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建议，“当然“遭到马歇尔与陆军部的强烈反对。中国是已经卖给苏联的战利品，绝对不能退货毁约了。在马歇尔的观点里，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场战略，除了要击败日本之外，必须顺便要分化与削弱中国。因此杜鲁门仍然决定要给苏联这个历史性，免费的扩张机会。目的当然在打压中国在战后的复兴。
这里存在的一个历史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意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六百万的中国军队都成为美军将领麾下的部队，那么美国还会同意苏联白捡这个历史的便宜吗？马歇尔是否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过在中国制造历史的悲剧？不过假如先前蒋介石向马歇尔屈服了，那么国民政府还能算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政府吗？又有多少投靠美国的军人与政客会出来兴风作浪呢？
37.5 中、美、英发表波茨坦联合宣言
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德国的波茨坦（Potsdan）,联合发表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其中第八条 “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条款必须实现，日本的领土只限于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盟国所指定的岛屿“。苏联虽然也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是却在宣言上根本无法列名，因为当时苏联还是日本的友好邦交国家，既未与日本断交又未与日本宣战，所以没有地位与立场，来与盟国要求日本投降。斯大林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盟国施压，要求大家联手逼迫中国承认雅尔达密约，好让苏联能够早些对日本宣战。
八月二日，杜鲁门离开欧洲返回美国，正式批准了美军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攻击。八月六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造成日皇裕仁极大的惊恐，因此加强了日本政府投降的决心与行动。这时苏联知道日本投降在即，本来斯大林非常坚持中国必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才能出兵攻击日本的关东军。但是，此刻苏联深怕假如日本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后，会突然宣布投降，这样苏联就会师出无名，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在远东抢夺战利品了。
所以苏联只有不顾还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事实，就抢先八月八日夜间，下令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对日军发动三路总攻击，次日苏联与外蒙古才补行对日本宣战。当苏联向日本正式宣战的当天，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攻击了长崎，日本政府的抵抗意志也完全崩溃。（外蒙古的独立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的法律程序，就已经与苏联同步的对日本宣战了。）
这时日皇裕仁知道，投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对于是否接受 “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仍是议而不决，由于日皇裕仁决定要尽快投降，最后只有由首相铃木贯太郎恭请日皇“圣断“。日皇裕仁裁示，在保留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盟国招降的波茨坦宣言，这时已是八月十日的凌晨二时。于是日本政府在八月十日，正式委托中立国瑞士政府向盟国照会，日本愿在保留天皇体制下，同意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第二天美国代表盟国回复日本，以日本的天皇体制，也需听命盟国占领军的号令，而接受日本的投降，算是在无条件投降中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
这时候，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已经在世界与中国各地传开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以及关东军，对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都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为激烈，冈村宁次认为，日本仍有几百万军队，应该可以与盟国周旋，以获得较好一些的和平条件，而不能无条件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再度要求日皇考虑更改投降条件，但是日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早已崩溃，因此对于军部的反对，根本不加理会。八月十四日，由日皇正式要求政府完全投降的敕令程序，并且宣布在十五日，将会公开广播日皇裕仁的“终战“ 演说。也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联签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丧权辱国的“友好同盟“条约，（还不如称为战败投降条约比较名符其实）。中国才在结束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一天，又遭到苏联的正式侵略，身为盟国中国领土所受到的损失，比战败国日本的还要大得太多了。
37.6 苏联红军准备大举劫掠中国东北
事实上，苏联先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五日，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就已经开始将作战的物资，开始先行运到西伯利亚东部储存备用（当然大部分是美援物资），在五月初德国投降之时，苏联更是立刻将精锐的红军部队全数东调。到了七月份，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停止民间运输，完全专门运送军队与作战物资，前往中苏边界。这时苏联为了增加劫掠战利品的实力，竟然调动了一百五十万大军进入远东地区。斯大林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驻进远东，根本就摆出谁也不能阻拦红军前进的架势，难怪美国得到情报之后，马歇尔的结论是，不管中国是否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都要在远东进兵，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红军的行动。斯大林下令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出任远东军总司令官，由马林诺夫斯基（R.Y.Malinovsky）出任进攻中国东北的总指挥官，苏联的军队准备在八月中旬以后，完成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的准备。这次苏联大军出击的行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多重历史意义，不单要为日俄战争的历史屈辱报仇，也是要完成俄罗斯两百年的宿愿，在远东抢到出海的不冻港。同时苏联更要在中国的东北，抢劫日本投资建设的大量战利品，作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打内战与对抗国民政府的本钱。
斯大林知道，苏联要乘机劫掠远东的战后利益，就必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行，既然美国政府愿意出钱支助大部分的战费和装备，苏联当然乐意出力。同时苏联也与延安以及朝鲜半岛的共军联络，要求他们务必派出大量的部队，“协同“苏联军队进攻内蒙、东北与朝鲜半岛。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严格遵守“ 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认真的遵守过国际条约），不但没有与盟国同一战线，对日本发动攻击，甚至不准美国援中国抗日的物资，经过苏联领土，也不准美国利用西伯利亚做为攻击日本的基地，使得日本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毁灭性的攻势。但是在日本已经开始进行投降程序，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苏联的军队才姗姗来迟进入东北。与其说是对日本作战，不如说是来劫掠战利品，强夺中国的不冻港。
37.7 关东军最后不堪一击
由于关东军在整个中日战争之间，经过不断的被抽调支持各个战区作战，早已虚弱到只有少数象征性的野战部队驻守。最后因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几乎将所有还有战力的部队，全都抽出，以支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孤注一掷。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大本营开始觉察到苏联有可能参战，因此在开始增强关东军的战力，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是没有人力与装备，再进行武装了。新增的部队，只是空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
而已，日本大本营只有下令中国派遣军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要求中国派遣军必须设法支持关东军备战。这时琉球决战已经在日军惨败之下结束，本土已经遭到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攻击，日本帝国正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是日军还有能力进行野战大兵团作战的部队主力，又全都摆在遥远的华南与华中地区，到了紧急的历史决战时刻，要想大量抽调北上，将会在整个运动的途中，遭到盟军猛烈的空中攻击。此时受过美式装备的华军部队，也开始部署，对后撤的日军进行反击作战，因此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希望在危急时刻，手上能够握有重兵，这样方便自己进行紧急状况的处置，因此并不愿意将日军大量调往东北。
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日军部队实际抵达关东军防区。更糟的是，日本对于苏联的实际参战行动，仍然有着不确定的判断，特别是日本正在“委托“ 苏联为日本投降之事，与盟国进行外交斡旋。因此斯大林应该知道，日本根本已经是投降在即，而没有继续作战的意愿，苏联何必参战？日本却不了解，它即将投降的决定，正是苏联必须立刻提前参战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参战，绝非为了击败日本，而是为了抢夺它在远东的地缘、战略利益。因此日本越是濒临投降的时刻，苏联越要全力的参战。斯大林清楚知道，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立刻的反应是“加速投降的外交行动“，因为苏联正是日本投降洽商的中间人。因此斯大林知道不能再等了，而在八月七日立刻以加急的军令，要求苏联远东军司令官，立刻准备在八月八日的午夜之前，对日军发动攻击。虽然当时苏联部队与后勤的集结，尚未完全作好，所有的军队，奉命绝对必须在当天夜间，对日本关东军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发动全线攻击。
接着在当天半夜十二时，斯大林紧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斯大林表示，由于日军仍然准备顽抗美军，因此苏联决定立刻对日本宣战。（真是莫名其妙的做法，半夜十二点召见美国大使，只为了告诉美国这个老掉牙的情报判断。斯大林其实是担心，若是日本在第二天就自行宣布投降，苏联就没有漂亮借口来占领中国的东北了。）
苏联的红军，就在八日夜间十一时，不宣而战，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全线的攻势。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苏联也会在日本已经同意投降的时刻，进行“偷袭“。苏军发起总攻击的当夜，山田乙三正在大连视察，并未在长春的司令部直接掌控战情，他在第二天赶到长春时，才了解苏联以绝对优势的军力与火力进攻的全面战况，关东军不但没有完成战备，苏军的攻势已经超出山田所能掌握与抵抗的范围了。
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精锐的红军部队，共有八十个战斗师，二万六千门大炮，五千五百辆坦克和五千三百架飞机，兵团分成三路进攻。其中左翼兵团，由中东铁路的南北两头的重镇，满洲里与绥芬河，同时在八日夜间发动闪电夹击。拥有重装备的红军装甲兵团，在突破日军防线之后，沿中东铁路南北同时疾进，两军在哈尔滨会师之后，立刻沿南满铁路向南切入，攻击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
红军的中央兵团，则是由蒙古高原直扑热河，这路行动迅捷的机械化部队，每天前进作战的速度超过一百公里，在穿越热河的中部与南部之后，将主力指向东北的南部，向关东军司令部长春攻击，以南北合围关东军。而右翼兵团，则沿着库伦到张家口的公路，迂回攻击察哈尔，甚至企图进军北平与天津，准备攻到渤海海边，以打通与延安共军会师的交通路线。这个苏联大军全力出击的历史镜头，正是日本皇军创立者山县有朋所担心之恶梦的实现（也是日本参谋本部半世纪以来，准备终有一天要打得战争）。但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掏空了日本所有的军力。如今日本关东军，落得只以空城来面对这个历史的决战。关东军的作战能力这时早已今非昔比了，而日本调入中国东北的援助部队，不但数量有限，又迟迟无法到达。这时关东军的每条防线，同时遭到红军的突破，因此只有企图大幅收缩战线，放弃北部平原地区，只图在东北南部的山地，进行抵抗。在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就迁移到了靠近朝鲜的通化。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苏联红军，在关东军自动收缩战线的配合之下，进展速度更是惊人。当苏联军部迫进关东军南部防卫圈之时，日皇投降的诏令下达，关东军召开将领会议，虽然有些军官仍然主张拼死抵抗，但是山田乙三已经失去作战的意志，决定“承诏必仅“，下令关东军全体向苏联红军投降。苏联部队对于投降的关东军，一个不留，全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劳动改造，与充当开发西伯利亚的苦工，结果有高达六成的被俘日军死在异域。一向飞扬跋扈、自视极高的关东军，其下场竟非战死疆场，而是成为俘虏，而遭凌虐至死。直到一九五○年，还活着的俘虏，才开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年，最后一批九死一生的关东军战俘才归国。
虽然关东军决定停战投降，盟国总部也下令整个战区就地停战，但是苏联的红军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大军依然按照作战命令而兼程疾进，以攻占所有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红军右翼兵团，一路猛攻日军在内蒙的阵地，打通张北而与中共共军会师。苏俄红军并且在攻占张家口的日军内蒙补给中心后，让共军林彪、聂荣臻以及贺龙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与装备。而苏军中央兵团击破承德之后，也接应李运昌与林彪的共军部队进入东北。
本来红军还想攻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的，但是这时魏德迈已经感到局势失控，苏联根本不是来打日本人，而是来抢战利品的。因此立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联红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一方面则由美国的陆战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点，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苏联红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中国从关东军侵略东北，与日军作战了十四年，打得民穷财尽，耗竭了一切的国力，最后还要落得被盟国出卖的命运。而苏联只对日本 “作战“七天，就恢复帝俄时代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权、夺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国东北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当然苏联也抢夺东北中国人民的财产。六十万的关东军，只在象征性的抵抗下，就向苏联投降，斯大林的赌注可是下得快、狠、准，免费得到了巨大的战利品，而到今天还由中共与西方政府的主流历史，以各种荒谬的谎言为它的暴行粉刷、掩饰。对于攻占中国东北的苏军而言，丝毫没有把东北当成是盟邦的领土，也无视于中苏“友好“条约的约定，而是把东北当成战利品，苏联有计划的把东北所有的工厂与设备，以及所有有价值的对象，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苏联红军在军纪的放纵之下，部队有如犯罪土匪集团，东北人民普遍觉得，苏联“盟军“ 比日本敌军还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说苏联红军应该在日军缴械投降之后，依照中苏的相关协定，在三个月内撤出在东北的部队，但是事实上，苏联部队根本就没打算在抢光东北所有东西之前离开。中苏双方几经交涉，根本毫无结果，苏联红军自恃军力强大，华军拿它无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赖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最后连美国都加入施压，苏军才宣布撤军，大摇大摆的将所有劫掠的物资带走。苏联军队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尔滨，留下了满目疮痍、劫后的东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之处，只有富饶的东北地区了，同时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资建设，这是中国战后重建最关键、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不但赤地千里，中国战后复原的机会也付之一炬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迫不及待的立刻炮制了一个公民投票的 “活动“，结果当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这是非常 “正常“的结果，苏联政权七十五年，所有在苏联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结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都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时国民政府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希望 “盟邦“苏联，能够因为得到抢劫战利品的饱足，能够暂时放过中国。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不公义的阴谋秘密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二十六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 的明确主张。雅尔达密约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力量仍然大于正义，中国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本身的国力耗损最大，于是以弱国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国无情的践踏。
37.8 悲剧的发生与历史的代价
由于中国东北的资源丰富，以及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旅顺是天然的不冻港，所以，蒋介石早就担心国际强权，会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利的行动，而造成新危机的可能发生，所以在开罗会议中，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到有关渤海的战略地位，及中国愿意开放旅顺军港给美军使用，以免再有强权打这个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国没有这种远略。丘吉尔虽然也看出斯大林的野心，但是由于罗斯福要把苏联当成平等伙伴来交往，因此不愿与英国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强权兴起。对缺乏历史深度的罗斯福而言，美国最高的战略方针，只是寻求眼前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快与最少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他眼见苏联军力强大，因此就千方百计拉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英国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够设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同时扩张苏联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势力。当然还有要让苏联强占旅顺，英国才有理由继续强占香港。美国在欧战结束之时，也发现苏联在德国与东欧的扩张野心，美苏军方几度几乎要在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极大的不满。东欧各国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及时在东亚，协助中国，来化解雅尔达密约所带来的东亚危机。假如美国政府当时能够及时醒悟，优先、迅速地加强对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的援助，延后甚至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攻击（只要继续空中封锁日本就足够了），让日本能够将最后的力量，往北方收缩，也同步地将中国的力量往北方扩张。假如杜鲁门真的是一位有胆识与远见（当然他都不是）的总统，决心要扭转苏联势力的扩张，应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军停止进攻琉球群岛，而将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改在越南与华南之间登陆，与中国的反攻西南的部队会师。这样中美两军很轻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内、湛江甚至广州、九龙的港口，建立中国华南直接的联络线，这个联络线的海运能量是驼峰空运的百倍以上，中国立刻就由海运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与补给，而让华军的战力迅速的增强。同时让重庆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络（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南京与重庆之间的中国与日军，就有直接联络的电台），清楚告知日军，苏联的大军即将攻击关东军，假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被苏联攻占，那么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根本就连困兽之斗都无法进行了。因此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立刻将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大军全部北调，与关东军联手，进行对苏联红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盟军飞机停止攻击在中国战区北调的日军。这样苏联的部队当然就要面对日军主力部队的抵抗，说不定苏联就会延后对日军的作战时间。
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 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日本，切断所有的交通路线，美国根本不需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就已经决定投降。因此美军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只为苏联减少参战的成本，增加参战的胜算而已，并没有缩减多少盟国战胜日本的时间与成本，但却让东亚成为红色法西斯掠夺与发展的历史悲剧成真。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团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在谈判中苏友好条约之时，蒋介石眼见当时的大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中国是否签约，苏联的军队都会侵入中国的东北、内蒙甚至华北，签约还有可以约束苏联的交涉机会，不签约只有面临一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哪里还能在对外全面孤立，与内部分裂的状态下，再来承担与赤色法西斯决裂的压力？假如签约能够让中国享有统一与复兴的机会，那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中国富强了，中国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在国际社会之中，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础。台湾是在马关条约中，正式的割让给日本，但是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还是一样的可以要回来。所以只要中国统一与强大，中国不怕外蒙古不归心，也不用担心大连旅顺要不回来。因此，蒋介石在万分无奈的状况下，接受了雅尔达密约。盟国就这样的出卖了中国，同时也伏下日本战后免受惩罚、迅速复兴的机会。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架构下，雅尔达密约铸成了历史大错，苏联借口仅以七天的对日作战（不如说是参加劫掠），而将势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国需要全力稳住日本，以围堵苏联的扩张。
蒋介石面对盟国的狠毒，与苏联的凶残，所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而此时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本与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蒋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 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宣布“以德报怨“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基于宽大的道德情怀，更是有着非常严重的现实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被盟国出卖，国土残破与新的内战危机状况下，蒋介石有必要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所以只有放过日本。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政权，但是唯独中国，却要付上被苏联侵略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常越过正义的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出力最大的战胜国，却在河山残破、国力耗竭、内部分裂的状态下[13]，因此成为被盟国欺凌的对象。
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而言，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做的残酷决定，甚至比敌人的侵略还要可怕。历史的结论是，日本曾经如此无理地侵略与大肆破坏、劫掠中国，结果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付出任何的赔偿，反而还能得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琉球群岛[14]，做为日本发动侵略的“奖励“。而曾经为了与侵略者殊死缠斗而付出了最高代价的中国呢？却是外蒙古永久的丧失，东北主权、利益受到侵害，与中国百姓受到的蹂躏。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中国处在分裂与衰落的状况之下，不管她站在历史正义的那一边，不管她曾经为世界的自由与理想付出过多少的代价，只要中国人不够团结与强大，最终都是成为被侵略与出卖的对象，下场甚至要比战败的侵略者日本还要悲惨。
这也就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中被出卖的悲剧命运之一。而这类极不公义的阴谋策略，仍有可能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在世界主流史观刻意扭曲雅尔达密约的实情的状况下，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事实，更要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才能面对未来的考验。
附注：
[1] 中国无法拿出强权的实力，也就失去四强的平等地位，不管她对战胜日本的真正贡献是多么重要。
[2] 以历史的事实而论，苏联这个新赤色法西斯帝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人类所造成的灾祸，绝对远超过右翼法西斯国家。单是它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至少在三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3] 这是极大的政治谎言，事实上，中国最终实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只有五亿美元而已，这和英国得到巨额的三百亿美元，苏联得到一百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可惜的是，雄才盖世的罗斯福总统，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中国战区的实情，还要依赖陈纳德少将的私人报告，才能知道一点真相。更糟的是，由于盟国根本没有全面反攻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管道，因此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得到“美国应许的美援。中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没能拿到，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援助金额之多少可以显示出来的。
[4] 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
[5] 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
[6] 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7] 在此更可以看出，现代化的作战，与军队的装备、训练、后勤，有多重要的关系了。一向以精锐著称的关东军在抽空之后，也一样不堪一击。因此华军这么长期的艰苦抗战，更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的作战任务。
[8] 这是关东军第一次真正没有讨价还价，或是阳奉阴违敕令。整个日本侵略的战祸，就是由于关东军自行其事，不肯听命令所引爆的。过去关东军一直是日军中自视最高，与自认是决战干城的部队，一向不把诏命放在眼里。但是最后面临历史决战的时刻，却决定“承诏必谨“了。
[9] 单是红军在长春日本人集中地区，对于日本侨民的奸杀凌虐，就高达万人，由于红军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妇女施暴，造成东北人民为了自保，部分妇女甚至将头发剃光，穿上男装，不敢外出。情形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还能大体约束其部队的暴力行为，简直是有天渊之别。
[10]只要看延安的八路军如何密切配合红军的行动，尾随红军接收东北，就知道雅尔达密约对共军发展的重要性了。
[11]魏德迈回忆，当美国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明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的真相的时候，他永远无法忘记蒋介石的反应。
[12]或许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会同意从东北撤退的一个顾虑因素？后来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曾经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
[13]“不幸“的是，中国却又同时是一个非常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14]美国又擅自作主，在一九七二年将琉球群岛“还给“了前侵略者日本，这完全违背了同盟国在开罗会议的决定。
第三十八章、战争的結束，胜利的代价
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到现在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正，日皇裕仁以事先的录音带，透过电台的广播，亲自向日本与全世界公开发表「终战」演说[1]，当天所有在的日本本土与海外军民，都要肃立恭听裕仁的「圣断」。在这篇演说中，日皇裕仁亲口宣布，日本政府与日军大本营决定，接受波兹坦宣言，全体日本军民都必须遵守这个圣断。
在日皇裕仁广播完毕之后，日本全国上下，都立刻陷入一片的惊恐与迷惘情绪之中，这是日本开国二千六百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向外国投降，也是外国部队将第一次占领日本的本土，对一向封闭孤立与自卑感极重的日本人而言，真是面临千年未有之奇变，但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已经清楚的知道，日本实在是没有力量再负担战争的损失与消耗了，日本只有投降的选择。
虽然日本的军方，仍然有人感到无法接受，这个无条件投降的事实，特别是在海外战场的日军，曾经有极强的反弹意见。其中，又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态度最为激烈，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军力最强，所以反弹的声浪也最高，不过在日本本土的军民，则是绝大多数同意日皇的投降选择，因为他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为了疏导日本海外军队的反弹情绪，日皇裕仁特别派遣三位亲王，带着日皇投降的诏书，前往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司令部，进行投降诏命的宣达。
38.1 日本在华驻军正式向中国投降
日本政府先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接受盟国招降文件的正式签署之后，铃木内阁就在第二天宣布总辞，改由东久弥宫亲王，组成善后内阁。而日本的近卫师团部分军人，企图发动政变，以阻止日皇宣布投降的演说，但是终于却无法挽回日本决定投降的大局，当天夜晚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日本的军方最高位阶将领杉山元、焌六联名发出命令，要求海内外所有日军「奉诏唯谨」，同时日本的军部则立刻出现一片的火海，日军开始大量的焚烧所有的作战机密资料，以防这些资料会成为未来战犯审判的罪证。（这也就是在东京大审之中，一些关键的罪证，缺乏直接的文件资料作证的原因）。
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却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
在中国与盟国方面，事实上早在八月十日，就已经知道日本透过瑞士提出的投降文书，也同意美英等国政府在十二日回复日本投降的立场，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
蒋介石是在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正式响应当天中午日皇裕仁的投降广播，在重庆的电台，发表了「以德报怨」的演说，而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却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蒋介石是在无可选择的状况下，只有轻轻的放过对日本的追究，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甚至可能需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对抗赤色法西斯苏联的侵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完成了无条件投降的法定程序，所有的政府阁员都在投降诏书上签字。但是也就在同一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由外交部长王士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下了丧权辱国与后患无穷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个最新的否定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就烙在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上。这代表着，抗日战争并非中国对抗侵略者的全部历史，有意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还是没有放过中国。
事实上，正当日军接到投降指令，停止一切的军事敌对行动之同时，苏联的军队，也正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继续加速的进行作战行动，中国东北的人民，照样成为苏联红军烧杀掠夺的对象之一，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战争结束？还是战争开始？
苏联首先在一九二一年侵略中国的外蒙古，日本跟着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投降，苏联却在八月八日，进军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这就是盟国出卖与中国内战的历史悲剧开始。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在日皇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盟国宣布由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负责整个日本的投降事宜，而在接洽之后，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终于正式进入日本的东京湾，美军开始进驻日本的本土，第二天，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率领部属到达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接着盟国代表与美军也陆续的驻进日本本土，对日本实施占领，而日本也正式的亡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军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在东京湾的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等盟国将领投降，而签下日本投降的历史文件。麦克阿瑟根据这份文件，获得全权支配日本军政的权力，麦克阿瑟下令所有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全部向蒋介石所指定代表正式投降。因此蒋介石下令，正式将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九月三日，订为中国军人节，以表彰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世世代代做为中国军人的纪念[2]。
这时候，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蒋介石，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要求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代表向中国接洽投降，蒋介石同时划分中国与越南为十五个受降区，要求各地的日军，设法在受降区集中，向指定的中国指挥官投降。这又引起了延安八路军总部的严重抗议与杯葛，八路军要求日军直接向他们投降，以方便接收日军的军火与物资，同时控制主要的战略据点，蒋介石拒绝同意延安的要求，于是日军还没有正式的缴械，国共新的的战争冲突，就开始在中国各地点燃了。
在抗战胜利之时的华北一带，八路军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军事力量集团，而国民政府的部队，则多数集中在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因此要赶到华东与华北各地，接受日军的投降，实在是距离遥远与补给困难，只有全靠美国以空运方式，让重庆指派的代表与军队，到达华北与华东各地日军集结区，完成日军受降的仪式。但是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的部队并未控制城市之外的乡区，这些地区的秩序混乱，出现权力交接真空的混乱与掠夺，而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八路军，就很快的利用这个机会，完整的掌握了地盘与人心。为国共战争夺到了致胜的先机。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3]。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光荣的背后，却掩不住中国面对历史突然发生巨变的无奈，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来面对日本突然投降所产生的「变局」，所以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手忙脚乱的冲击之中，因为中国无法在国力近乎耗竭，政策毫无准备，又有极大的内哄的状况下，要在短促的时间之内，同时要面对苏联与盟国既凶又狠的阴谋，以及进行日本占领区的接收、整理与再造。而中国饱受破坏的残破山河如何重建？
所有变节降日的汉奸如何处理？六十多万的伪政府军队如何改编？如何收编几百万的拥枪自重的「游击队」？如何安置几千万流离失所的民众？
如何让重庆与延安两个敌对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这些难题之大与工作之沉重，实在远远超过当时刚从九死一生的危局之中获得喘息的中国政府，所能处理的。
38.2 河山残破中国再遭出卖
不过，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时间去规画与运作，抗日胜利就突如其来的冲击到中国整个的布局，这个胜利同时代表着中国要面对新的外来侵略压力，以及解决国内全面内战的冲突。特别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境内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人民更是受到劫掠与战火摧残的损失，中国是否应该要求日本政府负担应有的战争赔偿？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
虽然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明确的提出，在战胜之后，中国将会以实物赔偿为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付出侵略中国应有的代价，这点是得到盟国领袖的支持，但是蒋介石却在宣布胜利的的广播演说中，主动的放弃了这个权力，蒋介石公开发表的理由是，中国应该抱持「以德报怨」崇高的大国道德理想，其实蒋介石不能对外宣布的理由是，为了对付盟国的压力，中国在必要时，可能要以日军做为挽救政治局势恶化的筹码之一。
当时近乎全面残破的中国，已经再度遭到苏联的侵略与威胁，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继续的明争暗斗，同时中国无可避免的，将要陷入全面的内战之中，因此蒋介石认为，需要给国民政府留下余地，以在必要时，可以利用日本做为对抗赤色法西斯的战略棋子。（当时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已经看出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他曾经向蒋介石派遣受降的先遣代表冷欣中将提议，在中国战区的投降日军，不缴械，以协助蒋介石与苏联及共军作战，这个建议蒋介石最后并没有接受，但是却给冈村宁次在战犯审判中，留下生机的伏笔。这可以对比最新公开的密件，丘吉尔曾经企图武装投降的德军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构想，几乎一致。）当时战胜的中国，真的处在如此抉择的困境之中，中国不能合理的要求敌人赔偿，因为中国已经面临来自「盟国」的侵略与出卖的阴谋。
这时美国才感觉到苏联全面扩张的压力，赤色法西斯正在欧亚两洲全速的扩展之中，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开始受到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立刻摆出一付日本保护国的架势，准备先全面的稳住日本，以抵抗苏联在太平洋的扩张，美国要求中国立刻以第一优先的方式，将所有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与日本侨民，可以携带个人财产，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回日本，以充实日本空虚的国力。非常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优先运送日本军民回国的政策，竟然是运用美国援助中国的美援「拨款」项目支用，总数高达三亿三千万美元（美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的全部军事援助，帐面统计也只有十亿美元而已，其中的三分之一，竟然是用在加速与优待遣送日本军民，帐却记在援华的项目中）。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结果是投降的日本军民还有钱可带回国，有优先使用车船的权利，战胜的中国军民，在战后一贫如洗，行政、治安与交通系统全面瘫痪，中国的复员与重建工作，真是举步为艰，中国境内到处可以说是灾民遍野，看到这种景象，实在有点不知谁是战胜国？谁又是战败国[4]？
38.3 日本受到美国的特别优待
同时为了稳住日本的政局，美国政府也对处理日本战犯，采取「空前宽大」的态度，不但保留了日皇的制度，对于特别是有日本的皇族成员的战犯，几乎全都无罪开释，总计盟国在东京起诉二十八位甲级战犯，除了三人畏罪自杀之外，二十五人全部宣判有罪，七人死刑、十六人无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另外在盟国各地总共起诉五四一六个战犯，九三七人被判死刑。
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当局下令，日军大本营被彻底的解散，皇军也成为历史的名词，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为日本设计一套非战宪法，保留日皇体制（这是蒋介石为日本力争的结果），但采取文人的责任内阁制，美国给予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国防保护，使得日本迅速的从战后的废墟中复兴，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后勤基地。尤有甚者，美国在一九七二年，又擅自将所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日本俨然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太平洋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而日本对于战败的认知与反省，一直存在着极大的民族集体自卑感的心理抗拒。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第一次向外国投降，日本人民而今无法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深恐自己有历史自卑感的民族自信心崩溃。所以日本人自欺的认为，他只是被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美国，加上人类无法抗拒的原子弹所击败，日本人心理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其实是在战略上被中国打败的事实。（这就是日军烈士遗族岩里政男（又名李登辉）一再强调，日本人万不能向中国认错道歉，而使日本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原因。）由于日本人认为，在战争结束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尚未遭到致命的战败打击，所以当然不肯承认自己被中国打败。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假如不是苏联与英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排斥的战略，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而能让中国公平的得到美国的军援，那么中国军队当然是可以在中国战区的战场上，痛击日军的）。但是不知日本人是避重就轻，还是民族的智能有问题，竟然坚持，日本的失败根源，只是一连串战场上的失利，而非战略根本的失败，所以日本是被美军打败，而非被中国打败，因此日本不肯向中国真正的认错道歉，是反应心理上不能向中国服输的想法，日本人仍然「误以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没有输，中国人其实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有没有看到韩战，中国军曾经力战联合国二十六国联军，击败美国的第八与第十军的战绩），所以中日之间的问题，就存在着这个不正确的心理障碍，在现在与未来，仍然潜伏着引爆中日之间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
38.4 和约里的陷阱与阴谋
当然盟国对于出卖中国的戏码，并未落幕，由于国共战争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国民政府全面在大陆败退至台湾，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府，很快的因为支持北韩的南侵作战，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集团，爆发战况惨烈的韩战，这正是日本在战败之后复兴的历史契机，因为美国终于知道，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特别是马歇尔在韩战时就应该知道，出卖中国要让美国子弟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以美国急迫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做为自己控制东北亚战略地缘的基地，因此美国立刻提议，与日本签定和约，以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问题是，此时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分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几乎控制整个中国的疆土与人民，因此它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继承政府，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否则因为而与盟国并肩作战，共同发表联合国宣言、四强宣言、开罗会议、波兹坦宣言，以及正式与盟国一起在日本降书上签字的，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若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也说得过去。
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但是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已经感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压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朝鲜半岛与英美法等国交战，所以西方盟国的阵营，不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签署对日本和约。同时盟国借口，只拥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性不足，因此在英国的策动之下，盟国也排斥中华民国参与对日和约的签订。结果盟国达成了一项带有阴谋的政治交易安排，就是两岸政府，都不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字。
而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约，改由东京与台北进行双边条约的安排。西方盟国的这项安排，受到苏联与东欧集团的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约上，对于日本领土的规定，就出现了可怕的政治阴谋安排，因为在旧金山条约内，乘着中国的缺席，「故意」的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南沙与西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却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在日本放弃之后，应该归属于那个国家。这是西方盟国分裂中国阴谋策略的伏笔，但却在严格的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
因为依照开罗宣言，明白指出这些领土是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的（另外开罗宣言还明列东北四省主权属于中国，与列出日本凭暴力侵略的地方，其中包括琉球群岛等地）。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又被波兹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所肯定；在波兹坦宣言的第八条中，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必须实现。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两岸的政府既然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本和约的签字，当然不能拿旧金山和约，当成中日两国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与东京完成「中日和约」，这时候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赔偿与道歉，但是蒋介石仍然设法在领土与主权的问题上，弥补旧金山和约的漏洞。
可是，日本这时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敌人」美国做为靠山，台湾却要看「盟友」美国脸色（看起来，做美国的敌人真好，做美国的盟国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谈判上，日本已经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事事都要占了便宜还卖乖，特别是在台湾主权的问题上，日本谈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旧金山和约内容，做为搪塞，同时态度之恶劣，好象日本是战胜国的样子。
不过，在蒋介石的力争之下，日本还是稍为做了一些妥协，在和约的第四条与第五条规定「将中日两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专约与协议，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也就是包括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在内（其实也包括放弃琉球的天津条约）。另外在中日和约第十条，清楚的记载「台湾、澎湖的人民与法人，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与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权不属于中国，那么台澎的人民与法人，如何能够自动的成为中国的人民与法人，日本又如何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中日的和约？
因此在旧金山和约中，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在中日双边的条约中，已经加以补正。何况以历史事实而言，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依法恢复中华民国公民身分[5]。
此外，台湾依中华民国法律正当治理，台湾人民依中华民国法律所选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与中国各省代表一样的行使政治权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宪与行宪，以及一九四七年选举总统）。所以台湾的主权自然属于中国，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的放弃对日本的赔偿与道歉要求，而在台澎的领土主权上，和约第二条载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兹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因此日本在这份和约上，也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来自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抗日政府，终于分别在法律上，先后以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与日本签订和约，而正式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但是在日本人民族自卑感的深处，日本人却没有认输，也没有悔过，更谈不上道歉与赔偿，日本在国际强权的暗中支持下，设法否定侵略中国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可以产生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间是完成了结束战争状态，但是离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着很多的问题存在。
38.5 没有完全落幕的历史悲剧
回顾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浩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历史的决战原是可以加以避免的，因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长期历史，原本并无历史的世仇大恨，当时又无绝对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方面，既无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够与日本合作，以发展经济，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日本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国广大的资源与市场，以支持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二是需要中国协助抵抗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战略压力，这两点在当时都是中国愿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需要日本的参予，中国抵抗苏联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后援。中日两个东方民族国家的合作亲善，原是互补互利的。
但是，日本这个极度缺乏历史安全感的海岛民族，对于力量有着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分裂与衰弱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对于日本一再的侵略，在国力落后的状态下，一直抱着「以和为贵」的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欺凌是百般的忍让，结果反而激起日本这种吃硬不吃软民族的侵略凶性，在日军少壮派军官的误导与把持之下，对中国进行永无止境的分割与蚕食。
反观日本念兹在兹的「敌人」苏联，原是日本皇军创始者山县有朋一再担心的皇军「终极决战者」，日军参谋本部更是将苏联当成建军备战的假想敌，但是在斯大林一再展现硬碰硬的作风之下，日军竟然不敢冒然的对苏联采取断然的行动，甚至不敢利用德苏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全面大败的历史良机，对苏联作战，反而选择中国与美国进行作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都希望能够以和谈与退让的方式，换取避免爆发战争的机会，结果反而被日本误解为示弱，最后彼此之间的战争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日两国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对于关东军的谋画，全都应对失误，加上斯大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势利导的扩大中日冲突，才会造成这个事件成为中日历史决战悲剧的起源，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刚好给关东军的冒险出击，提供一个致命的诱惑，日本政府模糊软弱的不扩大方针，更让关东军敢于突破政府的约束。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
假如当时中国在东北布置了全面的就地反击准备，日本政府又能断然的处置关东军抗命的行为，那么九一八事变，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了。当然，假如斯大林拿出行动的决心，坚决的要保护苏联在北满的利益，日本政府势必只有对关东军的行动，做出断然的处置，那么关东军也就没有办法在日后，逐步将日本卷入战争漩涡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泡制了满洲国，扩大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这个侵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复兴，中国开始凝聚力量，准备抗日，而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的战争，可以说是有些意外与突然，对于中国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实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当时局势变化到，连蒋介石也压不住要求决战的民意压力，日本军方的扩大派，更是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良机，结果成为日本无法结束中国事变的梦魇。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所做的牺牲与付出，无论在生命、财产与时间上，都超过任何一个反法西斯作战的国家，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若是处在中国当时的失利状况，早就放弃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先进国家面对德国侵略的表现）但是中国就是在面对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想尽办法的支撑下去，绝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为盟国的胜利，奠定了战略结构上的基础。
而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最难令人接受的事实是，日本军队经常所展现出来那种毫无军纪的烧杀掳掠的行为，由于日军在中国境内，对于战俘与平民的这种普遍性暴行，使得日军在不少的时候，更像盗匪劫掠而不是军队作战，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杀等等），显示出日军的行为更是像禽兽，所以中国所忍受的战争伤害，要比其它的国家与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战状况，还要严重许多。中日之间不只是战争，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浩劫。
就中日之间的战略而言，日本表现最差的是，在漫长的八年全面战争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就一天不能脱困，结果是，日本决定「战」，又不能彻底动员而在中国的战场上求胜，日本决定「和」，又斤斤计较于所获取的小利，最后日本是费尽心机，无论是和战的策略，都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也就无法与其历史决战的大敌美苏，进行倾力一搏，日本在最后决战中，虚掷兵力到华南，只给苏联创造了侵略的历史机会。也许这就是岛国的文化与心态，没有大开大合的心胸与眼界吧。
若是以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又不完全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国际强权就算是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也一样没有放过对中国的计算与欺凌，苏联始终就没有放弃过利用中国与侵略中国的策略，英国也是始终一贯的提防中国因此发展壮大，美国则是受到马歇尔、史迪威等人的影响，对于中国既有帮忙，也有参与出卖中国的阴谋。
中国战区的成立，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与盟国并肩抗日的起点，竟然成为盟国「防中」的阴谋设计，蒋介石两次的留任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更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历史错误选择，因为由史迪威所发出的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情报，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苏反华的西方势力，不仅扭曲了中国战区的价值，也削弱美国对于中国战区的战力支持。
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
苏联干脆切断对中国援助的西北通路，英国则在打通援助中国的西南通路上，不断的制造事端，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中国在整个大战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反而造成中国内部的斗争加剧，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被迫将决定胜负的军力，派到缅甸原始森林中进行远征，而使得中国战区面临日军全力出击，而几乎遭到全面的溃败。当中国正从重创中复员之时，日本力已经面临力竭投降的前夕，因中国因为没有国力与军力做为后盾，也就使得雅尔塔秘密协议出卖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就历史的形式而言，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就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了。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怜无助的人质，看着自己的国家被蹂躏，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害，看着自己的妇女被强暴，只能等着伟大的盟国大军来拯救中国。所以，中国人在战后，完全缺乏对自己民族的自信，甚至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也产生了混淆，中国人没有这段历史真相的认知，中国当然就无法成为泱泱气度的国家，去展望未来。
此外，目前外蒙古已经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香港与九龙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正式归还中国，台湾的政客至今还在所谓主权未定的历史阴影下，拒绝承认中国主权统一的原则，而台海的分裂，仍然看到美国与日本在背后的干预，琉球的主权以及钓鱼台的归属，都仍有极大的问题需要厘清。
38.6 中国抗日的光荣不能遭到抹杀
更不幸的是，中国英勇抗日的历史，竟然因为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因素，而遭到遗忘与扭曲的命运，中国人也无法了解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光荣与不幸命运的历史，这些都是源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失忆所留下的后遗症。
日本在战败之后，立刻就遭到美国的优待而展开重建，日本人就充分地了解，盟国是万分不愿面对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之重大贡献的事实，否则盟国就无法解释，为何要出卖中国这个盟友之利益的严重疑问。
英、美盟国的自我欺骗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在整个的战争中，贡献极其的「微不足道」，出卖中国的国土与利益给苏联，以图提早结束战争便是个「不得已」的作法；所以日本也顺带假装认为，战争对中国的伤害「其实有限」[6]，日本就更不肯向中国服输，也更难承认其历史的错误了。
根据历史的事实是，中国抗日长达十四年之久，造成日军深陷在中国的战略陷阱中，而无法自拔，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更是切断日本作战资源生命线的关键所在，比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战略轰炸，对于破坏日本的总体战力效果更大，这样日军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去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攻占南亚，当然无法完成攻陷印度到达中东，与德国会师的战略目标，日本的作战资源供应线，更是受到来自中国基地空军的重创，而使日本的总体战力，无法全力的运转。
我们承认，由于中国始终无法得到美国大量的军援，造成华军无法在亚洲大陆的作战中，扮演一个积极反攻者的角色。（但假如英国与苏联没有得到比中国多几十倍与及时的援助，他们能在反攻法西斯的作战中，扮演个有份量的角色吗？）
但是这绝非是中国方面的错误，或是中国的军队不能作战，而是盟国在策略上故意的刁难与有预谋的牺牲中国。中国在几乎山穷水尽之时，仍然坚持将抗日战争打下去（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盟国有过这种坚毅的记录），她成为牵制与切断日军作战力量的主力基地，这些重要的贡献，都是中国军民忍受无比重大之牺牲所提供的。
中国这种义无反顾、把自己老本都跟强敌拼掉的结果，正是使得她虚弱到没有力量再抗拒来自盟国新一轮侵略阴谋的地步。
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
日本严重的民族集体自卑心理，使日本人倾向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无法打败比他们落后的中国；日本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与中国的作战中，战略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而全盘尽输，日本也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中国表现出比禽兽还不如的滔天战争罪行。中国人也必须了解的，是盟国也「不太」希望日本这样做，国际强权担心的是，这样一来，盟国先利用中国，再阴谋出卖了中国的历史真相，也会跟着曝光。
到现在，日本政府还肤浅的认为，他们并没有在中国战区的作战上，输给中国，所以日本当然不肯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7]。假如日军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战略失败，日本根本不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在对美国的宣战诏书里，全都在「怪罪」美国为袒护中国，而威胁要中止卖战争资源给日本），假如日军的绝对国防圈不是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严厉的破解，日军不会把最后的力量，投入中国进行一号作战，而在让日军在太平洋与东北的关东军战线遭到惨败。足见日本只是一个崇拜力量的民族，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与广度，而无法反省到决定历史成败的基本原因。
检讨整个战争的历史，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而日本政府不敢承认这个事关历史胜败根本的事实，竟然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设在战场的表现，而不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层面，日本这种肤浅的历史观察与见解，显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远见与能力，洞察历史变化的根本关键，如何能对二十一世纪的风云变化，做出正确的策略判断？
日本人不肯承认整个侵华战争的错误与失败，正可能是造成下一世纪，中日矛盾与冲突危机的新起点。
世界和中国自己，难道能够这样的扭曲与淡化中国全体军民曾经在这场人类最为巨大与重大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牺牲吗？
无论国际现实的利益如何结合与发展，担心中国复兴与强大的错误心理，仍然潜伏在国际社会之中，拒绝承认中国的牺牲与贡献，仍是世界历史正义的盲点。有了这个盲点，围堵中国的意识也就更为方便的滋生与运作。围堵中国、分化与弱化中国的政策，不是国际强权今天才有的战略斗争，而是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就已运作成形，现在如此，未来也不会减缓。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可以支配事实与现状，但是历史事实仍然就是历史事实，它的真相当然不能永远的被隐藏下去。何况这个历史的真相，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血泪牺牲记录，更是中国人历史的光荣与贡献。政治立场绝对不能成为扭曲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理由，要想日本人以史为鉴，中国人也得先放下政治立场，坦荡荡的面对历史真相。
38.7 历史的鉴戒是人类共同的资产
在中国的领土上，经过历朝历代，曾为了防卫国土而建造了长城的伟大建筑，这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之浩大的国防工程，充分显示出中国的防御重于侵略之民族性。中国的长城直到如今还是令所有参观的人，都感到肃然起敬。但是，事实上，历史的长城，并没有办法保障中国不受敌人的侵略，而中国的军民，曾经在抗日战争之中，以中国人的生命，筑起一条又一条的御敌防线，成为不屈不挠的血肉长城，这个让中国境内每寸山河，都被血泪浸泡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人绝对不肯屈服的抵抗意志，就是中国人永远不能被敌人消灭的关键所在，这些在中国境内无数的血肉长城历史，应该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也活在所有的中国人心中。
虽然抗日的历史事实，还有太多可以叙述的地方，但是本书在此不得不告一个段落。作者衷心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牺牲与付出，是造成世界正义能够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人所有血泪结成的不朽荣耀，只要中国人能记得，国际强权就没有办法抹杀与淡化。
最后，本书引用蒋介石代表所有中国人，在「最后关头」演说的内容，做为作者对于抗日战争历史鉴戒的总结。
「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友皆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自助与自求而已。」
记住！无论是中国的敌人还是盟友，都曾经参与过侵略与出卖中国的历史，中国唯有自立自强与团结复兴，建立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各国才会尊重中国的权利与地位，全世界也才能共享和平与繁荣。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但是一旦最后关头来临，中国将会绝对牺牲到底，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纵使战到一枪一兵，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
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中国人爱好和平，不轻言战争，但是中国也绝不能接受被侵略与被出卖的欺凌，假如国际强权还是抱着反华的政策，企图妨害中国的生存发展，甚至干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而逼中国人决心对抗，那么中国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坚持奋战到底，最后胜利绝对会在中国的这一边！
只有大家齐心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中国，世界才能有繁荣与和平的前景，也才能告慰那些曾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奋斗。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38.8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蒋纬国「抗日御侮」，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附注：
[1]．这就是日本的历史心结所在，明明是无条件投降，却不敢明讲投降，硬说是终战，因为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极重，无法承担投降的事实。不过日本这一套自欺欺人的功夫却没有完全白费，五十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台独支持者也拥抱「终战」的说法。
[2]．这样还有谁能理直气壮的认为蒋介石不肯抗日？注意蒋介石没有把自己发迹的黄埔建军，当成军人节。
[3]．同样的国民政府订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记念日，为陆军节，可见蒋介石多么以能战败日本，为中国军人值得自豪的历史。
[4]．历史上事实显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比做美国的朋友要好许多，当然更不能做俄国人的兄弟。
[5]．当时在日本准备玉碎效忠日皇的台湾皇民，也有不少人争着向中国驻日大使馆，申请改变身份为中华民国公民，因为这样可以领到最好的生活配给，而可以转卖给日本人图利。当时在日本玉碎不成的皇民岩里政男，也就是以同样的方法，申请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他也就是日后的李登辉），这样岩里登辉拿着战胜国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证，曾在日本相当风光过一阵。
[6]．史迪威、谢伟志、及戴维斯等人对中国抗日的一向宣称是：『中国抗日战争大概只有延安的八路军打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的伏击战，剩下的就仅止于游击战（「打了就跑」）的规模。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根本没有、也不敢碰精锐的日军，只晓得躲起来监视延安的部队，并囤积美援的物资与装备，好用来对付自己人而已』。假如这是真况的话，中国那里有什么抗日可言？既然中国根本没有力战日军，那能有多少伤害？可怕的是，今天仍有上亿的中国人相信这就是对日抗战的历史。（幸好这种恶意的谎言错的太离谱了，只要摊开二十二次会战的记录（双方兵力达十万以上，而共军没有在其中任何一次担当重要角色），就足以证明史迪威这伙人对中、日战况的描述绝非无心之遗漏，而是另有目的，存心诬蔑中国抗日的历史事实。百团大战和林彪师在平型关的伏击战里，日军总共损失不到三千人，这还不够淞沪会战日军死亡人数的零头。）
[7]．在裕仁最后的回忆录中，一直强调美军的强力打击，以及原子弹的轰炸，造成日本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才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投降的「圣断」，裕仁完全不提日军在中国战区，战略全面失败的根本问题。
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历史的书，正如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会在异国寓居。但是一切都成为事实，五十万字的抗日战争史，就这样的完成了。同样自己竟然也离开中国多年了，但是想的、念的居然全都还是中国。
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越是研究，越是觉得穷无边际，初步的结论是，“历史并没有真的过去，未来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历史不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也是造成今日现状的过去，更是影响未来发展的过去，所以历史同时拥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重特性。研究历史不但是追溯过去，也能了解现在，更能规划未来。历史事件的本身，不会完全的重演，但是历史会有其运作的轨迹。不能记取历史教训，就很难避免历史的悲剧。写作这本中国史中，鲜血浓度最高、真相曲解度最大的抗日历史，的确是有着太多感想与发现，自己既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搜集者，也是一个历史谜团的发问者，又是一个历史真相的解答者。最后，自己从追寻中，更加认识了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
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振衰起蔽的大历史转折点，从这场存亡继绝的历史空前危机中，中国通过考验，因而走上了历史的转机。虽然中国付出了几乎是前所未闻的惊人之代价，但是终于在民族主义的支持下抗战到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世纪了，但是这个历史记录所隐藏的错误，仍然没有得到应有之纠正。特别是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的赔偿等问题，目前不但还停留在原地打转，日政府重建军力态势的发展，更已经昭然若揭的正进行之中。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抗战真相与作战贡献，也仍然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尊重。假如历史不能将公道与真相还给中国，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就永远留着一个无可弥补的缺憾，直接影响到人类对于历史教训的认知。
身兼作者与出版者，其中的过程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作者唯一的希望是，本书能够问世，对中日战争历史真相与有个交待。当然也把自己家的兄弟，全都卷进复杂的流程之中。而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读者已透过网路，给我们的鼓励。作者只有期待更多的回馈与反应。
本书只是对于发掘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一个尝试而已，并非历史的结讨，因此期待更多读者与对抗日战史有研究之有心人的投入。希望能够透过网路的沟通（www.npla.org/glory），继续与读者共同探讨历史与关心中国。这将是一个开放的网站，会容纳所有抗日历史与中国面对挑战的主题。
假如作者预料的没错，中国很快就会遭到一次新的历史考验，而且绝对又会与日本有关。因为国际强权不会坐视中国迈向复兴与强大，而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不公的历史遗毒所隐藏的危机，也会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中国人必须要从历史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中国才能顺利通过风雨，迎接考验。
只要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已有掌握，就不必担心历史在明天对我们的挑战。
参考资料
本书各章主要的参考资料分列如下：
第一章
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蒋永敬的《抗战史论》，都有深入的记录、考证与分析。
第二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Meirion & Susie Harries之《日本皇军兴亡史》。
第三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易显石等合着之《九一八事变史》。
第四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易显石等合着之《九一八事变史》。
第五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蒋永敬的《抗战史论》。
第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
第七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
第八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
第十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及王禹廷的《细说西安事变》。
第十二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第十三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
第十四章
有关中国当时的改革进展，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非常的详细的资料，张玉法的《中国近代史》及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www奇Qisuu書com网，有极佳的整理归纳。
在军事上的准备，刘凤翰的《抗日史论集》有最为详细的资料。在整体社会与文化上的问题，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有很深入的分析。
第十五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关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可参考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及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
第十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蒋永敬的《抗战史论》。
第十七章
有关西安事变最为详尽的资料，应推王禹廷的《细说西安事变》，以及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也有很好的评述。蒋永敬的《抗战史论》提供了许多基本的历史资料。
第十九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对七七事变有很精密的考证，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对于当时华北军政局势，有很生动的内幕报导，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记录非常祥实，以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对于日军的部署，有很好的资料。
第二十章
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与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更为详细的兵力资料与分析。
第二十一章
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对于平型关的作战，有非常精密的考证论述，蒋纬国编的《抗日御侮》有国军详细的作战资料，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分析日军的作战资料。也可参考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与黎东方的《细说抗战》。
第二十二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的《细说抗战》，王辅的《日军侵华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及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
第二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