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结论就是，史迪威是可以领导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的「名将」 [14]，中国的军队必须交给史迪威统帅，蒋介石与中国军队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因此中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可以说是一无贡献。
这个「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造成罗斯福逼迫蒋介石，交出中国政府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的霸道做法，更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实整个中国被否定与被出卖的历史，都是盟国的政治野心家一连串的政治陷阱所设计造成的，中国绝对没有想到，盟友会比敌国还要残酷。此时之中国正处在被盟国出卖的全面危机之中，但她仍必须要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最后的挣扎。
33.9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錞《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 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附注：
[1]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又失去这个地位。苏联对中国「友好同盟」的邦谊可见一斑。
[2] 美国提出的整套方案，代号为 BOLERO 及 ROUNDUP，盟军先在英伦三岛集结超过一百万的优势兵力，加上空、海军的支持打击，于一九四三年夏渡过英法海峡反攻欧陆，但丘吉尔用尽方法抵制此案，原因是丘吉尔想藉延长大战的时间，把德国彻底消耗掉，好让英国一劳永逸，从此少了一个最头痛的竞争对手。
[3] 有关丘吉尔由地中海仰攻德国的奇想，做为英国的政治斗争手法，在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一书中，有非常深入的批评。
[4]这点非常的可惜，事实上，罗斯福在战争刚开对于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的贡献相当的肯定，是美国友华派的领导人，蒋介石不能与罗斯福多主动接触，结果造成反华派的军人与官僚蒙蔽罗斯福的判断。
[5]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的姻亲，但是绝非一位迎逢的政客，他不但经常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与蒋介石闹翻过多次，不管他的做法是否正确，但他是一位很有坚持的政治人物。
[6]当时的英国与苏联，都已经获得美国几十亿到百亿美元的大量援助，才能撑住战局，而中国参战比它们还早，中国的国力原比它们还弱，所以中国需要先打通缅甸通路，获得实质的援助之后，才能展现战力，配合盟国的反攻计划。
[7] 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作战，投入的力量是远超过作战实际的需要，根据作战实况，盟军其实只要使用一半的资源，同样可以成功的登陆。
[8]这是史迪威最为恶毒的做法，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竟然专门做出卖中国战区的工作，而预言中国将立刻被日本打败，根本就是史迪威自从七七事变以来的「职业」性预测，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像史迪威过去所说的，在中日全面战争六个月之后就被打垮，也没有像史迪威又说的，中国再打一次鄂西会战就会崩溃，事实上，中国后来又打了比鄂西会战规模还要大的六次会战，她还是没有倒。
[9]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盟国反攻缅甸以支持中国战区的承诺原是一个骗局，十亿美元的贷款，是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就提出，罗斯福同意优先考虑的。因此反攻缅甸与贷款并无关联，时间顺序也证明交换条件说的荒谬。
[10]中国是美国的盟国，为了打败日本，她已经是牺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当时盟国并肩作战，由美国提供军火与经费支持，原是反法西斯同盟标准模式。中国比英国与苏联所做的牺牲，都要大得太多，但是得的援助却少之又少，更何况这只是贷款用来周转与维持国家的抗日战争而已，将来会全数还清的。美国政府可以不借，但不必把中国借钱的要求，当成头号公敌来对付。
[11]问题是，盟国又自己推翻决议，取消了反攻缅甸的计画，重开滇缅公路已经无望，那么中国只有等死？
[12]难道马歇尔忘了，盟国并未批准史迪威私自决定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那有义务出兵支持史迪威个人的作战冒险，中国战区还要不要军力来维持了？
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没有拿到多少美国的援助，因为缅甸的通路没有打通呢！
此外，难道中国接受美国援助，是为了要当英国在缅甸的「佣兵」，而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
[13]对照其它盟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总共都在百亿美元以上，而且有许多笔钱是有借无还的，中国是规规矩矩向美国借钱，而且保证会还钱的，竟然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大概美国嫌中国借得太少了？
是不是希望蒋介石应该向斯大林学样，开口要个一百亿美元（而且是从头就打算赖帐的），美国总统反而会亲自将钱送来？
[14]除了偶尔忘记自己是统帅大军的指挥官，把部队丢了就跑（详情请参看三十章滇缅作战）。
第三十四章、日军孤注一掷的疯狂反扑
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决定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救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后，由东条英机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知道，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解决中国事变了。日本既然没有足够的兵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保持现有的战果，以谋求一个较好条件的停战交易。东条政府于是提出了建立日本“绝对国防圈”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已经是不求胜利之被动与守势战略，但是却成为支配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东条英机政府之所谓绝对国防圈，就是设定保障日本本土安全，与维持战争资源供应，所需的最小控制空间。日军大本营认为，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个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战略要求，对于已经不求战略胜利，而只求自保的日本政府领袖而言，正好配合了日本民族极端缺乏国家安全感的集体心理，因此使得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与达到目标。此外，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及南方军总司令部中的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更为奇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必要时，日本的战略决战主体，将从日本本土，转到亚洲大陆进行。因为日本岛屿的战略空间太小，无法承受强大的攻击；在亚洲大陆，日本则控有足够宽广的战略空间，以及较多的战争资源，可以适合长期作战。所以日军有意扩大在中国的战场空间。日本的海空军，这时候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美军猛烈的打击，扩张与反击已经是不可能了。由中国华南基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更对日本绝对国防圈之运输通路造成重创，特别是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合作，非常有效的攻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南洋经台湾海峡到其本土之航线），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高达一百万吨以上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之危机。这是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安全运作，最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整个作战武器军火的生产，以及民生必需品，供应上都开始发生严重的困难。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确保其绝对国防圈内运输线的安全，就必须要在中国以及缅甸战区，同步进行孤注一掷的大反扑作战，作战核心的目标，就是消灭中国战区内的战略空军基地及补给线，以确保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安全。在缅甸战区的攻势，是要切断驼峰运输的通路；而在中国战区的攻势，则是彻底破坏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国空军基地。
34.1 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
一九四三年秋季，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开始依据大本营的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一个决定日帝国战争胜败的作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一、攻略中国南方与西南方的中美空军基地。因为这些空军基地的战机，已经严重危及日本由南洋通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作的生命线所在，若是继续受到威胁，日本将很快就失去长期作战的能力。二、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在陆上进行联络，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成一体，用亚洲大陆的战略空间进行决战。三、是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军力与作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之后，开始研拟一个由北而南的全面攻势作战计划，也就是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与彻底扫平华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其实这个作战攻势方向，曾是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攻略战法，但是日本却一直不能掌握这个战略构想。直到六年后，面对山穷水尽之时，日军才想采这个作战方向，为日本帝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反扑。经过日军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几次全面会商，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日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这个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是为“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 Ichi-Go）此计划的纲领是，日本本土将再增加兵力的动员与投入，关东军与南方军则尽量提供支持。第一期作战，是先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华军在河南的主力。第二期作战再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动直攻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期是成立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的作战，与华南的第二十三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十一军的会师行动。第四期作战，则在打通粤汉铁路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路。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1。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34.2 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34.3 日军打通平汉铁路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持与打击作战。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持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持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它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持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它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
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接着日军的主力又朝向西方发动连续的攻击，企图围歼汤恩伯的主力不成；日军立刻朝向洛阳外围发动快速攻击，彻底击溃了洛阳外围的中国守军。然后在五月十八日，日军六三师团负责由东向西进攻洛阳，而日军一一〇师团与战车第三师团则由洛阳的西方迂回攻击。不过日军对洛阳的全面攻势，这次遭到华军强烈反击。洛阳守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旺盛的作战意志，挡住日军极凌厉的攻势，此举惊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是日军调集部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围之势，再攻洛阳。华军在兵力悬殊、援军不到的状况之下，仍然拒绝招降，浴血奋战之后，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从洛阳突围。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则在后续的作战中阵亡。
此时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两个旅团，渡过黄河的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的交通，阻止华军向东的驰援；同时扫荡华军在洛阳以西的主要后勤基地，以及夺取华军在卢氏的主要军需品供应仓库。华军在第一战区，出现了全线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国内外的舆论出现大量悲观与恐慌的报道，说华军已经失去战力，蒋介石只有撤换蒋鼎文与汤恩伯的职务，及派陈诚前往坐镇指挥，调胡宗南负责监视延安共军的部队，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攻势。由于日军立刻就要在湖南发动大兵团作战，因此停止了继续向西的攻势。
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
34.4 日本十一军发动长衡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南战场获得大胜之后，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心，就转到湖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对于第十一军准备攻占长沙、衡阳的作战，寄予极大的期望，因为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长、衡之战的赢输，日军必须击败长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以佃俊六特别前往武汉坐镇指挥，同时加派更多的部队助攻。受命指挥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当然更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事关重大。横山对于进攻长沙，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因为过去日军曾经三度试探，都未能占领长沙，使得华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更是因此成为华军将领中的虎将。所以此次日军进攻长沙、衡阳的大会战，将是衡山个人军旅生涯最大的挑战了。由于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之战，给予全力的支持，使得衡山可以指挥的部队高达八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单是在兵力上，日军就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优势。因此衡山在详细检讨过去三次长沙作战的得失之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部队的计划。过去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兵力，最多是三个师团加上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持的准备，也是以两个星期为度。但这次横山勇的作战计划，动员的总兵力是超过八个师团（三十六万人以上），他更将日军的作战纵深，根本延伸到衡阳，所以日军在兵力的优势以及作战计划的规划上，都早已经超越薛岳过去防御长沙的“天炉作战”之架构。衡山的作战计划是，利用五个师团，作为第一线兵力，三个师团为第二线机动兵力，进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将主力放在左翼的攻击，沿着湘、赣交界南下，大迂回长沙的东南方，先攻占浏阳，再包抄长沙后侧。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的布阵，以打击长沙外围的华军为主攻对象，然后再进攻长沙城。日军中路的攻击则是依照传统的进攻长沙模式，沿粤汉铁路南下，击破华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派军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从侧后方进攻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由于横山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乘华军全力在长沙作战之时，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
而横山勇还设法进行大规模的欺敌行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日军的作战目标，有可能是沿着长江西上，进攻重庆，或是准备再度进攻常德。由于横山对于这两个战略要点的攻击，都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也让重庆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视。蒋介石保留卫戍部队放在第六战区，作为保卫重庆的准备，而没有全力支持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日军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为主，因此特别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第九战区，协助薛岳布阵对抗，但是由于“长沙之虎”薛岳，已经在防卫长沙的作战上，三战三胜，对于防卫长沙，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执着。他相信史迪威的美军判断，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长沙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天炉作战，已经是天衣无缝，所以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定仍将在长沙决战，再次合围进攻的日军。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队，也已经发生员额与装备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华军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陈诚，已经因为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失去大权。在政潮冲击之下，蒋介石又重用何应钦来防止军中将领的“叛变”，而何应钦与薛岳以及粤系将领，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验，薛岳实际上又功高震主、锋芒毕露，何对薛当然相当的“感冒”，更加要给薛岳一些不方便。于是在大战前夕，第九战区的兵员与补给，不但没有优先得到补充，反而是能拖就拖。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支精实、充裕的日军与虚弱内斗的华军对阵，双方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早已有了定数。白崇禧曾经建议薛岳，考虑将决战南移到衡阳，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加强华军在衡阳的防务，但是薛岳没有完全接受，仍然决定在长沙与日军对决。
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接着在中路的日军第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分成六路强渡新墙河，第三四与五八师团随后跟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连续击破华军的层层防线，直扑长沙；第四十师团与五、十七旅团，渡过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进攻长沙的西方。日军这样全面的攻势，使得华军在湖南的阵地，全都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薛岳在长沙东南所部署的反击部队，更是首先陷在日军的多重包围攻势之中，天炉作战计划就完全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湖南成为日军全面纵横的战场。
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持，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它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薛岳军力不足以及布阵错误，加上军方上层的严重内斗，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华军在湖南的整个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六月十四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于是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中国第四军已无法用传统的防御方式，来守住长沙；原本在长沙外围待命的机动部队，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持长沙的防御作战。这时候，另外一支的日军，更成功地攻占了岳麓山的长沙炮兵制高点。此时守城的华军与敌军的兵力悬殊，制高点又遭日军攻占，外围援军更已被日军主力猛攻而自顾不暇，因此日军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长沙，而打破了华军过去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枪决突围而出的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的发展。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
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
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机会夺权的真相，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提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这场逆势作战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尽管史迪威把能够动用支持湖南战场的空军战机，缩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弹的供应上，尽可能做到百般刁难，同时湖南的天侯又豪雨不断，影响到战机出击，但是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率领部属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为支持华军作战争取更多的油弹与补给品。美机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击四次，中间休息的时间只够吃饭与听取攻击目标的简报而已，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水花；美军二十三大队的四个中队长以及半数的飞行员被击落。十四航空队在五个星期不眠不休的支持作战中，击落日机一百二十架，炸毁日机九十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的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美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须导航而直飞汉口，进行轰炸。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之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机攻击下致死的。假如陈纳德能够得到三百架战机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后勤供应7，应该可以全力摧毁日军部队的补给系统，那么战局会有极大的变化。
34.5 鬼泣神嚎的衡阳保卫战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是一支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曾在长沙与常德的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多次正面的恶战，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参与衡阳防卫作战的华军部队，包括了预十师（葛先才）、第三师（周庆祥）、一九〇师（容有略），暂编五四师（饶少伟）。第十军在奉命防御衡阳之后，立刻在衡阳地区，利用山岳与河道的复杂地形，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美军在桂林的步兵训练中心，感到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将一批带不走的美军训练用装备，交给第十军使用。当时方先觉根本没有想到，湖南的战局，会恶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队要孤军防守衡阳四十二天，血战到弹尽援绝的崩溃地步。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被日军全歼的唯一军级单位。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持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8，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持，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持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持，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持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11、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34.6 日军“一号作战”的检讨与其造成之后果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事实上，当时的共军若是全力出（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它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持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局也会有决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认真执行其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责，面对这场大决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全局作战部署的策略，其实他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国战区面临决战的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大量增加对中国作战物资的援助，增调美国空军支持中国战区，放手由陈纳德指挥空军，以及全力支持蒋介石将精锐的远征军回防湖南，参与衡阳决战，那么整个战局的结果必然完全不一样。日军若在衡阳遭到惨败的打击，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必成为日军的梦魇，日本很可能会提早考虑投降与和谈。不但不必苏联参战，美国也不必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了。
以整个战局分析，假如当时盟国的领袖，能够把长衡会战当成盟国在亚洲大陆的主力决战，看成是同盟国可以利用的历史机会，以击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主力，那么盟国可以提前展开亚洲大陆战的攻击矛头，直接击溃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甚至会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减少双方军民的伤亡。所以面对衡阳会战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战，盟国应该在接到情报之后，就拟定一个跨战区的紧急军力动员计划，全力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同时至少能够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一百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给陈纳德全权指挥。盟军飞机必然可以彻底的炸平日军在汉口、岳阳、到长沙的军需补给中心，以及完全封锁长江、洞庭湖与湘江的日军补给航道[14]。在此状况之下，不但日军从武汉到衡阳的补给线将会被盟国空军炸到柔肠寸断，造成前方部队根本动弹不得（当时进攻衡阳的日军，就在陈纳德有限的空军攻击下，部队的口粮、军火曾经几度遭切断的危机状况），而且盟国空军拥有的绝对空优，将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万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战机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队的运动都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伤亡代价。同时蒋介石若能够调回八个装备与战力齐全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参加衡阳会战（试想假如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参加衡阳解围，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横山勇不但无法得逞，日军反而会在衡阳，遭到彻底的挫败。综观这场事关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假如八路军不坐视重庆军的受到猛攻，能够全面在华北发动攻势，以及中国的远征军能被调回参战，美国空军又能不受到人为的制肘并得到大量的支持，那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必定会在衡阳以惨败收场。影响所及的是，美国将会大幅增加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与信心，中国军队可以乘势打通华南的出海口，而直接得到大量的援助。同时罗斯福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可以有力量痛击日军，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签订雅尔达密约，将苏联的力量引进东北亚。而事实上是，日军能够取得一号作战的胜利，让中国陷入抗日信心危机的大混乱之中，主要的功劳应归给马歇尔与史迪威。因为他们长期从基本上破坏中国战区的战力，同时在战况最为危急时，没有大幅增加美国空军的攻击，也不准中国调回远征军驰援受困的部队，反而急着在中国战区进行夺取军权的逼宫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华军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在绝对劣势当中还让日军几度受挫，中国军队所作的甚至是超过血肉之躯的绝对极限了。这种悲壮卓绝的战力，证明了华军是败在盟国里企图压制中国的一撮人手中，而横山勇与冈村宁次的勇敢善战，只是中国战败的次要因素而已。史迪威与马歇尔才是决定中国在这场会战失败的真正关键人物。
但是日军也因此犯下了全局战略的大错误。如此一来，日本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回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附注：
[1] 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
[2] 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3] 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他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4] 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5] 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
[6] 这种完全疯狂与违背常理的行为，也只有史迪威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7] 如果没有史迪威的阻挠，美空军给与这种程度的支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
[9] 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10]当时华军野战部队几乎是没有医药补给的。第十军的伤兵与病患，不但完全没法得到照顾，还要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与发炎的伤口下，继续作战。
[11]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
[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
[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他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援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
[14]这对盟军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美军在欧洲拥有五千架第一线战机，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线战机，随时可以调动三、五百架，前往印度与中国的基地，对日军进攻湖南的补给线，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全力支援华军在湖南衡阳的决战，而在此一举击败日军主力。
第三十五章、从重创中复原与反攻的计划
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溃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根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日军在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之后[1]，其精锐的军力，却陷在离本土遥远的中国华南，这正是日军战略布局上致命的失误。不过这时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极为需要一些“胜利”的消息，来维持已经露出崩溃的作战意志。特别是刚刚组成的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内阁，已经奉命开始设法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从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经不再追求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希望能够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日本政府一直认为，设法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更是其第一优先之政略目标，所以希望能够软硬兼施的要求蒋介石，能够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小矶国昭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相当低姿态的和谈条件：只要国民政府肯接受和谈，日将放弃所有长城以南，满洲国之外的所有占领地区，并且将香港交给中国。这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姿态最低的条件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蒋介石这种抗日到底的决定，迫使日军大本营在面临生死存亡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将其有限、也是最后的军力，进一步推进到远离日本国防核心的中国战区。因此日军就算成功地攻占华南，也不能弥补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战略据点的损失。如果日本决策核心真有智能与勇气的话，既然它已决定寻求停战和谈，就应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全力加强防务，才能使得盟国无法顺利打击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时公开宣布接受停战，这样盟国才可能考虑，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愿意与日本进行投降条件的商议。但是日军大本营这时却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卫出现战力空虚的问题。盟国因而得以乘虚进击，将日军主力隔绝在中国战区，而能以较少的代价，就打击到日本的本土了。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停战要求。
35.1 日军决定发动广西会战
日军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中国华南的战果，以迫使中国屈服，特别在武汉组成了第六方面军，统帅日本的十一军、二十三军与三十四军，准备在华南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作战。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出任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官，准备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三阶段作战任务，就是打通大陆走廊，消灭华南美国空军基地。日大本营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别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阳前线视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军的日军将领表示，日军目前唯一的作战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国派遣军的表现上了。因此大本营正把最后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都将投入中国派遣军，而第六方面军的胜利表现，已经成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托。日本军部再度展现出这种轻重难分的拙劣战略观，当然注定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大军全数战败缴械的命运。这时，日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更是把日本兴亡与十一军的表现，完全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横山动用战场的独断指挥权，下令部队尽量扩张其战力的延伸，并决定不顾日军战力的疲惫，更不理会中国派遣军的限制命令，强行将十一军的追击线，从衡阳四周扩张到广西。日军在九月十四日攻占了全县，掌控了进入广西省的战略隘道，为进攻桂林做好地缘战略的准备。盟国在全县建有极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在华军仓皇退却之时，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连烧数日，让中国部队的战力受到不小的影响。而横山勇的独断作战之所以成功，当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内应“帮忙”。正当前线全面军情告急之时，中国战区的决策阶层，却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进行全面的权力斗争。因此中国战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后勤与兵力补充完全各自为政，各个战区指挥官都已失去作战的信心。横山勇于是捡到了便宜，虽然中国派遣军司令佃俊六严重不满横山作战的独断与不顾命令，但是他既然获胜，连司令也是无可奈何。横山勇的大胆冒进成功，将兵力直指广西，也引动广东日本二十三军跃跃欲试，以免功劳全被十一军给抢走。二十三军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西江西进，攻克广西的梧州。这样一来，日军即将对广西发动两路夹击，广西作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果然日军的胜利更增加了日军大本营的信心。大本营继续动员军力加入第六方面军，九月二十七日，从关东军调来三七师团，二十八日又将二十军、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同时还从日本本土调来第四七师团，全都纳入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日军大本营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准备继续在华南，进行孤注一掷的战略延伸作战了。问题是，以全面的战略部署而言，日军大本营在此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因为当时日本的本土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日军必须要加强巩固接近本土决战的地缘战力，万不应该把最后可以运用的力量，陷在远离本土的华南。何况苏联的威胁已经日益明显，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占领，或是中国东北受到苏联的攻入，日军主力却集结在遥远的华南，怎能对于整体战局发生任何的用处？但是当时日本急于需要更多“胜利”的消息来支撑，顾不了这种战略上重大的考虑。一九四四年九月，当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南，进行远离本土的广西决战之时，中国也正陷在抗战时间，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由于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中国无法及时作出各种兵力安排与迎战的布署。各个部队指挥官，观望蒋介石是否会交出权力，重庆的命令当然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这种在作战生死关头，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指挥后勤系统的错乱，造成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北起黄河、南到粤江，全都遭到日军重创。美军在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同样也遭到日军极大的破坏。中国在遭到这一连串的重大军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经出现经济严重困境的后方社会人心，产生了整体意志动摇的不安，因而影响到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更是恶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也再度出现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不但延安与重庆之间势同水火，此时八路军更是拥兵不战，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来“召安”。共军利用日军大量南下，击破国民政府军队的有利时机，尽量扩大自己在黄河与淮河一带的兵力与地盘（而不是对抽空的日军占领区发动果断的攻势以牵制日军）。此时，国民政府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与蒋介石之间，也发生了忠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与夺权斗争也在运作之中，因此造成华军对日作战战力的全面下降。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日军调整好新的指挥架构，开始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及多路夹击广西的作战之时，中国方面却为了史迪威所引起的复杂权力斗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史迪威对蒋介石夺权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云南的龙云开始有准备自立的动作试探，军事参议院议长李济琛更是直接与美国的桂林领事馆联络，声称只要美国政府支持他，他将准备联合西南各省的军事将领，共同“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组织一个亲美的西南联省政府。史迪威开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试探他们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没有正面回应）。
此时作为蒋介石身边亲信的参谋长何应钦，在这种情况之下，则更加小心控制兵员与补给，他不敢充分补充忠诚受到怀疑之将领的部队，特别是在前线御敌的薛岳与张发奎部。因为何应钦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参加响应反蒋介石的政治运动。因此在这个中日最后决战的前夕，在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前线，都是陷入一团混乱的权力斗争之中，根本没有拟定任何可行的战略，以进行军力的准备，因应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最后一波攻势。对负责指挥一号作战华南攻势的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冈村宁次而言，日军进攻广西的战略目标，是放在攻占美军在广西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以及歼灭中国在华南地区的野战军，这是第六方面军发动广西会战的主要作战任务目标。至于与南方军会师，打通大陆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为在盟国空军取得压倒性优势，以及中国沿途都有游击队破坏的情况下，日军根本缺乏陆路的运输工具，也无法有效维持陆上全线的交通安全。因此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陆走廊”，是不可能发挥实质的运输功能。冈村宁次对于广西会战，是设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势，他令兵力最强的第十一军横山勇，由湖南经湘桂走廊，由东北向西南发动主力攻击，先攻克桂林之后，再迅速将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应围歼中国在广西的野战军主力。而在广东的二十三军，则是沿着西江，由东向西前进，负责进攻柳州，这样日本的十一军与二十三军的广西会师，即可攻占桂林与柳州的美军基地，又可夹击与歼灭华军野战军在华南最后的主力。同时为了分散中国守军战线的兵力，冈村宁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岛的日军，协调在越南北部的日军，对广西南部进行同步进攻。所以华军第四战区的张发奎部，就处在一个多面包围的状况之中，但自己又没有生力军可以调派。华军在广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也就难逃失败的结果。
35.2 日军作战的内部冲突
不料日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竟然有着更为旺盛的抢功企图，他觉得自从日军发动湖南作战以来，十一军的战功，已经成为日本全国军民的精神寄托。因此他断然决定，要将攻占桂林与柳州的光荣，全都由自己“包办”，而造成了十一军公然的抗命事件，日军因此无法在广西围歼华军剩余的主力。冈村宁次与横山勇之间的“战争”，显示出当时日军指挥系统各自为政的危机结构，仍在继续恶化之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日军终于发动多面夹击的广西会战。十一军从湘桂走廊出击，进攻桂林；二十三军（田中久一中将）则是沿西江推进，目标是柳州；从雷州半岛的日军越过十万大山进攻南宁，及从越南出动的日军部队，攻击镇南关。这时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内战”才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确定他的指挥权，美军将领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最混乱与危亡的时刻，匆促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魏所面对的，是信心动摇与士气耗竭的华军部队，以及残破与溃败的中国战局。“东京玫瑰”还直接广播：“欢迎魏德迈上任送死，假如魏德迈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还有机会在当年十一月底吃感恩节大餐的话，地点应该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长期以来对日军造成最大伤害的第九战区薛岳的余部，在长衡会战之后，早已残破不堪，因为忠贞遭到怀疑，而奉命退到江西的南部整编待命，而没有进入广西布署。只有杨森的部队退入广西（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薛岳与张发奎联军反蒋），张发奎的部队也在支持衡阳会战时遭到严重损失，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整补。因此面对日军多面的攻击，第四战区可以说是完全无力招架，美军只有设法破坏在桂林与柳州的空军基地与设施后撤退。
最令人痛心的是，广西一直是抗日大后方的地区，因此极多的学生、军眷、与公务员集中在此。日军一旦攻到，这些平民只有大量往后方进行盲目的逃离。因此在广西通往贵州的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流亡的人潮，造成道路的拥挤与运输的困难。这一幅幅人民颠沛流离与无助的景象，严重的动摇了整个中国抗日的人心士气，当然也成为盟国与西方新闻传媒的笑柄。这些大量无助的逃离民众，也经常影响军队的运动与补给运输的顺畅，更加深了士气动摇的严重问题。这时候横山勇的日本十一军，以六个师团，沿湘桂走廊猛攻华军阵地，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首先击破兵力薄弱的华军战线，十一月八日，日军重兵包围了桂林。桂林原本是善战之桂军的重镇，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经略多年的基地。但是此时军心离散与人心思二，因而根本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防守，而发挥强劲的抵抗与反击。日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横山另外派两个师团的兵力，越过桂林外围阵地，直扑柳州，企图抢在二十三军之林与柳州的两大重镇。横山勇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更深切入柳州的西方，而与进攻柳州的二十三军，合围中国第四战区的野战军。这时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眼见十一军贪功抗命，破坏日军夹击华军主力的作战计划，急电十一军不得擅自抢攻柳州，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的战功，主导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因此竟然大胆决定抗命，坚持由十一军同时急攻桂、柳两个重镇，根本不把日本第六方面军的命令，放在眼中。所以冈村宁次干脆断然下令，将十一军围攻柳州的第三与十三师团，改隶二十三军指挥。不过，此时日本的二十三军，刚好又遭到张发奎部队，在桂平发动的反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一时之间，无法即时进入攻击柳州的战线。十一军因而找到更多抗命的借口，因为准备改隶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长期以来都是十一军的子弟兵，师团长与横山的交情更是深厚，因此借口当时军情紧急，通讯联络不便等理由，拒绝接受改隶的命令，仍然听从十一军的调度。结果当然是由十一军的横山勇指挥，顺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由十一军同时攻下桂林与柳州两个主要的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却因此没有完成包围第四战区华军主力的作战构想。这时二十三军也与越南入侵的日军，分别在广西的南宁附近完成会师，日本终于打通了大陆走廊。横山眼见华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乱象，广西全境一路上都是盲目流动的难民，以及失去组织建制掌控的华军，因此决心继续发动追击扫荡。横山断然下令攻占柳州的日军，设法沿着桂黔铁路继续强袭贵州，以扩大对华军的打击。十一军这种近乎不顾一切的旺盛攻击精神，驱动日军进行马不停蹄的攻势，果然造成第四战区华军残部的士气更严重的耗竭。日本的骑兵部队，一直沿路强攻贵州，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日军简直如入无人之地，驱赶中国的难民与败兵一路逃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的前锋打到贵阳的外围独山，中国的军心士气，几乎面临崩溃的局面，连自重庆撤退的提议，都已被正式的提出讨论了。
35.3 紧急驰援独山阻挡日军攻势
不过，蒋介石这时已经从“史迪威恶梦”中清醒，他坚持与重庆共存亡，以安定人心，并且从西北地区，抽调防共的部队南下，准备在贵州迎击日军的攻击。美国的军方，则一路协助华军，炸毁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以迟滞日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不过在事实上，日军的强攻贵州，原是横山勇个人的独断作为，主要是一个乘势扩大战果而为的强攻，对于这种深入攻击，日军并未有事先的战略安排与后勤补给，来支持部队深入云贵高原地带作战。至于立刻进攻重庆，更是没有这个准备与能力。此时陈纳德得到魏德迈全力的信任与支持，终于能够动用美国驻华的战略轰炸机支持，将汉口的日军后勤中心，夷为平地，日军整个华南作战的后勤补给，受到极大的影响。蒋介石又急调汤恩伯负责指挥贵州的防御。从第一战区中，抽调十三军、二十九军；从监视延安的胡宗南部，抽调第九军与九八军，并且先行下令卫戍重庆的九七军，及军校四分校的学生团，全力前往贵阳进行防卫。这些部队都要在崇山峻岭中，徒步行军最长达三千公里的路程，才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先后赶到广西、贵州的前线。
事实上，当增援的华军抵达贵州之后，日军的攻势力量，也到了耗竭的地步。当时攻入贵州的日军，甚至没有在云贵高原冬季所需的棉衣供应。在华军开始在贵州增加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横山只有下令日军停止攻击，调回冲进贵州的日军。华军增援部队陆续地抵达贵州，因此对日军的撤退发动了追击，一直推进到广西的河池，两军才形成了对峙的战线。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涣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乱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
35.4 中美合作战局好转
中国在这场作战的惨败，当然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正当日军组成第六方面军，要发动广西会战之时，正是中国战区内部，因史迪威事件，出现权力斗争的休克状态，大部分前线的部队指挥官都受到这股政潮的影响，也都面临战志消沉与补给无着的困境。当日军进行部队的整编与装备的补充的同时，华军则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有残破的部队，都得不到应有的整补，更别提新部队的支持了，这样的布局对照，华军自然无法避免惨败的命运了。日军的横山勇，固然是日军前线的第一战将，他那种独断抗命的作风，既创造了日军强袭贵州的惊人胜利之举，但是也失去了完歼第四战区华军的机会。因此在广西会战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立刻将横山勇以及旗下参与抗命的三位师团长全都调走，彻底改组十一军，将华南的作战主导兵力指挥系统，改由二十军负责。虽然中国在广西会战中，以近乎惨败的结局收场，但是中国战区在史迪威去职后，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与生机。史氏一离开之后，魏德迈上任，中美间过去持续发生误会与摩擦而造成的紧张，几乎得到全面地改善。美军在华的空军与指挥部之间，也取得空前合作与互信的状态，中国的将领也再度团结一致的抗日。魏德迈相当支持陈纳德的各种空军作战建议，陈纳德终于能够成功的动员所有在中国的空军战力，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对于日军进攻华南的后勤中心武汉，进行一次近乎摧毁性的大轰炸，由美国二十航空队出动七十架战略轰炸机，以及十四航空队出动二百架各式战机配合，将日军在华中的补给中心以及其空军，给与歼灭性的打击，这就是陈纳德苦苦请求史迪威长达四个月，都没有得到批准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的计划2。在美机对汉口基地，进行焦土战略轰炸之后，日军对于华南部队的整个补给数量，大幅下降了四〇％。同时魏德迈对于中国的后勤补给援助，也从来不玩政治考虑的分化游戏，因而也能得到最佳的利用与分配。唯一可惜的是，一切都来得迟了。魏德迈知道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重要，设法与蒙巴顿协商，将中国派在缅甸的美援部队，分批的调回中国战区作战。这时英国政府又站在强烈反对的立场，因为英国需要中国军队的帮忙，击败在缅甸的日军，才能更为早些收复在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丘吉尔竟然又完全忘记了他的“中国军队无用论”，不同意中国军队回国作战。不过，由于蒋介石与魏德迈站在同一战线，中国当然有权调回自己的部队，去防卫自己的国家。其实假如英国不是从中国调用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英国就连缅甸都无法收复，根本就没有资格谈对日作战的贡献了。同时魏德迈看到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的战绩，深知只要给与中国军队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中国军队绝对能够担当大任，因此他决心加强训练与装备中国的陆军部队，准备在半年之内，推出拥有美式装备与现代化编组的全新华军，以参加反攻华南的作战。因为此时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场，攻克菲律宾，因此美国海军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国华南的海岸。只要中国军队能够攻占华南的海港，美国的援助物资，就可以从海港运送。而一次十二艘的美国运补船队，就可以运送等于美国驼峰空运援华全年的吨位总和。蒋介石于是令何应钦负责中国新编陆军的“陆军总司令”职务，与魏德迈合作，在云南进行编组全新陆军部队的工作。当时的计划是分成四个方面（2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军，准备组成三十九个“攻击师”，三十一个“防守师”，这将是现代化新编华军的骨干，负责西南总反攻的作战计划，作战目标是开放湛江港，以及收复广州与香港。这样中国就可以与美军在华南会师，有了港口，中国也就可以得到美国答应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给中国军队的援助与装备了。
35.5 青年军的组成与日军的末路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当中国面临全面惨败的打击之时，在抗日的后方，出现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青年感人的爱国奉献行动；由于蒋介石对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特别优待，在抗日战争国家面临如此困难的状况之下，学生仍然可以免费上大学，也不必当兵，国家还供给学生衣食。但是当学生青年看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面临功败垂成的危机之时，决定牺牲特权，投身军旅。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兵员，以接受美援军事装备之时。所以当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救国的口号，立刻得到了青年学生热烈地反映，两个月内，多达十二万青年报名参加从军，造成人心士气从低迷中的大振。这些从军的知识青年，最后组成九个师，番号为二〇一到二〇九师，定名为“青年远征军”，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部队。这股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也是稳住当时局势民心的力量之一。在一九四五年年初，日本新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认为唯一可能扭转日本战败命运的作战计划，就是拼下最后的本钱，攻克中国的四川，迫使中国失去作战的能力，这样日军可以有更多的筹码，与盟国进行有条件的和平谈判。
冈村宁次的这个战略构想，却来得太迟了。日军在打完一号作战之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再支持冈村宁次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其实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原先应该发动五号作战计划，进攻重庆与西安，对于日本扭转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更大的效用。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再也没有史迪威作为“内应”，因而日军要想发动攻占四川的攻势，成功的机率将是极低的，单是来自中国战（3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区空军的压力，就可以彻底中断日军补给线（这时候已经没有史迪威干涉空军的作战，美军飞机得到全力的后勤支持，可以尽量发挥作战打击能力），同时装备较佳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从缅甸回到中国战区。所以冈村宁次曾经发动湘西芷江与老河口的作战，以试探日军西进四川的可行性，但是遭到中国守军相当强烈的反击，制空权更是已经完全落在盟国的手中，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区表现的最后机会，已经结束；更糟的是，日军的主力完全深陷在华南，若想长途运动，必定饱受盟国空军的炸射，因而无法顺利调回东北与华北备战。此时，日本全面的战局已经陷入了十分危急的状况，美军在一九四五年的五、六月间，攻占琉球，日本帝国海军在琉球海域，遭到歼灭性的惨败之后，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日本残余的空军，也只能在本土进行非常有限的活动。美国下一个目标是准备进攻日本南部的九州，苏联开始调动空前的兵力在西伯利亚集结，正进行攻击关东军前的战略准备。此时日军大本营才从错误的迷梦中清醒，下令中国派遣军应将主力从华南大幅的撤退，以支持关东军在东北所面临的决战，同时要兼顾防御美军可能从华东登陆的攻击。日军早先于一九四五年年初，还在中国的战场上不断企图发动攻势，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区的胜利，已经成为其作战意志与心理的唯一支柱了。冈村宁次当然舍不得叫日军自动撤退，“放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冈村这种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只看到自己战区的“风光”，没有想到日本的整个战略布署，已经因为日军主力集中在遥远的华南，无法回防本土、东北与朝鲜，将会造成日本战略核心空洞的危机。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施加压力，冈村宁次也发现日军把主力放在华南，不但无法有重大突破的作为，同时更是造成东北与华东防御空虚，万一苏联进攻东北，或是美军登陆华东，那么留在华南的日军主力，将会成为后路被切断的孤军，所以冈村宁次才开始下令日军退出广西。但是在整个战略的大局上而言，已经是太迟、太慢了。
当日军奉命从广西撤退之时，正是新编华军开始布署反攻华南的时刻，因此中国部队在广西展开尾随的追击行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收复了广西全境，而在东南的福建地区，华军也顺利光复了重要的城市与口岸；负责反攻广州、香港与湛江的新编华军部队，也开始进入作战集结的位置，只等准备完成，就对日军发动攻击，以打开华南的海港。此时日军向华北与东北调动的运输，一路上受到中国与盟国空军密集的攻击，而损失惨重，日军部队甚至被迫放弃一些重装备，狼狈地向北撤退。这时候冈村宁次仍然寄望在中国的日军军力，能够成为日本与盟国要求投降条件更佳的谈判筹码。但是日皇裕仁已经无法忍受日本几乎全面溃败的压力，他要求首相铃木贯太郎，设法迅速与盟国求和，也准许冈村宁次自行与蒋介石接触，商讨中日之间的和谈条件。
一九四五年七月，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河南与何柱国见面，日本提出中日停战的条件，日军准备在一年之内，从中国的关内全面撤军，以换取中国不对日本进行攻击。但是中国方面认为，日军必须全面撤出韩国的釜山，中国才会考虑与日军商谈停战，因此双方无法进行谈判。这时可以看出冈村宁次完全缺乏掌控战略全局的能力。事实上，此时日本唯一所能求的，是争取有条件投降的机会，所以冈村宁次要做的，当然是全面快速的撤军。先能让日军退出关内，全部集结在东北与日本本土，阻挡苏联部队捡到便宜，以及防卫美军进攻本土，这样日本或者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战后条件。在日军投降之后，日军再全面地退回本土，这也是日本军队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
这也是蒋介石在获悉雅尔达密约，盟国决定出卖中国之后，一个可以设法利用日军维护中国权益的最后机会。只要中国允许日军在关内有秩序的快速后退，全部集中到中国的东北，中国就可以在持续胜利的“追击”中，大幅拉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步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增强军队的士气，这样当然可以增加中国对抗苏联与盟国压力的筹码。中国若能照这计划，在半年内光复整个关内，总比突然接收整个占领区的工作，要更有准备。而日军既然大军集结在中国的东北与本土，苏联与美国势必会对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重新考虑。此时中国可以代日本提出投降条（4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件，只限保留日皇制度，这样中国或许就不必向苏联低头，而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甚至可以完整地收回已经被苏联占领的外蒙古地方，连琉球未来的命运，也可以有所调整。但是历史没有朝向这个戏剧化的方向发展，中国面临的是比战败损失还要巨大的“惨胜”了。
附注：
[1] 其实日军的这个胜利，赢得相当侥幸，主要是归功于马歇尔、史迪威与丘吉尔的联手“合作”，把中国战区所应得的外援掐住，使得华军战力耗竭，在日军投入决战兵力之时，中国还要把战略预备队投入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无谓消耗。
[2] 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
[3] 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
[4] 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
第三十六章、碧血长空的英雄
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美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在长达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之中，最为动人与传奇的作战历史事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空军的并肩作战。因为在抗战期间，中国战区的陆海两军，固然以坚苦卓绝的牺牲，面对优势的日军而周旋到底，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装备与训练的援助，所有单就战场的较量而言，中国总是失败的居多。但是令人感到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在中国战区的空军英雄，却多能在空中获胜。这种空战的胜利，不但振奋了人心，而且在击败日本的整体战争中，也做出重大的战略贡献。因此，空军在中国战区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与不一样的角色，不但经常在战斗中获得大胜，也是造成日本绝对国防圈的瘫痪，以及诱导日本在最后采取错误战略（日军为了要摧毁盟国华南的空军基地）的主要因素。在空军之中，更有着无数忠烈青年的英雄事迹，以及高贵感人的异国友谊故事。
36.1 以寡击众的中国空军
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确是一个分裂、落后与贫穷的国家，而空军是属于一个高资本、高科技密集的军种，依照常理而言，中国当时连支持最为原始的陆军装备与训练，都还力有未逮，如何能在空军的作战之中，让先进日本空军的军威尽丧？这的确是中日战争史上，最令人感到振奋的战斗传奇事迹了。
从世界的战史来看，空军是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情报与辅助作战的兵种。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领导人，都无法摆脱几千年来作战的传统思想，即陆军与海军的架构。所以在当时，空军是分别属于陆、海军的辅助兵种，而且很少有军事将领或是战略专家，能够真正看出空军在整个战争中，可以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可是日本却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出空军在海战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所以日本海军在发展海军航空兵上，比西方国家都有更为认真的投入。这也造成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以及横扫西太平洋的初期作战上，获得压倒性大胜的主要关键。美国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立刻掌握到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上所拥有的支配性力量的观念，所以全力投入海军航空兵的发展，甚至停止建造主力战舰。结果美国后来居上，以绝对优势的海军航空兵，迅速击败日本在太平洋的主力。从此美军纵横七海，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权国家。英国反而一直没有在海军航空兵上面进行重大的投资，二次大战战后，英国也就失去了海权国的地位。
不过，日本的陆军对于空军的发展，却没有像它的海军那么掌握到重点。日本陆军主要是用飞机来攻击对方防守战线的部队，以及轰炸战线后方的军政与平民目标。在中日战争中，日本战机对于中国的部队，以及整个抗日的人心，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日本空军在中国战区的作战，并未产生决定性的战果。
蒋介石虽然是传统的陆军将领，但是对于空军的认识，却有独到的看法，提出了“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前进观念。抗战之前的中国，不但是民生贫困、百废待举的情况，还要负责偿还天文数字的外债。而在面对日本近乎无止境的侵略与欺凌下，中国急需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在兵种建设的优先顺序中，蒋介石独具慧眼，认为中国一定要有一支能够对抗日本的空军。所以中国设法在捉襟见肘的财政下，动用各种方式（包括了非常封建的“捐机祝寿“之类的活动），设法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空军。当时中国的整体国力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整个空军的发展基础。无论是人才、技术都极端匮乏，所以只有借重外国的帮助，边学、边摸索、边推动，而当时科技先进的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当然更有着五花八门的考虑，以及不同的利益动机。一时之间，中国本身常常又难以掌握真正关键，结果是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是，凭着中国人的努力与才智，中国空军还是展现了惊人的作战成果。抗战前期的中国空军，是由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而成的，蒋介石亲自督导的中央空军（蒋介石是航空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张学良发展的东北空军，以及两广政府所建立的空军。这三支空军在战前大体完成了整合，但是机型复杂，其中拥有较好作战性能的飞机，多数是采购自美国的产品，当时中国空军编组为九个大队以及学生暂编大队，所有的飞机为三○五架，但是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百多架。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中国最多能够以陆军，勉强抵抗三个月，至于中国还在编组训练的空军，只是两个星期就可以给日本空军用“打活靶“的方式解决。不料中国空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竟然旗开得胜，成功地轰炸了日本第三舰队，以及击落日机六架，造成全球注目的新闻焦点，当然更是激怒了日本皇军。日军决定全力优先消灭中国空军，一场淞沪大空战就此展开。不料日本驻台湾精锐的木更津与鹿屋空军联队，竟然成为首先被中国消灭的对象，中国空军健儿一直保持着战场上胜利的比率，实在不能不佩服他们出生入死的过人表现。
不过，究竟中国空军的数量与质量，都比不上日方。从南京撤退之后，中国的一线战机，只剩下十一驾，也就是说中国在抗日战争前所培训的空军人员，几乎已经牺牲到九成以上了。日军付出了两倍于中国所牺牲的代价，于是全面控制了中国战区的领空（事详见淞沪会战）。
幸而此时苏联的援助到达，中国空军顾不得适应的问题，全面换装苏联战机；苏联也组成百人的正义之剑空军志愿军，与中国空军在领空中，共同拦截与攻击日机。在武汉、兰州等地，立下了让日本空军惨败的战绩。同时在武汉会战中，给予日军部队相当严重的攻击与破坏。但是在日本的零式战机出现之后，苏联E型战机的性能无法匹敌，而使中国空军在空战上，蒙受极大的损失（事详见武汉会战）。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之间，日军利用中国空军力量耗尽与外援不济的状况，对于抗日的根据地四川，特别是陪都重庆，发动了一连串的饱和性空袭，日本的飞机日以继夜连续轰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的伤亡。日军企图以这种空军战略轰炸，折服中国的抗日意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军民最为艰苦与困难的一段岁月。中国后方的上空，一直笼罩着日本飞机攻击的乌云。两年后，幸好日本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将空军主力调离，中国才得以稍稍喘息。
36.2 “中国之虎“ 陈纳德
在苏联与日本发展 “和平共存“
关系，共享占领中国领土利益之后，俄对华的军售援助于一九四一年就中断了。美国逐渐开始在中国空军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美国退役的空军中校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加入了中国空军指挥系统，改变了中国空军的命运。陈纳德是一位极为杰出的空军人员，对于空军的作战，更有超乎常人的远见，他曾经编写过空军作战的典范教材，由于身体健康不佳以及政策主张不受重视而退休。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征募空军人才，陈纳德毅然报名参加，从此成为抗日战争中，决定中国空军发展命运的传奇性人物。一九三七年八月，陈纳德到达中国，他首先就发现中国空军拼凑的系统，有太多的问题，
特别是意大利在中国空军所立下的不良传统与结构，造成人员与装备极大的误置与浪费。在号称三百架的飞机中，事实上只有一百多架能够参加作战。
不过，在空袭天天都威胁着中国的状况下，陈纳德首先设法建立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警报系统（当时没有雷达装置），使得日本空军一旦进入中国的领空，中国空军指挥系统立刻就能充分掌握了日机入侵的情报，而能做出最佳的作战反击规划，反而让数量与质量都占优势的日本空军，因为无法掌握中国空军的情报，而在中国的空中战场上，日军总是遭到重大的损失。
陈纳德很快的就以其专业的才能与正直、勇敢的品德，赢得中国空军领导阶层的信任，让他担当指挥与建军顾问的重任。陈纳德为中国设计出许多空中作战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出其不意、灵活作战的方式，使得中国空军更能展现以寡击众的战果。但是在日本空军装备零式战机之后，俄制的E型战机性能，无法与日本飞机较量，造成中国空军大量的伤亡，最后俄援空军几乎全军覆没。
36.3 美国志愿空军的英勇表现
一九四一年，陈纳德决定，自己设法回到美国，招募一批美国非现役的空军人员，购买美国较为先进的战机，以美国空军志愿队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或简称AVG）的名义，来中国战区与日空军作战。在刚开始之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压力，根本拒绝陈纳德的建议，最后幸而罗斯福总统改变主意，才特准这个方案实施。当时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美国飞机，在美国招募飞行员与地勤维修人员。在英国同意下，先在英属缅甸组成与训练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然后再进入中国进行作战。中国政府给美国空军志愿队（AVG） 起名为 “飞虎队“ （Flying Tigers）。飞虎队的成军可以说是历经无数的困难与波折，美国政府答应卖给中国政府一百架P-40C Curtiss （英国称此型战机为Tomahawk II）战机，但是却不准购置备份零件。这对空军志愿队战机的维修，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迫使陈纳德要设法在亚洲各个市场，寻找替代的零件。美国飞行员无法适应南亚的环境生活，也是一个人员管理上的严重问题。不过能够参加飞虎队的成员，都是一些胆识过人的热血汉子，而陈纳德则是训练他们成为一支“空军游骑兵“，以全新的观念与战法，创造捍卫中国领空的历史。飞虎队在极端困难下成军后，首先就受到缅甸英军要求助战的请求。飞虎队出动半数的战机，在缅甸迎击日本优势的空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机共九十架空袭缅甸的仰光，留守缅甸的飞虎战机起飞拦截，结果旗开得胜，飞虎队当天竟然创下二十四比零的“完胜“战绩。陈纳德的空军志愿队更继续以优异的战果让日本空军吃足苦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日军攻占缅甸，志愿队退入云南），日机总共二一七架被击落，飞虎只损失十六架，创下令日军丧胆的作战记录。飞虎队出色的战绩，不但稳住了中国西南领空与运输的安全，他们也开始出击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基地。不料，AVG的优异战绩，却遭到美国政府致命的打击。在美日没有正式作战之前，美国政府借口日本的外交压力，尽量设法减少对飞虎队的支持与供应（主要是零件与油弹，中国政府出钱也买不到）。在美日宣战之后，美国政府竟然以直接的政治压力，要求将飞虎队改编为美军正规部队，番号是美国空军第二十三战斗大队。这点遭到中国政府与陈纳德坚决的反对。因为飞虎队的飞机是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的，人员也是与中国政府签约的志愿军，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旺盛的作战精神。美国政府没有法律的根据，可以要求AVG成为美军的正规部队。因为一旦成为正规军，就会受到美军政策的干预，人员与装备都要听命美国政府官僚系统的安排，就发挥不出独立的战力了。
但是，马歇尔是软硬兼施，非要取消这支战绩彪炳的空中游骑兵，以免它发挥惊人的战力。马氏答应AVG在改编为美国正规军之后，美国政府会大量充实这支空军（这是不要中国出钱的一个利诱），但他也发出威胁，假如AVG不肯被美国政府收编，美国将会停止供应飞机与不准美国公民参战。在美国政府一再威胁利诱之下，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这支志愿军终于停战“易帜“，原有的志愿军人员，多半受不了美政府官僚系统的束缚而纷纷求去，这支世界传奇的空军部队就此被美国政府解体了。
更绝的是，美国政府答应的正规军编组，当时根本没有依照协议的时间到达。飞虎队遭到了解散，美国正规军却没有成军，造成当时中国战区出现了一段的空窗期，日军当然趁机大举攻击。幸好有些飞虎队的队员不忍见中国遭到无情战火的蹂躏，竟然决定再自愿义助中国作战，以等待美国正规空军到达与布防。这种义薄云天的情谊，也是举世罕见的。总计飞虎队成军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在中国战区击毁日本飞机二六八架，中国只耗费了八百万美元的购置与人员开支而已。而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支在“反法西斯轴心国“ 作战中战功居首的空军自愿队，就被美国政府所消灭了。日本政府与日本空军飞行员对此当然是最喜出望外的了。
36.4 瘫痪日本绝对国防圈
在蒋介石强烈要求美国以空军援助中国战区，以及陈纳德全力争取之下，罗斯福总统开始了解，援助中国战区，空军是代价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罗斯福特别欣赏陈纳德所提以空军切断日本南洋运输线的作战建议，就是在中国战区部署有限的空军，就可以切断日本从南洋经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运输生命线，以造成日军战力的根本崩溃。因此罗斯福直接下令，在中国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恢复现役并晋升为空军少将，统帅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区作战。幸而中国战区有了陈纳德统帅的十四航空队，可以充分发挥空军打击与支持的作战任务。否则在盟国一再压制支持中国战区的政策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还会遭到更大的挫败与损失。当然也幸好马歇尔与史迪威不太了解空军所能扮演的重要作战角色，否则陈纳德恐怕也难发挥自己先进的战略构想。
当时美国政府主流的意见认为，只有打通对中国援助的通路，才能大量的装备中国的军队，这样中国才能在击败日本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切断中国的西北通路，丘吉二一再延期反攻缅甸、干扰打通西南通路的计划，造成中国战区根本得不到作战必须的物资援助。而当时维系中国抗战后勤生命线的，全靠驼峰一点点的空运。但是史迪威在陆军为主的观念下，认为驼峰空运只是象征性的作用，因此并不积极支持空运能量的扩张，造成空运的数量极低，根本不能满足中国战区的需求。在如此不足的空运量中，史迪威又希望以装备中国的陆军为主，以协助他反攻缅甸。由于英国不肯重新恢复东印度洋的控制权，就算反攻缅甸，也根本一样无法打开缅甸通路，只不过是消耗中国的有限军力，导致中国战区战力不足的危机而已。陈纳德力争空运应该优先支持空军作战，以切断日本的海运运输线，而引起史迪威的反制。最后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三叉会议“中，还是由罗斯福总统出面，直接下令增加中国战区空运量，并且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为优先。而陈纳德也不负所托，以有限的空军，对日本的海运线，给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也因此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嫉恨，因此经常受到制肘。
日本为了彻底歼灭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发动一连串的空中攻势。七月二十日，日本第五航空飞行师团，从汉口与广州基地出击，连续八昼夜，猛烈攻击十四航空队在衡阳、桂林与零陵的机场。幸而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发挥功效，同时修护机场的平民全力投入，使得盟国能够掌握日机飞行的情报；机场遭到夜袭后，甚至第二天就能修复使用，让战机再度升空作战。
美军也同样反击日军在汉口与广州的机场，在战斗最为紧急的时刻，美军甚至从北非调来第四四九战斗中队飞机助战。结果日军整个夏季攻势，损失的战机高达一五三架，美机损失二七架，日本空军以惨败收场，从此华南的制空权，重新在盟国的控制手中。
十四航空队只拥有五百架战机的编制，同时各种油弹与零件的供应，受到路途遥远与政治安排的影响，结果都是经常地不足。后勤的短缺与匮乏，成为陈纳德最为苦恼的问题与最大的敌人，虽然想在中国战区得到上级史迪威的支持，比起应付日军的攻势，还要困难很多，但是在陈纳德的指挥之下，十四航空队却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空战战绩，先后击沉了日本二百万吨以上的运输船队。日军战力全面的崩溃，与十四航空队成功地重创日本运输生命线，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陈纳德又建立一支中美混合编组作战的航空军，设法说服罗斯福总统，支持美国战机，改编中国空军。
因为只有培训一支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国空军，中国战区的战斗能力才能迅速地增加。罗斯福再度批准陈纳德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巴基斯坦建立培训中国空军的基地，于是中国空军又再度的在浴火之后重生。与美国空军组成中美混合战斗机队，捍卫后方的领空，并且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都对日军的攻势，造成很大的破坏。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针对轴心国的作战支持能力，进行致命的打击。美国空军方面提出 “战略“轰炸的方案：所谓战略轰炸，就是以空军对于敌方的主要工业、军火与人口中心，进行饱和性的 “焦土“轰炸；也就是将整个目标区，完全加以摧毁。但这种毁灭性的战略攻击，需要花费极高的作战成本与造成平民极大的伤亡，也只有美国的长程重轰炸机群，能够负担这种的作战方式。美国军方选定了德国与日本的重工业区与主要城市，作为这种全面由于战略空军飞行半径的限制，美军在攻克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之前，只能设法在中国建筑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因此美国要求在中国的成都平原，迅速建立九处空军基地（原来说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的）
以驻进特别组成的第二十航空队的长程重轰炸机与人员，以成为盟国首批空袭日本国防工业中心的战略空军基地。在国民政府的动员配合之下，四十万的中国平民，以人工方式，于九十天之内，硬是修建完成这个空袭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基地群（总共花费了三十亿元），于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开始进驻中国。
由于史迪威又想控制这组机队，而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纷争，于是美国政府最后干脆将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直接隶属于美国陆军的空军总部控制；其所有的补给与作战，也都是独立作业，以免形成新的权力斗争。自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起，从成都起飞的战略空军，开始对日本九州的钢铁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战略轰炸。截至一九四四年底，驻在中国的美军第二十航空队，总共对日本进行几十次的战略轰炸，投掷三六二三吨炸弹，对于日本的国防工业造成可观的破坏。但是由于美军在一九四四年七月，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美军从这里设立空袭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在补给上不必绕道印度洋与飞越驼峰航线，便利许多，因此，美国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主力，也就不再以中国四川做为主要的基地了。
不过，根据战后的检讨，其实将空军的大量资源，对敌方进行战略轰炸，耗费极大，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好。因为敌方可以设法将生产地下化与防护化。因而空军的最大的用途，是攻击与切断敌方的运输线与补给线。因为交通线本身非常的脆弱与难以防护，所以只要将交通线切断、运输工具摧毁之后，敌人的工厂就无法运进原料、生产工具机与器材，也无法运出成品、零件，整个工业重镇根本不必加以毁灭性的破坏，也一样会失去作用。同样的，在前线激战的野战部队，更是需要作战的后勤补充，假如补给线遭切断，整个野战部队几乎就无法继续作战了。
所以，对于日本战争工业能力造成决定性破坏的，不是美国庞大的战略空军攻击，而是陈纳德第二十航空队，对于日本通往南洋海运线的破坏。日本的运输船队，在损失了高达二百万吨的运输能力之后，根本无法将日本所需的原料运到本土，也无法将成品运给部队。事实上，假如美国当时充分使用B-29长程战机，严密封锁日本的所有交通补给线，彻底摧毁日本的运输系统，比直接进行战略轰炸，还要能够提早迫使日军面临战力耗竭，而选择投降的命运。
36.5 日本企图不惜一切以摧毁第十四航空队
日本军部最后发现，除非能够彻底的打击陈纳德十四航空队战力，否则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根本就失去效用。所以日军大本营才在最后关头，动员一切的战力，在中国战区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毁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的基地。因为在一九四三年，陈纳德所摧毁的日本运输船舶吨位，已经超过日本所能建造的吨位，日本已经开始看见战败命运的阴影了。
但日军的空前攻势作战，竟然成为史迪威准备在中国夺权的机会。史迪威故意误导中国战区，而对于日军攻势的严重性做出误判，他又将中国的战略预备队调往缅甸作战，连空军主力也遭到分割使用。当日军的攻势造成了突破的战果之后，史迪威又设法对陈纳德的空军作战，进行各种的制肘；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史迪威竟然还想免除陈纳德的职务。因此蒋介石与陈纳德即无法获得足够的空军力量，来应付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这样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危急，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区的作战指挥权。
当时，陈纳德已经看出，在湖南的长衡决战之中，假如盟国能够成功运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彻底摧毁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史迪威却一直设法限制陈纳德的空军作战、不准动用战略空军多余的油弹、更迟迟不准陈纳德动员全部空军的力量（包括申请战略空军支持）以全面摧毁日军后勤中枢汉口基地的计划。
这真是人类战史上，最为莫名其妙的作战决策。战区参谋长竟然设法要自己的战区部队面临惨败的打击，以中国几十万战士的死伤、几百万百姓的流离，来“实现“自己可以高升，成为战区执行司令官的梦想。陈纳德知道，日军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计划，都是要彻底打击自己屡建奇功的十四航空队。面对外有强敌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内有长官的打压制肘，当时的十四航空队是想尽力一切办法，动用了每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来反击日军的攻势。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力量不济而告失败，日军攻克了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柳州以及遂川的基地。十四航空队的官兵，甚至在敌人攻占基地之前的几小时，仍然起飞作战，然后转到另外的基地降落。由于基地遭到严重的损失，以及战机受到“饱和作战“的耗损，十四航空队终于受到严重的创伤（事详见日军一号作战）。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攻势，本来正是让中国战区空军作战力量充分发挥的最佳机会。假如盟国能够充分支持中国战区的反击作战，抽调几百架战机驻进印度与中国基地；盟国的上级长官，又能与陈纳德的作战计划充分配合，那么日军长距离进攻的战线，将是盟国空军的一个最佳攻击目标。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盟国空军，能够将从汉口，经长沙到衡阳的运输路线，全面地封锁，并且彻底摧毁日军沿线的补给转运中心；同时对于战场，进行彻底的空优战斗压制，相信日军会因力竭而无法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
36.6 盟国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浴火重生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一直提出陆战为主的战略，并指出陈纳德的空战为主的战略，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假如在中国战区的空战战略成功，必然会引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空军基地。而由于中国的陆军战力不足，因此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所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给中国战区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似乎是完全“应验“了史迪威的看法。其实是，假如盟国真的全力支持空战派的战略，在中国战区的战机，能够增加到一千架以上，那么史迪威认为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在中国战区绝对优势的空军，早就会切断日军补给线，以及协助陆军，击败日军的攻势，甚至可以提早让中国军队发动攻势。
虽然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开始立刻改善中国战区空军的运作，但是当时盟国的心目中已认为，中国战区只是个“残兵败将“的脆弱结构，是名扶不起的阿斗了。不过陈纳德仍然设法与魏德迈合作，重新恢复十四航空队的战力。此时由于欧洲战场已经胜利在望，美国可以有更多的空军兵力东调，加上陈纳德全力地争取，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又再度活跃在中国战区的领空之上，冈村宁次最后企图进攻四川的作战而失败，十四航空队猛烈的轰炸是主因之一。战争结束前，日军发现苏联已经准备要进攻关东军之后，曾经企图大量抽调在中国华南、华中的日军北上，但是沿路遭到了盟国空军的炸射，不但损失惨重，而且有（1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些部队根本动弹不得。没有多久，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在中国战区立下奇功的陈纳德，当然是日本与美国反华派军部的首号“战犯“，日本人想尽办法，都无法击落陈纳德，但是马歇尔最后终于办到了。由于陈纳德所指挥的中国战区空军，表现太为优异，马歇尔就不断对魏德迈施加全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撤换掉这个飞虎英雄。陈纳德眼见日军已经败退在即，为了避免魏德迈受到太大的留难，而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局势，因此决定提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退休。
陈纳德是一位为中国战区出力最多的空军英雄，竟然无法分享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但是全体的中国军民，没有忘记陈纳德将军对于中国战区的重大贡献，成千成万的百姓以最高的热情欢送陈纳德离开重庆。无论是担任中国的空军顾问，还是飞虎队的领导人，或是十四航空队的指挥官，陈纳德代表的是人类正义以及军人勇气的真正力量，他那种近乎出生入死的付出，同时面对日军与美军上司的双重打击，尽量为中国战区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真是历史上少有的传奇军人侠客。而他的空军战略作战观念，更是领先当代美国所有的高阶指挥官，成为空军战略发展的真正先驱者。
36.7 空战英雄永留青史
在整个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由于中国陆军的火力与机动力不足，因此只有极少的机会，在战场上直接击败日军。中国只能以无比的毅力，接受牺牲，但是绝不屈服的对抗下去。不过，在空军方面，却完全“爆出冷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空军，在中国空战战场上，常以数量与质量的劣势，赢得痛快干净的胜利。假如不是中国空军的力量不足，及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受到盟国上级太多的制肘，而能够让这群捍卫自由与正义的猛鹰全力出击的话，
那么中日战争的战史，是可以有许多地方要改写了。千万不要以为空军在战争中，只是一个辅助的军种，事实上，假如战略运用得当，空军是在战争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军种。由于当时太多的将领不知道如何充分发挥空军的力量，才会使得空军成为一个辅助军种。
假如蒋介石能够有着超越时代的空军战略思想，以及进一步看穿盟国的策略与阴谋，英国与苏联不可能真心支持打通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
而不要一再陷入反攻缅甸争论的陷阱中，却将主要的谈判力量，直接用来争取罗斯福支持更多的空军战力，那么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前，中国战区能够拥有一千两百架以上战机的战力，以及直接掌握空军的后勤补给作业（其实只要停修史迪威公路的经费就够了），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史，将会完全改写。这样战力提升一倍以上的空军，在陈纳德的全权指挥下，彻底扫荡日本在华中的空军；采取全面的封江作战，炸沉长江水系所有能够移动的船舶，布下无数的水雷阵；摧毁所有日军的补给中心与陆上交通线，全力攻击日军上海到汉口的长江运输通路，以及完全封锁与瘫痪汉口到宜昌的运输线。相信只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削弱日军在华中的战略据点力量，然后再配合中国陆军，集中兵力，开始围点打援、攻击宜昌与南昌等地，空军再以饱和攻击日军阵地相配合。这样后勤已经严重不足的日军，将会无法兼顾这些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又不可能接受皇军在中国战场败退的挫折，所以会拼命苦撑下去，甚至冒险发动反击，那么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战力很快就会耗竭。然后中国再发动致命的总攻击，这样日本将会在华中战场将会遭到无法承担的重创。
只要中国战区出现重大胜利的结果，那么罗斯福就更愿意排除万难，投入更多空军，来支持中国。这时候再将目标指向缅甸西部，使用同样的空军战略，配合陆军的作战，全力打通与印度的联系，华军就可以获得美国支持中国陆军的装备；最后再打下湛江，河内，配合美军反攻菲律宾。这样中国军队可以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也会出现比苏联、英国更佳的作战成绩，那么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不但完全不一样，甚至不会有雅尔达密约的历史错误发生了。
无论如何，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盟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附注：
[1] 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
第三十七章、出卖中国的雅尔塔密约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体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年初，英、美、苏三国领袖的雅尔达会议（Yalta Conference） ， 充分表达出国际社会中，最为残酷与现实的层面。虽然盟国曾发表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强调世界的正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世界所有 “反法西斯盟国“共同遵奉的战争目标，但是盟国中的强权，不但仍然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所宣示理想的前面，甚至做出了出卖贡献最大的盟友的历史阴谋。雅尔达会议中，英、美、苏三国竟然“私下“划分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战后势力支配版图：英法可以重回亚洲的殖民地，苏联则是大幅扩张，控制东欧国家以及进入东北亚。而最惨的是中国，名义上，中国为四强盟国之一，竟然却将在战胜之后，丧失更大的领土与主权，以满足同盟国强权的私利安排。
为了设法防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西方的强权联手，阴谋陷害这个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尽力最多的国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冷酷与现实。半世纪之前如此，如今仍然继续，未来也不会有多少的改变，因为这原本就是二十世纪国际强权对中国的共同策略。直到中国真地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之后，她才能得到真正和平与尊严的国际地位。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战场上，都已经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特别是德国已经被迫在其本土作战，随时都会崩溃投降，只有日本仍然有顽抗的姿态，但是由于与南洋的通路已经遭到切断，日本的战力也到了强弩之末。因此如何处置即将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以及如何规范战后的国际秩序架构与强权的利益，就成为英美苏三国领袖最为关心的议题。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于是出面邀约英美两国领袖于黑海滨的雅尔达举行会谈，这也就成为英美苏瓜分战后利益的强权领袖会议。
而唯一较有国际正义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正在生命尽头的边缘，他的思考与记忆能力，事实上已无法负担高度斗智的地步。他心中所最为顾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减少美军伤亡的前提下，尽早结束对日本的作战，最好他还能够来得及亲睹大胜利的历史光荣。由于英苏两国的强烈杯葛，同时中国遭到日军一号作战的猛烈打击而元气更为大伤，加上中国内部又有重庆与延安近乎公开分裂的局势，所以中国没有“资格“出席这个支配战后世局架构的会议。其实雅尔达会议的议题与结论，只是延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苏的德黑兰会议方向的 “必然结果“。
既然允许英帝国延续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就不能阻止苏联扩大在欧亚形成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帝国。而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不惜任何代价来早日结束战争。
37.1 斯大林开始谋划夺取大战利益
在雅尔达会议中，主要的议题分别为，如何处置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战败国，以及如何划分盟国的利益。而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特别是划分欧洲势力版图的决定。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不顾苏联共产党要赤化世界与建立一个新霸权的事实，而拼命地将无以计数的军火、物资、与设备源源不绝输送给斯大林，所以当可以看出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苏联的军力已由美国充实到足够独占与支配东欧国家的领土与命运而有余了。更近的原因，则是一九四三年英美苏三国领袖在德黑兰会议中，决定英美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让得到大量美援的苏联军队，单独席卷东线战场。到了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只能追认这个已成必然的事实而已。
但是在讨论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条件上，却是英美两国白白送给苏联的“礼物“，也给亚洲带来战乱的祸源。因为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之中，苏联不但没有以盟国的身份，直接的参加对日作战，甚至还不准美国借道西伯利亚，空袭日本与援助中国，这哪里有盟国的立场可言？更别提苏联还在一九四二年策划暴动、占领中国新疆，这根本就是在乘火打劫。事实上，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苏联，已经开始在盟国阵营之中，利用反轴心国的战争，建立他自己的新帝国主义势力。
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纯粹是因为被德国进攻，才参加反纳粹作战的，否则苏联绝对会坐山观虎斗，等着接收二次世界大战的渔利。当全球反法西斯阵营开始凝聚起来以后，苏联却单独提升与日本的关系，苏、日进入准盟国关系的蜜月时间，两国签署中立条约，而相互承认彼此所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外蒙古与满洲国。苏联不准盟国使用苏联领土攻击日本或是借道援助中国，它这种对日本友好的立场与关系，实在不知要把苏联算成同盟国的一员，还是算成与日本结盟的国家？
但是，等到日军连续在太平洋战线惨败，其主力作战部队又都深陷在中国战区，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国空军炸成一片焦土，南洋的战略运输已经完全中断，日军作战力量与意志趋于崩溃，正在到处张罗着投降条件的时候，苏联却开始狮子大张口，要求盟国给它“代价“ 而参战。这本是完全不合理的交易安排，那有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还要先从盟国身上获取利益，好做为“参战“代价的做法。这等于是自比为强盗，受雇为参战的 “佣兵“ 一般，而非并肩作战的盟国。 但是英美两国的领袖，仍然任由斯大林予取予求，热烈要求苏联参战。斯大林一开始就露出 “佣兵“的面目，公开索取参战利益，一是向日本要求“归还“ 日俄战争的失地，这点还算勉强说得过去。二是索取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利益，这就完全成为 “赤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了。中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国，为苏联挡住了日本所有兵锋的力道，却竟然要丧失自己的领土与主权，沦为苏联参战勒索的代价，那还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但是，不但苏联敢开口要中国付参战代价，连英美两国的领袖，竟然都为这个要求背书；罗斯福甚至还要担任对中国施压、强迫中国接受的角色。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真是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刻。其实丘吉尔早就了解斯大林的野心，但是因为罗斯福极力希望提早结束战争，要想借用苏联强大的军力。所以丘吉尔明白，既然西方国家不能压制苏联力量的兴起，那么英国就要采取浑水摸鱼的策略，乐于让苏联扩张势力以牵制美国，特别是同时可以打击到中国、压制东方民族力量的兴起，如此一来英国在战后，就有机会重头收拾殖民帝国的亚洲霸业。缺乏历史深度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受希望“越早能结束对日战争越好“的观点支配，一方面是高估了日军的残留战力，一方面又有着相当天真的想法，认为假如能西方国家停止孤立苏联，把它带入世界级的大国的俱乐部之内，那么苏俄会对于未来的国际事务，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因此英美两国的领袖就在雅尔达会议中，任由斯大林漫天要价，而完全忘记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目的，就是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让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与国家，都能拥有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斯大林早就准备好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就是要染指中国的利益。事实上，在日本败相毕露的情形下，不管英美是否答应斯大林的勒索条件，苏联都绝对会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在对德国作战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全面军事动员的国家，拥有一支战力极强的美援军队，而且控制了东欧国家所有的利益，斯大林哪里会放弃在亚洲掠夺利益的机会。因为苏联只有通过对日本的“作战“，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亚洲进行扩张。因此英美两国若是能够看穿着点，根本就不必对斯大林的勒索，做出全面的让步，或是在苏联无理而且破坏国际正义的勒索中，成为苏联的帮凶。但是英美两国还是主动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其究竟的原因，必然是藉机利用苏联打击中国，防止她复兴与强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在英美之间的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中，丘吉尔对罗斯福注射了最后出卖中国的 “毒素“，丘氏仍然一再 “提醒“罗斯福说，虽然美国一直 “大量“援助蒋介石[3]，但是中国的作战表现是如此令盟国感到失望，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全球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只有中国战区处在败退的状况。这是刺激美国决定接受苏俄勒索的一个主要关键所在。罗斯福终于悲观地认为，中国对提早结束对日本作战上，没有办法提供重要的贡献，美国只有寄望苏联的参战了。因而答应苏联开出来的“条件“，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37.2 雅尔达密约决定出卖中国
二月四日，雅尔达会议正式开始，斯大林从头到尾主导了整个会议进行，英美两国领袖只是跟着 “红军的刺刀“划押而已，根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出现。二月十一日，在斯大林的安排之下，英美苏三国领袖，除了同意战后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瓜分处置之外，还签署了暂时不能对外公布的雅尔达密约。这一份盟国出卖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历史文件，代表了“强权即公理“ 的国际现实，也是世界强权继八国联军之后，再一次对中国的蹂躏与欺凌。这份密约规定，苏联将在对德国作战结束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的战争。苏联要求盟国接受它的参战条件，一、外蒙古维持现状，也就是承认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导演外蒙古独立，从中国领土中分裂的“事实“。二、恢复帝俄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利益，即是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国不冻港，与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三、日本归还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给苏联。罗斯福则承诺，将由美国来设法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参战条件。
这份密约的最为可怕之处，就是英美苏三国，根本的不顾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立场：
一、出卖中国（同为作战盟友）的领土与主权，将它送给在对日战争中，根本毫无贡献的苏联。
二、身为反日本法西斯盟国的中国，不但为了这场战争尽了最大的贡献与努力，但在战胜之后，却要丧失领土、主权。
三、中国一直坚持东北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才对日抗战到底（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企图保留 “满洲国“的和谈条件），中国人所争得就是国家的尊严与主权的完整。如今英、美又要强迫中国在对日作战十四年后，把帝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享有的一切特权再给苏俄。中国如果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那她根本就不必牺牲一切来打抗日战争了。天底下哪有这种战胜国的下场？而中国之所以会遭到出卖，主要原因是，不但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也因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强国。国际强权当然要设法利用中国因为抗战而拼得元气大伤、无力反抗的机会，赶快先把她压制下去再说。
中国在同盟国之中，得到援助的顺序永远是排在末尾，因此真正所得到的军援极少。但是中国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牺牲付出得太大，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战火蹂躏、对外交通被封锁的弱国。而一个弱国是没有资格在国际强权的利益分配之中，有任何维护自己权益之机会的。不过矛盾的是，中国经过战争的洗礼，旧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结构，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假如中国从此同舟共济，团结复兴，那么中国将会成为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样会严重的危及到苏联与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所以英苏两国当然要设法的打压中国。
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苏联从战前被西方国家完全孤立的地位，到战后可以左右逢源，支配东欧与东亚的所有战略利益，成为战争最大的收益人。藉着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的国势的扩张，得到无法想象的大幅进展。英国为了维护自己残破的殖民帝国利益，而牺牲了国际正义；美国则是为了提早结束战争的眼前利益，而出卖了中国。但历史仍有公平的一面：英国只为其殖民帝国延长不到二十年的寿命；美国则为亚洲冷战的冲突，参加了韩战与越战，付出极高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就连苏联也只是昌盛一时，在四十五年之后，整个赤色帝国土崩瓦解，人民现今过着乞讨国际社会援助的悲惨岁月。
37.3 美国铸成历史大错
雅尔达密约的签定，事实上，得助于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单位里亲共势力的影响很大。国务院拒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与其会，也未曾通知美军在太平洋的将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与尼米兹（Chester Nimitz）。因此雅尔达密约邀请苏联参战，就等于是开出空白支票，做为给苏联在远东参战的代价（不过首先付帐的却是中国而非美国）。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只通知国会，雅尔达对于欧洲部分的协议，而隐瞒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代价的密约。当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到这份密约相关的传闻之时，曾经亲自晋见罗斯福求证。当时滨临死亡的罗斯福总统，竟已经“记不清楚“ 这份密约的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影响，于是罗斯福将密约的备忘录，交给赫尔利大使研究。当赫尔利提出报告，力陈这份密约的不当之时，才让罗斯福感到大惊失色，而发现这份密约已经犯下大错。美国如何能够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与精神，充当苏联的“打手“，强迫中国接受有损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行为？假如苏联的野心更大，那么美国不是平白地将赤化亚洲的机会，奉送给苏联？
因此罗斯福要求赫尔利设法进行补救。赫氏奉命后，想先说服丘吉尔修改立场，希望英国能够放弃对香港的占领，以迫使苏联放弃控制旅顺、大连，但是被丘吉尔一口回绝。赫尔利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故，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赫尔利见到了斯大林与苏外长莫洛托夫，他们一再向赫尔利保证，苏联纯粹是为了打击日本才会进兵中国东北，苏联绝对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尊重蒋介石的领导，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对日作战所要索取的代价，是要对苏联人民有个交代而已。
由于杜鲁门在继任总统之前，对于美国在发展核子武器或是雅尔达密约的签订，都是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因此赫尔利特别要求杜鲁门总统，能否重新考虑雅尔达密约，对于亚洲全局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个密约，不但是影响战后东亚的国际战略平衡，更是会妨碍美、中的国家利益，同时更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与美国立国精神的做法。但是杜鲁门却非常坚持美国必须彻底执行雅尔达密约。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杜鲁门派出特使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商讨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以及探寻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斯大林表示，只要中国同意与苏联依照雅尔达密约的原则，签订中苏的条约，苏联将在当年八月对日本宣战。斯大林并且特别重申，苏联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也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它与中国共产党并无政治与军事的直接关连。
虽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美国政府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能正式通知蒋介石，有关雅尔达密约的内容。但是纸包不住火，谣言还是慢慢流传开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在五月二十日，应蒋介石的要求，“私下“告知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当蒋介石知道中国要为苏联参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已极，但是蒋介石却想不出破解之道，因为中国已经因为战争的摧残，到了无力再战的地步，更何况国、共的内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因此在当年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美国进行访问，在风声走漏的压力之下，杜鲁门也不得不向宋子文透露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宋子文对于这份密约，竟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做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大感不满。无奈杜鲁门衷心耿耿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强迫蒋介石就范。
这时候英美苏三个 “盟国“联手，摆出比敌人还要可怕的态度，强迫中国必需接受雅尔达密约，否则中国自己接受一切的后果。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再度分裂为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政府，八年抗战造成国力的浩竭与人心的不安，都已经使得中国无法再经得起“三强联军“的孤立与围攻。同时国际强权正在进行各种介入中国内政分裂的活动，假如蒋介石所领导的重庆政府，不愿接受雅尔达密约，那么这些国际强权就会转向支持延安政府，而蒋介石只有派遣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在六月三十日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
37.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对于侵略中国，早已有着极长的谋划，因此他对于宋子文一再宣称，苏联支持重庆政府与蒋介石政权，绝对尊重中国对于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以及绝对不会干预中国内政的分裂4。斯大林解释，苏联之所以要求在东北的特权，完全是为了便利苏联协助中国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早已脱离中国统治长达二十四年（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外蒙古已经成为苏联的傀儡二十四年），当时早已成为一个“独立“ 运作的国家，中国不应违背蒙古人民独立的 “意愿“与事实，因此目前中国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接受这个既成之事实而已。在中苏的交涉与谈判中，斯大林用尽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中国让步，否则就要中国承担所有盟国关系破裂的责任。这时候，苏联已将击败德国的百万精锐部队，开始大量的调往西伯利亚进行作战集结，这时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无论中国是否屈服，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苏联都绝对会派兵进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以抢夺在远东的战利品。而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在这个地区，阻止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美国力劝中国不如设法接受苏联的要求，这样至少可以限制苏联在中国境内的扩张与掠夺。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终于决定，假如能够签订中苏和约，以换取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以及稳定中苏之间的持久的和平，那么中国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非常大方的接受宋子文所提的和约条件，一、苏联保证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二、苏联保证不参予新疆的动乱，由中国自行解决。三、苏联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且提供中国统一与复兴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则愿意接受，外蒙古的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事实。
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美国军方对于苏联在东欧与德国那种跋扈的扩张行为，也深感警惕与不安，因此美国参谋首长会议主席李海上将（William Leathy），曾经建议杜鲁门总统，是否可以重新考虑要求苏联参战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清楚知道，日本已经接近失去作战能力与意志的地（4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5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步了，同时日本正在慌乱地寻求苏联以及其它的中立国协助，向盟国进行投降的外交接触。苏联的参战，无关作战的结束，只是纯粹战利品的掠夺，并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亚洲的战略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