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持。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接着史迪威又部署私下反攻缅甸北部计划，然后由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出动的远征军，投入这个效益极差的作战，罔顾中国战区面对日军决战时军力配置的优先顺序，而在准备的布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接着，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以后，史迪威更是想尽办法破坏中国的防御作战计划，继续强迫蒋介石调派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参加缅北原始森林作战，造成中国战区战略预备队全被抽空。而所有宝贵的援华作战物资，也都被挪到缅甸战场使用；陈纳德所指挥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方案，更是被史迪威一再干扰，根本无法全力出击日军，造成中国军队在从南到北，在所有战线上都面临溃败。
在这个关头，罗斯福终于对中国战区失去了信心与耐心。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干脆直接要求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以解救中国战区的危机。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到处拉帮结派，准备要接掌中国军事的指挥大权，并且扬言他将要给八路军美式装备，已威胁蒋介石政府。面对中国战区的全面崩溃，蒋介石为了挽救战局，只有认真考虑接受这个安排，以争取盟国的援助，来阻挡日军的攻势。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赫尔利（Patrick Hurley）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节整个指挥权移交的过程。
31.12 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职
此时，史迪威已经以“即将就任”之中国战区总指挥官的身份自居，每天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中国战区全面上下动荡不安。许多军政领袖，担心蒋介石成为虚位傀儡后，自己的下场又将如何？中国内部已是人心惶惶不安，又有谁能集中心力去面对日军的攻势呢？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史迪威更以极其粗鲁的态度，拒绝蒋介石调动远征军进攻缅甸八莫作战的要求。因为在史迪威认为，中国的驻印军与远征军，都是他个人的“私军”，因此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史迪威的动作，进一步让蒋介石觉得，史迪威若一旦拿到中国军队指挥权，甚至可能会成为美籍的中国“军阀”，可能完全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
而史迪威立刻将蒋介石的调军要求，渲染成为蒋介石要保全实力，不愿抗日的阴谋罪证，回报马歇尔。这是丘吉尔找到狠狠地给中国临门一脚的机会，那就是配合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夺权计划，也插上一腿。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美、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战略会议，丘吉尔见罗斯福为中国战区的战局严重失利正苦恼不已，立刻施出绝招，一反其原来的立场，竟然主动地“口头”答应美国的要求，表示愿意派遣英国部队，从海路、空降进攻缅甸首府仰光，以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击在缅的日军。但是这个方案根本没有知会中国，而完全是丘吉尔信手拈来的备案之一。
这原是中美两国多年来，一直争取英国参加反攻缅甸作战的陈年老案，罗斯福当然相当高兴。但是此时马歇尔却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有意将在缅北作战的华军，抽调回中国作战。马歇尔这种混淆视听的讲法，立刻激怒了罗斯福。他立刻愤怒地表示，盟国好不容易终于决定准备联合反攻缅甸，怎么蒋介石却又要临时抽腿[12]，他在愤怒与不满下，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再发电报给蒋介石，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电文以极端率直与粗鲁的语气，要求蒋迅速交出华军指挥权给史迪威，以免影响整个战局[13]。
事实上，丘吉尔表示英军将以海空军反攻缅甸，根本只是英国政府整中国的花招而已。丘氏看到罗斯福已经发怒，，认为“是蒋介石不肯配合”盟国方案，而向蒋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其破坏中美关系目的已经达成，所以立刻又通知美国，英国实在无法调派部队进攻仰光，所以必须取消联合反攻缅甸方案。这种阴谋出尔反尔的做法[14]，当然不可能是英国政策决定的“错误事件”，丘吉尔根本就是以此手段，来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
但是罗斯福措词严峻的电报，已在九月十八日传到重庆的美军总部。
史迪威看了，简直是得意忘形，立刻要求晋见蒋介石，要当面给蒋“好看”。而此时蒋介石正召集主要部属，拟定正式派任史迪威指挥华军命令的文件内容。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的劝阻，坚持要当面交电文给蒋介石，他要亲自看到蒋介石阅读电报而受辱的表情反应。此举果然产生了惊人的“反效果”，蒋介石无法接受这种羞辱，因此他突然下定决心，甚者不惜与美国完全决裂，也要驱逐史迪威离开中国。（可惜是太迟了！）
蒋介石立刻停止将指挥权移交史迪威的文件起草工作，而召见已被冷冻多时的宋子文，草拟回复罗斯福的电文。蒋介石在电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他对于原先答应罗斯福，由美军将领指挥华军的立场与原则不变，但是史迪威已经失去全体中国军民的信任，因此必须立刻解除其一切的职务离开中国，否则中国不惜承担任何结果。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此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
此时，赫尔利对于史迪威这种鲁莽与不敬的行动，也大感不满，他看出中国战区正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认为假如中美真地就此决裂，对于美国绝对是有害无益。因此他直接向罗斯福发出电文，指出史迪威已经成为中美盟国之间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撤换史迪威，是唯一可以挽回中美关系的必要条件。罗斯福这才发现，自己的鲁莽而把问题给弄僵了，事实上美国绝对不能失掉与中国合作抗日的关系，于是开始力排众议，思考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粗鲁无礼，已极长期打击、分化中国战区，已经伏下了大祸，而由自己统率华军，而建立一支“史家军”的美梦，就此破碎。虽然史迪威想要设法挽回，马歇尔也一再为史迪威说项，罗斯福一度提出，希望将史迪威调离参谋长职位，但是仍然可以在中国战区中负责训练军队的安排。但是三年多以来，史迪威种种恶劣以及的表现，是让蒋介石彻底地绝望与清醒了，因此他是铁了心，不惜玉石俱焚，非要史迪威离开中国战区不可[15]。
31.13 撤换史迪威以挽救中国战区
这时候，罗斯福才了解到史迪威的问题严重性。因为美国知道，盟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主力军团。于是原先趾高气扬，要求蒋介石解除兵权交给史迪威的罗斯福总统，终于在十月十七日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有的职务，并建议由蒋介石提名三位美军将领继任。
罗斯福最后圈选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中将成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而自从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战区就不再发生任何中美之间战略与意见的冲突。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开始怀疑到马歇尔的阴谋。但是此时罗斯福已经衰弱到无法去追踪这个怀疑了。魏德迈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缅甸的职务交给美军将领苏尔登负责。在中国战区，蒋介石与魏德迈立刻着手合作，设法稳住日军凌厉的攻势。
当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战区之时，立刻引起外国媒体竞相报道内幕，纷纷指责蒋介石运用权谋，打击一位“了解中国国情”、勇敢善战与正直批评中国腐败的美国军人，好象中国战区调离不适任的美军将领，是对美国的大不敬。（试问，当时中国战区的溃败，时谁该负主要的责任？）这些媒体多半是思想左倾的记者，与呼应西方分裂、弱化中国之谋略的撰稿人。
史迪威事件至此才终于告一个段落，他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三年半的时间，根本就没与组织中国战区参谋部的运作作业，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参谋作业，他多半时间躲在缅甸的原始森林策划“罗宾汉式”的传奇作战，他对于中国战区，除了不断扭曲中国抗日实情的“战报”之外，就是设法运用美援物资的分配，引爆中国战区的内争。他在外打击中国战区争取援助的申请，在内训练自己的“私人”军队，为了个人的声誉而非为中国战区作战；他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制肘陈纳德空军的作战，在最后还想以权谋夺取中国的军事指挥大权，因而让中国在整个战线上溃败，这就是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对中国的“贡献”。
纵观中国战区的设立与史迪威事件之发展，固然英美军政决策层所表现的狠毒与设计，令人感到心寒，但是蒋介石也同样要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失当，而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宋子文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以及撤换史迪威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与关键性的历史性政略，可惜蒋介石无法掌握时机与方向，因而造成历史的大错。
假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国战区得以改组、史迪威被撤换，那么无论是开罗会议还是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虽然丘吉尔与马歇尔仍然会加以破坏，但是由于没有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内应，他们就少了关键的支持。特别是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假如当时的中国战区，能够上下一心、全面合作，在缅的远征军可以回防、盟国的空军可以增援，那么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也许就不会有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了。
31.14 魏德迈力挽狂澜
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16]，可以说是出任艰巨，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区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日军正长驱直入地攻入华南地区、中国的政情出现分裂与斗争、经济危机几乎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华军在华南战线失去战力、美国驻华的空军基地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而马歇尔更是要看魏德迈如何处理他的职责，假如他与蒋介石能够合作成功，马歇尔当然会另外想办法，以挽回他的计谋；美国新闻媒体也希望魏德迈失败，已证明中国战区的问题，是在蒋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的关头，魏德迈匆促地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在接任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时魏德迈才明白，为什么中国战区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国战区近四年的时间，只全力在搞扩张自己权位的斗争，根本没有为中国战区的抗日作战，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魏德迈虽然曾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仍然发挥军人本色的品德，优先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接着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这是中国战区成立四年以来，第一次的中美高层军事合作）。
魏德迈也从来不玩以美援作为勒索蒋介石与收买人心的监军动作。他发现整个中国战区的美援数量，竟是只够一个美军师的消耗量（每月二万一千吨，而中国战区当时有六百个师部队），单是这种稀少的后勤供应,若是换成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队，早就战败投降了。他亲自深入中国部队，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所在，向蒋介石提出全面改善军事训练、后勤补给军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议，建议中国必须设法缩减军事单位的数量，及充实军中的员额。由于魏德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恳待人的态度，蒋、魏之间几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赏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也同意参考美军的编制，改革中国的部队组织与训练，特命何应钦成为陆军总司令，负责调训改编现代化的中国部队。
附注：
[1] 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得胜利，这个贡献和中国得到的帮助完全不成比例。从另一边来看，英国与苏联所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实际上远超过维持战力之所需，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不够分”的结果，而是英、苏有计划地要用机会在背后压制与打击中国，以防止中国在战后兴起。这个观点也可以从《魏德迈报告！》书中看到。由于魏氏对二次大战时美国总体战略资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视。
[2] 马歇尔与史迪威之间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两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无间。
[3] 史迪威的个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绰号之一就是“Vinegar Joe”.
[4] 不过蒋介石与其它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记录，却都非常愉快，象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与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他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能合作愉快，唯独与史迪威是个例外。
[5] 例如英国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抢夺”中国藉道缅甸的美援军事装备，而闹出轩然大波。
[6] 史迪威以及他身边的政治顾问如戴维斯、谢伟志等人，不断在他们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所以国民政府的军队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蒋介石只是个想骗取美援军火、物资来储备内战本钱的狡猾机会主义者。这些指控已经被独立客观地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在战后（1951）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高阶军官与资深参谋的审问结果，证实了蒋介石与日军从来连正式的谈判都没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属无稽。事实归事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历史著作采信史迪威、戴维斯等所宣传的谎言。
[7] 当时能被征召的中国兵员，够通过美国制定之体检标准的比率，，只有二二％。虽然中国的人多，但抗战的消耗的确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8] 丘吉尔如愿以偿地得到罗斯福的同意，把盟国的军力浪费在进攻意大利（与战胜德国没重要的关联），而牺牲了提早渡过英法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战略计划（BOLERO-ROUNDUP Plan），使得收复欧陆的时间更被推后。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由苏联来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揉成碎片，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9]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理由非常正确，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样，先乱指挥大军而遭惨败，随后又为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队的将领，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10]宋家姊妹与长兄宋子文严重不合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前往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多少有牵制宋子文势力的谋略在内。蒋介石曾经被迫指示，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11]为了防止个别战区司令官发动兵变，何应钦祭出严格控制兵员与补给的制度，结果在后来的日军全面攻势中，甚至连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没有何应钦的命令，连战区司令官，包括汤恩伯、薛岳、孙元良在内，都不能拿到作战物资。尤其在日军进攻广西的当头，华军眼看着后勤补给站中军火充足，自己的部队虽然面临弹尽援绝的紧急关头，但是没有何应钦亲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军火作战。
[12]由于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罗斯福总统的思考这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常把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13]事后检讨，当时罗斯福并未详细地斟酌电报的内容与语气，原来马歇尔发出的电文是未经修饰的底稿，罗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签发了。
[14]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信口说慌的记录实在不胜枚举，他的脸皮之厚，足以抵挡原子弹的轰炸。
[15]当然也因此伏下马歇尔在杜鲁门任内，对付国民政府，以全面报仇的历史大祸。
[16]魏德迈（General Albert Coady Wedemeyer）出身西点军校，在二次大战前又从德国陆军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毕业，并为美国陆军部主持了反攻欧陆之作战计划（The Victory Program）的设计，他可以被称为盟国的首席“大战略家”。但由于魏德迈对中国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与受到盟国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了解，而坚决反对马歇尔、杜鲁门不合理的中国政策（不仅没有正义，亦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却因此牺牲了他个人的整个军旅前途。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第三十二章、保卫重庆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重庆就代表了中国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对于重庆是恨之入骨，日军曾经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它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持，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持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 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持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持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 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马歇尔当然把这个战报，作为游说罗斯福总统不要援助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
事实上，这场作战中，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还为此亲自到达汉口，实地关切日军对于宜昌的攻击，因此这次作战绝对不是日军的劫粮行动而已，而是企图进攻四川的测试攻击。史迪威的说法，根本就是记录抄袭“东京玫瑰”的广播词，却成为他给华盛顿的一手机密报告。由于他对中国战区的报导极其不利，因而严重影响到美国军事决策阶层，对于中国战区的印象与支持1。
因此在鄂西会战的战场上，日军是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同时并未获得攻击的胜利。但是不幸在国际社会的宣传上，日军却因有史迪威与美国媒体报道的支持，而大获全胜，那就是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只会进行龟缩的自保。这场作战的不实报告，事关重大，因为它开始影响到罗斯福对于援助中国的基本信心。罗斯福从此开始有些认为，中国无力协助美军击败日本，若是要打垮日本，恐怕必须要找苏联出兵；至于援助中国，则只要稍为应付一下，无需给与大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在开罗，向罗斯福又保证，“只要日军再打一次鄂西会战级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绝对溃败，”以增加罗斯福决定缩减支持中国作战的决心。
横山勇发动的这场鄂西之战，已经测试出中国部队据守四川东部的实力与决心。横山看得出来，除非日本投入全部的力量进攻四川，日军很难有突破第六战区的胜算把握。因此他决定，十一军既不易进攻长沙，最好也不要打宜昌以西的主意。这样一来，适合日军进攻的目标，就是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了。
32.5 片瓦无存的常德会战
横山勇希望能够在常德一战，能够同时迫使中国的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主力出动决战，假如横山能够在常德大破两个战区的华军，将可奠定十一军压制华军战力的基础。此时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军队准备与盟国，在缅甸北部发动攻势，也感到不安，因此希望日本十一军进攻常德，可以牵制中国军队，无法放手在缅甸作战。因此日军大本营在核定十一军进攻常德方案时，要求延后一个月，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再展开攻势。
横山对于鄂西会战中国军队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的震惊，因此在准备进攻常德之时，横山决定要求加强兵力，因此特别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申请，希望能够从驻守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中，抽调战力最强的一一六师团（岩永汪），纳入十一军常德会战之战斗序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同意，但是遭到第十三军反对，彼此还差点为这事件而翻脸。但是在十一军的常德作战为优先的考虑之下，最后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决定，一一六师团还是拨给十一军，另外还设法从华北方面军中，也调拨部队支持。可见日军已经认为，单凭十一军本身的兵力，是不能对第六战区的中国部队，进行有效的打击（横山勇幸好有这个先见之明，否则常德会战，日军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横山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相当的着重欺敌的变化，横山准备进行多组进攻路线，交叉配合使用，形成一个钳形攻势。同时日军更为大胆的决定是，横山下令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少带粮食而多带弹药，日军所需的粮食，将从洞庭湖地区，直接劫掠中国农民的储粮，参战的日军高达五个师团以上，都以秘密运动的方式，前往攻击发起线。
正当日军全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的权力机构，正为史迪威事件，而爆发另外一波全面的内斗。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成功的运用他在宋家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歇尔的支持，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留任。宋子文与陈诚的权力因而遭到架空，以及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得势，这直接的影响到第六、第九战区指挥官陈诚与薛岳的权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日军正式发动常德会战，东路的日军由第三与第十三师团组成，由正面渡过长江，由东向西攻击安乡，而北路的日军由六八与一一六师团组成，由常德的侧背，由北向南进攻瑗水与王家场。东路日军在突破华军防线之后，沿着洞庭湖的北岸，向东进攻津市与沣县，与北路日军会师。日军完成对沣水以北地区的控制后，立刻分兵两路向南旋转，渡过沣水，分别攻击位于常德西北方的两个据点，慈利与漆家河。
此时另外一支日军部队，第六八师团则渡过洞庭湖，沿着沅江的正面，直扑常德的外围重镇德山。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对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天刚好是蒋介石率领代表团，飞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领袖会议的日子，因此蒋介石特别指示，第九战区的部队，也要动员支持常德会战。
常德是处在第六与第九战区交界，属于第六战区管辖，这时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因为史迪威事件而遭到排挤，因此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大权在握的气势与决断，而将指挥权交给孙连仲代行。
32.6 悲壮卓绝之守卫战
当时负责防守常德的是华军七十四军的第五七师余程万。七十四军这支部队，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也是第六战区的战略机动部队。中国的第六战区，原本担心日军在扫荡洞庭湖北部之后，再攻宜昌外围的战略重镇，有如第二次鄂西会战，因此重兵镇守宜昌外围，没有分出大军来守常德。直到日军六八师团进攻沅江，以及日军攻势全面向南旋转之后，才确定这次日军进攻的主力，是攻击常德，而非向西进攻四川。因此第六战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发动十八、七三、七四与一百军，尾随日军的后方，由北向南跟进，企图在常德外围包围日军。而当时由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机群，也在这场作战之中，担任一个主动出击与支持地面战斗的角色。
这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同样受到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被贴上被排挤的标签，因此在作战上，也不敢有太大的独断作为，在奉命支持常德会战之后，才派遣第十、五八、七二与暂编第二军，越过沅江支持第六战区作战。这时华军第十军表现出最为勇猛的攻势决心，全军以最快速度，驰援常德，猛攻日军在常德外围的战略制高点德山。
日军早就排出围点打援的作战布局，开始沉着地四面接战，只有在德山的作战，遭到华军第十军的猛冲，十一月三十日，日军的战线竟然被第十军突破。日军大为震动，再度使用毒气的手段，防止第十军的扩大突破。这时第十军已经攻到常德对岸的汽车站，但是却无法找到渡江的船只，也没有办法与守军联络。横山勇眼见战局的变化对围攻常德的日军不利，因此立刻调派日军作战的主力，围攻德山的第十军，并且使用空军猛烈炸射华军，造成第十军重大伤亡。预二师师长孙明瑾力战阵亡，日军在十二月三日，又以优势的兵力夺回德山，迫使粮弹与兵力不济的第十军退却。
而负责守卫常德的第五七师，在经过十五天的血战之后，整个常德城几乎被日军炮火打成废墟，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巷战与逐屋作战，双方的拼斗进入肉搏阶段。但是由于援军一直被阻在外围，日军甚至以开放通路撤退，以及劝降的方式，来动摇守军的抵抗意志，但是都被五七师拒绝。因此全师官兵八千五百人中，战到只剩三百二十一人，最后才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日军终于在十二月三日攻占了已成废墟的常德。
日军原来的作战计划，只想在常德痛击第六与九战区的华军，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常德，因此横山勇在攻占常德之后，发现华军援军是越围越多，因此就准备依原定的计划撤退。此时第九战区的其它支持部队，也在十二月四日陆续赶到常德，五八军与七二军猛攻德山，开始威胁到日军在常德的阵地，日军担心遭到华军的包围，因此更无意恋战，于是横山下令攻占常德的日军部队依梯次撤退。
但是这时日大本营却突然的改变作战计划，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若是占领常德，会有助于未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侧翼掩护，因此急电横山勇的部队留驻常德。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并无占领常德的兵力准备，目前的战线已在华军的围攻之下，所以断然拒绝日军大本营的命令，造成十一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大本营之间的激烈电报战。日军大本营特派作战部长真田少将到南京，前往了解实情，最后才依照横山的意见，日军放弃常德。这时华军已经在常德四周，建立了可观的围堵兵力，十二月九日，华军收复常德。日军在十日开始全线撤退，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它又撤回到作战之前的战线。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方面因为史迪威事件，对指挥系统所产生之冲突与影响，已经开始充分发酵。陈诚与薛岳一直是华军驻守第六与第九战区的主要战将，但是由于受到权利倾扎与排挤，不仅作战指挥难以发挥，后勤不足的问题，也已逐渐出现，虽然在常德会战中，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华军仍然是英勇抵抗日军的攻势，但是开始失去精诚团结抗日的内在精神。
这时躲在缅甸原始森林的史迪威，当然又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军队在常德并没有认真的作战，而让日军能够“来去自如”2。罗斯福总统因此非常恼火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要钱第一，作战却不肯尽力”。蒋介石最受不了外人的批评，原本准备法办从常德血战突围的余程万师长，正好当时军政部邀约外国记者，到常德实地考察，结果当各国记者到达常德，发现整个城市，已打到片瓦无存的废墟状态，中日双方军队死伤之惨烈，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军队所有作战的标准，五七师的官兵已经是尽力而为了，这样余程万师长才得以死里逃生。在整个常德会战中，中国牺牲了三位师长；日军损失了两名联队长、与高达一个师团的兵力3。但是史迪威的战报是，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与日军力战。至今还有中国人呼应这种谎言，真是叫忠魂蒙冤，青史成灰。
综论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会战与常德会战，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区之后的主要对日作战，中国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军援助之外，可以说战力并未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实质的增进，却必须要要不断地应付来自美国关切的压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战报”疑点，对于中国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国对于中国战区地位的轻视，以及影响到中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抗日精神，为明年的日军最后攻势，伏下了全面溃败危机的根源。
此时，史迪威又一直设法抽走华军部队，控制美国援助华军的装备，以支持他在缅甸北部原始森林作战的计划，更让中国战区面临内部空虚，与内讧再起的危机考验。常德会战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只能得到极少的装备与兵员补充，所以一直无法从这场作战的损失中复原，但是却即将面临日军历史性的全面攻势作战。
附注：
[1] 不但国际社会开始炮制中国战区“无战论”，就连延安也附和史迪威的这个说法，说蒋介石自从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再与日军进行“硬战”。那么三次长沙大捷、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后来的衡阳会战，所创造的血泪斑斑的英勇战绩，令日军为之震动，都是谁在打的？
[2] 这真是怪事，史迪威根本没有离开野人山，如何能够知道常德会战的实情？
[3] 日军常德会战的前线总指挥岩永汪中将，在攻克常德之后的战报是，“常德已经自地球上消失，”可见这场作战的激烈程度。
第三十三章、历史分水岭的开罗会议
时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中国在开罗的「盟国」高峰会议中，虽然得到形式的礼遇与盟国支持的承诺，但是却引发后续的全面翻案，最终让中国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伏击，结果是确定了盟国利用与出卖中国的阴谋。若从历史发展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可以说是比中日之间的任何一场会战，对于中国的影响还要深远，中国唯一的成就就是确定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失地，但是从此她也被盟国送上孤立与分裂的历史悲剧之中。
中国的对日抗战，当然没有打到非洲的开罗，但是开罗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政略会议，也是划分战后亚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决策枢纽：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为亚洲争取到未来发展的机会，却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危机。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盟国地位的历史分水岭，在会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步步高升，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直到中国的领导人终于能够与英美两国领袖，在开罗平起平坐的讨论战争与战后的安排。但是，却也因为中国展现出大国的风范与复兴的斗志，因而造成国际强权的领袖，担忧中国在战后的兴起，将会影响到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利益，所以丘吉尔与斯大林决定，设法设计说服美国，好一起联手打击与出卖中国。
若从历史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的后果可以说是极端的严重，因为中国在开罗会议所有得到盟国的允诺，立即在会后遭到近乎全面的翻案，在开罗会议之后，美、英、苏强权修订了的它们对亚洲政略的目标，就是在击败日本之后，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复兴与强大。
盟国于是以各种的政策花招，设法延迟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这样中国就得不到极其重要的作战资源，她的国力自然无法成长与强大；同时还设法分散中国最后保存的一点战力，这样她必然遭到战场上严重的挫败。因而中国只有拖住日军的能力，却无反攻日本的力量，然后苏联的红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的侵略中国，英国也可以稳住它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战后的中国则因为实力耗尽，只能拥有战胜国的虚名，不但无法为自己在国际间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在国家重建上，更是百废待举而无法施展。
33.1 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正式凝成一个新的盟国结构，这对于中国而言，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对日本的孤军奋战。中国与盟国并肩作战，正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她以空间换取时间，用无数的牺牲所支撑到的决定性时刻之来临。但是中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正要开始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历史命运考验。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真正能有实力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盟国，只有中美苏英的四强而已，但是英、美、苏三国都曾参与了一九○○年的八国联军阵营，对于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并取得剥削中国的各种特权。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这些国家都没有依据国际社会的公理，主持应有的正义，也没给与中国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担心自己会卷入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之中。但是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没有中国撑住半边天，整个反法西斯战局必然要重新排列过）。
事实上，西方盟国在中国开始独力进行抗日战争，展现不屈不挠的作战意志之后，就对中国开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国家开始研议，将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考虑废除与中国所订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做为对中国努力自卫成果的尊重与回报。
到了珍珠港事变爆发，西方国家在东亚才真正面对日本军力的打击，这些世界级的强国，在太平洋地区遭到日军攻击后，几乎全面溃败，这时他们才真正地亲身体验到日本皇军的威力，因此对于中国的独力抗战，更是加增了尊敬。当然立刻把中国纳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中，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发表之二十六国的联合国宣言中，中国名列发起国家之中的四强。
当时美国与英国政府，更是愿意优先考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他们在东亚与太平洋的作战，可以说是一败再败，所以急切需要中国替他们先顶住日军的攻势，并吸收日军的压力，以分散日军的兵力，他们不敢想象，假如中国放弃对日军作战，超过八十万的日军可以转攻印度、中东，或是南太平洋，盟国就可能无法挡住法西斯的攻势了。
因此美国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国会批准，以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给中国周转（信用贷款不同于援助，将来要归还的），以协助中国稳住战时日益匮乏的经济。另外英国也几经谈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万英镑的信用贷款，支持中国的战时经济。（不过事实上，由于英美两国政府的官僚体系阻挠，这两笔贷款一直没有爽快与及时的拨给中国使用，而是催一下，给一点，弄得中国政府在调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穷，但是宋子文管理财政，从不要外国施舍，也极不肯发行外债，假如中国若不是因为对日本作战，国民政府的财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借外债，同时中国的外债偿还信用极高，过去有关各种的桐油借款、棉麦借款，都是依照规定还款，绝无拖欠。）
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同时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觉得中国已经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若是仍然对中国保有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日本政府也装模作样的宣布，要放弃对汪精卫伪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也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国家带头宣布，废止过去所有对中国各地的租界权（除了九龙租界之外）、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中国境内驻军权，以及赔偿的款项，接着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与中国政府完成平等互惠的新约，从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与国格平等的国家。
这是中国自从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所签下南京条约之后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后，中国才真正的「暂时」得到国际地位的平等[1]，这全靠中国全体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才换得这样的成就。事实上，由于美国本身是从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得美国有着反殖民主义的背景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曾经提倡民族自决，而引起与英法荷等欧洲殖民帝国的严重摩擦。但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美国本身也没有以身作则的完全放弃在中国所拥有的帝国主义特权利益，不过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但是也就因为美国如此公开肯定中国的贡献与影响，也就种下中国要在盟国的政略中，遭到出卖的命运。
当时的大英帝国，在遭到德国凌厉攻势之下，几乎已经无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国给予英国极大的军经援助，英国才勉强的撑住局势，而在美国正式的参战之后，英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确定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秩序，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担心，美国会急于先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仇，而进行「先亚后欧」的战略安排。这样若是亚洲殖民地会先光复，而宗主国却还在苦战之中，那么殖民帝国将会无法维持下去。
同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帝国苏联，一样的被德国法西斯打到几乎亡国，也是靠着美国大量的军援，才转危为安，苏联最希望的是，美国全力援助苏联，但是绝对不能优先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获得足够的援助，而展现战力，那么苏联就失去侵略中国的机会了。
在美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中，也很清楚这个决策的历史性影响，因为假设美国优先在太平洋反攻与优先援助中国，这样亚洲会先得到和平与解救，而欧洲却仍然在战火中挣扎，那么西方国家，将面临从自新航路世纪之后，主导全球历史主流的龙头退位的挑战，丘吉尔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国最后的国势，因此立刻赶到华盛顿，设法让美国政府接受「先欧后亚」的战略优先秩序。丘吉尔同时已经开始在盘算着，如何在战胜后继续维持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亚洲策略是，击败日本，扶植法、荷，压制苏联，与孤立中国。这样英国才能在战后继续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利益。斯大林更是盘算着要扩大侵略中国的策略，哪里肯让中国获得援助？因此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西北的国际援助通路。
33.2 盟国争取私利而出卖中国
说起对日本作战，英美两国可以说是心情矛盾，在历史上，美国开启与协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美国的舆论与政策，都是倾向日本这边的国家。而英国更是在一九○四年与日本结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在亚洲各国之中，日本是受到英美最多友谊与支持的国家。不料日本因为要想称霸东亚，仍然与英美产生了利益竞争，最后恶化成为战争冲突。日本想要东南亚的战略与经济资源，就不得不与英美的利益发生冲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亚洲人团结，推翻欧洲人殖民统治的口号，更是让英国感到危机四伏。
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战后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有了这个历史的过节，更让英国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与扶植亚洲国家兴起，否则大英帝国就要退出亚洲与历史的舞台了。特别是蒋介石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为了巩固亚洲地区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图介入印度与英国的政治争议，中国主张朝鲜与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更是威胁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战后复辟。因此丘吉尔的亚洲战略，就有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要出卖中国前途的构想。
而苏联完全继承帝俄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大业」，要在中国寻找可以进出太平洋的不冻港，同时要瓦解中国土广民众的大国架构与格局，而苏联同时面对与日本竞争与对立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斯大林棋高数招的将计就计，让中日之间先爆发战争的冲突，然后有限度的支持中国对抗日本，这样日本与中国互相消耗国力，苏联就可以更为容易的侵略中国，苏联也就不必担心与日本的决战军力。
斯大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虽然是一个历史危机，但是更是一个历史扩张的重要转机，因为西方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伤痕累累的代价，为了战胜轴心国，还要不顾意识形态的对立，拉拢与支持苏联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这样苏联可以用美国提供的力量，击败德国，扩大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地盘，再利用对日本作战的机会，掠夺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奠定在亚洲发展的基础。
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中，只有美国想要给战后的全球，一个更为公平与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国除了全力支持英国与苏联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外，也想给中国一个复兴与发展的机会，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苏四强，构建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结构。罗斯福总统四强架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历史远见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排斥苏联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国的潜力与意志。
但是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构建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世界在战后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苏联对于中国加入四强的反对最深，英国也有极大的意见，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终于在莫斯科发表了四强宣言，从此中国跻身在这个全球最高身价「俱乐部」的斗争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有待发展，中国也没有多少外交折冲的能力，因此在国际强权的斗争之下，中国就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政略战争，在这个战场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与日军几场大会战的胜负，对于中国利益的影响还要深远。
英美两国以血浓于水的历史关连，建立了紧密的对抗法西斯盟国关系，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参谋会议，共同决定两国的战略合作发展关系，但是英国最终的目的，不在构建战后的和平与历史的正义，而是企图挽救大英帝国的历史衰颓。丘吉尔看出斯大林的谋略，志在利用这个历史的机会，以赤化而称霸全球，同时，丘吉尔也看出蒋介石复兴中国的决心，因此丘吉尔认为，打败德国与日本，只是巩固大英帝国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苏联的扩张与中国的复兴，才是英国的历史谋略所在。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所以丘吉尔的谋略是，假如不能压制苏联在欧洲扩张势力，就不如将苏联的势力，同时的带入亚洲，这样增加美国将会立刻遭到苏联全面的挑战，这样美国就不但无法挑剔英国维持殖民帝国的政策，甚至还要拉拢英国支持美国来对抗苏联了。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锐利但是关连的战略：假如美国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中海登陆计划，英美联军由地中海的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北上，与苏联军队在东欧会师，攻击德国，那么英国就答应中国与美国的要求，反攻缅甸，打通支持中国的交通线；假如美国坚持从法国开辟攻击德国的第二战场，那么英国就不会支持中美反攻缅甸的提议。
从战略观点而言，英美盟国从地中海北上，与苏联军队会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德国的方案，与英美联军由法国登陆，由西向东夹击德国的方案比较，前者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合战略的常理。因为无论从作战的效果、后勤的支持以及西欧国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当然都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方案，以夹击德国，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美国军方人员，在审慎评估这个所谓的作战方案时，发现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2]，可以迅速击败尚未进行西线防御作战的德军，因为当一九四三年，德军主力都在东线与苏联部队进行决战，美、英国部队可以说是乘虚直捣德国，甚至可以迅速将军力由西延伸到东欧，防止苏联对东欧的席卷，但是丘吉尔却将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战方案，作为英国玩弄政治权谋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欧陆的日期往后拖。而苏联当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战方案，因为这样一来，苏联的整个世纪扩张计划，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牵制。结果在中英美苏之间，就产生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政略与战略的选择争辩[3]。
另外，丘吉尔对于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极强的反应，蒋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访问印度，企图调停印度与英国之间严重的政治纠纷，其实蒋介石访问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够劝服印度寻求独立的领袖们，如甘地与尼赫鲁等人，能够先共体时艰，协助英国人击败法西斯力量的威胁，以后再谈独立与自治的问题。但是蒋介石的访问印度，并没有赢得印度领袖的友谊，而更使得丘吉尔满心的不高兴，认为蒋介石竟然要串连印度，来瓦解大英帝国。加上蒋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负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表达了中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与在世界寻求发展和复兴的决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者，强烈的反弹，丘吉尔与斯大林当然都看出蒋介石要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强大之路。
总之，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眼见盟国之间的政治立场纷歧，以及彼此对于战略的方向的冲突，而对于战后的秩序与利益的分配与安排，都需要及早举行四强的高峰会议，因此罗斯福一再出面邀请，斯大林前后拒绝了七次，蒋介石也不愿意主动的拜会罗斯福[4]。只有丘吉尔再三的纠缠罗斯福，要推销以英国利益为观点的战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与罗斯福会面十一次，不断的争取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33.3 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一直认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领袖，不能总是避不见面，许多重大的决策，不能只靠部属的传话与协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因此在罗斯福的再三情商与利诱威胁之下，四强领袖会议终于分成两个梯次举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开罗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美、苏、英德黑兰会议。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肯与蒋介石直接见面会谈，会议竟然要分成两组进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场四强领袖高峰会议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了。
主张召开四强领袖会议最为心切的罗斯福，早已熟习丘吉尔那一套维护大英帝国殖民利益，可以死缠烂打到底的精神，不过罗斯福认为，英国这种构建在十七世纪架构的殖民帝国政体，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是罗斯福却对于苏联的领袖斯大林，有着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当然罗斯福也受到美国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术官僚的影响），他认为苏联经历过这场几乎亡国的大战之后，假如能够有机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平等与尊重，它应该会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何况苏联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开解散第三国际，不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改变讯号吗？此外，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虽然罗斯福的个人才略突出，却不能掩饰美国人缺乏历史深度的重大缺点，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历史性大奸大恶的冷血枭雄。斯大林的深沉凶残，必须从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被欧洲主流历史所排挤，近千年处在被亚洲攻击能力最强的游牧民族的屠杀、恐惧之情结下，加上完全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三重深沉历史所铸造而成的枭雄性格来理解，因此罗斯福一番以诚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斯大林控，也被丘吉尔所利用与迷惑了。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其实是一会两开，形成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方向的政治战场，结果是中国实力与谋略不足，因此先胜后败，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及，但是谋略缺乏历史深度，先后被英苏所蒙敝与利用，英国谋略深沉，但是实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苏联的实力与谋略都是有备而来，成为历史短期的最大赢家。
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月，蒋介石因为史迪威介入与操纵中国的权力斗争，最后导至宋子文等政学系军政要员遭到整肃，原本中国与美国进行的各种重大外交与军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权负责。宋子文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战略决策阶层，有着很深与很频繁的接触与关系，他多次为中国战区的利益，与美军决策首长进行辩论与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战略决策人事与背景，原本应是最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是此时却为史迪威所斗争遭到政治软禁，所以改由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这次事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而更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军事会议，中国的命运就注定要被强权践踏出卖了。
当然若以中外的妇女界而言，在那个时代，宋美龄的确是罕见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与宋子文的能力与对外关系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况她并非政府的里决策阶层，出席这场会议，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给西方国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龄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专业上，与丘吉尔、马歇尔、蒙巴顿等人较量，当然更是屈居下风了。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在代表团的阵容而言，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这样的中国代表团既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外交与战略大将，又有严重的内鬼通外神的隐忧，一旦蒋介石有所疏忽，那么中国的利益就被盟国所算计了[5]。
何况蒋介石于会前，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相当明白的批判国际强权对于中国的欺凌，同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观点，蒋介石的这本书也许对中国的内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却遭到英美苏各国政治与战略专家的强烈警觉，更为加深这些西方强权中的政客，要给中国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让蒋介石领导中国完成抗战，与复兴中国的历史大业之后，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就要遭到中国的挑战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在所谓四强领袖的历史会议之中，会爆发如此可怕的倾轧与出卖的危机。
33.4 中国为战后亚洲奠定发展方向
开罗会议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场，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大体上颇能互相尊重，蒋介石则是过于信赖罗斯福，而低估了丘吉尔。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意见的尊重，引爆了丘吉尔「诱敌深入」的大反击布署。事实上，丘吉尔原先希望英美领袖能够先行在马尔他会面，集中力量讨论，全面反攻欧陆的策略，因为丘吉尔认为，亚洲问题根本就是分别由英美两国领袖，各自私下决定就可以了，但是罗斯福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尊重中国的意见。所以丘吉尔对于罗斯福如此「迁就」蒋介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当然心生不满，丘吉尔决心非除掉蒋介石不可，蒋介石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世界级的政治斗争，丘吉尔是先佯退然后再突击，于是蒋介石就掉入政治会战的包围之中了。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先分别会晤，就各种的战略方案，以及战后的世界与亚洲的安排，进行意见交换。蒋、罗之间的会谈，大体上都顺利与和谐，中美对于十大问题，都有不少的共识：一、中国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社会的四强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三、中国协助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四、日本应以实物赔偿中国。五、所有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琉球地位未定，香港问题以后磋商。六、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援中国，中国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七、朝鲜、越南、泰国应该协助其独立。八、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九、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应该与苏联协商解决。十、中国与美国建立联合参谋首长会议。
而在中英之间，蒋介石知道，丘吉尔绝对不会讨论香港的问题，对于反攻缅甸，英国也有极强的意见，因此不便公开产生对立或是破裂，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歧见，因而只旁敲侧击的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试探罗斯福的支持。英国全力的反对允许韩国、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在双方激辩之后，英国只在韩国独立的问题上让步，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独立上妥协，香港问题只有以后再议。
由于当时中国退到西部地区，对外的国际交通几乎完全的遭到切断，而西南内地原本的生产力就不足，是无法长期的负担抗日战争的庞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庆控制地区，早已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军公教人员的待遇，几乎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因此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另外给予重庆政府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要还的），以控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威力，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军备的战力，以配合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反攻作战，做好准备。这点罗斯福也表示相当的同意，罗斯福表示，他将与财经首长研商之后，再提实际的做法。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协商，由宋美龄全程参与，因此宋美龄「误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答应对中国的经援，不料事后这竟然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在。
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领土问题上，罗斯福曾经非常郑重的提到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蒋介石则依据事实指出，琉球群岛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并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岛，但是可以将琉球群岛先予以国际托管，以后再决定其命运。这点蒋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却也缺乏远略，假如能够坚持宣布琉球独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为美国远在十九世纪，初次到达西太平洋之时，就有控制琉球的战略规划。假如蒋介石展现中国有控制琉球的意愿，那么绝对会被丘吉尔与马歇尔当成有野心的头号「公敌」，认为中国作战没有贡献，却有霸权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国恐怕连台湾与东北的主权都会要不回来。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无奈中国自顾不暇，没有国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给美国托管，结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蒋介石则两度主动的提起有关旅顺军港开放给美军使用的问题，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因要控制这个军港，才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兵祸，而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弱国，因此只有美军的介入，才能稳定这个敏感的战略地区，但是罗斯福没有明确的反应。蒋介石在琉球与旅顺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知道中国即使能够战胜日本，在相当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特别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多关照这个地区，中国则尽力发展陆上的实力。
此外罗斯福也与蒋介石谈到越南的归属问题，因为法国根本是战败国，在亚洲作战更是毫无贡献，所以罗斯福两度询问蒋介石，中国有无收复越南统治权的意愿，蒋介石明白的拒绝了，因为蒋介石了解，越南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地，血统文化都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违背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更会平白的得罪法国与英国。
33.5 史迪威开始进行报复
而在开罗会议的军事幕僚策略会商中，中国依照规章，是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当然代表，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相处是势同水火，原本就不断的对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战区完全负面的报告，何况史迪威才刚刚被迫向蒋介石低头认错，心中充满了屈辱心理的报复意志。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中，史迪威当然是继续做尽任何可以打击重庆政府威望的工作，这就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致命的错误，软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历史性失败与危机。
在会议全程活动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实与加上恶意的攻讦，把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抗战，说得一无是处与毫无贡献，史迪威认为在整个大战之中，中国是盟国的负担，而没有真正的贡献，甚至盟国不必认真的援助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会将盟国的援助，做为扩张自己割据力量的资源，不会真正的用到战场上。所以虽然蒋介石的各项见解与请求，原则上，都能得到罗斯福相当的支持，但是丘吉尔是已经决心杯葛到底，而罗斯福的军政幕僚们，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尽量的改变或是削弱罗斯福的指示。
有关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会议（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请求，原本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就积极争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参谋首长所拒绝，这次虽然由罗斯福指示，重新的考虑，而在丘吉尔反对，与史迪威的运作之下，英美联合参谋团，首先否决了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权利，这样中国根本无法直接与事先的提出中国战区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这是蒋介石日后在盟国政略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让罗斯福得到真确与及时的中国战区情报，罗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决策执行单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国联合反攻缅甸的决策上，丘吉尔、马歇尔、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由于宋子文没有出席这个军事幕僚会议（宋美龄也没有出席这个纯粹军事战略会议的名义与能力），中国军方就由史迪威充当全权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为中国的立场进行力争，反而主动提出负面的批评，因此军事幕僚会议对高峰会议的决策，也就无法为中国战区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评价。
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不过在领袖的决策会议中，罗斯福却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甚至动用个人的威望，表达盟国应该将反攻缅甸的作战，列为优先的战略布署。一方面罗斯福认为，若要以较少的伤亡，较短的时间击败日本，就要充分武装中国军力，利用中国的战略地缘与人力的优势，一方面罗斯福也表达对于中国过去抗日所做重大牺牲的关切与补偿。丘吉尔力争无效之后，只在表面停火，其实丘吉尔准备联络斯大林，进行会后的翻案大反击。
总之，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反而为中国以外的事务，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韩国战后独立与中南半岛的前途，都争到决定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在这些方面，罗斯福是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而与丘吉尔产生不少的摩擦与辩论，也就更为坚定丘吉尔要防堵甚至打击中国的成见。因为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何况，罗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复被日本所夺取的所有失土，那么中国要回香港、九龙，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由于丘吉尔自始至终全面的杯葛蒋介石，让会议进行得相当的不顺利，连罗斯福都感到十分的忧虑，因而明白的向蒋介石表示，会议的最大问题，就是丘吉尔不愿意中国强大，不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当时仍然是个弱国，又就在生存危机与实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国一向缺乏攻击的个性，因此对于一些关于自身利益的问题，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坚持到底，以免会议破裂，或是增加罗斯福的困扰，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开罗会议中，能够确定收回中国历史失地、决定反攻缅甸作战，以及取得美国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蒋介石认为，单是这三项的成果，就足以称为成功了。
因此在最后的开罗会议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国团结一致，对日本作战到底的决心，并且列出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以及让韩国在战后独立的公开宣言。开罗会议在形式上，单是中国元首能够英美两国领袖，平等的举行高峰会议，共同发表了历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蒋介石还算满意的离开开罗，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对于反攻缅甸的具体军事行动决议，但是真正出卖中国的阴谋，却开始在开罗会议之后，正式临到中国。在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与丘吉尔联手策划，最后造成罗斯福改变立场，使得在开罗会议中，绝大部分对于中国的承诺，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 德黑兰会议全面大翻案
开罗会议才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兰会议就接着登场，这场西方盟国英美苏领袖之间，第一次的高峰会议，原本就在斯大林的全面设计之中，斯大林以极高的政治谋略，争取罗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结束对德国的作战，其实是使苏联能够独占攻占东欧所有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并且正式提出，苏联考虑在德国投降之后，对日本宣战，这样苏联也可以成为提早结束对日本战争的主要战力来源。
当然斯大林非常技巧的推销中国没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观念。这个概念一直由马歇尔设法扩大传播，又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马歇尔的密友）之「第一手报告」的坚决支持，加上国务院左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尔也是站在同一战线助阵。这个观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罗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因为获得援助而强大，就会严重的妨碍到苏联红色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复活。
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是，一心希望能够越早结束大战越好，这样能够减少美国军民的死伤，同时他缺乏历史战略布局的远见与耐心，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政治、社会上组织严密，因此军队动员能力强，又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加上美国大量的援助后，其作战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均佳，对外又善于宣传作战的表现，所以罗斯福对于苏联在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罗斯福在得到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之后，开始动摇武装中国部队承诺的信念。
而丘吉尔发现，既然无法阻止苏联在东欧形成支配性的扩张，同时能够早些击败德国，对于英国本土国力的恢复，更有实质的利益，英国必须依赖这个抢先的时机，力图恢复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因而将尽全力的迫使罗斯福打消反攻缅甸的承诺。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因此，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若是在战后强大，必然会威胁美国，美国既然受到苏联全球的威胁，当然就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美国就就不会在战后，强迫英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
因此，丘吉尔全程的陪同罗斯福往返开罗与德黑兰，用尽每一个机会，游说罗斯福放弃支持蒋介石反攻缅甸的决定，在斯大林的巧妙协助之下，罗斯福最后竟然被说服，美国不是要「放弃」反攻缅甸，而只是「延后」反攻缅甸或是「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而已，罗斯福经不起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联合攻势，最后竟然就倾向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承诺。这样就等于将极待援助的中国战区，置于危机的刀锋之前[6]。
在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又同时回到开罗，与英美双方的高级军事参谋，进行会后战略行动计画的具体会商，这时丘吉尔还是没有放弃对罗斯福游说，放弃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丘吉尔这种「精诚所至」、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扭转了罗斯福的坚持。此时的罗斯福与美军将领，几乎已经完全的陶醉在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伟大场景中，因此决定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这场登陆战上[7]，这样登陆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以切断日军在东印度洋的作战力量的方案就无法执行，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无限期的延后了。
事实上，罗斯福原先是非常坚持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但是在考虑斯大林答应，苏联将会对日本作战，以及反攻欧洲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准备，必须要万无一失的状况下，盟国很难再抽调海军登陆艇到缅甸，所以罗斯福最后同意，盟国反攻缅甸计画只有延期。罗斯福在做出延后反攻缅甸的决定时，曾经最后召见史迪威，询问中国的抗日战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证」，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不堪一击的状况之下，只要日军再发动一次类似鄂西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必然崩溃，因此美国是否履行对中国的承诺，打通缅甸援助中国的通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这样罗斯福认为，中国既然连自保都有困难，也就根本没有力量协助美国提早打败日本，同时苏联答应要帮忙进攻日本，那么美国只有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延后反攻缅甸，罗斯福并且还忧虑假如蒋介石垮台之后，美国应该如何收拾中国的残局[8]。
33.7 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分水岭，在形式上而言，中国在开罗会议之时，刚刚走出长期挫败历史记录的阴影，迈向国际历史四强舞台的强国巅峰，中美英三国领袖能够平等协商，完成对于战后亚洲历史布局的安排，但是中国再也没有想到，西方盟国竟然会联手，把中国当成一个出卖打压的对象。虽然斯大林、丘吉尔的心胸奸险，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缺乏远见与坚持，都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的原因，但是中国自己内部四分五裂，出席会议的阵容不强，又有史迪威这种通敌的内奸，中国要想在世界顶尖谋略的会议上，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当然会容易遭到暗算。
33.8 恶梦开始降临中国
开罗会议结束不过十天，恶梦就开始降临中国。罗斯福突然告知蒋介石，盟国因为要全力进行诺曼底登陆战，所以要延后全面反攻缅甸的计画。蒋介石接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遭到极大的打击，这等于说开罗会议的实质结果作废，中国所有的希望，就是放在打开缅甸的国际通路，接受美国大量的援助，以提高作战能力，击败日本，重建家园。但是延期反攻的决定，就使得中国面对更为艰苦的战局。
在缅甸通路迟迟无法打通的情形下，苏联又继续封锁西北通路，单靠每月一万吨的空运，是无法支持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与作战资源，蒋介石担心，中国经济危机的状况，迫使中国可能无法再支持六个月以上。因此蒋介石只有向罗斯福提出，增加空运数量到达每月两万吨，以及根据开罗会议时候的协议，拨给中国十亿美元信用贷款，以因应中国战区处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增加作战抵抗能力的需求。其实这两个要求，本来也是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得到罗斯福同意的，但是却竟然「意外的」引起了中美之间爆炸性的冲突。
首先是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在十二月九日，急电华盛顿，提出与蒋介石要求完全相反的看法，高思表示中国根本不需要美国新的援助资金，要想解决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所需的是大量物资的援助，但是除非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根本无法将援助物资运到中国，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根本不要答应蒋介石的贷款要求。而史迪威更是站在绝对反对的立场，他向马歇尔报告，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政治勒索手腕，史迪威宣称，因为美国不能履行承诺，打通经由缅甸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蒋介石就开口要十亿美元做为「交换的条件」。
没想到这个由史迪威捏造的[9]「交换条件说」，竟然会刺激了整个美国政府上下一心的强烈反弹，从陆军部到财政部，从参谋长马歇尔到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都对蒋介石要求十亿美元的借款，产生敌忾同仇、连成一气的看法，加上随后蒋介石，又依照中美的协议，要求美国支付在成都修建战略空军基地，以及驻华美军费用的钱，当这个消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传回美国之后，蒋介石立刻成为美国政府内，人人喊打的「公敌」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反感）。
而所有的美国政府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同意加以考虑的，而支付美军在中国的机场与生活费用，更是美国政府主动同意支付的款项[10]。
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更糟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十八日，任命史迪威全权统领中国驻印军，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攻击日军的军事行动，以掩护雷多公路的修建。不料这时史迪威与蒙巴顿竟然自己「私下」决定，乘机提前发动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计画，以拖住中国的军队，同时可以减轻英军在印度所遭到的军事压力。因为当时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大将（扩大卢沟桥事变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元凶），正在准备对印度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
史迪威然后透过马歇尔，要求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出兵支持，这原是蒋介石所坚决反对的进攻缅甸「替代」方案。而原来罗斯福也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就是若盟国没有配合从印度洋进攻缅甸的行动，中国不宜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此蒋介石拒绝出兵是有充分正确理由的。但是罗斯福在马歇尔的误导下，居然认为是蒋介石出尔反尔，史迪威与蒙巴顿现在要出兵反攻缅甸了，蒋介石竟然不肯出兵配合！
罗斯福在十二月数度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合作，出兵反攻缅甸。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面临破裂的危机。
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事实上，真正背信弃义的是美国，因为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亲自答应蒋介石的两个项重大决定，一是盟国合力反攻缅甸，二是考虑贷款中国十亿美元。蒋介石回国之后，正式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完全是依据开罗会议的结果行事，毫无过分之处，更和盟国延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无关。但是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蒋介石狮子大张口的「交换条件」。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
但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勒索，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指出，中国原先的五亿美元贷款都只用了一半而已（当时美国一直以空运困难，拖延中国购买黄金，收回法币的财政计画，所以导至资金无法依照计画使用），而中国严重的经济的问题需要等到重开滇缅公路，可以将大量的物资运到中国之后，才能稳定中国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1]，所以美国财政部坚决的反对给中国新的借款。对于蒋介石依照中美的协议，要美国偿付修建机场费用，以及驻华美军的开销，美国政府则借口说，蒋介石要求的一美元兑二十法币的官价汇率，可以说是极端的不合理（当时黑市汇率为一美元兑二百三十元法币），所以美国财政部也反对到底。蒋介石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持法币官价的汇率，否则中国的财政信用会崩溃，因此坚持不肯改变汇率。这点当然更是蒋介石借机敲诈美国的滔天罪证。
美国财长摩根索的观点，说中国需要为要大量增加物资的供应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要收回发行过多的法币，更是克服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确相当的危急。不过，中国政府坚持维持官价固定汇率，完全的脱离市场价格，在当时虽然是见仁见智的经济政策问题，但是以后见之明而言，恐怕是蒋介石与孔祥熙一个严重的错误政策决定，因为以这样水准的汇率，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对国会交待，援助中国换算美元的费用成本，竟然会达到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其实国民政府应该直接以美元换法币的方法，来回收超额发行的法币，而不要用黄金收回法币，结果因为这个.作，因为战时交通极端的困难，经常发生延误，而造成政府信用的破产。
更为不幸的是，此时蒋介石对美国政府采取压力的交涉，蒋介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假如美国坚持不支付驻华美军的费用，中国政府实在已经无力负担美军在华所有经费的支出了（单是为了在中国建筑大量的空军基地，就让中国前前后后支出了近百亿法币的代垫资金，造成地区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政府要求，假如美国政府再不依协议付款，那么最迟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驻华美军要自己设法张罗供应品，这原是盟国之间常用的谈判手段，但是美国政府却为此事，出现更为激怒的反应。
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这时罗斯福已经直接介入中、美之间的争执，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兵，以支持史迪威与蒙巴顿的缅北作战计画，但他「忘记」了中美之间的缅甸作战共识，是中国绝对不能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为这种局部反攻，既不能击败缅甸的日军，反而造成中国战区实力不足的危机，此时马歇尔却极力的批评蒋介石，他指出这就是蒋介石一向的阴谋，中国拿了美军的援助，却不肯让部队参战，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以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来压迫蒋介石出兵参加缅北作战[12]。
这时候，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但此时中美关系，突然就濒临破裂的边缘。马歇尔这回可抓到机会，可以置「盟友」蒋介石于死地，因此马歇尔全面煽动美国政府的反蒋情绪，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美国政府联席会议上，一向极端左倾的财政部次长怀特（Harry White），
以充满煽动的言词，猛烈的批评中国的要求，因此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提议（非常奇怪的是，国务院竟然缺席），美国干脆中止对中国的支持，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撤退所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人员。陆军供应部长索摩维尔甚至提议，干脆悬赏一亿美元，收买在中国的政客，动手进行政变推翻蒋介石，另外组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整个会议，简直成为对中国的一个私设裁判法庭，与会人士全都成为「中国私刑队」的成员，以最为刻薄的方式，声讨中国借钱的滔天大罪，其程度比后来对东京大审日本战犯的声讨，还要严厉的多[13]。
这个会议的结论，当然得到马歇尔与史汀生的全力支持，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备忘录能够传到重庆，那么保证中美关系全面破裂，美军也会撤离中国战区。幸而在最后关头，罗斯福总统请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介入，参加意见，赫尔力排众议的指出，假如美国政府这样对待蒋介石，美国的对日本作战，将会失去中国的合作。假如中国与日本停战，那么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全面的逆转，美国就没有把握控制亚洲的战局，这才点醒「中国私刑队」情绪化决策的不当，美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在亚洲的支持，否则美国再多花两百亿美元与一百万部队，也不一定能挽回亚洲、太平洋战场，因失去中国所造成的危机。
因此在国务卿赫尔的斡旋之下，最后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每月最多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驻华军费，原先的十亿美元贷款免谈，修建机场的费用也免谈，汇率另行商定（最后是以一美元兑七十法币达成协议）。史迪威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必需要出兵协助，否则美国绝对不再援助中国军队。
这场中美之间，莫名其妙的「离奇」冲突，可以说是荒谬已极，盟国不但在战略上欺骗、出卖中国于先，又背信于援助中国的承诺，最后突然完全怪罪中国向美国勒索，同时还不顾中国战区的安危，强迫中国出兵进攻缅甸北部，进行一场最耗费军力，得到最少战果的作战。这个冲突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精疲力竭的中国要更为孤单的面对来自盟国的遗弃与打击。
「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结果当然是史迪威在缅甸，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大胜日军，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战力被抽调一空，空军战力也受到分割使用，结果中国军队从北到南，都被日军击溃（详情请参看三十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