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法战争前的波澜
　　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实力兼并、贸易往来和典章文物制度的吸引，逐步形成了中原王朝控制周边邻国、周边邻国依附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是中国封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以为，所谓属国，既非殖民地，也不是托管地，中华帝国的思想意识里并不含有近代国际社会的概念。宗藩关系的基本条件是遵
　　礼仪，纳贡献，受册封，奉正朔，而中国作为宗主国，并不操纵或干涉朝贡国的内外事务。只是在朝贡国内乱时，宗主国才有责任出兵平定。这话分析得有理，但在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它也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通惠四海”、“万邦来朝”的大一统盛世虚荣的点缀物，而是调节同边远异邦民族关系，保证国内安定的缓冲阀。从《左传》上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候”，《淮南子》说：“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到1881年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矣。”都是主张把战略防御的空间，前出到国境之外。这是地缘政治学说在国土防御战略中的应用，现代学者有将此称为“国防掩护圈”的。当然，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濡，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地缘政治的应用，主要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同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攻扩张理论和殖民侵略，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近代，随着殖民势力东来，中国无力庇护藩属国，藩属国更是孱弱式微，结果宗藩关系便逐步瓦解。
　　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发生了被法国侵略并吞的危机。
　　越南曾属中国版图。公元970年（北宋开宝三年）脱离中国，建立瞿越国。以后在九百多年里，政权屡有更迭，却一直保持了同中国的藩属关系。18世纪起，欧洲人纷至沓来。1749年，法国人皮埃尔·波福尔在越南进行政治活动后，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密奏，必须迅速占领这个国家，以免落入英国人手中。接着，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法国与英国争夺霸权败北，失去了它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殖民地。为了继续与英国对抗，传教士百禄多主教在1787年再次建议路易十六占领越南。此后，由于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60年代，它把越南南方五省纳入自己的控制，统称交趾支那。1874年，法国与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又称《第二次西贡条约》），宣布越南完全独立。就法国来说，这是企图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并在控制越南之后，打通进入中国云南的商路；对越南而言，它看到清王朝日益衰弱，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清朝对它的宗主关系，还梦想依靠法国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王国。
　　越南君臣惯于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在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他们一面求庇法国，以摆脱清朝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国内统治，仍要借助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当他们看到法国势力图谋并吞整个越南后，又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882年初到1883年底，阮氏王朝通过各种渠道，共向中国发出了三十余次请援要求。
　　中国朝野对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侵略扩张早有警惕。1881年12月6日，总理衙门就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
　　13天后，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上奏提出：“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越南存而吾之自强易，越南亡而吾之自强难，失其屏藩而欲以多方备之，虽有智者亦不知善其后矣。”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
　　除了这种增加防御弹性和战略主动权的考虑外，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字小之仁，也是清廷决定出兵援越的重要原因。此外，朝廷还看到，“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日本已在并吞琉球，若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缅甸、朝鲜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整个国家便岌岌可危了。
　　在越南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广东巡抚裕宽认为，越南政令不修，人情恇怯，无法与法国抗争。我若援助越南，异日法越之人俱将有词于我。一方频繁呼吁，一方藉端要挟。与其将来为难，不如不再干预。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担心出兵援越，耗中国之力为越南守土，于彼无益，于我有损。另一位前方的疆吏，广西巡抚倪文蔚分析说，越南国政，横征暴敛，民怨甚深。如欲保护越南，必须改易政令，与民更新。否则费财劳师，无有穷期。保护边疆，却没有把握。这些议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了遏制法国势力在越南的扩张、保卫中越两国的安宁，朝廷最后还是作出决定，出兵边境，援越抗法。
　　中越边境一带，群山连绵，坡陡谷深，人烟稀少，几条南北向的山口关隘，保持着两国人员和经济的交流，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东部的镇南关和西部的河口，是维系广西、云南与越南联系的重要孔道。
　　1879年，广西边军应越南邀请，入越助剿清军叛将李扬才。事定后酌留营哨驻守谅山、高平。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多次请求，广西增援部队进入北圻一带。
　　在西线，河口对岸保胜一带，驻有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刘永福早年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后来转赴越南，在六安州建立“中和团黑旗军”。1873年，法军侵犯北圻，他应越南约请，领兵抗法。1882年，清政府听从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的建议，作出暗助刘永福抗法的决策。同时谕令云南筹兵布防，以与广西边军遥相呼应。8月，西线清军以“剿办土匪”的名义超过边境，进入越南。
　　朝廷还密谕广东各兵轮克期整顿，由吴全美统带，驰赴北部湾廉州、琼州一带操防，并不时驶往越南洋面，确探消息。
　　1883年2月，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茹费理第二次组阁。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550万法郎军事拨款，并增派军队和12艘各式舰船支援侵越殖民军的决议。黑旗军立即教训侵略者，19日，他们在河内城西的纸桥伏击法军，击毙交趾支那海军司令李威利（又译李维业）上校及官兵数百人。
　　李威利死后，正在瑟堡组建试验分舰队的孤拔海军上校奉命带旗舰“巴雅”号铁甲舰前往阿尔及尔待命。31日，孤拔被任命为“东京”分舰队司令（总司令衔），为他增配了铁甲舰“阿塔朗特”号、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炮舰“益士弼”号、“蝮蛇”号、“野猫”号、“火枪”号，以及二级鱼雷艇45、46号。这样，这支分舰队连同原先拥有的舰船，共达25艘。
　　7月底，孤拔抵达西贡。法军兵分两路。陆路由北圻法军统帅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这支部队失败而归。海路由孤拔率进攻越南首都顺化，一个月后，越南嗣德皇帝阮福时病薨，阮朝内部为继位发生争夺，孤拔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顺化。他迫使越南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条约声称越南承认法国的保护权，越南只有通过法国才能与外国（包括中国）进行联系。10月，孤拔率军进入河内。12月，法国议会通过新的增拨军费和加派远征军的提案。12月11日，孤拔指挥军队进攻驻扎在山西的中国军队，中法两国的正面军事行动开始了。法国计划将中国海域分舰队和东京海域分舰队合组成中国海域舰队，并拟由孤拔担任总司令。在这个命令正式发布前，法国海军部的负责人多次要求孤拔，注意做好战时集中全部海军力量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1883年5月1日，上谕命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在此之前的3月底，李鸿章刚刚请假获准，离天津回合肥营葬，又如此匆匆地将他召回，可见前线形势的紧迫。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人物，但从壮年步入老境，精力、气魄、胆略都大不如前了。在对外事务中，他历来主张忍让，可是每场冲突，朝廷总要他去处理。李鸿章本不以中国介入保护越南为然，此时知悉法国正在扩大战争，桂滇粤防军又是有名无实，因此不愿贸然前去。他一面上奏，提出法国志在逼胁从，而不在吞全越。说广东水师不能与法相敌，担心法舰扰我海口，请各省督抚自行调度，自己暂住上海，统筹全局，再定进止。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关系在京枢大老中展开公关活动。比如袁保龄就给李鸿藻写信，建议调李鸿章驻天津或坐镇上海。13日，朝廷同意他暂住上海。24日，张佩纶上奏，请召李鸿章回天津署理直督。又说曾国荃在广东调度乘方，请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广东。同日，李鸿章又收到津海关道周馥拍来的密电，报告法国方面密拟的议和办法，其中提到在法国势力范围和在滇桂边界留出中立地带，以作缓冲，于是更拿定主意。到达上海后，他一面请张树声调丁汝昌带“超勇”、“扬威”、“威远”3舰来吴淞候派，为南下作准备，一面继续故意拖延行期。朝廷知他心事，6月20日下谕将他北调，仍回北洋大臣署任。7月13日，更采纳张佩纶前议，命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回两广总督本任，曾国荃来京陛见。在这场内部权得之争中，李鸿章大获全胜，不过一年时间，他就收回了母亲去世前的全部权位。
　　李鸿章认定中国无法与法国匹敌，主张运用国际法，将中越边界固定下来，以防止外国势力侵入，这也是他后来“乘胜议和”的基本思路。问题在于，在19世纪下半叶这样一个强权时代，仅靠国际公法，能否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如果不能，中国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1884年4月，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在前往广州就职途中，在香港会晤了新任法国“中国”分舰队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和旗舰“窝尔达”号巡洋舰舰长福禄诺海军中校。福禄诺1879年即率舰来华，居天津多年，与李鸿章熟识，还帮他斟酌过水师章程。经过德璀琳的斡旋，决定由福禄诺代表法国方面前往天津谈判。5月7日，福禄诺到津，他虽然是个低级别官员，李鸿章同他还是谈得情投意合。11日，双方签订的《中法简明条款》（即《天津专约》）规定：（一）北圻归法国人保护；（二）中国将在北圻的部队调回国内；（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四）中国允许通过北圻向中国内地通商；（五）法国与越南议改条约时，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字眼。接着，6月23日，法军在谅山北黎附近的观音桥交涉中国退兵时，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被打死打伤50余人，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失败。
　　甲申易枢的波澜
　　1884年的北京，政局充满了诡谲的变数。由于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的昏庸怯懦，指挥失误，战事节节失利，后方朝野震怒。3月26日，朝廷下令革职拿问唐、徐，命贵州巡抚张凯嵩、湖南巡抚潘鼎新分别署理云南巡抚和广西巡抚。在表面的人事变动后面，孕育着一场剧烈的政坛风波。
　　事情又从张华奎而起。1882年张佩纶反悔为张树声帮办北洋海防的承诺，并与李鸿藻、陈宝琛联手给张树声难堪，使得张家父子耿耿于怀。上年，张佩纶又上奏把李鸿章搬回天津，而将张树声逐回两广，更使二张之间结冤加深，张华奎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左庶子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王仁东（字旭庄）、其兄王仁堪（字可庄）及盛昱（字伯羲），都是著名的后清流人物。王仁堪还是光绪三年的状元，与盛昱为同年。他们虽科名较晚，却也都以才学和刚直著称，宛若数年之前的张佩纶、张之洞。王仁堪兄弟的祖父王庆云，曾任工部尚书，姐夫陈宝琛，则是前清流的健将，张佩纶的密友。王仁东本人，又是陈宝琛的妹夫。如果再深究的话，则唐炯是张之洞的妻兄，徐延旭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的儿女亲家，本来大家私下都是走得极勤、又相互提携的亲戚朋友，此时在对越作战的观点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王仁东还专门写了“与张佩纶绝交书”，谓“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张佩纶回书说：他的责任，并不在误保徐延旭、唐炯，不能出战的原因，实在是水师火器，与陈宝琛三年前所沥陈时一样，全未预备，贸然出师，实为兵家大忌。这种解释的口气，倒象是洋务大老李鸿章。“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绝交与否，听之中散”，张佩纶名士作派，如此回答。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王氏兄弟早已被张树声买通，作为他安插的“坐京”（专指受外省督抚委托，在京打探消息的人）。
　　张华奎要盛昱参张佩纶、李鸿藻，盛昱不愿，又无法推脱，便说不如参军机大臣。他以为漫漫地指斥一通军机大臣，军机并不会倒台。4月3日，他用清流式的激愤语言上折说道：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粤，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唐炯、徐延旭既经拏问，即当另简贤员，乃就近于湖南用一潘鼎新，复就近于贵州用一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以奴才愚见揆之，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问，是诿卸之罪也！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廿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盛昱没有想到，这封奏折却给慈禧太后借题发挥地利用了。
　　慈禧与恭王多年来就有矛盾冲突，近年来恭王精神萎靡，不思进取，也是事实。加上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久静思动，企图参与实际政治的野心，使得朝局大变。太后见盛折当日，对着军机大臣批评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盛折却留中不发。此时恭王并不在场，他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奠。4月8日发表懿旨，以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轮新人马，虽然平均年龄降低3岁，论能力、论主见和原则性，总体上均不如老军机，但这样更便于慈禧太后驱使指挥。从此，晚清政局出现了新的格局。
　　盛昱上奏，是慈禧太后等待已久的由头和机遇，直接受益者是醇亲王奕譞，幕后策划者，传说是醇王心腹孙毓汶。醇王因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为避嫌疑，不能直接进入军机处，便以礼王为傀儡，以孙毓汶为代言人。也有人怀疑翁同龢参与其事，因为翁历来与醇王走得极近，也与孙毓汶关系很深。从所得处分上看，他是最轻的和象征性的。张佩纶在盛昱奏上留中不发后就听说了传言，他写信密告李鸿章：“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张佩纶猜测涉及到的人，除他自己外，还有李鸿章、张之洞、吴大澄。待到事发，他又给李鸿章写信分析说：“乐道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此事“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振轩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高阳罪，以任高阳为恭、宝罪，不过呈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但他又怀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此处，“虞”即指翁，因翁氏家乡为常熟虞山；“兴”指醇王，当时以明代兴献王比醇王；“乐”及“乐道”指恭王，因其所居为乐道堂；“高阳”指李鸿藻。李鸿章也极震惊，他回信说：“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愭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弟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翁同龢自己，当然不会承认，但细读《翁同龢日记》，还是会发现线索。如盛折出奏前三四天，他称恭王见慈禧太后议事时，用了“极琐细不得体”、“刺刺不已”、“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等贬义的辞藻。4月6日，他记“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7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盛奏引起翁同龢如此关注。细细体会翁氏心态，他倒更象是在等待盛昱的结果，甚至可以推测，这样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翁的曲笔，他故意留了个破绽给后人也未可知。
　　到了5月，正是北京海棠初红，杨絮纷飞的春天季节。新班军机大臣的心情，却没有随着春天的来临而舒畅起来。前线暂时沉寂。手握兵权的李鸿章正在力主和谈。京师里充斥着清流的激昂高论。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有六条可杀之罪，请旨明正刑典。
　　5月8日是福禄诺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早晨，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颇有下雨的征象。快到中午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里，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这道上谕，引得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说，清流帘眷不衰，朝廷倚作股肱，此次正要一试锋芒；有人说，书生典兵，必无善果，这是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沸沸扬扬，不一而足。
　　这个决定，确实是慈禧太后摆弄清流的权谋。清流气焰的张狂，在官场中已经引起普遍反感。醇王就说，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恭王、李鸿藻之后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自然容不下张佩纶者流。清流班头，最不晓办事之难，投入浊流中冲刷，颇能磨其桀骜不驯的火气。南北洋大臣曾国荃、李鸿章都是主和的，且是寿高位尊，弄两个书生在一旁不时撩拨，也可促其振作。本来，主战主和，水火不容，现在，把张佩纶放到福建会办军务，就能使和战局面都掌握在朝廷手中，真是妙不可言。宫廷政治的全部秘诀，就是操纵派系，玩弄平衡。慈禧太后到了五十岁的年头，可谓修炼得炉火纯青、收发由心了。
　　清流谈事议人，常是鞭辟近里，入木三分。却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只能凭人摆布，三人之中，吴大澂为长，时年49岁，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陈宝琛年仅32岁，此时正在江西学政任上。忽然简授新命，腾踔云路，真是做梦也未想到。张佩纶更是春风得意。对他来说，闽浙总督不像南北洋大臣，没有办理海疆的使命，因此“会办”便是独当一面的钦差大臣了。6月中旬，张佩纶、吴大澂和新近由山西巡抚迁署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联袂出京，前赴任所。会办海防，同纸上谈兵完全不同，三位新贵，决定先往天津，拜访前辈李鸿章。
　　应李鸿章邀请，他们前去视察北洋海军。初夏的太阳已很晒人，但站在鼓浪前进的“超勇”舰上，却觉得海风猎猎。“扬威”、“威远”、“康济”诸舰尾随“超勇”，不断演变鱼贯、雁行阵式，并在海上进行打靶表演，使新贵们眼界大开。
　　6月23日，舰队抵达旅顺口，一行人察勘了正在施工的炮台和船澳船坞工地，见到了分别多日的老友袁保龄。翌日乘舰前往烟台，与停泊在那里的六“镇”会合，军威更为壮观。接着又往威海观看德国教官哈孙指挥鱼雷营施放鱼雷。26日，二张登上福建派来迎接的“扬武”号军舰前往上海，吴大澂与李鸿章扬舲北旋。
　　临歧之际，依依不舍。几天的朝夕相处、促膝密谈，使得简授新命的钦差同洋务元老心意相通。出京前，张佩纶上奏请设沿海七省水师。提出参考五六个海军国家的编制，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因此必须设立外海水师和专门的水师衙门。请特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用兵轮，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节，以专责成。此后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师一军之饷。这本是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商量后待奏的主意，根据慈禧太后召见张佩纶时的懿旨，改由张佩纶上奏条陈，以使这个改变南北洋海军同步发展，统一全国海军建设的计划，不带有地方派系的痕迹。此次在津时，他又与李鸿章密议，决定用抽调闽局轮船回福州聚操的名义，把分布各省的船政局军舰重新集中起来，为统一七省兵轮水师张本。
　　“扬武”舰启航了。军舰缓缓驶出威海湾东口，载着七省海军的美丽梦想。对一艘巡洋舰来说，这个梦想并不算沉重，但对一个36岁的青年官员，他却感到紧张。张佩纶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到达旅顺口那天，观音桥事件发生了。从此，命运之神将不再对他青睐，任何海军计划将与他断绝缘分。
　　法军进攻台湾
　　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海军大国。在1882年，它已拥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余万吨。这是它推行殖民炮舰外交的军事机器。
　　6月30日，一位法国军官在拍给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中，提出海军分舰队采取强力军事行动，占据一地为质，对于强制中国履行《天津专约》是必不可少的。次日，法国对华谈判代表巴特诺也向茹费理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孤拔更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使得清政府措手不及。他在舰队的供应，引水员和翻译方面都做了准备。就在这时，福禄诺带着《天津专约》的文本回到巴黎。他认为李鸿章是真诚的，只有他拥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因此建议照顾李鸿章，避免把战斗引向北方。茹费理也担心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会引起国际纠纷。他给孤拔拍电说：“我们不明白突然袭击旅顺和威海卫这两个正在建设中的港口有什么好处。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照顾直隶总督。我们对我方军舰尚未到福州河感到遗憾。”法国政府批准了入侵闽江的计划，法国不仅在中越边境同中国作战，而且要到东南沿海来开辟第二战场。
　　7月12日，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天津专约》，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赔偿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13日，裴龙训令孤拔：“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14日，孤拔率舰队离开上海南下，只留“德斯丹”号归巴特诺指挥。同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行至马尾附近的半屿搁浅。
　　16日，清政府决定妥协，撤退北圻的中国军队。这样为中法之间的再次和谈提供了机会。朝廷同时谕令各地，“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这实质是一个消极防御的指令。也在这天，奉命督办台湾事务的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台湾基隆。而朝廷得悉，孤拔将于明天进入闽江。
　　7月19日，清政府派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驰赴上海，与法国代表巴特诺谈判。法国同意将哀的美敦书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在谈判中，曾国荃提出，中国只能以抚恤的名义，给银50万两。由于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在前一天拜访了总理衙门，表示愿请美国总统向法国总统斡旋，这样大大增强了朝廷的自信心。军机处拍电拒绝给法国任何名目的银子，并传旨申饬曾国荃、陈宝琛，于是谈判又陷僵局。为了防止战争突然爆发，招商局所属轮船就在这天全部售给美商旗昌公司，悬挂起星条旗来。
　　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孤拔命令“凯旋”号铁甲舰和“德斯丹”号巡洋舰攻击吴淞的中国舰队。由于法国政府担心这种袭击会引起国际问题，公开作了战争不危及上海的保证，这个命令遂未被实施。
　　法国人自然不甘心。茹费理说过，“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这是因为台湾孤悬海外，防御薄弱，又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供军舰商船补给。从地理位置来说，这里是控制太平洋局势的战略要地。8月2日，停泊在闽江的法国舰队接到法国政府“破坏基隆港防御工事暨市街，并占领附近煤矿”的命令后，利士比于次日乘“鲁汀”舰升火出发，在马祖澳与“巴雅”号、“拉加利桑尼亚”号会合，4日抵达基隆。另一艘法舰“费勒斯”号已经在这里等待两个星期了。
　　在刘铭传来台湾前，全岛防务归兵备道刘璈指挥。防御布局重南轻北，把主力放在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刘铭传到后，将原有和新增的15500余人重新布置，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为据点，以使防务中心北移。还加强了基隆炮台建设，在淡水海岸埋设地雷，港口敷设水雷。这番紧张的调兵遣将，设防安炮，前后只有20天时间。
　　4日下午，利士比派一位传令官上岸，把一份要求中国军队交出所有工事的劝降书交给守军。中国军队置之不理。
　　5日上午8时，法舰开始炮击基隆炮台。滚滚浓烟和爆炸的火光弥漫住整个作战区域。由于中国炮台的火炮射程较短，没法达到法舰。炮弹的爆炸力也不足，射中法舰后没有产生致命的效果。经过一小时炮战，仓促构筑起来的炮台被法国舰炮摧毁了。
　　“费勒斯”号上的80名陆战队员换乘小艇进行登陆。其他军舰上的陆战队员也源源不断地涌上登陆点。法军的抢摊冲击取得了成功。中国军队退守附近的山头。次日下午，法军向基隆市街推进，遭到反击。刘铭传指挥守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展开数小时的激战。最后法军不支，丢下枪械帐篷，匆匆撤回军舰。第一次进攻基隆便这样失败了。
　　清政府对法方在和谈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法国代办谢满禄则继续勒索观音桥事件中的赔款，只是将数额减至8000万法郎。外交代表们相持不下。8月16日，茹费理在上下两院对华作战拨款表决中获得必须的信任票后，决心扩大对华战争。他训令孤拔，如果法国要求再被拒绝，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战斗。显然，法国决心扩大战争事态，并通过消灭福州的中国舰队，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消除腹背之患，最终得以攫取台湾为抵押品。一场海军决战势不可免了。
　　激战马江1
　　7月3日，张佩纶乘坐军舰抵达福州。
　　从闽江海口到马尾，水程共约80华里。两岸群山夹立，形势险峻。口外，有五虎门、壶江诸岛，兀立海中，为前哨防线。江口，琅琦岛的金牌和对岸的长门，各设炮台，总扼
　　芭蕉、五虎、连江三个入口。两岸之间，还有南北龟岛，一向被称作“五虎把门、双龟守户”的天险。张佩纶站在甲板上，细细察看了形势后，军舰驶入闽江。金牌、长门、琯头、亭头、闽安、员山寨一一闪过，高高的罗星塔遥遥在望了。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缓，是闽江和乌龙江汇流之处。“扬武”缓缓地在江中调过头来，靠上码头。
　　船政大臣何如璋率领员弁士绅在码头恭迎钦差。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浦人。曾于1876年任驻日本公使，1880年回国。上年调来马尾任职。当天两人察勘了船政局。次日，张佩纶进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穆图善是满州镶黄旗人，那拉塔氏，字春岩。早年为多隆阿部下，是八旗中的骁将。何璟，字小宋，广东香山人，翰林出身，在闽浙总督的交椅上已经坐了八年。张兆栋，字友山，山东潍坊人，进士比何璟更早一科。张佩纶虽是后进，却是新贵，不知衔有什么秘命，又有李鸿章做奥援。所以大家对他恭恭敬敬，把大局全托“幼翁”主持。
　　根据分工，督抚驻省，将军驻闽江口，张佩纶与船政大臣驻守马尾。船政局一带原有陆兵2营，水师1营防卫，令参将杨延辉将南台所有漳、泉精壮编集成军，扼扎马尾。长门、金牌要塞，本有张得胜9营、方勋2营驻守，又从兴化、澎湖抽调潮普3营，以厚声援。惟有军舰缺乏，除了原有“扬武”、“福星”两舰外，从外地把“福胜”、“建胜”两炮艇调回待命。撤换闽安协副将蔡根业，由“扬武”管带张成署理，并管理船政局营务处，统带一切兵船。局势越来越坏。14日张佩纶等向军机处报告，法国领事通知今日将有两艘军舰入口。目前中法尚未决裂，拦阻即背条约。朝旨规定彼若不动，我不先发。但法舰深入，我方便失主动。谅山中法已经开战，不能不作慎重考虑。朝廷的答复仅是规劝法国领事，彼此宜遵条约，切匆生衅。军舰匆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15日，张佩纶再报，孤拔明天进口，未便阻止。听说法国拟取福州为质押，如果朝廷不同意谢满禄的谈判条件，务乞于答复法国照会之前一二日速示福建，使闽军得先下手。否则敌人内外夹攻，我们就要中其奸计。
　　到18日，进入闽江的法国军舰共有“益士弼”、“雷诺堡”、等4舰。孤拔即在“益士弼”上。19日，法舰增至5艘。次日凌晨，将是法国通牒的最后期限。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限期已满，法国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阻拦，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张佩纶立即赶往船政大臣衙门，找何如璋进行布置。先派张成驾“扬武”和两艘小船驶入法舰锚地，与敌杂泊，阻其猝发，并准备以船相撞；又派2营部队进入周围阵地，命人在沿岸遍张旗帜，以作疑兵。这天风雨大作，法舰见清军调动频繁，也极为紧张。入夜，孤拔命各舰打开探照灯，防止突袭。由于法方此时尚未决定开战，张佩纶也不敢擅行决定攻击，双方紧张对峙，直至东方拂晓，度过了不眠之夜。天亮后，两艘法舰退至壶江口之马祖山，另一舰退至闽安。
　　形势依然紧张。何璟、张佩纶和何如璋分别电请朝廷饬下南北洋速派军舰增援闽防。曾国荃一口回绝，李鸿章也电告总署，北洋轮船皆小，本不敌法之铁甲兵轮。又有3艘法舰现屯烟台口外，每日生火作欲动之势。旅顺孤悬海外，必须严备。倘令兵船远去，设有疏虞，咎将谁执？至于六“镇”炮艇，只可守口，不能海战。现调大沽北塘防护炮台，断难远去，去也无益，使得张佩纶大为失望。李鸿章还在给别人的信中讥讽：“马尾船厂危于累卵，幼樵屡电尚盛称军威，亦不自量力之甚矣”。惟有张之洞，看在多年友谊的份上，向福建派去“飞云”舰以作支援。此外，从浙江调回“伏波”号。
　　法舰除威胁马尾之外，又有数舰前往台湾，并扬言要攻打舟山、琼州。本来，法国舰队劳师远来，理曲人乏，深入闽江更是自入险地。中国军队以逸待劳，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但朝廷迟迟不定和战大策，以致法军反客为主，依靠军舰的机动性，使沿海七省陷入一片慌乱状态。孤拨率舰队进入马尾后，还横蛮无理地宣布，不准停泊于港内的中国军舰出入及改变泊位，不准在港内布雷及构筑防御工事，否则等于向法军宣战。中法在台湾交战之后，北京的希望仍在曾国荃的和谈，不下开火宣战的决心，福建方面只好忍气吞声。
　　张佩纶只能不断地拍电报。
　　7月26日，他致电军机处：“闻法又密议船局为屏蔽，据则能禁口岸，轰则得摧。胜负呼吸，争先下手。”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停泊在长门附近，以备阻塞航道。朝廷答曰：“现在闽口有英、法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藉口。着与何璟等相机妥办。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8月5日，张佩纶又致电军机处：“兵，诡道，不可先传。敌船至，始商各领事，无及；未到先商，是激法增船。互援是活着，先发是急着。舍两着，布置更难！不乘未定时先筹，若待敌船大至，当何所持耶？不敢屡渎宵旰，愿诸公审思。”直至8月17日美国调解失败，军机处才向各地传旨：“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又命福建不许放孤拔出口。张佩纶感到绝望。他向张之洞发牢骚：“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怯战者即可藉口。无专权、无斗将，虽欲先发，能乎？愤闷！以闽为天阱，不准出口，尤奇。恐必偾事也。”
　　中法双方的军舰彼此在对方的火力圈内对峙着、恐吓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不堪负担。张佩纶出京时，何等翩翩得志？到闽后，醇亲王托周德润关照他珍重、勿蹈险。李鸿章、陈宝琛劝他干脆炸毁船政局，以杜法人觊觎。这当然都是空话，与大局无补。而未来的败局，张佩纶也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骏的信中，他无限感慨地写道：“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枢泽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尤且如何，国事可知……合肥（李鸿章）……不知何以胆怯如此？然内谋不决，酿至法大举入犯，则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致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或许是台风过境，8月21日，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直到22日才渐渐平息下来。这天晚上8时，晚霞的余晖刚刚消失，黑暗笼罩住闽江。江上的民船仍在来来往往地行驶，船政局的工人坐在家门口乘凉。有的人在传说中法将要开战，有的人对流传已久的战争消息不再耐烦。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确切知道，这是和平的最后一个夜晚。
　　根据下午5时收到的法国政府训令，孤拔召集所有舰长到“窝尔达”号旗舰上开会。他下达了次日作战的命令。
　　停泊闽江的法舰共有9艘：二级木壳巡洋舰“窝尔达”号，排水量1300吨；炮舰“益士弼”号，471吨；“野猫”号，515吨；“蝮蛇”号，471吨，皆在罗星塔以西水域。二等铁骨木壳巡洋舰“杜居士路因”号，3189吨；二等木壳巡洋舰“费勒斯”号，2268吨；“德斯丹”号，2236吨，泊在罗星塔以东水域，总吨位达10387吨，共拥有火炮72门。在“窝尔达”号那个分舰队里，还有45、46号鱼雷艇。此外，二级巡洋舰“梭尼”号和通讯联系舰“雷诺堡”号，驻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防止清军塞口封江，保障后路安全。
　　孤拔的作战计划是，23日下午2时左右，各舰利用退潮江水移转船身时起锚，低速前进。旗舰升起第一信号旗，这时鱼雷艇出动，攻击上游的两艘中国军舰。当第一信号旗下降时，全线开火。“窝尔达”号以左舷火炮掩护鱼雷艇，以右舷火炮攻击中国师船。“野猫”号、“益士弼”号、“蝮蛇”号从旗舰左舷出动，攻击马尾船政局附近3艘中国军舰。“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斯丹”号以左舷炮火击沉与它们舷侧相对的3艘中国军舰，以右舷炮火攻击成列的中国师船。“德斯丹”号随后驶入附近海关的水流汇合处，追逐中国水雷艇，再驶回旗舰“窝尔达”号附近。
　　这个计划的特点，是利用中国军舰船头系锚，退潮时船尾对着法舰，不能发挥前主炮的火力优势，交战时必须完成180度的回转，才能向法舰攻击。孤拔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是，倘若中国军舰利用上午涨潮时先发动攻击，那么整个情况便会倒置，优势和主动权便掌握在中国海军手中。根据40多天的观察，孤拔断定中国人决不敢首先开火。这是孤注一掷的估计，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应约来到军舰。孤拔把法国政府的决定通知给他，商定次日上午8时，将交战消息通报各国领事，10时把战书送给闽浙总督何璟。
　　激战马江2
　　8月23日清晨，太阳从东面山头冉冉升起，波光粼粼的闽江犹如一幅金色的绸缎。一切是那样静谧。孤拔早早地起了床。像往常那样，他穿上中国绒制服，戴上白色的草帽，站到后桅甲板，仔细地观察着前方停泊的中国军舰。
　　一个多月来，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舰。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舰对峙的，是“福星”、“扬武”、“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舰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舰泊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中国军舰的总排水量约9900吨，除了“福胜”、“建胜”是从美国进口的炮艇外，其他军舰都是船政局制造的，以“扬武”号为最大。“伏波”、“琛航”、“永保”、“济安”、“飞云”的排水量也都在1200吨以上。木质船身，没有装甲防护，共有火炮50门。以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很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总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和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附近岸上还有7座新式炮台，为中国军舰提供火力支援。孤拔舰队深入危地进行挑衅。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他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上。
　　白藻泰没有亲自前去递交战书，而是委托了一个传教士去执行这个任务。战书辗转周折，又经翻译，到何璟手中，已过11时（午刻）了。何璟开始误解战书内容，直到下午1时以后（未刻），方才急电船政局和长门炮台准备。这样就延误了战前的宝贵时间。孤拔不向近在咫尺的张佩纶宣战，而故意把战书递交福州的何璟是利用传递消耗时间的权谋。所以，所谓提前四小时“宣战”，实际上同不宣而战差不多。加上中国官员的昏庸，孤拔果然如愿以偿。
　　清政府对于法国要在福州挑起战争的判断存在严重失误，对于布置战备更是麻木不仁。福州前敌指挥官的处置，也有重大失误。8月19日，法国代办谢满禄照会宣称，必须在两天里赔偿8000万法郎，否则下旗出京，由孤拔自取补偿。同时清政府又听说孤拔军舰要出闽江，于是急忙电令何璟等人勿任法舰出口。21日，谢满禄下旗出京，朝廷仍未意识到国家已到战争边缘，甚至以为这是法国人示弱的一种表示。张佩纶再次电求拨船四五只，四天内速到。指出惟此才可阻法开战。如此紧迫的军情，军机处仍拖至23日才向南北洋转寄派援的电旨。法使出京后，英国领事向福州当局提供了开战在即的情报。22日，洋教习迈达路经马尾，魏瀚前去拜访时，又证实了中法外交决裂的消息。这天晚间，就在孤拔召集军事会议的时候，何璟向张佩纶拍电，通报说，根据传闻，法国人可能明天趁潮进攻马尾。张佩纶回电严备以待，但以交战照会未至，仍然迟疑不决。23日清晨，英国领事再次向福州当局透露：“三日内法必开战，其意先将船厂轰，再行渡台”。马尾方面仍然一片平静。船政局照常开工，舰队也没有接到备战指令。届近中午时，何如璋对法国人的备战举动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命魏瀚再找英国领事探听消息。英国领事此时已往闽江下游的军舰上等待观战了。魏瀚居然弄来一条鱼雷艇前去寻访。
　　孤拔发现一艘中国鱼雷艇从上游开来，以为中国人开始进攻，立即命令把第一信号旗升至桅顶，45、46号鱼雷艇立即出动攻击。按预定计划，其他法舰要待鱼雷艇实施突击后才开火，可是“野猫”号上的机关炮却“哒哒哒”的扫射起来。孤拔恐怕中国军舰回击，便下令降下第一信号旗。顿时，震耳欲聋的炮声响彻江面。中法马江之战提前开始了。此时是下午1时56分。
　　“扬武”舰实习军官，留美学生容尚谦首先发现“窝尔达”号桅杆上信号旗降落下来。他立即报告管带张成。可张成以为是法舰上有军官病死，下半旗致哀呢。正议论间，炮弹便如雨而至。这时另一位留美学生杨兆楠立即施放后主炮，第一炮便击中“窝尔达”舰桥，当场炸毙引水员汤姆斯和五个水手，孤拔仅以身免。同时木匠周宝用铁锤击断铁链，张成急令开船。然而为时已晚，46号鱼雷舰向“扬武”舯部发射了一颗鱼雷。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鱼雷命中了。“扬武”仍挣扎着开动，驶向岸边搁浅。46号鱼雷艇企图退出战场，但“扬武”的后主炮击中了它的锅炉。受了重伤的鱼雷艇歪歪斜斜地向下游驶去，躲进中立国观战军舰行列。战斗中，留美学生邝咏钟，薛有福、黄季良、杨兆楠牺牲，张成则在混乱中跳水逃生，为江水冲至上歧君竹乡江边遇救。
　　45号鱼雷艇的攻击目标是“福星”。它的鱼雷没有命中。“福星”在管带陈英的指挥下，同鱼雷艇接舷作战。陈英，字贻惠，福州人，船政学堂毕业生。他人极瘦弱，但心雄万夫，指挥水兵们用步枪和手榴弹冰雹般地向法舰打去。一颗子弹击中艇长拉都的眼睛。鱼雷艇狼狈不堪地逃跑，驶到美国军舰“企业”号的附近。
　　这时，陈英的侍从向他喊道：“‘伏波’、‘艺新’正向上游开驶，我们怎么办？”
　　陈英眦目大喝：“要我逃走？大丈夫食君之禄，宜在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
　　全舰官兵，声诺雷动。于是鼓轮前进，向敌攻击。
　　“窝尔达”号副舰长拉北列尔负责指挥小汽艇载水雷袭击中国军舰。他看到45号鱼雷艇未能得逞，便跳上“淮特”号（“窝尔达”号的舰载汽艇），向“福星”的螺旋桨部位发射鱼雷。“福星”被击中了，陈英中弹牺牲。三副王涟继续指挥开炮。军舰最后在熊熊大火中沉没。
　　又是一阵炮声从远处传来。孤拔喜出望外地喊道：“是‘利士比’或是‘凯旋’号！”果然是法舰“凯旋”号。这是一艘4127吨的装甲巡洋舰，原来泊在马祖。早晨10时，它驶入闽江，顺利地穿过沿江各炮台，进入战场增援。孤拔见状，立即命令“窝尔达”向“扬武”冲击。“扬武”船身的四分之三都着了火，就在即将沉没的一霎，一面中国龙旗升上了它的桅顶。炮手向法舰送来最后一炮，以致法国军官也称赞它“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
　　“凯旋”炮击“振威”，“振威”虽受重伤，但在管带许寿山的指挥下，向“德斯丹”冲去，准备同归于尽。许寿山，字玉珊，福建闽县人，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他平时以豪杰自命，也好交结天下豪杰。喜山水、善书法、能吟诗，有儒将风度。此时冒着枪林弹雨，毫不畏惧。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这位管驾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其高贵的抗战自在人的意料中。他留着一尊实弹的炮等待最后一着。当他那被打得百孔千疮的船身最后颠斜下沉时，他仍拉开引绳，从不幸的‘振威’发出嘶嘶而鸣、仇恨如海的炮弹……重创了敌舰长和两名士兵……这一件事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记录上均无先例。”
　　“飞云”由广东水师参将高腾云驾驶。高腾云行伍出身，人瘦弱，不善言辞。战斗中，手发巨炮，与三敌舰周旋。后被弹片炸断腿，又被炮弹炸入水中而殁，死事最为惨烈。
　　“福胜”、“建胜”两艇抵抗时间最长。在炮艇统带吕翰的指挥下，叶琛、林森林两位管带奋不顾身地向敌舰进攻。吕翰，字赓堂，广东鹤山人，也是船政学堂毕业生。当法舰驶入闽江后，他写下“翰受国恩，见危授命，决不苟免！”的遗书，并把老母妻儿送回老家，已作一死的决心。此时他短衣仗剑，督战发炮。额部被流弹打伤，血流满面，仍裹伤再战。有凫水逃生者，挥剑砍之。两艇直至2时32分之后，才被击沉。其中一艘被敌人240毫米大炮的榴弹击中，后部猛地沉入水中，船头高高树起，龙骨几乎与水面垂直。摇晃了数秒钟后，才向右舷倒下，被江水吞没。
　　双方军舰的炮战持续了40余分钟。中国军舰除“艺新”、“伏波”两舰负伤后向上游逃脱外，其余九艘全被击沉击毁。另有一批旧式师船被击沉。共牺牲海陆官兵700余人。包括舰长6名，其他海军军官58名，新式军舰及旧式师船士兵695人。法军方面，死6人，伤27人，一舰未沉。
　　接着，法舰又与陆地炮台对射。4时55分，孤拔下令军舰退至炮台火力圈之外抛锚。
　　江面上漂浮着木板、篷帆和尸体，高高低低地露出沉没军舰的桅杆和部分上层建筑。江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入夜，罗星塔附近江上渔火点点，哭唤连绵。乡民们驾船打捞死难者的遗骸。位于战场下游的洋屿乡共捞起500余具尸首。其中尸体完整的仅132具，陈放在庙中，招亲属认领。这些全尸首，多是落水后为法国人用竹竿猛击淹死的。马江之战牺牲者的遗赅后来被葬于马尾山麓，并建立了昭忠祠。
　　当闽江上传来第一阵舰炮的轰鸣时，张佩纶刚刚拿到译毕的何璟电报。张佩纶立即带人登上中歧山观战。江面上枪林弹雨，浓烟烈焰，水柱冲天，血肉横飞。他目睹着一艘又一艘中国军舰沉没江底，心如火焚，万念俱灰，却拿不出一点办法。开战必败，这样的心理准备是早已有了的，却没想到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数月之前，京师之中，议论海防边务，那是何等痛快，何等气派。及至今日，方才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天黑之后，张佩纶向朝廷发出了第一份马江战败的电报，自请处分。然后退居山后彭田村居住。后来人们出于对他及何璟、何如璋、张兆栋在战争中指挥失误的激愤，作词讽刺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语句自然十分刻薄了。
　　何如璋也是第一次经历战阵。当法国舰炮的轰击停止后，他仓惶地换上便衣，坐上竹舆，带着80余名勇丁，匆匆离开船政衙门，当晚宿在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乡施氏祠堂。何氏一行引起农民的好奇，竟相前来观看落难的船政大臣。第二天，他又派人回局，取出库存的36000余两白银，押着前往省城。
　　24日，孤拔打算派陆战队员占领船政局，但临时改变了主意。因为局中有守军千余人，又有传说中国人早在船厂埋下大量地雷，于是决定用大炮摧毁这座由法国人帮助兴建的造船企业。由于吃水关系，他派吨位较小的“野猫”、“德斯丹”和“蝮蛇”号去执行。从上午开始，法国的炮弹雨点般落在车站、仓库和船台上，工厂熊熊燃烧，发出五次剧烈的爆炸声。据战后调查，除了船政局内新设立的炮台被破坏外，“砖砌之厂，以合拢厂、画楼为最，水缸厂次之，炮厂、轮机厂又次之，铸铁厂为最轻。架木之厂，以拉铁厂为最，广储所、砖灰厂次之，船亭、栈房又次之，模厂为最轻。船槽陡出江干，受炮最烈。新制第五号铁胁船身将要下水，被敌炮击穿90余孔。至学堂匠房等处，虽受炮较轻，而器具书籍亦有残缺”。其余法舰则在罗星塔附近江面，搜索中国火攻船。停泊在闽江口处的法舰“拉加利桑尼亚”号企图闯入闽江，策应孤拔舰队，被金牌炮台守军击退。夜幕降临后，法舰泊在原先的锚地。次日凌晨4时，又有两艘中国水雷艇悄悄地向法舰驶去，可惜被法国人发现后迅速击沉了。
　　25日早晨，“杜居士路因”和“凯旋”号上的陆战队员登上罗星塔炮台，拆去3门克虏伯大炮作为战利品。11时，孤拔下令舰队启航，冲出闽江口。他换乘“杜居士路因”号。航行序列为：“凯旋”、“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德斯丹”、“窝尔达”、“野猫”、“蝮蛇”、“益士弼”。打头的两舰各拖带1艘鱼雷艇。
　　27日下午3时，舰队在金牌水道上游，与“雷诺堡”和“梭尼”号会合，协同进攻金牌、长门炮台。金牌、长门炮台的岸炮因射向固定朝外，不能向内射击，守军便以轻炮封锁航道，阻拦法舰。“杜居士路因”和“蝮蛇”号被击伤。28日清晨4时30分，法国舰队猛烈炮击两岸炮台，两军继续作战。这天，金牌炮台被法国舰队摧毁。
　　29日，法国舰队驶出闽江口，同利士比所乘的“拉加利桑尼亚”号会合，共同驶向台湾。这天，法国“东京”、“中国”两个分舰队正式合并，组成远东舰队，孤拔任总司令。
　　探索马江之败的原因，可以找出许多经验教训。
　　从直接原因来说，这是朝廷犹豫于和战两端，不敢向法国侵略者决战的妥协心理造成的。按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2艘，时间不得超过2周。清政府在中法已经交战的情况下，居然允许敌国舰队深入本国军事要地40余日，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闻。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孤拔的来临使得清廷束手无策。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实力薄弱，而是因为在处理有关国际法的问题上，他们不知如何去做，诸如怎样叫孤拔退出港外。这就使船政局和所属军舰直接处在法国大炮的威胁之下。中国人又信守“不先发第一炮”的战争伦理，等待着“衅自彼开”，等于自己把脖子伸进绞索后，还在幻想等到刽子手收紧绳子的时候一脚踹死他。
　　聪明的战略家指出，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最后一招才是军事。在第一颗子弹发射之前，军事战役的胜负往往已经决定了。有人把前三轮的较量称作为“寂静战场”的格斗。马江之战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外交与经济的较量，清政府敌不过法国，在心理方面，也是如此。心理上的优势，并不仅仅是道德正义论所决定的。它还依赖于经济和国防的实力后盾。近代中国，震慑于洋枪洋炮威胁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迷信精神万能、妄自尊大的顽固派是屡见不鲜的。能够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审时度势，制定正确战略的人物却是凤毛麟角。这使当道者的心理总是无法达到平衡。因此，在每次民族危机来临时，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左右摇摆和彷徨中贻误了战机。
　　当然，军事角逐对于战争胜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判断不等于军事指挥。农业民族的特点是重文轻武，军人地位很低。随着近代战争科学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军事指挥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专业色彩。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种趋势，在引进军事装备的同时，没有着意进行军事家的培养，仍然依靠文官典兵。当时的高级军官，基本上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缺乏近代战争的基本训练。而新近毕业的船政学堂学生，地位尚低，得不到重视。这种做法，用于反对列强侵略的近代战争，显得极不适应。张佩纶是个突出的例子。不少人认为他纸上谈兵，书生误国。其实，做为一个言官，一个智囊，一个政治战略家，他是出色的。但他不是军事战略家，更不是战术家。当战争进入直接的武力对抗时，他只能在中歧山上顿足长吁。没有总参谋部，没有合格的战区指挥官，远至枢廷，近至前线，仅靠一伙文官来控制战争，怎会不失败呢？这个教训，清廷一直没有记取。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日本大本营中已拥有一批懂政治、懂军事的指挥人才，清政府依赖的仍是这批文官和行伍。
　　在讨论了各种原因后必须指出，当时军队的基本素质较差，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抵御侵略的民族战争史上，除了运用人海战术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外，在绝大多数角逐中，无论是旧式八旗、绿营、防军，还是用外国最新装备武装起来的海军，基本没有取得过成功。马江之战揭开了中国近代海战的第一幕，从这天起，到清王朝覆灭止，两支中国舰队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竟从未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仅仅归罪于政治腐败和装备落后是不够的。清朝军队中，虽然不乏为国捐躯的烈士，但是，作为一支军队，它在整体上缺乏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集体英雄主义气概，缺乏主动寻求战机、力求全歼敌人的军人勇气，缺乏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娴熟的作战技能。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望风披靡。
　　海防大筹议
　　《北京专条》签订后的第六天，恭亲王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疏，指出台湾事件明知日本理曲，苦于我之备虚。溯自庚申（1860年）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本需亟图振作，然而迄今并无自强之实。本衙门提出的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建议，有的被阻格，未能实行；有的实行了没法坚持。同心少，异议多，局中委屈，局外未能深知，以致敌情猝至，仓惶无备。现在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没法弭救了。
　　在这个奏折里，恭亲王等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要应办事宜，请求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逐条详细筹议，于一月内奏复，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经皇帝批准，这个文件由军机大臣密寄各地封疆大吏，由此引发了关于海防建设的著名大讨论。
　　当怀揣军机大臣字寄上谕的信使正在初冬的寒风中策马疾驰时，朝廷收到了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在籍守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早在1867年，丁日昌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便考虑改革水师旧制。他分析说，鸦片战争证明中国水师不能御敌，沿海炮台也呆无所用。建议制造中等炮艇，分别由北洋提督、中洋提督、南洋提督统帅。北洋提督驻大沽，下属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中洋提督驻吴淞口，下属江苏、浙江各海口；南洋提督驻厦门，下属福建、广东各海口。无事出洋梭巡，习劳苦、娴港汊、捕海盗；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那是最早提出的三洋水师构想。这次丁日昌所建言的，是他1868年在江苏巡抚任上，因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如何创建江苏内外洋艇船部队出现意见分歧，而撰写的海军发展构想。其要点包括六条建议：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及招募驾驶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精择仁廉干练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其中关于三洋水师，改为北洋以山东益直隶建阃天津，东洋以浙江益江苏建阃吴淞，南洋以广东益福建阃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和炮艇。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丁日昌这些建议，对于未来海军的蓝图设想得十分具体。总理衙门提出，把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转交沿江沿海各大臣及在廷王大臣，一并归入海防建设讨论。
　　12月6日，大学士文祥上奏，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海防的问题。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字博川，号文山，1845年取中进士，1859年入值军机处。从1862年起到1876年去世，他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排名第二，是恭亲王的密友，中央洋务集团的重要首脑。文祥提出：
　　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敌。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文祥透过日本侵台事件已经看到，日本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后来其他洋务政治家也相继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的战略使命和主要假设敌。但文祥对于明治维新的深远意义没有认识清楚，以为大失民心，将酿成事变。在这种历史转变关头，中国政治家的错误判断，正是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文祥毕竟是同光年间中国最有远见的智者。1860年他随恭亲王与英法联军议和，亲身感受家国沦丧、火烧圆明园的切肤之痛，恐怕要超过看准洋枪洋炮厉害，索性借洋兵来打太平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在给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家信中袒露：“文相为倭事气愤不过，发此正论，但恐有唱无和，言易行难。……此间正拟构思，尚不知何处说起。尊处虽居上游，遇此大议论，不免随众涂抹。幕僚中有可商榷属稿者否？弟自凌筱南南旋后，洋务笺奏皆自起稿，苦涩殊甚。”信中所提到的凌筱南，是李鸿章乡试同年，1862年即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曾称他久历艰险，赞画戎机，于筹议通商事务尤思精虑密，力持大体，“于洋务公牍实能曲折赴题”，但毕竟还是旧式文人，对于19世纪的世界变局缺乏真正的了解。李鸿章处尚且如此，其他督抚在讨论中就更难以置喙，反映出整个中国官场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转型初期，从观念到人才都缺乏准备。
　　李鸿章还告诉其兄：“海防自强复疏，文相又专函催嘱畅所欲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连日百忙中采择各营局洞悉军情洋法者议论，又历年来所阅历蕴蓄，逐条详答，推阐出许多新意，或日做一条，或数日一条，兹拟就六条草稿，尚须改定，先抄寄秘览。将来王大臣会议，即不能尽行，存吾此言，以俟后世。不一一做到，洋务断不能振作，自强断无实际也。兄未经办洋务，有许多话可说不到，复疏或不必分条详对（于正折内条对似可藏拙），或分条撮要言之，幸勿过于雷同耳。”如此严肃的海防讨论背后，忽然读到李氏兄弟这番坦率体己的私房话，我们不难体会到，古往今来，庙堂上许多重大的历史决策，在幕后就是这样讨论的。
　　经过各自不同的准备，督抚们对于海防建设，开始发表意见了。李鸿章、文彬、杨昌濬、王凯泰、刘坤一、沈葆桢主张三洋水师之议，唯地域所分略有不同；李瀚章、李鹤年主张于南北洋分设外海水师；王文韶称简任重臣督办海防，驻节天津，慎选熟悉海洋之提镇作分统，分布沿海；左宗棠则明确反对，认为海防一水可通，若划三洋，畛域攸分，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同，督抚亦成虚设。关于铁甲舰，除了丁宝桢明确宣布山东暂时不购，李宗羲表示要慎重，需酌定停泊所，试验是否适用外，各地疆臣都支持购买。此外，对于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提出的其他问题，督抚们也各抒己见，虽互有出入，但至少在表面上大同小异，都表示出对洋务活动中各项求强事业的支持。
　　李鸿章是绝顶聪明的人物，他对海防大筹议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讨论初起时，他就透露出对时局的忧虑：“近日热闹，万寿排日筵宴，恬嬉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闻恭邸模棱缄默，畏祸实甚宝鋆、沈桂芬，自邸以下，更无建白。升除多出特简，如新补豫臬（河南按察使）兴奎，由宦者荐引；周寿昌名字吉祥，擢署户左（户部左侍郎）；张家骧值南斋，不知所由推之。西林（英翰）督粤、寿山（裕禄）抚皖，似皆意外。仲仙（吴棠，时任四川总督）退志已决，雨亭（李宗羲，时任两江总督）必不耐久，替人亦不知谁何？不得人则江海固不必防，防亦虚文，何用？”此处万寿，是指慈禧太后虚岁40的生日。恭邸模棱、缄默、畏祸，是指恭王在刚刚结束的关于是否重修圆明园的争议中，率全班军机抗旨，迫使同治帝收回成命之后，不欲在反击日本侵台事件上再持激烈态度，破坏普天同庆太后生日的热烈气氛。我们以往注意到恭亲王谏阻重修圆明园时的执着坚毅，却忽略了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踌躇。李鸿章表面上也力主对日议和，私下则认为如此草草求和，是不知羞耻，并对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更展示了他对官场的透彻观察。这年他本人51岁。但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恰逢中法、中日两战，他也开始考虑战争与太后祝寿的关系，并力图以屈辱求和的方式来回避战争。那时，他是更圆熟了，还是更胆小了呢？
　　然而李鸿章的奏折还是所有参与讨论的督抚中最有切实之言的。他强调“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他同意丁日昌提出的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艘，炮艇10艘的建议，更提出三洋各配置2艘铁甲艘，合计装备6艘铁甲舰的构想。在讨论到人才培养问题上，他指出传统的文武进身之途，考章句弓马，太蹈虚饰，不是培养人才之道，若不破此故习，天下危局，终不可支。建议“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这年年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1875年1月12日），20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懿旨立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统，年号“光绪”。此前三天，朝廷宣布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替10月17日去世的瑞麟，荣膺文华殿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文祥改任武英殿大学士。清代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授大学士是极高的荣誉，习称“拜相”，又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据说是文祥自谓功业不如李鸿章而相让。李鸿章、文祥等人的这次职务安排在此非常时期匆匆作出，其中必有深意，涉及到同治去世之后最高政局的发展脉络，但对海防事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15日，两宫皇太后再次宣布“垂帘听政”。同治皇帝在世的时候，对政事就不太留心。亲政两年余，大事仍由太后作主，日常朝政靠恭亲王和军机处处理，所以龙驭宾天后，各项政务仍然井井有条地执行着。太后垂帘后，即宣布停止园囿工程，褫革怂恿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和引导同治微服冶游的御史王庆祺，发遣遇事招摇、营私舞弊的7个太监，使得军机大臣大受鼓舞，李鸿章进京时发现，恭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奋兴之象，不似春间楚囚相对情景”。恭王还告诉李鸿章，海防讨论各折，数他和沈葆桢写得最好。2月22日明发上谕，将总理衙门筹办海防事宜、丁日昌条陈、李鸿章、左宗棠及其他各大臣复奏中引申讨论各节，发给在京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复奏。
　　24日，李鸿章上“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他报告说，在上年的海防大筹议中，他想到丁日昌随办洋务多年，熟悉机宜，究心时事，曾密抄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嘱其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1月20日，丁日昌从广东揭阳老家寄来了逐条议复的折稿，现在转呈朝廷。在这份约六千言的文件中，丁日昌进一步发挥其在《海洋水师章程》中阐述的思路。关于练兵，他认为中国四边，东北为最要，东南、西北为次要，西南又次之。当分别缓急，选练重兵，以息敌人觊觎之心。他强调沿海水师应当全洋统筹兼顾，化散为整，不可稍分畛域。他说：“今日驭远之法，内则力图整顿，不可徒托空言，外则虚与委蛇，不可稍涉虚骄”，力保目前和平环境，以待水陆各军练成。关于造船，他详细介绍各国铁甲舰的情况，认为中国洋面辽延袤阔，目前至少须有10艘铁甲舰，将来能够制造，至少须30艘，方敷防守海口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商人之用。目前各项船械，购买贱于自造，但如果不能制造，则“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主张在购买的同时，派人到国外船厂，学习制造技术。关于筹饷，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为五大洲第一繁盛之区，提出建立纺织工业，开发矿产，开发台湾，设立银行，发展交通，设立电报，彻底禁烟。力主打破保守者的阻挠，所谈思路，已从海防扩展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李鸿章称之“与拙作一鼻孔出气”。有的观点更是他“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
　　4月1日前后，在京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关于海防筹议的复奏拟就了，醇亲王奕譞单衔独上一奏，其余官员由礼亲王世铎领衔，上一合奏。这几天，相关官员络绎不绝地前往内阁奏事堂会看复奏稿。时任内阁学士的翁同龢记录说，昨天曾拟一稿，军机大臣李鸿藻认为不妥，又易新稿，其实仍是空言。他在讨论时说，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行，当时颇有附和者，醇亲王也以为然，就将借洋款归为“不可行”。其余内容皆不疼不痒，光说海防宜早布置，具体如何筹饷则毫无措置。他在奏稿上签名而出，心中以为“真是儿戏”。
　　3日，两份复奏递上。醇亲王此时正被儿子立为皇帝而诚惶诚恐，奏疏写得空泛而不着边际。如说购买铁甲舰，“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用词圆滑，看不出主见。礼亲王等人的复奏同意添设轮船，辅以陆兵，裁撤旧式木船以专养轮船，铁甲船应俟沈葆桢购到后观其实效，再行续买。筹饷项下，一如翁同龢所说，“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不可行者”。虽然京官们远没有像封疆大吏们那样认真地参与讨论，不以为然者多数也只是在自己的心里表示了不以为然，但有两位不太重要的京官－－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分别上奏表示反对。
　　于凌辰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讲求洋学是败坏风气。其推论是：制洋器、造洋船，就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就不能不以是否精通洋学作为人才的取用标准。但师事洋人，不是可耻吗？大家都学洋学，天下就会将礼义廉耻看作无用，那么谁来与国家共缓急呢？他的主张是：“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
　　王家璧则上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他认为铁甲舰及其他各种军舰水雷，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更不宜借洋款购办。“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
　　恪守传统观念的士大夫，有时固执和迂阔得不能理喻。李鸿章怀疑于、王复奏，背后主谋附和者，不止二人，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两江总督。“书生无识，可为悲叹！”就观点而论，于凌辰、王家璧的煌煌高论，只是道咸同光四朝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无数场辩论中颟顸庸迂一群的代表而已。
　　1875年5月30日，恭亲王等上奏，对海防筹议进行总结并将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参酌诸议，提出办理意见。关于练兵，由于限于财力，请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旧有舢板、红单等师船，倘实不堪用，即行裁撤。关于简器、造船、新立外海水师应用枪炮、水炮台、水雷，应随宜购办。并派员赴各国学习制造诸艺。铁甲船拟先购一二只试用，果有实效，再行购买。恭亲王等还提出，对于凌辰、王家璧的各项批评，均应无庸置议。
　　同日又发布了上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
　　李鸿章对于海防筹议的结果不甚满意。他表示他本人“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即有于、王等十辈，亦不敢竟避其锋！惟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数条，大都模棱敷衍，而又必强我辈以万做不到万办不好之事，只有挺身而出，不欲强拉旁人”。上谕颁布后的第3天，他给丁日昌写信，说“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衰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资金、人才和激励机制问题。事实上，古往今来，要办成任何事业，所面对的，都是这三个条件。
　　李鸿章与清流的微妙关系
　　从同治年起到光绪十年初，朝廷一线工作一直由恭王主持。他在军机处的主要班底人马，为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
　　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干练有识，又以”洋务长才“自认，熟悉外国事务，甚得恭王倚信，也同宝鋆关系密切。文祥去世后，他成为恭王在军机处的主要助手。1878年，沈桂芬又援引湖南巡
　　抚王文韶入军机，他同他的追随者，被人称为”南党“。沈桂芬在外交事务中，遇事持重，以保和局。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即为沈桂芬推荐，因此后来颇受诟病，郁愤致疾，于光绪六年的除夕（1881年1月29日）去世。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工部尚书，曾当过同治帝的师傅，思想正统，是著名的理学家。沈桂芬病假后，他在枢廷秉笔，李鸿章顿感”洋务甚为隔膜“。他与依附追随他的一批言官和文学侍从，被称作”北党“。他们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为己任，面对吏治腐败，敢于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贪官。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使慈禧太后更改主张，从而煊赫一时，满朝侧目，人们称之为”清流党“。在沈桂芬去世之后，清流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作”前清流“。南党人士，在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进入军机后，奉翁为领袖，被称作”后清流“。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政治上亦属保守正统，走的却是醇王奕譞的路线。
　　前清流抨击的对象，是那些直接主持政务、贪赃受贿、昏庸无能的大官僚。他们认为李鸿藻在军机处发言不受重视，因此频频施加压力。在对外事务上，他们一直是强硬的鹰派，凡稍谈对外妥协，一律斥为汉奸大佞，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比如他们就公开批评沈桂芬、王文韶的外交是”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但求苟且无事“。尽管他们对于战争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传闻和想象，对于军事力量、武器装备的对比全不知情，对于枪林弹雨、血腥污秽的沙场完全隔膜，却以为自己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因而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清流的出现，一方是19世纪80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慈禧太后在一个时期内故意纵容的结果，她要利用这股力量平衡其他政治派别。
　　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表面上两派势成水火，但在私下，却有不少沟通的渠道。以清流中的最著名者张佩纶为例，就能看出双方渗透的蛛丝马迹。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22岁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是光绪初年北京政治舞台上锋头极健的人物。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1879年，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给俄国，他上奏极言其非。同年，他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批评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鋆之弟四川候补道宝森和刑部将翁同龢之侄刑部郎中翁曾桂列入京察一等，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崚嶒，可谓朝阳鸣风，无形之中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本人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牵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王文韶而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四折，终于使王文韶挂冠而去。野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今人不得而知，但张佩纶在政坛的杀伤力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就连他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然而张佩纶从不攻击李鸿章，这同他父亲张印塘早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官居安徽布政使，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有关，也同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蔼青）私下为他们拉拢牵线有关。张华奎在北京与清流走得很近，被人讥为”清流靴子“，因是贵公子，自有一套与名士公卿交际的手段。1879年5月，张佩纶因母亲去世丁忧，张华奎推荐他去北洋幕府相助，李鸿章欣然表示欢迎。未几，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枢过津，李鸿章助营葬之资千两。1880年4月，张佩纶又应李鸿章之邀，住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两旬，讨论海军建设的诸多问题，并观览周边炮台。他在日记中记载：”夜请合肥（李鸿章）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戒因循，合肥遂以相嘱。谈次及进退人才事，余以为此本朝强弱之机，未可委诸天数，合肥瞿然。“此后，张佩纶虽未入幕，但他们的私下交往更为密切。张佩纶对李鸿章说：”年来交谊已深，所以为公代筹者，非尽执古议，而颇参以时政。“积极入仕，大展身手的心情跃然如画。且不论张佩纶的实际操作能力高低，渴望摆脱单纯纸上谈兵，在军国大事中一展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正是许多清流人物的共同志向。在这点上，张佩纶同张之洞十分相近。而李鸿章，对张佩纶也十分看重，期望把李鸿藻门下的这员最孚时望的大将纳入帐下。李、张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洋务、清流集团的彼此攻讦和渗透转化，构成这几年政坛斗争的重要内容。
　　1881年，张华奎曾暗示张佩纶，李鸿章说他母亲年老多病，为作后事安排，嘱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故世，李鸿章必然要丁忧守制，希望届时张佩纶能协助张家父子。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因善于同名士交接，又被称作”诰封清流“。果然，1882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请假一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及成行，李太夫人已于19日去世，24日，张华奎到达天津，为其父亲来天津接班做前期准备。26日，朝廷宣布夺情，要李鸿章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但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对于他是否真要坚持守制发生了争论。
　　旧时值父母去世，儿子做官者须解除职务，在家守孝27个月，称作”守制“。但朝廷对重要官员，可命其不必去职，素服办公，称作”夺情“。在朝廷宣布夺情后，官员仍然坚持守制者，会引起舆论的尊重，以为其举措合符礼制。比如李鸿藻，连庶母去世也坚持去职守制，极受人们赞誉。此时，小圈子中主张守制者，仅袁保龄、周馥、章洪均等数人，他们认为此事将关系到李鸿章一生名节。也有不少人劝说李鸿章早点回津，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影响。李鸿章奔丧，夫人并不随行，继续留在天津，甚至连总督衙门都不想搬出，给人的感觉就是李鸿章马上要回来的。袁保龄、周馥力劝李夫人搬家，以免遭人议论。盛宣怀、刘含芳等人不愿在张树声手下做事，纷纷思去。整个督署内部陷于混乱。
　　袁保龄，字子久，河南顶城人。父亲袁甲三，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长期在安徽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与淮系有着极深的关系。袁保龄本人14岁入邑庠，受知于李鸿藻。后随父在籍办团练，周历于各团之间，使苗沛霖部始终未能进入河南。张宗禹率捻军进攻陈州，袁保龄会合清军、团练，分筹堵御，迫使捻军退去。曾国藩一见奇之，目为国士。袁甲三去世后，朝廷赏袁保龄为内阁中书，先后参与校勘、编纂《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穆宗毅皇帝实录》等重要官方文献。在阁13年，博览群书，精熟典章制度。1877年起，山西、河南出现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其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次年得传染病而死。袁慨然以兄志未竟，豫民未活，呈请辞官归里，力肩赈务，尽括家资以救灾民，是晚清官场中难得的为官清正、极有责任心和办事能力的人物。上年，李鸿章以北洋海防交涉，求贤佐理，奏调袁保龄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由于袁保龄既是李鸿藻的门生，与京中清流关系密切，又是世家子弟，与李鸿章渊源深厚，所以就成为沟通二李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张树声是李鸿章离开北洋时自己选定的替手，3月21日，李鸿章在做离职准备的时候，一面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中国驻长崎理事（即领事）余隽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张佩纶参考，一面告诉他，”振帅（张树声）有志整备师船“。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7日，袁保龄写信告诉张佩纶：”合肥（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袁保龄是张佩纶的好朋友，与张华奎的关系也不错。他透露的督署内幕，显然是可靠的。5月3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行前致函张佩纶，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这一意见，是否出于李鸿章已明白自己即将夺情复出，张树声仍将回两广任职而做出的考虑尚待探讨，但却驱使张佩纶立即改变态度，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并将张树声父子的活动连同他给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以表白自己与他们并无更深的关系，使得张树声父子措手不及，31日，有上谕称张树声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并请加卿衔，”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之奏著毋庸议，这证实张树声按照原先的约定开始了行动。而张佩纶则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讨了个极大的没趣。6月1日，张佩纶的密友陈宝琛又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罚俸9个月，虽得旨准予抵消，却使得张佩纶从此与张树声父子交恶。
　　张佩纶的这些举动，似乎是急于要向李鸿章表态。他事后写信告诉李鸿章：”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又说：”高阳（李鸿藻）大不以为然……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潜公（陈宝琛）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张华奎）不当大杖三百耶？“还说：”渠竟不知鄙人身份意趣，可怪已极。“这里，张佩纶显然在为他与张树声父子勾结在先绝情在后的表现开脱，其行为迹近政客，而与自己标榜的”清流“相差甚远。
　　从根本上说，他对张树声父子翻脸，是基于李鸿章不久就要重返天津的判断。袁保龄说李鸿章”将以水师相累“，讲的确是真话。如果看得再深一点，不难发现，对张佩纶的安排，实际上是二李之间的一种默契。李鸿藻表面上反对洋务，暗中通过张佩纶、袁保龄，他也要在北洋插一脚。
　　虽然回绝了张树声的邀请，张佩纶当年却官运亨通。10月，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12月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次年5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一如既往，关心北洋海防。1882年初，他在”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中，俨然如洋务人士，大谈四洋海军建设。壬午之变后，他更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闭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倒是李鸿章，照例上折反对，很低调地说，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敌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故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必须由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又说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假如措解无缺，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而在实际上，岁得海防经费，仅及四分之一，岂能购备大宗船械？倘若足额拨款，则五年以后，南北洋两支水师，当可练成。两人各说各调，如演双簧，外人倒看不出他们的私下接近。李鸿章的复奏由幕僚薛福成起草，薛自称另一幕友章洪钧评价此文为汉唐以来奏疏中有数文字，与张佩纶的奏疏看来无甚异同，实则针锋相对，不读张之原文，不知此文用笔之妙。说明在李鸿章的核心幕僚中，对张佩纶存有不以为然之心。
　　1883年12月3日，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在他的倡导下，总署设置了海防股。通过参与实际事务，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倾向于洋务派，以致次年李鸿章在同总理衙门筹划成立海军部（又称海防衙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赫德也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这人曾力主对俄作战，倡言以杀头严惩崇厚的罪状等等，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这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的产物。这位先生经过培养和适当驾驭，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新人物。“　
　　启用丁汝昌
　　李鸿章知道，要办海军，先要物色海军统帅。1878年初，他的一位淮军部曲来谒，马上被他看中。此人叫丁汝昌，原名先达，字禹亭。1836年11月18日出身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的一个贫苦农家。丁汝昌10岁便外出帮工，稍大又到豆腐坊学徒。咸丰初年，家乡大旱，父母病饿而死。1853年太平军攻克庐江县城，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程学启部，在安庆驻守约八年。后来，程学启叛变，投降了曾国藩，丁汝昌也被编入湘军。清军攻破安庆后，他被授予哨官、千总。1862年曾国落把程部转授给李鸿章，丁汝昌随之改隶淮军。因作战骁勇，被刘铭传索之帐下，统率马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东西捻军的战争，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他回家闲居了几年。1877年他赴京活动，谋获差使。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他不愿去西北苦寒荒瘠之地，转赴天津走老长官的门路。李鸿章说，现在创办海军，缺人统帅，你如果能赴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必当授予重任。于是丁汝昌借口伤病复发，呈请兵部暂缓行期，重新投入李鸿章的帐下。
　　李鸿章本来委派道员许钤身为水师炮船督操。许钤身是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父亲许乃普，曾任吏部尚书。二伯父许乃济，1836年在太常寺卿任上，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成为鸦片弛禁言论的代表人物。五叔父许乃钊，做过江苏巡抚。胞兄许彭寿，官至内阁学士。1875年总理衙门奏请预储熟悉洋务人才，保举许钤身及陈兰彬、李凤苞、何如璋、徐建寅、许景澄等才堪出使，许钤身后被提名为出使英国副使和出使日本大臣，因李鸿章论其非才而中辍，发往福州船政局差委。1878年许钤身率”龙骧“等四炮艇北上天津，李鸿章命他同丁汝昌”会督管带各员认真操练“，而为清流健将张佩纶坚决反对。张佩纶写信给李鸿章，提出当年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而今欲以许当彭，丁当杨，”虽在妇孺必不谓然。“张佩纶指陈三事，一是烟台条约谈判期间泄密；二是李鸿章上年坐船出海演炮，因潮浅不能入口，许钤身却率随同之船先行离去；三是性本轻扬，取受狼藉，挟妓冶游，招摇过市。1881年10月，张佩纶过天津时与李鸿章面谈，得悉”时‘镇北’各船均归提督丁汝昌管带，阴夺许钤身权。“李鸿章把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最终确定为丁汝昌。
　　1879年，当”镇东“等4炮舰购回北洋后，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在北洋差遣，旋被派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以后，丁汝昌去欧洲接带”超勇“、”扬威“两巡洋舰，获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典，1882年因处理朝鲜”壬午之变“有功，得到赏穿黄马褂的荣誉。1883年被实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而到这时，非经制的”北洋水师“提法，已经时常出现于官方文件中了。
　　1882年，李鸿章的幕僚袁保龄私下就曾告诉张佩纶：”现在任事者，黄呆而坏，丁浮而贪，恐非徒无益而已。津中诸同人惟海关周玉山观察及章琴生太史尚关心此事，亦极言两人之不胜任。“此处黄指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丁即指丁汝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此时袁保龄从京中调往北洋方才一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汝昌不是合适的海军领导人选，但不知为何，作为主要幕僚，他和周馥都未能将此看法影响李鸿章的决策。
　　毫无疑问，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简单地说丁是陆军将领出身而任海军提督就是一大错误并不公允。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从军舰弹药、燃料保障、航道疏浚，到人事调动，薪水发放等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1888年6月，北洋海军派舰参与镇压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事，事定之后，各地要求在请功奏折中附带保荐各自子弟亲朋的开后门信件纷至沓来，如九秋落叶，扫却不尽，丁汝昌告诉台湾巡抚刘铭传：”故每有托函当即婉谢，怨讟之言所不敢计也。“然而他自己，也写条子给刘：”余中子年已及冠，虽经童试，难以成名。昨承友人顾念，为捐江苏县丞，拟恳宪台附入后山案内，赏保一阶。……第以晚年一线之延，得不代图地步，为日后生发之路。“虽是舔犊之情，反映的是清朝军队立功奖励制度的失范，每次庆功请奖，必然滥用权利，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与朝廷玩一场移花接木的游戏。当事人明知别人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
　　北洋海军成军以后，丁汝昌还在刘公岛上起盖铺屋出租，收取租金，并同管带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甚至与方伯谦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丁汝昌还自蓄家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就性格论，丁汝昌较内向；就能力论，丁汝昌较庸懦；就专业论，丁汝昌完全不懂海军。李鸿章选择此人，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曾说，李鸿章和他的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他私情，转展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这番分析，用在丁汝昌身上，也是合适的。创大事业，用人最为重要。当年曾国藩门下曾涌现一大批文臣武将，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骨干。而李鸿章手下，出众的人才就不多见了，这也是曾李两人的区别之处。
　　第一批海军留学生
　　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衔上奏，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法、英两国留学，深究造船之理，驾船之方。左宗棠还单独给总理衙门写信，重申这一建议。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此也表赞成。1874年4月5日，沈葆桢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草拟了留学章程。在此之前，容闳曾组织幼童赴美
　　留学，但向国外派遣军事留学生却没有先例。且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事绪繁多，倥偬未及定议。1875年，沈葆桢趁日意格回国之便，挑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进行考察。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进了英国高士堡学堂。沈葆桢、丁日昌还通过总理衙门转请英国公使，允许他们进入英国军舰实习，但未获成功。1876年春，他们和陈季同随日意格回国，魏瀚、陈兆翱则继续留在法国学习。
　　李鸿章从1876年起，对派员出国留学海军兴趣甚高，与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以及总理衙门之间函商的信件不绝于途。丁日昌推荐他的助手，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担任出国留学生监督。此时李凤苞正丁忧在家，丁日昌和李鸿章仍坚持请他出山。1876年夏，李凤苞和日意格应召到天津，又随李鸿章前往烟台，谈判“马嘉理事件”。烟台海面上停泊着英、法、德等国军舰，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他注意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青年军官在接受训练，这更坚定了他派遣学生留洋的决心。他们在烟台详细商量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确定派遣30人，留学三年，预算经费30万两银。其中制造学生14名，制造艺徒4名，驾驶学生12名。由李凤苞担任华监督，日意格担任洋监督。
　　1877年3月31日，李凤苞、日意格率领留学生及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乘“济安”轮离开福州，驶往香港。5天后，他们换乘外轮驶上西行的航线。5月7日，船抵马赛，学习制造的人员留下了，其余人改乘火车北驶，前往英国。5月13日是星期日，李凤苞等正式前往伦敦中国公使馆，拜会了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次日，郭嵩焘在使馆设宴，邀李凤苞等小酌。席间讨论了这批学生的学习和实习问题。经安排，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被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孛来克柏林”号、“狄芬士”号铁甲舰实习，并获准给予军官伙食和床位优待。其余9人参加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严宗光、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被录取，学习驾驶理论。落选的林颖启、江懋祉被派往驻扎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爱勤考特”号铁甲舰，黄建勋被派往驻扎美国的“伯利洛芬”号铁甲舰。此外，制造学生魏瀚、陈兆翱、郑清濂、陈林璋进入法国削浦官学，梁炳年、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林怡游进入土伦海军造船厂，池贞铨、张金生、林庆升、林日章进入科鲁苏民厂，均学习制造理法。罗臻禄进入汕答佃学堂学习矿务。随员马建忠、陈季同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学习国际法。翻译罗丰禄，进入英国伦敦琴士官学，学习物理化学。艺徒陈可会入法国腊县船厂，刘懋勋入马赛铸铁厂，裘国安、郭瑞珪入马赛木模厂，均学习制造技艺。年底，船政局又派5名艺徒前往法国。其中张启正进入腊县船厂，王桂芳、任照、吴学铿、叶殿铄进入白代果德铁厂学习绘图及制造铁甲。这样，这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生徒及随员人数共达38名。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严宗光、方伯谦等人进入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后，便成了公使馆的常客。郭嵩焘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有趣谈话。郭嵩焘还同李凤苞一起，参观了海军学院。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当然是多次击败拿破仑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如严宗光的《沤舸纪经》、李寿田的《笔记》、梁炳年的《西游日录》、罗臻禄的《西行课记》、杨廉臣的《日记》。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吴德章的心得：“闽厂数年，粗明格致算法，未睹厥奥也。验之施用，已属效不胜收。其微积编、新学、重学、运动诸法，皆素未所读，并得逐一推考，澈委知源，相与问难知新。视在闽时，不止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观此足征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
　　1879年夏，严宗光因学业屡考优等，又经“纽喀什尔”舰实习半年，被吴赞诚先期调回国内充当教习。到了年底，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学业已成，也束装回国。他们除了较其他学生早一年出国外，刘步蟾、林泰曾还先后在“拉里”号、“潘尼洛布”号、“阿其力”号、“威灵顿”号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学习了设防、备战、布置水雷、枪炮等技能。魏瀚、陈兆翱在削浦官学的每月考试，均为优等。还游历了比利时及德国克虏伯等大兵工厂。李鸿章为他们分别请奖。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以游击留闽尽先补用，并请赏戴花翎。魏瀚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并请赏戴蓝翎。
　　其余学习驾驶的学生，此时也学习期满。李凤苞除另行安排英国海军炮队教习苏萃为他们讲授火炮、军火诸学，请美国水雷军官马格斐讲授水雷电气诸学外，林永升上“马那杜”舰；方伯谦上“恩延甫”舰，旋调“士班登”舰；叶祖珪上“孛来克柏林”舰，又改“英弗来息白”舰，萨镇冰上“们那次”舰，后调“恩延甫”舰。均经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和美洲、非洲等地，至1880年春回国。何心川在“菩提西阿”舰实习时，随同参加了英国在非洲祖鲁的战争。后因病提前回国。
　　学习制造的学生，除梁炳年因病客死他乡外，郑清濂在削浦、多郎两厂的联合考试中考列一等。杨廉臣、吴德章次之，林怡游、李寿田、陈林璋又次之，均获得总监工的证书。还参观了法、比、英国的工厂。1879年春，李凤苞又送吴德章、杨廉臣赴卢爱尔和布坎晤士海陆各炮厂学习制炮，郑清濂、林怡游赴汕答佃枪炮厂学习验料炼造诸法。艺徒们也学业有成。此外还调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进入巴黎矿务学院，调艺徒王桂芳、任照、吴学铿学习炼钢和金相检验技术。至1881年陆续回国。
　　1879年1月，郭嵩焘出使任满，李鸿章推荐曾纪泽继任。5月，曾纪泽给李鸿章写信，认为派遣海军留学生无大益处，今后有人提议续派，请予以阻止。李鸿章认为曾纪泽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对他提出的这个看法感到迷惑。沈葆桢认为，派遣留学生“万万不宜阻止”。11月，重病在身的沈葆桢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提出留学生徒即将届满，请予蝉联。1881年，李鸿章与黎兆棠往返咨商，决定续选前学堂学生8名，后学堂学生6名出洋，并分拨经费10万两。由于后学堂毕业生有的被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学，有的担任“威远”练习舰教练，最后只选中李鼎新、陈兆艺两人，连同前学堂学生共10人，前往英法。华洋监督仍由李凤苞、日意格兼任（李凤苞已出任驻德公使），翻译为陈季同，兼办文案为钱德。均为义务职，不受薪给。李鼎新、陈兆艺先入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次年上皇家海军的“斯卫福舒月”、“诺尔参木顿”号实习，旋返海军学院进修炮术。1882年，又增派驾驶学生邱宝仁、林履中赴英留学。制造学生王庆瑞进巴黎桥路工程官学堂，黄庭、李芳荣、王回澜进法国芬屯伯鲁枪炮工程官学堂，王福昌进火药官学堂。魏暹、陈伯璋、陈才瑞派赴德国刷次考甫水雷厂学习鱼雷。魏暹因体弱多病，医生认为气候对其不适，令其回国。但他本人坚决要求留下。后改入法国阿克工艺学院，学习轮机。留学生中，王庆瑞因腕部患疔疮开刀致死。陈伯璋因学鱼雷自费购买试药，负债过多，李凤苞在经济上未予援助，因而自杀。从第二届留学生的学习专业来看，有的是首届没有的。但对他们的安排资助，显然较以前为差。
　　此外，早在1876年初，李鸿章曾借德国军官李劢协同国之机，委托他带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7名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其中卞长胜、王得荣、朱耀彩3人于1878年向郭嵩焘投诉在德国受李迈协斯侮，已被逐出营外。郭派使馆随员张德彝前去调查，同行的其他中国人反映卞为人自大，不西人约束，不至于王得胜为卞所惑，而朱耀彩年幼无知。张德彝觉得将他们遣返回国，不仅辜负李鸿章培养人才的心愿，也浪费了来回旅费，即通过德国海军部，将他们安排到海军学习。由于他们刚去德国时未派专人监督，待李凤苞带领福建船政留学生去英法留学后，李鸿章让他每三个月乘火车去一次德国，检查他们的学业。经李凤苞考察，发现卞长胜等人表现依然不佳，屡犯事故，贻笑实多。李凤苞向郭嵩焘报告说：德人最敬重中国人物，自得此七人，群怀薄视之心。李凤苞认为，此辈起自兵弁，本是无赖子弟。他把中国人通常对军人的这种看法告诉德国友人：“在营员弁，本非上品。”友人答：“如果以这种说法告诉德国海军部，必然更被薄视。去国七万里留学军事，怎能如此轻率？”李凤苞闻之惘然，他得出结论：“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三人在德国水师学习恐不相宜。”他们不久就被调回国内，成为早期留学海军的一段失败的插曲。”
　　第一所海军学堂
　　流传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从国子监到县学，乃至民间的书院、私塾，都是以登科及第为办学目标。当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成为八股制艺后，青年士的头脑就被彻底禁锢起来，任何生动活泼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术数，因而造成近几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萎缩。鸦片战争前，今文经学家们提倡经世致用。战后，林则徐、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务运动中，自
　　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始受重视，新式军事院校也应运而生。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它的创办和船政局的建立几为同时。创始人是左宗棠。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吸引力不大，因此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保证书。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当时参加报考的，主要是家境贫寒之士。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获得考试第一名的福建侯官人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身世遭遇就很具有代表性。严宗光父祖两代皆为中医。他自己从小进私塾，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不久，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家道急骤中落。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宗光的叔叔是个举人，母子俩请他作保，举人对此种新学堂绝无好感，当即回绝，后来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保结，还引来一场争吵。宗光和母亲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严宗光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沈葆桢的赞赏。
　　这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约为12～15岁。另外从香港招来张成、吕翰、邓世昌、叶富、林国祥等，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作教室。在暮鼓晨钟的古刹里，飘出了诵念A、B、C、D的朗朗书声。无可辩驳地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除了白塔寺外，学校还在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设置临时校舍。未几，船政局在马尾新盖的学堂落成，旋将三处学生一并迁入。学堂分作两部分，前学堂以法语授课，包括制造专业和设计专业。制造专业是前学堂的主要专业，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船体和蒸汽机的设计制造人员。设计专业是日意格的说法，在中文文献中称作“绘事院”，目标是培养绘图员。后学堂以英语授课，包括驾驶专业和管轮（轮机）专业。它为后来的海军事业培养了大批军官。学堂还附设艺圃，培养技术工人。
　　船政学堂正式办学后，面向全国招生，无论满汉民族皆可报考。但除了闽、粤两省外，仅有其他省籍学生一二人而已。广东及外省人，主要报名学习驾驶。学制造的，全是福建人。即使在驾驶班，福建人也占了多数。这自然是由于学堂设在福建，且福建又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到后来，福建人不仅遍布海军上下，其他海军学堂也由福建人或与船政局有关系的人主持。在旧中国海军中，福建人独多。福建人互相推荐、援引，对于发展海军事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形成小圈子，排斥非闽系人士，就带有强烈的封建地域集团的色彩，以致被人称作“闽党”。
　　1874秋，英国军舰“田凫”号访问了马尾。海军军官寿尔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船政学堂的情景，大致上能够反映早期船政学堂的状况：
　　“我访问学校那天，学生大约五十人，第一班在作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训练出来的教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几何学。两班都用英语进行教学。命题是先写黑板上，然后连续指定学生去演算推证各阶段；例题的工作完成后，便抄在一本美好的本子上，以备将来参考。我查阅其中几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题目是用大写的。当我们想到用毛笔缮写的中国文字和用钢笔横书的拼音语言间的区别时，便更知道这是一件非凡的事。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但课外许多作业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做的。星期六休假。学生们一部分来自广州和香港，一部分来自福州。这些从南方来的，常是最伶俐的青年，但是他们劳作上不利之处是不懂官话；不懂官话在政府工作便没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们每天化一些时间同一位合格的本地老师学官话……海军学校招收学生的方法是在福州城所有明显的地点遍贴告示。规定年龄为十六岁以下，但这项并未很严格执行，因为有一些由香港方面的广告招收而来的学生是在二十岁以上。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嘉乐尔先生的职务并不伸展到学生们的私人住宿区去，那是一位官吏管理的。广州和福州的学生分开住，用不同的厨师。嘉乐尔先生称赞这些学生，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因为他们不管他在场不在场，都坚毅地工作，未曾给他麻烦。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除了近代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传统文化。沈葆桢谈到：“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这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早期表述，也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保守顽固派有着相通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务派是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沈葆桢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过如此，人们又怎能祈求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取得根本胜利呢？
　　1871年，船政后学堂的外籍教师嘉乐尔收到一封装饰精美的来信：
　　“　James Carroll夫子教席：
　　惟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大人左奏请设船政局，以为强国之一法。皇上命令前江西巡抚沈在福州府的Chung－Tzé兴建所需的宿舍，派日意格先生等尽力协助此事业。沈大人建立一所海军学堂，招收一批学生，聘请英国绅士James　
　　Carroll先生为教师，授航海原理，迄今五载。生等已修完了功课，即将航海，一试本领。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做了广泛的准备。在离去之先，我们－－你的忠实的学生－－对于你的照顾及不倦的训诲，表示感激之忱……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习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你忠实的学生（二十三人签字）”
　　不久，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林永升、邱宝仁等18人与前学堂的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扣除各码头停泊时间，实际在洋面75天。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沙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习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誊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
　　这一时期，朝野对于海军事业日益重视，本来应是海军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随着沈葆桢调离船政局，船政学堂的管理就日益松懈下来。1880年12月17日，江南监察御史李士彬奏称：“闻福建船政初开局时……局中学生督课綦严。勤者奖之，惰者革退。近则专恂情面，滥竽充数，不一而足”。1884年10月23日，船政大臣张佩纶更指出，沈葆桢创校时，详立章程，遴选俊秀，学校十分整肃。近十余年来，考校生徒不无徇滥，而泰西机巧日辟，船政经费日绌，不免因陋就简，狃一得以自封，偷惰宽疲，后学堂尤甚。他饬令洋教习将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书，开足课程，并取天津水师学堂章程，以补闽学疏漏。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竟要向开办才三年的天津学堂学习，可见其内部的松弛混乱已十分严重。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做些横向比较，有时是很有兴味的。就在半月前，10月6日，美国海军部长威廉·钱德勒签署了一道命令，决定在罗德岛新港的一所贫民院里，建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美国虽然在很早就开始使用蒸汽舰和铁甲舰进行作战，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忽视海军建设。南北战争时，海军舰船曾达700多艘，到了战后，大量军舰退役，或出售给商人改为商船。至1880年时，仅剩下48艘军舰，还都是过时的老傢伙。波特海军上将称其为“画在中国人的古代碉堡上的龙，只能起吓唬敌人的作用”。美国海军力量退居世界第12位，排在丹麦、中国、智利之后。1875年4月8日，在卢斯海军准将倡导下，国会批准招募750名16～18岁的少年进入学院学习。先在港内接受预科训练，然后到练习舰上学习火炮、船艺和其他技能。这个做法和船政学堂是十分相似的。接着，美国酝酿已久的海军改革开始出台。卢斯担任第一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邀请马汉中校开设海军历史课。第一学年结束时，海军军事学院的全部设备，包括1张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图，4张借来的课桌和12把借来的椅子。卢斯将军说：“不仅没有教官，也没有课本”。人们对于海军军事学院能够存在几年抱有很大的怀疑。在当时，即使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也只教技术课程，卢斯却设想“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将海战从单纯的经验阶段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两年后，马汉出任第二任院长。尽管官方人士仍然横加干预，阻挠学院研究战略问题，只要求安排技术发展方面的课程，但马汉不屈不挠，坚持海军战略研究，将他在学院授课的讲义修订成《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从而确立美国海军发展的基本理论，为美国海军事业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军院校之一。
　　简单地拿中美之间的海军教育以及海军力量做对比，也许并不合适，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建设海军的目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从美国注重海军教育之后极大地推动了本国海军事业的发展，而中国新办的海军学校日益腐败的事实中，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职务和表现
　　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李凤苞推荐的留英学生严宗光（严复）长期在校服务。
　　早在1876年，严宗光即被李鸿章留意，调至天津，准备接带自英国进口的炮艇，旋因出洋学习驾驶的名单有缺额，他被改派留学。在英国时，严宗光又被郭嵩焘、李凤苞、曾纪泽看好，《郭嵩焘日记》中，有许多记录他们在英国交往的内容。
　　光绪五年六月廿二日记：”刘伯固送康候回自上海，见示曾颉刚日记一本，讽刺鄙人凡数端：……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虽属有意相抵而犹近事理“。七月十一日记：”又陵（严复）论颉刚（曾纪泽）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颉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己久也。“
　　从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来看，他对严宗光还是很赞赏的。原文为（三月）”十三日，……核改答肆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挟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此后，薛福成1890年出使英国，他的日记中记录：”查旧卷，光绪十二年署洋督师恭萨克禀曾侯（曾纪泽）云……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师恭萨克为第三届留英学生监督，这个报告，应当反映的是第一届留学生监督日意格、李凤苞的看法。认为他不仅懂得航海，更能探本寻源，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所以被提前召回国内，任船政学堂教习。
　　严复回国后，又为闽人称颂，陈宝琛认为他”器识闳通，天资高朗“，极力推荐给李鸿章。经李鸿章向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索要，1880年李鸿章在给黎兆棠的信中说：”丹崖星使（李凤苞）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4月19日，张佩纶路过天津，李鸿章曾与他讨论海军人才。他的日记记载：”夜，合肥（李鸿章）来话，询及水师将才。……伯潜（陈宝琛）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已往调之来津矣。“此时严复年仅二十六岁，朝中硕臣，均以国士待之。
　　严复于1880年8月12日抵达天津，参与学堂筹备的各项工作。不过作为教师，他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干，一位留美归国分在该学堂继续学习的幼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责他教学水平低劣。说”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他在学堂的职务，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总教习“，直到1887年底，我们从文献上看到他的职务仍只是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关于他在天津水师学堂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后人所知甚少。
　　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在校任职5年后，于1886年离职回任福建船政局提调，总办一职由会办吕耀斗继任。严复于1889年晋升为学堂会办，后又升任总办。人们通常使用王遽常在《严几道年谱》中的说法：光绪十六年”直隶总督李文忠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但据李鸿章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与海军衙门谈论昆明湖水师学堂来天津考试时，提到”当即遴熟谙西学之罗道会同水师学堂吕道、严道认真考校“则吕耀斗此时当仍在学堂任职，严复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确切年份待考。
　　回国后，严复说话依然锋芒毕露，老乡陈宝琛说他”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环我如孛牛耳。闻者弗省，文忠（李鸿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他在给堂弟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堂弟劝他多走李鸿章的门路，他后来复信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这是一种近乎矫情的评论。严复在北洋官场厮混多年，岂能不知亲近李鸿章的道理？严复是才子，官场须关系，这都是实情。李鸿章对他本是极欣赏的，他抽上大烟，李鸿章还劝他：”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二人关系出现疏远，原因不详，但恐怕未必就是陈宝琛所说的忧国忧民，语气激烈。严复儿子说他”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他显然把兴趣放到科举上，于1885年捐了个监生，以后4次参加乡试，皆铩羽而归，连个举人都考不上。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抱怨：”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对学了横写的外国文字（旁行书）很不是滋味。后人研究严复，都是从戊戌变法时代的思想家、翻译家入手，很少有人客观地讨论他在英伦归国后执教津门十几年的思想脉络和工作表现。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些年头里，严复对自己所从事的海军事业其实兴趣不大，他一直追求的，是另外一条入仕的道路，而那条路，在当是士大夫看来，才是人之常情的正途。　
　　袁宝龄与旅顺基地建设
　　旅顺海军基地是洋务运动中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旅顺口内由老虎尾半岛延伸，天然地分为东西两澳。北洋海军主要营建了东澳。东澳亦称东港，东南北三面共长4106.8尺，西面拦潮大坝长934尺，形如方池。西北留一口门，以便军舰出入。四周全砌大石岸，由岸面至澳底深38.2尺。周围泊船，毫无风浪摇动。东港东北，为旅顺船坞，长413尺，宽124尺，深
　　37.98尺。坞口以铁船横栏为门。全坞石工用山东大块方石，垩以水泥，凝结无缝，平整坚实。还建有修船各厂九座，包括锅炉厂、机器厂、吸水锅炉厂、吸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占地48　
　　500平方尺。在东港南岸建仓库4座，东岸建仓库1座，备储船械杂料。这些厂、库结构，均用铁梁铁瓦，以防火灾。港坞四周，联以铁道，间设起重铁架5座。并建丁字式大铁码头，专供军舰上煤运械。又在澳东建造小石码头，以便修理雷艇炮船。澳坞各厂、库码头，设电灯46座。还铺设自来水铁管，引10余里外山泉至工厂码头，以供官兵工匠饮用。近代战争中，随着军舰攻击炮火越来越猛，海岸防御配置也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旅顺基地沿海一侧依山形地势，共筑有九座海岸炮台。以旅顺口口门为界，口东（俗称海东）五台，口西（俗称海西）四台。从东迤西为老蛎嘴后炮台、老蛎嘴炮台、摸珠礁炮台、黄金山副炮台、黄金山炮台、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除老蛎嘴炮台为穹窑式外，其余皆为露天式。共配置火炮58门，包括200毫米以上口径巨炮9门。
　　由于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之端，孤悬海中，没有广阔腹地，南关岭附近的蜂腰部，极易为敌人登陆而切断后路。为弥补这一缺陷，又在金州至旅顺大道东侧，依次筑起松树山、二龙山、望台北、鸡冠山、小坡山、大坡山炮台。各炮台间及松树山至刘家沟西北端，沿丘陵筑起一道长墙，将各炮台连结成炮台群。在大道西侧的案子山，修建东、西、低炮台，亦以长墙连接，构成炮台群。两个炮台群的交叉火力，能够有力地封锁金州至旅顺的大道。还在大连湾修筑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等6座炮台，构成旅顺后路的又一道防线。
　　旅顺基地工程建设分为两阶段。1880年至1885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修筑炮台，同时进行疏浚口门、船澳、挑挖船澳土方，修筑船澳石坝、泊岸，添建库房等工程。李鸿章聘请德国人汉纳根监造炮台，派县令陆尔发帮同办理。随着工程展开，又于1881年派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去设立营务处工程局。黄是李鸿章的同乡，同治元年起，即入淮军幕府，办理文案，1879年由工部主事指捐道员分发直隶。据当时文献记载，此人任性乖张，贪鄙无能，言语狂妄，似有心疾，文武将吏皆不愿与其共事，再加上不懂工程，任职一年，怨声四起。1882年8月，回籍奔丧的李鸿章直接写信给张树声，建议将其撤回，改派袁保龄前往。
　　袁保龄出身名门，却无贵介公子的纨绔习气，也算不得李鸿章的嫡系亲信。他临危受命，接管工程营建时，对土木工程、会计核算，乃至军舰炮台等各项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全无所知，就下决心一切从头学起。早在上年夏天，他甫到北洋幕府，曾奉命对北洋各口岸进行考察，认定“齐辽各口形势，其关锁渤海、拱卫留都，无逾旅顺者”。他曾形象地比喻说：
　　“水师为骊珠，旅顺威海皆为鳞爪。譬诸贵家世疾，书室中几案精洁，架上宋椠本纷然罗列，而其家子弟皆务饮博，不知以巨金营此室将何用”？
　　所以他发宏愿，以建设旅顺军港为己任。秋冬之交，他乘轮前往工次。此后5年间，他履冰践雪，登凭版筑，忍辱负重，无片刻闲暇。自谓每夜“非交丑（时）不能熟睡。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自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已渐渐白矣”。其间曾有吏部安排进京引见，李鸿章以工程缺乏接手者挽留他，袁保龄也说早将仕途看作游戏三昧，当年出京，已将十六七年的京官资格弃之如脱屣，岂能年过四十反而斤斤计较？遂一笑置之。遗著《阁学公集》，十卷“公牍”，几乎全谈旅顺工程，筑坝挖泥、建坞修桥……事无巨细，却都一一考虑周全，不能不使后人对这位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产生深深的敬意。
　　袁保龄主持的工程，主要是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周边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及军港内部的道路、库房、码头、小型机器厂等。其中尤以拦潮大坝最为艰巨。大坝为整个项目中的首要工程，将东港与入海口分开。此工程原由黄瑞兰经手，在袁保龄接任时已近完成。由于坝底胶泥四五丈未曾挖净，且坝身收坡太小，故产生渗漏下塌，随时有崩溃的危险。袁保龄到任后，想方设法予以补救，一方面增高加厚旧坝，另一方面又在东面加修备坝以为候补方案。从他到工之日起到1883年底，工程一年之中数次发生危情。尤其是从1883年10月28日起，连日雷雨，潮水大涨，狂风巨浪，工程告急。10月31日上午，大坝南段在一二分钟内突然陡陷5尺，下午又进一步陷落8尺许，几乎与水面持平。南段四十余丈近中段二三十丈处均出现横裂大缝。袁保龄率局员及民工在提督宋庆及所部毅军3营、总兵王永胜及所部护军营1营3哨官兵的全力配合下，奋力抢险。所幸11月1日起，天气转晴，风势减弱，潮水亦小。他们使用我国传统河工办法，层土层阶加筑护坝小埝。10日，昼夜狂风震撼，拔木破屋，为袁保龄到旅顺后所见到的最大风势，大坝依然经受住了考验。至19日，所有塌陷之处，全部堵闭合龙。袁保龄在给周馥的私信中说：“敝工竭一年之力，澳工将近九分，而坝工陡塌四十余丈。变生顷刻，不遑措手，几令人心胆俱碎。请各队伍帮忙不过场面文章。”“仰天太息，涕下弥襟，代人受累乃至此极。上帅（李鸿章）禀中咬定牙不说前人一字坏处，以力避世俗诿卸之习。恃公爱我，一倾吐之”。其后，袁保龄督率部下，于冰雪风雾中植立坝上40余日，仿栗毓美石坝纯用块石护坝之法，终于使得大坝获得坚稳。
　　袁保龄刚到旅顺时，因缺乏技术顾问，根据德璀琳的推荐，聘请德国工程师善威任工程局帮办。由于善威没有主持过这么巨大的工程。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中国官员在工作中发生了许多分歧。1886年10月，在袁保龄的建议下，中方决定用招标方式聘请外国公司承包，工程进入第二阶段。英德法三国就此展开激烈竞争，最后法国辛迪加以最低造价，并由上海法兰西银行及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承担保修十年的担保而中标。袁保龄则因主持从德人手中收回工程的繁忙活动，“竭二十昼夜之力，笔秃唇焦。幸得就绪，计节公帑十七万余金”，而心力交瘁，中风病倒，晕绝复苏，后延请曾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名医汪守正诊治，方渐恢复。他曾说：“税务司德瑞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荐德人善威为工员，两年无尺寸效，犹以华官掣肘为辞，荧惑长官之听。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他请求退休，李鸿章以其久任要防，乃派刘含芳督工，仍以袁保龄任防务。1889年8月19日，袁保龄病逝于旅顺，终年48岁。朝廷追赠以内阁学士。
　　法国负责工程的总工程师，初为德威尼，后为吉礼丰。承揽项目，包括大石坞、各修理厂、储料库、办公住人各屋及船澳泊岸、铁道、码头、电灯、自来水等设施，共需银125万两，工期30个月。1888年，又增筑船澳拦潮石坝及铁码头，追加经费14.35万两，展期6个月，至1890年11月9日全部竣工。李鸿章派丁汝昌、周馥、刘汝翼验收。工程总的质量是高的。历尽兵燹战乱之后，不少设施至今仍在使用。但也有些问题。如机器局与船澳毗连基址，用砖石水泥筑成，砌缝中有渗水现象。此后，由龚照玙负责，又在基地内陆续添建了一些新的厂房设施。至甲午战争之前，旅顺堪称远东一流、配套完善的海军基地。
　　袁保龄曾为黄金山炮台撰对联曰：
　　大海澜回忆从前唐战辽征往昔英雄垂信史
　　高山天作愿此后镐京丰水中兴日月丽神州
　　又为白玉山行宫撰对联曰：
　　创四千年未有之规愿成渤海屏藩留都堂奥
　　环九万里无远弗届漫谈昆明池水汉武旌旗
　　可惜现在这些对联早已不存，人们也早已淡忘了袁保龄这个名字。今天的旅顺口白玉山巅，竖立着日本人为纪念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而建立的表忠塔。
　　日本吞并琉球
　　同治朝最后几年和光绪皇帝登基的最初几年，大清帝国对外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虽说1874年同治帝的突然驾崩，和1880年慈禧太后病恹恹地折腾了一年，还下诏全国举荐名医进京会诊，却换来第二年4月慈安太后的猝死和慈禧太后的康复，并重新主持朝政这样两件宫闱大事，在部分接触上层的懿亲贵戚、官僚士大夫中引起一些猜测外，各项政务依然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左宗棠在西北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洋务派倡言”求强“，在各省创办了许多军用和民用企业。容闳率领12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尽管抽样统计表明，在1870至1880年9个重要省份中，40～50％的州县处于歉收，尤其在1877～1878年间，北方的山西、河南、直隶、陕西等省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干旱，造成1000余万人的直接死亡，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已被平定，朝廷毕竟可以坐下来喘一口气了。封建文人将这样一种恢复生息的局面，差强人意地叫做”同光中兴“。
　　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下，各种国际矛盾和危机却正在积累。1875年春，日本屡派军舰到朝鲜侦察和挑衅。9月20日，日舰”云扬“号又进入江华湾，企图占领江华岛草芝镇炮台，被守军击退，遂炮击永宗岛，并在该岛登岸，造成”江华岛事件“。总理衙门在同日本特使森有礼的谈判中妥协。次年2月，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除釜山外，另开元山、仁川两港，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派遣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把西方列强强加于它的炮舰政策接了过来，用作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扩张。
　　日本又阴谋并吞琉球。1875年6月，日军正式进驻琉球，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中国的一切臣属关系。1877年6月，闽浙总督何璟向朝廷报告，琉球国王向中国求援。朝廷并不以为然，下旨琉球之事着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到日本后相机妥办，琉球使臣着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1877年至1878年，日本国内政局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发起了萨摩藩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西乡战死。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日本政府无暇在此困境中解决琉球问题，清政府也没有抓住短暂的有利机遇。从深层次来说，他们根本就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去与日本打仗。1879年3月，日本把琉球国王尚泰掳往东京，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恭亲王却在奏疏中说，何如璋在日本办理琉球交涉事宜，欲假以兵力以示声威。但从中国现在局势看，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故仍然只能据理辩论。李鸿章则请求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10月，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向总署递禀泣援，总署只是发给他们300两川资，将他们打发回国。
　　同年10月2日，钦差大臣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城，但沙俄割去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土地，使伊犁实际成为孤城，还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举国大哗。总理衙门和不少大臣指出，如此则伊犁成为弹丸孤注，控守弥难，收回后毫无意义。朝廷将崇厚革职下狱，定为斩监候，并派曾国藩的长子，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前往俄国，重开谈判。俄国为到嘴的肥肉又将失去而愤怒咆哮。1880年7月10日，沙俄国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亲王亲自主持有海军部、陆军部、外交部参加的会议，策划以海军袭击中国的海岸与港口。接着，列索夫斯基上将率领一支由4艘铁甲舰、3艘快速巡洋舰、3艘海防舰、6艘炮艇、4艘运输船和相当数量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远东海面，扬言封锁渤海、黄海，直接威胁北京。李鸿章接到命令，着其严防天津海口，以备俄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宀六］户玑开始谈判琉球问题。10月底，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这显然是日本在趁火打劫。而总理衙门的妥协，是企图避免两条战线作战。消息传出，清议立即反对。惇亲王则表示，为防止日俄勾结，宜照恭亲王所奏办理。朝廷征询李鸿章、刘坤一意见，李鸿章说，宜购铁甲、齐船械，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亦当为之稍平。至于球案，原定需要由御笔批准，3个月内换约。可视中俄交涉的消息，倘伊犁问题能在3个月内议结，就拒绝批准《中日通商条约》。刘坤一说，琉球臣中国，只假我声灵，琉球臣日本，实奉其号令。平日无端剥削，无故拘囚，一任日本所为，琉球未尝赴诉中国，中国也未尝过问。故一旦夷为郡县，而要中国强与之争，务使日本俯首听命，琉球扬眉吐气，又怎么可能？他主张琉球国王在南部诸岛重新立国。
　　3个月中，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和修改《里瓦基亚条约》取得进展。审批《中日通商条约》一事便被搁置起来。中俄交涉的主要成果，是中国以增付400万卢布的代价，收回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中国外交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曾纪泽因此获得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美誉。但人们很少从全面的角度去评估中国外交的得失。此后，中日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琉球问题的条约文件，中国也没有就琉球问题向日本采取进一步措施。随着岁月的流逝，具有极为重要战略地位的琉球群岛便被日本完全吞并了。　
　　朝鲜的壬午事变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日益加剧，朝鲜成了国际政治力量冲突的重要舞台，日、俄、英、美诸国觊觎的一块肥肉。从历史传统上看，朝鲜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对外隔绝，欧洲人曾称其为“隐士之国”。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中国东北的安宁，总署理衙门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李鸿章和驻日公使何
　　如璋都主张采用向各国开放朝鲜门户的方法，施展“以夷治夷”的平衡政策，以避免朝鲜成为某个列强的独占物。1882年5月至7月，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两次率军舰护送道员马建忠前往朝鲜，协助朝鲜与美、英、德国分别签订通商条约。
　　日本从《江华条约》签订后，在朝鲜获得了许多不平等权利，并对朝鲜统治阶层进行拉拢渗透，引起朝鲜人民的愤怒。朝鲜国王李熙，1863年12岁时，以旁支入承大统，由其父大院君李正应摄政。14岁，李熙与闵氏女结婚。1873年，大院君归政。但李熙十分庸懦，大权落入闵妃手中。闵妃引带外戚势力参政，和大院君遂成对立，各树党羽。在外交政策上，大院君是坚定的“尊王攘夷”论者，主张闭关锁国，反对对外开放。闵氏集团则在外国力和清政府的倡导下，寻求对外开放，但他们对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在对外交涉中丧失权益的情况知之甚详，对琉球最近被日本并吞也很关注，所以对能否依靠清政府保护，对付日本、俄国等列强的觊觎心存疑问，甚至在不少官员中出现了媚日的倾向。使得朝鲜内部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
　　1882年7月23日，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队伍冲入王宫，杀死闵氏集团大臣，捣毁达官显贵的住宅，袭击日本公使馆，杀害8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夤夜逃往仁川。24日，大院君被暴动群众迎入宫中，掌握政权。闵妃在乱兵入宫时，化装成宫女逃往忠州，与朝鲜派在中国的使节金允植联系，敦请清政府出兵，这一事件，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从群众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开始，迅速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开放、反日本的政治斗争，带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党派斗争色彩。
　　中国在朝鲜向不设官，兵变的消息至8月1日才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此时，李鸿章已回合肥奔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署理。兵变发生后，枢臣担心日本借机介入，一面急召李鸿章还津，一面饬令张树声派水陆两军迅赴朝鲜。北洋营务处道员马建忠先前方奉张树声之命，赴合肥向李鸿章言事，甫到上海，即接电谕，命其立即返回烟台，与丁汝昌率军舰东渡朝鲜。8月7日，丁汝昌抵达登州（蓬莱），与帮办山东军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商援朝鲜事，并转交张树声亲笔信。8日，马建忠到达烟台，吴长庆则率幕僚张謇赶往天津。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为淮军“庆军”首领，因早年派系原因，与江西巡抚刘秉璋走得较近，在淮系内独自立异，结交朝贵以为攀缘，罗致文人以通声气，而不为李鸿章所喜。此时虽官居广东水师提督，却并未到任，仍带所部，驻防山东。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23岁入吴长庆幕府，时年29岁。虽尚未显达，已是吴长庆的重要助手。9日，吴、张抵达天津，与张树声闭门密谈东征大计。马建忠、丁汝昌则带领“威远”、“超勇”、“扬威”3舰从烟台出动。此前，黎庶昌致电国内，主张对日强硬，并在解决朝鲜危机后“由我主持国是”。张树声对此表示赞同。同日，在华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提出了拘捕大院君的方案。11日，吴长庆、张謇乘轮返回登州，发布开拔命令。
　　张树声、吴长庆决策的核心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事变。张树声虽为淮系中除李鸿章以外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是李离任前自己选定的继任者。但从前述的李鸿章、张树声、张佩纶三角关系中，我们已能感觉到彼此间的微妙关系。张树声临时替代李鸿章做“看守总督”，直督衙门里全是李鸿章留下的旧人。他要在短短数月中崭露头角，壬午兵变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在李鸿章幕中的袁保龄、马建忠都主张对日强硬，薛福成更强调吸取日占琉球的教训，吴长庆所部又驻扎在烟台附近，便于调动，所以这次出兵行动部署得极为迅速周密。
　　10日，中国分舰队抵达仁川时，日本的“金刚”舰已先期到港。经过考察，丁汝昌12日乘“威远”回天津汇报局势，马建忠同“超勇”管带林泰曾、“扬威”管带邓世昌坚守仁川。十天中，日本向仁川增派了7艘军舰，1营陆军，形势日益紧张。20日，吴长庆、丁汝昌率2000人分乘“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5船衔尾而来。吴长庆幕中，除张謇之外，还有一个23岁的青年袁世凯。袁世凯是袁甲三的从孙，袁保龄的侄子。去年到登州投军，帮办庆军营务处。他于次日黎明，率500人赶往汉城，吴长庆也带大军随后出发。26日，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在汉城设计扣留大院君，由丁汝昌护送，冒雨夜行120里，次日清晨抵达南阳，登上“登瀛洲”舰，直送天津，旋幽禁于保定。
　　早在清军发兵之前，清政府即根据金允植的说法，把兵变的祸首推定为大院君，此说是否确有依据令人怀疑，把亲华排日的大院君说成是亲日派更是个错误。但大院君入宫后，乘机扩充势力，将其带走，显然可以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对列强均等开放的政策，也以此敉平事端，防止日本的介入。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二次直接参与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斗争，也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事定之后，吴长庆部暂留朝鲜，袁世凯更是在朝鲜度过了漫长的12年。朝廷在平定壬午兵变中体会到海军的快速机动作用，甚为满意，以李鸿章创办有功，交部从优议叙。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阻止日本对朝鲜的干预介入，强化在朝的宗主权。但在随后的朝日谈判中，却没有正确指导外交斗争，致使日本在8月30日即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朝鲜向日本赔偿损失费55万元，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并开放通商口岸。此时，中国海陆大军云集仁川、汉城，在取得战略主动的情况下，居然默认日本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海外驻兵权，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祸根，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败。
　　朝鲜事态给李鸿章马上返回天津创造了机会。他写信告诉张树声：“今中旨叠催，而前咨王夔翁（王文韶）文内原有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即赴津筹办之语。朝日纷争，虽未足云警报，究于海防微有关系。明知大才筹画，悉合机宜，即鸿章前去亦断无所增益。圣意殷盼，岂敢漠视，自食前言？……粤中人来，谓沅帅（曾国荃）五月二十四日由湘登舟，忽病发而止。果尔则执事回任两粤固在意中。若无意南行，而鸿章被诏迫趣，终不免此行，只可专办通商，奉屈台旆驻省经理直督事宜，兄必力为筹助，无分畛域。服制期内，无再握畿篆之理。”此信意思十分明白，朝廷夺情，我李鸿章即将回任。曾国荃奉旨署理你的两广总督，现在看来因病不去了，你回广东应无问题。如果你不愿南下，则我俩合作，我署理北洋大臣，你署理直隶总督，如何？官场之中，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处不透露着凛然的霸气，自然显示出李鸿章在淮系中的盟主地位。
　　张树声在处理壬午之变中是得了分的。张謇在朝鲜时，撰“朝鲜善后六策”，向其建言。大意包括：或将朝鲜废为郡县；或在朝鲜设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本，则三道出师，归复琉球。旋因李鸿章回到天津，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而张华奎却又将其早早携至北京，交五六清流密友传观。一时流传都下，潘祖荫、翁同龢咸以为善，宝廷、邓承修等人还专折上奏，连慈禧太后都引起关注，转询之李鸿章。在李鸿章看来，此事显然是张树声、吴长庆联手自立山头的又一举措，私下暗作防范置，欲将庆军改属马建忠节制，而令吴长庆回津待命。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愤不平，力劝吴长庆引退，并请其上奏解除本职住京。吴长庆开始同意，这就势必演化成与李鸿章的公开决裂，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没有实行。到1884年春，李鸿章又以越南形势紧张，复将吴长庆赴朝庆军6营一析为二，命吴长庆带正营3营回奉天金州一带驻防，留副营3营由吴兆有统带，继续驻防朝鲜；同时委任袁世凯办理该部营务处。吴兆有才能平庸，这为袁世凯后来乘势崛起创造了机会。袁世凯从此直接投靠李鸿章，一切更革，颇让吴长庆难堪。张謇为此特地写信痛斥袁世凯，此后，张謇与袁世凯20年不通音信。
　　1884年7月13日和10月26日，吴长庆和张树声分别病逝于金州和广州。
　　海军经费与颐和园工程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京西三山五园的绮丽风光是难以忘怀的。青年时代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情景更是记忆犹新。以至她人过中年之后，对于修复园子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历代帝王都修苑囿，或是在宫禁之旁起盖别院，或是在城郊和外地兴建离宫。这种风气，清代尤盛。西山一带，连绵二十里，逶迤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建起来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香山的静宜园等一大片皇家园林。紫禁城皇宫中附会《礼记》、《周礼·考工记》建造的宫殿群落，体现了封建时代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刻板的布局，高度规格化的建筑风格，大面积相同的色块和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紧密相套的四合院，常常使人产生沉闷压抑的心理负担。所以康熙已降各位皇帝都常年居住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既处理政务，又游燕逸乐。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烧了经营百年的西郊林苑，使得惯于奢侈享受的清朝皇室在北京附近竟无处避暑消夏。环绕着复修苑囿，晚清政局出现了各种大小事件，而修园经费，又和海军经费扯在一起。
　　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谋复修圆明园，而与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及朝野大臣发生激烈冲突。为了缓和折衷，有人建议改修三海。未过多久，同治帝暴病而崩，4岁的的光绪帝载湉继位。两宫太后再度宣布垂帘听政，三海工程对她们不再有直接意义。于是便告停工。
　　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一片秀丽的山水包蕴在高大的土红色宫墙之内，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三海面积2500余亩，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湖光潋滟，回映着四岸的亭台楼阁，景色绝佳。到了1885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自己归政后若要重修圆明园，不但国家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又会遭到反对，于是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于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而根据档案记载，工程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动工。
　　三海工程包括三海所有的殿宇房屋、道路河池、假山堤泊、点景花园，电灯铁路等等。重点在南海的瀛台，中海的丰泽园、仪銮殿、西苑门一带。全部工程有一百多处，几百个项目，整个大修工程经费总额约在白银600万两左右。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513万两。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解银、海军衙门、神机营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的借拨银为2 294329两，占总经费收入的44.7％。以后海军衙门还代奉宸苑借拨欠发厂商实银66万余两。从1891年至1895年，三海在正常岁修和为慈禧太后庆寿工程中，又从海军衙门挪借141.5万两。总计1885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
　　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海军衙门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因此在用款时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在营建三海及以后营建颐和园的过程中，醇亲王控制的海军衙门确实起了调剂资金的作用。醇亲王深知其中的奥秘。在后世看来，皇太后、皇帝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恣意调拨全国财富，其实不然。封建国家机器本身具有制约机制。它通过祖制祖训、部院规章、御史谏官和朝野清议来平衡天子的言行。从这个角度看，皇太后、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制度都是人创的。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巧立名目，以避开制度对其的束缚。诸如以海军衙门为中继站，调节缓冲内务府施工急需的银帑，就是例证之一。海军衙门所垫的款项虽然后来如数归还，慈禧太后孜孜以求的三海工程也如期竣工了。拆东墙补西墙，受损的依然是海军。
　　李鸿章显然精通此道。处于封疆大吏的立场，他既希望巴结皇太后以巩固慈眷；又不愿因建造园囿，使得海防经费挪用过多而影响北洋实力；更知道哪些挪垫是不合规矩、摆不上桌面的，因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有时积极表示赞同，有时找理由婉辞，有时还用海防名义向外商借款以保工需，在夹缝中居然左右逢源。
　　到了修建颐和园时，挪垫进一步发展成为挪用。
　　1886年11月19日，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按指奕劻晤朴庵（奕譞），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湖）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按：指承德避署山庄）也。”
　　这段话透出一个大秘密：虽然三海工程正以慈禧归政后颐养之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进行施工，皇太后依然未能忘情西郊的旖旎景色。复修清漪园之事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清漪园是乾隆皇帝1750年为庆贺母后六十寿辰而兴修的林苑，位于圆明圆西侧，万寿山、昆明湖都是园中的景致。慈禧太后深知圆明园局面过于散漫，复修工时浩瀚。且是一马平川，有水面无山色，反不如清漪园倚山傍湖的翠微灵气，还能抬出乾隆帝为母后修园祝寿的先例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是以选定清漪园作为自己晚年的另一处怡乐之所。三天以后，翁同龢再谒醇王，他记录这次访问是“深谈时局，极耿耿也”。所谓时局，当指复修园囿的工程及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反应，翁同龢在政治上是走醇王路线的，他显然是最早知悉这一秘密的上层官员。
　　园工是悄悄开始的。醇亲王找了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在湖内修建水操学堂做理由。昆明湖水操是乾隆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训练水军故事，于1751年开始在昆明湖定期进行操练。当时还专门建造了16艘大型战船，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这种训练当然只是象征，军事意义并不很大，到了19世纪更与海防无关。醇亲王以祖制为借口，却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在奏折中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御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接着，被英法联军毁坏了26年的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长廊、排云殿、后山佛殿、南湖岛诸殿、十七孔桥等建筑便开始动工修造了。李鸿章知晓这一计划。1887年8月15日，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表示：“禁苑工款及万寿山各座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荩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
　　纸包不住火。随着时间推移，清漪园动工复修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弄得朝野沸沸扬扬。袁保龄在给军机章京钱应溥的私信中一针见血地说：“昆明（湖）习水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所藉手，挥洒较易”1888年3月13日，皇帝发布上谕，向天下诏示此事。上谕宣称，三海修缮将次告竣，现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园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侍奉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治。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从此颐和园工程便公开进行了。到了1889年1月16日，紫禁城中贞度门发生火灾，火势延及太和门。这在当时看来是不祥之兆，表明人怨激起天怒，天意示警。再加上不少臣工对工程的批评，慈禧太后不得不发布懿旨，表示“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这样，园工缩小了规模。1891年6月4日，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以后常驻园中。而园工中尚未完成的项目，则加紧施工，直到1895年上半年方告结束。
　　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根据承办工程的算房对1888年至1895年修建的佛香阁、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56项工程估价，约为318万两。1886年以修建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7.8万两。而1886年至1887年修建的仁寿殿、玉澜堂、排云殿、长廊等建筑缺乏明确的造价资料。鉴于整个三海工程用银为600余万两，这批建筑估计不会超出此数，因而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1000万两白银上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传说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清末维新党人梁启超首创将园工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以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挪用的确切数额则说法不一，多则谓8000万两，少则仅300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2000～3000万两。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宫档案，海军衙门在1888年把45.3万两银挪至园工。次年，奕劻又决定每年从海军经费中腾挪30万两交颐和园工程处。至1894年共挪用180万两。1891年3月25日，奕劻奏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衙门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以后又从出使经费中挪垫了工程银100万两，申明从海军巨款260万两生息项下按年拨还。从这些数字统计，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腾挪共达325.75万两。1889年1月6日，海军衙门还在奏折中提到“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根据海军衙门的规定，北洋海防经费的平余，划抵下一年度“定远”等八舰的粮饷油修经费，而海军衙门发放的八舰经费及东三省练兵饷，则由海军衙门拨付时扣除。有人统计，从1887年到1894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86万两。按照余平专备“工作”之需的说法，这笔款子也被挪用于园工。
　　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250～350万两之间。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
　　在三海和颐和园大兴土木的时候，朝廷财政正十分窘迫。以1888年为例，这年户部在正常的年度开支之外，又筹拨皇帝大婚典礼费500万两，郑州河工600万两，山东河工289万两，制钱工本90余万两，铜本50万两等等。大工未尽，大礼方兴。将历年铢积寸累之余罄于数月，只能大量腾挪海军衙门的经费了。庆郡王私下坦承“以昆明湖替代海防建设是其无可奈何的苦衷”。庆郡王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禧亲王永璘之孙。他在政务上比醇亲王更无建树，但在谄媚慈禧和接受贿赂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谄媚和腐化的升级标志着一个王朝没落的加剧。到这种时候，祖制、规则、谏议就都被抛到一边去了。这里，还应提一下“海军巨款”事件。
　　1888年10月底，醇亲王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旨意，立即通报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德馨等人：“去岁在京时，醇邸即以此事相属，当以‘工程太大，费用不赀，外省情形素所深悉，恐难办到’，一再婉复。邸谓：‘目前海部、神机营两处解款皆可支用，将来事务仍须奉商。’今年二月朔日遂见明谕，以万寿山大报恩寺及延寿寺为将来慈圣六旬祝嘏之所。”
　　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且时逾五稔，尚可分岁经营。但每年得二十万，五年积成百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议，便可观成。……此为功力，岂可测量？”
　　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能于江粤集得大宗，此外略加附益，便有成数。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将来能在外筹还固佳，即至无可挪填，统俟凑齐后，再行酌量办理，谅无不可。”
　　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这笔款项称为“海军经费”，“以海防、工作并为一案词意尚觉浑融”。“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懿旨严行申饬，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共25人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
　　更有意思的是，督抚们虽然向皇太后行了贿，却害怕同样的索贿经常发生，将使他们难以应付，所以大家要为自己留下余地，不能显得地方财政过于富裕。同时，在清末，修园囿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同治年间复修圆明园的争议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还记忆犹新，督抚们当然也会小心翼翼地顾忌到自己身后的名声。好在海军衙门总办章京恩佑早已表示，“除两广不动正款外，各省择无碍京协各饷之正杂诸款腾挪挹注，分别奏咨办理”，所以，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在奏折里明白地告诉皇帝，粤省虽然认筹100万两，第一期应付的5万两也已划出，但现在一时难以指定专款名目，故只能先向百川通商号借垫。四川总督刘秉璋也汇报说，他汇出的银子是藩司商同盐茶道、官运局各向商号借得，俟以后岁收盐厘除拨解京协各饷外，即以盈余分年归还。其最后一笔5万两款项，挪用的是官运局的运本。其他各省的划款途径，还有盐斤加价、厘金、地丁收入等等。所有这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居然可以在正式公文中赤裸裸地陈述于庙堂之上，近乎在同皇太后直接做生意报账，这在清朝前期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说明了大员们了无顾忌的末世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疆大吏对朝廷腐败的一种蔑视。比如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已经安排好了报效，又说尚未想好出处，只得向商人借垫，是否还有揶揄一下朝廷的用意呢？张之洞是一个聪敏机灵的读书人，再过十几年，他还敢说向各国宣战的上谕是“矫旨”，公然发起“东南互保”呢。
　　需要说明的是，醇亲王、庆郡王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甚至在工地上张贴的告示也落海军衙门的款，给人以海军衙门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修园经费也非海军衙门独任。260万两巨款虽然打着海军名目，其实完全是各地督抚对慈禧的报效，不能算在海军经费的账上。从事后来看，这笔款子的本金全部存在外国银行及借给开平矿务局，利息用于解还从出使经费中挪用的100万两。但颐和园工程毕竟妨碍了清季海军的发展，从而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琅威理看洋顾问
　　北洋海军在引进装备的同时，还聘用了一批外籍雇员。
　　海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抵御侵略的功能。西方列强既要侵略中国，又向中国提供军事顾问；清政府既要发挥外籍雇员的作用，又要维护中国主权。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从外籍雇员中最著名的人物、两次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身上，我们可以集中地看到这种矛盾关系的详尽体现。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入海军实习。以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1863年随“李－阿舰队”首次来华。1877年又为金登干所聘，护送炮艇前往中国，颇得郭嵩焘、丁日昌的赞赏。所以，当李鸿章在1879年委托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访觅外国顾问时，曾纪泽便告诉他，根据金登干的推荐，琅威理新近又将送炮船来华。其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这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古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到择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说琅威理明练可靠。恰好11月，琅氏护送四“镇”抵津，李鸿章与他晤谈数次，又看他调阅操演，甚为满意，便当面延聘，月薪600两。
　　琅威理表示，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他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得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李鸿章立即请曾纪泽与英国海军部洽商，而英国海军部却犹豫不决。一则不愿其现役军官为中国训练军队，二则琅威理既为中国所聘，应该留职停薪，海上年资亦当暂停计算。此事遂陷入僵局。直到威妥玛、赫德、金登干等人出面多次活动，才使事故有了转机。
　　1882年秋天，琅威理来中国任职，头衔是副提督衔（The Brevet Rank of Vice　
　　Admiral，名誉中将衔）北洋海军总查（他在英国的军衔是中校），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他还根据国际惯例，为舰队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的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请假回国。1886年1月应邀重返中国。此时他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故月薪增至700两。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1887年，琅威理带队前往前英德两国接收“致远”等4舰。琅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一切。直至厦门与丁汝昌会合前仍高悬提督旗。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舰队训练任务多由琅威理主持。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丁汝昌在琅威理第一次辞职后曾说：“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去冬濒离烟台时，贻示一书，略曰：水师已有一半功夫，未竟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寝食者。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到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我深愿为中国出死力，奈国法不准。如中国能与我订立合同，常为中国水师之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亦能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中，冲锋陷阵，惟命是听，盖我有妻子儿女，胥恃此也。”“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他日夜操演，士卒欲求离船甚难。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琅威理自己也回忆，某次“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颠峰。
　　1886年，琅威理重返北洋海军。在第二次签定的服务合同中，中方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并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除非作战对象是英国。对此项条件，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还有不同意见，但琅威理与中方的关系似乎没有中法战争前那么融洽。当醇亲王检阅海军时，琅威理为了某种怠慢或其他的事而一直不悦。不久，在秋天发生的“长崎事件”中，访问日本的北洋海军官兵遭到日本人的追杀，而琅威理却“一意袒倭”，使得丁汝昌对他大为不满。但琅自己却认为在中国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授权。他以眼疾为理由，在《北洋海军章程》获得朝廷批准的第二天（1888年10月1日），向李鸿章请假回国治病。同时，琅威理给金登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如果明年3、4月份身体转好，而英国外交部又要求他返回中国的话，他自然会回去。但他本人很不愿意回去。赫德对此批评说：“如果琅威理能坚守岗位，而不是每隔几个月中断工作回家一次，他会有所长进和少抱怨些。我对他已无能为力，他已实际掌权－－能接触到合适的人物，因此完全应该由他自己来办。……如果他不能下决心留下干上五六年时间工作的话，那就干脆辞职，这样对大家－－他本人、我、海军等，都有好处。他具备优秀的品质，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他某些最重要的品德。”
　　1889年初，琅威理在伦敦拜访了英国首相沙里士伯勋爵，谈及他在中国的令人不满的处境。他认为，如果发生战争，中国人不会信任他指挥舰队。如果为了英国的利益的话，他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国籍。在他看来，中国人迟早会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开战，而日本会站在俄国一方。3月，琅威理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返回中国。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琅威理、林泰曾、刘步蟾督带“定远”、“镇远”、“超勇”、“扬威”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北洋海军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衷之语。但李鸿章的电报，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威理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
　　琅威理回国后，逢人诉说其在华受辱。8月18日，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退全体在华英籍人员。薛问“能否转圜？邦交有益”。20日，英国公使华而身向李鸿章询问琅威理辞职缘由。李鸿章否认与英国首相约定琅威理与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22日，他又致电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
　　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之间的海军合作关系进入低潮。
　　探究琅威理在中国的贡献和结局，对于研究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兴建海军的态度显然是有典型意义的。《海军大事记》的作者池仲祐认为，“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而军中上下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两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琅威理因撤旗事件“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把琅威理辞职，仅仅看作他本人没有弄清自己的地位。事情显然没有这样简单。
　　就英国政府而言，派遣海军顾问，其目的是既想控制中国海军，又要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的扩展。早在1880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便向国内报告，美国上届总统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正在被提名，“当然这是美国使馆的花样”，“美国人如果能干的话，非常可能颠覆这个国家。”他还提到德国公使巴兰德的一个舅爷也被提名。威妥玛说，改组中国军队之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一个国家手中。而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1881年10月，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可能任命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担任北洋海军的总司令，法国人则在推荐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这一最高职，而英国领事馆和公使馆则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的活动。他愤愤地写道：“该死！该死！！该死！！！”但又透露“目前是哥嘉和葛雷森在掌权，海关的控制是牢靠的。”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国外交部官员庞斯福德和海军上将凯古柏，要求英政府支持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请求。外交部立即请海军部同意这个要求。然而海军大臣答复说：“中国如有强大海军，对我们是否有利，尚有疑问。”经过争论，海军部给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对英国政府的这种拖拉作风很不满意。他再次抱怨说：为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奋斗了25年。假若他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手中“一般都掌握有最长的一组同花牌和最后的王牌，应该打赢；但是我的搭档－－英国官场－－忘记已出了什么牌，记不得别人有什么牌，有牌不跟，不叫王牌等等，虽然我们第十三墩得分，对手还是能赢决胜局。”
　　中法战争后，赫德更露骨地对金登干说：“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想抓到海军领导权，但我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中国需要琅威理：那么好的开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必促他来华！”琅威理重返中国是由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向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提出来的。当琅威理到达上海后，赫德并不清楚清政府对琅的安排，但他却极为关注。他说：“琅威理也许出任水师衙门的总查或总海军司。如果他谨慎从事，一定会前程无量。”他告诉金登干，丁汝昌“竭力要把琅威理掌握在自己之手，可是我已电告琅威理在事情未在天津妥善定局之前，不要同这位能说会道的老君子打成一片。”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领导权是在我们手中，但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利益，我们应当继续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赫德和金登干的活动下，英国政府对琅威理来华就聘开了绿灯。海军部1885年10月要求琅威理立即动身前往中国，琅威理对通知的“命令”口气感到不快，因为他妻子即将分娩。现在尚无证据证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琅威理更象是一个固执地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于工作也极端负责的英国职业军人。但以上引文，集中表述了英国政府以及赫德等人企图通过琅威理，对中国海防军以及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影响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撤旗事件的处理，表明中国官方的正确立场，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外籍雇员的控制，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要挟。这些都是可取的。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员同清政府仅仅是雇佣关系，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利。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事实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北洋水师官兵已与外国雇员发生过类似冲突。李鸿章曾在给吴赞诚的信中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琅威理是一个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他的管理风格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老海军军人中，有人认为琅威理是侵略主义者，供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刘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国多年，深悉交际和交涉的窥要，看琅威理不过是番将客卿，并不是上级领导。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是以琅威理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由此引发撤旗事件。还有人说，赶走琅威理是中国海军军官的计谋。“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众将怀安，进谗于李傅相（鸿章）而去之”。事实上，确实有理由作此怀疑。自从《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琅威理岂会不知道舰队只有一个提督，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荣誉衔的顾问？问题在于，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撤旗举动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受到侮辱，事情才会转向责问李鸿章能否给他放一个实缺上来。
　　尤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象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作为对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人一手训练起来的。皇家海军的英格斯上校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英格斯本人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的高级将领接触。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对于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海军，没有理由简单地认为，列强对中国就是要控制，对日本人就是要扶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人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探寻有益的启迪。　
　　寂静战场的较量
　　日本是以所谓“富国强兵”的纲领，来摆脱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厄运的。具体说来，就是以军国主义的，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形式，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不去抵御英、美、法、俄的压迫，而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作为补偿，把人民要求与列强平等的愿望，转变为掠夺新领土的战争。
　　早在1855年，当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后，日本的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
　　就曾说过，日本与两国媾和既成定局，就不能由日方背约。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具体描绘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些主张，广泛影响了他主持下的松下村塾的弟子们，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式成为日本政治家奉行的最高国策。
　　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镇慑，也是极深的刺激。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根据上年河村海军卿提出的海军第六次扩张案，实施建造3艘二等海防舰的计划。他们特聘法国人白劳易主持设计，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排水量为4278吨的“严岛”、“松岛”、“桥立”先后在法国和横须贺下水。这3艘军舰，各配有320毫米口径巨炮一门，以对付“定”、“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航速也高出“定”、“镇”1.5节。由于设计时片面追求攻击能力，而忽视了防御能力，以致后来担任海军大臣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将其称作“手持利刃之赤身裸体兵”。这3舰的服役，加上第五次扩张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排水量均为3709吨），使得日本海军实力得到充实。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讨论了中日开战的时间，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即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设想日本要吞并盖平以南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发展海军为由，指出日本必须迅速发展海军，要求以中国舰队和在未来战争中可能支持中国的英国远东海军为假设敌。1890年，新任海军大臣桦山资纪进一步推算，认为中国军舰总吨位已达64702吨，在造的新军舰、鱼雷艇、通报舰总计约达2万吨；英国在远东的军舰吨位为33467吨，中英海军共计达12万吨。而日本海军仅5万吨，亟需弥补7万吨差距。据此又提出海军第八次扩张案。在两次扩张案中，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号、4160吨的“吉野”号、3172吨的“秋津洲”号巡洋舰、1584吨的“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而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也迅速赶上了中国海军。
　　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大将，1893年提出《军备意见书》。他认为欧洲目前正保持着势力均衡，不会立即发生战乱，但列强正在计划对东方进行侵略。当十年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时，这种侵略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不出十年将对俄国进行一场战争的话，事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并尽快寻找机会对华作战，夺取东亚盟主的地位，这是绝对必要的前提。《军备意见书》预见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也预言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这些构想和判断，反映了日本在国家战略上的主动性、周密性和扩张进攻性；反映出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和独立思考。日本犹如一架制造精良的时钟，嘀哒嘀哒地前进着。它不依赖某个外国的庇护，却又巧妙地折冲于西方列强之间，按照本国的生存发展战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旦认为需要，便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动用它的军事机器，投入对外战争。这恐怕是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与之对比，清政府的国家战略就显得软弱、被动和漏洞百出。
　　尽管中日海军互为假设敌，但在战前，却还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其中北洋海军曾经有过两次引人注的访日活动。
　　第一次访问是在1886年。这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俄国也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他命令丁汝昌、琅威理前往朝鲜东海岸釜山元山一带巡游，以作声势，并至海参崴，迎接参加中俄勘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21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抵达元山。8月6日，北洋舰队将吴大澂送至摩阔崴，留下“超”、“扬”在海参崴待命，其余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交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事件。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情的起因现在很难说清楚了。英文《长崎快报》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给驻日本公使的报告称：“大约事情起于二十三晚妓区之小纠纷。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的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又与日警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便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热水，掷石块。还有人手执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手无寸铁，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混战结果，水兵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市民负伤多名。李鸿章分析，“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旋即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开始谈判。延至次年2月，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怃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定”、“镇”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1891年夏，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再次访问日本。
　　7月5日下午3时，北洋海军6舰从神户抵达横滨。舰队随着“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入港口。“定远”鸣21响礼炮。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亦鸣21响礼炮作答。港中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丁汝昌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报道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因为舰队出发前，李鸿章鉴于“长崎事件”，电饬丁汝昌严加管束。不久，有经验的日本军官看出了缺陷：大炮没有擦干净，并且像洗衣坊一样晾晒衣服。军服的质料和大炮的保养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更直接地反映出舰队的战斗力。
　　北洋舰队在横滨停留了两个星期。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有一次，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设宴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觥觚酬酢之际，丁汝昌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他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真是豪情壮志，溢于言表。这对日本又是一次很深的刺激。
　　中国海军军官也对日本舰队进行了观察。刘步蟾报告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朝廷已同意户部意见，停购外洋船炮军火二年。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中国方面失去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甲午战前的风云
　　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她打算好好乐一乐。
　　京师里，从紫禁城、西苑三海到颐和园、万寿寺，各处均已修缮一新。银子花得如流水，仅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宫门至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要分六十段点景，分别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等，共需耗银240万两。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狂欢中，朝廷对于朝鲜的一场农民起义将导致中日大战毫无思想准备。在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国
　　防开支却全面紧宿，拮据万分。北洋海军打算增添“镇远”、“定远”120毫米口径快炮各6门，“济远”、“经远”、“来远”120毫米口径快炮各2门，共计18门，以及更换“威远”105毫米口径后膛炮3门并子药等件，共需用银61万两，都难以筹措。李鸿章只能建议，先购“镇”、“定”2舰需用快炮，“济”、“经”、“来”、“威”4舰应购各炮，俟前项炮款付清之后，如果备用款仍可腾挪，再行陆续添购。
　　这年5月，正逢北洋海军三年大阅之期，朝廷派李鸿章出海会校。7日至27日，李鸿章先后视察检阅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澳等地的舰艇部队、海岸炮台和军事学堂。21艘军舰编成的混合舰队声势浩荡，桅樯如云。然而李鸿章并不像以前几次那样乐观开朗，而是忧心忡忡。他在向朝廷汇报这次阅兵的报告中写道：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中国海军正是在这种后难为继的局势中，迎来了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最后20年，朝鲜一直是国际斗争中的一个热点。由于朝鲜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李鸿章对朝鲜事务的处置方式，明眼人早就看破，这个东北亚的火药桶，早晚必会出事。
　　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1891年在给兄嫂的家信中说，当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鉴于林则徐开启边衅之覆辙，不敢请申挞伐，转贿以五十万两银子，于是琉球、越南、缅甸先后沦亡。我本人光绪七年来天津时，朝鲜开海禁之议初起，李鸿章欲借通商诸国，以钳制俄人，不能不说是老谋硕画。起初朝廷不置可否，一任李鸿章所为。到了醇王主政，李鸿章议将朝鲜作为局外之邦，醇王奏称，琉球、越、缅诸国，皆洋人来取，我不与争而已。而朝鲜，人尚未取，我已先予，将来必不免人訾议之。其议遂寝。而国家对朝政策，遂不能前后贯注了。朝鲜于中国关系甚大，又介于俄罗斯、日本之间，其危特甚。这个判断很有见地。信中提到1875年沈葆桢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的妥协，是基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力主抵抗反被道光帝革职的教训，透露出鸦片战争失败带给清朝官场的政治后遗症是极为深远的。罗丰禄，字稷臣，福建闽县人，是福建船政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1877年首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法留学，罗丰禄作为随行官员参与管理，可见他在当时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在1880年带领留学生回国后，经李鸿章奏调，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对李鸿章的外交思路应当是最为了解的。
　　1894年上半年，朝鲜发生了两件大事：金玉均被刺和东学党农民起义。
　　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甲申事变”后流亡日本，日本政府以对其加以保护为由，将他放逐到小笠原群岛和北海道，直至1890年才解除对他的看护。1892年，朝鲜政府派李逸植到日本，主持暗杀开化党人。李在东京结识了曾在法国留学的朝鲜人洪钟宇。洪钟宇短发西装，能操各国语言，也与金玉钧等人相识，同意参与暗杀金玉钧。金玉均此时对日本政府的狡猾和背信弃义已有认识，也同清政府驻日公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及汪凤藻建立了联系。据说他想会见李鸿章，讨论东亚的未来。1894年3月27日，金、洪乔装日本人，同中国使馆翻译吴静轩及一名日本仆从乘“西京丸”号轮船抵达上海，住在日本人吉岛德三所开的东和洋行。次日下午3时，洪钟宇在旅馆中枪杀了金玉均。29日，租界当局逮捕了洪钟宇。消息传到日本，引起舆论哗然。几乎就在同时，朝鲜刺客李逸稷在日本企图暗杀开化党另一领袖朴泳孝未遂被捕，日警旋进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朝鲜人权东寿、权在寿。为抗议日方擅入使馆捕人的行动，朝鲜驻日使臣俞箕焕离开东京回国。朝日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李鸿章安排“威靖”舰，于4月12日将洪钟宇及金玉均尸体抵往朝鲜。朝鲜守旧派大臣对金玉均被刺欣喜若狂，趁夜进行戮尸。这时，日本则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指称金玉均之死是中国政府策划的，要求对华宣战。外相陆奥宗光和参谋长川上操六都积极主张扩大对华和对朝的侵略，但认为仅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之死而宣战，理由尚不充分。正好东学党发动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前去镇压，于是日本政府找到了借口。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由崔济愚首创的一种民间宗教，它融合儒、释、道三教，排斥西学（即基督教），以确立东国（朝鲜）之学为目标，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朝鲜政府把东学党作为异端邪说来镇压，1864年将崔济愚处死。但东学党在第二世教主崔时亨领导下，继续活动，1893年，东学党势力大盛，他们进入汉城，聚讼咒法，要求为崔济愚伸冤，同时在各国公使馆前张贴“驱逐倭洋”的标语，使得外国人十分恐慌。各国公使筹议调集军舰，以防不测。袁世凯表示中国有弹压之责，请各国静候。在他的请求下，李鸿章派“靖远”、“来远”驶入仁川，以后又派“济远”、“经远”“前去替代。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当过东学道接主的全臻准率领下，举行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起义。6月1日，起义军占领了李氏王朝的老家全罗道首府全州。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事态发展。5月9日，驻防仁川的”平远“舰协助将朝鲜官军运往全罗道的群山，日本使馆立即派员询问朝鲜外务署，”平远“舰前去为何，华兵是否下船等等。袁世凯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请求中国平息内乱，中国作为上国是难以推辞的。1885年《天津条约》规定中方派兵需行文知照日本，并没有中国派了日本也要派的文字。日本若要出兵，恐怕不过是保卫使馆，调兵百余名而已。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为了摸清中国态度，曾派翻译郑永邦会见袁世凯，劝诱中国出兵，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接着，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又于3日亲自会见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袁与杉村私交甚好，他再次错误地以为日本不会干预。其实在6月2日，日本政府已作出了出兵决定，陆奥宗光、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商定，出兵人数为六千至七千。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乘”八重山“舰返回任所。6日，李鸿章饬令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牙山、仁川护商，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诚率淮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依照《天津条约》，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同日把这一消息照会日本。
　　日本看着中国落入预定的圈套。8日，派一户兵卫少佐率领步兵一大队从宇品港向朝鲜进发，在清军到达牙山的同时，从仁川登陆。10日，大鸟拒绝了朝鲜政府提出的不要带兵返回任所的要求，在4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进入汉城。另有50名陆战队员，乘”顺明“小轮水路赴汉城。12日，清军12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16日，日军7000人在仁川全部登陆。
　　在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的同时，东学党起义军同政府签订了休战条款。11日，义军退出全州。中国军队并未与义军发生接触。13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会谈双方撤兵，日本政府本来已无理由继续向朝鲜增兵，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荒谬地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清政府明确表示，日本无权干预朝鲜内政。但日本利用控制汉城的有力地位，逼迫朝鲜接受它设计的”改革“。到了这一步，中日两国的正面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鸿章的战前对日外交秘闻
　　日本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还需进行外交上的努力。
　　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的改进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武藏的信中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作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
　　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五十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蹉商，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勋爵在签约后对青木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青木报告说：”英人的意思，让日清两国把力量置于朝鲜的北端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日本看准了英国的基本立场，便放心大胆地在朝鲜进行了军事冒险。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漩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
　　此外，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曾这样评价俄国的调停：”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这番话用来形容英国的行为也是完全合适的。赫德又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这倒是说出了各国进行调停的本来面目。
　　此外，李鸿章自己还有独辟对日外交行动的惊人之举。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告诉日方他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得日本人明显感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持双方先从朝鲜撤兵再开谈判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4日，荒川报告陆奥，伍廷芳和罗丰禄被李鸿章秘密授予了谈判的使命。15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好象倾向于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16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方能开展谈判而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奉命到日本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为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这一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于下午3时到盛宣怀的天津海关道衙门密谈。盛在会面中告诉荒川，中国军队派往朝鲜是为了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在李鸿章这方面想来，这一高级别谈判的建议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日本政府。但不知何故，荒川己次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却拖延到23日晚间8时30分才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误，当天他回电荒川：”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因为在朝鲜，目前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由于现在没有找到这封电报到达东京后，日方究竟采取过什么具体的指令，以暂缓侵朝日军在汉城，以及联合舰队在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的材料，于是，人们将李鸿章如此重大直接的求和行动忽略了。
　　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极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迄今不知是谁给李鸿章授过权。按说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有最高当局的直接命令，即使是军机大臣，也只能是转述皇帝、皇太后的谕旨。然而，没有任何线索透露朝廷的这种立场。所有已经发表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的指令，都是要他做好开战准备。
　　那么，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是李鸿章自行决定与日本进行高层接触，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日在朝鲜即将发生的军事对抗平息下去。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擅自开展的外交活动，在甲午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却是日本外交档案中记录的事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决断能力不得不作出新的考虑。联想到1900年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藉口保护使馆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占领北京。南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这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居然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的策划，同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这种骇人听闻几无可能的选择，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却考虑到并着手安排了。此事虽然后来由于朝廷起用他重返北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城下之盟而作罢，但提醒我们，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在甲午7月，他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寻求和平，显然是判定慈禧太后不愿在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对于日本，他所统辖的海陆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但有一点，李鸿章似乎有把握，倘若他以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他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外国人曾说，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个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个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集体议事的官僚机构，每一个外交使节来访，所有大臣都要参加接见，大家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总办大臣，却没有人负责。北洋大臣衙门则是李鸿章的单人外交部。李鸿章坐镇天津，对北京的外交方针一直产生着直接影响。这次求和行动，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冒险，一方面，他绕过正常渠道，通过罗丰禄直接提出访日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盛宣怀放出空气，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不过是做做样子。22日罗、盛二人的行动，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双簧。由于日本方面没有积极配合，终于在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和挑起丰岛海战后作罢，就此湮没在浩瀚的外交文书和当事者的心底了。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中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看到了各国的矛盾和打算，他希望运用纵横捭阖，来消弭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以阻止战争爆发，用心可谓良苦。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期望太高，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他指望用中国方面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换取日本的让步，这就完全失算了。这个失算，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配置和增援时机，在战争准备上陷于被动。以致7月23日，日本军队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时，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日本方面也确实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是荒川的电报延误一整天，使得整个议和行动失去了回旋的时间余地。这个延误是故意的还是简单的技术故障？其次，日方既已允诺罗丰禄密访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出响应的协调动作？是日本政治家与军方在和战问题上无法协调，军方不顾一切可能的政治运作，非要发动一场战争，还是由于时间和通讯原因，无法进行联络，或是日本最高当局打定主意，就是要通过战争逼迫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证分析的课题。　
　　丰岛海战1
　　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朝鲜后，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立即着手战争准备。他命令“吉野”、“八重山”从横须贺驶往朝鲜西海岸，监视中国向朝鲜派兵的情况，急令率“松岛”、“千代田”、“高雄”在福州访问的常备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将三舰带回釜山转赴仁川。命令前往中国观察北洋海军校阅后逗留在烟台的“赤城”，经威
　　海转往仁川一带侦察。这样，加上原先停泊在仁川的“大和”和“筑紫”，朝鲜西海岸云集了多艘日舰。
　　7月10日和19日，日本海军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称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的主要军舰编成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同日根据天皇的特别指令，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子爵的现役，接替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是主战派的头目，主张将日本海军舰队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组成庞大舰队，采取攻势方针，消灭中国海军有生力量，夺取制海权。这同中牟田海军中将所主张的“舰队守势运动”完全不同。所以日本《国民新闻》报写道：“谁人不谓桦山氏的就职意味着现内阁对于清韩问题的最后决心呢？”成立联合舰队正是桦山就职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大本营根据海军的胜负，决定了三种作战方针：
　　第一，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海制海权，陆军即长驱直入北京；
　　第二，若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
　　第三，若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海军守卫沿海。
　　19日，陆奥外相向英国代理公使巴健特宣布，中国政府若在5天内不接受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修正方案，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进行会商。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询问陆奥，如果过了这个期限，日本舰队发现中国舰队后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问题？陆奥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
　　7月23日是个晴朗的星期一。早晨7时50分，伊东祐亨在“松岛”号发出信号，通知各舰长来旗舰开会，布置联合舰队出航朝鲜的任务。11时，第一游击队3舰由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驶离佐世保港，前往牙山。下午4时，伊东率领联合舰队其余12艘军舰及6艘鱼雷艇、运输船“门司丸”号，以单纵队离开军港，前往朝鲜。桦山资纪乘坐“高砂丸”号，为联合舰队送行，他在船桅上挂出信号：“发扬帝国海军荣誉！”联合舰队艨艟相接，缓缓消失在晚霞夕照的天际。
　　袁世凯与大鸟圭介在6月12日会谈时约定双方不再增添军队，至17日更达成了日军撤退四分之三，留250名驻扎仁川；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400名驻扎仁川附近，俟肃清农民军后再行全撤的口头协议。因此李鸿章在13日、18日两次电告叶志超，命其暂驻牙山，不要引兵北上仁川、汉城，以免激化双方矛盾。但鉴于日本仍在增兵，仁川日舰已达8艘，而中国军舰仅“操江”在仁川，“济远”、“平远”、“扬威”在牙山，因此又令丁汝昌在刘步蟾、林泰曾两人中委派一人，统带数舰，速往仁川。23日，林泰曾统带“镇远”、“超勇”、“广丙”抵达仁川。
　　次日，叶志超急电李鸿章，仁川至汉城扼要各处，均被日军控制，且时来牙山窥探。我愈坚忍，彼愈猖獗。请将彻底情况转告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又称牙山屯兵为无用之地，拟移军阳城。丁汝昌也去电，打算将北洋军舰调回威海，厚集兵力再图大举，李鸿章此时因正托俄国调解，故于25日电嘱叶志超静待勿动，又电丁汝昌通知林泰曾静守，不可遽调回威示弱。这天，李鸿章收到上谕，提出日本侵朝，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命妥筹办法，不要待日本占了主动再图补救。
　　26日，林泰曾再电李鸿章，认为仁川泊船，战守皆不宜。拟以一二船驻仁探信，余船驻牙山备战。请速派三艘雷艇来牙。丁汝昌表示，林的布置是根据不得示弱的指示精神设计的。在他看来，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仍主张将“镇远”等军舰调回，与在威海各舰齐做准备，以待主力决战。李鸿章同意了。于是丁汝昌立即命令“康济”7月1日前往仁川，带饷接应“超勇”、“扬威”、“平远”，派“超”、“扬”驻牙山，“平远”、“操江”驻仁川，“康济”随同“镇远”、“济远”、“广丙”回威海。
　　在此半月中，由于李鸿章对日本的意图未能判断准确，因此在海军使用上缺乏总体打算，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威慑力量而做些临时调度。
　　7月2日，皇帝发布上谕询问；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北洋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者若干，着详加奏复。李鸿章汇报说：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各舰，助以蚊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未敢轻窥，即不增兵饷，亦断不致稍有疏虞。
　　9日下午，俄国公使喀西尼接本国训令，派参赞巴布罗福往见李鸿章，告之刚刚接到俄廷复电，韩事显然是日本无理，但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再与华会商善后，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至于朝鲜内政是否应该改革，俄国不愿预闻。李鸿章至此方才意识到调停无望，决定对日作战，但又感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
　　11日，叶志超来电提出进退三策：速派水陆大军北来，叶部由牙山前进，择要扼扎为上策；撤回军队，迫日同撤，彼若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为中策；守此不动，使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为下策。李鸿章表示他倾向中策。然而皇帝不同意。认为日军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复，殊属非计。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移扎要退两便之地。又谕李鸿章，速派水陆部队待进，加强旅、威防务。李鸿章把“要退两便之地”解释为平壤，计划派5艘轮船去牙山转运军队，命丁汝昌派5舰前去护航。
　　在此期间，“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给其父亲写信，谈他对局势的看法：
　　“日本觊觎高丽之心有年矣。兹值土匪作乱……高王请救兵于中国，中国兴兵靖难，日本乘此机会亦兴兵，……要中国五款：一曰高丽不准属中国，二曰要釜山，三要巨文岛，四曰要兵费二十五万，五曰韩城准日本屯兵。如不照准所要，决定与战。且此番中堂奉上谕，亲临大阅海军，方奏北洋海军操练纯熟，大有成效，请奖等语，自应不能奏和，必请战。亦饬北洋海军及陆营预备军火水药候战，海军提督请战三次……但皇上以今年系皇太后六旬万寿，不欲动兵，屡谕以和为贵。故中堂先托俄国钦差调处，日本不听；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必要以上五款。然此五款，系中国万不能从，恐后必战。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
　　陈京莹是中级军官，对外交和宫中政事并不了解，他转述的中日交涉，是他在军中听到的传言，细细琢磨和回味这些传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海战只有三成把握，是北洋海军内部战前对己方力量研判的一个基本共识，与前述李鸿章指出“窃虑后难为继”是一致的。他说军中员弁想到马江之战，均“战战兢兢”，揭示了海军内部的普遍心态。他自己，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布置朝鲜军务的日子里，后清流文士再次扮演主战派角色，侃侃高论，同10年前中法战争时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其代表人物，侍读学士文廷式指责北洋海军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力主对日作战，并请给北洋海军以先发制人的便宜行事权。15日，皇帝指派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处理朝鲜之策。16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大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然而翁同龢等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的结果，仍是一面备战，一面和商，皇帝的主战决心大有区别。进入7月以来，北京的天气晴晴雨雨，令人难以捉摸，中枢对于朝鲜局势的指导也是飘忽不定，缺乏明确统一的连续方针。
　　16日中午，李鸿章通知叶志超，将派轮船至牙山接运其部，并散布假消息，声言撤退，至洋面大青岛一带再转驶大同江登陆，同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的援军在平壤会合。叶志超表示用商船渡兵十分危险，打算从陆路转移。李鸿章的幕僚建议，既然运兵去和运兵回同担风险，不如不撤叶军，另用轮船载运军队前去增援。李鸿章接受了这个建议。17日，他决定调北塘护军统领吴育仁部2000人，由江自康统带赴朝，雇3艘英国商船运送。又因轮船行至牙山口外，需换驳船行70里抵岸，而叶志超手中仅有30艘驳船，每船载30人，轮船齐至，万一日军袭击或阻挠，进退维谷，十分危险，遂决定21、23、24日分三次发船。马玉昆、卫汝贵的部队，亦由跨黄海运至平壤改为沿海岸运至大东沟。
　　20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驱逐清军，限于22日答复。夜间，又照会朝鲜，要求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章程。战争已是一触即发。李鸿章要叶志超保持冷静，“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同时令丁汝昌派军舰至牙山巡护。21日下午6时，“爱仁”载江自康部离大沽前往牙山。22日上午9时，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离威海驶向牙山。这支分舰队的任务是守护运兵船完成登陆行动，留“威远”往来仁、牙，换“扬威”随队回航威海。
　　22日上午，李鸿章收到从长崎发来的情报，获知佐世保的11艘日舰20日出港，去向不明。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但李鸿章却是认真看待的。他立即命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护，以保障运船安全。他说：“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丁汝昌通知“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9舰及2艘鱼雷艇升火待发，并向李鸿章报告：“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又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战。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
　　电报半夜到达天津。傍晚5时30分，“飞鲸”轮已载着700名士兵和47匹战马离开大沽。本来决定“飞鲸”改往新城运送盛军赴平壤，它在大沽的载运任务，由次日启程的“高升”号完成。但命令下达时，已有大批粮饷、军械、帐篷和200名士兵上了船。经过商量，这个航次还是开行。谁也没料到，这样竟使700多名士兵避免了一场葬身鱼腹的厄运。
　　但李鸿章仍未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22日下午，他在总督衙门接见了俄国驻华参赞巴布罗福。巴氏谈及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的行为十分不安，俄驻朝鲜代办韦贝屡次与大鸟圭介调处均未有成效。日军在汉城筑炮台，作据城状。现已电请俄国，请求派兵驱逐。李鸿章问俄国海军现驻摩阔崴军舰几只？巴福禄说有大舰10艘，调往仁川甚便。李鸿章说，贵国如派军舰，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巴氏表示，一旦接到本国回电即知会中方。当晚，李鸿章又接到驻英公使龚照瑗的电报，谓英国政府已电令其驻日公使，警告日本要对战争爆发负责。这些消息对李鸿章紧张焦虑的战前情绪无疑是一帖安慰剂。此外，也正是在这天，他安排罗丰禄向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表示了派罗做密使，到东京与伊藤博文直接谈判朝鲜问题的意向，他在等待东京的回话。他判断日本在此形势下不至于立即挑起战争，而丁汝昌貌似请战的言辞后面却掩盖着胆怯。所以李鸿章立即去电将其训斥一顿：
　　“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可即调回。”
　　这样，北洋海军主力的出海计划取消了。这天，佐世保的联合舰队和大沽口的“高升”轮几乎同时出发，一场力量悬殊的海战即将发生。李鸿章停止舰队出航的命令看来是一个巧合，却反映出他对敌我形势完全失算。在7月上、中旬，中国军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兵力调动，以取得战场主动，可是时间白白浪费了。日本武士敲响了战争之门。
　　丰岛海战2
　　方伯谦率领“济远”等3舰23日抵达牙山。24日清晨4时，“爱仁”号运兵船来到。6时，驳船亦到。于是立即换乘，仅一个小时，1150人和116箱弹药全部移上驳船，8时，“爱仁”返航烟台。下午2时，“飞鲸”轮到达，“济远”、“广乙”派各船随带汽船帮助装运士兵、马匹和军需。
　　5时半，前往仁川交送电报的“威远”舰回到牙山，带来了日军昨天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的消息。在仁川的英舰舰长罗哲士透露，大队日舰将于明天开到。方伯谦立即命令官兵抓紧帮助陆军卸船，又令“广乙”、“威远”迅速升火开船回国，路上若遇“高升”等运兵船，可令其速返威海卫或天津。由于“广乙”随带的汽艇已进入白石浦江，“广乙”不能立即动身；“威远”是条木舰，行驶缓慢，不堪炮击，单独回国，若遇敌船袭击，只能徒失一船。遂于当晚11时，改令“威远”先赴大同江，等待“济远”、“广乙”到齐后一同回国。
　　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起锚，鱼贯驶出牙山口。这时夜色清朗，繁星满天，微风拂熙，海不扬波。东方的天际尚未透曙，西面的夜幕更是一片不可名状的深邃。两舰向西疾驶，至5时半，南方的地平线上显现出几缕淡淡的黑烟。7时，看清是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迎敌。
　　日本联合舰队驶离佐世保后，一直搜寻中国军舰未得。这天早晨4时30分，第一游击队来到忠清道西岸浅水湾安眠岛附近，又向丰岛一带搜寻。6时30分，遥见远方有2艘蒸汽船冒着黑烟疾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下令各舰戒备，以15节航速向前逼近。当相距5000米时，辨认出是中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按照出发前的训令，在牙山湾附近遇到中国舰队弱小时，不必发动攻击，只有在遇到强大的中国舰队时才发动攻击。显然，日本海军领导人把战机定在决定胜负的会战上。此时，舰队参谋釜谷忠道大尉却认为：“究竟是强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攻击”。这样就奠定了在丰岛对中国舰队开仗的军事行动。
　　日舰此时正处在丰岛附近狭窄水道，不利于作战机动，便向右偏转16度，向东驶去，然后再向左转舵16度，追击中国军舰。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43分30秒，“吉野”放一空炮。45分，“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火。52分，“济远”发炮还击。55分“秋津洲”开炮。56分，“浪速”开炮。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
　　刹那间，宁静的海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3艘日舰与2艘中国军舰展开了对射。虽然按双方实力相比，中国分舰队比日本少一舰，总排水量少7800余吨，火炮少50余门，航速也较日舰慢，但中国军舰依然沉着回击。“浪速”未及开炮前，“济远”的炮弹已在其舰首20余米处爆炸，弹片将其信号索截断，“济远”桅炮炮弹从空中扫向“吉野”。日舰也猛烈轰击“济远”，不久，一颗炮弹落在指挥台附近，大副沈寿昌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沈寿昌是19世纪70年代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之一，也是北洋海军高级军官中唯一的上海人。又有一颗炮弹在前炮台爆炸，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打穿胸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上舰实习的练习生黄承勋奋然登上炮台，召集炮手装弹射击。这时又一块弹片将黄承勋的手臂炸断，两个水兵抬他去包扎。他摇摇头说：“他们各有自己的职责，不要管我了。”说毕气绝，时年21岁。坚持在前炮台发炮而牺牲的还有水勇正头目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鵾以及其他一些水兵。前炮台边积尸累累，竟至火炮无法转动。
　　战斗刚打响时，“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向“吉野”和“秋津洲”之间疾驶，企图切入。“吉野”害怕“广乙”发射鱼雷，向左紧急规避。7时58分，“广乙”又逼近“秋津洲”至600米处，正要发射鱼雷，忽被炮弹击中桅杆，桅炮炮手当即从空中坠落。此时战场上空浓烟笼罩，敌我军舰除了在偶尔的间隙里露一下面外，几乎难以分辨。蓦然，“浪速”发现“广乙”已逼近其舰艇三四百米处，立即向左转舵，并用前主炮、左舷炮及机关炮向“广乙”疾射。炮弹击中“广乙”舰桥。几乎同时，“广乙”的一发炮弹穿透“浪速”左舷，由内部钻过后部钢甲板，炸断备用锚并炸坏锚机。“广乙”趁势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海战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方伯谦，字展堂，福建侯官人。16年前，他在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回国后，担任过“威远”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时，他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烟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朝鲜事起，他于6月6日至7月初，曾先期前来观察事态。他向李鸿章建议集中使用兵力，以威、旅基地为依托，不宜分防仁、牙。又谓海军当添新式快船和快炮，才足以威慑日本。在丰岛海战中，有说他躲进舱中装甲最厚处，也有说他与沈寿昌并立望台指挥，沈寿昌中弹时，脑血溅洒在他的身上。
　　8时20分左右，“济远”后主炮的一颗炮弹穿入“吉野”右舷，打坏发电机，又穿过机舱防御装甲，落入轮机舱，可惜竟未爆炸。“济远”趁机向西撤退。日舰穷追不舍。这时，忽见西面有三道黑烟，不知何国舰船正向战区驶近。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换航向，前去追击东撤的“广乙”，“吉野”、“浪速”仍然尾随“济远”。不久，日舰看清驶来的是中国军舰“操江”号和英国商船“高升”号。“浪速”接着超越“吉野”继续对“济远”发炮。8时53分，“济远”升起一面白旗，但并不停轮。“浪速”紧追，两舰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发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　
　　”“济远”的火炮便停止发射。海面上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军舰的蒸汽机在“呼呼”地呻吟喘息。“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轮信号，准备与它接近。
　　“浪速”发现从右舷驶过的“高升”号上有中国官兵，便用旗语打出“立即停轮”的信号。“济远”利用机会加足马力西撤。“吉野”紧紧追击。到12时38分，两舰相距2500米，“吉野”右舷炮开始射击，连发6炮，皆在附近海中爆炸，溅起巨大的水柱。这时，“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用后主炮仔细瞄准，急发4炮。首发命中“吉野”桅楼，第二发也命中，第三发打偏，第四发击中要害。“吉野”舰艏开始低俯，不敢再追，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舰得以在26日清晨返抵威海。
　　趁着日舰围攻“济远”，负伤的“广乙”向朝鲜西海岸踽踽而退，至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舰1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0余人。管带林国祥纵火焚舰，率残部70余人登岸。其中20多人逃至朝鲜大安县，后由地方官雇两小船送其回国，9人雇船于8月4日到达成山。林国祥带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队。叶军已走，便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途中为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回国。
　　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设计并督建的旅顺、威海海岸防御炮台竣工后，于90年代初返回德国。新近他从欧洲再来天津，听说中日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风声鹤唳，大有一触即发的气氛，便自告奋勇地要去朝鲜观察形势。李鸿章同意他搭“高升”轮前去牙山。他在“高升”号离大沽启锚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轮船。
　　“高升”是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它于7月20日从上海开抵大沽后，被清政府租用。23日，淮军仁字军帮办高继善及营官骆佩德、吴炳文率两营官兵共1100多人，乘该船前往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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