略的目的都是使敌人丧失信心，使其相信他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但在一场会战中的胜利者总是努力发展其胜利，加重对战败者的打击程度，而袭击者却立即开始撤退。因此，不是在作战中对敌军给予重大的打击或控制大片的领土，袭击者依靠的是当时对敌人作战和后勤资源的破坏，以及取得战略胜利所必须的许多此类胜利所带来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好处。
执行持久战略以敌人的主力部队为目标，也能带来后勤目标的副产品，因为对敌人领土的占领能剥夺敌人的财产，并使这些资源用于支持进攻者。也可以按照进攻性后勤战略进行袭击，但其效果要差得多，因为它无法避免使该地区的所有财产被敌人所利用，另外，像英国人在普瓦蒂埃战役中携带战利品所遇到的困难表明，袭击者只能利用敌人领土上极少量的物资。
在防御中，袭击可以被用来代替防御性的持续后勤战略所采取的焦土策略，美国南部邦联就是以这种方法对付联邦军的。采用后勤袭击战略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点，上面提到波斯的属民们就曾反对用焦土战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试图在实施焦土战的国家内生存下去的外国军队会发现，它对残存的物资进行劫掠时更容易受到攻击；而袭击者也会发现，如果他们要在先前根据防御性的后勤持久战略实行过焦土战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话，也会使自己受到严重的制约。
结果是袭击战与将敌人的主力部队、领土作为目标的作战和后勤战略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完全依靠袭击，而不是在实行持久战略中只作为达成某些或全部后勤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和持久战略的作战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它意味着胜利要依赖于许多小的战斗和后勤胜利的积累，它比通过决定性的突击或少数几场会战取得的胜利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额外增加的时间和因此增多的消耗意味着很少有强大的军队会主要以袭击方式作战，除非它的兵力空间比非常低，无法迫使敌人主力作战或完成征服全部领土。但袭击战却为弱者提供了一种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手段，他可以在战略进攻或防御中运用袭击战。
因此，袭击和持续后勤战略相比，在剥夺敌人对其领土资源的利用和将敌人土地上的资源为袭击者所利用方面，并不太有效。然而，袭击还是为较弱的一方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一种方法。强大的一方在实行后勤战略时也使用袭击。袭击还可以通过在基本的作战战略中增加后勤因素而作为对持久战略的补充。
相应的，袭击是较弱小的一方对超出其能力而无法实行更有效的代价较低的持久战略的替代物，而强者运用袭击不仅是出于后勤战略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配合主要战略造成敌人的损失，以及进一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袭击是实施后勤战略的主要手段，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可以利用它。
即使是在抵抗敌人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时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持续防御，它的力量也不足以抵抗袭击者，虽然袭击者有时弱于防御者。袭击者将防御的两项主要优势之一——退却转化为主动地位。相反，为追上袭击者并用作战持久战略将其歼灭，防御者被迫采取较弱的作战形式追击，而袭击者却占有较强的作战形式撤退。另外，由于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袭击目标，他们比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有更多的机会集中兵力攻击对方的弱点，他们也就容易克服对方的战术防御，而战术防御是防御者继续占有的防御的另一项主要优势。
为实施压倒性的进攻，袭击者利用战术进攻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攻击目标。袭击者由于占有防御中撤退的战略能力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典型的作法是，他们避免较深地、频繁地卷入战斗，从而使其享有撤退的战术能力。
然而，袭击者只能进行战略进攻。在防御中，如果追击其他袭击者，或直接阻滞敌人的持续进攻，他们就不再是袭击者。所以，袭击者的战法在进攻和防御时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实施进攻，袭击敌人的基地、敌人的力量来源和其最脆弱之处。即使袭击者无法接近敌人的后勤系统，或他们自己受到威胁必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时，袭击者仍将继续进攻，而将袭击目标选择为实行持久战略的入侵军队自身。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否定了袭击的本质，他们也就不再是袭击者，因为不进攻是无法进行袭击的。
如果敌对双方都采用袭击战略打击对方的力量基础，战争结果将取决于他们力量的相对大小、他们战争基地的相对脆弱程度，以及政治和其他因素的情况。如果一方的后方基地暴露易受攻击，而另一方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比较脆弱的一方是不会采取袭击战略对付其受到保护的对手的。持续防御将是对付敌人袭击的惟一可以选择的战争形式。北欧海盗从海上对西欧袭击，以及来自遥远的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袭击传统上既具有军事目的，也具有政治和经济目的。希腊人利用袭击破坏敌国的庄稼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妥协，北欧海盗的袭击是为了经济目的，英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两种目的兼而有之。军队采用袭击战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消耗敌人，养活自己。袭击为战争中人数和武器装备上过于弱小的一方，在无法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敌人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防御手段。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于弱小无法进行战术防御的一方，虽然他们缺乏会战能力，但他们利用袭击手段对远较自己强大的敌人实施战术进攻，却达成了战略上的防御目的。当然，弱者能够作到这些是因为袭击在本质上是一种转换性的行动，其进攻性较强，并且可以依靠撤退的战略优势。
但如果战争中弱小的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对敌实行正规防御战斗，且能够依靠防御的优势抵抗住敌人的正面进攻，放弃正规战斗采取袭击战就不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只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对敌组织防御战斗时，才应采取袭击。因为如果不直接抵抗敌人就将自己的国家暴露给敌人入侵和蹂躏，乃至部分或全部领土被占领，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战争将成为持久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
总之，战争中较强的一方采用袭击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破坏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迫使敌人会战。
较弱的一方采用袭击战是为了下列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摧毁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代替会战。
袭击战的一种样式：游击战
当弱小的一方利用袭击作为作战战略的手段时，他的主要目的是施加政治压力，打击敌人的后勤，及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弱者还可以将基本上是以后勤为目的的袭击，与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进行的作战持久战略相结合使用。如果弱小的一方主要不是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所进行的防御战斗，而是采用一些或全部类型的袭击战，那么他进行的就是游击战，这是本书讨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游击战可能包括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的一种或全部内容，但是根据定义，它不是依靠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强者进攻的作战样式。相反，在游击战中，弱者利用的是防御者在撤退时的优势。而且游击战中的袭击者，不必以退却或分散的形式撤退，他们只需扔掉他们的军装，混入周围的人群，就没有人能把他们和普通平民区分开来。
在行动中，游击战的袭击战法运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游击战在近代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军队的抵抗，西班牙游击队在力量上远弱于他们的对手，但他们避开法军主力和强大的支队，专门攻击弱小的和分散的小部队，以及警卫力量薄弱的后勤仓库和运输队。他们攻击这些目标并努力将其歼灭，随后立即撤退，以避免与敌人增援部队接触。他们还破坏桥梁等没有得到保护的后勤设施。在他们对一小股警卫部队发起的进攻中，他们奉行的是单一的作战战略。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攻击运输车队及其警卫部队，他们追求的既是后勤目标，又是作战目标。而在对没有保护的桥梁的破坏中，他们只有后勤目的。游击队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许多机会获得突然性。袭击战略明显地有利于取得突然性，因为袭击者既没有固定不变的路线，也没有明显的进攻目标。行军中的部队就是其攻击的一个脆弱的目标。
但游击战的前提是敌人只有小的兵力空间比。如果敌人具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军队部署在一条连续的战线上，实际上它的正面除强大的进攻外不会受到其他小的进攻。它暴露的后方也将受到保护免受袭击者的袭击。当敌人的主力部队在其战线上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预防攻击后，连续的战线在面对袭击者的袭击时和受到小股部队的进攻时相比并不显得更脆弱。只有军队强大到能在其占领区的大多数交通线上都修建堡垒和派兵把守，才能有效地限制袭击战略的实施。因为游击队前进和撤退的路线受到限制，在他们的袭击中容易暴露，有被歼灭的危险。
地形在实施游击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山区或丛林地带游击队与骑兵作战效果较佳，因为骑兵不适合于在上述地形上作战。游击队在这些地形中得以隐藏和受到庇护，并且在这些地区一般都缺乏良好道路和通信网，游击队经常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态势，对在上述地形运动速度缓慢、人数众多的强大对手实施攻击。威尔士人对英国人成功地开展的游击战，与西班牙人对法国人开展的游击战一样，都表明了地形因素对游击战的重要性。
游击战需要有基地。虽然游击队传统上部分补给取之于敌，来源于对敌人后勤仓库和运输队的袭击，但游击队仍需要有一个能够可靠地得到补给的来源，例如隐藏的地区和火药工厂。如果没有这种基地，对食品、燃料、装备和弹药的需要将制约着作战行动，它不仅对游击队的行动，而且对袭击目标的选择都产生严重影响，迫使他们为了寻找补给，忙于从一次袭击之后又搞另一次袭击，耗尽其物资和心理资源。另外，基地还是休息和恢复的场所，也是退却的终点。威尔士崎岖不平的高山区就为威尔士人防御英国人入侵提供了理想的地形。
游击队的活动需要在公开支持他们的人民中进行。对游击队持敌对态度的人民将提高他们敌人的兵力空间比。汉尼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因此，和许多其他的军事形式一样，游击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游击战的目的就是通过许多小战斗的胜利把对敌人的消耗和对敌人后勤的破坏积累起来，从肉体上和心理上打败敌人。胜利可能意味着敌人完全放弃其努力，也可能是减少了他企图控制的土地数量。这种减少将使游击队彻底控制一个新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上招募新的游击队员。随着新生力量的参加，他们可能会获得战胜敌人的必要力量，而他们的敌人由于所占领土的缩小，其兵力空间比将会提高。
游击队在其新获得的政治上抱同情态度的土地上将奉行一种明确的后勤战略，以加强他们的补给和人员。但这种胜利并不一定能相应地削弱敌人的战斗能力。像法国人在摩洛哥的情况，法国人经常从一些地区撤出，他们也能够从这些地区轻易地撤离，带走他们大部分的税收、补给品，并仍从双方争夺区之外的基地征集新兵。
假设游击队力量不断增强，直到强大到能够放弃袭击而采用进攻性持久战略，这将更快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敌人放弃的地区上游击队得到政治拥护的程度。由于同样的原因，敌人无法利用持久战略防御游击战，他缺乏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的政治基础。
对游击战的防御和进攻
防御方经常依靠作战战略对付袭击者，他们追赶击袭击者，而袭击者却不受阻拦地撤走。然而，作战战略比后勤战略更适合于对付袭击者，因为袭击者将无法袭击交通线，并且由于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奉行防御性后勤战略实行焦土策略也难以对付袭击者。
为对付以经济目的为目标的袭击，罗马人和拜占庭人通过控制交通枢纽限制袭击者的机动，和对袭击者撤退时进行阻击的方法俘虏袭击者。罗马人修筑的边界城墙在蛮族人越过城墙进入内地袭扰时，有助于拦截他们的后撤；拜占庭的安纳托利亚山地关隘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为对付人数通常很少的袭击者，要动用大量的资源进行防御，这充分说明了袭击对持久战略占有优势。
将交通枢纽堡垒化，并给城市修筑城墙，在整个国家设置障碍限制袭击者的行动，这种做法和在16-18世纪荷兰和比利时为限制敌人军队机动修筑的防御工事的做法相似。当然，它们对袭击者的限制程度达不到堡垒密布的地区对入侵军的妨碍程度，但两者的作战思想和效果是明显相似的。
受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的对象都使用类似的战略，但法国人在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采取的战略除外。北欧海盗们将其海上基地迁到陆地上，以便可以迅速接近法国重骑兵所在的地区。法国人随后利用反袭击战法进攻北欧海盗的基地，由于海盗们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其做法付出的代价超过了袭击可能给其带来的好处。这促使北欧海盗停止其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并使两个对手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因为游击战通常具有政治动机，这对防御者提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政治目标通常比经济目标有更强的吸引力。另外，游击队通常扎根于在政治上同情他们的地区，而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则发生在敌对的地区里。防御者不是采取在游击队撤退时追赶上他们与之作战的方法，而是按照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方法，破坏游击队作战的基础，这是对付袭击者袭击行动的最好途径。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控制交通要点限制游击队的活动，通过与罗克桑娜结婚消除了对游击队政治上的支持。由于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亚历山大在两年内平息了主要的游击队的抵抗。但由于法国人在西班牙缺乏政治上的措施，他们失败了。
与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防御者的处境不同，亚历山大在其最先对大夏和粟特的入侵中采取的是进攻行动。然而虽然他占领这个国家，却没有使之屈服，也没有攻占游击队的基地，这样他被迫进行防御，并克服了持续防御在对付袭击战略时所固有的弱点。同时，亚历山大的防御地位却使他得以控制住沿山谷和河岸的交通枢纽，并从而有能力限制游击队的行动。他的做法与英国人在南非的做法相似，后者是在辽阔无际没有树木的平原上作战。英国人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树立了长达5000英里的铁丝网封锁线，设立了9000个封锁哨所，这有效地限制了布尔人袭击者的行动，并使他们容易被抓获。
受到游击队抵抗的入侵的例子属于另外的类型，虽然入侵者拥有通过限制游击队机动来提高追击游击队的能力，但实行后勤战略效果更佳。而且，进攻者利用袭击及其最有力的退却要素来对付防御者，它无法指望依赖追击为主的作战战略能取得比后勤战略更大的胜利。
利用后勤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方法包括，对袭击者的基地进行袭击，或持续不断地攻占其领土。但如果以进攻对付袭击者，必须能接近他们的基地。中世纪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防御者们做不到这一点，直到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才改变这种状态。由于北欧海盗的战斗力和中世纪防御的力量，法国明智地采纳袭击战略迫使北欧海盗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采取持久战略。
英国人对威尔士的征服就证明了持久战略的力量，他们奉行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攻击防御者的基地，也表明了强大的军队在遇到那种抵抗时所遇到的困难处境。威尔士人在英国入侵时，并不是和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亚历山大入侵时的情况那样，先经过几次大的会战，战败以后向英国人屈服，而是和大夏和粟特人那样用游击战抵抗入侵者。但英国人的处境与亚历山大不同，他们将持久战略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御。
由于缺乏像亚历山大那样一举占领整个国家的兵力，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进展很慢，他们执行持久战略，运用的方法类似于游击队所进行的进攻。和游击队通过进攻将许多小战斗和后勤的胜利积累起来赢得战争那样，英国人表现出了同样的耐心，通过逐步蚕食领土取得了胜利。英国人精心设计的完善的征服计划与罗马人征服的方式非常相似。
考虑到英国人在威尔士受到抵抗的激烈程度，以及地形对英国军队主战兵力——重骑兵的严重不利，没有其他方法比英国人当时采取的方法更有效了。同时，英国人也没有像亚历山大的婚姻那样方便的政治资本可以用来减轻他们敌人的抵抗热情。
实施袭击或反袭击战略对英国人并无很大帮助，这是因为袭击不仅无法消除威尔士人在政治上的敌意，而且也难以进行。威尔士所有不屈服的山地地区构成了抵抗的根据地，这种崎岖不平交通闭塞的地形使袭击十分困难。另外，英国袭击者在打击威尔士人时也会碰到其他困难，他们灵活机动的对手会赶走牲畜，只留下几个村庄让英国人焚烧。在很久以前，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试图使他的游牧部落对手们与他作战时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游牧部落的首领答复说，我的人民“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耕耘的土地，我们不必因害怕它们被抢走或遭到破坏而诱使我们急于同你作战”。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4卷，第127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269页。 ]
所以英国人只好依靠持久战略阻碍他们的对手们的行动，并提高其兵力空间比。为提高兵力空间比，他们将兵力集中在他们能够控制住的单一的狭窄地区。他们通过修筑堡垒加强其力量，并通过它们控制最方便的交通路线，阻滞威尔士人的行动。
他们通常将其作战主要方向限制在其骑兵能发挥作用的平原地带，但为了控制最肥沃的农业地区，他们运用后勤战略对付威尔士人，将他们围困在贫瘠的山区里。英国人对某条山谷持续的明显不可逆转的控制迫使那里的居民向英国统治者妥协，同时英国在那里修筑堡垒和驻扎军队，这也遏制了威尔士袭击者。在政治的许多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改善，使英国人能够将其军事控制从威尔士的一小部分地区延伸到另一小部分地区，而后重复这一进程。英国人在一条山谷的胜利也加强了他们在下一条山谷中的作战力量，因为新征服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的税收和资源。另外，补充当地的威尔士长矛兵和长弓兵加强了英军的力量，这些兵种在战斗中和对城堡的防御中都十分有用。
上述方法表明，持久战略中包含后勤战略的因素。英国人不言而明的彻底征服威尔士的政治目的，招致威尔士人的坚决抵抗。获得一些土地既不会导致双方在政治上的妥协，也不会使威尔士人丧失士气，以便使英国人迅速将其征服。但英国人不断从威尔士人手中获得土地，削弱了威尔士人的军事人力资源，并最终使英国人获得人力和其他物质资源。因此，除在最先对威尔士的征服和对袭击的防御以外，英国人遵循的是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以渐进的持久战略对付威尔士人，而威尔士人只能用袭击方式与英国人作战。
所以，虽然英国人在威尔士游击战面前存在明显的弱点，但仍然达到了他们的战争目的，英国人的作法和北欧海盗的袭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和北欧海盗不同，威尔士人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在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的英国人的面前过于脆弱。这样，战争双方都采取的是进攻，但却使用的是不同的战略。
虽然威尔士人努力避免与多兵种的英国军队作战，并使用袭击方法，但他们都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因为袭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是建立在几乎不受限制地选择袭击目标的前提之上的。然而为抵抗英国人对一小块威尔士领土的入侵，威尔士袭击目标的选择立即受到限制，除非他们袭击设防严密的英格兰，或征服者已经巩固了其统治的那部分威尔士领土。否则，威尔士人只能袭击敌人刚刚占领，并在其上建立起一个或数个堡垒的狭小地区。在一个地区里，研究者们发现了300座堡垒的遗迹，平均每25平方英里有一个，新征服的土地通常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区，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英国人前进过快，或企图占领超过他们控制能力的大片土地而在他们军队前进的背后留下易受攻击的地区时，才会如此。但在威尔士新丢失的土地上，其目标十分明显，英国人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英国人还可以依靠堡垒的战术防御力量，并且又控制了关键的交通线。威尔士人丧失了许多使袭击强于持久战略的有利条件。
通过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和集中兵力于一系列狭小的地区，英国人能够赢得防御，因为他们在新征服的地区具有很高的兵力空间比。另外，英国人总的战略瓦解了游击战的两个先决条件：根据地和政治上的支持。英国人不仅不断蚕食威尔士人的基地，而且不断地赢得威尔士人对英国统治的默认，居民们即使并不是出于忠诚，也还是服从了英国人的统治。这样，集中兵力所进行的进攻，克服了在兵力稀薄的宽大正面的防御中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目标的不利条件。另外，集中兵力决定性地剥夺了威尔士人将被征服的领土作为根据地的可能性，而且强大的英国军队的存在，还加强了英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在少数人对辽阔的土地的征服中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北欧海盗的防御者们却不曾有英国人拥有的有利条件，他们无法确定袭击者的攻击目标，也没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遏制袭击。另外，威尔士的入侵者还占有对敌国领土进行战略进攻的好处，他们持续后勤战略的每一次成功都削弱了威尔士，加强了英国人的力量。在通过进攻使对手的袭击不起作用方面，切斯特伯爵和其他边界伯爵们取得了成功。而英国的历代国王率领大军攻入威尔士，试图用作战战略将其征服，但每次征讨只证明了退却对追击占有优势的道理而已。当聪明的爱德华一世国王运用君主政体的巨大力量，影响地方伯爵们长期采用的后勤战略后，他很快就消除了威尔士残余部分的抵抗。
下面对袭击者的能力和弱点作一小结：当兵力空间比较低，其对手实行持久战略时，袭击者的进攻较强；当双方都采取袭击时，双方都不占优势，除非有一方能进攻其对手的根据地，而其对手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袭击战略的特点使在实行持久战略的两个对手间的对抗中防御所具有的优势不存在了。
然而，袭击者的优势要随具体情况而定。当袭击者拥有不受对方袭击或持久战略影响的安全的根据地时，他们可以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避开敌人，利用低的兵力空间比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以及不确定袭击目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这将迫使防御者依赖作战战略，要么以追击，要么处处设防，这两种选择在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都十分困难。但如果兵力空间比很高，袭击者会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在许多据点上防御者在数量上都占优势。
如果袭击者的根据地容易受到攻击，防御者可以反袭击方式发起进攻，这将抵消袭击者的袭击行动，或采取持续的入侵行动。如果有足够的兵力空间比，实行作战持久战略能够打败袭击者，因为他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脆弱的目标可以袭击，而且在撤退时还会受到前后夹击的威胁。另外，如果他们丧失其根据地，袭击者会由于缺乏给养和无法运动而迅速灭亡。
如果对袭击者根据地的进攻方兵力空间比较低，没有足够的兵力实施一次将其占领的战役，可以增长时间达到同样的目的。为此目的，可以依靠渐进的方式，在其选择征服的一系列的地区上逐一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为防御上述每一地区，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袭击者在每处都遇到强大的力量，而袭击者撤退时也将受到阻击。另外，这种做法也将使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变小，因为对其部分根据地有可能丧失的预计会诱使袭击者攻击不久前刚被征服的地区，而不是接连不断地对入侵者自身的基地进行袭击。因此，在英国人开始他们对威尔士的渗透后，威尔士人集中兵力防御他们的根据地，而很少对防守严密的英国边界地区发动袭击。
因此，袭击战略的力量部分依赖于其根据地易受攻击的程度。这要求将袭击者分成两类，如图解12.6所示，它表示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的相对力量强弱，A表示进攻占优势，D表示防御具有更强的力量。图解12.6中的关系的前提是假定兵力空间比很低，有利于袭击者的活动，还假定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撤退对追击者具有战略上的优势。
图解12.6 对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力量的比较
在不直接涉及游击战，而包括袭击或躲避对手的行动时，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具有可比性。英国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和百年战争后期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法国北部采取的缓慢的而系统的征服，做法基本相同。英国的做法也和古斯塔夫在德国北部实行的持久战略相似。在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古斯塔夫用的攻占后即将城市和交通枢纽堡垒化的方法，和英国人在威尔士的作法基本一致。由于和英国人面对的是类似的问题，古斯塔夫使用了和英国人相同的方法。虽然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运用的也是类似的渐进的持久战略。实行进攻性持久战略逐步占领并使之堡垒化，是古代小型的而且部署很慢的军队对付那些躲避他们，不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有效办法。
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且有代表苏丹的政治优势，法国在20世纪对摩洛哥的征服中精心运用了英国人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法国人首先缓慢连续地征服了低地地区，他们遵循同样耐心的战略，对在山区的对手经常保持同样的后勤压力。他们还执行一项巧妙的计划，通过提供免费医疗和以补贴的价格出售商品，绥靖摩洛哥人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招募摩洛哥人参加他们的军队，在法国人指挥下的摩洛哥部队很快成为法国扩展在该地区统治的军队中的主体。经过长期的战争，法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26年的时间里将其统治扩大到整个辽阔的摩洛哥，这与英国在对小得多的威尔士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征服中的那些零星的、部分的和有时是不得要领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国人并没有有意识地以英国人的战略为样板，但他们认识到早先在阿尔及利亚，他们试图通过作战持久战略对付其对手时所遇到的困难。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经常摆脱那些派去攻打他们的法国军队，但阿尔及利亚最后屈服于后勤袭击战略及与之相伴随的恐怖政策，虽然法国公众认为这种方法声誉不好。采用缓慢的程序，连续地在一些地区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并配合以政治利诱，这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到法国人着手征服摩洛哥时，这已成为法国标准的征服方法。
法国的战略和英国的战略一样有着相同的后勤战略的因素，他们通过占领敌人的领土削弱其力量，并利用其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法国军队服务。这种战略需要同样的耐心，它和游击队不断发展胜利的的结果十分相似。正如游击队通过迫使其对手撤出作战地区而获得土地的方法一样，法国人在摩洛哥、英国人在威尔士都在逐步加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
游击战必然是一种持久战，而反游击战同样也进展缓慢。游击战代价高昂，因为它既耗费时日，又会将其要保卫的国土的一部分或全部让敌人占领。从技术上看这种方法代价高昂，根据时间来计算，消耗的人力等于参加战争的人数乘以进行战争的年数。游击队如果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在战斗中抵抗入侵者的话，他们是不会采取游击战的；而要征服他们，进攻的一方如果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可以更迅速地运动并从而能更经济地进行战争，而不会采取这种需要耐心的战略。
反游击战的防御，包括使用建立在用军事手段打击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基础之上的持续作战战略。通过断绝交通线和游击队后撤路线，防御者能限制袭击者的行动，再在纵深组织防御，通过增加投资为作战部队修筑堡垒，防御者可以用这种相对提高兵力空间比的方式遏制袭击者。他们还通过缩小敌人根据地的范围，并经常效仿罗马人对每一批被征服的人群实行政治上的绥靖，以利于取得胜利。
在反游击战中，游击队的对手不应主要采用作战战略的方法对撤退中的游击队进行追击，而应成功地运用一种表面上是作战战略而实际上是后勤战略的方法，占领游击队获得补给的地区。从英国人在威尔士和法国人在摩洛哥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对补给地区的占领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并无二致。当然，正是因为游击队根据地的脆弱性，才使这一战略成为可能，这也经常是对付任何类型的袭击者最佳的防御办法。利用袭击战略进攻袭击者脆弱的根据地的方法也同样有效，当然它需要依赖于其他因素，包括激发游击队作战动机的强弱。
无论是对游击队的进攻，还是防御，都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战争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破坏对手的政治力量。游击队特别依赖公众的支持，例如，在摩洛哥对法国人的抵抗中，法国人明显地将其战争的目的规定为赢得摩洛哥人对法国及其控制的苏丹的支持。图解12.7对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可选择方法进行了总结。
图解12.7 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战略选择
一般的程序是通过连续的集中兵力攻占土地，修筑堡垒和绥靖行动逐步地征服敌人的根据地，这种方法有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它没有在图解上表示出来，但确能导致快速的结果。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省的征服采用的是恐怖的袭击方法，他们用5年的时间震慑了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大部分人民。恐怖是土耳其征服计划的重要政治内容，但土耳其屠杀了如此多的人口，破坏了如此多的财富，使人可以恰当地认为与其政治计划相伴的有一个以消灭人口和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军事后勤战略。然而，这种战略使其丧失了征服立即带来的大部分经济上的利益。其后，成吉思汗在占领花剌子模帝国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后勤战略，其不同之处在于他屠杀了大城市的人口，他的后勤战略是以人口为目的的，他同时也达到使帝国居民由于恐惧而屈服的政治目的。比若元帅曾将这种方法用于阿尔及利亚，发现它很起作用，但从其运用的规模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恐怖成份，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政治效果，没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罗马人至少有两次采取了极端手段对付其对手。他们在打败迦太基之后，驱逐了居民，摧毁了城市，用犁翻了土地，并在上面撒盐。在处理反叛的纳萨莫尼斯人时，图密善皇帝下令将他们全部屠杀，他指示：“禁止纳萨莫尼斯人生存下去。”
对指挥官面临选择的总结
西方世界中陆战的战术发展可以被视为螺旋式的。技术因素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但并不是惟一的影响；后勤保障方法直到工业革命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相应变化彻底地改变了后勤。战略明显地相对稳定，而古代那些重要的要素却保持着和谐的变化。
有几种方法可以分析和解释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例如，在1920年代英国和美国陆军引入的那些战争原则，提出一种连续性和多样性理论解释这些时期战争的方法。他们给士兵们讲授这一方面的知识，教导他们在未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其他的解释方法中，地理学家能解释战争史上的大部分情况。例如，他们不是仅仅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形适于安息人的骑兵作战，而且说如果在这种地形上不使用骑兵作战肯定会输。不是输给作战战略，就是败给后勤战略。人的因素，包括成功的指挥官的个人品质，也是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法。
本书所使用的解释从公元前500年至今的陆战的一些命题，和战争原则一样，并不会自动地提供经久不变普遍适用于作战行动的解释和将军们需要遵守的准则。然而，从历史中提炼出一些连续性的规律是值得的，即使是部分的成功，这种努力也会得到报偿。最值得重视的可能是优秀的指挥官利用开拓各种趋势和可能性的方法，这些趋势和可能性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在本书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并视它们为战争的内在规律。这些命题中的四个具有突出的价值，它们在我们所论及的整个战争史中都是恒定不变的。两个广为人知的思想就是防御具有战术优势，及要有超过对手武器系统的优势才有资格会战。另一个是退却比追击具有优势，这使实行战略防御的一方对其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构成优势，也使在进攻中的袭击者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形成优势。最后，兵力空间比是影响所有战略的条件。面对这些限制因素，军人学会了如何克服它们所代表的不利因素，和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利因素。由于这一方法强调了上述主题，下面将对指挥官面临的各种选择，以及如何使他们的战略与这些因素所反映的战争本质造成的障碍和机遇相适应的情况作一总结。
战略目标的选择
战略目标的选择，即使是像本书中给出的狭义的定义，首先也需确定军事行动的目标。为完成任务并不一定以敌人军队为战略目标。英国在百年战争中运用袭击战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让步，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以及其他一些人曾因经济目的运用袭击战略的情况都证明如此。还有许多其他难以分类的战争动机，无疑使军事行动不仅仅追求严格的军事目标。那些谋求非军事目的的统帅倾向于运用袭击战略，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进攻性较强的作战形式，也因为它通常避免与敌人军队作战，而持久战略通常都是军事战略，因为它需要与敌人军队作战。
战略目标可以按图解12.8中的方法进行选择。
图解12.8 在军事战略和利用军事手段达成非军事目标之间的选择
军事战略是利用各种战争手段直接打击敌人的武装部队来达成政治或其他非军事目的。但如图所示，也可以运用军队直接达成非军事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原则要求做这种选择，正像在军事战略中随后要进行的选择那样，政治和其他非军事因素之间很少没有联系。
但谋求非军事成果的战略，像以劫掠为目的的袭击，主要还不是军事战略。按本书的定义，军事战略作战目标就是敌人的军队。然而，除只讨论军事战略外，下面的总结中还涉及到实施和防御为非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诸方面的问题。
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选择
为攻击敌人的军队，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将选择他们认为受到最小抵抗的方法，因此也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取胜。例如，萨拉丁运用后勤战略，实行焦土政策挫败了理查国王的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进攻。他采用的是饥饿而不是钢铁的战略，这被证明是对付由理查这一精明的斗士率领着的一群怯懦的士兵的军队的代价最小最有效的办法。德国人在1942年试图用后勤战略打败俄国人，但他们却没有夺取和控制俄国油田的作战能力。但这一失败也恰好证明了这样的选择，如果德国人没有力量夺占和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奉行作战战略对俄军实施追击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力将其歼灭。
根据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原则，在军事决策中，指挥官通常选择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决策，因为按最小的代价原则所需要的兵力可能与现实所有的兵力差距甚远。这一思想与传统的节约兵力的战争原则联系密切。使用最少资源的思想不仅包括要避免浪费，还包括在指挥官认为最重要的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运用资源。节约兵力并不意味反对为保险起见增加额外的兵力，正如色诺芬所说：“虽然浪费，但只要胜利就不会使任何征服者感到一丝的懊悔。”
历史上有许多实施后勤战略的例子，虽然恺撒说，他宁愿使用饥饿而不愿意使用钢铁，但指挥官们却并不一定能运用后勤战略轻易地取胜，即使是能找到有效地攻击敌人后勤的方法时也是如此。
这又是第二个双重选择的情况(图解12.9)。最小代价的原则制约着对付敌人军队所可能进行的两种选择。
图解12.9 在攻击敌人军队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之间的选择
以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的方式实施后勤战略
在实行后勤战略时，进攻者可能会选择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中的一种。持久战略通常包括占领敌人有后勤价值的领土。虽然这经常很明显的是作战战略的副产品，像1942年德国人试图占领俄国的油田那样，交战一方有可能使其进攻矛头指向在后勤上更加重要的地区。这种持久战略通常要求大规模地运用作战战略以达成目的，但它与单独依赖作战战略打击相比，敌人军队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小。对于防御者来说，抵抗这样的持续后勤战略和对纯粹的作战战略的防御没有什么区别。
在对一支单独的军队所实施的后勤战略的例子中，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在他们滞留在纽纶堡所进行的持久战，表现出对邻近敌人的粮秣征集区的控制能力。由于双方都不愿意撤退，双方都因饥饿损失了大量的马匹，许多人员逃亡。其结果事实上等同于一次会战，但使用的战略是“饥饿”而不是“钢铁”。
对于后勤战略中的进攻而言，袭击是占领敌人土地的一种有价值的选择。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后勤运输队的成功的袭击迫使他们撤军。奥地利人对普鲁士人也有两次类似的成功，它表明了后勤袭击战略的力量。美国联邦军队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对邦联铁路和工厂的袭击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敌对军队的补给来源的打击方式，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对布里埃盆地所进行的战略轰炸，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战略轰炸。
图解12.10对此部分内容进行了总结。
图解12.10 在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军队时的选择
对袭击战略的战斗防御
防御者可以运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对付袭击战略。为将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结合运用对付袭击者，防御者可以将追击与对交通线和敌人撤退路线的拦截结合起来。罗马人的方法是将国家纵深堡垒化以限制袭击者机动，依靠边墙迟滞袭击者的撤退。这些拦阻设施经常使追击和撤退相比占有优势，防御者能追上并打败袭击者。拜占庭也运用同样的方法，古斯塔夫运用进攻性持久战略征服了德国北部，并使城镇堡垒化，这有利于其封闭所占领土以防御敌军的袭击。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抗袭击时，堡垒化的城市、要塞、设防的庄园和房屋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抵抗袭击者方面，民兵是防御者节约兵力的重要手段。用民兵代替职业兵担负警卫任务，只要不遇到真正的威胁民兵都可胜任，这节约了费用高昂的职业兵的使用。堡垒和民兵都提高了兵力空间比，这就消除了成功地实行袭击战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罗马人为保护他们的帝国免受蛮族的袭击，给职业兵在受到威胁的地区分配土地，并除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外不派遣其他差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人将其职业兵变成了某种类型的民兵，改变了古代通常的兵民转换的方向。民兵能特别有效地完成任务，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担负的只是简单的防御任务，并常常是依赖堡垒进行防御。所以，这些全家的战斗员增加了防御者的数量，同时减少了耗费。而且，罗马人建筑的城墙和堡垒节约了士兵人数和经费。同时，使用民兵防守这些堡垒工事不仅较为经济，而且也是有用的军事补充，因为民兵在依托永备工事作战时十分有效。
如果能对袭击者的根据地进行攻击，使用反袭击防御袭击战略是极有潜力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之间相互攻击的基本特点是空袭和以相同的空袭进行报复。德国在战争快结束时开始使用无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袭击英国。所有遏制的努力失败表明了那些关于运用反袭击的观点：每一方的报复行动将招致更多的袭击；威胁比行动更有效，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都准备使用毒气，但却没有使用；有许多问题与战争中的情感或行为学领域有关，它们同时也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
图解12.11是对本部分内容的总结。
图解12.11 运用战斗防御对付实行后勤袭击战略的敌人的选择
用后勤防御战略对付袭击战略
针对进攻者实施袭击必需的后勤资源进行的反袭击，是用后勤袭击战略防御同样战略的一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轰炸德国生产用于攻击英国的导弹工厂，其惟一目的是减少这些武器的生产。
防御中实行持续后勤战略的一种方法是焦土政策，破坏袭击者必须依靠的各种资源。例如，法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使用此种方法对付英国袭击者。但在使用这种战略对付袭击者时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袭击目标，对适当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将对袭击者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袭击者的攻击目标往往无法得知，而且他们的袭击路线可以有许多选择。另一种方法是破坏所有袭击路线上的资源，但这将使防御比袭击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在对付飞机袭击时，防御者无法组织上述防御，而且对不依赖乡村资源补给的现代机械化部队袭击者来说，上述持续后勤战略也不起作用，但对桥梁等设施的破坏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图解12.12表明了上述选择。
图解12.12 运用后勤战略防御实行后勤袭击战略的敌人的选择手段
作战战略追击的选择
实施作战战略进行追击的选择，如果指挥官在进攻时采取作战战略，而不是后勤战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战术手段上利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土耳其人使用其马上弓箭兵对付拜占庭和十字军重骑兵，这种战术可能是由于胆怯演变而来，他们躲过敌人重骑兵的冲锋，轻易取胜。而一贯坚持以最小的代价和失败的风险达成目的的拜占庭人，只有在他们的弓箭兵能攻击到敌人的重步兵，或他们的重步兵和下马骑兵迎击蛮族重骑兵冲锋时，才会乐意接受会战。在与来自法兰西的凶猛的西欧骑兵作战时，他们发现后勤战略的战略手段和作战战略的战术手段相比，要付出的代价和冒的风险都要小。
当指挥官拥有一种机动性相对较高的武器系统时，他的工作变得很简单。这就像希腊标枪兵能打败希腊重步兵，安息人的骑兵能轻易地迫使罗马重步兵在无遮无掩的平原地区作战，意大利在1935年用轰炸机追歼埃塞俄比亚步兵一样。然而，如果一种武器系统只能在防御时才能发挥优势，这种方法就难以运用。例如，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下马骑兵只能依靠中世纪骑士的进攻嗜好等待对方发起冲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上，德国人使用反坦克武器和防御配置的坦克对付英国坦克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但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指挥官才有机会使用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落后的武器系统。通常的情况是交战双方具有相似的单一兵种的军队。更多的情况是两支装备有超过一种武器系统的多兵种军队之间的对抗，这时战术就涉及到利用敌人军队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支援的弱点的问题。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火绳枪兵准备向骑兵射击，或长矛兵离开受地形或己方的长矛兵保护的阵地时，骑兵向火绳枪兵冲锋或使用手枪攻击不受保护的长矛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战例，在野外开阔地上的坦克部队成为敌人炮兵或载有火箭的飞机的靶子，或者是这样的情况，坦克部队轻易地击败没有装备足够的反坦克武器的步兵部队。
但是，虽然在一些例子中表现出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的重要性，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对会战产生重要影响，对战役的影响就更小了。在现代战争中，随着取得重大战术胜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这种关键的战术差别很少造成重要的不同。例如，在1973年，当埃及步兵利用突然性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这一对埃以双方在政治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区后，埃及人估计虽然埃及军队为其士兵精心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和防空火炮及导弹，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坦克仍将迅速地对其步兵发动进攻。由于以军存在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弱点，其仓促组织的进攻损失了大约250辆坦克，但这并没有损害其战略地位。数天之后，当埃及坦克进攻以色列防御部署的并得到飞机支援的坦克部队时，防御者轻易地打败了埃及人的进攻，由于没有得到集中起来的军队的支援，埃及的坦克部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这又是一次只有战术成果的行动，损失的250辆坦克，仍没有有效地改变双方力量的平衡，也没有造成战略形势的任何变化。
然而，在多兵种军队之间战斗中取得战术胜利比在单一的由步枪武装起来的步兵之间的战斗中取胜要复杂得多，单一的由步兵组成的军队之间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特征。与这一期间的战术条件可比拟的情况很少，可与之相比的时期是希腊战争初期重步兵在战场上称雄的时期。对于那些由单一兵种组成的军队，除骑兵占优势和不下马作战的那些中世纪的战斗外，战术防御通常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是因为在两支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能抵抗正面进攻。只有在法国人发明了纵队及其快速部署投入战斗的方法之后，进攻成为两支结构相似单兵种军队之间作战的较强的作战形式，直到他们的对手也采用了相同的战术。即使在当时，在战术上抵抗正面进攻时，防御仍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战略上撤退比追击占优势。由法国最先使用并在19世纪被各国普遍采用的新的战术体制稍微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这是因为在新的战术体制下，步兵获得了迂回包围坚固阵地的能力，并提高了快速集中步兵于战场上实施正面攻击的机会。
图解12.13对本部分的要点进行了总结。在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取决于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反过来讲，一种先进的武器系统取决于军队的构成，或更进一步讲，取决于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军队习惯的作战地形等因素。
图解12.13 在作战战略中两种基本的进攻可能性
进攻性作战战略的两种选择：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
为了以作战战略克服防御的战术优势，进攻者可以选择运用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指挥官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进行选择时，并不一定会发现进攻性更强的袭击战略比持续进攻战更合适。虽然袭击的进攻性较强，它常常难以很快地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因此导致战争持久化，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虽然以最小的代价打赢战争，通常是在两种战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但进攻者可能会因为被进攻的国家幅员辽阔，而且受到政治上的反对，使其缺乏必要的兵力空间比去控制该国家，而被迫选择袭击战略。在实行袭击战略时，进攻者必须遵循攻击弱点的原则，因为袭击的部分本质是避开敌军强点，打击弱小的敌军和脆弱的目标。
例如，后勤运输队通常既是个脆弱的目标，又是值得进攻的目标。所以，针对它们的袭击战略通常既包括后勤战略的内容，又包括作战战略的成份。袭击战略的胜利是通过将许多次袭击的小胜利积累起来对敌人产生的消耗取得的。然而，因为对敌国平民的屠杀和对财产的破坏既对敌人、也对军事资源造成损害，这一战略也包括通过政治战略迫使敌人作出让步。
图解12.14是指挥官在奉行作战战略时需进行的选择。实行持久战略的目的通常是消灭敌人军队，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它是通过军事胜利的心理影响，在短时间里赢得战争或占领大量领土。但在典型的战例中明智的指挥官实行持久战略的惟一方法是占领敌人领土。像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取得的那种歼灭战的胜利，在没有先进的武器系统或军事学说的情况下是很难达成的。例如，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汉尼拔对罗马人的胜利、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拿破仑在他的事业的早期对他的对手们的胜利、德国在1940年对其对手们的胜利等。
图解12.14 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选择
即使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只实现攻占敌人领土的比较现实的目标，进攻者面对的也是一项令人气馁的任务。由于防御在对付正面进攻时的强大的战术力量，进攻方在军队补给方面面对着更大的困难。防御方还具有可以利用退却避免战斗的能力。所以，大多数军事史和军事理论都研究实行作战战略进行持续进攻行动时所需要运用的战术和战略途径。防御者可以选择实行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每种战略都可以采用持续进攻或袭击方式，而且它通常将这些战略中的几种或全部结合起来使用。
对作战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几种选择
实行焦土政策是执行持续后勤战略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抵抗手段。韦辛格托里克斯曾烧毁粮仓以防止粮食被恺撒的军队利用，法国人曾破坏查理五世皇帝军队前进道路上的补给品，以抵抗其对法兰西南部的入侵。对实行防御性袭击后勤战略的防御者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通过对敌人的后勤进行袭击对付进攻者，就像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做法那样。
游击战是另一种类型的袭击战略。在防御者没有能力抵抗入侵者或敌人的正面进攻时，以及撤退不及而不得不把军队分散时，游击战是很有价值的方法。用游击队进行抵抗，意味着敌人控制了防御者的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因为游击战历时太长，需通过大量袭击逐步消耗敌人，这将是代价高昂、耗时持久和消耗巨大的。所以，虽然袭击在战略上占有优势，游击战却需要巨大的政治支持。
作为一种防御的手段，游击战依赖的是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它是以战术上的进攻实行战略上的防御。通过运用袭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或后勤目标，以及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达成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性，游击队能系统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游击队需要有一个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环境，但西班牙抗击法军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即使是能在战略上达成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作战行动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取得胜利。
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要么有和入侵者的武器系统相同的机动性，要么有复杂的地形降低对手的机动性，例如崎岖的农村保护了威尔士人免受英国武装骑兵的攻击，而山区则在乘坐汽车、坦克的法国兵进攻时保护了摩洛哥人。最后，游击队必须控制部分国土用作补给和休整的根据地。在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并且有强于对手的政治决心的情况下，游击队可以通过无数次小的后勤和战斗的胜利积累起来的对敌人的消耗赢得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图解12.15总结了上述选择。袭击战略的游击战可用于防御后勤战略，也可以防御作战战略。但防御者通常会发现运用持续作战战略取得胜利的代价最小，可以此避免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游击战或较小牺牲的持续后勤战略。例如，苏格兰人只是在认为没有在战斗中战胜英国人的可能性之后才避免与其作战并实行焦土政策的。
图解12.15 对付作战持久战略时防御者的选择
作战持久战略中的防御
要实行持续作战战略，防御者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在他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与入侵者正面作战。这样，如果他担心会战的后果或不能在最有利的阵地上与敌人作战，他就可以以其战线的正面面向敌人或进行撤退。他在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可以像图解12.16所总结的那样使用防御者的较强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防御者将会仿效大流士三世那样冒丧失一切的风险进行战斗而不是撤退。如果有强大的政治力量，防御者可能模仿罗马人在费边领导下与汉尼拔战斗，或像俄国沙皇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做法。
图解12.16 防御者运用作战战略对付实行同样战略的敌人进攻的选择
但防御者通常具有一定的力量，可以避免撤退过远造成的不利情况。他经常把正面战斗中防御战术的力量和通过运用撤退对追击的优势而避免会战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面对这样的防御，即使进攻者有足够的力量实行作战持久战略，他遇到的阻力也令其气馁。
用进攻对付游击队的防御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付游击队的防御时，进攻者通常和他的对手一样将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结合使用。运用持久战略控制国家，特别是控制其交通线，可使追击方有机会追上撤退者。同样，进攻者为对抗游击战略的消耗战，也采用一种相对的渐进性持久战略，从控制一块地区到逐步控制整个国家。进攻者不断地占领、修筑堡垒并控制游击队的根据地，利用持久战略中基本的后勤战略的成份剥夺游击战取胜所必需的后勤基础。罗马人在不列颠、英国人在威尔士都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在削弱游击队后勤补给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它的政治支持。
亚历山大的实践证明，如果进攻具有了政治内容，它可以剥夺对游击战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政治支持。亚历山大在运用恐怖手段无法取胜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方法绥靖敌人。如果进攻者运用反袭击战略，无论是对持久战略的替代还是补充，都意味着与亚历山大谋求政治妥协的模式背道而驰，因为这种袭击无疑会产生敌意。比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无情地运用了袭击战略，并使之与政治恐怖计划相结合吓倒了其对手。很显然，由于这两种政治方法互相排斥，混合运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时要求有很高的政治判断力。
图解12.17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总结。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成份通常是相互结合的，而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的区别构成军事战略的基本区别。战役中的政治成份经常制约着军事战略的运用，当然游击队必须有一个可接近的根据地。
图解12.17 以进攻对付游击队抵抗时的选择
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中的进攻和防御
虽然防御方常在他们占有坚不可摧的阵地时才主动进行会战，但入侵方指挥官经常明智地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应战，有时甚至他们在军事学说或武器装备方面并不占有优势，或进攻兵力没有敌人多的情况下应战。腓特烈大帝经常在其对手愿意作战的条件下会战，但也不总能取胜，虽然他总能熟练地运用他的间接作战方法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使他能得到相应的进攻兵力，以及使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手段。另一方面，马尔伯勒伯爵在他打败法国人的4次会战中，在人数、武器系统和编制体系上都不占优势。伯爵在敌人指挥官选择的条件下作战，但仍然取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他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以及利用分散敌人的行动创造了弱点。他的会战是在战术行动中运用那些经久不变的规律的范例。
但是，在马尔伯勒的胜利中只有一次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成果。从近代以来，战略而不是战术为运用作战持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里战胜运用同样战略的对手提供了方法，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典型战例。但在此之前，实行持续作战战略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弱军总能避免与强军交战，而进攻方难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整个敌对的国家。坚固据点和堡垒化的城市经常进一步增加了进攻者的难度。
虽然指挥官希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战，但这很难实现。围攻、诱使敌人救援部队进攻设置的阻击阵地，或通过蹂躏其领土均可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
如果入侵者具备财力和耐力，即使是在兵力空间比很低时仍可实行持久战略。他可以接连攻占城市，并在被征服国土修筑要塞和堡垒，以确保防御者在这些地区无法行动。如果需要征服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渐进持久战略，以据点和哨所的形式控制国家需要大量的兵力，除非入侵者能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英格兰在百年战争后期成功地运用这种战略，但在无法使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归依后垮台了，他们的大部队也无法控制哪怕是一小片法国领土。
如果在合适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要控制领土上没有复杂的要塞体系的国家(这些要塞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军队比较容易执行持久战略。他们只需进攻并控制防御军队的供应基地，并迫使其撤退即可。当然，持久战略也会威胁到防御方的后勤供应或政治立场，并迫使其进攻处于坚固防御阵地中的入侵军。腓特烈在面对丢失萨克森的危险时——这是他支持战争的财富来源的1/3，他的反应是在托尔高对道恩发起进攻。腓特烈的反应和萨克森的重要性使道恩在会战中取胜，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后勤因素对作战持久战略的影响。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引起的战争的变化使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相对容易起来。分散的军队能以许多纵队实施战术机动，并能迅速部署成战斗队形，能够在战场上的许多点上威胁敌人，迫使对手要么交战，要么直接撤离作战地区。
这一变化使作战持久战略成为取胜的捷径，并实际上成为目前所有欧洲战争战略的基本特征。这种迫使敌人战斗或进行灾难性后撤的能力，使得利用外线作战的形势在时间上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实施进攻和防御成为可能。军队的分散与快速集中兵力相结合，能阻止任何敌军在不与自己会战的情况下从旁边溜走，也使战略迂回成为可能。虽然在缺乏战略进攻部队时，迂回运动很难对付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敌人，但在敌人试图恢复与其根据地的联系时，迂回运动仍为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采取战术进攻创造了条件。
然而，迂回运动除作为在战略上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方法外(其他的方法有：诱使敌人面对障碍发起进攻；围攻；蹂躏敌人的土地)，还能造成比只在战术上消耗敌人重要得多的后果，即包围并歼灭整个敌军。迂回运动在普法战争中两次取得成功，使法军意外地不堪一击。在二战爆发初期，德国坦克和机械化军团利用其战略进攻的高速机动力，将其对手困在海岸边。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迂回运动只是发展了迫使对手面对障碍物的古老方法而已。
图解12.18中罗列了指挥官在研究军事行动时所面临的可能性和选择的过程。
图解12.18 当进攻者和防御者都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的可能选择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指导着优秀的指挥官们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或结合使用以上的方法。图解12.19是对前面各图解的综合，它总结了西方世界2000多年战争史中体现的许多基本的军事思想。
图解12.19 各种战略选择一览图
连续性和变化
图解12.19对西方2500年历史中影响战略的因素，及据此采取的方法作了总结。我们简单地认为可以将战略的问题及选择归结为这一期间战争史中所提示的三种主要的不变因素。即：在交战双方都采用持久战略时撤退具有优势地位，及战术防御通常具有的优势使防御成为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较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撤退的一方有利；而较高的兵力空间比则要求实行战术防御。上述因素中的两个对运用袭击战略比较有利，因为在敌人的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情况下，他既可以利用后退的优势，又可以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获得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大量机会。
持久战略的相对劣势和在对付实行持久战略对手的防御时袭击战略力量的两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战争史上袭击广受欢迎。然而，袭击虽重要却只能给敌人造成小的伤害，而要征服袭击者的土地，却需要依赖于持久战略。在对上述两种战略进行选择时，指挥官通常都将打击的目标对准敌人的弱点。事实上，如果给图解12.19加标题的话，可以用“寻找弱点”加以总结。军队在进攻时，总是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线，运用优势的武器系统进攻敌人的战术弱点，例如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或以众击寡。即使是迫使敌人保护自己的军队、救援被围部队或恢复其交通线，进攻军队都可以成功地迫使防御者使用战术上较弱的形式——进攻。
如果进攻者满足于夺取领土的战役目的，他经常运用战略上分散敌人的迂回运动，以及其他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虽然有人将这种战争视为懦弱的战争。但完全避免与敌人作战则不符合寻找弱点的思想，除非有人将避开敌人定义为打击敌人弱点。当然，威胁敌人的后方或某个脆弱的省份的情况，也确实是打击敌人弱点的手段。而且明智的指挥官在认识到其对手在战术上较强，而不是在战略上较强时，才选择战略手段而不是战术手段作为致胜的手段。
避免出现弱点也是防御者经常考虑的主题。当他面对正面进攻时，他通常借助筑垒地域，或实施撤退以保护其侧翼或后方。为应付敌人对某点事实上的或可能的进攻，防御者通常努力运用一种优势的武器系统，或水平相当的武器系统并要充分利用防御的优势对付敌人。
敌人的弱点也影响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之间所进行的选择。当恺撒的强大的征粮队在与比利其人的征粮队对抗中，恺撒在他掘壕而守的营地中静等到比利其人分散出去寻找补给时，才利用他们的弱点攻击他们。西班牙阿尔巴将军也避免与他的荷兰敌人作战，直到他们因无钱支付雇佣兵薪水被迫放弃作战行动。所以，恺撒避免与在集中时在战术上十分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阿尔巴则根本避免了作战，他们都利用的是其对手在后勤方面上的弱点。尽管他们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却采用了这种后勤战略。
金钱和生命的代价经常制约着后勤补给，因为价钱较低就意味着有较多的供给；它还制约着战术和战略，这和其对军队构成产生影响的情况一样。像皮洛士对罗马人的胜利，马尔伯勒在马尔普拉凯对维拉尔的胜利，其伤亡的代价远超过其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成果。当然，不仅胜利或失败的代价，而且补充的可能都是战术和战略代价计算要考虑的内容。在运用袭击战略或游击战战略问题上，为考虑代价问题对利用敌人弱点和避免自己弱点的原则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例子。由于游击战依赖的是对许多小胜利的积累，而不是直接攻占领土，它取得胜利通常比利用持久战略时间要长。较长的时间和敌人对自己领土的占领所造成的大量损失，使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代价远大于持久战略。这意味着政府都不愿承受这些代价，经常倾向于运用持久战略取得胜利，而把游击战作为最后的手段。事实上，他们有时宁愿承认失败也不愿进行游击战。
以最小的努力赢得胜利的概念很容易与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选择制胜方法时考虑代价的思想相联系。虽然由于长期和短期考虑的不同、不完全的情报、以及政治和其他非作战因素的影响，使情况变得比较复杂，但使用最小的努力的原则确实和军事行动的内在本质密切相关。
战略学家们经常争论一位将军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的领土或敌人军队。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这是在作战战略或后勤持久战略之间进行选择，也不将其视为是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选择。本书并不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只将两种方法都包括在作战持久战略的概念中。其原因之一是通常没有选择的机会。例如，当进攻军队在辽阔的战场上作战时，其对手可能会避开对方的进攻而避免会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攻军队有足够的人力及资源，他只能将目标选择为防御者的全部版图。当然，围攻战经常和取得敌人领土密不可分，它可以实现征服敌人国土和迫使敌指挥官救援被围部队而被迫作战的双重目的。
有时，选择的机会并不是出于机会本身不同的原因。例如，腓特烈大帝开始入侵西里西亚，由于那个省份里的要塞防御不多，无法有效地阻止瑞典国王 [ 松鼠注：似乎应为普鲁士国王 ] 实现其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达成目的之后，腓特烈开始实行防御。有时以敌人军队为目标的进攻，其结果也可能是得到敌人的国土。现代战争中的战略迂回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如果其对手以撤退来挫败这一迂回企图的话，会使进攻者获得大片的领土。1914年德国流产的迂回行动就是这种情况：它使德国占领了大片的法国土地，包括工业区和布里埃盆地的铁矿，它不仅有巨大的潜在政治上的好处，而且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是后勤战略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奖赏。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中打败大流士三世后，本可以追击波斯国王的军队向东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然而他却继续其沿海岸线进行的战役，并最终征服了埃及。当时即使亚历山大不愿意继续执行其对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他也应充分利用其胜利，沿地中海海岸扩大他的统治。如果这样就能迅速扩大战争的政治成果，并在他最终实施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前，在其后方消除一个潜在的敌人，还可以为其随后的战役增加资源。此外，亚历山大认为如果他在大流士庞大帝国的深处作战会面临困难。但事实上，亚历山大考虑的不应是他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军队还是它的国土，而应从以最小的努力征服波斯帝国出发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
当然，指挥官在过去面临这一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后勤制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且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非军事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书没有明确地刻意强调后勤的制约因素这一问题，而只是提出以最小努力取得胜利的命题，它是影响着这一选择的决策以及许多其他的决策的重要因素。
尽管这一思想制约着对军事作战编制体制方面的问题，但却使人想起许多不同的途径，而不是本书在这些命题中所用的分类。例如，有人可能会强调战术，并将作战战略区分为技术的和作战的途径。技术的途径可能包括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优良的武器系统，就像安息人对罗马人的战争那样。由于20世纪的军队拥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代又一代的武器，这一途径越来越成为20世纪战争的基本特征。作战的途径包括作战战略的其他方面，并强调进攻敌人弱点或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其他手段。几乎单独强调后一途径是从引进刺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军队的构成越来越单一的时期。
许多其他的分类和命题方法将使读者认识到他们也能对军事战略问题做出他们自己的划分。他也可能找到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所有要素都综合到两个世纪以前的战略理论家们所归纳的简明的理论体系中去。
这样一种完整的简单的理论综合可能产生向未来的真实飞跃，但即使在过去2500年里发现的许多要素的连续性限定了变化，仍不足以认清未来。指挥官们所面对的一系列选择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它们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拿破仑革命所带来的战略上的机会使现代作战条件与古代大为不同，而战术核武器威胁着集中原则的运用，也使大型永备工事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不复存在，战术核武器一旦运用肯定会带来许多无法估量的后果。
突然爆发灾难性核战争的威胁不仅限制了战术核武器的运用，而且限制战术核武器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军事行动的爆发，对欧洲的军事行动有着不同寻常的限制。欧洲没有战争的情况，加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范围的各交战国不再运用持久战略的趋势。持久战略曾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占主导地位，也是同一时期欧洲人在海外战役中的基本特点。由于欧洲国家之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运用四种战略方法中的一种——持续作战战略进行战争，至使他们将这种战争称之为常规战争，而将在较短时期里运用袭击战略的战争称之为非常规战争。或许这些经验使得欧洲人把后勤战略和通常海军或空军实行的袭击战略与陆上战争严格区分开来。
在过去500年的战争史中，战术、后勤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为认识现在和未来的变化提供了指导。例如，作为地理、文化或资源等制约因素变化的结果，在未来，武器系统的数量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1500年至1870年之间的战术条件重新出现。在这一时期，作战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武器系统的数量由四种变成三种，而在采用手枪和马刀之后，又将重骑兵与轻骑兵两兵种结合于骑兵一身，这时武器系统的数量又变成两种，刺刀和滑膛枪的共同作用又使重步兵和轻步兵合二为一成为近代步兵，武器系统的数量只剩下一种，来复枪实际上将骑兵赶出了战场。
在欧洲，相伴发生的兵力空间比的稳步增长和拿破仑时期在战略和战术领域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武器系统由四种变成一种的影响。起初，多能的双用途骑兵可能加强了进攻的力量并削弱了防御的力量，因为使用手枪和马刀，而不是使用火绳枪和长矛的下马骑兵难以有效地起到轻步兵或重步兵的作用。但刺刀的发明，和比骑兵优越的单一结构的步兵的出现，使情形开始有利于防御。来复枪的使用和骑兵最终消失使军队结构完全单一化，使指挥官们没有了战术进攻部队，也使战术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
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由于地形的差异和武器系统不同组合的差别，肯定会再现从1500年至1914年之间曾出现过的许多战术条件，也会出现类似于更早的时期里交战者之间很少运用全部四种武器系统的特点。因此，如果交战一方拥有适合于地形的武器系统，而另一方却没有，这将像安息人在卡雷、拜占庭在塔基尼和卡西林纳姆对蛮族的胜利一样，战术进攻占优势。但如果地形因素限制交战双方运用少于现代的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几种，将有利于战术防御。正如地形因素限制骑兵作战那样，如果无法运用飞机和坦克，防御又将和1870年至1914年期间的情况一样占优势地位。
战略条件可能会重现遥远的过去的那些情况，在部队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远远超过可产生战略上决定性结果的比例时，作战行动的样式也大不相同。在早先，阵地战实际上是兵力空间比很高，以至于使防御具有明显的惟一的优势。本世纪在广大的城市地区作战的特点也给阵地战带来了另一种情况，交战双方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难以进行决定性战役。
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况是很低的兵力空间比，这是西方世界从古代至距今二三百年之前典型的战争情况，是十分多见的。当军队再次不能控制住除他们当前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而且其对手可以向任何方向撤退时，作战条件和近些年里各国的军人们被迫广泛进行的反游击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但这种战略环境与数千年来指挥官们面对的兵力空间比很低以至于只能采取袭击战略的情形差别很小。
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这些战略条件有可能和决定性作战行动达到顶峰的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相距甚远。随着军事手段无法迅速达成决定性后果的这种普遍情形的重新出现，政治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对亚历山大和汉尼拔军事胜利产生的政治后果的巨大差别的比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像三十年战争、征服者威廉对英国的征服、土耳其人对小亚细亚和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征服等事件，也表明了政治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现代战争中的政治条件无疑将比历史上的情况复杂得多。文学、图书、报纸和电子媒介一起使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响应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召唤，而在过去他们只对宗教感情和义务作出反应。
所以，军事和政治领导们或者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上获得经验，或者从更遥远的战争史上，特别是从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持久战略之间的对抗史中获得经验，这是20世纪上半叶战争的重要特点。根据这些经验，他们将袭击战略置于尤为突出的地位，这仍是除西方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战争的特点。在这些冲突中有些和19世纪中为抵抗罗马帝国的持续扩张所进行的斗争十分相似。另一些则和蛮族利用袭击对抗罗马人发明的系统防御的情形大致相同。相应地，近年来战略改变了它的侧重点，但它仍未超出传统的四种战略的范围。
另外，袭击战略也有一些细微变化。今天的恐怖主义利用袭击截获人质、屠杀平民、或投放炸弹，其目的通常是迫使对手作出政治让步。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也证明了袭击是一种较强的行动，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显的基地，无法对其实施反袭击或持续进攻战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地点也和过去大不相同，它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城市像森林一样为恐怖分子提供掩护和隐藏地，为其撤退提供方便，他们只需要使自己混入城市人群之中就可以方便撤退了。
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并且似乎也看不到像拿破仑时代那样革命性变化的前景。而且，虽然传输手段和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发展，但在后勤方面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兵力编成上会产生类似19世纪参谋工作改进那样的重大变革和进步。机械化时代新的后勤样式及军队对输油管线、弹药和零部件的依赖，将仍然制约着大多数作战行动，地形因素的制约也没有变化。至于战术的发展，它曾受军队战术单位细分的深刻影响发生过重大的变化，但在未来却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因为战略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战术和后勤的变化，而技术是影响战术和后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自然地认为技术是未来战斗变化的源泉。由于技术对日常生活影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认识这种影响有助于判断技术对战斗和后勤影响的前景。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这些革命也转而深刻地影响西方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除因食品、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的生活标准的极大提高，和巨大的财富带来的良好的住房和教育等变化外，交通和通信的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首先是铁路和蒸汽机，随后又是汽车和飞机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力。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利和富于娱乐色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都不像先前那样突出。除在50多年前发明的电视外，所有的技术变革的影响都明显地受到作用递减性规律的影响。例如，家庭制冷方面由手摇芭蕉扇到电风扇使生活舒适程度的改善，远较由电风扇发展到空调要大得多。研究一下从伦敦到巴黎旅行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的影响呈递减的规律。早先，上述旅行中途需先搭乘海上交通工具，再改为陆上交通工具。到1930年，乘坐38人的普通客机可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其间可享用一次豪华的午餐。如果考虑到往返飞机场的时间，在上述区间内乘坐喷气式飞机其速度和舒适程度并没有增加多少。没有比下面的例子更生动地表明了技术对人类影响的递减规律了，在1985年乘坐一辆1935年生产的汽车在州际公路或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不比在1935年乘坐一辆1985年生产的汽车在双向车道上的旅行更累人。
和1935年相比，1985年人们在更好的道路上驾驶着更好的汽车，使用着更好的收音机，在炎热的夏季里也更凉爽，但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35年以前而不是以后。同样的，在1985年家庭中的电视、先进制冷电冰箱和家用空调器与1935年城市家庭中的收音机、冰箱和电风扇的差别，要比1935年家庭的情况与集中供暖、室内管道、家庭电器化和电话机进人家所引起的变化要小得多。所以，虽然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生产方式，但新的和改进的产品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都呈递减规律。例如，电力生产包括对核电运用的显著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对电的使用方式，进入家庭的仍是和以往相同的110伏或220伏交流电，对电力的使用在过去5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
这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革命也影响着战争，像它们引起商业运输的变化那样改变着后勤，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成比例地增加。但技术对战术的影响却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像它对平民生活和后勤那样的直线影响。19世纪中叶在火器方面的革新淘汰了骑兵，使之不再是一种战术上有用的武器系统，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只有一种武器系统的时代，即装备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步兵以及与他们相似的炮兵。然而，在经过和漫长的战争史相比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之后，技术的发展使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又以新的形式在1917年得以恢复。
从1917年开始，战术又恢复为历史上长期的多种武器系统并存的战术传统，而后勤则保持近代以来的使用基地和陆上、海上和空中机动运输的样式。因此，虽然从1861年至1917年战术周期性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似乎遵循作用递减律。当然，战略和战术核武器是被禁止使用的。
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研与开发对飞机的更新，特别是对坦克的改进，要比这些武器在1917年至1945年期间的改进小得多。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可能也是如此；而火炮和轻型兵器这些出现时间较长的兵器的改进就更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的便携式无线电报话机可能比其后的进一步改进的产品对战术通信的影响重要得多。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军事领域似乎也和大众生活领域一样符合技术作用递减性规律，技术对未来战争的改变并不比它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大。例如，晶体管改进了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品质，但却对听众和观众没有什么影响；计算机降低了办公和生产费用，却丝毫没有引起产品的变化。相应地，晶体管和计算机对战术和后勤的影响和其对大众生产的影响一样微不足道。士兵们必须和平民一样学习新知识，并抛弃那些旧的技能，但最终产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于没有任何变化能比后膛枪和坦克的出现或后勤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更大，战略在上述变革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而战略的基础——战术和后勤似乎也没有改变。所以在作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景并不比平民生活变化的前景更大。
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技术影响所产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可能是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一种或几种消失或合并起来。最可能的前景是出现一种既能有效地对付坦克，又可以对付飞机的武器系统，但这点目前尚未被武器开发商所认识。即使如此，因为反坦克和防空武器都使用弹药发射器，其可行性至少比中世纪大的多，因为十字弓和长矛之间的差异太大。
所以，虽然从整体上看武器系统存在差异，但战术却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由于地形仍然制约着战斗的性质，武器系统仍具有多样性，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也和古代和中世纪的武器系统可以比拟，似乎连续性要超过其变化。今天，对各种武器系统的综合运用仍是战术的主题，这和亚历山大、拜占庭、征服者威廉、十字军及古斯塔夫的时代是相同的。
但从电子和火箭技术的持续高速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对战术的另一种形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开始火力射速明显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轻兵器射击精度的提高。然而，火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的提高却比射速的提高重要得多。自雷达发明以后在电子学方面不断的进步，以及在导弹方面重要的进展延续着从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的火炮发展的趋势。
上述发展以及观察战场目标能力上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梦想不到的高的火力精度，可能会使战术发生急剧的变化。研究上述进展的观察家们能容易地得出结论，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技术给大众生活产生影响的递减规律在军事上的类比，在这里不起作用了。无论武器系统将来是否仍保持传统的四种分类，在情报、目标获知、射程和精度的综合影响造成了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并将深刻地改变战术。
今天的军人设想将完善的敌对电子情报与百发百中的制导武器相结合将引起战斗的一场革命。他们设想纵深战斗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战术飞行，它能以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线膛炮火力的精度对纵深目标实施攻击。
在如此大的距离上的战斗将使侧翼和后方这些传统的弱点毫无意义。如果士兵们被热辐射、可见光、雷达等侦察手段发现，他们在来自空中的攻击面前是十分脆弱的，各种反措施也无法对抗如此多种类的侦察传感器，传统隐藏和掩蔽措施失去了其意义，战斗可能和兰彻斯特模型中假设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都能互相攻击的情形极其相似。这种远距离战争将剥夺防御者在许多方面的传统，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借助类似于马其诺防线那样的现代筑垒阵地的力量。如果远距离武器使常规兵力集中没有必要，那么战术核武器在防御中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虽然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每一种都保持其独特的作战能力，但是，由于防御失去所具有的某些传统优势，较强的军队会更容易占居优势而不会形成僵持局面。虽然电子侦察和制导武器还远不完善，但在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这是完善坦克和飞机的设计及可靠性所用的时间)这种电子情报和制导武器的战争将接近成为现实。
然而各种电子反措施甚至战争环境中最古老的成员烟雾也能阻碍情报的搜集和导弹的制导，这将引起实际情况与全部的情报和完美无缺的精度的理论模型之间的偏差，也将使战斗与模型不一致。战斗中也可能会摧毁对方的导弹，破坏他们的电子设备并使其丧失能力。正如拜占庭帝国大部分是骑兵的精锐部队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欧洲这些新式的军队在人员和设备上可能难以补充。
但和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克尔特被消灭后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了军队，战斗将转化成历史上以往的武器系统之间的战争样式。随着战争的发展，敌对的双方军队可能会转变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直到装备得到补充以后再部分恢复到战争开始时的会战条件。所以，在两支小型的精心装备的机械化军队之间的战斗的某些阶段中，不久前历史中的战术可能会重新被采用。
这种战术的转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呢？很明显，建设小型化资本密集型的军队的趋势仍将继续，复杂的武器和昂贵的弹药耗尽了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这些资源在本世纪初足以装备数百万之众的军队。这种军队是否会和安息人骑兵相类似，它们在平原地形上不可战胜，但却不能适应亚美尼亚的山地和叙利亚的丛林地形？当然，考虑到这是一种地(水)面和空中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并使用大量的导弹和电子侦察设备，这种军队和老式的骑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相比，克服丛林和山地障碍的能力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军队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和同样性质的军队作战。相应地，如果和一支装备着20世纪上半叶特点的军队作战，它会发现它处于一种被自己打败的境地，因为它发射的导弹比目标要昂贵的多。因为，这些军队的主体可能类似于中世纪的精锐重骑兵，他们在战场上能压倒敌人，但要依靠步兵进行阵地战或在需控制国家时担任警卫任务。
也许，军队规模的小型化可能会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以战争中的绵延的战线不复存在。在这方面，作战行动可能类似在北非进行的第一次主要是在机械化军队之间进行的现代化作战。另外，军队规模的缩小可能对其战略作用形成重要的限制，对这种军队来说，大量的装备和相对较少的人员将限制其控制被征服领土的能力。随着军队规模的缩小，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战略结局的传统的限制可能重新出现。这种军队对后勤补给线的依赖也使其比古代马背上的军队更加脆弱，因为古代军队能依赖其占领的土地生存下去，而且没有对弹药的额外需要。
当然，这种有强大战斗力的小型军队在其补给线被游击队破坏后可以依赖空中补给，但这并不能弥补其规模小而要控制的国家幅员广阔的巨大差距问题。在一个庞大的政治上敌对的国度里，它的行动并不会比汉尼拔在意大利打败罗马人的胜利更有影响。只有实行蒙古人的恐怖和灭绝战略，这种军队才有可能使其顽强的对手屈服，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会发现其复杂的导弹武器和昂贵的弹药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似乎这种昂贵的电子和导弹战只是全球众多战争样式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多样性在3个世纪前欧洲人开始向全球加速扩张时就存在了。在本世纪初出现的世界范围的部分一致性，也因新的机械化战争的样式所面临的地理障碍而消失了。在丛林、山地和城市，19世纪式的用枪炮进行的战争仍然流行着，虽然有时也运用坦克和飞机。经济因素似乎仍在限制对新型电子和导弹武器的运用，而未来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将和许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和计划中的战争的区别越来越大。相应地，世界战争将重新趋向多样性，战争将因交战国经济资源和政治、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样世界军事形势将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每一地区为满足其独特的需要都有其相应的方法。由于战争中重新出现的多样性和地区主义和历史上的情况具有同样的原因，所以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不是未来战争的一个特点。
以上试图窥见未来战争的特点，像许多类似的作法一样，只能从近期一些十分明显的趋势加以推断。由其他明显的趋势出发无疑可能会得出对明天的另一种认识。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比历史更能预见未来了。它将推论的起点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希望如果其作法正确的话，能够更加准确地描绘出未来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的，它还通过对历史类比的潜在价值的认识去理解当前的变化和事件的可能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历史还对现在提出其自身的问题，并为其后的发展提出假说。如果本书中的各种命题和连续性能够帮助读者提出这些问题，并形成自己的假说和战略选择方法，本书就完成了它对未来所担负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