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清楚，我当时确信分配给英军和法军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前线的德军兵力与他们几乎相当，而且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进攻之前用榴霰弹轰炸铁刺网，这就向德军确切地指明进攻部队准备攻击的突破口，毫无疑问，德军已做好一切准备用火力消灭他们。不仅如此，英军的炮弹供应极其有限，而能摧毁德军战壕所需要的高爆炸力炮弹几乎没有。我观战时尽量不冒无谓的风险。但是无论从远处高耸的教堂尖顶，还是靠近敌人的火力网边缘，除炮弹爆炸和烟雾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不实际参加进攻就不可能估计真实的情况。要了解真实情况你必须亲身去感觉，而感觉到的还可能不是真实的。身处战斗之外什么都不了解，投入战斗会受一种个人特殊经历的左右。这正是战争最痛心的特征之一。许多高级将领不了解战场的形势就命令自己的部队作战，而且又不对他们采取有益的补救措施。
在这个夜晚我还在战斗高潮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大规模伤员清理站的可怕场面。遭受各种严重创伤的一千多人中，有烧伤的、有躯体碎裂的、有子弹穿孔的、有咽喉梗塞的、有奄奄一息的，根据他们的伤势分成不同部分送往梅维尔修道院。修道院的入口处机动救护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每辆车都送来四、五个四肢断裂、倍受折磨的伤员。每过一会儿就有尸体从修道院的后门抬出，抬往一直在工作的掩埋队。有一间屋子挤满了已不值得再送往别处去的重伤员，他们已毫无治愈的希望，连优先动手术的资格都没有了。其他房间挤满了痛苦不堪的“能走动的伤员”，但大多数人精神不错。他们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支烟和另一次长途汽车旅行。手术室外挤着长长的一排急重伤员，手术室的门敞开着，我经过时看到一位伤员在做开颅手术的可怕场面。那里到处是血和沾有血污的布片。在外面，战场上传来的轰轰炮声宣告死亡与残杀过程仍处于高潮。
02.
“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消息也是这几天传来的。这艘巨大的邮轮恢复载客业务已有几个月，作为客轮已经进行了几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载着2000名英国和美国平民从纽约返回利物浦。她所载的货物当中有少量的步枪弹药和大约173吨重的榴霰弹炮弹。在“卢西塔尼亚号”启航前，纽约就流传该船将被击沉的警告，事后追查到是德国政府所为。在5月4日和5日，在她驶近不列颠群岛时，据报告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峡南部入口处把两艘商船击沉。6日又收到进一步的潜艇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报告。随后海军部在瓦伦西亚的无线电台反复发出特别警告和消息。
5月6日凌及12点05分，致所有英国船只。
……避开一切海角。全速通过各个海港。行驶海峡中间航线。法斯特内特海外有潜艇。
5月6日下午7点50分，致“卢西塔尼亚号”。
爱尔兰南海岸外有潜艇活劝。
5月7日上午11点25分，致所有英国船只。
爱尔兰海峡南端有潜舰活动。最后一次发现在科宁伯格灯塔以南。确保“卢西塔尼亚号”得知此情况。
5月7日下午12点40分，致“卢西塔尼亚号”。
上午10时在克利尔角以南5英里处发现有潜艇朝西驶去。
这些电报都及时收到。
1915年4月16日海军机密备忘录中有如下一段记录：
战争经验表明，快速轮船采用曲折前行的方法会大大降低潜艇突袭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以短暂而无规则的间隔改变航向，比如每十分钟到半小时改变一次。战舰在已知有潜水艇出没的水域巡航时几乎一律采取这种航行线路。潜舰在水下的速度非常慢，如果她不能事先知道或预测所袭击的船只的航线，要进入发动袭击的合适位置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有这些等告和指示(海军部贸易处在这些工作中值得称赞)，“卢西塔尼亚号”却并没有曲折行进，她以略快于四分之三的速度沿着寻常的贸易航线行驶，5月7日下午2点10分，在旧金塞尔海外8英里处，她被施魏格指挥官指挥的德国U—20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共发射两颗鱼雷，第一颗击中船体中部，发出一声巨响几分钟后第二颗击中尾部。20分钟后她船头朝下沉没，随船沉没的有1195名乘客，其中有291名妇女和94名婴幼儿。德国潜水艇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全世界激起回响。有大量公民丧生的美国，其愤怒声震憾全国，这个共和国的四面八方，美国人民中的最强硬分子等待着武装干预的信号。信号并未发出，战争继续处于毁灭性的均衡状态。但从此以后在美国的协约国的朋友有了一件使亲德势力软弱无力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段哀伤时期，这种冷漠无情的政策注定要寿终正寝。
即使在得知这场可怕悲剧的最早时刻，我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意义。只有在反省这场大战的历史时，它的惨痛教训才能从当时的喧嚣与混乱中呈现出来。德意志帝国政府在两件重大事件上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它怀着罪恶的决心精心策划、蓄意切断维护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尽管相互争吵)的根本纽带。入侵比利时和无限制潜艇战二者均求助于专家技术作为求胜的唯一手段。这些正是德国毁灭的直接原因。这些原因把强大而无形的力量引入反德的斗争，并无情地耗尽了德国的实力。在大战的头一年，若非入侵比利时，德国将必胜无疑；在大战的最后一年，若非无限制的潜艇战，没有力量能否定胜利属于她。导致德国垮台和我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她敌人的人数优势，不是她敌人的资源或智慧，不是她海陆军将领在公开的战斗中犯了错误，不是她的盟国虚弱无能，肯定不是她的人民或军队在勇气或忠心上有缺陷；而是她犯下这两椿大罪和历史大错。
03.
与此同时，在达达尼尔的旗舰上正在展开最热烈的讨论。
3月18日以来，海军的上层圈子里流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激进的一方比任何时候更相信铲除堡垒、扫清雷区、最终打通海峡是切实可行的行动。他们毫不怀疑舰队可以穿越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他们不断地提醒海军上将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是海军的职责。他们对陆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无限悲伤，他们感到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的是，在海军接到命令和为他们制订任务后海军竟袖手旁观，无所行动。因此他们敦促中将向海军部提议恢复海军进攻。
所有这些压力和陆军受折磨的景象对有胆有识的德·罗贝克中将产生了作用。他终于下决心向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表达了自己愿意恢复海军进攻的意愿。这份电报盖有好几个人的印章，也包括持反对意见者的印章。但是很显然，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出席“伊丽莎白女王号”会议的人都相信海军部在收到此电报后会立即下达作战命令。法国司令官盖普拉特上将打电报给海军部长，表示他充分期待参加决定性的进攻，并要求增加一艘更强大的军舰来增援法国中队。因此，海军的所有参谋人员和指挥人员都等待着一项伟大而庄严的决定。为了执行这项决定，他们要做好面对一切危险和忍受一切损失的准备。
德·罗贝克中将致海军部
1915年5月10日
加利波利半岛形势。
汉密尔顿将军通知我陆军受阻，部队向阿齐巴巴每次只能推进数码，恐怕会出现类似法国北部的事态。因此，我在292号电报中指出的情况发生了：
“如果陆军在向基利德巴赫尔推进中受阻，海军该不该在不摧毁沿岸堡垒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狭窄段？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舰队在向狭窄段推进中能不能最好地支助陆军。舰队可以从恰纳克累下方推进保持交通线完整无损；舰队也可以从上方推进，但自己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切断。”
海军能给予前进中陆军的帮助虽然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炮台的炮火，但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在阻挡陆军的是战壕和机枪时，海军的支援就不大了；而阻碍陆军推进的正是战壕和机枪。
从敌人抵抗的强度来看，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可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同样可能是达达尼尔海峡会在舰队驶过后重新封锁。如果敌人的抵抗能被及时制服，从而避免舰队由于缺乏供应而被迫撤出，那末海峡重新封锁就没有多大重要性了。
如果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支持陆军进攻的任务将托付给巡洋舰和某几艘老式战列舰——包括那些并不适合于大规模炮轰狭窄段的法国军舰——这种支援的效果将显然远远小于目前整个舰队提供的支援。
半岛上土耳其陆军的士气表明，舰队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海外，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决定的关键似乎在于：
其一：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能确保战斗的胜利吗？
其二：如果海军受挫，那肯定将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它会使陆军形势非常严峻，以至于危及整个战局？
这个电报值得仔细研究。它的用意显然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恢复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德·罗贝克中将在电文中权衡了利弊，总的来说更强调不利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也明确无误地表示，如果海军部下令，他随时准备执行。这份电报令我不安。我当然一直主张恢复海军进攻。但是现在的形势与3月份和4月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而执行德·罗贝克中将3月2日的决定，我们就要遵行另一条政策路线。这期间已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陆军损失了近两万兵力才登上了加利波利半岛。目前陆军确实受阻，但基奇纳勋爵告诉我，他打算向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援他所要求一个军团。在炮火下登陆一直是最可怕的战争特征。登陆已经成功，而且，既然土耳其人没能阻挡住登陆，看来他们必定也无法阻止陆军进一步向前推进，只要大量的增援部队能迅速地投入战斗。因此，如果足够的增援部队能迅速派往，有合理的可能性使陆军战斗取得成功。
第二，意大利即将参战。根据刚刚签署的英意协议，我们必须派4艘战列舰和4艘轻型巡洋舰加入亚得里亚海的意大利舰队。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自3月22日以来德·罗贝克中将已明确地放弃了海军进攻，我们已决定动用陆军力量来解决问题。尽管法国增援军舰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但从德·罗贝克中将的舰队抽调这些战舰是与进行坚决甚至是拼命的努力，单独以军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是不相容的。
第三，我们长期以来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德国潜艇已经驶入爱琴海。有数次报道说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水域已出现一艘或许两艘甚至三艘潜艇。“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位置变得异常危险，而且在达达尼尔海峡整个舰队的安全都受到了不能低估的影响。不仅如此，如果舰队成功地强行通过海峡抵达马尔马拉海，它就会在那一水域受到德国潜艇的骚扰。尽管这个事实不是结论性的，但舰队的行动可能会受阻，假设海峡在其身后被封锁，它在战略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除此之外，由于陆军已经登陆而且一直激烈作战，舰队的责任就大大增加了。正如奥利弗将军一语道出的那样——“3月18日海军还是个单身汉，现在它在岸上有个妻子了。”
我脑子里考虑的全是这些事情，它们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德·罗贝克中将展开决定性进攻的意愿不变，我们有可能在几周内重新创造能使他进攻的条件。我们的海军资源庞大，几乎与日俱增。到6月中旬我们就能够使他的舰队的实力大大强过以往，并且能够完成进攻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样对付在爱琴海的德国潜艇，就可以知道，其威胁又有多大。然而，目前反对海军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理由有很大分量。
另一方面，我极其渴望采取有限的作战行动。我希望海军攻击狭窄段的堡垒，从而验证一下我们所收到的有关敌人弹药短缺的报告是否真实。在进攻的掩护下，我希望能清扫凯佩兹雷区使它不再能阻止航行。现在扫雷部队已全部组织起来，这些是完全可行的行动。达达尼尔舰队尽管缩小了，但完成这项任务还是绰绰有余的。清扫了凯佩兹雷区本身就会开始危及土耳其人部署在半岛上的陆军的交通线。
然而，我看得出费希尔勋爵处于严重的过度疲劳。74岁的年纪不饶人。在我前往巴黎参加英意海军协议谈判期间，他显得心力耗竭。他对独自负责海军部工作表示出毫不掩饰的苦恼和担忧。毫无疑问，当时的巨大压力和事态的发展使这位年迈的海军上将担心得几乎发疯。德·罗贝克中将的电报尤其让他伤神。他预计将要面对他最恨也是最怕的那个要求：恢复海军作战，而且要一直弄个水落石出。
11日上午我们一起讨论形势。我一再努力讲清，我想要做的一切是要恢复攻打狭窄段的堡垒，并在炮火掩护下清扫凯佩兹雷区；我无意促使大家作最大努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和深入马尔马拉海。但是我没能打消费希尔的忧虑。毫无疑问，他认为如果行动成功，会大大加强后阶段重大进攻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凯佩兹雷区是土耳其人的、也是他们的第一道防线。在我们交谈之后，费希尔勋爵在同一天“极不情愿地”送给我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全面而有力地重申了对达达尼尔军事行动的观点，他的结论是他不会：
在任何情况下站在德·罗贝克中将一边，除非两岸已经有效地占领，才同意他发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我因此希望大家清楚地理解，我与任何这类计划无关。
在同一天我给他答复：我绝不会向他提出任何“突击”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在此事上我与他意见相同。我又一次提出，作为对陆军行动的一种支援，有可能要求德·罗贝克中将攻击堡垒和清除凯佩兹雷区。我再次表示，我希望在任何实际问题上我们一直是团结的。我向他呼吁：
我们现在时历史上最重大的水陆两栖作战负有责任。你绝对负有责任。要将此事推向胜利需要最大程度的同志情谊、才智、坚毅、耐心。……
他第二天写信给我说，由于我的答复没有明确放弃在陆军占领狭窄段两岸之前海军攻击雷区的想法，他已经将给我的备忘录副本递交给首相。
关于你所说我绝对负有责任的话，我只能说，你必须明白(还有首相也一样)，我勉强默认的范围没有扩展到那种进一步的冒险，如在陆军完成其任务之前重复3月18日的行动。
由此可以看出，3月22日之后海军部和海军总司令永远不能同时作出进攻的决议。在21日他们还是团结一致的。此后则一方热一方冷了。在3月23日和24日，海军部没有下达实际命令就强烈要求进攻，而在战区的海军中将则说“不”。到了5月10日，当战区的海军中将愿意进攻时，海军部则说“不”。到了8月18日，受苏夫拉湾惨败的影响，海军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授权海军中将最大程度地使用他的旧战列舰，而此项提议却遭到了海军中将理由充分的断然拒绝。最后，在最后撤退来临之时，刚刚接手指挥权的威姆斯将军在凯斯准将起草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极为详尽的计划支持下，热情呼吁批准执行这个计划，但这次海军部又拒绝了。
04.
此时从俄国、法国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坏消息频频传来，根据我在陆军战场上得到的印象，我向海军部各个部门发出如下总备忘录：
致战时国务大臣及海军部委员会成员
1915年5月11日
请通知海军部各部门首脑，据目前估计，此次战争不会在1916年12月31日前结束。海军部制订的一切安排与计划均应以此为依据。任何加强海军实力的措施若能在此日之前发挥作用，均应予以考虑。这一点适用于有关人员、舰舰、武器和储备的所有问题以及舰队、船坞的组织与维护，所有这些都必须适应力量的长期不断发展而不致过分紧张。我期待各部门提出发展与扩大它们活动的建议。
W.S.丘吉尔
05.
5月12日晚，一艘德国水兵驾驶的土耳其驱逐舰在达达尼尔海峡用鱼雷将“歌利亚号”击沉，这一事件促使费希尔勋爵下决心召回“伊丽莎白女王号”，他向我提出有关此类的最强烈反要求。我本人并不反对这么做。最初的两艘装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当时命名为“斯通沃尔·杰克逊号”和“法拉格特上将号”)已准备就绪；如果派这两艘重炮舰和其他的炮舰、两艘“邓肯”级战列舰以及另外一些辅助军舰去替代“伊丽莎白女王号”，那末她可以返航回国。我同意了第一海军大臣的意见。我的表态令他大大松了口气并深表感激。我们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处境。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以减少损失，并从令人讨厌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我却一定要竭力推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全力支持正处于艰苦斗争中的我们的陆军，这不仅是出于信念、而且还出于荣誉的呼唤。
我不得不向基奇纳勋爵宣布此消息。我邀请他来海军部参加5月13日晚的会议。我们围着八角桌而坐；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侧，费希尔勋爵坐在我右侧，同时在座的还有其他高级官员。得知海军部要撤回“伊丽莎白女王号”，基奇纳勋爵顿时怒不可遏，往日面对艰难考验的镇定自若，已不复存在，他以前忍受内心痛苦时习惯性的克制态度消失了。他强烈抗议这种在他看来是在最危机时刻抛弃陆军的做法。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勋爵更是大发雷霆。“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回国，应该马上回来，当晚就该回来，否则他立刻离开海军部。”我们若能在这关键时交换一下这两位了不起大人物的位置，让基奇纳掌管海军部事务，而派费希尔前往陆军部去抨击增援政策，俩人就会觉得快乐，一切都将进展顺利。但这样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我保持同意第一海军大臣的意见，并尽最大努力向基奇纳勋爵解释，说明重炮舰能提供同样有力的支持，而海军实力受损的风险却要小得多。我还向他介绍了我们将要派出的军舰，并向他作出最郑重保证——我的这一保证得到了海军参谋部的支持——我们决心以最有效的方法支持陆军。我想他在离开前有些放心了。
因此在一系列的电报中我与费希尔勋爵意见一致。我们下令德·罗贝克中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以最大速度派“伊丽莎白女王号”回国。我们通知他“埃克斯默思号”和“崇敬号”马上归属他的舰队，在月底之前他将得到最早两艘重炮舰，它们是最新型的炮舰；他得到的补偿远远大于失去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第一批6艘重炮舰从造船厂接手后将派遣去他处。等到他所指挥的法国中队的战列舰总数达到6艘时，他要将“女王号”、“伦敦号”、“无情号”和“威尔士王子号”在瑟斯比海军少将指挥下同样绝密地派往马耳他，准备和意大利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一起作战，以及满足英意海军协议中条款的规定。我们还通知德·罗贝克中将，我们认为海军独立行动强攻狭窄段的时机已经过去，在现有的条件下不会再出现；所以，他的职责是支持向前推进中的陆军。
发出这些电报——这些是我们一起所发的最后一批电报——费希尔勋爵和我就在那晚分手了。
第32章、政府的垮台
01.
5月14日召开的战时会议火药味十足。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寸步难行，他们已陷入危险境地，要增援他们困难重重，要撤出他们更是难上加难。舰队已失去作用。费希尔勋爵坚持要撤回“伊丽莎白女王号”；德国的潜艇即将进入爱琴海，而我们为支持达达尼尔战事在那里大量集中的舰只处于完全无保护状态。与此同时，英军在法国进攻奥伯斯山脉的失败已明确无误。约翰·弗伦奇爵士损失了近20000人却所获无几，于是总指挥部自然要求增加人员与弹药的供给。炮弹匮乏的危机已濒临爆炸——那天上午的《泰晤士报》披露了炮弹匮乏的情况——在这场危机后面又出现了另一场最上层的政治危机。俄国的虚弱与溃败一个月比一个月明显。这次会议讨论的特点是官场上的彬彬有礼的风度抑制了与会者内心的强烈焦虑与极度愤懑。
基奇纳勋爵一开始就发表一连串庄重而令人畏俱的抱怨。他说他之所以受到诱惑参加了达达尼尔作战行动，那是由于海军作出了攻占达达尼尔海峡航道的保证。现在海军放弃了进攻。尤其是无与伦比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影响了他的判断。现在这艘军舰即将撤回；当他已将陆军部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的大规模战斗，他的部队正在背对大海作殊死斗争的紧要关头她却即将撤回。说到此处费希尔勋爵插了进来，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达达尼尔作战行动，这一点首相和基奇纳勋爵清楚得很。他的突兀插话招致了一阵沉默。随后战时国务大臣以极其悲观的语气概述了其他战场的情况。驻扎在法国的陆军消耗炮弹太快，其速度是以往军事后勤部门从未承担过的。订购各类军火的定单全都延期完成。俄国的日渐虚弱可能使德国在任何时候将军队调往西线，恢复对我们的进攻。第三，他继续详述入侵的危险。他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英国，如果其他方面失误，保卫英国就更加紧迫。鉴于当前的状况，他不能将先前许诺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4个师派给他，这4个师必须留下来守卫家园。
他一说完，会议就把目标转向我——几乎要向我发难了。于是我开始据理力争，所说的论据读者现在应该是熟悉的，这些论据构成了本卷书的主要内容。如果在三个月以前就知道在5月份可以有80000至100000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海军单独进攻的方案就绝不会被采用。虽然许多事情搞砸了，令人大感失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或惊慌失措，更没有理由把情况描绘得比事实更糟，或采取不理智的行动。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并不依赖于而且从来也不依赖于“伊丽莎白女王号”。制定计划时并不知道这艘军舰也会加入作战。现在要将她撤出是因为潜艇对这艘价值高昂的军舰造成了威胁。替代她的是重炮舰和其他一些特殊设计的军舰，这些军舰在许多方面更适合于炮击，而且基本上不怕潜艇攻击。因此海军对陆军的支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夸大“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价值或认为一艘军舰可以左右这样一场大战役，这没什么好处。至于炮弹的匮乏问题，只要我们竭尽全力生产。关于在兵力、大炮和弹药方面未占充分优势之前避免草率进攻，这个问题可以补救。最后，侈谈入侵有何意义？海军部不相信任何武装登陆能够实现：即便实现了，敌人也很难维持下去并得到加强。敌人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对付东面的俄国，有什么理由假设他们会转过身来调回军队入侵英国或进攻西线？他们会抽调多少军队？调动军队需要多长时间？在准备好新的部队和积贮充足的弹药之前，我们应停止在西线发动这种无益的攻势。集中可以得到的部队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尽早供应他们在那里进行决战所需要的军火弹药。抛弃那种关于入侵岛国的恐惧，英国已不再像1914年那样缺乏军队，而是到处布满武装人员，还掌握先前从未梦想过的情报来源，并有比大战之初强大了许多的舰队守卫。让约翰·弗伦奇爵士得到他要求的新增几个师，但是还是要在法国采取守势。
叙述我们俩人的讲话，我并没有引用原话，只是提到谈话的主旨。简短的追述包含了全部内容。我的想法似乎在战时会议产生明确的印象。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我的论证，论证依据的每一个推测也全都被事实所证实。“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撤离并没有妨碍海军对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陆军的支持，也没有妨碍陆军的海上供应。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英、法军队在法国发起的进攻连连失败，其结果是血腥屠杀愈演愈烈，我们新组建的陆军被毫无价值地毁灭了。德国人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对俄国的进攻，事实上这种进攻还处在最紧张阶段的前夜。他们并没有挥师西进，在今后的好几个月里他们也没有物质条件这样做。他们没有入侵英国；他们在这段时期从来没有想到要入侵英国，即使想要入侵也做不到。
然而，此时英国政界出现意想不到的大事，这就注定了在达达尼尔海峡出现的成功的希望要化为饱影，同时也排除了任何迅速结束大战的可能性。
会议之后我给首相写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此信准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场：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1915年5月14日
我必须提请您注意费希尔今天的言辞，他声称“他反对而且一直反对达达尼尔作战行动”，他的话大意如此。第一海军大臣对于指导军事行动的执行电报都有书面表示同意的记录：如果这些电报得到成功的执行，那就应该归功于他。但是我对此并无怨言。我喜欢这位老兄，与他一起工作是极大的快乐。我想他同样有这种感觉。我的看法是，当在战地的海陆军将领们希望和要求冒一次险，以舰队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在这些战斗中也许会出现机会。倘若我同意他们，我就得批准进行决战，我不能允许这样一位朋友的否决使我无法行动——这位朋友不管结果如何，一定会说，“我一直反对达达尼尔行动。”
您会明白，在这种事情上总得有人承担责任。我可以承担责任——条件足我的决定必须执行——否则不行。
不知道基奇纳在增援问题上愿不愿干，这令人感到不愉快。我们全都被牢牢地捏在他的手心里，我从未见过他的心情如此奇特——或者说如此不理智。基奇纳要惩罚海军部，他要从汉密尔顿的部队中削减几个师，原因是我们撤出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费希尔要将“伊丽莎白女王号”撤回国，不然他就要辞职。
以耐心和决心度过难关，我们就能取得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
但是我现在希望向您说明一点：那种口口声声说“我拒绝为失败负责”的人，不可能是对成功极为重要的措施的最后裁决人。
那天我用了一个下午拟定几条建议，准备海军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和准备为我相信将立即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两个师护航。虽然我完全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海军增援，但我还是不想使这种要求会让费希尔勋爵大吃一惊。于是那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和他全面探讨整个形势。我们的谈话相当友好。他没有对建议中的具体措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不希望看到我们的资源被逐步耗尽，也不希望见到达达尼尔行动日益增大的需求给我们的整体安排带来的间接影响。于是我告诉他这样做的确是不公平的：先阻挠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旦招致失败，又反过来说，“我早就告诉你，我一直反对这次行动。”他奇怪地看着我说：“我想你是对的——这样做不公平。”然而，他还是接受了备忘录，随后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分了手。
02.
进入这段特殊时期之后，紧张的事态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天夜晚10点左右我在我的房间里重新开始工作，这个习惯是在费希尔勋爵进入海军部之后养成的。此时意大利的危机达到了顶峰。由于反对加入战争，意大利政府已经辞职。两个星期前我们就认为几乎已成定局的这件富有意义的大事，现在似乎再次变成未知数。临近午夜时分，意大利海军武官——一位热心支持协约国事业的军官要求见我。奥利弗将军拿着一益文件陪伴着他。海军武官说罗马目前动荡不安，一个星期前在巴黎商定的海军合作计划必须立即付诸实施。根据合作计划，我们要额外派遣4艘轻巡洋舰去亚得里亚海增援意大利舰队。这些巡洋舰原定在18日拂晓抵达塔兰托。海军武官要求将抵达日期提前。如果巡洋舰能在16日上午抵达，英国与意大利之间明确的海军合作将成为既成事实，而这个事实很可能是决定性的。
由于我亲自参加了与意大利人在巴黎举行的海军协议的谈判，对于其中的所有细节我当然了如指掌。协议的所有条款，包括派遣4艘巡洋舰在内，我全都征得了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派遣哪4艘巡洋舰都已经确定。在文件的第二页上突出地有费希尔指示巡洋舰航线的绿色首字母签名。让巡洋舰提前48个小时出发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不违背费希尔和我彼此已经确立的工作安排，也就是采取重大步骤须经协商。我一时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被看得如此之重，参谋长也没有提出我们应该叫醒第一海军大臣。他大约在早晨4点开始办公，那时候他便可以得到这些文件。因此我就批准了立即叫巡洋舰出发，像以往处理此类公务时那样，我写道：“事后请第一海军大臣阅。”
十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星。然而，费希尔勋爵的传记作家使我们确信，在他辞职之前他从来没有见到这份关于意大利的文件。海军上将培根在他所著的《费希尔勋爵传》中，以克里斯上校的第一手证据为依据明确地说，这天晚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建议，除了我们已经同意增援力量以外，再额外增派两艘潜艇去达达尼尔海峡，就是这个事实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稻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个借口同样是勉强的。至于这个借口背后的原因本章也许已明白告诉读者。这位海军老将一大早醒来，再次面对那些建议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的备忘录，而对此他知道无法拒绝。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一场他不相信和不喜欢的事业中。他觉得这个事业濒临失败的边缘。他发现一位文职大臣(尽管有许多友谊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正日益成为支持这个讨厌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一切工作的严厉而苛求的监工。他看到保守党对炮弹匮乏和战争普遍现状的严重不满。他还看到穿着军服的陆军元帅担任大臣，而他自己尽管在全国名声显赫，却屈居次位，在这个位置上他受到一些理由与压力的逼迫，他须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事行动承担责任，他无法抗拒，但他从不停止表示愤慨。现在爆发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03.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醒来后我发现第一海军大臣并没有按惯例将上午的信件送来。这是反常的事，他几乎总是把醒来时候想到的对形势的看法写信告诉我。我必须在9点左右去外交部，在那儿逗留一会儿。在回来的途中在经过近卫军骑兵旅司令部阅兵场时，马斯特森—史密斯带着一脸焦急的神色匆匆向我走来——“费希尔辞职了，我想这次他是当真的。”他把第一海军大臣写的如下这张条子交给了我：
1915年5月15日
海军大臣：
经过进一步焦急的反省，我已得出遗憾的结论：我不能继续与你共事了。为了国家利益，就没有必要追根究底了——乔伊特说过：“千万不要解释”——但是我发现要调整自己在日益增加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需要上迎合你的观点越来越困难。正如你昨天所说的那样，我总是一心要否决你的建议。
这除了令我极不愉快外，对你来说也不公平。
我立刻就要动身去苏格兰，以免人们问这问那。
你的忠实的费希尔
然而，最初我并没有认真看待此事。我记得本年早些时候为了空袭的事我曾收到过一封措辞十分正规的类似的信。在最近四、五个月里，为了各种大大小小事情他已多次以书面和谈话的形式威胁或暗示要辞职。我总是确信只要和他友善地谈一次话就可以把事情化解。然而，当我回到海军部时他已经没有了人影。他不在大楼里；他也不在住所里。他手下的人全不知道他在何处，只听说他打算立刻去苏格兰。他给其他几位海军大臣也送去了一封信，他们正聚在一起讨论那封信。
我去首相那儿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阿斯奎斯先生立即指派秘书带着书面命令，以国王的名义敦促费希尔勋爵回来履行职责。过了几个小时后才找到了第一海军大臣。他断然拒绝再回海军部或履行任何职务。他重申要立即动身去苏格兰的决心。然而，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劝告，同意回来见首相。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谈话完了以后，阿斯奎斯先生告诉我，他认为他已经动摇了他的主意，不过他很烦躁。他建议我写封信给他，接着他又说：“要是你能使他回来，那就万事大吉；要不然事情就很难办了。”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信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劝他，但是毫无用处。
他回信说：
你执意要攻打达达尼尔海峡，没有办法使你不做这件事——没有办法。我太了解你了！我确实希望支持你，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达达尼尔这件事情上我一直陪伴着你直到这最后时刻，而不顾我在达达尼尔防务委员会备忘录中所说的我一生中最坚定的信念。
你要留下来而我必须离开——这样更好些。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你掌握了你的政治生命时为了我采取的值得高度赞赏的立场，实际上我也为你努力工作作为回报——尽我最大努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们私人间的义务。我向你保证进一步谈话只有痛苦，我已通知首相我必须离开。这个决定我绝不会更改了。无论如何我不会改变主意。你满怀真情地说，离开我你会感到无比悲伤——我绝对相信。你内心清楚这一点：自从去年10月我与你合作以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忠实于你。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再坚持劝说已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考虑新的组合。另外三位海军大臣是否也会辞职，对此我心里根本没有底。然而，星期天上午我得知几位海军大臣去与阿瑟·威尔逊爵士商量，他告诉他们，坚守岗位是他们的义务、根本没有出现辞职的理由。据此事实，我问阿瑟·威尔逊爵士他是否愿意填补第一海军大臣的空缺。他要求考虑一个小时，随后，令我感到欣慰也有点吃惊的是，他通知我说他愿意担任此职。到了星期天中午，我已在从各方面考虑重建海军部委员会。接着我便驱车去见正在乡间的首相。我告诉他费希尔勋爵的辞职已成定局，如果他想要有一个改变，我的去留任凭他裁决。他说：“不，我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我不想有所改变，但是你能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吗？”于是我告诉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留任，阿瑟·威尔逊爵士取代费希尔勋爵的位置。我当时的理解是他已同意这种安排。后来他的私人秘书在谈话中提到：由于炮弹匮乏的情况被披露和费希尔勋爵的辞职造成的形势十分严峻，首相认为在采取措施之前有必要和保守党领导人协商。由此我看出这场危机无论如何不会局限于海军部。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留下来共进晚餐，我们在那么多的麻烦事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当天夜里我返回伦敦。
星期一上午我请求贝尔福先生来海军部。我告诉他费希尔勋爵已经辞职，我认为首相将批准重新组建以阿瑟·威尔逊爵士为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部委员会。我还告诉他阿瑟·威尔逊爵士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将留任。我说如果首相在那天下午最后批准这项安排，我将向下议院立即宣布这个决定并且要求辩论。贝尔福先生对费希尔勋爵的辞职表示愤慨。他说这件事会让他的保守党朋友们深感不安，他要亲自为此去向他们打招呼，稳定他们的情绪。他的态度无比恳切与坚定。那天上午的其余时间我都在准备向议会发表的声明，预期有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会成功。对于正在我周围和下面开展的剧烈的政治风暴我却是一无所知。
我带着一份完整的新委员会名单来到了下议院，并且作好了充分准备迎接一场舌战。在见到首相之前，我先去财政大臣的房间探望了一下。劳合·乔治先生当时向我透露了下面的情况。反对党领袖已经完全掌握了炮弹短缺的事实，故而已通知议会要求辩论。在此关头费希尔勋爵提出辞呈造成一场政治危机。劳合·乔治先生深信，克服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因此，他已通知首相他将辞职，除非立刻组建联合政府。我说，他知道我一直赞成组织这样政府，只要一有机会我总是提出这个主张，但是我现在希望这件事情推迟一下，直到我重建委员会并掌握了海军部。他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随后，我又按照事先的安排去见首相。他郑重其事地接见了我。我向他呈交了新委员会的名单。他说：“不，这样做不行。我已经决定与保守党组成全国联合政府，需要一次很大规模的改组。”他告诉我基奇纳勋爵将离开陆军部，在夸奖了我几句之后，他接着说：“我们该为你做些什么？”我立刻知道我离开海军部已成定局，于是回答说，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连续性，贝尔福先生可以接替我；好几个月来我一直让他参与我们的所有机密，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切事务；任命他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听罢我的提议，首相似乎极为满意，可以看出他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他又回到了个人问题上，问我“愿意在新的政府中担任一个职务还是愿意去法国担任军队指挥”？就在此时财政大臣走进屋里。首相转而征求他的意见。劳合·乔治先生回答说：“您为何不派他去殖民部？那儿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正当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房间的门又被推开，秘书进屋为我带来如下信息：“马斯特森—史密斯给您来电话。刚刚传来非常重要的消息。你必须立即回海军部。”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俩位同僚，然后没有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他们。
回海军部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到海军部后我得知整个德国舰队正在出动。包括所有的三个战列舰中队、两个侦察舰队和70艘驱逐舰。德军总司令给舰队的电报中有这么一句话：“拟定白天进攻。”政治危机以及我个人在危机中的命运几乎完全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在没有第一海军大臣的情况下，我派人将参谋长奥利弗上将和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召来，我们共同给主力舰队和一切能调动的舰队下达了出海的命令。我决定如果战斗打响，我要投入全部力量，而且必须切断敌人的退路。那天晚上8点，当复杂的协调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时，我给约翰·杰利科爵士发了一份电报：
有可能明天就是“那一天”。祝你好运。
仔细审核我们可使用的实力，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处境格外有利。我们的优势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点。我要求阿瑟·威尔逊爵士和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就寝，为的是可以准备共同对付黎明时可能出现的危机。我没有再回下议院，而是一直留在海军部里。那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来了首相的红匣子，里面有一张通知说，他已经决定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所有的大臣当夜将辞呈交到他手里。我同意这个要求，同时补充道：
……我十分赞成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在目前危机时刻，没有个人要求或利益可以阻止它的成立。离开海军部我将感到遗憾，在那里我是首当其冲的人，但是我始终相信您会对我在海军部的所作所为作出公正的评价。
办完此事，我就上床睡觉了。这一天真够我受：上午准备迎接议会最挑剔的考察；下午经受了我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危机；晚上又要部署海上的一场大战。
04.
天刚破晓，我就去了作战室。从早晨3点钟开始，我们的无线电定向电台就开始收集敌人舰队的信号。敌人的旗舰在2点00分时位于北纬53°50’，东经4°20’。因而，旗舰的位置在黑尔戈兰湾以西126英里处，离泰尔斯海灵岛大约40英里。全部的舰队都已出海。我们的大舰队在其他中队和小舰队的伴随下迅速朝南驶去。蒂里特准将率领哈里奇小舰队在多佛尔的一些驱逐舰和11艘潜艇的支持下离开监视狭窄海域的泰瑟尔岛。敌人只有在南部海域才能开展有效的打击，如企图封锁加来或布洛涅。倘若这就是敌人的目的，哈里奇的海军可以在夜晚对他们发起进攻，或在白天引诱他们向南追赶，从而进入我们的潜艇防线。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德国舰队拖住在南部海域，大舰队就有机会在泰尔斯海灵岛附近或在去往黑尔戈兰湾的东边航道上拦截他们返回德国港口的归途。因而，黎明后的形势有一阵子显得十分关键。
在上午7点之前我们都没有获得敌人活动的进一步迹象。随后敌人似乎改变了航向，朝着东南方向而不是朝西行驶。我们的脸都沉了下来。除非敌人回转过来朝我们行驶，我们就不能使他们进入我们的罗网。整个上午的情况变幻莫测。9点钟我们得知德国的轻型巡洋舰“但泽号”在北纬54
°40’、东经7
°5’出了事故——可能是触着了水雷。压抑的气氛笼罩了作战室。出事地点十分靠近德国海岸。最后，在10点半左右，确切的消息表明德国舰队已在回家途上。事实上，就我们现在所知，德国舰队一直在掩护多格滩的布雷行动，自即日起那片海域就出现了雷区。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德国舰队在我们潜艇到达拦截阵地前再度进入黑尔戈兰湾，这个插曲结束了。我们的各个舰队和中队灰心丧气地离去，重新开始长期的毫不松懈的守卫任务，而我也再次面对这场政治危机。
但是我的时间已经过去，当天下午特别是第二天，我从可靠的渠道了解到，在那些新近掌握权力的人的眼中，我的立场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我被排除在他们秘密会议之外，这些会议每小时都在以最大热情进行着。在这关键时刻，出来帮助国家的保守党领导人并没有提出修改政策方面的条件，却要求分享一半的职位和优惠。于是，阿斯奎斯先生不得不将他以前的同僚打发掉一半。凡在指挥战争中其行为被认为导致这个令人不快的结果的那些人自然成为自由党圈子里的众矢之的。直到星期一夜晚，已决定基奇纳勋爵应该调离陆军部，另去担任其重要性不亚于总司令某个的职务，但是到了星期二人们意识到他对维护国民的信心至关重要，任何一届政府都缺他不可。到星期三阿斯奎斯先生发表了安民告示，宣布基奇纳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将全都留任各自的职务。
在21日星期五这天，诺思克利夫勋爵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攻击陆军大臣的文章，英国许多地区出现自发的公众愤怒浪潮，那份触犯众怒的报纸在交易所被人焚烧。紧随着这种激情，基奇纳勋爵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尚未颁发过的嘉德勋章，同时他还荣获了比利时利奥波德勋章的大绶带。于是他彻底得到了解脱。而我单独成了造成所有不安和不满的罪魁祸首。
05.
剧烈、严重的肉体创伤，在它突然来到时往往令人惊奇地能够忍受。在知觉恢复之前有一段久暂不确定的间隔。突如其来的打击会使人麻木，但不会使人麻痹：伤口会流血，但不觉得剧痛。当遭逢厄运有许多人丧生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我意识到在政治上我成了众矢之的之前我已辞去海军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在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感情和判断力。有一位海军大臣告诉我说，已临时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阿瑟·威尔逊爵士写信给首相：除非我担任海军大臣，否则他将谢绝担任第一海军大臣。
阿瑟·威尔逊爵士致首相
1915年5月19日
尊敬的阿斯奎斯先生：
读了今天早晨的有关改组政府的报纸的报导，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同意在丘吉尔先生领导下担任第一海军大臣，是因为在我看来，在出现了这种不幸局面下，这样做是维护政策连续性的最好办法。我不打算在任何海军大臣的手下担任职务，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压力是我的能力承受不了的。
请相信我，
您的诚挚的A.K.威尔逊
这位海军老将对我表示出的完全信任出乎意料，令我吃惊。他以前一直显示出一种难以接近的矜持。我丝毫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和我的工作的。但我肯定绝对没有指望从他那儿获得最小的支持或赞誉。
这件事把我搅乱了，现在要离开海军部我觉得很难。面对公众的谴责、报界的激烈抨击、议员的愤慨以及同僚的怪罪，但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位裁制人，他有能力，有教养，而且办事公正，他以行动而不是以语言宣布我不仅无罪而且正确。我很清楚阿瑟·威尔逊爵士的行为如果公诸于众，将会对海军产生深刻印象。此印象将立刻消除被报界攻击(不可能答辩)造成的印象，从而恢复被破坏的信任关系。有人不断对文职部长鲁莽而无知地干涉海军作战行为提出指控，却没有其他方法给予决定性的驳斥。获得了他的支持，我觉得有足够力量把我们承担的伟大任务向前推进，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我觉得与威尔逊和奥利弗合作，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能像从前一样团结无间，我们将在海军部的最高层重新建立起团结、协作和权威；只在有了这种团结、协作和权威，我们就能够承担风险，作出努力，踏上胜利之路。这个消息是秘密透露给我的，我不能向公众宣布。但首相并没有向我透露这个消息。
我相信，如果首相不屈从于财政大臣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两院的秘密会议上把海军和陆军的概况作一次全面的介绍，他和他所奉行的政策本来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对陆军部在基奇纳勋爵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作一次生动而详尽的介绍，这将大大有助于安抚人们对一向受忽视的情况的怨言。我相信我能够证明海军部政策的正确。更何况5月23日又传来了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的消息，这个消息压倒了国内的纠纷。首相在这件事情上所发挥的巨大的个人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他斗争，他原本能够获得胜利；如果他获胜，那时他可以以尊严和真正的权威邀请反对党来帮助他，而不是来拯救他。在这种信任、友爱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进行战争的真正的全国联合政府；阿斯奎斯先生原本能够避免不信任同事的介入，避免分裂的或互相扯皮的协商，避免坐失良机，从而避免直到1916年12月才结束这段插曲。
在此我希望记下这样的意见：议会是政府依赖的基础，特别是下院在所有政治改革的重大时刻有权知道详情和进行商议。作为内阁成员执行一致同意共同政策的人，其去留应由下院充分辩论，然后进行投票决定，这是唯一稳妥的做法。背离了这些简单的基本原则，就会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导致整个进行战争机器的崩溃。它会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刻导致拖延，这种拖延将很快表明其后果是致命的。
06.
只有到1928年阿斯奎斯先生的《回忆录》问世时，费希尔勋爵给政府的最后通牒才公诸于世。这个最后通牒无比清楚、无比残酷地揭示，战争的压力使这位海军老将忍受思想痛苦和精神上难以描述的激动。它也无比生动地描绘出这样一座火山，我在这座火山上长期生活着，我们的重大的战争决策和政策在这座火山上制订出来。
费希尔勋爵在最后通牒中写道：
倘若能满足下述6个条件，我敢担保我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彻底消除潜舰的威胁。
我想补充一点，自从1885年里彭勋爵希望让我担任海军大臣，但在我的请求下改任我为海军军械与鱼雷局局长，此后我在海军部9位大臣手下工作了17年，因而我对海军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
1.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不能留在内阁里以免他总是遏制我。我也不愿在贝尔福先生的手下任职。
2.由于我将全力反对炮轰黑尔戈兰湾以及类似的轻率计划，A.K威尔逊爵士必须离开海军部、帝国国防委员会和战时会议。另外，他的政策与我的政策背道而驰，他接替我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因而他要采取与我的观点根本对立的政策。
3.将有一个全新的海军部委员会，这涉及几个海军大臣和财政秘书(他毫无用处)。新措施需要新人。
4.我将承担海战的全面专业责任，加上舰队的单独部署和各级军官的任命。
5.海军大臣的职权应该绝对限于制定政策和履行议会程序，他的地位对我而言应该像议员坦南特先生对基奇纳勋爵一样(他干得很好)。
6.对所有的新设施和码头工程我应有单独的绝对权威，海军的全部民用机构也将由我全面控制。
费希尔
5月15日19点又补写：
过去为了九位海军大臣，我耗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和精力，我希望在未来我能致力于将战争成功地进行到底。这就是我提出六个条件的唯一理由。这六个条件必须一字不差地公布，以便舰队了解我的立场。
不需说，对这份令人吃惊文件的答复就是草草地接受费希尔勋爵的辞职。
07.
组建新政府步履艰难。虽然根据被人们天真地称之为“自我否决法令”，各党派领导人同意，凡是正在前线服役的各党议员均不得进入政府，但是，要调整各党派要求和个人要求，却出现大量难以克服的困难。虽然我独自留在海军部，但是对于这错综复杂而毫无意义的过程，我却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不想在此披露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格雷维尔和克罗克这样的人去写这段历史，后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
在这个新旧政府交替期间，我有幸受到基奇纳勋爵礼节性的访问。起先我并不知道访问的目的。在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上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分歧严重。此外，在这个交替期间不可能对海军和陆军事务作出任何重大决策。我们谈论了一下时局。他谈了些一般性的看法之后便问我，离开海军部的事是否已成定局。我回答说是的。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还没有考虑过，一切都还说不准。他很友好地提起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几乎落入和我一样的命运。起身告别时，他以那种惯有的感人而且近乎威严的态度回转身来对我说，“好吧，有一样东西，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你这儿夺走。舰队随时可以使用。”说完他就走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仍在新内阁中共事，我注定要经常和他意见相左、要反对他、批评他。但是我仍不会忘记他这次出于朴实的善意、出于热心的礼貌前来看望我。
到了21日，决定由贝尔福先生掌管海军部。据我所知是首相的希望，我竭力劝说阿瑟·威尔逊爵士在他手下任职。他固执己见。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打动他。他不无痛苦地解释说，他的决定并非出于对我的个人关心，纯粹由于他感到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当此重任。尽管他这么说，但在他的行为中似乎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友好之情，这一点在一年以后议会对达达尼尔行动进行调查时得到了证明。当时他不仅举出了对我有最大支持的证据，而且用了一个通宵起草了一份有说服力的文件，从大炮射击的技术角度出发论述了我们制定的那个计划的正确，以他的权威来庇护当时人人急欲谴责的达达尼尔行动计划。
21日的晚上我报告首相：
我已经竭尽全力劝说阿瑟·威尔逊爵士听从在贝尔福先生的安排，但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推举亨利·杰克逊爵士。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与此同时组阁的过程也渐渐完成。阿斯奎斯先生一片好心，让我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这是一个清闲而尊贵的职位。按理说我不该接受这个职位，但是由于首相同时允许我将是内阁战时会议，或称战时委员会的成员。我觉得占据了这个位置，我便能够把获得的不论什么认识用来帮助达达尼尔远征，以我未被剥夺的一切有效手段帮助与捍卫这次行动是我的职责。只要有这个条件，我就留在新政府内。
直到26日新政府的全部名单才宣布，大臣们改变职位，行吻君王的手的仪式。在交替之际人们忧心重重。没有召开讨论战争事务的会议，所有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全都留给新内阁去决定。没有再派部队去达达尼尔海峡，只有一天接一天作出决议。没有第一海军大臣。在这种情况下我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26日是我在海军部的最后一天，这天一大早便传来噩耗，“凯旋号”在达达尼尔海峡被一艘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然而，我的任务已经结束，在动身前往白金汉宫之前，我给即将肩负海军部重任的那位政治家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贝尔福先生
1915年5月26日
我留给您一项需要您立即关注的艰巨的任务，即保护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免遭潜艇袭击。切勿低估这个危险的严重性。除非有办法对付它，否则将会有无穷的后患。因为我已有将近两个星期没有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您有独创性的思维冷静的判断力，将给予海军部必要的推动力。我提出如下值得注意的事项：
1.军事行动贵在神速，以便缩短危险的时间。一切必要的、能节省的和可以利用的力量应当立即派出去，全部立即派出去。
2.在恢复陆上决战以前，舰队必须安全地留在穆德罗斯港内——或苏伊士运河里。由于需要这些军舰掩护陆军，在装网驳船到来之前，舰队应有小舰队和紧扎在四周的空运输船的保护。
3.必须尽早提供可以防鱼雷攻击的军舰。正如我在本月13日写给第一海军大臣的备忘录中特别指出的那样，9艘重炮舰只要做好准备就应立即出发；4艘安装防雷船腹和为轰击目标使用的中型大炮的“埃德加”级战舰应该立刻派去。由于这里人事交替，有关派遣4艘“埃德加”级军舰的事情被耽误了将近两个星期。在这些军舰到达之前，由于并没有准备进行陆上决战，军舰就应该尽量减少暴露。
4.至少需要派去100艘拖网渔船和流网渔船，携带100英里的防潜网，还要派遣8艘驱逐舰(这些驱逐舰应在路上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至于我们已采取的其他措施，有人会向您汇报的。
5.为了防备潜艇，必须在加利波利半岛顶端的周围形成大面积布网区域，并由随时作好准备的大量武装的拖网渔船和海上飞机守卫。我在此要强调一点：作战行动必须规模大气势大。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类行动。
6.目前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是：在亚得里亚海的出口进行监视和布网；搜寻小亚西亚的潜舰基地，在可能成为基地的地方布置水雷，不惜代价建立情报系统；您必须加紧推进这些措施。
7.遭受损失必须坚强地忍受。
在你身上压着令人焦急的任务，而你又如此忠诚和勇敢地挑起这付担子，我衷心希望你胜利完成。
08.
我在海军部的任期就此告终了。在34个月的备战阶段和10个月的战争阶段里，我肩负主要责任、行使主要行政权。坚持阅读本书到这里的读者，可以了解到我处理工作中的困难、遭遇的、犯下的错误和完成的工作。在皇家海军前面仍旧有难以确定的岁月、众多的不幸、巨大的艰辛、痛苦的失望以及最终的解除职务。但是现在，我有资格在书中记录下当时的形势和状况，就是在这种形势和状况下，我把我们海军的强大手段、拯救我们的强大手段交给我的后任手中。较之于英国以往的历次战争，我们享有的制海权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制海权的获得也从来没有如此迅速，损失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小。不但敌人在海面上的军舰已从世界各大洋上被彻底清除，不但敌人在北海的舰队或被击败、或在威逼之下躲入海港；而且甚至敌人新采用的野蛮的潜艇战也遭到了挫折与遏制。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公海舰队很少离开海港，即便偶尔离开，他们也不想打仗，他们暗地里的希望是，能够不被发现或平安无事地返回。在18个月中敌人的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停止。尽管对现代经济封锁的复杂性已有了解释，但对德国的经济封锁仍以最严格的标准建立和维持着。凡海军授权要拦截的任何船只乎没有一艘通过警戒线。我们在法国和东方部队的给养，每个月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运往，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海军进行，它们在运输途中没有遇到最小的实质性的阻碍，这一点我们在前线的司令官都很清楚。英国及其协约国的商船队可以自由地在各大海洋航行，百分之一的保险费为政府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自1915年至191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情况一直如此。在战争史上如此不受挑战的制海权是前所未有的。
英国海军的实力同时也取得了持续而迅速的增长。大战爆发前与爆发后，我们每个月都能收获我们辛勤努力的果实。一二十艘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几十艘潜艇、几百艘驱逐舰、几千艘小型舰艇正在建造和装配，并以源源不断和日益扩大的规模投入现役。为满足这个新的巨大建造规模的需要，我们提前一年就完成人员的训练与安排。当代海军科学在大炮、鱼雷、炮弹、炸药、推进器、煤、石油，以及其他辅助设施方面已知的每一种需要，我们全都已预料到，并且以与海军力量的扩展相和谐的速度提供给海军。在海军部，我们热衷于追求与战争有关的许多重大发明和构想；我们已经远远走在其他各国(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的前面。坦克、烟幕弹、鱼雷飞机、定向无线电发射机、密码术、水雷防护器、重炮舰、防雷舰、扫雷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积极的推进和发展。我们唯独没有发展毒气——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不发展毒气并不是由于我们对它缺乏了解。甚至对于新出现的潜艇战，我们已设计了主要的防卫措施，已有将近18个月时间我们的舰船未遭攻击；大量舰艇正在建造；伪装船已在发挥作用。
此外，一代真正的海军领袖已从和平时期功绩的等级中脱颖而出；在贝蒂、凯斯、蒂里特、帕克南中间我必须添加刘易斯·贝利——虽然他暂时还不为人所知。我们有能够与敌人在海上争雄和攻击敌人海岸的突击高手，他们的功绩足以与从前的海军名将相媲美。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设计与完善海军的进攻方案，这些方案既凭借现代科学与发明，也不凭借现代科学与发明，这些方案将解放我们海军官兵被压抑的技能与胆量。目前在海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趁着这段时间我们凭已有的和深思熟虑的研究可以制订出每一种计划。
费希尔和我被永远剥夺了所有这些回报和机会，费希尔是因为他本人的冲动和决定命运的行为，而我则是因为本书中所揭示的种种原因。我们只得留恋徘徊作了个无望的旁观者，直到风平浪静的时期结束，国家的命运被再次抛入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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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加在骆驼身上以致压断其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译者
**即不管部大臣。——译者
第33章、山雨欲来
01.
新政府在5月26日首次召开会议。从一开始它作为进行战争的工具就显露出诸多缺陷。原来的大臣为其政敌让出位置，这样做不是由于功勋，而是迫于压力。新大臣们则对其前任的工作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假如他们以前就一直负责这些工作，他们毫无疑问也会犯下稍稍有点不同的类似的错误。保守党人对首相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实际上，他们辩论最起劲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应不应该同意他留任政府首脑。劳合·乔治先生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其行动曾迫使联合政府的建立，可是在他成功之后却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虚弱。他将财政大臣的职位拱手让给麦克纳先生，却在主要是他创建的新内阁中，发现一批极度厌恶他政治历史的保守党头面人物。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博纳·劳先生原先很有可能觊觎这个显赫的位置，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受私心的影响，但他的朋友们一直为此感到痛惜。上一届政府在处理有关战争的重大事务时只需要征求四五位大臣的意见，而现在至少要与十几个人商讨，这些人权力大、能力强、个性突出，而且都坚持自己的主张。
于是处理公务的过程变得极度劳累烦人，尽管真诚的爱国主义与忠诚精神能纠正这些弊端，但是其总的结果却必定令人失望。那些知多识广的人要为过去辩护；那些没有战争责任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每逢讨论一件大事至少会出现五六种不同意见，每作出一个实际行动的决议都要经过一场漫长的、离题的、令人劳累不堪的讨论。最常见的情形是大家辛辛苦苦熬了很长时间，最后达成一个谁都不满意的妥协方案。与此同时，毁灭性的战争却在无情地大步向前发展。
虽然没有了实权，我仍受到新内阁的礼遇。我仍坐在基奇纳勋爵左手的老座位上。我被提名加入一个有9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名称是达达尼尔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先前的战时会议。我受推举起草关于海军和整体局势的报告，海军部为我提供整理和核对事实的各种便利条件。也要求基奇纳勋爵从陆军部的角度出发向新内阁提交同样的报告。这些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毕。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安排新任大臣们熟悉内部和中央观点，以及初步理解政府掌握的一些机密和特殊情报。舆论表明日益赞同执行达达尼尔宏大计划，基本上与我对军事问题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然而，直到6月7日下午达达尼尔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首相、基奇纳勋爵、兰斯多恩勋爵、博纳·劳先生、贝尔福先生、寇松勋爵、塞尔伯恩勋爵、克鲁勋爵和我。
劳合·乔治先生虽然也是委员会成员，但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从那时起有几个月时间他一直埋头于军火生产，并将全部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委员会郑重地讨论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电报中提出的增援要求。基奇纳勋爵以最坚定的语气宣布，赞成以最大力量进行达达尼尔战役。他声称，除了低地本土师之外他还要再从新军中抽调三个师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低地本土师已在政府更替之前奉命出发。他说如果放弃进攻加利波利半岛，他将不同意再对战争行为承担责任。委员会不仅宽慰而且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以下是记录下来的会议结论：
1.将新第一集团军剩下的三个师派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并准备在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发起进攻。
2.调派下列海军舰只，这些舰只比德·罗贝克中将指挥的军舰具有更好的防潜艇攻击的性能：
“恩底弥昂号”和“忒修斯号”(刚刚安装了防潜船腹的“埃德加”级轻巡洋舰)；4艘装备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6艘装备有9.2英寸大炮的重炮舰，4艘装备有6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其中一艘随后派去；4艘小型护航舰；2艘“E”级潜艇，目前已在途中；4艘“H”级潜艇。
由此可见，由新的海军部委员会和新的战时会议决定的海军措施从原则上说与先前我竭力推动执行的、费希尔勋爵辞职前的政策是一样的，只是范围稍有扩大。然而，有关陆军行动的决策要比基奇纳勋爵迄今为止赞同的规模大得多。除了计划中分别在5月17日和5月30日派出的两个师之外(其中一个师已经出发)，又增加了两个师；在派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4个师中有3个师是新军师，当时人们认为这支部队比本土师要优秀，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公正。
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会议的决议在9日送交内阁；围绕着达达尼尔宏伟计划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应该偃旗息鼓以“减少损失”的这个基本原则，出现十分激烈的辩论。实际上辩论范围超出了达达尼尔委员会决议中达到的整个过程。然而，内阁的看法总体上说是明显地与委员会一致，最后内阁同意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派三个师。
然而，内阁中的意见自始至终分成了两派，虽然这种分歧并不以党派划线，却像是党的分裂，因而在达达尼尔作战行动后期的每一阶段引起严重困难。假如首相掌握着或者能够得到完全的权力，假如他能够在5月份和6月份不受打搅或干扰地行使这种权力，我相信，根据日常对事务的了解，他本来会采取的措施，即使在这个阶段也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联合政府成立那天起，权力就分散了，决策有了分歧，每一项军事决策必须通过玩弄手腕、拖延时间与耗竭精力的同样过程，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只有下议院讨论一项引起尖锐争议的财政预算时才会发生。谈论这些事实，目的并不是提出指责，因为大家都怀着同样真诚与良好的意愿，而只是解释事态发生令人沮丧的转变。
6月19日，我们最终作出了使宏伟计划取得成功所必要的决议。为什么不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的电报后48小时内作出这个决议，而要拖到6月7日和6月9日才作决议，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可以解释。作出决策所必需的一切事实在5月17日那天我们已经同样掌握了；所有的部队都已同样准备就绪，所有的论点也都已同样表露无遗。原因与敌人无关，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统治工具出现混乱造成的，这使我们永远丧失了两到三个星期。
结果是严重的。时间是首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说，两栖部队的力量只有在严格的限定时期内才能发挥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突击性。进攻能否取得突然、迅速和猛烈的效果，这完全取决于敌人在特定时期内的准备状态。一方采取一次行动，另一方就会采取反行动相抗衡。在这样的交锋中，力量与时间几乎同等重要，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划上等号。丧失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约就等于丧失了一个师的兵力。2月份3个师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加利波利半岛。3月18日以后需要用5个师才能占领半岛。到了4月底用7个师也不够，需要用9个师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7月份可能需要11个师才足以达到目的。等到8月7日用14个师的兵力可能证明力量不足。更有甚者，一次延误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对加利波利半岛的下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取决于两个因素：新部队的抵达时间以及月亮的状态，后一个因素较为次要。我们认为在一个新的登陆点突然登陆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最易实现。因此，如果错过了7月份的月黑期，我们就必须等到8月份的同一个时期来到时才可以采取这种特殊形式的作战行动。据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作出的决议，他们考虑把进攻日期定于7月的第二周，他们相信那时3个新增派的师已经抵达，时机将最为有利。倘若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之后立即作出决定，或者说，倘若在总的政策性的决策尚未作出之前、政府尚在考虑此事之际，就将增援的几个师派出，这个计划无疑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决定为了7月份进攻派去增援的部队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准时抵达。事实上等到新军的3个师完全抵达，7月份已经过去。因而，安扎克和苏夫拉湾的大战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而非在7月上半月，但本来在7月上旬进攻是完全可行的。在无端失去的一个月里，即从7月初到8月初，根据我们现在的确切了解，土耳其向半岛的守军新增援了10个师或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除此还增派了一些重要的特遣部队。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增派的几个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其作用就被抵消了，而假如这几个师能够准时抵达，我们原本是可以稳获优势的。更糟糕的是，在这段政府交替期内，由于疾病和伤亡，我们的陆军已遭受重大损失，舰队也一直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德国人对土耳其军队的控制不断加强，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防卫体系的组织工作。6月与7月间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溃败对半岛上的土耳其人的士气产生了显著影响。被迫进入俄国主战场的伊斯托米涅将军的军队从巴土姆撤出，使土耳其得以腾出相当一部分部队，原先土耳其人不得不将这些部队集中在米迪亚或其周围以防敌军在那里登陆。6月份还没有过去一半，我们就已经清楚增援部队无法及时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参加7月份的战役。8月份第二个星期是最早的进攻日期，那时增援军队到达而且夜间没有月亮。
我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下一轮大规模进攻问题令我忧心如焚。于是我尽力使用我能够使用的所有办法，以求得到更多的增援力量，尤其是使援军尽快出发。
02.
5月和6月俄国大撤退开始。直到3月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战略目标一直在于包围并俘获俄国的全部陆军。他们首先于1914年11月向华沙挺进，但是要完成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仅凭德国与奥地利的力量是不够的，他们的企图被尼古拉大公巧妙地粉碎了。于是在1月份他们策划了第二次进军——这次是向北进攻俄国在东普鲁士的军队。尽管在马祖里湖区可怕的冬季战役中俘获了近10万俄军，但是在德军收紧包围圈时俄军的主力悄悄撤出，德军并没有取得战略性的结果。“这次计划是好的，动用的军队也足够，但是选错了季节，冬季战役的困难被低估了。”①到了1915年3月初，整个东部战线再度陷入了堑壕战；3月22日，俄国的南部集团军群攻占了普热梅希尔，从而使得俄国可以抽出大量的兵力入侵匈牙利。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第二次想在东部进行决战的企图失败了。就在此时，奥地利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提出建议，即突破某一段防线、将俄国人从战壕里驱赶出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想再来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他们反对奥地利的计划，虽然上次已经遭受挫折，他们仍希望通过从北部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包围战以便取得战略性的结果。要发动这场战役，德国总指挥部却没有必需的人力和弹药，4月4日，继毛奇担任德国参谋长的法金汉决定采纳奥地利的计划，按照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建议，企图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进行突破。塔尔努夫位于加利西亚，靠近克拉科夫，在比亚瓦河与杜纳耶茨河的汇集处；戈尔利采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在塔尔努夫东南大约25英里处。攻击面选择了俄军加利西亚防线凸出部位的南侧，因此相当一部分俄军防线在德军推进路线以西，如果突破成功，俄军的这一部分防线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这是由下往上的一击。
德、奥军的进攻于5月2日开始。这次进攻由马肯森负责。在毒气和猛烈炮火的支助下，进攻立刻获得成功，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相继失守。证明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尼古拉大公并没有让缺口两侧的军队受侧冀进攻，他将这一段防线的部队全部撤了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德军进攻某一有限地段防线的战术一再重复，每次进攻都导致俄军防线的大撤退，最后整个加利西亚和波兰的俄军全部被扫除一空，俄军依赖的所有要塞和城镇全都相继陷落。
我们的地图在6月和7月间天天都记录下这种令人沮丧的发展，基奇纳勋爵变得日益不安，他担心俄国会全面崩溃，然后德国人会将大量部队从东线转移到西线。他不止一次地相信这种转移已在进行，敌人在法国的进攻迫在眉睫。由于上文已作充分解释的原因，我对这类忧虑感到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我就努力消除它们。我相信俄国人能够在前线无限期成功地将大量奥、德军队拖住。我不相信德国人会放弃进攻俄国和回来在西线重新发动攻势。最后，我不断指出，达达尼尔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办得到的、能挽回不利形势的唯一和最好补救办法。
03.
正当国内大臣更迭内阁讨论之际，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半岛的局势已经经历了几个关键性阶段。5月19日，得知德国潜艇到达的消息的土耳其人发动了最坚决和重大的进攻，企图将澳新军团赶入大海。在这场进攻中土耳其投入了4个师总计30000人的步兵，战斗在黑夜和白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场进攻在各方面都被完全彻底地击退了。战斗停止后，土耳其人损失了至少5000人，有3000具尸体躺在澳新军团的战壕前沿。另一方面，英国的损失不超过600人。次日，土耳其指挥官要求停火以便掩埋尸体和收集伤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同意了这个要求。
“5月19日之后，”土耳其陆军部在战斗结束后说，“我们意识到英军在安扎克的防守十分牢固，如果没有重型大炮和足够的弹药，我们攻打它无法实现任何目的。由于我们的防御阵地也十分牢固，于是就将战斗较弱的两个师留在战壕里，其他两个师撤了回来。”
安扎克的阵地此后没有再遭到进攻。
6月4日，英军与法军沿着海勒斯整条战线发动总攻。参加这场战斗的有第29师、第42师、第2海军旅和两个法国师。协约国投入了34000名步兵，而土军为25000人。尽管大炮和弹药的匮乏令人可悲，英军仍猛攻土耳其中央防线的战壕。法军在右翼也有进展，但是随后被反击赶回。这样一来便暴露了海军旅和第42师的侧翼，他们只得相继放弃了大部分已取得的战果。结果是，协约国军整个战线只向前推进了两、三百码。双方都为这场战斗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土耳其的损失达到10000人，而仅英国的损失就与此相等。如半岛上爆发的所有战斗一样，胜败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土耳其人在只有两公里的战线上至少有25个营(或营的残部)混杂在一起，没有任何良好的组织，处于极度混乱中。在这种困境里，土耳其的师长报告说，他们已经无法抵挡英军的再次进攻。土耳其参谋长在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建议将整个防线撤到阿齐巴巴。敌人凭借其好运，在最大困难中于6月7日夜晚用一个新的土耳其师替换下了这些混杂的部队。
6月21日，法军打了另一次重要的仗，他们斗志昂扬地进攻了海勒斯防线的右翼，占领了哈里科特和雷道特，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次日土耳其发起反攻，又从他们手中夺回了部分战果。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6月28日，英军得到了第52师的增援，对海勒斯防线的左翼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夺取了五条战壕，向前推进了约1000码。土耳其动用了38000名步兵、16门野战炮和7门重型大炮。在这场战斗中，军舰的炮击证明非常有效，进攻的成功再次引起土耳其指挥部一场激烈争论。负责指挥南部战区的德国将军韦伯，希望将整个防线撤至基利德巴赫尔高地。然而，利曼·冯·桑德斯否决了他的意见，要求迅速发起反攻。为达到这个目的，土耳其又往前线增派了两个师，并于7月5日黎明前发动了一场凶猛的突袭。土耳其人被击退，死伤6000人。
卡尔韦尔将军在他对这次战役以冷静而有教诲的意味说②：“古罗对防线的右翼发动进攻之后，紧接着左翼就爆发了28日的战斗，这似乎表明，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投入海勒斯战线，可能证明是心理上的契机，有助于发动坚决的进攻，以夺取克里提亚这个令人垂涎的村庄和这个村庄后面的高地，甚至可能夺取阿齐巴巴；然而，我们并没有样的后备力量。”在组建联合政府和使新大臣熟悉业务的时期，英国行政机构瘫痪，以致错失了良机。
沿整个战线的第三次进攻发生在7月12日和13日间，所有的弹药和部队全都投入了这场进攻。整个战线往前推进了200至400码，但是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从7月初起土耳其人便得到了大量的增援，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英国陆军由于伤亡已可悲地减少。到5月中旬，经过第一场战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5个步兵师已经只有23000人，这比战时的编制低百分之四十。陆军部派出的特遣部队从来未能弥补人员的不足。第52师和其余一些小批增援部队在6月份陆续补充了进去，但这只能抵补损耗的力量。虽然新增援的几个师已在海上，而原先的几个师却在不断削弱。在5月、6月和7月这段时期，英国在半岛上和安扎克的兵力从未超出60000人。
弹药的匮乏比部队的减员更令人沮丧。指挥英国炮兵的辛普森—贝基将军说③：“在6月和7月这两个月里，海勒斯角的18磅炮弹总量从来没有达到25000发。在一次进攻之前炮弹常常达到最高数量，约19000发至23000发。由于必须保留6000至10000发炮弹作为后备以防土耳其人的反攻，所以，18磅的炮弹总量限定在12000发左右。由于没有18磅的高爆炸力炮弹(除了6月4日用去的640发)，我们只能使用榴霰弹。众所周知，榴霰弹对于摧毁敌人的战壕起不了多大作用。”到7月13日，海勒斯的野战炮炮弹仅余5000发。迫不得已，我们停止了主动出击。
在加利波利半岛上，为支持英军任何一次进攻而准备的野战炮炮弹总重量从未超过150吨。为了能够判断大炮使用炮弹的规模，我们不妨拿同年9月末的卢斯战役作一比较，在那次战役的头两天就发射了1300吨以上的炮弹；在1918年8月攻势中，两天内常常发射25000吨炮弹。在每次战役中，防守一方的步枪与机枪火力在每次战斗中一直是不变因素。所以在加利波利的军队就要承担艰巨的任务，而胜败经常取决于士兵的勇敢与献身精神。
04.
英国舰队在这段时期既没有进攻也没有威胁狭窄段的堡垒，也没有试图去清扫雷区，德国与土耳其的指挥官们便趁此机会将守卫海峡的中型能移动大炮调集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支援正在殊死战斗的土耳其第5集团军。首批大炮在4月27日开始转移。海军上将冯·乌泽多姆在4月26日执掌了达达尼尔海峡堡垒及所有海上防卫力量的指挥权，他在5月23日报告德皇说，直到此时不顾别人抗议已将下列大炮移交给第5集团军：
6门8.2英寸迫击炮，8门6英寸野战榴弹炮，2门4.7英寸速射野战榴弹炮，9门4.7英寸野战榴弹炮，12门4.7英寸攻城炮和12门野战炮。总计49门大炮。
在6月与7月间，陷于困境的土耳其第5集团军使海峡炮兵防卫力量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损害。冯·乌泽多姆上将写给德皇的信表明，他对海军大炮被挪作他用，以及对堡垒防卫体系和第5集团军都亟需德国军火的状况感到忧虑。他写道，得不到德国的军火，第5集团军的抵抗持续不了多久；土耳其必须不遗余力地通过巴尔干国家获得德国的军火。
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冯·乌泽多姆在8月16日给德皇的报告中说：“将定购的德国军火经由罗马尼亚运来的努力全部失败了。”因而，他不得不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忍受着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造成土耳其军火短缺的原因并不由他们控制，而造成英国军火短缺的原因纯粹在于，我们向各个战场分配现有军火缺少正确的决策。
05.
对付德国潜艇在海上袭击我们运输，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遵循了业已证明完全成功的那些原则。舰队躲避在穆德罗斯港内；战列舰只有在执行某项具体任务时才允许暴露，在6月份我们只使用驱逐舰和轻型军舰向陆军提供一般性的海上炮火支援。
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军舰炮火的观察与射击的准确性每周都有提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不断，直到海军在加利波利半岛与陆上的合作成为战斗最有价值的因素。7月，重炮舰和装有“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开始抵达。从此以后，土耳其亚洲沿岸的大炮受到控制，大部分被制服。到了7月末，已抵达战场的军舰有4艘装备了14英寸大炮的大型重炮舰、4艘装备了9.2英寸或6英寸大炮的中型重炮舰以及4艘装备了“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忒修斯号”、“恩底弥昂号”、“格拉夫顿号”和“埃德加号”)。如果在最早向费希尔勋爵提出时就采取行动，这些军舰的到达日期还能提前三个多星期。但是这些日子的耽搁并没有给陆军造成严重的不利，当整个重炮舰舰队到达后，海军对陆军的支援不仅完全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加强。
同时，我们一直不间断地使用大量小型浅水船向军队运输物资，所以到7月中旬，在海勒斯角和安扎克岸上的所有军队已积聚了24天的后备物资。从国内派遣的增援力量由海军护航到目的地，虽然有几个运输队遭鱼雷袭击，其中一次有上千人丧生。值得称道的是，所有重炮舰、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和浅水舰艇从来没有遭到过潜艇的严重袭击或威胁。最后，大面积的设网区域证明是制止潜艇进攻的有效办法。虽然在设网区域不断有各类军舰来往，在整个战役中这些军舰没有一次遭到防潜网的干扰。由此可见，只要坚持在一定规模上应用恰当的防范措施，我们就能够完全排除那些似乎具有潜在的、致命威胁的险患。
随着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线的攻击被挫败，我们对敌人又施加了一种效果要大得多的压力。1914年12月，海军少校诺曼，霍尔布鲁克驾驶潜艇B—11号潜入达达尼尔海峡的雷区，击沉土耳其巡洋舰“梅苏迪赫号”，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4月17日，为了配合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即将开始的登陆行动，E—15号潜艇又试图进行这种拼命的计划。这次努力失败了。潜艇在达达诺斯附近的海峡搁浅，艇长T.S.布罗迪少校遇难，大部分船员被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战之后，潜艇的残骸最终被英国巡逻艇发射的鱼雷击毁。4月25日，当登陆正在进行时，澳大利亚的AE—2号潜艇不顾前车之鉴，勇敢而机智地在雷区底下穿过，成功地潜入马尔马拉海。25日至30日她在这片海域袭击了土耳其船只，击沉了一艘大型炮艇。然而在4月30日，由于她已经受伤无法正常潜水，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之后被土耳其的一艘鱼雷艇击沉。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这条通道虽然危险重重，但并非不可穿越。损失了两艘潜艇令费希尔勋爵忧心忡忡，但并没有阻止海军坚忍不拔的崇高精神。4月27日，C.博伊尔少校指挥E—14号潜艇下潜95英尺穿过布雷区，冒着堡垒的炮火在22英尺水下经过基利德巴赫尔，在加利波利附近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土耳其炮艇。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一艘或多艘英国潜艇始终不断地在马尔马拉海作战，她们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攻击土耳其的海上运输线，给敌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E—14号潜艇从4月27日至5月18日一直呆在马尔马拉海，她不断遭到鱼雷艇和其他巡逻艇的追逐，不断遭受炮击使得她几乎没有喘息时间为电池充电以便继续行驶。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土耳其的运输船造成了重大破坏。29日她攻击了两艘运输船，击沉了其中一艘。5月1日她击沉一艘炮艇。5月5日她攻击了另一艘运输船，并将其他的运输船赶回君士坦丁堡。10日她攻击了由两艘土耳其驱逐舰护航的两艘运输船，并朝两艘运输船射击。第二艘运输船是一艘满载军队的特大型船只，被鱼雷击中后接着是可怕的爆炸，那艘运输船迅速沉没。整整一个步兵旅和几个炮兵连、总计6000名土耳其士兵葬身大海。这场可怕的灾祸实际上阻止了土耳其的海上运兵行动。E—14号潜艇已经用尽了鱼雷，5月17日她接到无线电叫她返航的命令。18日她再次冒着堡垒的交叉火网，下潜22英尺，她以为是在雷区底下通过。然而，看情况她肯定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几道水雷防线返回的。
次日，内史密斯中校驾驶E—11号潜艇进入了马尔马拉海。他的潜艇新近装备了一门6磅大炮，几天巡航中她捕捉了一艘帆船，击沉了一艘炮艇和几艘船只。5月25日，内史密斯中校的E—11号潜艇实际上已潜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并用鱼雷击中停靠在兵工厂边上的一艘大船。E—11号有几次搁浅，极为困难地逃出敌人的港口。她现在给马尔马拉海带来了一片恐怖，攻击战列舰“巴巴罗萨号”但未获成功，与驱逐舰战斗，击沉好几艘军需船和轮船，几次死里逃生。6月7日，她穿过雷区回归，途中缠住一枚水雷，她在左侧水平舵拖着水雷冒着两岸堡垒的猛烈炮火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她在马尔马拉海逗留了19天，击沉1艘炮艇、3艘运输船、1艘弹药船和3艘军需船。
6月10日，博伊尔少校第二次进入马尔马拉海，留在那儿23天，击沉了1艘大型轮船和13艘帆船。E—12号(布鲁斯少校)和E—7号(科克伦少校)分别在20日和30日穿过海峡，一共击毁7艘轮船和19艘帆船，并多次炮击沿海岸的公路和铁路。
这条航道现在又增加新的危险。7月中旬，土耳其人完成了纳加拉防潜网。这道防潜网有10英尺的网孔，由金属线编成，并加固，除了一个小小的出入口外，这条超过220英尺深的航道完全封闭。5艘携带深水炸弹并特意安装了数门大炮的摩托炮艇守卫着这道屏障。
7月21日，博伊尔少校驾驶E—14号潜艇第三次穿行海峡。在狭窄段附近一枚水雷擦着了潜艇，但没有爆炸，她凭借好运气穿过了纳加拉防潜网的出入口。7月22日她在马尔马拉海与E—7号相遇，两艘潜艇继续一起对船只进行了攻击。所有医院船不在攻击之列，虽然这种船只数量的增加，表明她们正被用于军事运输。博伊尔少校最后一次返航是在8月12日，这是他第六次穿越雷区，他是这样描述这次返航的：
我错过了出入口，碰着了防潜网。有可能防潜网现在扩大到几乎拦住整个航道。我在三秒钟里被从80英尺深处提升到45英尺，幸运的是只偏离我的航线15度。只听到一阵巨响，有摩擦声、撞击声、撕裂声和轰隆声，听上去仿佛有两个不同的障碍物，第一声巨响快停止时又响起了第二声，我们显然两次受阻。用了20秒钟我们才穿过防潜网。在绕过基利德巴赫尔时我遭到了轰击，有一枚鱼雷从恰纳克朝我们射来，在我们后面几码处落入水中。在离恰纳克西南一英里处我们擦着了一枚水雷，但我们并没有被阻挡住。在我露出水面后我发现有一些双绞电线缠在推进器上……船体的不同部位有被电线划痕。
8月5日，E—11号潜艇(内史密斯中校)第二次穿行海峡。当她在70英尺深处行至凯佩兹海外时，一枚水雷重重地撞着她的侧边。为了突破纳加拉的防潜网，她潜到了110英尺深度，然后冲过去。防潜网缠住了船首，潜艇被剧烈地拉向上方。在沉重拉力下防潜网的金属丝咔嚓一声绷断，潜艇才得以脱身。一小时以后，她向一艘运输船发射鱼雷；一整天她都受到巡逻艇的骚扰；第二天黎明她遭到了水上飞机的炸弹攻击。稍晚时候，她又向一艘炮艇发射了鱼雷。7日，她与沿海岸公路上的军队发生战斗。8日，她用鱼雷击沉“巴巴罗萨号”战列舰，当时正发生苏夫拉湾战役，这艘战列舰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正急匆匆驶往加利波利半岛。在29天内，这种冒险和立功不间断地继续下去，最后，E—11号平安归来，她一共击沉或击毁1艘战列舰、1艘炮艇、6艘运输船、1艘轮船和23艘帆船。
连续执行危险任务的有，E—2号、E—7号、E—12号、H—1号(皮里海军上尉)和E—20号(克莱福德·沃伦海军少校)以及法国潜艇“绿松石号”。潜艇穿越纳加拉的次数总计达27次。每一次航行本身就是一篇史诗。进入或试图进入马尔马拉海的英、法潜艇共有13艘，有8艘被击毁，其中4艘潜艇的船员全部或几乎全部丧身。E—15号和AE—11号的命运前文中已经描述过，除了这两艘潜艇之外，科克伦的E—7号在9月4日被纳加拉的防潜网兜住。受深水炸弹的轰炸达16个小时，她下潜到240英尺的超深处，试图坠穿网底，最后科克伦俘到水面，却发现自己被网缠住无法挣脱，于是便命令水兵跳出艇外，自己亲手将潜艇沉没。以后他被土耳其人俘虏，又经逃脱的历险，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充满勇敢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法国潜艇有3艘在入口处被摧毁或在防潜网中被俘获：“蓝宝石号”在1月份，“焦耳号”在5月份，“马略特号”在7月26日。“绿松石号”是唯一通过海峡的法国潜艇，她进入马尔马拉海不久就失去了活动能力，并在10月30日被俘获。敌人在“绿松石号”艇长的船舱内发现了他忘记销毁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记载了“绿松石号”将在11月6日与英国潜艇E—20号会合的地点。德国潜艇U—14号此时正在君士坦丁堡修理。这艘潜艇如期赴约，E—20号以为是朋友，被敌人的鱼雷炸得粉身碎骨。④
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总共摧毁了1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5艘炮艇、11艘运输船、44艘轮船和148艘帆船。土耳其的海上运输实际上已经瘫痪，这给敌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到6月末，土耳其军队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是在关键时候经过巨大努力，才组织起陆路运输度过难关。从此以后，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全部供应都依赖于牛队在唯一一条100英里长的道路上运送，而且这条道路也容易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英国海军史中最光辉的篇章莫过于对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潜艇英勇事绩的记载。他们以勇敢、机智、坚毅和不畏风险的精神建立功绩，是整个大战中潜艇作战的最优秀典范，此外他们的功绩还以严格遵守公认的战争规则为特征。这些官兵们被禁锢在钢铁制作的、雪茄形状的潜艇内，里面挤满了复杂的机器；他们在海底深处的神秘莫测的障碍物中摸索碰撞；他们的四周堆放着爆炸物，只要碰上其中一个就会毁灭他们，如果他们一旦上升到阳光之下立刻就会成为大炮和鱼雷的靶子；他们受深水炸弹的袭击、炮艇和驱逐舰的追逐、德国潜艇的跟踪；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在海底被炸死、窒息而死或在绝望中饿死；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一次就是几个星期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却毫不惧怕。当我们想到他们的英勇业绩和献身精神却未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时，我们确实感到痛苦。
06.
7月第一周的周末，基奇纳勋爵决定增加第53和第54本土师增援达达尼尔海峡。
一切力量应为战争而聚集——在建立的所有军事原则中没有一条比这一条更为重要。军事史上的教训、历代名将的实践以及教科书中自古以来的嘱咐都重视这条规律。我们见到，拿破仑在每一次战斗之前总要急切寻求他能得到的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小的资源他都不会忽略，高兴地接受其他方面的风险，满足于人力能掌握的有价值的任何东西。
基奇纳勋爵在这次的准备的工作中看得出缺乏高度的深谋远虑。他迟迟不作出决定派第53和第54本土师去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直到第二批增援部队已经不可能在战斗开始前抵达战场时他才作出决定，这样这两个师必须在经历三个星期的航行之后马上投入战斗。驻扎在埃及的部队的地位直到最后一刻依旧悬而未决。包括派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小部队在内，我们在亚历山大、开罗和苏伊士运河一共集结了近75000人。只要我们对君士坦丁堡构成威胁，就不可能有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危险。应该有可能从马克斯韦尔将军的部队中组织额外的至少30000名步兵作为后备力量，可以在关键时刻和有限时间内投入加利波利战斗。如果马克斯韦尔将军得到命令组织这么一支部队，如果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得知他可以把这支部队算入作战部队之中，那末在制定战斗计划时，就可以将其考虑在内，这场战役的前景本来会大为改观。然而，基奇纳勋爵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十分令人费解。他发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已经公诸于众，电文表明他时而认为，如果达达尼尔战役需要，可以使用驻扎在埃及的大量部队，时而又指责伊恩爵士试图抽调这些部队。其结果是，在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署和计划中，英国在埃及的驻军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是与其他部队一样，投入战斗已为时过晚。
在战斗前夕，也就是7月29日，基奇纳勋爵打电报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告诉他“在即将展开的战斗中所拥有的部队总数达205000人”。将军在问电中说：“您所说的巨大总数并没有考虑到非战斗人员和伤亡人员；总数包括了第54师、第53师的一部分等增援部队，而这些部队不可能及时到达参加战斗；总数还包括了义勇骑兵队和印度军，但是直到今天上午我还不知道这些部队已无保留地归我支配。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能使用的步兵大约只有您提到的一半，即120000人。”陆军部也没有对这个数字有过明显的争议。
我未能发现增援力量不足，也不知道埃及驻军作为后备力量可以使用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况。但是有一位来自达达尼尔海峡的年轻参谋7月份到达伦敦，他向我披露了弹药短缺的情况，并建议使用铁路而不是水路将军需物资运往马赛，这样还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及时交付军队。于是我便敦促基奇纳勋爵将最近一个星期的产品全部经由铁路运输。平时对我提出的要求十分和气与忍耐，他把这次要求却看作很不恰当。我扬言要求内阁作出决定，我们两人突然分手。我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整理思绪，并通知首相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当交手的场地清理就绪，我已受邀陈述自己的理由，然而，就在此时基奇纳勋爵却将这件事平息了，他宣布他现在发觉可以颁布必要的命令。三列满载高爆炸力炮弹的火车按时开出。
在这样的序幕之后，现在才开演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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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弗朗索瓦将军，德国的一名权威所说。
②少将C.E.卡尔韦尔爵士，《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第160页。
③《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ly)，附录一，第281页；辛普森·贝基少将的陈述。
④海军上尉冯·海姆堡，《潜艇对潜艇》(载《周刊》(Die woche)，1917年3月10日)。
第34章、苏夫拉湾战役
01.
回顾英国陆军漫长而多变的历史，其中最令人心碎的片断就是苏夫拉湾战役。眼见着就要取得辉煌战果，但转瞬间化成泡影，一些人表现得勇敢机智，另一些人却表现得庸庸碌碌，一些人竭尽全力，另一些人却麻木不仁，两个极端同时并存，战场上展示的恶运是我们历史上罕见的特色。这段事迹经常有人谈起，本文只想综述一下战役的前后经过。①
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占领971山头(科雅切门山)，这个山头是萨里拜尔山脊的制高点，然后从那儿推进，占领自加巴山到迈多斯一线这个半岛的脖子。设想的步骤如下：
(1)从安扎克发起突击，切断土耳其军主力与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交通。
(2)占领炮兵阵地，以便切断土耳其军主力与君士坦丁堡或亚洲海岸的海上交通。
(3)夺取苏夫拉湾，使其成为澳新军团和在邻近作战的其他部队的冬季基地。
为了达到这三个目的，陆军参谋部在7月份准备了极其详细的三个独立的进攻方案：第一，由6个师中的两个师在海勒斯角发起牵制性进攻，以防止土耳其人从这段防线调出任何一部分军队，第二，由两个澳大利亚师，在新军第13师、一个英国旅和一个印度旅的增援下，从安扎克向萨里拜尔山脊的主要制高点发起大规模进攻；第三，由两个师(第10师和第11师)组成第9军在苏夫拉湾登陆，占领阿纳法塔山脊，然后与右边安扎克的进攻相会合。
海勒斯角由戴维斯将军指挥的35000人把守；伯德伍德将军指挥37000人的部队负责安扎克的进攻；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25000人的部队负责苏夫拉湾的进攻。加上各海岛上的后备力量和正在海上航行的部队约20000至25000人，战斗人员总计大约120000人。
土耳其人相信英国军队已得到也许有100000人的增援，并预料8月初与登陆同时会有一场大规模进攻。他们已经意识到萨里拜尔山脊是通往狭窄段的关键；所以担心登陆地点会在库姆山附近或布莱尔附近。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防守亚洲海岸。他们知道苏夫拉湾和埃杰尔默湾也可能是登陆地点，但是认为这两个登陆点还不足以成为他们进一步分散兵力的理由。
到了8月6日夜晚，他们是这样部署兵力的：在海勒斯部署了40000步兵和94门大炮；在安扎克对面和在安扎克与海勒斯之间部署了30000步兵，并得到76门大炮的支援；在布莱尔部署了20000步兵和80门大炮；在亚洲海岸部署了20000步兵和大约60门大炮。总体而言，包括防守海岸各处的小部队在内，土耳其已经布置了20个师，约有120以刃步兵和330门大炮，其中实际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有90000至100000步兵和270门大炮。
由此可见，双方为这场战事动用的兵力大致相等。英军方面并不拥有进攻所必需的数量优势。一旦进攻全面展开，整条战线全部进入战斗，没有理由期望他们能够打败土耳其军队。然而，在土耳其尚未调度好全部军队之前，英军有机会可以突然进攻抢占重要阵地。事实上，目前的形势正是4月25日形势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而已。海军的优势再一次由于耽搁而得不到发挥，而敌人再一次有时间可以集结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力量；一场惊心动魄而令人怀疑的折磨再一次取代了计划合理、稳操胜券的战斗；获胜的希望再一次寄托在部队的献身精神和领导者的指挥技巧上.所有一切都要再一次听凭时间和机会的摆布。
02.
8月6日下午，这场大战爆发了，兰开夏本土师和低地本土师进攻海勒斯角1200码距离的土耳其军防线。不巧的是土耳其人刚将两个新师调上这条防线。他们实力雄厚，战壕里挤满了士兵。一场激战立刻就爆发了，激战愈演愈烈，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战斗以一个葡萄园为中心展开，英军一开始就抢占了这个葡萄园，而且顶住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直到12日它才被敌人夺回，次日英军又把敌人赶了出去，并且据守着这个葡萄园直到战斗结束。付出高昂代价的英勇气慨换取的战果不只这一个。集中在半岛南端的土耳其的7个师只有一个能够撤出，在战役的真正危机中发挥作用。
与英军在海勒斯角进攻同时，从6日晚上开始澳大利亚军对安扎克阵地右边的孤松山脊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本身是安扎克重点作战行动的辅助性前奏，其目的是欺骗敌人，将敌人引往安扎克的右边，与此同时在安扎克的左边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日落前澳大利亚第一旅开始强攻孤松山脊和山顶上的工事。土耳其的战壕上覆盖着粗大的梁木，变成了完全封闭的坑道，由于榴弹炮数量不够，这些坑道是凭借人力掀开的。澳大利亚人从掀开处跳进去，将坑道里面的守军杀死或俘虏。大批土耳其部队立刻展开了最凶狠的反扑。在这里激烈而血腥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7日进行战斗，9日以更大规模战斗，但是敌人始终未能夺回孤松山脊，直到战斗结束孤松山脊仍在澳大利亚第一旅的牢固掌握之中。其他策应孤松山脊攻击的类似的进攻是澳大利亚军向防线中央各防守点发起的进攻，特别是对称为棋盘的棱堡的进攻。尽管澳大利亚军作出了极大牺牲，却寸土未得，有几次进攻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当海勒斯角和孤松山脊的隆隆炮声在加利波利半上回荡时，安扎克的总攻开始了。提前一星期，每天夜晚都有强大增援部队秘密而巧妙地聚集在安扎克小湾，他们隐藏在坑道和掩体里，8月6日，伯德伍德将军的部队已经达到37000人和72门大炮。在没有月亮夜晚的黑暗中，16000人分两路纵队从安扎克阵地的左边爬了出来，他们默不作声地沿海滩艰苦前进了一英里，然后向右，沿着通向萨里拜尔山顶峰的三条雨水冲击成的崎岖不平、灌木丛生的沟壑发起进攻。这次非同寻常的进攻的第一阶段要求夺取三条沟壑左右两侧筑有工事的低地。承担这些任务的部队准时成功地拿下了两侧的工事，主力纵队夜间继续向山上推进，他们与黑暗、大石块、灌木丛和敌人的前哨阵地进行搏斗。伯德伍德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以及参谋人员都希望在天亮时能见到澳大利亚和英国纵队的先头部队占领丘努克拜尔和科雅切门山的制高点。这段路程如果在白天不受阻挡的情况下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走完。而根据实际条件给部队的时间是六个小时。但是由于夜间行军、路面崎岖和土耳其散兵的顽强抵抗造成的诸多困难，到拂晓时还没完成一半路程。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又努力了几次均告失败之后，决定停下来巩固已夺取的阵地，使部队得到休息和休整准备到7日或8日夜间重新展开进攻。
这是重要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倘若能再派一支增援部队越过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继续进攻，中午之前整个萨里拜尔山顶就完全可能被我们控制。可是面对路面和供应造成的困难，没有人认为有可能组织这样的进攻。此时我们进攻的方向和规模却已完全暴露给敌人。
03.
说到此处，我们必须看看苏夫拉湾的情况。费希尔勋爵在1914年末曾为陆军在敌人海滩上登陆而设计了一种钢板摩托驳船，现在有一批驳船已经完工并运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根据设计，驳船一次可以运输500名步兵，航速为5节，具有防弹性能，船首还安装了登陆桥。驳船因其外形而在整个爱琴海得到“甲虫”的绰号。第11师在前，第10师在后，乘坐着13艘“甲虫”，连同许多驱逐舰、驳船和运输船在一个强大的海军中队掩护下，在这个最漆黑的夜晚朝苏夫拉湾驶来。离午夜前两小时，第11师的三个旅率先抵达海岸，第34旅在苏夫拉湾内的“A”海滩登陆，第32旅和第33旅在尼布鲁内西角以南的“B”和“C”海滩登陆。尽管遭到了守卫海岸的土耳其前哨阵地的步枪射击，尽管有几艘“甲虫”还未到达海岸便已搁浅，尽管在“A”海滩附近地雷的爆炸引起混乱，三个旅在两、三个小时内顺利登陆，损失也不大。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占领已干涸盐湖两侧的两个高地，即10号山头和拉拉巴巴；以及夺取北面通往基莱奇泰佩西尔特的高地。以后作为第二步，部队从10号山头和拉拉巴巴向巧克力山发起联合进攻。如果进攻得手，部队就继续进攻崎岖不平、荆棘丛生、地形复杂的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参谋人员认为除非意外遇到敌人的精锐部队，我军很可能在拂晓时占领所有这些阵地。然而，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②
在拉拉巴巴山头守卫的土耳其半个营被赶跑，我军占领山头时是凌晨2点。与此同时，在“A”海滩登陆的第34旅的旅长发现海岸附近有一个沙丘，他把这个沙丘当作了10号山头，于是在占据了这个沙丘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守到天明。10号山头真正被占领时天已大亮，残存的守军慢慢退入了平原的灌木丛中。就这样，7日早晨只有第11师完成了任务的第一部分，随着天色渐明，土耳其的大炮从山丘中隐蔽的阵地开始断断续续地朝各个海滩和登陆部队炮击。黑暗中最有经验的军队也感到运动非常困惑和神秘莫测，以致参谋人员制定的时间表完全可以被认为要求过高。但是部队的表现也太辜负了合理的期望。英国情报部门相信守卫这段海岸的土耳其军队有5个营，总计有4000人加上大炮。然而，实际上抵挡第11师的土耳其部队只有3个营，其中两个营是宪兵部队，总计约1800人和20门大炮。
随后希尔将军率领的第10师也到达了拉拉巴巴附近的海岸，拂晓时分开始冒着零星的炮轰登陆。到上午8点，第11师的13个营、两个山地炮兵连和掩护的军舰已全部投入战斗，跟在后面的第10师也有越来越多的部队登陆。随着白天的过去，这支部队增加到20000人，他们只要从登陆处前进3英里，肃清在他们前面的1800名土耳其人残余，就可以占领这个地区水源丰富、具有重要意义的阵地。所有的登陆部队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进攻巧克力山之前在拉拉巴巴附近无所事事地呆了好几个小时，或沿盐湖周围的沙滩上忍受着白天的炎热行军长达5英里。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受尽了干渴和劳累的折磨，经过一次猛烈进攻，他们终于拿下了巧克力山，此时早已进入了深夜。夜幕笼罩着疲惫不堪的军队，他们的单位混杂在一起，供水也陷入了混乱，他们只完成了最初几项任务。已有上千人伤亡，他们几乎全隶属于三、四个营。苏夫拉湾的头24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04.
8月6日晚上，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在加利波利的总部接到了战场上打来的电话，得知战斗已经打响了，几乎就在同时他也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英军和澳军在海勒斯角和孤松山已经展开猛烈进攻，与此同时，英军在塞克罗斯湾和米蒂伦对面发起的佯攻在汇报中被当作了实际的或即将发生的登陆。尽管分分秒秒都是宝贵的，但在进攻者的意图完全暴露之前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但是在午夜前传来的消息说，有大量的部队正从安扎克阵地的左边出动，并沿着海岸向北行进，随后，又发现苏夫拉湾有众多部队登陆。于是，在迈多斯的两个后备师得到命令去增援萨里拜尔的守军。这些部队第二天肯定可以投入战斗。然而，苏夫拉湾的登陆却实实在在出人意料，在那个地方事先作大规模的准备是不合乎情理的。谁能估量出进攻力度？一个师，还是两个师，还是一个军，还是两个军——谁也说不准。但是不管入侵者力量如何，在他们和基雷奇泰佩西尔特、阿纳法塔山脊和伊斯梅尔奥格卢山重要阵地之间的只有德国少校维尔默率领的一个加利波利宪兵营、一个布鲁萨宪兵营和第31团的一个营以及20门大炮。从南面无法提供任何帮助；所有部队在那里全面爆发的战斗中都被拖住了。利曼·冯·桑德斯重复4月26日的做法，命令第7和第12师立即从布莱尔出发前往苏夫拉湾，亚洲海岸的所有部队渡过海峡去加利波利半岛。亚洲海岸和布莱尔的重要防线再一次处于实际上无人防守的状态，若是有新的部队登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些地方。“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德国指挥官说，“塞克罗斯湾的北部已没有一兵一卒，整个亚洲海岸只有三个营和几个炮兵连留下来防守。”土耳其第7师得到命令在8月7日凌晨3点40分出发，第12师在上午8点30分出发。两个师的出发地点都在布莱尔周围，他们将经由两条向南的、沿着半岛的道路行进。从他们的出发地点到苏夫拉湾的距离超过30英里。
在冯·桑德斯将军看来，在8日晚之前似乎无法使维尔默少校和他的宪兵得到有效的援助，因此在9日早晨之前无法展开认真的反攻。7日的日光暴露了英军登陆的规模。海湾里挤满了庞大的舰队，军舰的大炮对各个山丘进行炮击，部队一拨又一拨蜂拥上海滩，然后在平原上聚集。这时，组成土耳其第16军的土耳其第7师和第12师还远在北边，他们才刚启程。然而，在那天下午，令桑德斯万分惊讶的是，指挥第16军的土耳其将军费齐·贝报告说，他率领的两个师那天兼程急行军，已经抵达阿纳法塔以东的目的地。根据这个消息，桑德斯便命令8日拂晓向阿纳法塔平原发起全面进攻。8日破晓前他骑马来到了部署进攻的地区。他四处转悠却找不到部队，最后找到土耳其第7师的一个参谋，这位参谋报告说他正在寻找一个前哨阵地，第7师和第12师的大部分还远在后面，早晨发起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于是总司令命令进攻改在日落时开始。8日这一整天他一直忐忑不安，面对强大的入侵者，他除了一些精疲力竭严重减员的宪兵营之外一无所有。在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只剩下400人，他们是布鲁萨宪兵营和31团2营的残部。在基雷奇泰佩西尔特只剩下300人，他们是加利波利宪兵营的残部。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部队。卡瓦克山、泰凯山与两座山中间的低地绝对无人占领。面对这种局面，所有土耳其大炮，一门除外，全都撤到了阿纳法塔山脊背后，否则，这些大炮似乎注定会被俘虏。傍晚时，冯·桑德斯将军从维尔默少校那儿获知土耳其第16军还没有抵达部署地区。他把指挥官找来，从指挥官那儿得知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在9日早晨之前发起进攻。由于空欢喜一场，他觉得受到嘲弄，于是一怒之下解除了第16军将军的职务，将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命运寄托给了另一位军官，这位军官从前我们曾听到过——自从“那天晚上，”桑德斯写道，“我将阿纳法塔地区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前第19师师长穆斯塔法·凯马尔·贝。”
05.
我们现在必须再回来看看澳新军团和萨里拜尔的情况。7日一整天伯德伍德将军的部队都在休整，准备在拂晓时分重新进攻。由廓尔喀部队、英国部队和澳新军团组成的战线横亘在山坡上，距离山顶还有三分之一距离。但是现在山顶上的守军已相当于前一个晚上的三倍。
8日拂晓前从安扎克重新发起了进攻。右边纵队和中间纵队从罗多登德伦山嘴出动，对丘努克拜尔展开了攻击。左边纵队从三条沟壑的最北端出动，对Q山头发起进攻，这个山头是主山脊上的一个圆丘，被科雅切门山的凹地断开。这就是进攻之初的战线形势。一场鏖战开始了，连续三天厮杀不断。天亮后不久右边纵队新西兰军占领、制服并且守住了丘努克拜尔西南端的重要阵地，从而在主山脊上立住了脚。左边纵队和中间纵队由于得不到苏夫拉湾的任何支援，无法取得很大进展。血腥战斗由于夜晚的降临而暂时停息。同时，土耳其的新部队不断到达防线，进攻一方却由于积水和地面崎岖造成的困难在进攻中得不到增援。
9日的战斗照旧是那样激烈。澳新军团的右路依旧守着丘努克拜尔，其左路继续进攻Q山头，它的中路则试图占领山脊以便将左右两个阵地连接起来。舰队和陆军的所有大炮从战斗前就开始炮击并且一直不断。左路进攻由于天黑和地面状况而被拖延，进攻开始得晚所以未能攻下Q山头。尽管如此属于中间纵队的第6廓尔喀旅和第6兰开夏师的两个连竭力向上推进，占领了丘努克拜尔和Q山头之间的山脊上的重要阵地。领导这次进攻并指挥第6廓尔喀旅的勇敢的军官塞西尔·阿兰森上校，记录了随后发生的悲剧中他的经历③。8日到9日那天夜晚他是在战火纷飞的战线山上度过的：
在大约35度的角度和100码的距离处是土耳其人。……那天晚上将级指挥官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在早晨5点15分进攻971号山头，从4点45分到5点15分海军将炮击山项。我要调动周围所有的部队进行合作。……因为我只能得到英军的3个连，只得将就了。……我还剩15分钟的时间；预先的炮击声震耳；那个几乎垂直挺立的山头似乎要被炮火炸飞了。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在炮击停止时登上山头，现在就应该向山顶进发。我将3个英军连与战壕里我的士兵编在一起，告诉他们只要见我持着一面红旗向前冲，每个人就开始进攻。我构出手表看了看，5点15分。我从未见过这么猛烈的冲锋前炮击；敌人的战壕被炸得粉碎；由于我们就在战壕下边，炮击的准确率令人叹服。到了5点18分，炮击还没有停止，我怀疑我的手表是否有问题。5点20分炮声平息了；我又等了三分钟，以便确定炮击确已停止，因为风险太大了。然后我们就联合冲锋，全都手牵着手。……。阵势壮观、无与伦比。……在山顶上我们与土耳其人相遇；勒马尚德倒下了，刺刀穿透了他的心脏。我的大腿也被刺一刀，在以后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与敌人展开肉搏，用牙咬拳击，把步枪和手枪当成棍棒；随后土耳其人掉头逃跑了，我感到很骄傲。整个加利波利半岛的重要阵地落入了我们的手中，与结果相比，我们的损失不算很大。海峡就在我的下方，通往阿齐巴巴的公路上机动车和其他运输车辆历历在目。环顾周围，我发现并没有部队支援我们，于是我想最好的解救办法就是追击在我们前面逃跑的那些人(土耳其人)。我们朝着迈多斯方向冲了下去，但是只往下冲了约100码我们海军将重炮舰射出的6发12英寸炮弹落到了我们身上，顿时一片大乱。④这场灾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我们显然被错当成土耳其人，于是只好撤回。那情景惨不忍睹：第一发炮弹炸着了一个廓尔喀人的脸；一时间血流满地、肢体横飞，渗叫声不绝于耳。我们全都逃回了山项，进入山顶下面的旧阵地上。⑤我和其他大约15人留在山顶上；景色太美了：下方是达达尼尔海峡。增援部队正从小亚细亚一边越过海峡，汽车在路上飞奔。我们已经控制了基利德巴赫尔和阿齐巴巴的后方以及所有通往他们军队所在地方的交通线。……腿上伤处的疼痛使我拐看腿独自落在后面，伤处流血大多已经变硬。我看到敌人向苏夫拉海的挺进已经失效，虽然我不能断定面对的敌人是否超过一二千，但是我看见大批土耳其援军正在朝那个方向涌去。我的电话线已经炸断。……我现在又向下回到昨夜的战壕中，包扎好伤口之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我们这个团的人在哪里；我及时把他们召集回来，等待支援以便再一次登上山顶。天呀！增援部队根本就没有来，我们得到通知要继续在9日到10日那个夜晚坚守阵地。那天下午，从5点到7点这段时期大批土耳其人向我们发起了五次反扑，但他们没有一次能到达我们防线15码以内。……托姆斯上尉和勒·马尚德的尸体都埋葬在丘努克拜尔的最高.点。……我奉命回去报告情况。我已经虚弱不堪昏昏沉沉……我向将军作了汇报，告诉他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并得到食物和水，不然我们就必须撤回，但要是我们撤回，我们就放弃了加利波利半岛的关键阵地。将军随后告诉我各处的进攻几乎均告失败，次日凌晨我们团可以撤向较低的山丘。
10日清晨展现出一派舍生忘死但劳而无功的奇景。12000人已经倒下，其中至少有一半人实际参加了严酷的战斗，而各个高地虽然烈焰熊熊却依旧未被征服。然而，澳新军团的右路增援部队坚守着丘努克拜尔的重要阵地，为了夺回这个阵地土耳其人正在秘密集结后备力量。
06.
我们已经知道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怎样度过5月*8日这一天，他在阿纳法塔背后的山丘里不耐烦地等待布莱尔援军的到来。此时苏夫拉湾正在发生些什么呢？英国的军事史，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乏令人望而惊叹的、据实记载的成就。
第9军司令，中将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爵士在7日白天与其参谋人员乘坐“长寿花号”来到。他呆在“长寿花号”里，为的是利用无线电和信号通讯的便利条件。8日下午他上岸进行了一次察看。斯托普福德将军是一位和蔼可亲、颇有教养的绅士，15年前他曾参加过南非战争，在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手下任军事秘书。担任伦敦军区司令后，他于1909年离开军队，直到大战爆发之前他始终身体欠佳，过着不愉快的隐退生活。如同许多人一样，随着陆军大规模扩张，他也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基奇纳勋爵委任他在英国负责训练一个军团的任务，现在他一生中头一次就任高级和负直接责任的位置，要面对敌人实际指挥作战。在这种环境里，我们当然有权设想他应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想到夜间在敌人海岸登陆他的心情自然不安，这种不安刚刚因为登陆成功而轻松，另一些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敌人的数量也许超出了参谋部的预料，敌人的战壕也许比侦察飞机所报告的更多。不仅如此，敌人还随时可能恢复对几个海滩漫无目标的炮击，这种炮击在7日夜晚逐渐停息。面对这种形势，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整顿已经登陆的部队，改善他们的补给尤其是水的补给，挖掘战壕以便确保已夺取的阵地，将尽可能多的大炮运上海岸以便支援军队进一步前进。8月8日，部队就在这些已经占领的阵地上安然度过了登陆后的第二个24小时。参谋长里德将军与他的司令的观点完全一致，他起草了命令，安排在9日拂晓开始进攻。“第9军在苏夫拉湾的第二天，”当时任陆军部作战局长的卡尔韦尔将军写道，“从战斗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休息的一天。”⑥我们不妨看一下在8月份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战线双方的景色。一方面是一位温和谨慎、年事已高的英国绅士率领20000士兵散落在海滩四处；前沿的士兵坐在浅浅的战壕顶上，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做饭，偶尔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响；其他几百名士兵则在碧蓝的海湾里洗澡，难得射来一颗炮弹打乱平静，使大战舰在海面上下浮动。另一方面，一位老谋深算的德国人焦急得跺脚，他盼望着增援部队快速赶到，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那一点儿掩护部队会被一扫而空；与此同时，怒气冲冲的凯马尔正鼓励他狂热的士兵朝着战场急奔而来。
07.
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作战处的参谋官阿斯皮诺尔上校奉命向总司令汇报苏夫拉湾的局势。总司令是8日上午到达的。他将自己目睹的太平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⑦。他在海岸巡视了一趟消除了他最初的怀疑后，就登上了“长寿花号”，军司令仍以这艘军舰作为他的司令部。
……斯托普福德将军见到我便说：“嘿，阿斯皮诺尔，大家都干得很棒，真了不起。”我回答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那些山丘，先生。”他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上岸了！”我回答说，“我敢肯定，如果总司令知道部队并没有按照命令到达控制海湾的高地，他会感到失望的。”我提醒他，尽早向前推进是至关重要的，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抢先一步登上那些山头。斯托普福德将军回答说，他完全知道争分夺秒的重要性，但是在士兵们得到休息之前不可能进攻。他打算次日进行新的进军。
我随后又登上了将军的旗舰，并向总司令部发去下列电文：
“我刚登上海岸，发现一切平静。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显然没有土耳其人。第9军在休息。我深信大好机会正在丧失，我以为形势是严峻的。”
发出这份电报后不久，我就听说总司令已经启程来苏夫拉湾，几分钟后他进入海港，上了海军中将的快艇。
08.
总司令的到来破坏了苏夫拉湾傍晚的和谐气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听从了他的参谋的意见，认为在这场三地进攻的大战役中他的合适位置是在因布罗斯的正规的司令部。7日一整天和8日上午他都留在那里研究前线各部分用电报发来的情报。但是到了8日上午11点30分，他因为苏夫拉湾没有消息坐立不安，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隔绝状态，决定立即去那儿。在这场战役期间，海军特意将驱逐舰“阿诺号”供他使用，于是他就给“阿诺号”发出了立即出发的信号。但是当地的海军少将因为某些与锅炉有关的原因而命人将煤炉从船上拆下来，所以六、七个小时内船根本动不了。总司令发现自己已经被——用他自己的话说——“放逐到孤岛上”，他感到又沮丧又恼怒。当地的海军少将见他抱怨，便请他乘“三合一号”快艇前往，快艇在下午4点15分出发去苏夫拉湾。将军的快艇在6点钟左右到达苏夫拉湾。在那儿他见到了“查塔姆号”，并见到了船上的德·罗贝克中将和凯斯准将。他们对部队似乎陷于瘫痪状态向他表示深切不安。正说得起劲时,阿斯皮诺尔上校来到。听完了他的汇报，总司令登上了“长寿花号”军舰，在舰上他看到斯托普福德将军，发现他在岸上走了一趟后有点疲倦，除此之外一切安好。斯托普福德将军说“一切很好，进展顺利。”他接着解释说，士兵们已经很劳累，他还不能像他希望的那么快能把水运送给他们或者把大炮运上岸；因而他决定将攻占高地推迟到明天，因为攻占高地“可能会导致一场正规战”；与此同时，各旅旅长们都得到通知，要求他们在避免激战的前提下夺取占领他们所能占领的阵地，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占领任何起作用的战术点。
总司令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知道布莱尔的敌人援兵正在南下。他相信阿纳法塔山脊并没有了不起的敌军在把守。他有道理担心8日晚上可能兵不血刃占有的地方，天亮后占有它就要付出血战的代价。他竭力主张立即向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和泰凯山进军。斯托普福德将军提出许多反对意见，于是总司令决定到岸上师司令部亲自察看。斯托普福德将军没有陪他同去。
师长哈默斯利将军无法很清楚地介绍局势，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总司令决定亲自干预。哈默斯利将军告诉他可以使用在苏拉日克附近的第32旅，这支部队可以向前推进。据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这位师长，“他希望这个旅向前推进，在山顶上挖壕固守。”哈默斯利将军显然赞同这一点，后来他声称他是自己负责采取行动的，他的行动不是直接命令的结果，而是总司令亲自表示其愿望的结果。就这样，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回“三合一号”快艇后，哈默斯利将军指示第32旅集中力量，努力设法占领库丘克阿纳法塔以北的高地上的一个立足点。他特别提及第6东约克郡营，从目前阵地上召回而后集中。作完这些决策之后夜幕就降临了。
然而，第32旅的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师长所想象的那样。相反，有两个营积极性可嘉，远远冲在了第9军其余部队的前面；他们并没有发现抵抗，一个营在阿布里克雅占领了一个有利阵地，另一个营实际上已经在西米塔山上掘好四面战壕。奇怪的是，在这么一个宁静的日子里，距离不到两英里之遥的师部却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两个营全被从他们已经占领的阵地上召回，然后集中起来向库丘克阿纳法塔挺进。这些举措打乱了原定拂晓时分发起进攻的总计划；同时又把西米塔山的宝贵阵地让了出去，这个阵地后来费尽力气也未能再夺回来。而且第32旅最后还直到天亮才能发起进攻。
9日拂晓时分英军终于恢复从苏夫拉湾的进攻。参与进攻的部队有第11师、第10师的第31旅以及新近登陆的第53本土师的几个营，进攻目标是从左边的库丘克阿纳法塔到伊斯梅尔奥格卢山的高地。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利曼·冯·桑德斯也命令开始反攻。土耳其第7师和第12师的先头增援部队在前一天夜间已经抵达，敌人的力量已相当于前一天的三倍，而且还在不断增强。第6东约克郡营从西米塔山撤出，土耳其人就占领了它。如果要对右边的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展开有效的攻击，事先占领西米塔山是必要的。第10师的第31旅于是就对这个山丘发起了进攻，但是却无法将它重新夺回，由于未能夺回这个要点，整个进攻的右路受到不利影响。左路的第32旅同样也未能达到目的，整个战线的若干地段的英军被土耳其投入战斗的新来部队的锐气逐回，情况十分混乱。
第53师的其余部队在9日登陆，10日上午战斗重新开始并且持续了一整天。西米塔山和伊斯梅尔奥格卢山都曾被部分攻占，但是在猛烈反击压力下又再度丢失。当夜幕降临战场时猛烈燃烧的灌木林火光耀眼，第9军占据在的阵地与登陆头一天所获得的阵地相比几乎没有进展，大量土耳其军在所有重要阵地上筑起战壕洋洋得意。在苏夫拉湾，7日的损失不超过1000人，而9日和10日两天官兵伤亡近8000人。
图11、安扎克和苏夫拉湾
A.Beach，A海滩；Abdel Rahman Bair，阿布德尔拉曼拜尔；Aghul dere，阿古尔河谷；Anafarta
Sajir，阿纳法塔萨吉尔；Anzac Covc，安扎克凹形地带；Ari Burnu，阿里角；Azmak，阿兹马克；Azmak
Dere，阿兹马克河谷；B.Beach，B海滩；Baka Baba，巴卡巴巴；Biyuk
Anafarta，比尤克阿纳法塔；Brigton Beach，布赖顿海滩；C.Beach，C海滩；Chaliak
Cheshmc，恰拉克奇什梅；Chaliak Dere，恰利亚克河谷；Chazi Baba，加泽巴巴；Chocolate
Hill，巧克力山；Chunk Bair，春克拜尔；Damakjelik Bair，达马克雅利克拜尔；Ejemer
Bay，埃热梅尔湾；Gaba Tepe，加巴峰；Hell Spit，地狱岬；Hetman Chair，海特曼切尔；Ismeil
Oglu Tepe，伊斯梅尔奥格卢峰；Kajaik Aghala，卡雅日克阿格哈拉；Karakkuju，卡拉克库尤；Karakol
Dagh，克拉科尔山；Kavak Tepe，卡瓦克峰；Kazlar Chair，卡兹拉切尔；Kiretch
Tepe，基雷奇峰；Kuchuk Anafarta Ova，库丘克阿纳法塔平原；Kurija Dere，库里雅河谷；Lala
Baba，拉拉巴巴；Lone Pine，孤松；Ocean Beach，大洋海滩；Old A Beachl，旧A海滩；Salt
Lake(dry)，盐湖(干)；Sand Hills，沙丘；Sari Bair，萨里拜尔；Scimitar
Hill，斯西来塔山；Sulajik，苏拉日克；Susakkuyu，苏萨克库尤；Suvla Bay，苏夫拉湾；Suvla
Point，苏夫拉岬；Tekke
Tepe，泰凯峰；Yards，码，道路和小径沟渠(除雨季外沟渠内干燥)以米标出等高线；Yilghin Burnu，伊京角。
09.
现在必须交代一下战役的尾声。当10日早晨阳光再一次出现时，来自安扎克的英军依旧在丘努克拜尔守住他们艰苦攻占的阵地。第13师的两个营——第6北兰开夏营和第5威尔特郡营——将攻占这个山脊的疲惫不堪的部队替换了下来。他们在新的阵地上尚未安定下来就遭到一次猛烈进攻。穆斯塔法·凯马尔9日在苏夫拉湾获得成功之后，穆斯塔法·凯马尔一整夜都在策划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以便夺回这个极其重要的山脊。穆斯塔法·凯马尔亲自领导这场进攻，参加进攻的部队有从亚洲海岸调过来的整个土耳其第8师，另外还有3个营，并有强大和集中的炮兵支援。上千名英国步兵——他们在狭窄的山顶上是可以找到退路的——在这场凶猛的血战中被吞没和压倒。兰开夏营逃出的人客寥无几，威尔特郡营实际上已被彻底消灭。在胜利的鼓舞下土耳其人越过山顶，沿着陡峭的山坡以稠密的人潮汹涌而下，企图将入侵者赶入大海。但是此时他们直接遭到来自舰队和安扎克英军阵地上的所有大炮和机枪的暴雨一般火力的袭击。在这种暴风雨般的痛击下，前进的大批土耳其军事实上已被击垮。从朝海一侧山坡冲下来的三四千土耳其人只有几百人逃回山顶。但是他们却留在那儿，而且一直呆到战役结束。就这样，第二次试图夺取达达尼尔海峡的巨大努力，到10日各处都在没有取得重大收获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最终承认失败之前又进行了两次重要战斗。第54本土师此时已在苏夫拉湾登陆，在这个师的支援下，第10爱尔兰师的两个旅在15日和16日沿环绕苏夫拉湾北面的对基雷奇泰佩西尔特山脊发起进攻。这些由马洪将军率领的部队在海军炮火的有效支援下起初进展顺利。但是最终在反击和炮轰下被迫放弃大部分夺取的阵地。这次战斗在英国人记载中没有占据太大的位置，其重大意义似乎也没有被充分认识。利曼·冯·桑德斯是这样评述这次战斗的：
如果在8月15日和16日的进攻中，英国人攻占并守住基雷奇泰佩，第5集团军的整个阵地将被侧冀包抄。那时英国人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最后胜利。
8月21日又开展了另一次进攻，这次的目标是夺取伊斯梅尔奥格卢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从海勒斯角调来了第29师，从埃及调来了不骑马的义勇骑兵师，以加强已经在苏夫拉湾登陆的第10师、第11师、第53师和第54师。考克斯将军指挥的强大的澳新军团左路部队也参与配合。但是土耳其军现在已完全建筑起防御工事，实力雄厚。英军用于支持进攻的大炮不足60门，其中只有16门是中等口径，炮弹供应也是少得可怜。战斗在熊熊燃烧的灌木林里激烈进行，突然间一阵不寻常的浓雾妨碍了大炮的轰击，虽然澳新军团左路部队占领并守住了几个有价值的阵地，但是并没有获得全面战果。“这次进攻，”利曼·冯·桑德斯说，“是在土耳其军遭受重大损失，并投入最后包括骑兵在内的后备力量后才被击退。”英军损失、尤其是进攻最坚定的义勇骑兵师和第29师的损失惨重，而且一无所获。在这个烟雾弥漫、火焰冲天的倒霉战场上，准将朗福德勋爵、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肯纳准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得者约翰·米尔班克上校等英烈永远倒下了。这是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发生的最大的战斗，同时也注定是最后的战斗。自从英国发动新的攻势以来，损失人员超过45000人，而土耳其损失的人员不少于40000人。16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就已经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说，要求再增加50000步兵和45000名特遣部队，否则无法继续进攻。英国政府发现无法提供这些增援，原因将在下一章予以阐述。在双方遭受重创和精疲力竭军队之间的战线随后出现完全的僵局，于是又陷入了全面僵局。
在这次战役的每一个阶段，甚至直到21日的最后战斗，胜败关键始终悬而未决。双方的行动先后次序稍有变动就足以改变天平的倾斜。可是第9军在苏夫拉湾浪费了宝贵的48个小时，本来利用这段时间肯定可以占领那些对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阵地。桑德斯写道，“我们都觉得，自8月6日英军开始一批又一批地登陆，他们的指挥员在海滩上呆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应该命令部队从各个登陆点不惜一切代价向内陆推进。”如果此时英军能运用富有战斗经验的第29师，如果从一开始就使用埃及的义勇骑兵队，英军几乎可以稳操胜券。为了替换那些应对此悲惨结果负责的麻木不仁、能力低下的军官，从法国战场调来了一批最得力的指挥官，他们是宾、范肖和莫德，但是为时已晚。新的将军们在灾难之后已无必要，他们的来到不一定可能取得成功。
苏夫拉湾战役的许多方面都遭到了严厉指责和追究，但是历史宣布战役的失败原因不是在加利波利半岛，而是因为失去机会，机会难以追回。然而，尽管在战事之初犯了一些错误和遇到些不幸，机会依旧一再落入我们手中。黄金时刻不是在8月份，而是在6月末或7月初。我们白白丢掉了这个黄金时刻。达达尼尔委员会指出(结论5)：“随着首次登陆而发起的进攻失败之后，为决定未来命运而制定方针时有过不必要的延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5月17日就提交了报告。但直到6月7日之前无论是战时会议还是内阁都没有讨论过这个报告。在这个最为关键时刻进行的政府改组是造成延误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报告中要求增派的援军被推迟了6个星期。”由于拖延，由于忽视了利用埃及的多余部队，我们丧失了人数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我们原是有能力获得的，它对于取得胜利的进攻是必不可少的。从5月17日起我们才采取合理的行动，协约国的15个师合起来可以达到150000步兵，他们可以在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对总计70000至75000步兵的土耳其10个师发起进攻，下面的表格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唐宁街和白厅所犯的错误不必要地迫使我们在8月份与敌人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迫使我们陷入极端严重的危险，最终导致我们的失败。战场上的失误和不当不能隐瞒，但这些失误和不当不能与最高阶层所犯的不可弥补的方向性错误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表格明白无误地分析出失败的原因。⑧
双方力量比较⑨⑩⑾⑿
三次有利时机以横线标明。白厅只需要挥笔批准，这些机会就可以得到利用。
————————————
①见原书第509页的地图。
②所有这些阵地见509页地图。
③事后48小时所写。
④炮弹的大小和谁打的炮始终未能确定。
⑤据称共有150人被炮弹炸死。
*按上下文此处应为8月。——译者
⑥见本书第三十六章。
⑦阿斯皮诺尔上校将他的书面汇报交我处理。
⑧见下章。
⑨所谓“可用兵力”，指的是那些已经作好准备、却无所事事的部队，他们可以在提到的日期派往战场，而实际上被派往战场的日期整整晚了一个月。
⑩来自国内：第29师、第42师、第52师、第10师、第11师、第13师、第53师、第54师和皇家海军师，计9个师；
来自埃及：义勇骑兵师，印度师及其他小部队，计2个师；
澳大利亚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计2个师；
法国军团(1个师和其他部队)，计1个师；
总计：14个师。
⑾土耳其投入战场上的师有：第1师、第2师、第3师、第4师、第5师、第6师、第7师、第8师、第9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3师、第14师、第15师、第16师、第19师、第20师、第26师和第27师。
⑿比7月份人数减少是由于这一个月这些师在半岛上有净损失。
第35章、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①
01.
巴尔干半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像是一群受压制要反抗的孩子。四百年来他们忍受着土耳其征服者的奴役。他们只是在最近这一百年里经过残酷斗争才恢复了自由。艰辛的经历锻造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宪法和王朝是由这些经历产生的。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贫穷、性格粗犷而高傲。各国政府互相间因不可调和的野心与妒忌而鸿沟甚深。每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都曾是这一地区的霸主，虽然与希腊的荣耀相比，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辉煌历史犹如昙花一现，但是它们都把各自的鼎盛期视作衡量其历史权利的尺度。因此，所有国家都同时将几百年前曾占有过的土地视作自己有权拥有的领土。因此，所有国家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
正是这个原因，它们注定要忍受难以形容的苦难。对于这些小国家来说，要想摆脱这种悲惨境遇和危险的泥沼，或寻求一个立足之地并不容易。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各种民族集团互相纠缠不清之外，每一个国家里还存在党派和政治的分歧与仇恨，这些足以使强大的帝国倾覆。每一位巴尔干政治家通往权力的道路都是曲折的，他必须经历各种复杂、危险的局面，经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化，它要比大国国内斗争暴露出来的变化更凶猛、更激烈。掌握大权之后，他依旧受自己过去的牵制，成了政敌和嫉妒心的攻击目标；而且，对于困扰之中和地位受到削弱的他，却不得不应付巴尔干政治多变的联盟关系，犹如受世界大战巨大冲击所发生的那种朝秦暮楚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三大协约国的政策。法国和俄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打算，都有各自喜爱的巴尔干国家，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各自喜爱的政党。英国并不明确地表示希望见到巴尔干国家团结一致，但那种高尚的中立和超然令人困惑。再加上巴尔干各国君主的日耳曼血统或与日耳曼民族的关系而难以抉择。其结果是，这一地区的形势一直动荡不安，众多激烈的观点此起彼伏，使得英、法、俄三国的政治家从来也未能成功地制定出一种坚定、全面的政策。相反，由于他们单独的、半心半意的、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干涉，这就对混乱不堪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导致这些小国家先后堕入最可怕的毁灭境地。
然而，三大协约国和四个巴尔干王国的主要利益一直是相同的，只要有一项简单的政策就可以使所有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牺牲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基础上，所有巴尔干国家的野心都能够实现。大家都能够有足够的收获，而且比希望的更大。三大协约国的利益应该是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这两个帝国。巴尔干国家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它们就会安全；它们如果加入三大协约国，就一定能得到它们所觊觎的领土。巴尔干国家联合加入协约国必定会造成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崩溃，从而迅速赢得这场战争。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罗马尼亚来说，可以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对塞尔维亚来说，可以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对保加利亚来说，可以得到阿德里安堡和埃诺思一米迪亚地区；对希腊来说，可以得到士麦那及其内陆地区；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可以得到安全、财富和实力。
要想获得这些好处，巴尔干各国之间必须互相作出些让步。罗马尼亚可以把多布罗加还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可以放弃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区；希腊可以让出卡瓦拉；作为对希腊的直接补偿，可以将塞浦路斯作为保持平衡的筹码。作为最后手段，英国可以提供财政援助，协约国可以决定在这一地区运用陆、海军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所有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而且有这么多实现这些利益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刺激，可是所有事情无一例外还是全搞砸了。如果在1915年2月，或在1914年11月土耳其宣战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能够就巴尔干事务达成共识，并派最高级别的全权大使去巴尔干半岛与各国在坚定、明确的基础上谈判，那末我们就能制定并实施一套统一、连贯的行动方案，各方面都会因此而受益匪浅。与此相反，我们总是根据事态的扑朔迷离的迅速变化而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以应付局面。协约国前前后后所提供、所做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而如果能选准时机一次性做这些工作，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在1915年初，巴尔干国家给协约国外交提供了最大的选择余地。但是从来没有人像对待一场巨大战役一样认真研究、策划此事，而此事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战。俄、法、英三国的政治家们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采取一些断断续续、零零落落、半心半意、变幻无常、互不相关的权宜之计。三国的公众舆论一致谴责巴尔干国家、谴责巴尔干的政治家或君主，这也是不公正的。罗马尼亚国王之所以犹豫不决，斐迪南国王之所以诡计多端、康斯坦丁国王之所以躲躲闪闪，这一切都源于巴尔干问题的令人困惑性质和协约国缺乏良策。塞尔维亚确确实实展开了一场盲目的殊死搏斗，她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考虑任何别人的利益，结果是自己受害不浅，直到大战最后胜利才算得到弥补。罗马尼亚的生存自始至终面临威胁，连她的生存基础都被动摇。经过长时期的举棋不定、讨价还价之后，她终于决定加入战争；在打还是不打这个问题上她的决定为时已晚，但她还来得及让别国把自己打得一败涂地。保加利亚不仅背叛了自己的过去，也背叛了自己的未来；她辛辛苦苦最后却落了个战败国的悲哀下场。希腊凭借其勇气和智谋在最关键时刻得到拯救，她以极小的代价出现在战胜国一方，但她旧习难改，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又白白浪费了。然而，罗马尼亚有塔凯·约内斯科，他的观点总是清晰而正确；保加利亚有斯塔姆布利斯基，他敢于触怒斐迪南国王，长期监禁并没有让他屈服，他始终倾向英国和俄国；希腊有韦尼泽洛斯，他道路曲折，经受了不可言状的难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他个人的努力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很可能也减轻了欧洲的苦难。
02.
1915年8月俄国的灾难达到了顶峰。到了6月末，德、奥的进攻将俄国人从加利西亚—波兰的巨大凸出地区的几乎整个南半部赶了出去。俄国占领的区域缩减为一个跨度为170英里的半圆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中心位置，而华沙几乎处在外围边缘上。伦贝格已经失陷。马肯森的战线现在几乎朝向北方，在他前面有四条为凸出地区供应物资的铁路线。7月13日，他率领一个德国军和两个奥地利军对最南边的铁路线(科韦尔—乔尔姆—卢布林—伊万哥罗德铁路线)发起了进攻，韦尔施元帅则在他的左面向东推进。到了8月1日，他已经在乔尔姆和卢布林中间穿过铁路线，四天以后，俄国人撤出了伊万哥罗德和华沙。在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集结着85000名二流部队，这些部队做了一下防守的姿态，但是在20日就投降了。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北方，在立陶宛，兴登堡率领的德国第8和第10军在得到了南方德军(那里的战线已经缩短)的增援后开始推进，并于8月10日夺取了科夫诺。在科夫诺和里加之间的所有俄军，于是都陷入被包围的危险，开始后退。即便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这个被吹嘘了很久的模范要塞也未能长时间坚守。8月11日这个要塞三面临敌，26日西南防线的堡垒被攻破之后它就被放弃了。这样一来，这片巨大凸出地区的最后外貌也消失了，俄国的防线除去防守里加的那一段向前弯曲处以外，已经接近于南北一条直线。俄军逃脱了被包围和覆灭的命运，但他们在加利西亚的一切收获全都付诸东流，他们失去了波兰，丢下了325000名俘虏和3000多门大炮，此外还失去了许多步枪和其他一些不可能替代的装备。最糟糕的是，沙皇因此剥夺了尼古拉大公的指挥权并派他去高加索。
4月以来俄国的失败对意大利产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在1914年，奥地利只能让几个地方部队监视意大利边界。等到意大利宣战之日，奥地利设法调集了122个营、10个骑兵中队和216门大炮对付意大利，这些部队都混合编队、驻守在精心建造的战壕里。但是此后增援部队从加利西亚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涌来。意大利人在6月和7月向的里雅斯特发起了两次进攻，即所谓的伊松佐河第一战役和第二战役，在进入敌人领土6英里之后意大利人就如同西线上对峙的军队一样深深陷入了堑壕战。意大利人在蒂罗尔展开的几次军事行动的结果，也仅仅就是占领了奥地利领土的五小块凸出地区。继俄国的灾难之后意大利又陷入了僵局；这两件事对保加利亚人的心理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03.
然而，在苏夫拉湾战役未见分晓之前，巴尔干人全都把眼睛盯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在这场战役失败之前，保加利亚人一直拿不定主意，在整个7月份一直还有希望将他们拉入协约国一边。在2月份奥地利和德国似乎迫不及待要对塞尔维亚进攻，但在整个夏季的几个月未见行动。幸运的是，随着几个月的悄然流逝，塞尔维亚的某些内阁成员所感到的、严重不安的入侵的巨大威胁，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不知道这次进攻拖延的其它原因，唯一的原因应该是达达尼尔行动对巴尔干国家和对保加利亚产生的影响。巴尔干国家广泛相信英国不取得胜利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加利波利半岛上持续的战斗，人们知道大量援兵正源源不断的到来，以及这个战场上即将爆发另一场大规模的力量较量，这些将决定保加利亚的行动；而保加利亚的行动事实上又转过来决定奥地利和德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
在7月份，我坚决主张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巴尔干政策全部押在加利波利战役的结果上，虽然我们应尽力赢得这场战役，但我们也应尽力争取保加利亚。只要迫使希腊和塞尔维亚作出领土让步，再加上贷款许诺和达达尼尔战役胜利的期望，保加利亚是可以被争取过来的。塞尔维亚大祸临头，协约国能向她提供保护的条件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她别无出路只有让步，如果必要，可以要她把马其顿这一无可争议的地区让给保加利亚，因为这个地区无论根据种族、根据历史、根据条约、还是根据征服，都应属于保加利亚，直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才失去它。甚至在1914年遭到奥地利第一次进攻时的危急关头，塞尔维亚仍旧觉得有必要将大量军队驻扎在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地区以便镇压当地居民。考虑到让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考虑到伸张正义的要求，考虑到自己的当务之急，塞尔维亚至少应该让出这一无可争议的地区。除了在外交上进行一般性的规劝之外，协约国的君主和统治者也发出过特别呼吁。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收到了来自沙皇的呼吁、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呼吁和乔治五世国王的呼吁，要求塞尔维亚作出让步，这种让步本身是正确的，对共同事业是必需的，对塞尔维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塞尔维亚政府和议会对所有这些呼吁置若罔闻。协约国的外交努力举步艰难，每一份电报和每一次举措都要征得其他协约国的同意，正当协约国决定除非塞尔维亚答应他们坚持的要求，否则准备拒绝向她提供进一步物资或财政援助时，入侵终于爆发了。
关于卡瓦拉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M.韦尼泽洛斯在大事情上几乎总能判断无误，他打算将自己在希腊享有的个人威望拿出来冒险，并且不惜违逆国王的意思而使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宣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卡瓦拉割让给保加利亚。如果协约国能够保证保加利亚立即得到在马其顿的一块无可争议的地区和卡瓦拉港口，那末保加利亚人就很可能在7月份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开始向阿德里安堡进军。
即便我们不能取得所有这些成果，但是希腊在协约国的敦促下将领土确实割让给保加利亚，肯定使得斐迪南国王不可能将他的国家投入到我们的敌人阵营。拉多斯拉沃夫先生以十分坦率的语言对这几个月保加利亚的立场进行了完全真实的描述。然而，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加利波利半岛冒险的战役上。
如果不承认爱德华·格雷爵士当时所面临的特殊困难，那是不公正的。他必须将四个大国的外交行动联合起来处理如此敏感而痛苦的问题，即迫使友好的希腊和受俄国特别保护的正在遭受苦难的盟国塞尔维亚在领土上作出令他们无比反感的让步。虽然外交上联合一致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只有在达达尼尔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真正抵消俄国的惨败和防止在巴尔干各国引起的可怕浪潮。
到了8月的第三个周末，在这个关键地区取得迅速胜利的全部希望已经化为泡影。当索非亚的军队掌权人物已经完全看清了我们的失败之后，保加利亚国王和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加入德国一方。从那一刻起，塞尔维亚的毁灭已经肯定而无可挽救。达达尼尔战役这道长时间来阻挡洪水的堤坝终于崩溃了。从此以后，奥德军队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塞尔维亚虽然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面临危险，却依旧不肯听从各方面的呼吁，不肯作出实际的让步。直到最后关头她依旧占据着被她征服的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地区，面对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她的占压倒优势的军队保持顽强的姿态。
04.
一个新的大事件即将震撼日益恶化的局势。7月初在加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的内阁代表，即首相、基奇纳勋爵和贝尔福先生，按照内阁压倒多数成员的观点，对1915年在西线展开进一步的英、法联合进攻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建议协约国在法国和佛兰德的作战行动应该限制在所谓的“攻势防御”的范围内，更准确地说，就是积极防守。法国方面同意了；霞飞将军也同意了。这是一个公开、正式的协议。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开始了加利波利半岛新战役的准备工作。然而，霞飞将军在离开会议后不久就把协议抛在一边，平静地重新制订对香槟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他信心十足地以为，这次进攻可以突破德军的防线将德军赶回去。直到苏夫拉湾战役终于失败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在加利波利半岛上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为了避免秘密文件不必要的流传，战时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想阅读陆军部的每日电文，他们可以每天上午去陆军部基奇纳勋爵的候见厅里阅读。我每天都要在那儿逐字阅读文件。8月21日上午我正在那里读文件，私人秘书通知我说，刚从法国司令部回来的基奇纳勋爵想见我。我走进他的房间，见他正背对着光站在那儿。他侧视着我，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我知道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就等待着。犹豫了一阵子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同意法国人的计划，准备在法国展开大规模进攻。我立刻回答说进攻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他说进攻的规模之大将超过以往的想象；假如成功，一切都将得到弥补，当然也包括达达尼尔战役的损失。他的神态透露出一种压抑在内心的激动，仿佛一个人刚作出了一项重大却又非常没有把握的决策，现在正要将决策付诸实施。当然，他正在全力以赴准备一项声明，当天上午他就要向战时委员会和内阁宣读这个声明。我始终没有被说服。11点到了，于是他就驱车带我去唐宁街。
委员会成员到齐了。基奇纳勋爵无疑事先已经向首相汇报了此事，会议一开始就立即请他发表声明。他对我们说，由于俄国的局势，他不能再保持在加来与法国人商讨时同意的态度，即在西线展开真正的大规模进攻应该推迟到协约国做好准备之后。按照他对我们的解释，他本人也曾经敦促霞飞将军采取进攻。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法国人已经计划和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确实从来没有中断过，由此可见，这一定是未经商定的工作。我立刻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背离决议的做法，这个决议是经过内阁充分考虑并由加来会议批准的，同时我也反对展开一次只能导致大规模无谓屠杀的行动。我指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弹药、也没有人员上的优势可以保证对敌人的牢固防线发起这么一场进攻可以获胜。这么一场进攻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救俄国，不能阻止德国人在西线之外的其他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它还将严重破坏我们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我的讲话保留在如下记录中：
丘吉尔先生对此表示遗憾。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并没有减少，以200万对协约国的250万。协约国享有的优势为五比四，这点优势对展开进攻是不够的。自从最后一次进攻以来，我们的相对力量并没有改变，而德军的防御却加强了。
他似乎认为，为了解救俄国，为了满足我们想解救俄国的伟大而发自本性的愿望，协约国可能要付出20万或30万人生命②以及(许多)弹药，有可能只取得少许进展。5月9日的进攻(费斯蒂贝尔—阿拉斯之战)已经失败了，战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消耗生命和弹药，德国人就会有机可乘，他们就会觉得从东部将大量军队撤回是值得的。规定进攻所需要的优势是二比一，而我们(协约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的这些观点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有人竭力主张，法国人无论如何都要进攻，如果我们不予配合，联盟就完了。基奇纳勋爵小心谨慎，没有提出“决定性胜利”的预期，当要求他对“决定性胜利”下定义时，他援引了我的解释，即“战线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改变”。他说：“丘吉尔先生所言很有道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打仗，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
战时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一小时又召开了内阁会议，我向内阁恳求不要因为法国失去耐心而让步，应该重新召开一次会议将所有的理由都摆出来，并最后请求他们放弃进攻。我得到了其他人的有力支持。我被迫承认，如果法国在听了我们的意见之后仍旧坚持他们的打算，我们当然应当配合他们；但是我强烈要求做最后一次努力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一场徒劳无益的、灾难性的大屠杀。约翰·弗伦奇爵士当时在伦敦，内阁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对胜利作出保证，他尤其对要求他承担进攻任务的那段地区感到极其不满。他现有的弹药只能维持7天的进攻。尽管如此，如果接到进攻命令，他将全心身地投入战斗。他在兰开斯特门过夜，我私下里去那儿拜访了他，向他阐述了我的观点。他举出了应该和法国人协调行动的通常的理由，然后向我透露，霞飞将军准备仅在法国攻击地区就动用至少40个师。虽然我必须承认战役的巨大规模似乎将这个问题引入了未知领域，但我依旧反对这次行动，我忧虑重重地告别了朋友。我感到在东、西两条战线上我们面临着一败涂地的前景。
05.
在法国展开全面进攻的决定了立刻就导致了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军队出现了弹药和兵员的短缺，或至少是不足。虽然仍有大批士兵被派往半岛以弥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战场上的部队的缺额，但是这个数量对别处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在这儿却不足以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事停顿了下来，土耳其人急忙补充他们的沉重损失，修筑那些摇摇欲坠、有几处已经被摧毁的工事。与此同时，疾病和失望情绪开始在我们的部队里蔓延。为差一点可以得到而终于失去辉煌胜利的痛楚，国内支持不足的意识，对政府今后意图的茫然，弹药的短缺，威胁地来临的冬天，官兵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使达达尼尔部队遭受最为悲伤的折磨。那些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反对这次行动的人，那些主张撤退的人，还有那些对立方案的吹鼓手，发现他们已经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形势令人沮丧，只有依靠英国军队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澳新军团的不屈不挠精神，才能使陆军牢固的态势和它随后的存在保持下去。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偶然事件，它使英国政府大感困惑。要想确定或解释萨拉伊将军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的基础，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军官在7月份被霞飞将军解除使他成名的凡尔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通过某种深刻的政治势力，受命接替严重受伤的古罗将军担任的法国东方部队的司令。不管对他的军事业绩有何争论，他反宗教的信念却是无可置疑的。在法国的统治圈子里似乎对任命他担任东方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职务存在一种谅解，这个职务给他机会获得军事殊荣，而法国激进的社会主义份子决心让反教会的将军们在得到这些殊荣上不受阻挠。9月1日那天，在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在达达尼尔海峡我们自己的军队所能得到的兵员和弹药的供应已经减至最低限度之时，海军部突然从法国的海军武官那儿接到请求，希望我们帮助法国海军部将4个新的法国师从马赛运往达达尼尔海峡。我们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随后我们得知法国政府决定单独建立一个由6个师组成的东方军团，这个军团归萨拉伊将军指挥，并将在10月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登陆，然后从那儿向恰纳克的堡垒进军，以配合我们对加利波利半岛展开的新一轮进攻。法国人要求我们设法替换下海勒斯角的两个法国师，目的是将这两个师与新到的4个法国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军，以便执行新任务。一时间，由于法国政治力量发挥的作用，那些我们无论怎样尽心、尽力、尽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已陷入困境的委员会顿时迎来了柳暗花明。我们匆忙接受了法国人的建议，基奇纳勋爵立即答应派两个师去接替海勒斯角的法国部队。贝尔福先生马上着手筹集必须的运输船队，博纳·劳先生和我共同要求增派更多的英国部队，以便“把事情干得漂漂亮亮。”英国的内阁啊！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本质，他们的基本观点也正确无误。他们失败，并不是因为判断失误，而是因为意志薄弱。在这种时代，天国只能用武力夺取。
但是随后我们又产生了疑问。“霞飞将军已经同意了吗？”调查表明他确实表示有条件的同意。他自己的地位还没有牢固到足以不理会来自政治左翼的压力。他被迫调兵遣将，但条件是：在即将爆发的战役的主攻开始之前，以及在战役是否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知道之前，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的4个师不能离开法国。在9月11日的加莱会议上，当基奇纳勋爵要求知道确定这一点需要多少时间时，他说在第一个星期的战斗结束时无论如何他将会知道：如果到那时仍旧无法迫使德军在西线全面溃退，所有指定去达达尼尔海峡的部队将可以离开法国；如果德军全面溃退，那末所有的部队都要穷追不舍。10月10日是确定先头部队登船出发的日子。然而，我们发现萨拉伊将军并没有听从基奇纳勋爵的强烈要求，赶到达达尼尔海峡在现场观察形势并完善他的计划，相反，他宁愿呆在巴黎处理无疑是一些重要的公务。
06.
9月20日坏消息传到了伦敦：保加利亚即将开始总动员，这个国家已经肯定加入了中欧同盟国的阵营。次日，保加利亚首相在一次会议上对其追随者说，协约国败局已定，保加利亚不能站在失败的一方；他还说，关于被占领的无可争议地区在战后应如何处理，四国同盟只向保加利亚提出了一些含糊的建议，如果保加利亚参战，同盟向她保证罗马尼亚会保持中立。22日午夜，土耳其人签定协议，同意将杰贾加赫铁路让给保加利亚，就在同一天，塞尔维亚发出警报：奥德军队正向她的北部边境逼近。担心已久的南进就要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保加利亚在下狠心投入战争之前，曾耐心等待苏夫拉湾战役的结局，但是当另一场规模要大得多的战役眼见着就要在法国爆发的前夕，她的统治者却毫不迟疑地表态。德国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大批大炮和部队在阿图瓦和香槟集结的动向，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次攻击。但是他们对结果的信心使保加利亚参谋部有相同的感觉。
07.
9月26日凌晨，西线的大战役爆发了。英、法的大约30个师从洛斯发起辅助性进攻，而主攻则由法国的40个师在香槟展开。为了与法军联合行动，约翰·弗伦奇爵士被迫放弃自己更正确的看法，接受了进攻任务；但是一旦同意遵从霞飞将军的计划，他便以其固有的决心全力以赴执行任务。法军在香槟展开的进攻被描述为“放手进攻”，即投入进攻的部队可以“觉得无影无踪地”尽情推进，充满信心地期望他们不仅可以夺取已遭受炮击的前沿阵地，而且可以夺取敌人后方可能碰上的所有阵地和防御工事。参谋部荒谬的错误观念认为，投入大批骑兵便能使胜利成为决定性的结论。遵从致命的信号，勇敢的士兵们迎着炮火冲了上去。法国步兵的斗志丝毫不低于英国步兵。然而，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德国人对他们防线上的敌人的力量以及需要多少兵力才能守住防线所做的计算是精确无误的。他们进攻俄国和对付巴尔干的计划都进展顺利。英法进攻的第一个星期在各点上得到没有战略意义的微小进展，夺得了几十门大炮，抓获了几千个俘虏，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30多万人的伤亡。
霞飞将军把部队抽出来派往东方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当然不愿意承认失败。他通过继续战斗来掩饰希望的破灭，派往达达尼尔去的4个师动身的日子一周又一周地拖了下来。与此同时，冬季却日益向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部队逼近，巴尔干的灾难也降临了。
9月25日，保加利亚军队开始总动员。对于向我国军方和法国军方所提供的有关法国战况的乐观描述深信不疑的那些人，是不可能相信德国人能腾出新的兵力去征服塞尔维亚，因为德国不仅在西线面临可怕的进攻，而且在广泛的东部战场上也负担着巨大的战争任务；因此，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表示怀疑。在9月的第三和第四个星期，大量奥德军队在多瑙河以北集结已是确凿无疑了。10月4日，我们的情报表明，马肯森已经在蒂米什瓦拉出现。虽然为时已晚，协约国还是极尽许诺与恫吓之能事，拼命想制止保加利亚人，但所有这些均碰了钉子，保加利亚军队的动员照常进行。斐迪南国王依旧不折不扣地推行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十分危险的政策。铁的纪律控制了农民出身的士兵，无情的镇压平息了议会的各派势力。直到最后一刻仍执迷不悟的塞尔维亚人已做好迎接毁灭的准备，他们一方面向协约国大声疾呼，另一方面要在战场上决一雌雄。
我们现在必须要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影响。此时能够及时给予塞尔维亚援助的唯一国家是希腊。因此，协约国所有国家终于联合起来恳请希腊投入大战。希腊曾经两度将自己交由协约国支配，但她却两度遭到断然拒绝。现在轮到协约国求她了。根据条约，希腊有义务援助塞尔维亚抵抗保加利亚的进攻。康斯坦丁国王和支持他的希腊人声称，这个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这场战争，因为塞尔维亚不仅遭到保加利亚而且遭到另一个大国的入侵。塞尔维亚拿出这个条约要求希腊支援，同时也呼吁协约国派150000名士兵。M.韦尼泽洛斯已通过选举再度担任首相并且是议会多数党领袖，他要求协约国派军队赴萨洛尼卡，以便能让希腊加入战争，履行其光荣义务。作为一种直接援助塞尔维亚的军事措施，协约国军此时在萨洛尼卡登陆是荒谬的。除非希腊进行支援，否则，在有效的援助到达之前，集中在塞尔维亚东部和北部战线上的敌军将彻底蹂躏那个国家。但是作为一种鼓励和催促希腊采取行动的政治举措，向萨洛尼卡派遣协约国军队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抽调何处的军队？显然要抽调达达尼尔的军队，而且也只有抽调达达尼尔的军队。于是，在9月份的最后几天，从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处于强大压力下的部队中又抽调了一个法国师和一个英国师，只能腾出这两个师，只有这两个师能及时赶到萨洛尼卡。
将达达尼尔的军队调出起到了事与愿违的作用，能够了解这个问题实质的读者对此一定不会感到吃惊。康斯坦丁国王一生受的都是军事教育。他十分仔细地研究了本国的战略形势，并在这方面以权威自居。只有完善的军事计划才能打动他的心，从协约国那儿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计划。当他得知协约国将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出两个师前去增援的消息时，他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达达尼尔行动计划将要被放弃了。他觉得，倘若他加入战争，要不了多久他将不仅对付保加利亚人，而且还要对付目前被拴住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主力部队。他从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中看出，这两个国家已经清楚承认达达尼尔行动计划即将失败，这个行动计划的成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主宰着东方的战争形势。要从国王的心中消除这些忧虑是不可能的，何况他对德国原来就颇有好感，这一切终于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弗朗西斯·埃利奥特爵士(10月6日)说：“部队从达达尼尔海峡调往萨洛尼卡这件事令陛下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是放弃远征计划的开始，并将使土耳其的全部军队得到解脱，可以去增援保加利亚人。”
这两个师已经启程上路，英国海军在萨洛尼卡海港布下了防潜网，此时康斯坦丁国王却解除了邀请协约国部队的韦尼泽洛斯的职务。协约国因而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希腊已经变成了一个亲德国的、并且决心拒绝履行其对塞尔维亚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希腊。这样一来，远征萨洛尼卡的目的便完全消失了。但是英国与法国的那些主张这次远征的掌权人物却执意坚持下去。眼睁睁地看着塞尔维亚人与强敌展开殊死搏斗所遭受的苦难，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小的盟国被蹂躏而感到的耻辱与悲伤，加之对达达尼尔战役的厌倦和忧虑，这一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舆论浪潮。我一再指出达达尼尔海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想让保加利亚改变行动计划，并让塞尔维亚免遭毁灭，唯一的机会就是使用海军打通海峡。甚至到了最后关头，英国海军进入马尔马拉海仍旧可能改变局面。已经动员起来准备向一方发起进攻的保加利亚人有可能会转而进攻另一方。如果德·罗贝克将军和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愿意动手，贝尔福先生虽然完全准备承担主要责任，然而，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强制他们或用别人替代他们。因此，只有等待灾难降临了。
内阁对这种绝望的局面已忍无可忍，显然，法国政府也有同样的焦虑。人们产生了一种速派部队去援助塞尔维亚的强烈愿望。部队要及时到达是不可能的，但是解释这一点也无济于事。在10月6日星期五这一天，内阁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混乱的讨论，随后决定由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参谋会议认真判断这种纷乱的形势。人们向帝国参谋长和第一海军大臣召集的由陆、海军专家出席的会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办？整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这些军官们一直在考虑和准备他们的报告；在10月9日星期一这天，大臣们开始传阅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参谋部与在法国的总司令部忠实地保持一致意见，并根据几乎所有的正统军事观点，建议应该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支持洛斯战役，他们认为从这场战役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这一点上，不仅1915年的事件，而且1916年和1917的事件都证明了他们的错误。英国军队在最大的支持下用最充份的弹药继续在那里战斗，但是他们不仅来能突破德军的防线，而且由于德军的反击他们还丧失了原来的很大一部分战果。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和1917年的帕斯琴达尔战役，耗费了大量弹药和生命尚且不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战果，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依靠那么一点进攻力量还能有什么机会吗？最好、最正统的军事观点此时已经与现实大大脱节，以致参谋部至今还在考虑使用大批骑兵突破德军的防线。突破防线之后骑兵又该怎么办？对此他们却没有解释。
但是在关于法国进攻的一般问题到东方局势所提出的特殊问题的讨论中，陆军参谋部和海军战时参谋部以肯定的语言反对萨洛尼卡行动计划和支持继续进行达达尼尔战役。主张萨洛尼卡行动计划的人正是那些强烈要求将争执不下的问题移交给海、陆军专家作公正判断的人，可是他们对于他们诉请裁决的专家的决定却完全不愿接受。
10月9日夜晚，这些问题被提交给战时会议(其成员已经增加，争执双方的头面人物都包括了进去)，显然，在萨洛尼卡和达达尼尔之间无法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在另一方面，尽快派大批部队去增援东方战场已是双方的共同立场。由于部队调动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似乎有理由可以认为，在这个时间形势的发展可能最后使双方达成一致。会议的最后决定是从法国撤出6个师派往埃及，至于这6个师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首相感到自己同意这种安排是迫于无奈，在我看来，他的个人意愿一直是想在达达尼尔海峡坚持下去，他竭力耐心地运用各种手段引导大家支持这个观点，以便保证能尽早作出必要的决策。操之过急有可能会使政府破裂。我始终强烈认为让内阁垮台也许会好得多，与其保留所谓的“全民团结”牺牲至关重要的实际行动，不如让内阁中这个或那个派别完整地贯彻自己的一套主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与法国人之间出现的麻烦。
图12、巴尔干半岛
Adrianoplia，阿德里亚诺波尔；Athens，雅典；Austria，奥地利；Belgrade，贝尔格莱德；Bosnia，波斯尼亚；Budapest，布达佩斯；Bukharest，布加勒斯特；Bulgaria，保加利亚；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Croatia，克罗地亚；Dalmatia，达尔马提亚；Doburoja，多布罗加；Easter
Rumelia，东鲁米利亚；Enos，埃诺斯；Gallipoli，加利波利；Greece，希腊；Herzgovina，黑塞哥维那；Hungary，匈牙利；Janina，约阿尼纳；Kosovo，科索沃；Macedon，马其顿；Moldavia，摩尔达维亚；Monasdtir，莫纳斯提尔；Montenegro，门的内哥罗；Nish，尼什；Novibazar，新巴扎；Romania，罗马尼亚；Sahonica，萨霍尼卡；Saldruka，萨尔德鲁卡；Scutari，斯库塔里；Servia，塞尔维亚；Smyrna，士麦那；Sofia，索菲亚；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Turkey，土耳其；Uskub，于斯屈布；Varna，瓦尔纳。
法国政府此时已全力主张萨洛尼卡计划。他们宣称打算派萨拉伊将军的军队去萨洛尼卡而非去达达尼尔，并且要求我们尽力支持他们。于是，内阁围绕着这个建议又爆发了新的一轮争辩，该建议要求将已经奉命奔赴埃及的部队转而开往萨洛尼卡，从而放弃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进一步的大规模行动。大家再一次求助于军事专家.参谋部在一份文件中表明，拯救塞尔维亚人已无任何可能，萨洛尼卡行动是一个危险而无效的、使军队力量分散的错误方针；以后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份文件的观点。有了所有陆、海军专家的明确结论做后盾，内阁拒绝了法国人的建议，坚持要将英国的增援部队按照协议派往埃及，在那儿更换亚热带装备等等。为此，法国政府派霞飞将军来到英国。香槟战役失败之后他已没有资本抗拒自己政府的强有力倾向，也不太想让萨拉伊将军留在巴黎。他来到英国后，由于首相一时生病无法见他，会见了内阁的主要成员。我受排挤未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肯定不会买他的帐。会议结束之后内阁获悉，霞飞将军保证他军事判断万无一失，确认萨洛尼卡远征是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他还威胁说，如果英国不给予有效的合作他将辞去法军司令的职务。尽管英军参谋部坚决拒绝，并最坦率表示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但内阁还是在这种粗暴的威胁下屈服了。
英国政府的最终政策虽然在方向上有错误在时间上已经太迟，但仍有其崇高之处。10月12日英国向罗马尼亚和希腊发表了下述声明：
能够帮助塞尔维亚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由罗马尼亚和希腊立即向奥、德和保加利亚宣战。如果宣战，英国政府将毫不迟提地与罗马尼亚签定军事条约。根据条约，英国将保证在巴尔干战场上投入至少20万人的军队，这不包括已经驻扎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军队。如果法国也派部队——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么做——他们的部队将投入20万军队；如果他们不派，英国政府将独自提供全部的军队。
这支军队将包括几个最训练有素的师，他们将代表我们协约国留在这个战场上直到完成任务。一旦运输条件具备，部队将陆陆续续而且源源不断运去。我们估计到11月底15万人将可望抵达，到年底20万人将全部抵达。
在军事条约中将清楚地列出这支部队各个单位的抵达日期。我们将向希腊重申这个提议，如果罗马尼亚准备立即行动，我们将敦促希腊立即履行其对塞尔维亚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如果在三个月以前能表现出这种精神，我们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而正是因为大难临头才激发起我们的这种精神。如果在8月或9月能向加利波利半岛或亚洲海岸派出这么一支军队，我们就可以击垮已经精疲力竭的土耳其军队，从而反败为胜扭转整个东方的战局。现在我们提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并非出于先见之明，而是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可惜这些优厚的条件已无人理睬。对罗马尼亚和希腊全然不起作用。
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中，由于未能挽救塞尔维亚，爱德华·卡森爵士辞去了职务，由于试图挽救塞尔维亚未成，德尔卡塞先生也辞职了。
08.
10月9日，毁灭的风暴席卷了巴尔干半岛，马肯森率领9个德国和奥地利师渡过多瑙河，从北面进入了贝尔格莱德。两天后保加利亚人从东面入侵塞尔维亚。这种两面夹击是难以抵挡的。于斯屈布在10月22日陷落，尼什在11月2日陷落。又过了一个月，莫纳斯提尔沦陷，到了12月中旬，塞尔维亚军队被消灭或者被赶出塞尔维亚土地。
由于保加利亚人严酷无情的追逐，溃退的塞尔维亚军队和人民受尽了战争和冬季的折磨。成千上万失去保护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生命，整个国家惨遭蹂躏，陷入了被彻底征服的境地。与此同时，大批开始在萨洛尼卡集结的英、法军队成为这些事件无用的旁观者，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协约国军队被闲搁着，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舰队依旧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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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原书第527页后巴尔干半岛地图。
②显然这儿指的是”士兵”，即伤亡的人员。
第36章、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01.
前一章所描述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计划的放弃。首先，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即将开放的交通线，似乎能使土耳其人得到各类物资的大量供应，尤其是重型大炮和弹药。我们驻扎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部队，他们的阵地无法局部撤离，因而遭受敌人炮火大大加强的威胁。其次，萨洛尼卡远征一定会成为达达尼尔行动利害的竞争对手，进一步削弱那儿已经陷入困境的军队的现有力量，截住或转移本来应向他们提供的增援力量和物资。到处充斥对临近失败(如果不是最终灾难)的忧虑。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和放弃整个行动计划之所以被耽搁了一阵子，只是因为我们害怕士兵会在海滩上被屠杀，部队会因此而损失大半。作为撤离的第一步，基奇纳勋爵在10月11日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去了一份电报：
如果我们决定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并且以最小心的方式执行撤离计划，你估计部队可能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①……
伊恩·汉密尔顿曾经声称撤离是“不可想象的”，他在12日的复电是：
理智地计算一下，我们撤出加利波利除了会损失必须要使用到最后的大炮以及贮存物资、轨道设备和马匹之外，还可能使部队损失过半。……我们或许会很幸运，损失会比我估计的要小得多。
10月14日，政府决定召回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并派门罗将军去接替他的位置。这位军官曾在法国指挥过一支部队，西方的观念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在他看来，这场大战战略的最高概念就是“杀德国佬”。能杀德国佬的任何办法都是好办法。不能杀德国佬的任何办法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这种办法能使别人杀德国佬和能杀更多的德国佬，或者能够制止德国佬有能力杀我们。在他这种人的心目中，占领君士坦丁堡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摧毁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将巴尔干国家团结在协约国的周围只不过是些政治把戏，所有的军人都应对此嗤之以鼻。内阁并不了解门罗将军的奇特的观点。何况他所谈的都是纯军事性的。他应对下述问题发表见解：加利波利半岛是否应放弃还是作另一次努力占有它；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够(1)占领半岛，(2)保证海峡通畅，(3)拿下君士坦丁堡。②在这个从根本上说属于两栖作战的行动中，他的话没有提到舰队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大量的军队正离开法国奔赴东方战场，应如何部署这些军队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形势紧迫，大家焦急万分地等待着门罗将军的报告。
然而，用不着悬念。门罗将军是一位决策迅速的军官。他来了，他看了，他决定投降了。10月28日他来到达达尼尔海峡，到了29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什么也不讨论，只讨论撤离。30日他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没有去海滩以外的地方，他只用了六个小时就熟悉了安扎克、苏夫拉湾和海勒斯角长达15英里的战线的情况，在每一处他都会对主要指挥官扔下几句令人泄气的话。他在各个军指挥部将师长们叫来，分别挨个问他们类似这样的问题：“假如你再也得不到任何兵员补充，面对土耳其人从德国得到源源不断的重炮和弹药的大量供应，你能顶得住吗？”用这种方法他搜集到了一些含含糊糊的答复，带着这些答复他回到了因布罗斯。从此以后，在他执掌指挥权的任期内他再也没有踏上半岛一步。他的参谋长也是一位主张撤离的热心分子，他根本就没去过半岛。10月31日门罗将军发来了电报，建议完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彻底放弃这场战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认为除了整个战役宣告失败之外，部队将损失30%到40%，也就是要损失4万官兵。这是他准备接受的。两天后他动身去埃及，将达达尼尔的指挥权临时委托给伯德伍德将军。
门罗将军要求“撤离”的电报，对基奇纳勋爵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之余，他又鼓足力量挺立起来，这时候他体现出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不屈不挠的本质。
基奇纳勋爵致伯德伍德将军
绝密，1915年11月3日
门罗送来的报告你想必已经知道。我将去你那儿；明晚动身。我已见过凯斯舰长，相信海军部会同意由海军作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我们必须尽力帮助他们，我想我们的军舰一旦进入马尔马拉海，我们就夺取布莱尔地峡，如果土耳其人依旧坚持到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向海军供应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