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为再一次调动提利离开马格德堡城，古斯塔夫率领1.4万名士兵，200门火炮，乘船沿奥得河南下，攻击法兰克福城。马格德堡城有6000名防御官兵，有着善战的指挥官，因此，天主教部队的围攻作战不可避免地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古斯塔夫部队沿奥得河南下的航行却非常顺利。3月31日，提利获悉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南下，便匆忙地率领部队离开马格德堡，前来解救法兰克福。然而，4月3日，古斯塔夫国王率部队到达法兰克福的第二天，便强行攻占了法兰克福城，屠杀了守军将士，洗劫了这座新教徒城镇。古斯塔夫成功地攻击法兰克福却又意味着整个诱敌计划的失败，因为，提利得知法兰克福城已经失去，便又打道回府去围攻马格德堡城了。
作战略图4.3 古斯塔夫第二次诱敌计划的失败
　　古斯塔夫在法兰克福白等了提利一段时间后，便转而想直接率兵去解救马格德堡城。然而，要这样做，他还得与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协商，以让他们准许自己的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4月20日，在古斯塔夫获得准许通过这些中立国领地前，提利就成功地对马格德堡城实施了突然袭击，得手后，他手下那些既没领到薪金，平时又吃不饱的士兵放火烧了该城，杀了2万市民，占该城居民总数的2/3。在马格德堡城被洗劫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流经马格德堡城的一条小河塞满了死者的尸首。
　　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古斯塔夫，还是提利，实际上都实施防御战役。古斯塔夫是要保护马格德堡，而提利则是要限制古斯塔夫占领和扩大桥头堡，屏护教皇帝国的西里西亚领地。但是，他们也都有各自进攻作战的目标：提利是想夺取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格德堡城，而古斯塔夫则是要扩大他的根据地。他们俩的防御任务虽然都未完成，却都实现了进攻目标。
　　瑞典人的战略方针是机动战，依托半圆形桥头堡地域内的筑垒防守城市进行内线作战，以调动敌人作战。在夺取嘎知城后，吸引提利到了奥得河边，而古斯塔夫又调动兵力到战区的另一边，夺占了六七个城镇，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桥头堡地域。古斯塔夫较好地奉行了色诺芬的格言，“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于攻击敌人的最弱处，即使敌人的弱点在一定距离之外。”当然，敌人通常不会主动展示自己的弱点，让你去攻击。古斯塔夫对嘎知城的攻击作战吸引了提利的注意力，巧妙地在代明制造敌弱点，古斯塔夫便利用这个有利机会实施内线作战。这次行动较好地展示了古斯塔夫善于调动对方部队处于运动中，制造敌弱点，而后集中兵力攻击之的高超战争艺术。
　　在防御战役中，古斯塔夫也巧妙利用这种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达成防御目的。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古斯塔夫不愿率部队穿过中立国的地盘进入敌占区去营救马格德堡城，另外，直接率军营救，在作战中还可能会失利。因此，古斯塔夫通过夺取嘎知城的行动，去证实提利事先对奥得河一线的担忧，因而，提利便被吸引而离开瑞典人的弱点——马格德堡城。然而，古斯塔夫再一次调动帝国将军——提利，以防其攻击新勃兰登堡的计划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提利在攻击发起前并不知道古斯塔夫已威胁其他地方。同样，进攻法兰克福城之所以不能算成功，也是因为整个攻击行动进程时间太短，未能吸引提利前来营救。很清楚，在进攻和防御中调动敌人的行动恰好是相对的。在进攻作战中，想调动敌人，制造敌人的弱点，其方法是吸引敌人离开自己预定的攻击地点。在防御作战中，则是调动敌人在不正确的地方集中兵力，以保护自己防御的弱点。
　　除了提利率兵进攻新勃兰登堡城之外，双方指挥官实际上是在斗智，真正的交战在这些机动行动中没起什么作用。既然任何一方军队都不可能迫使另一方进行会战，以会战为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为双方军队提供了各种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战争发展到现在，要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通过会战击退敌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意志北部，地形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规模较小的部队很容易就相互避开。有利的地形障碍可以诱逼一支部队进行会战，或者投降，但是，无论是瑞典的古斯塔夫，还是罗马帝国的提利，都是经验丰富的精明指挥官，都能自己化解这种困境。围攻某一重要城市，也可以诱使对方前来会战，然而，古斯塔夫却没有因为马格德堡的被围而前去会战。
　　机动诱敌战法在古斯塔夫的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古斯塔夫的引诱方式有两种。夺取嘎知城，而后直逼法兰克福，这是在扩大根据地，是与持久战略方针相符的。而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则是要袭击一片帝国控制的地盘。然而，事实上，这与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并不矛盾。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或者说这之前的几千年战争中，小规模军队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奔袭。
　　古斯塔夫和提利运用的实际上都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持久作战。这是机动诱敌行动的特征。它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反奔袭以迫使对方放弃他的奔袭目标。一位西班牙大臣曾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战略：“如果我们投入战场的是40000人的部队，则它会带动对方同等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军队。由于敌军的存在，我们难以做任何事情。假如我们想在一个地方渡河，另一支部队则也在另一个地方渡河；假如我们围攻一座城市，则另一支部队也在围攻另一座城市。因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需要两支军队才能在战争中得到我们所想的地区。” [ 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9页。 ]
　　在整个战役中，古斯塔夫实际上采取的是攻势战略，而提利采取的则是防御型战略。尽管提利最终也成功地攻占了马格德堡城，但是，他的战略目标是抵御古斯塔夫对德意志的进攻。虽然，他们俩都没有将会战作为主要目标，但是，他们实际上所推行的都是作战战略，而不是在打后勤战，即主要精力是放在防守筑垒城市和攻取筑垒城市上，而不是设法限制对方的后勤补给活动。
　　在这两位优秀将军的斗争中，双方的弱点都带有政治和后勤两方面的特征。在进攻中，是机动诱敌制造弱点；在防御中，则是设法保护自己的弱点。因此，双方都在尽量利用对方在政治或后勤方面的弱点，同时保护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弱点。在麦克轮堡，古斯塔夫在扩大自己的根据地，是为剥夺敌人的粮草供应和战争特别税，同时，以同等数量的钱物补充自己的资源。提利在威胁马格德堡，则更多是为造成政治上的诱惑。因为，马格德堡城的沦陷，将主要在政治上给提利带来巨大影响，通过镇压马格德堡的反叛者以恐吓其他新教徒。古斯塔夫进击西里西亚，以及可能包括波希米亚，这也不光是奔袭作战的问题。他可以从中搜集到不少粮草，征收到大量战争特别税，壮大自己实力，同时也是在削弱罗马帝国军队的实力。这样的奔袭反过来也是对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打击。因此，军事行动中的政治目标与后勤目标往往是一致的。
　　当战争的政治目标不大时，进攻型的持久战战略是通过夺取大片领土，最终赢得战争。但是，当战争的政治目标过大，通过夺取大片领土难以实现时，持久战略则包含有后勤战略，如剥夺敌人的资源，如果政治条件许可，不断壮大入侵者的力量。就这样，古斯塔夫有条不紊地逐步蚕食新教徒的领地，同时构筑工事进行防御。通过这种方法，他逐渐稳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粮草供应和资金筹集基地。天主教部队则在抵御瑞典人的进攻，寻求夺回失去的领地。因为，领地的丢失意味着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夺回领地本身就是抵御瑞典人持久战略的行动。
　　换句话说，实施持久战略的一方，在占领敌人大量的陆地面积和城镇，获取足够的筹码以迫使敌人在战争目标上作出让步之前，夺占领地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勤战略。政治目标的大小决定了在军事上应夺取多大的胜利成果。如果政治目标有限，在军事上就只需夺取较小的胜利；反之，要想实现更大的政治目标，则要夺取更大军事行动的胜利。既然，古斯塔夫想扭转已进行了10多年战争的大潮流，那么，他在德意志北部所取得的这点辉煌成就还不足以保证实现自己和平的愿望。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在布赖腾费尔德的成功应用
　　在马格德堡城沦陷不久，古斯塔夫与勃兰登堡选帝侯城达成协议，准许他在其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并招募新兵。有了这些人力、物力方面的补充，古斯塔夫又开始了根据地的扩张行动，向西延伸至波罗的海岸，西南方向进至土地肥沃、目前战争尚未波及的哈威河以东地区。在这一带，他在各城镇构筑工事，沿河布设了一道防线。与此同时，提利也因为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无法维持部队的生活，离开了马格德堡城。他在马格德堡城附近留下小部分兵力，率领大部人马南下寻求粮草供应，同时也为与意大利的援兵会合。然而，当他获悉，古斯塔夫已经渡过了哈威河，到达了易北河一带，占领了两河流域之间的丰产地，提利便在得到增援力量后折向北，准备与瑞典人的战争基地扩张行动再次抗争。
　　在1631年7月下旬，当提利率领强大的部队向北开进时，古斯塔夫则开始在易北河的月牙型弯曲处——沃奔构筑工事，修筑阵地。古斯塔夫利用三面环靠易北河的优势，在陆地颈脖处精心构筑了一道防线。这样，古斯塔夫的部队背靠易北河，有充足的水源保障，有河中鱼虾可食用，两翼有河水自然屏护。不过，在这一河段，只有一座桥横跨易北河。然而，古斯塔夫表现出很自信，就像17世纪将军们对筑垒阵地防御那样地自信。事实上，一旦敌人向防御正面的筑垒阵地发起攻击，并攻克了该阵地，那么，古斯塔夫的部队就只有一座桥可用于部队撤退，这将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古斯塔夫也和提利一样，对战斗有些担心，因此，他充分挖掘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组织部队迅速进行土工作业，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完成了所有的堑壕修筑任务。正如一位当时在瑞典军队服役的英格兰人所记载的，提利率领部队“在白天匆忙行军，我们则挥动铁锨、铁铲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干活。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敌人的加农炮已经打不着我们了。”聪明的提利率军到达沃奔之后，也被眼前可怕的筑垒工事所吓倒了。他只组织了小规模的战斗，用加农炮打了打，就将自己的部队向南撤了20英里。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20页。 ]
　　 8月下旬，提利占据了战场主动。他率军进至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在这里补给自己的部队，同时在这一领地内进行破坏，以迫使萨克森选帝侯放弃与瑞典人结成联盟。古斯塔夫快速赶来，率自己的军队前来与萨克森选帝侯军队联合，以迎战提利的部队，或者将提利的部队赶出萨克森的领地也行。得到了额外补给的提利军队，此时不再躲避因自己实施焦土政策而促成的会战了，他在莱比锡北部一个叫布赖腾费尔德的平原上占领阵地准备会战。古斯塔夫与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也赶来迎战提利。
　　当时的瑞典军队是一些老兵，而萨克森军队则招募了一些新兵，另外从守军中补充了一些士兵，因此，这两支军队在外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苏格兰军官是这样描述当时萨克森军队的，“令人爽心悦目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齐装满员的部队。每个成员都是那么气度不凡，装备完好，穿戴整齐。我的视线被他们所吸引，我的军官们也都盯着他们看。似乎他们正穿着最好的服装，携带最好的装备，去请人画像似的。”然而，瑞典军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前一晚上，他们睡在一块耕地里，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看起来，一个个像厨房里的雇工。”一位瑞典评论家也曾就瑞典军队与罗马帝国军队的外观作了比较性评述。他说，“我们的士兵们，身上穿的是又旧又脏的破衣烂衫(这是由于一年多来连续不断征战的缘故)；而旁边站的却是衣着华丽，胸前挂着勋章的罗马帝国军队。生长于我们瑞典以及芬兰的马是又矮又小，而德意志的战骑则是又高又大。我们那些出生于农村的小伙子，在战场上看起来不那么英勇、威武，而对面提利军队的士兵则一个个是长着挺拔的鹰勾鼻，留着蓬松的大胡子，看起来很是威风。”因此，这两方军队指挥官对会战的结局很是自信，认为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进行一次会战是再好不过了。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34、537页。 ]
　　古斯塔夫在会战前的傍晚就已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晚上，战士们就按照事先部署好的队形原地休息。第二天，即9月17日早晨，部队仍保持着预先部署好的队形开赴布赖腾费尔德村庄附近的战场，准备会战。瑞典军队是每500人为一个步兵单位，古斯塔夫将军队作两个横队部署，在两个横队兵力之间有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在两个横队兵力之后还编设有一个骑兵预备队。古斯塔夫的线式体系中长矛兵的纵深为5列，滑膛枪兵纵深为6列。这样，古斯塔夫的兵力部署，其正面宽度与提利的部署一样，然而，他还留有较大的预备队兵力。瑞典人的兵力部署与罗马时代的兵力部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提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则按照传统条令的精神，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3个长方形的阵形，正面50人、纵深30人。中间一个长方形阵形稍稍靠前，两侧两个则在其后，基本上成一线部署，除了有一些骑兵在步兵后面之外，没有专门建立预备队。提利的长方形方队纵深较大，其优点是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这是古斯塔夫的横队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双方都在自己的部署两翼放了较大的骑兵部队。古斯塔夫的第一横队部署的两翼是骑兵与滑膛枪手组成的预备队。在瑞典部队的左侧是萨克森选帝侯的部队。其部署是：步兵在中间形成大型的传统方阵，方阵两翼是骑兵。这样，瑞典人与萨克森联军的部署就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队，隔在两支军队步兵战斗队形之间的是他们的骑兵。这样，这支合成的部队在其中间和两侧都有骑兵。
　　早上，瑞典军队以战斗队形行进，穿越旷野，朝着提利部署好的部队走去。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是很优秀的军队。古斯塔夫有训练有素的瑞典士兵，提利有历经多年征战的老兵。然而，这两支部队的整体水平都被一些不理想的部队所影响。古斯塔夫这边有未接受严格训练的萨克森新兵，提利这边有素质不高的增援部队。古斯塔夫，这位虽然年轻却富有作战经验的国王，遇上了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提利。提利是一位精通欧洲16世纪战术的代表者，而且，正是欧洲16世纪的战术，支配着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前10年的战场。
作战略图4.4 布赖腾费尔德会战双方兵力部署和战场机动
　　在战鼓喧天、号角齐鸣、炮火轰击的同时，提利部队的左翼骑兵发起了冲击。瑞典骑兵原地等待对方的攻击，以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迎战罗马帝国骑兵的手枪射击，骑兵则手持马刀实施短促突击。瑞典人以先进的滑膛枪火力压制了对方骑兵的火枪射击，而后手持马刀的骑兵则像以前的重骑兵一样实施冲击，造成震撼效果，击败了提利的军队中像轻骑兵那样依赖手枪射击的攻击行动。在长时间的交战中，罗马帝国骑兵，在英勇善战但性情鲁莽的巴本海姆伯爵率领下，共发起了7次冲击，但都被瑞典兵所击退。巴本海姆伯爵率领的骑兵是按照轻骑兵的战术，依赖手中火枪射击进行冲击，而瑞典人却以混编在骑兵中的轻步兵滑膛枪手实施抗击，同时让骑兵实施短促突击造成震撼效果，最后迫使罗马帝国的火枪骑兵退了回去。作为预备队的瑞典骑兵则乘势扩大作战正面，实施反冲击，迫使巴本海姆的部队调转头去。巴本海姆在第7次冲击被击败后，便率领骑兵从战场上撤了下来。
　　在提利的左翼骑兵实施冲击的同时，双方步兵却站着不动。因为，此时双方军队的炮兵正向对方的阵形发射加农炮弹。罗马帝国右翼的骑兵也发起了冲击，击溃了萨克森的骑兵。尽管瑞典人有骑兵保护着自己的步兵，但是，富有洞察力的提利将军还是看到了这一有利的战机，决心集中自己步兵主力，乘萨克森军队溃败之际攻击瑞典步兵。
　　虽然，提利的步兵缺少像瑞士步兵那样的严格训练，但是，这群长矛兵以及配属的火绳枪兵和滑膛枪兵在平地上还是很方便地右转去攻击早已溃散的萨克森步兵。萨克森步兵则迅速逃窜，在其逃离战场过程中，只在抢劫瑞典军营时稍停了片刻。随着萨克森人的溃逃，古斯塔夫的总兵力下降了40%，同时，瑞典部队的左翼暴露在对方的步兵攻击中。然而，在提利调整自己步兵部署，准备卷击瑞典部队左翼时，古斯塔夫和他的左翼部队指挥官，能征善战的霍恩将军，迅速调动部署在第二线的瑞典步兵右转，形成左翼正面的战斗队形。正是在这关键的时候，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就完成了重新部署，使瑞典步兵又以线式的部署正对提利的步兵。
　　会战后期的详细过程不太清楚，但是，古斯塔夫国王左翼的骑兵冲击驱散了提利的骑兵。在骑兵冲击的支援下，瑞典步兵占据了上风。其优势的获取部分原因在于其6列纵深的滑膛枪手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射更强的火力。而罗马帝国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纵深为30列，作战中应用反向运动技术，前面的步兵不断运动到后面进行重新装填，以保证在一个较窄的正面上有连续不断的火力。瑞典人采用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兵力部署办法，可以在某一时间集中己方火力威力。实践证明，它很好地为其骑兵和长矛兵实施冲击提供了火力支援。除此之外，瑞典轻步兵也与对方的轻步兵直接交战。瑞典军队中一位亲身参加会战的人是这样描述他的连队在战场上进击对方部队的，“首先，我让配置在我前面的三门小加农炮实施射击，然后，我令滑膛枪手们在敌人进至火枪火力射程之内才进行齐射。先是前面三列齐射，接着是后面三列。然后，我们冲进敌人队形，用滑膛枪和马刀击倒他们。”这位上尉同时也记录了罗马帝国骑兵成功地攻击了没有滑膛枪火力支援的瑞典长矛兵的过程。“他们(罗马帝国骑兵)走向长矛兵，以手枪进行一至两次齐射，杀了所有抬伤员的苏格兰担架手，一下子，许多伤员都同时倒在地上。”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175-176页。 ]
　　在会战的结束阶段，提利部队两翼的战败骑兵丢下了步兵逃离了战场。其步兵不得不面对优秀的瑞典炮兵，以及包括被瑞典人俘虏后而调转炮口的自己炮兵的火力射击。最后，提利自己也受了伤，部队损失巨大，丢下7600名尸体，不得不撤离战场。瑞典骑兵，也可能是当地的贫民，为寻求报复，在帝国军队撤退过程中杀了更多的士兵，同时，瑞典人还在战场上活捉了6000名战俘。后来，战俘人数又有所增加。这些战俘逐渐地又加入到瑞典军队的行列中。会战中，瑞典兵阵亡1500人，萨克森人阵亡3000人。
　　在这次会战，古斯塔夫的步兵线式战术，以及其骑兵不是依赖手枪进行射击而是持刀进行冲击的骑兵战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会战中，古斯塔夫将瑞典军队部署成两线，以形成一个预备队用来保护军队的翼侧，这一点与古代的西庇阿和恺撒对自己军队部署中第二线部队的使用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说明，传统的方法仍具有传统的功效。
　　提利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部署了3.4万名将士，最后只剩1.3万人。战后，他率领这些剩余人员向西撤退，渡过了威悉河(德意志北部一河名)。而古斯塔夫在会战中给对方造成了60%还多的伤亡，战后又招募了超过自己伤亡人数的俘虏兵入伍。可以说，他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战术上的成就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许多新教徒公爵们都愿与他结成联盟，这一方面是被古斯塔夫的成就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可能慑于古斯塔夫的莫大威力。古斯塔夫将这些公爵们的军队改造成自己的军队，为己所用，同时，占领他们的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以养活他迅速膨胀的军队。为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古斯塔夫很快就又开始扩大自己的战争基地，即将这些地区变为由自己军队驻守，同时还可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地区，以养活自己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削弱罗马帝国可以征兵和维持军队给养的地盘。这种稳步占领领地的持久战略方针，既可保证实现政治目标，又可以在军事上起到与敌争夺后勤补给资源的战略效果。从这一点上看，古斯塔夫的战略与当年英格兰人征服威尔士的战略，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英法百年战争最后一阶段推行的持久战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在规模上和实施的速度上稍有不同。
　　如果古斯塔夫能够坚持他在前12月中采用的保守型政策，那么，他就可以充分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沿威悉河西岸不断扩大自己领地，全面征服威悉河与荷兰边境线之间的这片领地。这一目标将是他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以较大的军队伤亡代价夺取的战术胜利的最好回报。这也是与他早期制定的不进占过多的领地，以免超出自己的征服、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实际能力的战略方针相一致的。这种稳步的进展，可以充分保证所占领地的范围与自己能用于控制领地的兵力相匹配。
　　然而，古斯塔夫国王被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扩大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将威悉河以西的这片领地留给自己的部下去征服，自己则向南进至美因河畔，沿路占领土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征募新兵。与此同时，萨克森的军队进占西里西亚，并向波希米亚推进。古斯塔夫则又计划向西推进，沿美因河而下至莱茵河河畔。除了要控制这一大片领地外，古斯塔夫还想以此吸引提利离开他所撤至的威悉河西岸，以使瑞典军队能尽快征服那片国土。
　　提利通过争取了一些要塞守军加入自己军队，同时又征召了一些新兵，这样，又组建了一支有2.5万士兵的军队。他在古斯塔夫的吸引下，会同另一支罗马帝国军队到达美因河附近。此时，他的军队人数至少有4万人。一向谨慎的古斯塔夫被提利庞大的军队规模所吓，未敢靠近提利。而提利则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士气较低落，生活给养和武器装备供应不足，因而，也未再继续靠近瑞典军队，而向西去威胁纽伦堡，希望能迫使古斯塔夫不再沿美因河而下。纽伦堡是一座很坚固的城市，提利的部队是不可能夺占的。然而，提利率领的这支死而复生的、长生鸟似的军队对纽伦堡的威胁行动，反而清楚地显示出过于乐观的古斯塔夫，其此时的企图远超出了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胜利所能带来的效果。他现在要去的不是威悉河西岸，而是向南到美因河畔。他已经偏离了他自己以前的政策，即军队每到一片地方，必须在巩固了以后再进占新的一片领地，部队所进占的地区不能超出自己可以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以达到稳定控制的能力。古斯塔夫在战略上的这一变动，导致了其兵力相对于所占地域空间的比率低于他想保持的标准。因此，他新占的沿美因河以及河南岸的一大片领地，就很难以有效进行防卫。虽然古斯塔夫依然奉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他扩展得太快，大大降低了他对所占地盘实际的控制效果，因此，如果说他还没有超出持久战战略的界线的话，那他实际上也已经接近了袭击战的战略。
　　就在提利向东去威胁纽伦堡的同时，古斯塔夫国王又开始了他沿美因河而下计划，夺占了不少富裕的城市，从而，大大地补足了他的军队，“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和平。他们(瑞典军队)因此有了充足的谷物、美酒、水果、金子、银子、珠宝，以及其他可以想像得到的各种财富。”当部队到达莱茵河畔后，古斯塔夫就开始巩固他所占领的河岸这片富饶的地方，同时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并计划征召21万士兵，以准备1632年的战役，保证有足够的兵力进占巴伐利亚，而后再向维也纳推进，此外，还要保持有6个野战兵团。然而，古斯塔夫过高估计了他所占领地的资源，所征召的士兵人数没超过140000。不过，古斯塔夫成功地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他的这支140000名士兵的大军中，瑞典人只占13000。对于这些非瑞典士兵的生活给养所需要的钱，极大部分来源于在德意志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尽管，古斯塔夫实际征召的人数还未达到预定计划人数，但这也远超出了古斯塔夫自己的供养能力。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56页。 ]
古斯塔夫对付华伦斯坦：后勤战略和作战战略
　　在古斯塔夫搜集人力资源扩军的同时，华伦斯坦也在积极征兵。这就使得德意志的兵源趋于枯竭。瑞典人的突然到来，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威胁，教皇于是召回许多以前有所成就的军事签约人，华伦斯坦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632年初，在波希米亚筹建了一支军队。他尽量使自己的征兵工作范围不波及到布拉格城。萨克森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正在消耗着敌人的资源而过冬。华伦斯坦因为担心萨克森再一次变为中立，因此，尽量小心地避免与正占领着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城的萨克森军队发生冲突。古斯塔夫，尽管知道华伦斯坦已筹建起了一支新的军队，也清楚华伦斯坦对萨克森人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发起了春季战役，旨在扩大自己在德意志南部的根据地，将根据地范围扩大至多瑙河甚至巴伐利亚附近。3月下旬，古斯塔夫国王进至多瑙河附近，很快就控制了多瑙河从乌尔姆到多纳维茨河段，将自己的控制范围推进至忠实的天主教国——巴伐利亚的边境线，即莱希河的附近。这条河在春天雪化时，河水较深，水流也较急。
　　古斯塔夫在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为自己招来了一些新的盟友，开辟了新的战场。古斯塔夫让萨克森军队向波希米亚地区扩张，进展较为顺利，已突入其首府布拉格城。然而，他自己的部下在将自己最初的根据地向西推进至荷兰边境线的努力却未获成功，遇到了罗马帝国的一位英勇善战的杰出指挥官巴本海姆伯爵的有效抵抗。古斯塔夫在美因河和多瑙河附近已占领了许多城市。他向德意志东部和南部的快步推进，本来也可以建立起类似于北部的那种稳固而可靠的战争基地，然而，古斯塔夫现在并不打算就地巩固阵地，还想侵占巴伐利亚。对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侵占行动只能是一种袭击，而且，华伦斯坦在巴伐利亚新组建的军队给此行动笼罩了一种不祥的阴影。但就是这样，古斯塔夫还是实施了侵占巴伐利亚的战役计划。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古斯塔夫展示了其综合的机动诱敌技术，以及集中兵力攻击敌之弱点的战法，顺利渡过了一条不容易渡涉且有敌严密防御的河流。
　　提利已经拆毁了莱希河上的所有桥梁，转移走了所有的船只，并在河对岸部署了与古斯塔夫部队实力相当的兵力防守，但是，古斯塔夫还是想横渡此河。他在河道的非真正渡涉地点进行炮火袭击以欺骗敌人，而在真正的渡涉点上以火药烟雾和焚烧稻草发出的烟雾做掩护，让部队通过一座预先搭好的浮桥渡过莱希河，并在己方炮兵火力的掩护下，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桥头堡。莱希河对岸有一片森林，加农炮弹打在树上，击落了许多树枝，砸伤了不少提利部队的士兵。这实际上增大了瑞典炮兵的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应用战术欺骗，有效地保证了部队顺利渡过防范严密的河流，同时，在预先选定的敌防御弱点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进行了成功的攻击。
　　在渡河战斗中，由于敌军统帅提利身负重伤，其部队撤离了战场。古斯塔夫率部队渡过莱希河后，便在巴伐利亚开始了军队有组织的抢劫行动。在政治上，古斯塔夫想以此相要挟，迫使对方妥协；在军事上，他想通过抢劫行动，与敌在这片至今战争尚未触及的、富饶的领地上争夺资源。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号召他的臣民与入侵者展开搏斗。然而，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却打开城门迎接瑞典军队进城。其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围困，另一方面，则担心要承担巨额的战争特别税而带来的经济洗劫。古斯塔夫入侵巴伐利亚，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充实了自己军队，削弱了选帝侯的资源。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华伦斯坦率军开赴萨克森领地以阻止萨克森选帝侯与瑞典人的联盟。
　　对政治较敏感的华伦斯坦，在萨克森领地内一直是小心行事。后来，自己筹建起军队后，仍然是将自己的作战目标定在重新夺回布拉格城，将萨克森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然而，华伦斯坦是一位杰出的组织管理人才，自17世纪初起便开始服兵役，后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军队服役。他在与古斯塔夫作战中，也展示了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也是一位难得的战略家。华伦斯坦的个不高，身材微瘦，红头发，性情孤僻，作风专横。他那能支配周围一切的气度，能够很好地鼓舞部队士气，振奋官兵精神。罗马帝国军队的这位新指挥官，将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古斯塔夫国王的强劲对手。
　　正当古斯塔夫为寻求保护萨克森军队，而率军袭击巴伐利亚，旨在吸引华伦斯坦南下保护巴伐利亚时，华伦斯坦也在想通过威胁萨克森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最后，华伦斯坦的诱敌计划得以实现，古斯塔夫率领他的一半人马前来与萨克森军队联合。然而，极其精明的华伦斯坦立即率军南下，企图阻止古斯塔夫与萨克森军队的会合。古斯塔夫赶到纽伦堡时，得知可怕的华伦斯坦正率军南下，可能寻求会战时，他便开始仿造自己以前曾用堑壕工事成功地阻挡了提利军队前进的做法，在纽伦堡外围挖掘堑壕、构筑工事，同时调威悉河以外的瑞典军队和驻在莱茵河、多瑙河的瑞典军队前来增援。在6月下旬，华伦斯坦联合了提利的老部队，共4.8万素质参差不齐的官兵，向纽伦堡接近，急切寻求会战。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古斯塔夫的2万名官兵，在城外已挖掘好了堑壕工事。
　　古斯塔夫，这位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者，突然发现只有他自己部队在纽伦堡组织防御，他的萨克森盟军已被赶出了波希米亚。他在威悉河以西的战役行动陷入了困境，遇到了巴本海姆部队的坚决抵抗。由于自己在纽伦堡对付华伦斯坦，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巩固所占领地的行动也迟滞不前。如果，华伦斯坦令其大规模的强大军队去进攻古斯塔夫在纽伦堡外围修筑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阵地，那么，进攻不仅要失败，而且，瑞典军队的胜利又将使古斯塔夫夺回战场主动权。然而，正如提利在沃奔表现的那样，谨慎的华伦斯坦也不愿进攻瑞典军队的工事阵地。
　　华伦斯坦，这位足智多谋的罗马帝国指挥官，放弃了实施交战的机会，而改用剥夺其后勤资源的战略方针，以通过饥饿迫使古斯塔夫的军队投降。华伦斯坦凭借其众多的人马，依托自己所占的纽伦堡附近的一些小城镇，控制了纽伦堡城东面、南面和北面的大片领土。他在距古斯塔夫军队7英里外的一条小河边修筑工事，构筑阵地，坚信只要断绝瑞典军队的后勤供应，古斯塔夫就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向已构筑好工事的华伦斯坦防御军队发起进攻；要么乖乖地撤退，从此名声扫地。就在华伦斯坦精心准备战场的同时，古斯塔夫也在从其他地方调集自己的部队前来应战。在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赶来之前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两方的军队都在抢劫粮草，同时破坏对方的搜集粮草行动，等待着将对方饿出战场。然而，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相比之下，华伦斯坦的大规模军队抢劫的范围更远些，生活也相对好些。当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聚集到一定距离上时，古斯塔夫命令他们在向自己靠拢过程中沿路进行抢劫，大量毁坏华伦斯坦的后勤供应。8月中旬，古斯塔夫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有近3万人，这样，古斯塔夫的军队总数达到4.5万人。
　　然而，军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明显地改善古斯塔夫的艰难处境。瑞典军队并没有主动从华伦斯坦军队的背后向其挑战，倒是华伦斯坦希望古斯塔夫的军队去攻击自己构筑有良好堑壕工事的阵地。当然，古斯塔夫国王应该放弃进攻对方，而仍然以饥饿困死对方。然而，当华伦斯坦主动将自己的部队从西侧的阵地撤回东侧，以引诱对方攻击自己强固的阵地时，一名愚蠢的瑞典侦察兵报告说，罗马帝国军队在组织撤退了。古斯塔夫信以为真，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向华伦斯坦的东北侧阵地发起攻击。华伦斯坦的部队撤退是假，将人员调回后面的阵地进行防御是真，因此，帝国军队仅以伤亡600人的代价就挡住了瑞典军队的攻击，而瑞典军队的伤亡则高达2400人。
　　 8月底，瑞典军队的这次小小攻击行动的失败，标志着瑞典军队全面撤退时间的到来，当然，瑞典军队的撤退并不是由这次攻击行动的失败所造成的。瑞典军队的人数是罗马帝国军队人数的两倍，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最后发挥了作用，而且效果良好。到9月初，有1万名瑞典士兵离开了部队，6000匹战马被饿死。9月8日，古斯塔夫开始撤离战场，此时他的骑兵已从1.6万名下降到4000名，步兵连的平均人数由原来的150人下降到57人。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给瑞典军队造成的损失相当于一次重大的战斗失败带来的损失。这位既是商人，又是军人的帝国将军，却很好地安排了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因此，在整个战役中，其军队的损失较小。
　　当这两支大军相互撤离之后，双方指挥官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只知道离开纽伦堡这一资源匮乏的地区。古斯塔夫率军向南行进，最后决定回到多瑙河地区，以完成巩固这一地区，准备1633年的战役。同时，为保护萨克森，他向巴伐利亚又发起一次佯攻，并将攻击方向直指维也纳。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华伦斯坦最后决定向萨克森开进。他认为，萨克森是部队进行冬季休整的好地方。另外，他还想在与巴本海姆伯爵会合后，去威胁萨克森的领地和古斯塔夫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效果的诱骗计划，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想利用袭击的攻势效果，去袭击对方的战争基地，以迫使对方实施防守。双方都在比着使用诱骗战术，一方是在威胁德意志北部地区和萨克森领地，另一方是在威逼巴伐利亚。相比之下，华伦斯坦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瑞典古斯塔夫国王对自己在北部精心创建的根据地受到威胁而感到极大的焦虑。他知道，如果萨克森的领地遭到蹂躏，萨克森选帝侯就很可能退出战争，相反，巴伐利亚是天主教联盟的中坚力量，将会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
　　古斯塔夫以其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自己军队向北行军，目标是保护萨克森领地，同时掩护自己整个北部地区的根据地，免遭华伦斯坦及其下级指挥官——巴本海姆军队的侵占。巴本海姆是一位相当能干且精力充沛的将军，是他，阻止了瑞典军队征服威悉河和荷兰边境线之间的大片领土。由于考虑到敌人会封锁通往萨克森领地的山间通道，古斯塔夫国王率领军队以平均每天22英里的速度，在17天内走完了380英里的路程，顺利穿过了通道。在这种高强度的急行军中，瑞典军队的非战斗减员很少。这不能不说明瑞典军队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官兵们士气高昂，能吃苦耐劳。
　　 10月底，瑞典军队到达了萨勒河附近的纳姆堡，并夺取了这个防范不严的小城，赶在华伦斯坦的援军到来之前，渡过了萨勒河。此时，古斯塔夫既不知道华伦斯坦的军队在哪，也不清楚萨克森盟军的位置，就开始在纳姆堡外围挖壕修筑工事阵地了，就像自己在沃奔和纽伦堡所做的一样。当华伦斯坦侦察到古斯塔夫军队已构筑了坚固阵地后，他不仅不考虑向瑞典军队发起攻击，而且还错误地认为，眼下已经是11月初，天气寒冷，古斯塔夫是要在纳姆堡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了。因此，华伦斯坦也计划将自己的军队放在萨克森领地进行冬季休整，同时考虑实施后勤资源抢夺战略，也像在纽伦堡那样控制大面积的国土，控制军队的后勤资源供应。于是，华伦斯坦将自己的军队分散到各地，以实施后勤资源争夺战，自己呆在莱比锡以南的一个叫吕岑的地方，派巴本海姆将军带大部人马去20英里以外的哈雷城。
　　然而，华伦斯坦错误判断了古斯塔夫的意图。当古斯塔夫国王得知华伦斯坦已将自己军队分散到各地后，他立即率领部队赶赴华伦斯坦所在的吕岑。此时，华伦斯坦意识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瑞典军队就将与萨克森军队会合，而且自己也不想放弃目前正处于这两支敌人军队之间的中间阵地，不想失去与奥地利以及与巴本海姆军队间的联系，因此，他决定实施一次防御作战。因为，他相信，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肯定会首先向自己发起进攻。
　　身患中风的华伦斯坦被用椅子抬到战场上，指挥部队尽最大可能利用这片平坦的地形。他使自己的部署左翼紧挨一个村庄，将炮兵配置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保证炮兵火力能打到部队的整个正面。部队部署的右翼有一条几乎构不成障碍的小溪作屏护。骑兵配置在右翼。在部队的正面前方有一条道路，他令士兵在路两侧各挖一条壕沟。靠近瑞典军队一侧的壕沟，将挖出的松土堆在敌方，这样，他的滑膛枪手就可以站在渠里进行射击，前面有一垛胸墙挡着。在路内侧的壕沟挖得深些，挖出的松土堆在内侧，这样，又筑起了一道胸墙，胸墙的前面还有一壕沟作掩护，滑膛枪手们可以躲在胸墙后面，越过站在前面一条渠里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除了进行这些常规性准备之外，华伦斯坦还灵活地采用小编组战斗队形，每个编组队形的纵深不超过10列，并将这些小型战斗编组作两线部署。骑兵队形的纵深更浅，华伦斯坦指示他们像瑞典骑兵那样实施冲击行动。另外，他还按照瑞典人的模式，让滑膛枪兵以火力支援骑兵的冲击行动，以几门轻便小炮支援步兵作战。经过这一番精心准备后，华伦斯坦就等着古斯塔夫军队的进攻。然而，他更焦急的是等待著名的巴本海姆将军率领3000名骑兵从哈雷赶来支援自己的战斗。
　　瑞典军队赶到华伦斯坦军队的阵地前面已是近黄昏，古斯塔夫便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准备在第二天一早就抵近华伦斯坦的部队，赶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进行决战。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华伦斯坦的部队大约有1.6万人，有一半是骑兵；瑞典军队大约有1.9万人，1/3是骑兵。瑞典军队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传统阵形，骑兵部署在两翼，最好的骑兵部署在右翼。古斯塔夫国王准备让右翼优秀的骑兵先冲击华伦斯坦军队暴露的左翼，得手后再从翼侧和侧后攻击敌步兵。
作战略图4.5 吕岑会战的作战部署与作战经过
　　然而，第二天早上有大雾，瑞典军队将攻击时间推迟到11点。正当其骑兵击败了帝国军队的骑兵，转而准备去攻击敌步兵时，巴本海姆将军的援兵赶到了，挡住了这一关键性的骑兵冲击势头。同时，瑞典步兵在古斯塔夫国王的率领下也发起了攻击，一发滑膛枪弹击中了古斯塔夫国王的胳膊，但他仍率众击败了守在渠里的敌滑膛枪兵，在左翼骑兵的协助下，与第一线的罗马帝国部队主力展开了拉锯战。在双方骑兵战斗中，一发加农炮弹将巴本海姆将军击成重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因此，瑞典军队右翼的骑兵部队再一次扭转了战场不利态势。正当瑞典骑兵乘胜攻击，开始向华伦斯坦的步兵发起攻击时，天又降大雾，战斗实际上又停了下来。华伦斯坦利用这一战斗间隙，将自己手头剩余的骑兵调遣到左翼，同时派遣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官——奥塔沃·皮克勒米尼接替巴本海姆将军的指挥。当雾散了以后，华伦斯坦左翼的骑兵在古斯塔夫国王阵亡消息的鼓舞下，在皮克勒米尼强有力的指挥下，再一次改变了左翼的不利态势。皮克勒米尼将军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曾6次中弹受伤，曾有5匹马在他的胯下战死在战场上，后来成长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和总司令官。
　　眼看华伦斯坦通过成功地组织防御，似乎要赢得此次会战胜利了。然而，瑞典士兵为了替死去的国王报仇雪恨，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行动，最终在左翼赢得了胜利，占领了吕岑村以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缴获了帝国军队的火炮，同时还占领了帝国军队最坚固的一段阵地。尽管太阳已经落山，华伦斯坦的防线依然完好，但是，意志消沉的华伦斯坦决心组织部队撤退。在自己骑兵以及新到来的巴本海姆将军的步兵掩护下，华伦斯坦部队在撤退中没遇到什么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意志坚定的指挥官，那么，他很可能会坚守阵地，最后夺取吕岑会战的胜利。瑞典军队此时已丧失了1/3的战斗力，无力实施追击，即便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损失也不下于这个比率。如果说，此次会战有什么战术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带来了重要的战略结局。华伦斯坦因此决定撤到波希米亚，将萨克森领地留给了瑞典人，撤走了对德意志北部瑞典人根据地的威胁。不久，华伦斯坦被刺杀，从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的影响
　　虽然，古斯塔夫战死在疆场，但是，他的战术改革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随着华伦斯坦吸收了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基本原则的绝大部分内容，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传遍了整个西欧。古斯塔夫对骑兵条令所进行的修改，强调骑兵与其他骑兵作战时的突击动作，成为了一种标准行动。虽然绝大多数欧洲骑兵在手枪的使用上比古斯塔夫所认可的程度要更广泛得多，但是，这种条令的修正只是使现有的骑兵恢复了其真正的多功能性。这种多功能性已经在16世纪后半叶的法兰西骑兵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古斯塔夫变革中最长久的影响就是使步兵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步兵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要力量。
　　瑞士人将长矛兵布设为密集方阵，使得瑞士步兵能够有效抵挡骑兵从任何方向的冲击。而且，瑞士军队训练有素，富有攻击性，因而，瑞士长矛方阵在战场上具有进攻能力。最初，轻步兵在瑞士步兵战术体系中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因为有了瑞士长矛方阵这种无懈可击的方阵出现，轻步兵才能够有机会在重骑兵主宰的战场上有所作为。最早的时候，轻步兵仅局限于在防御会战中担负防御任务。比如，在英军战术体系中，英国人就通常把他们的长弓兵配置在自然障碍物后面进行作战。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瑞士重步兵，它与下马作战的英军重骑兵不同，能够在战场上实施机动。这就使得轻步兵可在长矛兵的掩护下，参与各种作战行动，而不必过于依赖障碍物进行防御。
　　于是，瑞士步兵便成了一种通用的模式。然而，与此同时，以十字弓弩兵和火绳枪兵也就逐渐地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其他长矛兵通常不像瑞士兵那样训练有素，往往缺乏凝聚力和进取精神，因此，并不真正具备瑞士长矛方阵所具有的战场机动能力。轻步兵自身具有进攻性的要素，他们部署成散兵，向敌人的长矛兵进行射击，而且，如果轻步兵能够得到掩护，他们甚至能杀伤骑兵。火绳枪特别是滑膛枪的威力越来越大，就使得步兵对全副装甲的士兵和他们的马匹构成了威胁。新骑兵及其用手枪对长矛兵进行攻击的发展增强了滑膛枪手的重要性，当时，滑膛枪手已经被认为在保护重步兵免受骑兵的手枪攻击时是必不可少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开始起到了长弓手在与土耳其轻骑兵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战争中相同的作用。
　　 16世纪的兵力系统也使轻步兵的进攻价值更显突出。在每次战役之后照例遣散雇佣军队常常使长矛兵无法得到训练，以及无法获得瑞士社团系统给予其部队的凝聚力。但是，同样这个兵力系统并没有对轻步兵的价值产生影响，轻步兵在传统上是作为单兵作战的，它们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的技能和进取心，除非它们为了寻求长矛队形的保护而加入长矛队形以及帮助抵抗骑兵的冲锋。不管怎样，当滑膛枪手射击时，他们完成的是一种单兵动作，要求最好有一个松散的队形。参加过几次战役之后，经验丰富的职业轻步兵将会获得散兵作战和射击的技能。但是，具有同样经历的长矛兵，由于他们常常与不熟悉的同胞一起服役，所以，它们并不能展示出与依靠协同的战术所具有的相同效能。
　　因而，各国军队中轻步兵的比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兵力系统对其技能发展的阻力要比重步兵的小。与此同时，轻步兵也剥夺了训练不力的长矛兵的很多进攻潜能。德意志骑兵的出现提高了轻步兵的重要性，这不是仅仅因为轻步兵在保护长矛兵免受骑兵手枪攻击时的作用，而是因为德意志骑兵为了使用手枪，已经放弃了长矛而采用马刀作为其突击武器。由于长矛兵不再需要面对老式长矛轻骑兵的冲锋，长矛兵也就失去了一些重要性，因为德意志骑兵在对以长矛为武器的重步兵采取突击动作时缺乏同样的威力。骑兵之间相互作战的手枪战术的发展也降低了骑兵的能力，也减小了骑兵对一线长矛兵发动一次强有力和危险的冲锋的倾向。因而，这不仅使轻步兵变得在保护重步兵免受手枪射击时至关重要，而且当更弱小的骑兵进行攻击时，只需要比例更小的长矛兵来对骑兵进行抵抗。到17世纪时，这两种武器已经成为完全的合作伙伴，它们的作用有着相同的声望，而且在数量上也相当。古斯塔夫试图通过训练和条令使长矛兵重新恢复它们过去的进攻能力，但是，随着他的军队不久开始包含大量的德意志雇佣军，他的新会战条令中的这一部分未能坚持下去。
　　付给两种武器系统工资的变化也反映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相对的战术价值和表现质量上的变化。在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长矛兵的工资待遇要稍好于火绳枪手或滑膛枪手的待遇，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枪手的工资已经接近长矛兵的两倍。华伦斯坦早就抱怨说，最差的新兵成为长矛兵，而工资和战术期望则反映了这种发展。
　　因而，莫里斯和古斯塔夫的变化与一个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相吻合。古斯塔夫的变化进一步地使轻步兵的作用更加突出，主要是通过使轻步兵在抵抗骑兵的攻击中担当主要的角色。通过给所有的手枪手装备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并且提供齐射火力，这使他们能将火力集中于关键的时刻，滑膛枪手并不是仅仅躲避在长矛之后，他们能够成为击退骑兵冲锋的伙伴。通过采用一种线式队形，莫里斯和古斯塔夫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引进瑞士方阵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如果长矛兵最初需要一个50行乘50列的方阵去抵抗装备有长矛、全铠甲的老式骑兵进行的坚决和熟练的攻击，那么，为了击败部分着铠甲的骑兵使用马刀进行攻击的冲锋，他们几乎不需要这样的纵深。只有5列或6列纵深的线式队形能够同样很好地抵抗这样的猛攻。甚至是长矛兵所使用的长矛也变得更短了，只是因为它不再需要比轻骑兵的长矛更长。浅纵深队形使节省人员成为可能，也使在会战中使用两个横队变得相当容易，因而也就在军队的会战队形中建立起了预备队。
　　绝大多数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在西班牙系统里，包括队形更小以及提高了轻步兵与重步兵之间的协同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古斯塔夫的改革传播得很快，虽然古斯塔夫新的骑兵条令中强调骑兵实施强劲的冲锋提高了骑兵的突击力量，但是，这些改革的作用依然很好。纵深更浅的长矛队形在来自滑膛枪手齐射火力的支援下，不仅拥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去抵抗以马刀为武器的重骑兵的坚决的冲锋，而且甚至能抵抗古斯塔夫的步兵已经成功地面对过的波兰长矛骑兵的冲锋。古斯塔夫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与古罗马军队相同的战术系统，在新战术系统中，编有两个横队，并需要对滑膛枪手齐射进行训练，也需要对第二个横队执行预备队任务进行训练，保证有良好的运动秩序。但是，新的队形排列比古罗马的队形具有更大的多功能性，因为新队形中有50%的轻步兵，使新队形能抵抗由手枪兵进行的帕提亚式攻击以及由哥特骑兵进行的冲锋。
　　古斯塔夫的古罗马式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缺陷：缺乏瑞士方阵所固有的由队形提供的全方位保护。一个只有5列纵深的横队只能面向一个方向，意味着这种横队有易于遭到攻击的翼侧和一个易遭到袭击的后方。在这方面，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时的队形毫无区别，而且，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的队形一样，编有第二个横队的力量去支援第一个横队。而新队形的纪律、训练和连贯性是完全比得上古罗马队形的，这提供了另一种用于保护翼侧和后方的资源。新的战术队形的第二个不足在于缺乏在采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线式队形时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尽管瑞士方阵能够以一种彼此相互支援的关系向前机动而不必考虑将它们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直线，因为它们各自掩护着自己的翼侧，而一个线式队形则不得不将各自的队形与其他队形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另外，每支部队只有6列纵深而却有由100或更多人组成的正面，这使自己队形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线时有一些困难，而这样的问题在只有其一半正面的方阵中是从未遇到过的。而且，将队形的正面很好地保持成一条直线对滑膛枪手特别重要，当滑膛枪手进行齐射时，如果他们不是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将有可能造成误伤。
　　横队的机动能力不足已经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当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通过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机动去攻击斯巴达人的横队时，已经展示了一个方阵所具有有优势机动能力。后来，苏格兰人和瑞士人经常向世人展示他们士兵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机动能力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上的损失，因为未经训练的三十年战争的长矛兵并不能利用密集队形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即使提利的老兵们在布赖腾费尔德笨重地机动，而训练有素的瑞士人在机动能力上只与他们相当。
　　古斯塔夫通过给每名轻步兵提供一枝滑膛枪而明显地提高了火力，但是，他试图增强火炮作用的努力却收效甚微。他的能够在会战中机动的轻型火炮仍然不足以在进攻中提供许多支援。火炮更多的机动能力使其更易于在行军中跟上陆军的行军步伐，也使其具有更大的保证去成为作战组成成份。然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火炮的改进继续有利于防御，因为，进行防御的横队拥有火炮增加的火力，而实施进攻的横队却通常没有这种增加的火力。线式系统的采用确实降低了火炮对步兵的杀伤力，因为一枚炮弹只能穿过6列纵深。但是，这提高了横向射击火力的价值。指挥官们像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中那样设法将他们的火炮配置在队形翼侧，火炮从翼侧能向敌人的横队射击或使炮弹经对角线穿过敌方的线式队形。骑兵排列成一种线式队形进行突击行作，而不是以一种纵深队形利用手枪进行半旋转动作，使骑兵获得了一些免受远程火炮火力毁伤的保护，但骑兵仍然易于遭到横向射击火力的杀伤。
　　火炮通过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更大的效能。在平坦地形上，一枚以小角度着地的炮弹将产生跳弹，以一种小石片在水面上跳跃的方式沿地面跳跃。跳弹火力增强了炮弹对部队的威胁，因为它们通常在人脑以下的高度上跳跃，而且，尽管由于炮弹与地面进行了接触而降低了速度，但跳弹对于人员和马匹来说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在进攻中跳弹火力增加了火炮的效能，它提供了一种更强有力的手段以在猛攻之前对敌方的会战队形进行攻击。但是，一旦己方部队开始了突击行动，火炮除非能伴随攻击部队前进，否则，火炮通常将停止射击，因为它们害怕命中己方的突击士兵。
　　火炮使力量基本上很强大、但战术机动能力不足的轻步兵得以继续存在。火炮的机动能力足以进入战场和参加会战，但火炮仍然缺乏使用便携式投射武器的轻步兵的机动力特点。火炮在会战中的作用类似于仅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的英国长弓手。但是在围城作战中，火炮对进攻和防御方都起着主要的作用，火炮射程远，无论是炮弹还是霰弹，其威力都使火炮具有令人生畏的多种用途，并能造成不可逾越的界线。使用投射武器进行较微弱打击的传统已经随着滑膛枪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火炮的威力使滑膛枪、长矛和剑都相形见绌。
　　尽管古斯塔夫的变革在整个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遭到一些削弱，但是，所有国家的军队最终都采纳了牺牲全方位防御的两个横队会战队形和长矛兵横队。但是，线式队形使得两个横队能够在很大的宽度上形成一个基本上连续不断的正面，这个正面的宽度与以前由一排老式纵深队形掩护的宽度相当。在长矛队形中通过较大的纵深形成的全方位防御，或者是需要一个较短的横队，或者是需要一个部队之间留有间隙地的横队，短横队易于被敌人使用浅纵深线式队形包围和迂回翼侧，而部队之间留下的间隙地太大，以至于几乎无法拦截敌人骑兵或甚至是敌人步兵队形从中通过。因而，使用排列成两个横队的更小队形去提供一个预备队，也同样使其具备了线式部署思想。
　　随着该系统在17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向前发展，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滑膛枪手甚至占据了比长矛兵更有利的优势地位。更慢速燃烧火药的广泛使用，使爆炸装药能给弹丸提供更持久的推动力，并且大多数滑膛枪使用了长枪管，增加了枪弹速度。尽管火绳枪仍然是不可靠的，并且射速很少超过每分钟一发，但是，其强大的威力及其在250码距离上的杀伤力意味着滑膛枪手在保护他们自己免受骑兵的攻击时很少需要长矛兵的帮助。火力重要性的提高也要求采用一种每个滑膛枪手都能利用其滑膛枪进行射击的线式队形。
　　即使将军们趋向于继续同意长矛兵基本上具有防御的作用，而古斯塔夫的战术方法已经在需求上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求轻步兵采取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实现的统一和协调的行动。与他们通常作为散兵以及传统上依赖于个人技能和主动性所不同的是，使用轻步兵排成一列进行齐射，需要他们一同前进并保持他们相互之间的间隔和距离，而且他们要以同样的速度装弹和按命令射击。即使指挥官们已经使他们自己同意轻步兵具有防御的作用，在很多方面与他们的长矛兵一样，而依赖于齐射进行防御使轻步兵的训练极为重要。新的战术使一支未经训练的部队在面对一个经过充分训练的对手时，将会置于非常严重的战术不利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越来越强调提高步兵的火力。各国军队在忽视古斯塔夫使长矛兵恢复进攻机动能力的思想的情况下，寻求通过数量更多和训练更有素的滑膛枪手来达成进攻以及防御力量。因而，长矛兵的比例下降了，比例一直降低至整个步兵的1／4。步兵之间的会战趋向于变成轻步兵使用投射武器但排列成横队的搏斗，很像波斯人弓箭手相互搏斗一样。
　　标准的步兵部队已经变成了营，通常约为600或700多人，营在排列队形时将长矛兵聚集在中央，滑膛枪手排列在两翼，都是5列纵深。如果敌人骑兵的冲锋很有威胁而使营的滑膛枪手处于危险之中，长矛兵就形成一个方阵，一些滑膛枪手就躲避在方阵中间，而剩余的滑膛枪手则配置在长矛兵之间以使用他们的火力去协助长矛兵对骑兵进行防御。队形的稳固和滑膛枪手的火力使得长矛兵的浅纵深横队能够击退装备有马刀的骑兵的冲锋。
　　但是，营常用的队形远不够紧凑，因为，给火绳枪安装正在燃烧的火绳要求火绳枪手之间至少有1码的间隔。为了与敌方的步兵交战，只有5列纵深和多达150人排成一列的营，慢慢地向前移动，仔细地保持其队形成一条直线，直至距敌人不到100码的距离。尔后，交战双方的滑膛枪手开始互相射击，或者是每列发射一次齐射并撤到后面去再装填，或者是所有的列从横队不同的部分向前机动，分散开进行射击，尔后撤退回他们原来的位置进行再装填，而同时另一组人机动出去进行射击。由于士兵只能在直立着时才能完成滑膛枪复杂的再装填程序，双方部队都成为精度不高但是威力很大的滑膛枪的绝好目标，除非像华伦斯坦在吕岑的做法那样，为滑膛枪手提供胸墙保护的一方将具有优势。当一方开始溃逃时，双方的交战就结束了，数量很小的长矛兵除了作为对付骑兵冲锋的保护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由于作战只限于轻步兵的投射武器，即使滑膛枪手携带着剑，会战在理论上从没有涉及到敌对双方步兵的突击动作，而在实践上也很少涉及到。
　　尽管线式系统拥有规模更小以及机动力可能更强的部队，但线式系统并没有向步兵提供更多的机动力。将军们对于缓慢地机动和仔细地保持很长的正面成一条直线的要求并无什么应对的良策。古希腊的密集方阵和古罗马的军团在前进时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特别要注意防止在横队中有间隙。古罗马人最终还是留下了间隙，留下的间隙在第一个横队与敌人接触之前由第二个横队的步兵填补上。在一个持矛士兵或佩剑士兵横队中的间隙将产生会被敌人利用的翼侧，使敌人的重步兵利用间隙去进行穿插和攻击。17世纪末期的横队队形沿袭了古罗马人的做法，将营与营之间的间隔作为每个横队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古罗马人重步兵横队的使用方法所不同的是，17世纪的将军们并没有设法去填补队形中留下的间隙。因为他们轻步兵占据优势的部队并没有打算距敌人很近，将军们并不害怕间隙地所产生的内部翼侧。滑膛枪手无论如何能够使用他们的火力来掩护这些翼侧。
　　但是，17世纪末期的轻步兵横队有其自己的问题。在向前行军时并不能过度地扩大任何两个营之间的间隔，因为一个巨大的间隙将会产生一个薄弱的部位，使敌人能够集中3个营的火力来对付在前进期间失去了恰当间隔的两个营。另一个困难是轻步兵所特有的一个困难，其根源在于横队的编组上。除了其5列纵深之外，这个纵深与纵深更大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队形相比是浅薄的，训练进行射击的横队，不仅仅依靠每个士兵保持其在横列和纵行中的恰当位置，而且还需要士兵之间保持恰当的空间和距离，因为火绳枪的再装填和发射动作相当复杂和危险。因而，火绳枪手需要精确地保持他们的队形去完成他们的射击和再装填动作，并且防止火绳点燃每个士兵携带的火药，以及防止滑膛枪手们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战场上从一个紧凑的、变形的或紊乱的队形里射击时造成互相误伤的危险。
　　尽管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滑膛枪手们具有良好的纪律和很好的训练，但是军队除了营这种固定的组成成分之外缺乏许多的体系完整性。虽然营编制有约12个由上尉指挥的连，但这些连队从没有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过。射击纪律的要求、营自身成一条直线以及与其他营恰当地成一条直线，使连在会战中没有任何的战术价值，除非作为营的独立集团实施射击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营处于一种射击纪律要求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古罗马人需要独立的有机动能力的支队，并且几个世纪一直用第二个横队去填补第一个横队中的间隙地，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刺激因素去促使17世纪末期的横队形成这样的下级单位和有效的体系完整性，因为，连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将会打破正面的连续性，降低横队的火力，并且很容易会遮蔽横队的部分火力或者导致己方队形互相误伤。同样，虽然指挥官们经常组建特别旅，部队中也不存在比营级别更高的固定编制。将整个部队的正面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线式系统使营这种固定的下级单位没有任何的战术位置，也就不能更多地使用连这种编制的存在所固有的机动能力。由于营所辖连明显地不需要单独地行动或者由于不需要提供旅这种固定编制，新的陆军虽然像古罗马军队一样是线式的，但它却缺乏罗马军队的体系完整性，因而也就缺乏古罗马军队的机动力量以及在失去秩序时的适应力。
　　由于队形更加复杂和更易于被打乱以及需要协调更多数量的士兵，步兵缺乏瑞士方阵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展示出来的进攻行动的力量。尽管欧洲军队基本上用轻步兵取代了重步兵，但是，它们最终所处的战术地位与亚历山大和古罗马军队曾经所经历的地位完全相同。骑兵将不得不起到与古代相同的决定性作用。线式系统和营缺乏全方位防御能力使步兵特别易于遭到骑兵对其翼侧进行的攻击。而且，与古罗马重步兵所不同的是，滑膛枪手并不能保护自己躲避以马刀为武器的骑兵的突击动作。与古罗马人相比，他们缺乏那种体系完整性，这种体系完整性常常使古罗马人的重步兵能够实施规避动作以向敌方的重骑兵呈现一个正面，以及甚至像在法萨卢斯一样，能向企图攻击步兵翼侧的重骑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考虑到骑兵比步兵所具有的固有的武器系统优势，因为骑兵可以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以及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骑兵通过其所具有的更好的机动能力，能够利用步兵在其线式队形中越来越大的脆弱性。随着步兵的弱点更暴露于骑兵，而且很少能对敌人的步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17世纪末期的陆军中骑兵与步兵的比例要远高于古罗马军队的比例也就毫不奇怪了。
　　新的系统使骑马作战的士兵具有与他们处于亚历山大指挥下完全相同的作用。通常像古代时那样部署在翼侧，骑兵以击败敌方的骑兵作为其首要的目标，这一任务完成后，骑兵就像汉尼拔的骑兵在坎尼会战一样，目标是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对于完成这个任务而言，骑兵具有恰当的优势，因为其具有更大的机动力以及在实施攻击之前仔细排列队形的需求最小。如果进攻部队是指那些比他们马上就要作战的对手具有机动力优势和有能力毫不耽搁地投入作战行动的部队的话，那么，骑兵就完全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古斯塔夫的改革所带来的。以小跑速度进行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手们能够将他们的队形保持为3个横队，并能够随时改变方向，这使骑兵在击败了敌方的骑兵之后，能够立即使用他们的马刀向敌方滑膛枪手横队的翼侧或后方发起冲锋。任何指挥官如果尝试使用运动速度很慢、难于部署的步兵去实施这样攻击，都将会有诸如前进速度缓慢、耗费时间和棘手的攻击偏离方向的问题，使敌人的步兵有充裕的时间来改变其正面去对付攻击。骑兵更大的机动力和易于投入作战行动使其成为理想的进攻力量，也就是实施机动去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薄弱部位。
　　在骑兵对骑兵的作战中，依靠使用马刀实施冲锋突击动作的瑞典战术虽然影响了所有的欧洲骑兵部队，但是，这一战术并没有完全地取消骑兵对手枪的依赖，许多骑兵在向敌人的骑兵冲锋之前都要进行一次手枪齐射。骑兵通常将突击动作专门用于对付敌方的滑膛枪手，因为，如果骑兵也花费时间对敌人的滑膛枪手进行一次手枪射击，将会使骑兵暴露于步兵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的齐射火力之下。因而，绝大多数骑兵采用了使突击动作变得很便利的3个横队的浅纵深队形，但是，在骑兵与骑兵的交战中骑兵继续使用手枪，并且在向不受滑膛枪手保护的长矛兵进行冲锋时也依靠手枪作准备。
　　将军们也认识到骑兵作为武器系统，拥有决定会战胜负所需的进攻能力。与古代作战一样，步兵与步兵通常进行非决定性的作战，防御方有选择地形、充分利用自然障碍物优势，以及防御方不需要前进去攻打敌人，也就免除了由此而产生队形紊乱的困扰；骑兵与骑兵作战，双方都承担进攻任务，因为马匹的自然特性使骑兵不适宜在停顿中接受敌方的冲锋。由于骑兵不再使用长矛，加上战场上有大量的步兵部队存在，除了使用滑膛枪的骑手外，没有骑兵部队再下马作战。
　　 1643年的劳克劳依会战很好地证明了骑兵的决定性作用。当时法兰西人在孔代亲王天才的儿子的指挥下，前去救援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劳克劳依要塞。西班牙的指挥官对他手下经验丰富的士兵在防御作战中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位西班牙指挥官部署其部队保护其围攻的队形。急于去作战的法兰西人向前移动，当法兰西人在白天花费了许多时间把他们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西班牙人在远距离上对他们进行炮击。交战双方的部队都编有两个步兵横队，骑兵配置在步兵的两翼，但是，法兰西人在他们的第二个横队之后又有一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作为一个有三次战役经验的老手，这位未来的孔代亲王当时只有21岁，在这次会战中展示出了所有的将使他成为当时杰出将领的特性。他的会战欲望、他的快速下定决心并且坚定执行决心的力量，以及他在逆境中的无所畏惧的行为都是他取得首次胜利的原因。亲自指挥着位于他右翼骑兵的孔代用一次技艺高超和猛烈的攻击揭开了这次会战的序幕，在这次会战行动中，传统上很优秀的法兰西骑兵打败了与他们对抗的西班牙骑兵部队。孔代使用部分骑兵去追赶被打败的敌方骑手，当他知道法军的左翼遭到失败之后，他将剩余的法兰西骑兵部队转而用于对付西班牙的步兵。
　　在法兰西人的左翼，法兰西的骑兵冲锋太快，遭到了敌人强劲的反冲锋，法兰西骑兵部队的马匹掉头就跑，使队形的行列发生了紊乱。西班牙的骑兵们打败了法兰西人左翼的骑兵之后，在西班牙右翼步兵部队的支援下，对法兰西的步兵发动攻击，并击败了法兰西的两个步兵横队。只是由于法兰西预备队的迅速行动才阻止了法军在左翼遭受全面失败，但是法兰西人的阵地仍然危急万分。孔代迅速看清了战场上的态势，立即率领他的骑兵绕过了西班牙步兵的后方，到达了法兰西横队的左翼，并从这里向获胜的西班牙骑兵的后方发起攻击，赶得西班牙骑兵在战场上仓皇溃逃。
　　在击败了所有的西班牙骑兵之后，孔代转而对付西班牙步兵，此时它们已经采取了用于抵抗骑兵的密集队形。孔代在首先派他的骑兵们向沉着的西班牙老兵们进行了徒劳的猛击之后，他接着使用他的火炮和滑膛枪在西班牙人的行列中打开了一个法兰西骑兵随后能够用冲锋的缺口。当法兰西人继续进行攻击，并没有意识到西班牙士兵正试图投降时，许多西班牙士兵被杀死了。西班牙的步兵遭受了巨大的死亡和被俘虏的损失。在会战结束之后，一位法兰西人问一位西班牙军官，“你们有多少人？”这位西班牙军官问答道：“把死去的和俘虏加起来的总数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马”。法兰西人的损失约占其部队总数的10%。在劳克劳依骑兵赢得了会战，步兵却伤亡惨重。这种说法夸大了事实，但是，这场会战确实证明了骑兵在陆军的进攻能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和易于部署的特点使其能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但是，骑兵在劳克劳依并没有发挥新的作用，在17世纪末将军们的思想中也没有什么新的作用。骑兵在古代、拜占庭时代和中世纪的军队以及在16世纪通常拥有决定性的进攻任务。只是由于未能充分利用骑兵攻击敌方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进攻能力，才使其在法兰西与英格兰人进行的作战中降低了价值，而且瑞士方阵的无懈可击再一次表明重骑兵并不能独自击败重步兵，就如同西班牙步兵在劳克劳依再一次所表明的，没有一支骑兵能够击败一个长矛兵与滑膛枪手有效地协同的作战集群。因而，骑兵在劳克劳依的决定性作用代表了在骑兵固有的进攻特性的传统运用上没有任何变化。
17世纪末期的军队后勤
　　三十年战争是军队后勤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在随后的数年间，由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所提倡的做法开始在绝大多数军队中盛行。各国军队都设法以战养战。其方法并不是通过士兵的掠夺，而是通过指挥官们征收战争特别税。华伦斯坦已经非常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目标是招募20多万名士兵的古斯塔夫最终却陷入了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支付能力的错误之中。1632年，当他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不到他工资总额的1/4时，瑞典军队发生了哗变。所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一个企业家或政府的支付能力将会导致士兵在占领地进行掠夺，这是一个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十分厌恶的后果，因为他们知道，掠夺的士兵所造成的破坏将多达他们掠夺走财物的两倍。这样的破坏以及低效率地使用资源不仅会降低一个地区能够立即补给的军队的规模，而且常常会彻底地毁灭该地区在未来支持军队的补充能力。
　　亲身经历过这种三十年战争后勤的军人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其缺点。一位作者评论道，如果一个地区“能够从士兵的恣意掠夺中被拯救出来”，该地区就能有效地支持一支军队。由于古斯塔夫未给部队支付薪水，导致了随后发生的罪恶：“几乎是无法限制骑手们……他们只是简单地以野蛮的劫掠为生。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地毁灭了，以至于士兵们在城镇或村庄里再也找不到任何的东西”。1632年，华伦斯坦在进入萨克森时发出了如下命令时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即：“不允许毁坏农民的任何东西，也不允许从农民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在冬季期间必须保证能在这里找到维持我们生存的东西”。这些理解驱动了后勤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17世纪后半叶后勤的标志。
　　因而，政府开始将他们军队的规模保持在他们能够稳定支付的数量之下。由于他们因此能够养活和支付他们自己的士兵，他们也就能够强制执行禁止掠夺的禁令。通过从占领地区惟一地收取通常由当地政府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他们最有效地将一个国家的资源转化为对入侵军队的支援。这一程序还使当地政权的仇恨降到最低，并且避免了引起农民产生强烈的敌意，以及避免了农民随后可能会采取的极严厉的行动和对付士兵的游击战。军队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那些向中立国或己方领土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三十年战争中很普遍，它还增加了军队的敌人。
　　这个防止士兵掠夺的政策培养了一种尊重平民财产的态度，这在18世纪已经成为实施战争的一条原则。这种做法的结果使平民脱离了战争，因为它使平民除了税和政府债务之外，不再受战争绝大多数有害影响的伤害。这种新的途径既保护了统治者自己领地和他们渴望得到的地方的平民生产力，又降低了平民对军队的敌意。
　　这种新的补给方法及其常常严格认真地关注平民的财产确实降低了战争不必要的费用，就这一点而言它也限制了战争的费用。有时，军队对士兵的行为进行约束时显得极度的荒谬。例如，一小支法兰西部队在奥地利人追赶下逃跑时，乘坐一艘渡船渡过了一条河，并及时为渡船工人的服务支付了费用。当奥地利人到达渡口时，他们放弃了对法兰西人的追赶，因为奥地利人没有钱给渡船工人支付费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退的法兰西人不尊重平民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并沉没渡船，不管奥利地人是否愿意虏获渡船，他们也同样不能过河。
　　新的战术高度重视士兵相当稳定地被提供恰当的支持和薪水，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支军队才会有恰当的纪律。富裕和管理有方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及时地酬报他们的士兵，因而，也就拥有一支纪律严明、足以贯彻实施莫里斯的战术原则的军队。只有这种类型军队的训练水平，才能适应新的浅纵深队形和强调按命令进行齐射的要求。
　　部队更加训练有素的要求还改变了征招军队的方法。与每次战役之后遣散士兵所不同的是，政府在和平时期将部队保持在兵营里。许多节省工资的做法已经无论如何变成了不切实际的事情，雇主们节约冬季的工资，但是在战役进行期间不得不给他们季节性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费用。全年保持士兵的费用要稍多一些，但在军队的效能上将会予以巨大的回报。冬季服役期间所完成的训练，虽然对于一支常备军来说收效不算太大，部队年复一年地继续存在形成了一个团结和有集体荣誉感的集体，使士兵习惯于在同一军官和专业军士的领导下继续服役，进一步增强了部队在面对战役困难时的纪律、士气和适应力。甚至是战场实践所需的训练也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团结和士气，可在士兵之间产生一种团结和信任的感觉以及增强遵守纪律的习惯。
　　常备性团的存在使统一训练和使用统一的条件成为可能，它取代不同团各行其事的状态。法兰西的步兵监察长琼·马丁尼特在法兰西陆军中坚持这种统一性标准时非常严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名字从此在纪律和训练方面代表了一丝不苟。
　　在17世纪后半叶的战争继续存在意味着在有限的和平时期也要继续维持营存在的经费，这并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额外负担，而且，即使是这项费用，政府也通过在和平期间减少营所辖连的数量来降低费用。当战争爆发时，统治者将连队的数量招募到满额，在一个长期建立、全面训练的部队中增加新兵，可以预见新兵在这种部队里能够迅速地了解他们的职责，并很容易就会从老兵那里获得丰富经验，提高部队的士气。
　　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的做法引发了在战争期间及时支付工资和补给的另一个争论。掠夺会鼓励士兵开小差，因为掠夺会给分散的士兵提供离开部队的机会，而且当士兵们认为，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一部分有价值的掠夺物，他们应当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不要被拖欠的工资，这就会鼓励士兵开小差而离开部队。这样的兵员损失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一种严重消耗，但是，一名在和平时期接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士兵开小差则是一种更大的浪费。这样的士兵损失以及他们被未经训练的新兵替代，导致了部队效能的降低，其降低的程度比那些每次战役季节结束之后有可能被解散的部队中训练很差的雇佣兵连所导致的效能降低的程度还要大。各国军队都能够提高它们对付士兵开小差的预防措施，因为食物和工资允许他们设法使他们的士兵遵守纪律和集中置于军官和专业军士的监督之下。
　　在和平期间保持编制存在降低了军事承包商的许多作用。由于战争只需要很少新的团队或连队，以招收军队谋生的商人逐渐消失，产生了由政府拥有军队。尽管私有连和团继续存在，但国家控制和管理不久就成为了现实。
　　军队继续通过征召志愿者来招募新兵，其中常常包括诈骗和高压统治。公众越来越把军队看做是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地方，市民们富有成效地忙于逃避兵役。外国人继续被欢迎作为新兵被招募，因为军队从当地的劳动力中招募不到人。这样的士兵有时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心的要开小差的倾向，指挥官们不得不为防止士兵开小差而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甚至在部队机动时也避免经过有利于士兵开小差的地区。例如，普鲁士皇帝曾向他的军官作过这样的陈述“要使他们自己熟悉他们兵营周围的地形”，这并没有任何准备作战的意思，而是因为“所有军官最大的需要是要知道到哪里寻找开小差的士兵”。
　　这样的士兵受到如此全面和严厉的纪律约束，以至于这使得他们完全适应了不加思考地遵守纪律。普鲁士军队中有多达2/3的外国人，并且依靠高压统治来招募当地人。这支部队有着非常残忍的纪律，它不仅包括正常的肉体处罚，而且训练也非常艰苦。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指令“在训练中，任何人不应被殴打、或推搡、或责骂。要学会用耐心和方法进行训练，而不是殴打”。他还指出“所有的一切必须通过友好的解释去教会一名新招募的士兵，而不应有责骂和羞辱，因而，他不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沮丧和害怕，反而会对服役产生快乐和热爱感”。但是军官们继续依靠殴打、恫吓和威胁作为他们纪律的基础。甚至是皇帝也认为，士兵必须比害怕敌人更害怕他们的军官。
　　军官在所有欧洲陆军中越来越变成一个孤立的和孤傲的阶级。绝大多数军官来自于贵族，军官职位很少委任给平民。他们在社会分工以及在编制职责和特权上与士兵区分开。这使军官与招募的士兵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离，这种分离大于军事承包商豢养的部队中的分离程度。这种变化通过增加了建立在社会阶级基础之上的差别，从而增强了军队对统治阶级的从属，但却也增加了军队两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
　　出身高贵的人专门地作为军官服役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这些职位是这种军事体制惟一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的特性。所有的其他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私人拥有政府和军事力量开始，西欧已经开始了一种首先是政治制度最后到武装部队的社会所有化过程。其结果与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方法并无多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古罗马人的战术已经促成了一种固定设立的职业军队的古罗马编制，其属于国家，并且能集中进行部队的训练，促进团队精神的发展。在西欧王国和公国所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这种转变。经济资源的发展，就是在征税和贷款这两方面的发展，使得统治者能够建立起足够大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去管理他们扩大的资源能够恰当地资助的大小适当的永久性的军事集团。
　　后勤上的变化对战略需求作出了反应。随着三十年战争的发展，后勤越来越成为战略的羁绊。在资源枯竭的地区进行的战役不可避免地遇到无法补给的情况，而军队在此种区域作战甚至基本上是一种毁灭。当帝国的总司令嘉拉斯伯爵率领部队进入他们无法生存的荒芜地区后，因为失去了帝国的军队而变得臭名昭著。更聪明的将军允许后勤支配战略，但到战争结束时，战役行动中常常包括为了寻找到能够补给军队的地区而忽视敌人的行动。法兰西大臣黎塞留恰当地总结了三十年战争给后勤的教训：“历史知道，更多的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敌人的行动毁灭的，而是被必需品和秩序混乱毁灭的，我已经目睹了我的时代进行的所有雄心勃勃的事业是如何只因缺少后勤而惨败的”。
　　用战争特别税和讲究实际的补给方法取代由不支薪水的部队进行的掠夺，增加了任何地区能够向一支军队提供的补给的产出量。但是，将军们需要其他的选择，以使军队变得不再需要将他们的机动被替士兵寻找食品和为马匹寻找草料的需要所支配。然而，与古代时一样，补给考虑将一直是战略的先决条件，罗马军队的后勤编制，比如亚历山大的后勤编制，已经向军队提供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战略目标的自由。17世纪末期的军队追随了这一传统，当时他们修建仓库去收集和贮藏做面包用的小麦甚至为马匹收集和贮藏燕麦和干草。通过拥有初期的库存并以此来开始战役，加上拥有一定的储备可以在后来随意使用，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战略自由。他们仍然主要依靠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维持部队，而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仍然保留着：试图入侵到敌人的土地上，以牺牲敌人为代价来支持自己的军队。但是，政府已经拥有金钱，而军队则拥有后勤编制在需要时去补给他们的士兵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补给他们的马匹。
　　但是，即使政府曾经期望由他们自己的仓库为他们军队提供所有的需求，并且假定他们的物质和经济资源也将允许它们这样做，运输的限制也通常将会使这种想法破灭。只有水路运输有能力为马匹运输足够的饲料，而糟糕的道路则使通过非常远的距离向士兵进行补给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尽管一匹马能拉动的重量是它能驮运的重量的两倍，以及道路已经进行了改善，马车运输依然不能满足部队在远距离上的必需品需求。无论如何，改善了的后勤使17世纪末期的陆军具备了以前的欧洲军队所缺乏的能力。但是，政府提高了税收意味着军队规模的增长，部队的巨大数量继续严重地耗费它们作战地区的资源，而且促使部队的军需部门和军需官们不停地寻找补给的办法。
17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的战役和会战
　　随着对军队支持能力的扩大，军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以古斯塔夫占领德意志北部为榜样的持久战战略。而新的后勤也通过降低当地平民对入侵者的敌意态度而使这一战略很易实行。因而，军人们更少地从袭击的角度考虑，因为袭击只能暂时地保障他们的部队和取得政治支持，他们更多地从稳固的领土占有的角度来考虑，因为稳固地占有领土将能提供一种持续的补给来源以及一种统治者将以政治目标为交换代价的征服。然而，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要求通过许多次的围攻战，以及一次缓慢的战役才能实现和巩固战果。但是，17世纪下半叶更大规模的军队通过提高力量与空间比例而促进了这种变化。
　　然而，这种向持久战略的转变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可能很小，比如，在德意志进行的一次著名战役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673年，法兰西大元帅蒂雷纳在法兰西军队继续进行他们对付荷兰人的战役时，不得不防守莱茵河地区。蒂雷纳是好战的国王路易十四的主要将领，是这位国王部队的元帅将军，将近5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军人生涯。在能力很强的指挥官手下服役之后，蒂雷纳23岁已经成为一名将军，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断地得以提升。在一个战争不断的年代里，他曾在许多次战役中服役，参与了许许多多次的会战和围攻战。在这些作战中，有一次是于1640年进行的都灵围攻战，充分表明了他丰富的作战经历。当意大利人在都灵围困住了位于城堡里的一个法军兵营时，一支法兰西军队围困住了这座城市，但随后又不得不去对付被敌方军队形成的合围。从这些长期的服役中，蒂雷纳同时学到了很好的战略和战术技能，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赢得他手下战士的喜爱。
　　蒂雷纳预料帝国天才的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将进行一次进攻行动，因为，其军队已经出现在德意志西部。作为一名军事学者和一位布赖腾费尔德和吕岑会战的老手，这位帝国的陆军元帅早就经历过与蒂雷纳同样多的服役，而这些服役也同样使他赢得了作为当时主要将领应有的声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对付蒂雷纳的进攻战役中拥有可以选择战略目标的优势。他或者可以向北前进去增援荷兰人，或者可以向最南端前进越过莱茵河并入侵阿尔萨斯。由于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拥有主动权和对目标的选择权，使他有机会去采取行动迷惑他的对手，他明显地瞄向一个目标把蒂雷纳的兵力吸引开，随后集中兵力去打击其他目标，也就是他的真正目标。
　　由于这位帝国指挥官的计划是去增援荷兰人，为了分散蒂雷纳的注意力，他制造了要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假像。因而，他把部队向西朝美因河的南侧运动而没有向波恩方向机动，他计划在波恩与荷兰人会合，占领这座城市，并将法兰西的盟友科隆选帝侯赶出战争。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纽伦堡之后，蒂雷纳在了解到对手的行军方向之后，向美因河的南侧前进，并与美因茨选帝侯谈判以使用他在阿沙芬堡的桥梁。蒂雷纳越过桥之后，转向南去占领陶伯河的防线，计划将这条防线作为一道障碍，去阻止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莱茵河实现他明显的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任务。
　　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接着从纽伦堡向西行军时，这位法兰西元帅向东推进去与他遭遇。一位在法兰西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人写道：如果蒂雷纳能够赶上“处于优势条件的帝国部队，我们将肯定会与他们作战，毫无疑问他们也有同样的企图，因而，现在两位最伟大的将军在基督教世界使用了他们长期的经验已经教会他们的所有一切……在知道了一场会战失败将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巨大后果的情况下”，蒂雷纳希望进行一场会战，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并没有与蒂雷纳进行会战的意图，只是因为在这里进行一次会战将会耽搁德荷联盟在波恩完成集结。但是，当他开始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在温德塞姆进行会战时，这位德意志指挥官利用作战可能性帮助他完成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并帮助他实施向北朝波恩方向的机动。当蒂雷纳到温德塞姆并开始组织他的部队进入会战阵地进行缓慢的会战准备过程时，德意志的部队悄悄地避开了，它们的辎重和一条会战线将蒂雷纳引入了位于马克伯特的美因河上的桥梁。蒂雷纳匆忙地将他的人马恢复成行军队形，追赶德意志的部队，并在德意志部队过河之前到达了马克伯特，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坚固阵地，准备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渡河这个缓慢过程中不得不分割部队时对德意志部队发动攻击。双方的军队在那里相互对峙了一个星期。
　　尽管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未能在蒂雷纳赶上他之前过河，而且他接着没有办法立即使用桥梁，但是，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将他的部队配置在一个有利的阵地上。就如同一位德意志将军在德意志进行的战役一样，虽然该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处于中立，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基本上是在己方领土上作战。这意味着他控制了除阿沙芬堡之外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蒂雷纳已经使用阿沙芬堡的桥过了河并在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很少量的驻军。一旦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了河上，这位帝国指挥官可以随意地过河和再过河，采用一条直的行军路线，在被迫于河南侧行军的蒂雷纳之前到达阿沙芬堡桥。而后，通过占领了阿沙芬堡桥在美因河南侧包围住法兰西军队之后，他可以向波恩地区前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精明地运用了他对河的控制权，使其成为防御者的一个障碍，而一般来说，防御者享有使用河流障碍物的有利条件。
　　后勤帮助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完成了过河行动。整个国家对法兰西的敌对态度使法兰西军队搜集补给非常困难。当蒂雷纳看到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的军队时，他写信给法兰西国防大臣说他需要更多的骑兵，因为“整个农村都反对我，将需要更多的部队去获得食品”。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补给困难之后，蒂雷纳向陶伯后撤，他精明地意识到，即使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随后过河到达美因河的北侧，德军对阿尔萨斯的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这位帝国指挥官对桥梁的控制权使他能再过河，又一次威胁法兰西的这个省。由于这个理由，蒂雷纳并没有让部队向阿沙芬堡行军并企图在这里过河，他仍然对敌人的最终目标十分怀疑，并且有点被法兰西政府要求保护阿尔萨斯的严格的指令束缚住了。
　　在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渡过了美因河之后其他的调动敌人的行动中，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继续利用他的两个潜在目标所产生的假像。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最终控制了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之后，向北朝波恩行军，而波恩不久就被他和他的盟友占领了，德荷联盟侵占了接壤的领土并将科隆选帝侯赶出了法兰西联盟。与此同时，蒂雷纳由于缺乏对桥梁的控制权，被迫向南行军在菲利普斯堡过河，在这里他又一次地耽搁了时间，因为他不得不为部队搜寻补给。在蒂雷纳的军队能够再一次参加作战行动之前，战役季度已经结束了。
　　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娴熟地利用了两个潜在目标赋予给他的主动权，使蒂雷纳不停地怀疑他的真正目标。他成功地将分散敌人注意力与他对美因河桥梁的控制权结合起来，使他不仅仅避开了敌方的军队，而且使敌方的军队不能及时地跟随他之后，对他与他的盟军的会合进行干扰。另外，他还迫使他的对手进行了许多急行军，相应地使敌人的部队出现了掉队、开小差和装备损失的现象。这次战役的实施过程和战役目标既与古斯塔夫的那些战役的实质没有什么不同，也与4个世纪前的战役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当时爱德华王子和德·孟福尔机动去欺骗以及利用或克服一个河流障碍，腓力皇帝在爱德华三世向克雷西行军途中挫败了爱德华三世，都有着相类似的战役目标和战役实施过程。
　　大同盟战争(1689-1697)的开始阶段清楚地展示了17世纪末期的军事行动。1688年，法兰西军队在德意志的袭击几乎远到慕尼黑，但这次袭击并没有胁迫德意志屈服，相反，这次袭击导致了一个由西班牙、荷兰、联合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许多德意志的州组成的大同盟的形成。法兰西军队的规模庞大、水平较高，又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尽管抵消了联盟明显的优势，但是，法兰西还是处于防御地位，使用军队守卫其西班牙、意大利、莱茵河和荷兰边境。
　　由于沿莱茵河边境最薄弱，法兰西在该地区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当时他们的骑兵毁灭了巴拉丁领地，使该地区处于不能维持敌方军队的境地。这一方法确实封锁了那部分边境，但是，尽管蒂雷纳使用的是15年前在德意志曾使用过的方法，但法兰西骑兵在他们破坏工作中的彻底性使毁灭行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毁灭行动在德意志引起的敌对情绪，增加了德意志人民对付法兰西人的战争推动力，与此同时，其对法兰西自己部队的影响也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对将军们放弃掠夺作为一种补给和给士兵发放工资及奖赏的来源的手段不满。尽管没有对抗行动，法兰西还是损失了4000名骑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小差的原因。法兰西损失了更多的马匹，因为在没有节制的劫掠行为中，士兵忽视喂养他们的马匹，尔后让他们的马匹负担过多的劫掠物。当法兰西的战争大臣对“糟蹋掉的骑兵”感到惋惜时，他对一名指挥官的“对于士兵而言，没有什么比过度的掠夺更危险”的结论作出了回应。部队的严重伤亡和政治反抗的增强几乎使这种后勤战略的运用没有任何回报，特别是当盟军的部队向被毁灭地区的北侧前进，去围攻和占领位于美因茨和波恩、莱茵河边的城市时。1689年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役证明是正常的。
　　 1690年，盟军在机动他们的力量去进行对付法兰西的决定性战役时又一次遇到了困难。但是，卢森堡公爵这位天才的和积极进取的法兰西元帅在荷兰的成功行动，很清楚地表明了在一个完全筑垒地区的许多战役具有的持久战战略特征。由于法兰西一方在这个完全筑垒地区就部署了10万人，所以该地区的作战人员在行动时具有非常高的兵力与空间比例。随后，驼背的卢森堡，这位路易斯十四皇帝最得力的元帅，从孔代亲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位元帅的声望既建立在他高超的战场战术技巧上，又建立在他行军和宿营方面的技能上。
　　卢森堡元帅指挥着法兰西派往荷兰的三支部队的中间集团。战役开始时，他将部队向占据着根特的西班牙部队机动，占领了邻国一个月，利用敌人的资源为他的士兵和马匹提供补给。但是在6月12日，当他得知一支由一位帝国陆军元帅瓦尔德克亲王指挥的盟军部队正在前进，该部队前进的目的很显然是围攻迪南特时，卢森堡元帅开始向南机动，尔后向东机动去拦截瓦尔德克。他让部队在后半阶段行军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行军方式，就是在行军过程中既计划了宿营又计划了作战。这种方式遵循了帕尔马公爵在法兰西的实践和蒙特库科利的格言：“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拥有一个如此稳固和攻不破的坚固整体，以至于无论它在哪里或无论可能去哪里，它应当像一个机动的堡垒，并且能够自我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部队通常至少以5个纵队越野行军，骑兵位于两翼，接着是步兵，而辎重和火炮则位于中央。部队就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敌人骑兵的攻击，并且当其意外地遭遇到一支敌人的部队时，能迅速地各就各位到会战队形中。
　　当瓦尔德克了解到法兰西人的到来之后，瓦尔德克在弗勒侣斯停顿下来并配置了他的部队，他的翼侧位于村庄里，他的正面被一个沼泽的溪流阻碍着。盟军的指挥官乐意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通常也意味着他的对手将不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但是，好战的卢森堡元帅已经从位于他右翼的法兰西部队中召集到增援力量，在现场勘察了阵地之后，将他的部队向前移动去攻打德意志人。当他的一部分部队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正面突击时，这位元帅率领其他人马包抄到瓦尔德克的翼侧。他的包抄行动并没有被德意志人侦察到，因为树林和庄稼隐蔽了行军的步兵和骑兵。在会战开始后三小时，卢森堡的迂回部队开始在盟军的后方列阵准备开战。尽管瓦尔德克使用他的预备队和第二个横队去建立一个正面去面对这位法兰西元帅并保护他的后方，但是，瓦尔德克发现他正进行着一场失败的会战。最后，步兵撤退到相邻的破碎地形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通过行军和停顿交替进行来抵抗法兰西骑兵直至躲避到一个不适合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
作战略图4.6 弗勒侣斯会战
　　这次在弗勒侣斯的会战生动地层示了那个时代军队的战术和战略局限性。卢森堡的行军队形提供了对付骑兵优于滑膛枪手的机动力和优势的保护。然而，这种行军队形使机动变得非常缓慢，尽管卢森堡以行军技能著名，但当他带领3万人越野行军时，每天只能设法前进11英里。他成功地进行了战术迂回机动，通过这次迂回机动到达了敌人的后方，但这次迂回行动却未能达成突然性，因为他花费了大量地时间将步兵转变成会战队形。步兵营通常以稳固的队形进行越野行军，其正面从8-20列不等。在到达作战地区时，营需要找到它们在横队中的位置，将他们自己改变成五列纵深，并将长矛兵集中于中央。当卢森堡的部队完成了会战队形部署时，瓦尔德克已经重新布置了他的第二个横队和预备队来形成一个对付他们的正面。尽管如此，卢森堡的机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因为他的迂回部队击败了敌方的骑兵和步兵。如果他的步兵有能力能以他们行军时相同的队形作战的话，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惊人战果。但是，通过使用他的正面攻击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且对一个坚固阵地实施了一次没有被观察到的迂回行动，卢森堡赢得了这次会战，对盟军军队中最薄弱的部位进行了攻击。盟军遭到1.8万人的伤亡，接近他们部队的一半，法兰西损失了6000人，是他们部队的15%。瓦尔德克后撤到筑垒城市布鲁塞尔的周围地区。
　　尽管作战行动在荷兰又继续了几年的时间，而且卢森堡元帅又赢得两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对手势均力敌，以及这个国家拥有太多的严密筑垒地点阻断了其交通，使哪一方也不能向前前进得太远，卢森堡的胜利也只能使法兰西人通过围困和占领重要的城市来进占敌国领土。
　　这些作战行动与15年前的那些行动大不相同，当时蒂雷纳与蒙特库科利曾经用不到3万人的部队沿着美因河两岸相互对峙着。军队相对于空间来说是很小的，除了像美因河和莱茵河之类的主要河流的限制之外，这一地区也没有多少足以阻挡部队任意机动的筑垒地点。哪一方也不能指望驱除对方，一个入侵者所做的只能是袭击，除非像古斯塔夫在同一地区所做的那样，系统地围攻、占领城市并派兵驻守城市。在荷兰很高的力量与空间比例使作战双方形成了一个僵局，在美因河的农村，如果蒂雷纳试图用他的小规模军队去制服这样大的一个领土，他将有可能面对一种不同类型的僵局，他的部队将永远只能控制该地区的一点区域。
　　在其他战线上，由于盟军不能利用他们在莱茵河的优势，大同盟战争迟迟没有结果。一支法兰西军队确实进入了西班牙，这支部队逗留在西班牙并围攻巴塞罗那，它们在西班牙实施了一次理想的防御战役，使自己设法在敌方的领土上存在，通过向敌人征收战争特别税来为其提供必需品。在意大利的拉锯战导致盟军向法兰西南部进行了一次入侵。但是，由法兰西的贵族阶级领导的法兰西农民积极的抵抗，入侵的盟军部队非常难于获得补给，因而不得不很快地回撤到意大利境内。
　　 17世纪给战术带来了线式部署方法的重大变化。在线式部署中，队形中轻步兵的火力取代了长矛兵的方阵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系统。除了轻步兵在横队中的作用之外，编制中固有的第二个横队预备队与古罗马人的完全相似。但是，由于步兵的进攻力量比古罗马重步兵的要小，而且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滑膛枪手难以对付骑兵进行的突击，骑兵在17世纪末期的会战中比古罗马军团最兴盛时期的骑兵更重要。
　　后勤与古罗马时期的不同就在于其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军需部门补给部队、组织运输，并且在仓库里积累储备以确保补给以给军队提供更大的自由去追求它的战略目标。新的固定的和平时期军队的系统，由于其部队的连续性和人员的稳定性，因此，也效仿了古罗马将部队保持在一起进行训练和操练的做法。
　　因而，战略的变化很小。同样地，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将会战强加给一个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在弗勒侣斯，卢森堡未能立即攻击瓦尔德克后方的根源就在于，步兵没有办法立即从其密集的行军队形迅速地形成组织周密的会战横队。步兵的这种相对的无能束缚了任何军队去迫使另一方作战的能力。当将采取进攻行动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不愿意交战的对手就撤走了。但是，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是在17世纪首次出现的，它们是步兵队形内在的固有本质。古希腊和古罗马步兵已经遇到过同样的局限性，而中世纪的重步兵则已经表现出了实际上的不可机动性。只有简单的瑞士队形通过其训练和士气已经有能力前进去按其预先安排会战的队形进行作战。但是，其未经训练的继承者失去了这种机动能力，而线式系统增加了步兵行军和会战队形之间的不同，并且给部署问题增加了困难。只有骑兵拥有更好的机动力的进攻特性，快速部署的能力使他们几乎具有行进作战的能力。但是即使如此，一支骑兵并不能将会战强加给一支骑兵，它能迫使一支有步兵的军队战斗，但此时只能面对步兵防御的绝对优势。徒步士兵在莱尼亚诺击败腓特烈帝国的骑兵表明了，为什么骑兵很少试图进行这种对付成熟步兵的会战。
　　 18世纪将同时目睹在步兵能力上的变化和更加强调17世纪的一些趋向，就是军事思想家们寻求给予轻步兵新的线式队形以增强的进攻能力。
海上炮战的发展
　　 16世纪海战中，以击败西班牙舰队为标志的大口径火炮革命在17世纪产生了结果。军舰设计师们设计让战舰的舷侧与舷侧作战，并且在战舰上只安装了重炮，将重炮配置在舰船低下部分的坚固甲板上。最大型的舰船是战列舰，有两层甚至是三层甲板安装有长身管重型火炮，这些炮发射重量从12磅到30磅以上的炮弹。这些战列舰安装了多达90门火炮，其设计意图是用于与敌方的战列舰作战，舰身逐渐地变得更低和更庞大。这种舰装有牢固的木壳板，特别是在水线的附近更坚固，它们的动力比那些仍然继续携带火炮的商船要大得多。这种设计携带最大数量重炮的战舰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大西洋和北部水域的一种不寻常级别的军舰，与它们曾经在地中海上一直所处的地位一样。
　　除了战列舰之外，各国海军的编制定额中都包括各种不同型号的体积更小和速度更快的战舰，这些小型战舰安装有数量较少和口径也较小的火炮。这些战舰与较大的商船相比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大，但是它们比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和操纵费用更低，它们在商船航线上巡逻并且为舰队提供侦察。这些小型战舰中威力最强大的舰种是护卫舰，护卫舰上安装有30-40门体积与大型舰船上最小口径火炮相当的火炮。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登船和搏斗仍然是17世纪海战的重要作战样式，但是，近距离上的快速射击通常决定着会战结果。遭到重创的战舰通常投降，或者在遭到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下，易于遭到敌方战舰的乘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船攻击。
　　随着海军战术在17世纪后半叶的进一步发展，海军战术包括战舰排成横队向前机动，舰与舰之间保持约100码的间隔。由于战舰用它们的舷侧作战而不是舰艏作战，横队的前部或尾部是潜在的薄弱部位，而不是像古代战舰和陆上作战中那样，翼侧是会战队形的薄弱部位。在海上，率领一个战舰横队通过敌人纵队的前部或后方类似于陆上的翼侧攻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使整个战舰攻击序列能够将其所有的舷侧炮持续地向敌方战舰射击，而敌方被打击的战舰并不能予以还击，因为它们面对着敌人没有武器的一端。但是，横队形的后方实际上并不是很脆弱的，因为攻击的舰队通常会发现被攻击的舰队会驶离它们。
　　而对一个横队的前部进行攻击，则又使进行攻击的舰队面临自己的横队被敌人分割的危险。由于火炮一英里多一点的较近射程以及精度不高，火炮的这一缺点又因为波浪的运动而更加突出，所以，一艘打乱敌人横队的战舰只是有限地暴露于敌人的炮击之下。即使在近距离上，也只有很少的战舰能向那些打乱它们横队的战舰射击，因为火炮从船舷两侧的火炮发射窗里射击时，它们射击方向角的变化量很小，不能向斜对着船一侧的目标进行射击，火炮瞄准时转动的方向角如果过大则需要战舰调整方向。由于在两门舷侧炮之间有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间隔，一艘以不超过5英里或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运动的战舰，在一段危险距离上有可能遭受不超过两门舷侧炮的射击。 [ 松鼠注：此段译文混乱，要核对原文 ]
　　当一个战舰横队穿透另一个战舰横队时，在通过敌人船只之间时通过向各个方向发射单发、近距离的舷侧炮火力，其舰炮可以在接近的过程中对遭受的打击进行还击。而且，已经打乱了敌人横队的舰队还分割了敌人的舰队，并有机会集中火力去对付敌人舰队中的一部分。
　　因而，一支舰队通常没有在陆军中能发现的弱点。将队形的会战正面与其横队的前进方向成直角度的特性使舰队的机动非常困难。当双方舰队以平行航线航行时，舰队司令员可以通过降低它们舰船之间的间隔来实现力量集中，但是，敌人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作出反应。力量集中的另一种形式包括用一个中队的一部分去打乱敌人的横队，或者以另外的方式，就是在敌人的部分横队两侧都配置舰船。舰船每侧火炮数量相同，但只配备了够操纵舰船一侧全部火炮的炮手。为了同时使用舰船两侧的火炮而不仅仅使用一侧的火炮将会严重地降低火炮的射速，使所有火炮实际上都失去了优势。
　　这种机动证明是难于实施的，在一个地方的集中就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弱点，敌人能够侦察到这些弱点并通过攻击加以利用，或者是对舰队中面对着强敌的队形进行增援。例如，在1690年的比奇会战中，托尔顿伯爵在他上司的压力下，使用他的迎风阵地将他的英荷舰队与一支更强大的法兰西舰队并排列阵。当托尔顿的舰队开火时，他的舰艇分队之间存在着缺口，而且，当较弱的英荷横队中最前端和最后部分舰船在近距离上向法兰西的前部和后部开火时，中央的英国舰船仍然在远距离上。这使得法兰西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之一图维尔海军上将，能指挥其舰船从他的中央插入在英荷舰队先头舰船的那一侧，而法兰西横队前部没有交火的舰船掉转船头采取同样的行动。由于遭到两侧的袭击，领头的英荷联盟的军舰船遭到了重创，在舰队撤退之前，其57艘舰船损失了10艘。
　　尽管海上的防御者在抵抗攻击时没有战术优势，但是它们保留了防御的其他传统优势，即撤退的能力。一般来说，具有同样速度的舰队并不能相互追赶，不过在实践中，由于风向的变化无常、航海技能的差别以及舰船底部的流线型确实使成功的追赶成为可能。然而，敌方的舰队司令总是拥有基本上同一兵种的部队，所有的舰船都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尽管更小的船只比战列舰拥有更大的速度，它们的弱点和弱小的火炮威力使它们在对付大型舰船时几乎是没有用的。即使在追赶中，更快的舰船也几乎没有多大的价值，除非在攻击由于失去了船桅而没有作战能力的战列舰时。因而，它们不能使用它们更好的机动力去起到骑兵在攻击或追赶中的作用。
　　因此，由于在海上没有有效的速度优势以及武器上没有差别，进攻行动享有非常小的优势。虽然正在撤退的舰队不能阻碍或迟滞追赶者的前进，但对抗双方在速度上的等同使进攻的舰队无法迫使处于劣势的舰队进行作战。海上作战者甚至缺乏迫使对方进行作战的包围战设施。与包围战相类似的海上包围战是将一支舰队封锁在一个筑垒港口里，但是，海上包围战既不能占据港口又不能断敌粮草而迫敌投降。然而，封锁能够起到陆上作战中毁灭农村迫敌会战的作用，因为封锁拦截了港口的贸易。如果被封锁的舰队通过反抗封锁能够击败和赶走进行封锁的敌方舰队，被封锁的舰队将有可能开放港口进行贸易。
　　附近的海岸常常使劣势舰队免于陷入困境，虽然被保护的锚地以及甚至周密筑垒的港口有时也不能阻挡敢于冒险之敌的进攻。但是，这样的胜利几乎无法与劣势舰队在筑垒锚地所享有的长期的安全期相比。无论在什么样的火炮战中，陆上筑垒阵地里的大口径火炮很容易就能击败舰船。
　　当然，舰队有时只为海上控制权而突然投入会战。但是，与在陆地上一样，只有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可能取胜，而且风险较小时，舰队司令和政府愿意冒险一搏，双方之间的会战才会发生。
　　但是，在战术和后勤上的革命对海军战略的基本后勤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运输和补给部队仍然是海上行动一个重要的目标，同时，随着战舰发展了进行封锁作战，贯彻海上持久战略的海上续航能力而使拦截商船变得更容易。战舰抗海上风浪性能的提高扩展了对商船进行袭击的战略的效能。
　　一支更强大的海上力量将另一支处于劣势的舰队控制在港口里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封锁，或者是后者害怕面对敌方的舰队或害怕自己远离基地。封锁为更强大的舰队的小型舰船提供了拦截弱小舰队商业运输的自由。尽管从未完全实现过商业封锁，但是商业封锁常常阻碍了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国家的商业发展，并使海上力量处于优势的国家俘获了敌人许多的商用船只。但是，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对敌人商船进行袭击。小型、快速的武装舰船比战舰速度更快，在海上能很容易地进行大范围的巡航，俘获海上强国的商船。他们可以在这些虏获的商船上安排船员，并试图悄悄地将虏获的商船驶回己方的港口。
　　这种战争对于私人企业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俘获一艘商船及其货物有着巨大的利益。许多拥有较弱小海军力量的国家的目标是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这种战争变成了法兰西的一种专长，他们把对手英国和荷兰的大型商船作为目标进行袭击。在大同盟战争中，英国获取了海上控制权，并通过封锁法兰西的港口而彻底毁灭了法兰西的海外贸易。在另一方面，法兰西在战争期间袭击俘获了4000艘英国的商船，这对英国的商业来说是一个危险但并不是致命的打击。
　　因而，双方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这种后勤战略与古罗马拜占庭保护他们的边境以及西欧试图对付维京袭击者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相类似。然而，海上后勤战略的不同就在于，海上力量强大的一方针对袭击者的防御，包括对敌人商业的持久封锁，一种比袭击更有效的后勤战略。
　　海上会战的次数有时超过了陆上会战的频率。保护贸易常常促成海上行动。英国、荷兰或法兰西舰队寻求防御或袭击商船运输。海上作战的赌注有时很大：曾有一次，法兰西舰队袭击了一支有140艘船的运输队并俘获了其中的80艘船。一次海上入侵也会导致一次会战，比如，处于劣势的荷兰舰队与法英联合舰队作战，以及后来一支法兰西舰队于1692年在拉荷攻击一支要大得多的英荷舰队，为一支法兰西陆军在英国登陆打开通路进行徒劳的努力。
第五章 刺刀的出现对线式战术发展的巨大影响(1700-1791)
阿彻·琼斯 [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1987
刺刀、燧发枪的出现与战术的进一步变革
18世纪的后勤
马尔伯勒将军的战略与战术
意大利北部的持久战略
线式战术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七年战争：对使用后勤资源掠夺战的持久战略的防御战略与战术
军队构成所引起的伤亡变化
法国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
发生在西半球的战争
海上作战
刺刀、燧发枪的出现与战术的进一步变革
　　 18世纪初，技术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战术发展。轻步兵开始排成线式战斗队形，依赖其火力进行作战，从而成为步兵中实施进攻和防御的主要力量。自从战争中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形成以来，武器自身的任何改进都对战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成功地将滑膛枪作些改进，以成为一杆短的长矛，这对陆地作战的战术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滑膛枪的第一步改进，是在枪管上加装一把1英尺长的短刀。早在17世纪中叶，这种被称为刺刀的短刀，最先在法国军队中出现，而后在其他国家军队中也相继出现。一位当时的学者曾将这种短刀描述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护手盘的宽刃短剑，只是将其一端简单地加工成圆锥形，以便插入滑膛枪枪口固定。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取代长矛以对付骑兵的攻击。在装上刺刀前，士兵们首先可发挥滑膛枪射击的优长”，而装上刺刀后，滑膛枪手又都变成了长矛兵。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82页。 ]
　　即使滑膛枪装上刺刀后，其总长度也只不过6-7英尺。可见，滑膛枪这一武器系统的不足不在于长矛的长短问题。事实上，在与骑兵的对抗中，步兵是把装有刺刀的滑膛枪当作类似于短矛和利剑那样的刺杀武器使用的，而不是像密集方阵中的长矛兵那样使用长矛的。但是，对付手持长枪的骑兵，带刺刀的滑膛枪就不那么有效了，因为，这时需要的是防御者用长矛构成的一道带刺的防护屏障。但对于只装备马刀而不是长枪的骑兵，只要所有步兵都装备上长矛型武器，哪怕性能不如长矛也行，骑兵就难以突破这种可以取代传统重步兵的步兵阵形。但是，对于滑膛枪兵来说，如果放弃成排齐射的优势，就容易受到骑兵的攻击，因为，他们往往还来不及装上刺刀，敌骑兵就已经到了。
　　直到17世纪90年代，卡座式刺刀替代了插入式短刀，长矛兵才彻底退出了战争舞台。卡座式刺刀是将刺刀的刀身插入固定在滑膛枪枪头一侧的金属套筒上，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带刺刀射击了。这样，装备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同时担负以往由重步兵和轻步兵分别担负的任务。到1700年，当步兵中已普遍装备了卡座式刺刀后，骑兵就不可能从正面再对步兵队形实施有效的攻击了。如果骑兵仍想从正面接近步兵，它将首先遭到来自滑膛枪队形的排枪齐射，之后，还将遇到像长矛兵队形一样的有力抵抗。
　　手枪在与马刀结合使用后，使得骑兵成为同时具有了重骑兵和轻骑兵双重功效的武器系统。骑兵武器的这一发展，增强了骑兵对步兵的攻击能力，而成为在开阔地带最厉害的武器系统，除非轻步兵和重步兵能密切配合作战，可以对骑兵造成一定威胁。但是，步兵装备上卡座式刺刀以后，情况就倒过来了。由于骑兵手枪不敌滑膛枪，马刀更不能有效地对抗由刺刀构成的屏障，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骑兵，就很难对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形成有效攻击。
　　从下面的这段训词中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带刺刀滑膛枪步兵此时已经优于骑兵。1730年，一名西班牙将军在给他的步兵训话时讲到：为了检验步兵的抗击能力，指挥官“应该骑上一匹健壮的战马”，用“战马去撞击站在地上、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士兵；士兵们则用棍子去戳战马的眼睛或击其头部，最终使战马因害怕而拒绝前进”。此时，指挥官抓住机会地向士兵们说明：“既然一匹强健的战马都不能撞倒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步兵，那么，在吼声震天的战场上，面对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营，骑兵则更不可能取胜——战马更容易受到惊吓。”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4页。 ]
　　但是，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不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和准备就能迅速投入战斗，因此，骑兵仍然拥有明确的进攻作战优势。再加上线式步兵队形的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也便于骑兵充分发挥它的这些进攻作战优势。由于3列纵深的步兵线式队形就可以抵挡住骑兵的突击，因此，步兵就形成一种每边由3列步兵线式队形组成的空心正方形全方位防御阵形。可是，形成这种全方位防御队形需要一定时间，而且，骑兵的攻击速度又很快，在烟尘滚滚的战场上，骑兵的出现往往很突然，因此，步兵总是来不及组成这种能够有效对付骑兵攻击的全方位防御队形。然而，不管怎么说，刺刀的出现还是大大动摇了骑兵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在整个18世纪，骑兵在西欧各国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成份趋于同一，从而，也使战术家们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在古代，由于军队包括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四种作战力量组成，因此，战术家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作战力量有效组合起来，寻求以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去对付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比如，拜占庭军队之所以多次战胜对手，就是因为他们能根据不同的对手，灵活使用不同的作战力量。在塔吉纳会战中，他们使用重型步兵和下马骑兵改装成的步兵攻击哥特军队的重型骑兵；在卡西里努姆会战中，他们则使用轻步兵来对付法兰克军队的重型步兵。十字军的战术也是在使用强大的武器系统去对付处于弱势的武器系统。
　　由于西欧各国从未重视过使用轻型骑兵，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轻骑兵的出现，也并没有使他们的战术问题简单化。他们仍然保留着骑兵和轻、重两种步兵，两种步兵如果没有密切配合，就极易遭受骑兵的攻击。然而，刺刀的出现，不仅使军队中只剩下了步兵和骑兵，而且步兵也已代替骑兵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果，用D表示抵御攻击的力量，那么，图解5.1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武器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与早期战争中的4种作战力量相比，战术经历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图解5.1 带刺刀滑膛枪步兵与骑兵的相互关系
　　战术家们不再像以往的战争中那样，面临着如何去抵挡更先进武器系统的攻击问题，也没有机会利用一种先进武器系统的优势去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战术家应考虑的是如何利用骑兵突击效果攻击队形散乱的步兵，或者去攻击成线式战斗队形的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对于聪明的指挥官来说，失去了一些发挥自己创造能力的机会，而对于平庸的指挥官来说，则少一些造成重大失误的机会。由于军队成份的趋于同一，会战不再具有较大的决定性，战败方的人员伤亡也大大减少了。
　　滑膛枪的重大改进也增大了其火力威力，从而使步兵更依赖火力的杀伤力。经过大约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到17世纪90年代，部队开始大量装备燧发枪。这种枪是靠燧石撞击钢片发出火花而点着火药池中的火药的。燧石夹在弹簧击锤上，扣动扳机时，弹簧突然松开击锤，撞击火药池上的金属盖片，撞击的同时打开火药池上的盖片，并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中的引火药，从而将弹丸射出(插图5.1)。显然，燧发枪的机械原理比火绳枪要可靠得多，最初，燧发枪的点火有效率为2/3，而火绳枪的有效率仅为50%。后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改进，滑膛枪的点火有效率提高到了85%。
插图5.1 燧发枪点火装置
　　一种内装火药和弹丸的长椭圆形纸壳弹筒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燧发枪的射击速度。对于旧式的火绳枪来说，枪手首先要用一个牛角制成的药筒，将火药池装满引火药；然后，将一个小木管内的火药装入枪管；再从随身携带的弹药袋里取出一粒弹丸，从帽子里取出一片布包上弹丸，一同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布条捅紧；最后，取出燃着的火绳，拴在枪机上，以备最后点火射击。而对于燧发枪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枪手用牙咬掉纸壳弹筒的尾盖，用嘴含住弹丸；然后，将弹筒内的火药倒入火药池中一部分，剩下的火药则装入枪管内；将用嘴含着的弹丸和弹筒的纸壳一起，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纸壳往下捅到火药处，这就可以准备射击了。火绳枪每分钟只能射击一次，而使用纸壳弹筒的燧发枪每分钟可以射击2-3次，甚至更多。
　　滑膛枪的另一个改进，是枪管采用硬度更强的金属，以使其能承受更大的火药装填量，从而大大提高弹丸的初速。改装后的滑膛枪可以使1盎司重的弹丸在枪口的初速达到每秒1000英尺。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尽管枪管既短又轻，口径也不超过0.75英寸，但是，这些滑膛枪在射程和杀伤力方面，却一点也不比枪管下侧装有一叉状的笨重支架的老式西班牙滑膛枪逊色。新滑膛枪的射速是老式滑膛枪的3倍，枪机的击发成功率也大有提高。
　　燧发枪的装弹程序简单了，同时，在装填过程中，枪手不需要专门注意防备点着的火绳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因此，燧发枪带来了步兵战斗队形的重大变化。火绳枪步兵，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至少要1码，以便装填弹药，燧发枪步兵却可以肩并肩挨着一起进行装填，每个人只要有22英寸的空间就足够了。这就是说，在每一列队形中，装备燧发枪步兵的人数要比装备火绳枪步兵的人数多一倍多。这种更密集的步兵战斗队形，不但大大增加了每码正面的火器密度，而且也使抵抗骑兵攻击的刺刀屏障更密集。由于燧发枪装弹速度快，步兵的战斗队形纵深可从以前的6列横队变为3列横队，同时还能保持1/3的人装填好弹药准备射击，因此，指挥官就可以在正面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将步兵组成一个更加密集的战斗队形。
　　尽管燧发枪的出现，要求战术队形做出相应的变革，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一变革过程却是很缓慢的。直到18世纪中期，许多国家的军队在作战时还没有采用适应燧发枪射击特点的3列横队队形，而仍然采用4列横队队形。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军队才逐渐接受了这种可以同时射击的3列横队队形。射击时，第一列跪着，第二列弯腰半蹲着，第三列则完全站着。还有一种同时的射击的方法是，第一列仍跪着，第二列完全站立，第三列移动一下，从第二列士兵的间隙进行射击。然而，采用第一种同时射击的方法，第二列士兵的锁骨很容易被击伤，而采用第二种方法，第三列士兵射击时又很容易伤着第二列士兵的手和胳膊，因此，三列士兵同时射击很难完全令人满意。最终，各国军队放弃了这种3列横队同时射击的做法，当然，直到19世纪，这种做法才正式被取消。
　　由于此时的枪管是滑膛的，所以精度很差。再加上枪管内的黑火药燃烧后很容易弄脏枪管，为了避免在战斗中擦洗枪管，弹丸不得不做得小一些，其直径一般比枪管直径小1/20英寸还要多，因此装填得很松。这样做虽然影响了弹丸的初速和射击的精度，但却有利于装填火药，也不必擦洗枪管。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各国军队都没有使用有膛线的来复枪。因为，为了使弹丸在膛线作用下旋转射出，弹丸必须紧紧与枪管贴在一起被送入枪管底部。少数来复枪手甚至带上木槌，敲打送弹棍才能将弹丸送到枪管底部。
　　由于所有步兵都使用滑膛枪，射击就更小心。当士兵们肩并肩站立着射击时，他们所穿的军服都必须改换，以免影响射击。17世纪后期的宽边帽子和全下摆的大衣，被换上了窄檐或无檐头盔以及紧身军服，以便士兵形成密集队形。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一直困惑着战术家们。他们从火绳枪的使用程序中去寻找更好的射击方法。法国人将火绳枪改换成燧发枪的进度最慢，一直坚持采用较大纵深的队形，通过增减队形纵深的列数控制火力密度。当编成5列横队队形时，一般首先是前4列先跪着，第5列站立着射击；第5列射击完毕后，第4列再站起射击，依此类推，一直到5列都射击完毕。由于只是一列一列地射击，这样他们就能够根据情况合理分配或保留火力。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整营的兵力进行射击，则显得很困难。为了更有效控制射击，另外一些军队将一个营的兵力分编为18个排进行射击。他们从整个营队形的每个部位各抽出一个排编成3个组，每一组都可以独立指挥射击。由于每一组的各排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因此，在任何时候的射击火力都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同时，整个正面不仅任何时候都有1/3的火力射击，也都有1/3的火力预备着。让每排的3列士兵同时射击，可以使营指挥官较好地指挥控制部队，同时，也可以利用营下级指挥官控制部队以更好地行动。另外，以排为单位进行射击，不仅使士兵装填弹药方便了，因为，这样整个排的所有3列士兵同时在装填，而且，还保证了在任一时刻，营队形的任何一部位都有部分士兵在射击，而另一些士兵则装填好了弹药准备射击。
　　平时的训练有助于士兵在战斗中保持整齐的队形，但是，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或者其他平时多么“精彩的队列动作”，在实际的作战中实施起来都是困难的。“一块耕种过的庄稼地或者深翻过的牧场，就足以打乱整齐的队形。当一些士兵的步子走错时，为了和其他士兵步子保持一致，就得赶紧调整，而当他们调整步子时，就可能掉到后面。而当他们赶上步伐前进时，其他人则又很快走错了步子。这样，整个前进的队形就变得混乱，以致停下来。”平时的军事训练可以使士兵熟练掌握装弹的技能，提高射击的速度，但是，当两排士兵彼此相距100码开始对射时，本来有指挥的射击就会变成单个自由射击，因为，一旦射击开始后，指挥官就再也不能有效控制他的士兵了。“特别是在持续时间长，战斗又十分激烈时，当不少士兵被击毙时，指挥官们就控制不住士兵们的随意射击。”另一位当时的学者描述了这样一次使用滑膛枪的战斗情景：“各排刚开始射击时，或许只有二三个士兵没有参加齐射而独自射击。紧接着队形中就出现一片火海，各排与各列的士兵们混杂在一起，士兵们装好子弹后就自行立即开火射击，第一列的士兵也不再跪着射击了，虽然他们也想那么去做。此时，上至将军，下至排长，面对这混乱局面，谁也无能为力。只有等待部队自行进退了。”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88-89页。 ]
　　指挥官们在平时除了训练士兵的射击技能外，还训练士兵形成用于对付骑兵冲击的方阵，以及形成线式战斗队形。通过训练，指挥官们使士兵们在硝烟弥漫、人喊马嘶、血流成河的残酷战场上，仍能做到纪律严明，熟练地进行射击、前进，尽可能快速地进行战术变化。总的看来，尽管这些贵族出身的指挥官们，不重视采用引导的方式，指导士兵们进行训练，而是更多地采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士兵训练，但是，他们的训练应该说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8世纪的后勤
　　自从马匹用于运输以来，陆上运输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运输工具方面的一些小改进，使得运输效率也有一定的提高。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的四轮马车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四轮马车能载1吨多重的货物，可以很好地利用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快速发展起来的地面道路，从而提高运输效率。另外，内陆运河数量的增多也使陆上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再者，地图精度的提高，使用起来更方便，这为战役筹划和战役实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样，望远镜的出现，也使人们计划和实施会战更加方便了。轮船质量的不断提高，航行性能更加稳定可靠，也使海上运输有了极大地发展。航行表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计算航行中的经度。这些较精密仪器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在海上航行中确定自己所处位置的经度和纬度的精度。
　　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既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得到了同步增长，当然，恶性流行性疾病的减少也是促使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土豆的发现，不仅仅使人们增加了一种食物，更重要的是军队发现了一种能代替面包的口粮。它不需要精心地制作，士兵自己就可以从庄稼地里挖来煮着吃。
　　然而，以上这些变化并没改变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形成的军队后勤供应方式。利用仓库进行战争物资储备的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后勤供应方式主要是用于保障战役初期，或者是供应围城作战。即使这样，仓储式后勤供应方式只能是勉强供应做面包用的面粉，根本不可能满足军队战马所需的大量饲料。一支典型的军队，其战马的数量相当于人员数量的2/3还要多。在一次战役中，一匹战马一天需要消耗20磅草料，而一名士兵只消耗可烤成2磅面包的1.5磅面粉、1磅肉、干酪和一些其他食物。即使是在围城作战中，弹药的消耗量与人员、马匹所需粮草的消耗量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
　　军队继续依靠国家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渠道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生存，但是，除此之外，军队还得靠自己去寻找当地的食物资源，特别是战马的草料资源。因此，即使当地有良好的道路条件，有足够数量的四轮马车可以保证从更远的地方将物资运送过来，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过长。驻守军队常常不得不亲自动手组织当地的物资资源，如建立面包加工厂、去牧场打干草为战马准备草料，甚至还要自己种小麦磨面粉。而这些活动常常会导致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些分散的生产性活动，不但给士兵们开小差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极容易遭到敌人的骑兵甚至步兵的袭击。特别是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常常成为敌人小股骑兵偷袭的目标。因此，一般要派出数量众多的战斗部队来保护割草的士兵和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这样，整个大部队就常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
　　虽然，这时国家的财政税收多了，借贷资源充足了，更高效的商业化军队后勤保障方式，使得军队不像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那样过于考虑后勤供应问题。但是，军队还是像在亚历山大时期一样，将后勤供应能力作为确定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条件。围城作战的频繁更显得后勤的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占据地盘较大，且有坚固筑垒防御工事之敌的围攻，围攻者后勤供应能力的强弱就成了决定围攻作战成败的关键。因此，围攻者经常给先投降的敌人较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并威胁坚持抵抗者，如果坚持下去就会被困死在城内。当然，如果围攻部队在守城部队物资消耗完毕之前，就将周围地区的资源消耗尽了，那么困死守城部队的日子就将永远不会到来。
　　就像古希腊军队一样(但亚历山大军队除外)，18世纪各国军队中仍然有许多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许多富有军官的行李也常常是形成18世纪军队庞大辎重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军队行军过程中，许多军官带有床、椅子、写字桌、移动厨房，甚至还带着铜制烛台，另外还有衣柜以及睡帽、拖鞋、衣服刷等等。以至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家军队对军官携带的行李不得不进行限制，普通军官只能有1辆私人四轮马车，上校只能有2辆，将官可以有2-4辆，元帅(皇家军队中有许多元帅)则可以拥有5辆。所有国家的军队中非常富有的军官们，都将他们平时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战场上。这些军官们都带着贴身男仆、厨师以及昂贵的衣柜和银制的餐具，有的甚至还带着一个剧团。当法国国王出征时，元帅布夫莱尔公爵所提供的随军人员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布夫莱尔公爵“带着至少72名厨师、340名家人，其中120名身穿制服的仆人，另外，还带着400打餐巾纸、80打银制盘子、6打盛水果的瓷盘和银碗，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等。平常的时候，他们一天要用掉50打瓶子，如果国王和王子过来就餐则要用掉80打瓶子。有一天他们一共用掉了2000磅咖啡和268升酒”。即使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在世，面对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也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7页。 ]
马尔伯勒将军的战略与战术
　　除围城行动外，当时的作战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进攻战术的运用。因为，尽管指挥官们对自己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作战能力都很自信，但他们却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调动对手，再加上当时还没有一种有效的进攻型武器系统，面对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士兵构成的防御队形，进攻战术往往很难奏效。所以，作战能力相当的两支部队遭遇时，采取防守的一方常常容易争得主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比如，古罗马的后勤保障、线式战术、战场个人作战技能以及坚固防御要塞等等，并不完全代表古罗马人作战方法的全部一样。庞培在伊莱尔达对恺撒的成功阻击，以及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占有兵力优势且采取防守的庞培的主动进攻，并大获全胜，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进攻的一方常常陷入被动的僵持局面。在这一点上，18世纪的战争和上一个世纪的战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即使是重型骑兵成为战场主宰的时期，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要塞仍然在战略防御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战略家们仍然将作战目标瞄向对方的后勤供应，而且基本上放弃了运用袭击手段来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最终迫使对方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方法。战略家们主张通过占领敌方领土，以得到比偷袭更加可靠、更加有效、长久的物资供应，还可以彻底摧毁敌人的后勤资源，并在尽可能减少引起当地政府和居民反感情况下，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最大的压力。法国军队偷袭巴拉丁，并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极其被动地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清楚地反映了18世纪初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当时的军事行动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17世纪后期刺刀出现以前的作战模式。这场战争是在法国、西班牙联盟和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大部分德意志小诸侯国联盟之间爆发的。但当时的巴伐利亚站在了法国一边。1704年，法国元帅马尔桑率领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与巴伐利亚军队组成联军。这支法巴联军前出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地带——奥地利。
　　在莱茵河畔，由巴登侯爵率领的一支帝国军队与塔拉尔元帅率领的一支法国军队相遇。在西班牙属尼德兰，维勒鲁瓦元帅率领的法国军队则与马尔伯勒公爵率领的以英军为主的英荷联军相对峙。虽然，马尔桑和塔拉尔元帅得到的后勤供应比卢森堡等一些小国军队还要少，但作为指挥官，他们仍尽职尽责地指挥部队作战，并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然而，仅仅由于和国王路易十四的私人关系才得以领兵出征的维勒鲁瓦元帅，却是一个只懂得溜须拍马的官场老手，实践证明，他根本不胜任他的指挥岗位。在英、荷、奥联军方面，由于与宫廷的关系已身居高位的马尔伯勒公爵，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马尔伯勒公爵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具迷人魅力的言谈举止，使他在联盟国中具有很强的外交能力。另外，他长期关心士兵的疾苦，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战略上，善于详细计划，战术上讲究作战方法，在战场上总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考虑到法巴联军对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威胁，马尔伯勒公爵决定将尼德兰战区的一部分兵力调往奥地利方向。5月初，马尔伯勒公爵亲率一部分兵力首先沿莱茵河东岸向南挺进，给敌人造成要横跨莱茵河往西的假象。然后，马尔伯勒公爵突然离开莱茵河向东挺进，以支援多瑙河地区面临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果然，维勒鲁瓦元帅立即率军向南拦截。然而，法军的作战计划是，当塔拉尔元帅率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做试探性机动时，维勒鲁瓦元帅的部队必须拖住巴登侯爵的帝国军队。而这时，帝国最优秀的将军、萨瓦王室的欧根王子已接替了巴登侯爵的指挥位置，巴登侯爵则率一支小增援部队归于马尔伯勒公爵的麾下。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增援被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时，欧根王子的任务是将法军拖在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率领大军向东行进了350英里，终于在一个较有利的时机到达了多瑙河地区。他只在上午行军，其他时间让部队休息，这样平均每天走9英里多。由于在部队出发前就已确定好了行军路线，马尔伯勒公爵在沿途准备了充足的后勤供应，甚至连士兵换的靴子都准备好了。另外，马尔伯勒公爵常常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并供应足够的粮食，士兵在部队行军过程中，开小差的很少。沿途友好的或中立的当地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一些物资供应。对这些供应品，马尔伯勒公爵都答应要偿还，并且态度十分诚恳有礼貌。这一点可以从他给美因茨选帝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非常感谢阁下大人的慷慨资助！……我们在行军途中得到了很好的物资供应，我们会尽快偿还的。这样对我的部队和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都非常有利。”假如得不到供应，饥饿狂暴的军队肯定会疯狂掠夺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 [ 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30页。 ]
　　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多瑙河北岸时，他发现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法巴联军占领。马尔伯勒公爵只好率军沿河向东机动寻找机会，终于在多纳维茨夺取了一个由敌人把守的桥头堡。在这次对有着最坚固防御工事敌人的进攻中，马尔伯勒公爵采取各种方法使敌人分散了兵力，保证了主要攻击方向上的顺利突破。战斗结束，马尔伯勒公爵损失了5000人，而总数为1.4万名的守军却损失1万名。马尔伯勒公爵的部队在夺取了桥头堡、跨过多瑙河后，迅速向巴伐利亚突击，将法巴联军赶到了莱希以西地区。
　　在完全控制了跨越多瑙河的桥梁、并能自由往返多瑙河两岸之后，马尔伯勒公爵继续采用夺占敌方物资资源的后勤供应战略。由于他不能同时夺占敌人所有的资源，因此，正如欧根王子所建议的那样，他必须毁掉巴伐利亚。“经过最后分析，我认为，为了完全破坏敌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必须全部毁坏巴伐利亚及其周围地区。”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史中的战争艺术》，第4卷，《新时代》，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02页。 ]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马尔伯勒公爵对巴伐利亚进行了大肆毁坏，烧毁了300个可能成为敌人物资供应源的村庄。由于敌人在巴伐利亚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为了寻找食物和马料，敌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位于莱希和多瑙河之间的一块狭小地带，以等待马尔桑元帅从莱茵河地区赶来增援。为了能抓住时机，马尔伯勒公爵总是留有足够的力量。此时，欧根王子也已摆脱了维勒鲁瓦元帅的纠缠，并尾随着塔拉尔元帅向东机动，等待着与马尔伯勒公爵在多瑙河北岸会合。
　　然而，法巴联军也在霍彻斯特渡过了多瑙河，夺占了一个坚固要塞，并以此为屏障防守着他们的后勤供应区，同时也切断了帝国联盟军队从北部纽伦堡地区获取物资供应的通道。由于帝国联盟军队的南部只有已经被毁坏的巴伐利亚，所以，面对法巴联军刚刚抢占的这个要塞，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撤退，或者进攻夺占这个要塞。尽管是塔拉尔元帅挑起的这场战斗，但他却坚信，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决不会冒险向他发起进攻。因为，他的翼侧有很好的屏护，正面又有一些村庄和一条河成为天然屏障，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撤退。但是，恰恰相反，公爵和王子却最终做出了进攻的决定。
　　对于马尔伯勒公爵来说，欧根王子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出生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从外表上看丝毫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王子从小就非常渴望成为一名著名的军事统帅，但由于得不到法国国王的器重，于是就投奔了罗马帝国皇帝，在奥土战争和意法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在他这个年龄中最优秀的将军。欧根王子不但能熟练运用战略战术，在作战中他还非常喜欢冒险。欧根王子和马尔伯勒公爵一样，在战略战术上也主张积极进攻。两人曾多次联手指挥过一些非常艰苦的战斗，并很快成了好朋友。
　　像古斯塔夫二世在赖滕费尔德会战中一样，法国的塔拉尔元帅也指挥着两支部队，一支是他自己亲率的部队，另一支则是马尔桑元帅和巴伐利亚选帝侯率领的法巴联军。他模仿古斯塔夫，将部队成线式排列，中央位置集中了大部分骑兵，左翼以一片树林为屏障，右翼则依托多瑙河边上一个叫布伦海姆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塔拉尔元帅布设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力量。中午刚过，马尔伯勒公爵从右翼、欧根王子从左翼，开始向法巴联军实施攻击。欧根王子负责吸引敌人注意力，马尔伯勒公爵则集中了20个营的步兵向布伦海姆村实施了猛烈进攻。第一批2400名英军刚刚逼近法军，立即就遭到了相距只有30步远的4000名法军士兵的集中射击，英军马上就伤亡了800人。然而，英军士兵毫不退缩，仍然顽强进攻。惊慌失措的法军将所有的步兵预备队都调到了布伦海姆村。立时，这个小小的村庄就塞满了1.8万名士兵，连人都难以挤下，更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行动了。一名目击者写道：“村子里的人非常拥挤，士兵们甚至都不能进行射击了，更不用说排成整齐的队形了。敌人的射击没有一发打不中，而我们只有站在最外面的人才能进行一下还击。” [ 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45页。 ]
　　马尔伯勒公爵在成功地将敌人的主要兵力吸引在两翼之后，立即集中步兵和骑兵，跨过那条小河猛攻法军的中央地带。虽然步兵和骑兵的兵力相当，马尔伯勒公爵还是决定使用一半多的骑兵和23个步兵营中的9个营实施攻击。这是因为，法军的步兵和步兵预备队几乎全部被牵制在右翼，中部只有5000名用于防守的步兵。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但骑兵的优势是进攻，在防守中也只是实施反击行动。不得已，法军只好使用不善于防守的骑兵来抗击英军的攻击。
　　在马尔伯勒公爵步、骑兵联合攻击下，法军的中部被突破，大部分骑兵沿多瑙河仓皇逃走。一名在那次惊慌逃跑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回忆道：“我紧紧伏在马背上狂奔，突然冲到了一个深深的溪谷边上，我和战马一起跌进了一个20英尺宽的沼泽地里。紧接着被敌人紧紧追赶的一些骑兵，连人带马也跌进了池里，压在了我的身上。我费劲地从战马上抽出身子。”大概有3000多名法国骑兵在逃跑时跳入多瑙河中试图游过该河。英、奥、荷联军在拥挤的布伦海姆村子里抓获了大量的法军俘虏。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共损失了3.5万人，其中包括1.4万名俘虏，几乎占其总兵力的2/3，而英、奥、荷联军只损失了23%的兵力。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54页。 ]
作战略图5.1 布伦海姆会战：分散与集中
　　布伦海姆会战是整个18世纪西欧发生的一些主要战争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次会战。它不但使帝国联军在战略上彻底解除了法巴联军对奥地利帝国的威胁，而且还占领了巴伐利亚，并迫使法军退回到了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的其他战役行动是在尼德兰展开的。当法国国王的孙子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时，法西两国结成了同盟，法军因此占领了西班牙属尼德兰省。英国和荷兰也都想插手尼德兰问题，将法军赶走，因此，马尔伯勒公爵率领英荷联军为达到这一目的和法军周旋了7年。他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散布在尼德兰地区的城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这些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在16世纪曾让西班牙人头痛不已，现在又对马尔伯勒公爵这样的一个天才提出了挑战。像西班牙人遇到的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遇到的正如罗马人防守他们的国境线时一样的纵深很大的防御。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既有各种各样的物资仓库，还有士兵避弹所。另外，它还可以牢牢控制经过这个地区的主要道路和河流。因此，要想通过这样的城镇，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很危险。因为，城镇里的守军随时都可以出来袭击运送物资的车队或其他的小股部队。
　　好在这时攻城技术和后勤供应体制都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尼德兰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可以维持城外部队1-2个月的生活，以使其有较充裕的时间对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实施围攻。但是，进攻一方却需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以对被围攻的要塞形成包围之势，有时需要10倍于防守之敌的兵力。另外，即使围城的一方还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也要时时小心防守之敌的突然袭击。这意味着，单一的攻城行动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要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
　　幸运的是，在1706年，马尔伯勒的对手是无能的法国元帅维勒鲁瓦。5月份，维勒鲁瓦元帅匆忙出发，急于寻找马尔伯勒公爵的联军主力决战。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负，梦想着能替路易十四国王报布伦海姆惨败的一箭之仇。法军将6万兵力全部摆在了一个低洼地带，这个地带的中部有一个叫拉米伊的村子。马尔伯勒公爵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打败维勒鲁瓦。中午一过，他立即将部队展开，前方部队已和法军接上了火。双方都采用传统的布阵方法，步兵位于中央，骑兵和少量的步兵位于两翼。一开始，马尔伯勒公爵对法军的两翼进行试探性攻击。在左翼，公爵的骑兵对法军没有骑马的骑兵给予了重创，步兵也夺占了两个村子；在右翼，公爵集中了英军12个步兵营，诱使维勒鲁瓦元帅急忙抽掉中央的步兵，以增援其薄弱的右翼。
　　当对法军中部的攻击没有奏效，而法国的骑兵已经撤回，步兵的翼侧完全暴露时，马尔伯勒公爵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开始行动。当发现到他的骑兵难以迅速通过右侧那条泥泞的小河，而法军的骑兵却容易利用地形实施反冲击时，公爵果断放弃了对右翼的攻击，悄悄将骑兵调往左翼，战场上的浓烟和不平坦的地形使维勒鲁瓦元帅没有发现公爵的兵力转移。公爵首先使用在数量上占有2比1优势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然后猛攻法军中部的步兵，攻击行动很快奏效。当维勒鲁瓦元帅发现自己的右翼和中部都处于危险境地，急调左翼的骑兵增援右翼和中部时，为时已晚。此时，他的右翼和中部已全线溃败。这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3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0%还多，而英、荷联军只损失了不到总兵力的5%。和布伦海姆会战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首先使用步兵进行佯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当敌军阵形中出现暴露的翼侧时，然后再集中优势的骑兵实施突击。
　　与布伦海姆之战相比，此次会战在战术上没有太突出的战果，但在战略上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尔伯勒公爵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法军的抵抗斗志。正如有人评论：“有些被认为可以有效对付攻击的城镇，没有经过任何打击就拱手相让了”，因为维勒鲁瓦元帅彻底丧失了斗志，随着他的败退，他的下属们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有着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 [ 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
　　当地的居民较友好，对英荷联军的继续推进没有产生妨碍。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对尼德兰地区统治的时间较长，因此新的波旁王朝的统治地位并不牢固，特别是随着包括原西班牙国王的堂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军入侵之后，其统治地位更不牢固。马尔伯勒公爵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同时抓住罗马帝国皇帝的兄弟想取得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而成为查理三世的心理，对查理三世许诺，保证不影响他对尼德兰的控制，“全部优良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品将原封呈上。我们特此公告，严格约束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尽量不使当地居民遭到侵扰”。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马尔伯勒公爵的军队没有遭受当地老百姓的抵抗，不久即攻占了尼德兰地区当时的首府布鲁塞尔，以及曾被西班牙军队控制、现由一部分法军防守的安特卫普。最后，在战役季节结束，以及精力充沛、接替维勒鲁瓦元帅指挥权的旺多姆元帅制止轻易放弃筑有坚固工事的要塞之前，英荷联军已控制了尼德兰地区的大部分地区。 [ 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
　　马尔伯勒公爵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维勒鲁瓦元帅有着天壤之别、指挥才能超众的对手。旺多姆元帅是法国亨利四世国王的孙子，他在18岁时就领兵打仗，当时已有30多年的指挥经历。旺多姆元帅不但有着非凡的指挥才能，而且在战场上还有着超常的胆识、丰富的想像力和独特的感召力。然而，由于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机敏的旺多姆元帅要对付一些潜在的威胁，而马尔伯勒公爵也要尽量减少开支，所以在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在战略上都采取了防御的态势。第二年，法军利用当地居民对联盟军队统治的不满，只用了一小部分兵力，就又重新夺占了两个重要的城市，重新控制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此时法军的指挥权力分散了，国王的小孙子与旺多姆共同分享权力，这又给马尔伯勒公爵带来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当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收复一个反叛的城镇时，两支部队终于遭遇了。在两天半的时间内，马尔伯勒公爵率军机动了50英里，到达了奥德纳德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与向同一个方向渡河的法军只相隔6英里。当两军的骑兵小分队遭遇时，旺多姆元帅意识到英联军的大部队就在附近。此时，法军已全部渡过了这条河，元帅决定立即攻击。马尔伯勒公爵知道法军的指挥权分散，相信自己这次同样一定能取得会战的胜利。因为，指挥权分散在两个人手里，两个人必然要争功抢胜，绝不会相互配合形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果然，旺多姆元帅自恃重兵在握，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将联军击败，但他的作战计划却瞒着国王的小孙子，以至于在他实施进攻时，其翼侧却失去了应有的防护。马尔伯勒公爵及时抓住了这一时机，集中骑兵和步兵猛攻法军薄弱的翼侧，从而取得了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法军在夜幕降临时，也成功地将部队撤离了战场。这次交战，联军只损失了总兵力的3%，而法军却损失了15%。从此，两支军队再次相遇时，一改过去既不主动交战，又不抢占地盘的做法，双方都既积极进攻，又注重防守。在法军撤退后，马尔伯勒公爵实施了一系列的迷惑行动，使对方搞不清他下一步的意图是围攻图尔内，还是伊普雷、蒙斯或者里尔。其实，公爵的下一个目标是里尔，8月初，他就率军出发了。
　　里尔是法国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的战略价值。法军派资格较老、又有才能的布夫莱尔元帅，率领1.6万名士兵在此驻守。英联军约10万大军参与了这次围城作战行动。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元帅——欧根王子，负责指挥攻城部队；英军名将——马尔伯勒公爵，负责指挥掩护部队。由于城墙隐藏在护城壕沟和土制斜堤的后面，当时炮兵的射程够不着。因此，实施攻击的士兵挖掘了一些锯齿状的工事，以接近护城壕沟。这样，炮兵就可以利用这些工事做掩护向前机动。密集的炮火开始对城墙四围的防御工事实施猛烈的轰击，炮弹也纷纷落入了城内。进行突击的士兵需要这样的炮火，同样，实施防守的法军也需要炮火支援。为了能抗住联军利用堑壕发起多次的突击，为对付这些堑壕，防御者也设置炮火以摧毁进攻部队挖掘的堑壕。
　　正当欧根王子运用这种规范的攻城方法，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固若金汤的里尔城堡防御时，马尔伯勒公爵也在与城外11万法军周旋，以免其对围城作战行动产生影响。围城作战引起了长时间的会战，但是，由于马尔伯勒公爵占据坚固的阵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的名声在外，法军先后两次放弃会战的念头，第一次是在9月初，第二次是10月，旺多姆元帅率增援部队赶来，也没敢贸然交战。
　　法军两千名骑兵，每人携带一个装有100磅火药的袋子，突然冲破联军的防御，给守城部队运送了一批弹药。然而，此次行动中，只有一半的骑兵冲了进去，其余的却倒了大霉。有人曾这样描述，随着联军围城士兵的枪响，“一些敌人的火药袋子被击中；在一阵阵可怕的爆炸声中，数以百计的敌人立即被抛向了天空”。幸免于难者仓皇逃跑，其中一些人的火药袋子“被颠破，火药漏了出来，在他们身后的路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火药尾巴。战马狂奔，马蹄铁掌踏出的火星点燃了火药尾巴，紧接着就又点燃了他们的火药袋子，大部分的士兵和战马都被炸死。没死的景象更惨，士兵和战马没有一个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树上都挂着残肢断臂”。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261-262页。 ]
　　法军成功地切断了联军从大本营布鲁塞尔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里尔要塞仍被法军牢牢控制着。这时，马尔伯勒公爵又重新开辟了一条从港口城市奥斯坦德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而且多次击退了法军的袭扰。当法军引海水冲毁这条运输线时，公爵又仍设法使用船只建立了一条自奥斯坦德至里尔的水上运输线。至此，法军为了解除联军对里尔的围攻，使用了最后的一招——围魏救赵的办法，即派兵威胁联军的大本营布鲁塞尔。然而，法军对布鲁塞尔的炮火轰击，既没有动摇联军对布鲁塞尔的防御，也没有达到使马尔伯勒公爵分散兵力的目的。相反，公爵却率军威胁法军的退路，并彻底解了布鲁塞尔之围。
　　 4个月后，里尔城守军终于投降了。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英联军充分考虑到了围攻行动所需要的巨大物资消耗。另外，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对联军夺取里尔城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双方重视里尔城的争夺，其重要意义表明，面对有着坚周筑垒工事做支撑，有纵深防御部署的对手，进攻部队的快速推进是相当困难的。
　　 1709年，法军起用了优秀的指挥官维拉尔元帅，但由于法军此时元气已伤，所以英联军在没有遭到严重阻击的情况下就包围了图尔纳。维拉尔元帅曾在法国著名将领孔代、图仁、卢森堡的麾下领兵作战，从他的上司们那里，富有理想的维拉尔学到了许多指挥作战的本领。当英联军攻破图尔纳，开始围攻蒙斯时，维拉尔元帅立即采取了行动。考虑到马尔伯勒公爵乐于进攻，元帅将部队机动到距蒙斯很近，几乎和围城的联军可能遭遇的位置，抢占了一个叫马尔普拉凯的村子，并利用树林对其翼侧进行了充分的防护。等到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并展开队形时，法军已经利用一天一夜的宝贵时间在其正面构筑了防御工事、设置了障碍物，而且还留出了一些可供其骑兵机动的通路。
　　正如狡猾的维拉尔元帅所预料的那样，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这对在战场上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果然计划先以部分兵力攻击法军的翼侧，当法军中部的主力回援时，然后，就像他们在布伦海姆之战中那样，集中优势的骑兵猛烈攻击法军薄弱的后方，直至取得交战的胜利。然而，英联军对法军两翼的最初攻击，很快就惨遭失败。左翼，纵深为四列横队的法军步兵方阵，在50步远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齐射击退了联军的进攻；右翼，法军隐蔽配置的20门火炮，在步兵密切配合下，突然以猛烈的炮火轰击联军，使联军在半个小时内就伤亡了5000余人。维拉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左翼和布夫莱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右翼，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牢牢连在一起，避免了再犯布伦海姆之战中的错误。
　　但是，联军却占领了法军做为左翼屏障的一片树林，迫使维拉尔元帅不得不从中部抽调一部分步兵来夺回这片树林。维拉尔元帅从中部抽调了1.5万名步兵以解除其左翼的威胁，这样一来，他的中部防御实际上就已经非常薄弱，只剩下了骑兵仍在对抗着联军步兵的攻击。马尔伯勒公爵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集中了3万名骑兵，利用法军前沿障碍物中的间隙，对维拉尔元帅的中部防御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当发现法军的左翼开始溃败后，布夫莱尔元帅指挥他的部队对联军的骑兵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抗击，然后也就从战场上撤退了。
　　法军虽然败退了，但是从士兵到指挥官，整个部队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由于英联军连续作战，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对蒙斯进行有效的围攻了。马尔伯勒公爵原指望通过这次作战胜利就能进军法国本土，然而，在这次会战中，他却损失惨重，11万大军，阵亡了2.5万人，伤员也占了总兵力的22%。而法军只死了1.2万人，伤员和被俘的人员只占了8万总兵力的15%。就像古希腊的皮洛斯，虽然勉强取得了在古罗马作战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落了个孤身一人逃回希腊的下场。因此，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失利后，维拉尔元帅曾给路易十四国王写了一封信，“如果上帝开恩，再让我们的敌人取得这样的一次胜利，那他们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如果能再这样拖下去，法国就将赢得这场战争。
　　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马尔伯勒采取分兵攻敌两翼的策略，其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即使其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这仍不能弥补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此次会战也表明，马尔伯勒是一位高明的战术家，他在会战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么一种原则：先攻击敌部署的某一点，吸引敌人调动预备队救援，这样，敌必然会在其他部位露出破绽，然后，再集中兵力进行决定性的突击以赢得胜利。马尔伯勒公爵通常使用骑兵担任最后主攻的任务，因为，骑兵具有快速机动和灵活部署的优长。
意大利北部的持久战略
　　意大利北部战役主要发生在一片东西长150英里、南北相距约70英里的地区，其面积与尼德兰地区差不多。尽管这个地区内也散布着许多城镇，德法两国也经常将此作为实力较量的战场，但是，这个地区不像尼德兰地区那样，有着较多的具有筑垒工事的城镇。大部分的城市都集中建在波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波河及其支流是影响这个地区东西交通的主要天然屏障。因此，一旦一支军队渡过一支河流，它就可以相当自由地在两条河流之间地带行动。此地区的作战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因为，在整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投入此地区的兵力数量不多，总兵力相对于空间面积上的兵力密度不大。相比之下，交战双方投入尼德兰的兵力数量要多些，因为，尼德兰距法国、英国和荷兰都比较近，其位置也相对更为重要。
　　法国与萨瓦公爵的联军位于法国边境，而与西班牙的联军仍然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大片领土。这就意味着，至1701年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军队和萨瓦公爵的军队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至中立国威尼斯边界及阿迪杰河的所有地区。法军指挥官卡蒂纳元帅，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官，从指挥意大利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他指挥法军采取防御态势，派兵驻守了大部分城镇，并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瑞沃里地区，以控制和封锁介于阿迪杰河和加尔达湖之间的帝国军队入侵的通道。为避免和卡蒂纳元帅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帝国指挥官欧根王子决定，率军穿过中立的威尼斯领地，穿过阿迪杰河东部地形复杂的地区向南行军。为了迷惑和欺骗卡蒂纳元帅，欧根王子在北部虚张声势，实际上却率领大军利用阿迪杰河和河以东复杂地形做掩护南下，在法军真正发觉意图之前，到达了维罗纳。之后，聪明的欧根王子又摆出要在维罗纳以北渡过阿迪杰河的样子，选择了7个渡河地点，而实际上，他却在维罗纳以南很远的卡斯特巴多架起了一座桥，并于7月9日率军渡过了阿迪杰河。
　　帝国军队的大部人马还在河岸东侧，卡蒂纳元帅的部队已经溃散。卡蒂纳元帅不太清楚欧根王子下一步的目标，于是退回到明西奥河进行防守。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欧根王子率军远远地向西北机动，并于7月28日越过法军驻地北部，在佩斯基拉南侧几英里处架桥渡过明西奥河。过河后，欧根王子继续快速向西朝基耶塞河方向行军。溃散的法军再次组织后撤，最后在奥廖河南岸占领了一个阵地。欧根王子通过不断地吸引法军，利用其分散兵力、层层防守各条河流的机会，率军连续突破三条河障，并抢占了意大利北部1/3的地区。
作战略图5.2 欧根王子吸引卡蒂纳元帅分散兵力
　　欧根王子在向意大利北部进犯过程中，没有采取袭击的手段，而是每到一处，便派兵控制这一片地区，以作为自己的战争后勤供应基地。他实际上所采用的是古斯塔夫的不断蚕食敌方领土的持久战略。除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外，在意大利北部，交战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战略，尽量抢占、控制领土，以掠夺肥沃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资源。
　　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十分关注法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事，当得知卡蒂纳元帅初战失利后，他立即派毫无指挥才能的维勒鲁瓦元帅接替卡蒂纳的指挥，并不断派兵增援，最后法军的总兵力达到了4.5万人，而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兵力只有3万人。8月底，维勒鲁瓦率军渡过了奥廖河，向欧根王子的重兵驻地赤阿瑞发动进攻。幸好维勒鲁瓦元帅并没有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图，法军损失仅为2500人，而帝国军队则几乎无一人伤亡。在秋季的后面一段日子里，双方部队在进入冬季营房休整前，都采取了各种行动以破坏对方的粮草征收。这期间，欧根王子率军包围了仍被法军占领的曼托瓦要塞。
　　在冬季的一次袭击行动中，王子的士兵偶然俘虏了法军维勒鲁瓦元帅。但这却对王子极为不利，因为路易十四国王马上另派了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旺多姆元帅接替了他的指挥。旺多姆元帅很快就扭转了局势。1702年5月12日，他出人意料地率军从克雷莫纳向北机动，在篷特维克渡过了奥廖河，在马内尔比奥渡过了麦拉河，在梅多特渡过了基耶塞河，于5月23日出现在古爱多地区，并解除了帝国军队对曼托瓦的包围。通过这一行动，旺多姆元帅控制了曼托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并抢占了位于欧根和奥地利之间的一块要地，迫使帝国元帅收缩兵力，在曼托瓦以南地区挖掘工事进行防御，并自己从波河南面原先建立的仓库里去提取军队的后勤供应。
　　在又得到一批增援部队之后，旺多姆元帅分出2.3万人继续驻守里瓦多和欧根对抗。他则亲率另一部分兵力向西朝着波河方向机动，在远离帝国军队的波河上游地段渡过波河，尔后迅速向东，夺占了波河以南欧根王子战争基地内的好几座城市。然后，旺多姆元帅向北进攻卢萨拉，计划夺占波河上的桥梁，以迫使欧根退到威尼斯境内，并进而退回奥地利。然而，在不了解法军里瓦多守军指挥官的情况下，欧根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向南渡过波河，进军卢萨拉，试图以优势兵力消灭旺多姆元帅的另一部分兵力，从而扭转战局，夺取战场主动。
　　欧根王子率领军队利用卢萨拉周围的一些河沟、堤坝、树林做掩护，悄悄向法军接近，希望能在法军安营扎寨时打它个措手不及。然而，当他正率领其军队以5路具有正常防范措施的纵队行进时，旺多姆发现了帝国军队，因此，旺多姆元帅赶在敌人还没有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进行了伏击部署，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虽然被法军发现，欧根王子仍然在下午5点向法军发起了攻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帝国军队也没有能将法军驱逐出战场。第二天，两支军队继续对阵作战，只是交战的规模局限在相互炮击之上。
　　事实上，双方部队对阵相持又过了55天。期间，法军曾多次派兵袭击欧根王子军队的后勤供应基地，当然，欧根王子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以保护自己。最后，法军把欧根的帝国军队赶到了塞基亚河以东地区。帝国军队在此进行冬季休整。战术娴熟的旺多姆元帅，以其双倍于欧根王子军队数量的法国军队，将欧根王子赶出了去年所夺占的大部分地盘，使其所占地域范围仅限于波河以南地区。但是，他还没能将欧根王子赶出意大利。欧根王子，这位杰出的罗马帝国元帅，却通过消耗敌人的资源养活自己的军队，迫使法军及其盟友萨瓦公爵以双倍的兵力与自己进行战役作战。
　　像以往一样，会战只有在双方部队都自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旺多姆元帅采取了防守的态势，而欧根王子为了确保其后勤供应基地的安全，却冒险采取了进攻行动。通过5月份的突然性进攻行动，旺多姆元帅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领土。同时，他留一半兵力防守曼托瓦附近的里瓦多，自己率部分兵力向西挺进渡过波河，并入侵欧根王子的战争基地，这的确吸引了欧根王子南下。但是，旺多姆元帅的这一分兵行动，却为目光敏锐的欧根王子提供了一次内线作战的机会。于是，欧根王子便可以在卢萨拉以与法军相同规模的兵力进行交战。
　　 1703年，萨瓦公爵改变了战争立场，站在了罗马帝国一边与法国人对抗。这样一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在曼托瓦以东和加尔达湖地区，是法军与帝国军队对阵；而在萨瓦首府——都灵周围地区，是萨瓦军队与法军交战。1703年，欧根王子离开了意大利，而战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一支帝国军队越过法军占领区，去支援萨瓦公爵的军队。1704年，欧根王子仍然没在意大利战场，法军在旺多姆元帅的指挥下，重创了萨瓦公爵的军队，夺占了他占领的一些重要城市。1705年，欧根王子受命率军重返意大利战场，以解救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萨瓦公爵。
　　欧根王子率军机动至加尔达湖以西地区，在此与旺多姆元帅相持了一个月以等待援军的到来。这时，旺多姆元帅为了亲自指挥都灵附近与萨瓦公爵军队对阵的法军，暂时将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了自己那毫无作为的弟弟。欧根王子便利用这一机会，迅速越过了旺多姆之弟所率部队左翼的山区，并在旺多姆元帅返回之前渡过了奥廖河。欧根王子向北跃进，想在帕拉底斯沃渡过阿达河，旺多姆及时察觉到了他的企图，并提前阻止了他。欧根王子只好率领他的2.4万人南下，去夺占位于卡萨诺的桥头堡。王子发现，只有元帅自己指挥1万人在此防守。由于未能使狡猾的法军元帅上当，以避开法军去救援萨瓦公爵，最后，欧根王子决定攻击位于卡萨诺的法军坚固筑垒阵地。
作战略图5.3 欧根王子的内线作战
　　法军背靠阿达河，前面有一条20英尺宽、4-5英尺深的小河沟作屏护。齐颈深的河水，浸湿了涉水过河攻击的帝国士兵的火药，欧根王子军队的第一次攻击很容易就被击退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小河沟上的一座石桥。帝国军队的士兵曾两次夺占了它，但又被法军夺了回去。最后，信心十足的欧根王子亲自率领士兵冲击，终于第三次夺占了这座石桥，并已快到达河边，将要把法军拦腰截成二半，迫使法军下水了。但是，继承了其祖辈亨利四世勇敢顽强作战精神的旺多姆元帅，率领法军实施一次反击。最后，欧根王子的颈部和膝盖都被击伤，法军夺取了胜利，帝国军队退了回来。此次作战，帝国军队损失了4000人，伤亡人数约为总兵力的1/6。然而，法军也付出了较惨重的代价，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还多。单从双方的战术损耗来看，欧根王子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但是，从战略的全局看，旺多姆元帅守住了阿达河，应该说，是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虽然，帝国军队和法军在兵力对比上超过于2.5:1，但结果却是法军取胜了，这再次证明了防御作战的优势。另外，法军的胜利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指挥官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很脆弱的小分队，比如像旺多姆元帅率领的这样的先遣队，其背后还有一条河，也说明了指挥官为什么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危险的阵地。
　　欧根王子再一次尝试了绕过法军，但也失败了，于是退回去占领曼托瓦附近的冬季营地。然而，当欧根王子向东行军准备夺占曼托瓦地区时，旺多姆元帅也尾追过来。接近曼托瓦地区时，法军向南抢占了曼托瓦北侧比较富饶的地区，迫使王子率军到加尔达湖西侧十分贫瘠的地区过冬。旺多姆元帅虽然成功地阻止了王子对萨瓦公爵的增援，但王子的种种增援努力也极大地消耗了元帅的精力，使其不能有更多的兵力去围攻都灵城。欧根王子曾恰当地描述意大利北部的战役行动：“这既不是一场领地征服战，也不是为建立冬季营地，而是一场相互牵制的战争。它使法军为此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因为，法军在意大利不得不始终保持一支8万人的兵力，而帝国军队却只有4万人。”欧根王子明白，法国在意大利有着传统的利益要求，只要法国仍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页。 ]
　　 1705年秋天，意大利的战局对欧根王子极为不利。军队不能及时得到军饷，为此他曾给皇帝写信：“士兵们强忍着体罚，我不得不在严肃军纪和宽厚仁慈之间做出选择。”在冬季来临时，他又向皇帝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近崩溃，战马疲惫不堪，部队都快要没有立足之地了。敌人却正在我们的前面重新调集兵力。另外，威尼斯宣称，如果我们不马上从他们的领土上撤出去，他们就要向我们宣战了。”1706年4月，欧根王子自己离开了意大利战场，旺多姆元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袭击了帝国军队的冬季营地，并将帝国军队重新赶到了山区。在这次交战中，包括逃跑开小差的人员在内，帝国军队损失了近1万人。5月中旬，法军开始围攻都灵。为了保障大军安全渡过阿迪杰河，以及防备帝国军队对攻城行动的骚扰，旺多姆元帅指挥法军在都灵东侧150英里处修筑防御工事。如果法军攻占了都灵城，那么，它不仅可以迫使萨瓦公爵退出战争，而且还可以牢牢控制住意大利北部地区。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121页。 ]
　　 5月中旬，欧根王子率领3.8万人去迎击旺多姆元帅以及他用于防守阿迪杰河的4万法军。出发前，欧根王子在威尼斯境内等候着援军的到来，他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当地居民对他的驻扎产生反感。他给皇帝写道：“我在部队中发布了十分严厉的军纪，以防发生意外；没有一名士兵敢动果园里的果子，居民收割的庄稼没有一点丢失。相反，法军在此驻扎时，曾大肆掠夺居民的财物。”帝国军队的秋毫无犯和法军的疯狂掠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当地的威尼斯人对帝国军队的驻扎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法军的这种坏名声，使其在对德战争中也尝到了苦头，由于当地居民不堪忍受过重的战争特别税，纷纷迁到了外地。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29页。 ]
　　 7月初，欧根王子留下部分兵力在维罗纳地区，成功地欺骗了法军，使其误认为王子要在阿迪杰河上游过河。事实上，欧根王子却率军秘密地沿河大踏步地向南并向东行进，在丝毫没有遭到法军抵抗的情况下安全渡过了阿迪杰河。过河后，欧根王子没有转而向西，而是率领他的2.7万人继续向南机动，渡过了波河。此时，为了挽救法军在拉米伊的败局，路易十四国王急调旺多姆元帅去尼德兰战场，意大利北部战区的法军交给国王年轻的堂弟，缺乏作战经验的奥尔良公爵指挥。公爵一上任，立即对欧根王子的秘密机动作出了反应，抽调围攻都灵城的部队前来增援，并回防明西奥河。他用3万兵力防守明西奥河，另派3万兵力拦阻波河南侧正向西挺进的帝国部队。然而，当欧根王子留在维罗纳的那部分兵力趁机向前机动时，奥尔良公爵担心失去明西奥河防线，将他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波河以北。欧根王子则趁机率军继续在波河以南迅速向前机动。结果，年轻的奥尔良公爵甚至连明西奥河防线也没保住。假如是足智多谋、老谋深算的旺多姆元帅，欧根王子绝不会如此容易得手。
　　奥尔良公爵意识到，拦阻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的最后希望只有寄托在斯特拉代拉。在这个地方，亚平宁山脉几乎延伸到了波河河岸。为阻止欧根王子的部队通过，公爵派出了一支7000人的步骑混合先遣部队，冒着意大利夏季炎热酷暑，快速行军以抢占有利阵地。为提高行军速度，让步兵乘坐四轮马车前进。欧根王子则采取中速前进，且由于天热，部队只在晚上行军。当得知公爵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正急行军后，他也率领他的7000士兵飞速前进，同时也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全由骑兵组成，由他亲自指挥。欧根王子的先遣部队在斯特拉代击败了法军，王子则率领主力迅速越过斯特拉代，并绕过法军防守的要塞，在都灵城附近与他的堂兄——萨瓦公爵会合。奥尔良公爵则率领大部法军尾随其后。
　　然而，欧根王子的这次机动，却与早些时候在意大利拉锯战中的机动有着明显不同。像是一次袭击行动，欧根王子率军只是穿过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并未去夺占法军防守的要塞和大部领土。他的这次战役行动是非常漂亮，也是相当精彩的，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行军去增援被围困的都灵城守军。如果不能因此解救都灵城，那么，他所有的行动只能说是使法军惊慌失措，而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欧根王子成功地吸引了法军的行动，率军快速地到达都灵城附近与法军对阵。法军共有8万兵力，而帝国联军方面，在要塞内防守的兵力有1.5万人，用于解都灵之围的兵力为4.2万人。联军此时也遇到了解救被围攻之城的同样问题，即围攻都灵城的法军在城市外围修筑了一道防御工事。围城者占据这道环形筑城工事阵地，有着防御作战的优势。正因如此，一支庞大的法军在两年后解救里尔城时遭到失败。要解救都灵城，欧根王子的兵力数量还不占优势，其难度就更大了。由于法军呆在环形防御工事内，所以，要想解都灵城之围，联军必须实施进攻。经过一番侦察之后，欧根王子发现，在都灵城西侧有一段法军没有很好修筑工事的地方，其防守较弱。法军认为这一段是敌人不可通过的。于是，欧根王子以一部分兵力在城东实施攻击，以吸引法军的注意力，并让守军派一些民兵从内威胁法军，自己则集中大部兵力对法军防御较弱的西侧实施猛烈攻击。
　　欧根王子集中了8万人马向法军8千至1万的防御部队发起了猛攻。他将步兵部署成两线，步兵后面跟着骑兵，也成两线部署。都灵城守军的正规部队从背后向法军进行了袭击，在此行动的牵制下，欧根王子迅速在城西侧法军未修好筑城工事的地段突破了法军防御。增援西线的法军援军赶来了，但在他们相继到达过程中均被欧根王子的部队逐一消灭了，法军全线崩溃。此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万人，帝国联军只损失了3千多人。法军在溃退途中，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直接逃回了法国，而没有向米兰方向以及向意大利北部仍在法军的控制之下的大片地区。欧根则乘胜前进，俘获了法军在意大利的剩余守军。1707年3月，路易十四和罗马帝国皇帝达成协议，遣返了法军的被俘人员，大约有2万人。
　　欧根王子率军征战的彻底胜利，粉碎了旺多姆元帅的信念，认为法军有“多道防御阵地可以有效阻止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梦想的实现。”尽管机动途中，天气炎热，水源稀少，物资供应匮乏，欧根王子仍然率军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远程奔袭了240英里。但仅有成功的机动还不足以解都灵之围。因为，法军不但有足够的兵力控制着都灵城周围地区，以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后勤供应，而且，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欧根王子的救援部队。另外，法军在都灵城的东部还有大片的战争基地，足以继续保证其控制意大利的大片领地。然而，都灵战役的胜利，没有远距离的行军是不可能的。都灵战役的胜利在解救被围之城的作战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法军失败后不是向东退回到他们控制区，而是向西逃回了法国，帝国军队因此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这是影响战役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法军在阻止欧根王子军队前来救援途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在都灵城外围防御工事的构筑上出现的漏洞，都为欧根王子夺取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当然，不管怎么说，欧根王子能够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败强大的对手，确实展示了他非凡的指挥才能。他的战略风格是，机动诱敌，使敌出现防守上的漏洞，借此绕过敌人；在战术层次上也同样，他也像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以一部兵力在都灵的东侧牵制敌人，自己则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西侧。总之，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艺术，使欧根王子周密的计划得以实现。”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31页。 ]
线式战术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将军们和理论家都十分关注线式战术问题。随着刺刀的出现，线式战术可以说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和将军们依然留恋方阵冲击战术，倡导回到冲击战术时代。1724年，法军的一位将军，曾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一名老兵福拉尔建议，作战中以纵深相当于正面两倍的纵式队形实施冲击行动。他注意到，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曾以重型步兵大败斯巴达的线式部署。受此影响，福拉尔坚信，以纵式队形对纵深只有3列的滑膛兵线式队形实施集中猛烈冲击，肯定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其队形。突破后，纵式队形就可一分为二，分别向两个相反方向实施卷击。因此，他还建议，在这种纵式队形最外边的一列士兵要装备短的长矛。福拉尔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但是，福拉尔还是没能说服大多数人，在实际作战中，他的纵式队形能否真的敢冒着滑膛枪火力齐射的危险前去突破对方的线式队形；当然，他的这一想法却对18世纪后期的军事理论研究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军队，在其规则中要求部队部署成纵式队形。
　　另一位法国元帅萨克斯，虽然不赞成采用纵式队形，却也倾向于实施冲击战术。他提出，应该让一部分部队装备长矛和盾牌。更重要的是，当萨克斯的想法实施后，他确实发现纵深较大、正面较窄的纵式队形，要比为最大限度发挥火力威力而部署成纵深浅、正面宽的线式队形，更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
　　主张使用滑膛枪在一定距离外进行火力作战的人，仍然不能接受纵式队形的集团冲击战术思想。于是，在军事思想界另有一派人提出重新采用轻步兵战术。传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轻步兵，无论是使用标枪、抛石器，还是弓箭，他们在作战中都是各自为战，而不是排成密集队形，这样，他们可以发挥投掷兵器的威力，对付敌人的重步兵；而避免与敌方的重步兵或重骑兵进行近距离搏斗。大多数16世纪的火绳枪兵们也采用传统轻步兵的散兵战术，当然，他们在战场上也以长矛兵方阵提供可靠的掩护。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将所有的轻步兵都装备滑膛枪，并与长矛兵部署在一线，这样，这些滑膛枪手们就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轻步兵的战术。刺刀的出现，轻、重步兵合二为一，步兵队形又回到了以前传统重步兵的队形上去了。
　　但是，步兵队形的这一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训练，要求所有的步兵在战斗中都要保持线式队形实施集团作战的战术技能，使得步兵完全丢失了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在战场上，步兵如果采用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士兵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战场上的地形、建筑物作掩护，很好地向对方线式队形射击，却可以避免自己暴露于对方线式队形的齐射火力之下。另外，一些部队采用这种战术，还可以有效地侦察、袭击敌后勤运输队和供应基地。
　　随着人们对轻步兵的战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在18世纪，步兵又进一步被区分为轻步兵和线式列阵步兵。两种步兵的区别不在于他们使用的武器有什么不一样，而在于他们的行动方式不同。这两种步兵都主要装备滑膛枪。线式列阵步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们排成队形以抵挡敌方骑兵的冲击，最大限度地加快火力射击速度。轻步兵在战术上主要强调分散独立作战，称之为散兵作战。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条件隐蔽自己，以避免敌人的骑兵或线式列阵步兵的火力齐射，同时集中自己的火力打击对方的列阵步兵目标。
　　训练轻步兵作为散兵作战，使得轻步兵在战场特别适合担负警戒、侦察以及袭击等小规模行动。骑兵也分化出一种类似轻步兵的轻骑兵。轻骑兵一般装备马刀和手枪，专门担负一些战略性任务。而那些装备差不多，但仍保留沉重护体盔甲、骑着体形高大战马的骑兵，仍然被训练为在战场上实施冲击行动。装备轻便滑膛枪的龙骑兵，在战场上可以作为步兵使用，也主要执行一些战略性的侦察或袭击任务。
插图5.2 轻型骑兵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使步兵和骑兵的射击武器和冲击武器合二为一，但是，轻步兵和轻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能力，轻步兵不再依赖相互制约的战斗队形，这就使得他们适合担负一些独立性的战斗功能。自此以后，轻步兵和轻骑兵区别于其他步兵和骑兵，不再是看他们身上的盔甲或者所使用的武器，而在于他们平时的训练及所担负的战略、战术任务不同。当然，士兵身着制服的不同以及武器装备的不同通常是区分不同种类部队的主要标志。一些轻步兵部队开始装备装填速度慢，但精度高的来复枪，而且，由于他们一般不用于对付骑兵的冲击，所以，轻步兵的来复枪上都不装刺刀。
　　 18世纪上半叶，在战术思想上的第三种改进措施是，提高对同一类步兵的战斗队形控制使用。由于没有专门的长矛兵和滑膛枪手，部队形成战斗队形应该变得更简单。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普鲁士军队，他们在反复、认真的训练中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鲁士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军队不同，它们所有的团都采用统一的训练体系。每个营包括8个排，每排是一个独立的火力单位。各个火力单位都要进行装填和射击训练，要求全营能达到每分钟进行5次齐射。由于木制的送弹棍不适应如此频繁的装填射击，很容易折断，于是普鲁士军队就用铁制送弹棍代替了木制送弹棍。另外，普鲁士军队还很注意训练的长期性，要求士兵在队形行进中保持很精确的步伐，这样，全营在行进中能保持排面整齐。当有许多部队在一起作战时，也要求它们能在行进中保持线式队形。为使各个营并列行进，保持一线，条令规定队列行进的速度较慢，每分钟75步。
　　普鲁士军队让每一列中的士兵肩并肩地挨着，各列之间的间距为5英尺。在战场上，一步一步地行进，反复使用这种技能以形成一个方阵，以抵挡骑兵冲击。但是，他们希望在战场上尽量不用这种愚笨的方法，因为当骑兵从后面冲击时，他们可以让后面几列的士兵向后转，快速地对来自后面的袭击作出反应。当然，普鲁士军队的严格训练，的确促使了部队在战场上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的改进。由于军队士兵成份相同，每个步兵团又都掌握了相同的技能，因此，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普鲁士军队将步兵编成二路纵队。每一纵队就是战斗中标准的两条战斗横队中的一列。在行进中，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这样，整个部队在前进时就已是保持着战斗队形，在战斗前，不需要再重新编成线式战斗队形。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他们的行进方向是朝向敌人部署的垂直方向时，各个营如何转动方向，才能形成营与营并列的、与敌方队形平行的线式战斗队形。
　　普鲁士军队的行军序列与作战时线式队形次序一致，每营以各排为单位，一个排紧跟着一个排前进，就像他们在横队中一样，成三列横队，每排有24名士兵组成并肩站立，两侧分别为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官。这种三列纵深的队形正面不足20码，纵深为4码。每营的8个排一个跟一个行进，但保持一定距离，各排间距离为20码，这个距离正好是一个排队形的正面宽度。当营停止前进时，各排作一个90°转向，这样，整个营就可以成一线式战斗队形了。因为，在行进纵队中，每排前后距离正好是一个排的正面宽度(图解5.2)。
图解5.2 普鲁士纵队行进队形
　　这样，一个营行进纵队之长约为150码，变为战斗队形时，其正面也为150码。如果是一支有40个步兵营的军队，行军时就编成两个平行的由营组成的纵队，每一个纵队的长度约为2英里。部队要转换为战斗队形时，部队必须停止前进，然后所有的排都转个90°角。
　　为了使部队转过来后能面对敌人，普鲁士军队可能以两列并列纵队在预定战场的左侧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左端时，行军纵队右转90°继续前进，在整个纵队向与敌人部署平行的方向行进过程中，各排依次右转90°角，填补预先留出的各排空隙，形成线式战斗队形。第二线部署也同样先右转行进，在前一线部署的后面几百码的距离上，与第一线部署平行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右端时，所有各营停止前进，所有各排再向左转90°。这样，整个部队就面向敌人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图解5.3)。
图解5.3 纵队变换成战斗队形
　　只要各排、各营熟练地掌握自己的行进技能，普鲁士军队就能采取这种行军方式，使军队在战场上形成像指挥官预先计划的战斗队形。迅速、准确地实施此种行进方式，普鲁士就能快速地进行部署，出人预料地、或在敌人还没准备好之前出现在敌人前面。当然，如果军队能够在与敌人线式战斗队形平行方向行进，那么部队展开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指挥官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方法，当行进纵队行进到敌人前面时，所有各排只需转90°就行了。也就是说，部队不需要专门进行部署，部队只要停止前进，各排迅速转90°角就行了。因此，如果普鲁士的指挥官能够设计出这种与敌人线式队形平行的行进纵队，那么，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就更容易实现在敌人准备好之前、或者预料之外展开成战斗队形。
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1740年，腓特烈当上了普鲁士国王。他很快着手使用这支从他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强大军队。年轻、富有教养的腓特烈大帝，缺乏战争的实践经验，但是，以后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驾驭战争和管理国家的天才。除了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外，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一个管理有序、经济节俭的国家。上任不久，腓特烈大帝就在臣民和官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随后进行的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展示了他对不熟悉的使命的独特驾驭才能。普鲁士军队军事体制方式和成功经验，为整个欧洲的军事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战争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腓特烈大帝首次动用军队是在1740年。当时，罗马皇帝死后，将哈布斯堡王室的王位传给了他23岁的女儿玛丽亚·特丽萨。当法国和巴伐利亚对玛丽亚·特丽萨的王位继承都表现有一定的兴趣时，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秋天，率领一支2.7万人的部队抢先侵入了玛丽亚的领地西里西亚省。由于整个西里西亚省只有6000兵力，且缺乏坚固的筑城工事，玛丽亚的小部队不得不退到了摩拉维亚山区。腓特烈大帝因此又拥有了100万的统治人口，这几乎相当于这位年轻国王其他统治人口的一半。
　　但是，腓特烈大帝这次却惹了一个可怕的对手玛丽亚·特丽萨。其统治区包括尼德兰、摩拉维亚、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奥地利公国、匈牙利王国以及波希米亚。玛丽亚·特丽萨不仅外表漂亮，有着热情、迷人的气质，也很能干，富有判断力和决策力，在许多方面不亚于腓特烈大帝。然而，目前，玛丽亚·特丽萨却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当然，即使是奥地利军队只受到普鲁士单方面的威胁，腓特烈的9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再加上充实的国库，也足以与奥地利10.8万散兵游勇的军队相抗衡，而且奥地利还国库空虚。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就暴露出了长时间不打仗的军队所常有的各种弊病。军队缺乏统一的训练，各团都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军队训练不足。其将军们抱怨说，士兵们是在战场上学会作战的，而不是在操场上训练出来的。
　　 1741年初春，奥地利军队实施反击。尼波格元帅率领1.8万人的部队进入西里西亚，试图夺回该省。尼波格元帅将部队驻扎在摩尔维特斯村庄附近的一个易受攻击的阵地上，他的步兵绝大多数都是刚征募来的新兵。虽然没有多少作战经验，但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决定，前去攻击奥军。在以后的作战中，我们还将看到腓特烈大帝始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由于，普军行军方向指向的是尼波格元帅仓促部署的线式队形的中间部位，普军步兵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用了较长时间，致使本来准备不充分的奥军抓住了这一时机，部署好了战斗队形以待交战。正当普军步兵形成战斗队形时，尼波格元帅的骑兵发起了突击，击败了普军的骑兵。尼波格元帅在与土耳其人作战中学到的经验，有效地保证了在对付普军骑兵作战中的胜利，而骑兵正是普军建设中被忽视的一个兵种。但是，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完成部署后立即向前接敌，将奥军步兵营置于密集的火力射击之下。缺乏训练的奥军步兵仍然使用木制送弹棍，因此根本不能和普军步兵进行对抗。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写道：“奥军各营马上陷入了混乱之中。可怜的新兵，只知道往彼此身后躲藏，一个营的纵深成了有三四十人之多，营的间隙变得非常大，整个骑兵团都可以从中间穿过。整个第二线队形都成了第一线了。”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9页。 ]
　　奥军步兵的溃败对骑兵的震动很大。他们不再去发挥自身特长，向普军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尼波格元帅战败了，但组织了有序的撤退。这次交战，奥军损失了1/4的人马，而部队人数与奥军相同的普军，虽然获胜了，但损失率也和奥军一样。之后，尼波格元帅率残部仍然留在西里西亚南部。然而，29岁的腓特烈大帝在奥军的骑兵初战胜利时，就悄悄离开了战场。在整个作战季节，奥军独自在西里西亚战场，而腓特烈大帝却回去训练其骑兵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根据第一次会战中学到的经验来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大帝在每天早上4点就开始巡视部队，以推行一个极为严格的训练计划。一位法国目击者曾看到国王在亲自训练一个营。他写道：“天气非常恶劣，空中飘着鹅毛大雪，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全营的训练，他们还好像在好天气一样照常训练。在我来之前，我对这支军队的严明纪律、士兵的服从意识、行动的准确性有所耳闻，但现在我不得不说，他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61页。 ]
　　 1742年2月，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摩拉维亚，打算利用敌人国土的资源对军队进行冬季休整，但由于当地居民怀有敌对情绪，以及一些其他因素，迫使他后来转移到波希米亚过冬。5月份，一支奥地利部队对普军的乔图斯冬季营地达成了突然袭击，因为，普军的轻骑兵没有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乔图斯之战又一次再现了摩尔维特斯会战的情景，奥军的骑兵同样战胜了普军的骑兵，但未能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战果，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再一次迫使奥军撤退，双方的伤亡人数又相差不多。在这次非决定性会战之后，波希米亚出现了和平。奥地利人转移到其他前线去了，西里西亚则让给了腓特烈大帝。
　　由于担心奥地利对法战争的胜利，腓特烈大帝重新挑起了战争。1744年，他率军侵入波希米亚，并于9月16日，只经过短暂交战就攻占了布拉格，俘获了该城的一支小小的防守部队。奥地利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派洛林查理亲王率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来与腓特烈对抗。查理亲王是一位不称职的指挥官，但由于他的妻子是玛丽亚的妹妹，而他的哥哥则是玛丽亚的丈夫，再加上他充满自信的态度，弄到了一些重要的职位。但是，实际掌握奥军指挥权的是帝国元帅奥恩。奥恩元帅有着近50年的军事生涯，是一位擅长防御的精明指挥官。他有意避开腓特烈军队，而发挥自己的轻步兵和轻骑兵优势袭击普军的后勤供应。奥军的这些轻型部队士兵大多来自于奥地利与土耳其边境地区。
　　这支拥有2-3万人的轻步兵部队是奥地利取胜的关键。在破坏、限制普军获得后勤供应的同时，他们自己征集了大量粮草，筹建了一个大的后勤供应基地。这支轻型部队常常靠近普军，迫使他们筑壕防守自己营地，并且经常袭击普军的粮草征收队，俘获普军粮草供应队，使得腓特烈国王难以为部队找到粮食。有一次，当一支普军小分队进入波希米亚的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发现这个村庄的所有居民以及各种物资都已被奥军抢光。就像伊莱尔达战役中，恺撒骑兵部队通过控制后勤供应区从而削弱庞培的作战能力一样，尽管普军在战术上占有优势，但最后奥军还是迫使腓特烈率军撤退。然而，腓特烈始终没能迫使这狡猾的对手进行过正面会战。即使有时他已经很接近奥恩元帅了，但是，发现对方已经构筑了完好的堑壕工事，不好攻取。
　　最后，腓特烈大帝不得不率领剩余的4万人离开波希米亚，而在侵入波希米亚时，他的总兵力是8万人。另4万人，包括重炮兵以及大量的四轮马车，或者是饿死、病死，或者是开小差逃跑，还有一些是在与奥军的轻步兵、轻骑兵交战中伤亡。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腓特烈对这位熟练运用费边战略的奥恩元帅评价说：“在实施作战指挥上，元帅是一个完善的典范。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指挥官，都应该向他学习。”奥恩元帅采用这种切断后勤供应的战略，使腓特烈大帝蒙受了比前两次与奥军会战中的损失之和还要多的损失。这次惨痛的教训使腓特烈大帝强烈地意识到，深入敌人领土纵深是危险的。 [ 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著，(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0页。 ]
　　年轻的查理亲王将奥恩元帅取得的巨大战绩都归到了自己头上，所以，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取得了独立指挥大规模奥地利军队的大权。1745年5月，他率领大军从西边进入了西里西亚。这时，腓特烈大帝将分散过冬的部队集中起来，准备趁奥军穿越山区进入西里西亚时，突然攻击他们。而查理亲王则认为，普军还没有从波希米亚退却失败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因此，很是自信地、毫无戒备地慢慢开进。6月3日，当7万人的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在霍亨福德堡附近宿营时，腓特烈大帝率领全部6.5万人，成疏开纵队队形在夜间向奥萨联军接近，以便尽快展开战斗队形。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骑兵寄予了厚望，他命令他们：“必须手握利剑，对敌人实施突然攻击，在作战中不准有一人被俘；首先攻击敌人的先头；在击溃敌人的骑兵之后，根据态势需要，再从翼侧或者后方攻击敌人的步兵队形。” [ 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著，(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1页。 ]
　　整个霍亨福德堡会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普军的右翼部队击败了在奥军左翼宿营的萨克森部队。早上7点战斗开始，普鲁士骑兵展示了他们平时严格训练的成果，很快击败了萨克森骑兵，而且，普军的步兵也克服了沼泽、村庄等障碍，迫使萨克森步兵全线撤退。与此同时，当查理亲王还在讨论来自战场的喧哗只是不重要的小冲突时，腓特烈大帝的左翼部署也已展开，他的骑兵彻底地击败了骄横的奥军骑兵，但步兵却遇到了麻烦。他们遭到了装备铁制送弹棍的奥军老兵的顽强抵抗，有些步兵营伤亡达到了40%。正当奥军步兵因为两翼骑兵和萨克森步兵的全线溃败而失去抵抗信心时，1500名普军骑兵冲入奥军步兵队形中，击溃了奥军20个步兵营，俘获了2500战俘。
　　腓特烈大帝对疏于防范的敌人达成了突然性，利用他训练有素而能迅速展开的军队，通过正面冲击就击败了奥军，仅以损失不到5000人的代价给敌人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在自己的官兵通过夜行军，艰难地赢得会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乘胜追击，毫不费力就又占领了波希米亚，并在这里呆了整个夏季。9月份，查理亲王也试图对驻在索尔营地、看起来防范不严的腓特烈大帝实施突然攻击。然而，当奥军完成了他们那错误的接敌行军后，从一片树林里走出时，腓特烈大帝已经知道了奥军的企图，很快调集部队展开，指挥步兵和骑兵对奥军实施了有效的打击。之后不久，波希米亚又出现了和平，再一次肯定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的占领。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结束后，他们都致力加强军队建设。奥地利在全军所有各团统一了训练方法，并极大地提高了炮兵素质，而且进行年度军事演习，使指挥官和士兵都熟悉这种大规模编队的作战方法。腓特烈大帝则继续加强骑兵训练，并进一步提高步兵展开成战斗队形的速度。在以往战争中，一些不预期的会战充分证明了步兵快速展开的战术价值。他清楚地看到，在向敌人线式队形接近时，以疏开的行军纵队接敌，到位后，各排都转90°，整个部队就会立即由行军队形变成线式战斗队形。战争的实践，使腓特烈大帝成了一名有经验的将军，他的军队也成为一支有经验的部队。在和平时期，他仍加紧训练军队，以便在下一次战争中更好地的使用这支军队。因为，玛丽亚决定要收回西里西亚，普奥之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在所难免。然而，在这段和平时期内，奥地利军队也进行了较大改进，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对此，腓特烈大帝并不十分清楚。
七年战争：对使用后勤资源掠夺战的持久战略的防御战略与战术
　　 1756年，经过奥地利的一番外交努力，奥、法、俄即将达成联盟来共同对付普鲁士。为了破坏奥、法、俄结盟，七年战争一开始，腓特烈大帝就主动采取了进攻行动。1756年秋天，腓特烈大帝突然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之后又长驱直入率领大军进入波希米亚，结果在洛波斯特斯被奥军打得头破血流，而他还以为自己所遇到的只是奥军的一支警戒部队。然而，奥军却很快就撤退了。腓特烈大帝迫使数量不多的萨克森军队投降，完全占领了萨克森。这是一片富饶的国土，占领了萨克森，腓特烈大帝就又得到了一个可以为自己军队提供足够保障的战争基地。萨克森也像西里西亚一样，人口稠密，人口总数相当于尼德兰的2/3，农产品丰富，可以给军队提供很好的后勤供应。
　　 1757年，腓特烈大帝将同时对付奥军和法军，因为，他预计法军在这一年的某一时间将从西向东朝萨克森方向开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法军到来时能有精力对付它，腓特烈大帝必须在法军到来之前，就把奥军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领地赶出去。于是在当年春天，他率领普军沿多路进入波希米亚，于5月初到达布拉格。腓特烈大帝让部队在布拉格北侧的一个高地上停下，在此他发现了查理亲王行动迟缓的部队。当腓特烈大帝指挥普军以纵队向南机动，以便各排向右转90°，整个战斗队形正好面对奥军的右翼时，查理亲王手下一名很有才干的指挥官，不仅率领奥军的第二线部队赶往右翼，而且在普军正通过一处复杂地形时，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普军发起反冲击。普军快速机动，避开了奥军的第一线部队。普军发起全线攻击，奥军尽管停止了前进，但在右翼还是被突破了，奥军前后两线部队绞在了一起。最后，奥军大部分退回到布拉格城中。会战中，双方的战损率都在22%左右。
　　查理亲王的一小部分兵力，加入到了正从东面向布拉格方向开进的道恩元帅部队当中。道恩元帅是一位很有经验、很能干，又很谨慎的指挥官，可以说，奥军近几年军事建设的成就与他分不开。为了解救被围攻的查理亲王，道恩元帅率军逼近布拉格城，采取行动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腓特烈大帝率普军前去迎战道恩元帅率领的奥军，在科林与其相遇。当发现奥军已在几个低矮的山丘上展开成战斗队形时，腓特烈大帝首先率军发起了攻击。腓特烈大帝本想越过奥军队形，攻击其右翼。但道恩元帅很快发现了普军的企图，立即将部队部署成面向右方。普军的正面攻击受到可怕的奥军轻步兵的顽强阻止，在奥军炮兵火力、高速度的滑膛枪齐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近黄昏时，普军全线败退。交战中，普军损失近1.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43%，而奥军只损失了9000人，占其总兵力的20%。
　　在像上面这类防御性的会战中，奥军的炮兵起到巨大的作用。正如一名参加过当时会战的普鲁士人证实：“炮弹像暴雨一样从我们头顶飞过，绝大多数都落在了我们的队列中，许多士兵纷纷倒下。……我向旁边看了一眼，看见一名军士的身体被附近的一发炮弹撕裂，其惨象是那么的可怕，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接着说道：“我们奔向一块齐颈高或许可以藏身的庄稼地，当快到达时，密集的霰弹像下雹子一样覆盖了我们整个的队形。我们仍然背着枪，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霰弹击中刺刀的声音。”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2页。 ]
　　在前两次的会战中，腓特烈大帝的损失比奥军稍多一点，但是这一次会战，他的损失却非常惨重。由于奥军在兵力总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腓特烈大帝还得去对付其他的对手，这样，腓特烈大帝似乎已没有能力，再去攻击预先选择好阵地的敌人。腓特烈大帝采取与敌线式战斗队形平行前进，然后突然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术，取得了布拉格会战的胜利，但是，紧接着在科林，再采用这种战术，只能是让自己的部队去正面攻击占据有坚固阵地的敌人，而这正是道恩元帅所希望的。战争实践证明，训练有素的奥军不但非常难以对付，而且战败后的恢复能力也很强。
　　另外，查理亲王的策略运用，也为奥军科林之战取胜提供了必要保证。在布拉格之战失败后，他没有像腓特烈所希望的那样撤到波希米亚南部，而是继续坚守在布拉格。他这样做，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预设方案，即首先将奥军逼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然后再抽出主力对付法军。科林交战的失败，不仅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战略计划，而且也迫使他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困，并从波希米亚撒出，暂时不管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转而准备对付法军。
　　当腓特烈大帝率军退回萨克森，并在萨克森集中部队时，查理亲王又率领奥军不慌不忙地进入西里西亚，包围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如果攻破这个要塞，奥军主力将直接威胁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而此时，腓特烈大帝却正在向西机动，准备迎击法军。
　　腓特烈大帝在西线面对的是一支由苏比兹王子指挥的、纪律松散的法军。苏比兹王子很早就以在战场上生活奢侈而闻名，而且他手下的军官都效仿他的做法。这在会战结束后，普军从法军营地俘获的战利品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普军骑兵的战利品中不仅有仆人，而且还有演员，以及其他贵族化的生活用品，包括“成箱的香水，连火药都有香水味。数不清的礼服、帽子、遮阳伞和睡衣，甚至还有鹦鹉”。另外，由奥地利元帅希尔德伯格豪森率领的一支德意志军队，不久也加入了王子的法军队伍。这支军队是德意志诸侯国军队的一部分，纪律同样松散。按照合约，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供应主要都由王子负责。这两支部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就采取疯狂掠夺占领区的方法来供养自己。当腓特烈大帝只率领其总兵力的一半，即2.2万人向法德联军冲击时，聪明的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立即就率军撤走了。然而，当腓特烈率军转而向东来威胁西里西亚时，他俩就马上返了回来，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一次率军赶回来。终于，在罗斯巴赫要塞附近，腓特烈大帝率军赶上了他们。此时法联军已面向东，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采取防守态势。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4页。 ]
　　普军在联军对面展开后，亲王和元帅决定将部队在罗斯巴赫南侧摆开成战斗队形，以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线。然而，他俩的意见并不统一，元帅希望和普军决战，而亲王却不愿将兵力全部投入。看到联军向罗斯巴赫南侧机动，腓特烈大帝立即将部队调回，而联军的指挥官却错误判断普军要撤退，于是改防御为追击。利用两个小山丘做掩护，腓特烈大帝重新将部队埋伏在联军必经之地。在普军骑兵对惊慌失措的联军骑兵实施突然攻击，并击败他们后，普军一些步兵营以整齐的队形攻击缺乏严格训练的联军步兵。而此时，绝大多数的联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队形毫无组织、混乱不堪。在普军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下，联军全线溃败。罗斯巴赫之战，普军仅损失了不到600人，而联军却损失了1万多人。
　　这次交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急忙转向了东线。因为查理亲王不仅攻下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而且还击败了布雷斯劳数量不多的守军，攻占了布雷斯劳，使腓特烈大帝失去了这个地区近1/3的领土。经过12天150英里的强行军，10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和布雷斯劳3300名守军会合，并在一个叫洛伊滕的村庄附近，与6.5万名已排成战斗队形的奥军相遇。
　　腓特烈大帝率军直接向奥军队形挺进，做出要威胁其右翼的样子。然后，普军的纵队突然向右转，改为与奥军队形平行前进，并消失在一片小山丘之中。虽然站在洛伊滕教堂的塔上，但查理亲王却什么也看不到，得知普军威胁其右翼后，就立即将预备队调向了他的右翼。此时，训练有素的普军两个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直到越过了奥军的一翼才停止前进。各排之间的距离与每排正面的宽度保持精确一致，在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两个纵队的各排同时向左转90°，面对整个奥军队形，所有的普军突然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像勇敢、刚毅的斯巴达人一样，普军士兵向奥军的翼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普军步兵摆成传统的二列战斗队形，采用交替射击方式猛烈冲击奥军的翼侧。查理亲王急匆匆地一会儿率军赶到右翼，一会儿又率军赶到左翼。但是，奥军队形的纵深太大，有100列之多，相互扎成了堆，彼此不能支援。只有奥军的骑兵从右翼冲出来实施反击，但很快就被普军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击退。最后，奥军全线溃败，损失了2.2万人，而普军只损失了不到1.2万人。普军乘胜追击，很快包围并夺回了布雷斯劳，俘虏了1.7万名守军。
作战略图5.4 腓特烈大帝的内线作战
　　通过积极、灵活的机动，腓特烈大帝牢牢控制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另外，通过与苏比兹王子、查理亲王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的几次交战，他还缴获了大量的物资，这使得他在这两个地区的占领更加牢固。奥地利军队撤回到了波希米亚，玛丽亚从战争中惟一得到的，就是她的妹夫、查理亲王的辞呈。
　　腓特烈大帝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阻止了奥军想重新占领西里西亚的企图。其实，在和腓特烈大帝最初的对抗中，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进行战争的必需手段——机动。在腓特烈大帝率军到来之前，俩人立即率军撤走，而当腓特烈大帝离开之后，俩人就又率军赶了回来。这迫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急忙撤回来，使查理亲王得以使用绝对优势兵力，不慌不忙地从普军手里又夺回了西里西亚。只不过，腓特烈大帝利用战略机动是在空间上取了优势，而他的对手运用相同的战略是在时间上取得了优势。而且，苏比兹王子和查理亲王通过这样的密切配合，保证了对布雷斯劳的攻占。假如他俩能像那次一样，密切协作、共同对付腓特烈大帝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胜利。
　　古罗马的尼禄将军，在和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对抗时，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制造了一个绝好机会，将毫无防备的迦太基将军逼到了一条大河边；英格兰的爱德华亲王，也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巧妙地周旋在蒙特福特父子之间，并以突然的行动分别击败了优势的敌人。然而，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却放弃了经过机动获得的优势，并由于俩人意见不统一，致使在罗斯巴赫遭到惨败。查理亲王也没能抓住机会，本来他可以坚守不出，却选择了在一个地形不利的地区和普军交战。不过，查理亲王还是迫使腓特烈大帝，为了抢收庄稼，并夺回他的重要军事基地西里西亚，不得不和两倍于他兵力的部队交战。然而，在这次交战中，查理亲王却犯了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所忌讳的错误，给了敌人第二次取胜的机会；他本来可以利用时间上的优势，打破腓特烈在空间上的优势，并取得交战的胜利。
　　灵活运用机动战略，强调积极进攻，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以及集中主要兵力攻敌一翼的战术，所有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敢于多次与强敌作战的关键。另外，对手的不称职，也有助于腓特烈大帝在对手选择好的战场上交战，并取得胜利。再者，不像1757年上半年进行的交战，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后勤供应也很充足。
　　 1758年，由于腓特烈大帝的盟友英国派出一支部队加入战争，并成功地牵制了法军，所以腓特烈不再担心法军的威胁。然而，俄军却又成了他的心腹大患。俄军在占领了东普鲁士之后，继续向西推进，直接威胁着普鲁士的心脏地带奥德地区。为了解除俄军的威胁，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和去年对付法军一样的战略：在对付俄军之前，首先将波希米亚的奥军赶走。为了避开把守进入波希米亚要道的奥军，1758年春天，腓特烈大帝率军侵入摩拉维亚，包围了有着坚固防御工事，且有重兵把守的奥姆特斯要塞。他希望奥军前来增援奥姆特斯，从而能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击败奥军。
　　然而，他面临的对手却是十分谨慎的道恩元帅。尽管道恩元帅已经和普军很接近了，他的轻骑兵甚至袭击了普军的草料队，但他却不从正面实施攻击，而坚持运用破坏普军后勤供应线的战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位置。当得知普军4000辆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队正从西里西亚赶来，道恩元帅马上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在训练有素的轻步兵协助下，袭击了这支运输队。结果不但破坏了所有的四轮马车，还使护送运输队的9000人损失了2000。曾经领教过道恩的后勤消耗战的厉害，腓特烈大帝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对奥姆特斯的围攻，退回了西里西亚，然后向北迎击正向奥德挺进的俄军。
　　虽然去年普军曾和俄军交过手，并领教了俄军步兵和炮兵的厉害，但腓特烈大帝仍对俄军有点蔑视。腓特烈大帝率领1.4万人赶到奥德附近，并和负责阻止俄军的另一支部队会合。由于缺乏应有的攻城训练，俄军只是对奥德城进行了毫无成效地封锁。腓特烈决定对俄军实施诱攻，以分散其兵力。
　　当俄军指挥官费莫尔将军，将他的部队布置在佐恩多夫附近一条小河后面的一块十分荒凉的地带时，腓特烈大帝立即率军从各个方向将俄军围住，然后从后面发起攻击。但俄军巧妙地倒转了一下队形，使腓特烈不得不从正面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普军的攻击：“他们的武器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情景是多么的令人害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威武行进中的普军队形，”他接着回忆，“一个辉煌、令人害怕的时刻，行进中的普鲁士军队，突然展开成二个纵深很浅，令人吃惊的战斗队形……之后，普军震耳欲聋的战鼓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在这次交战中，俄军也同样非常顽强，另外一名目击者回忆：“俄军的这种顽强、勇敢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描述；人们心目中最勇敢的部队都赶不上它。尽管普军的炮弹炸倒了一排一排的士兵，但没有一个人乱，没有一个人有撤退的意思，第一列战斗队形出现空隙后，马上就会从第二列或者预备队中补上来。”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俄罗斯军事大国的起源与特点(1700-1800年)》(纽约，1974年版)第87-89页。 ]
　　经过较长时间的血战，俄军只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但两天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俄军开始全线败退。交战结束后，一名普鲁士军官在战场看到普军伤员“手脚并用向前爬，还有一些伤员将滑膛枪的枪托夹在腋下当拐杖蹒跚而行”。他还看到“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和手推车被烧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车子附近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士兵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战马也难逃厄运，他描述“战场上到处是俄军的二轮马车和被打死的战马，地上流满了战马的肠子”。这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5%，俄军损失了总兵力的53%。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83页。 ]
　　俄军撤退后，腓特烈大帝运用机动战略，以每天22英里的行军速度，急忙率领部分兵力向萨克森挺进。因为这时道恩元帅正率军威胁萨克森的首府德雷斯顿。当腓特烈大帝率军赶到时，道恩立即就撤退了，双方互不进攻相持了1个多月。当过于自负的腓特烈大帝，非常粗心地将部队布置在一个离奥军很近且又十分暴露，名叫豪斯克斯的地区时，不善于进攻的道恩元帅，却反其道而行之，率军经过一个晚上的行军，于黎明时突然向普军营地发起攻击，奥军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入普军阵地。经过严格训练的普军只损失了9千人就撤了出来，而奥军也损失了7千人。然而，当腓特烈得知另一支奥军正在威胁西里西亚时，立即率军赶了过去，并很快解了尼斯之围。然后，腓特烈又以最快的速度率军返回萨克森，以阻止道恩元帅对德雷斯顿的骚扰。总之，在1758年，奥联军依靠时间优势，也没有能打败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他依靠机动取得了空间优势。
　　腓特烈大帝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内线战略，但是在佐恩多夫和豪斯克斯，他却又损失了大量战前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虽然经过补充兵员，军队的数量没有减少，但质量却下降了。而奥地利军队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官赶出了部队，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还学会了在防御中有效地使用炮兵。特别是奥军改革了指挥体制，在军队中设立了参谋部，可以高效率地帮助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指导部队机动、组织后勤供应，甚至有时还直接协助指挥官组织指挥作战。
　　 1759年，俄军和奥军联合起来对付腓特烈大帝。这支俄奥联军计划以主力向西里西亚挺进，然后再联合驻守在罗斯巴赫的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威胁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使用3万兵力对付投入战争的6万俄军，使用另外3万兵力防守萨克森。另外，他在西里西亚还有5万大军，随时准备以战略机动的方式增援萨克森的守军或与俄军作战的普军。他的盟友英军则继续在德意志的西部牵制法军。在这一年，腓特烈大帝不再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而是以防守的态势静候敌军的到来。
　　俄军在聪明过人的萨尔特科夫将军指挥下，向奥德河方向挺进，在凯伊遇到了一支普军的拦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俄军很快击败了这支由一名好战但头脑简单的指挥官指挥的普军。俄军重新向东挺进，不久就到达了奥德河。攻占了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并与一支2.4万人的奥军会合。这支奥军是道恩元帅派来的，由经验丰富的劳登将军指挥。8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从西里西亚撤走。而在豪斯克斯打过一次漂亮的攻击战后，道恩元帅又恢复了他以往小心谨慎的作战风格。
　　在与道恩的主力相距只有50英里时，腓特烈大帝指挥5万人，在库纳斯多夫对萨尔特科夫和劳登指挥的6万联军发起了攻击。下午2点，腓特烈大帝集中所有的兵力猛攻联军阵地的后方和一翼。然而，联军依托良好的防御工事，用密集的炮火实施了反击。普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7%，联军损失了26%。在这次交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快速机动战略，除了使他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其他的任何好处，当然，奥联军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与道恩元帅率领的大军会合后，奥联军开始在柏兰登堡地区疯狂掠夺过冬物资，并企图通过破坏当地的物资供应、税收以及兵员来源，来削弱普军的力量，尔后计划向柏林挺进。然而，由于俄军损失较多，再加上谨慎的道恩也开始怀疑仅靠从柏兰登堡掠夺的物资能供联军度过冬天的设想，于是，联军的指挥官们开始犹豫不决，计划在原地驻守，以静等另外一支奥军攻占萨克森，然后再在冬季占领西里西亚。
　　然而，俄军却不同意这个方案，最终还是像以往一样，向东机动，进入维斯图拉地区过冬。道恩元帅率领奥军进入萨克森，并攻占了德累斯顿。由于腓特烈大帝仍控制着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所以道恩也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就这样双方相持了近一年时间。最终普军冒险实施了一次突然进攻，才打破了僵局，并俘虏了1.3万名奥军。
　　虽然腓特烈大帝的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库纳斯多夫的失利，但从此以后，普军却采取了防御战略，尽量避免交战。对此腓特烈大帝回忆道：“客观形势是，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进行交战，而要想进行交战，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战争，必须要等到敌人毫无戒备地宿营或开进。”然而，当时道恩元帅却十分谨慎，参战的俄军又非常顽固，再加上奥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所以要想等到那样有利的交战时机，可谓难上又难。回忆起好战的瑞典国王查理六世，他继续写道：“而且，确确实实，几乎所有的将军们又不善于考虑其他的因素，只知道作战。不是损害他们的名誉，我认为这是缺乏卓越指挥才能的表现。”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58-359页。 ]
　　 1760年7月，萨尔特科夫和劳登分别指挥俄军和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西里西亚。于是，在道恩元帅的尾随下，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西里西亚。9万俄奥联军向只有3万人的腓特烈大帝发起攻击。然而，腓特烈大帝实施灵活的机动，不断变换位置，寻找战机。在里格尼斯，劳登在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向腓特烈大帝的主力实施了一次徒劳的进攻，结果损失了其总兵力的1/3。而腓特烈大帝在他指挥的第一次防御作战中，只损失了总兵力的11%。
　　在对柏林进行了一次袭击，获取了一些急需物资之后，道恩元帅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中部的托尔高，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腓特烈大帝绝对不能失去萨克森这个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于是决定对有275门大炮，并依托坚固工事实施防御的道恩进行冒险攻击。他派手下的齐腾将军率领1/3的兵力在正面牵制奥军，自己亲率主力攻击奥军的后方。然而，十分沉着冷静、警觉的道恩元帅发觉了腓特烈的企图，立即将主力调往了后部，挫败了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攻击。腓特烈大帝错误地认为才能平庸的齐腾将军已经率领他的部队开始行动，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有人对普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做了记述：“甚至普军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被炮弹削掉的树盖就砸在了他们头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整个树林里回响。”当树林里的普鲁士士兵冲到开阔地上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一个屠宰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齐腾终于率军赶来，并发现了奥军一个薄弱的翼侧。腓特烈大帝重新收集兵力猛攻奥军的翼侧，迫使奥军撤向德雷斯顿。为了保住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了其总兵力的33%，奥军也损失了29%。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5页。 ]
　　 1761年，当腓特烈大帝率军与奥俄联军在西里西亚交战时，他借鉴道恩元帅的做法，运用防御战略，构筑了有利的坚固阵地。三周中，双方多次交手，各方都无法解决补给困难。但是，腓特烈大帝有较充足的物资储备，可以和对手打消耗战。9月份，随着俄军开始撤退，这一年的战役就结束了。1762年，俄国不但退出了战争，而且还和普鲁士结盟。直到1763年他和奥地利停战议和前，腓特烈大帝再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所有。腓特烈大帝实施防御战略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而玛丽亚第三次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想要重新收回西里西亚的梦想破灭了。
　　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损失了18万人，国家财政也受到了极大损失。腓特烈大帝的战争负担一部分来自制造钱币，这和通货膨胀一样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表5.1显示了战争消耗的不同来源。由于腓特烈大帝对战争所需的物资都是采用现购现买的方式，因此，战争后期的国家借款要比初期多得多。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9页。 ]
表5.1 七年战争期间普军消耗来源
造钱币 17%
贷款 10%
税收 26%
英国支援 16%
掠夺(主要来自萨克森) 31%
　　在七年战争期间进行的10次交战中，有7次腓特烈大帝采取的是进攻行动。而且，除了洛波斯特斯之战，其他的交战都是在敌人预先选好的地点实施进攻的。罗斯巴赫之战也是这样，但由于一开始敌人就实施了错误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守势。在这些交战中，普军损失了大约10.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7%，奥联军损失了12.3万人，占总兵力的24%。即使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对手一样，不能够承受住这样的战争损失，但面对多个对手，主动实施进攻作战，对于腓特烈大帝面临的严峻形势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将敌人阻于国门之外防御战略，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腓特烈大帝积极的进攻，使他的对手不得不十分谨慎。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如此评价道恩元帅，他曾和腓特烈大帝进行过三次交战，且两次取胜：“可以说元帅是一个胆小鬼，当然这只是瞎想。胆小与谨慎之间的差别很小，面对腓特烈大帝时，你必须要谨慎。”腓特烈的才能、好战精神，还有巨大伤亡造成的心理影响等等，都至少使敌人不敢贸然前进。在这些战术运用的基础上，腓特烈总是牢牢地把握着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不能丢失他赖以进行战争的基地萨克森，以及决不让敌人威胁易受攻击的本国领土。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89页。 ]
　　与奥地利进行作战的战场，总是从波希米亚到萨克森再到西里西亚。因为萨克森是奥地利的同盟国，而西里西亚又曾长期属于哈布斯堡奥地利，所以腓特烈大帝在这里作战，不但缺少当地居民的支持，特别是还会遭到玛丽亚·特丽萨的丈夫、帝国皇帝率领的大多数德意志联邦小国军队的抗击。俄国的攻击轴线通常是从柏兰登堡至西普鲁士，包括了腓特烈大帝的主要领土。虽然俄军对普鲁士本土没有要求，但却一心想侵占东普鲁士。以上这些地区，既不像尼德兰地区有众多的防御要塞，也不像意大利北部有许多河流可以做天然屏障。所有的这些地区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奥俄联军则显得很小，敌军很容易侵占并控制它们。
　　无论是对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争夺，还是在尼德兰地区的交战，双方都没有把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当做维持其军队进行战争的源泉。但这种情况和腓特烈大帝有着根本不同。萨克森、西里西亚、柏兰登堡以及西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物资和兵员补充的基地，一旦丢掉任何一个地区，不但会在以后的作战中大大削弱普军的作战能力，而且还会严重威胁到其他地区。相反对于奥联军来说，如果抢占了其中的一个地区，无疑也将会增加一个后勤供应基地。
　　在这样的战略部署指导下，为了保护好这些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腓特烈大帝很像古斯塔夫和蒙特库科利那样运用牵制战略。因为这些目标，不像奥军控制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不像意大利北部战争，有许多河流可以阻挡敌军的前进。在这些地区，他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利用。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奥军攻占了西里西亚，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源来补充军队的消耗，同时还会迫使普军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寻找资源，这样一来就几乎抢占了腓特烈大帝1/3的领土。所以，腓特烈大帝和奥军在波希米亚作战时，他就得首先将敌人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赶走。这个弱点，使得腓特烈大帝在战争中不得不经常受到敌人的摆布，疲于奔命。
　　腓特烈大帝的这个战略弱点，可以解释他之所以冒险对托尔高实施进攻的原因。当时，道恩元帅在托尔高不仅修筑了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而且拥有数量众多的火炮，每1000人就拥有5门。尽管取胜的希望很小，但道恩如果控制了托尔高，就等于控制了大部分的萨克森，于是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冒险进攻。如果重新占领了萨克森，他就可以征募兵员补充部队的损失；而如果失去了萨克森，他不但将失去近1/3的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很难再将战争维持下去。对道恩和其他对手实施的进攻行动，造就了腓特烈大帝杰出的指挥才能。因为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指挥官，也能打败只知道呆板、机械进行防守的对手。腓特烈大帝之所以能坚持将战争打完，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像旺多姆元帅这样足智多谋、又有着强烈进攻意识的对手。以他这样在后勤供应上的弱点，如果对手是马尔伯勒、欧根王子、卢森堡或者维拉尔，其结果也就不用说了。
　　在腓特烈大帝准备和奥地利进行另一场战争时，关于战略后勤供应基地，他曾直率地说：“首先我要攻占更多的地区，以获取充足的战争资源。在敌人的国土上作战，利用敌人的资源进行战争，对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在敌人赶到之前，我将迅速修筑防御工事来保护这些地区。”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13页。 ]
　　腓特烈大帝不但在战略运用上很成功，在战术运用上也很出色。洛伊滕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面对奥军，他将部队成斜形展开，这样不仅可以集中主力对抗敌人的一翼，而且总能对敌人最薄弱的翼侧实施攻击。这种斜形攻击战术，常常在敌人的一翼还没加入战斗时，另一翼已经被击溃了。斜形战术的关键之处很简单，就是强调集中使用兵力。腓特烈大帝总是集中主要兵力于交战的那一翼，这样不交战那一翼的兵力，与敌人相对应那一翼的兵力相比要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部队在前进时，成梯形布置，两个梯队之间的距离为50-100码，兵力较强与敌交战的那一翼的梯队行进速度快，而兵力较弱的那一翼行进速度慢，这样交战时，兵力较弱的那一翼就与敌人相距较远。腓特烈大帝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梯队队形，是因为步兵的火力足以弥补梯队之间的空隙。
　　运用这样的战术，腓特烈大帝总能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在敌人薄弱的翼侧。在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首先利用兵力调动，使查理亲王判断错了普军的主攻方向，从而将兵力分散。虽然在其他的进攻中，腓特烈大帝都没有像洛伊滕之战这样成功，但每一次交战他都想方设法寻找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和马尔伯勒公爵的战术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尔伯勒的战术是从正面发起攻击，一般首先使用步兵攻击吸引敌人的预备队，等到敌人分散兵力，暴露出薄弱部位时，再集中主要的骑兵实施决定性攻击。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是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虽然腓特烈大帝精良的骑兵在战争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斜形战术却主要是依靠步兵实施。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术，在某些方面，与古希腊统帅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大败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队时运用的密集楔形阵战术有相似之处。
军队构成所引起的伤亡变化
　　尽管由于近距离内的快速齐射对人员的杀伤力大大提高，但是，腓特烈大帝及其对手的军队在交战中，双方人员的伤亡比人们预想的要小。两个世纪以来，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在不断减少。在三十年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人员伤亡占其总兵力的12.5%，战败一方则为37.4%。这个数据与发生在100年以前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比例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得出什么结论，因为，这一数据缺乏可比性。
　　然而，如果对1649-1701年间发生的战争伤亡数据进行比较，就会看出一个明显变化。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12.6%；而战败一方的伤亡比例则减少为27.6%。虽然这个时期线式战术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及在这个时期的后期，许多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刺刀，但这些都不是使伤亡比例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部队的严格训练、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的出现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训练有素、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肯定要比三十年战争中缺乏训练的雇佣军队，更能经得住战败的考验。
　　 1702-1763年，部队广泛装备卡座式刺刀。这个时期，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12.5%；战败一方伤亡比例略有下降，为21.9%。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手组成的步兵，成份单一，是一种优于骑兵的兵种。战斗中失利后，其受到的损失会比以前的长矛兵和不带刺刀的滑膛枪兵要小。武器装备的变化，似乎是这个时期战败一方伤亡率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个时期的军队在作战中，不再成集团式集中部署，而是以横队方式展开，这或许也是导致伤亡比例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获胜的一方，要想发现仓皇败退的敌人，必须进行较大范围的搜索，而且所发现的、可以对之攻击的敌人往往规模很小。 [ 注：加斯东·博达尔，《克列格列克西肯的军事历史(1618-1905年)》(维恩和莱比锡，1908年)。 ]
　　由训练有素、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步兵组成的常备军队，导致了在会战中战败一方伤亡比例明显减小。这个比例的减小，使得会战对双方军队的战术影响在变小，这应该会使军队会战的次数增多。道恩元帅对雇佣兵制度以来指挥官们对会战的态度，发表了简明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在一次会战取胜后所获得的优势，要比被打败后所遭受的损失，或者组织撤退所存在的危害要大的多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决定会战。”如果道恩元帅再考虑上对交战取胜可能性的估计，那他将会有更坚定实施会战的决心。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4页。 ]
　　如果战败一方的伤亡损失下降的话，那么一个指挥官将更愿意冒险实施会战。即使对于获胜的一方，虽然不会再像以前会战中那样取得巨大的战术胜利，那他也应该更愿意实施会战。因为，就像大多数的赌徒在赌博时一样，在赔率相同的情况下，宁愿多次下小的赌注，而不会一次性下大的赌注。
　　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指挥官们相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不像马尔伯勒那样很少作战，他积极作战，也承受了一些失败。但是，正是通过积极、主动的频繁会战，腓特烈大帝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后勤封锁战略，保住了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
法国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腓特烈大帝指挥有着超一流训练的普军，成功地应用斜形攻击战术，集中兵力攻敌弱点之时，法军从另一方面也对战术进行了改进。受福拉尔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法军在七年战争中运用了纵队战术。其实，腓特烈大帝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受过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这种纵队主要用于作为预备队队形，或者部队在向战场接近及在战场上移动时使用。另外，法军还在队形的先头有计划地部署一些散兵。这种做法最初被腓特烈大帝所忽视，但奥地利军队在作战中也常常使用。法军在作战中使用多路纵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展开的速度，以能够和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对手相抗衡。
　　这种战术改革，使得法国人将军队分编为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常备师。每个步兵师最多16个营，人员不超过1万人。在即将交战时，法军以4个师向敌人接近，每个师再编成2个纵队，每个纵队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都有4个营。运用这种方法，法军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比训练有素的对手一点也不慢。在1760年战役中，富有创新精神和理解能力的布罗格利元帅，运用这种多路纵队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效率，在战争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实用性。
　　将部队编成师后，其机动速度比以前的集团式编组大大提高了，因为，这样可以利用更多的道路实施机动。将军队集中起来以集群编队实施行军，是为了能对付敌人骑兵的攻击。可是法军认识到，现在的步兵都装备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将它们分编成有较好训练的各营，军队在机动中也不必惧怕骑兵的攻击，因此，军队在行军中不必继续使用帕尔马元帅曾经熟练运用过的、蒙特库科利积极推崇的、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集团式行军编队方式。为防止与敌人不期遭遇，布罗格利元帅使用轻步兵及轻骑兵来掩护部队行军。在快要接近敌人时，布罗格利元帅就指挥部队分散行进，加快行进速度。当然，原则上只是按各编制单位分散行进，以保证能执行命令，准备随时再次快速集中。
　　战争结束后，法军继续坚持战术革新。1766年，法军引进了一种可由密集纵队展开为面向纵队行进方向的横队队形的方法。虽然，当时就有一些由纵队队形展开为横队队形的方法，但它们不仅展开速度慢，行动起来比较笨拙，而且通常要以疏开的纵队为基础进行转换。当时惟一的一种可以较快完成由纵队向线式横队转换的方法是腓特烈大帝采用的那种，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在疏开纵队中的所有各排同时进行方向变换，而且，转换过来的线式横队必须是与行军纵队轴线成90°角。法军引进的这种新的方法，却可以使部队方便且快速地由排列紧凑的纵队转换为面向原来行军方向的三列线式横队。实施时，只要纵队停止前进，纵队中各独立的小分队，采用斜方向行进，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采用这种队形展开方法，甚至不需要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在先头分队继续前进的同时，纵队中其他分队则快速跑步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即可形成线式战斗队形。
　　军队拥有的这种由纵队队形转换为线式横队的能力，蕴含着对战术的革命性影响。因为，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在战场上行进的速度很慢。即使腓特烈大帝引入了营一级编队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战术家们也认识到，燧发枪的火力能够弥补各营之间的实际间隙，但各营自己却不得不保持整齐的队形，以便集中火力，不至于造成自伤。每列正面为200人，纵深为3列的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也不得不缓慢行进。但是，如果将这支部队分成8个连，形成一个连挨着一个连的紧凑纵队，纵队正面为25列，宽度50英尺，纵深为24行，长约150英尺，形成一个长方形队形，这样，各营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向战场开进，并很快展开为线式队形以集中火力。由于各营的间隙可用火力来控制，所以，各营之间彼此就不需要再保持非常整齐的队形。
　　法军在军队中实行了师的编制，并探索了以多路纵队向战场开进，但交战时又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与此同时，法军还对炮兵进行了许多技术方面的重大改进。经研究表明，将火炮的身管减短，让炮弹与身管内膛更加密合，即使以更少的装药，也能使火炮的射程和原先一样。火炮铸造厂还在缩短炮管长度的同时，将火炮的身管造得更薄，使火炮的重量减轻了一半。拉炮的马车重量减轻了，马具改进了，炮兵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另外，升高观测装置使炮兵的观察瞄准效果更好了，火炮的射速也提高，这些都增强了炮兵的威力。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使炮兵在各种行军中可以跟上步兵速度，这使法军官兵确信，炮兵不仅在防御作战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进攻作战中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既然带许多小子弹的霰弹发射的距离比滑膛枪远，那么，只要将炮兵带到战场上并使用得当，炮兵将是步兵攻击中最有力的支援。
插图5.3 发射12磅炮弹的火炮
　　法军在对步兵和炮兵进行诸多改进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军事理论的探讨和争论。许多军事思想家对法军的部队训练、军队队形，以及军事教育和军官思想等方面内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像当年瑞士步兵方阵的突然出现，曾对欧洲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样，法军在步兵方面的改革影响也很大。瑞士步兵的密集实心方阵，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而且还可以以战斗队形向战场开进，并能够迅速投入交战。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只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士气高昂的话，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用停止前进就能对付向其翼侧实施攻击的骑兵，假如瑞士这种实心的步兵方阵能够克服易受敌人投掷兵器或火器杀伤的弱点，并可以向后转动的话，那么，瑞士步兵的这种便于机动的方阵队形将还会更长久地统治战场。
　　 16世纪，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混合编成的步兵成了战场的主角。但是，这样的步兵在战斗中必须进行很好的编组，以确保在与装备长矛和马刀的骑兵交战时，长矛兵与火绳枪兵能够相互支援，同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长矛兵，免遭对方滑膛枪兵和装备手枪的轻骑兵的杀伤。由于这样的混合编队需要两种相互支援的步兵，并要使队形尽量与战场上地形相匹配，所以，它既不能以战斗队形向战场机动，也不可能在交战中有更多的战场机动能力。因此，这样的步兵混合编队，缺少了瑞士步兵单一兵种方阵的两种最基本的优点。
　　人们习惯于寻求进攻型军队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已使骑兵降为不利的兵种后，骑兵为什么还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瑞士步兵与后来步兵之间差异的重要意义。瑞士军队能够以行军队形直接进行交战，也正是因为这点，瑞士军队才能够在摩拉特大胜有坚固防御阵地的勃艮第的军队。
　　由于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在行军队形的基础上，骑兵可以不需要专门展开就能实施攻击，使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所以，军队在敌人骑兵所攻击的范围内机动时，都应编成曾被蒙特库科利所建议的一种行进速度较慢、能够实施自我防御的准战斗队形。尽管瑞士军队能够快速机动至战场，并能迅速展开投入交战，从而使对方措手不及，而16世纪的其他不同类步兵组成的军队，不仅向战场机动的速度很慢，而且到达战场后，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时间也相当长。因此，除了诱骗敌人陷入障碍物之中，或迫使敌人进攻以解某地之围外，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会想到去与不愿意会战的对手进行会战，这就不足为怪了。
　　古斯塔夫以线式战术代替了传统的方阵战术，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步兵仍由多个不同类兵种组成，需要编成彼此能够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而且，除了部队编得更细，各部队配合更加密切外，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甚至比滑膛枪配合下的长矛方阵还要差。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中的步兵成份趋于单一，这样，如何机动向敌人接近和展开等问题也就明显好转了。任何一支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只要编成战斗队形，都能有效对付骑兵的攻击。行军纵队不仅易于形成方阵队形，而且更易于展开成线式战斗队形，以对付攻击的骑兵。在战场上展开时，只要每一个士兵以及他们的步伐能与其他的士兵较好协调，展开成战斗队形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此，在训练中，军队主要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线式队形，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这样，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就能有多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新型步兵的作战潜能。
　　但是，对于18世纪的军事家们来说，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这种同类型的步兵，能替代骑兵而主宰战场的可能性。由于当时的步兵必须编成线式队形，以发挥所有滑膛枪火力威力，但是采取线式队形，却又大大削弱了步兵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这就使得当时的军事家们还是认为，骑兵是惟一能够真正实施进攻作战的力量。因为考虑军队的战场机动问题，人们提出了编组成纵队队形的想法，同样，上世纪的冲击战术思想也被重新提出。但是，这种思路实际上是限制滑膛枪火力、射击可靠性和燧发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发挥。装备燧发枪机的滑膛枪，是一种宣判集团冲击战术，以及其他一切不能充分发挥滑膛枪火力威力的战斗队形末日到来的武器。
　　军事家们很难找到理想的进攻型部队。这种部队应该具有在行进中与敌交战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能够快速机动到敌人的后方实施攻击。这样的行动通常只有骑兵才能担任。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开始，很久以来，编成结构差不多的两支军队进行交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除了实施双方互相同意的正面会战外，再也不会想到其他的交战方式。例如，当一名普鲁士将军偶然遭遇敌人的翼侧时，他还要费尽周折将部队调到敌人的正面，以便于使用传统的方法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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