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塞罗斯湾的顶端的沼泽地附近仔仔细细寻找最佳登陆点，以便我们可以获得一条横贯地峡的道路，让军舰守在两头。为了调集军队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将不得不把战壕里的士兵人数降到最低水平，也许我们要撤离苏夫拉湾的一些阵地。我们要调集所有优秀的战士，包括你的安扎克小伙子们和我能在埃及召集到的所有士兵，让他们集中在穆德罗斯港准备执行这个行动计划。
海军指挥层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在这次行动中将任命威姆斯负责指挥海军。
至于陆军指挥权，全部军队都归你负责，要仔细挑选指挥官和部队。我推荐英德、范有、马歇尔、佩顿、戈德利、考克斯这几位人选，让其他人依旧坚守防线。请制定行动方案，或把你觉得最好的替换方案制定出来。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
我绝对不会签署撤离的命令，我认为撤离将会酿成一场最严重的灾难，将会导致我们的战士大量阵亡或被俘。
门罗将被任命指挥萨洛尼卡的部队。
这才是基奇纳的本色。无论布莱尔是否是最佳地点，从这份火辣辣的电报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不列颠帝国相信他是坚定、自信、有创造力、有雄狮胆魄的人，千百万人信任他。
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天：
基奇纳勋爵致伯德伍德将军
1915年11月4日
我即将依照安排动身。……我越研究这个问题，越看不到出路，所以你最好悄悄地和秘密地制定一个将部队撤出半岛的方案。
02.
我们可以再一次利用我们的特有便利，把目光穿越敌人的防线，了解一下德国当局是如何判断形势的。10月31日这天，也就是在门罗将军发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要求撤离的同一天，德方冯·乌泽多姆——读者会记起就是负责指挥达达尼尔堡垒和海峡所有海军防卫力量的那个海军上将——发送给德皇一份急件，报告过去一个月里局势的发展。他写道：
“由于8月7日在阿里布努防线以北从新的登陆开始的进攻被阻止，我们一直预期的陆上战线的大规模进攻并没有发生。9月底，敌人部队和车辆调动的报告增多。来自萨洛尼卡的情报证实军队正从达达尼尔战线调往该地。然而，我并不认为敌人会不经过激烈战斗就撤离阵地。为了把敌人赶出去，我们必须准备全面彻底的炮击，为达到这个目的，战场上或可以提供到战场上的弹药是不够的。”
他接着阐述了削弱海峡要塞防御力量的危险做法，整个防御系统所依赖的可移动大炮、尤其是榴弹炮正不断被撤走。除了5月和6月有49门榴弹炮和可移动大炮连同炮弹被撤走之外，在8月和9月他还被迫让出了21门最有价值的榴弹炮和可移动大炮。整个至关重要中间防线的堡垒此时仅存20门可移动榴弹炮和迫击炮。
03.
此时，德·罗贝克中将的参谋长凯斯准将已经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局面忍无可忍了。他一直深信，舰队在做好准备之后可以随时以充分的力量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夏天时，在他的指导下海军参谋部为这次行动制订了详细的方案。这些方案已经完成，凯斯准将声称自己对方案的成功抱有信心。在他看来，他得到了威姆斯少将最有力的支持。后一位军官实际上比德·罗贝克中将资历更深，但由于前文中已解释过的环境，③在3月18日战斗前夕他接受了副司令的位置。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判断力使他注定了要从海军少将晋升为第一海军大臣。在这个高级职位上他最终肩负起了这场大战最后14个月的重任。因此，回顾起来，他的观点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然而，德·罗贝克中将并没有接受参谋长和副司令的共同意见。于是凯斯准将就要求解除对他的任命，以便可以回国向海军部委员会展示自己的方案。德·罗贝克中将表现出了宽宏大度的姿态，他要求凯斯保留自己的职位，并允许给凯斯假期和完全的自由，以便能寻找一个“公正的地方”陈述自己的想法，但是要讲清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对下一步的海军行动承担责任。于是凯斯准将就立即起程，10月28日他回到伦敦。
凯斯方案以大胆的作为令人注意。方案摒弃了逐步推进的方式，迄今为止只有这种方式才可能得到海军方面的全体认可。方案将舰队分为4个中队，其中3个中队参与进攻，而第四个中队为陆军提供支援。第二中队由大约8艘旧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4艘非常旧的战列舰担任供应任务，尽量多采用伪造的战列舰，用一些商船运输煤和弹药。所有这些舰船都要安装水雷防护器。第二中队由4艘最好的扫雷舰开道，并由8艘驱逐舰和两艘侦察舰护航，在黎明前不久进入海峡；天明以前要躲开被照明区域，天明时中队以最高速度穿越狭窄段。凯斯准将提议亲自带领这个中队。他坚信，配备经过改进的扫雷艇和水雷防护器，借助于烟雾和黑暗，只要能出其不意，中队的大部分舰只肯定可以到达纳加拉上方。未被击沉的战列舰立即就可以从敌人暴露无遗的后方攻击狭窄段的堡垒。
同样也在黎明时分，第一中队从凯佩兹雷区下游同时发起对狭窄段堡垒的进攻；这个中队包括“纳尔逊勋爵号”、“阿伽门农号”、“埃克斯默思号”、2艘“爱德华国王”级、4艘法国军舰、“光荣号”和“老人星号”，并有8艘小型护航舰和10艘驱逐舰扫雷。第三中队的任务是掩护陆军，并从加利波利半岛的另一边配合对狭窄段堡垒的进攻；这个中队由2艘重炮舰和“速捷号”以及5艘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组成。三个中队对狭窄段的堡垒一起开炮，扫除被第二中队经过时搅乱了的雷区，工作要一鼓作气刻不容缓进行。参谋人员拟定的一份深思熟虑的备忘录规定这次进攻的每一阶段的行动，在命令第一中队经由狭窄段最后推进之前，这次进攻很可能要持续两天，如有需要甚至三天。简而言之，凯斯方案原则上与老方案相同，即在扫除水雷的同时采取远距离和连续的炮轰制服堡垒，但是所增加的是运用最旧军舰只在进攻前出其不意迅猛突击，其目的是为了打乱敌人的防守，清扫并突破雷区和获得可以从那里以相反方向炮击敌人堡垒的位置。凯斯准将写道：“(在参谋的备忘录中)建议的这次行动采取起始突击与坚决和陆军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它普遍代表了许多有经验军官的观点，他们强烈主张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并对胜利抱有信心。如果取得胜利，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队将完全依赖于布莱尔地峡供应一切。这条交通线将会被日夜骚扰。”这个方案最后还包括详细的安排，为成功进入马尔马拉海攻击土耳其交通线的军舰进行维修。
04.
11月2日首相改组了战时会议或人们迄今所称的达达尼尔委员会。新的机构称为“战时委员会”，它的成员仅限于首相、贝尔福先生、基奇纳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劳合·乔治先生。在保守党的压力下，10天后又增添了博纳·劳先生。我被排挤在外。据称，这个新的委员会将对指导整个战争向内阁负责。11月3日，新委员会开会讨论从达达尼尔海峡撤离的问题。基奇纳勋爵的观点在那天给伯德伍德将军的电报中已经表露无遗。他先前还给门罗将军去过电报，问他半岛上军长们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得到的回答是：宾将军赞成撤离，他认为只要能在德国的大规模增援到达之前撤离苏夫拉湾，我们就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负责海勒斯角指挥任务的戴维斯将军同意门罗将军的意见，但是指挥安扎克部队的伯德伍德将军反对撤离。负责指挥埃及部队的马克斯韦尔将军也单独打来电报，主张应进步坚持下去。这样一来，陆军的观点有分岐。委员会还把由威姆斯少将签署的凯斯准将的方案交给他们研究，有关这个方案海军战时参谋部没有宣布决定意见。凯斯还只是一个挂准将军衔的上校。他被认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官，但是他没有担任高层指挥的资历，并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可以压倒德·罗贝克中将的消极观点。倘若在此关头，具有多佛尔巡逻舰队指挥官的名声的他，能获得委员会的重任，这场大战的历史就有可能大大缩短。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新的战争委员会来说，要将作出最后决策的倒霉日子拖延下去并不是困难的事。基奇纳勋爵去达达尼尔实地调查情况，并提出下一步的建议。这位战时国务大臣于11月4日离开伦敦，他显然十分赞同凯斯准将的方案。在途经巴黎时他发表了极其坚定的谈话，并指示凯斯准将向法国海军部长拉卡兹上将解释这个方案，然后全速追赶他去达达尼尔。拉卡兹上将完全赞成这个方案，当即答应增派六艘旧法国战列舰去执行方案。
基奇纳勋爵于11月9日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亲自视察了部队和防御的情况之后，他相信部队能够守住阵地，除非面临德国的大规模增援，而这在近期内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凯斯准将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与德·罗贝克中将的几次会晤又使他放弃恢复海军进攻的想法。为取代这个方案他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打算在亚历山大勒塔湾的阿亚什登陆，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堵住土耳其入侵埃及的道路，二是要掩护即将开始的从加利波利半岛的撤退。这个计划既没有推荐给海军部也没有推荐给战时委员会。这两个部门手头上已经有达达尼尔和萨洛尼卡两处的战事，他们自然不愿意对一个新的和完全独立的充其量只能达到一些次要的复杂计划承担责任。于是他们通知基奇纳勋爵不同意他的观点，同时还宣布，他们已经决定将加利波利问题委托给几天后就要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作最后裁定。
05.
5月底在我离开海军部之后在新政府中得到了一个位置，此后我一直觉得我有责任尽最大力量支持达达尼尔战役，而且希望借助于自己在战时会议里的席位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接受这个挂名职务的唯一条件。现在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我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发生了冲突，而首相最终屈从于他们的观点。由于意见对立而迟疑不决也让我感到烦恼，这种对立在当时屡屡出现，使得作战指挥陷于瘫痪。凯斯准将和威姆斯少将的方案遭到拒绝令我倍感绝望。我确信既然打算撤离加利波利半岛，那末撤离必然会作为结果而发生。
这个决定具有可怕的风险，如果不从海上或陆地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那末执行这个决定将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让部队在得不到支援的状况下被毫无目的地逐渐消耗掉，还不如让他们早早撤离。假如英国的内阁或海军部不能承担海军进攻的责任，那末此时采取进一步的陆军行动仍然为时不晚。集结在近东、埃及和萨洛尼卡的几支重要的新军可以在贝希卡湾登陆，然后沿亚洲海岸推进；或者在塞克斯湾的某处登陆，切断布莱尔地峡。这两处铁陆都需要大量额外的小船，如拖网渔船、驳船、“甲虫”*等，只要在德国人炮和弹药的大量供应来到使驻守加利波利半岛的协约国军防守不住之前，不论在何处登陆都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土耳其人没有足够的后备部队可以抵挡新的入侵。协约国军不论在哪里取得胜利，集中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全部20个师将被消灭或俘虏，而我们的14个师将因此而解脱出来成为新的力量。保加利亚已加入了我们的敌人一方，塞尔维亚已遭到蹂躏。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争取希腊和罗马尼亚，依旧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依旧可以打通与俄国的交通联系，依旧可以将土耳其赶出欧洲——即便不能把她彻底赶出战争舞台。
但是无视多数人占优势的意见而只顾宣扬自己的这种策略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我在战时委员会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也无济于事。明智的做法是，应该给已经占主导地位的那套战略和政治思想一个机会，让信奉这种思想的人将其完整地运用于实践。我了解得太多，又过于敏感，所以不能接受内阁给我的位置，不能为我相信是完全错误的作战概念承担责任。于是，在11月中旬我请求退出政府。
当时，要想在议会中讨论本章所揭示的这些严重而令人感到痛苦的争论点，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心里别无他念，只有我对同僚和首相的最友好的个人情意，凡是会给他们或给国家增添麻烦的话我一句也不说。当我们的事业如此糟糕之际，我无法再保留这个报酬优厚的挂名职务，放弃这个挂名职务，我感到心满意足。
我试图揭示在这场悲剧中各种势力活动和各种事件所产生的后果的交错影响。可以写大量文件，以说明和诠释这场悲剧的各个阶段的情况，若要将许多小插曲都包括在内只能，那只能引起混乱。但是根据已写的文件，我们不难理解，那些竭力想要忠实、认真履行自己重大职责的人(不论其持什么观点)所面对的可怕的困难和痛苦的困惑。我已将自己当时的看法记录了下来。未来如何尚不得而知。没有人什么都知道。专家们会常常出错。政治家们则常常正确。外国政府的愿望经常与我们的政策背道而驰，他们自己也被与我们同样的内忧搞得焦头烂额。没有真正的成就作为资本，就没有权力发号施令，从而赢得别人绝对的尊重。权力被广泛分布在许多重要人物手中，而就是这些人在这段时期组成了统治机器。大家对情况的了解程度也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对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无数片面的争论。而局势本身在不断和剧烈的动荡。我们任何时候未曾再有主动权，我们总是被局势牵着鼻子走。我们从来没有能够跟上局势或把握局势。简明的解决办法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这些办法可以迅速地给我们带来宝贵的胜利苗头。
作为本章的结尾，我或许可以重说一下有普遍重要意义的话，这些话是我用来解释我辞职原因的：
没有理由对战争的进程感到灰心丧气。我们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在形势好转之前也许会变得更为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韧不拔，形势一定会好转的，对此我坚信不移。以往的战争是由各个阶段的战役、而不是由战争的趋势所决定的。在这场战争中，趋势比阶段战役重要得多。不取得战役的辉煌胜利我们仍会赢得这场战争。即便我们遭遇一连串极其失望和气恼的挫折，我们还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去逼迫德国人的防线后退、迫使他们退出所有占领的领土，或试图去突破他们的防线。虽然德国人的战线伸展到远离其边界的地方，虽然他们的旗帜正在别国被征服的首都和被奴役的省份里飘扬，虽然表面上他们正耀武扬威，但假定协约国军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进攻柏林，而不是在前线对抗，那相比之下，德国在战争第二年或第三年的失败更是命中注定的。
……毫无疑问，看到像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经过全面调查之后居然相信胜利将归属于中欧同盟国，我们不免要耿耿于怀。所有的小国家都被德国军队的壮观和精确所迷惑。他们看到的是华丽的外表和历史的片断，他们没有看到或理解与德国人交战的那些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具有的能力，她们能够忍受逆境，能够忍受失望与失策，能够恢复力量和振奋精神，能够在无比的苦难中以无比的倔强精神走向事业的成功。
————————————
①《加利波利日记》，第249页。
②《伦教报》(London Gazette)：C.C.门罗将军的电文。
③见原书第397页。
*指一种驳船。——译者
第37章、1915年的结果
01.
达达尼尔战役临近尾声时我正在拉旺蒂附近的近卫步兵第一团第2营服役。我从内阁和总司令部的朋友那儿得到时局的进展情况的消息。在那个时候，与那些优秀的军人研究他们整顿军纪、陆军堑壕战中无与伦比的方法，以及在冬季的严酷条件和敌人的炮火下与他们共度同甘共苦的日常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快慰。我在近卫师体验军旅生活期间得到亲切接待，对此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感激不尽。在11月的某个夜晚的阴影中，我首次带领一个近卫步兵排穿越一片通向我们战壕的湿地，一路上看到此起彼伏的大炮明亮的闪光，间或听到流弹呼啸的声音，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这些单纯的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将最终能够以自己的美德弥补参谋部、内阁、海陆军将领们和政治家们的错误和无知，当然也包括许多我的错误和无知。但是，为此要付出多少毫无必要的代价呀！在获得胜利之前，这些已经经历了许多个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官兵们，在未来无尽的磨难与困苦的岁月里还要经历多少次屠杀！
02.
11月22日这天，在阿亚什湾方案被否决之后，基奇纳勋爵批准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他仍旧希望保留海勒斯角，德·罗贝克中将也强烈主张保留这个地方。然而，战时委员会决定将三个立足点全部放弃。对于这个决定，德·罗贝克中将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反对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当11月25日有人特意问他是否同意撤离海勒斯角时，他坦率地说他“不明白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使用舰队所持的态度，局势已经无法挽救。由于长期辛苦工作，他的健康暂时欠佳。于是他请了一段时期假，立即动身回家了。
指挥权现在移交给威姆斯将军。新上任的海军总司令并没有因为过去事情而气馁，为了挽救局势，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一系列的电文中，他强调了冬季撤离的危险性。他研究了撤离的困难，同意门罗将军的估计，即在撤离时可能会损失30%的兵力；他要求再做一次努力，以求转败为胜。以皇家海军中无可指责的精神，他坚决主张舰队应该发挥它的作用，即便陆军不能配合，他也要贯彻凯斯方案，以海军单独力量夺取达达尼尔海峡。
这个强硬的决策又将一切彻底推翻。内阁反对新的战时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没有与法国人进一步协商之前和在新建立的协约国常务委员会定于12月5日在加来开会之前不作决定。基奇纳勋爵又振作了起来。他与英国参谋部采取一致态度，强烈反对整个萨洛尼卡远征计划。12月2日他给门罗将军发去如下电报：
亲启，机密。
内阁一整天都在讨论加利波利的局势。鉴于其政治后果，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对撤离，即便是部分撤离。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应该保留海勒斯角。
如果萨洛尼卡多达4个师的部队由你指挥，然后你发动一次改善苏夫拉湾阵地处境的进攻，这样的进攻能否及时实施？能否占领更高阵地并向纵深处推进，从而确保能守住苏夫拉湾？海军将发起进攻配合你的行动。
03.
与此同时，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的活动几乎切断了土耳其军队的海上交通，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沿马尔马拉海岸的陆路供应。在最近这两、三个月里，危险局面明显、稳步和急速地接近，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局面，德国参谋部从土耳其的铁路主干线上又建立了一条支线，通往塞克罗斯湾顶端的卡瓦克。这条支线完成得正是时候，当海上运输线失去作用之后，它成为加利波利半岛上的20个土耳其师供应、补充或增援的唯一交通线。从新建的卡瓦克铁路终点站，所有物资都靠牛车或骆驼沿穿过布莱尔地峡的道路运送，这条道路经常遭到舰队炮火的骚扰。12月2日，威姆斯少将利用“阿伽门农号”、“恩底弥翁号”和一艘重炮舰的炮火成功地炸毁了卡瓦克桥的二个中央桥孔。道路也被炮火炸得弹坑累累，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完全无法通行。土耳其第5集团军陷入了严重困境。英国得到的情报表明，由于伤亡、疾病、供应物资短、缺严冬气候和海军炮火的日益猛烈，敌人的士气已越来越低落。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情报是确实的。食品、衣物、靴子、弹药都极其匮乏。土耳其士兵一周又一周地守在战壕里，他们经常是光着脚，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这次激起他们的德国主子在惊诧之余动了恻隐之心。当时的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梅特涅伯爵在利曼·冯·桑德斯的陪同下于12月视察了半岛上的土耳其防线。战后他谈起这些事情时说：“假如你们当时知道土耳其军队的处境，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然而，我们并不是缺乏情报，我们缺乏的是将情报化为战果的集体意志力。
威姆斯少将及其参谋部现在深信，即使不强攻海峡，他们有力量不仅能够阻止德国运来大规模的大炮增援，而且能够严重威胁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全部土耳其军队的生存。这样一来，战场上的希望又重新燃起。就在这个当口，当强有力的海军指挥部第一次宣称有把握获得胜利之际，上面终于作出了没有远见的撤离决定。12月8日，联合参谋会议在法军总司令部召开，一致宣布立即组织保卫萨洛尼卡和立即撤出加利波利。自此，英国政府的困惑宣告结束。他们一直牢牢地坚持这个怯懦的决定。然而，得到凯斯支持的威姆斯少将并没有轻易屈服；这两个水手现在要与内阁、战时委员会、英法联席会议、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联合力量抗争，形成未来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喜欢谈论的一段插曲。为了为皇家海军主持公道，至少必须将威姆斯少将12月8日的电报录在下面：
“海军正准备攻取达达尼尔海峡，并准备无限期地控制海峡，切断土耳其人从马尔马拉海由水路运来半岛或者从亚洲海岸跨越达达尼尔海峡抵达欧洲海岸，然后再运到半岛的全部供应。他们剩下的唯一运输线就是沿布莱尔地峡的道路，这条道路几乎完全可以从马尔马拉海和塞克罗斯湾加以控制。因此，我们可以向陆军提供的帮助就是实际、完全切断土耳其人的所有运输线，并摧毁达达尼尔海岸上的大量储备物资。
“首先，我强烈主张海军进攻应与陆军攻势同步展开，对陆军别无所求，只要他们作好准备在机会有利时发动进攻。这里的海军准备发动这次战役，有成功的完全把握。假如您能提供11月24日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部队，胜利的希望将大大提高，可能的损失将大大降低。
“我可以断定，海军部422号电报所说的军方一致意见自然是受了查尔斯·门罗爵士的军事评估报告的很大影响。我没有读过这些报告，但是从谈话中我已了解了报告的要旨。我知道，军长们以最大的疑虑看待撤离。正如我在电报中所概述的那样，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事从来没有提交给他们讨论过；我相信，考虑到海军进攻胜利会产生的一些成果，尤其是考虑到半岛上土耳其军队的低落士气(对此我们已有了充分证据)，海军会对按照上面指出方针发起的进攻表示支持的。
“我确信，德国在整个近东地区开展大规模宣传攻势以及花费大量的资金，其用意绝不仅仅是把近东战事作为欧洲战争陪衬的次要问题。
“两大主要战场的战线出现僵局，似乎是目前形势的自然结果。希腊的军方高层人士自由表达了这个观点，看来是受德国人的鼓励——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在胜利在望之际放弃阵地，等于帮助敌人取得市场，而敌人掌握市场就能够在已经开始的消耗战中拖垮协约国。
“进攻得手可以一劳永逸地驱散疑云，可以解脱大量的船运能力，可以解决希腊和埃及问题。
“我不知道有关君士坦丁堡的问题是怎么决定的，但是假如告诉土耳其人我们进入马尔马拉海是防止德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裂，他们的力量因此也就会被削弱。
“我担心不战而退对海军产生的影响不好。
“虽然除了我接近的参谋人员和海军将领们之外，我没有对任何别人提及过进攻二字，但我敢肯定，所有官兵都会觉得我们是还没有充分运用海军这个最强大的力量便早早放弃了战斗。
“处境非常紧急，以致没有时间再拘泥礼节，我建议让现在必须执行进攻或者按照命令撤离的伯德伍德将军，做一次局势评估。
“因此，依照逻辑得出的结论是，选择撤离或选择强攻达达尼尔海峡。我认为从战术和战略上讲撤离将是灾难性的，而进攻则是可行的，只要部队留在安扎克，进攻就能产生决定性作用。
“我深信积极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对于胜利满怀信心。”
04.
8月18日海军部曾打电报给德·罗贝克中将，授权并含蓄地鼓励他动用舰队中的老式战列舰攻打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却被德·罗贝克中将委婉拒绝了。如今情况倒了过来。12月10日，同样是这个海军部委员会却答复说他们并不打算授权由海军单独攻打狭窄段。这个冷冰冰的否决再也不可能推翻了。
图13、战初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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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一定环境下准备冒险，往往会出现某种最奇怪的心理：为了躲避灾难，他们会发挥一点点胆量，这一点点胆量往往取得成功。相反，例如，现在出现在英国政府和海军部前面有两种风险选择：一方面，按照所有专家们的意见得出的概率，撤离会损失40000人，而撤离如果成功也只能是造成这场战役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在进攻中可能会损失一个中队的旧军舰和少数人员，但如果进攻得手，就可以使战局一举反败为胜。然而我们却发现，内阁和海军部能够面对第一种选择，而在第二种选择前面畏缩。当时间绰绰有余时，当前景相当乐观时，当可能得到无法估价的成就时，他们却谨小慎微、犹豫再三、半心半意、裹足不前，不敢行动。在战局不利、前途不妙时，他们只能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当一切充满希望时，他们舍弃有希望的积极行动，当形势充满可怕的失望时，他们心中只有逃跑，能取得胜利的精力和信心在考虑逃跑方案中消耗殆尽。
英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作出让步的决心坚定不移。海军部重申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的命令。12月12日威姆斯少将“怀着最大的遗憾和忧虑”屈从于这些命令。人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制定出的撤离计划现在已经完成，少将确定12月19日或20日夜晚为撤离行动的日期。
希望完全绝灭。下达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的命令中，政府同意暂时保留海勒斯角，保留这个阵地就保留了重新发起海军进攻的可能性。为了确保海勒斯角，少将亲自在那儿坐阵指挥，在戴维斯将军的全力配合下，他精心制定了一个由舰队和陆军对阿齐巴巴发起联合进攻的方案。从重炮舰和带防潜船腹的几艘“埃德加”级军舰发射炮火的控制能力和准确性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戴维斯将军写道：“在进攻中进行合作现在已成为现实。”因此，这两位战地海陆军指挥官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必要预测这次进攻行动的前景，因为此时门罗将军从萨洛尼卡返回，自从他对加利波利半岛视察了一天又去埃及逗留了一下之后，他就一直呆在萨洛尼卡。12月1日他就禁止伯德伍德将军和各军指挥官在未经他的允许下与海军少将协商。10日，他断然禁止伯德伍德将军与海军少将讨论任何军事问题。14日，他给国内去电报，声明他和海军少将的观点没有关系，并且抗议威姆斯海军少将对陆军事务发表意见。然而，他也同意海军和当地陆军的观点，即不占领阿齐巴巴，海勒斯角不可能无限期保留下去。由于占领阿齐巴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完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就这样最后决定了下来。
05.
12月19日夜晚，这次重大的撤离行动没有流血就顺利完成。我在法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感到忧郁又感到如释重负。最高荣誉应归属于那些不折不扣按计划完成所布置任务的海陆军军官们，以及那些全面成功地执行计划的海陆军将领们。一切全依赖于天气，在至关重要的48小时里天气一直良好，土耳其人完全没有怀疑。确实，当黎明降临时，花费了昂贵代价才夺得的那些战壕和著名的阵地上已经空无一人，就像环绕在它们周围的坟墓一样寂静，面容憔悴的土耳其士兵们和他们不屈不挠的长官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的地位，他们国家的地位以及他们以英勇顽强保卫的这个国家的首都，转瞬间从极度危险转变为更新的和复活的力量。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和各类资源上都处于劣势，尽管他们的地位从战略上说具有天然危险性，但是高级指挥部牢固保持信念、决心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为他们赢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我们的权力顶层缺乏这样的品质，从而使攻击者未能赢得对全世界有重大意义的应得的胜利；他们压倒性的潜力和资源、他们实际的人数和装备、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他们遭受的可怕牺牲，他们应该有权赢得胜利。
1月8日撤离海勒斯角，进行得同样井然有序，运气也同样不错，达达尼尔的这段插曲终于宣告结束。一些浅薄与不知内情的人对这个结局喝彩叫好，仿佛取得了一场胜利。
图14、土耳其战场
Adrianople，阿德里亚诺波尔；Aegean Sea，爱琴海；Black
Sea，黑海；Bosphorus，博斯普奋斯海峡；Brusa，布鲁萨；Chanak，恰纳克；Chatalja，恰塔尔贾；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Dardanelles，达尼尔海峡；Dedeagach，代顿加赫；Enos，埃内兹；Eregli，埃雷利；G..of
Enos，埃内兹湾；G..of Eros，伊兹米特湾；Gallipoli，加利波利；Ganos，加诺斯；Gulf of
Smyna，士麦那湾；Gulf of Xeros，萨罗斯湾；Imbros，伊姆罗兹岛；Injir
Liman，英吉尔湾；Ismid，伊兹米特；Karak，卡拉角；Karak，克拉克；Kum Kale，库姆卡莱；Lemnos
Nudros，利姆诺斯努德罗斯岛；Lesbos，莱斯沃斯岛；Marmora，马尔马拉岛；Midia，米迪亚；Mitylene，米蒂莱内；Panderman，班德尔马；Rodosto，罗多斯托；Sea
of Marmora，马尔马拉海；Seddel Bahr，塞德埃尔巴赫；Smyna，士麦那；Tenedos，特内多斯岛
06.
可是，不但有必要叙述随后发生的事情，而且有必要概括一下这些事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达达尼尔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因在法国的法、英最高指挥部反对从战争的主战场上抽调部队和军需品而受到供应不足和严重削弱之苦。放弃达达尼尔海峡导致了协约国军事力量的转移，其规模之大超过最热情鼓吹者曾经想象的。塞尔维亚已被摧毁；保加利亚加入了敌人一方；罗马尼亚和希腊保持恐惧的中立不敢动弹。但是，只要英国的旗帜在半岛上飘扬，英国的舰队在海峡外游弋，土耳其的主力就会被拖住、就会陷入瘫痪。撤离使土耳其在半岛上的20个师得到了解脱，从此土耳其便可以在色雷斯与保加利亚组成共同战线，进攻俄国、援助奥地利、威吓罗马尼亚。土耳其同时还有能力威胁埃及和增援美索不达米亚。撤出的13个英国师①经过休整之后还要防范最后的两种新危险。由法国和英国从法国战场调拨过来的全部新军总计有7个师，这些部队是指定去守卫萨洛尼卡的。除了澳新军团之外，协约国的这20个师在大战的其余时候几乎都没有和德国人打过仗；在将近6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师几乎没有一个与任何敌人有过直接接触，而在这同一时期得到解脱的20个土耳其师中有13个师加入了其他战场上的敌军阵地，即11个师去了高加索，2个师去了加利西亚，这两股力量增加了俄国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于是，我们可以用不同方法计算撤离加利波利半岛的初步结果：协约国的力量总损失达30到40个师，其中一半是一流的部队。显然，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战争就必定会延长许多时间。
一旦放松了对土耳其帝国的心脏施加的压迫并让它得到喘息的空间，它的广泛伸延的四肢在德国人的刺激下就会恢复并增加力量。在萨洛尼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或即将爆发的三场战役迅速发展为极大规模的战事，三处战事继续到大战最后一天，使得英国的资源耗费巨大，法国也耗费了资源，虽然不及英国那么大。到了1918年，英国和印度的7个师组成了一支27万人的部队(不包括随后补充的人员)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起先守卫苏伊士运河，后来又通过入侵巴勒斯坦攻击土耳其，发展成为一场单独的战争，这场战争若发生在任何其他时期，将引起举世瞩目。我们不去直捣土耳其的心脏君士坦丁堡，不去打击她的腋窝亚历山大勒塔或胳膊肘海法，却从她的手指尖向北开始攻击。我们缓慢而痛苦地前进，没完没了地消耗自己的力量，以人力与组织的惊人业绩走过沙漠，在几百英里的灼热的沙漠上用自己身躯刻划出一条条人工河流。我们受尽千辛万苦，在战斗中一英里一英里、甚至一码一码地向前推进，从加沙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从来也未能让敌人付出超过我们三分之一的代价。大战停火时，由12个英军师组成的一支将近28万人的军队(不包括随后补充的人员)陷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作战。萨洛尼卡的战役同样可怕地扩大。在1917年末，12个英国和法国师和两个意大利师正在联合对付土耳其军和保加利亚军；如果达达尼尔战役坚持下去，这些土耳其军队可能早就被逐出战争舞台，如果我们采取及时和慎重的政策，这些保加利亚军队就有可能站在我们一边。这次协约国大规模部署的唯一额外收获就是，在国家毁灭之后从海上过来的6个塞尔维亚师和韦尼泽洛斯先生与康斯坦丁国王闹翻之后招集的4个希腊师。最后，守在萨洛尼卡的前线上的协约国部队达到了63万人。
为了支持这三次长距离海上远征，使英国的海上资源十分紧张，加上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到了1917年春季我们几乎达到完全崩溃的境地。那些只顾及大舰队的海军将领们和那些只顾及主力部队的陆军将领们现在应该明白，拒绝命运之神最初提供的大好机会如今遭到何等残酷的报复。
虽然在方法上是浪费和绕圈子的，但是促成东方政策的战略概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经过三年战争后保加利亚的垮台成了中欧同盟国普遍垮台的信号。
07.
与俄国建立直接和持续联系的希望随着达达尼尔战役的结束化为泡影。本可以建立一条通往摩尔曼斯克的1200英里长的铁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增援物资可以穿越4000英里运送过去；但是建立人员与军需物资方面的密切合作，南俄小麦的大量出口，扩大生气勃勃的贸易，这些只有通过黑海的门户进行，可是现在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
放弃加利波利半岛令俄国人梦想破灭。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俄军在鲁登道夫的沉重打击下被赶出波兰，被赶出加利西亚时，当她的军队忍受着灾难而且经常手无寸铁面对死亡时，当生活费用在她幅员辽阔的封闭帝国里持续上涨时，俄国总是以君士坦丁堡这个巨大的战利品鼓舞自己。现在俄国各阶层人民已深感灰心，那种根深蒂固的疑心也随之出现。英国人并非真心要攻打达达尼尔海峡。从英国同意俄国对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的起，她就没有一心一意要拿下这个城市，她已经失去了对这次行动的兴趣。她行动不坚定，意见出现分歧，这些都被归因于这个国家内心隐藏的秘密动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俄国正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未曾经历过的残酷战争，俄国正在流血牺牲。这些原是人们窃窃私语，但德国人熟练的宣传机器使它生上翅膀，现在已遍布沙皇的整个领域，紧随其后各种颠覆势力从中获得力量。最后，战争不可避免的延长证明对俄国是致命的。在我们终于注定要打一场被吹捧为军事思想最后启示的消耗战中，俄国将是第一个倒下的，她垮台的本身或许会掀起使几百万人生灵涂炭的浪潮。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感觉得到这些事件的后果，它们将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世界投下阴影。
08.
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对基奇纳勋爵来说是致命的。在整个1915年期间，他独自负责英国的全部陆军战事，在11月份以前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服从他的意思。与旧内阁中的主要成员一样，新内阁现在也已经对他领导战争失去信心。加利波利战役的指挥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位伟大人物晚年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作为一名组织者和执行者的局限性。他主张在法国发起攻势，结果在洛斯和香槟遭到明显失败，这些都被记入了史册。加利波利撤离给他带来的痛苦使得他的意志力出现明显崩溃，在处理这个可怕的问题时显示的一连串自相矛盾的决定，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明白。
在11月份基奇纳已经遭到冷遇。他打算在亚历山大勒塔湾重新登陆的方案，虽然他是在实际战场上制定的，但是仍旧遭到了内阁新的战时委员会和协约国会议的决定性的否决。一系列的电报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么一种意向：鼓励他把去达达尼尔的明确使命改变成一次对东方的一般性的广泛视察。他迅速返回伦敦，这说明他本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已有所察觉。自苏夫拉湾和安扎克撤离之后，他决定的英军在东方的部署肯定无助于挽救他日渐衰落的威望。埃及在他的心目中份量额外重，这是自然的事。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那儿度过，他的声望也是在那儿建立的。现在他相信自己心爱的国家正面临土耳其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为了挡开他想象中的威胁，他将一个又一个师派往埃及，当然考虑到为保卫苏伊士运河在不久将来的殊死搏斗。在较早时期，例如1914年末至1915年初，土耳其派两万人去威胁苏伊士运河，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因为这样做可以拖延协约国将军队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调往欧洲战场。但是随着东地中海战场的战斗规模在全年中不断增大，这种行动的意义和可行性不复存在。德国和土耳其的参谋人员满足于威胁和吹嘘，以公开声张其意图来取代真正的调兵遣将。恩维尔帕夏在12月扬言：“埃及是我们的目标。”随着这么一个简单的骗局，使英国热情地实施在埃及集中兵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索不达米亚形势出现逆转，对此基奇纳勋爵没有直接责任。汤申德将军挥师巴格达，战时委员会相信基奇纳本人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动者。美索不达米亚的总司令尼克松将军并没有通知战时委员会，他的这位莽撞但迄今取得光辉成功的下属已经书面记录了他对这次行动的担忧。在这次行动中，汤申德的大约两万人的部队在克泰西封(Ctesiphon)进行激烈争夺战之后于11月25日被迫后撤，经过迅速而损失重大的撤退才得以逃到库特的一个临时避难所。
12月3日战时委员会决定在陆军部重建一个富有效率的帝国参谋部。这是一个重大决策。让陆军元帅担任战时国务大臣的尝试已经结束。基奇纳勋爵可能依旧掌握着陆军部的大印，但是他以前那种压倒一切的包含和体现大臣和职业军人双重领袖的权力，现在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以内，这种受限制的权力是担任国务大臣职位的政治家所愿意接受的。在法国的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被召回白厅，颁布了枢密令，为他确定了严格而广泛的权力和责任。这样一来，不但基奇纳勋爵享有的特别个人权力被废除，而且他的职位历来固有的一些权力也被废除，对此他都默认了。
他伟大的经历即将结束；他漫长的一生充满战斗，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很少有哪一个英国人曾掌握像他那样大的权力，他得到了大英帝国所能给予的一切尊重和荣誉，但现在所有这些正在阴影下衰退。那个夜晚巡洋舰的突然爆炸沉没，*他和他的名望注定要保留在北方的深水区域，不使他留在浅滩处。
“与其在岩石上渐渐腐烂，不如轰然一声沉入海底。”
他担任英国安全的守护人站在最前面的庄严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他的指导下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作好战争的准备。像斗士一样地死去是他忠于职守的一生最好的结局。在大战中，作为战略家、行政官和领袖人物，他的业绩将不能由我们这一代人、而要由子孙后代去评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记住，在最艰苦考验的岁月里他的性格和个性曾给他的同胞带来莫大的安慰。
09.
要将一长串丧失的重大机会都罗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些机会的丧失阻止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却没有感到恐惧。最后回顾起来，前后出现过十几次敌人没有能力控制的形势，其中只要我们能把握任何一次，作出与前不同的决策，就可以稳获胜利。倘若在决定发动海军进攻时我们就知道可以得到一支陆军的协助，那末当时就可以在陆军的善意支持下决定对加利波利半岛展开一次海陆联合突然进攻。假如不派陆军参战，在3月18日受阻之后，有组织良好扫雷设施的海军原本可以恢复进攻，假如恢复进攻，我们就可以很快使土耳其堡垒的弹药消耗干净，并扫除雷区的水雷。假如派遣第29师的命令没有在2月20日撤消，假如这个师以准备就绪状态登上运输船，一登陆就能投入战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3月18日之后几乎立即可以进攻加利波利半岛，并会发现半岛的防守相当薄弱。6月与7月的战斗紧张到了极点。给进攻部队以实实在在的增援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5月份组织联合政府期间行政工作的瘫痪，使英国的增援部队推迟了6个星期才到达，这就让土耳其的军队力量增强了一倍。7月初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8月份的苏夫拉湾战役的特点是战争中同时发生几件不寻常的坏事。倘若不是真实发生，那末英国第9军和整个苏夫拉湾登陆战的遭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费希尔勋爵辞职，我又被解职离开海军部，而达达尼尔战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不受欢迎，这使得海军部委员会中我们的后任心有余悸，不敢承担必要的风险责任。1914年希腊要求与我们结盟并提供军队但遭到了拒绝；1915年我们请求她结盟并提供军队没有成功；俄国人不顾一切地排斥希腊；保加利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依赖了那种微妙平衡；1915年9月巴黎的特殊环境导致任命萨拉伊将军，并促使法国政府建议派一支大规模远征军去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这是一项具有许多成功机会的政策，但随后又被废弃。在1915年临近结束时，把所有可以使用的部队从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极为重要的目标派往参加萨洛尼卡战役，损失浩大、而近三年没有结果；当土耳其军队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机而英国海军信心十足之际，我们作出了撤离加利波利半岛的最后决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幕幕独立的悲剧。
10.
达达尼尔战役的结束意味着大战的第二大阶段告终。在陆地上除了消耗战之外我们一无所获，不仅军队精疲力竭，国家也一样。打仗不仅没有战略指导，而且战术也难得运用；只有因交换生命而越来越衰弱的双方陷入单调的衰竭，只有双方成倍增加武器来更快地消耗它们。绵延不绝的战线现在不仅从阿尔卑斯山脉延伸到海边，而且横贯巴尔干半岛、横贯巴勒斯坦、横贯美索不达米亚。中欧各帝国已经成功地保卫了它们的南翼，即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它们的胜利同时也消除了任何企图攻击其北翼波罗的海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想法都已经寿终正寝。现在军事艺术的唯一表现就是老实、简单、一直向前的正面进攻，让那些勇敢的血肉之躯扑向铁刺和机枪，单纯的纯“杀德国佬”的口号，其结果就是协约国军被德军杀死的人数比平常多一倍，召唤40岁、50岁乃至55岁的人和18岁的青年上前线，把伤员几次三翻送进屠杀场。最后的结局是，三年之后，一大批身着制服的、曾经在僻静的办公室里沾沾自喜地操纵这场令人敬畏的战争的官员们，将胜利献给自己的已精疲力竭的国家，此时，这个胜利对胜利者来说只是比被击败者的灾难小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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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军已经离开。
*基奇纳勋爵因乘坐的“汉普郡号”巡洋舰在奥克尼群岛附近触水雷沉没而失踪。——译者
第2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3卷、1916—1918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本卷叙述一战的第三阶段1916—1918年。前两年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僵持状态。法英发动过索姆河战役、阿拉斯之战、梅西纳之战、帕森达勒之战和康布雷之战。德国则试图攻取法兰西荣誉与精神的基石——凡尔登。但双方均无建树。
海战方面，日德兰会战中英国多次坐失良机。丘吉尔对此有详尽描叙，深刻剖析了英海军主帅的保守思想。但英国在海上击败了德国潜艇战。
由于德国遭海上封锁，由于无限制潜艇战促成美国参战，因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德军士气一旦出现低落，便发生兵败如山倒。日耳曼帝国崩溃、投降。
第38章、血的考验
01.
1916年，这个疯狂而悲惨的世界升起了新年之光，它照亮了遍布欧洲的庞大战场的全貌，战场上基督教世界最高尚的民族处于相互杀戮的混乱之中。可以肯定，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以毁灭告终。双方的庞大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因此战争中彼此必然使对方遭受的损害无法估量，谁都不能幸免。两大联盟的所有参战国都陷入不能自拔的罪恶之中。
遭受德国入侵并在其占领下的法国北部诸省，强大的抗战激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土。两军僵持的战壕线不是沿国界延伸，而是贯穿法国的腹部，如果是沿国界延伸，或许可能进行谈判。肃清法国领土上外来压迫的呼吁已经家喻户晓，它坚定了每个公民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德军几乎遍布在其征服的领土上，但竭尽全力浴血奋战也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也无法因初始估计失误而应偿付的惩罚代价，更难以补偿她所犯的错误。凡提出明智而公正的不主战方针的不论德国哪个朝廷或政府都将被推翻。因此，法国的失利与德国对其领土的征服同样迫使两国继续进行战争。类似的因素对俄国也起作用；此外，战争失败即意味着国内发生革命，这种判断坚定了所有当政者继续打仗的决心。在英国，对其遭受苦难的盟国，尤其对比利时所承担的光荣义务，不容许有松懈或退缩的丝毫表示。面对这决定性的光荣任务，岛国人民的心中迸发出一股自拿破仑垮台以后蕴藏着的、受抑制的强烈热情和决心，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任何风险去争取胜利。
支配其他国家参战力量的愿望同样急迫。意大利新近参战的目的是因为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这些具体承诺载于伦敦条约之中。奥匈帝国是一个大国，如不最终崩溃她绝不甘心接受给予的条件。英、法接受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要求，等于宣判了土耳其接受类似如此的命运。所以，对奥地利和土耳其两个帝国来说，失败不但意味着一败涂地，而且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至于保加利亚，她只能指望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过去被塞尔维亚拿走的那些可怜的份儿。
因此，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都极端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两大联盟的各成员国都绑在各自的联盟之中，每个成员国又有无形绳索分别与其敌人捆在一起。这种无形绳索唯有战火方能熔化或炸掉。
02.
本章有必要要求读者，在1916年的战事开始之前从粗略的统计数字上了解一下整个西线战争的状况，并察看一下战争的主要片段的特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战事本身自然地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14年；第二，1915、1916和1917年；第三，1918年。也就是最初的冲击，僵持和最后的震荡。第一阶段极为简单，也最为紧张。德、法两国训练有素的部队始则相互发起猛攻，继而激烈搏斗，然后短暂地脱离接触，劳而无功地相互迂回包抄；多次短兵相接、殊死肉搏，又多次脱离接触；然后是自阿尔卑斯山到北海的漫长战线上两军气喘吁吁、虎视眈眈，均不知将欲何为。没有一方的兵力足以压倒对方，也没有一方拥有发动有效攻势所需的优势手段和方法。在此情况下，双方相持达三年有余，而未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用说作战略推进。直至1918年，双方的主力部队才同时投入类似1914年的决战。简而言之，西线战事自身分为两个激战阶段，两阶段中间有一个为时三年的僵持期。
1914年最初冲击波的规模和强度，甚至没有被受过很好教育的法国公众所充分理解，而在英国，公众对此根本不理解。最初，伤亡人员总数在各参战国都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的封锁。后来战况为较多人所知时，人们在新的危险中无暇回顾较早时期发生的状况；且自开战以来，公众从未得到实在的消息。英国人的眼睛一直注视列日之战、蒙斯之战、勒卡托之战、发生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战役的一部分，以及伊普尔周围殊死战斗的生动场面。其余战斗则处于阴暗不明之中，到现在才可能为大家知道。
自8月最后一星期至11月底头三个月的实际战斗中，当时德军向沿海峡各港口发动的强攻已经告终，首次大规模入侵已被确实阻止，法军阵亡、被俘、受伤计85.4万人①。同期，相当于法国战斗部队之七分之一的少量英军，损失8.5万人②，协约国军损失共计93.9万人。与之相比，德军同期损失66.7万人③。虽然德军入侵，取明显进攻之势，其杀敌之数却大于己方受损之数，这一事实当归咎于法军在理论、训练和战术诸方面的严重错误，以及霞飞将军不健全的战略部署。法军损失的五分之四以上是在遭受最弱的冲击中造成的。自8月21日主要冲突发生，直至9月12日明确完成马恩河之战的胜利(近3周期间)，法军或死或被俘，损失近33万人，这个数目占整个52个月战争期间战死和被俘总损失人数的六分之一以上。上述永久性损失应加上28万名伤员，在此短期内仅法军伤亡总数已逾60万人；在这触目惊心的总数中，有四分之三的损失是8月21日至24日、9月5日至9日，即不到8天时间内蒙受的。
即使包括最初俄国蒙受的几次大灾难和1918年西线的最后阶段，也没有任何参战国在如此短期内蒙受的损失能与此次集中屠杀相比。法军从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犯了遭受屠杀的显著错误，他们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辛撤退，竟然保持了令人惊叹的、能使军力恢复的战斗素质，这是他们刚毅意志和献身精神的最有力证明，这理应载入史册。假设在最初冲击中这支英勇军队得到审慎的指挥，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作指导，对现代火器效力和运用铁刺网和壕堑有实际知识，无疑德军在入侵法国疆界30—50公里处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战事发展所示，法军在最初数周的战争中受到了近乎致命的创伤，且长期难以治愈。上述损失中最严重的是，大量正规营团军官的损失，他们以无限的忠诚献身捐躯。在很多营里在最初几次战斗后仅有二三位军官幸存。整个法军的干部，因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成批死伤而严重受损。法军在嗣后几年蒙受的损失，无疑因战斗单位军事知识的贫乏而加剧。尽管德国人常常哀叹其初始战斗中军官的严重损失，其实他们所受的损失并非如此严重，到鲁登道夫发动的几次攻势以后，他们一直拥有必需的专业参谋，指导和管理陆续接纳的新兵。
11月底局势稳定之后，西线开始了长期的堑壕战。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沿着为建高级铁路网而选定的路线，建筑了防御工事；而协约国军在三年多时间里，力图突破德军的防线并迫使其撤退，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军总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攻击：
(1)1915年春和初夏，由法军在香槟和阿图瓦发起。
(2)1915年深秋和冬季，法军在香槟发起；英军在洛斯同时发起。
(3)1916年7月至10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共同发起。
(4)1917年4月至7月，英军在阿拉斯发起，法军在埃纳河发起。
(5)1917年秋、冬，英军实际上单独在帕森达勒发起。
在上述1915、1916和1917年的几次攻势中，法军和英军无谓地消耗了自身力量，遭受了几乎双倍于德军的伤亡。在此期间德军仅进行了一次大的反攻，即1916年春法金汉向凡尔登发动的持久进攻。此次军事行动表现的特点，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
这些持续多月规模巨大的血腥的冲突，往往被不严格地称之为“战役”。从不同时间参加作战的人数看，从所使用的大量火炮等武器看，从骇人听闻的伤亡总人数看，这些冲突，如每次都视为是一个整体，当然属于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战事。但是，我们切不可受术语的误导。如果称之为“战役”，这只是表述的一般方法，虽然它完全可以不受指责地通过，但它会混淆视听。可是军事指挥官和整整一派作家，曾试图将这些持久的战事称之为堪与历史上决定性战役相比拟的、而且规模更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战役。听从这一貌似有理的论断，则势必陷入对军事科学和第一次大战实际发生的事态完全错误的观念。
什么叫战役？我在1918年3月5日写道：“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战争……应该有一连串的高潮，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些高潮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它，从它那里可以得到永久性胜负的决定。这些高潮通称战役。战役的意义在于，在军事行动的单一片断过程中，任何一方拿出全部资源集中用于打击敌人。”战役的规模必然与两军的整个战斗力成适当比例。7个师之军出其5个师交战，可以打一场战役。但70个师之军打同样规模的仗，虽彼此遭受伤亡数与上述相等，只能降格为小冲突；连续发生此类冲突只增加伤亡量，但不提高战事的规模。
此外，恰当地说，考虑是否是一场战役，不可脱离时间因素。击溃敌军之右侧，我军则处于可进攻其中央暴露的侧翼或后方的地位；突破敌之中央，我有可能包抄其两翼；夺取某山头，我可控制其交通线。然而如果初步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则敌可完成重新部署，例如敌可缩回被攻破一边的防线，并加筑防御工事；若在敌山头失守之后先撤退军队，敌方仍能控制其交通线，那末就得不到这些本来会有的优势。如果敌方争得时间有效地采取这些措施，那末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为第二次战役。敌军所需时间不是无限的。完成新阵地的掘壕与重新部署，一个晚上就够了；48小时之内铁路可将大量增援人员与大炮运到任何受威胁的地点。因此，进攻方就要面临新的形势、不同的问题、一个独立的战役。把这些不同环境中重新开始的进攻称为原先战役的一部分，或将一连串此类不连续的战事描述为一场长期战役，这均属用词不当。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片断组成的、且延展数月、其间又为许多全新形势所间隔的战事，不管其规模怎么大，切不可与——几个近代例子——布莱尼姆战役、罗斯巴赫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色当战役、马恩河战役或坦嫩贝格战役等相提并论。
大战的真正的战役，从长长一连串不完整的、但代价高昂的战事来看，其特点不但在于伤亡人数巨大，也在于双方同时参战的师团之多。1914年，自8月21日至24日共4日内，德军80个师与法军62个师、英军4个师和比利时军6个师交战。自9月6日至9日的马恩河之战的决定性4天内，卷入了为数差不多相等的兵力；实际上双方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利用军队的全部力量达到极点。1915年春阿图瓦战事历时3个月，法军付出45万人的代价，④双方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同时投入15个师以上之兵力。1915年9月25日开始的洛斯—香槟战役中包含一次法军44个师暨英军15个师(共59个师)向德军大约30个师发起的进攻。但在3日之内其决战期可以说已经过去，英法联军方参战兵员数锐减。1916年有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这一年，战斗几乎持续不断；英军、法军和德军死伤逾250万人；仅7月1日一天，在索姆河畔协约国军同时参战兵力即达22个师之多。索姆河之战的其余日子尽管杀戮甚多，每次战斗参战人数协约国军不超过18个师，在大多数战斗中，英法军在三、四个师之间，敌人人数还不到其半数。在整个所谓“凡尔登战役”中，法军和德军参战兵力之和从未有过一天在14个师以上，几乎决定凡尔登堡垒命运的真正关键性的初始进攻，是由不超过6个师的德军与二、三个法军师之间展开的。1917年，尼韦勒将军就任法军统帅之后，试图发起一次决战，一日之内法军投入28师之多，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此后的多次军事行动再次降为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英军在佛兰德发动的秋季战事是以5到15个师出击的一连串进攻。
我曾于1917年10月写道：“在有限时期内，凭我军攻势之规模与强度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力求征服敌人的军队而非敌人的阵地……两军间如此均衡的消耗政策断不能导致胜负的决定。消耗敌人后备力量，必须消耗得非常迅速，令其溃散之师不可能恢复与补充……除非这个问题能满意解决，否则我们只能相互作大规模的消耗，蒙受骇人的牺牲而一无所得。”
直到1918年3月21日，当时战争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开始，鲁登道夫重新开始大规模战役。德军此时在西线聚集的大量火炮，足以同时向协约国军发动三、四次大规模进攻；而任意发动其中一次进攻的威力都显示鲁登道夫作战的突然袭击的特色。他率领和投入大量后备部队，虽经过四年大屠杀之后，仍似最初入侵时的残酷无情，沿整个西线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展开，致令对方部队及其一切攻防组织的整个结构紧张到了极点。德军攻势在7月份达到高潮。鲁登道夫威严地彻底使自己的军力耗尽，疲乏不堪；然后协约国军在等量大炮的支援下反攻开始了。随着攻势的发展，所有军队都卷入了持续的运动战；协约国军近90个师在许多天里同时与德军70或80个师交战。终于决出了胜负。
上述战况的基本比率，若以每周替代每天为检验标准，将更为明显。据此，让我们用师的数目乘以这些师在某一周内积极作战的天数。“边境战役”表明自8月21日至28日约为600个师/日；从9月5日至12日为时一周的马恩河战役表明总数近500个师/日；1915年9月25日至10月2日一星期的洛斯—香槟战役，总数约为100个师/日。凡尔登战役第一周的持续战斗紧张程度仅为72个师/日，尔后再未达到这一水平；索姆河战役的起初一周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为46个师/日，1917年4月尼韦勒将军的进攻在一周内为135个师/日。帕森达勒战役的任何一周内按战斗日累计的师，从未超过885个。鲁登道夫1918的攻势在3月21日至28日达328师/日；1918年整个夏天，全部参战军队的师有许多星期多次表明为300个师/日；最后，福煦在8月、9月和10月的总攻击，最高强度达到一周每战斗日为554师，在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月每周保持平均强度逾400个师/日。
03.
战争期间英军和法军的参谋们惯于宣称：他们进攻给德军的重创远大于己方所遭受的损失。敌军也发表类似的断言。鲁登道夫持有与英法军高级司令部相同的职业军人的观点。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他记忆中的实况或他刻意找寻并予处理的材料，他写道：“在两种〔策略〕中，进攻要求较少的兵员，这样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⑤我们可以把三大交战国军事学派的这种断言和理论置于血的考验，试看他们是多么冷酷无情，轮番让他们英勇军人奔赴毁灭。自停战以来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但在列举具体数字之前，以先作一次一般性的考察是合适的。
德国人口不到7000万战时动员了1325万人服兵役；根据最近德国官方统计，所有战线包括俄国战线在内，死亡、受伤或被俘者逾700万，其中死亡近200万人。⑥法国人口3800万，动员略多于800万人；不过，其中包括法国人口基数以外的相当比例的非洲部队。约500万人死伤，殒命者150万。不列颠帝国，从6000万白人人口中动员了近950万，死伤逾300万，其中近100万人死亡。
英国伤亡总数不可与法国和德国的伤亡数直接比较。英军中有色人种部队所占比例很大。在西线以外战场和服役于海军的非白人死亡数均很大。
然而，法军和德军的伤亡数字可以进行非常密切的比较。战争自始至终，法、德两军均以全力拼搏。两国都对其人口提出了最大可能的需求。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和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相当准确，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德国动员了其全人口之19%；而法国虽有外加的非洲兵源，本身动员了21%。考虑到非洲兵源，则可以看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德法两国对成人男子提出同样力度的要求。如果这个基本论点正确——它当然合乎道理——则法国和德国伤亡数与所动员人数之比较明显一致。德军伤亡数与动员总数之比是10：19；而法军的这一比率为10：16。德国和法国的死亡与受伤人数之比几乎完全相等，即均为2：5。最后，这些数字反映了西线德军与所有其他战线德军的损失状况(死亡数和受伤、失踪、被俘数)约3：1。所有计算都是以表列数字为基础，根据这些表格数字产生全部比例数有权威性，是一致的。
表A：西线损失(阵亡、医院死亡、失踪、被俘、受伤，其中包括军官)⒀⒁⒂⒃⒄⒅⒆
表B：西线损失(阵亡、医院死亡、失踪、被俘、受伤，其中包括军官)⒇○21
1922年3月，英国陆军部发表了《大战期间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统计资料》⑦。在这本卷幅浩瀚的汇编中有一部分记载了1915年2月至1918年10月整个时期西线英军战区英军与德军伤亡的比较数字。英方的数字是根据陆军部的官方记录汇集的，德方的数字从波茨坦联邦档案馆获得。计算结果总结如下：英军“军官”伤亡总数115741人，德军“军官”伤亡总数47256人，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2325932人，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1633140人。因此英军“军官”伤亡与德军“军官”伤亡之比约为5：2，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与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之比约为3：2。
同书中提供了显示在各反攻期双方损失的比较表。⑧
上述《统计资料》刊有比较表，它表明双方在各次进攻时期的损失○22。
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权威的官方计算结果的基本准确性及其所展示状况的真实性。自1918年以来德国和英国均提出伤亡补充报告；这些伤亡补充虽必须计算在内，但并不使状况有重大改变。两份一览表根据最新资料以最简单的形式，显示了西线三大主要交战国分别的伤亡总数。在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建立的一套精心制作的数字，要求达到极为准确的程度，这是办不到的；表中供使用的数字也没有必要如此精确。表中说明每组数字是有根有据的，又作了一切必要的修改；因此我相信，表述的事实是正确合理的。
04.
至此，我们进而根据数字作出结论。这些结论可能甚至在最谙军事的行家圈子里也根本未曾受过重视。我最简明地提出两点。
整个战争期间，德军在作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从未遭受过比对手法军更大的损失，常常使敌方蒙受双倍于己的伤亡。在由法国当局所划分的任何一个战斗时期，法军从未在伤亡、俘虏方面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他们无论是打防御战还是进攻战，其结果都一样。无论是在德军入侵的初始突进中，还是在凡尔登德军的进攻中，或者在法军向德军防线的大举进攻中，甚至在前线壕堑战的长期消耗中，法军总是要付出1.5至2人的鲜血才能使一名德军受到相应的伤害。
表中说明的第二个事实是，英军在所有进攻中，其损失从未低于3：2，且往往几乎双倍于德军的相应损失。
然而，试将法军和英军在西线对付德军的军事努力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法军在所有时期，不管哪类军事行动，其遭受的损失都比给予敌人的损失沉重；而英军虽在所有进攻中遭受较大的损失，但在遭到德军进攻时他们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比自己大。
在1915年整个春、秋两季由霞飞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中，法军遭受了近130万人的伤亡；而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战事中，他们只给德军造成50.6万人的伤亡。他们既未争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领土，也未获取任何种类的战略优势。这是霞飞统率军队的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尽管边境战事的错误严重，尽管最初冲击中的错误令人注目，他们还是因愚钝、顽固和理解力的缺乏而毫无起色；在没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弹药、没有新发明的机械装备、没有突击或策略手段、没有取胜的合理希望下，他们继续驱使英勇的，但数量有限的法国男子，扑向坚不可摧的敌军战壕，扑向割不断的铁刺网和无数冷酷的机关枪。福煦必须分担造成这一可悲局面的次要责任；他奉霞飞之命，作为一名热情的信徒，他指挥了阿图瓦最劳而无功的和损失极大的长期春季攻势。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承担了主要的拼杀任务，所以法军和德军的损失相差不太悬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凡尔登运用的僵化防守方法(这个问题马上就要谈到)，导致法军遭受远比进攻的德军严重得多的损失。
面对已经发表并列入表中的官方数字，有关“消耗战”论点的正确程度如何？如果在我攻敌守的战斗中我方军官损失数是敌方的三、四倍，士兵伤亡也接近敌人的2倍，我们怎能削弱敌人呢？历次进攻的结果是我们变得比敌人相对更弱，在某些情况下要弱得多。自1915年至1917年历次战役的累计结果(减去德军进攻凡尔登时双方的损失)是，法、英死伤412.3万人，德军死伤总数216.6万人。这是真实数字，也体现了部队的真实素质。在进攻中倒下的是最勇敢的人，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损失最大。在防御战中，则伤亡平衡地分布于暴露在火力下的全体部队。消耗过程会起作用，然而消耗造成的削弱落在我方，而不是落在德军一方。
或许有人争辨说，如果一方人数较之对方占压倒优势，则可指望消耗敌人，如格兰特*在1864年里士满一役之前那样，甚至不惜以2：1消耗南方邦联军获得成功。但是，该论点不适用于西线的战争。第一，协约国军不拥有经得起人员悬殊牺牲的优势；第二，德军每年征兵额足以弥补其任何年度遭受的永久性损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的总数○23○24○25○26。
必须从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人员一览表中设法得到军队永久性损失的状况，即丧失继续参战能力人数。我们统计所有阵亡、失踪、被俘和仅占l/3的受伤人数。据此，德军在西线三年相持战期间所受永久性损失总数如下：
1915年：33.7万
1916年：54.9万
1917年：51万0
总计：39.6万○27
从上表可见，在几年相持形势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平均每年为46.5万人。德军从青年男子中的征兵额每年逾80万人。由于需要紧迫及青年的从军热情，他们每年的征兵数大大逾额。自1915年正常征兵月5月至年底，他们征兵107万人⑨；1916年相同期间，超征兵员不下于144.3万人。1917年他们只征62.2万人。然而，上述数字中的最小值也远远超过协约国军几次进攻中给予的消耗量。1918年，德军接受新兵降至40.5万人。如若举国抵抗尚未崩溃，则其1919年征兵额可能上升，因为德国及龄青年稳步增至一年80万人。三年相持期间德军损失与补充的数字如下：
分析上述数字，哪里可以看到纯消耗的结局？根据1915、1916和1917年的情况，德国的人力资源足以无限地维持下去。协约国军在西线进攻的三年期间，德军实际得到的兵力比损失数超过173.9万人。如我在1918年3月初所写，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在以世界上空前惊人的规模交换生命，同时又因如此规模，不足以产生决定胜负的结果。”
直到1918年德国发生致命的变化。英军与德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损失较明显逆转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不是像粗心读者可能期望的那样，发生在我军夺取阵地、攻击壕堑防线、捣毁设防村庄、集合战俘和战利品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国内外的宣传机器迫不及待地声称胜利浪潮来到的时候；而是出现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可能象征西线战争最令人痛苦和最令人惊慌失措的阶段，也就是德军取得重大胜利和英军处于最可悲逆境的日子。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攻势中，在3月21日后的多次战斗中和在利斯河战役中，德军官兵的伤亡，尤其被击毙人数，特别是军官被击毙的损失第一次扶摇直上，超过了他们以为的，被他们击败而我们知道是被迫后退的军队的损失。
是德军自己的进攻而不是我们的进攻，终于促成他们的崩溃。他们的削弱，并非霞飞、尼韦勒及黑格所致，实乃鲁登道夫所为。再看看1918年3月21日起至6月底那些无情的数字：在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单与英军作战就遭受了1.6万名军官的伤亡○11，士兵的死伤达41.9万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单与英军作战就有3860名军官阵亡；而在此前整整两年里被英军击毙的军官数总共才3876名。在同样的3个月里，主要在最后5周，与法军作战德军损失官兵25.3万人。在13周内，其伤亡总数即达68.8万人，在战争末期剩下的短期内这个数字中很少有人能重返前线。战争末期，即战争最后9个月里，德军兵员补充减至40.5万人。因此，他们在相应兵员补充不超过15万人的一段时间内消耗了近70万人。德军削弱即在于此，它出现在德国民族精神因4年过分损耗和遭到封锁产生累积效果而消退的时候，德军的削弱导致了德军在西线的撤退，导致向安特卫普—默兹河防线作有效撤离，导致拟利用撤退提供的一切谈判可能性的失败，并导致1918年11月德军抵抗的最终突然崩溃。
但是有人会说，人员数量的消耗不是唯一的考验，还有士气的消耗，士气的削弱还不断打击了敌人的意志力。敌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损兵折将，丢弃大炮和战利品；敌军目睹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被攻破；战线连连后撤。尽管击毙德军一个士兵，德军常常要击毙二个或三个进攻者，但这种经历也令其精疲力尽。可以承认，现代战争中防守部队所受的折磨不比进攻者轻。但是对处于极度痛苦的士兵的最大激励，莫过于知道对敌人造成的损失。在可怕的炮轰下堑壕中守军蜷伏在自己的机枪旁，目睹成百成千人组成的长排，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因而防线中彼此的距离也越拉越大，士兵心中明白守军人员已所剩无几。士兵知道他们的射击目标数量很大。每当击退进攻，他们便获得新的信心；而当最后他自己倒下去时候，在他身后还有别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知道哪一方损失更大。
不过，让我们也用事实来考察一下士气消耗的情况。德军的信心及其相对人力，在1915年洛斯战役和香槟战役击退英、法军之后，均有所增强，这一点能有争论吗？这些战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俄国的压力？难道不就是在这些战役期间德军几个师征服了塞尔维亚并蹂躏了巴尔干国家？德军最高司令部不是在索姆河攻势高潮中还能从各战线抽调十多个师击败罗马尼亚吗？哪支军队对1917年尼韦勒的大举进攻表示欢欣鼓舞？是谁在阿拉斯战役后的长期战斗中出现最大信心？帕森达勒战役结束时，英军疲惫不堪，七零八落，每师被迫从13个营缩编为10个营；德军进行训练和休养，并从俄国得到增援，准备大举空前的军事行动——此时两军的相对地位如何？
从整体上考察战争，1918年夏季以前，在协约国英军或法军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德军的力量相对有所增强，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德军不是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最大攻势中大量浪费力量，那末他们就没有理由守不住在法国的防线；这条防线整整一年实际上没有变化，后于冬天从容地撤退到默兹河。
但是，有人会问，如果长期局面都是：凡是进攻，攻击者都要受到同样的创伤，那末战争如何进行？各自坚信谁发动进攻谁就要失败，那末拥有大军的双方就应停战，年复一年地瞪目而视，这样行吗？这种争论不是往往会得出无效结论吗？那末应该采取怎样的积极方针呢？根本不必极端地认为，协约国军的每次攻势本来是不该发动的。其实，至少有5个“局部”的短暂突袭的范例——阿拉斯战役的开局，攻占梅西纳山山脊，法军攻克杜奥蒙堡，攻克马尔迈松，以及康布雷战役的第一天——它们本身均为光辉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要是能以初始突袭的战果告终，则德军付出的人员与名声的代价会比协约国军大。的确，凭借此类插曲，协约国军“积极防御”的威望便可能得到维护。但问题是：一味地追求实施最大规模的长期攻势，以求用消耗来削弱敌人，这是明智的策略吗？我们自己在法国不寻求进攻，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迫使敌人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的整个战略战术都指向这一目标，不是会更早地赢得最终胜利吗？
一旦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可以让他们遭受残酷惩罚。那时将是敌方的青年不是我方的青年，爬过铁刺网，至高无上地牺牲于机关枪前。战争的故事该到此为止了吗？战争不能简单地受坚定性格的控制和教科书格言的束缚。机智、预见、对局部和全面实际状况的深刻掌握，善于谋略、运用手段，凡此一切是大兵团指挥官必须具备的。
假定我们法军和英军在战线后面训练军队达到灵活机动高效率的标准；假定我们有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和一切现代化设备的一段战线，而我们绝不从这段战线退却；假定我们早已选定并巧妙地故意削弱一部分战线，那里我们可以让出20—30公里阵地；假定我们诱敌进攻那部分战线后面，在薄弱和准备让出的地方设一个袋形埋伏区；那末，正当敌人自以为向前推进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我军运用精密计划好的运输通道运输大军，作最大规模的独立反攻。我军不攻打敌人筑有工事的战壕线，而是打击其侧翼游移不稳固的战线这不是更好吗？这样，岂不是要敌人为我军退出阵地付出血的代价，最后又为我们勇敢善战、富有朝气、训练有素的军队提供突然获得光荣胜利的机会吗？
眼光为什么局限于双方精锐大部队相遇的战场？海军力量、铁路交通、外交政策，都是在两军僵持区以外寻找新的侧翼的手段；机械科学从铸造车间或实验室为陆、海、空的军事行动提供无穷新颖的和惊人的可能性。设想一下，如果将1915年洛斯—香槟战役中英法军死伤45万人所体现的战争力量，使用于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或联合巴尔干各国，那将会怎样！
为了建立比例意识，让我们暂时离开西线去考察战争的一些“小节目”——其中许多受到不公正的判断——以便侧算我们总兵力的分布。陆军部所作并公布在《军事努力》○12上的计算，当然不是根据伤亡数字而是依照战场使用的兵力乘以作战天数得出的。以下的比率即据此统计，现将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作为单位l，列表如下：
兵员/每战斗日(军官除外)
达达尼尔：1.00
萨洛尼卡：6.40
北俄：0.08
巴勒斯坦：12.20
美索不达米亚：11.80
东非：8.20
法国：73.00
“积蓄力量”不也是优点吗？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大敌当前，我们不能不临时扩军备战。国家的精华、它的成年男子、它的企事业、它的才智人物都拿了出来。但是没有时间训练和组织他们就消耗殆尽了。用劣质金属制造笨重不合格的武器，一投入使用便很快断裂报废了，于是又被同样不完善的别的武器取代。前线必须防守，战争必须进行，但是，在部队还不成熟和尚未找到对付机枪的办法前，肯定不应热切寻求进攻的策略。假如索姆河战役牺牲的英军——我国最精锐之师——能保存下来加以训练和发展它的全部潜力，到1917年夏，或许装备了3000辆坦克，或许装备了占压倒优势的大炮，完善了各种装备，设计出继续进军的科学方法，难道运用最厉害的一击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吗？
或者问：当法国和英国完善其计划和积蓄其力量的时候，其他协约国会怎样？俄国会怎样？意大利会怎么样？他们能坚持如此长久吗？但是如果打败土耳其给俄国以直接援助，如果引导巴尔干各国对付奥地利，以此来援助意大利，这两国不是可能免遭其实际面临的灾难吗？打一场长期进攻战，攻方遭受几乎双倍于守方的损失又得不到战略利益，这有何作用？不明智的高昂代价，削弱自身力量的行动，这怎能帮助盟国呢？此刻，暂时减轻对盟国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不是要它付出双倍利益的代价吗？发动进攻只有失败，或者本身被削弱两倍以此代价来“削弱敌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无法控制的战争激情，协约国之间缺乏充分的团结和领导，民族强烈情绪的浪潮，几乎总是迫使各政府或指挥官采取缺乏远见的行动；必须体谅他们知识和能力的局限。英军指挥官自始至终就深受法国情绪和形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掩盖事实的真相。不要将结论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不要把悲惨的结果赞扬为战争艺术的完美典型或一个伟大构想的胜利实现。
————————————
①《议会报道》(Journal Officiel Documents Parlementaires)，1920年3月29日。
②《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载《每月报告》。
③德国联邦档案，见《帝国档案》。
④该数字以及其他类似数字包括前线平静部分偶尔发生壕堑战的正常消耗数字。官方统计数字使我无法区分实际战线与一般战线；但无论如何，统一扣去八分之一可能是足够正确的。
⑤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My War Memories)，第2卷。
⑥《中央核查局》(Zentral Nachweiseamt)，法国军事史学家科尔达中校也提供了相同数字。见其著作《世界大战》(La
Guerre Mondiale)第413页。
⑦以下简称《军事努力》(The Military Effort)。
⑧见《军事努力》第358页及后续部分。
*格兰特(Grant，Simpson，1822—85)，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4年任联邦军总司令。1868年和1872年两次当选总统——译者
⑨这些数字中包括已康复的伤病员和从各行业中征集的人员。
⑩《军事努力》第62页。
⑾其中包括平静的6月。
⑿第742页及以下部分
⒀可以从双方所有数字中扣除1/8，作为每个时期非战线的前线各地的伤亡数。
⒁波茨坦联邦档案(帝国档案)(Reichsarchir)，1918年12月31日数字。
⒂《致议院的正式报告——议员马兰的分析》，1922年3月20日。
⒃《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每月报告》(Monthly Returns)，第253—271页。
⒄或许可从英军各时期伤亡总数中减去不到2%，德方把仍在服役的轻伤员也包括在内，这样的数字更为精确。
⒅将德军在俄国前线和其他前线的伤亡数，即169.7万人加入，使德国损失总人数达708万人，其中死亡200万人。
⒆该数的估计方法，请参阅附录I，表III。
⒇出处和扣除额同前表。
○21德军使俄军蒙受的大量伤亡数字不包括在内；亦不含英军对土耳其军造成的伤亡数。
○22德军授衔军官在每个军事单位中的人数较英军中烧。
○23参见前面表B。
○24包括比利时军给予的损失。
○25估计其中10万人为英军给予德军的损头。
○26不包括德军各时期补入的补充伤亡数。
○27不包括德军未公布的伤亡数，充其量有8%的变化
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01.
1916年的开场戏在德国总司令部会议厅里上演，其主角是法金汉将军，中欧诸帝国事实上的总司令。1914年9月14日夜间，当时任陆军大臣的法金汉被德皇任命为德军参谋长。冯·毛奇将军在马恩河之战胜负已经分明时对国王说了“陛下，我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之后，身心俱裂地从这一职位隐退下来。这位德国陆军新指挥官还在一段时间内保留陆军大臣一职；新年伊始他交出后一个职务，但后来继任人仍是他自己。因此，法金汉集军事大权于一身，在几乎整整两年的时期里他继续行使无可争议的权力。他继承了一份支离破碎的遗产，那是他的前任押下并输掉了的大赌注。向巴黎的突然袭击，对比利时的蹂躏，以及用一次打击结束战争的所有希望均告失败。这使德国在世界上名声扫地，迫使英帝国动用财富、海军和不断增长的陆军力量与她兵戎相见。在东方，奥地利军在朗贝尔战役的失败抵销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胜利，因而他们的军队停滞不前，他们的领土受到封锁，海上贸易受阻，德国统治者必须准备与人口和财富几乎双倍于己的诸国联盟进行一场持久战；这些国家借助于海军力量，不但控制了全世界的资源，而且在关键时刻掌握了在何处进行下一次打击的选择权。
02.
战争的道理是绝对的。但是指导运用这些道理的原则必须根据每一战事的环境推断出来，而环境总是不同的。因此，断无绝对的准则可以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研究历史，对训练思维和积累知识是极有价值的手段；但如果对具体事实及其重点、关系和主次不作深思熟虑的识别，那不会有什么帮助。
和英国的军事方针一样，德军在整个大战期间摇摆于两种对立的战略思想之间。简而言之，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可表述如下：攻其强或攻其弱。一旦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尝试最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英国除了攻其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余地。如果失去巴尔干各国，那末在巴尔干半岛或土耳其将产生决定性结果，此时所需兵力的规模，将超过能使用的海军力量。胜利果实因此会消失或者缩小，以后为取得这些胜利果实需付出的努力将成倍增加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对德国来说，凭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优良的铁路系统，一直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德国领袖们在困惑的折磨中，时而倾向于这个，时而倾向于那个。
如果认为这两种理论之一完全永远正确，而另一个完全错误，那是将论点推向常识界限之外。显然，如果你能打败敌对同盟中最强大的对手，你就应该打他。但如果你不能在主战场上打败最强大的对手，同时他也不能打败你.或者如果你不大可能去打他，或者失败的代价太大，那末，此时你肯定要考虑通过击溃其最弱的盟国或较弱的盟国之一，能否实现你的最强敌人的垮台；攻击弱敌可能出现一些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有利条件，不过从而起达到上述目的作用。每一事例必须根据情况的是非曲直以及对战争整个环境的关系加以判断。它不是一个用一般词语作严格或绝对决定的问题，但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上的理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它在冲突和混乱的各种事实是分辨是非的正确向导。
通过这一论述，读者对作者的观点将不会有任何怀疑。自始至终我都认为，一旦两军主力在法国处于僵持局面，那末双方的正确战略就是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兵力攻击敌对集团中的弱者。按照这一观点，德国在1914年8月进攻法国是不明智的，尤其愚蠢的是为此入侵比利时。她应该打垮俄国，让法国在德国深沟高垒的防线面前一筹莫展。如此行事，无论如何能够在大战初期，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战阶段，避免与英帝国交战。德国决定首先进攻最强之敌，导致她在马恩河和伊瑟河的失败，因此她被毫不宽容的英帝国的日益强大的力量缚住了手脚。1914年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1915年德国转向了第二种选择，她的这一决定大获成功。德国置法国堑壕防线上受创的英、法军队于不顾，挥师东进，率诸盟军直取俄国；结果当年秋征服了俄国大片领土；俄国的所有堡垒系统和战略铁路系统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俄国的军队大部被击溃，整个国家满目创夷。
协约国可望救助俄国的唯一途径是夺取达达尼尔海峡。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唯一反击行动。倘若此举大功告成，则可建立俄国与其西方协约国之间的直接和永久的联系，可以迫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的土耳其军队退出战争，很可能把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奥地利和德国。这样，俄国就可以得到直接援助。此外联合起来的巴尔干诸国立即对奥匈帝国施加压力，自己可大大地松一口气。
然而，英国海陆军将领和法军司令部的狭隘和局部的观点，阻挠了这一不可或缺的策略的实施。这个清晰的战略概念不但未得到参谋部和各位司令权威的一切支持，反而遭到抵制、阻挠、扼杀。这一失误使德国获得了时间，俄国的失败又产生新形势，从而德国于9月能进一步推行进攻弱者的方针。法金汉组织了一次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保加利亚被争取到了德国一边，塞尔维亚被征服，于是建立了中欧各帝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直接联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失败与最终放弃，这样不但决定了巴尔干各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俄国的命运。法军和英军在灾难性香槟之战和洛斯之战中的失败，证明德军在西部的防线是牢不可破的。德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通过接纳保加利亚把土耳其牢牢控制在手，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因此1915年是德国大获成功的一年，法金汉有充份理由宣称，因为敌人的错误和德国本身采取了进攻弱者的方针，她及时地挽救了她在1914年底陷入的灾难性局势。机遇和主动性回到了德国一边，下一步行动掌握在她手中。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人们在紧张期待中，看到了1916年的曙光。
03.
德国久已拟伺机作出的选择，首先便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毗邻有两个强大的帝国，彼此勾心斗角，这个相形见拙的小国觊觎着被双方夺走的重要省份，她在执行政策时是必须仔细盘算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罗马尼亚认为，自己在1878年俄土战争后被俄国骗去了比萨拉比亚。她向匈牙利提出下列土地的要求，既顺乎常理又雄心勃勃。锡本布尔根、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布科维纳(程度上稍差些)主要是罗马尼亚族人的居住区，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感情受到匈牙利政府的严厉压制。团结这些未回归省份，让边远的同胞回归祖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建立统一的单一人种的大罗马尼亚，始终是布加勒斯特最高和最主要的动机。这些目的，世代以来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明白的；她们不抱幻想，全副武装地注视罗马尼亚事务的每一动向。罗马尼亚在其他边界上与两个巴尔干国家发生过摩擦。她为最终恢复对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权利而与塞尔维亚的野心对抗；她利用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危机，从保加利亚夺得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成见颇深，因而长久来还增添了对保加利亚复仇的担心。
上述严峻的对外关系，因国内和王朝政治的复杂化而更加严重。以马若雷斯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保守党倾向德国；以新任首相布拉蒂亚诺为首的自由党倾向法国；官僚集团以外著名的政治家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是塔凯·若内斯科，站在德国一边是卡尔普。国王不但是亲德份子而且是德国人，又是霍亨索伦家族彻头彻尾的忠实子孙。王储阿帕伦特亲法，而其妻亲英。国王及其继位者都有好几个嫔妃。诗歌《卡门·西尔瓦》受到广泛的喝彩；王后玛丽的勇气历经暴风雨的考验而不减。简而言之，一旦战争来临，罗马尼亚可以左右逢源地越过危机而面对金光灿灿的奖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她都将找到一个甘心情愿执行其政策的政党或者王室。选择将是一场可怕的冒险；但是不作出选择，徘徊于无效的中立状态，又可能丢掉罗马尼亚民族史中最好的机会。
当雄心勃勃的罗马尼亚正在实施她的复杂的政策时，大战爆发了。俄国和奥匈帝国相互作殊死搏斗，此时在欧洲舞台的上空升起了德国闪闪发光的利剑。各方纷纷出价换取罗马尼亚的支持，并撒出诱饵希望罗马尼亚参战。但是列强施诱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割让自己的领土给罗马尼亚国王，而只是允诺，如果她帮助他们打赢战争，可以把他们对手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必须作出决断的问题是，谁将赢得战争？这很难说：毁灭还是建立帝国，取决于正确的判断。罗马尼亚迟疑良久方才作答。
从一开始其同情心倾向于何方是毫无疑问的。像所有的中立国和超然的观察家一样，罗马尼亚知道中欧大国所作所为臭名远扬，他们如何恶劣地铸成大错。权衡利弊，罗马尼亚可望从奥匈帝国的垮台获取的好处，远比从俄国的失败所能得到的大得多。当时是亲法的布拉蒂亚诺内阁掌权。塔凯·若内斯科和希腊的韦尼泽洛斯一样，从来坚定不疑地相信英国永远是胜利者。同情心、颂扬、关注和情感都投向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站在另一方的是国王长罗尔，他良心上想履行条约——在心里又怕国家的毁灭。
谨小慎微则势必久拖不决，在这种气氛下主张结盟和联合奥地利的任何建议都是不可能的。罗马尼亚政府效仿意大利的榜样声称，由于没有对奥地利进行不宣而战的进攻，所以条约中规定的条款还不能成立出现。罗马尼亚宣布中立，国王卡罗尔只好对此表示满意。此后，切尔宁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作了如下尖酸刻薄的描述，如果不理解当时罗马尼亚的困难，这些话是可以认为是公正的：“罗马尼亚政府有意识地而且是处心积虑地置身于两大强国集团之间，允许自己受每一方的驱使，从各方获得最大的好处，等待能够看清谁是强者的时候，以便那时去攻击弱者。”
老国王在世时，尽管发生了朗贝尔之战和俄国进入加利西亚，但他的影响还足以阻止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宣战。可是国王卡罗尔于1914年10月10日去世。至此时已经很明显，战争将是长期的；且在罗马尼亚人看来，战争结果实在是难以预料。1915年春、德军开始攻破俄军的战线，俄军蒙受的巨大灾难和后撤，此事主宰了罗马尼亚人的情绪，并使领土互不相连的英、法与俄国的外交活动瘫痪。另一方面，英国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预期会陷落，以及英国舰队抵达黑海，这些抵销了俄军失利的影响。1915年一整年，虽然俄军节节败退，但预期英、法战会战胜土耳其，这使罗马尼亚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她接受双方的金钱，把补物和石油卖给德国，但是她阻塞德军军火运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却不封闭对协约国极端重要的进出大门。随着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随着保加利亚加盟日耳曼事业，随着对塞尔维亚的入侵和占领以及最后英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离，所有的军事因素都发生了逆转；1916年初罗马尼亚处于孤立境地并为中欧帝国所包围。
04.
然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罗马尼亚的注意。一支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协约国军沿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与之对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冒险事业奇怪的开端；如果这些还值得一述，那末更不可思议的，便是导致将此次冒险事业交给萨拉伊将军指挥的原因了。
萨拉伊1915年9月抵达萨洛尼卡，在该镇及其附近驻有一个英军师和两个法军师。塞尔维亚人正冒着隆冬严寒赶在德、奥、保入侵之前撤退。数支法军特遣小分队奉命沿瓦尔达尔河谷北上；但是无论萨拉伊还是协约国军，要给塞尔维亚人提供任何有效支援，当然已经为时过晚。萨拉伊既无兵力又无交通工具，因而无法有效行动。正如英军参谋部于10月份向其政府小心翼翼地解释的那样，他们腾不出足够的兵力，即使腾出来了，也不能及时在萨洛尼卡登陆；即使在萨洛尼卡登陆了，也无法运输和留在塞尔维亚。现存的铁路和公路，车皮和所有机动车辆，无力将一支足以认真干预塞尔维亚倾覆悲剧的大军运往北方。同时，国王康斯坦丁的态度已经变得公开亲德，以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危险，那就是萨洛尼卡变为以此为基地的向前推进的法国特遣队后边的敌对城镇。在此形势下，萨拉伊匆匆将部队召回萨洛尼卡镇，决心无论如何守住这一基地；塞尔维亚军的残部最后设法逃到亚得利亚海海边，在那里的法国和意大利军舰让这些坚强不屈的幸存者登舰，经海路绕道到萨洛尼卡。萨洛尼卡远征之劳而无功的第一阶段于1915年11月就此告终。
但是如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这不过是整个事件的开端。虽然塞尔维亚被征服了，但它军队的余部已经获救；保加利亚委身于中欧帝国一方；尽管希腊的有效合作变得无望，但萨洛尼卡政策要继续执行。1915年初，劳合·乔治和白里安都有派遣一支大军前往萨洛尼卡对巴尔干国家施加影响的想法。他们当时还没有权力实施这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能提供巨大回报；不过当所有可能的有利条件消失之际，这两位性格多有共同之处的卓越人物已大权在握。他俩都忠实坚持最初的想法，两人似乎都不理解计划成功的机会已大大减少。此二人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以巨大代价，无视军界的意见，在大多数最初设想的政治目标业已消失之后，大批协约国军运抵萨洛尼卡或正在运往途中。开始时反对大规模遣派萨洛尼卡远征的意见似乎占压倒优势；英国政府中多数人反对这一计划；参谋部也强烈反对，基奇纳勋爵多次威胁说，如果强行实施这项计划他就辞职。站在这两股联合势力对立面的是劳合·乔治。海峡对岸的情况类似：霞飞和法军总司令部反对从主要战区调出军队的建议，克列孟梭激烈反对；但是，老练而能言善辩的白里安现已担任总理，他有大量的支持者。霞飞的地位因香槟之战的失败已经削弱，于是在他和法国内阁之间达成和解，和解的显著特点是霞飞拥有在法国的军队和萨洛尼卡集团军的总指挥权；作为回报，霞飞必须在协约国会议上全心全意支持萨洛尼卡计划，当然有人力物力资源供其调遣。如此团结起来的法国于是倾其全力向英国内阁施加影响。最后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劝使英内阁成员依从。
在海峡两岸激烈进行的有关萨洛尼卡远征的争论，由于出现引人注目的事实而平息下去：中欧帝国的最终崩溃正是在这个受大量非议的战线上首先开始的。德国最弱的盟友保加利亚的消失，在德国产生反响，这对他们士气的衰落就像他们在西线遭受的最沉重打击一样严重。萨洛尼卡政策，尽管对我们海运和资源造成负担，尽管转移了兵力，尽管向罗马尼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尽管它是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但它造成的结果，经实际考验证明是基本正确的。保加利亚对德军在法国的失败感到惊恐，无论如何至少如同其部队遭受实际军事压力一样，是她崩溃的强有力因素。反响是相互的：德军的失败破坏了保加利亚抵抗的基础；而保加利亚的投降，又拔掉了与德国联盟的栓销。
05.
德军高级司令部的反应是渴望和焦虑。负有主要责任的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其原因。1915年圣诞期间，法金汉弹思竭虑地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德皇过目。该备忘录已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这份文件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是文过饰非以迎合其威严主子的口味的证据；不过论点和结论肯定是清楚的。法金汉不赞成却没有试图否决奥地利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他不同意在东方向英国发动进攻：
“在萨洛尼卡，苏伊士运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取得了胜利，只有这些胜利才能加强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信心，使它们认为英国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就像鼓吹作一次亚历山大向印度或埃及的进军，或者像鼓吹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压倒性打击的人士所希望的那样。……”他抵制继续攻击俄国的计划：“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巨人帝国’的国内困难正在迅猛增多。即使我们或许无法预见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俄国的内部麻烦将迫使它在较短的时期内屈服。……除非我们再次准备将不相称的重担加于我们的部队，而这是我们储备状况所不允许的。鉴于天气和地面状况，我们想在4月份以前在东方进行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攻势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富饶国土是可以考虑的唯一目标。①通往该地区的交通工具肯定不足。可以假定，我们应该要末得到罗马尼亚的忠诚，要末下决心将它打败；不过两者暂时都不切实际。直捣彼得堡，如果这一行动获得成功，那里有上百万居民，我们还不得不用自己捉襟见肘的储备养活他们，所以此举也不是最后胜利。向莫斯科进军将把我们不知带往何方。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任何上述任务。由于所有这些理由，作为我们反攻的目标，俄国必须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法金汉继而进一步考察了西线战场。“在佛兰德，远至洛雷特山脊，由于地面状况任何纵深军事行动在仲春以前都不可能施展。在该山以南，当地指挥官认为大约需要30个师的兵力，而北部的进攻也需要相同数量的部队。但是我们不可能将如此数量的兵力集结于我们战线的一个点上。……此外，从我们的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中应该得出的教训是，绝不可模仿他们的战争方法。大规模突破的进攻，即使拥有高度集中的兵力和物资装备，面对装备精良、士气旺盛，且人数并不处于严重劣势的敌人，也绝不能认为已有了成功的指望。防御者通常都能成功地弥合缺口；如果他决定主动撤退，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想阻止其撤退几乎不可能。企图阻止而形成的突出部，大量暴露在侧面火力的射程之内，有成为屠场的危险。指挥与供应受敌包围的我军大量部队，在技术上困难极大，实际上达到不可克服的地步。
“我们必须同样反对以较不充分的手段进攻英军战区的任何企图，只有在进攻可达到合理程度的目标时，我们才赞成采取这种行动。但当前没有这种目标；我们必须至少把英军完全赶出大陆并迫使法军退到索姆河后面，如果达不到这一起码目标，则进攻将是无意义的。……”
议论完所有上述选择之后，这位将军经深思熟虑后推导出结论：“只剩下法国了，……法国的紧张局面几乎到了爆炸点。……法国进行没有把握的大规模突破是不必要的，无论如何不在我们考虑之列。我们进攻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在西线，法军防线的后方有几处法军总参谋部不得不投入所有兵力死守的目标。如果法军死守，他们将浴血奋战，因为不存在自愿撤退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达到目标。如果他们不进行死守，我们达到了目标，将对法国士气产生巨大影响。就一次狭小战线的军事行动而言，德国不会被迫如此集中去耗精力，因为所有其他战线实际上都已逐渐收缩。
德国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对可能出现在那些战线上的敌方为解救自己的进攻，而且的确可以希望有充足的现成兵力，用反击回答这些进攻，因为她有充分自由，可随时根据自己的目的加速或延长进攻，加强或者突然停止进攻。法金汉说“现在我要讲的目标就是贝尔福和凡尔登。上述考虑适用于这两个目标，不过必须将凡尔登置于优先地位。法国在那里的战线距德国的铁路交通线不到12英里。因此，凡尔登是(法国人)②企图用相对小的军事代价，造成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无法防守的最强有力的支撑点。在圣诞节，我决定实施由这一推理过程形成的观点。”
执行法金汉的新政策需要差不多完全放松对俄国的压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知1916年不再进行任何针对俄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增援。全部德军从加利西亚战线撤到南方，同时兼有威胁和优势的这个战场完全托付给奥地利军。与此同时，奥地利人不听从劝阻，继续准备在特伦蒂诺向意大利发动进攻；为达此目的，他们还从东线撤出了一定数量的精锐部队。于是北方和南方中欧帝国不再理会东方战线和他们的重大问题，投入西方孤注一掷的冒险；让俄国在它们身后恢复元气，让罗马尼亚怀着焦急的心情沉思所发生的一切。
此举的确是一个重大决策，它引出法金汉将军完全转变1915年用以恢复德国局势的政策。法金汉放弃对较弱对手的优势，选择最强敌人的最强点作为1916年德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标。事态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但是也可能有人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它首先建立在对法国庞大战线实行进攻和法国防御条件的错误评估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大战可望于1916年由于某一方面的强有力的军事努力而结束这个错误信念的基础之上。第二，它完全用过分狭隘、过分纯军事的观点看待德国及其盟国的整个地位。
德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打破封锁。除非她能得到远比在四国联盟边境内所能找到的多得多的资源，否则全世界陷入的这场长期战争，必然以德国的财尽力竭和失败告终。她没有打破海上封锁的机会。中立国的花招有可能损害封锁的效果；但是，粮食匮乏和现代军队必需物资的匮乏在无情而持久地发挥作用。英国舰队的巨大力量巍然耸立，因而没有人真正怀疑海上一决雌雄之战的结果将会怎样。海军强国与陆军强国相互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不能在海上打败英国，她将转向何方？只有一个方向才能得救，即如果她不能从海上打破封锁，它就必须从陆上打破封锁。如果说海洋是封闭的，那末亚洲则是开放的。如果说西线被三国军队对峙阻塞，东方没有任何障碍。只有在东方和东南方以及亚洲，德国才能找到提供给养之地和呼吸的空间——不，还有人力——没有这些，其军事力量无论怎样令人畏惧，也不过是一支不断衰竭的防卫力量。轴心国只有将其边界扩展到新的广大地区，中欧帝国才能成为功能齐全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只有成为这样一个有机体，它们才能剥夺敌人的最终致命武器——时间。
图15、战线(1916年1月)
Armenia，亚美尼亚；B，巴尔干；Bagdad，巴格达；Baltic Sea，波罗的海；Berlin，柏林；Black
Sea，黑海；Bosnia，波斯尼亚；Br，英军；Bulgaria，保加利亚；Busra，布斯拉；Caspian
Sea，里海；Caucasus，高加索；Constantinpole，君士坦丁堡；Erzerum，埃尔祖鲁姆；F，法军；Gap，缺口；Hamburg，汉堡；I，意军；London，伦敦；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Miles，英里；Minsk，明斯克；Moscaw，莫斯科；Odessa，敖德萨；Paris，巴黎；Persia，波斯；Persian
Gulf，波斯湾；Petrgroad，彼得格勒；R，俄军；R.Danube，多瑙河；Romania，罗马尼亚；Salonica，萨洛尼卡；Scale，比例尺；Sofia，索非亚；Suez，苏伊士；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Switzland，瑞士；T，土耳其军；Valona，瓦洛纳；Venice，威尼斯；Verdun，凡尔登；Vienna，维也纳；Vilna，维尔纳。
1916年在德国前面的真正和确实的唯一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是：最终击破俄国并把罗马尼亚争取到中欧帝国一方来。这是两个协调一致的目标，第一个目标的成功就能有助于达到第二个目标，罗马尼亚对德来说至关重要。鲁登道夫就1916年10月的局势写道：“没有罗马尼亚的谷物和石油我们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坚持战争，这点我现在看得相当清楚。……”但是，如果说遭到入侵和被征服的、遍体鳞伤的罗马尼亚在本年底对德国说来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在开始时拥有丰富资源和庞大兵力的罗马尼亚作为盟友该是多么宝贵。在1915年时，德国与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确保了对日耳曼大国重要的谷物和石油的供应。到1916年1月，德国可能顺理成章地寻求这方面更有利的发展，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中欧帝国一方。达达尼尔海峡已安全地封闭。俄国正摇摇欲坠。因此，罗马尼亚几乎已经被包围，俄国的进一步崩溃都将使她完全孤立。如果罗马尼亚觊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难道她不想要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在此关键时刻，德国如有一项远见的政策便可以对罗马尼亚恩威并施，以高额奖励和极端胁迫，诱导她与邻国联合。
继此之后，看来1916年德国的真实战略目标是黑海和里海。这些都是她囊中之物，不需要她作力不能及的努力。向俄国南方各地继续推进，进入乌克兰直逼敖德萨，可以用比较微小的代价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获取充足的粮食。在德军支持下，由德国将领组织的土耳其军直插北方，可以征服高加索。用德军科学临时组建的大小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两片内陆海。控制了这些水域，将同时对沿5000英里海岸线各点构成威胁。每个德军士兵收编10名消极抵抗的俄国士兵，可以几乎无限地增加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被完全包围的罗马尼亚由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切断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从朗贝尔向敖德萨挺进的奥德联军切断她与俄国军队的联系，她除了加入中欧帝国将别无选择。灵巧地运用15—20个德军师，鼓励奥地利军和土耳其军的战斗力，将肯定而轻易地扩大滋养德国的领土，到1916年夏末将包括整个东南欧、黑海、高加索和里海。只要使用比守住现有东方战线稍多一点兵力，奥德对俄国的战线就可以从里加一直延伸到阿斯特拉罕。这些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每时每刻、每个阶段都将增加对俄国及其败军的压力。在每个阶段，在东方，俄军及其盟军如试图阻挡汹涌而来的敌手，将毫无成效而被击溃；在法国，向德军壕堑作疯狂攻击则纷纷倒毙于枪林弹雨之下。
这本身只是德国军事力量有机会进行的陆上扩张和战略威慑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旦海军控制里海，波斯便是容易到手的廉价战利品，根本不必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以大批军队远征东方。实际上数千德军即可控制波斯北部，出波斯继续向东便是阿富汗，可威胁印度。德国实施这一方针的后果，必然会使英国在其印度帝国所作的所有战争努力陷于瘫痪。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全部英军和印度军将被迫无奈地处于将至的入侵和反叛的忧虑之中，而日耳曼之鹰的荣耀和即将来到的变革的感觉，将传遍整个亚洲各民族。
但是，德国受诱惑离开了东方能向她展示的一切成功机会。本来会出现俄国的最终毁灭，罗马尼亚的慑服与转变，一座又一座粮仓和一片又一片油田被征服，英帝国亚洲殖民地受无限期威胁，以及由此将使英军注意力的转移与分散，等等，凡此一切都被法金汉几句枯燥贫乏的话放弃了。他要德国集中全部可以进攻的力量，攻击由覆盖森林的群山和永久性防御工事构成的凡尔登坚强堡垒。德国用进攻凡尔登白白浪费的军事努力的一半和人员伤亡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克服“乌克兰的富饶土地”上有缺陷的交通的困难；在南方，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指挥下获得出人意外的胜利之前，德军早就可以将其消灭；有50万大军与宝贵的粮食和石油供应的罗马尼亚，本来早就可以作为盟友投入战争而不像后来作为敌人投入战争。但是，公式派战胜了事实派，职业军人的思想倾向压倒了务实倾向，对理论的顺从取代了对现实的探究。进攻最强者的最强点，而不进攻最弱者的最弱点，再次被宣称为德国军事方针的指导准则。
自从获悉盟军全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之时起，德军总参谋长冯·法金汉将军趁大好机会应当喊出“罗马尼亚”这个词，然而他喊出“凡尔登”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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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号系作者所加。
②括号内文字系丘吉尔所加。
第40章、凡尔登
01.
凡尔登的戏剧性事件或许始于1915年6月，当时法国议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视察了那里的要塞。代表们听到谣传说，那里由于不安全而忧心忡忡，因为德皇太子的军队就在前面。接待代表团的有指挥东方集团军群的迪巴伊将军和凡尔登地方长官库唐索将军。迪巴伊将军解释说，在经历了列日之战和那慕尔之战以后，永久性堡垒的实际使用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它们肯定能被重榴弹炮摧毁，因而仅仅是当地驻军吸引炮弹的设施。凡尔登唯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一支扼守环要塞延伸的防线的野战军。根据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想法，堡垒的装备已经拆除，亟需的枪支、驻守部队和仓储物资已分散到各部队。地方长官库唐索将军生性鲁莽，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堡垒仍具备很高的价值，应该与阵地防御一起发挥重要作用。迪巴伊将军对其下属如此插言勃然大怒，并对他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斥责，以致代表团返回巴黎之后认为，必须吁请陆军部长保护这位敢于直言的长官，使他免遭惩罚与羞辱。然而，事实上相隔数周之后库唐索将军被调离凡尔登地方长官之职，由埃尔将军接替。1916年2月初，在德军进攻开始的前夕，包括凡尔登守军在内的军队的指挥权从迪巴伊将军转移给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指挥的中心军群。因此，忽视该地区全面扩展防务的责任是不集中的，所以也就难以追究了。
02.
从军事意义上讲，凡尔登对法军和德军都没有特殊重要性。凡尔登堡垒的火力装备已经拆除，凡尔登没有真正的弹药库；它对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点都无防护作用。它距巴黎220公里，即使德军攻取该地，也不会对首都或整个防线的安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法金汉和鲁登道夫都说，它是危险的出击口，危及不足12英里外德国主要铁路交通线。但是由于凡尔登只有两条蹩脚的铁路线，而德军在这段战线的占领区已得到不下于15条铁路的补给，因此德军设法预防凡尔登出击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攻取凡尔登充其量对德军只是得到军事上的方便，对法军也只是较小程度上的不方便。
但是当时存在一种依附于凡尔登的情感。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①，“它是骄傲地面对梅斯的伟大要塞，它的名字许多世纪来不停地萦绕在德国人的脑海中，它是法国最进步的城堡，是法国东部边境的主要堡垒，它的陷落将在整个欧洲产生反响，马恩河和伊瑟河的胜利将永远黯然失色。”
这便是当时法金汉决定德军进攻凡尔登的思想基础。对凡尔登的攻击不是“突破”性的攻击，攻击者不会陷入遭受四面火力包围的口袋。他们将向法军射击，不停地向法军的、自豪感决定的寸土不让的阵地的攻击。奉命执行任务的19个德军师和大量火炮将使法国部队精疲力竭，“血流成河”。凡尔登将成为一块砧铁，法国军人将被德军火炮在砧铁上锤打至死。法军以爱国激情坚守固定的阵地，可能在那里被炮火炸得血肉横飞。当然，如果法军不愿悲壮牺牲，如果他们认为，不必为守住筑有空堡垒的凡尔登的这几个山头而作出巨大牺牲，那末，德国人的天才的计划也必然失败。我不想将这一论述说得太远。凡尔登是一块胜利纪念碑。对德军的挑战，法军必须以所有人力物力来应付；但是，如果每个阶段皆以让敌人付出最高代价为唯一目的，就应该在冲突中牺牲土地像牺牲兵员一般。给防御提供较大的运动回旋余地就能使法军在整个战事中大大减少牺牲，并能减少法金汉将军计划所搜集的这种论据。但是这位德军司令虽然在其他方面错误很多，却正确测定了法兰西民族的心理。
我在1916年8月撰文时，曾力图揭穿和分析促使德军进攻凡尔登的可能动机。②
“……假如你炸开了面前的缺口，怎么办？你打算穿过缺口向巴黎进军吗？如果你攻破了防线而别处军队并未被击败，那末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你真的会将脑袋伸进洞口吗？”
“不”，司令部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么愚蠢。我们追求的不是凡尔登，我们追求的也不是炸开一个洞，我们更不想穿过这样一个洞口进军。我们的目标与此大相径庭。我们力求耗竭敌人，不是打一个缺口；我们要打碎一个民族的心，不是要在防线上打穿一个洞。我们选择了凡尔登，是因为我们认为法国人必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大炮部署在他们战线的最高点的周围，我们可以用有利射程和优势火力对敌人最重要阵地狠狠打击，迫使我们的敌人将一师又一师的部队暴露在这块砧铁上，任我们敲打。”
法金汉选择凡尔登作为德军进攻点的战略仅仅是心理构想，在战术上与他去年从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击俄国成功的实例中获得的印象相混同。在那里战事不很激烈的战线上发动了一阵猛攻，继之以包围，在集中大炮与毒气弹的支援下，导致俄国防线的总撤退，这种方法德军曾一再使用。法金汉进攻凡尔登的计划就是用精锐部队和空前猛烈的炮火对狭窄的战线进行剧烈的突击，在固定阵地的这块砧铁上锤打法军；如果成功，向对方战线的左右延伸，作为纯粹的辅助发展。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额外拨给皇太子近2000门大炮，包括各种最新式的大炮和大批炮弹，但只给扼守防线的德国第5集团军增加4个军的力量。他规定确切的进攻正面宽度和规模，并对这些人数不多的军队严格限制在可以进攻的范围之内。
法军壕堑呈半月形，突出于凡尔登永久性堡垒前5000—60000码③。该阵地被默兹河切分为不等的两部分，在这个季节河面宽近1公里。因此有左岸防御工事(西岸或法军左翼)和右岸防御工事(东岸或法军中心)之分；向东较远处(法军右翼)便是沃夫尔平原和构筑防御工事的默兹河东岸高地。在默兹河与沃夫尔平原之间的法军中心防地就是敌人剧烈突击的方向。德军司令部相信，如果法军中心被突破到一定深度，两翼守军行将随之自动撤退，或者进一步施压可轻易使他们撤退。德军在战前对地形作过战术研究，他们认为，除非法军中心的撤退而使其左翼阵地遭到损害，否则该阵地特殊坚固，是难以攻破的，所有这些结论和决策都及时告知皇太子和以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为首的第5集团军参谋部。
在战争的狂热和宣传中，皇太子受到苛刻的评价。他被同时描写成傻瓜和暴君、不成熟的年轻人和摩洛神*；被指斥为不负责任的过路客和难辞重大灾难性军事错误之咎的指挥官。上述互相矛盾的指责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无论指挥集团军或军团的德帝国皇子皆受到严格控制。行动由总参谋部决定和管理一切，不论是主要的事务还是局部事务。这位倒霉的当然继位人的职能主要是：承担参谋们错误计算的臭名和在战争头两年接受他们的谦恭礼仪。随着长期矛盾的加深，连这些礼仪也变得形同虚设。然而皇太子还是有其势力。他常以儿子的身份受到父皇的召见。无论在哪位位高权重的将军面前，他都有权发表观点，提出问题并要求给予回答。他最早知道皇帝的确切观点。他是国家的拥有人。大战中所有战斗人员都在为他的生命、身体和命运冒风险；但对帝国皇位的继承很明显取决于战争的总结局，这一点从战争开始时起，就对他的此前无优无虑的思想提出警告并引起他的注意。也可以说，没有哪支德国军队比他所率领的部队更一贯地取得成功；有迹象表明，他的个人影响——不管是什么影响——往往举足轻重。
皇太子对1916年向凡尔登的进攻感到不安。他认为首先在东方了结俄国将是更为明智之举。当然他渴望“再次统领身经百战考验的忠诚部队与敌人厮杀疆场……”，但他长期受到抑制。然而法金汉屡次宣称法军必将在凡尔登“流尽鲜血”，这使他感到不安；他不相信流尽鲜血只发生在法军身上。这种状况可能发生在霍亨索伦王室身上。此外，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对于进攻战术的看法也许激起皇太子的疑虑；他们的观点是，如果一定要进攻，进攻就应该在更广的战线上铺开，包括在默兹河两岸同时出击，从一开头就应当有大批后备军，以利用主动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皇太子派克诺贝尔斯多夫向法金汉面陈上述主张。法金汉则坚持自己的计划。他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整个形势制订计划，连最小的细节也坚持己见。凡尔登将成为一块砧铁，要在狭小的战线上发起冲击，要有一个无比的炮队和正好足够的步兵去获得成功。他们将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段都用大炮夷平。因此，无论凡尔登陷落与否，法军将遭灭顶之灾，法兰西民族也就厌倦战争了。这本来是世界范围重大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如今成了法金汉的解决办法，而他掌有最高控制权。克诺贝尔斯多夫很快被法金汉的决心和上司的权力强行说服，皇太子此后受军事等级制的支配机械地趋于一致。这些就是事实。当时的报纸在这些日子里刊载了诸多历史学家的评述说，由于他的虚荣心和无情的骄傲，这位帝国皇位继承人无休止地将德国男子驱入凡尔登的炮火。但是实情完全不同。皇太子对这场屠杀感到震惊和悲哀，他反对这场战争，并不断地运用自身所能发挥的影响试图结束这场战争；我们掌握的鲁登道夫的证词说，当最终作出那种决定时，皇太子表示欣慰。
03.
最初关于凡尔登防御的无准备状态的警告，经非正规渠道传到法国政府。南锡的众议员德里昂上校，在凡尔登前沿战线指挥一批轻步兵营。11月底这位军官兼议员赴巴黎度假，应议会军事委员会之请举行听证会，12月1日，他向同僚议员透露了该要塞缺乏组织和防御普遍不足等状况。军事委员会证实了德里昂上校提供的叙述，他们的报告由该委员会送给陆军部长。警觉的加列尼已从其他方面获悉类似的报告，12月16日致函霞飞将军。他在信中说，不同消息来源谈到，前线的组织状况显示某些地点的防御有缺陷，而其中尤以默尔特河、图勒和凡尔登等地区为突出。前线大部分壕堑网尚不完备。此种状况倘若属实，将会有严重混乱的危险。在此状况之下，一旦为敌人所突破，则非但霞飞将军责无旁贷，连整个政府也难辞其咎。近来的战争经验充分证明，第一道防线可能被强行突破，但第二道防线的抵抗能够阻止哪怕是成功的进攻。他要求对方保证，在前线各地至少设计部署两道防线，并建筑一切必要的防御工事——铁刺网、护城河、鹿砦等等。
总司令匆匆于12月18日复函，此函在翻旧了的官场档案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明确地断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以绝不是法国军界要人专利的那种特别的职业口气结束这封信，他说：
“既然这些担忧乃因断言防御状况存在缺陷的报告引起，本人恳请阁下将这些报告转达于我，并其体指明其作者。本人不能容忍我统领之下的军人通过其他渠道越级向政府表示有关执行我的命令感到的不满或提出抗议。本人也不愿对我不知其来源的含糊其词的污蔑作自我辨护。政府鼓励此类消息的传送，但无论来自应届议员或直接间接地来自前线的现役军官的消息，都当视为严重扰乱军中纪律。写报告的军人知道，政府重视他们反对其长官的意见，这些长官的权威受到了损害，全军的士气也因这种不信任而受到报害。
“我不能让自己容忍这种事态继续下去。我要求得到政府全心全意的信任。若政府信任我，它就既不能鼓励也不能容忍那种有损于本司令部道义权威的做法；没有这种权威我不能继续当此重任。”
显然，在凡尔登前沿壕堑里的众议员德里昂上校面临了来自不止一方的危险。
肯定加列尼将军无意容忍此类事情，他草拟了一份既强硬有力又言辞粗鲁的反驳。但是同僚们用息事宁人的方式进行劝阻。陆军部长非常同意安排对总司令部各主要负责人普遍提出起诉，但他接受劝告将此特殊案例大事化小。无论如何，他最后签署了一份措辞温和的答辩。霞飞和总司令部证明了他们权威的正确，陆军部和鲁莽而多管闲事的议员们也就循规蹈矩了。但仍有许多涉及德军的事情需要考虑。
证据在不断积累，某种忧虑开始逐步地与尚蒂伊的保证交织在一起。他们自己派往视察凡尔登防御工事的军官，用谨慎的言词对总司令给陆军部长复函中流露信心十足的断言表示怀疑。阵地守军及其指挥官们坚信他们很快会受到攻击。而防御工事依然令人不满。议会各委员会的议论越来越多。最后于1月20日，陆军少将德·卡斯泰尔诺将军，也是霞飞将军实际上的副司令和潜在继任人，刚从萨洛尼卡返回即亲往凡尔登视察。他发现防御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于是下达指示对各疏漏点采取补救措施。一个工程兵团火速赴往现场；供应加强筑垒的必需物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但眼下时间已非常紧迫。大批德军正迅速集结，敌人的大量弹药与日俱增，其重炮的大量集中日趋完善。
1月初，二局(情报局)开始指出凡尔登为德军即将进攻的地点。有确切报告称：在蒙福孔以北地区和默兹河两岸，德军炮队和部队在不断增加，明确迹象表明，“突击”师在阿通沙泰勒附近出现，奥地利大型榴弹炮已经抵达。二局局长杜邦将军坚信不疑地宣称，凡尔登将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举进攻的目标。
据皮埃尔弗精采的报道④，法国作战参谋部似乎慢慢地抛弃他们怀疑会受攻击的观点。当然，法军防线上似乎有多处对敌人的进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到2月中旬，对德军将大举进攻凡尔登持怀疑态度者已寥寥无几，参谋部大多数人终于坚信时间已经接近，所有的人——我们听说——都切望这一天到来，并对其结局充满信心。然而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机械化部队的猛攻将是什么状况。
04.
2月21日凌晨4点，一颗14英寸炮弹在凡尔登主教宫的爆炸声发出了战斗打响的信号，在一阵短暂但威力十分强大的炮击之后，三个德国军向默兹河右岸法军战线的最高点推进。前沿阵地里受到攻击的部队，除了向东侧运动，就只能被迫向要塞后撤。22日和23日战斗继续进行。英勇的德里昂上校在掩护其部下轻步兵撤退时在林地中阵亡。法军在杜奥蒙附近的山山脊重建防线；但是德军6英寸大炮由牵引车曳进，向新阵地射出密集炮弹形成一片火海，主要把守阵地的法国师完全崩溃。24日下午，负责指挥凡尔登地区的将军，和部署在凡尔登的集团军群的司令(朗格勒·德·卡里)打电报去尚蒂伊，建议迅即撤退至默兹河左岸，随后放弃凡尔登镇和要塞。
图16、凡尔登·第一阶段
Aire，艾尔河；Aisne，埃纳河；Argonne，阿戈讷；Avocourt，阿沃库尔；Bar le
Duc，巴勒迪克；Conflans，孔夫朗；Domvillers，当维尔；Douaumont，杜奥蒙山；Dun sl
Meuse，默兹河畔丹；Elain，埃兰；Franch Divisions
arriving，法军师团抵达；Fresnes，弗雷讷；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Montfaucon，蒙福孔；Nalillous，纳利卢；Omes，奥恩河；Railroads，铁路；Romagne，罗马涅；Scale，比例尺；Souilly，苏伊；St
Mihiel，圣米伊埃尔；Ste Menehould，圣梅内乌尔德；Third
Army，第3集团军；Vaux，沃；Verdun凡尔登；XXth A.C. detraining，第20军修整。
这些出乎意料的不幸事件丝毫未使霞飞将军惊惶失措。他自始至终保持那种引人注意的、令人钦佩的镇定自若。他在杜奥蒙山巅无疑由于这种态度显得不同凡响。22日他同意调动第1和第20军，还同意请求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调出与英国军队一起作战的法国第10军去增援凡尔登。在其他时候他保持像奥林匹斯山那么平静，他镇定自若、饮食正规和睡眠酣然，以此鼓舞了周围所有人的信心。德·卡斯泰尔诺必须采取较少超然的观点。不久以前由于英军的增防，战线上法军第2集团军所受的压力便减轻。这支法军经过休息和训练处于最佳状态。其参谋部还没有受到强制每个参谋军官与战斗部队一起轮班值勤这一法军新规定的影响。其指挥官贝当在战争中已经获得最高名声。2月24日晚，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去见霞飞将军，建议将全部第2集团军全部调到凡尔登。总司令对此表示同意。当夜11时，卡斯泰尔诺在接到最严重性质报告后，用电话请求准许以全权代表身份亲赴凡尔登。皮埃尔弗对此后发生的情形有所记述。此时总司令已经入睡。他按几乎一成不变的习惯在10点钟就寝。当班值勤的军官声称不能打扰司令休息。起初，卡斯泰尔诺遵从了。但是几分钟以后，从凡尔登传来预示默兹河右岸全军立即撤离的进一步消息；卡斯泰尔诺接报，不能容忍再次被阻。亲自赶往这位伟大军人下榻的普瓦雷别墅。侍从武官奉这位少将的明确命令，负责去敲响威严的双锁的门。最高长官读完全电报后，立即授予卡斯泰尔诺将军以全权，前往宣布不准撤退，然后回卧室休息去了。
卡斯泰尔诺在午夜稍过时即刻出发；在朗格勒·德·卡里的指挥部暨集团军群中心阿维兹，他平息了那里存在的悲观情绪，并从那里打电话到凡尔登，宣布他即将抵达，并要求埃尔将军“遵总司令之命不能放弃阵地，而要逐一坚守阵地”，他还警告对方说，此令若不予执行，“对他(埃尔)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25日白天卡斯泰尔诺抵达凡尔登，发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被击溃战线后方常有的混乱与骚动的惨景。各种报导都一致认为，卡斯泰尔诺在25日的影响和权威，使这场防御战起死回生，并暂时恢复了稳定的局面。他无论到何处，决策与命令皆随之而行。他重申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守默兹河高地和阻止右岸敌人前进的命令。此刻已抵达战场的第20军和第1军，即遵循这一意图投入战斗。在采取这些紧急措施的同时，卡斯泰尔诺已电告贝当，命令他不仅指挥现在正在移动的法军第2集团军而且指挥凡尔登设防区的所有部队。
26日晨，贝当接到卡斯泰尔诺的战斗指示，他继续指挥战斗，同时掌握当地的局势。由于没有重视要誓死保卫的要塞阵地和永久性防御工事，现在给法国部队留下了残酷的后患。在永久性堡垒的前方，既没有连续的壕堑线，也没有强大的火力点的有效系统。电话系统和交通壕极少或者没有。堡垒本身皆空空如也，装备已被拆除；甚至它的机枪和它的顶塔都被拆掉，位于侧面的炮台没了。所有这些残缺现在都必须在紧张的战斗中和猛烈的炮火下予以修复。除了指挥战斗，部署兵力和迅速增加大炮之外，贝当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马上严密防守四条连续的防线。与累遭批评库唐索将军的观点完全一致，贝当指示立即重新占领并重新武装所有堡垒；每个碉堡他派驻一支守备部队，备足14天的口粮和饮用水，并庄严命令绝不投降。这些碉堡地下坑道的巨大价值现在将要得到证明，在坑道里一整营部队可以绝对安全地生活直到反攻时刻的来到，最后，这位新司令官建立起凡尔登和巴勒迪克山之间一套极佳的机动车运输系统，每24小时内往返穿梭于该运输线的车辆不下3000车次，在战斗进行的7个月里，每周平均输送9万人员和5万吨物资。沿这条名副其实的“神圣通道”，法军有至少66个师开赴前线接受战火考验。
05.
到2月底，德军的第一次猛攻已被遏止。双方的大部队在要塞周围相互厮杀，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和弹药源源不断从整个法国和德国涌向战场，越来越多的满载伤员的火车从这里迅速地像落潮般退去。这已经成为德、法之间一场实力与军队荣誉的考验。鲜血喷出来而头颅掉下去。法金汉在圣诞节写下的话毫无影踪：德国将“完全自由地加速或延长其攻势。随时可以加强或中止攻势，这视其目标而定。”这场战争现在关系到他个人的职业、官位和声誉。酒已经斟满，必须干杯。法、德两军均怀着满腔的怒火继续战斗，互相把对手撕得粉碎，德军大炮的威力，日复一日给人数较多的法军造成惨重的损失。
德军于2月21日进攻时，依照法金汉的计划，只动用了在中心的三个军，另外三个军在两翼按兵不动。如果整个攻击兵力一次投入，则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法军阵地从一开始就难以坚守，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3月6日位于侧面的三个军加入战斗，整个3月和4月进行了新的一系列浴血奋战，主要为了占领默兹河左岸称为“男子死亡地”的山头和右岸的科特杜普瓦夫尔。但是德军所获的战绩难以与开始进攻时相比。战斗状况趋于势均力敌，两军同在弹坑累累的巨大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厮杀得难解难分，成千上万的德法步兵倒在一起。到4月底，法德两军在这一致命地区死伤近25万人，但这对世界大战的力量平衡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厮杀战斗之外还有宣传战和公报战，在这方面法国占明显的优势。他们日复一日不断地公布德军每次进攻所受的巨大损失。因为德军显然在猛攻壕堑和堡垒，所以世界上大多数人容易相信德军的伤亡必定比法军大得多。“直到3月，”鲁登道夫说，“人们的印象是，凡尔登是德军的一次胜利”，但自此以后舆论变了。当然，在4月和5月期间，协约国和各中立国都相信德国在向凡尔登的进攻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那里虚耗了它的精锐部队。
我本人当时也误有这么一般印象，认为德军遭受的损失一定比法军惨重。然而所有的报导表明，法军受到损失是巨大的。他们被迫防守各种阵地，不论其好坏不加区别，他们被迫在无情的炮火下连续反攻，为每寸土地而战.显然，他们是不惜牺牲打这场防御战的。我当时写道，“法军英勇而顽强地坚守着不寻常的阵地，他们遭受了比一般防御战所遭受的更大损失。对付大炮进攻像板球手接板球一样：手往后缩，球的震荡就会消散。手后退一点就柔和一点，冲击力就大大减弱。尽管德军顽强、狂热和怀着光荣牺牲的信念去战胜法军，但他们在凡尔登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法军。⑤
后来我怀着惊讶的心情获悉事实真相，别人闻此，同样会感到惊讶。从2月至6月的防御阶段，法军在凡尔登的损失：阵亡、失踪和被俘者不少于17.9万人(军官除外)，26.3万人受伤，总计44.2万人，令人触目惊心；若包括军官，可能高达46万人。而另一方面，德军虽然是进攻者，但投入的人力少得多，大炮多得多；因此，其损失，包括军官阵亡、失踪和被俘者不超过7.2万人，受伤20.6万人，总计27.8万人。从双方总数中居然得出，法、德两军在战场对阵中常见的伤亡数1：8。但统计结果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下面的明显事实：法军防守凡尔登蒙受的牺牲，与进攻方德军的损失之比约为3.3比2。因此，从这方面说，法金汉方案所依据的战术与心理概念证明是正确的。
从凡尔登战役的最初阶段起，霞飞将军的个人地位下降。准备凡尔登阵地防御工事的疏忽、拆除碉堡群的武器设施、总司令及其参谋总部对这样重大问题的情报明显不足、让议会委员会提出警告的事实、接受这个警告的固执和厌恶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巴黎政府和各反对派普遍知道的事实。霞飞和卡斯泰尔诺在凡尔登局势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也广为朝野所了解。在这整个插曲中，很难发现有人对总司令及其被尖刻地称为“尚蒂伊”的总司令部这一庞大组织的信任。鉴于所有上述事实，加列尼将军做出了一系列判断与决定。第一，他希望将霞飞召回巴黎，让他自己在巴黎中心行使全面指挥法国全军之职，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在东线，该职早已委任与他；第二，加列尼希望擢升德·卡斯泰尔诺将军任法国国内各军司令；第三，他建议在某些方面削弱尚蒂伊擅自攫取的不适当权力，并恢复陆军部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的行政职能。加列尼于1916年3月7日向内阁提交了表达上述意向的建议，只是没有具体提名卡斯泰尔诺。现在法国有机会获得在最主要战场上对本国军队及协约国军队的军事领导权，同时又可从霞飞世界的威望中得到的一切有利条件。
内阁惊骇不已。他们担心在凡尔登大战高潮时出现最高司令部危机和政治与内阁危机。白里安运用灵巧辩术进行干预，但加列尼将军决心已定。可是加列尼突然受到疾病的打击，他必须及早接受大手术的，因此，他不得不把他认为是他的遗嘱和他能为法国做的最后未竟事业交付给同僚。当他的忠告仍被拒之门外时，他便立即愤然辞职。有好几天他的辞职秘而不宣。后来解释说他的卸任是由于健康的原因，陆军部长一职由海军部长临时接替。最后当发现加列尼的决心不可动摇时，便物色了一位毫无生气但圆滑老练的人物罗克将军为继任者；此人系霞飞的密友，而且实际上是由霞飞推荐的。因此，霞飞将军又得到权力，续订租赁权，足以使他能在凡尔登高价购买的桂冠之上，再添一枚代价更贵的索姆河胜利纪念章。
至此，加列尼将军永远退出政坛了。在辞职后的两星期内，他进入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手术——在他最危险年纪——但如果手术获得成功，则有迅速恢复活动与健康之望。终因手术引起的多种感染，他于5月27日去世。怀念和笔述他的事迹的不但有他的同胞，还有他的协约国友人，他们从他的才智、洞察力和优秀品质获益，要不是他在伸张正义中失败，本来人们会从他那里得到更大教益。
06.
在蒙受1915年严重灾难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作出真诚努力，以期协调他们1916年的行动。白里安一就任总理之职就立刻使用精辟表示协约诸国意志的最伟大和最明显需要的口号“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并不意谓统一指挥。这一思想，许多人虽有隐约认识，但尚未进入可能实现的范围。统一战线的意思是应该把协约国与中欧帝国交战的整个巨大范围，看作是一支大军或一个国家在与之对垒，应统一加以组织；战线的一个部分的一切计划应与整个战线的其他部分的所有计划联系起来；摒弃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进攻，三大协约国应同时作联合的努力，压倒并摧毁敌人的抵抗。对于这些明白而健全的思想，阿斯奎斯先生、劳合·乔治先生、基奇纳勋爵、白里安先生、霞飞将军、卡多尔纳将军、沙皇和阿历克谢耶夫将军以及所有四国政府和四国参谋部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
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思想，决定在夏季几个月期间，在东线和西线对德国和奥地利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联合猛攻。俄军须到6月方能准备就诸，英军要到7月。因此一致同意当年前6个月里尽可能遵循等待政策，其间俄军重整装备并扩充兵力，而英军则在完善新兵训练并集结大批枪炮弹药。四大国从此时起都全力投入艰巨努力。
大国还进一步一致认为，俄军应努力尽可能将德军牵制在东线的北部，而俄军的主要进攻应在南方战场的加利西亚实施。与此同时，或者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作出了如下决定：英军和法军在索姆河两岸携手并进，发动一次超过以前想象规模的进攻。此举旨在力图突破一个宽70公里的战线缺口；英军在索姆河以北突破自埃布特尔纳至马里库尔的25公里的防守；法军攻击索姆河两岸，但主要在索姆河以南突破从马里库尔一直到拉西尼的45公里战线。英军进攻的是由艾伦比和罗林森所率第3第4两个集团军，包括25—30个师；法军第2、6、3等3个集团军，包括39个师，由福煦指挥，负责法军进攻地段。上述整整5个集团军，总计逾150万人，在四至五千门大炮的支援下，在他们希望德军与其奥地利盟友在东线已卷入激战之际向德军猛扑。这场惊人大战的初始计划是协约国参谋部于1915年12月在尚蒂伊举行的首次联席会议上草拟的，其最后计划是在2月14日第二次联席会议上决定的。
这些协议刚签就，凡尔登的大炮就开始轰响，德军成功地向久已忽视的防御工事推进。当然，可以有商榷余地的是：法军本应明智地在凡尔登周围与德军周旋，尽可能多地节省自己的兵力，在任何有必要的地方让德军用高昂的血的代价占领土地，千方百计将敌人引进包围圈或其他对其不利的阵地。这样做可以让德军遭到惨重的损失而自己则免受巨大风险；我们可以预见，他们肯定会挫败法金汉企图削弱法军并在铁砧上把法军击得粉碎的计划。到6月底，德军可能消耗了其大部分进攻力量，也许在毫无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地面推进10余英里；而与此同时，法军本来会积聚巨大力量，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索姆河。
可是，法军的其他意图占了上风，或者我们应称之为激情占了上风，全法国和全部法军投入围绕凡尔登的斗争。这个决定不但枯竭了法国的后备力量，消耗了军队的进攻力量，而且极大地削弱了英军正准备的进攻的潜在份量。在德军进攻开始之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就已经接防法军战线的一段防线，我们知道此举腾出了法国第2集团军，因而能够恢复凡尔登的局势。凡尔登之战刚开始，霞飞即请求黑格再接防一段新的战线，这一部署也相应地于3月上旬完成，如此便腾出了法军整个第10集团军。而英军的为备战而整休与训练的部队的数量从一开始就明显减少。随着3、4、5月凡尔登战事的延续与加剧，法军的战斗力和可调遣的后备队遭受损失日益严重。而当7月将临时，法军原计划的39个师缩编至18个可使用的师。这极大地缩短了战线并减弱了打击的份量。可使用的人数起码减少了1/3，受打击的战线必然从70公里缩短至约45公里。尽管原来想法由法军担任主攻，较小的英军大力配合，而现在迫于事态的发展，两者的角色便颠倒过来了：主要军事行动必须由英军实施，法军作为次要角色尽全力配合。
07.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于凡尔登惊心动魄的疯狂激战，正当协约国军对索姆河反攻的重大准备日趋完善之时，东方重要军事行动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俄国正每天、每小时在恢复力量，俄国正在集结其取之不尽的兵源和日益增多的军火，那些知道这些内情的人看到，德国在向凡尔登的进攻，感到难以言状的宽慰。俄国在去年冬季，用其后卫部队封闭自己残缺不全的防线之前，即秋天处境非常艰难；但毕竟避免了致命的创伤，其军队得到了解救，其战线得以保持，现今在战线后面，“整个俄国”正在不辞劳苦地重整装备和恢复军力。
大战中的插曲很少有比俄国1916年的复苏、重整武装和恢复军力的巨大努力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是沙皇和俄国人民在双双坠入毁灭与恐怖的深渊之前为胜利所作的最后一次光辉的努力。1916年夏以前的18个月中几乎被解除武装的俄国，1915年连续遭受了一系列惨重失败的俄国，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协约国提供的资源，实际上在战场上建立了60个组织有序和有武器装备的军，取代开战之初原有的35个军，并分别部署就位。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复线修建了6000公里，向东最远到达贝加尔湖。一条在隆冬严寒中以无数生命为代价修筑的长1400公里的新铁路，将彼得格勒与马尔曼海岸终年不冻水域连接起来。经由这两条渠道，英、法、日兴办的工厂生产的、或英国用信贷从美国购得的军火，与日俱增地源源不断地涌入俄国；国内生产的各种类型战备物资，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倍。
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俄国的新军，尽管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比前精良，但有一个致命的、协约国援助无法弥补的缺陷，即军中缺乏受过教育的士兵，缺乏起码能读会写的士兵，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因而可悲地削弱了人多势众的战斗力。人数、体力、大炮和炮弹、高级指挥官的技能、爱国部队的勇敢构成综合战斗力。不是因为缺乏高级军事科学，而是因为缺乏中小学校教育；因为几十万士兵在执行所有次要和下属任务中缺乏独立思考和以合理效率做事的能力，他们的力量就要损失三分之二，而这种能力正是每一个庞大组织——大多数现代战争组织——有效工作的基础。这个巨人的强大肢体得到了武装，他头脑中的概念非常清晰，他的心地是忠实的，但是能将决心与计划转变为行动的神经发育不全或者根本没有。这一缺陷当时无法弥补，导致了致命的结局，但它丝毫无损于俄国的成就或功绩；俄国的丰功伟绩作为彼得大帝缔造的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纪念碑将永垂不朽。
夏初，自波罗的海至罗马尼亚边境绵延1200公里的俄国战线，由三大集团军群防守，总数达到134个师：北线集团军群由老将库罗帕特金指挥；中线集团军群(平斯克与普里佩特之间)归埃维尔特统领；南线集团军群(在普里佩特以南)属勃鲁西洛夫管辖。针对这一阵势，中欧帝国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部德军部署在北线，巴伐利亚王子利奥波德和冯·林辛根所辖军队部署在中线和中南线与俄军对峙，弗雷德里克大公率奥地利三个军部署在南线。由于凡尔登的消耗和特伦蒂诺的诱惑，德军已经从东线抽调或转移了后备军和增援部队以及实际上所有重炮。在普里佩特以南的整个战线，包括全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没有一个德国师留下来支援奥地利大公的军队与勃鲁西洛夫的部队作战。
最初计划预定，7月1日为协约国军在西线和东线同时发动总攻的日期。但是意大利从特伦蒂诺发出的呼声和法军在凡尔登所受的明显压力，导致向沙皇请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前出兵。于是在6月4日，进行30小时的炮轰之后，勃鲁西洛夫出动100多万大军，总攻普里佩特与罗马尼亚国境之间350公里防线。其结果令胜利者和失败者、朋友和敌人同样震惊。提前进攻日期本身就令俄军感到相当惊讶，而这种惊讶在一个月以后是不会引起的。奥地利军队对这次猛攻的势头、强度和巨大范围肯定是全无准备的。东方漫长松散的战线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西线的那些条件；西线的大炮高度集中，有复杂的防御工事系统，连成一体的机关枪火力区，有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给前线提供给养并能将成千上万后备兵力在数小时之内投入任何受威胁点，这些在东方完全没有。此外，奥地利军中有大量捷克军队，他们受胁迫为自己不拥戴的事业和一个他们希望它崩溃的帝国打仗。
决没有人比法金汉更感到惊讶的了。他写道：⑥
“在立陶宛和库尔兰的三月攻势失败之后，俄国战线保持绝对静止。……没有理由不相信，该战线经得住当时与它对峙的军队发动的任何进攻。……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宣称，俄军在加利西亚所发动的进攻，在我们获悉其来犯时起的4—6周内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俄军的集结至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到达此地必要的准备时间。……然而，此类调动的迹象还没有被发现，更不用说宣布此类调动了，我们的盟友康拉德的求援的紧急呼吁已于6月5日到达德军总司令部。
“俄军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已于前一天几乎全线出击，从卢茨克以南科尔基附近的斯特尔河河湾直至罗马尼亚边界。在较短时间的炮火射击后，俄军便冲出壕堑向前冲击。在少数几处他们不怕麻烦地集结后备队组成进攻集团。这不单纯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而且应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
“当然，勃鲁西洛夫有充分的理由低估他的敌人抵抗力量，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像这位将军那样的‘侦察’。在这一点上他的估计没有错。他在沃伦和布科维纳发动的进攻均大获成功。卢茨克以东奥匈战线全被突破，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在防线上打开了足足30英里宽的大豁口。守卫此处防线的奥匈联军第4集团军之一部溃不成军。
“驻守布科维纳的奥匈联军第7集团军的遭遇同样糟糕，它全线溃退，当时无法断定它是否能够和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停下来。……
“因此，我们面临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全面的失败当然是参谋长(他本人)没有估计到的。他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俄军沿全线越过了奥地利军的防线，或者在防线上突破了一个大裂口。在北面，卡列季涅部队在3天内把70公里战线挺进了不下50公里，占领卢茨克。南面的列奇茨基部队成功地向德涅斯特河一线和普鲁特河一线挺进60公里之后，包围切尔诺维奇。林辛根所辖德军防线凡遭进攻之处均固守未破，或因邻部奥军撤退而作有序后撤。但是，在进攻开始的一周内，奥地利军被俘10万人，而当月月底之前，奥军被打死、打伤、逃散和被俘的人数近75万。切尔诺维奇和整个布科维纳实际上已被收复，俄军再次雄踞喀尔巴阡山山麓。胜利的规模之大与败方在人员、物资和领土方面的损失之巨，均创东方战事之最。
奥地利军向特伦蒂诺的进攻立即陷于瘫痪；召回8个师驰援支离破碎的东线。尽管凡尔登之战正处于高潮，且法金汉全力以赴至少欲求那里有一个精神上的决断，但当他连续几周见到索姆河那边暴雨欲来乌云密集时，仍觉必须从法国撤出8个德国师去修补东线因无远见而忽视了的那些堤坝，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堵住那些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的洪水。兴登堡—鲁登道夫的几个集团军成功地经受了俄军向其防线发动的次要进攻，此后也奉命大举增援南方；德军努力作战封闭了裂口，并重建南部防线。到6月底，寄以极大希望的1916年奥德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特伦蒂诺的攻势陷于瘫痪；用鲁登道夫的话说，凡尔登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消蚀性的溃疡！”⑦本已向日耳曼进取心展示最为硕果累累前景的东线，如今那里也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但这还不是结局。当年的主要战事即将在西线打响，罗马尼亚目睹乘胜前进的俄军直逼其国门而忐忑不安，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下感到前途大为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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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尔达：《世界大战》(La Guerre Mondiale)，第187页。
②《伦教杂志》(London Magazine)，发表于1916年11月。
③见本章后面地图。
*《圣经》：腓尼基宗教中信徒焚烧儿童祭其供奉之神。——译者
④《总司令部》(G.O.G.)，让·德·皮埃尔弗著。该军官于战争期间奉命起草法军司令部官方公报；他享有最佳机会去准确了解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位笔锋异常犀利、特色鲜明的作家。
⑤《伦教杂志》，写于8月，1916年11月发表。
⑥《1914—1916年的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定》(General Headquarters 1914-1916 and its
Critical Decisions)，法金汉将军，第224—227页。
⑦《大战回忆录》(War Memories)，第1卷第267页。
第41章、日德兰：开端
01.
战斗有两种：一种是双方希望实力与技能进行全面较量；另一种是一方不想将战斗进行到底，而只想噢在没有造成于己不利或丧失军威之前退出战斗，因为力量相差甚大；两者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在短暂的遭遇战中——不管其规模大小——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和战斗本身的条件，均与对实力作重大考验的战斗有很大区别。在力量明显悬殊的两军遭遇战中，弱方的目的是走而避之，强方的目的是捉住而消灭之。对双方倾其全力死死咬住不放，直至决出胜败的那种战斗来说，指挥者所采用的许多战术方法与策略，并不适合于另一种战斗，即强者欲咬住弱者不放、而弱者则欲走而避之的那种战斗。
此种说法与日德兰之战开始时的情况相一致。战斗接近的方式、舰队的部署、火力的形成、对付与避开鱼雷艇攻击的方法，自然要根据对敌人意图的看法进行修正。如果对方试图战斗到底，己方就没有必要仓促行事；有充分理由在最初阶段减少损失，让每艘军舰和每座大炮在最危急时刻发挥最充分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敌人一旦发现自己面对绝对优势对手而决心逃逸，如果在我方决心迫其作战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派遣较强舰队冒较大风险。不但轻型舰只与快速重型舰只向前攻击，而且战列舰队本身也应加速前进，让最慢的中队与最慢的舰只殿后尾随。如此，追逐的各中队不能同时作战，但能陆续投入战斗。
此外，现代发明为舰队的撤退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撤退的舰队可以引诱敌舰穿过只有己方知晓的航道的雷区，或者进入精心设置的潜艇埋伏水域。它可以向后投抛水雷。它可以向追逐舰队的航道发射鱼雷，而自身处于鱼雷射程之外。由于这些和别的技术原因，毫无疑问，强迫敌方就范作战会给较强一方的舰队带来风险，这种风险远高于双方愿意接受或追求的实力较量所引起的风险。在对日德兰半岛海军遭遇战的研究中，必须统一思想的第一个问题是：英国舰队希望迫使德舰交战从而击毁它们，那末英国舰队的战术中所承受的超高强度战斗风险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的。不提海上总的战略形势，这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
假如德国舰队于1916年5月31日在日德兰海外的战斗被决定性地击败，那末协约国就能大大减轻压力，并获得有利条件。对德意志民族产生的心理影响，虽然难以估计，但可想而知是深刻的。如果德国战列舰队被消灭，这对不列颠是一个重要的宽慰，因而海军部供应大舰队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调去支援陆军。于是进入波罗的海立即可能实现。1916年冬和1917年春英国海军中队在波罗的海的存在能否阻止俄国革命，是一个值得推测的问题。但它毕竟不可忽视。德国在海上的大失败对其正在积极准备的1917年潜艇攻击战将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德国大多数战列舰的消失可能导致技术人员和资源更多地集中于潜艇战的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大小舰队的解放和控制海洋意识的增进，可能引导海军部对德国各河口采取更主动的出击行动和更早地挫败德国的潜艇战。然而，这些重要的有利条件，必须与如果英国海军遭到决定性失败作比较，与失败对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可能立刻产生的后果作比较。如英国失败，不列颠岛屿的贸易和粮食供应将处于瘫痪。我们在大陆的陆军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德国优势海军切断，协约国的所有交通运输将处在危险之中并受阻。美国就可能不介入战争。饥饿和入侵将降临到英国人民头上。最后的彻底毁灭将压倒协约国的事业。
英德两国海军殊死战斗的后果会有巨大差异，切不可排除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外。在英德海军之间根据英国条件进行一场决出胜败的激战，我方由于占优势总是能合乎情理地获得胜利，到1916年春天我方优势之大可保胜利万无一失。这在较早的时候，对撤退之敌的零星追击战无论如何就感觉不到有这样的保证。我们知道，德国人一直梦想，成功地把我舰队的一部分诱入其布置的水雷或潜艇的陷阱，将我威力最强大的8艘或9艘军舰炸毁，其余舰只在英军战舰主力赶到之前，可能被德国舰队炮火击败。但是，当海上形势完全有利于我方时，指挥官当然没有借口让英国舰队去冒此种性质的风险，英国海军部也没有有任何口实极力向海军将领施压，要他们违背自己的较正确的判断去获得惊人的战绩，或者在双方猎取对方的目标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冒过分的风险去战斗。如果我们能够没有障碍或阻力地在世界任何部分的海上进行一切业务、调动军队、给全国国民提供给养、繁荣商业，这就意味着拥有了制海权。如果这些是检验标准，那末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在我手中。我们占了上风，我们拥有优势，我方把握时间——当时看来是这样，最后证明是这样。除非在这样的条件下，胜利在心理上有十足的把握，而严重失败看来绝不可能，否则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海战。一位英国海军统帅，只要他以这些严肃而可靠的理由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根本和他的所有决策产生的基础，那末他就不会受到非难。
在有关日德兰海战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海军中思想最敏锐的将领们分析了各种迹象。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权衡。在军事行动每段时间对每艘大小舰只的速度、航线、位置都作了详细考察。每个将领在每一时段所掌握的情报都给予审核、衡量和讨论。海军思想与政策的主流派对约翰·杰利科爵士观点作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否认有任何个人的原因或动机；他们断言，不论何时，如果英国海军再次作战，其传统与未来均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使海上的舰长们具有生气勃勃的另一种精神。他们宣称，这样的断言对公众来说，比个人感情、得体地保持外表、维持表面的和谐更为重要；也比在主战场上肩负难以估量的巨大责任的总司令有权要求得到的尊重更为重要。
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资历和管理能力方面比任何英国海军将领，毫无疑问都要胜出一筹。他对自己的专业各领域和细节都了若指掌；无论身在军舰上或任职的海军部，其智慧、精力和效率都赢得上司和下属的信任。同时，他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军官，有能力在最艰难的气候与航海条件下指挥由他负责的庞大舰队。他在不止一次的战役中以出众的勇敢和才能参战。在战前他就以高超的指挥才能闻名。战事刚刚开始，他就负此重任，他的任职受到举国上下和海军的普遍欢迎。将近两年的紧张战争加深了部下官兵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在评论他的履行职责时，我们必须考虑的，首先是他的认识和观点，其次是战争的特定条件，第三是激励皇家海军的精神。
英国大舰队总司令的立场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责任与所有其他等级的人不同。发布在两三小时内即可能决定谁赢得战争的命令可能落到他的身上，而不是别人诸如国王、政治家、海陆军将领的身上。如果英国战列舰队毁灭，那是决定性的。杰利科是双方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唯一人物。首先最重要的是，总司令头脑中拂之不去的决心，便是不能让战列舰队面临危险。去冒受鱼雷和水雷水攻打击的风险，英国战舰的优势可能由此毁灭，这使他忧心如焚。这种担忧远远重于对火力造成结果的考虑。这是海军部战前全神贯注的所在，从战争开始，大量船只因水下爆炸于倾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情景，不断加深了这种忧虑。在海军最高层当局中仅有雷金纳德·卡斯坦斯爵士坚持相反的观点，不遗余力地纠正他认为夸大了的“白头鸟”鱼雷的重要作用。我几次三番听见他争辩说，在大海战中鱼雷仅仅起很不重要的作用，重要的结果都是由火力与策略的联合作用来决定的。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反流行观点的正确性。英德两军主力舰队在海上日夜紧密接触达12小时，在数十艘威力最大品质最好的鱼雷小舰队中间，在100多艘受到威胁的军舰中仅有3艘大军舰被鱼雷严重击伤。夜间英军驱逐舰受命消极静候，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结果。这当然与英国多数海军主要权威人士的战前预期大相径庭。
大舰队的安全和占压倒优势的实力是杰利科的全部目标。其实力必须不断扩充，必须以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率不断发展对战列舰队的各项辅助服务。北方各港口可容纳的每艘军舰都必须供他调遣。因怀着这一目标，总司令在其致海军部的公函中，以及经由其他一切可行渠道均反复强调他可使用军力的弱点和不足，又同时夸大敌人的实力。这是他在和平时期向政府争取资金多年养成的心理习惯，现在已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
按照他的观点，敌方的军舰数量比海军部情报处承认的多。他们的性能最好的军舰重新装备了威力大得多的大炮。这些军舰的航速比我们所知的更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意想不到的武器。他于1914年12月4日致函费希尔勋爵说，“德军将拥有由88艘鱼雷艇驱逐舰组成的8支小舰队，所有这些小舰队肯定将在某个时刻准备就绪；每艘配备5颗鱼雷，总计440枚——除非我能先发制人，”然后他表白说，他的驱逐舰可能已减少到32艘甚至28艘，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舰队作战中避开或不追逐敌人会有困难和阻力；但如果受到这方面的威胁，我一定会采取行动，除非我方鱼雷艇、驱逐舰能阻止敌舰行动或使敌舰行动失效。”此时他坚信，海军部情报处正确认定的德国鱼雷最大射程为1万码的距离太小；1.5万码才是他可以信赖的安全边际。甚至在他的指挥行将结束，大部美国海军与我协同作战，协约国舰队力量至少4倍于敌的时候，他依然严重担心战列巡洋舰的相对力量。显然，事物有一定限度，超过了限度的这种观点就不再对赢得战争的胜利有任何积极作用。不过这并不影响主要论点。
杰利科的全部思考集中于他有朝一日必须进行的海战上。1914年10月14日他致函海军部，表述了他的坚定信念和他的一贯意向。这里有必要就此加以多方引述。
“……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潜艇、水雷和鱼雷；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在舰队作战中他们将尽力最充分利用这些武器，尤其是因为在这些特殊领域他们拥有实际上优于我们的力量。因此，必须针对这些形式的攻击考虑我们自己的战术方法。……
“德军的潜舰，如果按预期与战列舰队协同作战，能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a)与巡洋舰或可能与驱逐舰同时作战；
(b)与战列舰队同时作战。
“在第一种情况下，潜舰可能以巡洋舰为先导，在前进中部署在有利于攻击我战列舰队的阵地；在第二种情况下，潜艇可能滞留在敌战列舰队后边或侧面位置，敌战列舰队向需要的方向移动，诱我舰队与潜舰接触。
“在(a)情况下的第一种行动可以被我巡洋舰击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巡洋舰，就能以干扰潜艇战术的速度，迫使敌巡洋舰作战。……
“在(b)情况下的第二种行动，可由我战列舰队用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对付它；可以拒绝遵循敌人的战术，避开他诱导的方向。例如，如果敌战列舰离开前进的舰队，我们应假定其意图在引我遇到水雷和潜舰，故应拒不受此诱惑。
“本人尤其希望引起诸位大臣们对这点的注意。因为此举可能被视为拒绝作战，预期尽快迫使敌舰交战的希望实际上很可能落空。
“此种结果势必为英国全体海军官兵所绝对不容；但必须设计新的战术对付新的未经试验的战争手段。
“本人以为，这些战术如果不被理解，我可能会被厌恶；但只要得到诸位大臣们的信赖，我就要根据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置知识浅薄的意见与批评于不顾，采取击败并消灭敌人战列舰队的策略。
“形势是艰难的。如果走错一步，我战列舰队之半数，尚未来得及开火，完全有可能，即因水下攻击丧失战斗力；因此我以为，必须念念不忘遭受水下攻击的巨大可能性，从战术上作准备以防止其得逞。“对潜舰的防范手段包括，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或炮火轰击尚未开始之前，将我战列舰队高速向侧翼运动。
“此举将使我离开敌人欲战的阵地；当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敌人拒绝追击我。……
“此函目的在于向诸位大臣们详陈本人的观点，使诸位注意改变先入为主的海战战术，因为这些先入之见是舰队海战出现潜艇和布雷艇之前迫使我们形成的。……”
费希尔勋爵、阿瑟·威尔逊爵士和海军参谋长斯特迪海军上将都十分重视这封信；此信当然仅仅是源源不断来自总司令的报告、公文和私函之一。他们毫不怀疑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答复。他们告知我说，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陈述应该得到海军部委员会的普遍赞同。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意见相左的答复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出现的战略形势下，如果告诉英国舰队总司令，即使他怀疑德军舰队的退却意在引诱他落入水雷和潜艇的陷阱，在此情况下，他也要穷追不舍；倘若他无视任何风险，采取违背自己良知判断的穷追策略，却又未能迫使敌舰交战，那末遭受损失，他将难辞其咎。发这种指示是在发疯。选择策略的最充分的自由，最有力地保证个人信心，是独当一面的任何一位军官不可剥夺的权力。此外，1914年10月，我们的优势差距正处于低谷。众多战舰中仅有六七艘“无畏”级战舰肯定可以指望获胜。我们在战斗中还从未遭遇过敌人的大型舰只。无人能肯定地说出，敌人的火炮或鱼雷实际达到了多么高的精良程度，或者其发射装置与战术是否具有完全出人意料的特色。因此，在海战的第一阶段，除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是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求战的。
我要对当日批准由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当时建议我所作的答复负全部责任。如果我没有对此表示同意，我就不会允许答复通过而不受任何反对。不过我当时根本不同意总司令对英德海军舰队的相对力量和质量的看法。我一直相信英军战舰可与德军舰一对一地作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绝不拒绝作战。我一向认为每次均等力量的增加，在我方就是预防性的有利条件，如此也不一定取得胜利，但是它在海战中对英国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对德国的利害关系，因此证明是有理由的。三个月后1915年1月24日英国海军上将贝蒂率5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希珀率领的4艘舰只的遭遇战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此次战斗的第二天，即1月26日，我致函约翰·杰利科爵士，其内容如下：
“星期天的军事行动证明了我关于英、德相对实力的全部看法。很清楚，在我方5舰对敌方4舰的情况下，对方不假思索地一逃了之，在这种差距上的战斗只能有一个结果。13.5英寸大炮的巨大威力对战事的进程和敌人的心里显然是决定性的。我对你关于与力量对等之敌交战的思想不感到丝毫担忧。我仍然认为，如果你的优势不是非常接近6对4(当然超过5对4)，甚至在更坏的比例条件下作战，那将是我方的失策。
1915年1月24日下午3时45分，我写信给首相说：
“此次战事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一般战斗结果的可靠方法。大致说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应以6对4作战，而今天是以5对4。”
在现在要论及的重大战斗中，英军的优势不是5对4，也不是6对4，而是至少2对l。约翰·杰利爵士指出，他10月14日写的信，足以证明他在紧张战争中的指挥与他长期冷静思考的目的和他已向海军部委员会陈述的总的战术方针是一致的，他的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并不代表1914年的海军部委员会，为总司令于18个月以后在上述完全不同的一次战斗和在他信中所述完全不同的战术环境中所作的实际指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那时的相对力量已不同于1914年10月时的力量；认为在某特定形势下不应进行决战和决战不能以巨大风险为代价，如今这一观念不应该造成只是防御性的心理习惯或只是防御的战术方案。
在这些初步观察之后，对事态的发展可以用最简明的方式进行表述，间或停下来审核一下关键时刻出现的问题。
02.
本文的前面我记述了，保证让海军部读懂敌人在付诸实施之前的计划和命令的对我们无比有利的那些事件。没有密码破译部门就不会有日德兰之战。若没有那个部门，整个海战过程就会不同。英国舰队长期在海上巡游必然会很快消耗自身的人员和机械装备；除非它几乎连续留在海上，否则德军就会每月两三次炮轰我东海岸各城市。对海图最简单的测量结果表明，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和其他快速军舰能够抵达我海岸，对我造成破坏，且每次都能安全地，或至少不遭到优势火力攻击情况下返回本国基地。当然，此种事态不一定改变战争的最终进程。但是举国上下将被迫认识到，东海岸各城市所受的破坏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和磨难，就如法国许多省份遭受破坏就是法国全国遭受的破坏一样。国民的忿恨在一二届政府或海军部委员会的卸任而消失之后，坚定的人民所面对的事实，必然会带给他们进行抵抗的新的精力。
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免受了这场特殊的磨难。1914年10月德国轻型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被击沉时，德国海军密码本落入俄国人手中，并被秘密送往伦敦。这些密码本和与之相关的海图又呈送白厅的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忘我无私的勤奋和想象的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借助于这些密码本并据其推理，海军部获得了译读部分德军无线电报的能力。尽管非常保密，诸多事件的巧合还是引起了德国人思想上的怀疑。他们知道英国海军中队不可能一直在海上巡游；然而往往当德舰发起袭击时，便发现有英国海军重兵部署在拦截点或其附近。因此，他们对密码加倍采取预防措施。同时，他们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译了英军密码，他们在新明斯特设置了电台，将截获的英舰电报发报给他们的舰队。尽管如此，在战争中期海军部还是能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舰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1916年5月最后一周，海军参谋部发现德军舰队即将有军事行动的特殊征兆。情报局根据其他消息来源报告了德国任命海军上将舍尔为舰队总司令。这位将军当时以鼓吹海上进攻战政策闻名。他提倡无限制潜艇战。他任此职是由无畏者提尔皮茨提名的。从1914年8月底率舰队攻入黑尔戈兰湾以来，德国海军直接听命于国王，它所采取的谨慎甚至胆小的战术现在将被摒弃。舍尔上将策划对英国海岸的攻击行动，旨在引诱英国舰队出海进入预设的潜艇埋伏，然后如果吉星高照，便攻击已被潜艇削弱的英军舰队，最好是攻其与主力分开的一部分，打一场争夺制海权的决战。海军部根据整个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推断，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5月30日5时，海军部通知舰队，有德国舰队出海的迹象。已先期奉命升火的舰队前往朗福蒂斯浅滩以东集结(约苏格兰海岸以东60海里)以备不测。
两支大舰队于1916年5月30日夜间出海，形成世界史上海军力量的最高展示。尽管德国舰队力量巨大，但无论在数量、航速或大炮火力都不能与英国舰队相比。英军部署28艘“无畏”级战列舰和9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所率16艘“无畏”级战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对阵。此外，德军有6艘“德意志”级的前“无畏”级战舰，其低速与粗劣武器装备是德军司令焦虑不安的根源。英国舰队的航速占绝对优势，最慢的战列舰航速达20节，而由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组成的第5战列中队是海上威力最大、航速最高的战列舰，航速可达24—25节。速度最高的德国战列舰只能行驶21节，而6艘“德意志”级旧战列舰使战列舰队的平均最高航速降至16节。
英军的炮火优势更大。约翰·杰利科爵士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装备重炮达272门，而德舰是200门。这个数量上的优势因大炮口径的巨大优势而扩大：英军大炮口有48门15英寸、10门14英寸、142门13.5英寸和144门12英寸；德军只有144门12英寸和100门11英寸大炮。舷炮齐发，英军威力为396700磅，德军仅为189958磅。
两支舰队的鱼雷实力，包括各级别的鱼雷艇，在数量上几乎相等。英国鱼雷艇拥有382支21英寸和75支18英寸鱼雷发射管；德军有362支19.7英寸和107支17.7英寸发射管。双方小型短程级别鱼雷在白天作战中几乎不适合使用；英军21英寸鱼雷在射程和速度方面略优于德军的197英寸鱼雷。因此，甚至鱼雷武器上的明显优势也在英军一方。
英军主力舰的巨大优势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充分保卫的。英国在海上31艘巡洋舰，其中8艘是前“无畏”级战舰时代的威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德军拥有11艘。在长期待战的日子里，约翰·杰利科尽管没有配备哈里奇打击力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但他掌握85艘驱逐舰对德军的72艘。如大型舰只一样，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数量优势，还由于大量增加了各种级别的大炮威力以及巡洋舰的速度和驱逐舰之吨位的巨大优势而得到加强。英军舰队觉察不出在任何一点上，在任何重要武器或其他要素方面具有劣势。
由于海军部三令五申的结果，约翰·杰利科爵士于5月31日上午从斯卡帕湾和克罗默蒂调动了24艘“无畏”级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3支巡洋舰中队和3支巡洋舰小舰队集中在朗福蒂斯海滩。他派遣海军上将贝蒂率6艘战列巡洋舰、2支轻巡洋舰中队、2支小舰队，还外加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从在他前面约65海里的福斯湾出发。两支舰队按这样的编队向黑尔戈兰湾行驶；至下午2时如果未发现敌情，贝蒂往回驶至战列舰见得到的水域，战列舰队则转向朝东进一步向霍恩礁前进，然后返航。主力舰队与其强大的侦察力量之间距离为65海里，一直被批评为太大。间隔这一距离，舰队两部分之间相互看不到，而且在大规模战斗的最重要开始阶段妨碍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如果贝蒂抵达指定集合地时发现那里的敌人或者在附近，杰利科就不可能进行战术联系，且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作战。不过这种部署以前运用过几次，贝蒂凭其快速强有力舰只有力量独立作战。两位将军经常出海进行这种搜索，尽管遵守一切预防措施，但根据得到的起码情报，两人没有认真想到过与敌人遭遇。
是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随着时近中午，他们满怀的那些希望慢慢离去。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被海军部下午12时35分发出的讯号消灭，信号说：11时10分定向无线电指明敌人旗舰在亚德。两位将军中途停航，检查几艘可疑的拖网渔船，他们距预定位置还有几海里，并超出他们计算战列巡洋舰应转向北行驶靠近战列舰队的时间①。贝蒂将军已发出几乎完全向后转的信号，下午2时15分，他的所有重型舰只已遵命行事。他所乘巡洋舰的屏护舰队正转向新方向时，轻巡洋舰“加拉蒂亚号”见到约8海里外一艘汽船显然遭到两艘不明身份船只的阻拦和骚扰。2时20分，“加拉蒂亚号”发出信号：“发现敌人。可能是两艘敌人巡洋舰向东南不明航线行驶。”下文所附图解展示当时情况的全过程。身份不明的舰只是德军第2侦察组的两艘先导鱼雷艇。英军所有轻巡洋舰开始自动驶向“加拉蒂亚号”，8分钟以后“加拉蒂亚号”开炮。德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一艘接一艘出现，从模糊不清的海平线薄出轮廓，船后升腾的漫长烟云宣告大批敌艘舰来临。
图17、海战图
1st S.G.(Hipper)，第1侦察组(希珀)；2：30pm.，下午2时30分；2nd S.G.，第2侦察组；5°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以东5°；57 Sea Miles，57海里；65 Miles 338°，65海里338°；C
in，C总司令；Galatea，加拉蒂亚号；German Battle Fleet，德国战列舰队；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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