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弹攻击，白川大将当场重伤致死，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植田师团长的一双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级将校与官员负伤，使整个日军的骄气为之震慑。
7.5 事变的分析与检讨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浴血抗战，虽然中国方面以低姿态的和局收场，但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足以洗刷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国平民百姓，自动自发的热烈支持军队抗日的各种表现，开始凝聚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对于后来中国的政局与历史，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场浴血抵抗，不但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与兴奋，也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决心与能力，出现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过其中也有不利的结果，就是舆论过于同情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敌，因此强烈批评蒋介石的“拥兵不救”，更反对就此见好就收，而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这些可以说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最终为十九路军发动“闽变”而背叛国民政府留下伏笔。而广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有意打击与抹杀“粤军”的威信与表现，因此再一次酝酿发动与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动。
若从事实的真相来分析，十九路军坚持不待命就自动地奋勇抗敌，当然表现出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英勇士气，否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陷入低迷与绝望的中国人心，在中国军队继续不敢抵抗的之后挫折，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若是跟着当时的舆论，认为国民政府只要学十九路军的“跟日本人拼了”的战法，就可以在上海击败日军，或是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甚至还有可以“远征东瀛”的高调，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与过于幼稚了。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初步战绩令人振奋，但这只能够暂时挡住过度自大与“轻敌”的日军攻势而已。真正的要和日军一决高下，以当时中国的军队以及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差得太远了[5]。
但是当时政客与所谓舆论的批评下，蒋介石成为不肯支持十九路军“打败”日军的“亲日”份子，只差点没有宣布他就是汉奸。事实上是，当时蒋介石才刚刚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际复出，这时已经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又在慌乱之中，刚迁到洛阳，蒋介石实在是既无充足的兵力可以调动，更无足够的粮饷可发，一点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以及安抚军队不要哗变的粮饷，还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关系，在上海的银行团中，软硬兼施地勉强给凑出来的。假如蒋介石没有派遣精锐的第五军（那时蒋介石当时唯一能立刻调动的中央军看家部队），及时地支持十九路军对抗日本的陆军攻势（第五军兵力为五万，十九路军为三万，装备又以第五军为佳），那么上海的战局，根本不待白川义则增援的大部队到达，十九路军就很可能会以惨败收场。
而日军之所以会无法在上海一击而胜，当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与战力，等到日本正式组成兵力强大的上海派遣军之后，情势就不同了。此刻蒋介石颁布了全国防御计划，但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领袖们，却无人真正的听命派兵响应，那么蒋介石就算是能够再凑出几师的部队支持上海作战，最多也只能再挺几天或是几星期而已，根本也是无济于大局，却徒然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危机。
既然国际强权出面调停，日本也有意见好就收，蒋介石却仍然尽量的调兵，在纵深阵地布署以防万一，因此从蒋介石的上海战略布局看来，他绝对不是见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就拥兵不救（在上海血战的中央嫡系部队，要多于十九路军），而是蒋必须顾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继续的再打下去，分裂与落后的中国，必然会吃大亏。但是在当时，由于有心人是不断借着十九路军事件，来攻讦蒋介石，更多的人便误以为蒋介石不敢或是无心抗日，也更为加深了广州与南京之间分裂的心结。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暂时的稳住了中国的民心士气，也增了国际社会同情中国的舆论，但是在战术上，却给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战的经验与准备[6]，同是日军也秘密的加强在上海租界内的防御工事，构建出中国军队火力无法破坏的要塞式据点。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误导了日后作战准备的方向，以为中国军队在都会区作战中，可以占到死守的地利，而轻忽了纵深作战的准备与布署，结果在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中，中国方面派出大军在上海市区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甚至企图逆袭日军阵地，结果华军部队付出超过预期的死伤代价。
附注：
[1] 日川岛是满族后裔，由日本人养大，在抗战胜利后，依法被处死。
[2] 作者的先父是当时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之一，据先父说，还有当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不但踊跃的捐助抗日经费，也有华侨青年离开学校与工作，兼程回国共赴国难，投入抗日作战。
可见只要中国决心抗日，所有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心一德、义无反顾，来参与抗日行动。
[3] 由于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江水路又遭到封锁，因此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了，这又充分显示中国是全方位的落后，如何能够与日军进行全面的决战？
[4]可是中国负责签订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不但被舆论批评得无法做人，还被群情激动的学生围殴以致重伤住院。其实这个协定，已是自清朝以来，与日本军事冲突之后，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的协议了，中国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就能让日军退出所占领的长江出海地区。
[5] 在后来的对日的长城作战中，就清楚的显示出这个事实。
[6] 因为当时日本陆军一直都以对苏联作战为假想敌，日军编制与战术的准备，是为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会战所设计的。
第八章、无中生有的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参与抗命与径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就忙着与前来宣达皇命、约束关东军行动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进行如何处理事变之后政治部署的讨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均少壮派军官与日本军部，对于经略中国东北，以至吞并整个中国的基本大陆政策，方向虽然一致，但是有关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与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仍然存在着歧见。
8.1 临时起意的满洲国
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上，关东军主张是在一九三一年，军部则是希望能在一九三二年，结果，关东军不顾军部的约束，以近乎悍然抗命的方式，在军部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关东军主张直接治理，废省置县，由日本直辖的满蒙都督府统治中国东北。而军部则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汉奸领袖，在东北出头维持局面，因此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板恒、石原、土肥原与军部特使建川，在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策略研商。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已经迫不及待依照自己的占计划，派遣日本军政的人员，出任所占领地方的行政长官，例如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正式出任奉天（沈阳）市长，一群日侨也接管了市政府，分别出任市政府的各级主管。这已清楚地暴露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就是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动。因为当时日本政府还在搞不扩大方针，它也没有宣布要占领中国的东北，就连关东军本身也不过表示其军事行动，是为了护路安侨而采取自卫措施，因此如何会出现由关东军自己任命一批日本人，出任中国领土的地方行政首长？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长的消息，当然引起日本军部与政府的惊讶，立刻去电要求关东军“自制”，因为日本所有掩饰侵略中国的手法，就快要被关东军“吃相难看”的侵略行动，弄成一场穿帮的闹剧了。
而在建川与关东军少壮派军官长经过彻夜的政策辩论之后，在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压力、东北人民的反抗、关东军兵力不足、需要一批汉奸帮忙等因素下，石原莞尔终于卖建川学长一个面子（因为建川根本没有达成原先压制关东军行动的特使任务），愿意放弃日本直接统治中国东北的计划，而建川也做出妥协，不坚持指派一名汉奸领袖出头维持一个在形式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是亲日的傀儡政权。最后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接受由土肥原所提出折衷的建议，决定推出一个由日本政府幕后操纵，但是脱离中华民国的主权架构，而由满清逊帝溥仪所领导的独立政府，并为它取了个名字，叫“满洲国”（Manchukuo）。
这个决定日本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大计，就由这几名日本少壮派军人私下讨论而决定了。根据这个计划的原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立刻[1]召开参谋会议，通过了更为详细的计划细节，然后呈请司令官本庄繁认可。这时候司令官本庄繁，已是整个满洲事变的主导人物了，他立刻与朝鲜总督宇恒一成，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协商，决定了所谓收拾满、蒙问题的三原则：一、满蒙与中国分离。二、扶植中国亲日人士组织傀儡政府。三、日本实际控制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与经济大权。
这个计划由宇恒一成等人先带回日本进行沟通，日本新任犬养政府，就遣前陆相南次郎，到中国东北，了解关东军的政治安排。此时在关东军“宣扬皇威”的大胜威势之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已经得到多数日本民意的支持，日本军部与政府也就完全照章的接受了关东军的“满洲国”计划，日皇裕仁因此还特别破例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恒征四郎，听取关东军所导演的满洲国计划；在日皇的指示下，日本政府只有完全支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提的“满、蒙三原则”。因此这个三原则完全主导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政策立场，也成为建立满洲国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政策根据。
8.2 日本全力炮制的傀儡王朝
甚至在日本政府还没有接受建立满洲国的政策之前，关东军就已经自己动手推动这个政策，由土肥原与板恒分头开始行动。土肥原在十月二十七日回到天津，进行“劫持”溥仪的计划。虽然在当时，日本外相币原曾经急电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要求总领事桑岛设法阻止土肥原的计划，以免影响到日本正与国联交涉的立场，但是当时单是以币原外相的力量，是不可能牵制得住关东军的决定了。土肥原在十一月二日与溥仪进行接触，使用所有威胁利 诱的手法，以及欺骗耍赖的伎俩，要溥仪离开天津，到东北立国，溥仪在贪 恋权位的野心支配下，于十一月十一日，化妆成为日本军人，在日本制造天津动乱的掩护下，与日本特务潜离天津，乘船经营口在转赴旅顺，从此溥仪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沦为日本人操纵的政治傀儡。而板恒则立刻在关东军内设立“自治部”，开始在各方面招纳汉奸，在中国的东北，大搞各种无奇不有的独立自治运动，当然所有的独立与自治，其实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机构，而所有自治的组织机构，都开始大力地推动满洲国立国运动。
虽然溥仪到了旅顺之后，就已经发现日本人的野心所在，根本不是诚心帮助他重建满清王朝，而是把他当成“满奸傀儡”，但是他既然人已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中，要想不答应关东军的条件，也是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因为在当时，别说溥仪无力反抗关东军的意志，就连日皇、日本政府与军部，也都要附和着关东军的意见行事，去无中生有地搞出个满洲国来，而关东军当时甚至准备推出溥仪的弟弟溥伟，当作以防万一的“备胎”。
于是溥仪、汉奸群，以及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在关东军的主导之下，配合历史荒唐闹剧满洲国的上演。在一九三二年的三月一日，满洲国正式成立，三月九日，溥仪先当满洲国的执政，一年后再继任皇帝，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年号康德。当时满洲国的汉奸领袖们，包括国务院总理郑孝胥，臧式毅（原辽宁省长），熙洽（原吉林代省长），张景惠（原哈尔滨特区首长）等。在满洲国成立的同时，溥仪也与关东军签下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这些条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内，控制一切的军政、外交、交通与经济资源开发的特权，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就此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无中生有的“独立”了。满洲国也就成为日本未来占领中国的政治统治模板，日本即将要陆续在中国成立一系列的分裂傀儡国家。关东军绝对没有想到自己这种政治创作的“天才”产品，后来会成为日本无法摆脱中国战略泥沼的致命因素，最后日本除了走上亡国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
8.3 日本悍然拒绝李顿报告
号称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的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连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兵无效之后，只有玩弄缓兵之计，自找个下台阶。国联在十二月十日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派遣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际了解事件真相。而当国联的调查团，由英国的李顿（Lord Lytton）率领，到达中国东北时，满洲国已经由日本炮制下登场，日本政府竟然设法塑造自己“大仁大义”的国际形象，说日本完全是为了支持中国东北人民要求独立自治的意愿，而出兵“义助”溥仪成立满洲国。
但是就在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进行活动之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仍然在东北的各地，风起云涌般的与日本进行浴血作战；而东北人民也设法告知调查团，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以及人民真正的意愿，因此李顿调查团当然了解日本军阀的野心与血腥的手腕，但是这个调查团也不敢开罪日本（当时日本已经扬言要退出国联），又同时想为西方国家争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公布了一个自相矛盾、参杂了一部分真相与更多曲解事 实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国际组织（不论其来头有多响亮）无法主持正义的历史文献。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是，承认中国对于东北拥有主权，也发现九一八事变是个预谋的军事行动，并且指出整个行动早已超出护路保侨的自卫范围，甚至表示满洲国根本得不到东北人民的支持，全靠日本军队的护持。但是这份报告竟然也包括赞赏日本在东北所作的各种“建设与贡献”（其实是侵占、掠夺中国的资源与领土），以及同意日本在南满所拥有的各种特权，认为中国抵制日本产品，准备收回日本的特权，都是造成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起因。
这个报告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说是荒唐之极，它表示承认中国拥有东北的空头主权，但是要求把中国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强权共管让国际强权来共同开发与分享中国东北的所有资源（当然日本拥有较高的比率），真是不知道这种建议是根据何种道理或国际法？国联竟然这样对待中国这个拥有主权的会员国，国联还能成为国际正义与和平的维护者吗？难怪二次世界大战是无法避免了。
里顿的报告，其实根本是反映西方国家对瓜分中国东北利益的兴趣而已。国民政府当然表示不能接受，日本军部更是不可能吐出这个自己独占的禁脔，而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是日本军部的傀儡了。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国联的十九国委员会通过李顿报告书、拒绝承认满洲国之后，日本干脆进一步的宣布退出国联，自己张罗未来继续侵略中国的行动。
8.4 满洲国对中、日历史决战之影响
满洲国的拼凑建立，是造成中日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除了走向最后决战之外，无法达成任何外交妥协的基本原因。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任何 一个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承认满洲国的；同时日本自有历史以来，也从来没有得到如此一块资源丰富的江山，所以日本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舍得”放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演变到满洲国的出现，就已经注定中日之间最后的全面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由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破坏了国际强权在中国的“利益均衡”原则，因此结下了日本在国际社会孤立的危机。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部最为担心的，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日、俄迟早会在爆发一场决战。事实上，石原等人决定夺取中国东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未来日俄决战的布局先取得优势；而日本参谋本部当时多次动用临参命控制关东军在北满的行动，主要原因也是担心苏联的军事干预。
不料，斯大林的布局更是高人一等，竟然一方面默许日本关东军的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方面又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虽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会给苏联在远东地区造成战略上的极大压力，但是斯大林宁可牺牲这个局的战略利益，以换取中国与日本为此结下决战的历史情结，当然他也同时设法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方向。在一九三五年，苏联干脆把中东铁路的利益卖给日本、完全放弃在北满的利益与驻军，让日本能够完完全全控制满洲国，并可以放心南下侵略中国的中原，来换取日后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冲突。斯大林长期战略布局的狠毒，在当时的世界真是无人能及。
而美国一向主张列强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破坏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均衡，自然感到不满。美国起先寄望日本政府能够压制军部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日本制造满洲国之后，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的国务卿史丁生（Henry L.Stimson）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发表外交文件，指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且确立“不承认主义”（nonrecognition doctrine），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任何东北主权的改变。但是其它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绥靖主义迷漫的状况下，虽然不愿承认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但是也不敢得罪日本，都不愿公开支持美国的这项立场。这样缺乏国际正义的政治现实，不但造成中国只有单独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孤军奋战，最终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之危机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真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战争悲剧的起源，它是引导全球走向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亚强权的日本，从此逐步地沦为由军人来控制大政方针的国家，日皇与日本政府都逐步成为这些军阀的帮凶与傀儡。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则开始复苏，逐渐地产生了巨大无比的能量，支撑中国完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近代中国复兴与国家认同发展之基础。西方国家因为没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做出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失去了防止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先机，最后让全球人类付出无法弥补的历史代价。
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9.1 关东军造成日本的亡国之祸
虽然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是出于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直接计划与指挥，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关东军只不过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提前掌握最佳的时机，来执行日本的大陆政策而已。
进一步的追溯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更可以清楚地得到结论，这是一个完全由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为，中国方面既没有破坏铁路、没有攻击日军、更没有伤害日侨，因此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是完全的被侵略者。而苏联的袖手旁观，也是让九一八事变，发展成为历史划时代悲剧的主因之一（假如苏联为了保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而动以军事威慑的手段，那么关东军恐怕就会遭到日本军部的制裁了）。
对于中国来说，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侵略了她的东北，而日本国而言，则是关东军控制了日本的政局。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都对关东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任其胡作非为，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政府与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甚至连至高无上的临参命都形同废纸），而由其少壮派军官实际接管军部、控制大政。这个由野心军人支配的政府，最后必然会使整个国家走上覆亡的道路。
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的情报分析的精确周密，以及行动计划的大胆果决，可以说是一个军事行动上的“杰作”，关东军掌握了东北国防近乎真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作战准备与作战意志都缺乏的情报，而对中国东北进行果断的攻击；同使关东军能够利用贪生怕死，爱慕权利富贵之辈的人性弱点，引诱出一大群汉奸，附和一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得关东军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能够不战而胜而占领中国东北各地。关东军的快速与细密的军事行动，显示日军的训练良好、士气极佳，是一支现代化、强打击力的部队。
但是这也暴露出关东军的局限性，只知战术的运用，而妨碍了政略的布局，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这个观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大事，竟然在没有政府全盘主导、规划下，就贸然的自行发动作战，假如关东军遭到苏联进行军第事干预，或是受到中国军队倾全力的浴血抵抗，那么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由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又没有得到本土军力的支持，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重大军事冒进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关东军不了解对中国发动无理的侵略（尤其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刻），会刺激中国长远历史所孕育的民族生命力，因而爆发出团结抵抗的力量，虽然这个强韧的力量需要时间的发展与成长，但是这个中国的血肉长城最终拖垮了日本。
9.2 可以不宣战，但是不能不抵抗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这个悲剧不能避免或是改变吗？以日本方面而言，在事变前夕，当时无论是日皇、政府或是军部，都已警觉到关东军的计划与野心，也曾经企图采取抑制的措施，但是由于决心的不够强烈，以及行动的不够果决而告失败。
因为假如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真的决心要想阻止关东军私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要维持日本是个体制正常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仅是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关东军进行疏导与压制，而是应由政府与军部上奏日皇，直接下达军令，将关东军少壮派的主事军官撤职或是调职回国，或是直接下令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他必须负起一切控制关东军行动的责任（没有奉到赦令前绝对不能发动军事攻击，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军事基本体制）。那么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件本身而言，应是可以避免爆发的，但是日本政府虽然知道野心的军人，已经布下危机四伏的局势，却仍然以低调处理，以至酿成历史大祸。
就中国方面而言，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假如对于日本的野心以及结构的运作，有着历史的洞见，以及能够采取面对历史危机的勇气与决心，中国仍然可能在九一八事变中，设法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甚至可以避免中日两国最终走上全面战争的危机之中。
虽然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在单纯的军力上，更不可能是日本强权的对手，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单独的军事行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领导人物，假如能够摒弃消极的心态，充分的掌握与运用积极抵抗的战略，仍然是有机会可以改变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结果。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当时并无法充分了解到事变的关键所在，是日本内部结构所面临的历史性危机，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彷徨的失控局面边缘，最后竟然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走上任由少壮派军官决定日本命运的危机深渊（当时连日本政府与军部，甚至日皇在内，也都没有料到这点）。蒋介石与张学良都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还不至于完全的被关东军“绑架”。关东军虽然是有意在东北制造事端，但是若是没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应该不至于公然的侵略中国东北，所以严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给日军得到扩大冲突的借口。
9.3 不抵抗主义扩大了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的发展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竟根本约束不了关东军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不但无法避免战祸，反而引爆了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强烈的侵略凶性[1]，同时中国“和平”的表现，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历史是一向如此的无情，国际社会虽然会“同情”弱国，但是不愿“支持”无抵抗能力的弱国。
其实，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其原先真正的用意，应该只是约束东北军，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是尽量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给关东军找到扩大事端的借口。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名词不当的演绎与影响，而造成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完全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军事准备。而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根本不是军事挑衅，而是军事侵略与占领，在这种情形下，若还是继续的采取不抵抗主义，当然就会为中国带来了日本后续的侵略灾难，真是一念运作之差，造成无穷的后患。
因此假如在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得知东北危机酝酿与蔓延之前，就主动积极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应该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清楚地解释不抵抗主义的用意以及适用的范围，只是约束东北军，不要轻易地与关东军挑衅而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仍然必须要应该有万一面临侵略时，各种军事、政治与外交的应变准备。
张学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经得到事变迫在眼前的情报，因此张学良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调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附近，运往黑龙江、辽西甚至是关内（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所有的财政储备与军事建设物资，几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包括详细参谋作业的各种应战计划，以及游击作战基地的纵深布署），并且动员与组织民众，准备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
而在九月，张学良更可考虑抽调部分的东北军精锐，回防东北，这样就不至于在关东军发动攻击之时，轻易地让敌人大获全胜。国民政府也可以事先与各国磋商，日本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侵略问题，会严重地妨碍到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各国政府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先与日本 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涉，这样可以增加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约束能力。而在整编晋军与西北军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为由，调度一部分素质较优，民族主义较强的部队出关支持东北军对抗关东军。这样公开处理与应变，将会让关东军的阴谋行动完全曝光，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与牵制。
9.4 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有如一二八事变的上海作战），同时动员整个东北的军队与民众，依照事先的计划，沿南满铁路进行全线的攻击与破坏，造成兵力单薄的关东军首尾无法兼顾，到处遇到有计划的激烈反抗与破坏，根本无法一击得手。在这种情形下，关东军不但无法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反而到处受到围攻而连连告急，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根本没有对中国作战的计划与准备，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失败的“蠢动”，而会遭到东京军部以及政府的严厉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关东军遭到强烈的抵抗，无法一击成功的占领东北，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决定增兵支持关东军，但由于东北的军方与民众，已有长期游击战的准备，所以日本军队，还是要面对有组织与计划的全民作战反制，这个代价之大，会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寻求外交解决。而最糟的状况是最后一切的作战都失败了，但是有计划与有准备的反抗，会给日本带来相当严重的元气消耗，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族主义精神振奋，以及更多的团结与抵抗时间的准备。
虽然，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局势而言，中国当然不能在九一八事变时，因为维护东北的领土与主权，就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但有规划的局部抵抗，则是必须与应有的做为，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整体性，因此采取了过度“不抵抗主义”的不当对策，而让日本关东军以最低的代价攻占中国东北，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焰，最后造成中日两国以及后来全球的军事危机，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当然这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于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包括当时的党国元老以及各个派系与地方领袖在内）而言，或许都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因为当时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事实上只是一个中国东南地区的领袖而已，国民政府又经常处在战乱不息与自顾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难能够深入思考东北的战略布局。而张学良则只是军阀子弟出身，年纪又轻，当时他能够为了国家统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缘故，带兵进入华北，就已经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让张学良负起对抗世界一级强权军力的责任，几乎是太重的责任。当然假如张学良没有率兵入关，协助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中国，也许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东北局势，而有较佳的反制布局了。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实力为后盾
另外一个历史的疑问是，假如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民意的反日情绪压力，坚持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东北的沦陷？当事变爆发之时的日本政府，的确是“不同意”关东军无理的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的军部也想约束关东军犯上的军事行动，也许国民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上，对日本让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牵制关东军行动的筹码，使得中国东北不至于沦陷。
这在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但是就事实的发展而言，恐怕中日双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机率仍然等于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挡国内激动民意的压力，以及各种不同政治与军事集团的挑战，这些政治压力的主张是，日本不撤军，国民政府就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事实上后来的粤派国民政府，是企图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还是失败）。
同时，日本政府也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压迫关东军退出所占领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关东军在获得大胜之后，日皇、军部与民意，都已经转向支持获得大胜的关东军，造成日本政府的运作危机。老实说，当时日本政府比南京国民政府还要岌岌可危。除非是关东军在东北遭到军事占领的严重困难（有如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久战无功），或是关东军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转，日本政府还可能有机会出面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而这个可能性的前题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有抵抗的准备与反击，以及苏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才能奏效。而只是单纯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变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都超过当时日本与中国政府的预估与控制，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部，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关东军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中国政府与东北军，则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范围，在不抵抗、就地抵抗与全面战争之间，无法妥当的拿捏，因此当关东军发起军事行动时，没有完整的军事反击与外交准备。这对于当时处在疲于奔命的蒋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却重则难当的张学良而言，也许都超过他们当时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假如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是在此强调，其实当弱国面对强权侵略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能采取有利于国家的积极对策。
9.6 东北义勇军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号角
马占山率领的东北义勇军，不仅于江桥力挫伪军与关东军的兵锋，其自发性的抗敌英勇行动，更是打响了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发展心声。
虽然在东北风起云涌的各种抗日作战，最后还是暂时的失败了，但是却已经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力量，开始复兴，不再像清朝末年那样，东北人民任由俄国与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这块白山黑水的富饶大地上予取予求。当然当时的中国，还是无法以国家整体的力量来对抗敌人的侵略，但是人民却开始自动自发的进行浴血抗战，广大的中国人民则是自动地捐输与参军，展现出改变中国历史分裂与衰亡的新动力。这些发展开始影响到中国各个阶层，甚至使得中国内部割据的派系力量，能在六年之后，克服一切的困难，而凝成一致抗日的共识。
接着在一二八事变上，十九路军的自动抗敌、中央军立刻跟进支持，是可以发现国民政府反应的进步。在上海进行局部的浴血抗敌，是当时能够进行的最佳策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致的抗日共识与力量，与日本正式全面作战。若率然与日本宣战，只有亡国一途。但是绝对也不能再采取不抵抗主义，任由日本的毫无道理的侵略中国，这不仅会导致民心士气的土崩瓦解，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在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表现，当然永远值得中国人纪念与尊重。但是后来十九路军，却不幸陷入一种“现在就跟日本拼了”的情结之中，而从此长远的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与民意，许多人不但不了解当时蒋介石回避立刻决战、全力建军备战的努力，反把近乎十恶不赦的“亲日”、“汉奸”等标签贴在蒋的身上。所幸蒋介石仍然能够把持得住中国必须进行全面准备抗战的大政方针，他实在是比同一时期日本的军政领袖，控制不住关东军的冒进（反而被牵着鼻子走），更为高明的多。
9.7 苏联幕后的谋略与野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展，之所以最终会任由关东军支配中日历史冲突发展的方向，另外有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苏联的保持低调，放任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已经再三强调的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都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危及到苏联在中国“北满”的利益，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为此原因爆发）。但是斯大林却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宁可暂时的牺牲苏联在北满的利益给日本，而鼓励日本放手侵略中国，使得中日爆发历史决战，这样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间的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两面捡便宜，一方面可以大举侵略残破的中国西北与东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战力疲惫空虚之际给日军一次痛击，好报俄国曾败在日本手下的历史性耻辱。
苏联意外的不干预，造成日军参谋本部的威信大失，关东军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军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国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惨败。假如当时苏联摆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为此苏联甚至可能不惜一战（日本参谋本部就是为了担心关东军进攻北满，而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因此才动用临参命不准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
事实上，只要苏联摆出干预的姿态，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整个的东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在面对中国在东北不断的反抗之下，最后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国政府以东北的某些利益给日本，以交换关东军放弃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与能力。
9.8 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因此觉醒，导致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十八世纪形态、全方位落后的弱国，却要对抗日本这个二十世纪的先进强国，但中国却以决不屈服、义无反顾的民族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全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并作出了最大与最早的牺牲和奋斗，与最不朽的历史贡献2，而这一切都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举国上下，因为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意外大胜，而开始陷入了军国主义新的狂热之中，日本的军部，更是有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进入失控状态，这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跟着少壮派军方的政策前进，不顾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把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不惜以战争的代价，开始逐一加以实现。
日本是具有历史性自卑情结的民族，几千年来，它渴望着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级的强权。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因为几场战争暂时胜利的刺激，而发展为狂妄自大的集体偏激心态。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强者，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顺利成功后，就成为日本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后造成关东军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军部、甚至日皇，去跟随他们大胆地扩张与侵略，最终不能自拔的酿成历史的大祸。
整个历史的悲剧是，中国方面越是委曲求全、百般迁就，国际社会越是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步步进逼，直到迫使中国最终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挺身与日本进行一场强弱悬殊的自卫抗战。中国唯一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的意志，不畏失败与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把经营满、蒙，视为一体的。因此关东军在导演设立满洲国之后，就把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当时为热河省），当成控制东北的战略必争之地。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国的外蒙古，因此红军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胁到满洲国的左翼战略安全。因此关东军认为，只有同时控制热河高原，才能为满洲国，增加战略腹地的安全空间：日军一方面可以阻断中国经热河地带，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信道，一方面日军在此地区，居高临下的威胁华北的战略、政治与经济重镇北平与天津，以及为日本进一步制造“蒙古国”与“华北国”，建立发展的桥头堡。
10.1 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关东军一手导演的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就已经公开地把热河地区划入满洲国的领土之中，这也等于日本公开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国的目标，必然就是热河。
而刚好在当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热河东部又爆发了“石本权四郎事件”，石本是替关东军工作的雇员，带有关东军与热河军阀之间的联络任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热河东部抗日民团的搜捕。此事件当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刻兴师问罪，发动部队攻击热河东部的朝阳，并且使用空军飞机轰炸主要的热河城镇，关东军大有立刻准备进军热河的姿态，整个华北局势也随之告急。
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要想进一步的侵略热河，还是遭到实际的困难考验，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个东北的局势。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民族主义的反抗，自从马占山率部反击日军后，东北人民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汉奸与奴才，开始自动自发的组织各种各式的义勇军，运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满洲国成立之时起，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发展，在整个中国东北，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战。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最为强大的时刻，当时接受指挥与支持的义勇军团体就有四十九个之多，总人数约在三十多万人左右。
虽然这些抗日义勇军，多半互不统属，更无现代化作战的装备与训练，但是他们只是凭借一腔爱国的热血，抱持绝对不愿接受异国统治的决心，就这样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当时世界级的强权；他们不但在乡间发动游击作战，更几度围攻沈阳、长春、通化、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军政中心，也经常切断南满以及其它的主要铁路干线，当时觉醒与愤怒的中国人民，没有袖手旁观而让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他们竭尽所能地慷慨捐输，也同时不断利用机会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开始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之中发芽生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场比较亲华的首相犬养毅，竟然被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杀，造成日本统治阶层的震惊。从此以后的日本政府领袖，无人再敢设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运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当时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态发展严重，因此在协商之后，决定奏请日皇，召日本海军宿将斋藤宾组阁，当时日本元老重臣的构想是，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军事发展，因此需要由军方将领组阁，以对抗各种内外的压力，而选择海军将领担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能够牵制逐渐失控的陆军力量。
虽然关东军自己发动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令日本军国主义大为振奋，但是由于关东军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经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满，以及军部与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虽然统领了大量增援的日军，但是却无法迅速、有效的压制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面临陷入泥沼战的危机。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与军部协商，决定改组关东军，一方面要控制关东军那种目无军令的强悍作风，以免政策稍有不合关东军构想的地方，就会遭到关东军断然反抗，不是先斩后奏的准兵变行动，就是发动刺杀与政变的自杀式行动；一方面更是要增加与强化关东军的作战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抗，并为可能的日俄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
10.2 关东军改组后武藤信义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与军方共同协商之后，由日本军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组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直接控制，同时把经略满洲国的所有军事、行政与经济大权，都直接付与关东军司令部掌控，并且撤换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而该派在日军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赖的武藤信义大将，出任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关东军所控制的部队，已经多达五个师团与两个旅团，加上各种特种部队以及空军，占日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国外驻军行动，自然也消耗日本极大的国力。武藤信义不愧是日军的王牌将领，他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开始全力集中运用优势兵力，以强势的火力与新式的战技，加上残忍绝伦的屠杀手法，在满洲国中，实施先南后北，有秩序与方略的扫荡作战，因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非常沉重的打击，由于义勇军在没有一致的指挥系统，没有补给的后勤网络，更又没有足以攻坚的火力，以及现代化的作战技能（东北的义勇军也不了解全民总体战的运作方式），当然不是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对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枪弹用完，人员死伤惨重的状况下，逐一地被日军击败，而有少部分退到苏联所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辗转的经由新疆等地回国，继续的参与抗日。
然而武藤信义发现，关东军要想完全肃清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要封锁中国关内经过热河以及山海关支持东北义勇军后勤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关东军，始把作战目标锁定热河。
10.3 中国再度爆发内讧
反观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正在进行统一工作的国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个超级的政治风暴冲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正苦于内战的分裂，以及财政的耗竭，哪里能够有力量迎战日本这个世界一等强权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给予各地割据力量一个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借口，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统一的作战，而将力量转用于抗日。
不过以事实而言，这个口号非常的动听，但是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假如中国基本的分裂与山头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共同与互信的国家共识，以及统一的军政与军令系统，她是不可能进行全面性作战的，而只是一个混杂拼凑的“乌合之众”而已，经不起现代化作战的严厉考验。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题是加速统一，而非停止统一而接受各山头的拼凑组合。
事实上，当时中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领导四分五裂的中国，来对抗日本，粤派的国民政府，当家才不到一个半月，又得不到各个派系的支持，差点没把整个国家给搞垮，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压力之下，只有紧急把烫手山芋，再度的丢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设法勉强与日本达成上海停战协议，一面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有许多派系拒绝参加）以重新组成政府的领导阶层。结果是邀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由蒋、汪合作，共同设法面对日本的侵略。
由于国际社会无力主持正义与和平，西方强权更是抱持着怯战与畏战的心理，因此根本无法牵制与约束日本对于中国一再的侵略，而连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东京军部的脸色行事，所以国民政府企图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当时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是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无法阻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交涉也无法达到合理的解决，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长中日决战的时间，能够给与中国多一些抗日的准备机会。
10.4 张学良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处境
而当时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热河压力的，还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张学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会被关东军控制，而直接占领东北。因为张学良原先一直认为，只要中国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在东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让步，日本政府终于能够约束关东军，而把东北的主权还给中国，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设法与日本政府接触，同时尽量地不要刺激关东军，避免给关东军有生事拖延的借口，直到犬养毅首相被刺之后，张学良才清楚地认识到，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主导日本的大政方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不可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张学良等待日本局势澄清之时，政治现实的压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涌到，东北军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地，立刻就陷入危机四伏的处境，少了东北的资源，张学良就没有足够的粮饷来支持他所统御的部队，这就成为华北军政局势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而东北军正处在晋军与西北军夹击的危局之间，这两支华北在地的部队，不会忘记东北军入关而结束了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历史大业”，现在轮到他们等机会收拾东北军了。因此张学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华北军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个东北军立刻就会粉身碎骨的葬身在华北。
而同时张学良又不能不增加开支，来照应流亡在华北的东北军、政部属以及青年学生，当时单是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青年，就多达数万人（东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临时大学），这些经费的主要开支，全靠“少帅”去设法张罗。张学良又幕后主持与支持在北平设立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以支持、照顾在东北旧部的抗日活动（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张设法拨出经费与人员来维持）。
这时候，与张学良有着新仇与旧恨的汪精卫，开始利用机会对张展开报复。因为汪精卫不会忘记少帅的派兵入关，打破了他一手策划的“扩大会议派”反蒋的大计，汪更不会接纳一个地方军阀的儿子，竟然一夜之间，越过自己等党国大老，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汪又设法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派遣东北军进入热河布防，以对抗日军的可能入侵，而张学良对与汪精卫是早有防范之心，当然认为这是汪精卫的政治陷阱，更不满汪精卫插手华北的军事。
而当时的张学良，的确陷在难以自处的彷徨时刻，假如东北军奋起抗日，即使全部牺牲也是不可能打败日军、收复失地，而只会造成国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机；假如只求自保，又无法面对舆情的压力与历史的责任，因此张学良越发地陷入依赖毒品来逃避现实，也更难打起精神，主动积极面对挑战。当时张学良的体力衰弱，已经到了无法主持一次正规会议的状况，而经常需要中断会议，进行吗啡的注射。此时东北军的缺乏支持与补给，更突显出改组后关东军之精壮，就领导的层面而言，张学良当然更不是武藤信义的对手了。
10.5 汪精卫离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时，张学良一度设法振作，准备调兵遣将，对抗日军进逼热河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些还没有健全国家民族观念的地方部队，假如要想指挥得动他们，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拿到足够的粮饷，而当时张学良在财政方面，却最是捉襟见肘，他想安抚东北军都有困难（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一律减俸二成，表面上是纪念国耻的警惕，事实上，也是财政的困难），要想调动其它原本与他有仇的部队，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华北部队中各种不安与不稳的现象，就纷纷地出现了。
这时候，长期负责热河军政大权的是老牌军阀汤玉麟，这个军阀是当年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绿林”人物，长于权利手腕的斗争，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纵容其家族暴虐横行，进行各种的搜刮聚敛，当地人民多有被“汤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热河的军政状况，非常的复杂多变。
在军阀的辈分关系上，张学良算是其后生晚辈，虽然张学良明知要保热河，就必须除去汤玉麟，但是汤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险交易”，他与关东军以及满洲国，明的、暗的都有挂勾。汤的一些部属，也早就有投靠关东军，做好内应准备的。因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都曾设法要调动汤玉麟，但是又十分顾忌万一弄不好汤会投日，最后在老前辈的张作相的调解下，张学良接受了暂时拉拢汤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热河的力量，来作为日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缓冲。
当时张学良还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央一再地表示，非常重视热河的防务，会优先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敌的各种需要。因此张学良就在利用调兵遣将的布防之际，在七月底，向国民政府开了一张防守热河，动员作战所需的后勤帐单，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军费，因为张学良失去东北的资源，要想维持现有的军力，已经明显地遭到困难，假如要想接下热河防务，更是力不从心。
不料这正惹怒了汪精卫一肚子的怒火。汪原本就觉得他管不了张学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国民党的两广系统，对于东北军系统有着极大的成见与反感，认为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破坏了他们反蒋的计划）。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热河的布防，但是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10.6 实力悬殊的热河之战
就整个战略与军力的布署而言，热河之战，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战，就已经可以看出结局了。武藤信义大将所统领的关东军精锐，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对于热河正进行有计划与大胆果决的作战准备，并且更积极进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汉奸军阀作为内应，因此日军清楚掌握了热河军、政局势的情报。
而张学良虽然在形式上统领华北各军迎战，但是这些部队之间本有异心，更是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共识，加上粮弹不足，训练不够，后勤缺乏，号令不一，参战各军主要的关切焦点，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利益，对于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与打算，这种非现代化又非国家化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张学良所能调动自如的。不过在当时的华北，除了张学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统帅，而蒋介石以及中央军仍然在陷在华中与华南的几个战场上，根本无法分身。
虽然在军力对比上是如此的悲观，不过在舆论与现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于热河的防守，仍然有着期待，由于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先前对于东北与日本的局势发生误判，而在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得东北近乎没有抵抗下就沦陷，因此造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因此，国民政府必须要在热河，有些奋战的表现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中，中国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又让当时急切寻找好消息的舆论觉得，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并非完全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战果。这些纸上的“军事专家”，以及靠煽动民意为奥援的政客们，制造出的一种错觉，就是只要逼国民政府立刻在热河与日军作战，中国就是不赢，大概也输不到哪去。
因此虽然蒋介石了解，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因为热河的领土保卫战，而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决战，但是在热河，至少要打一场牺牲惨烈的抵抗战，以减轻民意的压力。所以当日军开始有意部署攻击热河之时，蒋介石就三番两次的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设法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进行热河之战，必要时中央决定增援六个师的部队，支持热河保卫战。蒋介石实在希望张学良能在热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为。
由于张学良不战而丢掉东北，不但军政资源大部尽失，且东北军的威望与军心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更增加张学良调动在华北的各个山头部队作战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哪里敢再欢迎中央军的加入，而破坏华北各个军系之间的平衡。何况到时候中央军会听谁的命令，才是一个更大问题？假如张学良指挥不动中央军，那么东北军在华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张学良就极力婉谢中央军北调，却希望中央给与热河布防充足的后勤与军费的支持，但这是国民政府无力也不愿办到的。
张学良面对强敌压境与后勤支持不足的困境，一种疑惧与保本的心理，就左右着他迎战的决策。同时张学良对于热河局势未来的发展，也产生错误的判断：由于关东军并未借着石本事件，扩大对热河的进攻，同时关东军也在私下加强游说东北的部分将领，要求他们设法寻求中立或是靠拢，所以张学良认为，日军仍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目前应有一段观望与缓冲的时间；而且中国方面的部队既没有胜算的把握，日军暂时又无力威胁热河，那么目前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刺激关东军，因此倒不如暂时留着两面派的汤玉麟，正好可以作为东北军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因为一旦中国的部队进入热河，不但会有严重的后勤问题，也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平衡，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坐视中国军队在热河布防，这样必然会提早引爆双方的直接冲突。因此张学良一直设法在拖延派兵进入热河的时间。
不过关东军对于夺取热河，根本是有关占领满蒙成败的战略设计，因此这已经是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共同的政策目标，只待适当时机来临，就必然会动手。在关东军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进攻热河之时，其驻扎在山海关外围的部队，却抢先一步行动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间，日本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借口关东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对中国守军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再要求不遂的情况下，于一月二日对中国守军发动军事攻击。
由于当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与关东军会在山海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只布防极少的部队在山海关阵地，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是只有两个营而已。而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从山海关经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是不准建筑防线，与增加驻军的。日军的攻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关东军立刻就调动第八师团部队，以及日本空军与在渤海的军舰，以强大的联合火网，猛攻戍守山海关阵地的东北军。在兵力与火力悬殊的情形下，东北军惨烈的抵抗日军的攻势，但却无法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山海关以及附近的战略阵地，就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使得中国在热河的防线，出现了侧翼洞开的危急状况。
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军不能迅速地夺取热河，而将中国军队逼到长城以南，那么东北的义勇军，就会继续有后援而反抗满洲国与关东军；更为重要的是，当假想敌苏联发动攻击在东北的日本部队时，日军需要有更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进行防卫反击。不过在当时，东京的参谋本部仍然认为，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间应该适当的延后，因此特别派遣总务长梅津美治郎大佐前往东北，要求关东军谨慎从事。但是武藤坚持，用兵就是要能大胆的出敌不意，由于武藤在日军中崇高的威望与地位，因此参谋本部也就不再反对武藤的用兵计划，转而支持关东军在一九三三年年初进军热河作战计划。
这时的日皇裕仁，已经沉湎在日本帝国扩大版图，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热情之中，对于武藤的进军热河计划，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与赞成，因此立刻颁布敕命，允许关东军进兵热河，成为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作战敕令[3]。武藤大将在奉命之后，在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连发三道进军命令，派遣第六、第八师团与第十四与三十三混成旅团，加上所招降的满洲国的汉奸部队，总计八万多人，果断的向热河发动三路攻击。不过当时武藤所奉的热河作战敕令，是只准关东军在热河地区之内进行作战，敕令特别规定，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防线，进入中国的关内，以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造成过多的压力。但是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却把作战重心，放在攻击长城与威胁平、津。
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大体如下，他下令第六师团与满洲国的汉奸部队，一面招安，一面奔袭攻占热河北与东部，在得手之后，然后立刻向南旋转直切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而第八师团与两个混成旅团，则是直接先进攻热河南部的中国守军，然后就地南攻长城防线。由于日军的作战训练与装备，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所设定的，因此非常适合在冬季酷寒的关外作战，同时日军又首次使用空军配合作战，充分发挥了日军火力与机动力的专长。而中国的守军，却只是由军阀改编的地方部队，根本没有大战线联合作战的能力、装备或经验，更是根本没有见过飞机的火力攻击了。加上后勤不足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华军没有提早进入热河进行阵地布防，仓促之间进入热河，当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这时关东军在奉命进入热河之后，却未立刻发动攻势，反而在进行周密的布署，以及准备后勤的支持。这种“缓进急战”的战法，迷惑了中国守军的判断，以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习惯在塞北高原冬季作战，需要集结更多的兵力才能发动真正的攻势[4]，因此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发表保卫热河宣言。
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特别热心支持热河作战，在二月十八日，与张学良等人亲自前往热河劳军，声明国民政府一定会在热河与日军打到底，而且慷慨的带去一笔军费，甚至派出自己的亲军税警团前往热河。国民政府摆出一副决心迎战的气势，宣称可以在热河有效防守三个月以上，因此当时中国的舆论大都认为，由一二八上海作战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绩来看，中日之间的战力“其实”相差有限，所以对于热河之战，抱持了很乐观的期待（殊不知中日两军的战力，若在真正的野战战场上对决，还是差得太远了）。
这时在各方面压力之下的张学良也打起精神，经过几番的讨价还价之后，他将华北的各军，编组成八个军团迎战日军。由于张学良认为热河作战只是一种苦肉计，以牺牲来换取同情与时间，根本就不认为华北的军队能够守住热河，因此张学良仍然将各军的主力放在保卫平津：第一军团于学忠与第二军团商震镇守滦东，第三军团宋哲元防卫通州，第四军团万福麟才进入热河南部布防，第五军团就是汤玉麟的部队，第六军团由与汤有关系的东北军老前辈张作相，混编东北军与支持的义勇军，防守热河中部，第七军团傅作义在察哈尔待命，第八军团则是由中央军的杨杰在北平做为预备军力。
整个华军的人数虽多达二十万人，但是战力与火力都严重不足，更是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足够的后勤支持。张学良知道反正热河是绝对守不住的，他的作战安排重点是要华军能够打一场还算过得去的防守作战，好对舆论有个交待，因此大军不易深入热河布防，以免受到日军的切断与围歼，而以主力保住平津。就华军的兵力布局而言，是南重北轻，主力都在河北边界而非热河。
10.7 长城浴血抗战
在这个时候，关东军已经静悄悄地在热河完成作战准备，兵力迅速的集中到攻击位置，在完成了收买汤玉麟部属的最后交易价码之后，武藤信义下令在热河与辽西的关东军，在二月二十三日发动全面攻势。由于热河人民多年来，不堪汤玉麟的苛政剥削已久，因此在战争开始之后，热河百姓不但不支持华军进入热河布防，反而发动抗暴的民变，造成关内北调的中国部队，受到民团的攻击与破坏，难以在时限内完成布防。而中日两军在刚一接战时，北部战线的汤玉麟部队，就立刻变节投降，跟着东部战线也同样溃退，因此造成日军顺利地在三天之内，席卷热河北部与东部，然后立刻分兵三路，直扑热河省会承德与热河南部的长城防线。
而指挥第五军团的汤玉麟，在接到前线战败消息之后，立刻动员所有运输车队，载运自己的私产与大量的鸦片弃城而逃，造成热河作战中国军队的防线与士气全线崩溃；三月四日，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就轻取省会承德，至此热河之战已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参战各军只有先求自保。建制比较完整的第四军团的万福麟部担心受到包围，接战之后立刻仓惶的撤退到长城防线附近，而混杂编组的第六军团张作相部，也在压力之下溃散。在一片的混乱的局势下，各个立场不同的部队是否接受日本收买而哗变的谣言，更是有如风声鹤唳般的动摇了军心。
这时候，整个华北已经进入面临日军席卷的危急时刻，华北各军将领以及政治与社会民意领袖，立刻联名急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兼程前往北平坐镇指挥，否则华北局势势将糜烂崩溃，北平与天津都可能会不守了。
而这时蒋介石在南方也是自顾不暇，他在江西剿共的中央军也正遭到败绩，根本无法抽调大军北上，财政更是吃紧到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闹翻。但是在接到华北告急的情报之后，蒋介石只有急调二十五师关麟徽，第二师黄杰，第八十三师刘戡，由徐庭瑶指挥，组成第十七军战斗序列，前往北平与长城防线，支撑面临崩溃的地方山头部队。但是由于中国在热河的杂牌军守军，根本不堪一击的溃败，激起了全国舆论一面倒的声讨，一股政治风暴已经冲击到国民政府的整个军政结构，要求张学良下台负责，成为舆情一致的“共识”。
蒋介石原没有料到热河的战事，会出现如此快速变盘的局面，因此在接到大局出现崩溃的急电之后，于三月九日匆匆的北上抵达保定，他立刻会晤了张学良与华北其它军政领袖。张学良自知自己无力指挥全局作战，更无法对于热河的溃败作出交代，只有请辞本兼各职，准备转到上海进行戒毒复健，然后出洋考察。蒋介石立刻接受张学良的辞职，并且指派何应钦负责指挥华北各军，沿长城防线进行抗日作战（这时东北军各部都能识大体，没有因为张学良的离职而搞出花样，这以中国当时的地方军割据状况而言，是几乎绝无仅有的表现）。
武藤信义灵活地运用兵力，十天内就轻取热河之后，立刻决定依照计划扩大战果，以乘机为华北分裂，创造有利条件；他也想要痛击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以为日军在上海作战不利，挽回更多的面子。因此武藤规划的作战目标重点，不只在夺取热河，更是要进袭长城防线，特别是要狠狠的教训一下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打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开始建立的威望与凝聚力。
蒋介石这时在张学良完全的配合下，果断地改组华北守军的战斗序列，由于援救热河已是不可能了，于是想在长城防线，给与日军攻势有效的遏阻，而东北军即成为争取布防时间的前方“炮灰”了。何应钦下令增援的中央军，于西北军宋哲元部、晋军商震部，跟在东北军之后，进驻地形险要的长城关口，正式迎战日军的攻势。
第四军团东北军的万福麟部，从热河南部退到长城防线之后，奉命坚守喜峰口，以待西北军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增援接防。东北军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伤亡极其严重，但给与了宋哲元部一个缓冲的时间。二十九军在三月七日抵达喜峰口阵地，即刻遭到日军的猛攻，于是宋哲元利用喜峰口复杂的地形，大胆抽调兵力，从侧面夜袭日军，这是刚攻占喜峰口高地的日军，根本没有想到的华军作战方式，竟然敢从侧面发动夜袭，而且是用短兵肉搏作战。在近身的肉搏战中，日军优势火力是无从发挥，反而是西北军的大刀比日军的刺刀管用，所以造成日军震撼性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接着上阵的西北军刘汝明部，也在喜峰口西边的罗文峪防守战中，对日军发动成功的逆袭，造成日军严重的伤亡，因此西北军一时声名大噪（大刀队也被渲染成为中国抗日的无敌利器）。
另外一只东北军王以哲部，则是奉命在古北口挡住日军的攻击，这是日军攻击的主力所在，目标是直扑北平，而与中央军进行决战。抵挡日军前锋的东北军从来就没有面对过如此正规作战的场面，在日军优势的陆、空联合炮火攻击下，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但是仍支撑到让关麟徽二十五师在三月十一日赶到古北口，占领阵地，而与日本第八师团主力接战。双方血战三昼夜，战事之惨烈，前所未见，日军使用陆空联合攻势，特别是其长程巨炮的火力，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造成华军所有的防御阵地几乎完全毁坏，师长关麟徽负伤，全师的伤亡超过一半以上。
日军几度组织敢死队进攻，才压迫伤亡惨重的华军二十五师，退到南天门布防。这时由黄杰的第二师接替迎战，在南天门防线，与日军展开浴血作战，这场作战维持了五天，由于全师伤亡极大，中央军的防线再度被迫南移到新开岭，由刘戡部接防，日军继续猛攻。就这样中央军轮番接战，日军也一再的增补兵力，双方力拼到五月十三日，由于中央军已经伤亡过重，而失去战力，不得不全线撤退，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逼北平近郊的密云附近了。
而正在此时，日军突然在四月二十日主动地从所攻占的滦东地区后撤，这是因为日皇已经关切到关东军“违命”，擅自越过长城进入关内作战的情况。裕仁在十九日接见参谋次长真崎大将，询问有关关东军为何会出现在关内之后，迫使军部急电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命其撤军。武藤当然不敢公然违抗敕令，所以立刻将关东军从滦东调回关外。但是由于板垣征四郎企图策反汉奸，制造华北自治的计划正在进行到紧要关头，因此急电关东军不能撤回关外，否则整个策反计划将会功败垂成。最后武藤只有派遣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赶回东京，争取军部与日皇的同意与谅解，特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作战，已达成收买华北军阀，瓦解国民政府在华北主权的政略目标。
由于日皇裕仁对于关东军在热河作战的“伟大”胜利，是万分的高兴与满意，因而亲自传谕，嘉奖日军在这次热河作战的英勇表现。裕仁完全忘记了，这是对中国的公然侵略，日本根本没有对中国宣战，也没有任何的事变籍口，就在中国境内大动干戈。同时他也批准了小矶国昭的长城“沿线”弹性用兵方案，因此关东军很快又回到关内，再度对平、津形成包围。
不过华军在长城防线的浴血作战，的确惊动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连一向袒护日本的英国，都已抗议日军进入关内，已经影响到英国在滦东的煤矿利益；美国更是一再知会日本，日军行动已经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军部更为担心的是，假如战火继续向南延伸，关东军将会受到苏联背后攻击的危机，因此日本参谋本部在五月十八日，下达了“华北行动纲领”，要求关东军要在六月底之前，必须结束在关内的军事行动，以抽调足够兵力，应付苏联的军事压力，并且继续扫荡东北义勇军。
所以关东军在确定板垣制造华北“自治”的工作，迟迟没有具体的果效之后，也就同意与国民政府的代表黄郛协商，最后由交战的前线军队指挥官，签订撤军的“塘沽协议”，日本取得控制滦东，与栽培汉奸政权的利益，中国则是勉强地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十一章、热河与长城之战的检讨
热河与长城之战，可以说是日本连籍口都懒得制造一个，就明目张胆的占领中国的领土的公然侵略行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明知无力在战场上御敌，但是必须展现抵抗的决心，以维系民心士气，同时希望要日本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虽然中日双方在热河的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无意与无力，就此展开全面的战争，所以热河的作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局部作战。
11.1 中国军队首度联合抗日
热河与长城之战，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继甲午战争之后，一场比较接近正式的决战，这场作战清楚地证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军力的差距，比甲午战争之时还要更大。虽然中国军队的作战表现，相当的英勇，但是却不能改变中国战力严重落后日军的事实。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他正陷在危亡的历史危机之中，根本没有国家化与现代化的军队，可以对内统一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力量对外可以抵御外侮。造成中国军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分裂、内战不休、国民缺乏国家的认同，使得中国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工业体制，来支持一支可以捍卫领土与主权的军队，以对抗日本这种现代化国际级强权的侵略。这不是当时任何一个军队或是政治的领导人，单凭其个人的决断与能力，就可以改变的情况。
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晋军，在长城进行对日作战，是第一次各路军系的联合军事行动。而这些参战的中国部队，无论从作战训练、编制、装备、指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的架构，加上彼此之间仍心存猜忌，更难发挥整体作战的效果。虽然参战的中国军队，在日军绝对优势、现代化火力的猛烈攻势之下，个别作战的确是相当的英勇，同时也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却难以产生理想的战果。
因此，长城抗日作战失败之后，中国的各个阶层，开始对于中日的历史决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必须要设法尽量的争取时间，结束内部的分裂与消耗，以推动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建设，这样才能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否则中国迟早会被日本所鲸吞与蚕食而灭亡的。
11.2 中国全方位落后是作战失败的原因
若从战争的现场与过程而言，日军表现的战斗能力是相当的杰出，关东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与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应该是居首功，因为他们指挥日军的热河攻击作战中，表现出决断的胆识与充分谋略。关东军只运用有限的兵力（两个师团加两旅团），却能充分地发挥灵活与集中的战术运用，再配合使用策反中国军阀部队投靠的政略，以及首次使用飞机与强大炮火的第
协同作战，使得日军能够在十天之内，就闪电般的顺利攻占了热河全境。虽然日军在继续攻击长城防线的作战中，遭受到华军猛烈的抵抗，但是日军仍然充分地掌握战场的主动，并给与中国军队相当严重的打击。
而中国方面，张学良之所以无法在事先调动各军迎战，是由于当时他已失东北根据地与大量的军政资源，国民政府里的汪派又只给压力，却没有实质的助力；他所统领的华北各军，原本有着彼此对立的心结问题，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化解，因此对造成各部队对张学良的指挥，处处制肘与防范，也就影响到张学良的战略企图心不足。张学良身体的状况也因为毒瘾的伤害，更无法应付作战沉重的压力。
然而就全盘大局的失利而言，又很难完全怪罪给张学良的失策。因为这是中国自从清朝与外国军队作战以来，第一次的各地方部队协同作战[1]，仅仅在两年多前，这些部队还是彼此相互厮杀的“敌人”。当时面临日军攻势的张学良，既无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应敌（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只是一个地方军阀的继承人），更缺必须的后勤支持能力，因此他还能够压住华北各军应战，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等到战局大幅的逆转之后，张学良竟然能够因为一句话，就自动地卸下兵权，东北军也没有因此出现哗变或是拒战的情况，更是自从清朝末年以来，拥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现。
不过热河与长城之战事前的中国舆情反应，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国力与军力的情形了解过少，因此对于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表现给与过于严苛的批评，舆论把东北军骂成“不抵抗部队”，“一战就败”，而把西北军的喜峰口之战，捧为国之干城。热河抗日作战的失败，对于浮夸的舆论与不切实际的人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北平的“学者专家们”，这才开始深切的了解到，中、日国力的差异，有着整个民族全方位的历史问题。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强盛，中国不是因一人而落败。
其实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问题，不敢真正面对失败的原因，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东北军）泄愤，以减少每一个国民其实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而同时对西北军的喜峰口逆袭战果，作出过度的宣扬2，以证明是东北军太差，而非中国军力的不行。事实上，当时东北军一样地在明知无法战胜的状况下，对日军攻势进行浴血作战，只是因为张学良下野，政府与舆论又要找东北军当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报道，而其实西北军一样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无法亲自率军北上指挥压阵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江西刚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汪精卫在热河作战之前，曾经亲访广州，当时广州政府领导人邹鲁就明白表示，假如蒋介石调兵北防热河，广州方面不但不会协助或保持中立，而是会出兵攻击南京。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苏区的部队，更是从中牵制了国民政府军队的移动。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派晋军、西北军或是东北军的其它将领，都更加难以指挥中国的部队进行热河保卫战，甚至就连蒋介石亲率中央军与日本作战，结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因为实情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将领与部队，能够抵挡武藤信义所指挥的关东军的攻势。
11.3 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一二八事变的上海，可以打得如此轰轰烈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可以困扰无敌的关东军，而华军在热河与长城之战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关键在于民心士气的支持。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东北，人民都是热烈支持华军抗敌作战的，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战越勇而有超水准的表现。但在热河的状况刚好相反，当地的人民根本是利用机会反抗军阀“汤老虎”部队的虐政，因此华军在没有得到人民主动支持的环境下，张学良无法派遣缺乏国家意识，以及没有足够后勤的地方军队，事先进驻热河。在作战时，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队，其战斗表现，必然会在水准之下。
而日军的训练、编组以及武器装备，在接近三十年来的重点配置，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准备，因此比较不知如何应付城镇的攻坚与巷战，也不知如何面对人民起义的游击作战。日军在上海与东北地区的作战，既有轻敌的问题，又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因此日军的作战表现也就在水准之下。但是日军在热河之战，刚好得到日军最为优秀的将领指挥，又可以充分发挥野战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热河民团又有响应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关东军在热河的作战，当然是得心应手、大有表现。
在热河保卫战之前，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一天到晚地把政客与“报纸军事专家”的谬见，大量地加以渲染与散播这些见解，把一二八事变的中国军队能够暂时的守住阵地，当成日军战力其实不足为惧的证明，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反击，当成关东军战力不过尔尔的事实，舆情当然就会期待中国军队在热河再有杰出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舆论可以说是爱国热情有余，但是对于事实了解缺乏，只会影响到整个战略的布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库。
11.4 日军掌握作战的优势
当然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军进兵热河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攻占热河，痛击华军，以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并且扩大华北分裂的局势。但是中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则并不清楚，张学良先是期望热河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个缓冲，以尽量的拖延双方冲突的时间，减少东北军的伤亡，蒋介石则是把热河的保卫战，当成一场维护政局安定的牺牲打，作战目标不在保住热河（因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进行中日全面的战争，而是要给国人一个抵抗的交代，以安抚民心，同时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而稍知收敛。
而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指挥下，犹如脱胎换骨般地发挥高超水准的战力，一扫过去受困于东北义勇军的形象，也是出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武藤信义只以两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的部队，就敢大胆地发动热河之战，造成中国部队几乎措手不及的应战。中国方面则是由于军力的调度，特别是后勤支持，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进驻塞北寒荒的热河作战，本来就是有些应付舆论压力的消极作战。当时张学良真正的主力作战部署意图，不在热河而是在长城沿线抗敌，以确保河北平津，热河反而成为陪衬的作战，只要能有抵抗的表现就好。不料热河作战的表现过于差劲，造成华北人心与军心的全面浮动，蒋介石只有在仓促之间北上，张学良负责请辞，蒋临时重新布局，在长城沿线与日军作战。
虽然当时各军在长城的作战，特别是中央军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门的血战，几乎是以全师牺牲为代价，西北军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甚至出现成功的逆袭，而东北军王以哲部、何柱国部与晋军商震部、傅作义部，在滦东也都有相当英勇的抗敌牺牲，但是当时中国部队，根本对于现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长城地区坚硬地形难以临时构建有效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使用空军与重炮的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毁，也就无法成功地对抗日军的攻势。不过这系列的战斗，证明了中国军队的确敢于牺牲，不再是一支望敌溃散的“太监军”了[4]。
11.5 华军作战需要大幅改进
不过就作战指挥而言，当时何应钦与杨杰的长城防御作战战略，实在是过于的被动与呆板，只是强调各军死守险要阵地，而与日军进行浴血作战，来展现中国军队流血与牺牲的精神，却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协同作战的功能，更没有运用主动反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极其脆弱的后方与补给线，实在是相当的失算。
事实上，当时在长城防线的中国军队，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动防御，一方面以部分军队，依据地形险要布阵防守，但是应抽调更多的兵力，采取精锐编组，在长城沿线一些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主动地越过长城，利用复杂的地形，深入日军的北侧反击敌军，甚至可以远征日军补给集中的后方据点，进行大胆的敌后攻击与破坏，与包围日军的后方据点，而造成日军首尾受敌的压力（因为当时日军在热河后方的兵力的确不足，军力几乎全都调到长城正面攻击华军了），而不是让各军完全以被动的防御，等待日军强烈火力来逐一击破。
当然要实施这种机动防御，是需要有更好的部队协调，以及更为宽裕、可资调动的兵力，同时也需要指挥官有足够的企图心、决策的胆识与能力。这不但是当时何应钦与杨杰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中国军队直到武汉会战后期，才开始懂得运用这种战术，在三次的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才真正灵活的使用这种战术。
11.6 长城作战对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
日军在赢得热河与长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当然成功的截断了中国支持东北义勇军的联结通路，使得义勇军在热河失守之后的短期间之内，因为进一步的失去支持，大部分的部队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则是退到苏联的境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游击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义勇军自动自发的英勇作战精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个唤醒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事迹。东北义勇军的精神所兴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识，开始成为凝聚中国统一与新生的力量，终于成为中国走出几世纪迷失的历史动力。
日军占领热河后，不但完成日本对于拱卫满洲国的战略，同时也为推动“蒙古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桥头堡，这时日本的侵略野心，简直已经到达沸腾的地步。日军既已穿过长城，兵临平津，就进一步的积极制造事端，煽动军阀与汉奸政客，以推动设立“华北国”。日本终极的战略目标，就是分裂中国，然后加以宰割。
不过，中国军队在热河与长城的作战与牺牲，多少让日军觉得，要想再演出类似九一八事变那种近乎无抵抗的占领中国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设法策动与扩大中国内部的分裂，然后再加以介入与利用，它才能顺利的“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后，暂时停止全面的武装侵略，对华开始采用武力压迫之下的政略行动，准备一块块地肢解中国。首先上场的就是“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华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动。枪声未息，谈判上的压力就已上阵。
事实上，日本在谈判桌上的强横态度，绝对不减于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法，不过中国只有见招拆招，国民政府多数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政策，用尽一切力量与日本周旋，才勉强换到了四年的准备时间（1933-1937）。而当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凝聚抗日的共识，以及有了一些建设与军事的成果之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由于日军迅速地攻占热河，同时击溃华军的长城防线，日本的大军就直接兵临平、津重镇，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华北与内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不过日本政府与日军也开始明白，日军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是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浴血反抗，中国不会像甲午战争的时代，打了败仗就准备割地赔款。纵使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一时之间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不过却足以让日军付出可观的代价，日本若是要想以继续动武的方式，来侵略与占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过当时日本所能负担的。何况日本还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以及国际强权的反弹，所以日军无意恋战，反而希望先见好就收。
12.1 中、日在战略对抗上的比较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情绪虽然因为侵略中国而上扬，但是还不足以让人民支持全国立刻成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别是扩大与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更非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极缺作战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橡胶等资源，所以日本政府认为，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日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已占领的中国领土，转化中国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国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准备独占中国的利益，出现相当的不满与压力，所以日本不愿在长城作战之后，全面的乘胜追击，而是希望将最终征服中国的战略，暂时的从战场移到谈判桌上。
当时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和战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蚕食中国，最终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让一个分裂的中国，接受日本的纵与支配，而使中国的资源，成为支持日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国，但它却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认为只有步步进逼，逐渐分割与蚕食她，才是上策。
不过中国在热河长城作战之后，出现另外一波民族主义觉醒的意识，西北军大刀队的搏斗（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拼斗），虽然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抵抗热血，却不能真正的打败日军的攻势。同样的，天险长城加血肉长城，也不能阻挡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侵略。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鲜血与牺牲，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凝聚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国人抗日的血泪的灌溉之下，迅速地成长，曾是老大陈腐、分裂内讧的中国，开始在日本连串的侵略之下，出现了团结与转变。
当时，中国无法战败日本的基本原因，还不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足，也不是中国军队不够勇敢拼斗，而是更基本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民、政府、工业与军队，因此她在总体的国力上，根本就不足以击败日本的强大优势，军队在战场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国全盘落后、加上内战、分裂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开始逐渐知道危机的所在了。
中、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民族战争，其胜败的关键在于总体国力的强弱，中国若继续陷在分裂与落后的状况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若是立刻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与其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不愿接受亡国的欺凌，中国人不肯成为亡国奴！因此中国就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争取时间，以完成团结与建设。
任何国家要想现代化，绝对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国若要复兴与现代化，当然也是如此：她幅员庞大、人口众多，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凝聚共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发展。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12.2 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12.3 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勉强同意蒋介石的请托而出面收拾华北残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黄郛出任北平政务处理委员会主任，统领华北的军政全局，负责与日本进行交涉。
日本策反华北军阀运动失败之后，如今由于黄郛的复出，日方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给黄郛几个交涉成功的机会，以巩固他的地位与影响力，然后再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软硬兼施的拉黄郛入伙，使他成为日本分裂华北的汉奸领袖。所以日本就主动透露欢迎与黄郛进行停战交涉的意愿。黄郛是先在上海与日军代表根本博进行接触，得知日军有意在华北停战，他才决定北上，收拾残局。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部队在热河与长城作战的失败，同时动摇了政府脆弱的财政基础，由于银行团担心大局急转直下的全面恶化，因此不肯购买政府债卷，而在宋子文于四月中出国之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全靠黄郛利用他与银行团的关系，先设法为国民政府先借到两个月的周转金，否则军队与公教人员又领不到粮饷了。银行团是希望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做为政府还款的担保[2]，因此黄郛的任务，不但是收拾华北残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稳住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
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12.4 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