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对大臣时，正式指示调吴三桂部进关。在调兵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明廷的内部矛盾。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汉民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什么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⒁
然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贵族军队的进逼。而且随着吴三桂主力的进关，势必出现人心不固，关外军民蜂拥入关避难的局面。大臣们深知朱由检的为人，唯恐招来杀身之祸，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⒂。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⒃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⒄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他说，“收守关（指退守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⒅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⒆，“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⒇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21)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
三月初，大顺军已经逼近畿辅。明廷才在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同时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吴三桂部因为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在三月十三日进关(22)。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正是陈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23)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部落空。
按当时的形势和双方兵力对比来分析，即便吴三桂部在正月下旬开始进关，也无法实现朱由检的战略意图，挽救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大顺军不仅在东征的兵力上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能抽调的兵员，而且大顺军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进军居庸关，从北面攻取北京以外，还有两路偏师分别由大将刘芳亮等率领经怀庆、长治、畿南取道河间府北上及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关，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师的态势。相形之下，吴三桂部区区数千官军，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分头迎敌这三路大军。但是，抽调吴三桂部进关所经历的周折，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灭亡。
第三节 南迁之议
尽管朱由检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堵御农民军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况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贵族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宋高，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24)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25)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然而，连这样一件并不难抉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搁浅了。按崇祯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往南方，但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睿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检的这种心理。可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变成替死鬼；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经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即所谓“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26)特别是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27)，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这是完全不符合朱由检心意的。因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朱由检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太子监国南京，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28)在一片混乱当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奏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29)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30)。
第四节 没顶之际的几根稻草
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态严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吴三桂因为远离，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义军攻克时还跋涉于勤王路上。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反赐银两表示慰问。刘泽清并没有因此而感动，竟将临清大肆抢掠后率军南逃。只有唐通领着所部八千士卒到达北京，屯扎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31)。陛见时，朱由检赐宴，慰劳有加。唐通也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朱由检非常高兴，赏唐通本人白银四十两，兵丁每人五钱。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他派太监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赐给的东西摔在地下，满腹牢骚地说:“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32)接着便借口自己带领的兵员数“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33)上疏后不待朝命，拉起队伍就走。朱由检也无可奈何。
此外，临近灭亡之时，朱由检还手忙脚乱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为了搜括兵员进行垂死挣扎，但又碰到了军饷的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34)。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朱由检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朱由检见所得甚微，干脆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缙绅纷纷告免”(35)。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政府勒逼出银。内官也奉命捐银助饷。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朱由检当面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却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后来，他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其他的太监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36)。据史籍记载，朱由检的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派太监监视各镇。各地文官武将的纷纷投向大顺政权，使朱由检感到不寒而栗，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猜忌心理。二月底，他派出一批亲信太监前往各地担任监督防范之责，如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等等。兵部认为，这样政出多门，事权无法统一，只会增加地方上的困难，请求收回成命。朱由检却拒绝采纳。这些太监除了方正化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其余大抵都随同地方官员和驻军一起投降了大顺军。朱由检的这一著棋，不仅丝毫没有奏效，而且更加暴露了他的众叛亲离。
三、下罪己诏。朱由检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妄想收拾人心，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两次发布了“罪己诏”。二月间的诏书表面上承担一切罪责，宣布“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己实不德，人则何尤？”实际上空话连篇，一点与民休息的措施也不肯采取。就象谈迁所指出的那样：“当是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37)三月十八日，即明王朝覆亡的前一天，朱由检再次发布的罪己诏，才声称加派的新旧饷项全部停止。同时宣布“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他如文伪职牛金星、喻上猷；武伪职刘宗敏、罗戴恩等皆朕之臣子，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弃之，悉赦其罪，令复官职。”(38)自己的命运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时，朱由检还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高唱赦罪安民的调子，真好比骷髅卖俏，徒在历史上增加一点笑料而已。
由于大小臣工们眼见形势不妙，在二月底三月初已纷纷逃难，“旬日内外，大车小辆络绎而出国门。”(39)朱由检见人心动摇，下令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员外，其他官员和家属一律不准出城。三月十四日，为了防止起义军化装潜入京师，朱由检还命都察院，督促五城御史严行保甲制度，“缉捕奸细”(40)。这类措施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事实不久就作出了回答。
注释
⑴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页。
⑵《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⑶《明季北略》卷二○，《李建泰督师》条下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李建泰的为人：“昔崇祯丙子（九年），建泰主试江南。（九月）九日，大宴雨花台。百官送之。建泰坐轿中叹曰：‘不觉又重阳矣！’盖感日月之易迁，知其贪生之念重也。”
⑷《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⑸蒋德璟：《愨书》卷十一。
⑹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三所载崇祯十三年赐给杨嗣昌的敕书。
⑺《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⑻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抚宛平朱公庙碑》。
⑼刘尚友:《定思小记》。
⑽光绪十六年《定兴县志》卷十九，《大事》。
⑾康熙三十二年《广宗县志》卷一○，《人物列传》。
⑿乾隆十五年《顺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见康熙《广宗县志》卷一○，《人物列传》。按，不少史籍说李建泰军攻破了东光县城，李军并未经过东光，实无其事。
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甲申正月丙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条小注说：“辽东孙德新云：建泰实奉密旨封闯为秦王，求罢兵也。”录以备考。
⒁蒋德璟：《愨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贴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条。
⒃蒋德璟：《愨书》卷十一。
⒄同上。
⒅同上
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⒇《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1)《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2)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
(23)《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4)《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
(25)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6)同上。
(27)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28)《绥寇纪略》补遗中。按，蒋德璟《愨书》卷十二，阁臣《回奏会议名单》中，说“璟奏廷议俱言东宫宜往南监国，上不应。”
(29)蒋德璟：《愨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奏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3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塵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作:“通至，骑八千，步倍之，皆极精锐，壁齐化门外。”（齐化门即朝阳门）李长祥自称当时曾经亲往拜访唐通，按他的说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骑、步二万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记唐通入卫时，明廷发给犒师银每人五钱，共发银四千两，算来还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顺军后，奉命领所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时，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记可能有误。
(32)《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记此语为唐通对作者李长祥所述。
(33)《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34)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即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
(35)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
(36)《国榷》卷一○○。
(37)《国榷》卷一○○。这年正月，给事中孙承泽和光时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诏”，希望他采取停止练饷等实际步骤。(见《天府广记》卷十三，光时亨：《王言更新疏》)
(38)《国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这件诏书记载于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顺政权文武官员还有李振声、杨永誉(裕) 、田见秀、杨彦昌、谷可成。又，陈济生《再生纪略》，说这个诏书是三月十四日颁发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则载于三月初五日，待考。
(39)《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40)同上。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关之战
第一节 大顺军攻克北京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便在大顺军面前敞开了。
大顺军的逼近京师，给明廷蒙上一片阴沉的气氛，朱由检和他的大臣们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三月十六日，大臣们在朝房商讨对策，一个个“但相顾不发一论”⑴。同一天，朱由检故作镇定，按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贵族军队和农民起义军以及筹措兵饷为题，挨次奏对。在厄运临头的时候，他做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只不过是借以安定人心。然而，就连他本人内心的恐惧也无法掩饰了。据时人刘尚友记载，朱由检在听取诸臣奏对时已经心不在焉：“上或凭几而听之，或左右顾而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亲手自为之。如忽忽无绪然，非平时庄涖景象也。”“闻是日帝笑语颇失恒度。”⑵奏对还没有结束，内官使忽然递进一件密封文书。朱由检一看，立刻面无人色，皇遽退入后宫。参加奏对的臣工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来后一打听才知道是报告昌平失守⑶，起义军即将兵临城下了⑷。
就在这天的傍晚，大顺军先头部队到达京师北面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面城墙遗址）。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京师里立即象开了锅一样乱作一团，“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见，唯唯否否，或曰无害，或曰奈何？惟议巡街闭门，无一胜算也。”⑸有的官僚心怀侥幸，“犹谓城坚势重，外有大帅足倚，围三月未伤也。故城中多务积煤米，余无所问。”⑹崇祯皇帝则“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⑺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宦官手里，被驱赶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时既无训练，临事又缺粮饷，“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⑻襄城伯李国祯所统京兵三大营屯扎于城外，大顺军一到立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转手之间便成了义军攻城的利器。
大顺军围攻北京的时候，李自成在昌平、北京之间的沙河巩华城设下临时总部，由大将刘宗敏担任前线总指挥，攻取北京。为了尽量减少攻城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日后进兵中的阻力，李自成等义军领导人认为，争取朱由检投降是比较理想的。于是，派了在宣府投降过来的太监杜勋等人进入城内，敦促朱由检看情形势，及早投降。关于这次谈判的情况，史籍中言人人殊。根据原始材料来考查，可以大致确定谈判的经过如下：杜勋到城下后，由于当时的城守掌握在太监之手，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就被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用绳索吊到城上⑼。杜勋说明了来意，指出大顺军兵势浩大，明廷根本无力抵敌，转达了义军领袖要求朱由检“逊位”的意见⑽。朱由检自知已成瓮中之鳌，除了接受起义农民的条件之外只有死路一条。这时，他处于贪生之念与博个“国君死社稷”的“美名”之间的矛盾之中。长期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极端的爱面子，阻碍了他接受杜勋转达的要求，而一口拒绝就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两难之中，他指使亲信太监同杜勋继续谈判，希望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条件，或许还希望拖延谈判，等待各地勤王官军的到来。谈判一直延至十八日晚，即义军攻克北京的前夕。史料记载说，十八日晚，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巡视城头，走到正阳门附近，见“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清朝初年，张缙彦任职浙江布政司时，“有问以巡城事，无异词，惟帝之御书草纸谓是硃写非墨写。”⑾
朱由检的拖延不决，超过了起义农民的忍耐限度，大顺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崇祯年间满洲贵族军队几次攻到京师附近，明王朝都是依靠各地勤王兵才守住京师的，这次却没有任何勤王兵参加守城，京营兵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朱由检欲战不能，欲和不愿，只有坐待灭亡。三月十八日夜间，大顺军将士爬城而入，占领了外城⑿。朱由检感到火烧眉毛了，他“徘徊殿廷，忧懑计无所出。”内官张殷忽然跑上前来说道：“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忙问何策？答道：“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朱由检大怒，一剑把张殷砍死⒀。直到这时，他还妄图突围逃命。他先要皇亲国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召集家丁护驾，得到的答覆却是人心已散，无法可想⒁。他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枪带着一批内官象没头苍蝇似的向齐化（朝阳）、安定等门乱窜，但却碰壁而回。最后，他领着太监王承恩爬到煤山（今景山）顶上四处瞭望，看到城外烽火连天，已经插翅难逃了，才下了狠心上吊自尽⒂。临死之前，他逼使皇后周氏自缢，对长女乐安公主朱徽娖怒喝一声“为何生我家？”挥剑砍去，朱徽娖举手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又杀死幼女昭仁公主。他还念念不忘要同起义农民斗争下去，把太子、永王、定王叫来，让他们换上平民衣装，嘱咐道：“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⒃说罢，派太监领去躲藏。朱由检的最后一道谕旨，是发给成国公朱纯臣的，命他总督内外诸军，且托以东宫⒄。这道谕旨送到内阁还未及发出，就被大顺军缴获了。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们还在梦中，宫内已经乱成一团。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变乱又是那样怵目惊心，宫女和太监们纷纷夺门而逃，络绎道路，在一片惊惶骇乱的景象当中，紫禁城迎来了黎明。
一六四四年旧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反动统治的覆亡。这天上午，大顺军迈着胜利的步伐由外城通过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⒅。史籍载，“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⒆大顺军纪律严明，进城后迅速地建立起革命秩序，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北京城里的居民热烈欢迎农民军⒇，皆在门口设立香案，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有的人在帽子上也贴上‘顺民”字样，“往来奔走如故”(21)。
李自成在得到京师已经攻克的捷报后，从巩华城来到北京，于中午时分由德胜门入城(22)。
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的陪同下，李自成这个当年的驿站马夫，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象征着封建帝国权威所在的皇城。立马承天门下(23)，李自成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忽然，他拿起弓来，搭上一支箭，照着承天门的门扁上射了过去。“奉天承运”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李自成等进宫时，明太子朱慈烺“跪迎于门左，遂仆地。”(24)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来。接着又搜获了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焕。兄弟三人身“穿民间破衣，帽上亦贴顺民二字。”(25)李自成命人给他们换下破衣服，吩咐他们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26)随即将明太子和二王交刘宗敏营内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27)。这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目的是招徕原为明王朝效劳的文武官员。自成在官内看到被朱由检砍伤的袁妃和长公主，也为之叹息，“令扶去本宫，各调理之。”(28)
当时的头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祯皇帝的下落。宫中既找不到朱由检的踪迹，内官和宫女也说不清去向。尚玺卿黎志陞说：“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于是，一面“令诸将南追”(29)，一面出牌大书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紫金城外，有能出首者赏黄金一千两；隐匿者诛其全家。”(30)过了两天，有个内官在煤山发现了朱由检所骑的马，才寻踪找到了朱由检的尸体。吊死皇帝的衣袖上写着“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31)，说明这个反动头子，直到葬身于农民革命的烈火中时，还寄希望于太子和百官同起义农民继续对抗下去。大顺政权把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出宫禁，停在东华门外示众(32)。那些不久前还在朝廷上争权固宠的明朝官僚们，这时皆树倒猢狲散，有的钻头觅缝，希冀改换门庭；有的藏头露尾，避之唯恐不及。总之，已没有多少人再去理会这具政治僵尸了。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员将崇祯帝、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墓(33)。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措施
从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这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极盛时期。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个全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在这个期间，大顺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关系到对这一政权的认识、它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评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对当时全貌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接过南明和清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对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滥加指责。有的则为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大顺军的所谓“腐化”而叹息。然而，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它不允许用阶级偏见和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要指出一个基本的也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大顺军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从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关战报为止，计二十二天；后一段从紧张准备出兵，中经山海关战役，再到主动放弃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们普遍地认为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的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热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二十二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说某些论著为了证明大顺军在北京急剧“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当时敌对势力所编造的污言秽语。还是先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大顺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吧。
大致来说，大顺政权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迅速地稳定京师的人心和社会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对数达二、三千名的明朝官僚进行甄别，或予录用，或加惩办；三、向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派设地方官，于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建立政权，稳定地方；四、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试图打通漕运道路并为尔后的大举南征作准备；五、筹备即位典礼，制定一统之规，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六、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八、打击太监和厂、卫；九、问民疾苦；等等。现分述如下：
一、稳定社会秩序
大顺军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于北京是明王朝长期统治的巢穴，是达官贵人、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大顺军的领导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对各地的影响关系重大。因此，首先便是严肃军纪，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动宣传而产生的疑惧心理。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当发现违纪事件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34)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35)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奸淫妇女，乃至于“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36)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38)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即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39)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40)；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过投顺得稍为早一点罢了。大顺政权后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的战略方针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却要高明得多，它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这样一批“引路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材，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注意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三、接管地方
鉴于明王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大顺军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地任命了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权，把这些地区置于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当时派遣官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军过程中，由统兵大将直接从随营文士中或当地降官、知识分子中选充；另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由吏政府从明廷投降官僚和科举取士中选派。大顺军在北京期间，任命的地方官相当多，山东全境几乎都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江苏北部也派设了官员。刘尚友在《北还纪变》诗中说：“正拟次第举，设官遐迩均。”下注大顺政权“设官东至淮，西至蜀。”(41)连同襄阳、西安时期任命的地方官员一起，作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建立起从属于农民革命的政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大顺军在山西、河北、山东以及豫东、苏北建立的地方政权，为时虽然短暂，却不可等闲视之。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通过各级政权机构推行了大顺农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征、平买平卖、追赃助饷，以至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均田政策等，无情地打击了罪大恶极的官绅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枷锁得到一度的松弛。
在某些著作当中，为了解释大顺政权的失败，依据不可靠的史料，甚至加上主观推测，归咎于大顺政权的腐化变质。说他们由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变而成为了各级领导人追逐私利、漠视民间疾苦，乃至于苛虐人民，结果丧失民心，自己也随之垮台。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首先，史料确凿地表明，大顺政权占领北京以后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遍查黄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时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各地的官员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钱粮三年免征，使农民们能够喘一口气，安心恢复生产。既然这是依据大量的统计得出的判断，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大顺政权已经变质。说它丧失“民心”，实际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顺政权和一切改朝换代的王朝一样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地主们痛心疾首。但是，官僚地主正是农民革命所要扫荡的主要对象之一，并不属于当时的人民范畴。其次，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大顺政权推行农民革命政策，严重地激化了它同官僚地主的矛盾。一旦当大顺政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势逆转时，这些人便乘衅而起，发动叛乱；但是，在那样广阔的地区内，却没有出现过农民起来反抗大顺政权的事。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东，河南，到处狼烟滚滚，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在大顺政权治理的短暂期间，形势却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武装，有的改编为大顺政权的地方武装，有的自动解散归农，个别已经转化成了地主武装的则被大顺军剿灭或驱走。时人陈济生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见闻时曾经说：“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走到郑家口（今故城县）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42)刘銮在《五石瓠》中也说：“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指各地地方性农民起义）始消。”从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定兴县志》记载，明王朝覆亡后，畿辅地区的群众曾经乘乱抢掠富家财产，一个名叫耿权的绅士想出了一条奇计，“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孙夏峰称其能济变。”(43)大顺政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实行了免粮等农民革命政策。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员一般比较廉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顺政权的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餽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44)《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可见，在北京期间，各地建立的大顺政权颇有一番新兴振作的气象，是得到贫苦群众，以至于中小地主拥护的。
为了吸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45)。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四、抽调部分军队南下
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占地日广，驻防军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着较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不测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军队南征。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的明政府统治已成瓦解之势。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大顺农民革命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为北方底定之后完成统一大业作准备，李自成曾决定抽调部分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军）沿运河南下。四月初六日，任董学礼（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并命他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五月间到达江苏宿迁县，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46)。随同董学礼南下的，有充当招降使者的大顺军将领刘暴(47)，他携带了李自成颁发给南明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的五道敕文。黄得功顽冥不化，把刘暴关进监狱，并且报告了弘光朝廷。由于大顺军主力没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将兵力又非常单薄，招降无效自是意料中之事。除董学礼部以外，先后奉调南下的，还有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陞和副将白邦政，所带兵员也都不过数千人。这时，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戴之下，已经初步稳住了阵脚。南下的大顺军除了对山东、苏北一带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镇慑作用外，没有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久，由于清兵进关，整个局势急剧逆转，大顺军的南征和统一大业终于成为画饼。
五、筹备即位典礼
随着大顺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建立的地方政权已经相当广泛。特别是占领了北京，迫使崇祯帝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正式颁诏天下，宣告大顺政权业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于正统地位。因此，在京师局面稳定之后，便由礼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告示，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开始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新铸造了国宝，文曰“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刊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49)大顺政权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灭火之义，反映了五德终始的天命循环思想。
六、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等政策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财政政策，是西安时期的继续。它和历史上各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没有宣布在保护地主阶级土地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用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关于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50)。对于明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在政策上同对官僚的追赃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而对后者则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间的追赃助饷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顺军所到之处普遍推行这项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内对明廷官员实行的追赃助饷。
下面着重谈谈在北京追赃助饷的经过情形。
据杨士聪记载，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51)
追赃的做法，据亲身经历者的记载，都是说发到刘宗敏、李友等大将营内，由农民军官佐、战士追比(52)。“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53)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当时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赃受到刑拷的人数由于史料芜杂，无法作出正确统计。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史籍为了渲染农民军的残暴，过分地夸大了受刑的人数。杨士聪就说过，“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随意填注，半属未真。”(54)后来清修的《明史》中也说，“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55)
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地主阶级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
在北京的追赃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由于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也发觉这样搞法对大顺政权的稳定和进而统一全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饷，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饷额，一律释放。但是，这一果断措施只限于对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赃活动仍然在雷厉风行地进行。
七、均田问题
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查继佐在《罪惟录》一书中说，大顺政权“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56)。大顺政权是否提出过均田的政策或口号，目前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论著认为，史料中的“均田”是指的改革赋役征收办法，只求做到赋役的相对平均，并不包含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意思。应当承认，在明清官场用语中，“均田”一词确实有时是指按田亩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赋役。不过，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现的所有“均田”字样都解释为均分土地一样，也不能把这个词都解释为均出赋役。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就连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过限田的主张，例如崇祯九年，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的奏疏中就说到，有人主张“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57)崇祯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声又上疏，“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58)试问:身为官绅的人尚且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出了触及土地问题的建议，为什么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号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明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动，不可能作出确切的叙述，但是，起义农民连根铲除某些大地主，实行占田屯种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管辖的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有的正是在当地大顺政权的直接支持下展开的。著名的例子如山东诸城县官僚丁耀亢所述：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59)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60)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61)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62)。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荡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63)，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即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八、打击太监和厂卫
大顺军的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监的开门迎降是有关系的。李自成进入京城时，太监王德化领着内官三百余名排班迎接。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权势作威作福的家伙，现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围了。太监杜勋奉李自成之命在进京谈判时，曾私下对他的同伙说：“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64)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一钱不得随身，都人大快之。”(65)有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在设置官职时规定：“太监不得过千人”(66)。这同明朝末年内官数万相比，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明中期以来飞扬跋扈的宦官集团是个沉重打击。但是，它也说明，李自成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已经在逐步继承封建帝王的遗产。
对于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大顺政权断然地予以废除(67)，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这件事深得人心，连当时一个敌视大顺政权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赞扬的口气说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68)
大顺政权对那些世袭的所谓开国功臣、靖难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给以摧毁性的打击。三月二十二日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押解勋卫武职官员二百多人斩于平则门外(69)。
九、召见明降官、耆老
山海关战役前，李自成承担的军国重务虽然很多，但还是抽空亲自接见明降官和京师城郊耆老，借以联络感情，了解民间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华殿召见明中允梁兆阳，梁叩头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自成回答道：“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梁又叩头说：“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晋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箪食壶桨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兴，留坐款茶，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梁兆阳向上打躬，自成也举手作揖回礼。随即任梁为兵政府侍郎(70)。被召见的还有已委任为礼政府侍郎的杨观光，李自成向他询问了郊天典礼的有关事项，杨观光一一作了解答。自成颇为欣赏，在谈话结束时说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把杨送到屋檐下才告别而还(71)。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礼贤下士，赋诗寄慨云：“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塵。”(72)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73)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族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于倒退停滞和发展缓慢的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此外，大顺军入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的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事实如此，找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第三节 山海关战役
三月，吴三桂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74)。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是山海关总兵(75)。其实当时的明山海关总兵是高第(76)，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汇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对山海关一带的官军十分重视，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京比较近，又处于大顺军和满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至于解决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灭还是采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以招降比较稳妥。因为自从大顺军进入山西以后，除了宁武总兵周遇吉负隅顽抗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外，据守各战略要地的明朝统兵将领，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关唐通等，都望风归附。在这以前投降的总兵还有白广恩、牛成虎、郑嘉栋、左光先、陈永福等。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吴三桂自己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却留在北京，为了保住身家产业，决策投降大顺政权也是在情理当中的。另一方面，如果不先从政治上争取就付诸武力，吴三桂势必倒向满洲贵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带上犒赏关宁官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后，“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77)这两个明朝总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道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新命。
吴三桂领着兵马于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78)一两天之后又行至玉田县(79)。就在这时，吴三桂得到消息，说他在北京的家属受到大顺军的侵犯，政治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80)。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81)。目前因史料不足，尚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顺军触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吴三桂本来是个封建军阀，他的政治态度完全以个人利害为转移。他投降大顺政权，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希冀在大顺朝革故鼎新之际侪身于新贵行列。当他获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时，便误以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骗来北京，将不利于己。其他地方传来的大顺政权对明降官追赃助饷的种种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关，向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变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击败，山海关遂为吴三桂占领。吴三桂的叛变，对于各方面人士来说都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个当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82)说明愿意跟着他背叛大顺政权的人寥寥无几(83)。
唐通被击败后，带着残兵驻于关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约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经过紧急商议之后，他一面批评了刘宗敏，对吴襄进行了抚慰，并且让牛金星代吴襄起草了一封给吴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决定亲率大军往山海关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带领大顺军从北京出发，由丞相牛金星和少数大顺军将领统率一万名士卒守备北京(84)。随军带往山海关的有吴襄和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以及在西安、太原俘获的秦王、晋王。这表明李自成希望让吴襄出面消除误传的谣言，以父子之情打动吴三桂。带明太子朱慈烺等一同前去的用意也非常明显，无非是堵塞吴三桂效忠故主的借口。尽管李自成等作了诸多准备，但这一次招降却没有达到目的。吴三桂叛乱后，关宁两镇兵合在一起只有五万人，占据山海关一隅之地，根本无法同大顺军相抗衡。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决定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这时，满洲贵族在关外建立的清廷，已经度过了由于皇太极去世而出现的内部动荡，注意力又集中到如何利用明朝内部的阶级大搏斗实现自己进取中原的宿愿。在大顺军占领北京以前，清廷曾希望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王朝，分享胜利成果。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迟起龙等人充当使者，取道蒙古部落地区给大顺政权送来一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85)
这封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大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经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尽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对清廷“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却未予理会。大顺军摧枯拉朽式的进军，使满洲贵族们既为之眼红，也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不仅考虑到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汉族政权代替原来腐朽没落、不堪一击的明王朝之后，自己将无油水可捞；而且一旦大顺政权完成了汉族地区的统一事业之后，必将凭借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因此，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策划下，决定乘大顺军立脚未稳之时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举兴师。《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了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节谈话后写的一件紧急报告，其中说：
“……（清使郑命寿）又曰：‘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臣问：‘所谓本坐空虚者何事耶？’曰：‘为土贼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谓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86)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伐明”(87)。进军路线是采纳汉奸洪承畴的建议，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遇上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告以山海关形势危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88)。同时面呈书信一封，内称：“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89)多尔衮大喜，除留下使者杨坤外，还派妻弟拜然随郭云龙前往山海关探其虚实。同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在给吴三桂的回信里，多尔衮避而不用“合兵”一词，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招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90)吴三桂得到回书后，果然决定投降，并决心驱迫关辽兵同大顺军恶战一场，借以提高自己在满洲贵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只留下少数军队和反动乡绅防守关城，把主力已拉到关内石河，摆开阵势。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于石河以外，还派出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91)，对吴军实行包围。双方昼夜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吴军已困惫难支，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吴三桂的全军已面临崩溃之势。清兵于二十一日晚赶到山海关后，屯驻于欢喜岭。此时的多尔衮并不急于参战，他“蓄锐不发”(92)，要等到吴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顺军也疲惫时再一鼓作气夺取胜利；同时，他也要观察一下吴三桂的诚意，以免上汉人的当。二十二日晨，吴三桂感到形势严重，带着属官和乡绅们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93)谒见摄政王，请求清军立即来援。多尔衮谕以“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巡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94)继之又对吴三桂道：“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95)说完，让吴三桂等先行回去，自己随即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布好阵势后，即向大顺军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大顺军虽然奋勇迎敌，无奈清兵以逸对劳，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很大的优势(96)，故不久便败下阵来。清军乘胜追击，大顺军大败，兵员器械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只好连夜撤退。他们行经永平范家庄时，把吴襄处斩。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吴三桂本人却在山海关战役结束这一天，被清摄政王承制封为平西王。这样，由于吴三桂的背信弃义，大顺军终于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击败。从此明末农民战争由盛转衰，进入了以抗清为主的新时期。
山海关战役是顺、清之间关键性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还是清王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大顺军的失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教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用于对付吴三桂等部的明朝官军虽然胜任有余，但要同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决一雄雌，就显得力量不够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吴三桂之后，李自成派往山海关镇守的，只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将唐通所部八千人，没有派出农民军大将率领重兵协防。派到山海关地区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都是大顺军进京以后从明朝官僚中选拔的。这也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集团对辽东军事形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估计得很不够。按情理分析，从万历末年以来，辽东军事冲突连绵不断，特别是崇祯年间清兵几次攻入畿辅地区，造成朝野震惊的局面。要说李自成等人对此一无所知或漠然视之，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因此，他们头脑中的辽东问题只是吴三桂等人统率的关宁边兵，吴三桂投降之后东北方面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贵族被置之于度外。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部署了重兵，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势必大大减少，即便叛变也不可能轻易地夺得关门重镇。这种麻痹轻敌不能不说是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
清廷方面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原地区阶级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到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之时，清廷已经认准农民军是自己的真正对手，紧张地筹画出兵干涉了。顺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里明确指出：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97)
到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几乎空国而来，“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因为多尔衮等人深知，“成败之判，在此一举”(98)。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用鲜血写下的教训，直到现在仍然值得记取。
第四节 大顺军的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带着败军回到北京。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固守北京等待援军的到来呢？还是趁清军围城以前主动放弃北京？刚回京时，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关厢民房和羊马墙(99)，说明他曾一度考虑过固守北京，但只过了两天，李自成却毅然决定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向西撤退。作出这样的决策是痛苦的然而却是正确的。当时大顺军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虽然有不少驻军，但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挡住清军（包括已经投降清方的吴三桂部）的武装。其他军队则因分驻在西北各省和湖北、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内无法调来。在外有跟踪而来的强敌，内有仇视农民革命的残余反动势力的情况下，李自成以新败之余据守孤城，后果是不待龟卜的。大顺军领导人有鉴于此，终于决定了主动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六政府各颁赦书一道(100)。典礼草草结束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101)，同时放火焚毁了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开始撤离北京。“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102)，一些投顺了大顺政权的明廷官员也杂在队伍里一同逃难。在大顺军遭到严重挫折，而敌方以明太子为标榜的情况下，仍然出现这种场面，说明大顺政权在京师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撤退之前还要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北京自元代以来就长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人们心目中设在北京的朝廷拥有正统地位。李自成之所以在军情旁午之际，仍然要在这里举行一次即位典札，颁诏天下，其用意即在于向全国宣布大顺政权在推翻朱明王朝之后，业已成为全国惟一合法的政权，北京是大顺朝定鼎的地方，尽管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而暂时放弃，但迟早是要回来的。
四月三十日晚，清军进抵蓟县，得到了大顺军已撤离北京的消息，多尔衮即命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人统率精锐急速追击，自己则带领一部分军队赶往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到达北京。当时都中的明朝官僚和市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纷纷传说吴三桂打败了李闯，夺回了明太子朱慈烺，将奉太子来京即位。于是一群官僚便聚集东郊迎接，内官们也准备了卤簿法驾。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傲然而来的却是胡服辫发的清朝摄政王，转眼之间满洲白旗兵已经布满城垣。许多人不胜错愕，惶遽而退。一部分鲜廉寡耻的官僚则将错就错，竟把多尔衮迎接进宫，居之于火后仅存的武英殿。
五月三日，大顺军退至保定，“虽钲鼓喧阗，而骑无行列，弧折筈残，人尽阻饥。”(103)但农民军仍严守纪律，“掏珠易饪”(104)，用财物向当地百姓购买食品。为了阻滞追兵，担任殿后的部队把“大内锦绮缠挂树上，铸金为瓴甋抛置道右，啖追骑以可欲，少缓须臾，一日夜行三百里。”(105)五月初八日，清兵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追上大顺军。蕲侯谷英麾兵还战，双方战于城东。大顺军饥疲交困，士气不扬，被清军击败，谷英不幸牺牲(106)。大顺军继续南撤，又与清军战于真定，再次失利(107)，遂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关(108)。追击的清军也因“马困人疲，不能远逐”(109)，又需要巩固对京师和畿辅地区的占领，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110)。
清军是在为崇祯帝复仇、“吊民伐罪”的黑旗下出兵镇压农民军的。为了在汉族地区站稳脚跟，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111)由于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都投降过大顺政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耽心吴三桂和清兵入城以后，会把自己视作“从逆伪官”。清廷有鉴于此，“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112)。只要归顺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同时明确宣布，凡属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113)。这些保护汉族官僚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饱受农民军铁拳打击的明朝官绅地主，无不弹冠相庆，“故朝野一时懽然服从，如大旱之得时雨也”(114)。“是月终旬，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云矣！”(115)完全是一派地主阶级全面复辟的景象。
注释
⑴刘尚友，《定思小记》。
⑵同上。
⑶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昌平降兵陈一元谓予曰:昌平巡抚何老爷（即何谦）于大兵未至，十四日借守居庸之名出城。吾辈于十七早闻大兵至，禀李总爷守鑅即襄成(指襄城伯李国桢)之叔云：‘吾兵只得去降。’总爷不肯。吾辈又云:‘老爷虽不肯，吾辈去矣。’李回马至门房自缢。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员在前迎接。刘老爷(指宗敏)先至，吾辈跪云:‘昌平守兵降。’刘老爷云：‘圣驾在后。’须臾，皇爷(指自成)至，跪降之。”据此则大顺军占领昌平在三月十七日。关于李守鑅之死，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的说法略有不同，“十七年三月乙未(初七日，当为乙巳(十七日之误)，李自成陷昌平。总兵官李守鑅骂贼不屈，格杀数人，死之。”(卷六，《大事记》)
⑷许多史籍都说大顺军经过昌平时，将明十二陵烧毁无遗(如文秉《烈皇小识》卷八就说:“闯贼破昌平，将十二陵享殿悉行焚毁”)。清初，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说，被烧毁的只是康陵、昭陵的明楼和定陵的殿庑门。他在《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诗中又说：“康、昭二明楼，并遭劫火亡。定陵毁大殿，以及东西廊。”（《亭林诗集》卷三）屈大均在《自代北入京记》中也说：“定陵全毁于贼，昭陵、康陵仅明楼被焚。”（《翁山文外》卷一）顾炎武、屈大均都经过实地探访，所记完全相同，可证一般史籍之误。最可笑的是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记》，竟然也说“贼遂焚十二陵享殿。”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被义军烧毁的康、昭、定三陵在西边，其他九陵在东边，也许能说明义军当时行经的路途。
⑸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⑹刘尚友：《定思小记》。
⑺张正声：《二素纪事》。
⑻史可法：《请饬禁门户疏》，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⑼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国榷》卷一○○。
⑽关于谈判的情况，史籍中有种种说法。《国榷》卷一○○说，杜勋在城下喊话，“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大监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缒上入见，述贼语，请逊位。上怒叱之。”《平寇志》卷九所记相同。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三月十八日“申酉时分，贼密遣杜勋通话，欲中分天下，谋之大僚，不可而止。”《甲申传信录》卷一云：“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当局茫然无应。内臣告上，上密召见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白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沈，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诸为便。上语藻德曰：‘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藻德默然不答，鞠躬俯身而已。上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再四询藻德定议，藻德终无一辞。上命勋且回话，朕计定另有旨。复缒勋还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也有这祥一段记载。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说：“蓟辽总督王永吉陷贼，纵归。中枢张缙彦疏请召对。下旨先问来意。永吉云：闯贼有二说，一如楚汉分地，一解甲归朝以大将军辅政。闻者大骇，不许召对。”文秉《烈皇小识》卷八所记亦同。按，王永吉当时并没有被大顺军俘获，所记有误。以情理而言，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谈判中提的条件就只能是同永昌元年诏书一样，要朱由检逊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说法大概都不可靠。
⑾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有《缒贼上城纪事》一文。惜我所见北京图书馆藏刊本缺二页，这篇文章正在缺页之内。但书前既有这篇文章的题目，至少可以证明义军代表上城谈判完全属实。当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是夜(十七日夜)，降珰杜勋吊城，坐楼上与三军门叙话”，也可资旁证(见《二素纪事》)。李长祥所记城头上坐者为“城下都督爷”，似乎是大顺军的一位将领，详情待考。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以“杜勋已叛，安肯复回”为理由，否定有杜勋入城谈判之事，失之武断。
⑿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大顺军于十八日申时攻克外城。
⒀王世德:《烈皇帝遗事》。
⒁《天问阁集》卷上，《新乐侯刘氏传》。
⒂景山公园中原有一棵槐树，相传是崇祯自缢处。然而，当时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记载不少，虽然都说吊死在煤山，具体地点却不一致，没有任何人说吊死在那棵槐树上。十几年以前，这棵槐树还在，并不太大，不象三百多年的古树；何况要说崇祯吊死在上面，这棵树当时就不能太小。估计这种说法起源于清代宫内人员的附会。
⒃《烬宫遗录》卷下。王世德《烈皇帝遗事》也记载了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执太子手大恸曰：‘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罢，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呼幼者为老兄，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士为户长，或称曰长官。’言毕，大声曰：‘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遂呜咽不能出声。”太子、二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虽经乃父的一番教诲，毕竟少不更事。大顺军进城以后，他们成了俘虏，同别人谈到大顺军时还是满口“贼”字。原大学士邱瑜听得心惊肉跳，偷偷以笔书于掌示之云：“今后勿言贼字”（刘尚友:《定思小记》）
⒄《甲申核真略》。
⒅张正声在《二素纪事》中说，“十九日早，贼从正阳、安定门两股分入。”
⒆《明季北略》卷二○。又刘尚友《定思小记》中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⒇《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云：“须臾贼入，百姓欢迎。”
(21)赵士锦：《甲申纪事》。
(22)许多书上都说大顺军开始进攻北京时，李自成即已亲抵城下，甚至说他向着城上大骂。这种违反常识的说法根本不足信。又，《鹿樵纪闻》卷下《槐国人政》条说，李自成进城时先到西直门，“拔剑去镞，向后三发，令曰：‘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忽有黑气涌门而出。宋献策曰：‘此害气也，宜避。’乃改从德胜门入。”钱甹只《甲申传信录》卷一也有类似说法。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李自成是在大顺军占领全城以后才从德胜门进城的，申明军纪应当是在军队进城以前。根据当时正在北京的祝渊等人的记载，分守西直门的明朝官僚是吴麟征，他在大顺军围城时，用土石把西直门的城门洞子堵了个严严实实。李自成在京期间，西直门一直没有开过。清兵进京后才把土挖掉，重开西直门。此外，李自成从德胜门进京，不仅是因为这个城门的名称具有以德致胜的象征性意义，而且他从沙河巩华城过来，由德胜门进城路途也最便捷。
(23)承天门在清顺治皇帝亲政后改为天安门。
(24)《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5)张正声：《二素纪事》。
(26)《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7)《国榷》卷一○○。永王所封公爵之号，诸书失记。《国榷》写作“永王改□永公”。《甲申核真略》云：“封东宫为宋王，定、永二王亦各改封为王如故。”甲申以后，朱由检三子中太子的下落众说纷纭，无法取信。永王结局也不清楚。只有定王朱慈焕被大顺军将领带到河南，后来又逃到安徽、浙江等地，长期隐姓埋名。康熙四十七年时已经七十五岁了，在山东汶上县李朋来家充当塾师，被清政府捕获，不久全家处死。这个案件清政府称之为“伪朱三太子案”。其实，朱慈焕的口供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朱由检的第四子（第三子为永王朱慈炯），他的六个儿子仍按朱元璋《祖训》中规定的排行第二字以‘和’字命名，其孙儿名曾裕，盖隐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义。康熙皇帝审阅了全部案卷，明知确系崇祯的后裔，却故意说是假的，全部杀光。玄烨南巡时，一再拜谒明孝陵，表示要寻求朱氏子孙奉祀。朱慈焕一生颠沛流离，并没有从事反清活动，却硬给安上一个“伪”字实行斩草除根，政治手腕真是到家了。这个案件的详情见《史料旬刊》第二期所收康熙四十七年直隶巡抚赵弘燮的奏疏；又见李朋来《张先生传》以及《清圣祖实录》的有关部分。
(28)《甲申核真略》。
(29)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0)《明季北略》卷二○作“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赵士锦《甲申纪事》作“有能出首者爵通侯，黄金万两。”这里是根据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该书原注紫禁城被农民军误书为“紫金城”，作者可能看到了大顺政权发出的告示牌。
(31)关于这件事各书所记文字多有不同，这里据《甲申核真略》。作者杨士聪说：“此余闻之周中官自内出亲见之者。”
(32)据谈迁《金陵对泣录》说，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出宫城后，由明朝兵部武选司主事刘养贞出私钱八千，买柳木棺殡殓。三天后，大顺政权用红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改殓了崇祯帝、后。清朝康熙皇帝在宫中听到另一种说法:朱由检死后，“尸首暴露东华门桥上，官员无一寻收者，太监慈有芳觅棺殡殓。”(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这种说法同当时留下的各种记载不符，很可能是宦官们编造的，借以表明自己最能效忠主子。
(33)即今昌平县明十三陵中的思陵。赵士锦《甲申纪事》云：四月“初三日，葬先帝及后于田贵妃墓，黎明令数人舁去。”根据承办这件差事的署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的申状，他在三月二十五日接到大顺政权顺天府的檄文后，“即动帑银，雇夫穿田妃圹，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职用夫二十名举先帝梓宫、夫十六名举周后梓宫至州。越三日庚申发引，翌日辛酉下窆。”大顺政权只派了礼政府主事许作梅(大顺军进京后录用的明朝降官)任监葬官，没有任何的铺张。下葬时昌平州的经费不够，许作梅束手无策，当地十名绅士“敛钱三百四十千”才勉强完工。赵一桂的申状还说：“田妃葬于无事之日，棺槨如制。职见先帝有棺无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七，《赵一桂传》）事实经过说明，大顺政权在安葬朱由检一事上是非常简慢的，当时的京师官民对此也是相当冷漠的。谭吉璁在《延绥镇志》中说：“俄得崇祯帝凶问，贼往煤山临而哭之，曰：‘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识？’诸贼无不洒泪，乃以帝礼葬之。”（卷五之四，《僭国列传》）钱邦芑《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云，三月二十一日，“在京大小官员由东华门入朝拜贺，御座上不见有人，但见青衣小帽一人传呼。贺毕，众官请殡先帝。见青衣传一批云：‘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众官又求并以帝礼祭。少顷，青衣传诏云：‘准了。’”恐怕都属于传闻之辞。
(34)赵士锦:《甲申纪事》。
(35)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6)陈济生：《再生记略》。
(37)赵士锦:《甲申纪事》。按，陈济生《再生记略》和无名氏《燕都日记》，说这是丞相牛金星出的布告。李天根《爝火录》卷一于三月十九日下记：“吏政府大堂谕：为奉旨选授官职事。照得大顺鼎新，恭承天眷，凡属臣庶，应各倾心。尔前朝在京文武宫员，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照前擢用。如违抗不出者，大辟处治。藏匿之家，一并连坐。仰各遵斯旨，共扩皇图。赴谒宜先，趋选宜后。须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爝火录》成书较晚，这段文宇和《明季北略》卷二三相同，而《北略》中这一条又是抄自反动小说《新世宏勋》(即《定鼎奇闻》)第十二回，告示尾书“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系时同当时在京诸人所记不合，有可能是伪造的榜文。
(38)陈济生：《再生记略》。
(39)赵士锦：《甲申纪事》。
(40)三品以上大员中录用了前户部尚书侯恂，这是因为侯恂被朱由检关在监狱里。
(41)刘尚友：《定思小纪》。
(42)陈济生：《再生纪略》。
(43)光绪《定兴县志》卷二○，《志余》。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说：“李自成破北京，奇逢避迹新安水乡，颇苦抄掠。忽发一檄，严禁把棍掳掠，列款多端，署名大顺，众遂以戢。事后始知奇逢命仲子奏雅所为”孙奇逢即夏峰先生。盗用大顺政权名义出布告的究竟是谁，说法不一，但这件事确实反映了大顺政权令行禁止，享有很高的威望。
(44)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六，《沛城从贼纪事》。
(45)赵士锦：《甲申纪事》。
(46)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说：“贼兵营于宿迁。南北相持，往来路绝。”不久，在南明优势官军的攻击下，董部被迫北撤。
(47)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按：刘暴在一些史籍里被写作刘日恭。
(48)聋道人：《遇变纪略》。
(49)《国榷》卷一○一。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四月“初二日，……榜示伪顺仪制，颁为条约，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刘尚友《定思小纪》说大顺政权将官制、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永昌仪注》早已亡佚，从一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出，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顺政权实行“右武”制度，以保证久经战阵的农民军将领居于主导地位。
(50)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见《二素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51)《甲申核真略》。
(52)“在宗敏及诸将处者，付本人；在监押健儿处者，付健儿自追。”（《甲申核真略》）
(5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54)《甲申核真略》。除了杨士聪所说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僚，为了掩盖自己“从贼”的经历，也颠倒黑白地把大顺政权的礼遇说成被“拷掠”。
(55)《明史》卷二六六。
(56)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帝纪》。又该书卷三一也说，大顺政权“伪为均田免粮之说。”
(57)《明未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一页。
(58)《明季北略》卷十六。
(59)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纪》。
(60)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61)顺治二年《登莱巡抚陈锦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四九六页。
(62)在山西大同地区，明朝代王的“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宗之房屋尽为贼居，地土庄窝无一不为贼据。”大顺军西撤之后，清政府“查出贼遗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余顷，大小庄窝五十八处”。说明在大顺政权控制的一两个月间，当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引文见第一档案馆藏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总兵姜瓖启本》）。
(63)李天根：《爝火录》。
(64)《国榷》卷一○○。
(65)《平寇志》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6)《小腆纪年》卷四。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中贵迎贼不独（王）德化一人为然，凡监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旧。由是各招集名下听贼拣选，共留八百余人，余皆散去。”
(67)《国榷》卷一○一说，大顺政权“改锦衣卫为龙衣卫，各营兵递直午门，……”。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记大顺军占领北京后，看守他的人是“伪锦衣尉梁甡”，原为“陕西诸生”。两书所说的“龙衣卫”和“伪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卫部队，而不是明朝的锦衣卫。
(68)《再生记略》卷上。
(69)顾炎武：《明季实录》；《平寇志》卷九。
(70)《平寇志》卷九；《甲申传信录》卷五。
(71)《明季实录》；《甲申传信录》卷五。
(72)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
(73)《再生记略》卷下。
(74)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又，顺治元年七月清滦州同知赵钟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说：“即前平西亲王兵丁分居本城，尽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见第一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奏本》第九号），也是指吴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就用了“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的措辞。
(76)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四，《官职志》。
(77)《清史列传》卷七九，《唐通传》；《平寇志》卷一○。
(78)匿名：《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行至永平府的时日是根据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79)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临榆县志》所载当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进抵无终地”，无终即玉田县的古称。
(80)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圆圆曲》。这类讲法极多，充斥于史籍。
(81)张怡：《謏闻续笔》卷一。《甲申传信录》卷八也说：“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杨士聪则说：“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与子云。”
(82)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事》。
(83)同上《述旧事诗》中有一联是：“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可见参加吴三桂叛乱的人只是当地为数有限的几个绅士。请参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和佘一元《潜沧集》卷三《曹捷音传》，卷四《朱太母诸氏墓志铭》、《赓庭冯先生墓志铭》。
(84)关于山海关战役期间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是谁，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致。赵士锦《甲申纪事》说，“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伪相牛及贺（有威）、郭（之纬）两伪将留守京师”《甲申传信录》说，“制将军李過（过）及贺锦二将留守京都，禁约军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在《平寇志》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国榷》记“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这些说法不尽可信。如李岩、李牟本无其人，贺锦已牺牲于青海西宁。《国榷》卷一○一记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师宣武门外偷偷张贴“大明运当中兴”的反动榜文，“伪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杀之。”《甲申传信录》卷六记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闻闯败。制将军刘将城外房屋督居民尽行拆毁，并及佛寺，运兵器上城守城。”制将军刘当指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如果这两条记载属实的话，李友和刘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此事尚待继续查考。
(85)《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8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87)《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据李 《沈馆录》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准备“西征” (即伐明)，并命李 从行。不久，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集兵员数量上大概都作了调整。
(88)李 ：《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
(89)《清世祖实录》卷四。
(90)同上。
(91)按：山海关是东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92)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93)威远台遗址尚在，称作“威远城”，距山海关城极近，大约不过二三里。威远台建造在欢喜岭上，所谓欢喜岭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条小丘陵。当地人士说，明时官军返自辽东，行至该岭则关门近在眼前，心中欢喜，故名。
(94)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清世祖实录》卷四。
(96)李粹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加上吴三桂的军队双方兵力悬殊更大。
(97)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
(9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99)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四月二十七日，“驱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门外，毁撤沿河诸房及城外四面羊马墙，云:‘向攻城时借此墙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说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马墙，“余脱身而走。”这证明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确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按传统规矩都是由皇帝颁诏天下宣告即位，诏书的后面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顺政权却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发敕书一道，这些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101)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所引塘报。
(102)聋道人:《遇变纪略》。
(103)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104)同上。
(105)同上。
(106)《清世祖实录》卷五记：五月初八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追击流寇于庆都县，大获其辎重。”另参看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三，《历代政绩》；《国榷》卷一○一。按，《国榷》记双方作战地点为定州北十里清水铺，据清实录和《庆都县志》，这一战役是在望都县境进行的．又《国榷》记大顺军有“大帅三人”被清军俘虏，恐不可靠。
(107)《清世祖实录》卷五记：“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另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谭奉、准塔、哈宁噶传。
(108)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10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110)《清世祖实录》卷五。
(111)《清世祖实录》卷四。
(112)聋道人：《燕都志变》（即《遇变纪略》）。
(113)《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七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云：“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14)《燕都志变》。
(115)同上。
第十三章 大顺政权的失败
第一节 明朝官绅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失败和被迫放弃北京，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农民军自从崇祯十四年以来几乎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现在却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气难免受影响。清方旗开得胜，一举拿下了北京，迈出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进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兴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于大顺军后方的兵员尚多，活动余地仍然很大；清军战斗力虽然比较强，毕竟受到满族人口稀少的限制。因此，在大顺和清争夺天下的抗衡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却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动向。
汉族地主中的许多人，大约从崇祯十六年冬开始，已经看出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前景。他们在这场社会大动荡当中仓皇四顾，迫切地寻求新的保护者，见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日东升，兵锋所至，风卷残云，很自然地便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大顺政权。这也是李自成起义军进潼关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个黄河流域数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汉族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地主阶级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一个政权的政策总是要维护某些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一些阶级、阶层利益的。大顺政权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它的财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上维护着农民（可能还有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给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最有权势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崇祯十六年初在襄阳建立政权时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坚持了保护贫苦群众利益的农民革命立场，决定继续执行暂时（即计划在三年之内）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这样，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从现有史料来看．李自成虽然早在河南时就提出过“贪污吏籍其家以赏军”的口号，但追赃助饷作为一项政策，是在大顺军进占西安以后才正式形成并且广泛实行的。这以后，随着大顺政权管辖地区的扩展，遂普遍推行于陕西、山西、河北、京师、山东、河南等地。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他们不仅象割却心头肉似的被迫缴出贪污盘剥所得的钱财，而且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僚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严酷的事实使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贴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即所谓“人人饮恨，未及发也”⑴。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绅，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毕竟受到所处时代和地位的局限，在同官绅地主的斗争中，他们只能借用原有的政权形式加以惩罚，而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对本地的乡绅劣衿实行有效的专政。于是，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就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意气风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当中；另一方面是潜在的，地主阶级在各地的头面人物虽然被弄得衣冠扫地，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却依然相当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社会联系、习惯势力把当地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这就是说，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飙鹜起的革命高潮中，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想武器，创造出有效的组织形式，用以镇压地主阶级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的失败，特别是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各地官绅地主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榜闯大逆无道罪状”，“凡逆闯政令一切革去”⑵。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地主阶级的全面复辟。
现将山海关战役后两个月内河北、山东、河南地区发生的官绅地主叛乱情况列制为表，附于本书之后，供读者参阅。
这些叛乱虽然是分散的，自发的，但都不谋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较早发生的叛乱往往以为崇祯帝发丧，恢复明朝年号，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号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帅釒炊为“济王”⑶；大同总兵姜瓖也以明枣强王朱鼎氵册“续先帝之祀”⑷。等到他们弄明白了大顺军是败在清兵之手时，就差不多全部归顺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绅地主，则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摇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在黄河流域站住脚并且进而推行征服全国的事业，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特别是这个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官绅地主的支持。
在这些叛乱当中，对农民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窃据了大顺政权重要职务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在李自成进京时拜表投降，被任命为大顺政权遵化节度使⑸。他发动叛乱时，大顺军守将黄锭还被蒙在鼓里，仍用对上司的礼节对待他，给果仓猝遇害，镇守军队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县令等下属文官也被一网打尽⑹。又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第二节 李自成返回西安时的部署
一六四四年五至六月，大顺政权领导集团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和山东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一线。五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作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陈永福带领兵马一万镇守⑺；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镇守，兵员数字不详。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陈永福，“授以坚壁清野之计”⑻。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挂甲庄⑼。在河南卫辉府一带也留下刘汝魁等部大顺军镇守。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大顺军主力西撤以后已无法有效地镇压河北、山东的叛乱，而在山西、河南则仍然采取了有力的对策。对于已经发生的叛乱，坚决用武力平定。五月上旬，大顺军从河北撤入山西时，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榆次县和太谷县的官僚劣绅背叛大顺政权，关起城门，不让义军进城，甚至填塞冰井，给军队饮水造饭制造困难。李自成等人当即下令攻城平叛，把参与叛乱的分子处以死刑⑽。五月中旬，山西定襄发生了大顺政权的饷银被明朝官僚组织的“游兵”劫去、典史被害的事件，该县县令密报省城太原，当即派来大顺军三千多名平定了叛乱，并由镇守忻州的大顺军将领“兼辖定襄”⑾。大顺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坚决打击叛乱活动，在一段时间里遏制了河北、山东官绅地主叛乱活动的蔓延，使山西、河南等地的大顺政权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即在六月间下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如五月间，河南滑县举人王良翰、程见周等绅衿，定盟“起兵，将斩伪令以待王师”。相邻的濬县（今浚县）明典史李化桂也勾结当地士绅，秘密策划逮捕大顺政权县令马世聪。这两起阴谋败露后，首恶者都被处死。滑县令刘三晋还具疏奏请“李自成，欲一网打尽”。六月，大顺军将领刘汝魁带着兵马来到，把濬县、滑县、长垣三县的明朝官绅押往陕西，“各安置边远州县”⑿。大顺政权山西巡按也奉命把全晋之缙绅，“其未死与潜匿者，票催尽解西安。”⒀河南辉县一带的“大小乡绅、举贡，则尽并其家属押解陕西。”⒁顺治二年清都察院的揭帖中说，“河南、山西官绅为贼逼勒西行，甚有合家颠连，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⒂这种大批迁徙明朝官绅的目的，在于使这些地头蛇脱离故土，无从发挥他们的反革命能量。
关于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在山西就地组织固守，伺机反攻，而是径直返回西安的问题，由于其失败后档案被毁弃一空，我们无从知道李自成等人当时是怎样商议和决策的。看来主要是因为西安是大顺政权立国的地方，称为西京。一些史籍曾经记载大顺军渡河东征时，中央机构仍然留在西安，李自成统兵所到的地方称为行在，六政府各选一侍郎从征⒃。此外，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从来没有在北京露过面，可以肯定这位皇后一直留在西安。这就意味着，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实际上存在着两京制度。北京失守以后，西安就成了大顺政权的政治中心。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的大顺军队比较多，李自成需要亲自去组织反攻力量。然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似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李自成回到西安以后，确实很快就开始了反攻的准备工作。顺治元年七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在一件塘报里，提到了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其中有“长安二府田（指田见秀），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严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等语⒄。这个行牌为了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不免有所夸张，但表达了大顺政权领导人有整兵渡河、同清军再决雌雄的意向。行牌中宣布以田见秀、高一功、赵光远（原为明朝汉中总兵）统兵三十万为先锋，也值得注意。他们在大顺军进军北京时分别留守西安、绥德和汉中，养精蓄锐，兵马齐整，计划中让他们打头阵，安排也是合理的。大顺政权还加紧了反攻的其他准备工作，如筹集军用物资，在平阳府属各县“派征钢、布、翎毛”等物⒅；在山西泽州、潞安（今晋城、长治地区）“打造盔甲”⒆；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⒇。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在顺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燝云，伪将马总兵（当即大顺军大将马重禧）径倚固关以蔽我。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21)七月间，大顺军还曾派出部队东出固关，一度占领了河北井陉县城(22)。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权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谈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说：“然道路传闻，闯贼盘据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虏）而与为难者。”(23)九月间，高一功部也曾经一度由陕北攻入山西。然而，这些措施毕竟属于准备工作和局部行动，大规模的反攻始终没有成为事实。我们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时遇到了哪些困难。从一些迹象来看，内部的不稳定是个重要的原因。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一、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清王朝则利用各种社会联系对他们广为招徕，而他们的态度也或是暖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这年六月，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即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24)。王良智为什么被杀，没有见到能够说明当时情况的材料。上面曾经提到，清廷写给“西据明地诸帅”的书信曾送到了他手里。此后他同清方是否有来往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文说到七月间大顺军组织了一次反击，由山西出固关占领了河北井陉县。正待扩大战果时，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直至八月二十五日才攻克(25)。这次叛乱虽然平定了，反攻的部署却被全盘打乱。二、在文职官员当中，原明朝投降官僚以至一部分没有出仕明朝的封建文人，在大顺军遭到重大挫折时也阴萌异志。《豫变纪略》记载了牛金星在西安时对其亲戚说的一席话：
“一日，出为贡生置酒，饮间忽叹曰：‘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难。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遂呜咽流涕而罢饮。”
李自成还惩办了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上述迹象表明，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逐渐激化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就不大可能了。
最后，我们还要着重指出一点，即从一六四四年六月李自成返回陕西到下一年正月放弃西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地方还相当广阔，处理着好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日常事务。从现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大顺政权在西安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策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在财政政策上就作了重大的改变，停止了追赃助饷，改而实行按土地数字征收赋税的政策。上文说过，李自成在北京时就感到大规模地追赃助饷对大顺政权的稳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亲自出面干预，把拘留在营中追赃的明朝官僚全部释放。然而，当时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对明廷官员的追赃助饷，其他地方则仍在继续进行。回到西安以后，便“通行免追比”(26)。全面停止追赃助饷的原因固然比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避免对官绅地主打击过分而不利于后方的稳定。
追赃助饷一经停止,各地政权便失去了财源，势必要用其他方式来代替。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大顺朝廷是否规定了统一的征税制度，但从各地的零星材料来看，从一六四四年六、七月起，许多地方确实开始了征收赋税。如顺治元年七月，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中谈到，大顺政权在他家乡河南辉县，“每地一亩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27)曾任明朝兵部尚书、投降大顺政权不久又降清的张缙彦也说：“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亦入地亩……。初诱百姓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28)史料还记载，陕西麟游县大顺政权曾经“踏勘荒熟”，征收税粮，“计当时共坐阖县熟地一千五百一十六顷四十五亩，按地该粮一千八百八十三石。”(29)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顺政权被迫提前改变了赋税政策。只是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相勾结已成大势所趋，局面已无法挽回了，财政政策的改变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第三节 清军占领山西
清军进入北京以后，一面巩固自己在畿辅地区的统治，一面逐步蚕食山西、山东两翼，为大举进兵作准备。六月，明恭顺侯之弟吴惟华自称应袭侯爵，“请招抚山西自效”(30)。摄政王多尔衮欣然同意，派其前往山西招抚，又派明降官王鳌永以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名义前往山东招抚。同月，“遣固山额真觉罗哈纳、石廷柱率将士平定山东一路”，“遣固山额真叶臣等率将士平山西一路”(31)，以为武力后盾。
当时，姜瓖的背叛大顺政权使大同地区落入了清方手里，吴惟华乘势招抚了大同府南面的代州及所属繁峙、崞县。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将唐通，在大顺军西撤时同李过部一起退到陕西府谷地区。他看到大顺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就在清廷招诱下(32)，向李过部发起突然袭击，随即把部队拉过黄河驻于山西保德地区，至九月十五日便拜表投降了清廷(33)。整个山西北部遂为清方所有。
大顺政权山西节度使韩文铨、制将军陈永福和山西巡按李若星等见形势日益紧张，加强了保卫太原的准备。他们处死了明宗室千余人，又把大批明朝官绅押往陕西，借以消除内患。陈永福还遵照李自成“坚壁清野”的指示，下令拆除了城外关厢的全部房屋，以兔清军攻城时用作掩蔽，并且派出军队“四出搜野，为固守计”(34)。九月十三日，叶臣等统率的清军经固关进抵太原城下。在一段时间里，陈永福等人防守太原是相当认真的，清军无机可乘。十月初三日，清军调来“西洋神炮”，集中火力轰击西北城角，城垣被毁塌数十丈，清军由缺口一拥而上。大顺军抵挡不住，从东门突围，又遭到埋伏在城外的清军截杀，伤亡很大。陈永福向南逃脱，后来投降了清朝(35)。节度使韩文铨战死，巡按李若星投降，山西省城太原遂告陷落。
晋东南长治地区，大顺政权原派平南伯刘忠镇守。开始刘忠也采取了拆毁关厢民房等坚壁清野措施，防备清军攻城。可是，八月间清将孟乔芳等从泽州（今晋城）北上进攻长治时，刘忠却弃城而逃。大顺政权防御使孙明翼、潞安府尹师心知以及长子县令、屯留县令均被捕杀。清军以原明朝潞安府通判冯圣兆署冀南道事，随即北上参加攻取太原之役。刘忠探知清军已离长治，又引兵来取。冯圣兆会同当地士绅，驱迫百姓据城防守。刘忠以帛书射城上说：“明亡，天下分裂，秦晋当属我，而拒之，是逆也。百姓执冯通判出，即不屠。”(36)因此城中人心动摇，“啧啧多偶语”。但冯圣兆以清军势盛相威慑，继续坚守。十月，清军攻破太原，派兵来援。刘忠被迫经泽州撤退，攻阳城十一昼夜也未能得手(37)，不得不率部转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仅剩下西南一隅仍属大顺政权，李自成扼守山西的计划已基本瓦解了。
第四节 怀庆之役和清军占领西安
一六四四年九月，多尔衮把顺治皇帝福临由沈阳接到北京，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即位典礼。满洲贵族在畿辅、山东、山西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后，清廷便以为征服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大举进兵。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的胃口起初是非常大的，他们分兵两路，企图一举摧毁西安的大顺政权和南京的弘光政权。十月十九日，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等由北京出发，准备先攻陕北，然后南下西安，镇压大顺农民革命。途中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38)，总兵力达八万人。同月二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孔有德、耿仲明等统领另一支大军南下，原计划是收取江南。
就在清廷调兵遣将的前后，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局部的反攻。十月十二日，大顺军两万多人由山西垣曲东下河南怀庆。“怀庆肘太行，踵黄河，为南北要道”(39)。大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其锋甚锐”(40)。清军提督金玉和领兵出战，被击毙于柏香镇。大顺军乘胜攻怀庆府城沁阳，清卫辉总兵祖可法火急赶入沁阳组织城守。
大顺军反攻怀庆、金玉和被击毙的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大惊，不得不立即改变进军南京的计划，命多铎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同阿济格夹攻西安。大顺军发动的怀庆之役，把清军主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这方面来，在客观上延缓了弘光朝廷覆灭的时间。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朝廷的决策人在清军主力西向，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兵力相当薄弱的时候，只是鼠目寸光地欣赏着清军代为讨平“流寇”，自己却按兵不动，弃掷了进取山东、河北的良机。这不仅充分暴露了弘光朝廷仇视人民、认敌为友的反动本质，更重要的是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多铎的大军进抵怀庆后，大顺军兵力不敌，主动撤退。清军从孟津渡河，十二月十五日进至陕州（今河南陕县），大顺军张有曾部屯于灵宝城外，被清军击破。多铎遂于二十二日进抵潼关二十里外立营。
李自成等大顺领导人获得清军将攻陕北的消息后，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陕北的防务(41)。这年冬天，大顺军便源源不断地大批北调。史料记载：“顺治元年冬十二月，李贼自同州过白水，北趋延安。战败，复奔白水。”(42)“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辛、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浃旬。”(43)这两段记载弥补了一般史籍上的缺略，使我们知道当多铎统率大军正向潼关进发时，大顺军领导人才发觉根据过去情报作出的部署有问题，但自己已经陷入了南北夹攻的困境。《洛川县志》说，李自成、刘宗敏由西安北行至该县后整整停留了十天。显然是被清军两路来犯的形势弄得进退失据，只好暂时不动，需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后方能决定增援何方。这样，原来准备在陕北迎击清军的战略设想，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改变，使自己在战局上完全陷于被动。由于阿济格军迂道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部地方“索取驼马”，进军缓慢(44)，而潼关的消息却越来越紧，李自成才决定同刘宗敏等带领增援部队匆忙赶住潼关。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刘宗敏先战不利。次年正月初四日，刘芳亮统兵出战，受到挫折。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也遭到多铎部八旗兵全力反击，大顺军再次失利，步兵损失很大。初五、初六两日晚间，大顺军连续出击，都没有取得效果。初九日，清军调来攻坚利器红衣大礮，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阻之。十一日，清军先用红衣炮轰击，接着大举进攻。在不利的情况下，大顺军仍然英勇奋战，派出骑兵反击，又分兵迂回到清军阵后突击，竭力想扭转战局，但都没有成功。
这时，北路阿济格带领重兵已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他留下一班投降将领围攻榆林，自己则统兵南下。十二月十四日，清军占领米脂，惨无人道地将李自成故里李家跕和李继迁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45)。接着，便向西安推进。李自成在两路清兵夹攻的形势下，看到陕西的陷落已成定局，被迫带着主力撤回西安。正月十二日，镇守潼关的大顺军将领巫山伯马世耀以所部七千余人伪降，清军占领潼关。当晚，马世耀派使者送密信给李自成，被伏路清兵截获。次日，多铎假说打猎，在潼关城西南十里的金盆坡口埋伏军队，旋又声言举行宴会，把马世耀所部军队的马匹器械全部解除。然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七千多名大顺军将士统统被杀(46)。
潼关战役是大顺军保卫西北地区的一次决定性战役，经过十三天的激战，因力量不敌以失败告终。李自成知道守住陕西已无望，就在撤回西安的当天（正月十三日）决定放弃西安，取道蓝田、商洛地区向河南转移。这个决策是非常仓促的，因为估计潼关失守后多铎所统大军将很快进攻西安。当时，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部还据守着榆林、延安；宁夏、甘肃、西宁也都还有驻军。但是李自成考虑到在多铎、阿济格两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陕西是支持不住的，如果向西撤退，势必被清军切断同河南，湖北大顺军的联系，且僻处荒凉的西北一隅也没有多大前途；南面是张献忠控制下的四川，但由于一六四四年秋冬间大顺军同大西军发生过正面冲突，李自成也不便向西南发展。因此向河南、湖广转移，去夺取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南方，凭借这里雄厚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斗争，便成了当时唯一的出路。
放弃西安时，李自成令权将军、泽侯田见秀殿后，让他把带不走的粮食等库存物资和官舍全部烧毁，以免资敌。田见秀却以“秦人饥，留此米活百姓”(47)为由，没有执行李自成的指示，只把东门城楼和南月城楼点燃，便赶来告诉李自成说已经遵命办理。李自成远望烟焰冲天，信以为实。田见秀所行的小人之仁，使清军在西安得到了大量的补给，士饱马腾，很快就追了上来。大顺军在转移过程中得不到较充分的休整时间，同田见秀的错误是有一定关系的。
人们常常以为李自成从西安撤退时，是带着西北地区的全部大顺军向河南、湖北转移。实际上同他一起行动的只是大顺政权的中央机构、李自成带往增援潼关的军队以及西安地区的留守部队，兵员总数只有十三万左右。陕北、汉中、宁夏、甘肃、西宁的军队都还留在原地。等到李过、高一功部在陕北立脚不住被迫撤退时，西北地区已被多铎、阿济格部先后占领，只有迂道会合镇守甘肃的党守素等部，取道汉中南下四川，然后顺江而下。他们直到李自成牺牲以后，才在湖北同跟随李自成，刘宗敏东下的大顺军余部会师。
第五节 西北地区明降官降将的叛乱和该地区大顺政权的崩溃
随着清军的攻入陕西，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官降将也一个个原形毕露，乘衅而起，拜表投降清廷。原先任过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的董学礼，归顺大顺政权后曾奉命沿运河南下，后来撤到河南怀庆地区降于清朝(48)。他降清之后急于“立功自现”，派人带书信约大顺政权宁夏节度使陈之龙起兵充当内应。陈之龙过去是明朝监军道，他的投降大顺政权本来就心怀叵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借其兵权，以待天时”(49)。董学礼的密信被牛成虎（曾任明朝总兵，这时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宁夏）截获。牛成虎不赞成背叛大顺政权，把董学礼的家属全部处斩。陈之龙隐而不发，清军进入陕西后，他利用职权拉拢一部分军队，“倡率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50)，迫使牛成虎一道投降了清朝。白广恩归顺李自成后被封为桃源伯，随着形势的逆转，也准备投降清朝，只是由于大顺军防范较严，一时还难于得逞。到李自成撤出西安时，他就在蓝田口拉出队伍投奔了清朝。兰州总兵郑嘉栋、甘州总兵左勷、副总兵谢祯荣等人，都在一六四五年正月叛降清朝。奉李自成之命率军入川的四川节度使黎玉田（原先是明朝辽东巡抚）、总兵马科（投降大顺后被封为怀仁伯）、副总兵马德、高汝利、石国玺，也在清廷招降下领着士卒一万多人叛附清朝。此外，叛投清朝的还有汉南副将胡向化所部士兵一万余人、黄甫营守将高鸾以及陕北从响水到宁塞的十营堡边军。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原来为形势所迫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将领，差不多全部都拜倒了在爱新觉罗皇室之下(51)。他们在政治上的反侧，给大顺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他们态度暧昧、尚未公开叛变时，李自成等人为了防范而不得不留下相当数量的大顺军旧部加以监视，这就在前线急需增援时不能充分有效地集中兵力。他们叛变以后又往往急于向清廷献媚，或是背信弃义地向大顺军发动突然袭击，或是把自己驻防的地区作为进见礼，甚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已经指出，山西沦陷时，姜瓖在大同和唐通在保德的叛变，不仅把整个山西北部献给了清廷，而且都给大顺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西北地区明朝降官降将的叛变，更使大顺军领导人苦心经营的后方顿时烽烟四起，无法固守。陕北的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高一功、李过镇守的榆林、延安以外，其他负责防守沿边城堡的明降将，很快就被清廷拉了过去，使榆林、延安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文献中说，“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52)。正是由于大批降官降将的反水，阿济格才能只留下大同总兵姜瓖、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等降将围攻榆林，自己却领着大军继续南下。这是迫使李自成丢掉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又一次证明，任何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大体上稳固的后方，要在前线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之后节节败退，主要原因并不是清兵天下无敌，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不稳定。
第六节 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清军占领西安后，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阿济格部由陕北南下追击大顺军。这时李自成正带着军队进至河南内乡一带。据说，李自成曾有意直趋南京，抢在清军之前占领东南财赋之区，由于顾君恩的竭力劝阻，才决定南下襄阳、承天(53)。阿济格受命进攻陕北时，曾经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马匹，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严厉训斥，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54)阿济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区官员之后随即率师南下。当时大顺军在数量上仍然超过清军，但是连续大败之后，士气低落，撤退时又拉家带口，行动迟缓。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内乡后，在这里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阿济格部清军追了上来时，才于三月十八日拔营南下湖北(55)。
据阿济格向清廷的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清军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北承天（钟祥）、德安（安陆）、武昌、富池口（湖北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56)。这里所说的八次战役，并不都是大顺军主力同阿济格部清军展开的正面交锋，但却反映了大顺军从西安撤退下来的行经路线和清军的追击情况(57)。
三月，大顺军由承天进抵汉川、沔阳，南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将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军，就带了一部分军队赶往蕲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和对岸簰州之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的驻防军，使“武岳大震”(58)。左良玉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借着“北来太子”(59)问题大做文章，打起清君侧的旗帜，声称要打到南京，讨伐马士英、阮大铖。左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全师东下后，武昌遂无驻军，李自成乘机占领该城。
李自成当时的计划是夺取东南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所谓“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60)到达襄阳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驻防的七万人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61)李自成把襄、荆四府的驻防军调随主力东下，是因为同清军争夺南京，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但是，这次集中兵力的做法是失策的，当时负责镇守德安的大将白旺就曾提出意见，认为这些地方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但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为李自成所接受，白旺没有办法，只好奉命行事。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根本没有力量阻滞清军前进。
李自成刚到达武昌不久，清军就跟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62)。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败还，大顺军只好弃武昌东下(63)。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顺军当时向东南方面进发，战线拉得比较长。南明江西等地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曾向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64)。所以他当时派出署总兵邓林奇等增援蕲黄，自己则准备带副将汪硕画等领兵往江西袁州，防备大顺军由岳阳进入湘赣。
大顺政权由于没有留下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没有适时地组织必要的反击，只是一味地东进，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终于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四月，清军追至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使大顺军又一次失利。同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明降将左光先、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的将领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和左光先却可耻地投降了(65)。就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竟然不告而别，开了小差。牛金星的儿子牛佺原任大顺政权的襄阳府尹，在大顺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认贼作父，投降了清朝，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后来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逃离大顺农民革命队伍后，一直住在牛佺的官衙里，享受着老太爷的清福，直至寿终正寝(66)。“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以一个封建落魄文人出身、被李自成委为文臣之首的牛金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大顺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连遭重大挫折之后，东下的去路已被清军截断，所掌握的数万艘船只也被清军掠夺一空，多铎部清军已由河南归德（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李自成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不得不掉头向西南方向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67)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八名战士。地主武装见兵马不多，就一拥而上。二十八名战士先后被击杀，李自成也在搏斗中壮烈牺牲。关于李自成牺牲的情况，明末清初人士费密所著的《荒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百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68)
关于李自成牺牲的地点和时间，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地点问题有通城说(69)，通山说，辰州说(70)，新昌说(71)，等等。有的书说李自成并没有牺牲，而是病死于罗公山(72)；甚至说他兵败以后遁往湖南石门县夹山寺(73)，或湘黔交界的清水江畔野寺(74)，或山西五台山(75)当了和尚。史学界在一九五六年考证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76)，其说良是，兹不赘。时间问题，《明史》载于九月，他书或作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以至顺治三年，主张石门为僧说的人甚至认为“李自成”（即奉天玉和尚）圆寂于康熙十三年，但绝大多数都是依据传闻和推测。近年来，学者多倾向于五月说，但究竟在五月的哪一日，尚无定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77)同书又说：“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78)与大顺军相比，程九伯等地主武装在力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各种文献都说，他们之所以敢于向李自成及其随从发起攻击，是因为不知道出现在面前的这支小队伍就是声名赫赫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其中就有大顺皇帝在内。何腾蛟在前引疏中就说，“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其故。”缘故就在于“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翦灭……。”(79)所以，如果大顺军大队人马奔驰而来的话，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李自成带着近三十名随从，行进在大队人马之前（作为全军统帅也不可能距离大队太远）(80)，乡团练见来人不多才敢于上前寻衅。在刘姓伴当逃回报告“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的恶耗后，大顺军“满营聚哭”(81)，部下将士对通山县一小撮地主武装立即实行报复性打击乃是必然之事。就是说，李自成的仓猝遇难，同大顺军在通山的“毁戮四境”应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的话，李自成牺牲的日期，可初步确定为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82)。其他材料也有助于推断李自成遇难的日期。康熙《宁州志》载，大顺军攻克宁州是在五月十三日(83)。江西宁州（今修水县）同湖北通山接境，大顺军在领袖遇难以后必然要经过一番料理，将近十天之后这部分大顺军才进抵宁州，也在情理之中。
李自成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牺牲了。他把一生献给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满洲贵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业。在他领导下，受尽欺凌压榨的贫苦农民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向腐朽透顶的封建统治进行了勇猛的冲击，在广阔的土地上荡涤了地主阶级的污泥浊水，推翻了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牺牲时为止，他所领导的大顺军以大无畏的气概，独立地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任，为尔后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揭开了序幕。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起义农民们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光照史册，受到后世人们的景仰。
注释
⑴王度：《伪官据城记》，引自《荆驼逸史》；又见康熙《泰安州志》。
⑵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
⑶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一○，《纪事》载，当地乡坤卢世氵隺、赵继鼎、翟先贞等发动叛乱时，“求得王孙朱帅釒炊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载，以朱帅釒炊名义发布的檄文中有：“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可见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复明朝相号召的。朱帅釒炊（按：有的书写作朱帅釒炊，有的写作朱帅釒炊，此据顺治元年朱帅釒炊本人给清廷的启本）原为明庆藩宗室，崇祯年间换授为北直隶香河知县。他的济王称号是冒牌的。《德州志》讳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七，《秩官志》记载：“朱帅釒炊，宗室换授，陕西宁夏人，……值李闯犯阙，遂率健卒至山东德州，为州人共推立为济王。”第一档案馆还藏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在顺治元年七月给清廷的奏本。
⑷《清世祖实录》卷五载大同总兵姜瓖启本中说，他“恐无主生乱”，故立枣强王朱鼎氵册，被清摄政王多尔衮斥之为“大不合理”。
⑸《甲申传信录》卷首原序。
⑹宋荦：《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纪事中》。按：宋荦是宋权的儿子，文康公即宋权。宋荦在这篇文章里，竭力掩盖他父亲曾经投降过大顺政权。可是在叙述经过情形时又一再露出马脚，如说大顺军守将黄锭见宋权时“向上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记遵化事变即取材于这篇文章。
⑺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吴惟华揭贴中说：“风闻太原府有明朝巡按韩文铨今为节度使矣，李若星为直指使矣，总兵陈永福为权将军矣。城内兵马约有一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四○九页。
⑻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⑼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卷三四，《兵氛》；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⑽参见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营制》附《兵事》；乾隆十三年《榆次县志》卷七，《事考》；乾隆四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⑾康熙五十一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⑿康熙二十五年《滑县志》卷一○，《丛志》。
⒀《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二五三页。
⒁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⒂《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二六二页。
⒃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其尚书皆留守陕西，每府（指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一侍郎从征，称行在。如吏政宋企郊、户政杨建烈、兵改喻上猷、刑政陆之祺、工政张璘然及（礼政巩）焴，皆侍郎也。”
⒄《征西前将军大同总兵官姜瓖塘报》，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四五八页。关于高一功是否曾随李自成东征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卷六，《杂记》载：“明庄烈帝末年四月，流贼李自成率兵东行入丰润，居于西察院，于墙拆一豁口，踞坐胡床，左右雁行立。旋率众由弘法寺西街至城外阅视战马。……李自成之妻弟住居西街王家，呼主人出问何人？曰生员也。即令戴巾，云：有人问即云是我将令。”自成妻弟即高一功，如果所记不误，那末高一功不仅参加了东征，而且参加了山海关战役。由于目前只是一个孤证，暂按高一功在大顺军东征前后一直守陕西绥德的说法。
⒅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雍正《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⒆顺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⒇顺治元年七月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21)金之俊：《贼谋甚狡疏》，见《息斋集》，《佐枢疏草》。
(2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四页，《直隶真顺广大巡按监察御史卫周胤揭帖》。
(23)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
(24)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二，《纪事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又见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纪事》；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
(25)康熙四十一年《永宁州志》卷八附《灾祥》。原文记载，大顺军克城后，“在城庠士被杀死者百七十人”，可见参与崔有福叛乱的骨干都是绅衿地主。
(26)顺治四年七月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题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这个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中部县令陈尚新在“李贼通行免追比”之后，竟然把追到的一笔赃银五百两“侵扣入己”。同一内容又见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为贪婪伪官匿藏伪印事》题本，亦藏第一档案馆。
(27)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28)张缙彦:《菉居文集》卷二，又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9)王继文：《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又见顺治十四年《麟游县志》卷三上，《田赋》第四，文字略有不同．此外，顺治元年十月清山西巡抚马国柱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在山西忻州“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十二两。”这项措施不知道是哪一个月开始的，就内容来看属于军屯，征收的籽粒银每亩高达四钱银子，是相当重的。
(30)《清史列传》卷七九，《吴惟华传》。
(31)蒋良骐：《东华录》卷四。不久，石廷柱被调往山西。
(32)见多尔衮致唐通书稿，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一二九页。
(33)唐通降清以后被封为定西侯，不久解除兵权，寓居北京。他叛降清朝之后，大顺政权把他的家属处斩，家产没收，给予了应得的惩罚。见顺治十一年正月唐通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34)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五一。
(35)陈永福何时何地降清未见到明确记载。但顺治五年八月，清廷给投降将领授职时，陈永福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清实录》把陈永福的名字误写为陈有福，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
(36)康熙十一年《束鹿县志》卷七，《仕迹列传》，刘昆：《冯中丞传》。
(37)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
(38)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39)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
(40)同上。
(41)《豫变纪略》卷六说：“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可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悉往应之。而其实英王尚远未来也。豫王抵潼关，关中卒无几人，遂长驱而入。贼方筹谋御北鄙，而潼关溃卒残甲断鞦而带伤者踵至矣。贼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蓝田。”这里对潼关战役的经过叙述得严重失实。潼关战役前，刘宗敏并不是潼关的守将，战役开始时李自成本人也已赶到潼关。但是，书中指出李自成等人把防御的重点放在陕北，抽调大批军队北上准备迎敌阿济格部清军，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42)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一，《地理?兵寇》。按，这里所说的“战败，复奔白水”，是错误的。顺治四年《白水县志》作：“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趋同（州）。县为古今兵争冲地如此。”（卷上，《扼要》）李自成是在增援陕北的途中．接到多铎部清军威胁潼关的消息以后又调过头来赶往潼关，他本人并没有参加陕北战役。
(43)康熙六年《洛川县志》卷上五之赋，《杂志》附。按：文中洛即指洛川，地在延安和西安之间。
(44)《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45)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一○，《轶事志》附《拾遗》，《李自成族裔考》。据这篇文章记载，当清兵围剿的时候，有一位妇女携带幼子，归宁于榆林所属的叶家跕，幸免于难。此子遂冒姓叶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从悬岩上跳下得脱，遍体鳞伤，人呼之为李没皮。此外全被清军杀光。《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伪定西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米脂县，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侦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并没有清军攻破陕西米脂县事，当时叶臣所部清军也没有进入陕西。《清实录》的这条记载可能有误。
(46)潼关战役的经过，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四所载豫亲王多铎顺治二年二月奏报和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绥寇纪略》卷九记，“二月，本朝大兵至潼关，攻之。伪巫山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大败，潼关破，世耀死。”《钦定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也依样画葫芦，大书“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时日和战况无一不错。看来清朝明史馆的编纂人员，连本朝的实录和档案也未能寓目，仅拾他人牙慧敷衍成篇，疏漏荒涎乃至于此。
(47)《绥寇纪略》卷九。
(48)顺治二年三月《凤翔总兵董学礼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四七五页。
(49)《陕西三边总督陈之龙揭贴》，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一○四页。
(50)同上。
(51)这时还没有叛变的原明朝将领只剩下左光先，一六四五年四月他在湖北被清军俘虏后也屈膝投降了。
(52)《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四六九页。
(53)康熙六年《钟祥县志》卷一○，《杂志》记：“顾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为伪吏政府，宠待最隆。及贼败南下，欲趋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我以为顾君恩反对东进、主张南下襄阳、承天，大概确有其事。但是，李自成决策从河南南下的主要原因，可能同襄阳一带留驻的大顺军比较多有关，顾君恩未必能发挥那么大影响。
(54)《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5)康熙《内乡县志》卷一○，《兵事》。
(56)《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57)据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的记载，邓州之役的情况是:“时贼自西安收败卒出蓝田，分道鼠窜，由西而南，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会谍者言河南邓州贼兵甚众，噶布什贤、噶喇额真席忒库率兵薄其城。城溃，乃贼余党也。斩抗敌者数十人，余悉就抚。”(见《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德安之役，清军所遣的只是偏师，作战规模也很小。可见，所谓连战八次，并不都是双方主力对阵。
(58)袁继咸:《浔阳纪事》。
(59)乙酉正月有一少年自北而南，自称崇祯之皇太子。弘光朝廷斥之为伪，云系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王之明，监于狱中。时任大学士的王铎，在崇祯朝曾教太子读书三年，他去看后说，相貌风度全然不似，问以当年讲书情况，“竟懵憧罔知”，连他这位讲书时仅离二尺的老师也不认识，立即断定为假冒。(见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认为是假太子，并记载了崇祯朝另外两位东宫讲官刘正宗、李景濂前往看视后都说不象。然中外多有疑其为真者。就材料而言，假冒的可能性极大。当时闹成轩然大波，实质上是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弘光朝廷的很不得人心。
(60)《绥寇纪略》卷九。
(61)《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62)《张文贞公集》卷七。
(63)有的史籍说李自成在武昌停留了五十天(如《绥寇纪略》卷九；《明史》卷三○九)，但当时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却说，“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营而上。然其意欲迫臣盘踞湖南耳。”他指出大顺军在武昌只停留了两天，也没有提到清军围攻武昌的事。
(64)《浔阳纪事》。
(65)《清世祖实录》卷十八，记这些人员被俘以后，“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敏)俱斩于军”，没有涉及对宋献策、左光先怎样处理。据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条记载，他在顺治十年到北京以后得知“满洲人重其术，隶旗下。出入骑从甚都。”说明宋献策又用算命占卦献媚于满洲贵族了。另据《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五年八月左光先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可知也投降了清朝。
(66)牛金星究竟在什么时候逃离大顺军有不同的说法。《绥寇纪略》卷九，记李自成撤离陕西之后，“宋企郊等皆于道亡，牛金星亦留而从其子于襄阳。”似乎牛金星在三月间随军撤到襄阳时就脱离了大顺军。近年来又有人说，在江西瑞昌县隔江对面的一个属湖北省管辖的村子里存有牛金星的牌位，如果此言非虚，牛金星的脱离大顺军就有可能是在刘宗敏、宋献策被俘以后，在大顺军已转移到通山、瑞昌、宁州一带时。据道光二十一年赐绮堂刊本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牛金星一直住在牛佺的官署中，病危时嘱咐牛佺说:“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于香山(在河南宝丰县境)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牛金星事略》承友人白钢同志从郑州抄赠，谨此致谢)清朝统治者并不是找不到牛金星的下落才使他吞舟是漏，而是因为他和牛佺的政治态度己经改变。顺治四年八月清吏科给事中杭齐苏、六年八月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先后上疏要求清廷把牛金星父子一并处斩，多尔衮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训斤道：“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殊不合理。”下令把常若柱革职回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五；《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六一八页；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二，人物上，甲科）。《清史稿》列传三一《季开生传》，所载常若柱疏中说，牛金星在顺治初年“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与清实录所载不同。牛金星大概没有出任清朝官职，原因未必是他讲究什么气节，而是他在大顺政权中地位太高，在汉族地主中又名声很坏，清廷不便安排他的官职。
(67)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一，《乡坊》记载，这里历来有官府组织的地主武装。“成化间，设三十五堡，……各有保长。嘉靖二十四年，地方屡警，抚按檄照旧规，每大村或合数小村，共设团长一名。十人编一甲，置小甲一名，百人为一总，置总甲一名。衣甲器械操演如法，遇警互相救援。知县吴道夫编为一十九堡……。万历十年，知县张书绅复置张公隘、九宫隘二堡于要害处，并旧二十一堡。各立堡长以守之。岁时儆点，以戒不虞。”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臣揣知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何腾蛟在报告李自成死讯时特别写上这段话，目的是引为己功。所谓“联络乡勇以待”，就是指动员这类地主武装准备同大顺农民军为敌。
(68)费密记载李自成牺牲的经过相当详细，也比较准确，可惜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个别细节可能有错误，比如当时跟随李自成的人数，据何腾蛟《逆闯伏诛疏》的说法是二十八骑，张鼐幸免于难，当时张鼐正在何腾蛟部下，应该更接近事实。
(69)《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同治六年《通城县志》卷二三，《兵事》，又见同书卷三，《山川》。
(70)之江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卷一；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卷五六，《载记》下，《闯贼》。又见林时对：《荷月臿丛谈》卷四。
(71)《石匮书后集》卷四六，《陈泰来传》记：“先是，甲申闯贼败窜，期径道新昌走长沙。泰来将兵御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高，乡民群以梃击杀自成，实泰来功也。里人生祠泰来，东郊十里有石柱一丈，勒‘陈刚长先生杀逆贼李自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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