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代中叶（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国内部的局势逐渐出现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来自南方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联俄容共，一方面整军经武，开始展现统一中国、结束中国之分裂与衰弱的历史企图心。同时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以日本的军阀与财团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假想敌；斯大林全力推动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已有飞跃的进步。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的现代化军力，开始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中国之统一与复兴，或是苏联的强大与扩张，都会影响到日本称霸东亚的计划，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采取反制中、苏发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与苏联全面的合作，对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胁。
3.2 田中义一与两次东方会议
当时对于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最为狂热的人物就是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曾经大量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的所有相关情报，以及深入的调查中国的资源分布与市场发展潜力。当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后，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于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历史称之为“东方会议”，这个会议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策略得失，并且进一步拟定了日本今后应该如何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个日本决心完成侵略中国的历史性东方会议，前后召开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请所有日本重要与相关的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人员，都参与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动员所有的日本军政经贸历史与社会精英，经过完整与深入的讨论之后，日本终于完成了具体侵略中国的策略与步骤，而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
不过日本政府于东方会议闭幕之后，对外发表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八条，只是约略地公布东方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东方会议更为重要的结论，则是表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折上奏给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田中奏折”之谜[2]。
这两份一明一暗的历史文件，成为了主导日本日后整个大陆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其实日本政府已经非常露骨的提出，当中国的政局发展，若是出现“日本权益受到损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以及“动乱波及满蒙”之时，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反制行动，包括了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在中国境内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折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体政策步骤，根据这个具体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帝国”，这个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扩张，终必可能与“米国”以及“赤俄”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日本征服满蒙，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东亚争霸，必须克敌制胜的关键战略所在。此外田中 奏折更是在如何征服满蒙上，大作文章，从炮制满蒙的主权并不属中国的理论，一直到日本最后如何以实力介入来分离满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导方向。
因此，依照东方会议的结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以侵略中国作为前提，而分离满蒙，则是这个侵略中国政策成败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国的大连（或称第二次东方会议），把策略集中在如何制造满蒙分离上。从东方会议到大连会议所得的结论，已经使得日本在基本国策上，确立了由满蒙分离作为基础的侵略中国政策，而无论是日本政府、军部还是关东军，都在设法等待时机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将这个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正式地加以实现。
虽然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依照条约只有一个师团以及数个独立守备队，驻军总数最多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它却是日本的大陆政 策中，以军事行动分离满蒙的先锋军。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更是把前往关东军服役，当成实践帝国扩张，完成个人志业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关东军中服役的少壮派军官，全都是日本军官团中，最为狂热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决心与企图，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不但在中国的东北尽其所能地制造事端与惹是生非，同时更是不断地与日本中央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建立秘密结社的特殊管道，而且这些少壮派军官，更是经常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浪人，右翼的社会团体，有着非常直接与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地出席各种相关的集会，发表煽动的策略演说，发行各种鼓吹日本必须占领满蒙的宣传刊物，因此造成日本社会中多数的舆论，对于分离满蒙、侵略中国，产生了一种近乎“天职”的错误意识：好象日本政府与军部一天不能决定入侵满蒙，就让日本多一天陷在危机之中似的。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正是依照东方会议所设立的侵略满蒙方针，竞相开始设计与推动自己的分离满蒙计划。
3.3 坂垣与石原的历史密谋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少壮派军官中，以执行手段强硬著称的中国通坂垣征四郎大佐，出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同年十月，素有谋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佐，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主任，这两位同属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毕业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就在同一个秘密组织中活动，现在又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共事，更可以进一步合作无间的推动侵略满蒙的政策，而他们的计划与行动，最终决定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悲剧历史。
石原本人并非一个眼光短浅的黩武军人，他策划攻占中国东北的密谋，不是因为他对于侵略中国有着特别的野心，他是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考虑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石原明了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危机与矛盾，正在朝向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他也进一步的了解到，日本会因为太平洋与东亚的战略、经济利益而与美国起冲突。因此石原决定策划关东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在日后，若是日本与美苏两国决战之时，可以增加日本的战略防御纵深与作战空间，和充实其作战资源的必要先制行动。
所以石原就着手拟定“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文件，除了设计出类似闪电战般的果断作战计划之外，石原更提出了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政治规划，与进一步对苏作战，以及最后必然会与美国爆发冲突的作战准备。石原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准备以关东军的两万部队，与中国东北奉系二十万以上的部队进行作战，所以整个作战需要果决、集中与快速的行动，才能顺利地完成（至少在先期行动时，是绝对的需要以寡击众）。同时石原更清楚的规划，一旦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应该如何治理所占领的地方、如何开发东北的资源的务实方案。石原主张日本直接设立关东督护府，在中国东北“废省设县”，由日本实施直接的统治。虽然石原有如此全盘周密的计划，但是他却不支持日本与中国进行全面作战的构想。因为石原策划日军突袭占领中国的东北前提是，扩大日本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空间，与增加日本战争资源的腹地，因为只有日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才能威胁到苏联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中国取得在东北的国防重工业资源。
在石原开始拟定满洲事变秘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关东军其它的将校，也在分别地进行夺取中国控制权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国民政府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护侨名义出兵山东，爆发极其凶残的济南惨案，虽然给予山东人民造成极大地损害，对于国民政府更是带来极大的威望打击，但是日本仍然无法阻止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因此田中决定利用军事支持与外交恫吓的手段，说服将当时东北军政负责人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退回东北，然后与日本人合作，搞一个完全亲日的东北“独立王国”，日本已经公开的警告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绝对不得进入东北地区，而影响到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3.4 刺杀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取得张作霖的口头同意，允许日本在东北全境有更多的筑路权力，以做为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东北，任何一条铁路只要有日本的资本，整个铁路以及沿线的各种资源、市场都将被日本人优先控制，日本还可以派军护路，移进侨民，因而形成日本的准殖民地，因此所谓日本的筑路权，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特许权）。但是当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却自作主张，决定刺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然后乘机由关东军发兵，直接的占领中国的东北。
在河本指挥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布置下，设计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车站爆炸案，虽然成功的刺杀了张作霖，却因东北军政首长的巧妙应变，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方面内部又迅速与成功的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军政的最高负责人。关东军的军力不足，计划又不够周延，没有攻占中国东北的作战相关安排，东北当局也没有因为张作霖的遇刺，而爆发东北的内战动乱，因此关东军占领东北的计划告失败。
而张作霖既是被日本暗杀的，张学良当然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也就拒绝承认张作霖与日本的口头密约，允许日本在东北进一步筑路与发展的权利。虽然在日本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学良却断然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使得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号令，张学良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东军的鲁莽暗杀张作霖的行动，破坏了田中首相的控制中国东北利益的政治安排，也导致日本政府、中央军部与关东军之间高度的紧张，田中义一原本坚持要严惩关东军这种“叛变”与破坏国策的做法，连日皇裕仁都关切这场暗杀阴谋的调查，但是最后竟然是在军部少壮派军官的坚持下，请出陆军位阶极高的白川义则大将出面关说，田中只有让步，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给予河本行政处分而已。这个事件给了关东军一个教训，就是任何的夺取东北计划，一定要有充分与周密的准备，不能鲁莽行事。但是也给关东军很大的鼓励，那就是关东军在事实上，已经可以不必接受日本政府的节制，而可以自行决定行动。
此时关东军内部，在石原与板恒的合作之下，如何占领满蒙，已逐渐凝聚出共识。石原发现，并吞中国东北的计划，需要拉拢与利用一批中国的政客汉奸作为内应，因此特别延揽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加入“满洲事变”计划，形成侵略中国东北的“铁三角”，由花谷负责联络汉奸，培养内应以及制造事端。而石原与板恒更是经常来往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之间，交结同志，并且发表公开的言论，以煽动日本的民情，当时日本的强硬派军人与激进的民间团体，都把这两人视为改变日本历史命运发展的明日之星，他们的计划主张，都受到这些团体热烈的拥护与支持。
一九二九年，这些有志于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决定收编各个分散的团体，组织一个体制更大的同志会，以设法推动“昭和维新”的历史大业，这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一夕会”，组织成员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十七期的东条英机、二十一期的石原莞尔。这个少壮派军官结合的一夕会，在历史上实际主导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发展，而在当年，在裕仁日皇要求陆军省惩处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之时，就是一夕会成员软硬兼施地抵制，而让陆军省长官无计可施，最后河本只落得一个调职与不得晋升的“处分”而已，因此一夕会实际上已经控制军部的决策，在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下，关东军更是这个组织的“计划执行单位”。
3.5 流产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行动
在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满洲事变计划的同时，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在着手进行，如何在日本推动彻底地军国主义，如何以武力完成对满蒙的占领。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在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导下，组成所谓“五课长会议”，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协正隆，欧美课长度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共商拟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是日本中央军部研拟的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不过存在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军部的少壮派主张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完成改造日本成为完全军国主义体制的运动，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样才不致于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苏等国的压力而退缩，让日本无法完成独占中国利益的历史覆辙。所以军部少壮派认为，关东军应该设法隐忍，等待国内的改造成功之后，才能在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这就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当时的“国内改造”派立场。
但是关东军少壮派则是认为，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支持的狂热，仍嫌不足，同时军部高级将领以及元老重臣们，也不敢轻易地认可或是支持少壮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最为难以拿捏的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此不如由关东军先在中国东北发动“发扬皇威”的军事行动，如此可以刺激日本朝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高级将领与元老重臣们，在“民气可用”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会因对外用武的成功，而改变其审慎的立场，转为支持国内建立完整的军国主义体制，这就是当时的“国外举事”派立场。虽然双方的行动方针顺序不同，但是最终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与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决定，准备先以军事政变方式，推动他们的改造日本的政变计划。但是不出石原莞尔所料，日本高级将领在“师出无名”、民气支持不足、以及担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虑下，在最后一刻不肯支持政变的行动，因此造成三月政变的流产。当然也引起日皇与日本政府对于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企图，发生了戒心，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不得不暂时的有所收敛。
日本国内的政变既然胎死腹中，当然就轮到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来推动他们的“满洲事变”计划了。不过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三月流产政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对于少壮派军官的强硬做法，仍然无法完全的认同；同时他们担心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在军力上以寡击众作战，风险较高，万一战事进展的不顺利，军部没有把握能够在必要时，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因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沉重的战费，以及应付国际强权的外交压力。
所以日本军部的长官，企图设法说服关东军少壮派，延后一年发动“满洲事变”。而军部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将原先驻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力骨干，十六师团调回日本，改派第二师团（多门二郎）接替任务，并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国通”（曾任张作霖政治顾问）的本庄繁中将，出任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日本军部希望这样的调动，将会减低关东军兵、将之间的默契，而可以压制住关东军少壮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动。
3.6 关东军开始密谋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透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来扩张它在中国东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币原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以取得日本人在东北兴建五条铁路的特权。但关东军却认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军事行动攻占中国东北，才能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日本国防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水源冲突，关东军利用机会强行介入，攻击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军方要求中国退让，否则将会派兵维护其权益；几乎在同时，又爆发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上尉，在东北境内违法进行军事侦察工作，被东北驻屯军逮捕并处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为此感到万分的震怒，日本军方一再地扬言，假如中国东北当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给日本一个满意的交代，日本将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日本的舆论更是来势汹汹的煽动民意，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力的行动，惩罚中国的“暴虐行径”。
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在八月三日，日本陆军省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师团，进驻朝鲜半岛，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这种安排，就使得满洲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动支持，关东军就不必担心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了。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告知他必须以此大纲，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
3.7 日本政府企图阻止关东军行动
但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仍然决定不顾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的意见，而准备在中国东北断然行动，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及关东厅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报告急，指出关东军可能不顾国内的指示，在九月底以军事攻占满洲的行动。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电告林久治郎，设法约束与监视关东军与浪人的活动，同时决定请出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来调解。西园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学，在日本政坛的威望极高，同时日皇裕仁对他相当的尊敬。
日皇裕仁对于日军少壮派军官的飞扬跋扈，早已有着不满与忧虑，因此在西园寺的建议，以及他的叔父闲院恭亲王戴仁的要求下，于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场演习时，召见陆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约束关东军，南次郎又晋见西园寺，西园寺相当露骨的批评关东军军纪不彰的问题，让南次郎感到非常的惶恐。
而在内阁会议中，外相币原也公开质询陆军省，是否对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知情；在九月十四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电军部，表示他无法掌控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因此要求军部派员前来协调有关满洲问题的具体政策。在这些反应与压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协商，决定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设法约束关东军，好暂缓发动满洲事变计划。
由于事机紧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立刻拍发三封密电，通知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告知建川即将到达中国东北，执行阻止关东军行动的任务。桥本并且催促板垣等人应该把握时机，在中国的东北，立刻采取先斩后奏的断然行动。
板垣、石原与花谷接到桥本的密电之后，立刻连夜密商大计，经过几度的犹豫与讨论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提前发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军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继承的事实。好在建川本来就是一夕会的同志，军部方面更有少壮派的同志进行打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与责难。就算是发生了重大的问题，他们也准备扛下所有的责任，因为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是已经彻底地奉行“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则，只坚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军纪、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里。
因此，三人最后决定，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提前在建川到达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发动。但是由于临时更改时间，各方面配合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又决定延后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发难。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造成历史巨变的九一八事件，最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巧合的是，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歼灭中国北洋舰队的后一日；也是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发表“巧电”，决定率领东北军部队入关平息中原内战的一周年。
附注：
[1]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一九三四年就著书提出这种警告。
[2] 日本政府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设法否认这份密摺的存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以及最后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地照着这个奏摺的方略进行。当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实来否定爱国的台湾志士蔡智堪先生，抄录这份奏摺的直接证据。
第四章、不扩大方针下的扩大侵略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叛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地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无论是日本的政府与东京的军部，都反复的重申“不扩大方针”，并一再地表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但是关东军以及“地下”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则是想尽办法利用机会，不断的扩大攻击范围、杀害中国的军民、占领中国的东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场以及军部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为下阶段继续扩大侵略的时机做好准备。这种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宣告，而径行不断扩大事变的做法，造成关东军的系列侵略行动，终于拖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改组了军部，当然也同时强占了中国的东北。
在表面上，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军部与关东军之间，是曾出现“不扩大”与“不断扩大”的立场严重对立，而在军方本身，也有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立场与做法的冲突与竞争：在事变刚开始时，陆军省比较接近内阁的意见，希望能够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参谋本部则是倾向让关东军有些表现之后，再看情形定夺。而在事变后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满之后，陆军省则比较支持关东军的扩大战果立场，但是参谋本部则开始有意施展统帅权来控制关东军。本来关东军就已经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强悍态度，在发现政府与军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状况下，关东军的脱轨与抗命，更是可以预期的了。因此实质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不变，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宰制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军部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只是时间与方式而已[1]。
4.1 表里矛盾的日本政府与军部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陷入发展的困境：在军国主义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主政治无法生根落实；财团垄断的资本主义，又不能解决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成为日皇封建威权制度的最大威胁。日本当时没有眼光远大与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没有真正能够威震群雄的军人领袖，在此关头，一群敢于独断专行、违法抗命、胡作非为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了决定日本国家方向的领航者。而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除了知道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之外，根本没有其它的能耐来解决一个国家所遭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国东北驻防的日本关东军，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开始依照演练的计划，分头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血腥的攻击行动之际，位在东京的军部，亦陷入既兴奋、又迷惘的状况。因为根据东京军部的计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表，是设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军部尚未准备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内阁又可能会有反对意见的状况下，一旦关东军的行动遭到坚强抵抗或是受到重大伤亡，那么是能否派兵支持，以及庞大的军费是否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都是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军部决定派建川美次前往了解与疏导的原因之一）。何况军部最为担心的还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为关东军的这次行动，不但可以说是“违法”的，同时[2]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来，关东军的责任还真不小。上次为了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问题，军部就已经受到日皇的责难，这次更不知将如何收场。
不过，日本军部高级将领的顾虑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影响力，因为东京军部的决策运作，实际上是由少壮派的军官把持，他们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同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的，他们当然会全力为关东军的做法护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时，军部先召开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联席会议，在少壮派军官的把持下，军部一面倒的决议支持关东军“膺惩暴支”的行动，并且要求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积极援助关东军的提案。
而日本内阁方面，当然更是为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感到震惊，虽然军部企图封锁事变真相，但是内阁仍然从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以及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相关人员那里，得到事件真相的报告。因为这些单位先前就曾事先密报日本政府，关于关东军即将“胡作非为”的情报。
反倒是日本的关东军是早有预谋，连占领东北的“保境安民”布告，都已事先准备妥当了，日本人出任东北的地方行政首长，也公开派任，日军整个占领东北全境的攻击作战，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计划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绝日本领事馆的调停。
十九日上午十时，日本内阁为九一八事变，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虽然陆相南次郎企图为关东军的“兵变”与“侵略”开脱，但是在内阁拿出来自东北现场的报告之后，铁路交通没有中断，中国部队没有出现，日本军人与侨民没有伤亡，只是有一声爆炸声音而已，而关东军的行动，是从南到北的全面攻击，根本远远地超出护路与护侨的自卫说法。
面对这些证据，陆相南次郎实在无法为关东军的行动辩护，不过既然关东军已经出兵“自卫”作战，日本政府总不能打击关东军的士气，因此内阁通过了不扩大方针的政府立场，表示日本“绝对没有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3]，同时责成军部约束关东军进一步的行动，只限在自卫与护路的范围之中，并且希望能够循外交方式，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善后问题。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3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了不扩大的政策方针，同时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行动，但是日本内阁仍然在军部的压力下，认定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是基于自卫与护路而做的“正当”反应，只是要求关东军尽量不要扩大战争，以免问题成为国际性事件而遭受干预。但是军部内部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不把内阁的决议放在眼里，他们尽量在设法拖延发出内阁训令的时间，修改内阁决议的用语，同时“地下”参谋本部的桥本中佐，更抢先直接拍发急电给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叫他们放胆行动，不扩大方针只是应付内阁的官样文章而已，他们会设法在军部替他们护航。更为重要的是，内阁的决定，无法影响参谋本部下令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参谋本部认为这是关东军自卫与护路的正当反应，无需报告日皇，来下达正式有约束力的赦令。
4.2 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政变
而在沈阳现场的军部特使建川少将，根本就是与板垣、石原同属一夕会的兄弟，对于日本侵占满蒙早就是有志一同的。因此建川不但没有就地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执行压制的使命，反而鼓励关东军大举的完成满洲事变计划，建川主张关东军应立刻扩大攻击吉林与黑龙江，他愿为关东军的行动，向东京军部提出辩护。有了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现场支持，这样关东军当然更为有恃无恐的扩大侵略行动，在东北各地攻城掠地了。建川又在十九日与二十日，在沈阳日领事馆中，举行会商，不但争取到总领事林久治郎支持军事行动，而且与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达成历史性的规划，以推动满洲国独立的方式，来操控中国的东北。
由于军部的训令一直拖延没有发出，倒是关东军司令部开始连续传来日军告捷的捷报，十九日下午六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东京军部报告，关东军已经完成攻占南满的奉天、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长春、营口、安东等所有主要大城，而同时几乎没有遭遇到抵抗，本庄繁认为这是不可错失的历史时机，因此他要求军部立刻加派三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以迅速完成占领东北全境的计划，所有的军费，关东军可以就地劫掠，加以供应。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对于这个报告，当然是欢声雷动，这才把内阁的不扩大决议，通知关东军，而关东军正陶醉在“完胜”的激情之中，又有建川特使以及东京军部自己人的支持，哪里会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本庄立刻回电军部，重申关东军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攻占满洲的大好机会，并且十万 火急的要求东京军部，立刻派兵支持关东军攻占中国的东北。
这时东京的军部，可以说是陷在决策的困难之中，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是一面倒的支持派兵，以完全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内阁却又提出不扩大的政策，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更令军部感到难以交代的是，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奉日皇的赦令。因此夹在两难之间的军部，只有以“关东军正在进行护路保侨的自卫交战”而无法立刻遵照政策撤回，来应付内阁。陆相南次郎几乎每天拿着中国东北的地图，划出关东军的行动禁制线，以回答若规首相的询问。当参谋本部知道朝鲜军竟然越界派兵支持关东军之后，更是急电表示强烈的反对，但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决定，不顾军部的警告，继续派兵越界协助关东军作战，这样当然使得关东军的士气大振，更为放胆的扩大侵略了。
关东军在十九日攻占辽宁之后，二十日立刻向吉林省进兵，由于当时的吉林代理省主席熙洽，是满清朝廷的后裔，满脑子复辟思想，早就和关东军搭上关系，因此立刻宣布组织独立政府，向日本全面靠拢，所以吉林省根本没有正式的抵抗，就被关东军顺利的占领。当时哈尔滨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也是一个典型无耻的投机政客，在九月十八日夜间关东军攻城的时刻，他正在在沈阳与日本关东军代表谈判如何“起义来归”的条件，以配合关东军接收哈尔滨的行动。因此在整个东北的三省一特区中，就剩下黑龙江省是需要关东军真正加以解决了。
这时候，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发现关东军，一再的扩大军事行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侵略”中国东北而已，关东军事实上已经不听日本的军令，而正式的“叛变”了，因此迫使军部将领只有一再的严令关东军，遵守命令，并且加派特使桥本虎之助大佐前往东北，希望能够控制住军事行动不要再扩大。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私底下却不断支持关东军的行动，最后终于导至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决定，利用他们在中国东北大胜的威势，联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同志，推动十月政变，建立军人政府，以免日本政府与军部老在扯后腿。
这个政变计划，由板垣征四郎通知参谋本部俄国课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与樱会的少壮派军官共同策划，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由少壮派军官率兵发动奇袭，控制参谋本部，然后出动军队占领警视厅，包围首相官邸，屠杀内阁官员，拘捕陆军省内不肯合作的高级将领，然后推出东乡隆盛元帅出面奏告日皇，组成军事内阁，由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首相，甚至准备假如裕仁不肯接受这个政变要求，将逼裕仁退位，由其弟轶父恭亲王接任。
但是这个行动，因为波及到日皇裕仁的地位，因此受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反对，荒木贞夫大将也不敢予以支持，所以军部在十月十七日调动支持日皇的部队出动，抢先化解了政变的企图，但是当时的政府与军部，却担心假如大举的追究政变责任，会使日本关东军真正的“叛变”，也会造成满洲事变会以失败收场，因此日政府仍然对少壮派军官作了让步，就是只对准备带头政变的桥本中佐进行隔离审讯，其它参加政变的军官仅给与行政处分，并且由日皇派专使到关东军司令部，表达日皇对关东军的关怀，才消弭了关东军与东京之间可能决裂的“战争”。
4.3 “临参命”约束不了关东军
日本政府此时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了，当时日本不愿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苏联，害怕与其在东北霸占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当时苏联控制着所谓“北满”的中东铁路沿线，假如关东军北上进占黑龙江省，苏联是否会进行自卫反击？虽然苏联在十月中旬，对日军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中立的态度，但是日本的参谋本部仍认为，对于苏方真正的军事意图不能不加以防范5。所以日参谋本部决定强制约束关东军，不得进入北满生事，参谋本部决定祭出最后的军令王牌，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帷幄上奏日皇裕仁，颁发指挥与约束关东军的“临参命”给参谋本部，这是参谋本部决定以“临参命”的最后手段，来控制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这个消息迫使关东军暂时改变进攻北满策略，决定招安一批东北边防军里的失意军阀与部队，在黑龙江充当爪牙，关东军则在幕后提供支持，以减少与东京军部直接的对抗。
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眼看自己在东北的根据地，在不抵抗政策下，在几天之内，就丢掉了辽宁、吉林二省，剩下的黑龙江省，也在投降日本的伪军的进攻下，显得岌岌可危。因此张学良在十月八日，决定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统率部队进行反击。结果在十月十五日的江桥一战中，马占山部大败伪军的进攻。关东军担心东北百姓的抗日义勇军，很可能会因为江桥起义的胜利枪声，而跟着风起云涌的发展，因此断然的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全力歼灭马占山的抗日力量，否则会后患无穷。
关东军既然决定自己亲自出兵，那么也就是公然的挑战参谋本部的要求，当关东军开始集结进攻黑龙江的东北军阵地时，此举当然惊动了东京，于是日参谋本部从十一月五日起，正式发出“临参命”，企图制止关东军进攻的军事行动。但是临参命却没有达到军令如山的断然效果，关东军在朝鲜军加派两个混成旅团的支持下，发动了江桥作战。马占山部再次奋勇迎战，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但最后日军再度发动陆空联合攻势，东北军在后援与兵力不足下后撤。当然关东军更大的胜利是，打败了日本参谋本部，被日军视为最高命令的临参命，以无军令上绝对的权威了。
关东军之所以敢对临参命有所违背，除了抗命成习的跋扈传统之外，当然也是受到陆军省的支持。这时候的陆相南次郎，已经看出若规内阁陷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他自己也被陆军省内部少壮派军官所包围，因此南次郎在内阁中，竟然提案，要求内阁增兵支持关东军进攻黑龙江。这等于宣布陆军省与政府政策不合，陆相随时可以辞职而导致内阁总辞。
同时，这也出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政策冲突问题，既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意见不合，关东军就有看风向、钻漏洞的机会了。而参谋本部对于关东军的抗命，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派遣参谋次官二宫前往关东军司令部，监督关东军执行军令，但是二宫在关东军司令部，居然并未严格的执行参谋本部的命令，反而一再为关东军的立场向本部提出申辨。这真是日本军事历史的奇观：九一八事变，一方面是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另外一方面则是关东军与日军参谋本部之间的权利战争6。
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关东军的违抗参谋本部的临参命，还是要有所限度的，因此在参谋本部连发九道临参命，严厉限制日军在黑龙江省的军事活动下，关东军只好在击败马占山部后，暂时有所收敛。既然军部暂时不准关东军在北满攻掠，刚好土肥原贤二又在关内的天津，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回师向南，进攻辽西的锦州，以彻底瓦解张学良在东北的军政影响力。但是参谋本部立刻下达四道临参命，强力约束关东军，不得径自采取袭取锦州的攻势，但参谋本部没有想到，这已是自己将要被关东军击败的前兆了。
4.4 日本帝国覆灭之路的开端
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充满困惑，百姓则是人心惶惶，东京金融市场一团混乱，大家都不知道关东军这样抗命蛮干，会把日本推到何种危机的深渊之中？但是基本上，日本是一个崇拜实力与英雄的民族，日本人关心赢、输的结果，远远地超过对错的选择，因此，当关东军接二连三的捷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民开始热烈崇拜神威无敌、又能开疆辟土的关东军，连日皇裕仁都被这种突然的重大胜利冲昏了头，裕仁实在非常惊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认为中国军队简直是“有如满清的太监”，至于关东军阴谋叛变与违抗军令的“小问题”，日皇都忘光了。
于是，一种继承明治大帝开疆扩土的胜利情绪，影响到日本上下的意见，日本民意开始转为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包括日皇在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开始认同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开疆域于万里”的壮举。关东军是胜利者，因此就是赢家。参谋本部的日皇军令，最后竟然斗争不过关东军的自做主张！若规内阁与金谷范三大将既然站在“抑制”民族英雄的立场，那么只有面临改组下台的命运了。
这时候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热情，已经大大地受到刺激而陷入狂热之中，这些受到操纵的民意舆情都认为，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替帝国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政府实在不应再扯关东军的后腿。若规内阁在对内无法控制军部与关东军的行动，对外无法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提出总辞。十三日犬养毅内阁成立，皇道派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真崎甚三郎出任参谋本部次官（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也下台，由闲院宫亲王戴仁接任），而新的内阁正式同意，将第四与第八师团调往满洲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且追认第二十师团从朝鲜移防满洲的事实，内阁通过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正式划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绥靖区域”。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政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不过当时力主关东军应该撤兵的外相币原重喜郎，曾经说过一句历史的预言：“关东军的进占满洲，将给日本吃下一颗炸弹“。但是当时陷入胜利狂热的日本君、民，一致认为关东军是为日本吃到了天鹅肉。后来的日本外相重光癸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逐步成为军人专政的国家，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的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附注：
[1] 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2]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
[3] 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4] 在日式的观念中，对与错并不重要，赢或是输才是真理，所以有无正当理由侵略中国，根本不是重点，而是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的东北，才是重点。
[5] 谁知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准备将计就计、借力使力，让日本暂时在东北完全得逞，结下中日爆发大战的历史引信。中、日之战，必将是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来对付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
[6] 这再一次的证明，日本人只有赢与输、没有对与错的观念，关东军既然获得连胜，成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就没有抗命与违法的问题存在，反而是约束关东军侵略的参谋本部，成为了需要整肃与改组的机构。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在九一八事变之中，日本的关东军竟然能够在百日之内，就以有限的伤亡，大体的完成东北三省的占领，当时的东三省面积为日本本土的三倍，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关东军这种军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说是闪电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皇军无敌”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若是分析当时的战局，就可以知道，中国在东北的守军，原来就是实力不足，又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锁在仓库中，就是不战而退，当然更有边防军响应日军的招降，自动地把武器、仓库献出而成为汉奸的。因此关东军的百日大胜，只是在中国军队“礼让”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说是“胜之不武”。
5.1 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借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斯大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5.2 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干隆中叶以降，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面对西洋挑战所响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国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缘之中国的写照。
5.3 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持，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5.5 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借口，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全盘状况，才不致于误以为不抵抗的政策，是蒋、张二人“亲日”的选择。这个对日军挑衅不抵抗的权宜性政策，其中实在有着太多主、客观不得已的环境与背景。假如蒋张二人要是亲日，张学良随时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拥立，早就成为所谓的“东北王”；蒋介石也可以放弃东北主权，而得到日本大量的军经援助，以扫平群雄，成为中国的新领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对统一与建国的众多挑战。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主管的认同，不是蒋张二人私下可以说了就算数的，虽然这个政策是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与极大的压力，甚至几乎成为蒋张二人“不抗日”的历史罪名。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蒋介石虽非“反日派”，但是绝对非“亲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当成他们大陆政策最为主要的障碍，张学良与日本人更有国仇与家恨。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为抗日尽力最多的，正是蒋介石，而不是批评他们的人。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甚至可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自的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曾经与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与合作，他深知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国力，相差太远，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两国断交宣战，十日之内中国就会亡国。”而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的动员。
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有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一战的国力与军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时，日本籍口护侨，出兵山东，迨蒋介石下台，日始撤兵；次年，革命军克济南，日本再度出兵山东，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五三惨案），就是企图造成中日战争的冲突，以阻挠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明知日军恶意的挑衅，但是仍然采取极低的姿态进行退让，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发战争，而阻碍中国统一的大业，这就是中央军在山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对于这个屈辱，不但在其日记中，有着势必雪耻的决心，其后蒋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在设法寻求如何的统一中国与复兴中华民族，以使中国有力量来击败日本的侵略。之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对以及中国抵制日货的压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东的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这个结果也让国民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对于日本在中国无理的军事行动（若是妨害到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应该是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牵制作用。
5.6 东北的国防实力空虚
而当时在东北守土有责的东北边防军，其实只是奉系地方军阀所改编的部队，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作战编组、训练与作战能力，同时又不接受国民政府直接的号令与支持，全是“土法炼钢”、自求多福的独立发展与运作，以军事的标准而言，只是改编的民团而已。多年以来，对于日本与苏联在境内拥有现代化装备与训练的驻军部队，一直是采取忍气吞声与息事宁人的做法。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企图配合中央政府的清共政策，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激怒了苏联，斯大林立刻调动大军反击。张学良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红军部队如此强大、迅速的反应，故没有动员足够的兵力。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而无力支持（其实就是要支持，恐怕也是一样的惨败），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这次的经验，让张学良觉得自己的维护国家的主权行动受到出卖，也让张学良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无法有任何的能力支持东北对抗强权，而东北军的实力，真的还只是地方部队而已，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权单独作战，因此张学良清楚的知道，假如东北军与日苏爆发任何的冲突，一切只有由东北军自求多福。
在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日盛之时，张学良却将大军主力调入华北，以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平乱，东北留守的兵力实在不足，部属又不断的发出告急的请示，造成他极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赶回沈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但是张学良在五月底因为伤寒住院，七月底病愈之后，又因为华北的局势，出现日本策划的反南京政府的兵变，造成张学良进一步增派五个旅的兵力入关平乱。虽然华北的兵变很快地就被平息，但是局势仍然紧张，军队无法抽调回防东北。最后，张学良准备九月五日返回沈阳，不过在行前，又得知关东军可能会对他进行刺杀，因此打消回沈阳处理危机的计划，这时候，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个人误事
在这种危机与低迷的局势下，不但张学良滞留北平不归，东北大部分的军政首长，也都纷纷地离开职守，以规避应变事变爆发的决定责任，像身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不在职责所在地掌控局势。在这种从南京、经北平到沈阳的“不抵抗政策”，阻碍了任何全局与深入的应变计划的拟订，而在事件爆发的紧急时刻，更是没有领导的主管可以指挥与应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大部分的东北军都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有组织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说的：“中国守军有如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现场，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之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营查看，当日军向北大营发动军事攻击之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根本不在营内（人在沈阳参加水灾募款晚会），下属的六一九、六二与六二一等三个团长，只有六二团长王铁汉于枪声后赶到营内。旅参谋长赵镇藩联络不到旅长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应该如何应变，所得到的答复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军进入。
假如东北军执行这个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军全成战俘，当然是东北军所不能接受的。最后旅参谋长赵振藩决定突围，而王铁汉团长决定下令自卫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甚至可能会借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九一八事变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强调在中日国力悬殊之下，国民必须逆来顺受，政府将设法在国际联盟中，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因此无论事前与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来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外交上则是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
总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之所以没有进行有组织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是如同谣言的说法或政客的批评，说因为当时的张学良，正在沉迷欢场女色，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而误了大局，同时也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指示而误事。在基本上是出于国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选择，同时对日本军政情势判断发生的错误，因而造成历史悲剧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当时政府保持着消极与被动的不抵抗政策，影响到政府对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毫无应付事变的周延策略与准备，所以没有布署防御的部队，也没有设计应变的作战计划，当事变在仓促之间爆发之时，中国根本无法进行应有的应变。同时国民政府也误以为只要中国部队不抵抗，日本总不至于在连借口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公然地发动侵略3。何况当时日本政府，的确不赞成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甚至连日本军部也要压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行动。
顺带应该要澄清的事实是，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的确由于年少得志，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比起当时的其它同级的军政人物，甚至党国大老们的表现，张学良并不算声名狼藉的。可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错误印象，莫过于与汪精卫唱和的文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类以讹传讹的宣传，只是纯粹为了羞辱张学良的“文斗”而已，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根据所有的查证，名影星蝴蝶女士，事实上根本没有与张学良有过任何交往的记录，事变发生的当天与前后，蝴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归，虽然当时朱家几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与张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朱五女士是张学良部属之妻，与张更没有任何的感情牵扯；只有赵一荻女士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而张、赵之间不是露水姻缘的男欢女爱，而是携手走过人生富贵与失意的真正情侣，他们最后在台湾完成正式的婚礼。假如说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艰巨挑战的，恐怕是他的体能问题，先前张学良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在紧要关头身体更难负荷重大决定的压力。但两年后他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5.8 东北军民浴血抗日
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东北共有三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后，关东军可以说是按照预定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天之内就顺利攻占了辽宁大部分的地区，而接着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军自动投降，日军在三天之内也就完成了对吉林的占领，至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早有汉奸张景惠作内应，只待苏联方面允许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军企图攻占黑龙江省时，才正式遭到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
由于关东军一击成功占领辽宁，又有汉奸接应“接收”吉林与哈尔滨，面对进一步的控制黑龙江省，则因为关东军的兵力不足，以及参谋本部不同意出兵北满的压力，迫使关东军指使已经投降关东军的伪军张海鹏军阀，率兵进攻黑龙江，不料受到黑龙江的于兆麟部反击，并且联络马占山部队，烧毁了江桥铁路桥，击败了汉奸部队的进攻，关东军唯恐东北军抗日的英勇形象，会积极带动东北百姓的抗日风潮，使得关东军决定直接介入。
这时东北军第三旅的旅长马占山，已经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在击败伪军的进攻之后，决定继续坚守江桥，而关东军则决定出兵江桥，引发了关东军违抗参谋本部“临参命”的重大事故。结果马占山部在江桥奋勇迎战关东军，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一度造成关东军极大地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动员关东军所有的部队参战，同时紧急向朝鲜军借兵助战，日军在十一月五日，对马占山发动前所未有的陆空联合攻势，日军猛攻了半个月，最后马占山在缺乏后援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后撤，但是却打响了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起义旗号，激动了中国人民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暴露出关东军并非无敌的“神话”。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变局，张学良当时唯一的军事布署，就是在辽西的锦州，设立了临时的军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同时把留驻东北突围的部队集中锦州，张学良希望保有辽西，作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是既无护侨的借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只有为此再度发出四道临参命，以控制关东军企图占领锦州的行动，在临参命的压力之下（这回关东军不易为自己行动找到辩护的借口），关东军只有暂时停止进军，但是设法派遣投降日军的汉奸军阀部队，前后三次攻击锦州，但是都被东北守军所击败，因此关东军对于辽西的张学良据点，是几乎一筹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与军部都进行全面的改组，新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决定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因此日本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正当日军准备动员大军围攻锦州之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乱与斗争之下，进行改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蒋张的粤派人士孙科等人，主导国民政府的政局，并由反蒋、张最力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虽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一连发出两道命令，叫张学良死守锦州，但是由于粤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挽回财政混乱的危机，又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与张学良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张学良根本无意听从这个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所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愿意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连上海的银行，也不敢接受它所发行的债卷）。
在关东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对锦州发动攻击之后，东北军只在外围进行局部的抵抗，张学良在确定粤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无法也无力支持东北军抗日之后，于次年元月二日下令，东北军自动弃守辽西，因此日军轻取锦州，直逼山海关的华军防线。
日军既然顺利攻占锦州，又得到苏联方面不干预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立宣示，这时已经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关东军，再度挥军北上，以优势的兵力，顺利地攻占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整个中国的东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地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不愿意成为日本奴役的东北军民，自动自发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表现出中国人豪勇的民族气节。他们也开始惊醒全国同胞，中国人需要团结奋斗，以扭转可能亡国的考验。
附注：
[3] 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
第六章、弱国的奋斗与挣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分水岭事件，由于日本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少壮派军人违抗命令，而且还逐步地认同他们为帝国开疆辟土所作的贡献，从此之后，日本演变成为一个由少数军人专政的国家，从此国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后换得了亡国的历史结局。
而中国却从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打击之下，开始逐步的觉醒。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受到这个危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死里求生的挣扎，从一个近乎完全破碎与衰亡的局面，开始凝聚出一点国家认同的元气，慢慢的独立进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十四年，最后是熬过历史的浩劫，获得了光荣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复兴立刻又受到英、苏、美强权的联手阴谋出卖的打击，但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她已经走出历史的最低点，开始有了国家再生的能力。
6.1 中国分裂与衰弱而招来外患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要不然关东军的这几个少壮派军官，也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侵略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三个中央政府，十几个地方独立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省的地区而已，从清朝中叶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种中国面临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日本军国主义正乘人之危的侵略中国。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蒋介石一贯的主张是，只有先统一内部，才能完成建设与发展，这样才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力量争取中国应有的权利。蒋以及绝大多数的国民政府领袖们，虽然都多少的了解到东北局势已经出现危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连日本政府与军部，也无法控制住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斯大林更是顺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势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与东北所面临的危机，除了再三的交待张学良不抵抗之外，并无进一步的准备与对策。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甚至没有把握能否解决关内分裂（中共与广州）的危机，哪里还能有力量去对付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与挑衅。基本上，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至少当时的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国的东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军部也一直担心苏联从背后突袭，因而不在中国东北采取公然的军事行动。所谓不抵抗政策，原是针对杜绝关东军的挑衅借口而发的（并非当日本真正武力侵略东北时，仍不予以抵抗）。
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中日双方派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直接到东北监督停火，然后商议撤军的问题，这个方案已经被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这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意已经陷入激动与失控的状态，国人一致认为日本若是不先无条件撤兵，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必要，激动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殴打外加部长王正廷；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对日本的交涉，都当成汉奸般的严厉批判，造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几乎为之瘫痪。“不撤军、不交涉”便成为民意强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针，造成当时政府中没有人敢再谈与日本交涉的事，诉之国联变成当时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国联，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超国家的维护和平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确在几个国际强权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国联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二十二日国联就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撤兵的决议[2]，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弄不清楚状况，更控制不了关东军的行动，反正日本政府发表了所谓“不扩大”声明来敷衍国联，因此这个决议根本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关东军停战撤兵，反而坐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状况下，国联在中国的要求下，于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国需要能够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与南满铁路运”的前题，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称，中国无力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侨民与铁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还要继续增兵以护侨与护路。最后国联看到日本实在是胡作非为、公然破坏和平进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决议，要求日本撤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只有设法作出缓兵之计，由日本外相币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则，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
币原的五原则是：一、中日双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三、中国禁止排斥日货。四、中国负责保障日本在华侨民安全。五、中国承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义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五原则还算合理，但是玄机就在于第五条，日本要想国民政府承认已经被宣告无效之“二十一条”的效益，这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这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陷入重组的过渡状态，没有人能够当家主事，所有的军政负责人，光是要应付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召开，有关宁、沪、粤各派的内部纷争，就已经分身乏术，加上舆论的强烈批评，根本没有人敢去负责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动与绝望的学生不但进行罢课，而且到处冲击国民政府的机关，强占列车开向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与日本宣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高级首长出面对学生解释政府的立场，只得到更为强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学生的请愿代表，极度不满党政首长的解释，甚至在南京中央党部，围殴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与教育部长蔡元培。
6.3 政府改组危机扩大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广州的国民政府终于愿意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团结御辱的会谈，加上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人马，三各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别举行国民党四全代表大会，各自选出自己的人马，所有叛党与割据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为拼凑的“团结”政府，广州放弃国民政府的名号，却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下，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在胡汉民的强烈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决定辞去本兼各职，而由广州的国民政府入主南京，负起对日交涉的重责大任。
这时候，日本的若规礼次郎内阁，也因为无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危机而下台，而由犬养毅首相接任。犬养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对于中国的革命以及孙中山的理想，都相当的同情，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更是有着私人的情谊。因此国民政府在孙科主政，以及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当时陈友仁还非常乐观地认为，犬养将会尽力化解日本内部争议，最后还是会以外交协议的方式归还中国东北。但就事实的发展而言，这时候日本朝野都已经改变原先的观点，开始支持“胜利者”关东军的夺取中国东北行动了（要记得日本是一个崇拜唯力的民族，谁的力大谁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国会正式通过嘉勉关东军的决议，当天日皇也正式核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绥靖行动”。因此就算是犬养毅真的有心想要约束军方，这时候已经是心余力拙了。而日本的军方怀疑犬养毅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更为排斥中日以外交解决东北的构想[3]。
不管家不知家道的艰难，广州派的人马入主南京之后，才发现国库的空虚，与国家的混乱。当时每个割据的派系人马都“高言”抗日，但事实上，每个派系的人马都知道打不过日本，谁若是要当出头鸟，谁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当时中国财政的困难，更是超过广州派人马想象的程度，他们根本发不出粮饷，弄得公务员罢工，军队要哗变，这时候日本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洛阳办公，粤派的国民政府只有请辞，再度让蒋介石复出，来处理艰巨的国事了。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可以说是陷入中枢无主的状态：要战没有实力、要和没有决心，四分五裂的国家、民穷财尽的政府、加上只知内战相残的军队、激动绝望的学生、兴风作浪的政客、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真的能够面对进一步即亡国的挑战吗？从蒋介石的观点看来，中国唯一的机会，只能从死里求生，那就是设法忍辱负重、争取时间，统一与建设国家，然后设法组成一支有现代战力的军队，才能再与日本进行决战。但是在当时而言，这种想法却是不会被舆论所接受的，民情激动得现在就要与日本一决生死，“立刻抗日”更是当时所有割据势力，反对蒋介石进行统一与建设的护身符，使得蒋介石在准备抗日的努力上，增加了无数与不必要的困难。
在当时，比较展露出希望的，就是一般国民自动自发出现的民族主义感情，在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日的反击之后，中国各地的民众，都自动自发的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国人在极度的穷困之中，设法慷慨捐输，东北人民在不到半年之内，组成多达四十多个抗日组织，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浴血抗战，从南到北攻击关东军在东北各处的据点、切断日军的铁路运输、刺杀卖国的汉奸，甚至数次进攻像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迫使日本动用五个师团以上的部队，在东北各地进行屠杀式的镇压。
东北义勇军的奋战成果，一度可以说是震惊中外，但是在苏联协助日本封闭外援，以及日军进一步占领热河，切断关内的支持管道之后，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终于在缺乏外援，没有武器与弹药的补给下，才逐渐地被日军所压制住，但是仍有许多东北的热血青年，设法辗转入关，或是成为流亡学生，或是投身军旅，成为抗日的先锋与烈士。而像“长城谣”等的爱国思乡歌曲，更是激励起同胞爱国的民心士气。一部分的国人开始了解统一与建设的重要，中国于是开始逐步走上团结与准备抗日的道路。但是日本对华的侵略却是没有一刻停止过。
附注：
[1] 假如中日双方继续的直接交涉下去，是否会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以解决九一八事变？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至少蒋介石在后来的检讨中，有过这样的想法。
[2] 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中国根本没有进军，甚至没有抵抗，完全是日军单方面的侵略，从哪来的双方停战与撤兵？
[3] 犬养毅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
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中国东北悍然抗命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居然能够赢得日本多数民意的支持，因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激变，少壮派军官从此实际上掌控了日本的政局发展方向。而由于关东军极欲无中生有地完成“满洲国”独立大业，不希望国际社会过于集中注意力，观察其粗劣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的伎俩，因此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设法在上海大都会，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7.1 日本在上海制造冲突事端
这时日本的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当然也希望能够借机表现，以扳回一些颜面与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到兴趣，而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已经完全受到军方与军国主义的民意牵制，对于上海的紧张局势，只有完全信任与授权海军来处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的主要都会地区，在学生与工人阶层，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愤慨与敌视。此时在中国境内的日侨与日本产品，都成为中国人民排斥与攻击的对象，所以要想在国际的都会上海，制造中日冲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与投靠日本的特务川芳子[1]，操纵日本浪人共同设计一个中、日的民间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的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的暴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与火烧三友实业社，并且要求日军立即动员前往上海，对中国兴师问罪。
而早已等待机会表现的日本海军，当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大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调派更多的海军与陆战队前往上海，一方面对上海市政府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这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不知谁在当家的状态之下，只有设法委曲求全的答应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7.2 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但是日本这次没有这种运气了。当时驻防上海的守军，是经过中央收编广东的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会完全言听计从。这时候的十九路军，真是鬼使神差地从江西苏区前线调防上海，进行整休，指挥十九路军的将领是蒋光鼎与蔡廷锴，他们对于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可以说是敌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当日本海军又想在上海闹事之时，当然就兴起守土有责的决心。十九路军的高层指挥官们，观察到日军有可能在上海进行挑衅的意图，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又陷在改组的过渡状态，因此便自己决定，假如日军真的在上海进行挑衅，他们绝对会给与反击。这个护卫国土的决心，也得到十九路军部属的衷心支持。
当时的粤派主掌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身无粮无饷可发，到处借贷又无门，地方割据势力根本不听指挥，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难以招架，内部还经常爆发内讧。当时蒋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失控状态，日军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扩大冲突、威胁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十九路军“打招呼”，希望不要与日军冲突，假如发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处理。
这种低姿态的不抵抗政策，当然无法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何应钦原本干脆下令，准备调宪兵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市内的防务，不料日本海军却抢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调兵进入上海市区，对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势，十九路军立刻加以还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开打。原先日本海军对于自己的战斗优势，有着绝对的信心与把握，他们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指挥部队的能力，蒋介石又不在职务上，中央军大部分仍在江西苏区作战，以及部分支持策应华北的局势，因此根本无法调军救援上海，以日本陆战队的兵力来对付疲弱的十九路军，根本是牛刀小试，绝对会一战功成，而能与关东军的胜利争锋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日军出动时曾狂妄地表示，日军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闸北。虽然十九路军的装备落后，而其当时的粮饷不济（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钱了，其它的部队也差不多没有领到粮饷），但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血的精神，激发着这些军人决定与日军进行一场血战。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兵”之时，华军就以陈旧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气与无畏的热血，给与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盐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进行浴血抵抗，迫使日军面对逆势的包围，因此他只有下令陆战队在吴淞登陆增援，在中国守军猛烈的反击之下，而无法登陆成功，另外一支日军在江湾竟然遭到围歼的命运。
这种战果，大大振奋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海内外的中国人慷慨捐输，前往前线劳军与看顾伤兵，更有青年人报名参军以支持守军抗敌2。
7.3 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商业利益，日军的目的只是要中国军队撤退，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但其实植田只是为日本陆军部队的攻击行动，增加一时准备时间而已。
粤派主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力运作的地步，当然更无法挑起抗日的责任，最后只有宣布总辞。国民党高层在紧急会商之后决定，重新启用蒋介石指挥军队，汪精卫负责政务，胡汉民返回广州，国民政府先迁洛阳办公，以避免日军从上海沿江而上，长驱直入防务空虚的首都。当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之时，蒋介石也立刻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警卫师，编成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的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植田谦吉的任务就是在上海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的军队，因此在布署大军完毕之后，于二月二十日，在海空军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在江湾与朝行之间，由坦克支持步兵，发动中央突破的猛烈攻击。这场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三军立体攻坚战，但是十九路军的豪气干云，第五军更 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两支部队立刻联手反击日军的攻势，多处的阵地是浴血的反复冲杀，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日军并没有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而达成任务，特别是在朝行争夺战中，日军被八十八师逆袭，而遭到惨败。此时中、外的舆论兴奋与哗然，中国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极，国人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
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国陆军只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四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两个师团派到朝鲜，一个半师团在上海，再要调兵就要影响到日本整体的防务了，所以日本现在只想赶快在上海做个军事的了结。日军的参谋本部，不顾阵前易帅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别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新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第十一与十四师团，以及飞行团加入上海战斗序列（这时候几乎多达一半的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这时重掌兵权的蒋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时与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开会商定，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分别要求割据各路的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是各方反应却是非常的复杂，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将帅们，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有所损失，更不愿自己的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的部队会乘机袭击，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与计划。
7.4 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