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嘉定苏瀜眉函《惕斋见闻录》；《明季遗闻》卷一。
(73)乾隆十五年《澧州志林》，又见同治十三年《石门县志》；近年来发表持这种观点的文章甚多，可资参考。
(74)《甲申朝事小纪》载王怀民转述阎南宫的一段话说：“凡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谬也。湖广孝廉张琮伯，字和汉，于壬寅、癸卯（康熙元、二年）间赴云南同知任，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于清（在辰州西、镇远东，黔楚交界处），因林谷幽胜，乃登高四望，忽闻磬声，即觅径步至禅院。叩门入，见一老僧，状伟而言辞慷慨，语甚投合。留连数日乃别。后升江西抚州知府，复道经于此。访老僧，已物故矣。其徒悬像，所陈设彝鼎，皆非常物。询何以得此？其徒曰：‘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张惊问：‘当日九宫山死者谁邪？’其徒曰：‘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己者数人，彼时有孙某者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张益奇之，后转甘肃道，以语阎南宫，阎又语予云。”
(75)光绪三十三年《米脂县志》卷十二记：“有传其削发至五台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尝趺坐，不诵经卷。死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自成初为奉天王，犹隐寓其意也。尝有诗云：‘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二语恰肖其人。”
(76)《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77)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八，《灾异》。
(78)同上书卷五，《人物?武勋》。
(79)《烈皇小识》卷八所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0)认为李自成和他的随从走在大队之前，并不仅是一种推测，查继佐在《国寿录》卷四《中湘王何腾蛟传》中就说：“自成弃关中，南走楚，众犹二十余万。方至九宫山下，自成先以二十余骑前观屯处。乡之人向团结，有事共起，防小掠也。见数骑，一呼数百人，持田器竟前搏，骑不能敌，尽走散，一时俱死。须臾后队至，始知有自成顺皇帝在此二十骑中。乡人惧，咸走匿。”又，何腾蛟《逆闯伏诛疏》内说，“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用“窥伺”这个字眼，也意味着李自成行进在大队之前。
(81)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2)不久前湖北通山县有人拿出了一份题为《甲申岁弋闯志》的文件(《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刊有该文的影印件，可资参阅)，文尾有“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拙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孙麟安移录”字样。据说这是当时目击李自成牺牲经过的一位本地人士朱万年的记录。文中说李自成被乡勇“弩铳击毙”，时为“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是确切无疑的。如果是这年的五月癸未，那就是五月初二日，比我的推论早两天。但是，通观《甲申岁弋闯志》全文，可疑的地方甚多，比如顺治二年腊月记载当年五月间的重大事件，何至于误为上年，文中提到“清大将阿济格、多铎”，都是规范化以后的满人译名，在顺治二年是不可能运用的；等等。这个“文件”极其可能出于近人的伪造。在没有就其真伪作出结论的时候，既不能轻易相信李自成牺牲于五月初二日的说法，也不宜采用其中描述的情节。
(83)康熙十九年《宁州志》卷一，《祥异》，卷五，《列传?宦绩?万仁传》。
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第一节 大西军的入川
到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已经比较稳固地占领了湖南和江西的袁州、吉安两府。在这些地方派设了官员，建立了政权，形势相当可观。可是，就在这时，张献忠却毅然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在湖广、江西只留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地方武装，实际上等于自行放弃两省地方。张献忠为什么要这样做？封建史籍上说他是害怕左良玉部官军，才避而入川的。近年来，某些论著又认为这是流寇主义在大西军中的表现。我以为，张献忠之所以率部入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他过去曾经一再进军四川，对这一带的地理条件有较深刻的了解。就全国而言，四川偏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易守难攻的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纵观历史，大凡天下大乱之际，在四川建立的割据政权一般都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简单概括。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时候，既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张献忠毅然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再看四川的情况，明朝末年这里的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淫佚同农民的极度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人士就曾对四川的社会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兢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祗顾适口，不惜物命，刳脔极殄极虐，炮灸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撒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忌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衿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⑴
崇祯后期，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业已摇摇欲坠，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民变风起云涌。其主要的表现便是：活动于川北和川东地区的摇黄十三家越来越活跃，川西等地以“打衙蠹”为号召的民变又方兴未艾。“摇黄十三家”起源于摇天动、黄龙为首的农民军。崇祯七年农民军大举入川后，有一小部分留在四川同当地群众结合，逐渐形成了十三支起义队伍。这十三家的首领是：争天王袁韬、震天王白蛟龙、整齐王张显、黑虎混天星王高、逼反王刘维明、夺天王某、闯食王某、争食王黄鹞子景可勤、二哨杨秉胤、六队马超、行十万呼九思、顺虎过天星梁时政、九条龙某等。他们活动于蜀中，很少同外面大规模的农民军直接配合作战，类似于河南、山东等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摇黄十三家在前期是得到贫苦民众支持的，史料记载：“无聊穷人，背主黠仆，贼与此辈气味相投”⑵，因此发展很快。后来由于缺乏正确的纲领口号，有的甚至蜕化变质，直接侵犯到一般群众的利益。但是，对明王朝来说，他们一直是造反的队伍，牵制了官军的力量，破坏了明政府统治的基础。明四川按察使司佥事张一甲在叙述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进川“势如破竹”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川非无兵，为摇黄折尽”⑶。崇祯十六年，摇黄十三家的力量发展壮大，控制了川北巴州、通江、仪陇等州县，“官兵不能攻”⑷。
“打衙蠹”的兴起表明四川人民同官府的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四川人民在崇祯十四年便到处揭竿而起，自发地对吏胥衙役、绅衿子弟、王府爪牙痛加惩处，即所谓“打衙蠹”。此类运动最初是在彭县爆发的，其他州县也闻风而动，如雅州“百姓各执枪捧进城，拆毁衙役房屋，打死蠢役数十人。上南州县，处处皆然，州县官惟闭署坐”⑸。随着群众斗争的深入，内容也由“打衙蠹”而扩展为“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蠢，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⑹。到崇祯十六年，“打衙毒（蠹）之风渐炽，因岁饥，转掠富户。凡土官之积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杨天官，毁其厅堂，掠其财物。如山之富，不待贼（指大西农民军）而乌有矣”⑺。
很明显，人民群众已经自己起来斩除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了，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官绅地主。四川地方当局开初还加以抚慰劝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料百姓们根本不听，乱子越闹越大，以致不可收拾。官僚们改而动用武力，调军队和土司兵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自发斗争进行血腥镇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西军入川时的蜀中形势。
张献忠决策入川后，大西军就由湖南常德、澧州北上湖北荆州、夷陵。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老回回马守应，由于同李自成有隔阂正处于徬徨无适的境地。张献忠部义军到来之时，马守应已经病重，不久死去。部众遂加入了大西军，随同进川⑻。张献忠还注意招集荆州、宜都等地的群众入伍，所以兵势非常强盛。一六四四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四川官军的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⑼于二月间占领万县，明总兵曾英率部退守涪州（今涪陵）望州关。
由于江流湍急，两岸高山难行，大西军在行进中队伍拉得很长，后续部队一时跟不上来；加之兵员和随军家属人数相当庞大，沿途又都是生产不发达的地区，筹集粮草极不容易。因此前锋到达万县后，滞留了三个月才继续西进⑽。六月初八日，大西军攻克涪州，明守道刘龄长逃往綦江。十一日，张献忠下令分兵两路进取重庆，水路溯江而上，陆路取道南川县，约定十八日会合于重庆城下⑾。张献忠乘坐大船，船上悬挂着“澄清川岳”字样的黄旗，在重庆附近登岸，同麾下将领观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明守土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⑿。明官僚拒绝投降，献忠即部署攻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三面临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大西军从西面陆路先攻占浮图关⒀，进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命军士用火药炸开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了重庆⒁。明瑞王朱常浩⒂、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都被处死。张献忠下令把据城抗拒的官军士卒砍去一只手，然后释放。这些人逃窜所过地方，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大西军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刘廷举带着为数不多的军队镇守重庆外，大军即分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从洪武年间起，朱椿的后代即凭借政治势力，霸占了跨府连县的腴田沃土，积攒起惊人的财货，过着骄奢淫佚的糜烂生活。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个王庄，“王膳”一天由一个王庄供应，一年之间才轮换一遍，“故富无与比”⒃。到万历年时，王府庄田已经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个州县土地的十分之七，还不包括蜀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的禄米、杂项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听说京师失守、崇祯自尽，竟然异想天开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员的支持，先就监国之位，然后黄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远为理由坚决反对，其他一些官员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梦做不成，大为恼怒。当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川时，地方官感到形势严重，曾请求蜀王出钱募兵。朱致澍怀恨在心，又舍不得出钱，皱起眉头说：“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⒄。等到大西军攻破重庆，瑞王被杀的消息传来，朱至澍才慌了手脚，打算带着宫眷财宝逃往云南。地方官耽心会引起人心涣散，不让他走。朱至澍无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人给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经晚了，“应募率皆游手无赖，方授兵登陴，各怀镪超堞而去”⒅。
六，七月间，正当大西军由重庆向成都推进的时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黎玉田⒆、怀仁伯马科⒇统兵一万从汉中入川。当时，李自成已经败回西安，明知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进川。尽管李自成的遣军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员，是在北京期间决定的，这时对付清军已感到力量不足本应立即撤回入川军队，加意同张献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目前说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马科所统大顺军进入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县）。
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面临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21)惶惶不可终日。八月初五日，大西军到达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入(2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抚龙之光、总兵刘佳胤投水自杀。巡按刘之勃被活捉，张献忠劝他投降，他却顽固不化，被处死。献忠封蜀世子为太平公，不久也杀掉。
占领成都以后，张献忠派出大将分别领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县和各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23)。邛州的生员听说大西军占领了省城，自动聚集群众“伐鼓大噪，索印款贼”(24)。在很短的时间里，除了遵义（今属贵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区便大都处于大西政权的管辖之下了。
第二节 张献忠在四川建国
大西军初进四川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25)。不久传来了大顺军被清军击败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马科统兵入川，又直接触犯了张献忠的利益，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将，继而亲统大军来到川北，一举击败马科部，把大顺军赶回陕西。张献忠为了纪念这个胜利，把绵州改为得胜州，派设了地方官员和镇守将领。川北一仗标志着张献忠同李自成两大农民军公开决裂。李自成在抗击清兵尚且自顾不暇的时候，派出军队去同张献忠争夺四川，尽管他的部队收取的是大西军尚未到达的明政府管辖州县，毕竟有伤和气。但是，张献忠却走得更远。他在绵州取胜之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于十一月间派出军队进攻大顺政权管辖的陕西汉中府。结果被大顺军汉中守将贺珍击败(26)。在全国形势由于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而日益恶化的时候，大西军和大顺军却兵戎相见，其对双方的影响都是相当不利的。汉中之战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大顺军就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放弃陕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张献忠的支援，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便正式建立政权，初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年号为大顺(27)。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邸为宫殿。其立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设立官职，开科取士
朝廷设立丞相、六部尚书等官职。以汪兆龄为左丞相，严锡命（四川绵州人）为右丞相，政事多裁决于汪兆龄。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28)，吴继善为礼部尚书（不久处死，以江鼎镇代替），龚完敬为兵部尚书(29)，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
值得注意的是，张献忠入川初期，很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材。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个四川人士，六部尚书中王应龙是延安工匠出身，跟随张献忠多年的老战士；胡默和李时英是在湖北参加张献忠起义军的知识分子，共过患难，让他们掌握用人和刑杀大权比较放心，此外的三部尚书（同丞相一样各占一半）都是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川北巡抚也由四川广元人吴宇英担任(30)。
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张献忠在四道各设学官一人，开科取士。命令各州县起送士人参加科举，规定若有父兄阻挡子弟赴试，要受到严厉惩罚。从当时人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心怀疑惧者固不乏人，但多数还是抱有善意或者热中功名的，故参加大西政权科举的人相当踊跃。考试方法改八股为策论。张献忠亲自写了一篇《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31)，颁发学宫，供士子学习。考试及格的人由吏部分别授官。大西政权的科举制度，包括了笼络士子和加意防范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尽量用功名争取士子，虽然当时管辖范围不到一省，科举却分为入学、中举、进士三级。一六四五年科试之后不久，“又以为不得真才，仍复设科，是一年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32)。另一方面又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33)。这些措施，实质上反映了大西政权对地主阶级既争取，又控制的态度。
二、军制
大西的军制，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之分。正规军共四十八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34)；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此外，大将尚有张君用、马元利、冯双礼、白文选、刘进忠等。上述将领除王尚礼、窦名旺外，都经常统兵分镇或分巡各州县。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大西政权在各州县还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史料记载，大西政权“有里兵，皇兵名色。按户口佥派，三丁抽一，皇兵出师，里兵守城。”(35)仅在简州一地就有“里兵五百人，属伪都司管辖”(36)，定期进行操练。
三、肃清内奸，厉行法治
张献忠深恶朱明宗室的鱼肉人民，入川后就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37)防止了地主阶级利用正统旗帜拥立朱元璋的子孙发动叛乱。为了防范敌探奸细，大西政权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在广元，“城中居民不论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遗漏一名。”(38)西京成都的城禁更是十分森严：
“四城门不许擅行出入。凡城内出者，先赴兵马司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等几铺或某坊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某人，户首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日回城。如至期不回，先拘左右邻及户首斩杀，后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尽数斩杀。其城外入者，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入票。事毕出城，验缴原票方行放出。如或有失落原票者，即杀不放。如系本日往还者，则于左颊印一图书，至晚验明图书方行放出。倘或有被汗水磨擦，图书不明者，亦拘留斩首。”(39)
又派出缉事兵丁，化装成平民于大街小巷往来巡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王尚礼处严加惩办。一天夜间，有个男子絮絮闲谈，他的妻子阻止说：“夜深了，你还是张家长李家短说个没完没了。”被缉事兵丁听得，第二天捉将官里去。张献忠得报后大笑道：“这是说我家长，自成家短，是个良民嘛！”下令给赏释放(40)。在这种政治空气下，城中百姓虽不免感到精神紧张，但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
四、经济措施
大西军在湖广的时候，曾经宣布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政策，军饷等费用都是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地主所得。入川以后有否改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4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作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42)。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大顺政权相类似，大西政权也曾经“取富户追赃。”(43)拘绅衿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44)在雅州“止发土户（指土司）钱粮助饷，地方尚未残破。”(45)
为了便于民间贸易，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制作精工，同明末的薄劣恶钱适成鲜明的对照(46)。张献忠还下令专门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47)。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百姓“入营贸易”的记载(48)，说明大西政权是保护商业的。
五、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以后，礼部尚书吴继善曾推荐明末来川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优”，可备顾问。献忠依言派礼部官员前往聘请。接谈时，献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赐以“天学国师”徽号，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这两个耶稣会士通过同张献忠的接触，发现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49)张献忠抱着很大的兴趣向两位传教士询问了西学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风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义和“教内事件”，注意吸收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问算学之事甚多”，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50)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州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诚非虚语。
六、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政权，受到这个政权沉重打击的是官绅地主。不过，也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张献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惊，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51)。这种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张献忠作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随着地位的变化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朴素作风。由于后妃众多，太监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以后的情况一祥，张献忠也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严惩。连往代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也一概铲掉。史料记载：“近日人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亦皆鑱去。”(52)“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阁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53)
第三节 官绅地主的叛乱和大西政权的加紧镇压
历来的封建史籍，对大西军在四川的作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张献忠描绘成以四川百姓为敌的凶神恶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占领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徐图向外发展。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当注意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打击的对象只限于坚决与大西政权为敌的部分官绅。大西军进川过程中纪律严明，并不随便杀人。《长寿县志》记载，大西军由涪州进攻重庆途经该县时，“立誓不妄杀一人”，“邑中得无恙”(5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由于大顺军已经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绅，除了少数甘心充当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数都转到大西政权方面寻求保护。如史籍所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徨。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55)省会以外的府县，“文臣武将，卖降恐后。”(56)接受大西政权官职的人员虽然缺乏统计材料，但据西方耶稣会士的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57)，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尽管这些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惧，有的甚至心怀叵测，但就大势而言，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慴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直到一六四五年上半年地主阶级的叛乱逐渐严重时，大西政权仍然注意约束军纪，努力做到“兵民守分相安”。这年三月，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还发布了禁约，勒石立碑以示郑重。禁约碑文主要内容如下：
“……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此处缺数字）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锁解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58)
这个禁约的发布人刘进忠，后来降清成了农民军的叛徒，但文告本身仍然反映了大西军入川前期，对于维护军纪、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视。
四川地区的阶级矛盾是怎样激化起来的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张献忠等大西政权的决策人，虽然采取了安排蜀人做官、开科取士等政治措施争取当地士绅，但这个政权的基本施政方针却直接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59)，以及拘集官僚士绅罚银充饷。随着这类农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官绅地主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60)，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二是四川地区的官绅地主，本来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投靠大西政权的。甲申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号，颁诏各地，自封正统。当时北方的局面是清兵同大顺军相对峙，弘光朝廷自知力量单薄不敢问鼎中原，注意力就更多地放在南方。东南各省是弘光朝廷立国的根基，西南除四川外，其他省份仍奉明朝正朔。在这种形势下，弘光朝廷很自然地要加紧部署颠覆大西政权，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半壁江山。然而，南京小朝廷自建立之始就患有先天的软骨病，它既不可能派遣军队入川同大西军正面交锋，就只好采取任命四川官员，指使他们联络策反，把本地的地主阶级势力组织起来同大西农民军为敌。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向弘光朝廷上书言事时，就曾提出过以下的建议：
“又闻献贼逋窜蜀中，设伪官分为四道，以图延喘旦夕。……诚得亲信之士布置其间，或散为流言以惑其众，或伺其隙以间之，使之互相杀戮，而潜结蜀中诸士官与夫忠义之士，阴为部署，伏聚高山长林之间，多设旗帜以寒其胆。又潜与之约，能复一城一邑者即以与之。而其中有能斩献贼之头来归者，即举蜀地爵之。如此，将不烦大兵而蜀可以得，献贼可灭，其众且可收之以为用。故纵间之策不可不行……”(61)。
一六四四年八月，弘光朝廷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旧辅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62)。王应熊是四川巴县人，樊一蘅是四川宜宾县人。南明政权利用他们在本省士绅中的影响，“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63)王应熊受任之后，坐镇遵义、綦江地区，统筹全局。按照他提出的规划是，依靠贵州的兵力和军饷，加上败军溃卒，地方武装，由綦江、纳溪北上；同时责成云南巡抚命将出师，沿建昌、毕节一线推进；川陕总督樊一蘅则提兵转入川北，夺取保宁（今阆中县）、顺庆（今南充）一带，从北面牵制大西军。他还要求朝廷急令湖广巡抚重占荆州，防止大西军顺江东下；郧阳抚治则沿大昌、大宁、达州、东乡一线蚕食川东北地区；偏沅总督和巡抚由东南面扼控四川。这就是王应熊提出的围剿大西军的全盘计划(64)。在他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顿时活跃起来。
一六四五年春，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占领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领几万名战士反攻重庆，又被曾英部击退。这个山城重镇的失守，是张献忠入川以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此外，明将王祥据有綦江，参将杨展盘据黎雅，游击马应试窃据叙州（宜宾），四川南部成了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主要基地。在顺庆地区（今南充一带），明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65)川西的松潘副将朱化龙也“敛兵自守”，割据一方。大西政权控制区内的官绅地主则纷纷叛乱，“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66)；“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67)。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68)。
事实说明，南京弘光小朝廷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旗帜，为他们提供了从事反对农民革命的复辟活动所必需的组织系统和精神支柱。这正是四川地区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原因。
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迫使张献忠加紧了军事扫荡。这本来是必要的，然而张献忠在镇压和防范叛乱的过程中却走得太远了，往往弄到顺逆不分的程度。他看到官绅地主是反对大西政权的主要势力，而生员们一般多是出身于这个阶层，就在大顺二年十一月借口举行“特科”，命令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到齐后找了个借口全部杀光(69)。这就是所谓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大约杀了五千多人(70)。当他不断得报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被反革命势力捕杀时，又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张献忠的过激行动，使本来就非常尖锐的阶级对抗更加复杂化了，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
在历史上身居权力顶点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是很难迷途知返的，他们往往在谬误的斜坡上越滑越远，张献忠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甚至发出了“除城尽剿”的命令，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71)。连西京成都也发兵“剿洗”。《圣教入川记》中，载录了外国传教士目睹的情况：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第二天，“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张献忠听了，“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献忠剿洗成都后，旋即传令晓谕各乡场镇村庄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张献忠的过火行为，最后弄得自己越来越孤立，干脆一把火烧掉成都，打算丢掉四川，另谋出路。
《纪事略》等书中记载，深受张献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龄，是促使大西政权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从其它著作叙述张献忠牺牲以后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四将军处死汪兆龄时宣布的罪状(72)来看，可以互相印证。汪兆龄出身于安徽桐城县的官绅地主，混迹于大西军后巧于逢迎，博得了张献忠的宠信。他的竭力主张血腥屠杀，是出于蓄意破坏呢，还是因为大西军入川以后四川人在政权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妨碍了他独揽大权，必欲杀之而后快呢？抑或是迎合张献忠的偏激思想以保全自己的禄位呢？由于史料缺乏，无从作出准确判断。但是，这个地主阶级分子利用张献忠的愤激情绪，把大西政权为巩固自身而采取的镇压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权在后期树敌过多，招致最后的惨败，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首先是因为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引起的。把事情说成是张献忠天性好杀、残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是一贯如此。比如大西政权的开科取士，其前两次都是真正的延揽人才，安排官职。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借口举行“特科”，屠杀士子。在许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词，光说张献忠假借科举，把四川的读书人杀戮一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张献忠杀人的情况和数字夸大到极其荒诞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龄说，仅从丙戌（大顺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年正月张献忠“命四将军分路草杀”，到五月回成都报告，所杀人数合计竟高达六亿九千九百余万，此外所杀者尚未计算在内(73)。明后期全国人口数仅六千多万，毛奇龄撒下弥天大谎，编造张献忠在四川一省（实际上大西政权当时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县）杀的人数，竟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无耻的梦呓，居然被清朝统治者主持修撰的《钦定明史》所沿袭。在该书卷三○九《张献忠传》里，竟赫然大书，“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有的史籍还绘声绘色地著意渲染，胡说什么张献忠杀人，竟至于“流血若奔涛，声闻数里。锦江尽赤，河水不流。”(74)这类狺狺狂吠，适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而已，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是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除了前述汪兆龄之流的顺风吹火以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也是造成镇压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存大西政权所立的张献忠“圣谕碑”，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75)这道“圣谕”，虽不象统治阶级捏造的那样，下面还有七个“杀”字，但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扩展成了对人的厌恶。张献忠何尝不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所说的天只不过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记载，“张献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76)在他眼里，是四川百姓忘恩负义，只有由他这位上天之子来恭行天罚了(77)。张献忠忘记了，他和部下军队吃的是百姓种的粮，穿的是百姓织的布，忘记了他在玛瑙山战役之后，正是在川东山区百姓的掩护下，才免于被官军歼灭，也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跟着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张献忠用自己创造的天与人之对立，代替了现实生活中富与贫的对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圣谕碑”，是张献忠为自己在镇压官绅地主叛乱时滥及无辜愚蠢作法的辩护。
史籍中谈到大西军在四川的举措时，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联带论述，这样做不是有意中伤，便是无知妄说。明清之际，四川人口急剧下降是事实。封建统治阶级把这笔账全都挂在张献忠名下，是极为不公的。造成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78)，清军的滥杀无辜，摇黄等武装的蹂躏百姓；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肃反无边，当然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连年兵荒马乱，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地死于饥饿(79)、相食(80)、虎害(81)、瘟疫(82)，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数。在批驳封建史籍诬蔑大西军“屠蜀”的时候，还应当指出，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后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这是可以列举材料加以证明的(83)。
第四节 张献忠的牺牲及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
从一六四五年起，大西政权所面临的局势就逐渐恶化起来。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大西政权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就全国而言，李自成部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被清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也跟着覆亡，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清政府为了实现其征服全国的野心，在东南和湖广地区大举用兵，企图镇压大顺军余部和其他汉族士民的抗清斗争。而对于张献忠则一再派人进行招降，妄图不费一兵一卒便掠定四川。顺治二年春，清陕西总督孟乔芳致书大西川北巡抚吴宇英，“令其说张献忠投降”(84)。同年秋，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也派人“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85)。张献忠对清政府的招降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当他发现吴宇英在广元暗自组织反革命乡勇，准备叛投清方时，便断然派兵平叛，处死了这个反复无常的官僚(86)。
于是，清廷改而采用军事征讨和政治招降双管齐下的方针。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率兵前往陕西，“会剿四川，征讨叛逆”(87)。同一天，又颁布了招抚张献忠的诏书和告四川文武各官兵民人等的谕旨。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谕旨说：“凡文武官员兵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典，妻子为奴。开诚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有擒献贼渠将佐者，论功优升，永同带砺……。”(88)
由于当时在陕西汉中等地的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部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牵制了何洛会等统率的清军，使他们无暇进剿大西军。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等，统率官兵前往四川征讨张献忠(89)。清军在陕西先后击破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部。大顺军刘体纯部在这年正月，虽曾一度由河南邓州攻入陕西商州，终因兵力不敌败回湖广。豪格等人在陕西粗定之后，就着手准备入川。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大西军内部发生了刘进忠叛变事件(90)。刘进忠原是大西军骁骑营都督，据说其部下四川籍将卒较多。在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他的一名部将叛投了南明。刘进忠惧怕受到张献忠的严厉惩罚，竟然率部仓皇出逃，先南奔重庆投靠明将曾英；不久又率部北移，同摇黄十三家中的袁韬部合营，自称新天王。大约在顺治三年十月间，他又派部将吴之茂往陕西向豪格投降，接引清军入川(91)。
此时，张献忠正处于内外交困、举棋不定的境地。八月，他下令放火焚燬成都，带领大军转移，打算丢掉四川另寻出路(92)。九月初八日，到达顺庆（今南充市）。次日，攻克叛乱分子谯应瑞、冯有庆等人窃据的顺庆府城。在这里屯驻二十余日后，又引兵移往西充县境。
十一月，清军准备就绪，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县境从大西军俘虏口中，得悉张献忠的大营驻扎在西充县凤凰山下(93)。豪格密令昂邦章京鳌拜、固山额真准塔等率领精锐充为先锋，自己则带着满、蒙军队随后进发。清军“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94)，于二十七日抵达西充凤凰山。张献忠当时拥众数十万，不但对于清军的行动一无所知。而且直到清军迫近，侦探一再报告清军已经到来时，张献忠还是不相信。等到清军已经近在眼前，张献忠才带着少数随从出营观察，仍然没有作任何战斗的准备。双方隔着一条名叫太阳溪的水沟相遇。张献忠被清兵箭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关于张献忠牺牲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西军“皇营”（当作“御营”）中的外国传教士有如下一段叙述：
“时在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铎到皇营欲见献忠……。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于是提讯昨日某逃官之夫人，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95)
清军乘势冲杀，大西军由于变生意外，毫无战斗准备，被打得大败，牺牲战士数万名，损失骡马一万二千余匹(96)。其余战士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大将的率领下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转入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在联合南明永历朝廷共同抗清的斗争中，大西军余部仍然发挥了主导作用。
张献忠牺牲了，在他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大西农民革命政权也被摧毁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却被大西军将士继承了下来。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余部，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从表面上看，张献忠的牺牲和四川的被清军占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是这种偶然之中却寓着必然。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就在于：
一、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毕竟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武装，他们不可能超越时代的限制掌握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因而在地主阶级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误认为是“蜀民”的忘恩负义，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加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又更导致他不分良莠的屠杀，使自己更加孤立。自古以来，任何一支队伍想要战胜敌人，必需有两个基本条件，即自身的团结一致和争取最低限度的同盟者。大西军在其后期基本上没有同盟者，甚至作为大西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的普通农民，也在其所施行的暴力面前吓得远离而去，自身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长。这正是大西军在四川站不住脚的基本原因。
二、张献忠和他的某些助手们过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轻易地取得。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在大西政权统治的后期，四川人民未能得到起码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条件。这固然同地主阶级的叛乱有关，但张献忠等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政权，只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日益萎缩的基础之上，它的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大西军领导人的麻痹轻故，也是导致兵败国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各支起义军由于力量远逊于官军，为了达到保存自己、相机出击的目地，一直非常注意侦探敌情，避免行动的盲目性和遭受官军的猝然袭击。这个优良的传统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的是，张献忠（李自成也有类似情况）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官军占了压倒的优势以后，就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突出地表现为麻痹轻敌，不再兢兢业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了。张献忠、李自成的突然牺牲，都不是由于兵力削弱到连自己的领袖人物都保卫不了。相反，他们在牺牲时都还掌握着几十万大军。只是由于麻痹大意，情况不明时硬充好汉，卒致以身予敌。这种无独有偶的悲剧，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
注释
⑴欧阳直:《蜀乱》。
⑵摇黄十三家的首领，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完全一致，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的《荒书》和李馥荣的《滟滪囊》卷一《摇天动黄龙寇巴蜀》。《滟滪囊》把行十万呼九思写作“邢十万扈九思”，《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曾经被掠入行十万营内，说他“绰号行十万”，当可信。又，《滟滪囊》卷一尚记有夺食王王友进。
⑶《国榷》卷一○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记。
⑷费密：《荒书》。
⑸李蕃：《雅安追记》。
⑹费密：《荒书》。
⑺李蕃：《雅安追记》。
⑻马守应原来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带地方。罗贺事件发生后，他同李自成的关系恶化。李自成主力入陕以后，马守应统兵“下袭江陵”，迫使自成派驻荆州的守将任光荣，防御使孟长庚退走，遂据有荆州。十二月，张献忠来到荆州，“自称西王，诡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职”，“而所谓马回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腹矣。”马部随大西军入川后，任光荣、孟长庚回到荆州，恢复了当地的大顺政权。见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备遗》。
⑼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⑽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顿三个月的原因，《绥寇纪略》卷一○说，是“水涨，不得上，留屯者三阅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西军入川为正、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浅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域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我作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卷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卷十一，《事变志?灾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也说，“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
⑾同治《涪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卷六，《兵燹》。
⑿李馥荣：《滟滪囊》卷二。
⒀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⒁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城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佥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三。
⒂瑞王朱常浩原封在陕西汉中府，李自成起义军入陕时，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庆府。
⒃乾隆八年《双流县志》卷四，《外纪》。
⒄《纪事略》，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纪事》。
⒅杨鸿基:《蜀难纪实》。
⒆黎玉田原是明朝辽东巡抚，大约和吴三桂同时投降大顺政权，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
⒇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投降大顺军后被封为怀仁伯。
(21)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22)《蜀难叙略》记八月初五日大西军抵成都。《纪事略》说八月初六日大西军用火药崩塌城墙，占领成都，所记时日有误。据《国榷》卷一○三载，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报说，大西军“八月初五日围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说攻克成都的日期为八月初九日。
(23)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八，纪二，《纪年》二。
(24)《蜀难叙略》。
(25)同上。
(26)《纪事略》等书把大西军的进兵汉中，说成是李定国未取得献忠同意的擅自行动，甚至说献忠“恨定国挑衅”。据《蜀难叙略》记载，大西政权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门征运粮人夫，乘有事汉中也”。这显然不是一个前方将领所能决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记载，顺治元年张献忠“入寇汉中”，二年“还据广元，于葭萌山下修御营”（卷八，《兵事》附）。看来，汉中之战是张献忠亲自指挥的。
(27)张献忠称帝的时间，诸书说法不一。李馥荣《滟滪囊》卷三记:“十月初八日，贼僭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佚名《纪事略》说，“献忠遂于八月十五日僭位。”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载，“献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伪位，称西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亦从此说。乾隆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八记:“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流贼张献忠僭号成都。”当时四川简州人士傅迪吉谓，十月初四日，大西军发兵至简州打招安，“始知献忠僭位，改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改成都为西京。”(《五马先生纪年》)。这里所说的“僭位”不一定是指称帝，有的是指“僭称”大西国王。但《纪事略》等书在记献忠“僭位”之后，紧接着说立刘氏为皇后，并只下令百姓皆“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前，供以香花。”显然是认为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已经称帝。《圣教入川记》根据两位混迹于大西政权中的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说张献忠于公历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进入成都之后，“随即称王”；到一六四六年二月，“适值阴历正月”，才在新年佳节之际正式称帝。诸书说法不一，确切情形尚有待于考证。此外，《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张献忠屠蜀》条，记张献忠攻克成都之月“建号大西，又自称秦王，改元义武”。关于张献忠称秦王的问题，孙可望后来要求南明永历朝廷封秦王，说是“国继先秦”，又称张献忠为“先秦王”，看来必有所本。我们知道，张献忠早年自称西营八大王，崇祯十六年在武昌称大西国王，在四川建立政权时也以大西为国号，那么秦王的称号从何而来呢？这可能是李自成在甲申正月于西安建国时，曾经封张献忠为秦王，所以张献忠初进川用的是大顺政权永昌年号。后来见李自成败于清军，未必能成大事，又因马科统兵进川使双方矛盾激化，才乾脆称尊建号的。国号大西是自己的传统，年号大顺，很可能是因为一度奉过大顺政权正朔，一下子全改过来会给人以突兀的感觉，所以移花接木地把大顺国号借作年号。这只是一种推测，尚须通过发掘史料加以检核。至于说张献忠改元义武，只是一种捕风捉影之谈。产生这种讹传的原因，是张献忠曾收得“义武左营关防”废印一颗，崇祯十二年在谷城受抚期间他没有官印，请求总理熊文灿准许他使用这颗关防，熊文灿转报朝廷后遭到拒绝（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十二）。由于张献忠一度想用义武作为自己的营号，后来就误传为他曾改元义武。
(28)王国麟，湖广人，崇祯十七年任四川彭县知县（见嘉庆十八年《彭县志》卷二六，《职官》）。他书或作王国宁。
(29)龚完敬。四川彭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明临安府推官（见嘉庆《彭县志》卷四二，《外纪》；同书卷二八，《选举》）。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义王》条记，“蜀绵州鹿头关庞士元祠，（孙）可望重修，有石坊大书伪衔：柱国太师兵部尚书。凡数百字，犹称张可望云”。龚完敬任兵部尚书后不久被处死，是否由孙可望接替，或者孙可望的兵部尚书只是个虚衔，尚须进一步查考。
(30)吴宇英曾任明工科给事中。《纪事略》吹捧他“姜桂之性，老而愈辣”，说他“焚伪敕，斩伪使，尽出所藏，招集义勇，扼险以待。”“据神仙峒以抗献忠，”始终拒绝大西政权的委任，最后被大西军剿灭。《绥寇纪略》卷一○也说，“给事中吴宇英亦以不屈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顺治二年四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中说，“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书与彼，令其说张献忠投降，相机而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可见吴宇英确实任过大西政权巡抚职务。
(31)《绥寇纪略》卷一○。
(32)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33)同上。
(34)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部是张献忠的义子，当时都随献忠姓张。史籍中关于他们在四川建国时授予的职位记载不一致，如《纪事略》说：“封义子张可望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张文秀封勇义伯，挂平南先锋印；张能奇挂平南将军印；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君用为右军都督；马元利为左军都督；冯双礼为后军都督；其余贼将俱各封赏有差。” 《滟滪囊》卷三，记献忠封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为“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伪王，其次封伪将军，设鹰扬、龙韬、虎韬、豹韬诸伪宿卫，分四十八营。”这里是根据欧阳直《蜀乱》的记载。
(35)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张宏畉：《邑志纪闻》。
(36)《五马先生纪年》。
(37)《纪事略》。又，沈荀蔚:《蜀难叙略》记: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费密《荒书》也说:“遣贼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38)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39)《纪事略》。
(40)《滟滪囊》卷三。原文是：“街民张成恩道邻人闺门，其妻止之曰：‘夜深矣，尚说张家长，李家短何为？’贼詗知，侵晨执见献忠，问之，民以实对。献忠曰：‘我家长，他家短，是良民也。’赏而释之。”《绥寇纪略》卷一○记最后一句话作：“献忠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谶也。释之。”
(41)《绥寇纪略》卷一○，记张献忠曾经“声言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似乎是针对土司而言。《纪事略》说大西军占领成都后，汪兆龄曾条陈治安之策，其中“治蜀民之策”内有“定赋税各项事宜”；后面又说孙可望建议“轻徭薄赋，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马元利部将后来还说，“蜀川千百万生灵，輓粮输赋，供给三载，未见负嵎梗化。”好象大西政权在四川期间一直实施了赋税制度。但是，《纪事略》这本书多有夸诞不实之处，所言未必可信。此事尚待深入研究。
(42)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曾叙述当地农民不愿意下秧，他归之于“懒惰”。不过他没有解释四川的农民历来非常勤快，为什么这时突然变得懒惰起来。真正的原因，是大西军随意打粮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农民无心从事生产。
(43)嘉庆十八年《什邡县志》卷三八，《人物》。
(44)《蜀难叙略》。
(45)《雅安追记》。
(46)至今见于文献和实物的大顺通宝有两种，一种背面无字，略小；另一种背面孔穿下有“工”字，略大。
(47)见丁福保撰《古钱大辞典》下编补遗五一九页，图版上编补遗四一一页，拾遗上编图版第八页；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所附图版，也有西王赏功铜币拓片。这种赏功钱至今只发现于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还没有见到发现的报导。钱上用“西王”二字，推测当在入川初期铸造。
(48)《五马先生纪年》。
(49)《圣教入川记》，本节内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出自此书。
(50)《圣教入川记》记载了三件仪器的情况:“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与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俱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瞭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实为当时特出之物。”
(51)《圣教入川记》。《绥寇纪略》卷一○等书说，献忠“聘井研陈氏(明末大学士陈演之女)为伪后，封其兄为国戚。不十日，陈赐死，兄及两尚书皆极刑。”
(52)清陈祥裔耦渔辑:《蜀都碎事》卷三。
(53)乾隆《新繁县志》卷十一，《兵燹》。
(54)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四。
(55)《圣教入川记》。
(56)《雅安追记》。
(57)《圣教入川记》。
(58)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及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所附图片及释文。
(59)沈荀蔚:《蜀难叙略》。按，对明朝仕宦，初期主要是征聘他们出任官职。“皆杀之”一语不确，但杀了一部分（包括授职的某些人员）则是事实。
(60)杨鸿基：《蜀难纪事》，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61)黎遂球：《莲须阁集》卷三，《中兴十事书》。
(62)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国榷》卷一○三记甲申十二月弘光朝廷再谕：“督师大学士王应熊：蜀将悉听调遣，文武官吏、汉土兵惟卿用之。”
(63)《蜀难纪实》。
(64)《国榷》卷一○四。
(65)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
(66)《滟滪囊》卷三。
(67)《蜀难纪实》。
(68)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卷二六，《贼盗?张献忠》。
(69)雅州由于混入大西政权的地主分子郝孟旋密图反水，伪造了张献忠的诏书，把起送在途的本州生员全部追回，雅州生员因此逃脱了这次屠杀。见李蕃《雅安追记》。又，乾隆四年《雅安府志》也记载：“是年（一六四五年）献忠檄蜀士子尽赴省试，违者以军法论，监军郝孟旋矫献忠诏曰：‘雅系边地，承平时自专心文墨，今羌夷不时窃发，久已弃诗书而事干橹矣。宾兴之典，宜俟异日。’时蜀士赴试被歼无遗，独雅安诸生获免。”(卷一○，《勘乱》)
(70)某些史籍记作青羊宫事件。如李馥荣《滟滪囊》记:“八月，届期至者五千余人，尽杀于青羊宫侧。”《蜀碧》中说，欧阳直是当时被起送到成都参加“特科”的士子之一，由于年令较小，免于被杀，发到大西军营内帮办文书。他在所著《蜀乱》一书里，记载各地士子集中的地点是大慈寺。特科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如道光八年《新津县志》，记该县生员蓝炜奉调参加特科，“十一月初十日，同多士死于东门外”（卷三三，《忠节》）。康熙年间西充县人李昭治所作《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杀绅士，自进士以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见康熙《西充县志》卷一○，《艺文》上)
(71) “除城尽剿”，在当时四川人士的记载中是常见的，有的还根据亲身见闻叙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记叙的可靠性。
(72)详见后文。
(73)毛奇龄：《后鉴录》。
(74)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难纪略》。
(75)参看《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76)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77)《圣教入川记》中，记载张献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谚语道：“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实际上就是这个“圣谕”经过两次转译之后，在文字上出现的差异。据说张献忠自鸣得意，叫传教士“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同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对传教士发的谬论：“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等等。这种语言同现存“圣谕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78)如光绪三十一年《内江县志》说：“官兵之虐，甚于流贼”（卷十二，《外纪》）。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
(79)当时江津人士龚懋熙记载说：“时天下无主，官兵所过尤烈于贼，里巷恣睢雄杰之徒，借起义为名，驱民为兵，众至千、万，文士反依依焉。督抚崇衔、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己。其究也，民尽为兵，废耕绝食，旋亦自相食以尽，全川自此烟火断绝凡十五年。”（嘉庆九年《江津县志》卷十五，《艺文》，龚懋熙；《叙略》）。又如南明范文光、曹勋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粮食，竟至于“已播谷种，亦漉来作食。”官军在路上碰见百姓，那怕只有一碗米也“杀而夺之。由是僵尸横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记》）时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也说，“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穭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蜀难至斯转剧，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欧阳直《蜀乱》云：“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闲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
(80)明末清初四川“以人为粮”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举几个例子：崇庆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众避难，至晚无食，众择其肥大者杀而食之。五人已杀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县，竟免其难”（光绪三年《崇庆州志》卷十二，《杂识》）又如时人欧阳直，“自内江同溃兵过威远，遇十数饥人邀于路，见人众不敢近，犹狂呼曰：‘走不去，丢下两个与我们做粮饭罢。’”他自己在顺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抚马乾委任为安居县令，抵任后，“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辈久无粮食，每藉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说得欧阳直头皮发麻，连夜逃走。（《蜀乱》）
(81)如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记载：“蜀保（宁）、顺（庆）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卷十六，《外纪》）
(82)张宏畉：《邑志纪闻》载，顺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马蹄瘟，患者多死”。（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
(83)如川北的广元县，在顺治五年清朝知县高培元抵任时，“百姓农业尽废，至是每市米一斗，价五两(按，明清正常粮价约为一石价银一两，此时高达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强食。且疫疠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仅十一于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绵州志》记载，顺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几尽。”(卷三五，《祥异》)清军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如顺治五年清朝总兵“柏（永馥）、马(化豹)，芦（卢光祖）等，复镇顺庆，而一时粮饷不继，夏取民之麦，秋又取民之禾。起视斯民，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饥而死也。”(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韩国相:《流离外传》)清初安岳人周于仁说，“迨戊子、己丑(顺治五、六年)，五谷无遗种，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树皮野果为食，绝盐味，无定居。”加上“以人肉为家常饭”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树伤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岳至“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的局面(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又见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卷四，《外纪志》)。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余部经贵州转入云南以后，四川才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84)《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85)同上书，第四九二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贴》。
(86)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七，《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荡平事》。
(87)《清世祖实录》卷二一。
(88)同上。
(89)《清世祖实录》卷二三。
(90)刘进忠叛逃事，欧阳直在《自纪》中云:“乙酉(1645)年)春三月，营将刘进忠叛献走秦陇。”当时，欧阳直正在刘进忠营内，似乎不应该弄错时间。可是参考其他文献，可以肯定说乙酉三月是不对的。他自己在所著《蜀乱》中，也把刘进忠叛投清朝载于丙戌年下。
(91)刘进忠投降清朝的原因和经过，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荒书》和韩国相《流离外传》(见民国《南充县志》卷十六)。顺治十八年三月张凤起撰写的神道碑，叙述了刘进忠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公讳进忠，字虎山，陕西汉中人，……夙传华胄。其先人多以军功武烈显著当时。”父胤昌，原任汉中宁羌卫千户。“公弱冠，喜儒术，习文辞，然而读书通大义，不斤斤章句为务。”也许能够说明刘进忠的叛变具有较深的思想根源。由于蜀道险阻，非有向导莫能得其要。熟悉地形和大西军内情的刘进忠自告奋勇，充当引路人，对肃亲王豪格部的顺利入川，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事后被“题名剑阁”，任为益阳总兵，用农民革命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参见《清故镇守益阳等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刘公神道碑》，碑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
(92)据《圣教入川记》的记载，张献忠的这次战略转移，是计划前往陕西。《纪事略》也说，献忠“一日召兆龄、可望等议曰: 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朕意欲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时人韩国相记，献忠带领大西军行至南充、西充地区后，“备舟造楫，声言直取南京。”(见《流离外传》)直到献忠牺牲为止，大西军在顺庆府滞留了将近三个月，原因不清楚。至少说明他决策北进陕西并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93)李昭治：《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是时，贼将刘进忠已降大清肃藩，导之讨贼。贼营人马不戒，弓刀无备。初有言大兵至者，逆献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兵将近，复报献。献又杀之。大兵已压贼营，献不披甲，衣常服，加飞蟒半臂，率牙将出现，与大兵隔太阳溪。刘进忠指曰：‘此即张献忠。’大兵中南伊马喇射穿逆左乳下，仆马而毙。”《绥寇纪略》卷一○、《寄园寄所寄》卷九引《诛剿新编》、毛奇龄《后鉴录》、《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献忠屠蜀》条、顾山贞《客滇述》等书，都说是刘进忠投降清朝后，充当向导，引清兵直奔献忠驻地。清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根据档案文书写成《纪灭闯、献二贼事》其中说：“比抵南部县境，有前锋擒贼生口至，具言献忠方列营顺庆之西充县，急击之可就擒……”（《张文贞公集》，卷七）。《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两种说法略有不同。
(94)《张文贞公集》卷七。
(95)张玉书记载张献忠牺牲的情况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充之风凰观。会大雾昼晦，勒军登山。贼谍者知之，驰白献忠曰：‘王师至矣。’献忠坚卧不为动，曰：‘岂真从天而降耶！或秦督孟乔芳兵至耳，一战当立败矣。’顷之，王师逼贼营，献忠方在厩阅马，闻急，大惊，仓皇麾所部马、步兵迎敌，自乘所爱马驰走，不及擐甲。有裨将某驰射之，贯其胸。献忠负创还营。鳌拜，准塔等鼓勇力击，大破贼众，遂擒献忠，斩于军前。士民饮恨献忠者，争往斫其尸于军门外，不移时骨肉俱尽。”（《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
(96)《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豪格奏报：“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同书卷五三、卷一○七，两次追叙豪格的“功绩”说，“又复入川，攻克内江县，击败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斩贼首献忠及其伪巡抚、总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俘获无算。广宣德意，招来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余，四川大定。”
第十五章 弘光政权的覆亡和南方的阶级斗争形势
第一节 弘光朝廷“借虏平寇”政策的破产
甲申四月，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留都南京一带的明朝官僚们顿时乱成一团。为了收拾这无主的半壁江山同起义农民对抗，他们面临着一个迅速解决明王朝的继统问题。由于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大臣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潞王朱常淓。有的大臣主张立福王，理由是他在世系上同朱由检最亲；有的大臣却顾虑到老福王几乎夺嫡的旧事，唯恐立了福王之后会掀翻旧案，引用“奸邪”，对自己不利，于是借口“立贤”，主张拥戴潞王⑴。凤阳总督马士英见史可法等重臣支持潞王⑵，认为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好时机，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迎入南京，史可法、高弘图等留都官员眼看木已成舟，也只好加入奉迎的行列。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曰广、王铎等五人入阁为大学士，同时选任了一批小朝廷的官员。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就是第一个南明政权。
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的时候，国内的形势是：清军打败了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和关内的大片土地，并且得到了黄河流域一部分汉族地主的支持；大顺政权仍然拥有山西、河南以西的地方，正准备着重整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南方除了大西农民军正向四川进军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处于弘光政权管辖之下。一场中原逐鹿的斗争就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之间展开了。社会矛盾由原先的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和辽东地区的满、汉之间的民族对抗，演变为全国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呈现出极其错综纷杂的局面。
南明的弘光朝廷，表面上是个庞然大物，它拥有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和数量可观的军队。以兵员来说，仅镇守武昌一带的左良玉部就达二十余万，加上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郑芝龙以及两广、云贵、江浙等处的驻军，兵马约近百万。然而，由于这个政权是以江南最腐朽的官僚地主为基础，勾结在农民军打击下逃窜而来的军阀集团建立起来的，骨子里糜烂已深，所以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它不仅完全继承了崇祯朝的反人民政策，而在腐朽、无能、内部纷争等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集中地体现了没落贵族的全部特性。他把政事委任给大学士马士英，口称：“天下事有老马在”⑶，自己却百事不理，整天吃喝玩乐。皇宫内廷里悬挂着他叫大学士王铎书写的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⑷，仅此就可以想见其为人了。一六四四年旧历除夕，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意图是，“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⑸直到清兵已临近大江边，朱由崧还忙于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还命乞丐捕捉癞虾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虾蟆天子”⑹。
大学士马士英则乘机揽权，把朝内比较正直的官僚都排挤出去，由自己掌握大权。他又引用阉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互相勾结，公开卖官鬻爵，选用文武官员都有定价。以致当时南京城里流传这样一首《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
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⑺
又有这样的歌谣：“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⑻在一片纸醉金迷的虚幻太平景象中，南京的新贵们一个个有如燕巢幕上，竞相经营自己的安乐窝。
为了争权夺利，朝廷内外狗咬狗的斗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有围绕所谓北来太子和童妃事件的皇室内部争斗；有朝廷上这一部分官僚同那一部分官僚的勾心斗角；有军阀们争夺地盘的兵戎相见。这些斗争又往往纠缠在一起，乱哄哄地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朝廷不仅民心丧尽，就在统治集团中也没有多大的权威。据史籍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行间讲话，常引用弘光的旨意，大将高杰竟“拂然曰：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大将黄得功“一日伏受诏，语不当意，不待竟即起，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⑼甚至一再发生皇帝指名逮捕的官员一藏入大将兵营，朝廷就无可奈何的怪事。
内部的腐败和矛盾重重，使弘光朝廷从立国之始就患上了软骨病。甲申五月，由史可法以大学士身份出任督师，在江北设立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镇，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组成江淮防线，提防大顺军的南下。在吴三桂降清、大顺军受挫的消息传来后，弘光朝廷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借清朝兵力摧毁农民军，然后通过讨价还价同清方达成分疆而治的协议。大学士马士英早在五月间就提出，“因三桂款建，使为两虎之斗。……今之上策也。”⑽史可法在疏中也认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矣。”清兵“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⑾这就是贯穿弘光一朝始终的所谓“借虏平寇”的方针。
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夺取中原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但是，由于满族人口很少，所能提供的兵员有限，多尔衮等人在入关初期，对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究竟能够占领和有效控制多大的地盘，并不明确。史载多尔衮刚进北京时，曾说过：“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⑿六月初一日，清廷的诏书中还说：
“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立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⒀
但下文也预先埋伏下了借口：“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讎。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实际上，当时清廷多尔衮等人对南明弘光朝廷，作的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和的两手准备。
清廷暗伏杀机的这道诏书，对弘光朝廷起的居然只是麻痹作用。他们抓住多尔衮“睦邻”的橄榄枝，急不可待地派出使团“通好讲和”，一心想在共同镇压农民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南北朝的局面。七月，弘光朝廷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总兵陈洪範为使者，携带白银十万两、黄全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作为酬谢清廷出兵的礼物，另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犒赏银一万两的诰命，于十八日起程前往北京。北使团出发前，弘光帝曾命大学士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同清方谈判的条件。大臣们议论纷纷，“或言以两淮为界。高辅宏图曰：‘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⒁史可法在疏中也认为：“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⒂言外之意，割让河北乃势在必行。弘光帝在给使团的指示中，则以割让山海关外土地、南北互市、许岁币不得过十万和会见时不屈膝、不辱命作为谈判的起点⒃。
就在弘光朝廷陶醉于“借虏平寇”的美梦时，清廷由于汉族官绅归附者越来越多，力量和见识日增，态度也益渐骄横。多尔衮等满洲贵族从汉族降官口中得知，江南物产丰盈，民风脆弱，可传檄而定，不禁食指大动。他们认为与其平分秋色，何如一口独吞。主意打定，多尔衮就在七月间致史可法的信中，公开指责弘光朝廷是“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并且大加恫吓：“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⒄根本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十月，左懋第等到达北京，处处受到冷遇和凌辱。清廷除了把使团带来的银币如数照收以外，对使团提出的通和讲好嗤之以鼻。左懋第等人反复辩解，得到的答复只是一句话：“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⒅十月下旬，弘光朝的北使团毫无结果地起程南返时，内部又发生了惊人的背叛。使团中的陈洪範暗中给清摄政王多尔衮写信，请求将同行的左懋第、马绍愉拘留。自己南返后除率领本部兵马归顺外，还将拉拢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泽清等将领一道投降，南方可以不战而定。多尔衮纳其言，立即派军队赶到沧州，将左、马二人追回拘押于北京，让陈洪範独自回去充当内奸。陈洪範抵南京后，一面密奏“黄得功、刘良佐皆阴与□（虏）通”⒆，妄图挑起朝廷对黄得功等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机行事；一面“逢人劝降”，被称为“活秦桧”⒇。只是由于朝廷诸臣感到三人出使，一人独回，事有可疑，陈洪範的阴谋才暂时没有得逞。
北使议和变成了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丑剧，特别是更摸清了清方剑拔弩张、要用武力征服全国的既定方针，弘光朝廷本当改弦易辙，以民族大义为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可是，朱由崧等人出于反人民的立场，在战略上仍然认定农民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对清方的步步进逼却一味退让，惟恐得罪。一六四四年旧历十月，清廷原定两路出师，阿济格军攻陕西镇压大顺军；多铎等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只是由于大顺军发动的河南怀庆反击战，把多铎部清军吸引了过去，才延缓了弘光朝廷的覆灭。从这年冬到一六四五年春，大顺军又一次独立承担了抗击清军主力的重任。当时，清廷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的兵力相当薄弱，统治还很不稳固。弘光朝廷如能乘虚进兵鲁、冀，客观上将对西进的清军主力起到牵制作用，大顺政权就不致在优势清军的打击下很快被颠覆，南明的偏安江左也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然而，弘光朝廷的显贵们却蹲在石头城上，睁起近视的两眼，为清军击败大顺军而欢呼鼓噪。一六四五年正月，正是多铎、阿济格两路清军都聚集在陕西的时候，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行至苏北宿迁白洋河，得报西征“流寇”的兴平伯高杰在睢州被总兵许定国诱杀，许率部众叛投了清方，竟然吓得手足无措，只草草安置一下高杰部下诸将就一筹莫展了。幕客阎尔梅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21)。正是由于弘光朝廷始终没有举起抗清的旗帜，更没有采取任何抗清的行动，才使清廷各个击破的策略得以顺利实现。
一六四五年三月，多铎部清军由西安东行至河南归德府，积极准备南下。同时，大顺军主力在阿济格部清军尾追下也由河南西部进入湖北襄阳一带。镇守武昌地区的明宁南侯左良玉自知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扯起“清君侧”的旗号遂全师东下，声言讨伐马士英、阮大铖。部队行至江西九江时，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自称副元帅继续率师向南京进发。四月，多铎所统清军从归德府出发，南经安徽泗州，渡过淮河后直扑江苏扬州。史可法连章告急。在这关键时刻，马士英、阮大铖等却抽调黄得功等部西御左军。有的廷臣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淮扬的防御，不同意把大军西调。马士英悍然声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并“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22)四月十八日，清军抵达扬州城下，派人招降史可法等，遭到拒绝。二十四日清军大举攻城，次日占领扬州，史可法被杀。清军在扬州城滥加屠戮，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23)。五月上旬，清军进抵瓜州，同明军隔江相对。马士英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有的官僚公然齐声嚷道：“便降志辱身，也说不得了”(24)，积极准备投降清朝。初九日，清军开始渡江。弘光朝廷的头面人物连清军的影子还没见着，就一哄而散了。初十日晚，朱由崧在一群宦官的拥簇下，慌慌张张地窜往安徽太平府（今当涂）黄得功的军营，马士英则护卫着太后逃到浙江杭州。剩下的一批文武官员在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的率领下，于五月十五日向多铎投降，清军遂进入南京。几天后，降将刘良佐勾结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等谋害了黄得功。于是朱由崧被活捉并解往南京(25)。在这以前，左梦庚带着二十三万大军，一矢未发就向英亲王阿济格投降了，原来的江北四镇兵马也先后投降了多铎。
弘光朝廷覆灭之后，马士英拥簇着弘光太后逃到杭州，又想另起炉灶拥立潞王朱常淓。不料，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六月，他根据太后的谕旨出任监国。但刚刚粉墨登场便传来了清军迫近的消息，就在巡抚张秉贞、总兵陈洪範和宦官们的撺掇下，向清朝纳土投降了。
弘光朝廷和潞王监国的相继倾覆，打破了南方汉族地主们“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迷梦，终于看清了满洲贵族决不允许同时存在一个汉族政权，从此抗清派才占了上风。多尔衮等人见胜利来得很容易，于是头脑膨胀起来，蛮横地推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这就不能不使民族矛盾迅速地激化，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各地人民抗清活动的推动下，终于进入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联明抗清的新时期。
第二节 南方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的特点
明末农民战争，在本来意义上不仅包括了起自陕西的农民大起义，也包括了这一时期各地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为推翻明王朝而大显身手的时候，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充分体现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广度和深度。
从总体来看，明末农民战争在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的农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星星之火到燃成熊熊之焰的全过程。在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候，不仅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主力军，而且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也多得很。在河南，几乎到处都有所谓的“土贼”，出现了所谓“流土交讧”的局面。在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到崇祯十四年已经是“无民非贼”，“势成燎原”(26)，使明朝廷同东南地区的联系往来不得不改道青州府。梁山山区李青山的起义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支队伍在崇祯十四年十月间曾一举攻克东平和张秋，缴获漕粮数万石，切断了沟通南北的运河。直到次年正月，才被统治者用狡诈的手腕镇压下去(27)。此外，在山西、河北、江苏北部，都爆发了农民反政府的起义。在大顺军占领整个黄河流域以后，就根本改变了当地阶级对抗的局势，小股的农民起义，象江河入海一样同大顺农民革命汇合在一起。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发生的起义一般都比较分散，规模也比较小，特别是在时间上晚于北方的农民起义。大约在崇祯十年以后，南方的农民起义才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例如，湖南有临武、蓝山的所谓“矿贼”，声势最盛时曾达到“残破三湘、直至洞庭”(28)的规模；广东有“阎罗总”等山寇；福建有姜世英起义，“纠众数万”，攻入广东饶平、大埔地区，一度包围了潮州(29)；江西有吉安的吕疲子起义以及万载的丘仰寰领导的棚民起义，等等。这些起义都打击了当地的明政府和乡绅势力，但在规模和作用上，毕竟不能同起自陕西的农民军相比。
其次，在南方，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展开斗争还比较常见。明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群众利用秘密结社进行反政府的活动是非常普遍的，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是如此。然而，北方农民在宗教掩护下举行起义一般是早期的现象，如著名的徐鸿儒、于弘志起义，便是在天启年间爆发的。到崇祯年间，河南杞县还爆发过白莲教起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义群众已经不需要借用宗教的说教，而是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张；起义的领导者也不再需要利用秘密结社的方式来组织群众，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在群众的自发的武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尽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各种秘密结社在北方各地进行过长期的活动，拥有大量信徒，但在农民起义进入高潮以后，秘密结社却成了一种过时的形式而被淘汰了。南方的阶级矛盾虽说也尖锐，但相对而言不如北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抗活动，仍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崇祯十一年二月，江西有“铅山妖人张普微，倡无为教聚众起兵。”(30)崇祯十六年，江西龙南、定南又有“密教杨细徕以妖言惑众”。史载：“细徕系定南何氏家奴，流浪外乡数载。突归，自称遇师指引，今当弥勒下界，谬以天翻地覆、铜风铁雨恐吓愚民，必入其教始得免劫。因是煽惑男妇以千万计，立教堂于定南县樟田，密约从教者俱于本年六月初一日齐赴龙华会。一时愚民哄动，有弃其父母妻子产业而不顾者。至晚，细徕密谕腹徒，各选精丁，授以兵具，诡云至下历司踏胜地举刃疾呼，其城自崩。至司试其术不验。营兵发炮伤数人，众悉奔溃。”杨细徕也被俘杀(31)。
在指出南方的农民起义相对落后于北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明末农民战争的迅猛发展，明王朝统治危机的全面加深，南方同北方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首先表现在，崇祯后期爆发于南方的一些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和斗争目标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其次也反映在明王朝覆亡后，南方各地奴变、佃变的广泛发动方面。
先说第一点。崇祯末年，南方的某些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很值得注意，它们往往体现了农民们在政治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觉悟水平。崇祯九年，湖南临武、蓝山的农民和矿徒起义，领导人郭子奴自号铲平王(32)。在一两年之内，他们向北连克湘潭、湘乡等县；向南进逼广东乳源、韶州；西出永州，围困广西全州；一时兵威大震。明朝廷被迫在崇祯十一年，诏令两广总督张镜心，会同偏沅巡抚陈睿谟、虔南巡抚王之良、江右巡抚解学龙、粤西巡抚林贽，组织四省官军围剿。从三月到八月历时半载，官军才依仗优势力量，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影响却是深远的。过了六、七年，江西的农民又举起了铲平王的旗帜，要求铲除社会地位和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现象。有的起义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浙江奉化县胡乘龙，领导当地农民在雪窦山起义，“自称天萌国大将军”(33)，“改元宗贞，谓于崇祯去其头、剥其皮也”(34)。所谓“天萌国”估计具有压倒“大明”的意思。胡乘龙的起义虽然很快就被封建官府所扼杀，但他们斗争的矛头，一开始便直接指向了明帝国和它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经历一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幼稚阶段。同年三月，湖南武岗州农民的抗暴斗争，更是震惊一时。武岗是明代岷王分封的地方，由于“藩禄日增，厘饷岁益”(35)，农民们已经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岷王朱企钅豊骄奢淫佚，早就“蓄怨于远迩”。当农民起义席卷神州大地时，他惟恐失去自己的天堂，强迫附近农民修筑州城，结果是“筑城筑怨，遂不堪命。”崇祯十六年三月，武岗四乡农民一万余人起兵黄桥铺，一举攻克州城。朱企钅豊被活捉处死，宫室也化作一片灰烬。这次起义经过了五个月才被官军扑灭，先后遭到屠杀的群众有一万多人(36)。同年七月，由于岷藩祁阳王朱禋鉒“为虐地方，人心怨恨”(37)，祁阳县农民也聚众起义，清算朱禋鉒的罪恶。朱禋鉒被吓得星夜逃往广西避难(38)。
起义中提出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不仅是检验参加者觉悟水平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衡量当地阶级冲突深化的程度。上面列举的事例清楚地反映了，江南各地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达到爆炸的临界点，农民们再也不能忍受明王朝的暴虐统治了。
第三节 南方的佃变
在南方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压迫的斗争中，佃农和奴仆们为维护本身利益而自行解放的运动，占了相当突出的地位。大致说来，奴变主要发生于江苏、安徽等省，佃变则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西等省。这同各地地主阶级采取不同的剥削和奴役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明王朝统治下，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腐化，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要求，不断加重了对佃户的压榨。他们兴起种种陋规，增加剥削量。早在明中期，福建沙县一带的“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诉无所。”(39)地主们还勒索“冬牲”，迫令农民送租至仓。农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在邓茂七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一时的武装起义。农民的起义斗争被镇压下去后，地主阶级卷土重来，一切剥削旧规又都恢复了。如福建宁化地主收租时，“以二十升为一桶，曰租桶；及粜则桶一十六升，曰衙桶，沿为例。”(40)一进一出之间，剥削量便增加了四分之一。农民们又被迫缴纳冬牲、豆粿,实行送租至仓等旧例。江西一些地方的地主豪绅也“于庄田租粒之入，俱改用大斛”(41)；石城县“旧例每租一石，收耗一斗，名为桶面。”(42)此外，各地陋规尚多。地主们无不各显神通，想尽种种办法鱼肉农民。农民们若有反抗，地主就以夺佃以至送官惩办相威胁。由于政权在地主手里，农民们颠连无告，总是吃亏。明末农民战争的狂飙兴起，佃户们从中看到了希望，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斗争便展开了。
明末的佃变，一般爆发于北都覆亡后的弘光、隆武年间，而延续到清朝初年。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瑞金等地的田兵。
福建宁化县民黄通，“以较正斗斛，裒益贫富为名”(43)，反对地主用二十升的大桶收租，“唱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畊、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归通惟恐后。”(44)通“乃连络数十乡为长关，佥其豪者曰千总，总各为部。通有急则传千总，千总传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45)在这种组织下，“乡之丁壮，悉听其拨调”(46)，称之为田兵。他们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事关有司者，皆取断于通，令（指南明知县）拥孤城而已。”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黄通部田兵一度攻克了宁化县城，还活捉了隆武朝廷兵部侍郎于华玉。这场斗争后来被清政府所扼杀。
江西石城县的佃变起于隆武元年九月，当地佃农在吴万乾领导下，掀起了减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他开初提出废除每纳租谷一担加耗一斗的所谓桶面，得到佃户们的热烈响应。在这个基础上又把佃户组织为田兵，斗争的内容也由废止桶面陋规发展到减少租额，一石止纳七八斗，并且提出了永佃权的要求。由于当地地主豪绅的势力比较雄厚，吴万乾就联络宁都、瑞金、宁化的客户，建立了集贤会的组织，多次围攻县城。顺治三年，石城落入清方之手。次年，在几千名清兵的围攻下，田兵被击败，吴万乾也惨遭擒杀(47)。
在宁化、石城佃农运动的影响下，附近州县的佃农也组织了田兵展开斗争。如瑞金县的何志源、沈士昌、范文贞等人，“效宁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田兵们还“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收五门锁钥，将尽掳城中人。”迫使南明官僚不得不责令粮户（即田主）出城，与佃户“立盟，捐额租，除年节等项旧例。粮户不敢出一言，唯唯而已。”(48)瑞金的田兵，后来同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的佃农运动汇合在一起，声势相当浩大。顺治四年，清朝知县徐珩到任后，“请兵虔院，发马步兵五千人，破其山寨，剿杀五、六千人”(49)，把这场佃农为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淹没在血泊当中。
江西中部的佃农运动，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上文已经指出，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在崇祯十六年曾坚决支持过张献忠起义军。明亡以后，他们又在铲平王的旗帜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史载：
“初，甲申、乙酉间，吉州一大变也。苍头蜂起，佃甲厮役群不逞者从之。刲牛屠豕聚会，睢盱跳梁。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为旗，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此风滥觞于安福、庐陵，其后乃浸淫及永新。”(50)
这是何等可贵的革命的豪言壮举啊！农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地主阶级封建制度的批判者，他们所追求的是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换言之，他们本能地具有同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相对立的大同理想。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们用以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是不科学的。然而，这与那些认为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根本不反对封建制度的说法，毕竟不是一回事。
第四节 南方的奴变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下，曾颁布过免奴为良的法令，并对官绅畜奴作了严格的限制。随着地主阶级统治的重新稳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南方，缙绅地主通过购买和接受投靠，拥有大批的奴婢。明后期，江南士大大之家不仅家内服役依赖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种也由奴仆承担。顾炎武说，“今吴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51)湖北麻城的梅、刘、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52)沦为奴仆的农民，“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53)他们的子女称为人奴产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转让的权利。有的地方严格禁止奴仆读书识字，目的是使他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易于役使的地位。奴仆们过的是缺衣少食、劳役繁重的生活，还要忍受主子的种种欺凌。一件史料中说：
“间尝闻江南惨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驱，繁于《僮约》。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末配聓（壻），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薙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54)
非人的待遇在奴仆们的胸中蕴积着复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感召之下，奴仆们看到了摆脱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希望，他们行动起来了。较早的奴变在崇祯七年秋爆发于安徽桐城。这里的奴仆在黄文鼎、汪国华、张儒等人的联络下，立盟会聚，“谋为乱以应贼”(55)。他们受“替天行道”口号的影响，以“代皇”二字为号。“‘代皇执法’四字屡冠于檄首，标于令箭，传于郡城及各乡村矣。”(56)这说明他们对当今皇帝还抱有幻想。桐城的奴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穷民之亡赖者，无远近少长毕至。”(57)参加起义的群众，在城外胡家庄“设将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参谋、中左右前后五哨先锋等号。民间讼狱咸取决焉。”(58)这次起义不久就在官府和乡绅勾结下被击败了。当知县审问张儒为什么聚众为变时，他回答道：“无他，不欲为奴耳。”(59)桐城奴变的组织者被诱杀，并没有吓倒逐步觉悟起来的奴仆。“漏网余党，忿恨不平，说：‘我等要杀乡官，到不曾杀得，反被乡官杀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贼来报仇。”(60)崇祯十六年，湖北麻城奴仆组织的“里仁会”，派人往安徽迎来了张献忠起义军，说明奴仆们已经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地方的农民革命武装，才有可能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变的高涨，是在大顺军推翻明王朝之后出现的。甲申四、五月间，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各地的奴仆闻风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运动。奴仆们的斗争目标，首先是要求脱籍，改变奴主关系。在江苏金坛县，奴仆们听说大顺军攻克了北京，欢呼道：“天地迴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为“削鼻班”。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谓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举事的日期，规定到时“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后，地主豪绅有了靠山，神气起来了，削鼻班的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乙酉五月，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奴仆们又“拍掌相贺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终奴我也。”“骤呼其党近万人，饮血于城隍之庙，令曰：‘国步既改，诸勋戚与国同休者咸已休废，若我辈奴籍不脱，奴将与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秃屑者司驱走，桀黠者主指画，温肥者赡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齿者，众共灭其家；奴有自不愿去者，磔而尸之。’”(61)“遂鸣钲造乱，缚故主，胠其囊箧，索身契，横行剽惨。去主从乱，凡四五万人。”(62)江苏嘉定县，于“端午后始得北信，于是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63)《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江苏太仓州的情况说：“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乙酉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退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在主人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全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城中倡首者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64)江阴县的“叛奴乘衅索券焚弑者络绎而起，烟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65)
在安徽黟县有“黠奴”宋乞，“暗约诸奴，以吾辈祖父为役，子孙隶其籍，终不能自脱。天之授我，此其时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绳我，无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举，无或后者。邑凡列营数十余处，各有魁帅领之。”(66)“始而挟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卖身文契，继而挟饷于乡邑。素有名望者，俱翦除之。”(67)
浙江海宁县有李刀三领导的奴变，“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称。乘间煽诸毒怨于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搆兵其间，势汹汹。”(68)
广东的奴变称为“社贼”，“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止。”(69)
奴仆们在自发的斗争中，还清算了主子的罪恶。这点在有关金坛奴变的记载中，叙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于主，则曰：‘吾受汝扈若干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请偿棒。’则掣神签以数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则曰：‘若棒我时，何为不知痛也？某日，汝锥我，请偿锥。’曰：‘痛乎？’其主大号。则曰：“若既知痛，向何为锥我也？”……有一绅，性严正，独留城。诸奴絙其项，徇于市，令大叫曰：‘为主慎无若我之谿刻也。’不叫，则棘鞭竞鞭之。是绅老，几毙。有数诸生不胜楚挞，亦几毙。”(70)
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风声影响下，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71)这段话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对于认识明末的江南奴变，以至于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江南的奴变是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爆发的，也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清初仍然此伏彼起一样，南方的奴变也延续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经趁改朝换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们显然错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于它的汉族官绅地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变都是在清政府同当地豪绅勾结下遭到镇压的。例如，金坛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将为首数人捕去，“截其鼻，悬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遂斩之。众乃大服。”(72)安徽黟县的奴变先后坚持了两年，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之后，“邑之士大，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狥。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73)又如江苏太仓州的奴变，也是在当地士绅控告之后，清政府“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74)在奴变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后，一位官绅不无得意地评论道：“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75)他套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论证主仆之义将与天地同休。这正好说明了农民的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不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农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注释
⑴李天根《爝火录》卷一○记：“弘光既失国，时人咸恨不立潞王。太常少卿张希夏语大理寺丞李清曰：‘吾尝奉敕奖谕潞王，亦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也。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大理少卿沈因培常曰：‘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人是其言。”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潞王朱常淓曾在杭州监国，为时不过几天就投降了清朝。可见，所谓“立贤”，不过是南京官场派别斗争中的借口。
⑵见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石匮书后集》卷二四，《史可法列传》。陈贞慧在《过江七事》中说，史可法和马士英开初定议拥立桂王，不久马士英变挂，改拥福王。
⑶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四。
⑷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条。
⑸同上。
⑹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
⑺姚廷遴：《历年记》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清代日记汇抄》第五五页。应廷吉：《青燐屑》卷上记：“南都人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⑻引自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二。夏完淳《续幸存录》作：“京师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纪》卷三作，“尔来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职方地下走’之谣。”
⑼陈贞慧：《过江七事》。
⑽《国榷》卷一○一。
⑾史可法：《请遣北使疏》，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⑿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⒀《国榷》卷一○一；顾炎武《明季实录》。
⒁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⒂史可法：《请遣北使疏》。
⒃见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陈洪範《北使纪略》。
⒄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⒅《北使纪略》。
⒆顾炎武：《圣安记事》上。
⒇林时对：《荷月臿丛谈》卷四。
(21)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及《惜扬州》。
(2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议御北兵》条。
(23)参见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24)《明季南略》卷二，《五月纪》；又见陆圻：《纤言》下。
(25)陆圻《纤言》，记载了朱由崧被俘入南京的情况:“丙午，帝乘无幔小轝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又见《明季南略》卷九，《宏光出奔》条。
(26)《明清史料》乙编，九一○页。
(27)明政府山东官员在正式报告中说，李青山等战败之后逃到费县箕山被活捉(《明清史料》乙编，九三六页，张国维题本)。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官军“诱青山降，执送京师献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凡三十余人。贷一人，磔青山及王(李青山之谋主王邻臣)，余斩首。方缚赴西市，众贼云:‘许我做官，乃缚我耶!’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椿立拔；王诟骂当事者负约，死乃绝声”（附识，卷上）。
(28)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见《希青亭集》。
(29)尤侗:《艮斋倦稿文集》卷十二。
(30)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三二，《武事》四。
(31)康熙四十八年《龙南县志》卷十一，《纪事》。
(32)黎遂球：《莲须阁集》卷四，《平湖南山寇纪功碑》。
(33)道光二十六年《宁波府志》卷三六，《逸事》。康熙二十五年《奉化县志》卷六，《陈国训传》内，记胡乘龙之名为胡成龙；同书卷十三《通云禅师传》内，又写作胡承龙。
(34)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
(35)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十九，《赋役志》下。
(36)康熙二年《武岗州志》卷九，《徴异?时事》；又见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一，《武备志?兵纪》。
(37)马光：《雨粤梦游记》。
(38)康熙《零陵县志》卷十四，《灾祥》。
(39)《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40)康熙二十三年《宁化县志》卷七。
(41)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一○七，《祥异》。
(42)顺治十五年《赣石城县纪》卷八，《纪事》。
(43)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宁化知县徐公墓志铭》。
(44)康熙二十三年《宁化县志》卷七；又见李世熊《寇变记》，载《清史资料》第一辑。
(45)同(43)。
(46)同(44)。
(47)顺治十五年《赣石城县纪》卷八，《纪事》；又见乾隆十年《石城县志》卷七，《兵寇》。
(48)乾隆十八年《瑞金县志》卷七，《艺文》载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
(49)同上书卷一，《兵寇》。
(50)同治《永新县志》卷十五。
(51)《日知录》卷十三，《奴仆》条。
(52)于子瞻甫墉著：《金沙细唾》。
(53)张明弼：《萤芝全集》，《削鼻班记》。
(54)同上。
(55)蒋臣：《桐变日录》。
(56)桐川蹈海生：《桐叛纪异》。
(57)同(55)。
(58)同(55)。
(59)同(56)。
(60)同(56)。
(61)同(53)。
(62)同(52)。
(63)苏瀜：《惕斋见闻录》。
(64)娄东无名氏（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
(65)陈曦明：《江上孤忠录》。
(66)嘉庆十七年《黟县志》卷十五，《艺文》载江碧:《义烈江伯升雷传》。
(67)同上书卷十五，《艺文》载程功：《乙酉纪事》。
(68)《海宁县志》，《名宦传》。
(69)道光六年《高要县志》卷一○，《前事志》。
(70)张明弼：《削鼻班记》。又，《金沙细唾》中也有一段非常具体的描写：“有邑绅御下严酷，少拂意即鞭扑，奴怨之入骨。奴既挠聚，遂缚绅至城隍庙，庙中有竹节大杖，杖末量五寸，积一寸许。数其平昔事轮杖杖之．两人对杖，交进乱下，杖至百余乃止。血渗漉阶前，肤肉糜烂，肢骨撑露，死而复苏，气奄然而已。绅平生爱品茶，以硖州碧涧、阳羡天池为最。奴奉命采茶者必计时日返，迟则受笞。至是杖主讫，摔出庙门，群溺之，旋以秽溲一摞灌其喉曰：‘试尝此碧涧、春池也。’又邑中风俗，凡时节喜庆，碾白米为细粉，蒸熟成餈，名曰糰子；所盛之器为蒸笼，一笼计五六十枚，每蒸三四笼或六七不等。一绅家蒸糰偶未熟，集奴婢列跪于前，计糰若干箠手若干。时为奴缚至庙中，共数而詈之曰：‘若犹记一糰，一箠乎？此箠债当偿久矣。’亦如数箠之。两手赤肿，血漫漶于皮爪间，指腕几折。箠毕，以琅珰系颈牵之游街，抚掌懽呶，杂沓巷市。若此类者，莫可缕记。顾亦有感其故主者，号于众曰：‘我辈报复，必须恩怨分明。如某之长厚仁心，某之仁慈待物，知怨而不知德，惧为神人嗤矣，必报之。’于是，列仪仗，枞金张彩，八人舁大輿，猎猎迎故主出游。主逊谢，辞甚恭；奴请益力。主愈谢。而众已拥持入輿，旌奴导前，骑奴环后，轩盖鼓次，轩耀路隅。绕城一匝，乃送归。主逊谢再三，然后懽呼而去。其他惨辱屠虐，虽邑令亦无如之何。”
(7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自《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十六至十七页。
(72)《削鼻班记》。
(73)嘉庆《黟县志》卷十五，《艺文》。
(74)《研堂见闻杂记》。
(75)《削鼻班记》。
附录
说明
一、大顺和大西农民革命政权在各地设立的文武官员相当普遍，表中列出的却很少，这是因为资料来源主要是各地的地方志。清初，朝廷曾经明令各地修志时，只准把明崇祯以前和清顺治以后朝廷任命的官员载入职官志，大顺、大西政权以及南明几个朝廷和三藩叛乱时吴三桂等人任命的地方官员都被排除在外。只是在部分方志的《兵燹》、《纪事》、《灾祥》之类的项目里保留了一些，这就造成了客观上的困难。加以个人所见史籍有限，遗漏的肯定很多。把这些残缺的资料排列成表，目的是让读者对明末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有个比较具体的认识，从官员的设置和变动情况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农民政权的概貌和盛衰。
二、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正式定名“大顺”，是从一六四四年旧历正月开始的。为方便计，表中襄阳时期的政权也借用了大顺的名称。襄阳政权的官员名单，主要依据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我们没有按襄阳时期、西安时期和北京时期分别制表，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官员从襄阳时期受职起，一直延续到大顺政权失败为止。
三、表中所列仅限于有姓名可考、或有姓佚名的官员，个别虽无姓名但事迹明确、有参考价值者也附带列出。此外，史籍中仅提及某地“伪官”字样者为数尚多，表中一概从略。
四、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录用了一批明朝官员，通过科举又选拔了一批士子，其中有的被任命为地方官员。由于山海关战役后形势急转直下，绝大多数没有到任。表中只列出少数已经到职视事的官员，如四川节度使黎玉田、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等，其他由于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列入表内。
五、表中的职务名称不一定准确。有的是史料语焉不详，有的是史料的作者沿用了明代官职的习惯称呼，比如一府之内主管司法的官员，明代称为“理刑推官”，简称“理刑”、“推官”，或作“司理”、“司李”、“四府”，史料中记载大顺和大西政权的府级司法官员就用了“司理”、“理刑”、“推官”等不同的称谓，其实是同一职务。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大顺、大西政权运用的正式名称是什么，只好沿用史料原文。又如，对于某些大顺政权的节度使（大西为巡抚）、防御使（大西为道）的管辖范围和正式名称不清楚，有的是以所在地区推测职务名称的。个别显然是文献中误用的官职名称，如将大顺政权县令称为“伪知县”，掌旅写作“长闾”，表内都改了过来，不再注明。
六、行政区划历代都有变动，加上我们对大顺政权的行政区划并不清楚，它的节度使管辖范围并不见得与明亡时的巡抚相同，防御使也未必完全按明亡时的道辖区选派。例如，冠县在明、清都属山东，而大顺政权的冠县令则是由真保节度使马重禧任命的。直到现在，能查到的大顺政权山东各地官员是比较多的，却未发现山东节度使的记载。在未能确定大顺政权行政区划的情况下，表内基本上按目前省的区划开列。由于同样原因，表内没有分省按节度使、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逐级编制。这样确实显得比较乱，但作为提供给读者参考和进一步研究的素材，我想还是可以的。
七、附表可能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例如，大顺和大西政权究竟是封建政权还是农民革命政权？在一篇拙稿中曾经指出，在明末和清初各地农民反对封建政府的斗争几乎是烽火遍地，唯独在大顺政权管辖的短暂时期至今未看到一条农民起来反抗的史料。表三所展现的，各地官绅地主同大顺政权势不两立的拚死搏斗，多少能够说明大顺政权同明清两个封建王朝代表的是利益根本不同的两大对抗阶级。又如，有的史著习惯于指责李自成的所谓“流寇主义”，说大顺军领导人不重视地方，后期虽然建立了政权，也只是派出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单骑赴任”。表一证明，大顺政权在每一个相当于省管辖的地区内，都有高级将领统兵镇守，战略要地一般都部署了相当的武装力量，甚至州、县基层政权也大抵配置了专职武官带领地方武装维持治安。这就有助于检验“流寇主义”一词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再如，人们对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作过种种解释，却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大顺政权执行的农民革命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大面积的官绅地主叛乱，使大顺政权根本无法集中力量同满洲贵族军队作战。换句话说，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里应外合，是大顺农民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表三就是为了说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依据确凿史实编制而成的。最后，过去在一篇关于李岩的拙稿中谈到，我们现在对许多职位很低的大顺政权文武官员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为什么名声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岩”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实材料？我愿意借此机会建议对李岩问题关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工作，不要在不分真伪的“有史料依据”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一)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
一、节度使(相当于明朝巡抚)
地区 姓名 简况 当地武职 资料来源
河南节度使 梁启隆 甲申年初设，驻于开封。同年五月大顺军败后遁去。 大顺军先后驻防河南的将领有刘忠、刘汝魁、牛万才等人。甲申夏，右营大将袁宗第还曾统兵入豫，平定刘洪起等地主武装的叛乱。 《明通鉴》附编卷一上。
延绥节度使 周士奇 原为明朝绥德州知州。乙酉正月清军进攻榆林时逃走 大顺军后营主将李过守延安，高一功守绥德，确山伯王良智守榆林。甲申六月，李过、高一功杀王良智，由高一功接管榆林防务。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二；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
宁夏节度使 陈之龙 原为明朝监军道。乙酉正月清军入陕，陈之龙投降。后任清凤阳巡抚。 制将军牛成虎镇守宁夏。牛成虎原为明朝总兵，后随陈之龙降清。 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志》卷十八。
甘肃节度使 周伯达 原为明朝关西道。清军入陕后投降，任清朝甘肃、江宁巡抚。 大顺军大将党守素镇守兰州。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
太原节度使 韩文铨 陕西咸宁进士，明巡按御史。甲申十月清军进攻太原，“城陷死之。” 文水伯陈永福领兵万人守太原，清军破城时逃走，后降于清朝。 《甲申传信录》卷五；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以及《清世祖实录》有关部分。按：有的书上说韩文铨并未死于太原战役，而是逃跑了。
真保节度使 马重禧 原为大顺军果毅将军。山海关战役失败后，随同李自成撤入山西。 马重禧直接统率一部分军队驻守真定。 顺治三年《真定县志》卷四；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遵化节度使 宋权 原为明朝遵化巡抚，大顺军至，“首进降表，即与原职。”五月初，宋权获悉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利，即勾结明宣府总兵唐钰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留守官兵，投降清朝。 守将有黄锭等，见遵化防御使项下。 《甲申传信录》原序及卷五。
徐淮节度使 吕弼周 原为明河南驿传道。甲申四月十五日为明淮抚路振飞擒杀。 随行有参将王富。此外，李自成还任命明降将董学礼为淮镇，“带兵马一千五百名于四月初六日自北京起行”，五月进至江苏宿迁县，被南明军队击败。 《淮城纪事》；《爝火录》卷三；《再生纪略》。
地区 姓名 简况 当地武职 资料来源
四川节度使 黎玉田 原为明朝辽东巡抚。甲申三月投降大顺政权后，被任为四川节度使，与怀仁伯马科统兵入川，被大西军击败，退回陕西。 随黎玉田入川的大顺军将领为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所部兵马一万。 《滟滪囊》；康熙二十六年《成县志》。
京兆尹（西京） 嵇某 陕南生员，家贫，好读书，三试三黜。自成入关，“以嵇生为京兆尹。” 大顺军进军北京期间，以权将军田见秀留守西安。 唐甄：《潜书》上篇下，《贞隐》。
顺天府尹（北京） 王则尧 三月二十四日任，曾出示安民，考试宛平、大兴诸生。 自成出征山海关时，留守北京的兵马约为一万。守将姓名参见正文。 《国榷》卷一○一；《再生纪略》等。
二、防御使(相当于明朝兵备道)
地区 姓名 简况 当地武职 资料来源
襄阳防御使 李之纲 河南郏县生员 初由左威武将军高一功、右威武将军冯雄各领兵二千守襄阳。自成入陕后，镇守襄阳的将领有杨彦昌、冯养珠、路应标。 《国榷》卷九九；《绥寇纪略》卷九；高斗枢《详述秦郧情形疏》，见《甬东正气集》卷一。《平寇志》卷六云:“以陕县恩贡武之纲为襄阳防御使。”(疑误)
荆州防御使 孟长庚 河南洛阳举人。崇祯十五年十二月设，乙酉年二月，荆州守将郑四维杀孟长庚降清。 置通达卫，以任光荣为将，统兵六千守荆州。 《绥寇纪略》卷九；《国榷》卷九九；光绪六年《荆州府志》卷二六；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
扬武州防御使 陈荩 河南洛阳进士，明荥阳知县。自成改明承天府为扬武州。陈荩任职期间因平定地主官绅叛乱有功，被封为京山伯。 初以果毅将军白旺守扬武州，至崇祯十六年三月，白旺调德安，由威武将军谢应龙代守扬武州。又有都尉马世泰领兵六百分守显陵。 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卷二○；《国榷》卷九九；《绥寇纪略》卷九。
夷陵 通达卫左威武将军蔺养成领步兵八百，都尉张礼领水兵六百守夷陵。 《国榷》卷九九。
汉川 威武将军谢应龙以兵三千守汉川之马家隔。 《国榷》卷九九。
德安 自崇祯十六年起，以果毅将军白旺守德安。该地争夺十分激烈，白旺两度击败官军，收复府城，多次搜剿地主武装盘踞之山寨。乙酉春，自成兵败东下，白旺部调集随行，后被叛徒王体中刺杀。 康熙五年《德安安陆郡县志》卷一。
地区 姓名 简况 当地武职 资料来源
裕州防御使 吴大雁 湖北钟祥生员，后为自成所诛。 康熙六年《钟祥县志》卷一○。《绥寇纪略》卷九作“南阳防御使吴大雍”，疑误。
汝宁防御使 金有章 湖北江陵举人，崇祯十六年十月为明巡道韩煜所擒。 威武将军马尚志驻守。崇祯十六年十月为明副将沈万登所杀。 康熙《新蔡县志》卷七；康熙《汝宁府志》卷一○；《平寇志》卷七。按，顺治十六年《项城县志》卷八云，自成“设官置伪节度使建牙汝宁府”，实为防御使。
信阳州防御使 黄阁 湖北江陵贡生，崇祯十六年十月为官军所擒。 威武将军韩华美以兵八百守信阳。 《平寇志》卷七；《绥寇纪略》卷九；《国榷》卷九九；康熙《汝宁府志》卷一○。
怀庆防御使 佚名 甲申二月，大顺军左营由山西袭怀庆，“选授伪防御使、府尹、六邑令。”八月清军南下，大顺政权“文武官吏皆望风遁去。” 康熙三十四年《怀庆府志》卷九。
兴安防御使 耿三桂 山西曲沃人。《兴安州志》云，后为郧阳官军所擒。而顺治三年六月清陕西巡抚雷兴启本中提到，耿三桂直至是年五月，仍同大顺军刘体纯部以及孙守法等领兵围攻兴安州。 康熙三十四年《兴安州志》卷三。参看《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一三七页。
延绥防御使 张弘祚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三之四。
鄜州防御使 徐即达 原为大顺政权河南邓州牧。提升为鄜州防御使后因上言触怒李自成，被杖责八十，囚禁于洛川县。顺治二年清军入陕后，被任为署分巡河西道。 徐即达奏本中，提到他标下有“中军”武职，也可证明大顺政权防御使一般都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兼辖文武的。 顺治二年四月后半月《录疏》所收《陕西署分巡河西道臣徐即达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西宁防御使 齐之震 大顺军大将辛思忠守西宁。 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卷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二。
地区 姓名 简况 当地武职 资料来源
平阳防御使 张爌 甲申春大顺军渡河入晋时所置。同年五月李自成败归，途经平阳时将张爌处死，原因不明。 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卷三四；雍正《临汾县志》卷五。
吴养德 继张爌为平阳防御使。 甲申六月以后一段时间内，绵侯袁宗第统兵一万驻守平阳挂甲庄。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光绪十二年《永济县志》卷二三。
潞安防御使 孙明翼 为清军所杀。 平南伯刘忠领兵镇守。 顺治《潞安府志》；乾隆二十八年《长治县志》卷二七。
辽州防御使 雷于霖 陕西朝邑举人。大顺军失利后“阳顺清朝”，暗中“求救于闯”。发觉后清廷硃批将其“拿解来京正法。”雷于霖趁乱逃回家乡。清朝大定之后，雷于霖写了一个自传体的东西，内多掩饰之词。一九七四年以《一个地主阶级分子的供状》为题公布于《文物》杂志上。 顺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保定巡抚王文奎题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参见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文物》所刊:《雷于霖自传》。
大同 制将军张天琳驻守。甲申五月初十日，在明总兵姜瓖发动的叛乱中被害。 顺治九年《云中郡志》卷十二。
真保防御使 白足长、秦镜 随大顺政权真保节度使马重禧上任。原文作“伪道白足长、秦镜”，具体称谓不明。 顺治三年《真定县志》卷四。
大名防御使 张景辰 在地主官绅叛乱中，因兵力不敌，率城内官员及“贼众斩关而出”。 除大顺军大将刘芳亮、陈永福引兵经过大名外，尚有武将马宁、熊正官、王国功，李日泽统兵镇守该城。 顺治元年六月至七月《录疏》所载顺治元年七月《庆藩奉国中尉朱帅釒炊启本》。
宣化防御使 李允桂 甲申五月初八日，原明朝宣府巡抚李鉴等发动叛乱，大顺政权文武官员均被擒。 “伪帅黄应选”有“老本劲兵约三千有奇”防守宣化，保安有掌旅李琦，怀来有“伪将李定国”，永宁有“伪将孙弘图”，“各有精锐千余，星联棋置。” 顺治二年五月清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四八三页；《清世祖实录》卷五；《清史列传》卷七八。
地区 姓名 简况 当地武职 资料来源
山海防御使 张若麒 原为明降官，山海关战役后降清任顺天府丞。 明降将唐通领兵八千守山海关。 《甲申核真略》；《清史列传》卷七九。
遵化防御使 潘跃龙 在宋权叛乱中，大顺政权遵化地区的文武官员均被擒杀。 “伪帅黄锭”守遵化；“伪将马应湖、毕三才踞喜峰、松棚；:刘衷拥贼数千踞三屯”。 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
密云防御使 左懋泰 原为明降官，自成入京授此职。 《甲申传信录》卷五。
广平防御使 翟凤耆 山西闻喜举人。大顺军失利后逃去，后降于清朝。 《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
永平防御使 李丕著 《甲申核真略》。
济宁防御使 张问行 清苑〔河北〕进士，一作清源（山西）进士，在两县志中均未查得。崇祯末明青州道名张问行，未审是否同一人。后在官绅叛乱中被擒杀。 “有掌旗(旅)伪将点兵一千三百余名防守。” 乾隆五十年《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一；《再生纪略》。参看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卷八。
兖东防御使 刘浚本 山西进士，在官绅叛乱中被擒杀。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再生纪略》作“刘浚”，他书或作“刘洵”。
济南防御使 丁昌期 四月到任，五月初“德州讨贼檄至，都司刘世儒欲起义诛伪官，……伪官次第逃去。” 四月十四日至十九日“权将军郭升”领兵驻济南。 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一。
泰安防御使 郭都 在明将高桂叛乱中被害。 同上。
武德防御使 阎杰 甲申四月初十日上任，四月二十七日被杀。 “傑有兵数百为卫。”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平寇志》卷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