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晨，“高升”驶近牙山湾，远远已能看到朝鲜的陆地了。大约8时，汉纳根和船长高惠悌注意到一艘日本军舰正迎面驶来。隔了10分钟，又发现有3艘日舰尾随其后，他们感到有些紧张。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从“高升”左舷驶过。它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白旗和一面日本海军旗。其实这是“济远”，但“高升”上的人并不明白。“济远”把它的旗降落又升起，这个举动使得汉纳根以为日舰正按和平时代的礼节，向“高升”表示问候。据“济远”舰军官说，他们在发现“高升”和在它后面护航（其实不是）的“操江”后，立即挂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号。但汉纳根和高惠悌事后都没有提到这种信号。汉纳根只注意到右后方的“操江”正在减速并调头回驶。日舰向“操江”驶去，有一艘已经介入“高升”和“操江”之间了。
前出的日舰是“浪速”号。大约在9时15分，“浪速”向“高升”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停了下来。这时两船相隔四分之一英里。日舰对装有中国援兵的英国商船颇感棘手，“浪速”向“吉野”、“秋津洲”靠拢，似乎想商量对策。“高升”挂出信号，询问能否继续前进。“浪速”回答：“抛锚，否则承担一切后果！”并乘机追赶“济远”。这时，坪井航三从“吉野”上发出命令，呼唤“浪速”和追赶“广乙”的“秋津洲”归队。“吉野”通知要把捕获的舰船带回群山冲锚地，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汇报。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朗派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船上的中国军官看到事态紧急，再次表示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高惠悌，并且约好，必须坚持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
日本人登上“高升”轮。他们检查了有关文件。高惠悌船长提醒人见，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人见充耳不闻，只是问道：“高升”是否跟着“浪速”走？高惠悌说：“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我抗议。”人见返回“浪速”后，东乡平八郎向“高升”发出立即起锚的命令。
“高升”上的官兵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激动起来。拒绝“高升”跟着“浪速”走。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身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佩德、吴炳文也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
”汉纳根劝高惠悌再与日舰联系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再发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再派小艇前去。
这次是汉纳根与人见善五郎谈判。他说：“船主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东乡得悉这一要求后，用信号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即乘小艇离船。但中国士兵控制住所有救生艇，高惠悌又发信号：“我们无法离船”。于是，“浪速”便向“高升”驶来。在相距150米处，它的船头悬起一面红旗，右舷鱼雷管发射出一枚鱼雷。接着，右舷五炮同时轰鸣，进行了5次齐射。“高升”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蒸汽和煤屑弥漫在空间，天昏地暗，白昼变为黑夜。“高升”激烈地震动着，迅速开始下沉。此时大约是在下午1时。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会水的人纷纷跳向大海。不会游泳的人，便在船的高处用步枪射击日舰，作垂死的抵抗。一艘日本小艇驶来。它只搭救落水的欧洲人，并向水中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被救上“浪速”号，汉纳根靠游泳幸免于难。
这天上午10时，离开牙山返航的“飞鲸”号在丰岛海面上目睹了“高升”沉没的惨剧。当时船头先沉，船尾向上，忽然翻转45度，然后全船下沉。至1时半，没入水中，只有桅杆露出水面。事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起2人；汉纳根等112人游至海岛，被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其余官兵全部殉难了。
在“浪速”盘查和击沉“高升”的同时，“秋津洲”竭力追逐“操江”。“操江”是24日前往牙山的。舰上载有20万两饷银和一批军械。当它在丰岛海面看到日本袭击中国舰船时，立即转舵西驶。但由于航速仅9节，故至1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操江”降国旗投降。“秋津洲”派人登上“操江”，驾驶该船于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被俘的中国官兵被押着游街，受尽屈辱和折磨。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认为日舰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是粗暴违反国际法的。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指望由此引起英国政府的干预。陆奥宗光则十分紧张，担心此事难以调解。日本法制局长末松谦澄解释说：“浪速”是在中日两国已经交火之后，向“高升”行使“交战者”权利的。“高升”虽属英籍船只，可在事变中，船被夺去行使职权的自由，即“高升”号为清军军官所劫夺。“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清政府。这种解释，完全是强辞夺理的狡辩。因为丰岛海战是日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挑起，中日两国要到8月1日才正式相互宣战。中国租用“高升”号，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同意。当丰岛海战爆发后，船长要求退回出发港口是完全合理的。英国政府起初有意干涉，但随着中日战局的确定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得英国政府不欲多事。英国外交部后来居然认可了日本的说法，认定“高升”号在遭到拦截前中日双方已经开始交战，不必正式宣战即可开始战争。“高升”号当时受雇向朝鲜运送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日本有权拒绝该船继续始往目的地。为保持中立，高惠悌船长准备服从“浪速”舰长的命令，但中国军官奋力夺取了控制权，意欲交战，准备积极反抗日军，使“高升”号事实上成为交战一方。“浪速”舰长也就有权将其作为交战船对待。英国外交部说，法官找不到任何一条国际法原则来替船主向日本索赔，倒是中国政府应负赔偿责任。英国国际法学家胡兰德也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击沉“高升”在国际法上是合法的。这样就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李鸿章对此无可奈何，指望英国干涉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最后只能由招商局出钱，向怡和轮船公司赔偿了“高升”轮的损失。这是中国战时外交的又一次惨痛失败，在强权时代，国际法往往只是胜利者手中的武器。
黄海海战1
7月24日是丰岛海战爆发的前一日，北京犹如处在台风眼中，一片平静。这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准备参加四天后的皇帝生日大典。翁同龢晨起无事，兴致勃勃地出东便门，乘舟沿通惠河到二闸看水。日记中记录说：“徜徉野店看闸，水声如雷鼓。”
这天，张謇给翁同龢写密信，对北洋海军的人事变更出谋划策。信中说：DOUBLE＿QUO
TATION丁须即拔，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惟江非水师，恐与驾驶事不行，转为士卒所轻，则左翼之林泰曾、右翼之刘步蟾似可择一。若论者有词，可以策励，似林逾于刘。“此处丁指丁汝昌，”武毅军江提督“似指江仁康，惟江自康属仁字营系统的记名提督衔总兵，而非武毅军，究竟何人，尚待考证。张謇在中日正式交战之前，就如此深入地与翁同龢讨论淮系的人事进退，值得关注。尤其张謇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曾随吴长庆入朝，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不少熟人，他所谈到丁汝昌等人的情况，应当说是有依据的。不过，张謇在密信中提到日本海军的情况，却不准确，尤其他说日本虽有五艘铁甲舰但都已过时，”余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亦远不及我快练船“，更是误导了翁同龢，对翁同龢的主战决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人不知道，7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里是这样评价中国海军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自琅总兵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欧格讷还提到”镇远“管带林泰曾三天前提出请求开缺，被丁汝昌拒绝，而实际上是李鸿章拒绝了林泰曾的离职要求。李鸿章表示，谁再提这类申请，就将其处斩。欧格讷说：”我深怕诸如日本目前似乎企图突然发动强有力的侵略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害怕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将遭到一次导致现行极不完整的体制彻底解体的打击“。无可否认，英国外交官的观察是细致和准确的。
7月28日，朝鲜局势已完全恶化了，朝廷却仍未想好应对方略。
这天是皇帝万寿圣节，紫禁城里依然庆贺如仪。清晨略有些薄雾，迷迷茫茫的，在夏日实为罕见。5时刚过，大小臣工已从东华门进入皇宫，在太和殿前循班排列。朝鲜使臣穿着圆领大袖的礼服，手执牙笏，站在西边末尾。7时，刚满23岁的皇帝升殿。苍白的脸上，毫无喜悦之色。群臣按例庆贺舞蹈。8时，赴宁寿宫畅音阁听戏。畅音阁是座三层崇楼的戏台，阁的两侧，悬着一幅楹联：
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
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和
写的是海内晏和的升平景象，此时看来，尤为触目惊心。庆亲王、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奉旨筹措对策，他们在太和殿吃完御赐筵宴，又到会典馆去吃了真正果腹的午餐后，便云集军机处值庐商议。然而，一则前敌形势莫辨，消息极少；二则书生虽有心杀贼，却无策典兵。因此议而无决，依旧前去听戏，这时，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洒起细雨来。畅音阁的专场文艺演出至晚上7时后才散，而在宫外焦虑等待的张謇，再一次写信给翁同龢，建议将丁汝昌革职，仍留前线，戴罪效力。根据报告，丁汝昌27日率北洋海军9舰，开往汉江洋面巡游，寻找日本舰队。牙山的叶志超部则音讯杳然。皇帝和军机处不知道，李鸿章给丁汝昌的指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因此丁汝昌只是虚晃一枪，未见日舰便折回威海。29日，皇帝询问丰岛海战和朝鲜陆战场的情况，关于朝鲜，李鸿章一点准信也没有。他回奏说叶志超军在牙山一带打死一千多日军，平壤被日兵占领。其实平壤并未失陷，叶军也从未取得如此战绩，倒是在这天从成欢败退，中国最高当局，就是在一片混沌中指挥作战。
从丰岛海战战场回航后，方伯谦向李鸿章发出电报，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日船紧迫，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又说”装运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日船击拿；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小岛西南，亦被日船击中三炮，遂停查而沉。“
丁汝昌也是两眼漆黑。他向李鸿章发出的丰岛海战正式报告称：”兹已分诘管带、员弁、水手，均称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余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英语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击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带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又说”广乙“毫无消息，”迄今莫视，必被击沉“。
这两个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比如完全不提”高升“”操江“驶入战场与”济远“当时所处位置等细节，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李鸿章得报后，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进行了核实，得知没有提督死、”吉野“沉的消息，在电报中斥责丁汝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又命北洋海军进入戒备状态。各船保持常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近年来，有人使用”广甲“管轮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来为方伯谦翻案。卢文写：”‘济远’自雅山逃归，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管带禀报丁汝昌，陈明其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故，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丁概置若罔闻，仅问‘广乙’、‘威远’何往？方答以‘威远’不堪御敌，故令其先行远避。‘广乙’遇敌与战数时之后，不知所之。丁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尽覆，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耶？方无言而退，丁乃电奉李相，请治方悬挂白旗辱国之罪，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具实奉覆，李相传谕探明‘广乙’确实情形再行审究。“
卢毓英这里的记录存在问题：第一，从前引档案可知，方伯谦回威海后，有权直接向李鸿章上禀，丁汝昌不能阻止他报告战况的权利；第二，方伯谦是否向丁汇报了升白旗的情节暂且不说，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仅只字未提请治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之罪，还误传所谓”提督阵亡、‘吉野’沉没“的谎言，第三，更没有”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之事。由此再看卢氏解释挂白旗是为”诱敌“的说法便觉勉强。反观《中倭战守始末记》记载”倭奴击我‘高升’轮时，方望风而循，……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调询‘济远’管旗头目，始悉溃逃各节，独以寡众不敌恕之“，以之比较对”济远“的实际处理，似乎后者的说法更近于事实。
黄海海战2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李鸿章传达总理衙门的意见，要海军往仁川截击日本运兵船。他再次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2日，丁汝昌率6舰第二次巡弋朝鲜大同江的洋面。
这天，朝廷电诘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折回威海，不知做何进止？李鸿章次日汇报：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
，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又说丁汝昌已赴朝鲜洋面，发现日本运兵船即行截击。
皇帝对此并不满意，指出威海僻处山东，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或藉此藏身？着查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5日又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龙颜震怒，锋芒显然已指向李鸿章。
李鸿章赶紧申辩说：”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他给丁汝昌布置了战略意图，要他每月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同江口两次，相机击逐日舰及运兵船，并就近前往鸭绿江口巡查，使日舰不敢肆行窜扰，以稳定局面。
6日，李鸿章再电丁汝昌，转告丁他已接获上谕，要查看丁”有无畏葸纵寇情事，不得有片词粉饰“。李鸿章告戒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循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
显然，李鸿章对丰岛海战的实情已有所耳闻，对丁的呵斥十分严厉。
9日，丁汝昌率10舰第三次出洋。10日至大同江口，寄泊樵岛。11日继续梭巡。12日西驶海洋岛。13日清晨回到威海，依旧一艘日舰也未见。而在这一期间，伊东祐亨率领联合舰队21舰，于10日直薄威海卫口外挑衅，与刘公岛炮台展开火炮对射。11、12日清晨，又派数舰至旅顺口、威海卫洋面巡游，弄得北洋全线紧张、草木皆兵，飞檄丁汝昌回航守御。
13日，皇帝责问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当重治其罪。于是，丁汝昌只得在14日第四次匆匆率舰出巡渤海，经鹿岛、秦皇岛、回至大沽，掩护”图南“等运输船装运军火煤炭前往旅顺。
近一个月中，丁汝昌率舰队来去匆匆，奔波往返于威海、大同江、旅顺一线，不敢行驶出北纬37°线以南地区，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日舰，实际竟像有意捉迷藏，以回避主力决战。这种行为，使得激进的士大夫大为不满。李鸿藻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弹劾，清议汹涌，力主撤换丁汝昌。这批人以翁同龢为领袖，松散地云集在皇帝周围，常被后人称作”抵抗派“。
无论皇帝，无论”抵抗派“中的激烈分子，对于如何正确使用海军，其实都无把握。23日，军机处直接电令丁汝昌，称威海、大连湾、旅顺口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日船阑入。倘有疏虞，定治丁汝昌重罪。这道训令表明，朝廷对于海军的使用，与李鸿章并无二致。
同日，李鸿章派汉纳根前往襄助海军防剿事宜。汉纳根与丁汝昌相商，称因无快船可以飞驶查看敌舰动向，且敌舰不免还要前来窥伺，所以”水师现在不能甚做大事“。
25日，庆王奕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及翁同龢、李鸿藻在军机处讨论军情。在议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军情，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两个折片时，翁同龢、李鸿藻坚决主张要将丁汝昌治罪，否则难孚公论。军机大臣额勒和布提出先请北洋保举替代之人然后再降旨，孙毓汶主张以电旨传达而不要明发，翁同龢均不同意，两方展开激烈争论。最后写成一个意见，报皇帝定夺。次日明发上谕，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带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寄谕旨：”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显然，光绪帝对于丁汝昌的避战已经极为痛恨了。
丁汝昌的避战，既有其自己的胆怯，也有李鸿章的掣肘。李鸿章的避战，既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有对海军战略的错误认识。关于后者，人们历来极少论及。
中国近代海军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蹂躏造成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通过进口和自制军舰，至1889年，其规模冠亚洲之首，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国、日本之前。由于朝廷对于建设海军的重要意义和国家防务重点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认识，因此对于海军战略以及海军发展中的一些基本构想，考虑极不充分。其中对于在战略防御总态势下，中国海军究竟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通过控制沿海海域以取得制海权，还是放弃海上角逐，倚据海岸炮台和陆军进行陆基作战这个涉及海军建设的基本战略方针，长期没有取得正确的认识。
军事学上的防御理论，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类。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由于海洋的特殊性，除了毗邻海岸的近海地区外，在本国和敌国领海之间，往往隔着辽阔的公海。海军外线作战具有广阔的舞台，积极防御的纵深地带，有很大的弹性。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利用这种弹性，将海军的作战前沿尽量前伸，创造机会进行主力会战，从而消灭敌方主力，夺取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确保己方海上行动自由和安全，同时剥夺敌方的海上行动自由和沿海安全，是衡量各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尺。这里的关键，是争夺制海权。
明朝抗倭战争中，文臣武将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胡宗宪认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说：”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云：”所谓必于海中截杀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解矣。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也指出，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并从战术原则上提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在这种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中，已经孕育了制海权的光辉思想。对倭作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造船技术，也是主张海权论者的重要依托。
到了鸦片战争时，由于英国舰队在武器舰只的性能上优于中国，广东水师无法在正面海域同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致使中国海战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一页上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观点。这一针对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从破敌战术出发提出的专守防御理论，对于当时人们确定海军战略，起了消极作用。在魏源的同时代人中，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发生过从重陆防到重海军的变迁，但人们却把它忽视了。
1873年，傅兰雅、华蘅芳联合译出了曾经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普鲁士军官希理哈的著作《防海新论》。书中介绍了海军防御的两种样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从而使本国的防御线一直前出至敌国的领海线，这被称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一种是保卫本国海港冲要的消极防御，即在本国沿海要塞屯扎重兵，实行专守防御。这个说法，本来并不全面，因为它疏忽了抵岸封锁和海口防御之间，还有广泛的海域可供角逐。可是李鸿章居然奉为圭臬。本来他就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此时读了《防海新论》，更评论说：”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说到底，便是主张放弃海上决战，放弃争夺制海权。这恐怕正是20年后北洋海军穿梭于威、旅基地之间，回避与日军主力相遇的奥秘所在。此后，尽管李鸿章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过”海上如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艘，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鄙人窃有志焉“之类豪言壮语，但基本属于幕僚执笔的应酬文字，算不得他自己真正的海防战略思想。
1885年，天津机器局刊印了奥国海军官军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所著的《海战新义》。书中归纳了五种最主要的海战样式：一是舰队出海寻求对敌国舰队的进攻；二是舰队在本国海岸防御击敌；三是派遣舰队攻击敌国海口或本土，牵制敌国舰队的行动；四是当敌国舰队将集中于我海岸时，我舰队出他处机动，以吸引和分散敌方兵力；五是将我海军分编成数队，分别行动，在机动中创造战机，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一部。书中提到：”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侯机会，以伺侯强国一分股之船。“这是在中国海军学术词汇中首次使用”海权“这一名词。但我们迄今尚未见到中国海军人士当时就寻求海上主力决战，创造机会聚歼敌国舰队的任何讨论文章。即便将海军的作用局限在海岸要塞防御上，对于海陆联合作战的指导理论和合成训练，也没有认真研究和演练，从而建立自己的海军战略战役理论体系，以指导战争实践。
几乎没有中国人知道，进入90年代之后，制海权已不仅仅只是海军战略的概念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两部著作，从而震动了世界。制海权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直接联系。马汉风靡世界。英国人为他倾倒，法国人把马汉著作印发给海军每一艘舰艇。日本也很快出了译本，用作军事院校的教科书。惟有中国依然故我，虽然濒临大海，仍是大陆国家的胸怀。
日本在华间谍宗方小太郎8月上旬在他的报告书中写道：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噫！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
由此可见，连一个日本间谍也已清楚地看到海上决胜的重要意义，看透了决定双方国运的，不仅是简单的军力对比，还有力争胜利的精神状态。
北洋海军不去主动寻找战机，争夺黄海制海权，日本就抓紧时间往朝鲜运兵。从7月25日到9月12日，在联合舰队护航下，分四次向朝鲜运送了2800余名官兵。并在8月12日把临时锚地从隔音群岛改为长直路。8月16日，联合舰队再次改编。9月13日，当日本舰队护送陆军登陆的任务完成后，桦山资纪命令其北驶大同江口，寻找北洋海军主力决战。14日至16日，日本军舰在渤海及朝鲜西海岸广泛游弋，寻找战机。桦山乘坐由商船改装为军舰的”西京丸“同行观战。按照”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方针，日本舰队主动出击，志在必得，不管中国舰队如何回避，一场海中决战必将发生。
8月21日，叶志超率牙山残部历尽周折，转战千里，撤至平壤，被朝廷委为”钦派总统诸军“，节制入朝的各支陆军部队。9月7日，协助李鸿章办理军务的周馥、盛宣怀联名给丁汝昌去电，告之有人建议北洋海军乘日本国内空虚，直捣长崎，得胜即回扰仁川。建议者认为，此时日军在朝鲜元山、仁川登陆，船已分散，我以整攻散，以实击虚，是难得的好机会。李鸿章的意见是，现日军进逼平壤，海军能否助叶志超战，或直接进袭日本本土，请丁即与汉纳根妥筹径报李鸿章。此一甲午战争中最为重大的进攻性战略构想，后来未见丁汝昌回复而夭折。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15日，开始对平壤发起总攻。为了接济在朝部队，李鸿章派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远“、”海定“5艘轮船，运送刘盛休部12营六千人，从大连湾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再辗转前线。15日，北洋海军奉命到大连湾，担任船队的护航任务。16日凌晨，运输船装卸完毕。丁汝昌先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镇南“、”镇中“14舰及”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号4雷艇，起锚出发。命运输船于一小时后启程，循护航舰队航迹前进。
月光倾洒在万顷碧涛上，也给军舰披上银白色的寒光。秋夜的海风微微吹来，使人心旷神怡。然而，丁汝昌的心绪却不平静。经过十几年海上颠沛，他对于如何驾驭这支全国最新式的舰队算是懂点皮毛了。但能否指挥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却毫无把握。李鸿章对他指挥舰艇作战的能力也表怀疑，特派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可是汉纳根这个前陆军尉官又有多少海军知识？战前他多次呼吁更新炮械，到中日宣战后总算运来20门格鲁申1.79英寸口径速射炮。但与日舰装备的速射炮数量相衡量，还是难成比例。想到万一要同日本人决战，他真有点不寒而栗。
16日午后，舰队和运输船队平安抵达大东沟。丁汝昌命”平远“、”广丙“两舰泊于口外，”镇中“、”镇南“及鱼雷艇护送运输船进入江口，上溯15海里，将增援平壤的军队运至远离战区的大东沟。此举本来就很荒唐，说明中国舰队此时连直驶大同江的勇气也消失殆尽，只得用整个舰队护送5艘商船，贴着辽东半岛海岸踽踽东行。舰队中更无人知道，这天平壤已经陷落，而日本舰队正向海洋岛方向驶来。
黄海海战3
17日早晨，天气晴朗。7时左右，运输船队接到指令，可以自行返回港口。舰队则在锚地停泊。9时，各舰按例进行了一小时的常操。10时，”镇远“的了望哨发现南方天际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轻烟。他加强了警戒，不时用望远镜严密地注视着这个方向。不久，已能看清8艘日本军舰正向这个方向驶来，于是发出战斗警报。此时正值午饭之际，官兵们纷纷涌出餐厅，奔向战斗岗位。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在”定远“舰桥上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各舰烟囱吐出浓浓黑烟，北洋海军10舰以5节航速向南迎击。
鉴于敌舰距离尚远，旗舰出发抓紧午餐的命令。了望哨这时准确地报告说，前方日舰共12艘。丁汝昌下令舰队把航速提高至7节。
北洋海军在迎敌时，最初排出的是五叠小队。”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的两艘军舰前后错开，呈梯队状。因此，远远望去，模样上有点像夹缝鱼贯阵。
自从丰岛海战后，北洋海军已做好了海战准备，各舰除留一艘六桨小艇外，将其余救生艇全部卸除。一来显示全体官兵与军舰共存亡的决心，二来也是清除容易被敌击中的目标。为了第二个需要，各舰还把与战斗无关的索具、木器、玻璃窗乃至”定“、”镇“两舰主炮塔的钢炮罩皆留在岸上，以减少火灾燃延和炮弹造成的空气震荡。军舰涂上深灰保护色。速射炮之间用砂或煤包堆置起来，以作防护。当战斗命令下达后，水兵们迅速关闭所有无关舱门，从弹药舱提取炮弹。所有的炮口，都森森地指向远远而来的敌舰。
日本舰队这天上午6时30分抵达海洋岛附近。他们没有找到中国舰队，便向大洋河口附近的大鹿岛海域进发。10时23分，正在航行中的第一游击队，在右舷方向极远处的海平线上，观察到一缕黑烟，接着又出现几缕。至11时30分，日方判定迎面驶来的正是北洋舰队。伊东佑亨下令，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为前导，以”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组成的本队在后跟上，以单纵队向东北方向迎击。为保护乘坐”西京丸“观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安全，命令”西京丸“、”赤城“两舰转移到本队的左舷。
海军编队的最高航速，是以编队内航速最低军舰的最高航速来确定的。联合舰队中的”吉野“时速23海里，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高的巡洋舰，但”赤城“航速仅10节，大大低于其他战舰速度。伊东把参战军舰分为两个编队，以充分发挥第一游击队的快速机动作用。
丁汝昌见日舰以单纵队向己方驶来，便根据战前预定方案，命令舰队改变队形，以双横队迎敌。第二列的军舰与第一列夹缝排列，而前后交错的各对姊妹舰彼此结为小队。他下达的训令规定：
1。战斗中，各姊妹舰或编为一个小队的军舰，尽可能留在一起，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主导原则是保持舰艏向敌；
3。所有军舰必须遵守一个基本规定：随同旗舰运动。
以双横队迎战单纵队，显然是受1866年利萨海战战例的影响，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常例。可怕的是，由于北洋舰队在行进变阵中航速没有保持好，侧翼诸舰开始落到后面。结果当舰队逼近敌舰时，呈现的竟是一个散漫的单横编队，中间突出，像个倒”V“字形。其序列为”济远“、”广甲“、”致远“、”靖远“、”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战线拉得很开，弱舰散在两翼，缺乏保护。单横队不是丁汝昌的本意，但已无能为力。这时，日本第一游击队迅速驶过北洋舰队主力正面，企图包抄其薄弱的右翼。丁汝昌在洋员泰莱的建议下，命令全队同时向右转移4度，企图在临战前改变为左翼单梯队阵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2时50分，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这时，”定远“右主炮塔305毫米口径巨炮首先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第一炮，揭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不幸的是，那炮的后座力竟使脆弱失修的舰桥当场震坍。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而他在战前又没有明确谁是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舰队从一开始便失去了统一指挥。
在火炮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一般采用三发试射、修正定位的方法。中国舰队利用重炮射程远的特点，先发制人，力争战场主动。5分钟后，”松岛“325毫米口径炮塔被”定远“150毫米口径舰炮击中，两名炮手负伤。接着，”定远“又连连中”松岛“。中国其他各舰，也以主炮猛轰日本联合舰队本队6舰。
日本舰队冒着弹雨向前迫近。12时52分，”松岛“在中国军舰3500米处，首先开炮迎击。55分，”严岛“开炮。同时，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开炮射击右翼最弱的”超勇“、”扬威“。58分，”桥立“开炮。1时，”千代田“开炮。整个海面被浓烈的硝烟所笼罩。日舰毁摧了”定远“的信号装置，破坏了中国旗舰同其他军舰的联络手段。
战斗开始时，中国舰队的V形编队顶部正好楔入了日本舰队之间，将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一截为二。中国舰队集中攻击日舰本队。”严岛“右舷被一发210毫米的炮弹击中，11名水兵被杀伤。接着，又一炮弹穿过右舷，在汽罐室爆炸，6名水兵伤亡。1时10分，”桥立“主炮炮塔被击中，分队长高桥义笃大尉、炮术长濑之口觉四郎大尉和二等兵曹广重源槌被炸死，7名水兵负伤。”比睿“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与本队拉开距离，慌不择路，企图突入北洋舰队阵中，从”定远“左舷通过。中国军舰集中向其攻击，顿时将它的舰体、帆樯、索具打得体无完肤。接着，”定远“一发305毫米炮弹贯入其侧舷，在后桅处爆炸。大军医三宅贞造、大主计石塚铸太、少军医村越千代吉等17人当场毙命，分队长高岛万太郎大尉等32人负伤，整个后甲板被彻底破坏了。”比睿“拖着浓烟烈火，逃出重围。
第一游击队利用舰速优势，迅速通过中国舰队正面后，包抄中国舰队右翼薄弱的”超勇“、”扬威“。”超“、”扬“进行顽强抵抗，击中”吉野“后甲板，引起堆积在那里的炮弹、火药的连续爆炸，浅尾重行少尉和一名水兵被炸死。又炮击”高千穗“和”秋津洲“。”高千穗“右舷后部被炮弹撕裂了一道大口子。”秋津洲“的永田廉平大尉等5名官兵被炸死。
又一发炮弹击穿”浪速“一号炮台下的水线部分，引起海水灌入。但”超“、”扬“毕竟是旧式巡洋舰，航速慢、火力弱，在第一游击队的猛烈攻击下，终于燃起熊熊大火。”超勇“舰体渐渐向右舷倾斜，依然发炮不止，至1时30分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有人抛长绳相救，他不就而亡，时年42岁。
”扬威“情况与”超勇“相似。由于内部隔舱俱为木结构，因此难以扼制火势的蔓延。接着军舰开始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间不能通行，弹药也无法提取。无奈之中，向北面大鹿岛方向撤退，后来搁浅在近岸海边，管带林履中，愤然蹈海成仁。
左翼的战斗仍在继续。中国舰队猛攻另一艘弱舰”赤城“号。双方距离仅800米。中方炮火先是击伤”赤城“分队长佐佐木广胜大尉，击毙海军少尉候补生桥口广次郎等。1时25分，又将正在舰桥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少佐当场炸毙，鲜血和脑浆溅满海图桌。蒸汽管被炸裂后，使得航速下降，弹药供应也被断绝。”赤城“只能一面抢救、一面撤退。”来远“乘胜追击，2时15分，再次击中舰桥，炸伤代理舰长指挥作战的航海长佐滕铁太郎大尉。”赤城“急放尾炮，击中”来远“前甲板，造成”来远“起火撤离。
乘坐”西京丸“观战的桦山资纪看到”比睿“在2时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旗号，又看到”赤城“陷于合围之中，便于2时15分挂出”‘比睿’、‘赤城’危险“的旗号，召唤第一游击队回援左翼。”定远“”镇远“及其他2艘中国军舰立即集中火力攻击”西京丸“。四发305毫米炮弹、一发210毫米炮弹、二发150毫米炮弹、四发120毫米炮弹相继从200米处飞来，在两舷、上甲板、轮机房爆炸，使得蒸汽管破裂，蒸汽舵无法转动。”西京丸“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接着，一发150毫米炮弹和数发速射炮弹横扫后甲板，将舵及信号机装置破坏。另一发炮弹洞穿下甲板，摧毁五个舱室，引起大火燃烧。”西京丸“只能用手工操舵，艰难地调转航向。这时，正遇上前来助战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福龙”。“福龙”向“西京丸”连续放射3枚鱼雷，其中有一次攻击双方距离仅40米，可惜都未命中。使得“西京丸”得以逸去，单独返回日军锚地。
战斗极为惨烈。丁汝昌本来不能指挥海战，负伤后便坐在甲板上，鼓舞官兵杀敌。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事迹感人。“镇远”主炮在发射中，忽然中弹，一个炮手的头骨当场被炸碎，血迹飞溅。其余炮手毫无惊惧，将尸体搬开后继续射击。炮术长的弟弟战前来舰访兄，因故未能离舰，此时也在炮台上协助作战，哥哥负重伤后，他略作安慰，仍回岗位。为了防止通气管把甲板上的火焰引入机舱，水手们把风斗卸除。这样，机舱内温度升至华氏200度，舱内人员冒着高温工作不息。“来远”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中，脚跟被弹片削去，竟毫无察觉，依然奔跑如飞。
至下午2时40分左右，中国舰队损失“超”、“扬”两舰，但“平远”、“广丙”及诸雷艇前来参战，大中型军舰仍有10艘。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退出战场，仅剩9艘。中国军舰虽然顽强作战，但缺乏统一指挥，只是以两铁甲舰为核心，相邻诸舰自行协调，各自为战，处于内线防御态势，加上弹药储备不足，大口径火炮减少发射，用小炮抵御攻击。而日舰减去了弱舰，反而丢掉包袱，便于机动，以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单纵队，前后环击，并以速射炮的优势，向中国军舰倾泻弹雨。第一游击队在看到“西京丸”发出的信号后迅速左转，回驶北洋舰队正面。本队则驶过中国舰队右翼，继续右驶，企图包抄后路。2时34分（一说2时45分），“平远”的一颗炮弹击中“松岛”左舷。炮弹从士官次室穿入，水雷长事务室、左舷鱼雷发射管、油槽及主炮机件均被炸坏。3时10分，“平远”炮弹击中“松岛”左舷中央鱼雷室上部，炸死鱼雷发射员2人。日本舰队也拼命回击，致使“来远”、“平远”、“广丙”相继起火。“定”、“镇”两舰临危不惧，依凭坚固装甲与敌周旋激战。3时30分，二发305毫米口径巨弹命中“松岛”4号炮位，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大爆炸，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状如雷电崩裂。军舰上空白烟翻腾，形成一个大火海。海军大尉志摩清宜等28人当场毙命。68人负伤。死者的头、手、足、肠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炸得难以分辨。那些断骨上，肌肉早被烧毁，就像火化后的白骨。粘糊糊的鲜血沿着船体倾斜方向汩汩流去。滴着鲜血而微微颤动的肉片贴在炮身上，尚未冷却。爆炸使大部分火炮被击坏，指挥塔内的舵机受损，各种电缆被炸得乱七八糟。“松岛”失去了作战能力。伊东祐亨只得调集军乐队员充当炮手和参与灭火。至4时，“松岛”悬起不管旗，命令各舰自由行动，伊东率幕僚将旗舰移至“桥立”。
第一游击队始终保持建制和高度机动，并不停地射击。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巡洋“致远”号此时已受重伤，水线下有10英寸和13英寸炮弹击出的大洞。而水密门隔舱的橡皮，因年久破烂，难以起到防堵海水贯通全舰的作用。海水汹涌地灌入，使军舰随时有沉没的危险。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孤注一掷，用舰艏冲角向从阵前掠过的“吉野”拦击。他在指挥台上镇静地大声喝道：
“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我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这就是报国呀！”
在他的激励下，全舰官兵同仇敌忾，鼓足马力，一面用抽水机不停地抽去舱中海水，一面向日舰勇敢地冲击。日舰见状，紧急逃避，并向“致远”发出雨幕般的炮弹，终于将“致远”击沉。“致远”的头部首先扎入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它仍在旋转的螺旋桨。接着，整个军舰渐渐在海上消失，留下一个巨大的漩涡。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1849年10月4日），死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按农历推算，恰好45岁。
“致远”沉没是北洋海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济远”管带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便驾舰退出战场，向旅顺口方向逸去。“广甲”管带吴敬荣见状仿效。这时，“靖远”、“经远”、“来远”也负弹累累，火势蔓延，便随之而去。4时16分，“平远”、“广丙”也因负伤，退出战场，驶往近岸修理。第一游击队4舰追击“靖”、“经”、“来”至大鹿岛一带。首先集中攻击“经远”。“经远”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以一敌四，从容发炮。忽被弹片击中头部，血流满面，当场牺牲。林永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人，是个性情和易的人，从不在众人面前训斥部下，和部曲感情深厚。战斗中表现极为英勇。他死之后，帮带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也先后殉国。日舰向“经远”发射鱼雷和排炮，使其火势越烧越大，至5时30分，从左舷翻倒海中，不久沉没。
由于“经远”与敌相恃，使得“靖远”、“来远”得以扑灭火焰，堵塞漏洞，施行各种损管措施。当日舰见“经远”即将沉没，掉头前来攻击时，二舰背倚浅滩，沉着应战，直到战斗尾声。
坚持在海战场上的中国军舰，此时只剩“定”、“镇”两舰。日本舰队本队五舰环绕着“定”、“镇”继续猛攻。两舰巍然屹立在茫茫大海中，鏖战不息。日本设计“松岛”、“严岛”、“桥立”专为对付“定远”、“镇远”。舰上装备了320毫米口径巨炮，认为可以贯穿30英寸厚的装甲。在“定”、“镇”的装甲及炮塔护甲上，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深度没有超过4英寸以上的。以致日本水兵三浦虎次郎惊叹地叫道：
“‘定远’号怎么还不沉呢？ ”
下午5时45分，太阳西垂，暮色将临。伊东感到单凭“严岛”、“桥立”、“千代田”及负伤的“松岛”、“扶桑”，要击沉“定”、“镇”几无可能。于是下令升信号旗招唤第一游击队归队，一起驶回临时锚地。“靖远”、“来远”见日舰退去，便往“定”、“镇”两舰方向驶去。“靖远”管带叶祖珪见“定远”桅楼被毁，主动升旗，招集其他军舰集中。“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平远”、“广丙”6舰尾随日本联合舰队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便转舵退回旅顺口。
持续了5个小时的黄海大海战至此结束。
黄海海战４
18日凌晨，“济远”首先驶抵旅顺。方伯谦称，“济远”舰首漏水，火炮均坏，不能发射，所以退出战场。余船仍在交战，胜负不明。旅顺的人们才知道，昨天下午，中日海军已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会战。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立即把情况电告李鸿章。
6时，天已大亮。丁汝昌率领舰队，到达旅顺口。“广甲DOUBLE＿QUOTATION因天黑和慌不择路，在大连湾外三山岛搁浅。丁汝昌右面头部及颈项至右臂，被火烧伤，左臂和左脚也有撞击伤和挤压伤，被人抬下”定远“。他布置各舰入坞修理后，便考虑如何向李鸿章汇报战况了。
电文颇费斟酌。评功摆好，推诿责任，保奖参劾，都是官场的大学问。然而时间紧迫，不及核实，上午便把第一通电报发往天津。这个电报讲了中方的损失后，声称击沉3艘日舰。
以今天的眼光细核黄海海战的失利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五条：
一是丁汝昌指挥无能。丁汝昌下令用横阵迎击联合舰队的纵队，一直是后世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即丁汝昌完全不懂海战指挥和在海战开始后中断了对舰队的控制，使得舰队失去统一协调，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最后陷入一片混乱。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虽行伍出身，却晓畅文墨，能起草文翰。惟领兵15年，始终未能认真学习海军业务。近代海军是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指挥军官需要多年的专门培训。丁汝昌以陆军将领来统师这样一支新式舰队，主要凭资历治军。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精深的海军知识，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世界海军史上的怪事。他曾这样坦率地批评一个弄坏了昂贵鱼雷的外国”专家“：”损失一个鱼雷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不满意你装成专家。我是海军提督，我能够假装知道关于军舰和航海的一切事吗？
“他敢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懂行的海军军人，这份勇气固然可爱，但到作战时就一筹莫展了。负伤真是他解脱自己的最好理由。丁汝昌本人或许并不怕死，裹伤后仍坐在甲板上，用微笑和鼓励的话语激励官兵作战，但舰队最高指挥官仅能作此动作，海战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编队变阵的错误。以散漫的单横编队迎战日本单纵队进攻，是丁汝昌始料未及的，说明北洋海军的军事素质存在很大问题，造成了后来交战中的一系列被动。”定远“大副沈寿堃战后写道：”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此皆平时操演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北洋海军由五叠小队变为夹缝雁行的双横队，并不是旗舰的临时措置，而是早有预案的。那末，这一战术动作怎么又会失败呢？沈寿堃认为，关键在于将领之勇怯不同。”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他问道：”致败之由，能勿咎此乎？
“这个责问是切中要害的。
三是”济远“、”广甲“等舰的临阵脱离。在下午3时30分以前，中国舰队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及若干鱼雷艇与日本舰队9艘军舰鏖战，双方在舰艇数量和吨位总数上略有出入，但很接近。3点30分，”致远“”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逃离战场。接着“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丙”也陆续退出，使得正面海战场上仅剩“定”、“镇”两舰，顶住5艘日舰的轮番进攻。中国巡洋舰此时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难以继续坚持作战。退出战场修理和逃离战场回基地，对于战争结局已无很大区别。当“经远”遭到日本第一游击队4舰进攻时，“靖”、“来”、“平”、“丙”也没能给予必要的援助，等于是坐视“经远”遭劫而沉没。但是“济远”“广甲”的退出毕竟造成军心的动摇，也使舰队左翼完全瓦解，责任十分重大。
四是军舰航速落后和弹药供应不足。前已指出，至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军舰在总吨位与航速上，都已接近和赶上中国。而在黄海大战中，日舰在航速和速射炮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北洋舰队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为“致远”和“靖远”，时速为18节，其余各舰皆在14至15节之间。日本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外，第一游击队其他各舰的航速亦在18至19节，从而取得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此外，日舰装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如“松岛”、“严岛”、“桥立”各装有11至12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吉野”装有4门6英寸口径速射炮、8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而中国舰队速射炮却极少。根据报道，4.7英寸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8至10发炮弹，6英寸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5至6发炮弹，而同样口径的旧式火炮，其发射速度为50秒钟1发。这样，日舰在速射炮上占有压倒优势，它能把炮弹雨点般倾泻到中国军舰上来。此外，日本虽然拥有320毫米口径的巨炮，其规模仅次于英国和意大利海军所拥有的两种巨炮，但在海战中并没有发挥原先期待的作用。整个战斗中仅发射13次（“严岛”5发，“松岛”、“桥立”各4发）。相比之下，“定远”、“镇远”两舰上的8门305毫米口径主炮却大显威力。可是，中国舰队的弹药准备却有问题。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一封信中透露：“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一无举动！他想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
”这个问题到海战爆发时仍未解决。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弹药供应极为不足。到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舰305毫米口径主炮的爆破弹全部打光，仅剩15发穿甲弹。150毫米口径炮的148发炮弹也全部打完。“定远”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说“如果再过30分钟，我们的弹药将全部用尽，只好被敌人制于死命。”“敌方炮弹则绰绰有余，直到最后还一直猛烈射击。”他把弹药供应的责任归咎于天津当局者的贪污腐化。外国记者肯宁咸也说，这“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此时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张士珩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但近年来从档案中保存的北洋海军弹药统计资料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当年二月到八月，天津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提供了182发305毫米口径爆破弹（开花弹），740发210毫米口径爆破弹。海战中，“定”、“镇”二舰8门305毫米主炮分别发射了120发和94发炮弹，到海战结束，剩余的爆破弹连同陆上库存数量为243发，剩余穿甲弹（钢弹）244发；“靖”、“来”、“济”舰7门210毫米主炮分别发射103发、30发、53发炮弹，剩余的爆破弹连同陆上库存数量为852发，剩余穿甲弹163发。显然，要么军舰上其实并不缺乏炮弹，要么相当一部分炮弹没有运上军舰，被堆放在旅顺、威海的基地中。假如由于是后一原因造成弹药供应不足的话，只能说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前的作战准备极不充分，丁汝昌对此难辞其咎。
五是训练水平和装备保养水平低下。在这场海上大决战中，中国舰队没能击沉一艘敌艘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福龙”鱼雷艇抵近向“西京丸”发射3发鱼雷，居然都无法命中目标，暴露出北洋海军训练水平极为差劲，前述编队变换队形失败。也显示出同样的问题。“致远”因水密门橡胶封条失修，导致军舰中弹后迅速沉没，以及邓世昌在舰上蓄养宠物犬，都使人们对于这支舰队的许多过去不太触及的深层次问题产生联想和思索。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在演习时做一些诸如预定靶位的“手脚”，以及克扣军饷和维修费用，据说在军队中是历来存在的，假如在战时能够击败敌人，倒也一俊遮百丑。然而没有和平年代的刻苦训练和上下同心的英雄主义精神，平日军纪涣散，军官腐败，到了战场上能指望产生克敌制胜的奇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失利，是这支军队所必然要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往在讨论海战失败的原因时，一些论者仅从装备上寻找原因，其实，倘若将日本舰队的装备与北洋海军交换一下，谁能获胜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吉野”是1893年9月底在英国竣工的军舰，“桥立”是1894年6月26日在日本竣工的军舰，能够那么快地将其编入现役并形成作战能力，日本海军的训练和管理能力不值得引人深思吗？
战败原因显而易见，却不能如实上报。丁汝昌要给自己洗刷，要为舰队变阵失误解脱，又不能得罪张士珩。说来说去，只有“济远”、“广甲”的临阵脱逃，可做一篇参奏的材料。但“广甲”管带吴敬荣，又是丁汝昌的小同乡，也要曲意回护。恰好李鸿章细心，在接到龚照璵报告战事的电报后回电查询：“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
”于是丁汝昌顺水推舟，把方伯谦抛出去做替罪羊。
19日，丁汝昌派“济远”前往三山岛牵引“广甲”出险，未获成功。方伯谦见远处有日舰驶来，而本舰炮械全坏，失去作战能力，便避入大连湾。后来又派“金龙”拖船去拖，也未成功，于是就地把军舰炸毁了。
20日，丁汝昌因伤势恶化，头脚皆肿，两耳流血水，眼不能睁，日流黄水，脚也发肿，皮肉发黑，疼痛异常，言语稍多，便感心悸，不能自持，请在林泰曾、刘步蟾中择人暂代职务。李鸿章选择了刘步蟾。接着，丁汝昌向李鸿章发出关于战况的第二个汇报：
“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舰观望星散。日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没。查战时，‘定远’、‘镇远’舱内亦为敌弹燃烧，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皆无失事。‘超’、‘扬’若不驶至浅处，火即可救。‘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管带等中炮阵亡，船方离队，如仍紧随不散，火亦可救。‘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三山岛东搁礁。……窃自日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此次‘来远’、‘靖远”’如不归队，‘定’、‘镇’亦难保全，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警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定远’、‘镇远’异常苦战，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
这份报告，有意打乱时间顺序，回避问题要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全推到方伯谦一人身上。甚至造成“超”、“扬”沉没在“济远”逃跑之后的印象。又为丁汝昌整队集中的战术摆好，似乎“超勇”、“扬威”、“经远”只要不离旗舰，火灾便能扑灭，而船不致沉没。报告末尾，还为刘步蟾单独添上“尤为出力”的考语，而整个战斗究竟如何进行，却没有实事求是地说明。
李鸿章接电后，奏准将方伯谦以临阵逃脱罪名即行正法，吴敬荣虽随同逃跑，因丁汝昌称其“惟人尚明白可造”，革职留营，以观后效。24日清晨，方伯谦被从床上拖出，穿着一身茄青色纺绸睡衣，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斩首。方伯谦临阵脱逃，罪无可挽，成了祭祀死难将士的一具牺牲。但仅此远不能弥补黄海大战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消极影响。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仍为部下蒙敝，不知丰岛、黄海两战真相。龚照玙在给李鸿章报告中竟说：“此次日舰伤重先退，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上奏说，丰岛海战时，“广乙”管带林国祥独与日本三船鏖战，及船身受伤将沉，犹开足马力，突撞“松岛”，与之俱没。这种纯属胡诌的表彰，使得林国祥被破格提拔为“济远”管带，接替方伯谦的遗缺，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制造假信息，并以假信息自欺欺人，这是王朝末日吏治腐败的典型表现。
1 0月5日，李鸿章根据丁汝昌海战报告，为死难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请恤。邓世昌的事迹早已传遍都下，所以除同林永升一样，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外，还被赐予“壮节”谥号。同日，李鸿章还转呈丁汝昌所撰《海军劝惩章程》，援引邓世昌船沉不愿独存之例，建议今后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这个建议被允准了。
23日，朝廷颁谕，刘步蟾以记名提督简放，并赏换格洪毅巴图鲁名号，林泰曾赏换霍伽助巴图鲁名号，丁汝昌着交部议叙。其他得到奖励和提升的，也都是“定”、“镇”两舰的军官。此外，赏洋员汉纳根二等第一宝星和提督衔。
战争中的军火交易
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损失惨重。羊既已亡，当务之急是补牢。战争尚在进行之中，下一步的态势，谁也不能逆料，清政府迫切谋求从国外购买军舰军火。
其实，尚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这么做了，可惜收效等于零。
购舰活动分为两条途径进行。一条是赫德通过金登干进行联系，一条是李鸿章通过驻
外使节开展谈判。
事情一开始很顺利。7月5日，金登干报告，阿姆斯特朗公司能制最快速的巡洋舰。10个月交货；小型捕雷驱逐舰，5周内交货。第二天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急需军舰，英方还可将为别国订制的军舰优先供应。16日，李鸿章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嘱其在中日开战前，购置船速23、24节的巡洋舰赶运回国。26日，金登干证实，英国尚有一艘与”吉野“同类型，但较大，速度、火力亦较高的巡洋舰，索价34万镑。另外还有一艘捕雷舰可卖。
以后便开始繁文缛节的公文旅行。直至8月2日，上谕才明确表示，拨银200万两购舰。然而中日已经宣战，英国宣布中立，在英国已不能直接购置军舰了。
战争期间倒卖军火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南美各国都有兴趣。李鸿章的老朋友，怡和洋行老板克锡透露，智利在英国建造的3艘巡洋舰，式样先进，愿照原价出售，李鸿章立嘱龚照瑗予以订购。21日，龚照瑗报告，已同智利议妥购买两舰，即”恩卡拉达“和”普拉脱“号，由智利包运，签订合同10天后便可成行。另外一艘大型巡洋舰”布兰可“号，航速22.5节，在欧洲也是精良的奇货。有人议论说，中日海战，谁得此舰谁能取胜。该船造价35万英镑，日本出价40万英镑，智利不卖。克锡透露，需要50万镑才能成交。智利又抛出一舰，马力6500匹，航速18.5节，索价26.5万镑。李鸿章认为”布兰可“十分精美，惟索价太昂。后面那舰价低但行驶稍缓。如打算购买，连同运费杂款，共需30万英镑，即210万两银子。正在筹划之际，又闻智利翻悔，说是保持中立。实际上可能是日本暗中阻挠。
接着又有消息。阿根廷本年在英国订造一艘巡洋舰，时速18节，愿用该国国旗运送来华，开价9万英镑。此事刚开始谈判，价格已扶摇直上至15万英镑。此时又得悉日本在英国订购的一舰，因挂日本旗，行驶至亚丁，被英国方面扣留。这样就更增添了军火市场的紧张气氛。
在此期间，龚照瑗受命打听，能否购英国商船来华，然后再改装成军舰。
9月1日，龚照瑗报告，阿根廷军舰已经谈妥。商船则不易改作军舰。又报秘鲁有2艘1881年建造的军舰，因一艘未曾付价，便一直停在英国。李鸿章因嫌其航速仅16节，兴趣不大。到了16日，伦敦又来电报，因英国严禁军舰出口，并追究送船出保人和借旗国，阿根廷军舰交易搁浅。
在此同时，李鸿章转托北洋海军鱼雷教习福来舍及德国泰来洋行商人德尔赓，企图从德国进口四艘鱼雷猎船。他还请驻德公使许景澄打听行情，并安排运船回华计划。但迄至战争结束，中国没能从德国购得一舰。
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谋求军舰的秘密交易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李鸿章仍不死心，决心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10月4日，赫德从北京给金登干去电，要他想法到巴西、智利等国觅购军舰。11日，克锡通知李鸿章，智利准备抛售7艘巡洋舰。其中”爱斯米拉达“号建于10年之前，是”致远“、”靖远“的设计母型。”康德尔“号、”林则“号两艘虽小，航速达21节。李鸿章怦然心动，认为至少应立即买下4舰。谁知智利与阿根廷关系忽然紧张，不愿出售军舰，这事又成泡影。龚照瑗只得调过头来，重新谋求另一桩巴西在德国订购军舰的转售贸易。同样，新的努力依然劳而无功。
11月上旬，西方报纸透露出”爱斯米拉达“被日本购去的消息。克锡立即急电询问，回讯是卖给了厄瓜多尔。无疑这是为日本代买的。智利的军火代理人表示，中国只要把15万英镑存入某一银行，并愿意把船价出到25万英镑，他就可保证军舰不落入日本人手中。但北京又不要”爱斯米拉达“，而要其他军舰。这些朝三暮四的变化和外国掮客的两面手法，加上日本人的活动，终于使购买智利军舰的计划完全落空。
11月22日，金登干从伦敦向北京发出如下电报：
”‘爱斯米拉达’号巡洋舰已售与日本，由法尔巴来索至日本港口仅保险四十万镑。其他各舰除“布兰可”以外，料均将为日本抢购。我们认为购舰的谈判业已结束。“
这天是旅顺口失守的日子。中国人在世界军火市场上与日本的竞争也归于失败。中国人此时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自己国家基础军事工业的苦涩和被动。
12月4日，”爱斯米拉达“悬厄瓜多尔国旗，离开法尔巴来索前往日本，军官和水手都假充作旅客。这舰军舰，后来改名”和泉“号。
重找一个洋顾问
黄海大战后，汉纳根声名大振。他要求派他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才继续留在北洋海军服务。这种要挟，为中国方面难以接受。尤其他刚得宝星，再赏穿黄马褂更无可能。于是汉纳根离开了海军，到北京活动，他给翁同龢写了《谨拟整顿水师刍言》，建议今后海军衙门要直接管理海军船只、船坞、制造局、人事和经费。海军衙门现时应派一精明公正的洋员为海军司，驻天津总理各事，以期大战大胜。水师提督应派一洋员帮同督理操练打仗事。这里提到的”海军司“，似乎就有他本人的影子
。10月28日，他又建议朝廷另建一支10万人的新式陆军，这是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之肇源。次年3月5日，汉纳根同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儿埃尔莎小姐结婚，不再过问军事。后来他投资开发山西井陉煤矿，成为一个富翁。
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海军重新寻找一位外籍顾问。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早在10月21日赫德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最先透露出这个意图。11月4日，赫德前往英国公使馆，向欧格讷转述了皇帝的圣旨。9日，他又正式通知了金登干。经历了当年撤旗事件之后，要重新聘请琅威理，这对极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件难堪的事。但既然别无选择，干脆就把话说得十分坦率。13日发布的上谕宣称：
”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在本年战事未能得力，亟应力加整顿。着总税务司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
琅威理此时在英国得封港担任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军舰舰长，统率着皇家海军后备队的38艘军舰。他对于邀请他重返中国大摆架子。公开的理由是英国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现役军人身份前往中国，又不愿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只有在战后当英国政府许可时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却提出了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必须由皇帝以玺书形式颁给他海军最高职衔等等。他始终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于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另外寻找一个海军顾问。
两个人选提出来了：一个是海军预备役上尉邓禄普，他是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另一个是前日本海军顾问，现任英国皇家海军炮厂监督的英格斯。对于邓禄普，垂赛海军上将认为，他比琅威理高明得多，但是对付中国人时可能不够耐心。
英格斯便成了热门人选。有意思的是，他竟是金登干的表兄。11月20日，金登干约他和垂赛上将在军人联合俱乐部会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英格斯表示，他并不想作中国海军统帅，把全部的舰队掌握在手。他的目的只是教练。有需要时，偶然统帅全军，以使中国的统帅和舰长们能够学习怎样指挥。英格斯说，他和日本的官方关系早已断了。他强调愿意”割断旧日的情缘，在中国另结新欢“。
他们的谈判真有些一厢情愿，以致赫德不得不给金登干浇一兜冷水。他回复说：”英格斯一定不行。曾经在日本充过教练的人，在此间不会受到欢迎。“他算是摸准了中国人脾气。天朝的自大、虚骄和偏见，决不会接受英格斯这样的人。
还在金登干往返于伦敦和得封港之间，为琅威理重返中国进行斡旋交涉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美国人马格禄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薪300两。通过丁汝昌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
马格禄原是天津的一艘拖船”金龙“号的船主，并无海军背景。在此之前，曾协助北洋海军前往三山岛拖拽搁浅的”广甲“出礁未成。北洋海军的一位洋员评价他说：”彼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著名。此老迈之耍手殆视此役为莫大之机会而跃赴之无疑，然以斯人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自他上任后，并未为海军做出什么积极贡献。聘他任职，实是多此一举。
这又要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了。李鸿章为什么非要给北洋海军找一个外国顾问，甚至完全不顾他是否精通海军呢？李鸿章指望马格禄来指挥？来管理？还是仅仅自我安慰一下？
北洋海军伏匿军港
黄海大战的同一天，清军在朝鲜陆战场的防线完全崩溃。叶志超率队从平壤撤退，狂奔五百里，直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平壤失守使得朝野震动。
17日，军机处决定给李鸿章处分，拟了两条：一是严议；一是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请皇帝定夺。皇帝选择了后一个处分。
9月19日，黄海大战后的第三天，皇帝下旨着赶紧修复各舰，以备再战。23日早晨8时，日舰“浪速”、“秋津洲”驶至威海附近挑衅。炮台开炮后才退去。24日，烟台、旅顺、大连湾附近洋面，均发现日舰行踪。皇帝命海军加强防御。李鸿章同日命令丁汝昌、龚照玙，务必于十日内修好“平”、“丙”、“济”、“靖”4舰，在威、旅附近游弋。又命四“镇”同大雷艇在口外巡探，以壮声势。“定”、“镇”等舰，则需一个月方能修竣。
28日，李鸿章给丁汝昌、刘步蟾去电，对北洋海军今后的指挥权作了安排。电报说：
“禹亭伤痕渐愈，前虽据情奏令刘镇代理，不过代拆代行之式，旨令伤愈仍行接统。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
这份温词慰勉的电报，表现出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极大关注。虽然他深知丁汝昌不通海军，但对北洋海军其他将领更不放心。按照海军的排名序列，林泰曾位居第二。但林泰曾为人柔弱，故在丁汝昌负伤后，李鸿章超擢了刘步蟾。刘步蟾性格刚烈，锋芒毕露，能否协调全军，李鸿章没有把握。权衡之下，他希望丁汝昌早日重返岗位。
28日，李鸿章通知丁汝昌和旅顺守将，根据情报，日本将派大队北犯，尤其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犯旅顺后路，毁我船坞。命令各炮台加强守备。海军加强修舰，并择可用者常出口外，靠山寻查，略张声势。10月2日，李鸿章再次电告，日本将派2万陆军，乘船在旅顺附近或山海关一带登陆。“定”、“镇”必须加紧修理，数日内出海，往来威、旅之间，使得日本运兵船不敢深入。他警告说，此事关系北洋全局甚大，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延宕，误我大计，定行严参！丁汝昌虽病，但必须认真督催，不得被人把持摇惑。4日，李鸿章第三次发出指令，日本26艘运兵船即将内犯，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济”、“靖”、“平”、“丙”6舰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在电报中，李鸿章意味深长地说：“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可是丁汝昌仍不理会。不知出于胆怯，还是伤势未愈，或者军舰确实难于修复，北洋海军依然毫无动静。及至9日，终于引来一道严厉的上谕：“丁汝昌臂受板伤，因流黄水，并非伤重难期速痊者可比。而请假调理，竟可置身事外。着吴大瀓确切查明。”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汝昌宣布回舰视事，订期出海。10月16日诸舰修理竣工。18日下午5时，北洋舰队从旅顺开拔，前往威海。这时距黄海大战，整整已有一个月了。
局势如此紧张，北洋海军却按兵不动，李鸿章固然想保存军舰实力，指示丁汝昌不必与日舰寻战，但并没有允许其伏匿军港，避战不出。从这点上研究黄海海战的得失，不难看出，北洋海军损失的不仅是5艘军舰，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作战的信心，从而自动地放弃了制海权，再也不敢与日本海军角逐，为日本进攻中国本土敞开了大门。北洋海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拱卫渤海海湾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据原“广甲”管轮，此时留在“定远”舰差遣的卢毓英记载，北洋海军“诸君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驰日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魂，亦触目惊心。谁无父母，孰无妻子，寄生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人孰无情，谁能遣此，所以作醉生梦死之态者，亦知身非金石，何可日困愁城？不得不假借外物，庶有以遏制此方寸地也。”这便是“定”、“镇”二舰在旅顺基地修理期间北洋海军的内幕真相。
9月27日，皇太后和皇帝在西苑颐年殿东暖阁召见翁同龢与李鸿藻。太后命翁同龢密往天津，询问俄国公使喀西尼调停之事。并命翁同龢“责李某何以殆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不问乎？”翁同龢表示此行只代朝廷传述：“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次日清晨，翁同龢微服出京，在通州乘一种叫做“卫舿子”的小船，航程40余小时，30日上午到达天津。关于此行，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他“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鸿章惶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但在野史里，人们记录的是另外一番内容：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此话因系亲李派人士所记录，倒也不能全信，比如翁同龢回京后就没有“不敢言战”，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李鸿章阵营对前些年户部停止购买军舰的不满，也有推卸战败责任的意思。
9月29日，朝廷起用罢黜十年的恭亲王奕訢，命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事务，会同办理军务。恭亲王龙钟老态，已经毫无办事魄力，也没法力挽狂澜了。
日军在辽东登陆
黄海大战的号外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击破敌之气势，使我日旗高照黄海之波涛。“军方却在加紧休整，准备发动新的战争。
海战之后，日舰”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DOUBLE＿QUOTATION回国修理，余舰在仁川进行整编和抢修。至9月22日深夜，各舰抢修基本完工。这天下午。伊东祐亨命“浪速”、“秋津洲”前往威海、烟台、大连湾、旅顺口一带侦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23日下午5时出港，分作两起，向海洋岛方向巡弋。24日午前，在大洋河口同“浪”、“秋”会合。派“磐城”、“小鹰”及23号鱼雷艇前往鸭绿江口测量航道，为侵入辽东半岛做好准备。
9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将陆军第一、第二师团及第二十二混成旅，编成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与入朝作战的山县有朋大将指挥的第一军协同作战，分左右翼侵入中国东北地区。从9月22日至10月22日，日舰一直在渤海湾及西朝鲜湾地区大肆活动，侦察军情，补充弹药，运送军需。10月19日，大山岩和伊东祐亨在朝鲜大同江口的渔隐洞海军锚地会晤，协商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的地点问题。根据海军的建议，登陆点选在花园口。同日，19艘运兵船抵达渔隐洞，20日又来6艘，22日又来11艘，装载第一师团的部队，集结待命。
10月下旬，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正是登陆作战的良好季节。23日上午8时，新编组的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3舰起锚出航。接着，本队“桥立”、“严岛”、“浪速”，第二游击队“扶桑”、“葛城”、“金刚”、“高雄”诸舰，护送16艘运兵船，驶出大同江口。24日早晨6时30分，抵达登陆地点花园口。先期于22日出发的“八重山”、“千代田”、“筑紫”、“鸟海”、“大岛”5舰已于23日黄昏时占领了登陆地带。
花园口是辽东半岛南岸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登陆点，散散落落地住着四十来户居民。西南距金州80余公里，距大连湾100公里，距貔子窝约37公里。从这里登陆，东可进攻岫岩州、九连城、安东，西可进攻金州、袭击大连湾、旅顺口的后路。由于海岸较浅，大船不能抵达，清军没有设防。日军在此登陆，可谓出其不意。但是花园口锚地距海岸约4海里，登陆部队需换乘汽艇牵引的舢板，还得在满潮时行驶运送。且海湾内礁岸环立，地势复杂，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日军分三起在此登陆，整个行动延续至11月7日方才结束，前后共达半个月。共运送登陆人员24049名，马2740匹。
按说登陆和抗登陆作战是最为惨烈的作战样式，在没有空军配合从而构成海陆空立体作战，以及没有大型登陆舰船和两栖车辆的情况下，防守方依靠防御火炮体系和以逸待劳的纵深配置，灵活快速的增援速度占据主动，使得登陆方的进攻及上岸后有效地控制登陆场并压制防守火力都极为困难。在近代抗登陆作战中，清军曾取得过1859年第二次大沾口之战和1885年淡水之战的胜利。从世界范围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登陆作战，大多数都失败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辽东花园口的抗登陆，还是后来山东荣成的抗登陆，清军都没有有效地组织实施，日军几乎是在平静安逸的状态下实施了登陆行动。
24日上午8时，驻守貔子窝的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已经得悉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可是到26日晚间，李鸿章才获得两项不相一致的报告。一是驻守大连湾的总兵赵怀业来电，称有倭兵2000人在貔子窝登陆；一是庆军提督黄仕林来电，报告有倭船36艘，带民船百余艘在花园口登陆。李鸿章感到困惑，命令防守旅顺诸将速探严访，并于来路要口，多埋地雷，散队埋伏，不得轻易接仗。
情况不久便明了，清军却毫无动静。因为也在24日，日本第一军从朝鲜水口镇渡过鸭绿江。25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形势一片紧张。此时旅顺、大连、金州地区的守军，包括姜桂题、程允和、黄仕林、张光前、卫汝成、徐邦道、赵怀业部约30营。29日，津海关道盛宣怀曾给驻守金州、旅顺口诸将去电，称与其坐待敌人来攻，何不乘其未定而攻击之？其实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28日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徐邦道给李鸿章去电，称部队不敷分布，请从旅顺口拨兵增援，李鸿章就明确电复说，他们只要各守营盘，来路多埋地雷，并无守城之责，拒绝增派部队。李的意图，是扼守旅顺后路南关岭，以逸待劳。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消极防御战略，为日军在花园口顺利登陆，最后攻占旅顺口创造了条件。
11月3日，日军第一师团由貔子窝出发，西攻金州，6日占领金州。7日，日军进攻大连湾。赵怀业望风披靡，将北洋经营多年，筑有大批坚固炮台和充裕储备的大连诸炮台拱手留给日军。这样，旅顺口后路防御俱失，旅顺基地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日本部队在花园口登陆时，北洋海军诸舰停泊在威海军港，毫不知情。25日晨，2艘日舰至威海口外，故作疑兵。丁汝昌率“定”、“镇”、“济”、“靖”、“平”、“丙”及2艘鱼雷艇出击，日舰循去。28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带舰前往大连湾大孤山一带游巡，探明日舰登陆情况，当晚，丁汝昌率六舰二艇启航，次日上午抵达旅顺，下午前往大连湾。行至东北河，以军舰过于单薄，前去吃亏无益为理由，又说要修理“定”、“镇”的锚机，便折回旅顺了。
皇帝对海军在黄海之战后毫无动作，十分不满。11月2日，撤消丁汝昌所有前次议叙之案。3日又谕，倭氛现已迫近金州，旅顺后路危急，着李鸿章速调就近海防兵勇往援，不得以金州非直隶辖境而稍存诿卸。6日再谕海军前往貔子窝截击日军各舰，阻其后路。然而到了此时，丁汝昌考虑的已不是如何进击，而是如何撤退了。
旅顺基地陷落
11月5日，日本军舰来旅顺口窥伺，被海岸炮台击退。这个消息没有激起军民的斗志，反而更使旅顺口陷于混乱。老百姓早已开始逃难，市面上十室九徙，食物无处可买，衙门机关里的官员也纷纷走避。旅顺船坞的工匠仅剩寥寥数人，马上连工也要开不出了。丁汝昌向李鸿章拍电，请求返回威海。他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大连湾倘若失守，敌人必扑旅顺口后路。我方军舰停泊口内，不能施展，无能为力；
二、敌舰来攻，旅顺口口门窄小，我舰不能整队出击，且”定远“、”镇远“出口，还得等待涨潮。倘若过急，冲出反而不易；
三、旅顺口外敌人快艇过多，夜间偷袭，我舰缺少快炮，实难防备。
李鸿章考虑再三，回电表示：”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勿得张皇胆怯，致干大戾。“这封电报，实质是要丁汝昌在保持镇定，不要惊慌的前提下便宜行事。在李鸿章心目中，北洋海军是他惨淡经营多年的私产和政治筹码，因此，军舰决不能毁弃。前线吃紧，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庆贺日期却来临了。封建君主不仅是”朕即天下“的专制者，同时也是臣民百姓的道德楷模。对于这两条，慈禧太后从来都是运用精熟的。10月29日，她下旨停止原定11月2、3日（十月初五、初六日）由皇帝率王公百官和皇后率妃嫔、公主、福晋、命妇举行的筵宴，仅在生日那天（11月7日，十月初十日）前往皇极殿，接受皇帝和王公百官的庆贺。这场筹备多年，耗银近一千万两的六旬大庆，在日军的炮火下，草草收场了，这不能不使老太后愤愤不平。当她乘舆抵达锡庆门外，再迈步进入皇极门前那片开阔的前庭时，正好目睹九条蟠龙在海浪中腾跃的著名照壁。那一瞬间，不知她良心是否萌动，反思过自己的肆意挥霍给海防建设带来的损失？抑或仅仅怨恨日本人坏了她的大庆？抑或诅咒前方将士作战不力？
即使庆典缩小了规模，人民群众还是把祝寿同前线败绩联系起来。有人将庆寿贺词中的”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改为”一人庆有，万寿疆无“，表达对这场带来灾难的庆典的愤懑。
正是在11月7日，大连失守了。
这天晚上，丁汝昌见局势紧张，便带舰匆匆离开旅顺，返回威海。但局势并没有像他估计的那样严重。日本占领大连湾后，休整十天，所以李鸿章立即给丁汝昌去电，称”昨电旨方令汝与刘步蟾带船往皮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力固不能，然如此仓皇出走，恐干重咎！“并责问他为何不带尚未修竣，但能勉强行驶的”来远“一同返威？
由于旅顺告急，朝旨严催派兵往援。金州、大连湾失守，已使旅顺后路接济切断，海军撤离旅顺，更使旅顺的海上交通断绝。8日深夜，李鸿章电召丁汝昌立即来津面谈机宜。电报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刻即起碇，勿迟误。“
10日，丁汝昌率舰队到达天津，与李鸿章、汉纳根商讨军事行动。汉纳根认为，军舰护送兵船去旅顺，会给海军机动带来牵制，运船也难保护。丁汝昌不愿护航，宁愿带六舰赴旅顺口巡游，遇敌即击，相机进退。这时，他接到总理衙门转来的措词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饬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画，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起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赍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懔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
天津会商决定，丁汝昌率舰回防旅顺，原定由海军护航运往旅顺口的嵩武军章高元部八营，改用商轮运往营口登陆。13日下午3时，丁汝昌率领舰队离沽，翌日上午9时到达旅顺口。他登岸拜访陆军诸将领。谁知到了下午6时，又忽然以日军已到达距旅顺30余里的三间铺，崂律嘴炮台附近的小平岛，也出现数百日兵和2艘鱼雷艇为由，仓促撤离旅顺。这次撤退，显然是违反天津会商精神的。
战争爆发后，威海守军封锁了刘公岛东西两侧进入海湾的航道，仅在东口留下一个600码宽的通道，用浮鼓做出标志。由于连日风大水溜，浮鼓向东飘流，又逢枯水季节，”镇远“舰在14日凌晨进入威海军港时，不慎触礁。弹药舱下，撞出三条口子，分别长6.5尺、3.5尺和9尺。帆舱下撞出一条口子，长17尺。煤舱锅炉舱下，也撞出三条口子，最长的一条达11尺。此外在水力机舱下，有一道宽2.6尺，长3.9尺的裂缝。海水顿时涌进”镇远“底舱。管带林泰曾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感到事故后果严重，又担心别人认为他畏战，故意制造事故，因此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损管措施后，于16日一早服毒自杀，时年43岁。
”镇远“的触礁事故，使得原先力量已很单薄的北洋海军，再也不敢出海作战了。14日夜间，李鸿章给丁汝昌拍电说：”内意视旅极重，章镇已令由营口去，此外无援，仍赖汝率船时往游弋也。“
20日又去电询问，”兵船何时始能赴旅游巡？ “仅是催促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无可奈何了。
16日，皇帝颁谕，以旅顺告急，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为由，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同日召见直隶候补道徐建寅，派他前往北洋察看。次日，徐建寅又接军机处转来的谕旨，命他详细察看”定远“、”镇远“等舰炮位情形，并赴机器局查验炮弹现存若干，是否敷用，据实上奏。又命李鸿章，将海军各舰开赴大沽口，让徐建寅详查。
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攻。18日，徐邦道率部在旅顺北面土城子一带阻击日军。因后援不济，退回旅顺。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路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并占领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在金州组织反击战没有成功。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不顾李鸿章的死守训令，乘小舟从旅顺逃往烟台。22日，旅顺陷落。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十余年的远东第一流海军基地就此落入敌人的手中。
根据旅顺口的战略位置和防御配系，只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给养，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也证明了这点。然而清军仅守六天就告失守，这支军队战斗力实在是不堪一击。
事后有人传说，李鸿章闻日军战胜则喜，闻旅顺口陷落则面无戚容。他的老朋友吴汝纶为他辩诬，说李鸿章听到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其实此时，李鸿章的心中一定比任何人都苦涩，又岂是一个”戚容“所能概括的？
威海卫保卫战1
朝鲜事件初起时，朝廷中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实力都估计不足，将日本看成是“蕞尔小邦”，以为只要天朝震怒，便可一举荡平，因此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开战后，随着中国海陆军的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及其恭亲王、庆亲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开始试探妥协的途径。根据恭亲王建议，太后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翁同龢等帝党人物，虽然提不出挽救时局的良策，但坚决反对议和。在他们看来，妥协就是卖国。他们保持高亢的抗敌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粮价开始飞涨，从最初的3两4钱购140斤攀升至12两购100斤。京官们开始安排眷属还乡。北京至津沽的车价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也往往不可得。京师绿营兵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这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
26日，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得枢臣大吃一惊。
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一个14岁，一个12岁，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予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驱使，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她甚至还效仿慈禧卖官鬻爵，河南巡抚裕宽为谋福州将军一职，通过太监高万枝去走她的门路，被李莲英发觉告密于慈禧太后。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十八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雄峻、张仲炘、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指斥李鸿章，其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于是便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又命内务府处死高万枝，将河南巡抚裕宽开缺。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皇帝虽然主战，内外战场均是不堪一击，以至次日翁同龢到瀛台看望他时，发现皇帝居然“意极坦坦”。
在两妃遭贬的同日，皇帝以丁汝昌救援旅顺不力，厥咎尤重，将他革职留任，命其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又促李鸿章即日前往大沽、北塘巡阅布置。次日一早，李鸿章出巡沽、塘。他给威海守将发电规定：第一，不许放弃炮台逃跑；第二，敌舰来攻，丁汝昌应率舰出港，依辅炮台火力，在近海作战，不得前往大洋决战。
27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将士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汝昌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廷，绝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安维峻们预计，若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故建议将丁汝昌即行开缺，授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彭楚汉为海军提督，或即擢德国人汉纳根为海军提督。命新提督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显然，这些高谈阔论不着边际的北京言官们是很富有想像力的。
28日，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惟恐不速……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12月12日，他更指名请将丁汝昌、龚照璵以贻误军机将领明正典刑。这一系列的参奏，引出17日皇帝发布上谕，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8日，皇帝又命李鸿章详细遴选，奏保海军统帅，并提出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李考虑。20日，李鸿章回奏，以为三人均不合适。21日，皇帝进一步通知李鸿章，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即着刘步蟾暂署，着李鸿章遴员保奏。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迅速起解。消息传来，威海陆海军将领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和督办军务处，恳吁挽留丁汝昌。理由是临阵易将，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23日，皇帝再谕：“丁汝昌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在向威海传寄这一谕旨时附作说明：“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他的这一解释，恐怕是某种幕后活动的结果，但到此时，也确实难以挑出合适的海军提督人选了。
此外，还需对舰队其他人事问题做出安排。林泰曾自杀后，“镇远”管带暂由副管驾杨用霖暂行护理。杨用霖17岁投入“艺新”炮舰，随管带许寿山学习英语、枪炮之学，靠苦心钻研、掌握业务而得晋升，英语和驾驶技术均极出色，是北洋海军中唯一一个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奋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高级军官。原海军顾问，英国人琅威理誉他将来可成为亚洲的纳尔逊，严复称他日后必为海军名将。按照规定，“镇远”管带为左翼总兵，循例当由此时军阶最高的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而上谕却指名“平远”管带李和。李和是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平远”管带，在黄海大战中表现还属勇敢。但是，且不说从都司擢至总兵是连跳四级，就凭他朝中有人保奏，已使李鸿章十分不悦。因此，最后仍定杨用霖暂时护理，俟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这样，既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之深意，又把对李和的任命撇在一边。
12月8日，徐建寅奉旨抵达威海，9日往刘公岛查验北洋海军，10日返回烟台。他本是参与订购“定”、“镇”等军舰的当事人，又翻译过《水师操练》、《轮船布阵》等海军著作，所以同丁汝昌讨论战守机宜，舰艇机窥，皆深知要领。丁汝昌请求将他调派威海，或派留船，或为提督帮办，或为监战大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建寅又被召回北京，担任督办军务章京。他回京后，对于所考察的北洋海军主要军官写出了如下的评语：
“定远”管带刘步蟾：言过其实，不可用；
代理“济远”管带林国祥：人尚可用，操守难信；
“来远”管带邱宝仁：奸猾不可用；
“靖远”管带叶祖珪：朴诚可用；
“平远”管带李和：朴诚可用；
代带“镇远”杨用霖：朴诚可用；
“广丙”管带程璧光：尚可用；
“康济”管带萨镇冰：朴诚可用；
“威远”管带林颖启：尚可用。
我们不知道徐建寅这些评价的依据，却从他的评语中，打开了观察北洋海军将领的一扇窗户。在这番紧锣密鼓的人事考核和调整中，威海卫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威海卫保卫战2
占领旅顺后，日本决策层对新的作战方向产生分歧。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主张在辽东扩大战果，派兵在山海关登陆，威胁北京，逼使清政府投降。首相伊藤博文则认为，如果直隶作战取得成功，中国必定满朝震惊，暴民四起，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引起列强干预。其次冬季在直隶作战，交通不便，即使占领北京，而清政府瓦解，日本失去和谈对手，在政治策略上反而不利。据此他提出，在辽东半岛坚持冬季宿营，以陆军之一部及整个舰队进攻威海卫和台湾，从而消灭北洋海军主力，控制台湾。
12月4日，桦山资纪正式通知伊东祐亨，大本营决定由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成“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进攻威海，消灭北洋海军。伊东迅决定，将荣成湾选作日军的登陆地点。
甲午战争前，山东全省陆军的三分之一分布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登州府地区，拱卫威海卫海军基地。道员戴宗骞统率绥字军2100人，驻威海北帮；总兵刘超佩统率巩字军2000人，驻威海南帮；总兵张文宣统率北洋护军1000人，驻刘公岛；总兵孙金彪统率嵩武军3、烟台练军2000人，驻烟台；道员李荣光统率嵩武军、登州练军、荣字练军1500人，驻登州，总计兵力8600人。中日宣战后，清政府迅速扩充增补山东半岛军队，以对付日本的觊觎。李秉衡认为，日军可能从宁海、酒馆、威海后路、荣成四个方向来犯。他在宁海的上庄、城关、龙门布置了12营3哨6300人；调遣集中在烟台附近的部队2000人前往荣成县城附近，并在俚岛附近增派河定左营，均归副将阎德胜节制。戴宗骞也调派巩字中营3哨300人，由哨官戴金镕统辖，驻扎荣成湾的龙须岛。荣成地区的清军兵力达到2800人，整个军队分布在成山头、荣成至宁海、烟台的300里防线上。
在当时，海军基地防御体系的指挥权属于海军还是陆军，各国做法不同。清军规定由陆军管辖，但没有统一协调基地管理和防务的机构。此外，海军基地内的局、坞负责人，皆由北洋大臣通过海军营务处管理，不向海军提督负责。从设计者的初衷看，是为了防止军人专权，企图让各军种、各部门相互制约，但结果造成指挥系统的多元化。战争爆发后，戴宗骞和张文宣皆要求扩充军队，直接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部队达到1万余人，均不受海军提督的节制。丁汝昌只能以海军提督的身份和前淮军将领的资历，同戴宗骞协调。戴宗骞待部下刻薄，克扣士兵军饷以肥私，造成士兵的不满。丁汝昌出于对威海防御的考虑，曾劝说戴宗骞发给欠饷，并从海军经费中挪款为刘超佩的巩军垫饷。这不仅没有使戴宗骞回心转意，反而加剧了两人的矛盾，对于保卫威海是十分不利的。
12月中旬，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推荐的两个美国人威理得、浩威到达烟台。他们声称自己挟有奇术：建造的炮台，敌人海军无法攻入；不使用水雷就能在48小时内使炮台口岸布置严密；运兵登陆，经过敌炮台，鱼雷艇接近敌舰，都能使敌人看不见；无论敌舰开行停泊，都能将其击沉，亦能将其活捉；经过敌方布雷区无危险，接近敌人炮台舰队无声响；能将商船改制成精强战舰。美国人还宣称，倘若试验见效，中国当付给他们1万美元。若用此法杀敌建功，应酬给100万美元；若用此法擒敌军舰和运输船，付给该船价值15％的报酬。有关方面信疑参半，但想到如果真能试有成效，击沉日舰，倒是转危为为安的良机。决定派鱼雷艇将他们送往威海，对他俩进行考验。丁汝昌与这两人交谈后，仍不敢决定，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又请示北京。神秘的美国人竟使皇帝也着了迷，下谕同意在试验有效的前提下，付给定银。
从京津到威海，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怪人身上。丁汝昌特地把探听来的消息详细报给朝廷。关于所称敌舰无法攻入口岸，是用药水装管，埋于口门，似沉雷法，价省功倍。关于运兵登陆和舰船行驶不被看见，是用药水装管，用机器喷发出烟，使敌闻烟退却。关于击沉、活捉敌船以及改制商舰为军舰，均是在舰上装备药水管。而“水师无响声”云云，是翻译错误，亦是用药水毁敌舰队炮台。两人言之凿凿，把中国官员都弄糊涂了。战争如同化学试验，谁也不知应当如何辩驳论证。而美国人开列的试验器材，烟台、上海均无货色，需要转询香港。最后李鸿章表态：“所言情形，是必精于化学者，中国苦无此种教师，无论其办法有无把握，不妨试验，留之必有用处。”这样，又等了一个月。直到次年1月中旬，好容易把药料买齐，又从烟台购油四种，存在民船，准备运往威海，不料19日竟被火烧去。威理得至此不愿再干，打算回国。浩威自告奋勇，愿意留下，这场临战前的插曲才告收场。
到了年底，朝野对军事局势绝望，御史安维峻上奏，公开搏击当政者。他说李鸿章有私财寄顿倭国，故不欲战，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料军火，日夜望倭贼东来，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有言战者，动遭呵责。还迷信美国人有雾气者，以此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与其争论。他又批评正在秘密商议的议和计划，说市井流传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皇太后既已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李莲英何等人物，岂敢干政？如果属实，当律之祖宗法制。最后他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以振士气。
安维峻在思想观念上属于正统派士大夫，攻击李鸿章的罪责，也有很多不实之辞，但他的奏疏，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李鸿章的愤怒不满。尤其是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真是极有胆略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被踩住了痛脚，出于无奈，决定交刑部治罪。经翁同龢极力圆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顿时，安维峻名满天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大名鼎鼎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决定亲自护送他前往戍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就在处置安维峻的同日，朝廷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将前线的最高指挥权，从淮系转到湘系手中，是对李鸿章的惩罚。接着，便对北洋海军的指挥权开刀。
徐建寅从威海返京后，曾访晤翁同龢等京中大老，细言丁汝昌不能整顿海军，闽籍军官结成帮派等情况，保举候补道马复恒取而代之。1895年1月7日，刘坤一给李鸿章的电报指出：“海军提督缺悬已久，此间公论，均以马道复恒力能胜任。事难再缓，似可径行保奏”。接着又有上谕，饬马复恒来京引见。李鸿章对这种攘夺海军指挥大权的做法显然不能接受，他立即给丁汝昌去电，询问马复恒才具魄力是否尚堪造就？黄海之战，是否在船驾驶？中外各员，能否妥协？望即日筹度，据实密复。
马复恒是三品衔候补道，差使为办理北洋海军营务处，以前曾管带“操江”、“康济”、“海镜”等舰。他算不上杰出的海军领导人，之所以被提名，只是权力斗争所致。丁汝昌对这份充满暗示的电报心领神会，复电说马复恒未曾参加黄海大战，现在他已知道提名，表示才力不具，万难胜任，中外各员亦未能协调，恳切力辞。李鸿章据此答复刘坤一，强调马之才具不长战船，阅历亦少，难以驾驭洋弁，因此不宜出任提督。建议令刘步蟾署理提督，马复恒与徐建寅会办海军营务处。这样便将刘坤一的提名顶了回去。1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转发海军帮办马格禄称颂丁汝昌的电报，进一步借外国人的话堵朝廷的口。时局已坏到极点，朝中大员仍在明争暗斗。中国人的大量智慧谋略，就是这样消蚀在官场的角逐折冲之中。
威海卫保卫战3
日军计划从1895年1月19日开始，从大连分批运送陆军前往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登陆。这一情报，在1月12日之前已为清政府得悉。皇帝命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虞。关于海军，上谕说：“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着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并先行复奏。”
14日，刘含芳报告，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尔率领8艘军舰，离开烟台，前往成山头，等待观看日军登陆，显然军情已很紧迫。16日，皇帝再谕李鸿章、李秉衡分饬各将领，昼夜侦探，务当遇贼即击，勿蹈貔子窝覆辙。可是前敌采取的措施却很无力。除了戴宗骞下令禁止威海、成山头附近民船下海，并命防队轮流巡守外，别无其他布置。
18日上午6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命令“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驶往登州（今蓬莱）海面游弋，转移清军视线，牵制防御力量，以掩护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真实企图。下午4时50分，派遣“高千穗”驶往威海港外侦察，监视北洋海军行动。19日上午9时15分，代用巡洋舰“相模丸”、“西京丸”，通信船“江户丸”驶离大连湾，接着，担任护航先遣舰的“八重山”、“爱宕”、“摩耶”及联合舰队本队、第二游击队相继起锚出航。午后，装载着陆军第二师团15000人的运兵船也逐次出发。
20日凌晨，残月朦胧，东方未晓。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灯塔熠熠生辉，遥然在望。二千一百十四年前（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求不死之药。相传徐福东渡扶桑，成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中国人，给当时的日本带去了华夏文化。过了九年，秦始皇不见徐福回返，御驾亲征，来到成山头，期望与仙人会面而终不可得，只得命李斯在此立下“天尽头”的碑石。方士骗他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始皇备下连弩，欲与大鱼搏战一番。可是从琅邪至荣成，均不见大鱼，惟有望洋兴叹。岁月流逝，江山依旧。成山头那一堆堆峥嵘嶙峋的红礁巨石，日夜经受着惊涛巨浪的拍打。成山之巅，好事者筑起秦始皇庙，以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眺望沧海，等待徐福归来。始皇泉台有知，也绝不会料到，如今登岸的，竟是一支来自日本的侵略大军。
凌晨4时，“八重山”等3舰抵达成山头南侧的荣成湾龙须岛。5时30分，侦察队换乘小驳船驶向岸边。担任防御任务的巩字军戴金鎔部，调集二门2磅小炮和枪队，埋伏在岸边渔船后，发炮阻击。日舰用舰炮对岸轰炸。巩军寡不敌众，向荣成方向撤退。日舰继续炮击。至9时，再派登陆队上岸，控制成山头灯塔，切断电信局同威海的联系。下午3时，攻占荣成县城。担任防御的河防营部队，早已全行退去。
这天上午，联合舰队护送19艘运兵船先后抵达荣成湾。第一游击队诸舰也从登州、威海驶来会合。伊东祐亨派鱼雷艇部队前往威海监视北洋海军。登陆部队迅速搭建舟桥，至21日登陆完毕。接着第二批12艘运兵船，第三批19艘运兵船在23日驶到。全部登陆部队共计34600人，3800匹马。
李鸿章在20日一早收到丁汝昌报告日舰驶抵荣成湾开炮的消息。对于这个迟早便会发生的事实的突然来到，他似乎束手无策，急匆匆地给威海守将拍电说：“荣距威尚百里，山谷丛杂，（山）东兵能否设法埋伏邀截，以牵制之。威防只能守炮台长墙，曷任焦系”。刘超佩回电表示，他将亲督绥巩军1200人及大炮，前往成山与日寇拼战。但李鸿章又来电说，敌众我寡，若有伤损，徒挫锐气，应令相机退守，现日军趋重南路，北岸稍松，命戴宗骞拨二三营速赴南岸。其北岸空虚，调孙金彪部协守。
根据这一训令，刘超佩部退回威海，坐待敌军到来。似乎在威海东南采取抗登陆行动，只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事。日军在荣成湾的登陆和休整持续了5天，中国军队居然没有任何动作，门户派系的隔阂给日军提供了极大便利。
威海卫保卫战中海军使用问题，丁汝昌经与马格禄商量，决定采取依辅炮台，港口抵御的方针，因此在日军登陆时，不闻不问，置身事外。伊东祐亨后来承认，“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李鸿章并不主张海军躲在基地内死守。他惦记着铁甲舰，所以向朝廷请示：“如事到万难，计惟保全‘定’、‘镇’。乞俯察。”当天得旨；“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
22日，张文宣给李鸿章去电，称丁汝昌要出口浪战，岛船皆不保。李鸿章立即回电申斥：“口外如有敌船窥窜，丁军门自应开出口门，与炮台夹击，汝未经战阵，胆怯恐无长进”。同日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戴宗骞派兵前往南岸拦截日军，北路托他相机照顾。“昌自顾不暇，何能兼顾北岸？”李鸿章看出丁汝昌的胆怯，回电训斥：“口外有无敌船？若敌船少，应出击。多则开往口门，与炮台夹击，即是兼顾北岸，何谓自顾不暇耶？”这天收到上谕：“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策。”但李鸿章没有下令北洋海军前去袭击在成山登陆的日军。23日，他又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这个电报，给丁汝昌留下了最后的退路。
这天，钦差大臣刘坤一抵达天津，同湖南巡抚吴大澂去拜访李鸿章。他们讨论了威海局势，对继续留用丁汝昌督率海军达成谅解，由刘坤一出面挽留丁汝昌。
24日，丁汝昌又电李鸿章：“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丁汝昌此时正处在戴罪拏问，等待起解的境地，情绪低落。用他自己的话说，“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因此不敢采取在海岸炮火掩护下，寻机袭击日军登陆部队的作战方针。在进退皆难的绝境中，选择了株守军港、坐待援兵的下策。李鸿章对此已无可奈何，只能回电说，“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与岘帅（刘坤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
25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成，日军兵分两路，开始向威海进犯。第六师团由黑木为桢中将指挥，称右纵队，沿荣成至威海大道，进犯威海南帮炮台。第二师团由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称左纵队，沿荣成至烟台大道北上，进攻杨家滩，切断南帮烟台清军后路，以与右纵队会师。
李秉衡得悉日军登陆，急调嵩武军左营营官孙万龄驰往荣成迎敌。21日，孙在羊亭以东遇到阎得胜率河防营从荣成败退，于是合军返回羊亭。22日，孙部抵达白马河西岸的桥头。戴宗骞亦派管带刘树德率3营与孙配合作战。25日，清军在白马河阻击日军，激战2小时，取得小胜。但由于阎德胜、刘树德部没有配合，使得孙万龄部不得不撤退。威海门户就此洞开。
威海南帮，为逶迤的丘陵地带。防御炮台群，包括环海的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座海岸炮台和所城北、杨枫岭、摩天岭、莲子顶等陆路炮台。皂埠嘴炮台位于南帮炮台群的最东端，与海中的日岛炮台遥遥相望，清军在此装有大炮，有力地封锁住东口航道。在陆路炮台以南，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了一道15里的长墙。墙外挖有深5尺、宽1丈的堑壕。壕外埋设地雷。李鸿章命刘超佩堵守长墙，以逸待劳。敌若越墙而入，则专守炮台，又密令丁汝昌察看刘超佩是否死守。“彼若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
由于龙庙嘴炮台距离其他炮台过远，被划出长墙之外，守兵仅40余人。12月2日，丁汝昌到南帮视察后，向李鸿章提出此台实难守住，倘万不得已，请求拆卸炮栓、钢圈底，以免为敌占领之后用来轰击海湾中的北洋军舰。1月24日，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电报后，约张文宣到南帮会晤刘超佩，决定将各炮台备用火炮零件先运至刘公岛。并安排敢死队员，待形势紧张时破坏大炮。对龙庙嘴炮台，则决定弃守。
丁汝昌的决定受到戴宗骞的反对。他称此行动为胆怯，引起李鸿章对丁汝昌的不悦。丁汝昌不服，揭发说南北帮炮台只有一班士兵，倘若受伤，无从添配。除皂埠嘴、北山嘴炮台设有营官外，其余炮台只设哨官、哨长，日岛上连军官也没有。各炮台均无后墙，也无小炮洋枪，没法防守。李鸿章得悉后，又对戴宗骞、刘超佩不满，去电训斥。刘超佩则申辩说：威海南口各炮台均在海边，后面依山，较炮台高。东西长墙十五里，靠山而筑，敌人拉快炮上山，各台受敌，万不能守。佩坚守长墙，联络炮台，果如守住，万无一失。又说丁汝昌称龙庙嘴不守为妙。李鸿章被弄糊涂了，他只得命令戴宗骞，“究竟龙庙嘴应守与否，应令戴道迅速亲往察酌形势，与丁面商定夺，勿得固执己见，聚讼误事。”
当威海守将进行口舌之争时，日军继续向威海逼近。29日，左纵队占领温泉汤，右纵队占领九家疃，形成对南帮后路的包围态势。30日清晨，右纵队分成左右翼，进攻摩天岭。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对控制整个战场形势关系极大。这里的炮台是临时构筑的，数百守军抵御敌军的轮番进攻，北洋海军也派军舰驶至南岸发炮助战。经过几个回合，守台官兵牺牲殆尽。日军夺取摩天岭大炮，掩护右纵队进攻杨枫岭。11时，杨枫岭守军撤退，南帮海岸炮台失去了后路屏御。同时，日军左纵队攻占了位于南帮炮台之南，介于南北帮炮台之间的虎山。
在杨枫岭得手后，日军右纵队又向南帮海岸炮台发起攻击。龙庙嘴炮台果然最先陷落。日军用龙庙嘴岸炮轰击鹿角嘴炮台和长墙，鹿角嘴的守兵逃散。另一支日军同时还攻占了杨枫岭东北的百尺崖所和所城北炮台。
南帮仅剩下皂埠嘴一处炮台了。倘若这一炮台落入日军手中，将被用来轰击刘公岛、日岛和海湾中的北洋舰队。在日军总攻前，丁汝昌曾派人前往，准备在情况危急时毁台。但刘超佩拒绝他们进入炮台。此时丁汝昌再遣敢死队员乘鱼雷艇，冒着弹雨登上皂埠嘴，抢在日军登上炮台前点燃地雷引线。中午12时10分，当占领炮台的日军正往旗杆上悬挂日本旗时，地雷引爆了。
仅仅一个上午，整个南帮炮台的防御便全盘崩溃，清军以逸待劳、以长墙为掩蔽的战略完全破产。李鸿章对南帮败局十分震怒，他打电报给丁汝昌等，命将刘超佩及各台守卫营官就地正法。他再次训示说：“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务相机办理”。
如同今天许多人对困守刘公岛战略不满一样，当时天津核心圈子内的人物其实也看明白这一点。这天，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海军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在给其爱妾的两封私信中批评说：“倭人在山东荣成湾上岸，我军水陆皆不往阻，与貔子窝之局何异？今将至威海，而陆军将领或守营盘，或守炮台，无一愿出队而扼险要者，与旅顺之局又何异？……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威海军务既紧，丁汝昌、刘步蟾、戴宗骞皆来电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于国家仍无补也。”然而，他们远在后方，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前线的军情。
兵败如山倒。2月1日，日军经过激战，渡过双岛河，控制威海以西、以北一线，完成了对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战略迂回。威海卫城内守军丢盔卸甲，纷纷溃散。金钱顶电报局的电报生也逃避一空，威海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2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威海卫，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北帮海岸炮台中，北山嘴炮台位于最外侧，正对西口航道要冲。此外，依次建有祭祀台炮台、黄泥沟炮台、合庆滩陆路炮台、老母顶陆路炮台，战争中又临时建立东里夼、棉花山、佛顶山、柴烽顶、遥了墩、远望墩等6座临时炮台。戴宗骞的绥军，原先在北帮共有6营，但在南帮炮台保卫战中溃散了5营，剩下的1营，在2月1日也哗变溃散。整个北帮炮台仅剩19个人。丁汝昌为了防止北帮炮台被敌军用来攻击刘公岛，亲自前往北岸，强劝戴宗骞移驻刘公岛，并派敢死队炸毁炮台和弹药库。戴宗骞在到达刘公岛的次日，吞金自尽。
至此，威海沿岸全为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危如累卵的孤岛。
威海卫保卫战4
丁汝昌定下“倚台守岛”战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定下以死报国的决心。在威海尚未被围之前，他派员将海军的有关文件送往烟台。
1月30日，当日军进攻南帮炮台时，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对刘公岛发动攻击。31日下午，天气忽然转坏，北风骤起，大雪纷飞，气温急剧下降。次日上午，联合舰队撤离威海海口，前去荣成湾避风。天寒地冻，虽给日军进攻造成障碍，但对困守孤岛的北洋海军官，也带来
很大困难。丁汝昌派人去烟台，向朝廷发出最后的恳求援兵的告紧文书。
2月3日，天气转晴。上午9时45分，日本舰队驶至距威海海湾外，向守军发动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开炮猛烈还击。这天攻防双方炮战之激烈，不亚于黄海之战时的程度。
威海东西两口，此时早用防材和水雷堵塞起来。西口由黄岛至北山嘴，设置防材2层，水雷7层；东口从东泓至日岛，设防材2层，水雷5层；日岛至鹿角嘴，设防材1层，水雷5层；防材用1.5尺径、长约12尺的木材相并横置，环以3条一寸三分粗的铁索而成。防材下端系以巨绳，并将铁锚抛于海底固定。东口防材的最南端，留有狭窄通道，但无航标，夜间航行极为困难。要攻入海口，必须切断铁索。3日夜间，伊东祐亨派二艘鱼雷艇企图偷入港中，没有成功，仅切断了一条铁索。
4日下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求见丁汝昌。由“镇北”炮艇领航，进入港内。斐氏同丁汝昌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估计同劝降活动有关。
同日，伊东接到报告，得悉东口防材在鹿角嘴山脚附近有少量空隙，涨潮时小船能勉强通过，于是决定再作偷袭。5日凌晨2时，日军10艘鱼雷艇，乘着残月清辉，悄悄从阴山口出发。3时20分驶抵龙庙嘴，月亮已完全隐没。进港时，14号艇搁浅，18号艇未能通过防材，其余8艇皆潜入港内。
3时50分，北洋海军警戒舰发现偷袭的日军鱼雷艇，立即发出报警火箭。北洋海军诸舰纷纷向日艇开火。9号艇被北洋军舰发现后，仍冒险突进，蓦然发现前面有一艘两桅大舰，立即发射鱼雷。此舰正是“定远”。几乎在9号艇发射鱼雷的同时，“定远”的炮弹打中了它的锅炉，造成大汽管爆炸。然而“定远”的左舷舯部也被鱼雷击中，随着猛烈的爆炸，舰体开始倾斜。水兵们立即关闭水密门。丁汝昌下令军舰向东口行驶，赶在尚未沉没之前，在刘公岛南岸浅滩搁浅，以利用舰炮，增强东口的防御。9号艇被日军放弃，其乘员换乘19号艇退出龙庙嘴。
5日的偷袭，对北洋海军待援计划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定远”陷在泥淖之中，海水汩汩涌入，至当天下午，锅炉熄灭。丁汝昌被迫离开这艘旗舰，移驻“镇远”。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定远”官兵遂搬往海军公所居住。但是，清军对龙庙嘴一带的空隙，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6日凌晨，日军重施故伎。伊东命令第三鱼雷艇队至西口发出灯光信号，以迷惑中国人。第一鱼雷艇队5艘鱼雷艇则从东口偷袭，其中4艇先后混入港内。北洋海军为了加强防范，不断地用探照灯四处照射，这反倒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被击中后几分钟便底朝天，上层建筑朝下地倾覆了，乘员仅二三十人得救。“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
伊东祐亨决心在7日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天刚启明，他率领8艘舰驶往刘公岛西口，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相浦纪道海军少将率领15舰驶往刘公岛东口。7时23分，日舰以单纵队阵形向刘公岛逼近。一场空前激烈的海陆攻防战开始了。
前一天，丁汝昌曾布置鱼雷艇出击日舰。未料“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此时，当双方炮战正酣际，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13艘鱼雷艇及2艘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派出鱼雷艇来冲乱日舰队形。谁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面逃跑。于是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在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福龙“、”右队一“、”右队三“逃得较快，在金山寨口至养马岛一带被日舰追上俘虏。”左队一“、”左队三“航速最快，在驶过烟台芝罘山之后，仍被追逐而来的日舰击沉，仅有王平、穆晋书等人逃生。”福龙“管带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日本大阪。蔡廷干是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甲午战争结束后，他担心遣返回国会受到处罚，还委托其美国老师，此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诺斯罗普博士出面，要求暂居日本。诺斯罗普为此事专门拜访了日本文部大臣兼临时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及陆军大臣大山岩，因为大山岩的夫人当年曾留学美国，也是诺氏的学生。
日本第二、三、四游击队此时在占领南帮炮台制高点的日军配合下，向日岛发起攻击，日岛是露出海面的岩礁，配置有2座200毫米口径地阱炮和6门其他火炮，由萨镇冰带着30名水兵防守。这天日岛受到猛烈的轰炸。据香港记者报导，地阱炮由于没有反射镜，所以要有人在炮台外面引导射击方向，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但年轻的水兵毫无畏惧。受了伤的，裹伤再战，多次击中日舰。后来，敌炮击毁了一门地阱炮和厨房及军官营房，倒下来的炮又妨碍其他炮的使用。丁汝昌见日岛无法再守，下令守军撤回。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300多人，尸首粉碎，血肉横飞。但中国军队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丁汝昌亲乘”靖远“，带领”平远“，驶至日岛附近，以炮火支援刘公岛守军。搁浅的”定远“也开炮助战。不幸”靖远“被皂埠嘴炮台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丁汝昌、叶祖珪原打算与舰共沉，后被水兵拥上汽艇转移。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朗声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念毕，飘然而出。这里，他们吟诵的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讲的是春秋时楚文王灭息国，虏息国国君的夫人而归，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终不同文王讲话，以表自己的志节。当晚，刘步蟾服鸦片自杀。
威海卫保卫战5
坐镇天津的李鸿章焦虑万分，无可奈何。由于各部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烟台以东清军归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由李鸿章的淮军负责，彼此互不相干，而南方调来”勤王“之师又不听李秉衡调遣，这样就出现了威海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支援的奇怪景象。
自从威海电报局被日军占领后，李鸿章失去了对前方情况的系统了解。7日晚，他收到刘含芳电报，根据王平等人抵烟台带去的消息，刘公岛、日岛尚在，而大部分舰艇已丧失。9日，又听说突围的鱼雷艇全军覆没。眼看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其痛苦心情可想而知。10日，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李鸿章踌躇一日，无所措置，次日晚间，将电报转发总理衙门了事。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1日夜，丁汝昌得到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师莱州，陆援绝望。同时，他又收到刘含芳派人转送的李鸿章命其突围的电报。他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商议对策。
早在5天前，当日本鱼雷艇进港击沉”来远“那会儿起，岛上已出现崩溃的危险征象。数千名岛上居民聚集铁码头，哀求生路，一部分士兵也参与其间。经好言劝慰，方才散去。7日晚，护军各营士兵鼓噪，云集码头或挤上”镇远“，要求乘舰离岛。洋员泰莱、克尔克、瑞乃尔访问牛昶（日丙）、马复恒、丁汝昌，劝他们投降。丁汝昌断然拒绝，认定决不投降，否则他将自杀。也在这天上午，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己分三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8日，各舰水兵跪求丁汝昌放其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慰勉固守，并承诺11日援兵若还不到，届时自有生路。10日，一部分士兵挟持张文宣至丁汝昌的住所，胁迫他投降。不久，牛昶（日丙）和各舰管带亦来。丁汝昌慨然道：”你们想杀我可速杀之，我岂会吝惜这条生命？“众人嘘唏不语。丁汝昌命瑞乃尔出外安抚士兵，外面依然喧噪不已。瑞乃尔回来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为得计。“丁汝昌沉思良久，命令诸将领候令，同时炸舰。诸将不应，因为怕沉舰投降，会触怒日本人。至此，丁汝昌明白，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
11日晚间的会上，丁汝昌提议突围烟台，无人答应。几次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也无人动手。
刘公岛如同一个垂死挣扎的晚期病人，肌体一面调集起最后的能量抵抗外敌的入侵，另一面，病灶也在迅速地蔓延到全身。官兵中弥漫着失败主义的颓丧绝望情绪。军官卢毓英承认，他与同事沈寿堃怕日军占领后受辱，决定买点鸦片烟以做服毒自尽的准备。他们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二钱烟土，旋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先尽一乐，临到自杀时另想办法，并称此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置外间事不闻不问。
北京的官僚得不到刘公岛的确切讯息，却也处在极度焦虑之中。文廷式上奏，要求对海军官员分别严惩。他说：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而”定远“被轰之时适在”镇远“，其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使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天神同愤。刘步蟾巧言谄媚，行为卑鄙，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海军营务处道员罗丰禄，阴险狡诈，惟利是图，闻与日本海军将领皆相狎习，海军不战，该员实是主谋。他故意使海军军械缺乏，人心涣散，其罪不在丁、刘之下，应请旨分别正法拏问，以泄天下之愤。此外，总办北洋水师学堂道员严复，亦有应得之咎。严复性尤狡猾，主持闽党，煽惑人心，似应从重查办。锋芒所指，已从前线波及天津了。
丁汝昌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不管任何理由，到了这一步，他决不奢望还有活下去的可能。他特地请了6个木匠打制棺材，他本人甚至还躺进去试试大小，并给每个木匠两块钱的赏金。他已经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了。
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镇北“号炮艇出，悬白旗至日舰阴山锚地，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位舰队司令，在为海军服务了17年后，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他所说的官兵”届时自有生路“，”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就是代其乞降。反正后来的事，他不管了，也管不了了。当时中外人士，莫不称赞丁汝昌保存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以他的死，使部下得到了解脱。但对于这支他亲身参与创建的近代化舰队的覆灭，他有着不可宽恕的责任。
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杨用霖口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当部下听到枪声冲入他的住舱时，只见他端坐椅上，头垂胸前，鲜血从鼻孔汨汨地流向胸襟，而枪依然握在手中。杨用霖是真汉子，即使自杀，他也比选择服食鸦片的上级更壮烈更为军人化。他发出了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程璧光将投降书送至日本旗舰”松岛“号上。投降书全文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弁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伊东祐亨接书后，召集主要军官幕僚开会，商议受降事项，并复书丁汝昌，表示接受投降，日方将在明日受降和接缴军用物品之后，用船护送中方人员至双方认为妥善之地，并建议丁前往日本，以待战争结束。并称可用他的军人荣誉担保而无须英国舰队司令官作保证人。要求中方在次日10时前对该信做出确答。
13日上午9时，程璧光再次来到”松岛“，他称丁汝昌昨晚写完复信后自杀了，并递交了复信，要求将投降日展限至16日。伊东同意展期，条件是必须在当日下午6时前，由一负责的中国士官去”松岛“，就军舰炮台及其他军器的交缴以及释放在威海的中外人员事项订立确实条项。伊东强调，前来协商的士官应为中国人，不得为外国人。
下午5时，牛昶（日丙）作为威海卫守军代表，来到”松岛“舰。双方谈判持续了5个小时，牛昶（日丙）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清军投降条件。14日下午，牛、程再登日舰，商讨投降细节。牛昶（日丙）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的身份，同伊东祐亨一起在投降书上签字。
16日上午9时，程璧光乘”康济“来到”松岛“，缴出威海卫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以及不再参与对日作战的宣誓书。共计投降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14人。
17日上午10时，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下午1时，”松岛“号军乐队奏起”君之代“，日军全体人员齐集甲板，雀跃狂欢。
下午4时，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载运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及”济远“大副沈寿昌、”广丙“大副黄祖莲的灵柩及一千余军民，黯然离开威海卫基地，前往烟台。张文宣的灵柩，护军差弁不允用”康济“载运，另用民船，单独启行。此时汽笛低回，寒雨潇潇。北洋海军烟消云散了。
邓世昌之死的各家说法
《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三上记载：“世昌堕水，义仆刘忠同堕，以浮水木梃与世昌，使援以济，拒弗纳。复经他舰救出，世昌环视全舰荡没，慷慨言曰：‘事已至此，义不独生！’奋身投海而殁。”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396页。按这一说法，邓世昌是被救一次后，自己又投海的。
此外，戚其章五六十年代从山东访谈的北洋水师水手的的回忆中，听到邓世昌落水后其所豢养的爱犬太阳犬来救他的故事，如“来远”水谷玉霖说：“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日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独生，跟狗一起没入海中”。
另一位“来远”水手陈学海说：“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来。据我所知，致远上只活了两个人，一个水手头，一个炮手，是朝鲜船救上来送回威海的”。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第210、216页。
又据参加甲午海战的“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少校战后回忆：“致远”“舰内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依靠舰桥上的救生圈，被海潮冲向岸边，被一只帆船救出。他们所说，各不相同，难以置信。但惟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狂犬亦为主人而殉死。想来义犬救主之说，自古以来屡有所闻，但为犬舍命者，恐邓舰长首创先例，实乃不幸之人”。见《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82页。各种说法，录之待考。
丁汝昌与北洋海军投降
丁汝昌于12日在刘公岛服鸦片自杀。但究竟在这天的什么时间段，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是以丁汝昌名义向日军发出的投降书，究竟是丁氏生前所拟就，还在他死后为别人所冒名？考证这个问题，必须以慎重的态度，引证不带偏见的直接证据。
北洋海军投降后，主持投降活动的威海营务处道员牛昶（日丙）、北洋海军营务处道员马复恒等向清廷报告海军覆亡的禀报中说：“丁提督见事无转机，对职道昶（日丙）等言，只
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不得已函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决以死战，至船尽人没而后止。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贵军入岛后，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应放回乡里等语。派‘广丙’管驾程璧光等送往倭提督船。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提督已与张镇文宣先仰药，至晚而死。这一说法在王文韶奉旨调查海军投降原因时被认可并转奏，见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五，页二十七，也被清政府接受。此后，北京官场中有人提出此一事件“情节支离，未敢深信，请旨饬查”，清廷派李秉衡再次调查。李秉衡调查后，依旧认定丁汝昌是在安排了乞降活动后才自杀的。见李秉衡：“奏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秉衡集》，第219页。所以朝廷三月十五日发布上谕：“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84页。
由于牛昶昞、马复恒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为了推卸对海军投降的责任，他们的证词尽管是直接证据，但存在着作伪的可能性，探索此案尚需寻找新的史料依据。以往史学界引证较多的另一个论据，是蔡尔康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中的记载：丁汝昌“再召中西各员会议，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坐‘镇北’小舰，高揭白徽……投递降书。……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旗。……及接见程差弁……则曰：昨带贵提督公牍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刘总兵、张总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总兵皆已殉节，我辈无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议勉强办理而已”。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192～193页。蔡尔康的材料，因属第二手，其真实性仍可怀疑。
近年发现的“广甲”管轮卢毓英回忆提供了新的旁证。卢毓英记录“十八日（即2月12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白旗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丙’五艘并蚊船六艘，盖以军伙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囗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意遂决，命陈书而献之。”卢毓英还写道：“元月十八日夜，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及黄岛陆军统领张得三（即张文宣）服毒而亡”。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48页。在卢氏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参与起草降书的中方人员为陈恩焘。陈恩焘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五期毕业，也是第三批赴英国的留学生。光绪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由李鸿章提名担任北洋海军提标游击总管全军军械，属于丁汝昌直接管理的军官。在刘公岛上的美国人马吉芬也说：丁汝昌“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见《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96页。主张北洋海军投降文书是在丁汝昌自杀后由别人伪托丁氏名义撰写的学者，他们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的说法：“勇丁、水手露刃摄汝昌，汝昌稍慰之，入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十八日晓夜四更许，相继死。牛昶召诸将并洋员议降，瑞乃尔请如汝昌前议，沉船毁台乃议降事，诸将及英员皆不许。于是英员浩威作降草，仍托诸汝昌语，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日丙）署以海军提督印。黎明，‘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边’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72页。当时同在岛上的外籍雇员泰莱的回忆：“十二日晨，丁提督自杀。此际情形，予无直接之见证，惟得自谣传及瑞乃尔之报告而已。……盖丁死后，马格禄、好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家，遇瑞乃尔。好威倡议假丁提督之命作降书，并亲自起草。书成，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信。”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67页。惟泰莱已事先声明“予无直接之见证，惟得自谣传及瑞乃尔之报告”，这就是说，以他的回忆来定论本身是不可靠的。而姚锡光因当时并不在刘公岛上，他的看法，法律上属于传来证据，本质上同蔡尔康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属于同一档次的材料，难以作为直接证据立论。
也有学者以《丁氏宗谱》记载丁汝昌“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为据，则该宗谱因与当事人丁汝昌有重大利害关系，同样不足以此立论。或有以《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为论据，则且不说方志人物传也属传来证据，其中所说丁汝昌“召营务处牛昶（日丙）而谓之曰：‘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耳。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牛诺之。汝昌遂仰药殉。……时〈正月〉［二］十一日也”。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383～384页。按：该丛刊续编第一册所载“凡例”称，衍字上加［］，增补脱漏字上加〈〉，本身在时间问题上就存在错误，即使按照编者的主观意愿，将二十一日的“二”字定为衍字，又人工补上“正月”二字作为脱漏字，则正月十一日为2月5日，日期完全错误，又岂能拿这样的方志记载来作论据，否定《清史稿·丁汝昌传》所载“遂以船降，而自仰药死”的记录呢？
此外，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说：“军民闻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陆营务处，迫总办道员牛昶（日丙）用德人瑞乃尔前策。牛亦以为不可，然百端劝谕，众仍不从，乃用丁汝昌名致书日将”。见《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95页，将策划投降说成是有“千人”参与大活动；刘声木认为，“当时所以投降者，实各舰管带与军门幕府无为张鹤楼孝廉尔梅，熟商定计。孝廉本属书生，身临危地，首先畏死，与闽人同意，是以定计投降。军门原未知之也，及知之，已仰药死矣。此无为常曙东茂才师必森所告之余者，茂才师即闻之于孝廉自谓，当不诬也”。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第1095页，因均系第二手孤证，难以作为可信材料使用，录此备考。
就我自己而论，在本书的初版及由我执笔撰写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丁汝昌》条目中，也采用了丁汝昌自杀后别人冒用他的名义撰写降书的说法，但现在仔细查证了所有已公布的史料（尽管卢毓英的回忆中也有讹误，如说“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应当是伊东等等），我认为将丁汝昌排除在起草投降文书之外的根据尚不充分。从严谨的学术规范出发，目前没有充分的论据推翻王文韶、李秉衡的调查结果，希望学术界能够发现新的材料，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关谈判
乘”康济“到达烟台的海军军官，包括”靖远“管带叶祖珪，”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林国祥，”威远“管带林颖启，”康济“管带萨镇冰，“广丙”管带
程璧光；以及六”镇“管带蓝建枢、吕文经、黄鸣球、陈镇培、林文彬、潘兆培及大二副，正副管轮，精练后营（练勇学堂）营官刘学礼，学堂委员李继纲，机器厂委员张尔梅、杨作宾，护军营官袁雨春、李春庭、余发恩。
2月25日，刘含芳给李鸿章去电，汇报处理来烟台海军官兵的处置情况。已将”镇远“、六”镇“兵勇发饷遣散，其余军舰兵勇亦陆续遣行。拟将海军军官在开河之后送往天津，听候发落。李鸿章当即回电：”海军有缺大小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则官亦虚悬，均应斥革，令其各回原籍。“不准他们去天津。他同意了刘含芳的另一请求，由程璧光替代萨镇冰，担任”康济“管带。次日他再次向刘含芳重申：”船失人存，有何用处？况吾已交卸他往。应饬同陆军营哨官一并南归。“这无疑反映了李鸿章失落和颓唐的悲观心理。
3月初，朝中有人上奏，称刘公岛失陷后，日人将丁汝昌等灵柩并军民四千余人送至烟台，军舰均为倭掳。情节支离，未敢深议，请旨深查。6日，皇帝下旨，着李秉衡详细查明奏复。李秉衡向牛昶（日丙）核查，他们坚持说投降决定是丁汝昌作出的。丁在派程璧光送降书去倭船开船之后，仰药自杀，至晚而死。李秉衡据此上奏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4月9日，朝廷颁谕，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黄祖莲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的投降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也使他的部下免除了处分。直至1910年4月2 5日，朝廷方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了丁汝昌的原官原衔。
甲午战败，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拨银数千万两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且海军衙门系中法战争后醇亲王创办，素为恭亲王不喜。趁机釜底抽薪，将该衙门撤除。3月1
2日上谕称：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岛舰失陷，时局艰危，遵议更定海军章程，非广购战舰巨炮不足以备战守；非合南洋统筹不足以资控驭，非特派总管海军大臣不足以专责成。目前各事未齐，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将当差人员及应用款项暂行停撤，以节经费。其每年应解海军正款，亦请统解户部收存，专为购办船械之用。又奏，海军内外学堂亦请暂行裁撤。均依议行。”
门户派系之见，竟使朝廷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先将海军衙门撤消，毫无振兴复仇之志。
接着，4月28日，皇帝又颁上谕，将林国祥、叶祖珪、邱宝仁、李和、林颖启、林文彬、黄鸣球、陈镇培、潘兆培、蓝建枢、吕文经、何品璋、李鼎新、马复恒、牛昶昞、严道洪等人一并革职，听候查办。三个月后，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总计三百十五员名。现在舰艇全失，各缺自应全裁，以昭核实；并将关防印信钤记一律缴销。仅存之‘康济’一船，不能成军，拟请改缺为差。”从此，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了。
从1 8 7 4年讨论南北洋海防，到1 8 9 5年北洋海军覆灭，前后历时2
1年。曾几何时，这支舰队无比显赫，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颗璀灿明珠，中国军事近代化事业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海军便从它的巅峰状态跌落下来，直至全军覆灭。对此人们有过许多评论，其中两位当事人的话是值得咀嚼体味的。
李鸿章说：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李鸿章又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赫德则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他们的话，从不同程度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对海军事业的影响。面对垂死的封建帝国，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虽有替自己洗刷辩白的成分，但异常坦率，也说出了这个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赫德的话，从较为旁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复曲折。倘若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范围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岂不感觉到这位英国人早已十分精明地看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那种慢性病态？
另有一位剑华道人，在甲午战败后回忆起数年前的往事：中国在中法战争之后创设海军衙门，宏辞伟议，纲目条举，引起日本方面的恐惧。议院中议论纷纷。这时，著名政治家和汉学家副岛种臣佝偻而起，微笑陈词说：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副岛种臣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他的议论，也为我们探究北洋海军的覆亡提供了注脚。
在国事艰难的关头，2月2 2日，李鸿章应召抵京，当天召见于乾清宫。早在13日，皇帝已发出上谕，派他出任议和大臣，赏还翎服、黄马褂，开复处分。李鸿章是个久历官场的政治家，当然知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指名要他前去谈判，并要赋予赔偿军费、确认朝鲜脱离中国及割让领土的全权。把这些列入接受和谈的前提，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而拒绝使臣之命，显然又不可能。
根据常识，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通过继续战争以扭转危局。或是进行妥协以谋求和平，都是主权政府保护其根本利益的不同手段。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中，即便在劣势下的和谈和妥协，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行为。皇帝召见时，李鸿章首先声明，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如日本占地勒索赔税，户部恐也无款。翁同龢表示，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款，亦当努力筹措。孙毓汶、徐用仪着急了。认为这样闪烁其辞地兜圈子无济于事，因为不答应割地，便不能为和谈铺平道路，而继续战争，国家已无此力量。李鸿章说，请翁师傅一同去日本议和。翁同龢赶紧推脱：若我以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李鸿章又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众人相对默然。
此后几天，李鸿章和枢臣不断地在御前讨论议和对策，不断地奔走于各国使馆。28日，慈禧太后说肝气发作，臂痛腹泻，拒绝见人，表示”一切遵上旨可也。“但皇帝也不同意割地。3月2日，太后密召李鸿章，授权”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4日，光绪单独召见李鸿章密谈。6日，李鸿章出京。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新调的湘军一败涂地。日军完成了”作战大方针“的第一期计划，准备在华北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并派舰队南下，3月23日在澎湖强行登陆。2 6日，在马公成立”澎湖列岛行政厅“。
日军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持续八个月的战斗，已使它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日本在中国连连得手，也触犯了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受到列强很大压力。在诸多因素作用下，日本政府同意议和。14日，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及随员共计3 2名官员和9 2名仆从，分乘”公义“、”礼裕“二轮从天津前往日本，1 9日到达马关。24日下午4时，李鸿章在双方会谈结束返回旅馆途中，受到日本人小山六之助的刺杀。凶手从路边用手枪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颧骨处，双方谈判一度中断。4月17日，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定了《讲和条约》十一款，即著名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废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三、中国赔款库平银2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五、日本人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六、在订约后一年内中国分两次交清1亿两赔款，并重新签订通商行船章程前，日本派兵占领威海卫。
在所属的另约中具体规定，驻守威海卫的日本军队不超过一旅团。在驻守期间，中国政府每年贴交库平银50万两。日军驻守范围，包括刘公岛、威海卫沿岸4 0华里以内。
在马关谈判的第一次见面时，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谈起了中国的情况。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答：”维时闻贵大臣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尝。……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回想十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观感，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
李鸿章当然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乃至签定《马关条约》，必定是他自己个人声誉的完全毁灭。他的女婿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借讨论李鸿章归国后是否应借枪伤请假休息一事，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文中”蒉“即张佩纶的自称（张字蒉斋），鞠耦为张的夫人，李鸿章的女儿李经筹。
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披露，李鸿章”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署去电，说李经方回国后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智不清，断难胜此巨任。并要求科士达也给北京的政要拍电报以取消成成命。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读到”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又隐含着多少政海波澜呢？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照会日本，要求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便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三国认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妨碍了他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影响到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被迫向列强让步，但要求中国增加3千万两赔款。这或许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所取得的唯一成果。
《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简介
姜鸣，1957年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副总经理。出版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被调整的目光》等。
《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姜鸣作客新浪聊天实录
2003年1月15日晚，新浪网邀请了《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作者姜鸣先生和知名报人钱钢先生作客嘉宾聊天室，与网友探讨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以下为本次聊天活动实录。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来《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姜鸣先生和资深报人钱钢先生就姜鸣先生新出的有关中国近代海军这样一本书和中国近代海军历史方面的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下面请姜鸣先生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姜鸣：我是一位证券从事人员，我在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工作，同时我在最近20年始终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一些问题。这本《龙旗飘扬的舰队》是我去年12月份修订了一本海军著作。
钱钢：各位网友晚上好，我是钱钢，是一位老记者，是姜鸣的好朋友，我是在十多年前被姜鸣拉下“海”，所谓拉下“海”不是去经商，而是去对近代海军史发生了兴趣，去搜集近代海军史的材料，我也收集了这方面的故事。
网友：姜鸣先生，从你这本书和这次海战之间，你怎么通过这本书表现海战的，做一个大致的描述。
姜鸣：我在这本书里讲了中国近代海军从1860年开始谈论要组建近代海军到辛亥革命这么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所经历几次重大的对外战争。其中比较大的战争是两场，一场是中法海战，主要是发生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就是福建的福州和浙江的东部地区。另外，大家更为熟悉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发生的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以及刘公岛保卫战。这几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的、侵略的那一种斗争和他们的献身，同时由于他们的体制和战争中的各种原因都归于失败，这构成中国历史上屈辱了一页。
我想通过这次研究历史，给我们大家寻找中国近代史在近代化的过程失败的经验教训。
主持人：钱钢先生刚刚提到他十几年前被姜鸣拉下“海”，我记得钱钢先生最早的、非常打动人的一本作品是《唐山大地震》，后来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报告文学《海葬》，是以甲午海战为背景的，我记得十几年前和钱钢先生通电话也是谈海葬的问题，又过了十多年，你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关注跟你后来从事报纸、电视的工作，最近是不是也还有近代海军的情结呢？
钱钢：当然有近代海军的情结，由于从事不同的工作关系，最近又重新开始对中国近代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在搜集史料，因为我在拍摄反映一个留美幼童大型电视片的拍摄工作，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特别想问姜鸣，当我们十多年前，我们讨论海军问题，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是那么一种感觉，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姜鸣发表《龙旗飘扬的舰队》，并在网上发布这本书节选的时候，我不知道姜鸣今天的感受和十多年前有什么不同。
姜鸣：在探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来说，更深层次来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进步以及探索这个近代化最终是怎样失败的，是这样的一种经验教训。我那本书是1991年《龙旗飘扬的舰队》出版第一个版本，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现在又出了修订本，我想这也是在回答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的更清晰，通过这些史料的发觉，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当时的中国那些洋务派的领袖，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他们所思所想要远远超过我读大学以及在当初写《龙旗飘扬的舰队》这本初稿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的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思考的、所规划的那样一种想法，都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的。反过来，通过近代化失败教训的总结，也看到了在那样一种封建体制之下，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要战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没有走好路，这沉痛的教训我在书中做好很多的探讨。
主持人：我听说这本书姜先生在写作的时候，比如哪天刮风、哪天下雨，并没有象时下流行的一些清宫小说、清宫影视作品想当然了。我记得作品有这样类似的描写，场景的描写是否经过历史考证呢？
姜鸣：里面设计的景物和对联这样一个陈设，我没有虚构，都是有所本的。比方说我如果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做出了对气候的描述，我在写作的时候，不是因为要感到下雨或者心情好太阳特别亮，而是这些气象确实是在史料中，在当时人的日记当中寻找这些依据。我这次写的是历史剧作，不是文学虚构作品，我一直认为历史著作本身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它的力量也在于真实。我们再现历史场景的时候，实际上就我们的智慧来讲，就我们的想象力来讲，是远远不及当时历史舞台中心活动那些人物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去努力的再现。大家看到我书的注释比其他书要多得多，有八分之一多的篇幅放在书的注释，实际上我已经删掉许多注释，差不多重要的描述都可以找到出处的。实际上，真实的力量会更生动的打动。我们讲海军失败的时候，不要说每个人心灵上怎么想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找到他怎么想到的事实介绍给读者。同样，我在其他的一些细节上，我也是想努力的按照一个真实的原则来再现。
主持人：钱钢先生，谈谈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因为你很熟悉他这样一种研究的方法，包括过程，你能不能谈一谈。
钱钢：我很早的时候，十多年前跟姜鸣探讨海军问题的时候，我在他家里看过他作过的工夫，当时没有电脑，没有录入员，当时姜鸣是用圆珠笔复写纸，我记得每一篇具体的论文，比如北洋购舰考，比如颐和园园工问题，都是用复写纸，一份或者三份，是那样下工夫的。而且那时跟姜鸣谈的时候，他特别注重历史的细节，当时谈到那些情节的时候，他的感性，我之所以拉下“海”，是因为跟他的感染力有关系的。
姜鸣：当时在书写过程中上，觉得用笔很累，当时用电脑录入的方式是在钱钢的鼓励下，这和钱钢的鼓励和直接的带动是分不开的。
钱钢：这本书没有叫中国近代海军史，而是叫《龙旗飘扬的舰队》，龙旗和舰队的组合，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不知道“龙旗”是什么时候定为海军的官制旗帜的。
姜鸣：在1862年的，清政府第一次组建海舰的时候，清政府委托一个英国人到英国去为中国购买一批军舰，这位英国人是当时清政府聘请他来协助海关总税务司叫李泰国，当时没有国旗这个概念，李泰国在英国设计了中国海军旗和国旗，当时清政府知道了非常的愤怒，说舰队回来了应该有自己的旗帜，所以那时候就设计出第一面国旗，或者说第一面海军的旗帜，是三角型的旗帜。这也很有意思，中国的旗舰出现不是在商贸当中出现，而是组建自己海军队队过程中首先提出国际交往需要有识别的问题而设计出来的。以后清政府就把龙旗作为自己的国旗。
钱钢：我知道在186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使团（蒲安臣使团），第一次在火车上悬挂过，是同样的旗帜。
网友：姜鸣先生这本书无疑涉及到李鸿章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有的非常的生动，看了你的文章，就能感觉到李鸿章当时栩栩如生的状态，简短的把李鸿章的态度描述一下？
《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姜鸣先生回答网友提问
姜鸣：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官场当中统治阶级当中对于西方世界、对于怎么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考虑最多的一位领导人。在他直接的推动下，和其他洋务派的推动下，感到中国在世界上的落伍以及中国要奋起的话需要学习西方。除了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海军是李鸿章创建以外，象中国最早的企业、中国最早的铁路、煤矿、海外留学等等，大量的近代化的一些事情都是李鸿章的倡导下开展的。
我们过去在谈论李鸿章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从对外战争最后结局当中，李鸿章参与了对外交涉的谈判，尤其是比较屈辱的条约的签订，从这个过程当中来认定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者或者是一个有这方面历史责任的反派人物。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李鸿章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由于这种体制、这种机制的种种问题，以及他自己对西方认识的局限性，使得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许多步子没有走好，特别是在重大民族战争指导上出现失误，李鸿章在这些事件有领导的责任，这两方面的责任都统一在他的身上，他既有把中国领向现代化一面，又感到责任的强大。他比较了解西方的官员，当出现不利于中国结局的时候，这些谈判都由他进行，所以容易把这种责任简单归结在他身上。
从研究历史角度来说，应该做更深的梳理和评判。我想我在书里也会比较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以及在重大民族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应该负的历史责任。
钱钢：我来聊天室之前，有一些老朋友打电话给我提出一些问题。中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从日本人的角度，他怎么看待中国的近代海军，怎么看待李鸿章。我就想起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在攻打旅顺的时候，日本兵练习射击的靶子上，都要写上李鸿章，把李中堂的靶子当为头像来射击，这证明了一点，李鸿章是作战敌方最大的障碍，我非常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要更加细致的梳理历史，设身处地的了解李鸿章这样领导人处在的环境。再书中13页有一句话，是李鸿章说过的“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的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李鸿章就很早向朝廷提出，我们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我们正处在数千年的变局。李鸿章说过，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创造数千年未有之伟业，我们应该去了解李鸿章的历史和史实。
主持人：很多朋友谈到现代海军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姜鸣先生在新修订的本里面，当谈到中国现代海军人物交往的一些关系。
网友：你个人在和柏耀平做节目，对王伟以及战友深入了解，是不是跟从事中国海军有关系，在当代中国海军交往中，怎么看待中国海军的发展？
姜鸣：我在研究中国海军历史的问题下，我当然会关注中国现代的海军、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这样历史发展问题，也会关注中国当代军人的生活，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对于国防建设发展所作出的奉献。
我想很多网友，在下午的提问当中也提了这些问题，我想我们这里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我们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当中的国防现代化也在以一种非常迅猛的速度在往前发展。大家实际上在网上讨论这种问题很多，我们自己从周围变化当中，肯定感到了生活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军队的现代化也是以一种比较好的、快的速度在往前走。所以，这样一个变化，广大网友也会感到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