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你一定看了布坎南有关俄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电报；若没看，菲茨杰拉德将给你送去。
你是否认为，海军采取行动能够阻止土耳其(人)宁愿君士坦丁堡防御力量空虚而将更多的军队运入高加索？
随这封信菲茨杰拉德上校给我送来了电报，其中下列摘录有重大意义：
本周初俄国人在高加索的处境令人焦虑，土耳其人展开的包围运动严重威胁俄军的安全。高加索军总司令急切要求增援，许多高加索军队正在对付德国人，但是大公已通知总司令他必须设法像他那样挺住。……
然而，大公要求基奇纳勋爵利用海军或陆军在其他地区展开一次针对土耳其人的佯攻，然后将消息传开；在他看来，土耳其人很容易突然改变行动计划，这个消息可以促使土耳其人撤出一部分在高加索与俄军战斗的军队，从而缓解俄国人的处境。②
大公补充道，即便基奇纳勋爵无法援助，他仍将坚持目前计划。
那天较晚时，基奇纳勋爵又亲自来海军部见我，我们详尽讨论了发自俄国的电报以及海军能否给予援助。在土耳其战场上所有可能供选择的办法我们都提到了。我们俩人都还记得11月份我们曾讨论过从埃及袭击加利波利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也都清楚地看到进攻君士坦丁堡成功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如果在下一阶段认真进攻，有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可能，那末现在仅仅为了佯攻而惊动他们，将是极大的莽撞之举。我阐述了这个观点，并建议寻找其他途径帮助俄国人。对此见解基奇纳勋爵并无异议，但是他再一次坚定表明他已没有多余的军队，所以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这次谈话我没有记录，但是在同一天(1月2日)基奇纳勋爵送来的第二封信可以证实我的回忆。
基奇纳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5年1月2日
我认为我们无法非常认真地帮助高加索的俄国人。
土耳其人显然正在将其大量军队从阿德里安堡撤出，使用他们增援对付俄国人的军队，或许会通过黑海运送军队。
在高加索与波斯北部，俄国人处境困难。
我们没有军队去任何地方登陆。在士麦那佯攻毫无好处，或许会引起屠杀基督徒。我们在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尝试过，再来一次不会有多大效果。叙利亚海岸也不会有效果。
帷有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佯攻也许能起阻止土耳其增援部队东进的效果。正如大公所言，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同时能把消息立即传开，效果将尤其显著。
几个月内我们无法作好大干一场的准备。
同一天，无疑是他与我谈话的结果，基奇纳勋爵通过外交部向彼得格勒发去如下电报：
请谕向大公保证，我们将采取行动展开针对土耳其人的佯攻。然而，我们担心我们设计和实行的任何行动不太可能严重影响敌人在高加索的数量或导致他们撤军。
这份电报让我们承担了向土耳其开展某种佯攻的义务，但是在佯攻的方向、性质或规模等方面我们没有承担义务。这是回答一个倍受压迫协约国的要求所能说的最简短的话。
第二天上午(1月3日)，费希尔勋爵出面了。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读了内阁的各种文件以及俄国的电报，而且对我和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也一清二楚。他现在寄给我的信十分重要。此信完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信中文风紊乱，但丝毫不影响其观点的犀利与深刻。我认为费尔希勋爵从未采取过或表达过，与最初确定的那些基本原则相冲突的行动或观点。他始终赞成制定大规模计划以对付土耳其人，也赞成联合巴尔干各国。他始终相信保加利亚是这一地区形势的关键所在。他始终准备冒险把老式的战列舰作为大规模海军、陆军与外交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庞大计划未能实施不是他也不是我的过失。
1915年1月3日
尊敬的温斯顿，汉基已经通知我，战时会议将于下一个周四开会，我以为这次会议将如同一场九柱戏！每人都会怀揣一个方案，一个木柱倒下会碰倒边上的木柱！我认为进攻土耳其是站得住脚的！——但只有马上进行！然而这一点却做不到！我们宫廷式的委员会要休会直止两周后的星期四！(注意：我们上一次开会是什么时候？取得了什么结果？？？)
我们将作出的决定无非是徒劳无益地炮轰达达尼尔海峡，这样的炮轰只会白白耗损“不倦号”上那些无法更换的大炮，也许军舰本身也需要更换了。上次的炮轰带来什么好处？有没有从高加索赶走一个土耳其人？那儿的战争照样进行！你需要一个人决断！我的土耳其方案如下：
一、任命现在的军雷主任W.罗伯逊爵士为远征军司令。
二、立即用英国本土军取代约翰·弗伦奇跨士指挥的所有印度兵与75000名能吃苦耐劳的军队(如同你所提议的那样)，然后派遣这支表面上去保卫埃及的、远征土耳其的军队登船！尽一切可能从马赛出发！直接在贝西卡湾登陆，在进攻海法和亚历山大勒塔的埃及英军来到之前仍应保持先前的假象。考虑到亚历山大勒塔拥有难以估价的伊甸园的油田，应该真正占领它，那里有铁路直接通达。我们赶走盘踞在亚历山大勒塔拥有大量土耳其特许权的德国人——那里是英国的头号敌人冯·比伯斯泰因元帅的最后一个舞台！
三、在我们进军贝西卡的同时，希腊人进军加利波利，保加利亚人进军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进军奥地利(你自己说过这些！)。
四、同时让斯特迪率领“威严号”级军舰与“老人星号”级军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上帝保佑他！
但是正如伟大的拿破仑所说，“迅速”——否则——“失败”！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团体做成过大事！你需要一个人决断！
你的费希尔
费希尔的整个方案从未有过最小机会付诸实施。他建议委以重任的威廉·罗伯逊爵士可能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无疑如他自己所描述，他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决定性战场上。从约翰·弗伦奇的麾下撤出印度军团和75000名能吃苦耐劳的军队，用本土师团替换他们，这可能会遭到抵制，问题会严重到在全体参谋支持下总司令提出辞职。霞飞将军和法国政府可能会明确表示抗议。费希尔勋爵在第三点中谈到了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罗马尼亚人，准确表达了每一个人想要的做法。对于世界的这一地区来说，这显然是最高目标。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与此点相关，费希尔勋爵的第四点给我有深刻印象。他在这里建议使用老式的战列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这却是第一次。
这一系列有份量的表述感动了我。我认为我发现在我一直抱着极大希望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个方针上大家的意见有巨大会合。赞成它的议论已成压倒多数。现在政界、海军和陆军的最高权威人物显然已准备全力以赴。劳合·乔治先生的所有主张和影响似乎都投入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领域。虽然他的方法不同，但他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地利与土耳其——是相同的；他的所有论点对两种方法都同样适用。通过与贝尔福先生的谈话，我了解他也对在东南战场上可能取得成功军事行动的有利因素有深刻印象。最后，外交部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当然对此颇感兴趣。在这件事情上意见取得很大统一。在这件事情上似乎终于获得了行动所需要的足够动力与团结。但是有切合实际的计划吗？我决心找出这样的计划。1月3日，在费希尔勋爵的积极支持下，我与专门研究这个战场从而为我们献计出谋的亨利·杰克逊爵士谈了一次话后，我给正在达达尼尔海峡负责指挥的卡登中将发去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海军部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3日
海军大臣提出咨询如下：
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
有人认为可以使用装配防水雷器的老式战列舰，以运煤船或其他商船作为防水雷和扫水雷船在前面开道。
结果的重要性将证明，付出严重损失是正当的。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这一切都是试探性的。在那个阶段，我甚至没有对进攻土耳其的总原则作出表态。我想权衡各种条件，以便确定制订这样的计划，事实上要求怎样的支持。当时，正如上一章中所说，我们的事务因正在讨论的两项计划而复杂化，一项是陆军沿着海岸挺进，另一项是封锁泽布吕赫。
我仍旧在煞费苦心地考虑北方战场，考虑博尔库姆岛与波罗的海的情况。1月4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写了一张便条，就有关第二天要在战时会议上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了一下看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们最好听听别人对土耳其方案的意见。我不惜派遣10万军队，以求获得巴尔干半岛的巨大政治后果。”……
同一天他答复说，“占领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海军优势和获取黑海的小麦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汉基上校的土耳其行动计划极为紧要，刻不容缓。”③
如果能获得战时会议以巨大规模和必要干劲与决心大力推进，我们则毫无疑问可以齐心协力、满怀热忱地开展南方的两栖行动计划。
1月5日，卡登中将的答复到了。他的答复值得注意。
卡登中将致海军大臣
1915年1月5日
关于你本月3日电报，我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不能迅速攻克。
调动大量军舰和展开持久战可以攻占达达尼尔海峡。
那天下午，在战时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进攻土耳其和在近东进行佯攻。每个人似乎都对它的有利因素很热心，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我念完了卡登中将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前景，即在不承担新的大规模的军事义务的前提下，以决定性方式影响东方局势；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借此我们既可以帮助大公，又不必仅仅为了一次佯攻而浪费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机会。回到海军部后，我发现参谋长奥利弗上将和亨利，杰克逊爵士都赞同利用持久战逐步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想法。我与亨利·杰克逊爵士进行了一次谈话，那天，他为那个问题做了完整的备忘录(几天后我念了他的备忘录)。亨利·杰克逊爵士反对任何急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但是他谈到11月3日的短期炮轰起到了一定作用，一步一步地削弱堡垒的想法引起了他的兴趣，尽管需要陆军紧随和完成海军的进攻，尤其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于是参谋长、研究这个特殊战场的将军，以及负责指挥的将军在原则上取得了明显的一致。分散在遥远的不同环境中的军官们表示了一致意见之后，我深有感触，因此，1月6日我给卡登中将发去电报如下：
海军大臣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6日
你的观点已获此地高层权威人士的同意。你认为能取得什么成果，需要什么兵力以及如何运用兵力？请来电详谈你的看法。
1月8日战时会议又召开了一次会，长时间讨论了东方战场的形势。研究了各种不同条件，基奇纳勋爵发表意见赞成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他告诉战时会议，达达尼尔海峡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军事目标，因为陆军可以与舰队合作发起进攻。他估计15万人足以夺取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他保留他的最后意见。他不提供部队，而且清楚表明没有部队可供使用。因此，他的贡献是，而且有意成为纯粹理论上的。
1月11日，卡登的详细方案到了。这个方案的细节主要是由一名非常能干的海军陆战队军官——戈弗雷海军上校(中将的参谋之一)——和“不屈号”上的一名大炮专家俩人制定的。我在此将所有要点列举出来。
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A)完全铲除入口处的防御工事。
(B)铲除海峡内的防御工事直到包括凯佩茨据点的8号炮台。
(C)铲除恰纳克狭窄段的防御工事。
(D)清除通过布雷区的通道，经狭窄段向前挺进，铲除狭窄段上的堡垒，最后向马尔马拉海进军。
……需要兵力：12艘战列舰，其中4艘装备防水雷器；3艘战列巡洋舰——进入马尔马拉海时应有2艘可以使用、3艘轻巡洋舰、一艘小舰队领航舰、16艘驱逐舰、1艘补给维修船、6艘潜水艇、4架水上飞机及其运载舰“福德号”、12艘扫雷舰包括4艘快速扫雷舰、1艘医疗救护船，在泰内德斯岛需要6艘运煤船，2艘军火供给船。以上兵力已将损失考虑在内。
行动细节：
水上飞机频繁侦察必不可少。
(A)对堡垒实行间接炮轰，在有效射程内则进行直接炮轰完全铲除目标；摧毁入口处的鱼雷管和控制布雷区的大炮；清扫布雷区。
(B)战列舰以扫雷舰开道进入海峡，然后朝上游行驶，直到可以将8号炮台摧毁的位置。
(C)由战列舰定位，战列巡洋舰从加巴山朝堡垒猛烈炮击，在有效射程内直接炮轰将堡垒彻底铲除。
(D)战列舰以扫雷舰开道进逼狭窄段。首先从加巴山炮击22号、23号、24号堡垒，由水上飞机对22号堡垒定位然后直接火力攻击。清扫狭窄段的布雷区，用直接火力铲除纳加拉堡垒，然后继续由扫雷舰开道朝马尔马拉海进军。
在(C)阶段弹药消耗会很大，但是若供应充足结果应能成功。如果“格本号”从纳加拉出动增援，(B)阶段的难度会大大增加。除非潜水艇的进攻获得成功，否则就得从加巴山调来或直接增派战列巡洋舰。
军事行动所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人经受炮轰后的士气；取决于主要由德国人训练的守备部队的顽强程度，还取决于天气的好坏。目前大风频繁。完成所有军事行动大约需时一个月。
将会消耗大量弹药。要准备需要的大致估计数量。
任务完成后中队部署：在马尔马拉海，2艘战列巡洋舰、4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1艘小舰队领航舰，12艘鱼雷艇驱逐舰、3艘潜水艇、1艘供应船只和1艘弹药船、4艘扫雷用运煤船。
其余兵力用于保持海峡开放以及保护扫雷艇完成扫雷任务。
这个方案令所有看过的人印象深刻。方案之详尽令我耳目一新。我的电报曾仔细考虑了，属于有组织“速攻”性质的某些问题，应与费希尔勋爵的关于让斯特迪上将率领“老人星”级战列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取得一致。我将电报的副本立即送交首相及其他一些人，让知情者对它进行自由讨论。第一海军大臣与参谋长似乎赞成这个方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对其技术上的完备提出过丝毫质疑。例如，在四五个各自有一套技术班子的海军权威人士中没有人在私下里说，“这个方案荒唐。军舰不能与堡垒战斗”，或对方案的细节进行批评。相反，他们均认定它为极吸引人，是颇有希望的建议；在海军部的秘密圈子里已产生一种十分清晰的赞成这个军事行动的见解。就在此时，战时参谋部提出了一个建议，对这个问题肯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伊丽莎白女王号”——在5艘快速战列舰中她排行第一——配备了15英寸大炮，此时已准备完毕。决定让她去安全而平静的地中海水域进行射击演习和校准火炮。她实际上已接到命令开往那里。现在参谋部又建议她应该去达达尼尔海峡试验舰上的巨炮，而且指出她可以在远离土耳其堡垒射程之外开炮。这种情况我以前没有碰到过，一经提出，其重要性便显而易见。大家都觉得正面对一个新的事实。而且，“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争论产生了累计效果。卡登中将从未梦想得到她。我们以前的讨论和他的详细方案都没有想到她能提供的帮助。
02.
作为我们讨论的结果，此刻我要求参谋部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指示，同时，我还大概举出这次军事行动显然可以使用的舰艇。
1月12日
战时国务大臣，
第一海军大臣，
参谋长，
(1)按提议那样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我军强大得足以击败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中队到达马尔马拉海，这将是最最重要的胜利，它将改善东方整个战局中我们的优势。
(2)有可能提供卡登中将所需兵力而不削弱领海所需要力量的最低优势。领海内有如下军舰：
“大洋号”、“速捷号”和“凯旋号”(已经在或派往这一水域)。
“复仇号”和“老人星号”(从大西洋调来)。
“阿尔比恩号”(从好望角调来)。
“恺撒号”和“乔治王子号”(从直布罗陀调来)。
“胜利号”、“火星号”、“辉煌号”和“汉尼拔号”(已经奉命在国内拆卸)。
“伊丽莎白女王号”(已经被派往立布罗陀装配大炮)。
“不屈号”(奉命赴地中海接替“不倦号”)。
“不倦号”(已在此地)。
由此可见，除了四艘已奉命拆却的主力舰外，所有其他主力舰都不离开领海。
(3)上述兵力还未将在场的四艘法国战列舰与六艘据报告可使用的其他军舰计算在内……
(4)军事行动可以于2月1日开始，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对入口处的堡垒进行远程炮击。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的效果明朗化之前，没有必要展开全面进攻。为使计划顺利实施，一切安排都应秘密协调进行，水上飞机和辅助船只及时供应。卡登中将负责指挥。……
相应制定具体方案。
W.S.丘吉尔
费希尔勋爵批准了这份草案，后来(2月9日)他又亲自在舰队名单上添加了两艘准无畏级战列舰“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这大大加强了力量，同时降低了在相同程度上大舰队的最低优势。
1月13日，我将计划送交战时会议。我24小时前已将卡登中将的电报交该会议的主要成员传阅，当然包括首相和基奇纳勋爵。
基奇纳勋爵认为这个方案值得一试。他说，如果炮击被证明无效，我们可以放弃。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都在场。他们没有发表意见，我自然以为他们都同意了。会议一致通过了决定，并以如下奇怪的形式记录在案：
海军部应立即考虑在亚得里亚海的卡塔罗或其他地区采取有效行动的可能性，旨在(尤其)对意大利施加压力。
海军部还应在2月份准备一支海军远征队，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炮击并夺取加利波利半岛。
会议休会之后，我征得费希尔勋爵的同意给卡登中将发去如下电报：
海军大臣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15日
在昨天的内阁战时会议上第一海军大臣和我提交了你的计划，在原则上获得通过。
2月15日以前提供你所要求的兵力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觉得没有困难。
我们完全同意你采取德国人在安特卫普所使用的方法，将坚垒一个一个逐步铲除的计划。
我们提议将此次军事行动委托给你。
德·罗贝克将军也许会成为你的副手。
我们开始行动越早越好。
你将很快接到部里的正式命令。
继续完善你的计划。
03.
我现在着手与法国政府商谈此事，除了商讨其他问题外，地中海的指挥权应当重新调整。我概述了我们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并作补充如下：
鉴于此次作战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海军部并不希望此时对地中海那个部分的局部指挥权做任何变更。然而，海军部希望法国战列舰中队以及法国潜艇、驱逐舰和“福德号”水上飞机运载舰能在一位法国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我们进行合作。
在将此照会送交法国海军武官之前，我特意要求首相、基奇纳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在文件上正式会签。这种预防措施对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是合适的，这样做使以后不会产生误解至关重要。
我给尼古拉大公也送去了同样的通报。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形成及其详尽细致的内容，从其性质上说纯粹是海军的和专业性很强的精心策划。利用远程炮击逐个清除堡垒的方法是卡登中将及其参谋部的炮兵军官提出的。接受这种想法并研究和批准其细节的则是亨利·杰克逊爵士及海军参谋部。不管是对还是错，这是一项由海军制定的方案。同样，海军部的执行细则纯粹由参谋长及其助手拟定。我概述了由我们管辖的全部老式战列舰资源。但是参谋部提议增加“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由此舰增加的所有附属设施。正是由于第一海军大臣的建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中又增添了另外两艘最强有力的军舰“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这个方案的专业概念完整性没有受到任何外行或文职人员的干涉或损害。
我这样写丝毫不想减轻或推卸责任。我的意图不是在那里。我没有也没有能力制定这个方案。但是当方案由海军当局制定出来经高级技术权威人士修改和认可并由第一海军大臣批准之后，我便抓住这个方案将它送上执行之路；以后我又竭尽全力支持这个方案。当别人提不出新的理由却削弱或改变他们的主意时，我便牢牢地使方案符合先前的决定，为了协约国的共同利益，我扎扎实实地使方案得到切实试验。
04.
关于倡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的第一阶段的叙述，就到此为止。关于文件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这项计划在当时主要的海军权威人士与战时会议的成员中讨论了20天。在海军部，它是我们秘密圈子里激烈争论的问题。直到此时，所有意见都是赞同这个方案的，还没有出现反对它的声音和提出反对它的论点。澳大利亚官方史的作者认为，用下面这段结论来概括这段历史是正确的：
“于是，由于丘吉尔过多的想象力，由于外行对大炮的无知，由于年轻人热情说服了头脑迟缓的老年人，加利波利悲剧终于发生。”
我历来对于澳大利亚人民具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所以我希望他们为自己去研究事实真相，不要满足于如此粗糙、不精确、不完整和带有偏见的判断。
————————————
①刘易斯，贝利海军中将在战争后阶段完全证明他具有令人信服的崇高品质，这一点人人皆知。
②重，点号是我加的。
③“计划”这个词不大正确。汉基上校提出是对土耳其战场的重要性的一般评价。
第21章、多格滩战斗
01.
1月中旬，在政府上层的秘密圈子里表现出对海上形势的不安。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的书中描述，在这关键时刻，他认为大舰队的情况特别虚弱。在他写给第一海军大臣的信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计算出来数字，这些数字表示发生大战时英、德两国海军的相对力量。他说英国的几艘无畏级战舰正在进行常规整修；另外两艘，“君主号”和“征服者号”，由于碰撞而暂时瘫痪了。他又搬出了去年11月形成的那套理论：德国人秘密地采用火力十分强大的大炮装备其最新的战列舰。去年11月他提到有4艘军舰装备了14英寸的大炮，而此时增加到6艘军舰装备了15英寸大炮。说德国有此种变化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情报保证能正确得知，这些军舰在什么日期离开船坞开始活动，因此，敌人完成如此巨大的建设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不得不批驳这些论点以及其他性质同样令人吃惊的言论，为此特别建立了一个由第三海军大臣领导的委员会，以平息因相信德国出现这种大规模重新武装而产生的忧虑。
总司令的另一个要求也让我十分为难。他对驻扎在福斯湾的战列巡洋舰表示极度担忧，希望能将她们撤往克罗默蒂，以便更靠近主力舰队。如果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将失去有效手段对付德国人袭击我们沿海。12月16日敌人曾袭击了哈特尔浦和斯卡伯勒，倘若他们故伎重演，我们将无能为力。克罗默蒂距离黑尔戈兰湾与斯卡帕距离黑尔戈兰湾同样远，贝蒂上将和战列巡洋舰撤退到这么遥远的一个泊地，看来我们将毫无必要地陷入无助的境地。说实话，我宁愿整个战列舰队全都南下进驻福斯湾。但是，即便做不到这一点，我也要强烈反对将战列巡洋舰撤离这一在战略上可遇上敌人快速舰的要地。因此，1月20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
战列巡洋舰应该聚集在一起，如此我们便可时常保持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击败德国的所有快速军舰。如果将战列巡洋舰调往克罗默蒂，她们将鞭长莫及、无法保卫英国的海岸。克罗默蒂到黑尔戈兰湾的距离与斯卡帕到黑尔戈兰湾的距离相同。因而我以为不能分散她们或将她们调离福斯湾，除非贝蒂上将报告说他发现该处航行条件有危险。
第二天早上，关于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涉及大舰队实力的事情，我和费希尔勋爵作全面的讨论，他同意我所持的观点。于是，我在21日下午给参谋长送去一份备忘录：
战列巡洋舰应该和目前一样集合在福斯湾，除非贝蒂上将报告说，该处航行条件有危险。……依此行事。
这种忧虑的反映在战时会议表现出来。1月21日首相写信通知我，他要在28日召集战时会议开会，他希望邀请约翰·杰利科爵士出席会议。我意识到海军部四周再一次掀起逆流。我认为，当我们的力量正处于吃紧之时，当各种迹象表明敌人活动很可能出现之际，让约翰·杰利科爵士离开舰队来伦敦出席战时会议是不对的。因此我拒绝召约翰·杰利科爵士来伦敦。
02.
年初德国海军参谋部与德国皇帝举行了一次商谈，结果是对德国舰队施加严格限制。德皇的这些决定的后果是，冯·因格诺尔上将把最强大的第三战列舰中队派往波罗的海训练，这支舰队由“恺撒斯号”和“柯尼希斯号”组成。然而，他打算让驻扎在北海的舰队先开展一次有限的军事活动。由于天气恶劣，这项活动一拖再拖。到了1月中旬，他和德国海军参谋部得出结论，英国海军即将展开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已经听说在贝尔法斯特建造假军舰，于是便将此事与另一个计划联系了起来，即我们打算将阻塞船驶入黑尔戈兰湾几条河的河口。他们兴奋激动了好几天，并处于高度准备状态。19日上午，一架德国水上飞机在黑尔戈兰湾60英里外发现了“众多向东行驶的英国军舰，其中有数艘战列巡洋舰，四周还有近百艘小船”。他们当时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封锁行动。实际上这只是一次由哈里奇港驱逐舰与潜艇小舰队在战列巡洋舰支持下的例行侦察。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德国人得到的情报表明，英国舰队的大批军舰靠近了他们的海岸线，但随后又退走了；由此冯·因格诺尔得出结论，阻塞行动已被放弃或者无论如何被推延了。20日他立即解除了特别警戒，并于21日命第三中队穿越基尔运河，驶往波罗的海演习。这些相互矛盾、互不连贯的决策被别扭地写入了德国的官方历史①。
戒备状态普遍解除之后，按照德军总司令在他的报告和战时日记中规定的指导方针，在北海采取进攻行动变得比以前更为消极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就在此时天气开始转好，参谋长埃克曼中将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弥补恶劣天气时的无所作为。于是，在1月22日他向总司令以书面提出下列建议：
“如果明天的天气依旧像今天下午和晚上一样，派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前往多格滩是很可取的。不需要特别准备，明天早上给高级军官和侦察舰舰发一道命令就够了。
“夜间出发，午前到达，晚间返回。”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冯·因格诺尔上将立即意识到这个建议与刚刚规定的指导方针相矛盾，他在报告页边写道：
‘只有当舰队一起行动时我才赞成军舰出海。可惜目前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他却批准了。……
第二天上午10点25分下述命令通过无线电报发给冯·希珀少将*：
“由高级军官侦察队选派的第一、第二侦察组，即驱逐舰和两支小舰队的高级军官前往多格滩侦察。他们今晚天黑后离港，明晚天黑后返回。”
03.
23日，费希尔勋爵得感冒卧床休息，尽管有种种观点分歧，他在杰利科事件上一直很坚定，支持我。于是我到与海军部大楼毗连的拱门楼看望他。我们就各类问题愉快地谈了很长时间。当我回到海军部我的房间时，已经接近中午。我还没坐稳，房门被突然打开，阿瑟·威尔逊爵士未加通报就闯了进来。他盯着我看，眼神透出一道光芒。他身后是奥利弗，手中拿着海图和罗盘。
“海军大臣，这些家伙又出来了。”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我们让贝蒂去那儿还来得及。”
我们一封接一封发出了下列电报：
海军部致海军舰队(T)准将②哈里奇。取消Z方案。今夜需要你掌管的所有驱逐舰与轻型巡洋舰。派驱逐舰去希尔内斯护航一事取消。
海军部致“雄脚号”中将罗赛斯。所有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与远洋驱逐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等待进一步命令。
海军部致大舰队总司令。第一、第二和第四战列舰中队、巡洋舰与轻型巡洋舰准备今晚天黑后出航。
发完电报，阿瑟爵士简单解释了他根据被截获的德国电报(我们的密码员已将电文破译)和一些其他情报(他是搞情报的老手)得出的结论。所有德国快速军舰将在天黑时出海，英国海岸显然要遭到袭击。我的同僚们接着开始致力于为英国军舰确定会合地。海图和罗盘经纬度圈立刻表明，只有贝蒂从福斯湾出动、蒂里特从哈里奇出动才能在德舰袭击和逃逸前拦截她们。大舰队在第二天下午之前不可能到达现场，驻扎在克罗默蒂的任何舰只也到不了该地。然而，对于贝蒂和蒂里特来说，他们的军舰有时间白天在多格滩附近会合。威尔逊和奥利弗在海图上已经标出敌人的可能行动路线，事后证明他们标出的路线几乎完全精确。他们根据猜测的德舰航速用罗盘一小时一小时地测定敌人航线，直到他们到达我们海岸。然后他们又画出贝蒂和蒂里特从福斯湾和哈里奇出发拦截敌人的路线。我们的意图是，英国军舰拂晓时在敌人后面约10英里某处相遇和会合，或者在敌人向西过去半小时之后随即在敌人和其老巢之间相遇和会合。我们还讨论了是否应冒更大的风险，即让我们的军舰在更靠东的会合点集结。这样做可以更加确保处在敌人与其老巢之间，但是如果大气变得多雾就更有可能找不到敌人；回想起12月16日发生的事情，后一种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因此，集结时间与地点被确定为第二天，即24日清晨七点，在北纬55°13’、东经3
°12’，此处离黑尔戈兰湾180英里，几乎在黑尔戈兰湾和福斯湾形成的一条直线上③。下面这份电报分别发给斯卡帕的大舰队总司令、第三战列舰中队布雷德福上将、罗赛斯的战列巡洋舰司令贝蒂上将以及哈里奇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司令蒂里特准将：④
4艘德国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将于今晚出航前往多格滩侦察，可能将于明晚返回。罗赛斯的所有可使用的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应驶往北纬55°13’、东经3
°12’的会合点，明晨7时到达。(T)准将率领哈里奇的所有驱逐舰和轻巡洋舰于清晨7时在上述会合点与“雄狮号”上中将会合。如果(T)准将在穿越敌人行进路线时发现敌人，应对其发起进攻。除非万不得已，不许使用无线电电报机。本电文发给国内舰队总司令、“雄狮”中将、第三战列舰中队中将及(T)准将。
计算与讨论花去了将近一个小时，而第一海军大臣对所发生的一切却还一无所知。于是我让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将海图和电报稿送往拱门楼，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将电报立刻发出。费希尔勋爵对提出的决策表示满意，随之就采取了行动。
读者可以想象那个漫长的下午和晚上时间充满了何等紧张的情绪。我们无法与任何人分担这个秘密。那天晚上我出席法国大使招待米勒兰先生的宴会，他当时任法国陆军部长，为一项重要使命来伦敦。我们感觉到有一层绝密的与内心沉重的、全神贯注之事的薄膜，把我们与聚集在这里的高贵客人隔开。在12月份，我们几乎没有可信的情报来源。一切都捉摸不定。看上去甚至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现在心里压着这么一件大事，只有一个念头主宰着头脑——黎明的战斗！这是历史上两支强大超级无畏级战舰的第一次战斗。同时还有一种令人震颤的感觉，仿佛眼见被猎捕的动物正一小时一小时地朝陷阱悄悄靠近。
04.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我们便已起床忙碌起来，等到门外天色明亮时，费希尔、威尔逊、奥利弗和我都已经来到作战室。各个部门平时值夜班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下班。突然，像命定一样必然，像阅兵一样准时，从舰队截到的电报送到了我们面前。这是第一轻巡洋舰中队发给“雄狮号”(贝蒂)和“铁公爵号”(杰利科)的电报：
(上午7：30发出，上午8：01收到)
急电。发现敌人。北纬54°54’，东经3°30’。向东行驶。包括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数目不详。
两分钟之后：
急电。北纬55°24’，东经4°15’。发现敌人，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朝东南与正南之间方向行欲。
于是，敌情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海军部的安静的屋子里分分秒秒地跟踪着一次海上大战的具体细节，人的精神经历中不可能注入比这更多的冷酷刺激。在远处蓝色的大海上，在格斗的军舰上，在大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中，历史事件的片断正一幕幕地展现在肉眼前。那里有最强烈的战斗感觉；那里有战斗的愤怒；那里充满紧张、默默经受肉体与精神苦楚。但是在白厅只有钟在滴答走动，一些沉默不语的人匆匆走进来，将铅笔写的纸片搁在别的同样沉默不语的人面前，他们或在画线条或在潦草计算，不时地用手指指点或者压低嗓音简短地评说几句。电报一份接着一份，间隔只有几分钟，有人在收到并译出时顺序经常颠倒、意思也常常含混不清；在这些之外在头脑中一直有一幅图象时常在闪烁变化，环绕这幅图象在每个阶段想象力会冒出希望或悲剧的闪光。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总司令
(上午8：00发出，上午8：20收到)
敌人军舰改变航线转向东北。
“雄狮号”致总司令
(上午8：30发出，上午8：37收到)
发现敌人4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驱逐舰数目不详，方位南61、东11英里。我的位置北纬54°50’、东经3°37’。航向南40东，速度26节。
总司令致第三战列舰中队
(上午9：00发出，上午9：18收到)
朝黑尔戈兰湾方向行驶。
蒂里特准将致总司令
(上午9：05发出，上午9：27收到)
第一与第三小舰队在战列巡洋舰后。2英里。
总司令致第三战列舰中队
(上午9：20发出，上午9：28收到)
支援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作战。
“雄狮号”致总司令
(上午9：30发出，上午9：48收到)
正与敌战列巡洋舰交火。距离16000码。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雄狮号”
(上午10：08发出，上午10：18收到)
敌人派最后面的一艘战列巡洋舰离开舰队。我被赶走。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雄狮号”
(上午10：21发出，上午10：27收到)
我正与敌人保持接触。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总司令及“雄狮号”
(上午10：15发出，上午10：59收到)
敌人飞艇，方位东南南。
将近一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听到“雄狮号”发电报，这段时间里也许她与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正在激战中。约翰，杰利科爵士显然也感觉到这种压迫性沉寂的重量。
总司令致“雄狮号”
(上午11发出，上午11：09海军部收到)
你在战斗吗？
随后又是20分钟的沉寂，感觉似乎要长得多。然后，到了11点37分，终于传来了电报，这个电报不是从“雄狮号”或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发来的，而是指挥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的高级军官发给总司令的：
与敌人战列巡洋舰猛烈交火。北纬54°19’、东经5°05’。
有人说，穆尔正在报告：“雄狮号”显然遭重创。
这时我的心里浮现出一幅纯粹无关的画面。我回想起曾多次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追悼会：人群、军服、覆盖着英国国旗的灵枢、还有哀乐，贝蒂！这个场景至少不是真的；但是，天呀，的确太真实了！“雄狮号遭重创。”
05.
现在该逃避一下作战室的紧张气氛，去看一看海上的军舰。
当清澈冬天早晨的第一道阳光照在平静的大海上时，贝蒂将军率领5艘战列巡洋舰(“雄狮号”、“猛虎号”、“皇家公主号”、“新西兰号”、和“大无畏号”)以及4艘轻巡洋舰到达了会合点。10分钟后，他看到蒂里特准将乘坐“曙光女神号”带领7艘速度最快的“M”级驱逐舰形成的哈里奇舰队的先锋。几乎与此同时，第一门大炮的闪光出现。在几英里后以最快速度紧跟着准将的“奥罗拉号”和第一与第三小舰队的“大胆号”和其他28艘驱逐舰立即与冯·希珀上将进行交火，后者率领“赛德利茨号”、“莫尔特克号”、“德尔夫林格号”和“布吕歇尔号”在4艘轻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的护卫下正沿着威尔逊和奥利弗事先预料的时间和路线行驶。“曙光女神号”朝一艘德国轻巡洋舰开火，并且立即发出她已与“公海舰队”交战的信号。于是，三条进军的路线几乎在一个点上汇集。
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冯·希泊上将决定这次远征。天亮时他将军舰分布成横行，以相当宽度并肩行进，毫无疑问是想搜寻英国渔船和轻型巡逻舰艇。接下来发生的事极其简单。当德国指挥官发现自己面对包括战列巡洋舰在内的众多英国战舰时，他立刻作出了决定，他将军舰聚集在一起，完全掉过头来全速往老家驶去。此时贝蒂上将以同样的热情加大了速度，已经驶过德舰的南面，8点钟他在距德舰14英里的后面与他们平行前进。一场巨大规模的、集两支海军最快军舰的赛跑现在开始了。由于后撤敌舰会往身后扔水雷，所有英舰都没有紧随敌舰的航迹，古迪纳夫准将带领的4艘轻巡洋舰位置稍稍靠北，蒂里特带领的所有驱逐舰和巡洋舰位置稍稍靠南，英国的战列巡洋舰位置更为靠南。
陆地追逐，战场是静止的，而军队是移动的；海上尾追，军舰缓慢逐步地改变其相对位置，而战场却像战马奔腾一样一晃而过。于是，交战双方就在这种态势下持续了一阵子。同时，英国的战列巡洋舰不断加速，不久，她们明显地就要赶上德舰。到了8点30分，“大无畏号”与“新西兰号”的速度已达到26节，超过了设计速度一节。贝蒂上将打信号说，干得好，“大无畏号”！并且要求在短时间内连续加速至27节、28节甚至29节。这么高的速度只有他的3艘主力军舰才能达到：“雄狮号”在前，后面是“猛虎号”和“皇家公主号”。他打算赶上敌人，马上以他的3艘军舰与4艘敌舰交战。
图07、多格滩作战图1，1915年1月24日
Line of Bearing N NW，航向西北北；Course SE，航向东南；Line
ahead，前进路线；Lion，“雄狮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P.Royal，“皇家公主号”；Tiger，“猛虎号”；
落在最后的德舰与领先的英舰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这些超级无畏战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驱逐舰几乎跟不上她们。随着战斗开始，在与敌人接触之际，蒂里特带着40艘战舰正行驶在两支敌对的战列巡洋舰中队之间的航线上。这个位置颇不便利，因为向前进与战列巡洋舰并行——如同快速“M”艇那样——它们产生的巨大烟雾就会遮挡战列巡洋舰的视野。另一方面，以当时军舰行驶的速度，它们不可能移向南侧，试图在那里以最低27节的速度强行赶上。如果落在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后面，然后倾斜地拐弯，它们就会被甩出，永远没有机会加入这场围猎行动，他们无法赶上去拦截敌人，只得被困在英国战列巡洋舰内侧稍后的位置上。
大约9点钟，“雄狮号”开火了。⑤直到1914年，军事演习时的最大射程是10000码。那年春天，我下令试射距离14000码，当时令世人惊诧的是试验立刻达到相当精确度。但是这个课程学习还未及娴熟战争就爆发了。现在，在这场超级无畏级战舰之间的首次角逐中，追逐的一方在迄今无前例的20000码距离开火。第二发炮弹飞越“布吕歇尔号”，此时“雄狮号”特意选中这艘军舰开炮。随着射程逐渐缩短，“猛虎号”和“皇家公主号”也加入了进来，落在“布吕歇尔号”上的炮弹几乎立即可以观察到。九点一刻，德国人开始还击。现在“雄狮号”向“德尔夫林格号”开炮，“猛虎号”和“皇家公主号”继续炮击“布吕歇尔号”。炮击对这两艘德舰产生了作用。第三次齐射击中了“布吕歇尔号”的吃水线，降低了她的速度；第四次齐射给她造成了巨大破坏，使她的两座后炮塔和200至300名水手丧失了战斗力。到了9点35分，“新西兰号”的射程达到“布吕歇尔号”，贝蒂上将向他率领的军舰发出信号，要她们与各自对手交火，一舰对一舰，而他自己则朝引导撤退德舰的旗舰“赛德利茨号”开火。“雄狮号”的第一发炮弹从17000码之外击中“赛德利茨号”，使她遭受重创，击碎她的船尾，打坏她的两个后炮塔。舍尔上将这样描述道，“两个炮塔上的全部炮兵顷刻之间便全都丧命；炮塔上升起的火焰有房子那么高。”
然而与此同时，敌人也开始炮击。由于误解了命令，“猛虎号”和“雄狮号”一起炮击“赛德利茨号”，但是命中率很低。“皇家公主号”正确地向“德尔夫林格号”开火；“新西兰号”对“布吕歇尔号”开火；“大无畏号”还没有进入射程之内。这样，“莫尔特克号”摆脱了任何攻击，可以不受干扰地向“雄狮号”开炮。⑥所有德国的3艘主力舰都将炮火集中在“雄狮号”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这艘尊贵的军舰，挂着上将那面坚定不屈的旗帜，以最高的速度冲向风暴的中心。海浪在她的四周汹涌翻腾，几百吨的海水洒落在她的甲板上。一时间爆炸四起，弹片横飞。自九点半起，她就连连不断地被击中。将近10点钟时，她的最前面的炮塔被轰倒，其中一门大炮失去了作用。几分钟之后她的铁甲被一枚11英寸炮弹打穿。10点18分“德尔夫林格号”射出的两枚12英寸炮弹击中了她——其中一枚穿透甲板在甲板后面爆炸，导致几个防水舱隔进水；另一枚射穿吃水线下的铁甲板。上将不屑于呆在指挥塔里，索性与他的参谋人员一起站在露天舰桥上，继续指挥他的旗舰以最高速度向前猛冲，当时她还没有受大损伤，时时曲折行驶以便躲闪敌人的炮火。形势是有利的。我方的战列巡洋舰还没有一艘遭到重创，“无畏号”有能力对付任何受伤的敌舰。战斗的关键时刻现在来到。
10点22分贝蒂上将发现他的军舰受到烟雾的严重妨碍，他命令战列巡洋舰“排成西北北方位线”⑦继续以最高速度行驶。他的目的是想躲开烟雾与水花，并使中队的后部能贴近敌人作战，此时敌人已形成以“赛德利茨号”的左舷为准的方位线。德国小舰队通过右转舵改变航线，威胁着让贝蒂穿过它们的尾迹，也就是说，让他进入可能会撞上他们布下的水雷与鱼雷的水域。这种“回马枪”式的威胁迫使贝蒂上将放弃他的包抄战术，顶着猛烈的炮火恢复了平行航线。“布吕歇尔号”此时燃起了大火，落在德国舰队外面；到了10点45分，贝蒂上将命令落在后面一段路但很快在赶上“布吕歇尔号”的军舰“无畏号”，“攻击向北突围的敌人”。贝蒂上将作进一步努力以靠拢敌人，但是到了10点52分，正当与“赛德利茨号”、“莫尔特克号”和“德尔夫林格号”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已经中了14弹的“雄狮号”突然又中一弹，这一弹不仅严重影响了她的速度，而且，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对我们的全面胜利也造成最大的缺陷。她的左舷机器失灵，舰体倾斜10度，几分钟内速度降至15节。
“雄狮号”渐渐落在方位线后面，“猛虎号”、“皇家公主号”和“新西兰号”迅速越过她，此时(10点54分)，“雄狮号”前桅平台上贝蒂上将接到报告，在舰首右舷有潜望镜的水波纹，上将和指挥人员都看到了。如我们现在知道，德国的潜水艇当时就在那个水域。为了迅速躲避危险，贝蒂上将迅速作机动决定，他命令全中队一起朝左舷转向8点，即成直角穿过敌人的后部恢复他先前的航向。这个动作打算在最短时间内完成，4分钟后上将改变航向，发出信号“航向东北”。然而，事态已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雄狮号”已远远落在了她伙伴的后面。她的无线电已被击毁，探照灯也被击碎，只有两条发信号用的旗绳还残留着。在这个危急关头，当巨大战舰(不管我们的还是敌人的)以将近30英里的时速劈浪前进时，稍一偏斜每秒钟都会改变她们之间的空间关系，载着体现整个作战精神与方向的贝蒂上将的“雄狮号”却瘫痪了，而且几乎成为哑巴了。她发出的最后两个信号，第一个是“攻击敌人的尾部”，第二个作为临别嘱咐是，“更紧地咬住敌人，重复上将此刻发出的信号”。但是没有一艘战列巡洋舰接到最后的命令，因为很难读懂末端被风吹到上边的信号旗。
在此关头，面对这种情况，海军少将穆尔接管了指挥权，他的旗帜飘扬在方位线上排在第三的“新西兰号”上。我在海军部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任第三海军大臣，他的其杰出才能发挥了难以估价的作用。他一直渴望获得能与他的军阶和职位相称的海军指挥权。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可是现在命运女神却以嘲弄和不可揣摩的姿态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起初他无法确定由他接管指挥权。权力从来没有正式移交给他。他不明白贝蒂上将为什么会突然急转向北。发现敌人潜水艇的事并没有向他报告。“攻击敌人的尾部”的信号在“雄狮号”上挂起时“航向东北”的方向信号还未收下。因此，所有的战列巡洋舰都把这两个信号视作一个，穆尔少将把信号解释为向被遗弃的孤单的“布吕歇尔号”发起进攻，当时这艘军舰正处于他的东北方向。无论是穆尔少将或是其他战巡洋舰都没有见到“更紧地咬住敌人”这个信号。他于是也就容忍了他的导航舰“猛虎号”按照对贝蒂上将命令的同样误解继续她的航线行驶。“雄狮号”脱离方位线后有将近个小时，直到11点52分之前，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
图08、多格滩作战图2，1915年1月24日
3rd Battle Squadron，第三战列中队；Battlc Cruisers，战列巡洋舰；Blüc her
Only，只有1艘“布吕歇尔号”；Blüccher sunk，“布吕歇尔号”沉没；British Batlle
Cruiser、英国战列巡洋舰；German squadron德国中队；German Submarines
hereabout，德国潜艇出没处；Grand Fleet大舰队；Lion，“雄狮号”；Lion
only，只有1艘“雄狮号”；longitude East frorn Greenwich，从格林尼治起的东经度；Mine
Field雷区；Noon正午；North Sea北海；Tiger leading
Squadron由“猛虎号”领航的中队；Tyrwhitt with Harwich Force，蒂里特及其哈里奇海军。
整个作战因此变得支离破碎。英国的4艘战列巡洋舰全都停止了对撤退德舰炮击，转而开始包围倒霉的“布吕歇尔号”，她已是千疮百孔，而且已被轻巡洋舰和“M”级驱逐舰缠住。到了12点10分，以拼死的勇气战斗到最后的“布吕歇尔号”终于翻倒沉入波浪之下。舰上将近1200名官兵中有250名被英国的驱逐舰和轻巡洋舰救起；如果没有德国水上飞机的干扰，不分青红皂白地朝快要淹死的德国人和英国抢救人员扔炸弹，还有更多人能够获救。与此同时，冯·希珀上将被命运之神把他从几乎肯定毁灭中解救出来，继续以最大速度朝80英里外的黑尔戈兰湾逃去，他留下来的3艘军舰中有两艘燃烧着熊熊大火，到处遭毁坏的设备，挤满了伤亡人员。已经进入毁灭险境的德国战列巡洋舰中队就这样再一次逃脱。
根据海军部穆尔少将的上司们的意见，他当时所做的或未做的事情均已得到批准。他没有背离他的军舰接到的实际命令的严格含义。前面的命令没有被贝蒂最后发出的一个信号“更紧地咬住敌人的”所纠正，似乎表明有某种穆尔少将不知道的理由导致我们这位最大胆的海军将领突然终止战斗。当“雄狮号”落后时，指挥权是何时真正交到他的手中的？要确定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贝蒂上将的信任越大，他接受指挥权的过程就越慢，对改变航向穿越敌舰队后部信号的印象就越深。这种考虑所占的时间有一刻钟可能就足够了，而一刻钟是一段很长时间。军舰在追逐时或者只保持各自的位置，或者与其他军舰保持着一定的位置，此时只能允许极小的速度差异，一旦稍稍偏离平行的航线，距离很快就会拉开。一旦他确信自己已掌握了指挥权，确信贝蒂上将不再指挥，他肯定明白应恢复平行航线，重新追逐失踪的冯·希泊的军舰。但是他进入有效射击距离之前肯定有长时间的耽误；他的中队本来始终可以更靠近黑尔戈兰湾和德国的公海舰队。
06.
执掌高级指挥权的海军将领们在海战中要经受的考验，较之陆军将领们在陆上战斗中要经受的考验更为严峻。海军将领要亲自带领舰队，如同舰队中的任何人一样，他也会遭到大炮的猛轰，也要冒很大的危险；而陆军将领却别无选择，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呆在完全宁静的指挥部里，这个指挥部可能距离战场有10英里、15英里、甚至20英里。陆军将领必须依赖别人送上来的报告，这种报告来自旅部、师部和军部，在和参谋人员商量完以后，他的命令又通过同样的渠道传达下去；而海军将领则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嘴唇发布会导致整个重大事件发生变化的命令。海军军事行动的各个阶段彼此连接，间隔时间只有两、三分钟；然而在现代战争中，陆军司令可以过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要过几天才有必要作出新的决策。而海军一旦加入海战，整个战局都掌握在海军将领或他的继承者手中，只要他还能够发信号；然而在陆地上打仗，只要进攻发动时刻的钟点敲响后，战局暂时几乎完全脱离了将领的控制。
陆战失败可以有上百个方法解释其原因和掩盖任何错误的后果。关于失败最简单的处置方法就是第二天换一个方向或换一个条件继续进攻。但是在海战中决没有第二次机会。敌人消失了几个月，战斗也就过去了。海军将领每分钟口头发布的命令都永远记录在参战军舰的航海日志上。海军舰艇除非其机械装置停止运转，就要准确而死板地服从人的意志发出的指示。每艘军舰在每一时刻的航线与航速全都记录下来。沉没的每艘军舰的价值都是众所周知的。沉舰的名单会被公布。人们制造了海图和罗盘，每艘军舰的位置和行动几乎可以精确无误地以相对其他军舰位置标出。战场是平展的，几乎没有变化。在每一个点上都可以要求作出正确解释，在历史的强光下可以再现和分析当时的紧张场面。我们在作出判断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07.
虽然这些严峻的事情就此定局，但远远落在后面并相信追逐正在继续的贝蒂上将，决定离开受伤的“雄狮号”，他将他的旗帜悬挂在“进攻号”驱逐舰上，继续向前追赶还在交战的我方舰队。可是，中午过后不久他看到他的军舰迎着他回来。在得知剩余的敌人已经逃脱感到十分懊丧，他命令恢复追击，然而现在没有机会取得成功。20或30分钟的宝贵时间已被耽搁，这就意味着与敌人的距离已经拉下两三万码。这是无法挽回的。意识到继续追逐已毫无用处，他只好返航驶向“雄狮号”，为这艘军舰提供安全保障，使她能顺利返回福斯湾。
“雄狮号”的情况有一阵子显得岌岌可危；她的速度降到了八节，她的倾侧程度增大，人们对她忧心忡忡。最后，她的蒸汽机变得根本不能产生蒸汽，只好让“无畏号”拖行。就这样开始她缓慢、漫长而危险地驶向福斯湾的归程。24日整整一夜、25日整整一天一夜蒂里特准将率领的60艘驱逐舰一直团团围绕着她，保护她免遭鱼雷或潜水艇的攻击。准将命令，“如果发现潜水艇就狠打猛轰，别管周围的军舰。”26日白天“雄狮号”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安然抵达，在罗赛斯抛锚。
08.
多格滩的胜利暂时中止了已开始聚合的、反对我掌管海军部的不友好运动。贺词从各方不断涌来，我们再次享受到恰当的威望。“布吕歇尔号”被击沉，其他德国军舰遭到重创后逃跑，这些已被视为实实在在、无可争议的战果。证实德国皇帝再次处于1914年8月28日战争开始后承受的阴暗情绪中。德国海军部的一切宏大计划再次完全被压制，除了潜艇战之外，将近15个月期间北海以及全部领海都一直太平无事。中立国家将此次战役视作英国在海上至高无上地位的铁证，即便在国内，海军部也感到，人们信心与善意明显增加，这带来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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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六章。
*原文第348页称其为上将。——译者
②指挥小舰队的军官蒂里特准将在海军中称为鱼雷准将，或简称“准将(T)”。同样潜艇艇长称作“艇长(S)”。
③请读者注意本章末所附的地图和计划。
④这份电报已发表在菲尔森·扬先生对此次军事行动的叙述中，见《与战列巡洋舰在一起》(With the Battle
Cruisers)第174页。
⑤我的叙述主要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记载，并按照当时在“雄狮号”前桅平台上目击者菲尔森司令的口述修改，还依据其他第一手资料校正和补充。
⑥官方海军史错误地将“莫尔特克号”记作“德尔夫林格号”。根据德国人记述，很清楚“莫尔特克号”是未受攻击的军舰，只有她没有对手，也没有伤亡。
⑦“方位线”是一种梯形队形。
第22章、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01.
直到1月20日前后，大家似乎一致同意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军事行动。陆军部、外交部和海军部的代表们似乎有同样有决心。战时会议已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确实并不是最终的或不可更改的决定。它只是授权海军部审察自己的资源和制订方案。如果这些方案在准备中出毛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向战时会议报告停止进行。但是谋划工作依旧进展顺利，所有有关海军将领的意见显然完全一致。但是到了1月底，当时与法国和俄国政府的谈判已大大提前，当时许多工作凭费希尔勋爵授予的全权已经准备就绪，许多命令已经发出，许多军舰已在行动，但此时费希尔勋爵却开始对这项计划表露出越来越多的厌恶与反对。
此时，英国海军在北方海域采取攻势或两栖行动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总司令与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通信表明，他反对做进攻博尔库姆或进入波罗的海的任何事情。这个部门提倡的海军政策的要点和实质是千方百计加强我们的海军力量，给大舰队增添新战舰，但保持一种消极期待的态度。同时，由于霞飞将军反对约翰·弗伦奇爵士主张提前用武力在比利时海岸进军的计划，因而这个方案也宣告结束。显然，在北方战场上进行认真的海军进攻将是件遥遥无期的事，任何可能逐步完善这种进攻的任何计划，休想得到大舰队总司令的鼓励。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更迫切想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似乎是——无论失败，或因其他选择而耽误——为我们剩余军舰和军火保留的出路。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有着切实可行的方案，该方案由参谋人员妥善设计，有海军和政界舆论强有力的一致支持。
然而，当总司令一得知战列巡洋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其他一些大型战舰被调往地中海战场时，他再次开始强调他的舰队力量荏弱，为他保留的余地不足。现在他第一次找到了知音，那就是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突然讨厌起达达尼尔方案，这次似乎大部分由于，甚至主要由于他不愿采取炮轰和封锁泽布吕赫的做法。由于陆军已放弃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打算，这个行动现在尤其显得必要。战时会议、海军参谋部、特别是阿瑟·威尔逊爵士都强烈要求采取这个行动。1月4日阿瑟爵士写道，“如果我们不封锁泽布吕赫运河，我认为我们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更多的军舰和运输船只。如果上次炮轰时就封锁运河，我们就不会失去‘敬畏号’。我们不可能把军舰全部关在港口内而不让它们锈烂。迄今为止我们的军舰由于积极参战而蒙受的损失微乎其微。”我由衷同意这种观点。如人人知道，最后我们不得不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在极困难的环境下封锁泽布吕赫。第一海军大臣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孤立，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他对泽布吕赫行动的厌恶之情不仅发展成反对达达尼尔计划，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反对任何没有大规模陆军配合的海军进攻敌人海岸的计划。他最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似乎反对在任何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海军干预。这可是一个大大的转变，与他早先和后来的态度迥然不同，这种转变引起了我的关注。
费希尔勋爵的论点没有采取批评这两个军事行动细节的形式。例如，他没有议论达达尼尔计划中的炮火配置或其他纯技术的问题，而任何有效的论据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否则就得放弃计划。他坦言他现在担心的是大舰队的安全与对敌人优势的差距。我对这种说法太熟悉了。难道两个月前在11月讨论中，我们没有和总司令一起对全部理由与根据进行了探讨？当时并没有出现我现在碰到引起忧虑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后面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费希尔勋爵经再次思考，考虑了某种激励因素或其他原因之后，才转而反对这个此前他乐意支持的军事行动的。然而事情向前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仅仅因为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忧虑就取消这个行动是不允许的。取消行动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新的事实。
1月20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对他那种真心的或佯装的担心作了回复。信中说：
第一海军大臣：
自任职以来，你对英国大舰队和德国公海舰队的相对实力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在11月，你建议从大舰队中抽调“皇家公主号”、“不屈号”和“无敌号”，外加8艘“爱德华国王”级，5艘“邓肯”级，总计16艘一流军舰，其中一部分用于执行临时重要任务，但是战列舰全部派往南方长期服役。这个部署完全贯彻。从那时起，总司令已经收回了8艘“爱德华国王”级以及“皇家公主号”；此外，他还得到了“大无畏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黑王子号”、“格洛斯特号”、“雅茅斯号”、“卡罗琳号”、加勒蒂亚号”、“多尼戈尔号”、“海怪号”，外加16艘驱逐舰以及——我估计——大约50艘拖船和快艇。他的力量已大大加强。约翰·杰利科的部队没有得到大力加强之前，我们尚且不担心，现在并没有出现新的情况，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增强，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费希尔勋爵没有争论这个基本论点，但是他再次指责驱逐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要求将整个小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回。我不能同意这么做，因为这会使达达尼尔舰队瘫痪，从而断送参谋部慎重作出的计划。与此同时，阿瑟·威尔逊爵士仍继续迫切要求对泽布吕赫采取行动。
这种双重压力使问题达到紧要关头。
1915年1月25日
海军大臣：
我不想在战时会议上继续徒劳地抵制我不能苟同的计划，但是我要求在下一次会议之前将附在信中的文件印发给会议的成员。
费希尔
他的备忘录的观点是坚持舰队的“稳定施压政策”和保持消极态势，除非作迫使敌人进行决战的努力。其中段落摘引如下：
在所有的战略态势中，德国采取的海军防守战略最难对付，此战略普遍被人看成怯于作战，这很危险，正如交战一方在陆上如我们一样的软弱，另一方在陆上如德国一样强大。然而，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遇到过同样的局面。法国人在与我们进行的几乎全部海战中的策略，就是现在德国人采取的策略。我们今天的回答必须是与当时一样的回答，即满足于掌握对海上的控制权，节省实力，运用海上力量逐步施加压力，直到迫使敌人舰队在不利的形势下攻击我方。
在七年战争中，法国人保持他们的舰队五年不进行决定性战争。纳尔逊在土伦海外长达两年。与之相比，约翰·杰利科等待六个月是短的，何况这六个月里已有过几次交锋，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敌人力量。
与过去相比，如今海上力量产生的压力也许不是更小而是更大，它更能迅速地使对方投入战斗；但是，这仍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到时候它几乎肯定会迫使敌人谋求海上决战，尤其当敌人意识到他们的陆地进攻已被粉碎之后。这是节省我们资源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海上战争的延长与陆上战争相比，占优势的海军强国由于激怒中立国，更容易招来新的敌人。要遇止这种趋势，只有使他国确信，行使海上权力国家的背后有压倒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海军力量。
如果我们贸然将战舰用于小打小闹，例如炮击敌人海岸，或没有陆军配合就进攻设防地区，那末我们就落入了德国人的圈套，因为如此我们将增加德国人有可能以接近平等的力量与我们舰队作战的可能性。炮击海岸和让舰队去进攻设防地区(例如处心积虑地让我们舰队长期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只有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迫使敌人在海上决战。迄今没有其他理由是正当的。
只要德国的公海舰队保持着目前的强大实力与高超的炮击效率，除非英国舰队认为极为重要的和实际上必需，就不应采取破坏它目前优势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便旧式战舰也不能用于冒险，因为它们的损失也就意味着人员损失，而人员是大舰队的唯一后备力量。
我们的最大需要和困难就是保持消极态势，除非我们能迫使敌人放弃守势，并出动舰队进行决战。
……有人说，英国陆军的第一项职能就是协助海军取得制海权。在进攻泽布吕赫或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这样的战斗中，陆军与海军合作可能分别将德国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引出，这个目的或许可以达到。然而，这一点现在显然做不到。英国陆军分明还要继续在法国的协约国前线分担一小部分战区，它在那儿不会比它在廷巴克图对海军更有帮助。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强大舰队能给予国家一切，我们就应该继续静静地安享这种有利条件，没有必要在不能改善我们地位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我们的力量。
费希尔
在我看来，除了最后有特色的几句外，这份文件并非出自费希尔勋爵之手。文件是根据他的授意拟写的。当然，它与我的信念绝对相反。肯定没有人会希望“在不能改善我们地位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我们的力量”。这样写是为了规避问题。但是从最后这句话体现出来的海军策略，使我们注定毫无作为。无所作为的策略无疑就是在我离职之后总司令与海军部奉行的，就是这种策略直接导致了1917年严重的潜艇灾难。
02.
26日那天收到俄国人发来我向大公报告达达尼尔计划的电报的复电。他们的答复当然是赞成，但无助于事。爱德华·格雷爵士把电报给我时附有下面这些话：
这是俄国人关于达达尼尔计划的答复。它表明俄国人虽然不能帮忙，但是表明了他们对此行动的全部良好祝愿。大公认为它的成功有最大重要性。
可以让奥加尼厄①了解这个事实，以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前进，要不然就会让俄国失望，并对陆军形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法国人和我们此刻都对它特别担心……
现在我将把注意力放在第一海军大臣的文件上，我把它连同如下答复转给首相，并将答复的副本给了费希尔勋爵。答复如下：
海军大臣备忘录
1915年1月27日
第一海军大臣文件的主要原则是无可争议的。我国海军政策的基础就是保持战列舰队及附属军舰处于安全的位置上，使她们能在任何时候在海战中击败德国的公海舰队，并保证这个目的高于和先于其他一切任务。这条原则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全面而严格的遵守。
英德双方参加星期天战斗(多格滩)的军舰，就各艘军舰的质量而言，十分公正地代表在舰队大战中将要对峙时两国军舰的水平。这场战斗证明，我方占五比四的优势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军舰只想到撤离，英国军舰想到的惟有进攻。德舰蒙受了惨重损失：4艘军舰中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遭重创。如果战斗打下去，其余军舰将难逃覆灭的下场。
我们现在已不再处于仅仅是猜测阶段。双方航海技能和炮术的相对素质已得到验证，结果证明我方丝毫也不逊色，同时我们的13.5英寸大炮的优越性和较厚装甲的效果，现在基本已经明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国21艘最好的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可以彻底击败同等数量的21艘德国无畏级战舰。在这个数字上增加战舰必须看作是一种预防水雷与鱼雷造成意外损失的保险。
宣战之初，双方可用的领海内军舰的最高数目为：英国24艘，外加两艘“纳尔逊勋爵”级；德国，21艘。英国随后有下列一流战舰陆续加入舰队：“伊丽莎白女王号”、“爱尔兰号”、“阿金库尔号”、“本鲍号”、“印度皇帝号”、“猛虎号”、“无畏号”；第二个月又有下列战舰加入：“不屈号”、“无敌号”，或许还有“澳大利亚号”；与此相比，我们损失了“大无畏号”。此外，大舰队和哈里奇打击力量还增添了18艘巡洋舰和36艘驱逐舰。②
同时德国领海舰队没有增添任何新生力量，反而损失了下列现代军舰：“布吕歇尔号”、“马格德堡号”、“科隆号”、“美因茨号”，以及10艘或12艘驱逐舰。
必须承认，舰型的不断改进十分显著，服役期超过12年的军舰只能在战争中起辅助作用。它们或许会由于速度限制而无法参加重要战争，除非同等军舰彼此作战；如果被最新式的军舰赶上，它们就难逃厄运。然而在这种前无畏级战舰中，我们也占有巨大优势。8艘“爱德华国王号”级已构成大舰队的一部分，而且两艘“纳尔逊勋爵”级③和剩余的6艘“敬畏”级可以随时加入大舰队以增强其实力。这支舰队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整个德国前无畏级战舰组成的舰队。
展望今年，我们可以得到8艘战列舰加强海军力量，或弥补战争损失，这8艘战列舰中有5艘航速在26节以上，全都装备了15英寸大炮，由它们组成的中队也许可以单独敌过德国海军的两个最好的中队。自从战争爆发，8艘轻巡洋舰已在领海服役；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又会有8艘交付使用，再以后的三个月还会增添4艘。所有这些巡洋舰无论在速度还是在火力方面都比德国现有的轻巡洋舰优越。今年里我们还将得到56艘驱逐舰，50到75艘潜水舰，24艘执行协助任务的小炮艇，还有其他各种辅助舰舰。由此可以肯定，原本力量就已很充足的大舰队现在已得到大大加强，而且还将继续增加。第一海军大臣制定的第一条原则已经获得最全面贯彻。
海军的第二个重大职责是保护贸易和控制海上交通。德国在国外的所有巡洋舰与炮舰或被炸沉、或被堵住、或被扣押，除了“卡尔斯鲁厄号”和“德累斯顿号”，这两艘军舰躲藏了起来。“卡尔斯鲁厄号”已有将近三个月销声匿迹，其效率大可怀疑。据信，有两艘德国武装商船(“威廉王公号”与“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亲王号”)尚未捕获；其余42艘商船原准备武装之后，去货易航道上放手搞破坏，但已全部被堵住、扣留、击沉或俘获。……
同时海军的其他一些任务也都得到了履行，包括控制英吉利海峡及其进路，巡逻多佛尔海峡，组织小舰队巡逻东海岸，建立哈里奇特别打击力量。
除了上述事实，我们在满足所有海军要求之后，我们还富余下列战舰可供使用，这些战舰人员齐全，武器弹药等储备充足，它们是：
5艘“邓肯”级军舰。
6艘“老人星”级军舰。
9艘“威严”级军舰。
1艘“君主号”。
4月初至7月末这段时间，我们还将得到14艘装甲厚、吃水浅的重炮舰：两艘装备两门15英寸大炮，4艘装备两门14英寸大炮，8艘装备两门12英寸大炮，最后这8艘将装备由“威严号”级军舰上拆下的炮塔。具备这种火力，有人建议便可以用她们执行特殊任务，如果必要，可以随时用于炮轰，以促成具有战略与政治重要性的目的，其中下列目的特别值得一提：
1.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行动；
2.支持陆军的左翼；
3.炮轰泽布吕赫；接着
4.夺取博尔库姆。
我们相信，只要谨慎小心和方法得当，损失可以降到最低程度，与军事行动重要性和必要性相比，损失肯定是可以忍受的。虽然军舰(除了“邓肯”级外)已不需要了，也不适合打仗，但我们不能说使用她们就违背了第一海军大臣为海军制订的策略的任何健全原则。由于担心如果军舰损失将引起轩然大波，便不敢将它们用于需要的地方，这是错误的。如果在这些军舰上服务的皇家海军官兵中一定比例的牺牲可以达到重要的战争目标，可以挽救陆地上更多的我们的官兵和协约国官兵生命的损失，那末，我们绝不应当从这个目标面前退缩。
W.S.丘吉尔
第一海军大臣内心不会担心大舰队的实力。他知道我了解他对舰队是有信心的，他不打算虑假地继续讨论；但是却表示不愿参加第二天(28日)召集的战时会议开会。这当然不行。我坚持他应出席会议，并安排我们俩人在开会前起与首相处私下会晤。费希尔勋爵同意这一点。
战时会议开会前20分钟我们如期来到阿斯奎斯的房间。这次讨论没有保留书面记录，但是谈话没有出现任何争议。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记录说，“除了如要求使用确切语言这样意义不大的几点外，阿斯奎斯先生与费希尔勋爵向我们叙述了这次私下会谈中发生的事情。”费希尔勋爵非常简短地表示他反对泽布吕赫和达达尼尔这两个计划，并表示他宁愿在波罗的海打一次大仗，或者让陆军在海军的强力支持下沿比利时海岸全面推进。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费希尔勋爵“没有对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批评。他也没有向首相提到，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决他有辞职的念头。”这是完全真实的。我当时争辩说，泽布吕赫计划与达达尼尔计划全都应该执行，但是，如果两者必舍其一，那就放弃泽布吕赫计划，对于这个计划第一海军大臣似乎尤其反对。听完双方的意见之后，首相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决定放弃泽布吕赫计划，继续执行达达尼尔计划。费希尔勋爵总的来说似乎还满意，和他起下楼时我的印象是一切都不错。
战时会议已经在等我们了，汉基上校记录了随后的讨论情况，它已公布在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报告中。
“丘吉尔先生说，他已向尼古拉大公和法国海军部通报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大公热情作答，并相信这(进攻)会对他有所帮助。法国海军部也发来赞成回答，并许诺给予配合。2月中旬开始行动，目前正在准备之中。他询问战时会议是否重视这个无疑包含某些风险的行动？
“费希尔勋爵说，他明白这个问题不会在今天提出。有关此事首相清楚他的观点。
“首相说，鉴于已经采取了步骤，这个问题不能搁置。
“基奇纳勋爵认为海军进攻至关重要。如果进攻成功，其后果相等于新陆军成功地打赢一场战役。这个方案的一个优点在于如果进展不顺利，进攻可以中途取消。
“贝尔福先生指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可以取得下列成果：
“‘它可以将土耳其军队切成两部分；
“‘它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它可以给我们获得俄国的小麦的好处，使俄国能恢复出口；
“‘它可以恢复俄国对外贸易，由于不能出口，俄国外贸下降引起巨大困难；
“‘它还可以打开通往多瑙河的通道；
“‘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军事行动。’
“爱德华·格雷爵士说，它还能最终稳定保加利亚和所有巴尔干国家的态度。
“丘吉尔先生说，地中海的海军总司令曾表示他相信进攻是可行的。他要求三个星期至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此任务。所需舰只已在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在回答贝尔福先生的提问时，他说，法国政府对他的要求作了答复：法国人表示相信，奥地利潜水艇不会来到达达尼尔海峡那么远。
“霍尔丹勋爵问，土耳其人是否有潜水舰。
“丘吉尔先生说，他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他估计我们在实际炮轰时不会蒙受太多损失，但在清除水雷时难免会有一些损失。在外围堡垒被摧毁之后，真正的困难才会出现，所以有必要进攻狭窄段。他借助地图解释了进攻计划。”
然而，这份记录并没有记载下全部过程。在战时会议开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后来传得沸沸扬扬。以下是费希尔勋爵本人所做的记述：④
战时会议第9次开会，1915年1月28日上午11时30分。
(注：会议前首相与丘吉尔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一起讨论了拟议中的达达尼尔军事行动，决定赞成考虑这个方案，反对费希尔勋爵的意见。)
达达尼尔计划
丘吉尔先生问战时会议是否重视拟议中的无疑具有风险的达达尼尔军事行动。
费希尔勋爵说，他明白这个问题不应在这个会议上提出。首相清楚他(费希尔勋爵)对此事的看法。
首相说，鉴于已经着手作了准备，这个问题不能搁置。
(注：于是费希尔勋爵离开了会议桌。基奇纳勋爵跟在他身后，问他打算干什么。费希尔勋爵回答基奇纳勋爵说、他不想再回到会议桌旁去，他要辞去第一海军大臣的职务。基奇纳勋爵此时向费希尔勋爵指出，他(费希尔勋爵)是唯一异议者，达达尼尔军事行动是首相决定的；他力劝费希尔勋爵明白，他对国家承担的任务就是履行第一海军大臣的任务。通过进一步谈话，费希尔勋爵勉强听从基奇纳勋爵的话，回到会议桌旁。)*
*此处必须强调有关基奇纳勋爵1915年5月14日向战时会议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费希尔勋爵认为，无论在战时会议或在其他地方与上司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争吵，对自己来说既不合适也不得体。正确的做法是要么沉默，要么辞职。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休会了几个小时。虽然战时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由衷赞成，没有人反对这项海军计划，但是我认为我必须和第一海军大臣达成完全谅解。我注意到他离开会议桌，基奇纳勋爵跟他走到窗前与他争辩，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想的。午饭后我要他到我房间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强烈要求他不要在达达尼尔行动上退却；经过长时间友好的谈话，内容涉及到海军部的各个方面以及海军的地位，到最终他明确同意接受任务。以后有关此事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争执。“当我最终决定投入时，”费希尔勋爵对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下午我们又回到了战时会议，参谋长海军上将奥利弗与我们同来，征得费希尔勋爵的同意之后，我代表海军部宣布，我们决定承担战时会议如此迫切地给予我们的任务。我将此举看作最终决定。从此我绝不再回头。我们已经离开了讨论与协商、权衡与担忧的阶段。现在进入了行动的阶段。
我对老海军上将持续施加了重压，对此我绝不隐瞒。由于基奇纳勋爵的个人影响力，由于战时会议的集体意见，由于首相的权威决定，这个压力尤显得沉重。它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舆论压力是压倒性的)，而且是费希尔无法回答的说理的压力。就技术方面而言，海军部有极大的支持力量。费希尔勋爵后来说，“海军的观点一致，所有人都站在丘吉尔先生一边。我成了唯一的反对者。”
向第一海军大臣施加这种压力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战争就是一种有可怕压力的事业，加入战争的人如果不能坚强地承受压力，他们就必定失败。如果仅仅是一名政治家与平民，只要我对达达尼尔计划没有信心，我就绝不赞同它。我就会尽最大努力在争论中驳倒它，安排舆论反对它。如果我处在费希尔勋爵的位置上，并持有他的观点，我就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他没有必要辞职。只有第一海军大臣才能命令军舰行驶，大炮开火。面临选择之际，第一海军大臣必须正视事实，果断作出决定。当一个艰巨复杂的计划已经展开，风险已经承担，牺牲已经付出，此时再对决策产生动摇，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选择阶段，一个人必须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选择已经作出，大家就必须齐心协力地贯彻这个事业。
03.
最近这些年来我常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接受了费希尔勋爵的意见，除非或直到战时会议负责动用足够陆军猛攻加利波利半岛，否则断然拒绝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任何行动，那末，情况又会如何？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做法，我们会得到足够的陆军和一个完善的计划吗？我们能否拥有达达尼尔政策所有的有利条件，而又能避免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和不幸吗？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这个事件，它显然觉得如果没有海军的作战计划，以后本来会出现策划周密、配合完美的真正的两栖进攻。谁也无法十分深入地探讨这种假想的局面，谁也不能据此妄下结论。但是我个人认为，正是亲眼目睹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意义和实实在在的证据，正是进攻它对所有巴尔干及地中海国家产生诸多影响，才足以使人们心里明白，从主战场抽调大量军队是可能的，此外别无他法。我相信，除了这些巨大的希望加上急切的需要之外，别无其他因素能使基奇纳勋爵将陆军从法国与佛兰德抽出。没有热情进攻达达尼尔是决计做不到的。任何试图将大批兵力调往南方战场，只要这种主张是纯理论性的建议，都会被我们的总部与法国参谋部否决。一会儿他们会告诉我们，由于俄军失败，大量德军正回到西线发起最强大的进攻；过一会儿他们会说，他们一发子弹也省不出来，由于子弹短缺而深陷困境；以后他们又会说，他们有了发动巨大攻势的出色计划，它将粉碎德国人的防线并将他们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驱赶出去。事实上他们利用所有这些理由，其目的在于(我们将看到)破坏达达尼尔军事行动，甚至在这个行动实际开始之后仍然如此。他们会不遗余力否决任何有关东方战役的纸上计划。如果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本来就不会有达达尼尔行动，也不会有这个行动带来的希望、光荣和损失，也不会有最终令人心碎的失败。
但是谁敢说会发生其他什么情况？倘若意大利晚几周加入战争，倘若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持续惨败将使意大利最终不可能加入战争。倘若保加利亚向我们宣战提前几个月，除了塞尔维亚之外所有巴尔干国家都会集在日耳曼旗帜下。大部分在加利波利半岛被击溃的土耳其陆军的精锐部队肯定会在某处与我们或我们的协约国军交战。高加索的俄军也不可能长时期逃脱灭顶之灾。我不相信采取消极态度我们就真的会有漂亮的、策划周密的两栖作战行动。我们根本不会有什么行动，遇到的将是整个在南方与东方战场上完全不利的外交与军事反应。扪心自问，我不后悔为这次行动所作的努力。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是对头的。
不坚持，那就是犯罪。
————————————
①法国海军部长。
②舰名略。
③两艘“纳尔逊勋爵”级军舰(即“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费希尔勋爵尚未将她们加入达达尼尔舰队。
④费希尔勋爵《回忆录》(Memories)，第80页。
第23章、陆军进攻的起因
01.
截至此时，关于达达尼尔行动，战时会议和海军部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么一个前提，即陆军将不参与进攻土耳其的战争。基奇纳勋爵在1月2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我们没有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在几个月内我们不准备大干。”在1月3日发给卡登中将的第一封电报中我们问道：“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在1月28日作出最后决定的战时会议的晚间会议上，基奇纳勋爵重申：“我们目前腾不出军队。”正是在这个原因，我们采取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全部决策。但是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事实与压力，因此逐渐并且不断地改变任务的性质，大大扩大了任务的规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这些事态的影响下，把握不大但是代价与风险较小的海军进攻变成辅助手段，取而代之的是陆军的大规模卷入。海军部失去了对这个新计划负责的控制权。我们的建议不受重视，我们的批评不受欢迎；即便是询问我们也要拐弯抹角、小心谨慎。然而，这次陆军行动我必须承担成败的后果。
毕竟有了陆军了。从最终决定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那一时刻起，陆军便从各处冒了出来。从那时起，每人心中逐步产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动用陆军的压力。由于放弃或无限期推迟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决定，原准备增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部分军队解脱了出来；由于土耳其对埃及的进攻软弱无力并且已被击退，集中在那儿的大部分陆军解脱了出来；这支军队中的澳大利亚军和本土军在训练中不断进步，因而日益适合进攻作战；由于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其他一些忧虑也随之解除。与此同时，第一与第二新军(总计12个师)训练中质量提高，装备改善，许多本土师装备齐全，状态良好，他们的训练现已大有进步，也可在国内使用。在英国国内有大量有组织的武装士兵，应该消除海外入侵的担心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部队实际上已断断续续地获得命令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从英国调遣：第29师；两个一线本土师；皇家海军师；一个义勇骑兵师。
从埃及调遣：两个澳大利亚师；外加一个澳大利亚旅；兰开夏本土师；一个印度旅。
从法国调遣：两个法国师。
所有这些部队此时都已作好出发的准备。由海上运输这些部队的交通工具已准备就绪。随后，这些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全都派了出去。它们一起组成了一支至少15万人的大军。这支大军可以在3月底某个时候前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准备在任何选定地点进行干预。假如在1月份的任何时候就精心策划决定使用这支大军，根据妥善计划和坚定目的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旨在夺取加利波利半岛，从而为舰队打开通道，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将获得全面的胜利。另一方面，除了第29师之外，所有这些部队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招募起来或建立编制的。鉴于它们欠缺训练和弹药供应普遍不足，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新战役实在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决定。这就是主张海军进攻的正当理由。一种合乎逻辑的和前后一致的战争计划就是在此种条件下提出来的。计划是可以辩解的。但是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无法辩解，只能归因于人类的弱点。事先没有明确的决策和周密的计划，就一步一步地进入一场新的战役，这本来就让人们嘲笑。可是，在这些问题提出时一些人总是那么躲躲闪闪，而且夹杂的个人因素又如此令人困惑，因此战时会议不知不觉、不可抗拒地被拖入了深渊。
02.
基奇纳勋爵在这段时间心里的盘算形成的特色，几乎就像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令人迷惑。他的声望和权威如日中天，成了陆军部在战时会议中的唯一喉舌。对他的性格人人都钦佩不已，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捉摸不定的可怕事件中，有他的指挥使大家增加勇气。只要是他作出的决定，无一例外都会被当作是最终决定。我相信，在无论巨细的军事问题上，他的主意从来没有被战时会议或内阁驳回过。所有部队的调度不仅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要听从他的意见。会议上几乎无人胆敢与他争论。大家尊重此人，同情他辛勤为公，信任他的专业判断能力，并且相信他的计划比我们深谋远虑。因此，无论在战时会议还是在陆军部都没有人敢表示疑虑和进行争辨。他手握重权、不动声色、含蓄冷漠，当时凡涉及陆军的组织和调度的事务，他绝对控制我们的决策。
然而，在这种不凡和辉煌的外表后面却存在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的明显表现，令人们越来越不安。战时国务大臣的重担压在他肩上，这付重担没有人能单独承担，即便三个像他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也难以恰当完成。他已经把整个陆军部吸收进他宽广的个性里。参谋部已完全失去作用，变成了向他提供情报的机器。即便作为这样一台机器，它也软弱得令人可悲。参谋部和陆军委员会里的所有最卓越出众、最有主见的人——除了陆军军需主任约翰·考恩斯爵士——全都迫不及待地跟远征军跑到国外，如今驻在法国，他们感到，应该根据圣奥默英军总部高度的局部责任制的观点，控制整个战争指挥工作。在他们留下的位置上，充当极为重要职位的是些已列入退休名单的军官或其见解在英国军事理论界无足轻重的人。基奇纳勋爵的个性和地位使这些军官成了木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表现出天赋的能力，敢于以人与人间平等的身份同他激烈争辩把问题争个明白。他穿着元帅军装，身为内阁大臣，巍然挺立在大家面前，而大家就像在练兵场上的下属向他行礼致敬。他们从来没有就战争的全过程向他提供经过周密思考的总体设想。他们准备尽其所能执行他的决定。他让战时会议的成员撰写有关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的文件，让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了解俄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崩溃，并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向内阁宣布。在没有全面军事计划情况下，毕竟容我提供了一种影响近东政治局势的方法。面对纷至沓来复杂多变的事件，基奇纳勋爵自己并没有清晰和精辟的理论和周密的分析作为他决策的依据。
因此，他时而决定向东，时而决定向西，他的决策显然受他日常得到的印象的摆布，而这种印象却常常是短暂多变。结果是他的决策有时自相矛盾。两种鲜明的战争观点折磨着他，两种观点不乏力量与热情，以及大量事实与论据使他折服。英国陆军的所有主要人物以及法国高级司令部的权威都主张：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将全部士兵、大炮和炮弹都运到法国前线去“消灭德国兵”，在西部突破他们的防线。而战时会议的所有成员(当然包括已成为这一代公共生活中风云人物的人)的观点是，1915年的战役应该集中在南方与东方战场，基奇纳本人对东方的情况既有兴趣也有了解，所以强烈倾向于这个观点。他完全清楚这一地区的胜利将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也感到法国前线对他不断施加的另一种可怕压力，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同等的压力。
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调和这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概念不是不可能的。一份深思熟虑、精心制订的计划或方案可以在1月份设计出来，确定在3月、4月、5月、甚至6月在近东采取行动，随后在1915年秋季在西线集中兵力和进行大战，如果推迟到1916年春季在更有利条件下进行则更为理想，倘若能将有关重要权力部门争取过来，这两种政策完全可以恰当有序而成功地开展，因而每个政策得到完整执行，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结果是基奇纳勋爵屈从于相互冲突的势力和相互竞争的政策。
面临这些考验与重担他肯定承受不起，此外，他还有招募、组织与装备新军这一大堆事务。随后又逐步出现一系列有关生产与购买军火的问题，其规模之大是此前任何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些问题涉及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与工业生活，触及世界的整个经济与金融制度。此外，每天还得去内阁和战时会议说明军事情况，这是基奇纳勋爵最难受和劳累的事务，也是他觉得最做不好的工作；另外，对庞大战场的军事行政事务的决策，包括重大战事和自成系统的远征。可以理解，落在国王这位最伟大臣民身上的重担比普通人所能承担的重得多。
然而必须说，基奇纳勋爵绝不试图减轻这些可怕的重担。相反他敏感地憎恨任何人插手和检查他负责的巨大领域。他顽固地拒绝自1月份起有人试图将各种军火生产工作从他作为战时国务大臣的控制下转移出来。他尽量不把工作职责移交给下级。他试图仍旧采用一手包揽的方法领导这场大战，以前他领导那次小小的尼罗河远征战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大获成功。他还使参谋部或类似的机构处于完全驯服和实际不起作用的状态。正如他的内阁办公室证实的那样，他甚至插手于政治领域，干预爱尔兰问题、戒酒法和工业组织。
时至今日，无视或掩盖这些事实是懒惰的表现。事实是，只有全面了解基奇纳勋爵的性格和他的困难，才能真正捍卫他的伟大，保证他能永远获得子孙后代对他的尊敬与感激，他为了同胞的利益与安全，全心全意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如果这段叙述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文献反映了他的军事政策，那末我同时必须说明，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明在我们经历所有困难与迷惑时他表现出来的则是非凡的耐心与勇气，说明他对我始终是不变的友善与好意。
03.
1月28日的战时会议最终明确决定，赞成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外它还表明，它迫切希望获得一些陆军去影响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局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召集起来的兵力会足以攻击加利波利半岛，这个行动在此关键时刻之前从未得到最小的赞同。当时全部希望只是从驻在英国但已待命赴法国兵力中抽调一两个师，包括第29师(我们剩余的一个正规师)，并运用这支兵力作为杠杆，以鼓励M.韦尼泽洛斯和希腊国王及政府加入战争，站在我们这一方支持塞尔维亚。
在与约翰·弗伦奇爵士详细讨论之后，2月9日的战时会议决定向希腊派去第29师(当时它还在英国)和一个法国师，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我认为，除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就这些援助的本身而言是根本不够的。我不相信希腊——更不用说保加利亚——会受这么一点有限援助前景的影响。实际上援助幅度之小其本身就是承认我们的虚弱。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援助的建议很快被M.韦尼泽洛斯谢绝了。
04.
同时，海军进攻的准备工作稳步向前推进。指定执行这个任务的军舰已经到位或即将到位。得到M.韦尼泽洛斯的非正式同意，包括宽广的穆德罗斯海港的莱姆诺斯岛由我们支配，作为集结舰队的基地，皇家海军师的两个海军陆战营已被派往该岛。这支小部队的唯一目的是为卡登中将舰队提供登陆部队，当卡登作战时，说不定他们有机会在敌人抵抗事实上已停止的加利波利半岛的部分地区彻底摧毁已失去作用的大炮与堡垒。但是，亨利·杰克逊爵士与费希尔勋爵一旦知道可以得到相当多数量的陆军，他们便开始迫切要求将陆军用于达达尼尔行动。亨利，杰克逊在2月15日写道，“提供必要数量的陆军，能使这次海军大规模行动取得的成果永远不被忽视，运送陆军的船队看到狭窄的堡垒被制服之后立刻准备进入海峡。……海军炮轰不值得推崇，它不是一种完善的军事行动，除非有强大的陆军准备支持这种行动，或者至少在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番话中有许多混杂的想法。“支持这种行动”和“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两句话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完全清楚。他希望加利波利半岛由陆军攻击和占领。当时无论是基奇纳勋爵还是战时会议都不持有这种想法。
2月16日晚上第一海军大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能说服基奇纳明天派几个师去莱姆诺斯！除非派陆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否则我们从黑海得不到一粒麦子。让50万军队留在英国而不派军队与海军舰队合作，这将是时代的怪事。
“错失良机的战争！！！安特卫普为什么会陷落？
“哈斯拉船队可以立刻驶往莱姆诺斯，因为迟早有人在加利波利登陆。”
我依旧坚持海军计划的完整性。我知道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我们陆军的状况，我不低估决定将英国军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与土耳其人进行剧烈而前途未卜战斗的严重性质。我当然很早就认真考虑，如果海军进攻得手和英国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期待只要土耳其的堡垒开始陷落，希腊人就会加入我们一方，他们的全部军队此后便会听凭我们支配。我希望英国舰队在君士坦丁堡海外出现以及“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逃跑和毁灭，将引发意义深远的政治反应，结果，土耳其政府会要求谈判或退往亚洲。我相信一场大战后马上开展正确的外交活动能诱使保加利亚向阿德里安堡进军。最后，我确信不管俄国人在其他地方的需要如何，他们是不会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无动于衷的，从他们那里即将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在没有陆军的情况下，我正是指望这些准政治因素能够起作用，帮助我们扩大与巩固舰队所取得的成果。读者将可以了解到这种思考究竟有多少依据。
但是倘若最终基奇纳勋爵和战时会议觉得有必要在东方组成一支英国陆军大部队，大规模和成功的协同作战当然有非常大的希望。在埃及和希腊岛屿集结这么一支陆军，很可能成为决定和激励其他国家的运动肌。如果在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后，土耳其人撤出半岛，陆军便可以夺取布莱尔地峡；如果与土耳其达成协议，陆军便可以立即占领君士坦丁堡。再说，如果在舰队穿越海峡时需要一支较大规模的登陆部队，人员可以由这支陆军提供。这样，在立即向东方派遣陆军的问题上，对以后步骤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便基本达成一致。在互相冲突的意见中，在相持不下的计划中和在形势变化的紧急关头，想望以最快的速度在地中海东部集结一支规模尽可能大的陆军，并让它由最优秀将军指挥，在我们海军部的所有人看来是自然的。因此，在任何时候的讨论中，我们都支持任何有助于促进与加快完成这种军事集结的计划。
2月16日是作出正式决议的日子。包括首相、基奇纳勋爵和我本人在内的战时会议的主要大臣会议上，作出了下列决定，这些决定最终被写入战时会议的决议之中：
(1)尽速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最好能在9至10天内完成。
(2)如果需要，安排从埃及抽调一支部队。
(3)所有上述部队与已经派遣的皇家海军陆战营，在需要时可用于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4)动用运马船将第29师运出，海军部安排在黎凡特集中小艇、拖船与驳船。
2月16日的决定是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基础。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大规模动用陆军，但是他们的大量集结，为需要支援时作好准备。”这一天卡登中将得到通知，穆德罗斯海港可以供他用作基地，海军少将威姆斯被任命为该基地的高级海军指挥官。16日夜晚，为执行已作出的决定，我吩咐战时参谋长奥利弗将军以最快的速度为第29师准备运输船队，他当天就下达了命令。集结陆军的决定毫无疑问含有在发生某种意外事件时使用陆军的可能性。但是对意外事件尚未明确界定。
17日那天，基奇纳勋爵似乎受到来自总司令部的巨大压力，要求第29师仍应派往法国。事实上，正如官方海军历史学家公正评论的那样，如何使用第29师成了我们秘密圈子里开始称为“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基奇纳勋爵成了这些斗争意见与势力的牺牲品，他陷入犹豫不决的巨大痛苦之中。
至此，达达尼尔海峡还未打响一枪，但是我们已处于进攻外围爆垒的前夕。19日，当我们再次在战时会议碰面时，基奇纳勋爵显然已改变了主意。他通知我们说，他不能同意将第29师派往东方。他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已虚弱不堪，他担心大量德军从俄国前线调回，转而进攻我们在法国的军队。我不相信这个论点对他真有这么重要。他一定知道，除去其他的一些不可能的因素外，德国人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大军从俄国运往法国前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那末第29师——仅仅一个师——恐怕也无补于事。他提出这个论点无非是在他经过最痛苦的思索之后作出的决定，来为其他一般理由作辩解。
战时会议屈从了基奇纳勋爵的意志，尽管它的愿望和观点并没有改变。战时会议决定推迟第29师的出发，但同时指示海军部继续为第29师和其他部队准备运输船队。在20日这天我给运输处处长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以最少的耽搁做好第29师登船的一切准备卫作。但是该师的调遣还没有最后决定。”
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基奇纳勋爵拒绝派出第29师。他甚至似乎反对在东方的任何大规模陆军集结。他给我写信(2月20日)说：“法国人关于你告诉他们我们将动用那末多军队一事十分热心。我刚刚见到了格雷，他希望我们不要承担法国特遣队去达达尼尔的任务。”他反对我在亚历山德拉集中4万人的运输船队作为事先预防的举措，这件事他以前曾经同意过。更有甚者他还派他的副官——勇敢而有功绩的菲茨杰拉德上校——去第一海军大臣和海军部运输处那儿，告诉他们第29师不准备出发了。于是第一海军大臣和运输处处长便以为基奇纳大臣和我已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自16日起开始进行的为第29师集结和安排运输船队的命令就这样被取消了；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由22条船只组成的整个船队也被解散，派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月24日和26日又恢复了讨论，但是我们是在听到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实际进攻的消息后开始开会的。2月19日开始了对外围堡垒的炮轰，虽然由于天气恶劣炮轰曾一度中断，但大家的感觉是行动一直都还顺利。而且，公开军事行动现在也已经展开。如果说16日是一个下定决心的日子，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那末24日与26日可谓是妥协与折衷的日子。在24日，基奇纳勋爵说他“觉得如果舰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穿越海峡，那末陆军承担的任务就应该有始有终。在东方遭到失败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那里绝无后路可退。”就这样，一下子海军放弃进攻的念头打消了，如果海军进攻证明困难太大，就放弃进攻转而寻求其他目标；大规模陆军作战的可能性似乎得到认可。对此，我在24日和26日再次顽强地提出理由派遣第29师，我充分利用海军进攻给予人们不断增加的希望与兴趣。
基奇纳勋爵不顾他自己的声明，坚持拒绝派遣第29师。他指派熟悉并且信任的伯德伍德将军从埃及(他在那儿指挥澳大利亚军团)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并报告陆军行动的前景和可能性。2月24日，陆军部要求海军部给卡登中将发去由亨利·杰克逊爵士拟的电报稿：
“……陆军部认为，为了保证摧毁敌人永久性炮台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占领半岛南端苏安代尔—查纳奥瓦西一线对于以后首要目标——消灭永久性炮台——的成功不是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陆军应随时准备支援在海峡两岸爆发的小规模战斗，以便摧毁伪装的炮台并与保卫炮台的敌人部队作战，但陆军主力可以留在莱姆诺斯兵营中直至海峡的通道落入我方之手，此时有必要扼守布莱尔战线以切断到达半岛的所有供给。你应在伯德伍德将军到达时与他讨论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再决定在军舰大炮射程范围之外的任何重大作战行动，并报告作出的结论。”但是两天之后，即2月26日，基奇纳勋爵授权伯德伍德将军率领澳大利亚军团“竭尽全力”支援舰队。
然而，所有这些折衷的做法，任意假设事情的轻重缓急，明显改变了行动的整个性质，在我看来相当危险，因此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我正式宣布，对可能发生的任何陆军行动的后果不承担责任。我的不承担责任的声明载入记录。随后首相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干预，他最强烈呼吁基奇纳勋爵不要允许在东方可以使用的兵力中失去对东方有举足轻重的一个正规师，但毫无结果。会议之后我等了一会儿。我知道首相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实际上除了基奇纳勋爵之外整个战时会议都赞同我的观点。我敦促首相行使有效权力，坚持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或亚历山大。此刻我紧张地感到一种灾难临头的预兆。我知道现在是斗争的转折点，我确信其后果将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首相觉得已毫无办法。他已经尽力劝说基奇纳勋爵。他不能在这么一个问题上让他屈服或让他辞职，因为参谋部的全部陆军的意见和法国当局的意见都支持他。
2月25日我准备了一份对整体形势的评估报告，并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使用这份报告进行辩论。这份报告打印出来，并送交首相、财政大臣和贝尔福先生。现在我在此转载这份报告，因为它比那个阶段的任何其他文件更清楚说明我的立场。
评价报告
1915年2月25日
1.俄国——我们一定不能期待俄国在今后的许多个月中能成功地攻入德国。但是，虽然俄国的攻势已陷于瘫痪，我们仍旧可以指望她不仅能成功防守，而且能有效地将大量德军吸引在她的防线之前。没有理由相信德国能在任何时候将百万大军转移到西线；在4月中旬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足以影响局势的大量德军抵达西线。
2.英、法在西部的战线非常牢固，不可能被迂回。我们在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之坚固是战争开始时不能比拟的，当时对付我们的有近四分之三的第一线德军。我们必须迎击最大规模的德军进攻。现在我们有很大把握击退他们；即使德军胜利使我们有必要退至另一条战线，德军优势的损失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偿。在今后的三个月里，西线的问题不应令人担忧。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四五个英国师能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3.对我们而言，能夺取并保持主动权的有决定意义的唯一地方在巴尔干半岛。只要陆军与海军配合默契，运用现有的兵力，我们肯定可以在3月底之前拿下君士坦丁堡，俘虏或消灭土耳其在欧洲的所有军队(阿德里安堡的部队除外)。这个打击能在塞尔维亚命运决定之前实现。它对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将使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军事因素。
4.我们可以立即得到(至少)下列部队：
人数
在英国第29师和另一个本土师…………………………………36000
奉命前往莱姆诺斯的部队：皇家海军师…………………………12000
从埃及抽调：两个澳大利亚师……………………………………39000
法国师………………………………………………………(大约)20000
俄国旅………………………………………………………(大约)8000
————————————
合计………………………………………………………………11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