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8.2 “普舍尔”推动式飞机
但是，发动机和螺旋桨在前部的更轻型单座飞机比双人推进式飞机具有更高的速度和机动能力。一位法国飞行员在尝试将机枪从螺旋桨里进行同步射击未能取得成功之后，将钢板安装在飞机的螺旋桨上，因为飞机一般使用向前射击的机枪进行射击，所以这些钢板将会使射向螺旋桨的子弹偏转方向。此后，由于绝大多数子弹不能打坏螺旋桨，飞行员就可以驾驶这种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牵引式飞机进行战斗，牵引式飞机的飞行员在为机枪进行瞄准时，需要把自己飞机的机头瞄向敌机。
而后，德国人研制出了发挥作用的同步齿轮，它能使机枪从螺旋桨里射击。到战争中期时，作战飞机或战斗机、驱逐机都采用了这种同步技术。到1918年，战斗机已经装备有两挺步枪口径、气冷式从螺旋桨里射击的机枪，其飞行速度每小时已达130英里。侦察机除了搭载一名观察员和重量更重之外，其他方面与以前相似，速度更小和机动性能更差一些。绝大多数轰炸机在许多方面与侦察机相同，但有一些轰炸机有两台或3台发动机，有的甚至有4台发动机。
插图8.3 安装有同步机枪的“索普维恩凯摩尔”牵引式飞机
因而，空战也就变得与古代时的海战相类似，在古代海战中，轻型的、机动性更好的战舰通过撞击来摧毁敌方的舰船。而飞机却是向敌方的飞机发射机枪子弹。作战的方法也更多地集中于单机作战，这一特点只是在飞机按飞行中队编组以后才稍有改变。当飞行中队相互作战时，才开始出现空中混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中，轰炸机和侦察机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它们的体积和重量更大，加上它们的速度更慢，使它们具有某些与老式商船相同的特点。尽管观察员拥有一挺机枪以及后来轰炸机和观察飞机装备有向前射击的机枪，但这些武器并不能提供全方位的保护。战斗机使用它们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机动能力从一个未受防护的角度来攻击这些速度更慢的飞机，就好像战舰将从一艘商船的一侧撞击商船一样。而携带着炸弹的轰炸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好像是空中的武装商船一样。
由于只有轰炸机和观察机能够完成飞机的基本任务，战斗机就起到了攻击它们的防御性作用，而且还有给更脆弱的飞机实施护航的进攻性任务，这种做法非常像护航舰船保护商船运输时所做的那样。从战术胜利以战斗消耗来衡量的角度看，防御方拥有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攻击敌方脆弱的轰炸机和侦察机。防御的战斗机常常还有另一个防御优势，即作战空域离己方的机场较近，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投入作战时拥有更多燃料，因而也就在它们需要返回基地之前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而且，如果飞行员和飞机落到了自己的领土上，他们还有机会再一次行动。但是，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侦察机所获取的情报，也能获取得战术上的利益，同时这些进攻性行动还能带来战略效果。
尽管盟军在飞机的数量上占有优势，但盟军的空军部队并没有获得像它们的舰队控制海域那样的制空权。德国拥有相当多的空中力量，而且盟军的飞机过于专门用于进行封锁，使盟军并不能取得绝对的制空权。例如，当对一个敌方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时，飞机需要不停的换班，而在以前，一艘正在海上对敌方港口进行近距离封锁的舰船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的。飞机进行轮换通常就意味着：进行封锁的空军在某一时刻将在一个机场的上空拥有太少的飞机，使处于劣势的空军很容易在其自己的空域内达成优势。在敌方不知道攻击和没有敌方的战斗机在空中时，对位于地面上的飞机进行空中突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行动非常难于实施。被改装进行高角度射击的机枪和野炮的防空能力也有助于挫败由一支更强大的空军实施的这类突袭。
因而，从战略上讲，空战同时涉及到空袭和反空袭这两个方面，而空中力量更强大的一方则更多地实施空袭。盟军就利用它们的空中进攻行动来配合地面进攻。虽然盟军的飞机数量更多，使它们在不受妨碍的空战区域内将拥有更多的机载火炮向更少的目标射击，这本应该使盟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盟军却承受着比德国更大的损失。
公众更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它们却通常忽视更为平凡的轰炸机飞行员和他们的机组人员。单机作战所隐含的英雄主义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使一些空中英雄崭露头角，这些飞行员根据被他们击落的敌机数量而被授予“王牌飞行员”的称号。被击落的敌机要求被另一位观察员证实，或者要在地面上寻找到飞机的残骸。实战的结果证明，那些没有经验的飞行员，常常是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那些飞行员，很容易成为那些技艺娴熟的飞行员的牺牲品，这些技艺娴熟的飞行员们大多是在长期飞行和战斗行动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因而，德国最杰出的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他由于不停地战斗而精疲力竭地被击垮台之前，共击落了80架敌机。英国最成功的王牌飞行员是爱德华·曼诺克，他在战死之前击落敌机的总数达到了73架。威廉·A·毕晓普是加拿大的一名王牌飞行员，他共击落了72架敌机，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法国最杰出的王牌飞行员勒内·冯诺克也一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共击落了75架敌机。
堑壕战战术
1915年，在法国处于守势的德国人，小心地在他们的前线构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一系列的堑壕线。位于第一道堑壕内的步兵和机枪火力控制着第一道堑壕前的地形，并与其后200码距离上的第二道堑壕相联系。德国人在其之后700-1,000码的距离上设置了另一道构筑有混凝土工事机枪阵地。由认真的、办事有条不紊的德军总参谋长福尔金汉制定的德军条令规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对这道防线进行防御，使用反击恢复任何的损失。尽管这种行动是被围城市防御战的标准行动，但这种行动在这里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在战线后面拥有几千平方英里的占领地。
1915年春，英国人试图先进行30-40分钟的炮击，而后使用一次突然冲击来突破德国人的这道防线。英军确实在一个方向上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但随后德军的预备队和机枪阵地线挡住了英军的前进，直至德军更多的预备队到达这里并建立了新的防御正面。英军还有机会向前推进得更远，但是他们在等待来自位于后方的将军的命令时延误了战机。当信使送去报告并带回了将军的命令时，战场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将军们通常缺少像小山这类能够进行观察的有利地点，加上他们指挥着几英里长正面的作战行动，使他们既不能及时掌握战场的态势，也没有控制作战的快速通信能力。防御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指挥官们逐渐地认识到：堑壕战需要分散指挥，赋予小部队指挥官更多的指挥权。
在另一次突击中，英国步兵从进攻堑壕到防御堑壕只需要前进200码。他们以6个连续战斗线依次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只有三步远。德国步兵和几挺机枪击退了前3个攻击波次的突击，德国炮兵向英国堑壕射击，击中了爬上堑壕顶开始冲锋的第4个攻击波次。而英军的最后两个攻击波次根本就没有发起攻击。在这一次攻击行动和随后重新进行的一次攻击行动中，英国损失了6,340人，德国只损失了902人。
按攻击波次进行攻击反应了自17世纪以来的一种线式系统的传统。所有欧洲陆军战前的条令都强调，进攻方需要建立起对防御方的火力优势，为了达到最大火力则需要这种线式配置队形。这一理论设想，俯卧的步兵在压制住了防御方的火力之后需要快速前进，但由于其还设想步兵需要前进更远的距离，使实战中从200码距离上的突击只代表了步兵的最后冲刺。然而攻击的步兵并没有奔跑，相反他们前进的速度却是按规定速度前进的，目的是使敌人的防御阵地一直处于己方炮火射击之下直至最后一刻。战前的理论既没有考虑到如此完全的堑壕，也没有认识到防御火力的密度和效能。英国使用了许多只是新招募的和没有经过战前训练的部队和军官，使他们的战术笨拙而又僵化。
在这两次攻击行动中，虽然英国人在他们发动突击的狭窄正面上每7码就配置了一门炮，但是英国炮兵却未能削弱德国人的防御阵地，甚至没能严重地破坏有刺铁丝网。绝大多数英国火炮是发射18磅重炮弹的野炮，这种野炮在如此短促的轰炸行动中缺乏严重的破坏德国野战工事的威力。炮火的不准确性是失败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炮弹未能命中堑壕和有刺铁丝网，因为每名炮手都没有进行试射。试射就是指提前对目标进行射击，并观察和校正其火力以确保能命中指定的目标。而且600门火炮试射也需要时间。缺少试射的轰炸就缺少精度，而进行试射又会使攻击失去突然性。
法国人并没有依赖于步兵的突然突击，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像围攻战那样对拥有堑壕的德军防御阵地进行攻击。工兵出身的霞飞制定的解决措施就是炮兵攻克、步兵占领。他放弃了突然性，而通过具有围攻战特点的持续的炮火轰炸来达成优势。但由于霞飞的长时间轰炸需要巨大数量的弹药储备，他的进攻需要等待，直至他已经积累了足够数量的弹药。在1915年冬季和春季不成功的努力之后，他于秋季重点进行了两次进攻行动的尝试，其中有一次是在北翼与英国人的合作。
在第二次行动中，在香巴尼一个80英里宽的正面上，霞飞集中了20个步兵师进行攻击，使用了8个步兵师和6个骑兵师作为预备队以利用突破的效果。德国的防御兵力只有5个师。除了无数的野炮之外，法国还使用了850门更大口径的火炮进行了基本上摧毁德国人堑壕的为期3天的轰炸。步兵的攻击在大约一半正面上突破了德国人的堑壕线，在其中8英里宽的正面上，法军的冲锋突破了拥有混凝土工事的机枪阵地。但是德国人在3天轰炸所提供的时间的帮助下，在他们第一道防线之后2,500-3,000码的距离上又构筑了另一道防线，从而增强了他们的防御力量。为了攻击德国人的这道新防线，法国人不得不停顿下来，等待他们的火炮运动上来实施另一次火力突击。
实践证明，德国人的这道新防线更不易于遭到炮兵火力的攻击，因为德国人将其构筑在山体的反斜面上。当德国人构筑他们原来的防线时，他们将防线构筑在山体的正斜面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步兵需要好的射界来击退敌人的攻击。但他们后来得知，在山体正斜面阵地里，士兵的火力由于射界的原因只能在几百码的距离上阻止敌方的步兵前进。位于反斜面上的堑壕线为德国人防护敌方火炮的射击提供了极好的保护，因为这些阵地为德国人提供了防护直瞄射击的庇护所，并且妨碍了法国炮兵观察员的视界，因为火炮需要通过观察员观察炮弹的弹着点来修正榴弹炮和其他间瞄武器的射击偏差。
法国人也按攻击波次进行攻击，但由于他们拥有受过更好训练的部队，以及更专业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他们给予下级部队更大的主动权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机动和利用敌人部署上的薄弱部位，法国人的行动程序也与围攻战传统非常一致。然而，法国人的总原则要求把步兵与炮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进攻行动带来了一种缓慢和僵化。
这种利用反斜面的预防措施，与拿破仑战争时期威灵顿元帅保护他的步兵免受法国火炮射击所使用的措施几乎没有区别。另外，德国立即开始在他们第二道防线之后挖掘两条新的防线。然而，德国人的确没有使用这些新的防线，因为他们处于有利位置上的第二道防线在他们火炮的支援下击败了法国人重新组织的突击。
法国在北线进攻的进展情况并不太好，英国人也同样好不到哪里，英国人无法实施法国人长时间炮击的技巧，因为他们并没有法国人所拥有的充足的重型火炮补给的优势。即使长时间炮击能够大量地杀伤德国的防御部队，并且毁坏德国的堑壕，但德国的防御部队拥有太强大的火力，只需要很小一部分的部队接触就能够打退一次步兵的冲锋。例如，一挺德国机枪曾在一个下午发射了12,500发子弹。这是对英国人的一次攻击行动所进行的射击，虽然当时英国人进行了持续4天、耗费25万发炮弹的轰炸，但英国还是遭受了8,000人的伤亡损失。
在这些秋季进攻中，英国损失了5万人，德国损失了2万人。为了对付法国人，德国人损失了12万人，而法国人损失了19.2万人。德国人大量地实施反击行动，以及他们坚持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放弃任何领土的原则，使他们在对付技能更为熟练和武装更强大的法国部队时损失更为严重。
盟军将骑兵师保留为预备队以利用从未出现的突破口。后来有一天，英国骑兵在误认为德国人正在撤退时，向构筑了工事的德军阵地发起冲锋。一名德国士兵这样写道：“当英国骑兵中队骑马冲向我们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解释说德国士兵“在英国骑兵到达步枪射程之内后，他们站起来，大笑着用一阵弹雨欢迎这群少有的目标。幸存的马匹掉头就跑，带着许多空空的马鞍逃了回去”。在另一个阵地上，英国骑兵并没有给德国士兵提供任何的狩猎机会，因为，如同一位德国士兵补充的，“几个炮兵连向一群骑兵射击，我们的机枪完成他们的消灭行动。无数的没有骑手的马匹在战场上到处奔驰，我们缴获了许多英国军队的马匹”。 [ 注：G·C·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伦敦，1940年，第198、199页。 ]
1915年和1916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后勤与以前所有的战争都不同，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铁路运输为驻止军队提供了所需的食品、饲料和数量巨大的弹药。围困一直使后勤补给面临着问题，但没有了铁路，各国军队是不可能在相互围困的情况下保持静止不动的。交战国要求它们的工业经济满足它们总人口中超过10%的人处于武装状态的要求。这些军队通常不能依靠敌人来生存，需要后勤提供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弹药以及新的和替代的武器。
盟军的战略对这种战争和经济之间的新关系作出了反应，当时，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锁性的后勤战略。这种封锁性后勤战略并不能决定战争，因为德国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牢固的农业、丰富的煤碳和钢铁，而且，德国除了在水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相连之外，还在陆上与东欧接壤。但英国的封锁确实限制了德国的粮食补给，而且还限制了德国从国外进口诸如棉花、橡胶和石油之类的物资。德国武装了其士兵，养活了其军队和平民人口，但还是有短缺、麻烦、某些困难和部队士气下降的问题。相反，盟军利用它们的制海权、海外的投资和信誉，大量地进口其工业、军队和平民人口所需的物资。
地图8.1 中东欧(阴影部分为1915年初德国和他的盟国)
德国人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内线。1915年，他们转而在法国进行防御，并集中兵力对付俄国。在内线上，交战双方部队的作战正面约为700英里，是西线从瑞士到海边的两倍多，双方都分别拥有基本上与西线相当的力量。俄国和奥地利在1914年发动的攻势行动形成了正面冲突，在俄国人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俄国对德国、奥地利的作战正面于当年秋末稳定下来。德国和奥地利的意图是利用1915年的攻势行动击退俄国，削弱其力量，减缓对奥地利的威胁。
德国和奥地利首先通过在战线的最北端发动一次进攻来分散俄国人的注意力，随后于5月初在南翼发动进攻，俄国人在南翼只有6个师坚守着一个28英里宽的正面。俄国部队只拥有惟一的一道堑壕线，它们却要面对得到1,500门火炮支援的14个奥地利和德国师的进攻。奥德部队进攻的突然性，加上俄国人的堑壕在持续4小时的精心计划和准确瞄准的炮火轰炸之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俄国人退却了，奥德部队在12天内迅速向前推进了80英里。由于奥德部队向前推进威胁到俄军友邻部队翼侧和后方的安全，俄国人不得不在一个250英里的正面上全面后退，利用一道新的堑壕线重新组织防御。
由于俄国人在作战正面上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低于奥德部队的比例，德国人才有可能突破俄国人的防御，这种突破在法国的盟军指挥官曾经避免过。在一系列这样的进攻之后，德国和奥地利将俄国军队从波兰赶了出去，并使俄国人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后，德国和奥地利又在秋季转而对付塞尔维亚，占领了其领土，但塞尔维亚军队逃到了亚得里亚海边，并在那里登上了盟军的舰船。当德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进攻能力之后，他们接着就转向对付法国，于1916年在凡尔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代价昂贵和犹豫不决的战争。
为了确保盟军能及时地集中兵力，霞飞于1915年12月召集了一次会议，俄国、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英国在会上都同意于1916年6月同时发动进攻。
但是，盟军却没能成功地利用它们自己的内线。1914年秋，奥斯曼帝国加入了这场战争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因为在1915年初，交战国塞尔维亚以及中立国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把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德国分隔开了，盟军与德国、奥地利拥有数量相同的内线，这样盟军可以集中兵力或者是来对付德国和奥地利，或者是去对付土耳其。由于盟军在海上具有优势，所以它们应该很容易就能运来绝对优势的部队对付奥斯曼帝国，并把奥斯曼帝国从战争中赶出去。取得这样的胜利后又可以把整个战争期间用于对付土耳其的资源解脱出来，用于对付德国和奥地利。
相反，盟军却试图用其海军打通海峡进入到黑海，而当这个企图失败之后，又把部队在土耳其人预先做了准备的地方进行登陆，企图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当这个企图也遭到失败，就像西线一样以固守壕沟的围攻战宣告结束之后，盟军撤回了其部队，将其中一些部队在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宣告参战，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边，参与击败塞尔维亚的行动，这样就打通了德国、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铁路交通线，并可以利用这条铁路线来运输德国的弹药和补给物品。因而盟军也就失去了他们位于土耳其与德国、奥地利之间的中间阵地。
首先击败弱小的奥斯曼帝国，而后集中所有的资源对付更强大的奥德联军，本应该是内线原则的正统应用方法。因为首先完成击败更弱小敌人这个更简单的任务，就会增强用于对付更难打之敌的力量。但是，德国刚刚出名的战争理论权威克劳塞维茨却提出了与这一方法相反的论点，他提出应当首先以敌人的主力为目标。盟军只有首先对德国发动进攻才能满足这种要求，如果盟军战胜了德国人，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就必然垮台。但是如果消灭了奥斯曼帝国，盟军将既不能打败德国，也不能结束战争。
然而，建立在内线基础上的论点确实似乎更占上风，因为盟军首先集中兵力对付奥斯曼帝国，将使盟军最终能集中更大规模的部队去对付德国。首先征服更弱小的对手只需要最小的努力，这一因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决定盟军的战略。确切地说，由于法国处于优势地位，加上法国的意图是把德国军队从其领土上赶出去，这意味着盟军将会把他们的主要行动集中在法国，虽然盟军暂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陆上部队去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相当数量的部队去正面对抗保加利亚和德国军队。
1916年的同时进攻确实给德国施加了压力，就在其他的奥地利军队正在向意大利部队发动进攻时，俄国在6月份的进攻行动严重地挫败了奥地利军队，而德国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陷入了在凡尔登对法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进攻作战当中。6月末，法国和英国部队在法国沿索姆河发动了一次联合进攻，它们以此结束了这次同时作战行动。这次索姆河的进攻行动持续5个月，结果又是一次代价昂贵的作战行动。
在这次联合进攻行动中，英国承担了主要的进攻任务，在14英里宽的正面上发起攻击，而法国人的攻击正面只有9英里。自1914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从志愿者中组建了大规模的陆军。这些人有他们的的优势，就是他们有非常的作战热情，但是他们也存在着缺点，就是缺乏经验和几乎没有正规的军官或专业军士来领导他们。英国人在开始行动时进行了一次持续7天、消耗了160多万发炮弹的炮击行动。德国人在构筑防御工事时，把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把人员地下掩蔽部设在地下20至30英尺深处，这也恰好值得英军炮兵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炮击。德国人把有刺铁丝网捆绑在铁桩和架子上，形成了两道分别为30码宽的隔离带。英国人的炮击最终炸毁了德军所有的这些工事，甚至德军设在地下很深的庇护所也被炸坍塌了，常常使藏在里面的德军士兵窒息而死。但英军大规模的炮击不得不以牺牲突然性为代价，虽然英国人在精心地进行作战准备时并没有提前引起德国人足够的警觉。然而，英国人的大规模炮火轰击却引起了德国人足够的重视，德军把预备队运动到了受威胁的部位，并开始构筑另一道防线。
当英国人开始突击时，幸存的德国士兵从他们的地下掩蔽部里钻出来，在炮弹坑里建立起了一道防线。按攻击波次发动进攻的英国士兵，因而也就遭遇到步枪和机枪火力的沉重打击，英国人的伤亡很惨重，在第一天就伤亡了5.7万人，约占参战人员的40%。英国人这样的突击行动使伤亡损失的水平恢复到18世纪的水平，当时，腓烈特在科林的不成功进攻行动中导致了43%的伤亡，在另外3次作战中伤亡的损失超过30%。
虽然防御方是躲避在炮弹坑里，但防御方也拥有一定的掩护，这完全能抵消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如果攻防双方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能相互向对方进行射击，在进攻方迅速消灭防御方的条件下，N平方定律会把进攻方3:1的数量优势转化为9:1的绝对优势。但是，由地面上炮弹坑向防御方提供的掩护，不仅仅是抵消了进攻方所具有的更大数量优势，而且使进攻方部队的损失更加惨重。
地形也帮助了德国人，一份当时的评论这样说：“几乎在这条古老战线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人不得不爬向小山向上攻击……敌人拥有观察所，对法国人有较好的视界，并有一种优势感。我们的人处在下方，多余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堡垒，就在我们的上面，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坚固。”因而，德国人的防御阵地除了使他们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之外，还使他们具有心理上的优势。 [ 注：B·H·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波斯顿，1930年，第232页。 ]
盟军确实没有任何突破德国人防御的希望，因为在德军第一道防线之后的2,000码处，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拥有与第一道防线同样强大的力量，这道防线也包括完整的有刺铁丝网带，而且在第二道防线之后的3,000码处，德国人早就建立起了一道预备队防线。另外，福尔金汉将军还没有放弃他寸土不放的决心。他已经把前线布满了部队，并且在长时间炮击发出的警告提示下，随时准备用预备队进行反击。他已经重申了他的原则，就是要“寸土不让，如果丢失，则必须立即不惜以任何代价实施反击将其夺回”。 [ 注：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第118页。 ]
这一防御原则使德国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为它把大量的人员配置在敌人更强大的炮兵火力之下，而且在反击行动中的损失也很大。这次为期5个月的会战确确实实是一次围攻战，英国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约42万人，法国约20万人，德国的损失无法确定，可能比60万人稍微多一点。德国为了保留他们在法国的占领地而进行如此残酷的战斗，使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远远抵消了战术防御给予他们的巨大优势。盟军在步兵及炮兵上力量更强、德军暴露在炮火突击之下以及德军不断地进行反击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术防御将使进攻方遭受更大伤亡的威力。
寻找一种解决战术僵局的技术措施
尽管统帅们在作战中损失上百万名的士兵，而他们得失常常是几平方英里的战果，而且他们还是面临着一个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势。过去的几百年，将军们已经习惯和理解了僵局，这些僵局建立在城堡或要塞的力量之上，也因将军们没有能力去迫使拥有巨大空间可回避好战对手的敌人进行会战。随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似乎肯定了拿破仑的战争方式，在拿破仑式的战争中，进攻一方或是能够迫使防御一方会战，或是迫使其撤退。而现在将军们突然面对着一种僵局，这种僵局是随着力量与空间比例的巨大提高和战术防御力量的增强而产生的。
军事统帅们发现，他们很难放弃一生坚持的并且又被战前错觉加强的思想，战前的错觉认为，火力已经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而且必胜的士气和决心将能够将攻方的意志强加给敌人并获得胜利。以“火力杀伤”是法国贝当将军的格言，这句格言事后看来似乎只是表现出了他对这个显易而见道理的掌握。但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被作为一种对战前过分强调火力、士气和意志取胜的思想的矫正方法。一位德国军官在与俄国人作战中向世人们展示了对战前观点进行调整的需要，当时他的部队成功地击退了俄国人的一次进攻。他的部队是岁数较大的后备役军人，体重超重、秃头，看上去丝毫不像一支部队，虽然他们的视力较差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目标，但是他们还是击败了俄国人。特别令德国军官震惊的是，俄国人的攻击部队是他们的警卫部队和精锐部队，这些部队拥有更上乘的军官和更勇敢及体能更强壮的士兵。舆论的导向已经使人们确信了弱肉强食的原则，也就使人们很难接受拥有机枪的弱方打败了更强大一方的现实。
虽然参谋们和将军们要处理他们所面对的意想不到的和前所未有的战术形势自然相当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设法寻找一些解决战术问题的措施。例如，炮兵的重要性突然得到了提高，它们并没有预想到它们所面对的形势。绝大多数人曾计划使用野炮向他们能够看到的目标射击，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进行着围攻作战，向他们看不到的目标射击，依赖于远在地面或搭载在飞机、气球里逗留在空中的观察员。
炮手们很容易就从围攻战炮兵的行动中学会了间瞄射击的技巧，随后就转向解决摒弃试射的问题。如果炮兵能够摒弃试射，射手就能够为步兵提供突然和准确的炮击，由于精度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这种炮击可以持续得很简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面临着每门炮都有不同初速的问题，火炮的初速由发射过多少发炮弹和生产中的微小差异来决定。火药的温度也影响到初速，寒冷天气的冷火药与温暖天气的热火药的推进力并不相同。空中的风以及空气的密度也会对发射出去的炮弹的飞行弹道产生影响。
法国炮兵们从海岸炮中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测定所有炮弹的初速，计算后续使用的影响，测定火药温度影响的结果，学会了向空中施放小型气球来测量空气密度、风速和风向。由于拥有精确的地图和对每门炮炮位的测勘，知道了一门炮在不同的温度、风和空气密度条件下的初速之后，炮兵就能提前计算每门炮的射击诸元。拥有了这种新的技能之后，更多的火炮就能够秘密地运动至计划进行进攻的地区，并计算出如何以首发炮弹命中它们的目标。到1918年，炮兵们已经能够摒弃试射，能够在敌人没有发现新的炮兵连到来的情况下，向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具有强大火力和精度的突然炮击。
新式武器在战争中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并没有改变战术力量的平衡。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和小型便携式迫击炮证明是很重要的武器，而且它们被用于支援进攻的可能性比用于防御的可能性要大。但是轻型的、便携的、气冷式机枪的广泛使用却给防御提供了更强大的火力。
德国人大规模引进了毒气，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化学工业上具有优势，使他们在开发更致命种类的毒气上处于领先地位。毒气首次是用圆筒施放在进攻方的堑壕里，后来又用炮弹进行施放，在战争中它被证明是一种非常致命但又需要慎重对待的武器。毒气的使用需要由风来决定。不久士兵们就拥有了能保护他们免受窒息性毒气伤害的防毒面具，实际结果证明，毒气并没有对作战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在一次得到足够支援的攻击行动中，突然大量地使用毒气，这毫无疑问地会实现大范围的突破，但是德国人却忽视了这个机会。实际上，毒气在对付预有准备的敌人时，似乎不太可能改变双方的力量平衡，所以在第二次大战中，所有的交战国都没有使用毒气。
法国和英国都很早就开始寻找一种将霍尔特农用拖拉机的工作方法应用于堑壕战的途径。霍尔特拖拉机是履带式拖拉机，因而使其能够离开道路作业，而这正是装甲车所缺乏的一种能力。最初，法国和英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且没有相互共享他们的成果。
英国陆军的斯温顿中校提出了一种能够越过堑壕的履带式机枪车的想法，而英国海军部的陆上运输车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了一辆，于1915年初生产出产品，车重28吨，车长26英尺。陆上运输车是一个菱形的装甲箱，它的履带围绕着车身转动，使该车具有最大的越壕能力。在车身的两侧各有一个凸出部，凸出部上或者是携带一挺机枪和一门海军的57毫米炮，或者是装备有两挺机枪。如果在两侧各装备有一门57毫米炮，英国人就称之为雄车；如果两侧各装备有一挺机枪，则称之为雌车；如果其在一侧装备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炮，在另一侧装备有机枪，则就被称为阴阳车；所有型号的车除了这些安装在凸出部的武器外都有两挺机枪。陆上运输车最初使用了一台105马力的发动机，随后又使用了一台150马力的发动机，其最大时速为4至5英里每小时。由于霍尔特拖拉机的设计意图是牵引犁使用的，所以不管陆上运输车拥有多大的功率，履带式设计使该车并没有较高的速度。当陆上运输车首次运到法国时，为了保密的原因被称为水柜，不久又被缩写为坦克。
插图8.4 最早的坦克原型
法国人的坦克原型也可以追溯到1914年秋，是法军埃蒂安纳上校的主意。埃蒂安纳上校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希望炮兵能够在攻击中跟随在步兵之后。他的两个模型由两个不同的厂家设计，都包括一门安装在霍尔特拖拉机上装甲箱子里的75毫米野炮。一个模型重15吨，另一个重25吨。两个模型都装备有机枪，速度约每小时5英里。法国人的设计缺乏想象力，因为装甲箱超出了履带之外，限制了该车的越壕能力或通过崎岖地形的能力。法国人实际上并不是生产出了一种越壕机器，而实际上只是生产出了一种自行火炮。
英法这两个盟国除了向德国人保守他们的坦克研究的秘密之外，它们相互之间也保守秘密。法国人对这些履带式车辆比英国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甚至在看到一台完整的试验样车之前就已经订购了800辆，计划积累较大的数量以在一次主要的进攻行动中突然使用这种车。但是，英国人在索姆河进攻作战的后期使用了一些坦克，也就向德国人提醒了坦克这种武器的存在。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德国人与绝大多数的英国指挥官一样对坦克持怀疑态度，也就没有努力地去使他们自己的部队装备坦克。即使是德国人也装备了坦克，他们也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因为法国在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只是近来才把头号汽车生产大国的位置让位于美国人。由于英国也拥有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工业，盟军拥有占据绝对多数的汽车制造厂，它们能很容易地转产制造坦克。
与此同时，埃蒂安纳上校与雷诺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出了一辆与陆上运输车或自行火炮完全不同的装甲车。这种新型坦克重量只有6.5吨，其履带延伸至出车体前部，加上该车体积较小，使其具有较好的越壕能力。该车的车身高度比英国或法国早期型号的坦克更低一些，其顶部有一个能旋转360度的炮塔。炮塔上或者是装有一门用于向机枪掩体射击的37毫米炮，或者是装有一挺机枪。法国人的战术计划设想，由一辆装备有一门炮的坦克与两辆装备有机枪的坦克协同行动。
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坦克都沿用了这些设计原则，法国人在认识到他们拥有了一个合适的构想之后，订购了4,000辆这种“雷诺”型坦克。到1918年，英国和法国都拥有了很大数量的可以使用的坦克，已经组织和训练了人员操纵它们，而且他们也从思想上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了坦克在一场攻击行动中的作用。
德国人寻求使用潜艇实现后勤战略的胜利
到1917年1月，德国海军已拥有111艘潜艇，与此相比1916年初却只有68艘。德国海军认为，如果不管任何的有关鱼雷攻击商船的限制，德国海军能每个月击沉60万吨盟军的运输船。这样的战果将能把英国人从战争中赶出去，因为潜艇击沉的商船将比盟军所能建造的船只多得多，因而也将能够中断那些保持英国工业得以继续发展、其人民能够工作、其军队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相应地到1917年1月末，德国人在认识到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又重新开始了对商船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认为，如果德国封闭了盟军的海上交通线，美国人的参战将毫无意义，而且美国海军在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上力量较强，而在用于对付潜艇的驱逐舰上力量较弱，对潜艇战将无能为力。
德国人潜艇战略的预测结果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一战略在战术和战略这两个相关的可变因素上却失败了。到1917年时，英国海军已经能够使用一种水下声纳跟踪运动的潜艇，水下声纳能测听到潜艇螺旋桨的声音，并判定出潜艇的概略位置。英国海军还能使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进行攻击。当对潜艇进行攻击的驱逐舰判定在某个海域的某个位置存在一艘潜艇之后，驱逐舰就会把那些装满炸药的深水炸弹投放到所判定的位置，设定炸弹或者是在潜艇可能的深度上爆炸，或者是在不同的深度爆炸。深水炸弹并不需要直接命中潜艇就可以摧毁潜艇，因为水是一种不可压缩的液体，很容易就会把炸药所产生的压力传递到潜艇的艇身上。
护航在很久以前被英国海军用于保护商船对付法国和其他敌人的武装快船，现在则被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去保护商船，而且当得到护航保护的商船遭到潜艇不顾一切的攻击时，护航舰艇使用装备有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战舰与潜艇作战。被击沉的船只的数据既反映了德国人的期望得到了实现，因为最初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远远超出了英国人所能建造船只的出厂量，同时它又反映了英国人作出的反应的效能，当英国战舰开始实施护航之后，被击沉商船的数量开始下降，而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则开始上升(如表8.3)。
表8.3 1917-1918年的潜艇战
时间 被击沉商船的吨位数(千吨) 被击沉的潜艇数
1917年 1月 293 2
2月 468 4
3月 511 4
4月 840 2
护航开始
5月 551 6
6月 633 4
7月 495 6
8月 490 4
9月 316 10
10月 429 8
护航结束
11月 260 9
12月 353 7
1918年 1-11月 1,103 88
德国的新防御方法
1916年末，法国政府解除了霞飞的职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及法军进攻行动的巨大伤亡，使霞飞在1914年所获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为了以体面的方式处理霞飞，法兰西共和国将法国元帅这一古老的王室和帝国头衔重新授予给霞飞，这个头衔古老的荣誉与霞飞真正成就之间的结合，是法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把霞飞束之高阁的方法，也是对霞飞的军衔、七星勋章和新的元帅称号的真正的尊称。
法国政府用尼韦勒接替了霞飞，尼韦勒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资历较浅的将军，他于4月份开始了新一轮的被猜测将可能使用一种新方法的攻势行动。尽管他在一个25英里宽的正面上拥有5,000门炮，几乎平均每8码的进攻正面上就配置了一门炮，但这次进攻行动由于缺乏预见性而令人沮丧地失败了。由于对尼韦勒被提升的期望值与他的攻势行动的断然失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使法国士兵士气低落，声称他们将只进行防御而不再进行进攻。随后，法国政府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贝当将军1914年8月参战时只是一名上校，但由于他的表现极为出色，霞飞于当年10月就把他任命为军长。1915年，贝当被晋升为集团军军长，1916年，他成功地组织了凡尔登防御并被任命为集团军群司令。就在贝当将军61岁生日的前夕，这位反应敏锐而又十分务实的将军接管了法国陆军。贝当将军是火力至上和防御居于首要地位原则的一位忠实信徒，而且行动迅速、果断，他逐渐地恢复了法国陆军的士气。因而，法国陆军在1917年承担了一少部分的进攻任务。由于法国人死板地强调安全，使他们仍然对德国比较惧怕，战斗士气并不太高，也就没有承担主要的进攻任务。
但是，德国人必须面对来自英国人的进攻，英国人已经明显地加强了他们的炮兵，并且提高了他们弹药的质量和数量。英国人于5月初开始了他们的炮击行动，由于他们在飞机上具有6:1的优势，即使是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红色中队也不能有所作为，使英国人能够广泛地使用飞机执行炮兵观察任务。英国人使用了2,300多门火炮进行轰炸行动，不断增强的炮击行动夷平了德国人的阵地。德国的守备部队，由于十分害怕被埋藏在地下掩蔽物里，只好利用炮弹坑躲藏。当英国炮兵炸毁空荡荡的堑壕时，他们过着一种危险的而又极不舒服的日子。在最后7天的炮击中共有300多万发炮弹落在了一个6英里宽的正面上，随后，英国人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墨西内斯山脉的地下挖掘坑道，引爆在德国防线19英尺地下的炸药。100万磅炸药的爆炸威力，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可以感觉到。英国人最终占领了墨西内斯山脉，防御的德军部队比进攻的英军部队损失的人员还要多。
在英国人重新开始他们向附近的帕斯谢德勒攻击之前，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防御体系，他们在这次历时3个多月的帕斯谢德勒战役期间出色地使用了这种新防御体系。这一方法早就受到德国陆军新的领导人兴登堡元帅和他的同事鲁登道夫将军的赞同，鲁登道夫将军是坦能堡战役的获胜者和战胜俄罗斯陆军的设计师。虽然被德国政府于1916年夏季解除职务的福尔金汉将军仍坚持寸土不放的原则，但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却鼓励实施一种弹性防御。他们并没有把前线堑壕塞满部队，因为这样做在敌人的炮火突击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德国的新理论规定，用装备有轻机枪的几个班组成一条前哨警戒线来坚守前沿。当敌人轰炸开始时，位于前哨警戒线和2,000码后第二道防线上的部队从他们的堑壕和地下掩蔽物中撤出，利用炮弹坑进行掩护。实际上，英国炮兵巨大的威力使德国人的堑壕、地下掩蔽物和混凝土机枪阵地只是在吸引英国炮兵的火力时才有用。
在前哨警戒线和第二道防线之后，德国人另设有三条防线，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构筑第六道防线。但德国人计划使用他们的预备队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的地带实施反击，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位德国集团军群司令十分自信地在日记中吐露了秘密：“我对于打退敌人的攻击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从未配置过如此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与前沿抗击敌攻击部队一样训练有素。” [ 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40页。 ]
英国人在一个15英里宽的正面上重新开始了驱赶德国人的行动，使用2,300门火炮进行了为期10天的炮击，消耗了总重量达6.5万吨的600万发炮弹。当英国人在德国防御阵地里慢慢杀出一条血路时，德国的防御部队逐渐完美地实践着他们的弹性防御技巧，使用少量部队占领前线阵地吸引英国炮兵的炮弹，将部队分散在炮弹坑里以避免成为英国炮兵射击的靶子。德国人也在防御中增加了对炮兵的使用，或者是在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挖好掩体之前立即实施反击，或者是在一两天后，德国炮兵能够提供恰当的支援时实施反击。但无论如何，英国人不得不运动得很慢，因为，英军每前进2,000码或更远距离时，他们通常就需要停顿多达3天的时间，英军炮兵需要向前转移阵地才能向德军新的阵地进行炮击。在这场为期4个月的作战的全过程里，布满了弹坑和相当潮湿的地面妨碍了火炮的运动，也使提供足够的弹药补给十分困难。
地形又一次有利于德国人，因为在这一次行动中，当英国炮兵火力摧毁了德军阵地上的排水系统之后，这块原来周密地布置了排水系统、位置十分低下的地面，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沼泽地。英国士兵不得不铺设木板人行道，以防止他们自己陷入烂泥里。至少曾经有一次，有一名士兵失足陷入到烂泥里，并开始向烂泥里下沉，他的同伴们想救他却无能为力。当烂泥快要吞没他时，这位士兵要求他的同伴开枪打死他，他认为这种死法比窒息而死要更令人容易接受。高级指挥官常常严重忽视这些地形条件，而这些地形条件又对进攻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例如，一位来自司令部的英国军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将要结束时来到前线，首先由于他的汽车时常抛锚而对战士们的处境相当理解，随后，他又完全认识到了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泪流满面并大叫道：“天哪！我们真的把士兵投入了这样的作战环境了吗？” [ 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43页。 ]
由于德军的这种弹性防御方式取得了成功，德国人将这种方法作为一个作战经验进行推广，规定所有的西线部队都要采用这一防御方法。出乎意料的是，通常采取攻势行动的法国人，却在保卫他们自己领土的防御作战中最早采用了这种弹性防御的方法。与弹性防御最初的原则一样，法国人将一个坚固支撑点系统用作主要防线，这些坚固支撑点间隔200码配置，并组织进行全方位防御。在坚固支撑点的前面，法国人保持了一道前哨警戒线，在坚固支撑点的后面是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上还构筑了一些掩蔽部，这些掩蔽部是为进行反击的预备队准备的。由于受到福尔金汉的限制，德国人在1917年之前未能使用这种弹性防御方法，但是当他们将这种防御方法付诸实践之后，他们又把它进一步向深度、广度和复杂性方面发展，使其成为一个体系。
德军这种新的防御配置充分证明了它们自己的价值。尽管英国人拥有可怕的火力，并且对德军进行了长时间炮火轰炸，轰炸时间之长使德军士兵的神经饱受折磨，但是由于德国占领前沿的部队很分散，并在英军开始炮击之后就隐蔽在炮弹坑里，故极大地降低了德军的伤亡。结果证明，这道防线对于攻击部队来说仍然是难于克服的，并将使攻击部队遭受严重的伤亡。然而防御的重担却落在一个位于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纵深为1-3英里的区域里。这个区域的地形常常由于小山挡住了英军炮兵部队的视线，使英军直瞄火力无法对其进行射击，德军对防御阵地也进行了恰当的伪装来对付英军的空中侦察，而且这一地域还处于英军轻型火炮的射程之外，德军就在这一区域实施主要防御行动。除了许多位于混凝土工事内的机枪之外，德军还大量地使用火炮，德军火炮拥有极好的火控系统并且完全熟悉这些地区交通情况。德军还依赖于防御的纵深，每个团把所属3个营纵深梯次地配置。在这个战斗地带之后，德军还有一条防线，由每个团最后方的营占领，用于保护德军的炮兵，而且如果在更远的后方没有提前构筑其他防线，则也要计划其他阵地。
除此之外，德国弹性防御还将最基本方法建立在反击、反冲击行动之上。由于德军在前沿轻兵把守，使德军能够保持强大的预备队，远远地配置在英军火力突击的主要地域之后。由于英军进攻时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准备，使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将预备队增强到最强大的力量。由于反击在德国的这种新防御原则中具有如此基础性的作用，德军预备队在占领反击阵地时使用战斗行进的方法行动。
作为一种理想的反应，德国人设想实施一次几乎是即时的反击行动，用反击行动的突然性打败攻击的英军部队，并预想英军部队会由于德军的攻势行动而组织紊乱。为了确保突击的时间表以及整个防御的效能，团的第一线营的营长负责指挥这一地带作战行动，包括在其后面的营。第一线师的师长对投入到该师作战地带行动的其他师实施同样的控制。因而，德国人极好地保证了分权指挥，这是一种由于堑壕战所需要的变化。如果在提前进行准备并且拥有极好的炮兵控制的情况下，即时的反击行动还是遭到失败的话，德军还准备使用更多的部队和火炮，实施一次更周密的突击行动，这仍然比盟军部队享有更好的组织方式，即使盟军并不能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到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上，他们还是需要占领阵地并为新攻占的阵地构筑工事。
虽然有利的地形、筑垒地带和构筑好的炮兵阵地确实构成了拥有领土的重要优势，但这些反击行动并没有把恢复失地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对毫无准备的敌人进行成功的反击行动，在击败了敌人突击行动的同时，也会使防御者遭受不利的损耗，常常使德军许多士兵被俘虏。
德军通过分散指挥权，提高了德军业已建立完整体系的部队的效能。在那些战斗小组占领分散的防御阵地或炮弹坑的战斗中，要求在营以下分队中进行一种在战争之前所无法想像的分权指挥并保持体系完整性。不仅营所属连及连长和连所属排及排长拥有想像不到的自主权和职责，而且，就是排所属各班的中士班长也有着重要的机会去调动他手下有12名士兵的班，并且使中士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以前有关中士班长职责的设想截然不同。
营的编制体制相当完整并且增强了适应力，使营能在防御作战中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攻击，在反击行动中能够集中力量利用英军的薄弱部位。电话及炮兵控制手段的周密性和分散化，使火炮在防御中起到了基本上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用，因为火炮能向看得到的攻击线发射霰弹。火炮能非常有效地参与到反击行动中，因为敌方的突击部队早就进入火炮的射击范围，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反击部队将不太有可能前出超出他们火炮的支援范围。无论这种战争与18和19世纪的战争看起来有什么不同，它都是对法国军队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战争样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德国的新进攻条令
1917年，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进攻方法，这种进攻方法在某些方面应该归功于法国人的灵感。法国人原来的进攻方法，被德国人应用并也被英国人采用：它要求把进攻的步兵以连续的士兵战斗线或以攻击波次的方式进行使用。这些连续战斗线或攻击波次一般都按照预先规定的时间表前进，战斗线或攻击波次的运用更有利于上级司令部控制作战，同时也利于步兵运动与炮兵火力计划之间进行协调。最后，炮兵发射出一道弹幕，在攻击的步兵前面设置一道爆炸炮弹的弹幕，这道弹幕也按照提前制定的时间表向前移动，而步兵则在这道弹幕之后按照炮兵的时间表前进。这种使步兵从属于炮兵的方法，是霞飞将军“炮兵征服、步兵占领”进攻战原则的最好例证。
1915年初，法国的一位名叫拉法哥的上尉军官体验了这种进攻方法的最原始形态，他立即将这种进攻方法写成了一本手册。他曾提到步兵以战斗线行动的价值：“经历过一次突击中一个队形在那些最关键几分钟的影响，就会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其作用是“把任何犹豫的单兵拖在它后面，限制过于冲动，给所有人以彼此信任的温暖和舒适感”。然而，他却更偏向于使用装备有机枪和手榴弹的战斗小组，让这些战斗小组在战斗线的先头前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样，就能够从敌人机枪阵地的后方对其进行攻击，并穿插到敌人阵地的纵深。 [ 注：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第55页。 ]
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步兵线的战术一部分是由于炮兵的作用以及炮兵火力难于控制所要求的，这种战术使人们回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线式作战系统，那时以战斗线行动的营与它们友邻保持相接并成一条直线。拉法哥提出了一个与采用营纵队相类似的方法，营纵队能在战场上迅速机动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战斗线中的薄弱部位。当然他还设想要使用一种散兵小队，但是同样要更周密的组织和集中兵力对付敌人薄弱部位的能力，才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实现。
法国司令部印刷并下发了拉法哥的手册，但并没有将手册中的原则作为法军基本的进攻条令来贯彻执行。拉法哥的方法要求把指挥权下放到班长这一级，这进一步剥夺了将军们对战斗的控制权，法军仍然只是在炮兵的火力计划和以波次行动的步兵中局部地实施这种指挥。处于守势的德国人也发现，低级指挥官也同样需要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拉法哥的思想在步兵从属于炮兵方面还与霞飞的围攻战思想相矛盾。
1916年，德国人得到了一本拉法哥的手册，由于拉法哥的思想与德军早就正在逐步发展的那些思想十分吻合，德国人就把这本册子翻译过来，在整个德国陆军范围内广泛地散发。到1917年，从未把进攻作战完全看作是围攻战的德国陆军，开始把渗透战术作为德国步兵进攻的条令，而渗透战术则与拉法哥的思想十分相似。德军新的防御方法是让防御部队在炮弹坑里作战而不是在野战工事里作战，并且设法使用预备队实施突然反击。德军新的进攻条令与其新的防御方法一样，充分利用了适合于疏开作战的原则而不是围攻战的原则，并且不再让炮兵为满足步兵的需要而从属于步兵的行动。
法军纵深配置部队的防御，虽然依赖于堑壕线，但它包括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使这种防御易于被渗透战术进行穿插。坚固支撑点使用火力掩护着间隙地，其掩护能力又取决于观察能力，反过来，观察能力除了会由于炮兵火力迫使观察员进行隐蔽而被削弱之外，又会被雾、烟和毒气等因素所削弱。
渗透战术放弃了运用攻击波次的方法，转而青睐于运用若干战斗群向前推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渗透战术中，攻击部队并不需要耽搁某个波次的前进以等待突击部队去克服一个正在防御的敌坚固支撑点，相反攻击人员渗透到敌人的防御阵地内，一直向前推进，而把征服坚固支撑点的任务留给跟随在后面的步兵部队。集中兵力对付薄弱部位以及迂回和包围敌方部队的古老思想使这些战术得以实现。1917-1918年冬季，德国人将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对其大多数陆军重新进行训练，向他们的部队传授这些原则，并且训练他们应用这些新的攻击方式。这样，德军的基本攻击要素变成了大约12名装备有轻机枪的士兵。德国人把他们的部队区分为素质好、士气高涨的部队和素质差、士气低落的部队，让素质更好的部队集中进行进攻能力训练，组建了许多训练有素的突击师，而让事业心、勇气和技能较差的士兵去坚守防御阵地。随后，德军在西线的192个师中确立56个师为训练有素的突击师。
1918年，士兵已经使用钢盔来保护他们免受炮弹破片和高爆弹破片的杀伤。他们携带弹仓式步枪和手榴弹。手榴弹装有短时引信，使士兵能够在手榴弹爆炸并释放反人员碎片之前将其投掷出去。手榴弹微缩复制了榴弹炮的能力，一些士兵已经开始使用榴弹发射器使手榴弹作用的距离更远。在德国陆军中，排下辖几个有12人的分排，在每个分排里，有一个班有5名战士，该班操纵并保障一挺轻型气冷式机枪，另一个班只由步兵组成，机枪通常用于提供火力支援，而步兵常常就构成了分排的机动或进攻要素。
在渗透战术中，营仍然包含突击队形，突击队形使用水冷式机枪、火焰喷射器和便携式迫击炮支援步兵分排。火焰喷射器是法国人的一项发明，使用压力将燃烧的石油喷射出去。便携式迫击炮与榴弹发射器相似，但迫击炮的精度更高、威力更大。工兵拥有装备，通常为跟随在后面的人员、火炮和车辆构筑轻型桥梁。营还拥有自己的炮兵，这些火炮是德国陆军中型号较早、射程较近、重量较轻的野战火炮。这些类型的火炮是德国陆军中最便于机动的火炮，能够伴随步兵前进。
在攻击过程中，第一步兵战斗群确定敌人阵地的位置，第二群发现敌人的薄弱部位并向前推进越过敌人的薄弱部位，第三群对第二群进行支援并保护其翼侧。师的剩余部队跟随在后面，通过利用位于坚固支撑点周围的间隙地来减少绕过的坚固支撑点的数量。先头部队不停顿地继续前进，不停地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部署中的薄弱部位。整个进攻条令的目标是完全突破盟军的防御地带。
在这些进攻行动中，飞机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步兵和炮兵一样，德军秘密地集结了足以形成数量优势的飞机，使用飞机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部队，赶走盟军的观察飞机，辅助炮兵进行轰炸并攻击偶然出现的目标，特别是攻击盟军在道路上运动的预备队。
1917年的下半年，德国人对新的战术进行了几次试验。在这些试验中，有一次是于11月份对英国人进行的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反击行动。《英国官方历史》称，德国人前进时“以小的纵队前进，携带着许多轻机枪，其中一些携带着火焰射喷器。头顶上，在低空飞行的飞机数量比以往看到的要多，这些飞机对英国防御部队进行轰炸并用机枪扫射，这导致了英军的更大伤亡，特别是使英军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混乱”。《英国官方历史》还指出，没有几个坚固支撑点“看上去是遭到正面攻击的，突击部队两面夹击，从翼侧和后方包围它们”。 [ 注：提莫西·T·路普弗尔，《条令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术条令的变化》，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作战研究协会，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1981年，第40页。 ]
把渗透战术与其它方法相结合以确保一次有效的进攻，这种方法开始被人们称为胡蒂尔系统，因为这一方法是1917年9月由德军的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在对俄国人发动的一次进攻行动中最早使用的，而且这种攻击方法的效果很好。这种攻击依赖于突然性。由于火炮既具有进行准确射击的能力，又不会提前泄露其存在和位置，使指挥官们能够突然集中火炮。由于在火炮技术方面的改进使射击的精度得以提高，也使对敌人的防御阵地进行严重的破坏不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轰炸。在冯·胡蒂尔系统中所使用的短促、密集的轰炸也依赖于较大比例的毒气弹和烟幕弹。毒气弹和烟幕弹不仅降低了防御部队的效能，因为他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观察能力，而且在毒气弹和烟幕弹中装药量很小，所以对地面的干扰和对道路的破坏也很有限，使德军的炮兵、增援兵力和后勤补给向前机动时变得很便利。在首次的火力突击之后，炮兵对步兵进行支援，并使其火力与步兵的运动相一致，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征服，而不是炮兵征服和步兵占领。炮兵以这种方式使其条令与新的渗透战术相结合，而突然性则是冯·胡蒂尔系统成功的核心。
由于以潜艇为基础的后勤战略遭到失败，所以德国人计划在1918年用作战战略赢得战争。俄国退出了战争，奥地利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意大利，而德国并没有参加集中兵力将意大利赶出战争，而是将他们所有的力量投入到对付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国人并没有避开攻击，并不相信防御已经证明了的力量，也没有利用俄国和东欧的资源，相反德国人选择了进攻，因为美国人正非常迅速地组建起大规模的陆军。由于美国的人口约是德国的两倍，加上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工业、农业资源、武器，以及得到来自法国与英国专家的指导，美国似乎有可能在1919年将基本上是不可战胜的陆军投入战场。
鲁登道夫对他作战的战略将获得成功充满了信心，但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他拥有更大数量部队的基础之上：他在法国只有207个师与盟军的169个师作战，所有的师当时只有9个营而不是12个营。他依赖于他的新的战术方法，以及用新组建的、经过重新训练的、由德军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的那些师来对付疲惫的盟军部队——盟军部队已经被4年来不成功的进攻搞得精疲力竭。
1918年的西线战役
德军在1918年3月的进攻目标是法国和英国战线的接合部。鲁登道夫将军把主攻方向直接指向英军，因为他认为，由于法国部队拥有更强大的火炮和极优秀的战术技能，法国部队的抵抗力会更大。他大规模强攻的目标是设法迫使英国人向海岸线后撤。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力，鲁登道夫将军准备进行另外3次的进攻行动，其中两次是对付英国部队，一次是对付法国部队。鲁登道夫将军把他的预备队保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使他能把预备队及时投入到任何位置上作战。但是，他已经在一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配置了6,000门火炮，他同样让火炮在夜间进入阵地，用细麻布等材料包裹车轮来消除车轮的声音。就在进攻发起之前，连夜急行军的德军预备队也赶到了。
当在3月21日的清晨发起攻击时，德军在这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已经拥有63个师。攻击几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英国人只是在前一天晚上才肯定地得到了德国人将发动攻击的消息。一层薄雾帮助了德国人长达5小时的烟幕弹和毒气弹的密集轰炸，胡蒂尔系统也发挥了极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军高夫将军第5集团军防守的薄弱防线作用更为明显。
火力准备的强度和精度使英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并在英军的有刺铁丝网中撕开了缺口，破坏了英军的野战防御工事。训练有素的德国突击部队跟随在炮兵的徐进弹幕之后，充分利用烟幕所造成的低能见度渗透到惶惑的英国防御部队之中。在战线上的许多部分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突破，对进行抵抗的英军坚固支撑点实施迂回攻击，在许多地方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越过了英军的防御，到达了位于英军防御阵地后方的广阔乡村。
德国人成功的攻击行动战胜了英军第五集团军，德军缴获的200万瓶威士忌酒就很好地表明了德军的胜利程度。实际上，英军奢侈的补给使德国部队得到消遣，并且滋养了德国部队。1916年，一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士兵们都希望进攻，因为“期望得到战利品……一罐英国果子酱或一把剃刀要比一位英国军官的笔记本更重要”。到3月份，英国富豪们的士气已经变得相当低落。这名德国军官指出，部队已经开始感觉到“英国人好像是使用橡胶或是黄铜制造了一切，因为这两种物资是我们最长时间没有看到的东西”。 [ 注：B·H·利德尔·哈特，《透过战争迷雾》，纽约，1938年，第221、224页。 ]
在英国第五集团军的南翼，德国人的进攻行动包围住了法国的一个集团军，这次攻击行动进展得出人意料地顺利。然而，鲁登道夫将军的计划是设想把英国人赶回海岸边，他需要在北翼的胜利，但能干的宾将军的英军第3集团军在北翼阻挡住了德国人的前进步伐。
与此同时，在南翼对付高夫集团军残部以及正在撤退的法军部队的德国部队，已经在6天内向前推进了近40英里。鲁登道夫在派出预备队对付宾将军而没能攻克英国人的顽强防御之后，他开始增援南翼的成功行动。因而丧失了战机的鲁登道夫将军开始在他的战略中运用“最低抵抗道路”原则，这种原则给渗透战术赋予了生命。他早就已经阐述过这种观点，当他阐述“在纯粹的战略目标之前必须考虑战术，除非战术胜利是可能的，否则追求战略目标是无效的”这个观点时候，他指出，战术和防御力量必须决定战略。但英国人的顽强抵抗，加上法国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来自贝当将军17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的增援，阻止了德国人迟来的增援，也使德国人未能进一步扩大南翼初期胜利的战果。到3月末，德国人就再没有机会把盟军部队分割开了。 [ 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68页。 ]
德国人已经取得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使防御部队遭受了比进攻部队更大的伤亡。德军部队已经很明确地突破了防御，在一个宽正面上到达了广阔的乡村。但是，进攻却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后勤补给能力的局限性阻止了德国人利用战术成功去产生战略结果，这种战略结果需要由大量集中的、战术技能熟练的新锐部队突破敌人的防御来实现。由于受到崎岖的路面、破坏了的桥梁、大量的集结部队以及弹药需求量过大等因素的限制，德军的预备队、火炮和补给跟不上突破的战术成功步伐。
在盟军战线的后面是法国的铁路，其向盟军提供补给并把贝当将军派出的预备队送上前线。如同在1914年一样，由于处于守势的盟军能够利用正常发挥作用的铁路，使盟军具有更大的战略机动能力。防御的盟军拥有由铁路运输的战略进攻部队，而进攻的德军却在很大程度上用马拉的运输工具在一个道路被破坏了的、不能满足需要的交通网上吃力地前进。
然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在4月份的第2周和第3周向更北翼的英军发动攻击。鲁登道夫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并没有任何突破。然而鲁登道夫的胜利却使盟军首次实现了联合指挥，当时法国在盟军委员会的代表是斐南迪·福煦将军，他首先是被任命为协调官，随后又被任命为盟军部队总司令。福煦以前曾经是战争学院的一名教员，于1914年由军长提升为集团军军长。他曾与霞飞一起被搁置起来，于67岁时成为盟军的总司令。虽然福煦缺乏鲁登道夫的现实性和作战技巧，而且还是士气占先和进攻原则的虔诚追随者，但福煦仍然是适合当时的需要的。他坚信胜利属于不服输的指挥官，他的乐观主义、他急于恢复进攻的想法、他的富有见解力的观点，以及他与盟军指挥官合作的能力，都使他成为当时、当地最恰当的人选。
鲁登道夫仍然追求着把英国人赶回到英吉利海峡的目标，他接着又对法国人发动攻击，其目的是把盟军的预备队吸引到南翼，为他在北翼向英国人的最后一击做准备。德国人又一次实施了全面、有效的保密措施，又一次在夜间部署他们的部队，当德军在夜暗的掩护下将火炮转移至隐蔽阵地时又一次包裹住了火炮的轮子。为了检查伪装的效果，德军甚至从空中拍摄了他们自己阵地的照片。
由于法军的侦察没有发现德国人有发动进攻的迹象，这又与他们原来的想法相吻合，使法军进一步深信，德国人将永远不会向夏蒙斯黛达姆斯山脉恶劣的地形发动攻击。由于法国人深信德国人将在北翼实施又一次打击，以及由于法军在这一地带防御阵地的地形十分有利，他们只用非常薄弱的力量占领着这一地带，在一个55英里宽的正面上只有11个师，并将绝大多数的部队用于前方防御，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山脉和阵地前的沼泽地所提供的优势。只是在德军发起突击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指挥官才从俘虏那里得知德军将对他们发动攻击。法国人采取了惟一可行的对抗措施，立即下令距此很远的师向受威胁的地带前进。
4月27日清晨，德军在照例进行的猛烈炮击之后发动攻击，在40英里宽的正面上使用了41个师，完全突破了法国人纵深很浅的防御，在一天内前进了13英里。德军对法军重兵把守的前沿堑壕进行的经过精心瞄准的射击，其效果很好，这种射击的效果使德军对法军轻兵防守且没有多大纵深的堑壕实施的渗透战术的效果更显突出。鲁登道夫对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都感到十分震惊，指挥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德军补给出现了困难，以及法国由铁路运输来的预备队重新构筑起一道堑壕线之前，就在敌防御中造成一个大纵深的突出部。
德国人意想不到和令人钦佩的胜利导致法国集团军群司令被解职，并使法国政府决心要解除贝当将军的职务，但法国政府后来又改变了这一决心。对于鲁登道夫而言，由于交通线比较脆弱，他的大纵深突出部证明是一个难题。他不能撤退，因为占据如此众多的土地象征着他取得了胜利。因而，他试图把这个突出部与他于3月份建立起来的较大突出部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而后，他又试图通过占领兰斯市把他的新领地向东延伸。这次攻击将把更多的盟军预备队从北翼吸引过来，这也是他把炮兵撤至北翼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突击之前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鲁登道夫计划于8月份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的突击。
但是，鲁登道夫持续的进攻却大量地消耗了德军训练用于进攻行动的新锐部队的预备队。在他进行的4次进攻行动中，他有3次取得了战术胜利，由于盟军的预备队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战略成就与鲁登道夫擦肩而过，而且将继续离他而去。盟军的后撤部队享有更好的交通线，确保盟军能够在任何的战术失败之后重新构筑战线，恢复到双方固守堑壕的局面。作战进程增强了福煦的信心，胜任职责的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元帅持有相同的态度。黑格元帅拥有一个完善的参谋机构，这使他在1918年表现非凡。意义重大的美国部队到达了法国，并鼓舞了盟军普通士兵的士气，而鲁登道夫的进攻则使他最精锐的部队的信心丧失殆尽，这些最精锐的部队被他用在这些持续的进攻行动的最前沿队形中。
德军对兰斯市两侧攻击行动的保密措施缺乏在此之前所进行的进攻行动的那种谨慎，因为盟军的空中观察发现了德军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动行动，空中照片也发现了德军伪装不好的弹药补给。福煦把15个师机动到这一地区，并预告了另外8个师。他把这些部队保留为由他直接控制的预备队。他还给这些可以利用的预备队增加了9个飞行中队。盟军飞机的作用除了作为盟军的空中侦察力量和抑制德军的空中观察之外，它们还用炸弹对德军交通线进行轰炸，并且使机枪向德军正在行军的部队或部署在开阔地的部队进行射击。
指挥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是充满魅力和好战的古劳德将军，他充分利用了德军集结的情报。这位蓄着红胡子的将军很不情愿地计划使用一种德国型的防御模式，在德国人发动攻击时只在第一道防线保留很少的人员。他使用积极有为的巡逻补充他的空中侦察。法军在7月14日的一次袭击中捕获了27名德军俘虏，其中一名德军俘虏交待德军将于第二天发起攻击，并将于午夜12点10分开始进行轰炸。这位德军俘虏急于要戴上防毒面具，使讯问者确信了德军俘虏所交待的事实，确信德军不久将进行一次集中于毒气弹的胡蒂尔式轰炸。古戈尔将军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
午夜12点，就在德军俘虏所交待的德军将开始轰炸前的10分钟，法国炮兵开始射击，目标是射手们预料德军的攻击部队将集结的区域。随后，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德军开始炮击行动，其密度达每8码的正面上有一门火炮，而且是急速射击。在100英里以外的巴黎，市民们都可以听到火炮的怒吼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靠近前沿的沙隆市的街道上，火焰将天空照得相当明亮，看上去就像白天一样。
在进行了4小时的炮击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向前机动，并且很容易地就攻占了第一道防线。德军发现法军并没有多少伤亡，这使他们有点感到茫然不安，但德军并没有意识到，法军已经基本上撤出了他们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德军继续向前推进以扩大他们的战果。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德军在他们野战火炮的最大射程上，到达了法国人重兵防守的第二道防线，就在法军第二道防线的有刺铁丝网之后，法国人的步兵、机枪、轻型迫击炮和1,500门火炮开火了。德军在撤退到法军第一道防线的掩蔽所之前，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其他的德国进攻部队并没有遭遇到同样明显的失败，但进攻并未能对法国的防御产生多大的影响。就在7月18日这一天，福煦将军使用他的预备队对5月末形成的突出部的西侧进行反击。在没有进行周密准备和只有很简短炮击的情况下，21个法国师对新近建立起来的德军防御进行攻击，德军的这道防御线由德军用于进攻的部队防守着，这支德军部队是从德军更勇敢和士气更高涨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组成的精锐部队。法军的攻击本来无论如何肯定会成功，但法军又使用了700辆小型雷诺型坦克和120门大口径自行野炮，确保法国人很容易就能攻占德国人的第一道防线。
坦克在此之前早就已经在作战中取得过胜利。1917年秋，英国人在进行了预备性的炮击后，已经使用坦克在康布雷取得了胜利，当时英国步兵与200辆“陆上战舰”相互合作，轻易地就突破了被吓坏了的德国人组织的防御。现在与康布雷战役一样，步兵与坦克共同协作，坦克夷平了有刺的铁丝网，并且用它们的火炮摧毁机枪阵地，而协同的步兵则保护坦克免受步兵的攻击。一位法国作家曾这样描述道，当法军一支小部队到达一个高地时，看到一辆法军的坦克被一群德军士兵包围着，德军士兵将一小块木头楔人坦克的履带里使坦克停了下来。法军坦克并不能向德军步兵射击，因为德军步兵离坦克距离太近，德军士兵则想办法用他们的刺刀撬开坦克舱盖，并试图把一枚手榴弹塞进坦克的通气口。正在集中精力攻击法军坦克的德军士兵并没有注意到正在接近的法军步兵，法军步兵向围在坦克四周的德军士兵开火，打死和打伤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救出了被包围的坦克。为了向坦克提供对付步兵的保护能力，法国条令规定，一个排的三辆坦克中有两辆使用机枪相互进行保护，第三辆则使用其火炮对付德军的机枪阵地。
在福煦的大规模反击行动中，法军坦克和步兵一起攻占了德军的阵地，直至他们到达了德军野炮连的阵地线。在这里坦克停了下来，因为坦克薄弱的装甲易于遭到德军77毫米野炮高爆弹火力的攻击。但对突出部的迂回行动导致德国人迅速从他们5月份的绝大多数占领地上进行撤退。
福煦立即计划实施更多的进攻行动，他的目的并不是鲁登道夫所渴求的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而是迫使德国人从横向的铁路后退。与更早的攻势行动相比，那些1918年的攻势行动更现实地寻求达成有限的目标。当盟军已经吸引了敌人的预备队并肯定迫使它们开始进行早就已经拖延了的和代价昂贵的进攻作战时，盟军并没有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因而福煦将军的新方法避开了更早的、延长了的非决定性作战，那些非决定性的作战通常都是精心组织一次防御去对付一次强大的进攻。8月8日，福煦将军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开始了，这次进攻行动是一次盟军行动，但很大程度上是英军的部队，这次进攻依靠了400多辆坦克而不是过去那种长时间的炮击，并且了使用1,700架飞机，使行动达成了完全的突然性。盟军的部队在对付德军的那些防御师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军的那些防御师在力量上处于弱势并且稍有点士气低落。在坦克的支援下，盟军的战术依靠来自于德国渗透战术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由于遭到盟军意想不到的进攻，以及盟军的进攻行动获得了胜利，使鲁登道夫完全丧失了斗志，他宣称德国必须与盟军讲和。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福煦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取得胜之后，他们将福煦的军衔晋升为法兰西元帅。
英国、法国在北翼的进攻行动结束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陆军就成功地攻击了凡尔登南部的德国突出部。而且就在这次进攻行动结束之后，美国部队几乎立即与法国联合进行了另一次攻击。在不到两个月内，正被福煦元帅的进攻行动困扰的德军就被赶出了法国，德国被败溃了的盟友所抛弃，不得不停战。
通过优势机动力实现的迂回行动：美吉多战役
德国人在法国境内在福煦元帅的一系列进攻面前的撤退，与盟军在其他前线的一系列胜利同时发生。意大利的一次进攻行动击退了士气低落和正在崩溃的奥匈帝国部队；一支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在一位法国将军的指挥下把保加利亚赶出了战争。这支部队前进至多瑙河，准备进入奥匈帝国，而且这种进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占领，而是实际的占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部队在巴勒斯坦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导致奥斯曼帝国退出了战争，而这次胜利具有最重要的军事意义。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指挥官是埃德蒙·埃伦比爵士，他1914年在法国参加战争时还只是一名师长，在调任到巴勒斯坦前被提升为军长和集团军军长，他指挥了一场基本上绝无伦比的天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几乎体现了所有典型的决定性胜利的要素。
埃伦比将军于1918年9月使用5.7万名步兵坚守着一条60英里长的战线，这条战线从地中海向东延伸到约旦河，并沿约旦河向南延伸到死海。他面对着3.2万名固守堑壕沟的步兵，这些步兵中绝大多数人是土耳其人，由一名能力很强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指挥。埃伦比拥有压倒优势的空中优势加上1.2万名骑兵，而土耳其人却只有4000名骑兵。
从双方的形势来看，英军似乎有可能在战线的东翼对土耳其人的铁路交通线进行一次攻击，这似乎是英军显而易见要采取的一个动作，埃伦比则采取行动鼓励敌人的这种猜测，而他与此同时则计划进攻土耳其人的右翼。
为了支援他的进攻计划，这位英国将军进行了一次最周密和最成功的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欺骗行动。在整个夏季里，他把英军骑兵部队都留在他的前沿的以东部分，而当他把骑兵部队向西转移时，他用假模型替代它们，这些假模型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是在凝视的马匹。白天，英军部队在敌人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下向东行军，到了夜间，部队又回头向西行军，在第二天又一次重复这一过程。在小山挡住了视线的道路上，骡马在白天拖着雪撬向东飞驰扬起尘土，模仿正在行军的部队。他还设置了营地模型，模仿虚假的向战线东翼增援部队的营地。为了增加这些原始欺骗措施所产生假象的逼真性，埃伦比让英军在约旦东侧的特工人员购买饲料，使敌人推测英军骑兵将在东翼进行一次攻势行动。他与没有所属部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司令部之间建立起了活跃的无线电联络网。他在耶路撒冷的一家旅馆预订了一套房间，并且很显眼地住了进去，以表明他的司令部已经向东转移了。
同样也是为了注意他的保密措施，埃伦比建立了一个空情警报电话网，以发出敌军侦察机临空的警报，并让英军空军随时准备击落任何有可能对英军战线后方进行观察的敌军飞机。为了确保遮断敌军的空中观察，英军飞机对敌军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以迫使所有的敌军飞机都停留在地面上，基本上封锁了敌军的机场。
到9月18日，埃伦比已经在他战线最西端15英里正面上拥有了4:1的数量优势，土耳其人在剩余的45英里正面上的数量超过英国人。由于英军集结了这样强大的兵力，并且在整个前线上拥有相对较低的力量与空间比率，埃伦比可以预期实现一次突破，虽然他只有540门火炮，在整个进攻正面上的火炮密度每英里只有9门炮。
9月19日的清晨，在进行了15分钟的炮击之后，英军部队发起攻击，在3个小时内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前沿，迫使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向北和向东逃窜。打开了突破口，埃伦比由此投入了他的骑兵部队。由于没有步兵阻挡英国的骑兵部队，英国骑兵乘马向北到达海岸并在美吉多挥师东进，一直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一个师在34小时内乘马前进70英里到达了约旦的贝森地区。
作战略图8.5 埃伦比的分散、突破和迂回运动
当骑兵部队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之后，他们下马作战，使用由马鞍携带的步枪和机枪切断了土耳其人的退路。骑兵出身的埃伦比，就像乘车步兵一样使用他的骑兵部队，这是英国陆军的标准理论。英国人得益于他们对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的许多研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两支军队都让他们的步兵乘马行军，但通常都用作步兵作战。然而，这一战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战略，仍然依赖于骑兵能够把便携式步枪系附在马鞍上行军，以及防御占据优势的步兵装备了步枪之后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骑兵的主要装备是手枪和马刀的300年间，下马作战的骑兵(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有火枪而被用作轻步兵作战)并没有恰当的对付敌方步兵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骑兵的方法。为了抵抗一次敌人骑兵的冲锋，他们将有可能需要刺刀、彻底的训练以及重步兵的齐射技术。但步枪已经使骑兵重新恢复了下马防御的力量，使肯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英军部队去效仿百年战争的英军战术的一个方面，就是让骑士离开他们的马匹，用作步兵作战，去提供更强大的防御力量。
然而，埃伦比将军不仅仅让他的骑兵在作战中下马作战而使骑兵具有更大的效能，他所做的要更多。在他的进攻行动中，他利用了骑兵最好的战略机动能力，实际上，他们被用作乘马的步兵去对敌人进行迂回。他已经使用了骑兵潜在的作为战略进攻部队的能力去实施一次迂回行动，就如同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所做的一样，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敌人的后撤道路，并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英军骑兵部队的较大规模及其与步兵一样强大的火力，使埃伦比能够部分地切断土耳其人向北的退路，确保迫使许多土耳其人不得不投降。
但英军只是对土耳其人的西翼发动攻击，而西翼是土耳其人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因为土耳其人认为西翼更不易于遭到攻击，埃伦比将军并未能全面地封锁土耳其人的撤退路线。但当土耳其人沿着山脉向西溃逃时，埃伦比将军的飞机进行了攻击。在从纳布卢斯到约旦的深深峡谷里，飞机使用机枪和小型炸弹打击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飞机杀伤了炮手以及牵引火炮的骡马，这些火炮和牲畜的尸体随后又阻塞了道路。不能运动的纵队又成为飞机绝好的靶子。士气低落的土耳其人，不能对实施攻击的飞机进行任何的还击，急于向英国人投降。
由于埃伦比将军已经使用了周密和有效的分散敌方注意力的欺骗措施以使敌人的防御体系形成薄弱部位，并在薄弱部位集中兵力，突破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而后他又使用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能力但战术上却无关紧要的骑兵，充分利用英军的突破成果，对土耳其人实施了一次迂回运动。通过把他所拥有的战术效能较低的骑兵转变为防御上难对付的步兵之后，他利用了骑兵的优势。埃伦比将军在战略进攻中把他的骑兵用于迂回土耳其人，并且把骑兵在由此形成的战术防御中用作步兵，他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他的老式骑兵的潜力。为了完成胜利，他的新型轻骑兵——双翼飞机已经表明了它们能如何有效地效仿古代帕提亚、土耳其和蒙古轻骑兵的战术。
美吉多战役的战果是：英国人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前进了360英里，俘获了7.5万名俘虏，只付出了5,000人伤亡的代价。埃伦比将军也因此成为美吉多埃伦比子爵元帅。
对武器、战术和后勤变化的总结
在战争期间，随着步兵以散兵线作战，战术已经发生了变化。散兵线在普法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现在已形成了使用大约有12名步兵组成的班的散兵线体系，在这个12人的步兵班中有一个人配备了一挺便携式轻机枪。在新的编制体制中，班被编入一个由一名军官指挥的排里，排则被编进了营的组成部分连之中。这种编制结构扩展了编制系统的完整性，使集团军长期以来就已确立的从营向上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体制延伸到了散兵，这便于更好地控制部队。这种新的编制结构与渗透战术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各国陆军的标准编制。
这种新的结构使营采用了吉贝尔已经阐述过的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从集团军向下至营的陆军部队。因而，营的组成成份在进攻行动中能够集中兵力并采取行动，以充分利用敌人的薄弱部位，就像拿破仑的军队曾经使用营和更大规模部队的那种方式。这一编制也适用于防御，因为就像在相当完善的德国防御方法中，德国条令要求小群兵力占领炮弹坑，并发挥主动性在炮兵火力的引导下运动至另一个炮弹坑，同时还要运动以占据最为有利的阵地去击退敌方步兵的攻击。实践证明，在防御中机动和集中兵力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敌军的兵力和火炮的数量更大。
这种新的条令提高了对专业军士以及资历较浅军官的职责、主动性和能力的要求。相应地，它剥夺了更高级指挥官对战斗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不能像以前年代的更高级军官所做的那样，在实施指挥时拥有很好的视野。尽管这种在战术和编制上的明显改进看上去似乎是对火力提高作出的反应，但它与几乎和战争本身同龄的原则及各国军队已经显而易见地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作战方法相一致。
火力的提高使挖掘野战工事成为标准的行动，进攻以及防御的部队需要迅速地挖掘掩体，而后周密稳定地组织防御。传统防御的连绵堑壕或胸墙逐步地让位于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这些坚固支撑点之间有一些由机枪火力掩护的间隙地，如果防御方有时间进行部署，则可以计划自己的炮兵火力来掩护这些间隙地。便携式轻机枪的数量得到增加，而且步枪逐渐地成为机枪的补充，而不是把机枪作为步枪的补充。这些便携式机枪在数量上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法国陆军部署的所有用于对付德国人的机枪数量得到增加，法国陆军的机枪从1914年的2,100挺增至1918年6.5万挺。
由于战场上具有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率，也就出现了真正的围攻战。为了有足够的力量去迫使敌人重新回到围攻战的方法中，指挥官们非常倾向于在他们必须防御的正面上每3英里就配置1个师。这意味着他们在所防守的战线上每英里就约有4,000人，而将预备队随时准备用于增援、反击，或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敌人的攻击获得了突破时重新构成防御正面。这一数量大约只有拿破仑时代战斗队形平均力量的1/4，然而，这未包括飞机以及随时准备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师的预备队。而且这种对比还忽略了拿破仑军队所缺乏的组织周密的野战工事。当然，虽然防御的人员更薄弱，但它们却还有能力提供更大密度、更为准确的火力。
为了克服如此高的火力与空间的比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野战工事，要求进攻方拥有比防御方多达3倍的兵力、6倍的火力和18倍的弹药。但除非进攻方达成了突然性，否则防御方将能够在他们的后方部署一系列的防御线，并且就在进攻方在防御方首道防线里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时，尽可能快地构筑这些防线。由于需要将必要的围攻战的火炮向前转移，并恰当地进行配置，这意味着在缺乏突然性和一次性突破的情况下，进攻方必须在每2,000码或3,000码的距离上停顿一下。
虽然战术代表了绝对优势轻步兵或射击武器步兵的作战行动方法的发展，而自从飞机和坦克这两种新型武器系统引进之后，才形成了战争中战术上真正意义的革命，虽然这两种武器还都没有对作战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在18世纪初，当火枪手装备了一把刺刀之后，他变得基本上不害怕骑兵的正面攻击。他用刺刀可以抵抗骑兵手中马刀的突击动作，而用火枪又可以击败骑兵的手枪。但到第一次大战末，火枪手的继承者——步枪兵，虽然变得更难对付，并且装备有弹仓式步枪，但是他们极易受到坦克这种新型骑兵的攻击。步兵的步枪和刺刀对坦克没有任何作用，而坦克则可像老式重骑兵一样冲击步兵，用机枪消灭步兵，而且坦克拥有装甲不易于受到步兵的攻击。同样地，步兵还发现它们的步枪在对付快速运动的飞行目标时基本上也是没有用的，而飞机则能轰炸他们，用机枪对他们进行射击，就像老式的轻骑兵一样，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依靠投射武器打击他们。在18世纪初，从骑兵的角度考虑，装备有刺刀的火枪手同时具备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的能力。两个世纪后，不仅步兵防御坦克冲击的能力不比轻步兵弓箭手对付老式装甲骑兵的能力多，而且步兵对付飞机的能力也比不上罗马武士对付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的能力好。
在西线的围攻战中，野战炮兵已经有效地遏制住了坦克，但只是在坦克征服了前方防御地带的步兵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没有给德国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付坦克，在这场战争中，只有德国人单独面对过坦克的攻击。飞机则相反，很早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去采取防御措施，通常包括使用机枪或车载式野炮对飞机进行射击。但向一个快速运动目标射击十分困难，使用这样的防空武器相对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坦克和飞机对步兵有着明显的战术优势，而这种优势，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本身就没有给予专门的关注。尽管各国军队既没有全面理解新式武器可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掌握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的方法，但法国陆军的飞机从1914年的约200架增长到1918年的3,300架却反应了它们的效用，其坦克到1918年末也增长到了4,600辆。
但是，就如同过去的轻骑兵和重骑兵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地形都适于飞机和坦克使用。犹如叙利亚的森林挫败了帕提亚的骑兵一样，森林也同样妨碍了坦克的运动和飞机的观察能力。山地也有几乎同样的约束效应，坦克不得不呆在峡谷里，而飞机在崎岖的而且常常是长满树木的山体斜面上则很难发现合适的打击目标。
其结果是把新型武器系统限制在平坦地形上。山地的地形使得亚美尼亚人能够对铠甲骑兵和技能熟练的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此相同的是，地形也将同样限制坦克和飞机的效用。瑞士的国民军在地形的帮助下，他们没有铠甲，只装备有戟，保护了他们自己免受他们低地邻居可怕的专业骑兵的攻击。虽然只有原始的武器并且徒步作战，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人长期地将他们强大的乘马入侵者都限制在低地里。同样地，地形也会又一次地使战争分为两部分。新的武器能够在平坦地形上占据优势，而步枪手、机枪射手和炮手这些19世纪的主要武器系统，将继续在山地和丛林地中占据优势地位。
铁路当然地主宰着西线兵力集中的、驻止的军队的后勤，并控制着所有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军队。但卡车在1914年向德国人提供弹药时体现了其价值，而且后来在法国使用较大数量的卡车向缺乏铁路的凡尔登地区提供补给时也展示了潜能。1918年9月，法国人使用卡车在夜间将100万美国部队中的1/3以上人员在6天内向前运输了50英里。在认识到卡车的价值之后，法国人将其卡车的数量从1914年的1.9万辆猛增到1918年的8.8万辆。卡车在战争期间很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的后勤价值，并在满足大规模驻止陆军的巨大的补给需求时给铁路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同时还表现出了用于部队战略机动的潜力。
如同在东普鲁士的早期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自普法战争以来在火力上的提高阻止了对内线的利用，或是阻止实施代表着拿破仑马伦戈战役以来行动特征的那种迂回行动。实际上，火力的提高，通过提高防御的力量，也提高了迂回行动的潜在价值。迂回行动所依赖的是迫使敌人战术进攻以恢复其交通线。在坦能堡战役中，弗朗索瓦的军在到达了俄国人的后方之后，他的稀疏地分散的部队，平均每1.5英里一个营，曾经成功地阻击了几倍于已的俄国人的撤退。当然，如此少的兵力本不应该能阻挡如此多的人进行的预有准备的攻击，但是，当组织涣散的俄国人在他们的东翼和北翼被包围住之后，并不能发动有效的攻击行动。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战线不存在翼侧阻碍了充分利用增强防御力量给迂回行动带来的机会。埃伦比将军天才的美吉多战役又一次展示了这种优势，在这次战役中由他创造性地把骑兵用作战略进攻部队，并充分利用了骑兵在下马作战时的战术防御力量。
当然，绝大多数会战只有战术意义，就像拿破仑战争之前的许多会战一样，按照它们的消耗衡量其结果。西线的会战常常在范围和持久力方面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很少产生了突破性的战略结果，能对防御者的翼侧造成威胁而迫使其撤退。当西线的前线战斗获得了一次突破之后，又未能实施有效的穿插行动去实现重要的战略结果。
德国人在他们的战略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内线，加上盟军相互之间的协同很差，不能充分地利用同步行动来及时地集中兵力达成优势，使德军的内线优势进一步扩大。德国人首先集中兵力对付俄国，接着于1915年对付塞尔维亚人，而后，又于1916年初发起了重点对付法国战役行动。在索姆河的盟军行动、奥地利参与攻击意大利，以及俄国在夏季成功的进攻行动，这些行动的结果并没有阻止放弃凡尔登作战的德国人，他们坚持防御，集中力量击败了于1916年夏季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人。在1917年，德国和奥地利又一次充分利用他们的内线来集中兵力对付和打击意大利，这次打击使意大利接近瘫痪。除了1813年盟军与拿破仑作战中那种周密地组织实施的内线行动之外，内线的行动很清楚地赋予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优势，特别当与一个联盟作战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铁路增强了在战略防御中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如果铁路被毁会使一支正在前进的军队的后勤变得复杂，而且是因为控制了未被毁的铁路，就会掌握优势的机动力，给防御者提供战略进攻部队。德国人在坦能堡战役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使用东普鲁士铁路把一个军不仅从一个集团军转移至另一个集团军，而且还把该军转移至更远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另一翼来实施他们的迂回行动。正如德国人通过铁路进行战略机动一样，法国的霞飞也同样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可以比拟的优势，在巴黎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并部署在一个能够对德军的迂回行动实施反迂回的阵地上。1918年的行动又一次展示了防御由于铁路机动力所获得的关键性优势，当时盟军迅速集结了所需的部队封闭了一个突破口，德军企图利用这个突破口，以徒步士兵加上由马匹牵引的火炮和补给车辆来扩大战果。
飞机影响了战略，因为其完成了轻骑兵的侦察作用，并通过空中照相提高其效能。实际上，在正面进攻战中而不是翼侧迂回战中，没有了飞机和气球，军队将没有任何的侦察，因为骑兵不能在那些条件下进行现地勘察。飞机甚至能取代轻骑兵实施远距离的袭击。飞机轰炸的不准确性以及飞机的携弹量有限，意味着飞机所造成的破坏没有由人员在地面所造成的破坏的那种彻底性。袭击的飞机既不能利用敌人的资源生存，又不能成功地缴获战利品。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证明，铁路易于遭到飞机轰炸的攻击，飞机的机枪以及它们的炸弹能够攻击道路上的部队和车辆以及运动之中的火车。很显然，最终证明飞机是实施轻骑兵战略作用的值得称道的替代物。
由于坦克最大速度每小时只有5英里，行程只有15至25英里，因此它并没有任何的战略价值。由于坦克需要铁路运输才能进行战略机动，它们的机动也只有战术意义。坦克履带的易毁性以及它们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它们的运动只能限制于己方火力的保护之下。毒气被证明是非常致命的，继续成为所有军队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从未再一次看到毒气被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使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间，军事思想家们权衡了1914-1918年间围攻战的教训，认识到这是由于两种新型武器出现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尽管潜艇和飞机的出现使每一次海战转向了三维战场，海军的编制却只有较小的变化。实际上，战争已经相当全面地发展了潜艇的能力，相应地也刺激了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发明。虽然战舰在装甲布局上有缺点，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战舰的设计以及它们的火控方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海军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开创了在海上使用飞机的先河，英国在1914年前就着手了水上飞机母舰的工作，在冲突期间则由其它战舰改装成航母，其中一艘改装成为飞机除了能起飞之外也能降落的航空母舰。飞机在海上如同在陆地上一样，在以后漫长的20年间人们看到它们的潜能得以实实在在的发展，人们对有关飞机在海战中作用的争论在不断地深入。
陆上作战的规模和强度的扩大，以及由这一刺激所导致的经济消耗的极大增长，增强了海上力量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航海运输业的作用是提供了从1914年至1918年的更为工业化的竞争所需产品的支援。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的封锁已经对法国的经济产生过一定的伤害，但从未有过对德国封锁的这种效果——迫使德国降低了食品供给并妨碍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因为德国已经减少或关闭了诸如石油或铜等关键性补给品的供给。当然，法国攻击英国舰船的袭击战略也从未像德国的潜艇战役对付盟军那样，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经济以及英军继续进行作战的能力。海军的后勤战略已经在工业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
第九章 冲突再度发生之前的序幕(1919-1939)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四种新式武器系统的完善发展
法国在摩洛哥：新式武器和老式战略
飞机的战术和战略运用
苏联的一次坎尼战役
海军对新式武器的反应
作战理论的差异
四种新式武器系统的完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都没有与力量上相近的国家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在这期间却依然发生了许多变化，欧洲所有的主要军队和私人武器制造商都投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武器系统。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那段不寻常的时光一样，在经济萧条、独裁统治以及领悟战争的艰难困苦的20年间，就在军人们设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以及新式武器系统的影响时，新的思想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对这些思想和改善了的武器系统进行检验。
飞机技术的进步比较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商用潜能，经常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鼓励其发展。1918年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机装有一台200马力的发动机，速度为每小时130英里。到1939年时，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已经增加了5倍，一些飞机每小时能飞行350英里以上。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于发动机功率的增大，而且由于飞机是单翼机而不是双翼机，以及使用了收放式起落架，从而降低了风对飞机的阻力。飞机技术上所采的其他措施，比如使用了横截面狭小的12汽缸V型发动机，一改以前转缸式发动机或星形发动机庞大的体积，也减小了风对战斗机的阻力。金属材料也大量地取代了木制和纤维材料，使飞机变得较大较重。虽然新型飞机缺乏老式双翼飞机的可机动能力，但它们速度更快和火力更强大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尽管1918年的战斗机拥有两挺步枪口径的机枪，但1939年型战斗机的机枪数量却已经多达8挺或加装与之相当的大口径武器，而且绝大多数战斗机还能携带一些小型炸弹。
轰炸机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进程，演变成拥有1-4台发动机的轻、中、重型三种型号，其载弹量高达数吨。战斗机的速度比轰炸机每小时快50到100英里，俯冲式轰炸机专门用于以大角度向目标俯冲，由于临近目标因而能更准确地进行投弹。尽管飞机的轰炸瞄准性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炮兵火力相比，即使是俯冲式轰炸的误差依旧很大。因为炮兵通常在已知射击距离和火炮性能的情况下射击，而且可以对后续射击进行修正。观察机继续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飞机存在，但它们的任务经常由小型的轰炸机来完成。
从地面对抗飞机的手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开始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发展，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于完善。对高空飞行飞机的防范措施多是使用口径在3-4英寸之间的高速炮，这些炮一般都发射使用定时引信、能够在飞机飞行高度爆炸的榴霰弹。但是，要瞄准一个不知速度和距离、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目标却是一个难题。
当进行对空射击时，防空武器依靠接收机测听正在接近的飞机的发动机声音，操作手移动接收机直至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之后，就可以将光学测距仪瞄向正确的方向，在夜间就能将探照灯指向正确的方向。当测距仪跟踪目标时，一台原始的机械计算机在知道了距离的情况下，计算飞机的飞行速度和方向以及炮弹的弹着点，以便其榴霰弹能拦截飞机并在恰当的时刻爆炸。当这一信息传送到火炮之后，炮手便设定时间引信，进行瞄准并开始射击。
这套系统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对付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是很有效的，但对在低空快速接近的飞机的攻击进行防御时却没有任何的应用价值。比如，英军在美吉多战役中攻击土耳其撤退部队的飞机就使土耳其人束手无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范低空飞行的飞机，步兵曾使用过机枪。这种防空手段主要是靠火力的密度而不是火力的精度，在战后仍是防空手段的发展方向，只是增加了口径在20至50毫米之间、发射触发爆炸子弹的大口径机枪。这些轻型防空武器和更小口径的机枪，经常成群配置，能迅速发射高密度的对飞机非常致命的子弹。这些武器进行瞄准时主要依靠火炮瞄准具以及炮手的肉眼判断，或者是使用早期的火控系统。射弹的数量以及曳光弹的帮助弥补了这种精度差的不足。使用曳光弹时，射手们可以看到射弹飞向目标时在空中经过的轨迹。陆军用卡车或履带运输车牵引这种武器，或者将它们安装到车上。
如果一支海军或陆军决定装备大量的防空火炮，那么它就能利用防空力量保护自己，这种保护是如此的令人惊叹，而且证明了徒步士兵比骑马士兵具有优势这一古老的原则仍具有正确性。考虑到飞机昂贵的造价、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及其需要专门地勤人员必要的支援，防空火炮不必打下很多飞机就能取得消耗敌人的最佳效果。然而，飞机不会再像更早时候的轻骑兵去攻击轻步兵那样对防空火炮实施攻击，飞机的攻击目标像过去的轻骑兵一样，是十分脆弱和没有防御的武器系统，以及后勤装备和设施。
为了对付穆斯林的马上弓箭手，十字军战士使用了弩。防空火炮起到了弩的作用，但其效能更差，而且还有缺乏机动能力这一非常严重的缺限。虽然弩手拥有步兵的所有机动能力，但步兵却携带不了有效的防空武器。为了使对低空飞机进行防范的防空火炮具有机动能力，就需要用卡车或履带式运输车牵引它们或将火炮安装在车上。这种机动能力可能超过了徒步步兵，但这是付出了资源和灵活性的巨大代价之后才获得的能力。大威力防高空袭击的高射炮营及其相关的复杂火控仪器，不能像伴随着部队行军或部署的自行防空机枪那样迅速地进入战斗。然而，高空轰炸的误差实质上减轻了部队防御高空飞机威胁的困难。与弩手面对的形势所不同的是，可资利用的防空武器限制了处于运动之中的部队对敌低空飞机的防护能力，它们只有使用代价昂贵的摩托化车载式或牵引式防空武器才能成功地进行防护。毫无疑问，很多国家的军队，似乎低估了空中轻骑兵所带来的战术危险。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坦克的质量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法国依旧保持了其成功的“雷诺”型坦克的设计，而英国的武器生产商则做了大量的出口生意，在生产拥有能旋转360度炮塔的小型坦克方面沿袭了法国的模式。不久，制造商们生产出了耐用的履带和悬挂系统，使坦克速度达到每小时20英里，然后又提高到每小时30英里。坦克重量一般都在6至12吨之间，装备有机枪以及与最早用在“雷诺”型坦克上的37毫米炮相同的火炮。坦克的装甲厚度通常在10到20毫米之间，可绰绰有余地防敌轻武器的射击。
陆军试图将坦克分成两类：一类速度较慢，装甲较厚，用于支援步兵的攻击行动；一类装甲较薄，速度较快，作用与骑兵大体相当。然而，与轻步兵的步枪手和机枪手相比，两类坦克都起到了重骑兵的作用。与海军设计家一样，坦克设计者面临着速度、装甲和火力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
由于坦克的持续作战能力和机械可靠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上道路速度达到每小时20公里，1930年的坦克具备了极大地增强了的战术价值，同时还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机动能力。为了对付坦克这种提高了的潜能，各国陆军都在寻找一种防范措施。正像罗马军队、中世纪雇佣兵和瑞士步兵为对付重骑兵的冲锋所采用的矛一样，陆军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武器来对付坦克。他们在寻找一种火炮，要求比野炮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更少的操作人员、更小的牵引需求，而且更便于进行正常的防护和隐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引进了一种口径比其标准步枪大2/3的放大型步枪。这种枪与步枪的关系就好像西班牙毛瑟枪与火绳枪的关系一样，它可由一个人操作，虽然十分困难，但其钢弹的高速度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但战后坦克拥有更厚的装甲使这种反坦克武器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子弹穿透装甲的能力取决于子弹的能量，即其重量和速度的平方以及某种程度上子弹穿孔大小的乘积。因为体积更大的射弹需要在装甲板上形成更大的穿孔，因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所以一枚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高速射弹将比一枚具有相同能量但体积更大、重量更重的慢速射弹具有更好的穿透效果。但要使射弹达到较高的速度，必须有一个又长又重的身管，以及能够承受产生速度的炸药所形成的后座力的炮架。
插图9.1 德国小口径、高射速反坦克炮
只有小型的加农炮拥有这些特性。大多数陆军改装了一种口径在25到50毫米的低射界、易于构筑工事、有射击屏蔽的火炮，随着坦克装甲的改进，加长火炮的身管并提高其初速，或者是增大火炮口径和射弹重量。但是，即使这种早期的和小型的反坦克火炮也有0.25吨至0.5吨重，需要卡车、履带式车辆或马匹去牵引它。与防空火炮相比，反坦克火炮有很好的防护能力，但这是以牺牲步兵的战术机动能力为代价的，此时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未经过训练的中世纪雇佣兵还差。但是由于采取直瞄射击，反坦克火炮可迅速、准确地对暴露的坦克目标进行射击，而且即使未修筑掩蔽工事，坦克炮也很难对其进行射击。反坦克炮比野炮造价更低、更易于构筑阵地、机动性也稍微好一些，但它基本上仍然和防空火炮一样需要费劲的机动和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投入战斗。
所以，为了建立起对飞机和坦克的防御，各国陆军不得不最终选择了火炮，这种做法与以前的便携式弩和矛不同，它们妨碍了使用机动武器系统的战术机动能力。对于投射武器来说，其机动能力与重量成反比，并直接影响到投射武器的威力。例如，围攻战中使用的弩在威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便携式武器，但弩却需要动物牵引它们。因而，武器的威力与其机动能力有着反比例的关系(图解9.1)。火绳枪适合于曲线的上部，而西班牙火枪、古斯塔夫轻型团火炮和各种各样的重装备则在这条机动能力与威力替代关系曲线上依次排在它的下部。各种反坦克火炮也将遵循这条曲线，而高射炮及野战火炮则由轻型野战火炮到最重型的铁轨火炮照此排列。
图解9.1 机动能力与威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对坦克的可以利用的防御措施特别适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围攻战。但是在机动作战中，由于这些武器要像野战火炮一样需要牵引或自行，同样具有不能迅速投入作战的缺点，而且由于它们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机动能力更强的武器系统，所以它们原则上只能用于防御作战。
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在弹道特征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使它们很易于使用对方的弹药来交换打击目标。然而火炮炮架拉开了一种通用武器系统的序幕，使得它们能够集中火力对付坦克或飞机这两种运动目标中当时威胁更大的目标。为了进行高角度射击，高射炮需要很高的炮架，而直瞄反坦克武器则需要很小的射角，因而与高射炮不同的是，反坦克炮需要尽可能低的炮架，以使其在坦克炮手面前暴露的目标尽可能小和便于构筑简易掩体。然而，特别是在有机会构筑了更完善的掩体之后，高射炮能非常有效地对付坦克，而重型高射炮也能很好地作为野战火炮使用。
四种武器系统的传统矩阵(如图解9.2）已经恢复到一个不同的形式。
图解9.2 传统的武器系统矩阵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四种武器系统已经达到了如图解9.3所示的水平。
图解9.3 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矩阵
最初，坦克和飞机间根本不能相互作战。坦克炮不能向飞机射击，对飞机来说，坦克也是没有把握的打击目标。坦克作为一个小目标，即使是在静止状态下，飞机的炸弹也很难命中它，其装甲可防护飞机机枪对它的射击。虽然坦克车体和炮塔顶部的装甲很薄，但飞机子弹以锐角撞击坦克顶部时，坦克顶部装甲也能使子弹改变飞行方向。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在战斗机上加装了一门20毫米加农炮，这种炮能穿透坦克的水平装甲。到1939年，把他们的空军和陆军的作战需求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法国、德国和苏联已经在他们的战斗机上至少安装了一门20毫米的加农炮。飞机的这种变化使得它们能够攻击坦克，而坦克除了炮塔从顶部进行暴露射击的一挺机枪外，没有任何的能对俯冲射击的飞机进行防卫的武器。正如穆斯林的轻骑兵能避开拜占庭或十字军战士的重骑兵而用弩消灭他们一样，飞机以同样的方式对付坦克。
在中世纪末期，这四种武器间已经形成了如图解9.4所示的关系，D代表防御攻击的能力，A代表成功地进行攻击的能力，箭头代表作用的方向。到20世纪30年代末，四种新的充分发展了的武器系统间形成了与之几乎完全对应的关系(如图解9.5)。
图解9.4 传统的武器系统的能力
图解9.5 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这张表过分地夸大了中世纪与现代态势的对称性，例如，坦克已绝少有必要或者有机会像中世纪的重骑兵乘马攻击弩手那样去攻击高射炮。这张表同时也忽略了高射炮的能力，如经过恰当的战斗准备，调整好射击位置后，高射炮也能攻击坦克。野战火炮在表中没有显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在攻击反坦克炮时作用大于飞机。重型高射炮能起到野战火炮的作用，所以它们也能对反坦克炮进行攻击。
飞机和坦克的出现再现了骑兵部队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分化，而这种差别在16世纪由于手枪和军刀的采用已经消失了。这种恢复到过去的二分法，使得坦克在防御其他坦克时具备了与徒步的中世纪武士防御骑兵时相同的优势。一些法国坦克装备的37毫米或75毫米加农炮和很多英国坦克装备的57毫米火炮使得早期坦克具有击穿其他坦克装甲的能力。
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坦克继续拥有火炮装备，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新型重骑兵具有与古老的重骑兵可以比拟的防御能力。静止的坦克在防御运动坦克时，有选择作战地域、使用掩体以及更好的射界和预有准备地射击的传统优势，这种防御的传统优势使步兵在防御同样武器系统时的优势更为突出。当然，廉价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就像爱德华国王的徒步武士比只有很少身体铠甲的威尔士长矛兵具有防御的优势一样，价格更昂贵、全装甲的坦克要比只有一个护板和低的外形防护的反坦克炮表现要更好。坦克能防御其他坦克的这种能力，逐渐地令坦克设计者们除了给几乎所有的坦克除装备机枪外，还装备了能穿透坦克装甲以及能对步兵机枪阵地发射爆破弹并具有更大射速的火炮。
另一方面，飞机的飞行员没有下机进行防御作战的能力，而这是老式的轻骑兵所特有的能力。尽管骑马的弓箭手能离开他们的马匹利用防御的地形之利和步兵对骑兵的优势，或者承担像城墙或要塞里的弓箭手一样的职责，但飞机的飞行员却没有老式骑兵下马作战的多用途性，而坦克则恢复了重骑兵的这种能力，因为如果骑兵除了装备手枪和军刀之外再装备一枝步枪，所有的骑兵都将拥有这种下马作战能力。
与中世纪一样，武器系统能力的图表只与适合于飞机和坦克作战的地形有关。在不适合乘车作战的森林或山地地形，使用步枪、机枪和机动野战火炮的步兵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一样，依旧是这类地形的统治者。但是，如果在平原地或没有障碍物的地形作战，这种19世纪的陆军就会遇到一支主要由飞机和坦克组成的部队，并将遭受罗马人在卡雷受帕提亚人轻骑兵弓弩射击相同的命运。除非他们的火炮能像罗马重步兵把帕提亚重骑兵控制在不能接近的位置上一样保护他们免受坦克的攻击，否则这支以装备步枪的步兵为主的军队将遭受更惨重的损失。
即使是在适合于乘车作战的地区，指挥官也将面对基本上与中世纪将军们相同的问题，他们需要把各种武器系统综合起来保护他们的薄弱部位并加强他们的力量。指挥官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6世纪，他们实现了由火绳枪手支援的长矛兵与骑兵之间的兵种合成，并随时准备将合成部队投入作战用于完成进攻任务后，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将他们的新式武器系统投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指挥官和军事思想家们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诸兵种合成的问题。
即使指挥官们能够及时地发现新式武器正确的合成样式，新式武器系统的存在依然增强了进攻的力量。因为在有利的地形上，将军们指挥着各种各样的军队，这些军队由各种武器系统组成，每种武器系统对敌方的某种武器有着固有的优势，又可能与敌方的另一种武器相比处于劣势。即使双方的陆军都是以最优的组合设计，不同武器系统的出现仍会形成两个多世纪来都不存在的局面，一方发挥异常的潜能或另一方铸成大错所形成的机会，将会创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兵种陆军间相互进行的非决定性进攻战斗所没有的优势。
某种武器系统对另一种武器系统具有固有的优势，比如反坦克炮比坦克就具有优势，这种优势的存在确保了防御在战术上继续居于首要位置。但是合成的需求、由缺乏合成而产生的脆弱性以及不同武器系统各种集中所形成的局面，都为战术进攻提供了自16世纪初以来所一直缺乏的机会。
无线电增强了指挥官的控制能力，改善了通信的质量。到20世纪30年代末，战场上的飞机、坦克和部队都装备有无线电台。它们不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报有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无线电语音通信增强了无线电通信的效用。
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国家发现了如何靠从目标反射的无线电波来确定目标位置的方法。这种装置被称为雷达，主要用于搜索飞机。由于雷达的性能在二次大战期间得到改进，它在防空中首先是取代了探测来袭飞机方向和概略位置的测听系统，而后取代了进行测距和瞄准的光学系统。尽管雷达有很高的精度并能在夜间不使用探照灯的情况下工作，但飞机仍然能通过抛洒将无线电波束反射回去的金属箔条来欺骗雷达。但雷达毕竟比依靠声音、光学及探照灯等方法进行防空的效果更佳。
火炮和轻武器依然与20世纪开始时的情况一样。除了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和较好的通信系统外，各国军队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拥有的装备非常接近。
法国在摩洛哥：新式武器和老式战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新式武器系统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多次考验，一些将军们认识到了它们的潜能。法国在拓展其对摩洛哥的控制行动中，对新式武器进行了最稳定、最有限的运用。法国在摩洛哥进行了26年的战役，采取了他们在19世纪殖民地征服期间完美地使用过的方法。然而，他们最初于1830年入侵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时却非常的残酷。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通过摒弃火炮、减轻步兵的负重、使用骡马替代四轮运货马车等措施，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但即使是提高了法国部队相对于敌人的机动能力，采取了包围战战法，法军仍然发现游击队太神出鬼没了。这简单地验证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指挥官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的经验，比若元帅曾于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占领西班牙期间在西班牙服役，经历了西班牙人的游击战。
所以，比若元帅采取了一种特别残忍但十分有效的策略。当他更强大的部队在这个国家里行军时，他不仅毁坏了粮仓，包括地下的秘密粮仓，而且掠走牲畜，在收获的季节焚毁庄稼，砍倒果树。虽然他因此在敌人的根据地里采取一种袭击性的后勤战略，烧毁帐篷和房屋，毁坏家俱和日用器皿，但他还是采取了一种与古希腊人相同的反袭击策略，寻求通过破坏性袭击来确保政治目标。比若的策略是使不同部落的首领屈服，法国就通过这些首领来统治这个国家。承认法国统治并向法国赋税的首领可以得到法国政治上的支持，并且会拥有与法国共同统治这个国家所应得的礼遇和地位。但是对那些拒绝服从或反抗的首领，比若元帅将无情地予以严惩。
由于比若并没有采取西班牙在古巴和英国在南非的后期政策，丝毫不考虑平民免受战争之苦，所以他的后勤和政治袭击战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袭击与土耳其于曼奇刻尔特之战胜利之后在安纳托利亚实施的策略几乎没有差别。这种后勤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一位法军将领在返回被毁的村庄时发现“尸体堆积如山，人们在夜间受冻而死”。但是，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系统的恐怖主义活动，与蒙古人在花刺子模帝国采取的行动如出一辙。一位法国军官把这种政策归纳为“杀死所有15岁以上的男人”，并驱逐女人和儿童。“一句话，杀死所有不能像狗一样屈服的人”。 [ 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哈姆登·康恩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
当数百名当地人在一个洞中避难时，一位法军指挥官下令在洞口放火使洞里的所有人窒息而亡。后来，又有一位指挥官下令将一个山洞里满是人的洞口封死。一名法国士兵记述说这些在阿尔及利亚所使用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法国新闻界报导的这些暴行和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方式，充分证明了法军的暴行。比若元帅在指挥了6年之后退役了，但他的方法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在此后的20年间，法国巩固了对这个国家的统治。 [ 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第127页。 ]
但是，法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扩大其殖民帝国时却没有采取比若这种令人厌恶的模式。虽然他们依然强调部队的机动力，以及通过当地首领和王公实施统治的政治途径，但他们所使用的却是更人道的策略，而这些策略经过巧妙运用之后效果一点也不逊色。他们在19世纪末的征服印度支那半岛和马达加斯加时又发展了他们的征服策略。他们于20世纪曾在摩洛哥在利奥泰的领导下应用了这些策略。利奥泰是一位果敢、足智多谋的军人和具有自我表现天才的精明管理者。在摩洛哥的长期指挥中，显示出了他在印度支那半岛服役和在马达加斯加与阿尔及利亚的任职中受益匪浅。
当法国人于1908年在摩洛哥开始行动时，他们开始有条理地应用与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一致的征服方法，并建立起了一套调和人民服从他们统治的手段。法国部队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苏丹，利用一种缓慢渗透的系统扩展他们的统治。法国在扩展统治时，依靠当地政府实施统治，利用他们想要控制地区的人民中各种派别或组织。同时，他们还遵循了一条尊重当地法律、宗教和习俗并使他们的统治有吸引力的政策，依靠人为地以低价销售商品、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建设诸如道路和水井之类的公共设施。这些经济刺激有助于使民众顺从法国的统治，但却不能消除人民反抗的动机。
为了使这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产生作用，法国通常是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习惯上是集中大规模部队去对付一个较小的、不顺从的地区，常常是突然四面出击以包围和征服该地区。当部队的集中已经确保当地政府俯首称臣之后，法国在这一地区仍保持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为了加强对所征服地区的统治，他们要建立坚固支撑点和对新征服的地区保持巡逻，同时还要使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有机会促使被征服的人民甘心服从法国和苏丹的统治。
这种征服方法中的军事战略与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人在威尔士所采取的军事战略相似，它使用了一种持久战的战略，这种持久战战略在逐步缩小敌人的控制区上包含有很大的后勤成分。同样与在威尔士一样，低地的产量比高原地的要大，也就使运用后勤战略去征服某一特定地区成为可能。当地武装部队通常驻扎在山区，他们通过到低地放牧和向低地的农业、商业人口敛税或收取贡金来维持自己。控制着低地的法军常常通过切断山上部队从定居人口中获取畜牧和补给来征服附近山上的部队。这种征服系统还有赖于在被征服地区招募和训练部队，用他们来戍卫这一地区，并且在征服新的地区时让他们担当主要角色。
法国人在1921年被提升为元帅的利奥泰的领导下，已经运用这种缓慢征服方法有15年多，但这种方法在1925年遭到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挑战，当时阿卜杜勒·克里姆控制着位于北部或者说位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的里夫山脉。在此之前，阿卜杜勒·克里姆已经打败了西班牙人，摧毁了西班牙人很多营区并基本上消灭了一支2万人的部队，他建立了一支拥有机枪、火炮甚至还有少量飞机的正规部队。他将这支部队向南机动，在法国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之间的边境以南和与这条边境线平行的较长正面上，他向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法军发动攻击。
阿卜杜勒·克里姆击退了数量上不如他们的法军，攻占了这个山区内法军2/3的筑垒营区，但是他却未能迫使法军后退很远。法军非常得益于他们优势的炮兵、战法以及他们的纪律、训练和作战经验。他们数量更多的飞机也有助于防御，但是即使由三个轰炸机中队的袭击在一个营区成功的后撤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数量很少的可资利用的飞机并没有对取得了胜利的防御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飞机也偶尔地证明在补给方面是有用的，它们向被围困的营区投掷冰块和水，有时还将大量的勋章运到前线，使将军们通过在火线颁奖来鼓舞士气。
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成就使法军立即获得了来自法国的增援，并导致了一场法西联合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法军1918年大捷的总司令贝当元帅像西班牙首相普里德里维拉将军的做法一样，亲临战场指挥。贝当元帅带来了更多的士兵、飞机、重型火炮和坦克。1925年秋和1926年春，这些强大的部队击败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并俘虏了阿卜杜勒·克里姆。战争又回到了法国自1911年就开始系统实施的缓慢渗透模式。
坦克在这场战争中证明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法军早就征服了绝大数的坦克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原地。法军将他们原来对低地的征服建立在他们更好的训练、纪律和组织等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军得到了对现代步枪垄断的帮助。当摩洛哥人装备了现代步枪并掌握了散兵线作战技巧时，坦克在战斗中的作用十分显著。但法军早就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而绝大多数剩余的行动发生在海拔高达1万英尺的山地，坦克在这些地区则难以发挥作用。然而，在一片绿洲上进行的一次沙漠战役中，尽管大量的棕榈树成为了坦克的障碍，但坦克还是证明了它们的价值。
1934年，在平息摩洛哥的战役即将结束时，法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卡车。在与西班牙的殖民地里奥德奥罗接壤的南部地区，那里地质坚硬、地面平坦且没有树木，每辆车上乘坐了14个人的100辆卡车构成了一支包括摩托化机枪以及37毫米和57毫米火炮纵队的主力。这支纵队在平坦的路面上迅速、突然地前进，对当地的骑兵部队实施迂回行动。法国人每天以近乎悠闲的步伐前进60英里，占领了敌人南翼的阵地，切断了他们向西班牙边界的退路，迫使当地部队在发现他们已被夹在南面摩托化部队和北面徒步而来步兵之间时投降了。法国用卡车替代马匹以确保他们拥有更强的战略机动能力，再现了埃伦比的美吉多迂回行动，再一次表明了装备有速射步枪武器的乘车步兵的重要性。
由于山地通常缺少树木的掩护，飞机可承担轻骑兵进行侦察这一传统战略任务，而使其作用非凡。航空照片使法军能在几次典型的快速、突然的前出行动之前就已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在这几次行动中，规模相对较大的部队攻占了较小的地区。利用飞机从空中对敌人部队实施攻击的作用较小，因为法军是依靠小部队寻求平定而不是消灭敌人。但当已经在高山上构筑了工事的敌人击退了攻击，能很容易地抵抗了一个月之久的围困和轰炸时，在这种情况下，空中侦察对作战的作用就意义非凡了。飞机能够帮助搜寻被围困的敌人赖以提供水源的秘密泉眼，并协助炮兵摧毁它们。法国人应用了与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时异常相似的后勤战略，而且最终比波斯人运用得更为成功，迫使被围的摩洛哥人在失去了泉眼和水源之后不得不投降了。
飞机的战术和战略运用
在1935年到1936年对付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战争中，飞机担当了主要角色。在对补给线和部队攻击当中，意大利人对三发动机的轰炸机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一些飞机的最高速度每小时达200英里并且携弹量重达2,600多磅。意大利飞机对在平坦、开阔的战场上撤退的2万名埃塞俄比亚败军进行攻击时，获得了最辉煌的战绩。意大利的飞机向饥饿的、丧失了斗志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布撒糜烂性毒气，投掷了73吨炸弹，这些炸弹的重量相当于1万多发75毫米的炮弹。埃塞俄比亚人的尸体数以千计。由于没有高射炮，埃塞俄比亚人就如同徒步的罗马或十字军战士在遭到马上弩手攻击时一样，毫无防范能力，而且由于没有装甲而更加脆弱。
意大利的坦克在战争中被证明是作用巨大的，但是在取得胜利和征服这个巨大国家的重要中心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意大利数量更大、占据绝对优势的火力。在向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最后推进中，1.2万人的意大利部队搭乘1,785辆汽车和卡车长驱200英里。但敌人对道路的破坏使意大利的摩托化纵队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在这段路程上意大利人竟用了10天时间。
在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政府军在击退两个意大利师(这两个意大利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摩托化)伴随50辆坦克进行的进攻行动中，政府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辅助作用，但也是起到了主要的辅助作用。当时反政府武装的摩托化部行军纵队被大雨困在瓜达拉哈托附近的道路上，成了政府军飞机绝好的靶子。
尽管天气恶劣，但携带着炸弹的政府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被道路束缚了的意大利人进行了有效的突击。遭到空中攻击沉重打击和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又被前面顽强的抗击阻挡下来，加之由于车辆被毁使他们的撤退十分困难。当这些道路被炸弹炸得坑洼不平和被破坏了的卡车堵塞了之后，撤退变得尤为艰难。士兵们放弃了车辆，徒步穿过泥泞的田野，大多数四散而逃，但其他成群逃跑的士兵却成了战斗机最佳的攻击目标，战斗机上四挺机枪向他们扫射时就好像土耳其的轻骑兵撂倒在小亚细亚行军的十字军战士一样。
苏联的一次坎尼战役
1939年，在满洲与蒙古边境平坦而没有树木的地形上，日本和苏联的部队在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发生冲突。双方的力量都是集团军规模，双方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坦克以及防空火炮和反坦克火炮。交战双方在这一地区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构筑工事，在交战中，反坦克炮显示了其威力，因为双方都抗击住了对方坦克的攻击。在一次不成功的攻击行动中，日本人损失了其73辆坦克中的一半，但日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却证明能非常有效地对付更大型的苏联坦克，因为苏联坦克虽然重达13吨，但其装甲厚度却不到一英寸厚。
苏联人使用数量更多的部队最终战胜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并没有想到苏联能将如此强大的部队从离铁路500英里的地方集中起来。但苏联人使用4,000多辆卡车运送了5.7万人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也几乎不应该对构筑了工事、装备有机枪和火炮的3万名日军构成决定性的优势。苏联人的胜利得益于他们对498辆坦克和346辆装甲车的合理使用，而在这场持久战役的战场上，日本人只能使用野战火炮和数量不足的反坦克炮进行抵抗。苏联人将坦克集中于两翼，粉碎了日军的防御，推进到日军防御步兵的后方并对其形成包围，也就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坦克部队包围住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军部队。这场在哈尔欣科的战役在很多方面与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胜利有共同之处，在汉尼拔的胜利中，迦太基人的重骑兵对罗马人的包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整个战役中，日本人的伤亡人数达1.7万人，差不多是苏联人伤亡人数的两倍。
海军对新式武器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的设计者们认识到，他们舰船的装甲根本经不住远程火力的攻击。从1.5万到2万码的距离上发射的炮弹，以垂直角度能够击穿只能防范小角度炮弹打击的甲板。解决的办法不仅包括增加甲板厚度，而且包括使用表面坚固的装甲来取代普通钢板，普通钢板似乎只能抵挡偏斜打击。海军设计者们还提高了所有战舰抗水下爆炸的程度和周密性的设计。除此之外，全大口径火炮战舰已经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
对现有战列舰的改造和新舰的建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排水量增至4万多吨的新式战列舰，装甲在重量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速度也从20-21节提高至27-31节。由于很多巡洋舰的速度都不超过31节，所以如果不抛弃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之间的区别，新式主力舰的概念就模糊了。设计者对战列舰上原来用于对付鱼雷艇的副炮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防空火炮，有的则是使副炮具备两用功能，既适合用作重型防空火炮又能用于对驱逐舰进行防范。
战列舰的这些安全防护变化使其具备了防鱼雷和远程火力的能力，又提供了绝好的防空袭能力。舰上甲板结实得足以承受穿甲弹的俯射，这使其完全能防御当时炸弹的攻击；而改进的水下鱼雷和水雷防御系统，则又使舰船能有效地防范未能命中战舰和在战舰附近爆炸的炸弹所产生的水雷效应。将战舰上的副炮改成高射炮或者增加重型高射炮，使战舰具备了足够的对付高空飞机低精度轰炸的安全措施，陆军用于防御低空飞机的20毫米到40毫米自动火炮则又向军舰提供了同样的安全。但是海军将军们却没能真正地认识到，舰船需要巨大数量的小口径火炮来提供一定量的火力，这样才能对低空飞机更具威胁的攻击进行恰当的防御，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被人们所认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巡洋舰和驱逐舰都采用了旋转炮塔设计，通常是2-3门炮在一起。巡洋舰通常的航速约为32节，大小在0.5万吨到1万吨之间，它与战列舰在基本设计构想上区别甚微，区别就在于它们装备有6门或更多的口径通常是6英寸或8英寸火炮，以及一种主要用于对付飞机也可对付鱼雷艇的两用副炮。巡洋舰的装甲较薄，但结构与战列舰非常相似。驱逐舰也有所增大，在1,000到2,500吨之间，标准型在1,800吨左右。驱逐舰看上去很像小型巡洋舰，除了没有装甲防护和它们的速度更快之外，驱逐舰与巡洋舰的区别极小，驱逐舰的速度为35节或更高。驱逐舰炮塔炮的口径通常为4英寸到5英寸，既能打击水面目标又能打击飞机，同样它们也装备了更小口径的高射炮以对付低空飞机。
尽管在美国进行了一些公开的试验，但由高空飞机对军舰进行轰炸，特别是对运动中军舰的轰炸被证明是无效的。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只好转而依靠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机对军舰进行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成功地从一架飞机上发射鱼雷击沉了土耳其的商船。很明显，攻击军舰的浮力系统要比用炸弹攻击装甲板有一些优点。当俯冲式轰炸机吸引了军舰防空系统的注意力，并用炸弹摧毁了军舰的防空武器后，飞行速度很慢、防护能力差的鱼雷机在低空飞行，向军舰发射致命的水下推进武器。无论如何，对没有装甲防护的军舰来说，炸弹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航空母舰却导致了海战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随着英国将3艘航速30节、1.8万吨的舰船转变为航母，航空母舰得到了发展。航空母舰有一个平坦的甲板，这个甲板占据了舰平面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飞机可在这个甲板上着落或者从上面起飞。当一艘航母以30节的速度迎风行驶时，迎风飞行的飞机在着落或起飞时，相对于甲板基本是不运动的。在飞机着落过程中，当飞机提高速度时，横向展开在甲板上的缆绳能钩住飞机上的着落拦阻钩，阻止其前冲。
飞机在作战范围上超过了舰炮。在100英里的距离上，一艘快速行驶、没有装甲防护的航空母舰可以派遣它的飞机去攻击海面上的任何舰只，而它又不必惧怕敌人舰炮的袭击。海战中对投射武器的依赖没有改变，而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具有更大的作战范围，使飞机比火炮具有潜在的优势。英国制造了7艘航母，是其战列舰数量的一半，另两个主要的海上强国美国和日本也各有7艘航母，而法国却只有1艘航母。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英国开始实施其舰队现代化计划时，准备建造同样数量的新航母和战列舰，即各造5艘。
从陆地起飞的飞机能在海上飞行很远的距离，这也改变了海战的形势。更大型的陆基飞机比那些舰载机的航程要远，经常表现更佳，而且由于它们不需要昂贵的航母作为基地，费用也更低。意大利由于横跨地中海，觉得不需要航母。正如他们低估了对低空飞机所需的防空一样，海军将领们同样没能充分认识到航母对海战的影响程度。
航母飞机的航程和侦察能力使航母与战列舰或巡洋舰完全区别开。自从古罗马军舰出现以及重炮战术与登船战术暂时共存的时代以来，海军首次在武器系统上出现了多类并存。就如同陆军正在从单一的武器系统(装备步枪的步兵)时代返回到多种武器并存的时代一样，海军也面临着处理两类性质迥异的武器系统相互关系的问题。一点也不奇怪，海军将军们像陆军将军们一样也很难立即找到最好的合成原则。
在反潜作战中，海军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引进了一种新型装置。这种装置发射出一束水下声波，当声波被潜艇艇身反射回来时，可以测出潜艇的方位和距离。这种装置被英国人称为潜艇探测器，美国人则称之为声纳，它既能发现静止的潜艇，又能发现运动的潜艇，也相应地增强了水面舰艇对付水下敌人的能力。
雷达在对付潜艇时也有作用，因为潜艇在大部分时间需要呆在水面上。雷达在夜间进行的观察使水面舰船在探测潜艇时又具有另一方面的优势。当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搭载到飞机上之后，雷达又扩展了其侦察能力。但是雷达不仅有益于侦察，不久它又具备了一些精密性和准确性，使其除了能用于高射炮之外，还可以用作其他主要装备的火控系统。海军欣然地接受了雷达。
作战理论的差异
尽管陆军与1918年时的编制结构非常相近，但作战的思想却改变了。热衷于坦克的人坚持认为坦克能起到1918年的作用，并将起到与1918年时远远不同的作用，1918年时坦克主要被用于协助步兵摧毁机枪。保守的思想则继续把坦克看作是用于支援轻步兵的运动很慢的重骑兵。坦克理论家预想了一种步兵和炮兵全摩托化的部队，其中大量的坦克将提供强大的突击力。
尽管包括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在内的英国作家以及小型英国陆军在这些观念上是领先的，而且法国也于1933年用坦克组建了一个摩托化师，但只有德国人广泛深入地运用了这些理论，并将其写进了他们的陆军条令中。1935年，德国组建了第一个坦克师，或称装甲师，该师的编制最初要求有500多辆坦克，两个乘坐卡车的步兵营，以及摩托化炮兵和反坦克炮。大量的坦克在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提供了强大的突破敌人防御的战术进攻能力。整个部队的摩托化使其具有战略机动能力，以利用敌人防御体系内的突破口。如果计划向敌人的后方不间断地推进，绕过障碍物，或依靠大量的坦克消灭障碍，装甲师将能够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切断敌人补给和预备队的运动。热衷于坦克的军事家在其作战原则中设想了在攻击防御者的交通线、部队机动和司令部等作战行动中与空军进行的战略合作，在战役行动中提供战术支援，支援的方法是以俯冲式轰炸机加强或替代火炮。无线电不仅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指挥与协调，也可对空军进行指挥与协调。因而德国设想了一种“帕提亚”式的陆军，在轻、重步兵的支援下，乘车实施战略机动。
在随后的几年，虽然德国陆军的更高级指挥官对装甲师的运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心存疑虑且认识不清，但德国还是又组建了一些装甲师。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因为自中世纪以来从未存在过相似的战斗队形。当骑士们追赶骑在偷来的马上的北欧海盗袭击者时，装甲师中相同数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已在对方阵营中出现了。在法国进行袭击的英国军队，除了重骑兵外，还让长弓手以及还有少量的长矛手骑马进行战略机动。但是这些集中起来的部队与其作战的空间相比是很小的，只能控制他们的营区，为了给自己提供补给还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使用与坦克师倡议者倡议的目的没有任何联系，这些目的是坦克倡议者为那些极为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的20世纪部队设想的。
已经接受类似的坦克作战理论但而后又暂时放弃了这一理论的苏联人，在与日本人进行的不公开作战中成功地运用了坦克。哈尔欣科战役展示了坦克在1917年和1918年西线围攻战以外其他条件下作为进攻武器的威力。坦克具有更强大的机动能力这一进攻特点，加上无须费时进行部署就能作战的能力使苏联人包围住了日本部队，并向其侧翼和后方进行攻击。很明显在前沿形成了任何突破之后，坦克都使用它们在哈尔欣科所展示出的相同的难以抵挡的进攻特性，并使进攻重新具有了亚力山大伟大的重骑兵和运用重骑兵的天才原则所赋予它的威力。但哈尔欣科战役只是展示了坦克的战术价值，并没有体现一些设想中的坦克师所具有的纵深穿插的战略作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拥有最强大的和最现代化的陆军，对于坦克除了作为围攻作战中炮兵和步兵的支援力量之外，坦克是否具有任何其他作用都持更怀疑的态度，并又一次希望大部队的行动仍主要沿着他们的边境进行。法国也组建了装甲师，但数量上却少于德国，而且每个装甲师的坦克也少于德国。然而，对于如何使用坦克却有着相似的思想，至少都对使用坦克的结果缺乏清楚的认识。法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将所有的坦克都分配到坦克师，而是将一半以上的坦克分配给了步兵师去支援步兵师的攻击或反击。法国使他们的几个师实现了摩托化，用卡车搭载步兵，汽车牵引火炮。与德国一样，法国陆军的规模和1918年时保持一致，包括用骡马牵引火炮和许多骡马运输进行行军的步兵。
对飞机持更狂热态度的人并没有把飞机看成一种武器系统，并不认为这种武器系统将使陆军重新拥有轻骑兵这一兵种，也不认为由于飞机在海上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而会替代海军的大口径火炮。相反他们把飞机看成是惟一的和全能的武器，在基本上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能够赢得各种战争的胜利。以意大利的吉利奥·杜黑为首的飞机制胜论派很快就制定出了一条很明显的飞机运用原则。
这些航空兵至上的热心鼓吹者信赖轰炸机，认为对轰炸机的任何防御都是无效的。由于一些轰炸机总是能到达它们的目标，只有隐蔽部这种被动防护措施才能起到某些防御作用，所以对付轰炸机的主要措施是用己方的轰炸机去采取攻势行动。但是他们认为，轰炸机的目标不是敌方的陆军或海军部队，而是打击敌方的工业和人口中心。杜黑认为，这样的攻击将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使得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成为多余的部分，除了把空中力量用于攻击这些目标之外，任何其他的行动都将是对空中力量的愚蠢的分散。
这一原则基本上是一种使用飞机摧毁敌人武装部队赖以生存的经济的后勤战略。它还体现了一种政治目标，因为空中力量的极端支持者认为，对敌人大城市的轰炸将在市民中造成恐慌，进而带来和平的要求。因此，空军制胜战略不知不觉地效仿了古代轻骑兵强国土耳其和成吉思汗所运用的战略。他们后勤战略的袭击目标是大量杀死敌方的人口，因而消灭了敌人军队的人力补充资源，将政治计划建立在由他们的袭击所造成的恐怖之上。土耳其人也就征服了拜占庭控制下的小亚细亚，他们是运用马弓手袭击来实施征服的，这种方式与空军支持者倡议的轰炸机使用方式非常相同。
这些偏激的思想未能统治任何国家的空军或战略，但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势力都很强。而在法国、德国和苏联，由于陆军在国防力量中占据主要地位，空军仍与用作陆军的轻骑兵这一任务紧密相关。
因此经过20年的和平，1918年就已经拥有的武器的性能已经得到了提高，使士兵和军事专家们有机会去评价和制定坦克与飞机的运用原则。但军事家们却发现了不一致的意见，第二次大战将作为不同思想的试验田，而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是一致意见的墓地。
第十章 现代战争的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法国和德国军队
法国和德国的计划
德国新的进攻计划
1940年德国的突破
德军突破的原因
德国的迂回运动
德国的胜利：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拿破仑式战争
空军起决定作用：不列颠战役
俄德战争的战略战术条件
1941年俄国战役中的战略性包围
德军1942年后勤战略的失败和俄德战争的结局
分散、集中和再次迂回：登陆与诺曼底战役
英军在北非的首次乘车作战和击败意大利军队
乘车英军与乘车德军之战
新式和改进的武器
技术与战略的相互作用
战略轰炸
以两类主力战舰进行的海战
德国潜艇战役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首先进攻法国、英国和波兰。德国人重演了1914年的战略，所不同的是首先运用内线兵力，集中力量打击较弱的波兰军队，以便实现速战速决，而与此同时法国则正在进行战争动员。德国拥有48个现役师，波兰陆军则有30个现役师和组建起来的10个后备师。德军装备了比波兰多得多的坦克，而波兰则几乎没有反坦克火炮。由于德波边境线长达1,750英里，所以波兰没有足够的兵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那样，建立起一条哪怕是脆弱的稳定防线，更不能像同一场战争中的西方战线那样筑壕对峙。
作战略图10.1 德军多方向同时进攻波兰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配有能参善谋的参谋部的德军于1939年9月1日秘密集结，由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进攻。由于波兰军队将很多部队控制在后方准备反击，使得首次突击就全力投入的德军得以快速突进。在南方德军集中起来的军队所面对是波兰最薄弱的部队，因此德军仅用9天时间就推进了140英里，抵达华沙以南的维斯图拉河，因而使德军能调头北上，沿该河西岸发展，与其横扫南方的军队会合，抵达大批波兰军队集团的后方。通过两翼包抄，德军完成了对波军的战略包围。在波兰军队的后方，德军迅速粉碎了波兰为恢复后方交通线而进行的组织不力的攻击，到达华沙。此次战役按预先计划于9月17日结束，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从东方发起了进攻，与德国瓜分了波兰。
9月17日，法国军队完成了动员、集结，准备以由反坦克障碍物加强的筑垒地域迎战德军大规模后备役类型师的部队。波兰的失败和俄国人的入侵，使法国放弃了任何以进攻行动支援波兰的企图，取而代之采取了防御的战法。虽然双方军队面对面地对峙，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几百码范围内挖掘战壕，实施小规模的战斗和相互炮击。不仅如此，正如数千年来不主动实施战役的军队的传统作法一样，双方都保持着较大的距离。法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训练了军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报纸把这一缺乏主动性和没有接触的时期称为“假战争”。
在波兰战役中，德军的坦克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展示了比1918年盟国坦克在对付德军大纵深筑垒防御和集中的大密度野战炮兵方面大得多的效能。规模更大、训练更为有素的德国空军很好地履行了传统上由轻骑兵执行的战略职能，不仅在侦察，而且在瘫痪波兰铁路和有效攻击公路交通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使用摩托化车辆输送补给和部队，对快速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德军的14个装甲或全摩托化师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其重要作用是当时许多观察家所没有意识到的。
法国和德国军队
德国在东线取得胜利之后，所要面对的将是法国。但是，这一战役直到1940年5月之前都没开始。因为1919年的和平条约把德国陆军限制在10万人以内，因此德国与法国相比，缺少武器储备和训练有素的兵员储备。但是，德国利用这一段战争间隙训练和组建了新的作战师。到战役爆发时，德国已经拥有了136个师，其中包括10个装甲师，用于对法国作战。而法国由于受到意大利怀有敌意的中立的牵制，仅将其110个师中的94个师用于对德作战。不过，从许多本质方面来说，德军所面临的还是比他强大得多的军队。
由于信赖防御的战术力量，英法联盟依据长期战争的判断制定战略，企图发挥基于封锁作战的后勤战略的作用，一旦英国有效地扩大了空军力量，便用以轰炸德国的工业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以与此相同的程序组建大规模陆军之前，法国决不计划进攻，而这一过程持续了战争的前一年半时间；而且，法国本身要使其军队达到理想的标准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914年，德国仅占领了法国北部的一小片领土就剥夺了法国很大的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为防止此类意外的后勤战略发生作用，法国特别强调保护其领土。由于保存人力资源与此战略是一致的，所以法国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上构筑了新的防线，而这条防线是普法战争以来从未据守过的边境线。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仅计划将用于增加防御边界部队人力的资金用于构筑要塞，而且打算以此减少因缺少永备工事而造成的戍边法国人的牺牲。
事实证明，加强东部的对德防御比较容易，因为孚日山脉位于莱茵河这道天然屏障的西岸，但从莱茵河至卢森堡之间就没有多少易守难攻的防御屏障了。于是法国工兵在这条边境线上构筑了绵亘的坚固要塞，而要塞的构筑则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经验。这样法国将其与德国接壤的全部边境要塞化，而且越是薄弱的地区工事越坚固。由于在1914年重型榴弹炮的火力便已经能够击穿比利时要塞的炮台，所以新型炮台装有厚达15英寸的装甲。为防止炮塔被落在附近的重型炮弹炸毁，法国工兵还在其周围砌了块石、混凝土，并在外面用每块面积为1平方米的铸铁块包起来。由于采用机械装置输送和装填炮弹，所以要塞火炮的射速比野战火炮快得多。
为守备部队精心构筑的防毒气掩蔽部的前方布设了铁丝网和反坦克障碍物，并由从机枪到135毫米火炮各种武器构成的交叉火力掩护。这些防御仅仅为部队提供了第一、第二道防线，防御部队还必须挖掘两道防线之间以及通向后方的堑壕。由于现存炮兵均无法对这些钢铁和混凝土构筑的防御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所以法国人能够有效地坚守第一道防线，并能安全抵御以猛烈突然轰炸为特点的“胡蒂尔”进攻系统。任何企图突破这条以国防部长安德鲁·马其诺名字命名的防线的进攻，都必将陷入持久的作战。在这种作战中，防御者所占有的防御优势和在炮兵上的优势将决定作战结局。
法国倚重其拥有11,000门野战火炮的炮兵，每个师的火炮几乎比德军多50%。双方陆军主要使用的仍是在某些方面经过改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炮，并保留了野炮和榴炮。法国除了拥有5,600门75毫米野炮外，还装备了6,000门25毫米反坦克炮。这种反坦克炮的初速为3,000英尺/秒，能击穿任何类型的德国坦克。此外，法国还装备有1,000门新型的47毫米反坦克炮，其弹丸不仅能击穿任何德军坦克的装甲，而且如果在其继续飞行的弹道上有坦克的话，还能再次击穿。
坦克是法国依赖的另一种优势。针对德国的2,600辆坦克，法国部署了大约3,000辆。此外，法国还修复了500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雷诺型坦克和一些装有机枪的小坦克。双方都装备有装甲车，德国稍微比法国多一些。法国坦克外形比德国大，加厚了装甲，加强了火炮，但牺牲了一些速度。表10.1列出了法国R-35轻型坦克与德国轻型坦克的性能。较小口径的德国坦克炮比大口径的法国坦克炮初速快得多，但几乎没有可能击穿法国坦克的厚装甲，而法国的坦克炮虽然初速较慢，却能击穿德国坦克的防护装甲。双方坦克在停止生产前，都进行了改进，并加大了重量。法国还装备了另一种比R-35型坦克速度更快、装甲稍薄的轻型坦克，但其中有一些比R-35型坦克的火炮射速更快，且装甲厚度相当。
中型坦克的区别不大。当时德国的III型坦克与法国的S-35型坦克有过性能比较(见表10.2)。1939年德国开始装备这种新型坦克，它装有1门身管较短的50毫米火炮，其性能类似于法国的47毫米火炮，装甲加厚到30毫米，时速达25英里。
表10.1 法德轻型坦克性能比较
-- 德国 法国
重量(吨) 7.2 9.8
速度(英里/小时) 25 13
最厚装甲(毫米) 30 45
火炮(毫米) 20 37
表10.2 法德中型坦克性能对比
-- 德国 法国
重量(吨) 18 20
速度(英里/小时) 20 25
最厚装甲(毫米) 14.5 55
火炮(毫米) 37 47
法国还有重32吨的夏尔-B重型坦克，其时速为17英里，装甲厚度60毫米，在炮塔上装有1门47毫米火炮，在坦克车身上装有1门75毫米榴弹炮。德国坦克在重量上无法与法国坦克匹敌，虽然德国也有一种重18吨、在炮塔上装有1门75毫米榴弹炮的坦克。
插图10.1 夏尔-B型坦克
这些都是很概略的比较，有许多性能没有进行对比。比如法国坦克的装甲有较大的倾角，因此法国的坦克比德国的坦克有较大的抗毁能力。但是法国决定节约兵力，减少了坦克乘员的数量，这对法国坦克的战斗力影响重大。德国坦克的炮塔较大，易受攻击，却给炮手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而在法国坦克的炮塔中，只有车长能够操炮，作业困难，特别是在又要指挥引导坦克又要射击时更是如此。
尽管德国和法国的军事理论就像它们的武器一样，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但这些区别却是重大的。有鉴于此，德国人坚信并力图完善其1918年的分散渗透战术，而法国则偏爱集中指挥和控制，包括对炮兵射击目标的选择。例如，法国式的渗透战术要求下级部队在遇到支撑点的时候，使用攻击分队包围和攻击之，而不是迂回到敌人后方，以此对上级负责。法国人之所以喜欢反映其信念的严密控制和按部就班的作战，是基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进攻的一方不能对敌人的防线实施战略突破，因为守方总是能够使用机动能力更强的预备队重新建立堑壕式防御。而另一方，德国人则继续强调1918年他们所实施的突破作战，突破之后的目的是达成“连续的包围作战”。 [ 注：罗伯特·阿伦·道蒂《灾难之源：法国陆军理论的发展(1919-1939)》(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
因此，法国的进攻作战理论虽然体现了霞飞元帅有关包围作战的探讨，却明显缺乏实质性进步。虽然法国并未放弃进攻，但他们显然认为防御是主要作战形式，并将其进攻理论与火力优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经验。当然德国人既不相信防御能力的优势，也不相信法国军队所倚重的火力令人生畏，因为他们自己的补给非常充足。
除了法国外，德国还必须与英国职业军队的9个师作战。这些英国师拥有600多辆坦克。由于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因此就像比他们规模小得多的前辈在1914年那样，能够做出与其规模极不相称的重大贡献。当1940年5月法国和德国开战之时，双方都与其前辈在1918年作战那样，大多数的师都是徒步行军，马拉火炮。双方陆军都编有7个全摩托化步兵师，这种师的士兵均可乘车行军。德国还有10个装甲师，每师装备200至300辆坦克。法国有3个由骑兵发展起来的轻机械化师，3个由步兵改建的装甲师，在这两类部队中，都还有至少1个以上的师正在组建之中。这两种师各有坦克约200辆。另外，法国还有5个骑兵师，每个师都有一些坦克、小坦克、装甲汽车、摩托化步兵和骑兵。总体上看，德国有17个全摩托化师，而法国有18个。由于法国军队规模略小，因此比例稍显高一点。除此之外，法国的每个集团军还有一些用于配属步兵师作战或作为独立分队使用的坦克；而德国则不同，他们将数量有限的坦克集中组建了装甲师。
德国与法国关于坦克使用理论上的差异比坦克数质量上的差别更重要。许多法国领导人仍抱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观点，把坦克看作步兵和炮兵实施突破的助手。确有法国人曾计划使用装甲师进攻堑壕式防御体系，他们也确曾设想赋予轻型机械化骑兵师以多种作战任务，包括突破后迅速发展胜利；但是，惜用拥有1,000多辆坦克的这两种类型师，反映了在按部就班的进攻中把坦克作为步兵和炮兵随伴兵器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反，德国将其所有坦克都集中在10个强大的装甲师中。虽然德国高层指挥官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把坦克集中起来的思想，但其下级指挥官却早有想法。同时这些师的存在，并且集中在军里，使德军坦克部队具有了与法国坦克完全不同作战潜力。
在空军方面，德国具有物质上的优势。法国不重视空军的历史同德国重视空军历史一样长，而这种滞后又由于他们在重建航空工业时不愿放弃正在生产的飞机型号而更加严重了。他们以为只要等待，就一定会有更好的飞机。这就意味着法国的作战飞机不仅数量少，而且性能落后。例如，法国只有200轰炸机，而德国却有1,700架轰炸机。法国侦察机和战斗机的数量仅及德国的70%。法国大多数战斗机时速仅300英里，而德军战斗机时速却达到350英里。直至1940年春季战役爆发时，法国的飞行中队才开始接到大规模战时生产的现代化飞机。
英国部署在法国的轰炸机数量是其盟国的两倍，战斗机数量则是其盟国的1.2倍，飞机质量也比盟国的好一些。到1940年春天，英国飞机生产量超过了德国，但盟军要以这种生产优势创造出与德国空军相匹敌的均势，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制空权理论的宣传和怀疑者的嘲笑使人们对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半信半疑。但空中劣势却使许多盟国指挥官极为不安，尽管他们对这种力量失衡的结果尚没有明确的概念。
法国不希望德国沿边境进攻，而希望德国像1914年那样，通过比利时实施迂回运动。但与此同时，法国在比利时边境却没有精心构筑防御工事，甚至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业区靠近比利时边界。为了不使这一重要地区成为战场，法国计划快速向比利时机动部队，在距法国边界尽可能远的地方与德国交战。这一战略不仅可以保护法国的工业区，而且还可以对比利时工业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建立的强大陆军(20多个师)提供最大的支援。德国如果像法国设想的那样作战，还必须通过荷兰，那么它将面临荷兰的10个师。除此之外，盟国还在安特卫普至险峻的阿登山区之间地区，每2公里就部署了1个师的兵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不采取突然袭击的话，如此密度的防御，即使进攻一方炮兵拥有3:1的优势也不可能突破。何况盟国的炮兵还比德国强大，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且还没有把比利时的要塞炮兵计算在内。
德国将军们的计划确实与法国所期望的相同——仍按1914年的计划，经比利时实施大迂回。由于考虑到盟军的火力和防御的战术密度，德国选择这一作战计划并非出于狂热，而是因为若向马其诺防线进攻，希望更加渺茫。经比利时、荷兰进攻，使盟国在该方向的力量至少增至136个师，与德国实施进攻的136个师相当，但盟国在炮兵和坦克方面则力量更强，而且比利时和荷兰拥有筑垒据守的防御优势。
但是，德国拥有一个被人们低估了的优势，那就是与对手相比，其军队士气高昂、战术技能娴熟。德国拥有这种优势，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法国军队的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法国停止了动员预备役补充现役部队的制度，而采用由正规部队训练新兵，另外组建正规的部队架子，当需要扩编新部队时，即在此基础上组建。这一制度与陆军各部队训练自己的预备役人员的制度相比，在组织上远不能令人满意，如由各部队训练自己的预备役人员，那么当预备役人员被征召时，就能立即找到早已熟悉的领导和战友。
为了动员，法国现役师(其中一半稍多的师未用于占领筑垒地域固守)失去了2/3的现役军官，而以预备役军官取而代之。但是各师保留了2/3的士官和55%的士兵，缺额由预备役补充。如果这些师在动员后有机会进行共同训练的话，那么尽管其中预备役军官占了很大比例，其效能就会很快接近1914年现役师的水平。除这些师外，法国还组建了1/4的野战师，其中23%的军官和17%的士官是从现役部队中抽调的，剩余部分则由预备役人员补充；而所有士兵则都是预备役人员。法国陆军1/5机动师是一种很像旧时德国战时后备军的二级预备役师。这些部队的军官除5%左右是正规军官外，其余全部是预备役人员，其中最老的预备役军人只在很久以前接受过最简单的军事训练。这些临时组建的部队缺乏共同服役的经验和训练有素的领导。
此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较低，在1935-1938年期间法国军队训练并退役到预备役的人员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应年份的一半。早年退役官兵中的较大部分仅受过1年训练，而不是1934年和1905- 1913年间所采用的两年训练制。某些正在陆军服役的预备役人员原先接受的是水兵或飞行人员的训练。因此，1939年的法国军队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训练上，均比1914年的状况差得多。与此相反，德国虽然仅编组了50个现役师，但它们以正规军为骨干，按传统的方式征兵、训练和编成，人员也是从同一地理区域抽调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曾参加过波兰战役。
由此不难看出，在法国众多部队乃至现役师中没有一个师达到德国常备师的水平。虽然法国士兵都曾接受1年的训练，但其技能不熟练，在1939年以前没有受过更多的训练，不具备服役经历，而且对他们的指挥官也不熟悉。同时，现役部队中由预备役人员补充的2/3的军官既没有正规军官的技能，也不熟悉其下属军官和士官。
法国的现役师尽管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但自1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缺乏实战经验的不足。依靠军事契约虽能集中起由老兵组成的部队，但他们互不相识，也不熟悉他们的指挥官，而且法国军队非常缺乏地区性征兵所带来的凝聚力。这种兵员所具有的勇敢精神曾为一位法国革命的战士赞美过：“我们愿意一同当兵，因为当一个士兵被他人所熟悉、所热爱时，失败便不那么可怕，胜利则更加辉煌。” [ 注：约翰·林恩《共和国的刺刀：革命的法兰西的陆军战术和动力》(伊利诺伊州，厄本纳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
除此之外，一级预备役师几乎全部都是预备役人员，现役军官和士官的数量不足1/4，有经验的军官则更少，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缺少职业士兵，预备役军人从未在同一部队服过役。缺乏共同服役的经历，妨碍了军官之间及其与其他级别人员之间的协同工作。除上述问题之外，二级预备役部队几乎完全没有训练有素又有经验的军官。
由于这一制度把训练和作战编成分离开来，所以在动员时就失去了那种由共同服役或来自同一村庄、地区所产生的团队意识。就活力来说：法军部队没有士气和凝聚力；战友之间互不熟悉；外行充斥着重要的指挥领导岗位。
法国高层司令部意识到了这支被其参谋长称为“由极易激动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军队的弱点，他们认为克服这些弱点的办法就是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直至指挥官和士兵在服役中获得了足够的能力，部队培养起了团队精神。法军的进攻理论忽视了军队成员的缺陷所起的作用，因为他们把进攻作战看做按部就班、深思熟虑实施的行动，认为部队行动完全由师以上司令部控制，依赖炮兵从后方打击看不见的目标，更多的是依靠步兵在训练中所获得的技能，对战术经验和部队士气则依赖较少。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性，并需要计划周密且以炮兵为依靠的进攻，但是法军兵员系统在作战初期也未给法国高层司令部多少选择余地，因而更加强了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决策，几乎从一开始就摆出了防御的态势。 [ 注：道蒂《灾难之源》，第32页。 ]
这段“假战争”为法国军队提供了无价的准备时间。由于在一起服役和训练，士兵及其指挥官在提高作战技能、协同工作能力和部队凝聚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法军与德军相比，时间还是太短暂了。德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其后备役军人的基本训练就进行了两年。
德国也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参加春季战役部队中几乎一半的师都完成了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训练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新组建的部队都从参加过波兰战役的部队中抽调了一批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官。德军不仅运用波兰战役的经验教训来训练新部队，而且根据与波兰军队作战的经验充实和修正了老部队的训练计划，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但是，这些额外的训练都不能与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的价值相比，那就是在波兰的作战。那次战役完成了在任何最精心计划的训练中都无法比拟的机动训练。前线士兵、指挥官和参谋人员除了学到作战知识外，还学到了在实战条件下大部队运动和作战的经验。机动能够充分检验通信状况和某些补给计划，但与实力几乎与自己相当的坚决抗击的对手作战，并实施250英里的对进进攻，却检验和教育了德军的每一支部队。
与波兰军队作战，德军付出了伤亡3万人的代价，但它却给德国军队提供了一次提高模拟难度的训练机会。炮兵发现平时训练的高度价值，因为他们射击的是看不见的目标，确实就像作战中一样。但是对于以班、排、连为单位进行机动的步兵来说，平时训练就不可能逼真模拟战斗情况了。在线式作战的全盛时期，腓特烈大帝经过周密全面战前训练的步兵虽然没有打过仗，却能在奥地利老兵面前显示出优势。但是与需要在进攻中运用渗透战术和防御中必须依靠某些运动等非典型反应相比，在队列中射击、列队和行军，训练与作战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与波兰人的作战，提供了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提供的训练机会。担负法国战役指挥的两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都曾在波兰战役中统率过德国集团军群，主要集团军4/5的指挥官同样也在波兰指挥过作战。所有法国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而这一根本区别对所有曾在波兰作战过的军和师都产生了影响。当德国进攻时，德军显示了比法军高得多的作战技能，就主要得益于参加了波兰战役。
然而，德军在实战中所获得的训练不会是永久的财富，因为当他们进攻比利时时，盟军也将获得同样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利用其力量和火力确保阻止德军推进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明显可见的确定性因素。
法国和德国的计划
德国击败波兰之后，令将军们惊恐不已的阿道夫·希特勒下达了立即经比利时和荷兰进攻法国的命令。由于许多部队在波兰战役役后尚未进行足够的训练，而且摩托化装备也正在检修维护之中，所以德军将领认为进攻法国的时机还不成熟。通过推诿、阻止、拖延以及恶劣天气的帮助，他们把进攻一直推迟到1940年5月。前个秋季制定的战役计划仅仅确定了有限目标，即使用主力进入比利时，向西部的根特和海岸推进。与1914年计划所预想的一样，此次战役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德军参谋部企图进行决定性战役。在以施利芬流产的决定性战役开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期间，关于防御优势的理解和对法国军队战斗力的畏惧，使德国参谋部始终不敢考虑任何比推进到海岸和占领比利时大部更大胆的进取性目标。
由法军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最后确定的法国作战计划，把法国第一集团军装备精良的10个师和英国远征军的9个师部署在那慕尔北部前线20英里的正面上，比利时军队的14个师则负责掩护其余到安特卫普40多英里的正面。其他比利时师从前沿阵地后撤，准备用于增强前沿部队。此外，法国第七集团军(编有7个师)打算沿海岸向安特卫普推进，那里是与荷兰接合部，并有位于德军进军部队翼侧的阵地。由于甘末林将军1914年曾在霞飞元帅的司令部任职，第七集团军可能具有霞飞缔造的第六集团军的某些相同的作用，1914年该集团军被部署在德军进攻队形的翼侧。该计划希望法国部队快速运动，以便在东部尽可能远的地方与德军交战，因此要求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军队控制安特卫普与那慕尔之间的戴尔河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