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的意见是，担心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获得战场优势，一旦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下，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的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华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
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其极强的说服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却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样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方面却不知道），因为日本认为若要这样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日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的，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的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但是中国却不能不加以防范。
不过假如就此认为，蒋介石决定移转决战地区的构想，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又不全然有理，因为中国部队的机动性极差，假如完全采取守势作战，将会无法取得战略的主动，日军若是可以掌握战略的主动，一旦日军在华北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对长江三角洲的政治、金融重心，发动攻击的，这样蒋介石根本无法两面兼顾，因此不如由中国主动地在上海发动攻势，强迫日军改变战略决战的地点，对于中国更为的有利。
当然蒋介石在选择上海的考虑重点之一，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中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在此，只有设法将中日之战，引动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能提早扩大为全球的为自由之战，中国才能有机会死中求生。
所以中国放弃在华北的决战，以及在华东果断的形成决战，是掌握战略主动的正当决策，一旦由日军控制战略主动，华军将更会首尾难以兼顾。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组成，即可显示日本对于在华北决战的准备，是多么迅速与完整，假如华军真的以主力反攻华北，蒋介石更是鞭长莫及无法有效指挥，而延长的补给线也将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因此日军将会在华北更为轻易的大获全胜。日军仍是可以以海空优势，随时的威胁上海地区，中国无法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布防。
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动，看着日军在上海进进出出的部署，否则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或是认为蒋介石的抗日决定，是别有用心的借刀杀人，不敢也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与日本作战，专门挑诸侯们的地盘与军队抗日。这在宋哲元与韩复渠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们不肯施出全力与日军拚搏，而在蒋介石表达中央决心抗日，要求各路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计之时，西南的龙云、刘湘等人，也曾经担心这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蒋介石必须要在自己的地盘，用自己的中央军，与日本进行殊死战，才能清楚的证明，抗日并非消耗诸侯部队的借口。
不过由上海决战所展开的松沪会战，是中日历史，甚至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大会战格局，虽然日军得到海空军优势支持下，造成了中国军队过度惨烈的牺牲，但是这是战场战术指挥上的问题，而非战略决策的问题。假如蒋介石能够控制住军力，不要全部的投入在上海近郊，而能适时的全力拉长防线的纵深，把松沪会战打成长江三角洲会战，而不只在上海四周进行决战，及早的让部队进入预先设好的防线，灵活的运用轻装部队在水乡泽国之中进行逆袭，那么中国军队在战场的牺牲并不会如此之大。这场会战几乎把蒋介石中央军的大部分主力，给全部地消耗掉，当然也造成多数的诸侯近乎毫无保留的派兵支持抗日作战，这是中国两百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团结作战。
当然蒋介石在上海指挥的这场决战，可以说是超越过他的能力与经验范围之外，也超过华军的武器、训练与能力之上的。但是中日之战，本来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国无论在那里决战，都得要面对日军绝对的优势，中国不可能不战而弃守上海，因为这不但是中国税收、工业与国防的重镇，更是民心士气与国际形象的象征所在，蒋介石要先不惜代价的打出几场硬仗，才能稳住民情军心，争取到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否则中日抗战根本就支持不了八年！
不过华军在相对弱势条件下，假如能够进行一些调整，仍然可以在上海打得更好，那就是事先的情报若是做得更为完整，在争取先制攻击时，就能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特别是集中使用可以攻坚的火力，应该可以取胜。而在发现日军据点防御过于坚固之时，能够灵活的转政日军较为脆弱的防线，而分割日军的防线。而虽然中国的海军实力，连与日本海军正面接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若能大幅地加强水雷的运用，可以发挥高度阻敌作用，这比华军在江防浴血的反登陆作战，还要更能够有效果。
而在上海郊区的主力决战时，华军过于着重维持战线与争夺一些据点，造成过于重大的伤亡，也属于不智，华军应该进行更为纵深的防御，留下更为充足与弹性的预备队，而与日军进行对抗，会比一再死守战线据点，也许会更为有表现。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华军在全盘的战局中，太过于集中上海市的决战，事实上，应该把纵深拉到长江三角洲，才能充分的疏散日军优势火力，发挥河道水乡的阻敌效果，以及运用预设的国防工事防线。
蒋介石指挥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重大疏失是，在作战双方对抗长达三个月之久，蒋介石竟然没有派少量部队，或是参谋督导人员，认真实际的检视长江三角洲的国防工事，进行作战之前的必要整理与准备，以及整体防御的规划。结果等到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溃退到防线之后，才发现无法顺利的进入阵地应战，也没有任何的支持与接应，华军根本无法使用这些战线作战，结果几百万元投资的防线，就在几乎没有发生效果的状态下，被日军轻易的突破。
假如蒋介石能够在十月中旬，开始有计划的将参战部队，逐步的退出上海市区，把阵地的纵深拉开到苏州河南岸，并且将增援的桂军主力部队，负责接应前线有计画退出战线的部队，这样中国的部队能够带着完好的装备，开始部署在事先建好的国防线上，并且动员地方政府与民众，开始打扫整理防御工事，补充粮食、饮水以及燃料，后续增援的部队也尽量的留在京沪与京杭地区，成为防御作战的预备队，这样将淞沪会战拉开成为京沪会战，那么日军恐怕就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与更多的损失了。
当然，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国家，连军队的指挥与后勤系统，都存在极多的矛盾与不兼容的问题，全靠蒋介石个人居中协调指挥，而前往上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能有准确的事前规划与掌握，各路诸侯是在讨价还价之后，自己要保留实力之后，才派出部队投入战场，运输工具落伍与不足，因此蒋介石经常处在无法掌控部队应战的状况。许多的军队不能适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海空军，以及坦克、重炮与毒气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攻击，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
华军长期作战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接战之后，部队出现人员的死伤与装备的损坏，就无法迅速的得到补充而恢复战力，因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勉强由各地强征而来的补充兵员，根本就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各军的武器系统又分为十几种，要补充的武器不是缺货，就是补充上了，部队还不一定会用。
而日军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备的兵力补充系统，以及高效率的后勤支持系统，作战部队本身就有后备兵的建制，而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人，更是很容易的在部队中发挥战力，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之后，第二回合整补之后再战，中国部队的战力会大幅的减少，但是日军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水准。
而日军虽然最后取得淞沪会战的胜利，但是日军一直迟了两个月以后，才真正掌握到蒋介石华东决战的作战意图，因此，日本在逐次增兵的状况下，无法速战速决的在上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假如日军能够早些在上海一次地集结重兵，同时在开战的时候，就以重兵指向太仓以西的战略据点登陆，然后大胆的深入，直接切断华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华军在上海早就被日军所包围，会更早失去缠斗的力量。同时日军也不应过于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华军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反而应该设法进行机动迂回的攻击，才能增加获胜的机会。
日军能够将第十军用在金山卫的登陆作战，可以算是作战的杰作，这样从华军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迂回包围的作战，是瓦解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高招，造成华军出现失控性的退出战场，装备与人员的损失，更是非常的巨大，不过日军竟然无法包抄与围歼到中国的主力部队，这也显示出，日军作战规划上的疏失。
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华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日本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日本面临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而松沪会战改变了中日作战发展的态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日军拥有优势与攻势，却无法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与决战的地点。此外这场血战真正的打出中国人民的信心与热情，推翻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日本三月亡华」看法，虽然无法「感动」国际社会对日立刻进行制裁，却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更为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作战。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日本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改变东线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华军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军空军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的北部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而上海作战，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灵活方便，因为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的鞭长莫及的指挥脱线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不听指挥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撤退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22.7 参考资料
蒋纬国编「抗战御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附注：
[1] 这场会战的规模，可以说是自一次大战德、法之凡尔登会战（the battle of Verdun，1916）以来，世界所发生之最惨烈的一场恶战。
[2] 总队编制的兵力接近一个军，由於上海财政的经费充裕，以及规避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允许税警团总队拥有德式正规军的装备，黄杰任总队长。
第二十三章、阴错阳差的南京保卫战
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日本侵略者屈服与投降。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在淞沪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有关是否要进行南京攻防战，就已分别在中日双方统帅部之内，掀起了重大争论的“意见战争”。日本大本营方面是考虑是否有必要进攻南京，中国军委会方面则是考虑是否有必要防御南京。这种奇怪的争论，看起来是有些荒谬，因为中日两国既已全面交战，日本理所当然要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以达到政治与战略上“屈服”中国的目标。而中国当然要防卫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国政治与战略的中心，指挥全国继续的对抗日本。但是，当时之交战双方，却有着非常特别的状况，造成日本犹疑着是否要进攻南京，而中国则是考虑是否要防卫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双方尚未经过正式宣战的法定程序，日本当时对中国用兵的最高战略目标，是希望保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尽量以局部性的“事变”方式，采取分割的原则，来处理与中国的各种战争冲突，日本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以免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日本想要的是逐步蚕食中国。
七七事变之后所引发的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其实都已超过日本的预期了。所谓日本可以在“三个月”内亡华的构想，并非日本军部单纯、轻率与狂妄的设想，而是有着相当科学、实际数据支持的估计。在卢沟桥事变扩大，日本决定派兵进攻中国之时，日政府并无完全占领中国的策略。日本确信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作战的失利后，就会向日本屈服，接受让日本控制华北与内蒙古的条件。同时日本可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以支持与配合日本准备与苏联和美国之“终极作战”。
23.1 日军为应否进攻南京而激烈争论
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全面作战，主因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七七事变处理失控，将局部战事演变成为全面大战，使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在华北给予中国重击，然后迫使中国让步，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的掌控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地区，而不是日本预先设计与谋划的结果。
日本没想到因为海军在上海的介入，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势转换决战地点的机会，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军部基于国家颜面以及军方的形象，不肯也不愿在上海这个国际都会作出任何让步，因此才在上海与中国开辟第二战场。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战目标，也不过想要在上海痛击中国军队，攻战中国的金融、工业与经贸中心，造成对长江三角洲精华地区，以及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胁，以增加其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的筹码而已，因此日本的战略规划，还是进行华北决战。日本当然知道中国的持久作战战略，是企图“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所以日本政府与军部中，有不少负责的官员，包括首相近卫，外相广田，大本营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都认为对华的战争，必须要能够适可而止，之要能够在局部的冲突上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日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中国深入的作战，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同时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到对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决战。所以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日本大本营就是担心日军会在中国的战场上，越陷越深。
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他已占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与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战略高原与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击溃了中国的主力作战部队（特别是蒋介石培训之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曾考虑，是否无需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地对中国首都南京发动攻击；中国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战损失之后，“应该”会接受日本的和谈要求。而日本若是进一步进攻中国首都南京，将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决心抗战到底的心理反弹之中。而日本大本营也同时认为，在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中，日军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中伤亡的总数，日本人民开始会对战争感到恐惧与厌倦。同时日本政府也根据情报判断，蒋介石正与苏进行军事联系，苏联有可能会投入战场，以对日军造成背后的攻击。所以日军最好能够及时见好就收，集中足够的实力，来防范苏联的偷袭。何况日本一直认为能以分期的方式，蚕食中国，比较有利。
当时，苏联是唯一以武器公开支持中国作战的国家（当然还是要中国出钱买），而苏联准备随时对日本作战的传闻又很多，为此，日本大本营曾经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紧急电令关东军进行戒备，同时下令华北方面军停止延津浦路南下渡过黄河的攻击行动，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时支持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作战。所以日军并不希望与中国继续战下去。这时候日本眼见上海的战事，日军已获得胜利，九国公约的会议又正在召开，各国有意介入调停，因此日本主动进行外交出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十一月二日，辗转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Dr.Trautmann），提出中日议和的七点条件，条件内容出奇的“宽松”：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中立区扩大过平津铁路以南，华北地方的主权仍属中国。三、上海停战区扩大，由国际共管。四、中国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在华权利。日本外务省请求德国居间调停，所以大本营起初并不同意华中方面军向南京追击的要求。不过为了加强外交运作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在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任命松井石根大将统领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与所有海空支持作战部队，以九个师团，超过二十五万的兵力，展示日本有可能乘胜追击，而会进一步地将战争推向整个华中地区，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政府的请求与参谋次长多田骏的同意下，发出第六百号的临参命，明确地限制华中方面军，不得越过苏嘉铁路以西的制令线，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以等待国民政府对于和谈的答复。
23.2 日军前线部队抗命决定进攻南京
但是来自淞沪会战前线的日本军队，却力主必须立刻乘胜追击，直到攻陷中国首都南京，才能进一步歼灭中国陷入溃散的作战主力、屈服中国政府的作战意志、争取更有利于日本的和谈条件。特别是来自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意见最强烈。此时日本第十军形成华中方面军的左翼，在太湖以南，沿着杭州通往南京的方向，进行战场扫荡，追击溃退的华军。由于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以大迂回作战的方式，从背侧攻击中国在淞沪地区的守军，造成已疲惫不堪的中国在上海作战的部队，出现溃败，一路曳甲弃兵、仓皇逃命，日本第十军并未遭到猛烈的抵抗。因此，第十军根本不了解在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激战的代价，因而认为他们才投入战场，根本还没有真正展露身手的机会，就已攻到大本营的制令线了，所以第十军军长柳川根本就漠视大本营的规定，而独断地直接下令第十军的部队，以强行军的方式，从太湖以南地区，沿着京杭公路，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朝向南京方向，深入追击撤退的华军。
同时上海派遣军也同样力主乘胜追击，因为他们在上海激战三个月，才能勉强击退中国守军，“皇军无敌”的神话因而为之动摇，所以他们急欲进一步攻击中国首都南京，以挽回他们的声誉，更不能让第十军捡到战果。所以上海派遣军也同样的以追击华军以及扫荡战场为名，在太湖以北，沿着京沪路朝向南京追击。华中方面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同意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进攻南京立场，因此设法动员一切的关系与方法，向东京进行游说，要求大本营立刻发布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辖的第十军与上海派遣军，以独断的军事行动，越过制令线，在太湖的南北两岸形成钳形攻势，朝向中国首都南京方向进军，造成了日军大本营极大的震惊与困惑，因此参谋本部特派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前往华中方面军视察，以实际了解日军作战状况，并且控制日军不得超越制令线作战。日本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前线的军队与大本营中的少壮派军人，事实上已经互通声气。许多作战行动，都是由前线部队发动，再由军部内的少壮派响应追认，最后政府不得不接受继承的事实，而这次的进攻中国首都南京作战行动，整个过程也是同出一辙。果然河边大佐在前线被第十军的将校所说服，带着支持日军立刻攻击南京的立场，回到东京进行游说。日本大本营在前线部队的压力及内部少壮派军官响应之下，日参谋本部的最高部门，开始改变立场，最后连日皇都被说服。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御前会议中，先追认事实，撤销对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的制令线，同意日军已经越过苏嘉线作战的现状。日本军部认为，如此可以增加对国民政府和谈的压力。但是随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经过军方帷幄上奏，大本营终于发出允许日军进攻南京的正式作战命令，而日本政府方面当时竟然不知道这个命令，首相近卫是看到报纸之后，才知道日军已经开始扩大战争，进攻南京了。
日军认为进攻南京是志在必得的“完胜”出击，一站功成之后，中国必定会屈服投降。日军为了郑重其事，特别由日皇发布正式进攻南京的作战诏书，由大本营参谋次官多田骏亲自携带命令，到达上海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宣达进攻南京的诏书。攻击南京正式的作战日期，定为十二月一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统帅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指挥六个半师团的军队，沿着太湖的南北两岸，以左右包抄的方式，直扑中国首都南京；并且派遣部队渡过长江，对南京进行远程的包围攻击。
23.3 蒋介石力主防守南京
在中国方面，松沪会战的规模与进展，根本超出了军委会的掌控，蒋介石几乎是动用所有可以开到前线的作战力量，投入淞沪会战，虽然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凭籍热血与牺牲，创造出奇迹般的持久作战成果，但是由于过度的投入这场大战，而不可能有多余的力量，做好纵深防御的准备。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华军已无法阻挡更多的敌军增援部队，日军登陆之后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快速的合围在上海作战的中国部队。蒋介石没有果断作出立刻撤退的决定，反而要求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设法继续坚守几天，是由于九国公约会议已于十一月三日在布鲁塞尔正式召开，中国期望会议的结论，能让国际强权介入仲裁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但是各国在会议中先进行各种外交折冲，要到十日才发表结论。为了等待九国公约会议在十一月十日的结论，华军继续苦撑到了十一月八日，此时后方退却路线已经面临将被日军截断的危机，蒋介石才下令华军撤退。但是这三天的延误，造成中国上海的守军，几乎要遭到日军全面包抄的钳形攻势围歼，而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幸好中国军队发挥绝地求生的本领，在千钧一发中，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仓皇地撤出了部分的部队，右翼军沿沪杭线撤向苏嘉线，然后再转吴兴与杭州地区整编；而中央与左翼集团军，则沿京沪线，先退向苏州与无锡。华军主力虽然幸而没有被日军围歼，但是已经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装备，几乎都损失殆尽了，军心与士气更是全面的溃散。当日军在进行是否要进攻南京的战略争论之时，蒋介石这才开始考虑南京保卫战的规划与准备。虽然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曾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秘密的设立了两条防线，其一是吴福线，其二是锡澄线，以做为日军从上海进攻南京的国防屏障。德国军事顾问认为上海与南京之间，是江南特殊的湖泽河汊地形，日军的现代化机械与重装备，难以在此一地区发挥运动的优势，因此中国部队可以在这个地区，以坚强的防御工事，有效的防御日军的攻势，而让日军付出高昂的作战代价。但是淞沪会战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这个准备多年的作战计划。因为蒋介石将所有的作战力量全都投入了上海，以求重挫日军的气焰，提高中国的民心士气以及增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造成蒋介石根本没有时间与力量，去顾到原有的南京保卫战计划。等到淞沪会战中国部队以近乎溃散的方式结束，所有参战部队几乎只有逃命的选择，大部分的军队都失去了作战的能力，蒋介石才开始考虑南京保卫战的问题。从上海后退的中国军队，在失去重武器装备及部队建制连系之下，日本空军一路猛烈炸射，日军又尾随追击，部分华军虽然是退到吴福国防线，但是根本没有防线接应的守军，又没有后勤装备支持，甚至没有防线的配置地图，因此无法进入防线阵地布防，就遭到尾随的日军攻击，只有再度的溃散后退。十一月十七日吴福防线就被日军突破，接着锡澄防线也几乎是遭到同样的状况，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日军攻占，这两条耗资几百万元的中国“兴登堡”防线，就在混乱中，完全失去了阻挡日军攻击的能力。日军既已顺利突破这两条防线，在进攻南京的道路上，就不再有主要的防线需要面对了。而当时在理论上来说，日本大本营还没有同意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呢。
而蒋介石在下令军队退出上海的同一天，他在南京会见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商议将首都迁往重庆的事宜，接着在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的宣布，将重庆定为陪都，准备将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作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政治中心。所有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关，从二十日开始进行全面的撤退工作，军委会则先迁到武汉办公，中国在面对日军的威胁，是决心放弃南京，但是却决心要在中国的每一寸领土上，继续的作战下去。
也就在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才正式与部属讨论南京防卫战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多数的将领，在淞沪会战溃退之后，对于南京的防守，就已经失去信心与把握了。当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公开的反对守卫南京，白崇禧的主要论点是，在淞沪会战之后，第三战区所有的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战力，因此根本无法在南京进行有效的防守，与其在南京进行无效与不可能的作战，不如公开宣布南京不设防，或是对于南京只进行象征性的防卫，以减少南京受到炮火的破坏，也避免需要整编的华军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以及多数将领，包括陈诚、李宗仁等人，也都认为，中国在上海作战新败之余，华军实在已无防卫南京的兵力，假如国民政府认为不能完全将南京拱手让给日军，最多只能作有限性的抵抗，进行所谓“短期固守”的作战。这点结论蒋介石大体接受，只是蒋介石认为南京的防卫，有着重大的心理与政治意义，假如南京不战而退的拱手让敌，会被误解为中央已经无心抗战，百姓会对于整个抗战更加失去信心，同时也很难要求各地山头的部队坚守阵地。所以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一场不可能、却是必须要的保卫战。但要知道当时的蒋介石，只是各路诸侯的领袖而已，并不是可以直接发号施令的指挥官，蒋介石需要表现自己是不惜代价用自己嫡系的部队，进行抗战，才能得到各路诸侯衷心与全力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在与日军作战，在战场上，必然是屡战屡败，只有全国上下都相信蒋介石是真心的抗战，中国才能进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因此南京不能不守就拱手资敌，而且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支持继续抗战。
当然蒋介石的南京保卫战，也考虑着时间的因素，因为德国大使已经传来日本和谈的条件，内容还算合理，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能够先守着南京，中日之间的交涉会比较容易进行。另外他也等待着苏联是否对日参战的答复，因为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打之后，苏联知道这将是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因此立刻同意在八月二十一日，迅速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正式开始以三亿五千万元贷款来军援中国，并且组织“正义之剑”援华空军自愿军，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在中苏签约之时，斯大林也在口头上允诺蒋介石，苏联准备在三到六个月内，对日宣战。蒋介石希望能够防守南京，苦撑到苏联参战，那么中国就可以移转压力，从容反击了。
23.4 唐生智临危受命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之后，发现自己编练的中央军，几乎已经完全打光了，部属的意志也出现了疲惫，因此他在南京保卫战的决策过程中，采取非常低的姿态，他没有直接调兵遣将，下令部属防守南京，只有在军事会议中，提出自己的愿望，希望有人能够自告奋勇地守卫南京，在将领们观望的反应之下，蒋介石甚至表示，假如没有人负责防卫南京，他将自己兼任南京的卫戍司令。这时候，体弱多病的唐生智，突然大义凛然地表示，他愿意担下防卫南京的重则大任，必要时他将与南京共存亡。就这样，蒋介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委派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共识是，进行短期的固守，而非是死守南京。
过去，唐生智虽然曾经有过公开兵变反蒋的记录，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统军作战，当时身体健康的状况又不佳，但是此时的唐生智，已是蒋介石身边多年的重要部属，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的南京保卫战演习中，唐生智是这场演习的参谋长，因此他对于南京的防务，应是最为熟悉的将领了。由于在决定保卫南京之时，蒋介石已经是无兵可遣无将可派了，唐生智既然愿意自告奋勇，就委派他出任卫戍司令了。蒋介石能够派出防卫南京的军队，也只有一些从上海退下的等待整编的十三个师军队，加上军校的教导总队，甚至连宪兵部队都算上，在编制上约有十五万人，实际上的兵力也许略为少些。此时，从上海退出战场的主力部队，改变撤退方向，而从宜兴转向南下，经过广德地区，进入浙江与安徽，而没有向西方的南京集结。在白崇禧的影响下，广西新的增援部队也开始减缓原先向南京集结的运动。显然是大家都已认为，南京背对大江，决战非常的不利，大家要对自己的部队留一手，以免在南京被歼灭。只有由四川刚刚赶到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原先是准备参加淞沪会战的），由南京调往广德，扼守京杭公路，与日军第十军发生激战，才掩护华军主力安全的退到浙皖地区。而川军的师长饶国华则在战线被日军突破时，自杀成仁。
这支由唐生智统帅，临时编成的南京卫戍部队，原本的作战任务，只是进行短期固守的防御作战，并非要进行全军牺牲，死守不退的决战。但是唐生智在自愿接任卫戍司令之后，却一再的对外与对内表示，他决心与南京共存亡，要求部属也要准备如此的牺牲。事实上，当时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部队，是临时编组的待整编部队，兵、将相互缺乏了解，装备与人员严重不足（补充的新兵太多，大部分连基本军训都没有受过的平民，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后备军人，新兵都是临时征集的平民），又没有坚固的阵地防线可守。
不过口口声声决定要殉城的唐生智，其南京的防卫计划，真是过于草率，只有简单地将兵力分成外围与城墙的守备作战，完全没有防守作战的阵地纵深编组，也没有预备队可以运用，更别提后勤支持与主动出击了。
面对日军势如猛虎出柙的攻击，唐生智一再发表“悲壮”的共存亡演说，他的表现，不象是卫戍司令，反而象是要慷慨就义的烈士。唐生智根本不去设法解决守军所面对的各种作战问题，只想反正大家一起死，造成守军只有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烈士信念，进行呆板死守的作战任务，而没有战士迎敌的准备与应变措施。而最为危险的，就是唐生智与卫戍司令部，根本没有进行在必要时，任何有关撤退的参谋作业，部队指挥官与所有参战的军人，也没有进行万一奉命撤退之时，必要的安排与准备。
很奇怪的是，当年南京防卫演习，是以南京外围的国防线作为战斗重点，但是在淞沪会战之时，竟然没有人想到去视察一下这些防线，也没有进行军事作战部署的准备，以致造成原的南京外围作战构想，完全的落空。
23.5 日军对南京进行全面攻势
当时日本的华中方面军，除了派一〇一师团在上海警戒，抽调第十一师团与台湾旅团到台湾集结，准备攻打广州，其余的部队，全都参与对南京的作战，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是，在正面是采取三路进攻，另外在南北进行大迂回包抄的作战，由上海派遣军的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担任对南京东北与正东的攻击，第三、十一师团担任助攻的预备队；而第十军的一一四师团与第六师团，担任对南京的南面攻击。这两只日军从太湖的南北两岸，同步对南京发动攻击，空军与海军加入助攻，日军的十八师团与国崎支队，更先期进行迂回攻击。日军部队沿着长江北岸包抄浦口，以及直扑安徽的芜湖，先对南京外围，已经形成包围的态势。正当华中方面军完成对南京的攻击布阵之时，日本大本营突然发表人事命令，免除松井石根大将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职务，而由朝香宫亲王鸠彦王中将出任，这样就架空了松井石根直接控制军队行动的权利，鸠彦王匆促的走马上任，对于部队更是缺乏管制的能力，为了表现出十足的“亲王官威”，他对于日军下达相当放纵的作战命令。松井石根此时又因为肺病复发，是在病床上指挥作战的，更增加了日军的将校，各自为政彼此竞争而不受约束的态势。而奉命攻击南京的日本军队，早已绕过太湖两岸，逼近到南京城外围的攻击发起线了。这些拥有绝对优势战力的日军，在五天之内，就势如破竹的攻到南京城的外围，南京已经始遭到三面包围攻击之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一步的由南京外围防线，攻到南京城边，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守军已无战力，因此他决定给与南京守军一个投降的机会，要求唐生智在十日与日军接洽弃城的投降计划，表面上是不希望南京受到炮火的摧毁，其实是希望公开展示中国军队在南京不战而降的耻辱，以动摇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是唐生智既然决心准备死守，当然拒绝日军的招降，为了表现自己的决心，唐生智下令守军集中控制所有的渡江船只，准备进行全军殉城的背水一战。于是松井石根下令日军，以最猛烈的炮火，进行全面攻击，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攻下南京。
23.6 南京守卫布置失当
勉强拼凑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既缺后勤支持，又没有充裕的作战兵力，面对日军的绝对优势攻击，仍然尽全力死守反击，在紫金山、雨花台、汤山与中山陵一带的奋勇作战，使得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不过这种武器与工事都不足的死守作战，只能激怒志在必得的日军、迟滞日军攻击得手的时间而已。唐生智既不准守军主动出击，又没有纵深阵地的部署，更没有掌握预备队以进行逆袭作战，只让部队死守阵地，而寻求壮烈的牺牲。激烈的战事进行到十二日，劣势的守军阵地就多处遭日军突破，由于没有预备队的逆袭支持，阵地出现了混乱残破的现象，大量的伤患根本无人后送医疗，通讯与后勤系统更是乱成一团。这时候蒋介石也知道南京的防卫作战已经非常的危急，于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先通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电话命令唐生智从南京撤退，接着蒋介石还不放心，亲自连下两道手令，要求唐生智相机率军撤出南京，以免守军全遭覆灭。但是原本表态要决心死守的唐生智，在接到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重大撤退命令之后，却没有即时地进行撤军参谋作业，一直拖到十二日下午五时，才匆促召开卫戍军事会议，军情被延误了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个重大的错误，是造成南京的撤退行动出现严重混乱的主因之一。在这场临时的卫戍军事首长会议中，有些部队的指挥官，未能出席会议，唐生智突然宣布奉命撤退，真是令大部分的将领都感到事出突然，在仓促的状况之下，根本难以掌握局面与行动的变化。唐生智还要求所有与会将领共同副署撤退命令，以分担责任。而撤退令原本规划只有司令部直属部队与三十六师直接渡江撤退，其它负责城防的部队，则各自掌握突围的方式后撤；至于撤退之前，如何破坏重要军政设施，更是缺乏完整的计划。但是在会议最后下达结论时，唐生智突然又作出表示，假如突围撤退有困难的部队，也可以设法渡江撤退，但他完全没有计算过渡江船只的运输能力。其实撤退的参谋作业要比进攻更为精细，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因此唐生智如此拖延与草率地下令撤军，自己又率先仓皇地离开司令部，无法掌握与各个部队继续的通讯，结果造成了南京守军陷入撤退的混乱之中。在宣布撤退命令之后，司令部的守军匆促与草率地破坏南京城内主要的建筑物，但是由于根本缺乏完整的计划，象全国最大的金陵兵工厂，中央政府的各个部会建筑，就完整的留给日军接收。十二日入夜之后，南京城内火光冲天、浓烟密布，这时候已经流言四起，南京就已经出现撤退前人心涣散的乱象。此时唐生智的意志已经动摇，并没有监督设备的破坏与管制部队的撤退，就慌忙逃往下关渡江。守卫南京的部队在主帅提前失去联系的状况下，只有各自为政，有些部队还不知道已经下令撤退，有些部队则出现溃散的情况，这是撤退时最大的禁忌，没有统一、完整的计划与步骤，会造成部队退却的全面失控。因此除了六六军（军长叶肇）仍在保持掌控下，突围而走之外，大部分的守军与逃难的人民，开始大量盲目地涌向下关。但是先前大部分的渡江船只已被集中管理，唐生智“忘了”解除这道命令，而且在对岸的中国守军，还奉命对于渡江的船只是“格杀勿论”，唐生智撤退时又没有下令解禁。因此江边涌到了太多撤退的部队，渡江的船只当然严重不足，造成现场是一团混乱，在日军的追击炸射之下，中国部队自相践踏而死伤狼藉。
23.7 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十二日夜间，日军已经发现华军的阵地动摇，南京城内起火，以及抵抗力量的涣散，因此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弃城撤退。日军一方面准备大军进城的攻击，一方面则是飞报东京日皇，表示华中方面军随时将会攻占南京。这消息传出之后，日本举国欢腾，台湾的皇民更是被迫彻夜不眠，要为皇军时刻，举行提灯游行发表忘我的效忠。
从十三日凌晨开始，日军就正式攻入南京城的街道，一面扫荡“残败军”，一面就开始不分对象的烧杀掳掠，其景象之残忍恐怖，有如世界末日的临到。但是在日本东京的皇宫之前，却出现了八十万日本人聚集的庆祝大会，日本人民载歌载舞的热烈庆祝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这是日本国两千六百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伟大”时刻，日本政府认为，既然攻占南京，这回中国除了投降屈服之外，已经不可能再有作战与抵抗的意志了。事实上，在日军正式进入南京之前，中国军队已经奉命撤退，而停止有组织的军事抵抗，更没有展开全面浴血的巷战，照理说南京应该不会遭到战火严重的破坏，军民的死伤也应该有限。但是日军进入南京城时，所展现的空前残暴行为，几乎是到了完全没有人性、匪夷所思地步，许多外国外交与慈善机构，都震惊于日军可怕的暴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现场记录。当时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竟然无力管束部属；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鸠王彦中将，根本就故意放手让部属“大干一番”；第十军的柳川平助中将，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日军在南京的十几万部队，竟然只配属一百多人负责军纪的宪兵部队。因此从指挥官，师团长，一直到所有的士官兵，或是以命令指示，或是放纵的方式，让日军尽情表达他们对于南京中国人民的残忍与践踏，好象只有表现这种禽兽般的超级暴虐行径，才能展现日本军力的优越性，与能够震慑住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发泄与扭转日本二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自卑心理。审视日军对于整个南京烧杀掳掠的事实记录，就清楚知道，并非只在刚刚入城之时的那几天，因为军队交战而出现失控与误杀的局面。事实上，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招待记者，举行日军正式征服南京的盛大仪式之后，日军照理已经完全控制了南京，军纪与秩序应该可以恢复了。但是日军在南京这种对于平民毫无人性与军纪的烧杀，仍有如瘟疫继续的蔓延，并主要由担任南京警备部队的日军十六师团进行。十六师团对于南京平民继续的残杀施暴，竟然一直延长了三个月左右！直到松井石根等将领被调回日本，日军大本营干脆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才稍微有所收敛。因此，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既非是浴血巷战所产生的伤亡（因为根本没有组织性的巷战），也不是少数军纪失控日本军人的个别放纵行为（是遍及整个南京城内外，以及延长达三个月），根本就是日军从上到下、绝对是故意放纵的禽兽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日军的这些禽兽行为进行辩护。面对日军在南京军纪完全失控的危机，日军大本营最后被迫彻底撤除整个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之后，才得以控制住。根据事后的统计，总共超过三十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南京被屠杀，八万妇女遭到强暴，所有南京的文物与财产，完全被日军劫掠一空，其中以日本第十军的第六师团（谷寿夫）、上海派遣军的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在师团长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在南京留下人类（3这是日军大本营最为离奇的做法，竟然将这支拥有攻占南京之特殊历史光荣的日军战斗序列部队，完全加以撤除。这一点就充分的暗示，日军大本营其实清楚知道，这支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历史上，最为恐怖以及无法原谅的屠杀记录。虽然日军这些将领，都在战后的东京与南京战犯审判中，遭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包括松井石根、武藤章、谷寿夫全都被判死刑），但是当时负有重大指挥责任的鸠彦王却被美国因政治理由，故意地被放过。因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恐怖历史事件，有无数的人证与事证，经过国际社会的“东京大审”与中国政府的“南京审判”所确定，绝对是铁证如山，也绝对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与辩护的借口。它是日本对于中国侵略暴行的一个巅峰的浓缩记录，也是人类历史中，不能忘记的暴行记录。在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军人曾经从上到下地犯下集体屠杀、强暴与劫掠的暴行，日本至今不愿面对这个历史，日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因为否认这种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暴行，就是否定了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是绝对毫无人性认同的做法。
23.8 日军战术成功但政略彻底失败
在南京保卫战之中，日军进攻战术的运用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前线作战部队不待继续进军的命令，就已经掌握战场的先机，以独断的方式，抢先尾随追击中国部队，空军飞机更是不断炸射，让中国的部队无法进入防御阵地，也无法整编与恢复有组织的作战。接着在发动全面攻击时，更是多路齐进，海空进行协同作战，日军以强大的军力进行中央突破，同时派遣快速部队对南京外围进行迂回的包抄。日军攻击南京的前线部队，无论是战场反应，以及战术的应用，都可说是达到一流的水准，也就造成在日军正式发动攻击的十三天之内，就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
但是在政略的层面而言，日本进攻南京，却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这场作战是由前线的部队引导整个战争的发展，大本营只能跟着追认而已。事实上，原先日本的战略设计，是希望能够籍着战争的打击，来逼中国让步与屈服，成为支持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保护国”，而非要全面占领与灭亡中国。因为日本真正要准备决战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所以日军大本营原来并无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前线军队的请战压力之下，大本营却被迫放弃原则，支持进攻南京的行动。而在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统帅更无法阻止部队纵兵大掠南京，这种不给中国留下和谈余地，硬要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并且展开空前残酷的屠杀与掳掠的做法，当然是让国民政府，绝对不可能与日本以和谈来解决两国的战争了。日本进攻南京之“失控作战”，犯了日本想要迅速结束战争的政略与战略的大忌。原本日本政府所提的和谈条件，在十二月二日由蒋介石所召开的高级军事首长会议之中，几乎得到与会所有人的同意，认为可以一试，以疏解中国所受到的战场挫败。因为中国当时急需进口武器、训练新兵，与重新布阵的时间，因此国民政府转告负责和谈调停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中国愿意在这个原则下，与日本进行和谈。但是由于日军快速地攻占南京之后，日本军部的立场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军部认为中国首都已被攻克，中国已无和谈的筹码，因此立刻推翻了原先和谈的条件，增加了中国无法接受的条款。而日军在南京的空前暴行，更是造成中国政府方面，无法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压力。如此一来，中国政府根本不能与日军停战，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支持和谈。所以日本攻战中国首都，以及对中国人民所施行的残暴行为，不但不能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反而使得中日战争无限的延长，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之整个战略的危机所在。日本开始不知如何结束中日战争，只有将有限的战力逐渐地消耗在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因而它就越发感到自己在对美、苏大决战之准备上的不足，最后日本只能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突袭美国，铤而走险的掀起太平洋战争，而最终战败亡国。这种由前线部队主导整个战争决策的方式，终于成为日本整个战略布局的致命伤了。
23.9 中国决心继续作战到底
而蒋介石坚持防守南京的主张，原来也是政略的考虑优于作战的考量。唐生智已在蒋介石身边多年，参与诸多重要的军政决策，而临危出任没有人愿意接的重任，当然是由其个人的勇气与决心。但是唐生智过度强调“牺牲殉国”的作战指导原则，根本就不符合国家之持久抗日的战略指导原则，也不符合当时战场作战的需要。当是抗日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设法在激烈的抵抗中，仍要保全战力，以达到维持长期作战的目标。唐生智叫疲弱的华军，在临时的防御工事内，采取极为僵化与呆板的死守，即不准主动出击以扰乱日军的攻势部署，又没有掌控预备队进行防御决战，兵力原本已经不足，防守的正面又太广，当然容易让日军攻破防线。唐生智这种没有战略考量的战场部署，实在是军事才能极差的表现。而部队撤退没有事先详细的安排，全城撤退与破坏重要设施的规划又不周密，更显出他军事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而唐生智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还犹豫观望，坐失安排撤退的良机，等到局势已乱，自己却草率慌乱的先行逃走，完全与部队失去联系的管道，这些都是造成南京撤退混乱的原因。至于唐生智本人狼狈地丢弃部队而离去的责任，蒋介石在事后并没有特别追究。南京的背水阵式，并非完全不宜防守，只要兵精粮足，是可以一战的，当年太平天国就苦守南京达五年之久。而在淞沪会战之后，残破的华军极待整补，因此很难再打出精采的保卫战。唐生智肯临危受命，固然是心志可嘉，但是其能力与体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责任，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要以失败收场的，不过唐生智过于偏重“殉城”的战法，没有想到适当保持全军的战力才是中国抗日战略的根本指导原则。当时南京的防卫计划，应该先有灵活的部署，提前以小部队出击，让日军过早展开攻击阵式，以减轻攻击集中的力道，然后部署纵深防卫的部队，更要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以进行逆袭。特别是对于撤退的方式与路线，以及必须破坏的重要建筑与装备，都要事先详细规划，这样南京保卫战就不致于落到最后慌乱失控的地步。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的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与投降。虽然首都被日军攻占了，但是中国仍然决定继续作战下去，日军内部则必须立刻面对下一步要如何走的事实，最后日本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附注：
[1] 当时日本是采取军令系统独立运作，所谓的“帷幄上奏”，是军方单独与日皇的会议，首相以及政府首长，甚至不得出席。
[2] 很奇怪的是，当年南京防卫演习，是以南京外围的国防线作为战斗重点，但是在淞沪会战之时，竟然没有人想到去视察一下这些防线，也没有进行军事作战部署的准备，以致造成原先的南京外围作战构想，完全的落空。
[3] 这是日军大本营最为离奇的做法，竟然将这支拥有攻占南京之特殊历史光荣的日军战斗序列部队，完全加以撤除。这一点就充分的暗示，日军大本营其实清楚知道，这支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
第二十四章、千鈞一发的台兒庄大捷
时间：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到同年五月底
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孔道。当时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之前，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建议之下，曾在附近构筑国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的大战之后，日本却犹豫着，是否要进攻徐州。日本军部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华北的各个重镇之后，国内正在面临新的政治动荡，日本也在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会接受日本的投降要求，时间对中国的恢复战力极其重要，而日军却因非非之想而坐失良机。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军部还没有计划进攻徐州的具体计画，并不是日本认为徐州的战略地位不够重要，而是日军大本营当时还不想陷入中国宽阔战略空间的泥淖中。可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却有强烈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企图心，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让它能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因为华北方面军，对于中日全面大战之后的战局发展，有着极强的企图心与极大的失落感。
原先华北方面军以为，中日的决战，将在河北爆发，华北方面军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围歼华军，一举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蒋介石却把决战地点，移到华东，让华中方面军拣到决战的机会，并且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而华北方面军不但连助攻的机会都没有，还要抽调两个半师团去支持华中方面军作战。本来华北方面军还想有些战场的表现，不料一个防苏作战的待命指令，更让华北方面军毫无发挥的余地。寺内寿一大将白白看着华中方面军取得攻占南京的重大胜利荣誉，因此是越发按捺不住，于是向大本营力陈华北方面军准备深入中国的作战构想。
24.1 会战前日本军方的战略构想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没有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相待，但中国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九○％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此外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不但对于日军对于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已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与扫荡，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当然照例的是，两派的争论仍没有结论。
由于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上海之战，的确打得伤痕累累，而攻占南京，又发生狂暴失控的屠杀军纪问题，因此华中方面军，对于进一步的进攻中国，暂时已经有些气馁。何况日本大本营正在调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屠杀的军纪责任与问题，所以华中方面军对于进攻徐州，甚至是武汉等目标，暂时都缺乏积极的兴趣。
军部中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方面军对于继续深入中国作战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使得日本大本营感到问题严重与无所适从。于是在一月十一日特别召开御前会议，在军事上，决定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能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敕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是期待中国内部因为战力与国力的受创，会导至中国的内斗，甚至会将蒋介石逼倒，因此日本政府最好暂时的等待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因为在华北与华东双线的作战，中国是以血战力拼的方式，勉强的得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仍然坚决的抵抗下去。中国没有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刮目相待，同时日本付出了十几万伤亡的代价，以及几十亿元的战费支出。中日之战对于日本的人员与财物的耗损，已经超过了日俄战争。
但是同样的是，在中国方面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都被日军所占领了。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被日军攻占，影响到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关税与盐税，失去了主要的来源。在军事方面，大部分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非常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大量的整补。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因此，根据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假如中国军队装备能够得到补充，那么他认为中国勉强可以再支持六个月，他建议蒋介石应该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战力的估计，比福尔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的情报估计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最多只有四个月而已。当时外国驻华的情报与军事人员，也都认为，国民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而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假如中国要想与日本谈和，那么中国内部必须先将蒋介石推翻，日本为了坐待这个时机的蕴酿与来到，因此日本举行大本营的御前会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看中国方面将由谁出面来收拾残局。
但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可沉不住气了，特别是西尾寿造所统帅的第二军，更是觉得不满，因为原先华北方面军认为与华军决战的重点，应该是在第一军主攻的平汉铁路沿线，因此在津浦铁路作战的日本第二军，是负责右翼的助攻与合围。不过由于华军主力没有在平汉铁路集结，日本第二军就没有机会展现战力，而更为意外的是，由于山西的战局扩大发展，造成日本第一军的主力进入山西，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第二军就成为方面军的掌控的预备队兵力，因此不能沿津浦路深入的攻击华军，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北地区待命战备，以防苏联对日军的进攻。
直到华中方面军顺利的攻占南京，冰雪又封住西伯利亚的交通，苏联军队并未出现集结的威胁，这样日本的第二军才解除预备队的待命状态，因此西尾寿造要求方面军允许第二军，进攻山东半岛。而在日本原先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攻占山东半岛，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因为山东半岛离日本九州只是一水之隔，又与满州国的辽东半岛遥遥相望，是防苏的战略纵深要地，事实上，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一直想要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利益，这次日本绝对不能放过对山东的占领。
24.2 韩复渠不战而弃守山东
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要求大本营准许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大本营看到华中作战目标已经接近达成，苏联军队又没有集结的活动，于是准许寺内寿一派遣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于是寺内寿一下令日本的第二军西尾寿造，指挥日本的两支钢军，第五、与十师团越过黄河，进攻山东，当时指挥第五师团的是板垣征四郎，指挥第十师团的是矶谷廉介，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交情深厚，又爱互争锋芒。这两支日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顺利的进入山东，更不战而攻克济南之后，立刻分兵二路，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第五师团向胶济铁路东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
当时中国方面在山东最高的军政长官，是前西北军中首席战将韩复渠，他在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背叛西北军而投效中央，由于韩拥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国民政府就地招安，让韩出任山东的最高军政首长，由于韩拥兵自重，日本又把山东视为国民政府不得直接干预的地区，韩复渠在山东，可以说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政策立场经常游走在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复渠已经累积了可观的实力，这时韩复渠出任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以及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统率三个军的兵力，待命防守山东。
韩复渠本来对于国民政府的号令，就是经常采取应付与利用的立场，他一直不脱军阀割据的心态，他认为无论中日之战的结果，是由谁当政，自己拥有实力才是最为重要，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尽量的设法保持实力，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避免卷入战端，只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地区，对日军进行过侧击，得手之后立刻又退兵。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
在韩看来，蒋介石在华北失去了河北与山西，在华中失去京沪地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几乎耗尽，这正是自己保存实力，在关键的变局，发挥权力制衡的重要时刻，因此韩并不积极的在山东进行布防备战，反而是在山东进行大量的搜括，将可以带走的各种资产，全都先运往河南的南阳，然后自己指挥部队，一路退却待机而动。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西尾下令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铁路，急攻烟台与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在青岛登陆夹击，而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追击韩复渠撤退的主力部队，因而指向鲁南，逐渐逼进徐州北部。
虽然韩复渠一再的接到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令，甚至军委会蒋介石的急电，要求韩务必在津浦路沿线的战略要地，进行防御作战，绝对不可不战而退。但是韩复渠竟然完全置之不理，一路的不战而退，让日军喜出望外的一路追赶，因此在山东作战的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蒋介石失去了号令部队作战的权威。
韩复渠的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的率军大撤退，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震怒与恐慌，因为韩完全不予扺抗，就让日军轻易的就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徐州，如果不能制止韩复渠的这种公然抗命的行为，李宗仁如何还能指挥第五战区的其它部队作战？
而蒋介石也看到韩复渠的这种作法，会造成整个中国军队的抗日意志瓦解，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紧急的战区军事首长会议，决定以军法审判韩复渠，由军统局干员在会场逮捕韩复渠，送到武昌进行军事审判，结果以抗命与率军逃亡罪枪决韩复渠，蒋介石的这个果决的行动，重振了低迷的军心与士气。（韩复渠在法庭上大胆抗辩，丢掉济南有什么罪？蒋介石不也丢掉南京，幸好蒋介石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仍然在南京布阵迎敌，否则假如蒋介石不战而弃守南京，别说韩不服，其它各路诸侯都有样学样，蒋介石何以号召军民，继续抗日？）
虽然韩复渠连续的不战而退，使得日军顺利的深入鲁南，兵锋直接威胁徐州，日军的大本营却严令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临城、枣庄与临沂的禁制线（刚好在台儿庄北面），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第五与第十师团，却恨不得一举直捣徐州，攻占第五战区指挥部，日军根本就不相信华军会认真的反抗，更别提是否会发生孤军深入，而受到华军包围的问题。不过他们也不敢公然的违背大本营的军令，只有在鲁南暂时勒兵观望。
24.3 第五战区的战略部署
这时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确有其胆识过人之处，因为华军在南京撤守之后，战力与士气都处于低潮时刻，战区内受李宗仁指挥的，只是一些装备与战力都低的地方部队而已。不过在蒋介石接受李宗仁等将领的建议，以军法处决韩复渠，将山东的部队交给孙桐萱指挥之后，李决定运用战区内的军队，采取主动反击、南守北打的战略指导方针，这样才能诱使日军陷入战略被动的状态，而让中国部队能够恢复作战意志。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特别的是，中国再生战力恢复之快，也超乎所有军事专家的估计。孔祥熙在欧洲的活动，大有成效，他成功的争取到欧美民生用品与军火供应合约，并且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也买到大量的装备，令千方百计要想切断中国外援的日本政府，为之气结，加上苏联适时地提供了飞机与军火给中国，这些支持作战与民生的物资，源源不绝的大量运到香港，湛江、河内、新疆，然后转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区，开始补充中国部队的作战所需的装备。而中国内部也开始搬迁一部分的军火与民生工厂等设备，到大西南的抗战基地，进行生产，此时购自欧洲以及来自苏联的作战飞机，也很快的成军作战。
而从京沪战场退到安徽与江西的华军部队，虽然重装备全失，人员死伤的数目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队仍然保持着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誓为战死的战友复仇，在得到人员与装备得到部分的补充之后，以克难的精神，又开始重新的恢复战力。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并且为了增加日军维护补给线的沉重负担，各种的敌后游击战，更是开始有系统的展开。
这时蒋介石不愿日军就此盘据华北与华东的精华区，而要准备继续的诱敌深入，以进一步的消耗与分散日军的战力，蒋介石看到，若是能先将日军的主力，朝向津浦铁路方向吸引移动，是可分散日军的兵力，并且增加武汉地区部队的整编时间，因此蒋介石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对于在山东的日军，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战，同时设法守住淮河以南的防线，以南守北攻的战略，来因应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战局。
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京沪会战中的战力消耗极大，同时又因军纪问题，正在面临改组的命运，因此对于继续深入攻击中国军队的意愿不高，不过在攻占南京之后，基于守江必须先守淮的战略观点，派出第十三师团，渡江沿津浦路北上，扫荡淮河以南的华军，北上的日军在渡过明光河之后，就遭到李宗仁指挥的广西与东北军队的逐次伏击，与后退包围的作战。
日军第十三师团一路上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虽然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攻占蚌埠，但是日军已经无力渡过淮河而继续的北上。而日军十三师团遭到华军顽强抵抗以及灵活反击的情报，竟然没有受到日军指挥系统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指针，代表华军的作战意志仍然旺盛，同时作战方法也大有改进。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消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包括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组织，另外改设华中派遣军，由俊六大将出任司令官。这代表大本营对于松井石根无法控制部队的烧杀掳掠，严重败坏日本军纪的集体严惩，松井石根虽然立下击溃上海华军，以及攻克中国首都的大战功，但是不但并未获得高升与重用，反而从此退出现役，显见日军对于南京大屠杀是相当的知情的，甚至参与连战斗序列的番号，都予以撤销，但是日军大本营对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将领，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眼看日本的华中部队，正在遭到改组与整肃，因此判断华中方面军在短期内不可能会有重大的作战任务，因此下令李宗仁，放胆的在北线的鲁南地区，对日军进行各种的反击战，以诱使华北方面军大胆的轻进南下。而日本的第二军对于自己在华北战场，一直没有机会充分地发挥战功，加上它在进攻山东之后，华军根本就不战而退，因此日本第二军显出相当的焦躁与轻敌。
在山东的日军部队，一再的受到华军反击之下，又遭到不少的损失，自然怒不可遏的要对华军进行报复。因此第二军旗下的第五与第十师团，要求华北方面军允许他们向南攻击华军在鲁南的基地。华北方面军同意第二军进攻扫荡的建议，也认为日军不能画地自限遭到华军一再的反击，因此向大本营争取到给予第五与第十师团攻击鲁南的许可。不过大本营仍然划出日军南下的禁制线，不得超过临城到临沂的前线，因此第五与第十师团在奉命出击之后，立刻朝向徐州北部，形成左右两翼的钳形攻势。
特别是日本第五师团在中国的战场，可以说是闷了一肚子的气，从在华北的南口开始，经过平型关、忻口作战，不但非常不顺利，而且损失很大。就连进攻青岛的任务，也落在海军陆战队之后，造成日本的海陆两军，差点没有在青岛爆发枪口相向的冲突，最后还是惊动了大本营，才摆平这场自家人的海、陆阋墙之争。加上第五师团还不断地受到华军的反击而遭损失，因此在接到可以南进还击的命令之后，立刻率军往南猛攻，完全没有考虑可能孤军深入的危险。
24.4 临沂序战
李宗仁抓到日军南攻的战争时机之后，立即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治军一向刚烈严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期间，与日本人进行各种的周旋，曾受到不少的怀疑、批评与委屈，因此张在从北平脱困，重掌握兵权之后，对日作战就特别的勇猛。
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最快的速度，兼程向临沂方向增援，由火车将五十九军运到距离临沂还有一百八十公里的峄县。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五十九军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
但是张自忠却率领五十九军进行日夜并进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五十九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三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师团长板垣仅以身免，其私人对象都被华军掳获），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袍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
张自忠的援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打法，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正当日军第五师团因为大胆轻进，而在临沂遭到华军围攻之时，日本的第十师团，也同时在左翼沿着津浦铁路南下，形成对徐州的左翼攻势，并牵制攻击第五师团右翼的华军。三月十四日，日军第十师团先进攻滕县。面对日军左右呼应的钳形攻势，李宗仁所指挥的兵力有限，他优先将部队东调救援临沂，左翼西线只有先调川军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在滕县进行抵抗。李宗仁一方面急电蒋介石，请求派出驻在河南东部的中央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驰援华军左翼，蒋介石立刻答应。
但是由于华军的运动速度太慢，又被日军阻挡在临城，使得救援滕县的时间还是迟了，王铭章部的川军，无论在人数、装备与火力，都与日军相差过于悬殊，在遭到日本第十师团强大火力猛攻，以及空军的协同攻击之下，川军奋勇血战，但是整个被日军优势炮火猛轰，整个阵地化为灰烬，三月十七日，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王铭章力战身亡。但是滕县之战，为李宗仁的调兵遣将，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这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已经赶到徐州，立刻在徐州北部的台儿庄阵地，进行布防，而汤恩伯的部队，也渡过大运河，开始与南下的日本第十师团，进行接战。
日军第十师团的指挥官矶谷廉介中将，根本就不把华军的兵力放在眼里，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又拥有空军协同支持作战的能力，他在攻占滕县之后，又攻克临城，这是日军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的南下禁制线。
但是矶谷判断李宗仁手边的部队不足，可以调动的部队，已经先在右翼与板垣的第五师团缠上了，所以他决心大胆深入，越过临城与枣庄前线，准备直捣徐州，一举攻占华军第五战区司令部，好为自己建立一个显吓无敌的战功，所以他命令第十师团继续全速南下，根本不接受大本营设给日军在鲁南作战的禁制线。
这时候，鲁南战局的重心，移到左翼的津浦铁路，矶谷的部队原本可以沿着津浦铁路，由济宁南下，直接冲向徐州，但是矶谷在得知右翼的板垣部受到围攻的重创，以及孙连仲部又在东边的铁路支线，向日军发动诱敌攻击，因此造成矶谷的部队，先向东旋转，再向南沿着铁路支线顺势攻击。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已经进攻到台儿庄的华军阵地。矶谷认为日军只要攻占台儿庄，渡过运河，就可以直指中国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同时也可以减轻左翼第五师团所受到的压力。
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
但是矶谷低估了孙连仲部作战的韧性。第二集团军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奉命驰援华北战场，在与日军几次的大型接战之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因此李宗仁要求孙连仲部在台儿庄附近布下袋形的防御阵地，以吸引日军的攻势，然后下令装备与火力较佳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外围进行运动战，当日军的攻势在台儿庄受到阻挡之后，立即设法由外线进行包围，攻击日军的背侧，形成以内外夹攻的方式围歼日军。
24.5 台儿庄血战十三天重挫日军
当时孙连仲在台儿庄的口袋阵地的部署，是以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主阵地，三十师与一一○师在台儿庄以西，二七师与独立四十四旅在台儿庄以东，分别建立阵地。这样日军一旦攻入台儿庄，就会陷入华军的口袋阵地之中。此时，蒋介石也充分地掌握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于三月二十七日，亲自率领军委会的高级参谋白崇禧与林蔚等将领，前往徐州视察战局，并且设法调动所有能够动用的部队，前往徐州的第五战区增援，准备给予孤军深入的日军重大的一击。
这时日军却对于华军在台儿庄的布阵，缺乏真正的情报掌握，还以为只要日军运用优势火力狠打，华军就会溃败。蒋介石特别将将刚刚到手的一五五公厘巨炮以及反坦克炮，运到台儿庄前线作战，甚至出动空军，炸射日军（数量当然极其有限，巨炮只有九门而已，飞机也只出动了几个架次），但是这对于华军而言，帮助实在极大，因为华军面对日军优势的火力与坦克的打击，几乎是束手无策的挨打，现在有了可以让日军遭到压制的火力，士气大振，华军先后击毁日军几十辆攻坚的坦克，因此得以守住台儿庄的阵地。
台儿庄的血战，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战。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正当中日两军在台儿庄进行阵地争夺的殊死战之时，在台儿庄北部外围的战线上，正是汤恩伯部伺机而动的机会，他眼见矶谷把日军一波波的投入台儿庄战场，正是李宗仁所期待的口袋战术运作。汤恩伯的部队就是负责收紧口袋，切断日军补给线的主力，只要日军补给线一旦遭到切断，所有在台儿庄作战的华军，立刻就会蜂涌而出的进行里外合击，准备把日军予以围歼。三月二十八日，汤恩伯下令部队开始对深入台儿庄的日军，进行合围。直到这时候，矶谷廉介才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深陷华军的包围之中，在台儿庄附近的阵地，华军攻势异常的勇猛，日军部队已遭华军的分割攻击，情况对于日方非常的不妙。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矶谷只有向华北方面军发出求救的电文，华北方面军是绝对没有想到南侵的日军，在大胆的越过禁制线之后，无论是左右两翼的部队，竟然双双的都遭到败仗的打击。而日军大本营更是对于华北方面军不听号令，深入华军阵地，遭到包围而感到震怒，但是却不得不追认事实，要设法支持深入华军阵地的日军。
先前在右翼板垣的第五师团部队，败退到莒县，在得到酒井旅团的支持，正准备向临沂进行反攻，同时由于李宗仁低估日军在右翼的威胁，突在三月二十日，抽调张自忠部向东支持台儿庄战斗。
当张自忠部队刚刚向东调走，日军的板垣师团就立刻反扑临沂，差点击溃华军阵地，张自忠只有发挥在战场的独断指挥判断，直接向军委会请示，而又将部队紧急回防临沂。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临沂打成难解难分之际，日本另外的援军本支队由青岛赶到，板垣认为这是报仇良机，准备非在临沂大破张自忠部不可。但是这时在左翼矶谷第十师团已经面临被围歼的危机，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越级直接指挥本支队，命其不得投入临沂作战，立刻要以全速向西转进，以解救矶谷的部队，板垣力争无效，三月二十九日，本支队奉令以急行军方式脱离临沂向西转，经向城朝台儿庄阵地急攻，日军一下子就冲到汤恩伯部的侧背，这下子差点把汤恩伯部给反包围起来。因此汤恩伯当机立断地重新打开口袋，命令五十二军向东移动，让本支队进入台儿庄战场。由于
本支队奉十万火急的军命救援矶谷，没有注意到汤恩伯部的移动，以为自己已经打通矶谷部受困的危机。受困的日军在得到支持之后，立刻发动逆袭，台儿庄各处阵地都遭到日军强烈的反攻，孙连仲部陷入苦战之中。
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令所有参战的华军，掌握日军溃退的战机，全力反击扫荡。一时之间在鲁南地区，华军是四面合击，日军是拼命地奔逃，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是日本皇军自明治维新成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
24.6 徐州会战
日军在台儿庄与临沂所遭到的挫败，不但震动了华北方面军，更让日本的大本营感到震惊。日军大本营根本没有料到华军竟然能在战局最为低迷的时刻，会如此快速的凝聚战力，对日军展开诱敌深入的包围作战，而且获得如此优异的战果。毫无疑问的，日本皇军终于遭到建军以来的第一场重大的败仗。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同时日军大本营掌握到中国正在将超过六十个师的部队，源源投入徐州战场的情报。这是蒋介石是希望李宗仁能够掌握胜利的战机，扩大战果。因此日军大本营匆促的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决定，下令在中国的所有日军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徐州会战，一定要在徐州捕捉到华军主力，予以围歼。
日大本营以八十号大陆命，发出徐州会战的作战命令，动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持，由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华中派遣军俊六大将的位阶平行，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指挥，因此只有紧急派遣大本营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组织包括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参谋军官，进行徐州会战的作战协调工作。
当然负责徐州会战的日军，是由华北方面军担任主力攻击，由于蒋介石同时在山西南部发动华军的牵制作战，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的部队一再地告急，无法抽调更多的部队参战，因此由关东军抽调的部队，直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徐州会战。华北方面军立即整补第五与第十师团部队，在台儿庄北方附近的阵地，进行诱敌拘束的作战，以吸引华军的继续攻击。
然后日军以主力第十八师团，配合关东军的第三、十三两个混成旅团的精锐，沿津浦路的济宁南下，进攻徐州西部。并以第一军的第十四师团，由荷泽渡过黄河，准备在远方截断陇海铁路向西的交通，在一一四师团抵达战场之后，立刻接防第十师团，由第十师团参加第十八师团围堵华军西方撤退的通路。大本营认为徐州是华北方面军的战区，因此规划由华北方面军的部队攻占徐州。
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而华中派遣军则负责由南向北进攻，第十三与第九师团强渡淮河，北攻徐州，主力是指向经由宿县，而扑向徐州西方的陇海铁路要站砀山，准备和华北方面军的主力在此会师，以达成切断华军西撤通路、在徐州附近围歼大量华军的战略目标，而华中派遣军为了争功，特别又增派第三师团以及两个支队北上，直逼徐州，此外，日军又出动陆战队在登陆连云港，日军对于徐州，进行了三面包围，并且急攻徐州的西部，日军的作战计划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以南北夹击的作战方式，将作战的重点放在截断华军与西方连络的交通补给线，然后在徐州西方，成功的围歼蒋介石刚刚完成整补的华军。
蒋介石对于华军在徐州的作战，几乎是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放手给李宗仁运作指挥。在华军不负众望的取得台儿庄作战胜利之时，蒋介石认为这正是掌握战机，扩大痛击日军的机会，因此将手边能够用上的部队，都调到徐州战场，在最高峰时达到三十四个军，八十九个师，总兵力超过五十五万人。蒋介石并且一再的去电，要求李宗仁，大胆用兵，彻底扫荡战场，并且攻击受困待援的日军，打击前来援救的日军先头部队。
但是此时李宗仁却一味的敷衍蒋介石，将五十万大军在徐州附近像排兵棋般的安顿起来，既无强烈攻击的企图，也无认真扫荡的动作，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1]，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一直等到日本的大军源源到达徐州外围，对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李宗仁在五月十七日才一声令下，整个司令部与所有华军全部西撤。此时掩护撤退的是由张自忠与刘汝明部担负重任，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九师团的北上，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由于华军掩护得法，撤退的决断又十分的清楚，所以大军能够顺利的退出日军的包围。五月十九日，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十三师团部队，首先攻入徐州空城，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
李宗仁是独断决定由徐州撤退之后，才告知蒋介石这个决定的，而蒋介石仍要求李宗仁，至少能够率军从徐州由东向西攻击日军，蒋则亲自到郑州指挥部队，由河南向东攻击日军。但是李宗仁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只下令全速的撤军，日军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要想在徐州西方的附近，捕捉华军主力，但日军判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只能经陇海铁路向西退却，因此南北进兵的日军主力会师计划，都是以截断陇海铁路，防止华军向西方撤退为首要目标。但是当时的华军多数是由西南方向，绕过日军的背后，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退出战场，日军虽然攻击到一些分散的队伍，但是却没有包围到华军的主力部队，日军的整个徐州会战攻击，可以说是扑了个空。
虽然日军没有在徐州附近完全合围华军的作战，但是日军却没有放弃这个企图，日军的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的目的，就是在陇海铁路的更西段，对逃出徐州包围圈的华军，进行再攻击。
但是蒋介石在接应李宗仁部队西撤的作战中，也有准备，当时蒋介石特别把中国唯一的一支德式装甲机械化二○○师，以及二七军桂永清部，都调到开封以东，交给第一兵团指挥官薛岳掌控[2]。蒋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够动用充裕的兵力，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包围圈的侧后方，而由薛岳指挥大军由西往东攻击，两军能够成功的会师。
附注：
[1] 李宗仁的坐失良机，据说令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急的几乎要「扯断了头发」。
[2] 薛岳的能力此时已被看好与器重，正成为华军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作战的一颗新星。
[3] 薛岳亦要求蒋介石惩处失职将领，黄杰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第二十五章、战略泥沼的武汉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25.1 日军和战举棋不定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管道1，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利）的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25.2 中国决心保卫武汉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华军的主力能否被歼灭，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25.3 日军对武汉发动钳形攻势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也由陈诚出任，统帅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由于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需要从徐州附近调回作战部队，同时要在九江集结之后，才开始进攻武汉，因此需要在一个月以前，现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序战准备。至于在北路担任攻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参战的各个部队，本来就在淮河与黄河之间，在合肥集结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进行整训，等待攻击发起的时机。负责在南路进攻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大本营还没有下达汉口攻略的作战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抢先登陆安庆发动了序战攻势，然后十一军兵分两路，具有两栖作战装备的波田支队领军，沿着长江水道西上，在华军部队换防与接应不当的情形下，轻易地一举击破江防重镇马当要塞，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九江；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军第六师团（稻叶四郎），则在长江北岸的陆路，不断地向东突进，沿着潜山、太湖、直攻黄梅。由于日军在汉口攻略开始的江南序战之时，作战意外地顺利，因此日方甚至认为，只要一个月，就可以攻下武汉。这个轻敌的想法，又要让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南路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知道指挥这场会战，对于自己前途的关系非常重大，他不但希望能够首先攻克武汉，更想能够漂亮的在攻克武汉之时，歼灭华军大部分的主力。因此冈村宁次把攻克武汉的决战目标，放在长江南岸，因为他知道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兵团，就在九江与南昌之间布防。假如自己能够在此歼灭华军部队，就可以大胆地迂回攻击粤汉铁路上的贺胜桥一带，截断华军从武汉南撤的通路，从侧后方包抄武汉。事实上，冈村宁次也是有些担心，假如自己的部队沿着长江一路的深入武汉，会给留在江西的华军部队，有机会侧击自己的补给线。这正是陈诚与薛岳的作战计划，逼日军必须分散兵力，防范在江西集结之华军的企图。
25.4 庐山的死亡阵地
七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的部队，突击登陆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据点姑塘，与华军爆发激烈的战斗，华军的第四军、五十二军、六十四军、六十六军早有反击的准备，中日双方在星子到德安地区爆发空前的激战。日军第一○六师团，被钉在金官桥阵地，日军无论如何的猛攻，都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华军在造成日军大量的伤亡之后，仍然坚守不退，这时冈村宁次大感震惊，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日军，毫无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气进攻华军，但是纵然如此，日军仍然无法攻克德安，也无法顺利沿着长江南岸，朝向武昌进攻。冈村宁次因此再调日军一○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华军阵地，但是华军的七十军军长李觉，率部固守庐山的险峻地形，发挥血战不退的作战意志，在长达四十一天的作战中，不管日军用尽一切的手段，当然包括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持，就是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反而造成进攻日军近乎歼灭性的损伤。冈村被迫再调第九师团支持作战，但是仍然无法打开战事的僵局。日军在江西北部的长江沿岸，已经陷入死亡阵地的僵持局面：日军三个参战的师团，都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能力的状态，这三个师团需要补充的兵员，甚至超过了原有的建制。
在中日两军队阵之时，长江地区正好发生严重的瘟疫，不但日军受到感染，华军更是因为普遍的缺乏医药，病死的战士极多。不过南路日军在长江北岸的战事却进展较大，日军第六师团一路进攻，终于在八月三日攻克黄梅。这时白崇禧眼见长江北岸的日军过于深入，于是出动华军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准备包抄第六师团。白崇禧指挥华军第七军（张淦）、第十军（徐源泉），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日军后方的潜山与太湖，然后下令江北的华军，围攻在黄梅集结的日军第六师团，准备造成另外一次的台儿庄大捷。这次白崇禧的战略布局虽然高明，但是华军兵力的运用，却没有充裕与足够的筹码（当初李宗仁得到了蒋介石倾全国军力的支持，现在白崇禧却面对华军在全线激战，已经没有重兵可以投入的情况）；更为不利的是，长江对于华军是障碍，对于拥有绝对优势海军的日本而言，却是救命的动脉。白崇禧虽然成功地切断日军第六师团的后路，但是日军却由长江支持、补给第六师团。冈村宁次更非等闲之辈，他立刻调动三个支队，加入第六师团，以进行反击战，因此华军被迫后撤。日军于是乘胜追击，对于江北的战略要地广济发动攻击。广济之战进行了八天八夜，整个阵地在中日两军之间，也是几度易手，最后才在九月六日，被日军攻占。这时攻占广济的日军与沿江西上的日军，开始两面合围田家镇。华军在此设有江防的要塞阵地，但是这个要塞在设计的时候，发生严重的错误，
只考虑到迎击由长江一面的作战需要，而在侧后的防御上，几乎没有任何坚固的防御设计。华军在江防要塞上，对于正面进攻的日军，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但是当日军从广济迂回攻击田家镇之时，整个要塞就无法发挥应有的防御功能。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此时又先攻克了田家镇南岸的对应阵地，因此田家镇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守军在弹尽援绝之下，被日军所攻陷，于是沿长江进攻武汉的南路日军已经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大门，不过日军的攻击力量，也到了暂时无法继续作战的地步。
25.5 万家岭大捷
由于冈村宁次对于在鄱阳湖口的作战，一直无法击败薛岳与张发奎的部队，仍然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要在江西北部捕捉与歼灭华军薛岳的主力。冈村宁次一面继续对德安战线，施加正面的压力，一面出动军队，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后向南旋转，迂回深入地突进，企图包抄华军德安战线的后方，以围歼在此力战不退的守军。但是负责迂回攻坚任务的日军第一○六师团，却在九月三十日，在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迷路，因而立刻受到薛岳部队主力的包围。这次薛岳决心完歼这支单独深入的日军，因此立刻调动华军部队，由吴奇伟指挥第四军（欧震）、二九军（李汉魂）、六十六军（叶肇）、七十四军（俞济时）发动联合攻势，设法围歼第一○六师团。中日双方在万家岭血战十四日，其中以七十四军（俞济时）
担纲，牺牲最大，特别是五十八师（冯圣法），更是打到全员上阵的地步，最后连军长俞济时都亲率警卫营支持作战，而受困的日军一○六师团，一直无法打开战线缺口；外围的日本援军受阻，也无法打破包围圈驰援。因此日军一○六师团逐渐感到弹尽援绝地威胁，被华军围在几公里方圆的阵地之中，几乎已经遭到华军的围歼了。万家岭战局的发展，不但受到中外媒体的广泛注意，甚至引起日皇裕仁直接地关切，因为日本自从建军以来，还没有遭到整个师团被围歼的败绩。在日皇、军部以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高度关切之下，冈村宁次当然更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设法救援一○六师团，但是仍然无法达成任务。这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只有亲自介入指挥，他不但把所有能出动的空军，都派到万家岭上空，支持与掩护受困的一○六师团，并且紧急出动所有华中派遣军所控制的预备队，组成三个支队，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战场，以救援被困的日军。
事实上，被华军包围的日军一○六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几度已经到了准备焚烧军旗，并且要切腹自杀的最后关头。中日两军在万家岭决战的最后两天当中，都分别组织了上百组的敢死队，进行最后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日军华中派遣军甚至组织了两百人的军官团，空降到日军一○六师团的阵地给予支持。最后一方面是淞浦个人命大，几次华军突击队都在其阵地前擦身而过，一方面是华军已经没有更多的预备队兵力来投入作战，因此他才在最后的千钧一发之际，被日本的援军救出。总计冈村宁次为了要消灭在江西集结的华军部队，让日军的第九、一○一、一○六师团，都打到了失去作战能力的地步，必须进行全师团的整补。华军的抵抗意志竟是如此坚强，更是让日军为之震惊与困惑。
25.6 富金山的恶战
而负责从北路进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在日军攻略汉口的战略规划中，原先只是助攻的任务，但是司令官稔彦王中将却有国人的企图心，他准备采取后发先至与攻难于易的高明战略。北路日军按兵不动，就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集结与准备。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南路日军已经打得昏天黑地之时，日本第二军才开始沿大别山向西进攻。虽然这里的地形险阻，并不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军在此的兵力，也就最为薄弱，这点是被日军料中了。由于第五战区代理长官白崇禧认为日军进攻武汉的主力，是沿长江两岸发动攻击，同时他又想围歼深入的日军第六师团，因此华军的重兵南调长江北岸，在大别山的孙连仲，实在没有多少部队布防。一旦日军发动攻势，白崇禧才发现日军之大胆企图心，竟然要走地形复杂的地区进攻，于是急调大军支持孙连仲。幸而镇守前线的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在富金山凭险设置阵地，面对装备极其精良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进攻，仍然血战不退。尤其是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的陈瑞河部，根本就在十天十夜的富金山血战之中，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弹药，造成进攻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死伤高达一万多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实在无法想象华军是如此地顽强，只有急派第十师团加入战斗，但是仍然无法突破华军的富金山阵地。连日本的报纸都奇怪，究竟镇守这个阵地的华军是何方神圣，日军两个师团合力围攻，都无法打开战局。日军死伤累累，造成全军需要大量的补充兵员，才能继续地发动作战。最后华军终于退出阵地，因为华军仍是血肉之躯，在日军持续猛攻下，弹药枪炮也都有用完的时刻。但是华军富金山阵地之战，却给孙连仲调度兵马迎战，争取到准备的时间，日军在攻占华军富金山阵地之后，同样的分兵两路，北路进攻固始、潢川、罗山，南路进攻商城与沙窝。日军仍是没有想到华军的作战是如此英勇，日军每攻一处阵地，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其中以宋希濂部坚守固始、张自忠部血战潢川，孙震部力战罗山，都令日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不过由于华军在此区的兵力究竟是最弱的，同时作战的战线也最短，因此日军第二军，终于朝切断平汉铁路的作战目标接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空军，又在此一阶段的战役中，有着不少杰出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支持的飞机与志愿队到达，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中国空军仍然处于极大的劣势（当时苏联的E型战机功能，远低于日军的零式战机），但是由于华军的战志极高，因此还能屡次对日军发动攻击，沿长江炸毁几十艘以上的军舰，击落数百架的日本飞机，其中单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皇生日的当天，武汉上空爆发空前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日机二十九架，自己只损失了五架。因此武汉地区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中日空军在上空决战的镜头，全球的新闻媒体，也为中国空军以寡击众的表现而喝彩。苏联援华的“正义之剑“飞行志愿军，在中国的领空上，总共也有近百人的牺牲，这算是苏联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另外苏联也先后卖给中国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可以说是苏联利用中国军民的生命，拖住日军的“回报“。至于苏联原本有意出兵与日军作战的口头成诺，在立法院长孙科两次亲访莫斯科之后，仍然是毫无下文。斯大林是何等的精明，他要的是中国拖住日本，而不是要支持中国以击败日本。斯大林要日本战力弱化到无法与苏联一战，他更要利用中国因战争而残破不堪的时机，继续地侵略中国。
25.7 日军攻陷武汉空城
不过居于优势的日军，终于步步进逼到武汉决战的外围阵地，原本陈诚在武汉四周，投入相当的兵力，一直在赶工，准备建筑相当复杂的防御工事，若是有足够的兵力与战力投入，应该可以进行一场激烈的都市保卫战。但是由于华军已在武汉外围的战斗被过度地消耗，因此没有有效的力量防卫武汉（否则又要重演以急需整补的残兵防卫南京的故事）。蒋介石这次并不坚持要力守武汉。加上日军在几天前，在广东登陆，切断了中国主要的战略物资进口基地，武汉无法继续成为战略物资进口的转运中心，战略地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由于在北路的日军，在十月十二日顺利的进占信阳，而守军胡宗南部溃败，向西退向南阳，而没有向南的武汉方向退守，造成武汉北方的防线出现兵力的空虚，这时日本第二军既然切断了平汉铁路，日军若是迅速地向南旋转，可以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发动攻击，对武汉华军的北方防线，形成了明显的侧后威胁。这时，在武汉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也感到武汉面临日军攻占与包围的危机，在陈诚等人的极力建议之下，蒋介石同意，在华军兵力已经面临耗竭的状况下，不宜在武汉本身进行决战，以避免防守武汉的华军遭到日军的围歼攻击。而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日本第二军已经攻到武汉北方的消息，简直比李宗仁还要震惊，因为冈村宁次一直将主力放在围歼长江南岸的华军，而与华军发生激烈的缠斗，死伤惨重，所有进军武汉的攻势受阻，现在在眼见北路的第二军，已经攻占信阳，可以快速沿着铁路南下汉口，很可能会比第十一军先攻占武汉。
此时，冈村宁次为了自己能够赢得首先攻占武汉的历史威名，就顾不得从南方包抄武汉的作战计划了，他立刻调整第十一军的作战方针，不再以主力对武汉南部进行迂回攻击，以截断华军退却的路线，而直接由长江北岸直扑武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也希望是由自己的嫡系部队攻占武汉，因此冈村命令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立刻兼程急进、进攻武汉空城。这次田俊六当然是严令第六师团，必须完全遵守军纪，不能在武汉重演南京的烧杀掳掠。为了要争功，冈村宁次要自己统帅第十一军部队，抢先拿下武汉，而没有对华军，进行分进合击的长距离包围作战，结果使得防守武汉周围阵地的华军，得以顺利地由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撤出。在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同日，台湾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心脏武汉三镇。但是日军并未照原计划形成包围作战、切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因此华军主力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建制退出武汉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溃散的局面。同时这次华军撤退之时，对于武汉的重工业与军火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才不至于将在武汉的建设大量地“资敌“。此时由于日本自己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中国势将屈服，因为日军估计，日本攻占武汉与广东之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国防工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关税与盐税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都被日军接收，无论怎样计算，国民政府都不会再有力量，能够继续抵抗日军了。
就是在这个“合理“的推测之下，日本的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日军一旦攻克武汉，中国的最后抵抗力量，势将瓦解，“支那“失败与投降，将是必然的结论，日本终于可以等待中国屈辱地投降。所以日本政府与人民，在攻占武汉后，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下令台湾全岛鸣放汽笛庆祝，许多台湾人民更是伤心地认为，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失败，将使他们永无脱离日本统治的一天。因此日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日本各个地区，人民出现前所未有的慷慨捐输与踊跃从军之热潮，连慰安妇的组织，都名额爆满；单是寄往战争英雄冈村宁次的情书，就多达十几万份，因为日本政府人民“肯定“地认为，日军既然攻克武汉，同时封锁了中国对外主要的交通路线，国民政府被迫迁到西南边陲地区，已经不复再有中央政府的版图与实力了，加上中国没有工业生产、又无法输入武器与军火，如何还能够与日军继续地对抗下去呢？所以中国除了向日本投降之外，已无其它的选择。
为此，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边区地方政权，日本将与有意求和的中国政治势力，完成中、日、满亲善的和平条约。日本政府与人民，就等着中国的使节，再度屈辱地出现在日本境内，诚惶诚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这种发自日本千年对中国自卑情结的内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与兴奋的历史高峰。这是二千六百年以来，日本历史上无法想象的伟大时刻。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并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二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摧毁与切断，使得中国将要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此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华军自从武汉撤退之后，有计划地将大量军队，留在武汉以东地带，继续进行游击作战，这就造成在武汉日军的后方极大之战略威胁。日军在武汉成为孤军深入的态势，要部署大量的兵力，来维护日军漫长的补给线，从此中日之间的作战，日军只能控制主要据点与交通联络线，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带状地区而已。
在日本上下热烈庆祝日军攻占武汉之时，大本营却陷入了完全无力感的状态，因为到了这时候，日军大本营才开始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了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日本难以片面与迅速地结束中国事变，日本所有的国力与战力，就要这样逐渐消耗在中国战场之中，进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还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个错误，所有日本为了寻求支持战争的资源，终于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25.8 武汉会战的检讨
日军发动武汉会战，虽然在战场的作战上，大体仍然表现优异，但是日军在战略上，却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日军始终低估华军的作战意志，因此没有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以围歼华军的野战军作为日本作战的主要目标。事实上，若是日军能够将原先准备攻略广东的二十三军，也调到武汉会战中，这支部队或是沿大别山快速进攻华军阵地，提早切断平汉线，由北向南包抄武汉；或是先进攻南昌，再穿过萍乡进攻湖南长沙，包围武汉南方，都会对华军造成更为震撼性的打击，并达成围歼华军野战军的作战目标。当然陈诚若是能够把镇守武汉，一直在拼命赶做防御工事的四个军兵力（这些工事，最后根本就一点功用都没有发挥），大胆调出交给薛岳灵活运用，也许华军能够在江西北部成功围歼日军的整个师团；或是给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给日军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师团更大之打击。当然若是第三战区能够发挥更为旺盛的攻击企图，多威胁长江的航运，日军在武汉会战中，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日军的作战优势，来自现代化的工业与社会的结构，无论在兵员补充与装备更新上，都有非常先进的运作系统，因此日军的战力不但能在几次战役后，继续保持、甚至能提高。华军最大的困难，则是中国落后的工业与社会体系，别说作战装备坏一件、就少一件，就连兵员的补充，也因役政系统的落后，根本无法跟上军队的需要，补充的人员数量既不足，质量也低落，新兵更是没有经验与训练，如何能用半兵半民的部队，去抵抗拥有现代化组织与强大火力的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华军在战略的运用上，却充分地掌握了主导的上风，但是在战场的层次，仍是败多胜少的局面。以战力与国力而言，中国落后日本两个世纪之久，但是以谋略而言，日本却无法运用战力与国力的优势，击败中国。中国所凭藉的，全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现代化武器（在大别山与庐山的山麓，留下了无数的英雄血迹），这种悲壮的牺牲，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人的光荣。
25.9 中国决定牺牲到底也不屈服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是日本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志，这时的华军，已经是更为独立地作战。德国的军事顾问撤离了，外国购买的军火减少了，主要国防工业的基础全遭到摧毁，中国迁移到西南的工厂，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总数只有四百五十家左右，勉强可以维持西南军民的日常所需，但是根本不能支持激烈战争的消耗。当时中国所能生产的步枪子弹，每个月为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只有四发子弹，更别说其它的重武器装备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了；士官兵们的军服破烂、缺乏医药与保健照顾，甚至严重的营养不良等问题。中国的部队拖着瘦弱的病体，拿着有限与落后的武器，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中国还能、还要打下去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还能坚持下去，欧美国家不相信中国还能打下去，中国人却以血汗与牺牲，坚忍的写下了历史光辉记录。中国人决定牺牲到底打下去的钢铁意志[10]，让日军是完全不知所措。在日本人民庆祝完武汉攻略之后，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中国的政府与军民，仍然继续抗日战争，反而变成日本政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战争了。
日军攻占了武汉，不但没有让中国屈服，自己反而陷入了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日军为了维持从东京到华中之间漫长的补给线，所必须耗费的资源，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无力再深入中国发动更重大攻势了。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延伸，因此大体就维持着到武汉会战为止的战线。这个两军战略僵持的局面，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攻势，才被打破。在这段时间之内，日军比较具有重大的战略攻势成就，只有攻克南昌与宜昌而已。同时，在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原有的各路诸侯部队，也因为原有的兵员消耗过剧，必须接受由国民政府统一的征兵补充，同时大量扩充的军校学生毕业之后，也开始在个个部队任职。因此中国大部分的军队，从此都开始国家化（除了中共的部队以外），虽然在部队的最高层，也许还看到这些地方诸侯担任领导职务，但是部队的结构与人员，都已经不再是传统地方派系所主导的了。
附注：
[1] 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
[2] 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3] 试想当时日本政府的陆相板垣征四郎，只有师团长经历而已，如何敢压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或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的建议？
[4] 冈村宁次指挥之“南路”日军（沿长江而上）又分为南岸、北岸两股，宜稍注意而不要与“北路”（沿大别山攻击）的日军混为一谈。
[5]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十之八九的作战装备只有步枪与手榴弹等轻武器，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武攻击，因此每当日军以毒气攻击华军之时，战场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常常整个阵地就成为了尸骨堆积场。
[6] 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而已，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以外），在这种几乎无法想像之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照顾，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7] 以侵略中国之“成果“与野心而论，苏联（继承帝俄）是最在行了，尚无能出其右者。
[8] 胡宗南所留下的战线缺口，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愤怒与震惊，因为这样会立刻危及武汉的安全，但是胡宗南有蒋介石做为“后台“，李宗仁也拿他无可奈何。
[9] 此时已经没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而是中国的军方领袖，首次单独指挥与调派大军，在如此宽广的战线上作战。
[10]当时世界各国若是领土与军力已经损失至此，照例都是投降，而到海外再组织流亡政府，只有中国是打到底。
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同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的拖延，中国就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的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在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国的作战，陷进了战略僵持的局势，双方既然无法在战场上分出输赢，那么两国最后决定性胜负的关键，就转移到战略资源运输通路的争夺上了。谁要是能先截断对方供应战略资源的通路，谁就是战争最后的赢家。因此日本决定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日本的战略目标，一是深入中南半岛与印度洋，切断中国西南方的对外通路；二是与苏俄（日本原来的世仇）完成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协定，让斯大林（所谓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一员）自动配合日本切断中国经新疆通中亚的西北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