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战斗中，官兵的行为完全值得钦佩。完美的纪律与镇静态度在受到大量炮火射击而无力作适当还击的令人难受的环境下依然如故。士兵的表现完全像在进行战争实习；当看不见目标时火炮瞄准手主动地停止封击，没有炮火的迹象。“格拉斯哥号”的军官和全体水兵的斗志完全没有被所处逆境所削弱，这般军舰可以很快恢复到她能参加今后对同一敌人战斗的条件，这是我们全体一致的愿望。”
如同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这些话完全兑现。
03.
现在我们必须迎接新的形势。我们的中队从目前状况看来完全破裂，冯·施佩将军现在暂时控制了南美海域，他拥有多种选择的机会。他可以折回太平洋，重复执行使我们饱受挫折的神秘战术。他可以沿南美西海岸北上，去往巴拿马运河。但执行这个选择，他有与向南驶来的英日中队进行战斗的可能性。当然他也可能不遭遇她们，如果遇上了，他也能够躲开作战，因为他的军舰速度较快。他可以绕过弯去东海岸截断主要贸易航道，如果这样做他必须准备与斯托达特将军作战；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和担风险的战斗。斯托达特将军有3艘装甲舰用来对付2艘德国装甲舰，他的3艘装甲舰中包括“防御号”，她是1艘比德国2艘军舰更新更好的军舰，装有4门9.2英寸和10门7.5英寸的大炮，是我们战斗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之一。最后，冯·施佩可以横渡大西洋，在途中可能袭击福克兰群岛，并出人不意地到达南非海岸。在那里他将发现正在全力进攻德国殖民地的联合王国政府的远征军，而他的到达将是最不受欢迎的。镇压了叛乱的博瑟将军和斯马茨将军就要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重新进攻德属西南非，络绎不绝的运输长龙将很快装载远征队及其供应物资从开普敦流向吕德里茨湾。随后如果不这么做，冯·施佩将军可能沿非洲海岸北上，全面打击去往喀麦隆远征队的整个船队，而船队完全没有保卫自己的手段。
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在许多点的任何一点上准备防止突然打击；由于我们资源庞大，保护它们的重负变得极为沉重。第一步是恢复南美水域的局势。这件任务肯定需时1个月。在这极大需要前面，我的思想突然转到设法从大舰队抽调1艘战列巡洋舰，她与“防御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和“肯特号”会合，这将给予斯托达特将军以压倒敌人的优势。
1914年11月4日
作战处处长。
1.如果“达特茅斯号”和“韦茅斯号”今日下午启程以全速行驶，她们要多长时间分别到达蓬塔阿雷纳斯、里奥或阿布罗柳斯？
2.提出下列行动所需时间：
(a)“肯特号*”到达里奥和阿布罗柳斯所需时间？
(b)“澳大利亚号”单独地或与“蒙卡尔姆号”一起经马卡达群岛到达加拉帕戈斯所需时间？又“Idzumo号”和“纽卡斯尔号”与她们会合所需时间？
(c)日本第二南方中队替代在斐济的“澳大利亚号”所需时间？
(d)“防御号”、“卡那封号*”和“康沃尔号*”分别达到蓬塔阿雷纳斯所需时间？
(e)“无敌号”*到达阿布罗柳斯、里奥、蓬塔阿雷纳斯所需时间？
(f)“肥前号”和“浅间号”到达加拉帕戈斯或埃斯奎莫尔特所需时间④？
W.S.丘吉尔
但是我发现费希尔勋爵的想法更加大胆。他要从大舰队抽出2艘战列巡洋舰增援南美基地。更有甚者和更成问题的是他还要抽出第三艘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去哈利法克斯而后去西印度群岛以防冯·施佩通过巴拿马运河。应当派军舰去增援这是绝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哪些舰省得出来。我们焦急地衡量一下我们在国内水域的力量，注意到“猛虎号”即将加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新战列舰“本鲍号”、“印度女皇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已准备就绪即可服役。我们立刻向总司令下达如下命令：
(1914年11月4日下午12.点40分)
命令“无敌号”和“不屈号”立刻装足煤以全速驶向贝里港。国外军务紧急需要她们。“无敌号”司令官和旗舰舰长调至“新西兰号”；“新西兰号”舰长调到“无敌号”。已命令“猛虎号”以全速前来听你的指挥。请给她必要的命令。
约翰·杰利科爵士得体地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不说一句话便把两艘战列巡洋舰拨出。她们受命沿西海岸驶往德文波特为她们的南方航程安装必要装备。我们擒获冯·施佩的第二个计划现在设想如下：
(1)如果他穿越太平洋；将由以苏瓦为基地的保护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日本精锐第一南方中队对付他。该中队有如下舰只组成：“kurama号”(战列舰)、“筑波号”和“Ikoma号”(战列巡洋舰)、“日前号’和“Yahagi号”(轻巡洋舰)。在苏瓦还有“蒙卡尔姆号”和“邂逅号”。另外一个强大的日本中队(4艘军舰)以加罗林群岛为基地。
(2)如果他沿南美西海岸北上，迎击他的有“澳大利亚号”(从斐济来)、“肥前号”、“Idzumo号”、“纽卡斯尔号”的英日中队准备在北美海岸外组成。
(3)如果他绕道去南美东海岸，则命令“防御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肯特号”在蒙特维的亚海外集中，加上“老人星号”、“格拉斯哥号”和“布里斯托尔号”。要等到与“无敌号”和“不屈号”会合后再与他作战。此后将“防御号”派往南非。
(4)要是他靠近开普基地，有“防御号”和“弥诺陶洛斯号”(在我们得知冯·施佩到达南美海域后从澳大利亚护航队调来)等着他，加上旧战列舰“阿尔比恩号”和轻巡洋舰“韦茅斯号”、“达特茅斯号”、“阿斯特里亚号”和“海厄辛思号”。联合王国远征任务推迟14天。
(5)要是他穿过巴拿马运河，他将遇上西印度群岛中队的“皇家公主号”以及“贝里克号”和“兰开斯特号”还有法舰“孔代号”。
(6)警告喀麦隆将船帕藏在河道上游他达不到的地方。
(7)要是他设法穿过南大西洋向回家航路进发，他将进入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组建的由德·罗贝克将军指挥的新中队区域，该中队包括旧战列舰“复仇号”、强装甲巡洋舰“勇士号”和“黑王子号”以及“多尼戈尔号”、“高空飞行者号”还有后来的“坎伯兰号”。
这样，为了策划击毁5艘战舰(其中只有2艘装甲)，有必要使用近30艘战舰(包括21艘装甲舰，大部分都由优质金属制造)，这还不包括强大的日本中队和法国军舰或武装商船巡洋船，最后那一种船只用于侦察十分有效。
我致电日本海军部，宣告我们在南大西洋为对付德国中队作新的集中，并建议“纽卡斯尔号”、“Idzumo号”、“肥前号”和“澳大利亚号”在北美海岸外集中，“浅间号”完成拘捕或击毁“兀鹰号”后与她们会合。我提出日本中队应去斐济取代“澳大利亚号”，以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备德国军舰回来。为对付“埃姆登号”，我提出日本中队不向东航行，应向西去往苏门答腊与荷属东印度群岛邻近水域，以便封锁每一个进出口，做到直到东经90度没有德舰躲藏之处。日本海军部的态度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
同时，需尽可能为克拉多克将军中队残余的军舰提供安全保护并增援军舰。命令“老人星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蒙特维的亚海外与“防御号”会合；命令斯托达特将军把“卡那封号”和“康沃尔号”召集到那里，并使这支军力集中在他的旗舰指挥下；命令“肯特号”从塞拉利昂经过阿布罗柳斯加入斯托达特的中队。通知福克兰群岛总督防备德国巡洋舰的可能袭击。得知“老人星号”因连续急驶导致锅炉出毛病，我们不得不再次命令她去福克兰群岛。嘱咐她在斯坦利港找一个良好泊位，以便她的大炮能控制海港入口，准备对付敌舰炮击、保卫自己和等待命令。
在外部各海域对英国海军储备力量的紧张压力，除了海军作战的主战场外，现在达到最大程度，这点可以从如下大概项目部分地反映出来：
联合对付冯·施佩，30艘军舰。
搜索“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8艘军舰。
除上述军舰外，为全面保护贸易，40艘军舰。
印度洋上护航任务，8艘军舰。
在达达尼尔海峡封锁土耳其—德国舰队，3艘军舰。
保卫埃及，2艘军舰。
执行较小杂务，11艘军舰。
总计102艘各级军舰。
我们确实再也找不到一艘能使其发挥有用作用的任何种类的军舰。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得到缓解。
10月30日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发现“柯尼希山号”躲藏在德属东非的鲁菲吉河上，这个消息使我们马上有可能使用两艘同等价值的军舰钉死她，并解放了其他舰只。11月9日更好的消息来到。读者能记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为什么目的与目前驶越印度洋的澳大利亚护航队在一起。8日那天，在护航队前面巡航的“悉尼号”收到从科科斯岛上无线电台发来的电报，说有一艘陌生的军舰正进入海湾。以后科科斯岛再也没有信息。据此大型巡洋舰“伊吹号”加快速度，升起日本战旗，要求指挥护航队的英国军官允许她追赶和攻击敌舰。但护航船队不能没有这个强大的保护力量，于是把个任务给予“悉尼号”。9点钟时她见到“埃姆登号”，澳大利亚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海战开始。战斗只能有一个结局。100分钟后“埃姆登号”搁浅，成为燃烧的一大堆扭曲的钢铁，整个印度洋绝对安全和自由了。
考虑到这艘军舰给予我们的所有损害并没有违反人道或我们理解的海战法，我们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驻中国中队总司令
1914年11月11日
“‘埃姆登号’的舰长、军官和水兵有权利享受降军的礼遇。除非你们知道任何相反的理由，应允许舰长和军官保留佩剑。”
可是这些战争礼节常常得到无礼的回报。
印度洋上敌舰的肃清解放了所有搜索“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的那些军舰。现在没有军舰伤害澳大利亚护航队了。大部分护航的军舰撤走。“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已有了着落，而冯·施佩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命令“弥诺陶洛斯号”以全速驶往开普。所有其他军舰通过红海进入地中海，鉴于那里土耳其入侵埃及迫在眉睫，她们的到达极受欢迎。
与此同时“无敌号”和“不屈号”已到达德文波特。我们决定将离开参谋长职位的斯特迪将军应在“无敌号”上升起他的旗子，指挥南美基地，他应全面负责对冯·施佩的一切战斗。我们以最大忍耐等待他和他的军舰离开。一旦军舰进入修船厂，就会出现上百种需要。
11月9日，当费希尔勋爵士走进我的房间时，把如下电报放在我的台子上：
德文波特修船厂主管将军报告，“无敌号”和“不屈号”装修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是11月13日午夜。
我立刻对修船厂的延期表示极大不满，并问费希尔，“我应给他一个处罚吗？”或说了类似这个意思的话。费希尔拿起电报，他一看电报就惊叫，“星期五13日，选了个什么样的日子！*”于是我草拟并签署如下命令，这个命令成为福克兰战役的直接起因：
海军部致总司令，德文波特
军舰准备于11日星期三启程。战争的实际状况需要她们，修船厂的安排必须与之相符合。如有必要修船工人应随舰出海，待有机会时回来。你有责任将这些军舰在彻底高效状况下快速派遣出航，收到后告知。
W.S.丘吉尔
结果军舰在关键时刻启航。她们于11月26日在阿布罗柳斯加煤，在那里她们加入斯托达特将军的中队(“卡那封号”、“康沃尔号”、“肯特号”、“格拉斯哥号”、布里斯托尔号”和“奥拉马号”)。中队派遣“防御号”去开普后，她们在看不见陆地的海洋上航行而且没有使用无线电，于12月7日夜间到达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在那里她们发现在泻湖里的“老人星号”，她按照海军部的指示准备保卫自己和这个殖民地。她们立即开始加煤。
04.
在科罗内尔取得胜利后，冯·施佩将军表现出一位勇敢绅士的尊严。他不以瓦尔帕莱索德国殖民地的热情欢呼为意，也不谈论建筑在战死者之上的胜利。他对自己的危险不抱幻想。他谈起人们献给他的鲜花时说，“它们可以用在我的葬礼上，”总的说来，他的行为会使我们认为，德国人不能救起任何英国幸存者不是由于缺乏人道精神，而这个想法已为英国海军所接受。
在瓦尔帕莱索住了几天后，他和他的军舰再次消失在蓝色的大洋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引导他袭击福克兰群岛，也不知道在取得胜利后他的下一步计划将是什么。据推测他希望破坏这个没有防御工事的英国加煤基地，从而使他自己在南美海域的地位危险较小。无论如何他是在12月6日正午，从麦哲伦海峡率5艘军舰向东出发；12月8日8点他的领航舰(“格奈泽瑙号”)看到了福克兰群岛的主要海港。几分钟后一个可怕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德国人的眼前。在地岬后面耸立着的是一对三脚桅杆，在清晰的空间显然可见。看一眼就足够了。它们意味着肯定的死亡。⑤天空晴好，从舰顶望去四周的地平线扩展到30或40英里。没有希望取胜，没有机会逃脱。一个月前另一个海军将军和他的水兵曾遭受同样的苦难经历。
05.
那天下午5点，我正在海军部房间里工作，奥利弗将军拿着电报进来。
它是福克兰群岛总督发来的，电文如下：
“施佩将军率他的全部军舰今晨天明时来到，现在与斯特迪将军正在加煤的全部舰队鏖战。”
我们曾遇到过许多次令人伤心的突然袭击，所以电报中最后几个字使我感到脊椎骨一阵颤战。尽管我们在各方面占优势，我们是不是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在锚地上遭到突然攻击和重创？“电报能是这个意思吗？”我对参谋长说。他说“我希望不是。”我看得出，我的想法虽然不是认真地认为是这样，他听了也感到不安。可是两个钟点后，门房再次推开，这一次严峻而阴沉的奥利弗面容带着有点像裂嘴而笑的模样。“先生，一切都好；她们全葬身海底。”的确，除一艘例外，其余全是这样。
06.
当见到远方天际的德国领航舰时，斯特迪将军及其中队的确实正在加煤。根据收到的情报，他深信德舰在瓦尔帕莱索，他意欲第二天出航，在敌舰绕过合恩角之前抢先绕过。在最早看到敌舰到他能升火出航以前两个多钟点过去了。第一批炮火是从内港泥涂固定位置上的“老人星号”12英寸大炮发射的。“格奈泽瑙号”不断向前靠近。直到她看到致命的三脚桅杆，于是她立刻转身带领她的轻巡洋舰以全速逃走去与她的分队会合。几分钟内整个德国中队以最大速度向西驶去。10点钟，“肯特号”、“卡那封号”和“格拉斯哥号”已经启航，斯特迪将军乘“无敌号”驶离港湾，后面跟随“不屈号”和“康沃尔号”；同时那些轻巡洋舰(其中包括“布里斯托尔号”)都开足马力尽可能快地紧随其后。
德国中队全部5艘军舰现在可以看清，约在15英里以外，舰体落在水平线以下。总追逐的命令已发，但稍后，将军考虑到天时尚早时间宽裕，他调整速度，战列巡洋舰只保持约20节速度。然而，这个速度足以赶上德舰，敌舰长期在太平洋上逗留，一直未进港口，一起行驶时不能超过18节。尽管如此，“莱比锡号”还是开始掉队，在1点不到几分钟时“不屈号”在16000码外向她开火。冯·施佩面对自己的军舰有一艘接一艘被消灭的危险，他作出肯定符合海军最好传统的决定。他发信号给轻巡洋舰叫她们逃往南美海岸，以后他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回转身面对追赶者。随后发生的海战优势在英国方面。德国将军不止一次试图靠近距离，在近距离中使他猛烈的辅助性5.9英寸火炮发挥作用。英舰则竭力保持刚好远的距离，不使这批火炮发挥效力，并以12英寸大炮向敌舰倾泄炮弹，可是在这种长距离战斗中，要击毁德国巡洋舰得花相当时间和大量弹药。“沙恩霍斯特号”连同她的将领和全体人员在下午4点17分下沉，她发给僚舰的最后信号是拯救自己。“格奈泽瑙号”在无望的劣势下以最大的坚毅继续战斗到6点钟，当时在绝对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她打开海水阀，在大洋冰冷的海水下失去踪影，只有她的旗子依旧飘扬。英舰冲向沉舰地点，放下可以使用的每一只救生艇，但只能救起200名德国官兵，其中有许多因受冷水过大刺激在第二天死去。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沉没后，“不屈号”每门12英寸大炮只留下30发炮弹，“无敌号”只留下22发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其他巡洋舰都选择一艘逃跑的德国轻型舰只为目标，于是接着发生一系列追逐战。“肯特号”(舰长艾伦)以一阵超过以往纪录，据说甚至超设计速度的急驶赶上和击沉了“纽伦堡号”。“纽伦堡号”拒绝投降，随着她船头的下沉，胜利者能看到她翘起船尾上有一群人举手向德国国旗告别。“莱比锡号”被“格拉斯哥号”和“康沃尔号”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单独逃走。她于3个月后在马斯阿富埃拉近海锚地被英舰追到击沉。
德国巡洋舰在外海的战争就此结束。除了“卡尔斯鲁厄号”(她有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来知道她于11月4日因内部爆炸而沉没)和“德累斯顿号”(很快被找到击毁)外，世界各大洋上再没有任何德国战舰。从战争开始起到获得这个结果止共花了4个月时间。这个结果的意义深远，同时影响我们在地球每一部分的地位。各处的紧张压力得到缓解。我们所有的事业，不论是战争还是商业，在每个战场上都进行顺利，没有丝毫阻碍。24小时内我们向几十艘英舰发出命令，叫她们返回国内水域。我们第一次知道拥有比敌人多得多的某些级别军舰、良好训练海员和各种海军供应物资，并作好了充分利用它们的准备。公众虽然满足于这场把敌人彻底击溃的胜利，但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个胜利对整个海军形势的巨大重要性。
科罗内和福克兰群岛直接参战的军舰
注：对比值旨在便于读者对叙述理解。作为大致分类是有用的，但这些数字只是近似值。
————————————
①本章末的军舰表对整个本章有参考作用。
②巴西海岸外的阿布罗柳斯礁石岛是我们在这些海域的秘密加煤基地。
③本章末的军舰表很有用处。
④有星号的军舰最后参与福克兰群岛海战。
*星期五与13日重合，西方人认为最不吉利的日子。——译者
⑤只有“无畏”级战舰才有3脚桅杆。
第16章、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
01.
1914年11月和12月
我们的情报机构赢得世界范围的盛誉，它们受之无愧。我们在战时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成功地戳穿敌人的图谋。陆军和海军情报人员一次又一次的预测正确无比，这使朋友吃惊，使敌人恼怒。海军情报局接连三任局长托马斯·杰克逊海军上校、奥利弗海军少将和最后一位雷金纳德·霍尔海军上校都是情报工作中的佼佼者，他们连续地建立和扩展一个有效和健全的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人——一份光辉的人员名单——他们的名字甚至到现在还是保密为好。我们有关德国海军活动的情报主要来自(1)在中立国和敌国，特别在德国的特工人员的报告；(2)以高度警惕性深入潜伏在黑尔戈兰湾的我们潜艇的报告：(3)我们对德国无线电信号的特殊研究。我们有一段时间从中得到巨大好运的帮助。
1914年9月初，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失事。几小时后俄国人打捞起一个淹死的德国下级军官的尸体，在他的胸前那双死后僵硬的手紧握着的是海军密码本和旗语通讯手册以及北海和黑戈尔兰湾详细的方格地图。9月6日俄国海军武官来看我。他收到来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俄国海军部在这些密码本和旗语通讯手册的帮助下至少已能破译德国海军电报的一部分。俄国人认为，作为主要海军强国，英国海军部应当有这些册子和地图。如果我们能派一艘军舰去亚历克山德罗夫，俄国负责这些册子的军官将带它们来英国。我们即刻派去一艘军舰，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路易斯亲王与我从我们忠实盟友手中收到这些沾有海水污渍的无法估价的文件。我们立刻建立了一个组织，研究德国无线电讯和翻译收到的电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海军教育处长艾尔弗雷德·尤因爵士，他为海军部破译情报等工作所作贡献是第一流的。这个工作非常复杂，因为密码当然是电报保密方法的唯一要素。但是在11月初开始，我们的军官逐渐成功地翻译出德国海军电报的各个可辨识的部分。它们大部分属于例行公事性质。“我们的1艘鱼雷艇将于下午8点驶往第7号方格”等等。但是仔细地收集这些片语只字，就能提供一个信息体系，根据它，能相当精确地了解敌人在黑尔戈兰湾的部署。可是德国人一再改变他们的密码和关键码，所以只有偶尔我们才能了解它们。随着战事的持续，电码变得越来越可疑，设计的手段完全无法理解。可是这种情报来源保持下来，它显然有非常巨大的价值。
德国的官方史本身表明，德国最后对此事消息灵通(第194页)：“即使我们怀疑英国海军部掌握了德国舰队编制的整个密码体系，但从彼得格勒传出的可靠消息扫除了我们的疑心，它表明当‘马格德堡号’在奥登肖尔姆海外搁浅后，舰上的秘密文件都摔到舰外，被俄国人捡走传送给他们的盟国。”
最后，主要通过奥利弗将军的远见，我们在1914年8月开始建立定向电台。因而把我们测定敌舰位置的手段提高到无与伦比、的确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我们可以使用连续定位的办法测出使用无线电设备的任何敌舰的航线。
舍尔说，“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定向电台’收录信息，这种电台已在使用，但是我们在很晚时候才开始使用它……有了这种电台，英国人在指导作战上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只要对方一发出无线电信号，他们就得到非常精确的敌人所在位置的信息。在巨大舰队中，分散的军舰相离甚远，她们间的通讯极端重要，绝对终止所有无线电通讯，这对任何舰队的行动都是致命的。”
可是在收集情报和估量情报以及从情报得出真谛之间常常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信号一经发出，特定军舰的无线电音符我们就能听到，在某个时候某个航道将会射出灯光，军舰在行动，系列的舰只在活动，航道浮标指出，上锁的门打开了——所有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初一看它们都似乎仅仅是寻常的活动。但是把一项一项活动放在一起可能导出惊人的发现。总之，所有这些暗示，不管其源自何处，全是阿瑟·威尔逊爵士专门研究的主题，他负有庄严的责任就这些暗示向我们战时领导小组提供意见。
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之前北海一直保持安静。那天7时许，阿瑟·威尔逊爵士来到我的房间，要求与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作一次直接会晤。几分钟后我就把他们叫来，于是他解释说，他研究了关于敌人的情报，表明有可能即将发生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牵涉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也许——虽然还无确实证据——敌人会对我们沿海进行攻击。他明确地说，德国公海舰队似乎与此无关。发觉的迹象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在论点上还有漏洞。但听了阿瑟·威尔逊分析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把臆断与推测当作确有其事，我们应该行动。我们决定不动用整个大舰队。过去由于斯卡帕湾的无保护状态把大量巡航任务施加在舰队身上，现在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磨损机器和凝汽机。此外，每次派遣巨大舰队出海都会招来潜艇与水雷的风险，除非确有必要，我们对舰队的使用加上一定的限制。
这个决定总司令不持异议，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来，限制是有很多遗憾的。但必须记住，海军部据以行动的情报从未经过检验；看来有极大的猜测性。不管有什么价值，情报都排除了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出现的可能。因此我们立刻命令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连同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和一个驱逐舰小舰队升火，以规定的速度和规定的时候出海，使她们能地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处于拦截敌人的位置上。发给哈里奇舰队蒂里特准将的命令是叫他去雅茅斯外海上，发给凯斯准将的命令是把我们可用的8艘外海潜艇布置在泰尔斯海灵岛外海上，以防止敌人向南袭击。并命今海岸部队加强警惕。①
海军部致总司令
1914年12月14日，下午9点30分发
刚刚收到可靠情报表明，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伙同一些驱逐舰在星期二凌晨离开亚德河，于星期三夜间返回。根据情报，战列舰显然很不可能出动。
敌舰将有时间达到我们的海岸。
立即派战列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在一个战列舰中队(最好是第二中队)支持下于今晚离开基地。
在星期三早晨天明时，她们应到达某一点上，在那儿她们能确保拦截归来的敌人。
蒂里特与他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努力在英国海岸外与敌人接触，追踪敌人并随时向将军报告情况。
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包括4艘战列巡洋舰和5艘轻巡洋舰，可能还有3个驱逐舰小舰队。
收到后告知。
海军部致蒂里特准将，哈里奇号
1914年12月15日，下午2点5分发
明天天刚亮时德国战列巡洋舰、巡洋舰和驱逐有极大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海岸外。
派一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在北欣德灯船附近海面巡航。派第二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在从北纬53°东经3°5’起的15英里长的南磁极线上巡航。
这2艘驱逐舰的任务是注意和报告敌人行踪，并信任她们自己逃逸的速度。
要是天气太坏，她们可回哈里奇。报告她们的船名。
第一和第三小舰队连同所有可用的轻巡洋舰在明天天亮前巡弋在雅茅斯海外，准备驶往据报敌人可能前来的任何地方，不管是从北方来还是从南方来。
她们的任务是与敌人接触，跟随他们并向第二战列舰中队的海军中将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的海军中将报告敌人的位置。
第二战列舰中队、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第三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在早上7点半将处于北纬54°10’东经3°位置上，准备切断敌人退路。
如果发生战斗，你的小舰队和轻巡洋舰必须努力与我们的大舰队在一起，对付敌人的驱逐舰。
要是天气太坏对驱逐舰不利，就单独使用轻巡洋舰，令驱逐舰返回。收到后告知。
在采取了所有认为必要的措施后，我们怀着疑惑不决的但充满期望的奇特心情在36个小时里等待星期三早上发生的事情。12月16日早上大约8时半，我正在洗操，当时房门打开，一位军官从作战室持一份海军电报匆匆进来，我用湿手一把抓过电报。上面写着“德国战列巡洋舰炮击哈特尔浦。”我惊叫地跳出浴盆。我对哈特尔浦深表同情，还夹着乔治·温德姆先生称之为“打算报复的止痛剂”的情绪。我顾不得擦干身躯就穿上衣服，跑下楼去作战室。第一海军大臣刚刚从隔壁住所来到。一直睡在作战室里，连白天也很少离开的奥利弗在地图上标出有关位置。受这次攻击影响的沿海岸所有海军电台发来的电报，以及从我们在邻近的军舰截获敌人的电报可以互相印证，电报以每分钟2到3份的速度涌入。海军部也发布消息，使各舰队和小舰队不断得到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
每艘舰艇现在全部派遣出海或者开始行动。命令从福斯来的第三战列中队(“爱德华国王”级)阻止敌舰向北逃逸。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大舰队本身最终也要出动(虽然，这个措施不大会及时实施，除非德舰被赶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命令蒂里特准将及其被称为哈里奇打击力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去与指挥第二战列舰中队的和拥有拦截力量的高级将领乔治·沃伦德爵士会合。可是天气对驱逐舰来说过于狂暴，只有轻巡洋舰才能在海上行驶。最后，在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最新驱逐舰“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受命与另一艘驱逐舰“喷火龙号”一起，从他在泰尔斯海灵岛海外的基地率领他所属的潜艇进入黑尔戈兰湾试图打击归来的敌舰。
在当时，炮轰不设防城市对我们还是新鲜事，但此事到现在还有什么要紧呢？从战时地图上看得出一艘艘德国战列巡洋舰在约克郡海岸大炮射程以内，而向东150英里，在这些军舰与德国国土之间，组成第二战列中队的英国4艘战列巡洋舰和6艘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正在预定的正确位置上行驶，她们精确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巡洋舰中队和小舰队的随伴和先导下，这个由我们最新军舰组成的舰队，全都配备当时海上最重型的大炮，在晴朗天气能有效地守卫和保护近100英里的战线。黎明将显露出对峙双方的状况，此时只有一件事能使德舰从占压倒优势力量的手掌中逃脱被歼灭的命运。当巨大的炮弹击中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的小屋，给毫不提防的英国家庭带去残酷的痛苦与毁灭之际，海军部作战室众人思想只为一件事情焦虑。
“能见度”一词具有邪恶的含义，此刻它相当良好。沃伦德与贝蒂二人的视域接近10英里，近海岸处实际上正在进行7000码距离的炮击。天气迹象没有什么不好的征兆。上午9点德舰炮击终止，很快驶往看不见陆地的地方，无疑她们正在回家的航路上。我们吃早饭时心情焦虑不安。要想确实得到这个巨大奖品——歼灭德国战列巡洋舰中队，它的损失将使德国海军受到致命的无法恢复的伤残——要想在一片迷雾中运筹帷握，这是令人痛苦的磨难。同时，电报与电话把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的不幸传播到英国各地，到10点半当内阁战时委员会开会时，消息被谣传扩大，使人们产生激动。人们直接了当质询我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海军在干什么和海军准备做什么？回答时我拿出海图，说明当时英国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各自位置，我解释说若有中等的能见度，我们希望战斗将在正午时分发生。这个宣布使全体人员感到惊奇，委员会休会到下午再开。
10点半时海军部得知敌舰正在离开我们的海岸，我们相应地通知沃伦德将军：
“敌人可能向黑尔戈兰湾回去。你应避开雷区把握方向以便切断其归途。”
可是此时不祥的电报已开始来到。沃伦德的视线很快只有7000码，贝蒂只有6000码；离海岸较近的轻巡洋舰的电报已经提到5000码；稍后发来信号只有4000码。与此同时双方没有接触。正午过去了，一会儿1点钟过去了。天气越来越坏。显然雾幕正降落在北海之上。军舰彼此通话时报告能见度低到3000码和2000码。费希尔和威尔逊庄严的脸庞上虽看不到情绪激动，但人们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燃烧着火。我试着做别的工作，但精神集中不起来。从我们舰队听到含糊的信息。她们显然与敌人相距极近。在浓雾中摸索，军舰只有在2000码以内才能分辨对方。我们听到沃伦德命令他宝贵的军舰穿过约克郡海岸外已探明的德国人布下的雷区，他显然想要努力接近刚在视线以外和手指尖以外的某种东西。然后我们突然听到率领轻巡洋舰的古迪纳夫海军少将报告，他已向3000码距离的德国轻巡洋舰开炮。人们的希望迅速上升。一旦接触开始，它不会引起其他一系列事件吗？近距离混乱的前景不会使海军部害怕。他们唯一害怕的是让敌人逃走。甚至第二战列中队通过雷区完成海军部提出任务的行动报告也在绝对寂静中收到。
1点半光景，阿瑟·威尔逊爵士说，“看来敌人在离开我们。”可是此刻发生一种可怕的新情况。1点50分时我们得知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直到正午这个大舰队默不作声。一旦她作声，我们就要作必要的计算，这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就能认出并确定她的所在。事实上她已经驶入北海好多路程。德国舰队的出现(我们当时认为她是来支持德国战列巡洋舰的)，完全改变了力量的平衡。我们的10艘大型军舰加上她们的轻型中队和小舰队，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而且也是最快捷的海军力量。不存在能立即赶上她们和超过她们的相等的德国海军力量。在另一方面，她们不能与德国公海舰队对抗。德国战列巡洋舰还与她们的舰队分开150英里，在我们看来，我们军舰开始与德国战列巡洋舰在当时严重的浓雾天气中进行追逐战，可以想象地会导致与敌人海军主力的突然遭遇。这当然不是海军部所希望的。我们即刻警告我们的中队。
海军部致第二战列舰中队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
下午1点50分发
(急电)
公海舰队出动，今日下午零点30分在北纬54°38’东经5°55’②。因而不要向东走得太远。
这些邪恶的可能性像我们早些时候的希望一般很快消失。公海舰队不像我们想象那样驶往大海，而是长时间留在海湾外，现在又退了回去。
下午3点钟我过去告诉战事委员会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我再次穿过骑兵卫队阅兵场时我的心多么沉重。我回到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重新集合在我房间中八角形桌子周围。冬日黄昏的阴影业已降临。此时阿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寻常的态度说，“噢，你们瞧，敌人离开了，此刻他们必定在那里，”他指向海图，海图上参谋长每15分钟标出敌人的位置。很明显德舰已避开我们的拦截军舰，甚至已与我们接触的德国轻巡洋舰也在浓雾中逃逸。沃伦德将军在他随后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在一次雨暴中出来，在另一次雨暴中消失。”
现在已近8点钟。
那末全都过去了？我问起我们的潜艇。凯斯准将已把潜艇从最早泊位集中，此刻正向德舰撤退航线靠近。可是敌人航线是否会进入限定的范围内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于是阿瑟·威尔逊说，“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凯斯的‘猎狗号’和‘喷火龙号’与潜艇在一起。今晚德国战列巡洋舰进入海湾时，他也许能决定对她们发起进攻。他可能发射1枚甚至2枚鱼雷。”派这2艘不结实的驱逐舰连同其勇敢的准将以及忠实的官兵，远离基地接近敌人的海岸，毫无支援地进入这强大德舰及其保护军舰与小舰队的虎口，看来的确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一段长时间无人说话。我们全很了解凯斯。然后有个人说，“这简直是送他去死。”还有人说，“最不愿意我们考虑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他了。”又有一段长时间沉默。然而，阿瑟·威尔逊爵士已写就如下电报：
下午8时12分
“我们认为当军舰进入时黑尔戈兰湾和阿姆鲁姆的灯塔将发光。你的驱逐舰在早上2点左右可能得到攻击机会，或者在以后，视给你的机会而定。”
第一海军大臣点头同意、参谋长拿起电报，沉重地站起身走出房间。然后我们转向日常工作，并决定关于发生的事情怎样告诉公众。
两天以后，当我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接见凯斯将军时，我说，“那天晚上我们给你发出一份可怕的电报。我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他说，“一直到我快到家时才得到电报，这真可怕。我等了3个钟点希望有这样的命令。我几乎想由自己负责这样做，”他继续没有必要地责备自己。③
02.
到此，我已叙述了12月16日的这个事实片断，完全根据当时海军部作战室的情况和我们当时对事件的了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所发生的实际事实。④没有人知道德舰将攻击我们海岸的哪一点；有500英里长的海岸线密布可能要防卫的目标，很难有某种解决办法。可是总司令发布命令，选择黎明时的位置，正确理解敌人的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中，第二战列中队(6艘军舰)和战列巡洋舰中队(4艘军舰)加上第三巡洋舰中队、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及一个小舰队从斯卡帕、克罗默蒂和福斯南下，在16日早上5点30分天亮前2小时到达多格滩南部边缘。这里是北海的中心，几乎在从哈特尔浦到黑尔戈兰的一条线上。英国驱逐舰队的先头屏护舰队与德国驱逐舰和轻巡洋舰开始交火，当白天来到，她们看出一艘德国大型巡洋舰是“罗翁号”。⑤接着发生战斗，我们的几艘驱逐舰被炮弹击中，德舰向东退去。于是贝蒂将军率领他的战列巡洋舰开始追赶“罗翁号”。约9点钟时他与沃伦德将军接到海军部的消息把他从追赶中叫回去，消息说德国战列巡洋舰炮轰哈特尔浦及稍后的斯卡伯勒。所以英国军舰立刻掉头向西并排成长列驶往英国海岸，似乎很有可能拦住德国战列巡洋舰。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迷惑不解“罗翁号”与德国轻型舰只在早上这么早的时候在多格滩边缘干什么。她们这种军舰不适于处在这么容易暴露的位置上，而所处位置又不能对袭击英国海岸的德国巡洋舰有任何帮助。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原来“罗翁号”及其巡洋舰和驱逐舰是德国公海舰队先头屏护舰队的一部分，公海舰队全部出海，共有3个中队，还有大量辅助军舰和小舰队。公海舰队司令冯·因格诺尔将军在15日晚上黑幕下降后(下午4点和5点)和16日黎明前从库克斯港驶出，大胆驶往多格浅滩以支持他的巡洋舰，这些巡洋舰在冯·希珀将军率领下已经接近英国海岸。要是冯·因格诺尔将军如他原来打算那样继续向前，他的侦察舰本来会在那天早上8—9点钟清晰明亮的天气中在北海的这一部分见到由此南驶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两者遭遇几乎是肯定的。那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冯·提尔皮茨将军宣称，这是天赐的、绝无仅有的、对德国有利的、力量差异巨大的战役。他在几星期以后写道，“12月16日，德国的命运握在因格诺尔手中。每当我想起此事我内心激情沸腾。”我们以后还要分析他的这个断言。现在先让我们继续说一说发生的事情。
冯·因格诺尔将军那一天出海行驶这么远，已经超出了德皇指令范围。他呼吁德皇终止在黑尔戈兰湾战事(8月28日)后发布的“钳口命令”，但近日遭到拒绝。德皇最近发布救令的要旨是，“舰队务必后退，避免可能招致重大损失的战斗。”而现在这支舰队在一个12月的黎明前的黑暗中竟离开海湾深入北海的中部。突然大炮的闪光映入眼帘，英国驱逐舰报告与德国屏护的巡洋舰交火，屏护舰队后退，驱逐舰追赶——此时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冯·因格诺尔认为自己在黑暗中有受鱼雷攻击的危险。因此到5点30分左右，他使整个舰队旋过身来，向东南方向驶去，6点刚过，德皇限制性的指令使他越来越不安，他既不知道我们中队的存在又不知道他自己中队的所在。正如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正确选择的语言那样，他“只好调转尾巴回家，让袭击他的军舰摸不着头脑。”即使如此，6点钟时两支舰队相距只有约50英里，而它们的轻型舰只发生了接触！德国第二中队司令舍尔说，“我们未考虑成熟地转向东—南—东航线使我们失去了按我们事先计划与敌人某些舰艇分遣队作战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对的。”
但是，至于沃伦德和贝蒂将军，没有人强制他们打这样一场战争。他们的中队在巡洋舰与驱逐舰的屏卫下舒适地行动。在这部分海域，此时天气相当晴朗平静。在他们进行猛烈战斗之前本来就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力量。试图以6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尽管她们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军舰)与公海舰队20艘战列舰作战是没有理由的。也没有任何必要。英国第二战列舰中队集体航行时速度为20节，她们在强力顺风时可以21节速度逃走，冯·因格诺尔的军舰中只有6艘的速度与她们相等。至于战列巡洋舰，任何德舰都追赶不上她们。离开英国大舰队独自行动的这支海军力量把安全寄托在她们的速度上。因而沃伦德和贝蒂将军能够拒绝与德国舰队作战，这样做当然是他们的责任。还要考虑在海上与德国舰队在一起的大量驱逐舰，以及在黑暗和恶劣天气中的危险。这个关键时刻的形势，如我们现在知道那样，有充分理由需要深思熟虑。他们之所以没有作出不利的决定，是因为先前有鲁莽经历的教训。12月16日事件受到8月28日经验的保护。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的第二阶段。全体4个英国中队连同她们的小舰队，在9—10点钟之间正驶向英国海岸。德国袭击海岸的巡洋舰完成了她们的炮轰，以最高速度试图回家。在约克郡海外德国人在战争早期布置了两个巨大的雷区，我们查明它们的区域，把它们视作防止袭击的保护，并改善这两个雷区，增布了一些水雷。在这两个雷区之间，在惠特比和斯长伯勒对面有一个约15英里宽的空隙。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远处的“铁公爵号”上思考整个局势，他形成的意见是，敌人或者试图向北逃逸，在雷区内侧沿我们海岸北驶，更可能向东行驶径直通过惠特比和斯卡伯勒对面的空隙。他命令福斯的第三战列中队封锁空隙的北边，这个部署很快实施。10点10分他发信号给乔治·沃伦德爵士，告诉他惠特比对面雷区空隙的位置，并说：“敌人极可能从那里驶往外海。”沃伦德和贝蒂将军根据这个假设进行部署，事实上这个假设猜中了德国人正在做的行动。
因此到11点，4艘德国战列巡洋舰——有她们的轻巡洋舰在60英里前独立开道——以最高速度向东朝黑尔戈兰湾驶去。与此同时，我们全部4个中队向西以磅礴气势直接向她们驶去。两支舰队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英里，它们以每小时超过50英里的合计速度相互靠拢。在我们舰队航线前方有一条由南向西的多格浅滩沙洲，沙洲上水深不够，不论是英国或德国的战列巡洋舰难以越过。因而英国的席卷向前的舰队分散——贝蒂和轻巡洋舰走沙洲的北面，沃伦德率战列舰和第三巡洋舰中队走沙洲的南面。这意味我们前进航线会有一定程度的迂回。而且，天气变得极坏，浓雾笼罩，海浪汹涌。此时在贝蒂之前侦察的我们轻巡洋舰中队已通过浓雾与雨暴看到德国轻巡洋舰。我们处在最南边的轻巡洋舰“南安普敦号”开炮，敌舰回击。“雄狮号”舰上官兵的希望上升了。正在这个地方，正在她们期待的时候，出现了敌人的屏卫巡洋舰。显然敌人的主力在她们后面，也许在后面不远处。可是此时厄运插了进来。
另外3艘英国轻巡洋舰看到“南安普敦号”向南驶去，她们也朝那个方向加入战斗，“伯明翰号”开火了。这可不符合贝蒂将军的希望，他希望在他预期接近敌人的战列巡洋舰时，必须有他的侦察舰留在他的前面。当时失去她们的危险非常之大，因此他命令他的轻巡洋舰回到她们的战位。退回的信号不是指名发给2艘去与敌舰交战的军舰，而是普遍地对轻巡洋舰中队，而为执行这个命令“南安普敦号”和“伯明翰号”脱离了与德国巡洋舰的战斗回到舰队排列的各自位置上。德国轻巡洋舰向南驶去，消失在浓雾中。与她们的接触就这样失去了。
可是与此同时，双方的战列巡洋舰继续迅速彼此接近。12点15分冯·希珀将军得到他轻巡洋舰的警告说，敌舰就在他前面近处，他也稍稍改变航向朝向东南方。贝蒂将军继续他的航向前进直到12点30分，此时两支战列巡洋舰队只有25英里距离，而且迅速地靠近。⑥然而此刻又出现厄运！德国轻巡洋舰向南偏斜离开贝蒂的前进路线，与沃伦德前面的第三巡洋舰中队遭遇。双方再度交火，敌人的巡洋舰再次消失在浓雾中。她们报告冯·希珀，在这条路线上也有阻挡的军舰。据此，在12点45分他作“四分之三向左转”(我使用了一个骑兵术语)，向北逃去。但是这样躲避方法本身不足以救他。如果贝蒂将军再有一刻钟时间保持他原来航线，一系列决定性战斗必定会在1点之前开始。但是请看后来发生的情形。
12点30分贝蒂将军在与德国轻巡洋舰发生第二次接触时收到乔治·沃伦德爵士发来的信号，“看到敌人巡洋舰和驱逐舰。”因此贝蒂的结论是德国战列巡洋舰已经溜过他的身边向南逃走。健全的原则是以不惜任何代价守在敌舰与敌巢之间，除了据此行动之外，他还来个急转弯，循他的来路也就是向东回驶了3刻钟。1点15分听到敌人战略巡洋舰折向北方，他也转身向北，可是一直没有再次接触。冯·希珀成功地绕过我们中队的北侧逃逸。他的轻巡洋舰在极阴沉可怕的天气中通过第三巡洋舰中队，有几次实际上看到沃伦德战列舰，终于逃出兜捕。
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盲人游戏。
图06、作战行动，1914年12月16日。
For High Sea Fleet Dec.15，12月15日公海舰队；3rd Battel
Squadron，第3战列舰中队；A+B=Warrender and
Beatty，A+B=沃伦德和贝蒂；A=Warrender，A=沃伦德；Allied
Submarines，协约国潜艇；B=Beatty，B=贝蒂；C=German Battle
Cruisers，C=德国战列巡洋舰；D=German Light Cruisers，D=德国轻巡洋舰；Daylight
Dec.15，12月15日白昼；Daylight Dec.16，12月16日白昼；Dogger
Bank，多格滩；Fearless，“无惧号”；General
rendezvous，全体会合点；Hartlepool，哈特尔浦；Longitude 5° 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东经5°；Midnight，午夜；Mine Field，雷区；Noon
Situation，正午形势；North Sea，北海；Scarborough，斯卡伯勒；Situation before
Dawn，黎明前形势；Skirmicher，小冲突；Tyrwhitt，蒂里特；Whitby，惠特比；X=The Hight Sea
Fleet，X=公海舰队。
剩下还得说一说英国潜艇的活动。到3点30分凯斯准将从泰尔斯海灵海外海底基地集合了4艘潜艇，并按照海军部命令去往黑尔戈兰湾。最终他成功地把3艘潜艇部署在黑尔戈兰湾的南边，一艘部署在北边。这艘单独的潜艇在内史密斯指挥官指挥下，在17日早晨发现自己处于攻击后回来的冯·希珀中队及小舰队的中间，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朝战列巡洋舰发了两枚鱼雷，但没有击中目标。
这些就是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袭击的片断。我们能告诉公众的一切都登在12月17日晨报发布的如下公报上。
海军部，12月16日下午9点20分
今晨德国巡洋舰队在约克郡海岸举行示威，在示威过程中她们炮击了哈特尔浦、惠特比和斯卡伯勒。
为此目的德国人使用了一些最快的军舰，她们在海岸上逗留了约1个钟头。她们受到我们在那里巡航的军舰的攻击。
一俟报告有敌舰出现，英国巡航中队努力试图切断她们的退路。在被英舰发现时，德舰以全速退走，在浓雾的带助下她们成功地逃逸。
双方的损失微小，但全面报告尚未收到。
海军部借此机会指出，对不设防城市或商业港口进行这种性质的示威虽然不难，但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且这种军事行为毫无军事意义。
这种行为给平民的生命和私人财产造成损失，是极可痛惜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此修改正在执行的总海军政策。
海军未能阻止或至少未能报复对我们海岸的这种攻击，自然引起许多愤慨。海军部在干什么？他们全都睡着了？虽然遭炮轰的城市以极大坚毅的精神忍受他们的苦难(死伤平民近500人)，但不满情绪散布广泛。然而，我们不能说一句解释的话。我们必须沉默地忍受同胞的责备。为了避免泄露我们的军事秘密，我们决不能说出我们的舰艇中队在哪里，以及德国进行攻击的巡洋舰曾经离开毁灭有多近。我们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作为我们行动依据的各种迹象已为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依靠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值得信赖的。下一次我们至少会有一般的能见度。但是会有下一次吗？德国的海军将领必定知道他们曾十分接近强大的英国军舰，但她们是哪支舰队，或者她们在何时或者离他们有多近，这些可能是个谜。至于她们怎样到那里不也是一个谜吗？从另一方面说，德国对可憎的英国城市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战争鞭打感到欢腾，这可能怂恿他们作第二次尝试。甚至我们自己报纸对此事表示的愤慨，对德国作继续尝试也有助益。人们只能希望最美好的。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军计划和秘密一直深藏在无法探测的缄默中。
03.
此刻检查一下由北海海军形势提出的一些较广泛的战略含义是合适的。
德国海军编年史家习惯于使用尖刻言词强调战争开始时英国舰队未能成功地攻击德国海军的情况。他们描述鼓舞德国海军的尚武激情和他们不断而迫切求战的热忱。舍尔将军谈到，早在1914年8月2日，他指挥的德国第一中队的同事敦促他当天晚上穿过基尔运河在威廉港与舰队的其余部分会合，唯恐等到天亮将会太迟。他描写人们狂热地把德国军舰内部每一方木雕和图画卸下，以便更好地准备作战。他不无嘲弄地承认，英国人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令他吃惊。考虑到德国舰队在战争的头4个月龟缩在有坚强防御工事的河口和港湾内，在雷区和潜艇保护下一直保持纹丝不动，对照起来，这个老练水兵描述这种心态似乎有点勉强。
如果德国人真的相信，我们会派大舰队通过他们的雷区，在他们的战时港口与他们作战，他们必然把我们的智力看得太低。这样的做法只会丧失掉英国舰队，在几个小时内导致我们的毁灭。在黑尔戈兰湾、叙尔特岛或博尔库姆岛海外作无意义的示威，也不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舍尔与提尔皮茨都写到，好像我们只有出现在这些岛屿外才能迫使德国公海舰队出海进行决战。但在同时有人告诉我们，给予德国海军的命令是，在英国舰队由于不断的微小损失而元气大伤、达到双方力量相等前不要进行决战。那末怎么可能因为英国战舰与德国岛屿上的炮台互射，就会使德舰出海在力量悬殊状况下打仗呢？对德国人来说，一个合理得多的办法是白天派潜艇，夜间派驱逐舰用鱼雷攻击出海的英舰，并设置水雷区以防她们回来。用这种方法德国的“力量相等政策”似乎会有很好实现的机会；人们可以相信，英国舰队的这种行动会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希望。除了让英国舰队炫耀地和愚蠢地在德国海港外边巡航很快耗尽力量外他们还能希望什么呢？
我们也渴望打一仗；但不是愚人之战，甚至也不是势均力敌之战。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和只有在确保胜利的条件下作战才是我们的责任。此外，虽然德国军舰泊在港湾，我们牢牢掌握并完全享有制海权。在战争爆发时，从斯卡帕湾作战基地出动的英国舰队把德国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绝。这本身就是一种头等强烈的攻势行动。如果德国人有胆量和有能力，他们早就进行预防了。我们必须把陆军运往法国和从英帝国各部分集合我们的军力。这些陆军要派往陆上的最主要的战斗前线。阻绕这种运输肯定是德国及其海军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徜若英国陆军受阻拦达不到法国左翼的阵地，谁能说战争不可能在马恩河战役中结束？但是德国海军获得德国总参谋部正式和明确的同意，在它的雷区和防御工事后边静待，不作反应，此时公海上的世界事务和战争事务都在英国的掌管之下。
古罗马的蓬佩季乌斯·西洛对马略说，“要是你是伟大将军，下来打仗。”马略著名的回答是，“要是你是伟大将军，使我违背我的意志和你打仗。”事实上这是海战第一阶段过去后海军部直接面临的问题。英国舰队能选择的海军攻势的明显形式是，尝试并使用各种措施促使敌人舰队驶出它们的港湾并迫使它们接受战斗。远距离封锁除了它本身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外，也是对敌人最高档次的挑衅。另一个不断的挑衅是军队与供应物资源源不绝流向法国。的确皇家海军的这些职能如此重要，他们对德国舰队的挑战是如此直接和持续，以至整个战争时期盛行于海军部的观点就是满足于这些成就，不希望有更多的行动。一旦海战的第一阶段过去，外海廓清，就不能将这个战略看作完全满足需要。除了在有利条件下作战，否则不让主力舰队冒风险外，应当坚持研究如何使用压力迫使敌人出来进行一场海战，从而引起海战高潮的各种设计和方式。如果敌人不愿出来冲击封锁线，应该不停地使用辛勤、坚毅的设想力来寻找其他有效的挑衅手段。然而，司令部的将领们和海军部有影响的权威人士以远距离封锁与保护运输线为满足。他们努力聚集尽可能多的军舰，增加一个接一个分队，一个接一个小舰队，然后认为他们已做了所有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当外界不时指责他们缺乏活力时，他们总是以不使大舰队处于险境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来回答。
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他们有责任创造或发现不使大舰队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某种攻势计划，或者迫使德舰应战，或者以某种引人注意的方法帮助协约国陆军减轻他们的一些压力。一个文官大臣决不能强迫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他能建议、鼓励和支持。但是要是他们保持不动，他也就无能为力。
那末什么办法能使德国舰队怀着作战意图驶出港湾呢？封锁未能刺激她们；运送陆军不能引诱她们；在德国海岛外的不解决问题的示威未必能诱使她们出来。必须创造和处置某种事情，当处置它时将立刻使德国难以忍受，使她决不能泰然自若地承受它；这件事如此重要，如此刻不容缓，如此生命攸关，以致使她不管自己的舰队处于劣势也必须立刻作战。军事史有许多事例表明，司令官迅速进军敌国并占领守军的要害阵地，迫使敌军以后为此猛冲猛打。这是战略进攻有利因素和战术防御有利因素的结合。这种形势在大战中的法国以极大规模重复出现，在那里入侵的德军依靠防御，而被入侵的法军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向敌人的铁刺网和机关枪发起进攻。怎样把如此简单的陆军概念运用到海战上？我们能用什么办法迫使德国海军在我们选定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与我们作战呢？这种研究在英国海军思想中应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04.
1914年8月19日，经首相同意，我与俄国政府保持联系，目的在于不断引起对波罗的海战略重要性的关注。我指出，如果英国海军部得到波罗的海的海上控制权——或者通过一场决定性大战的胜利或者通过对基尔运河的封锁——就有可能让俄国陆军登陆去迂回但泽—托伦一线的侧翼和后方，或者从北方攻击柏林，或者进攻基尔运河，把德国舰队赶往大海。对于这些俄军发动的战事的一部或全部，英国海军部对必要部队的运送、护航和登陆愿负责任。俄方8月24日给予的答覆中原则上接受：他们认为提出的登陆行为可靠可行而适宜，只要总的军事形势有利于它的实行。
3个月后，费希尔勋爵来到海军部，这些思想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第一海军大臣深信，控制了波罗的海以及随后让俄国陆军在整个无防卫的德国北方沿海地区自由行动，对敌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以后出版的厚厚备忘录中，他以有把握的洞察力说到此事。波罗的海无疑是海军进攻的最佳目标。当我给他看我与俄国政府就此主题的来往信件时，他对此想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12月的讨论中，一次有他在场的战时会议上，我向与会同僚谈论的、后来常常被他提到的话，即海战有三个阶段。“第一廓清外海；第二，封锁德国舰队；第三，进入波罗的海。”但是所有这些，说比做要容易许多。第二阶段有时阻挡了第三阶段，要等到第二阶段达到目的，第三阶段才能开始。第二阶段本身是一场比当时其他战争影响更大和危险更大的战争。为了封闭黑尔戈兰湾，有必要猛攻和占有一个或几个德国岛屿，而这有极大可能引起英德舰队之间的决定性海战。要看到此类事情的后果的确是十分困难的。真的，它是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海战。这个初步决定性阶段的困难非常大，以致海军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当掌握最大力量优势时也不敢大胆面对它。
让我们想一想阻挡所有其余军事行动的这个首要军事行动究竟是什么。
在我于1907年与费希尔勋爵最早会晤中，他曾向我解释海军部在与德国作战中的计划是尽可能早地占领博尔库姆岛，作为我们小舰队和封锁德国河口的近海中队的前进基地。我对这个观点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刘易斯·贝利将军也牢固地持有这个想法。1913年，站在年轻海军将领最前列的这位军官被叫来检验在战时实行占领并守住这个岛屿的各种方法，同时考虑新的因素将怎样影响这个问题。新的因素是令人畏惧的：即航空器、潜艇和远程大炮。但是它们在军事行动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程度对双方既起有利作用，也起阻碍作用。我们也研究了叙尔特岛，此岛可作为攻占的另一个对象，或者说可能两岛一起占领。我们把德国各河口和所有岛屿都制成十分细致的凸雕模型。贝利将军的报告与计划在参谋部档案里可以找到。在战争开始时不可能使用这些计划。袭击一个岛屿需要我们至少有三四个正规的精锐步兵旅，虽则占领后警卫它使用较少的兵力就足够了。从法国主要战线不可能抽出这些军队。此外，如同大家已经明了，海军在战争爆发之初有大量事情要做，如确保海洋控制权和运送陆军渡海。
路易斯亲王原则上赞成这个计划。阿瑟·威尔逊爵士认为这个计划可行，在他对海战的最初看法中，甚至想要实行更危险和更少成果的炮轰和猛攻黑尔戈兰湾。⑦当费希尔勋爵来到海军部时，他依旧在原则上赞成攻击博尔库姆岛，但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他理解这种军事行动的重大性质与后果。它几乎相当于即刻进行海上决战的手段。在该岛被我们占领一周之内，在登陆行动更可能仍在进行之际，整个德国海军必然会倾巢而出，抵御这个致命的战略进攻以保卫祖国。准备战略进攻是那些重大项目之一，基本上是在绝密中进行，细节不断得到完善，只有当环境允许作重大决定时才可启用。费希尔勋爵和我完全同意指示作战参谋部在11月份审核贝利将军主张海外进攻的计划，指望在1915年某个时期采取行动。1月7日在费希尔的支持下，我获得战时会议原则上对这个军事行动临时性批准，如果当环境认为有必要时执行。
可是，虽然第一海军大臣的战略构想以进入波罗的海为中心，虽然他在原则上赞成夺取博尔库姆岛作为起始行动，我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实实在在的、建设性的和献计出谋的精力，而这种精力在他的事业的其他时期和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事情中，都表现得非常充分。我认为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要使这次军事行动获得成功必须作出重大决定性的和担风险的步骤。他大量谈到博尔库姆岛，谈到它的重要性和攻占它的困难，但他没有给予参谋人员保证彻底探索这个计划所必需的强烈专业动力。相反，他以泛泛谈论四处布放水雷使北海无法通过，从而阻止德舰进入，同时把英国舰队主力集中在波罗的海。我无法相信他这个办法能给我们必要的安全。首先是我们没有5000枚以上的水雷，而需要的却是几万枚水雷，这在今后许多个月中是无法供应的；即使我们有足够水雷，有什么方法阻止德舰从容不迫地一边打捞水雷一边通过雷区？除非我们用我们的舰队守卫雷区。
因此，虽则第一海军大臣继续泛泛宣扬进入波罗的海，我坚持努力集中注意力于猛攻和占领博尔库姆岛所需要的实际措施，借此或者封住德国舰队，或者促使它出来战斗。在这项任务中，我不但对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部说明我的主张，而且对总司令说明我的意见。要是我发现(作为我努力的结果)在海军舆论中有任何实在的反应，我本来能把这个问题提到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去。但是实际上非但得不到这样的反应，我反而发觉一股持续而明显的不情愿情绪，这种情绪随着逐渐看清问题的细节而变得更明白，它表现为精神涣散和完全缺乏积极努力。毫无疑问，海军的本能是反对冒这种风险。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空谈进入波罗的海毫无意义。
1914年12月21日，由于我这方面对各种小规模布雷计划的长期争论和抗拒的结果，我写给第一海军大臣如下一张纸条：
海军形势的主要关键是用武力夺取和武力保卫一个海外基地，从那个基地出发，我们的C级潜艇和重型火炮驱逐舰能日日夜夜封锁黑尔戈兰湾；围绕这个基地和为了这个基地将发生海上和陆地的殊死战斗，直到敌人彻底毁灭。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制订这样一个既生动又有说服力的计划。此前我们的形势有如我告诉你的和你刚才说的那样，只能是等待被打被踢，并茫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
12月22日我再次写给他如下短简：
关于波罗的海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你必须首先堵住这一边。你必须占领一个岛屿把德舰堵在里边，或者按照威尔逊所说，你必须截断运河或打碎水闸，或者你必须在一次决战中挫败他们的舰队。
散布水雷无法取代上述这些办法。
第一个实际步骤是物色一名指挥官，他赞成这个伟大事业，他具有专业技能和贯彻事业的个人决心。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由刘易斯·贝利完成。
炮舰有许多个月无法准备就绪。与此同时我们有不少旧战列舰可以方便地组成炮击中队。阿瑟·威尔逊爵士竭力主张，海上的有效轰击要求作紧张的炮术训练和实际练习，旨在指挥和协调军舰的火力达到最高的程度。因此我们建议在1915年前几个月里组建一个特别中队，当炮舰来到时，这个中队最终可用于巨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用于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陆军所需要的支援。12月份在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和我一致同意下，将刘易斯·贝利从大舰队中的第一战列舰中队司令位置上调去担任在诺尔的第5战列舰中队(“敬畏”级军舰)当司令，意在使这个中队成为将来轰击舰队的核心，其司令成为1915年海军进攻的领导人。读者将看到这些希望被多么轻率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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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原书第267页的地图。
②即黑尔戈兰以西约80英里。
③必须解释清楚，在那些日子里，与驱逐舰尤其与潜艇的无线电通讯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善。因此早晨把“火鸭号”安置在潜艇队与哈里奇中间以传达信息。她后来在下午得到带潜艇进入敌人海湾命令后，重新与凯斯准将会合，暂时那条通讯线也断了。
④这次作战的整个情形在英国官方海军史上有极细致的描述，那些对它的细节方面有兴趣的人似可研究书中极好的插图。整个故事如此复杂，一般读者如果不研究作战图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努力使大家了解大致要旨——W.S.丘吉尔。
⑤见原书第267页地图上的“黎明时形势”。
⑥见原书第267页地图上的“正午形势”。
⑦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大舰队》(The Grand Fleet)一书中，错误地把这个想法归因于我。我从来不是它的提倡者，只是把阿瑟·威尔逊爵士的意见放在总司令及其军官们面前，请他们评论。
第17章、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01.
没有任何国家像土耳其那样如此固执地投入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已经奄奄一息。意大利在1909年使用海军力量入侵和并吞的黎波里，在这个省份内至今仍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1912年时巴尔干诸国拔出宝剑指向她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伦敦条约中战败的土耳其帝国割让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瓜分战利品成为巴尔干胜利者中间流血的新原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对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来说，依旧是勾引其野心和满足其要求的最美好的战利品；在所有一切战利品中君士坦丁堡作为最高目标熠熠生辉。虽然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的危险来自巴尔干诸国的复仇和野心，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土耳其内心对俄国的恐惧。俄国和土耳其水陆相连，从黑海西海岸伸展到里海有1000英里共同边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撒丁岛)，只有在强大的英国(迪斯累里政府)领导下于1878年保持土耳其帝国免于崩溃，君士坦丁堡免于被征服。虽然，在巴尔干各盟国内讧之前，保加利亚军已从西边挺进到君士坦丁堡大门口，但来自北方的危机感依旧在土耳其人思想中占压倒其他一切的地位。
在这些矛盾之外，还要加上与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对抗。库尔德斯坦人和广泛分布的亚美尼亚民族感情疏远。凡五六百年来与土耳其帝国打仗的或遭受土耳其奴役之苦的各个民族或种族，从四面八方以无比仇恨和渴望的目光，凝视着这个给他们如此沉重和永久苦难的垂死帝国。惩罚和偿还的时间近在目前；唯一未决的因素是欧洲的外交，特别是英国外交能将清算之日推迟多久。土耳其帝国迫在眉睫的崩溃像奥地利帝国逐步腐朽与瓦解一样，出于非人力能控制的力量，它们的垮台松散了整个东欧和东南欧的基础。变化是激烈的、巨大的、无法估计的，而且是不可抗拒和近在身边的，它影响2000万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制度。
就是在此时和如此的背景下，德国举兵经过比利时入侵法国，所有的其他争执都根据这个首要斗争而重新调整其位置。在这场大震荡中丑恶的、蹒跚的、衰朽的和一贫如洗的土耳其将会有什么遭遇？
她得到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是历史上曾经给予任何政府的最优惠的赠予。她得到保证，只要她保持中立，就能使她所有的领土绝对完整。她得到这个保证不但基于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的权威，而且基于她的敌人俄国的权威。法国与英国的担保将保护土耳其免受巴尔干诸国尤其是希腊的侵扰；俄国的担保无限期地中止了来自北方的逼近的威胁。英国的影响主要能平息和肯定能推迟阿拉伯的长期起义运动。协约国认为，它向这个衰弱而危机四伏的国家提出的建议不可能比这个更公正了。
但是图画还有另一面。在土耳其帝国腐朽结构内部和在它表面政治事态底下，潜伏着各种人和各种思想的凶猛而有目的的力量。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灾难把这些力量组成一个隐蔽的、缓慢燃烧的、将是异常的烈火，沿博斯普鲁斯海峡所有大使馆(一个除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深知内情的土耳其人在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内(大战前几年)，整个土耳其人民的未来都由一个委员会在作极其细致的审查。”①
泛土耳其委员会接受1907年的英俄协议，这个协议是与土耳其最无利害关系的、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及朋友的大国，与土耳其的古老和无情的敌人的大国之间明确的同盟条约。因此，该委员会深信，在即将来到的欧洲大战中到别处寻找帮助。他们计划在单一土耳其人基础上建立一个土耳其，也就是土耳其农民的安纳托利亚。这个计划在1913年看来仅仅是一个空想。这个计划认为，使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的波斯人省份和俄国里海另一面的土耳其人省份(土耳其人种发源地)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人联合是民族统一的理想；使土耳其向里海盆地扩展。这个计划包含反对神权政府，使教会与国家关系发生激进改变，让“虔诚基金会”的捐款移作国家世俗的需要以及要求专业宗教阶级严格遵守纪律。它还包含新近在土耳其实现的惊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学改革。穆斯塔法·凯末尔事实上在执行一个15年前决定的计划，他很可能参与这个计划的制定，这个泛土耳其计划的中心点是利用德国使土耳其摆脱俄国的威胁。许多年来德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冯·比伯斯泰因以高明的手法一直在暗中点火。
在紧急时刻若土耳其最前哨没有一位实干家的事实，泛土耳其计划可能永远是个梦境。一个未来的土耳其拿破仑，在他的血管里涌腾着战士的血液，他个人的意志、虚荣心和诡计注定要使土耳其帝国走上最大胆的冒险道路。受德国训练的但有土耳其本性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他的帽子摔过篱笆”(摘录他本人的话)是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信号。伙同他的一小撮青年土耳其朋友组成联合进步委员会，他曾勇敢地面对所有聚集起来的敌人。当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时，就在的黎波里的沙漠里恩维尔英勇作战；当巴尔干同盟的军队逼进到查塔尔雅线时，恩维尔决不绝望。191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说，“阿德里安堡决不归还土耳其。”但恩维尔在一个月内进入阿德里安堡，该地今日已为土耳其所有。大战爆发后，恩维尔和他的伙伴塔拉特以及能干廉洁的财政部长贾维德控制了土耳其国务。在他们之上：装点门面的是苏丹和大维齐尔*；但这三个人及其追随者无疑掌握实权，在这批人中间恩维尔在全部行动中是爆发力量。②
土耳其领导人对俄国参加一场混乱而激烈大战能力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对沙皇力量的估计。他们深信德国集团将在陆上赢得战争，俄国将受严重创伤，而跟着会爆发一场革命。土耳其将在德国胜利时刻获得高加索的人口与领土，至少能在几个世代里挡开俄国的威胁。在长时间的初步讨论中，德国答应土耳其在同盟国胜利时满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这个应允决定了土耳其的政策。
在土耳其人的生活及其领土野心的每一个领域中，泛土耳其人政策都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个计划要求土耳其控制黑海作为它的基础。不论何时发生大战——他们确信大战必然发生——俄国在德奥两国掌握之中，泛土耳其人意图入侵和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到特拉布宗的海路，对从特拉布宗推进到埃尔祖鲁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建立一支海军。人民捐款于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开始，甚至普及到整个伊斯兰地区，规定捐款的钱用于在英国为土耳其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这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可以成为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的依据。1914年7月在土耳其领导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两艘军舰能及时到达吗？显然可能性很小，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沙迪埃号”应于7月份完成；第二艘几星期后竣工。土耳其在俄国领土内奥尔蒂、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周围的土耳其特工已经忙碌地布置居民中大多数的穆斯林土耳其农民贮藏玉米作物，以便土耳其军纵队有可能挺进乔鲁河谷扰乱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出订立德土之间反对俄国的秘密攻守同盟，这个提议立刻为德国接受，于8月2日签字。7月31日下令土耳其军队进行动员。
可是此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然情况。英国采取明确抵抗德国的态度。英国舰队以战斗行列出海。7月28日我为英国海军征用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我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英国海军。在英国舰队中加上两舰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看来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在海军部中就我所知，英国没有人知道土耳其的图谋或这两艘军舰在他们图谋中将发挥的作用。我们把这两艘军舰建造得比我们以往知道的更好。我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为征用土耳其军舰受到某些方面的批评。有人把由此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与失望说成是改变局面的原因，促使土耳其加入反对我们的战争。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失望的内在原因。征用两艘军舰非但不使土耳其成为敌人，几乎使她成为同盟者。
土耳其人还保留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格本号”。如上文所述，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驻泊在地中海西部，根据和平时期命令要去亚得里亚海的波拉港整修。这艘军舰本身就足以控制黑海的俄国中队。德国人将把“格本号”派往君士坦丁堡吗？她将到达那里吗？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致德国最后通牒连同英国决定宣战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派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改变了地中海的局势。“格本号”能逃脱大海上众多英国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还有3艘力量更大虽则速度稍慢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之手吗？8月3日晚上当恩维尔得知“格本号”奉命向北逃往亚得里亚海的波拉港时，他的焦虑与担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立刻找来俄国武官列昂捷夫将军，把一切先前计划抛置脑后，包括昨天与德国签订的协定，他向这位吃惊的军官建议以各种条件建立土俄同盟，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提供补偿。不管是因为德国人已意识到，除非“格本号”努力设法来到君士坦丁堡，泛土耳其者决不会原谅他们，或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格本号”已是他们战争计划的一部分，此时(8月3日)提尔皮茨将军正向当时在墨西拿加煤的“格本号”发出新的命令，嘱其驶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众所周知的事件后，“格本号”于10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经谈判后被允许进入马尔马拉海。
此刻恩维尔恢复了信心。因为控制黑海的任务可能落在土耳其人身上。鉴于英国海军的至高优势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无防卫状态，与英国敌对非同小可。此外，意大利竟意想不到地脱离三国同盟。因此对土耳其来说，看一看在陆上即将发生的大战，尤其是俄国战线的战争结果会怎样，这样做可能是谨慎的。与此同时土耳其陆军的动员可以不显眼地进行，它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有正当理由。因此接着出现一段土耳其犹豫和观望的时期，时间持续了约3个月，她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我能记起在所有重要的政策领域，英国政府得到的情报与土耳其人一样完整。阅读这段时间我们从君士坦丁堡所有渠道收到的电报，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觉得土耳其的态度是令人奇怪的。所有协约国一会儿因大维齐尔和内阁中值得尊敬元老们的友好保证而鼓舞，一会儿因土耳其人拒绝扣留和解除“格本号”的武装而愤怒，总的说来被许多互相矛盾的声音弄得困惑不解，于是相信土耳其没有确定的政策，有可能争取这个国家也有可能失去这个国家。当恩维尔在11月份作为所有泛土耳其力量的代理人，指使“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对俄国黑海港口进行未受挑衅的攻击时，这个时期结束了，就这样土耳其野蛮地投入战争。
02.
土耳其的局势只能与巴尔干的总形势作比较来判断；除非一直记住战前巴尔干历史中主要事件，否则便难以理解总的形势。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率先对土耳其发起了胜利的进攻。当时她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攻击土耳其帝国最精锐军队，而希腊军和塞尔维亚军则横扫防守力量较弱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打了最大的战役并遭到最重损失的保加利亚军最后被阻挡在君士坦丁堡之前。她转过身来，看到几乎整个征服的领土都在她的同盟者手中，这些领土的归属在战前已在这四个好战的小国之间用条约规定下来。但是阿德里安堡尚未投降，依照条约规定，塞尔维亚军援助保加利亚军，在攻克阿德里安堡的战斗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都利用由于需要攻下阿德里安堡因而延长了战争这个论点，作为拒绝履行战前条约重要部分的理由，同时她们仍保持占有所有征服地区作为她们的所有物。保加利亚人对这个要求以暴力作出迅速回答。他们攻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但被两国人数更多的军队打败；正在这极端衰弱和失败时刻，罗马尼亚人又从另一边侵入，由于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土战争，有生力军可供战斗。与此同时土耳其军在色雷斯进军，在恩维尔帕夏率领下收复阿德里安堡。就这样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终结时，保加利亚不但被夺走从土耳其夺来的几乎全部领上(被希腊和塞尔维亚完全瓜分)，而且甚至她本土多布罗贾省也被罗马尼亚从她那里夺去。继驱逐土耳其人之后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以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为一方和以保加利亚人为另一方犯下了可怕的凶残暴行，他们之间留下一条血河。
在这个关键时刻，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保加利亚人以更深沉和更不顾切的决心考虑其命运。他们以往所有的牺牲归于无用，甚至比无用更坏。他们征服的果实反而增加了他们对手的收获。他们被罗马尼亚从背后捅了一刀，而且遭到罗马尼亚的敲诈，对后者他们并不曾有任何挑衅。他们目睹大国(带头的是英国)使用毫不客气的语言禁止土耳其人回到阿德里安堡。他们眼睁睁看着不但萨洛尼卡甚至卡瓦拉被希腊人抢走。他们眼见新近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主要居住着保加利亚人种的大片地区，进入同样可憎的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奴役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加利亚军队依照国王斐迪南的旨意，“卷起军旗”退伍，等待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个好战而强大的保加利亚，有她的惯耍阴谋的国王和勇敢的农民军队，他们沉思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不公正的现状中，这个国家就是1914年和1915年巴尔干占支配地位的因素。
03.
1914年8月19日，当时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先生得到国王康斯坦丁批准令人惊讶地宣布，将希腊所有的海陆军资源从需要它们的时候起正式交给协约国处理。他还说，这种奉献在特殊意义上说是给予英国的，因为她的利益与希腊的利益不能分解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希腊的资源不多，但她能动员25万军队，而她的海军和港口可能有一定的用途。这个崇高的奉献是在一切十分不肯定的时候，甚至在法国的主要战役开始之前作出的，它大大吸引我的注意。毫无疑问，一方面它使我们冒土耳其成为我们敌人的风险，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另一方面希腊的陆军和海军是有份量的要素；希腊陆军和舰队与英国地中海中队的联合，可以提供解决达达尼尔海峡困难的最迅速有效的手段。加利波利半岛此时由脆弱的土耳其军占领着，人们知道希腊参谋部已准备好占领这个半岛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此外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土耳其正走向对我们的战争。她对“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行为继续是公开的欺骗。德国手中这两艘军舰存在于马尔马拉海，她们是向君士坦丁堡中立地位施加决定性压力的手段。如果我们不打算获得土耳其诚实的中立，那末让我们作出取舍，把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拉到我们这边。我们不能让她们站在我们一边吗？我们不能使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组成巴尔干联盟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务必不可两头落空。
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经过非常焦急的考虑后，促使内阁拒不接受希腊的建议。无疑他有充分理由担心，与希腊结盟意味着立刻与土耳其可能还有与保加利亚作战。他担心这会使希腊处于险境而我们又没有能力保护她。他最最担心的是不要以得罪俄国的方式鼓励希腊反对君士坦丁堡的雄心，最后，他希望与大维齐尔和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中立派领袖人物有密切和亲善关系的路易斯·马利特爵士最终能保持和平。当然，英国大使用来为和平而努力的技巧和毅力是无与伦比的。就这样，在战争爆发时，我们一直保持与法、俄共同提出的宽厚而慷慨的诺言，即保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作为回报，她应保持忠诚的中立。我自然遵从内阁的决定，但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大。我仍继续工作，希望有一个巴尔干联盟。
9月初似乎出现很大的可能性，即在德军向巴黎推进的影响下，不管我们做什么，土耳其将与我们和希腊作战。我立即开始准备对付目前事态，安排召开海军部代表和陆军部军事作战处代表的会议，制订由希腊军队夺取加利波利半岛的计划，目的在于使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马拉海。讨论的结果估计需要军力6万人，这个数字看来完全在希腊兵力资源之内，接着通过我们驻希腊海军使团团长马克·克尔海军少将的中介与希腊政府进行商谈。希腊参谋部以赞成的姿态看待联合军事行动，但宣称保加利亚必须以全部军力同时进攻土耳其；他们不愿接受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保证。
9月6日韦尼泽洛斯先生告诉我们驻雅典公使，他不怕土耳其单独从陆上发起进攻，因为希腊参谋部相信有能力对付这种进攻。希腊政府已收到索非亚坚守中立的明确保证，但它不信任这类保证。可是希腊政府满足于保加利亚政府在土耳其军队进攻希腊时因侵犯保加利亚领土而提出正式抗议的行为。然而，如果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联合而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占领，形势将极端严峻。对于这一点我在当天以书面向外交大臣指出，一个俄国军团将容易地从阿尔昌格尔、或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在得到日本同意后从阿瑟港出发进攻加利波利半岛。“夺取加利波利半岛支付的代价无疑很大，但此后不再有与土耳其的战争。一支5万人的精良陆军和海军，就能结束土耳其的威协。”
但是寻找陆军不等于找到陆军。爱德华·格雷爵士送给我他当天清早收到彼得格勒来的一份电报作为答覆，电报说，鉴于大量德军从西线转移到东部战场，俄罗斯正从亚洲和高加索征集每一个可以得到的壮丁，她在高加索只留下一个集团军。根据彼得格勒的电报判断，除非希腊能割让领土来安抚保加利亚，否则希腊将不得不单独负起战争的大部分重担。格雷爵士在我的备忘录背面又加上一段话，“从圣彼得堡来的电报你可以看出，在对付土耳其军事行动中俄国不能相助。除非在法国的局面有转机，我看不到地中海方面有良好的前景。”
只有实实在在地研究这个问题才显出它的巨大困难。为了不使人们认为我低估了与土耳其作战的严重性，我得提醒大家，我早就深信土耳其迟早总要攻击我们，我还一直相信德军入侵法国会被迫停顿下来。这两项假设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我并不自以为我的观点最英明，我只让它接受历史的判断。从这种观点产生的政策，当然在这个紧要关头会将塞浦路斯给予希腊，以补偿她将卡瓦拉给予保加利亚。要向塞尔维亚施加最大压力，使她在莫纳斯提尔问题上向保加利亚让步。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成功我不表态。
到9月9日，土耳其人对“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的态度变成公开地向我们挑衅，以致有必要撤走英国海军使团，他们在那里随时受到德国人和土耳其主战派的傲慢无礼的对待。任命我们驻土耳其海军使团团长林普斯少将指挥监视达达尼尔海峡的中队是我的主意，发出的命令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有人认为让刚刚不当土耳其舰队教练的那个军官担任这个职务很不适当。这无疑是一个有分量的观点，但为遵从这个观点，我们在这个命运攸关时刻失去了这位将军的众多有利条件，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土耳其人，他了解达达尼尔海峡连同它所有的潜在价值。这是一条长锁链中的一个小环节。这一环节中断将产生延误，我必须作出的新安排。
9月21日我打电报给负责马耳他海军船坞的海军中将卡登，请他就任达达尼尔海峡外的中队司令，舰队增加“无畏号”和两艘法国战列舰，其唯一任务是击沉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不管其挂着什么旗帜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尽管因以后发生不利事情而稍有逊色——制止了近东事态的发展。土耳其暂时平静下来，她对希腊的威胁态度稍有收敛。然而这个形势相应地使得雅典加入欧洲战争的急迫心情也冷了下来。从9月中旬起，整个巴尔干的局势再度从危机四起到迟疑不决。然而，从根本上说形势依旧凶险。
只要有机会，我继续越来越起劲地竭力推行联合巴尔干各国政策，不管在土耳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背离这个观点，但是读者应理解在内阁中占主导地位的其他论点：忠诚希望不要把战火蔓延到尚未遭受祸殃的地区；英土争端导致印度的危机；我们1914年可怕的军事衰弱；基奇纳勋爵表示希望，在两个印度师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以前尽可能保持东方安静；在不引起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怀疑与妒忌的前提下，赢得希腊、特别是赢得国王康斯坦丁支持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后是大家怀疑——应该承认疑心很大——如果协约国在主战场无法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或对巴尔干半岛不进行强大的干涉，保加利亚和斐迪南国王会不会离开条顿阵营？
当我把这些问题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倾谈时，他最愿意谈最后一点。“在保加利亚相信德国不会打赢这场战争之前，她不会因我们答应将其他民族领土给她而改变初衷。”法国北部被德军迅速侵占，法国政府撤退到波尔多，安特卫普的陷落，兴登堡对俄军的巨大胜利，所有这一切极大影响了保加利亚人，使他们怀有与土耳其人相同的心态。英国没有陆军，派不出一个兵，甚至送不出一支步枪，只有她的海军和金钱，在近东起不了什么影响。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提出的要求直接与斐迪南国王和康斯坦丁国王的野心相抵触。在全体巴尔干诸国中，只有一双慧眼，只有韦尼泽洛斯的天才能分辨这场战争的根本道德问题，公正地衡量参战双方的相对力量和正确估计两者的真正价值——德国陆军的胜利和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后者正在缓慢积聚其潜在的无穷无尽的资源。
因此协约国继续等待和寄希望于君士坦丁堡，日子悄悄地飞快过去。
到10月中，我们得知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正在进行。我们还从秘密来源得知，奥地利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已得到恩维尔的庄重保证，土耳其将在近期加入对协约国的战争。10月底我们在苏伊士运河那边的前哨基地因面对日渐集结的土耳其军队而必须撤退；最后约在10月27日，“布雷斯劳号”与土耳其巡洋舰“哈米迪埃号”以及一个驱逐舰分队，“格本号”尾随在后，驶入黑海，在29日和30日炮击俄国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击沉一艘俄国运输船，袭击了敖德萨港口，放鱼雷击中一条炮艇，最后实际上摧毁了新罗西斯克及其贮油罐和所有港口中的船舶。
据此，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立即要求离境护照；英国外交部于10月30日下午8点15分在历数对土耳其人的不满后，特别提到他们入侵西奈半岛和他们对“格本号”的错误措施，发出要求放弃此种行为并在12小时内斥退德国陆军和海军使团的最后通牒。
俄罗斯在最后通牒期满时对土宣战；英法大使偕同俄国大使于11月1日离开君士坦丁堡——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正展开科罗内尔战役。与外交部保持一致，在最后通牒期满之日英国海军发出开始战争的命令。11月1日我们两艘驱逐舰进入士麦那湾，击毁一艘大型土耳其武装快艇，这艘快艇携带水雷停泊在防波堤旁；当天晚些时候卡登将军得到指示，在最早的合适时候远距离炮击达达尼尔海峡外部堡垒。这次炮击在11月3日晨实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在土耳其大炮射程以外开炮，炮弹落在欧洲一边的塞代尔巴赫尔和海勒斯角的炮台上。法国战列舰向亚洲一边的库姆卡利和奥卡尼赫炮台开炮。一共开了约80炮，造成土耳其堡垒的相当损失，防守堡垒的土军和德军死伤数百人。
这次示威式炮击的理由经详细讨论。理由简单并不重要。一个英国中队等候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有数月。与土耳其已经宣战。这就自然地应向敌人开炮，就像向前线敌军开炮一般。这就有必要精确地知道土耳其大炮的有效射程和军舰能接近封锁堡垒入口的条件。有人说这次炮击是鲁莽之举，因为它必然使土耳其人有了防备，导致他们加强防护力量。从宣战起敌人稳步改善海峡的防卫组织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这次炮击促进对方改善防御的过程达到什么程度纯属猜测。3个半月后(1915年2月19日)，当卡登将军再次炮轰这些堡垒时，加利波利半岛完全没有防御准备，依旧荏弱地把守着；小量海军陆战队就能够不受抵抗地前进，进入毁损不堪的堡垒，并到达堡垒以外相当远的地方。
此刻我们必须为即将发生的土耳其进攻埃及作好准备。由“黑王子号”、“爱丁堡公爵号”和“勇士号”组成的第一巡洋舰中队，有的用于海上护航任务，有的保护亚历山大或塞得港。甚至在科罗内尔战斗的消息到达之前，越来越紧张的资源缺乏使得有必要以老旧较小的军舰来替代这些优良的军舰。现在急于要求她们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组成战斗中队，作为对付冯·施佩的第二联合舰队力量的一部分。还允许她们在此后尽可能早的时候归属于大舰队的总司令麾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非常迫切地要找到一支新的和令人满意的海军力量以保卫苏伊士运河，防止迫在眉睫的土耳其进攻。10月31日发现并堵住“柯尼斯山号”在其巢穴之中，解放了搜索此舰的3艘军舰中的2艘。但是这还是不够的。11月9日击毁“埃姆登号”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它使我们解脱出受束缚的力量，这种解脱正发生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印度洋现在廓清了。从东印度来的战列舰“速捷号”立即接到命令驶往运河。先前搜索“埃姆登号”的快速巡洋舰“格洛斯特号”、“墨尔本号”、“悉尼号”、“汉普郡号”和“雅茅斯号”受命立即返航，经过红海进入地中海。
我搜索各大洋，寻找每艘可以使用的军舰。在11月的第二和第三星期，“速捷号”以及上面提到的中队和小舰队连同法舰“鲨鱼号”和俄舰“阿斯科尔德号”一起进入运河保卫埃及。可是事实证明土耳其人的进攻只是试探性质。面对军队和军舰，他们虚幌一招后便退入东部沙漠去积聚力量了。
在这段时间里，大规模的澳大利亚护航工作一直稳步地进行，运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即“安扎克军团”，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去往法国。我们做好了准备，若有必要改道驶往开普敦。但在护航队到达科伦坡前，博塔将军和斯马茨将军已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因此澳大利亚军和新西兰军在“伊吹号”和“汉普郡号”的护航下继续驶向欧洲。到11月底他们的运输队进入运河。由于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威胁依旧存在，有极大需要派坚定和值得信任的军队驻守埃及。12月的第一天，基奇纳勋爵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开展中，命令全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苏伊士上岸，目的有二，一是在那里完成他们的训练，二是保卫运河运输线。
04.
此刻我们可以暂时搁下土耳其的局势。德国人对土耳其的掌握一天天加紧。土耳其各民族的灾难随着她军事组织的改善而加剧。在“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大炮下，君士坦丁堡生活于怀疑、分裂和物资缺乏之中。海峡之外的英国中队保持沉默的监视。希腊对英国的态度感到困惑，为韦尼泽洛斯与康斯坦丁国王的争吵而苦恼，8月份时候的高昂决心已不复存在。塞尔维亚不屈地与奥地利军队搏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念念不忘过去，以专注的关心彼此注视。在埃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训练每星期都有进步。
就这样，随着令人惊叹的世界戏剧中的这一幕行将结束，我们已经看到下幕的场景正在布置，下一场的演员正在集合。从地球最远的各端，军舰和军人正向地中海东部接近和聚集，以便实现普通人还不理解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各大洋已经廓清德国军舰，从而解放了我们的舰队，澳新军团到达埃及建立起陆军的核心，我们有了进攻土耳其帝国心脏所需要的海陆军。西线的僵持局面——那里现在一切都冻结在冬天战壕之中——同时也提供喘息时间和征集更多军队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军各营以不倦的步伐踏着埃及松散的沙漠地。霍尔布鲁克司令在他英勇的潜艇中潜行在恰纳克雷区之下，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咽喉部位击沉一条土耳其运输船。与此同时，远方的朴次茅斯船坞的海军船厂工人正日以继夜辛劳地在“伊丽莎白王后号”上装备15英寸大炮和旋转炮塔。然而迄今为止，所有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不成熟的、无目标的和各管各的在进行着。大量机会中的任何一个，过去可能指出，现在仍可能指出，但最终结果却达到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制订计划，也没有人作出决议。但是新的思想在萌动，新的可能性进入眼帘，新的力量就在手边，我们用这些迎接正大步向我们走来的新的危机。俄国这台强有力的蒸汽压路机是苦难的法国和衰竭的比利时的希望，现在她正在倒下。她的陆军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搏斗，但在他们勇敢战线的后面，衰弱、匮乏、组织混乱的可怕迹象已明显地暴露在焦急的政府和议会之前。冬天已到，它把俄国紧紧束缚住。不可能与她的协约国接触，不可触从协约国那里得到帮助。冰封住了白海。德国人掌握了波罗的海。土耳其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现在只需要俄国发出求救的呼声，使现在空虚的东西重露生机，使现在毫无意义的东西重新具有意义，可是迄今无呼声传来。
05.
读者已经了解1914年9、10、11月份的特点就是，海军部日益紧张地储备力量。读者必然懂得，作者为了叙述方便有必要分章节谈论每一次紧张状况与危机，其实许多事情是在所有战场同时发生的，而每一次发生的紧张状况是累积的和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到11月份达到紧张的不寻常顶点，这个顶点不能再延长，也不可能再超越。
值得花一点时间细察一下整个形势。第一，去法国的军队和供应品的运输从未停止，这对我们的陆军是至关重要的。在运输的高潮中出现比利时海岸的军事行动和敌人迫近海峡港口以及发生伊普尔—伊塞尔大战的长时间危机。第二，敌人的全部巡洋舰无一损失，大批武装商船仍在外部海洋自由活动，每一条船都威胁无数地点和海域，需要有比她们多5—10倍的军舰在她们未被捕获时搜索她们和保护运输。与此同时为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运送军队进行大规模护航和从全世界各地集中英国的正规警卫部队；不少于6次各自独立的远征，即萨摩亚、新几内亚、德属东非、多哥兰、喀麦隆和德属西南非的远征正在进行或者正处于关键阶段。除这些行动外，因爆发对土战争还要加土进攻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的军事行动。
为完成这些紧要任务我们不得不从大舰队抽调舰只，组成不下于3个重要的舰队。在战争爆发时处于完整状态的大舰队，由于以后有效力量的减少，要求人员与装备分批轮换休整。同时，潜艇威胁已形成严重问题，而在我们心中又夸大其程度。虽然竭尽努力以求我们的舰队在北方港口得到安全，但完成各种措施需要许多星期的时间，在这个阶段人们的焦虑继续存在。这种种情况的背后是德国舰队，我们务必假设，它知道我们正处于紧张状态，于是暗地里准备在任何时刻向我们的最大决心挑战。在漫长的冬夜里，本土没有固有的正规军，当时训练不充分的本土部队以及基奇纳新组建的未成熟的军队，使人们又产生了敌人入侵的恐惧；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否定入侵的可能，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采取一整套预防措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人们不止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海军部将被迫紧缩其职责和在一个时期里将某些重要利益委诸天命，以便确保那些至关重要的基本利益。在我们刚刚经历的大事件中，可以这样断言，在这几个月里，我们满足了每一个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保卫了所有的海洋，运送了每一次远征队，把每一个运输船队安全送达，完成了驻法国的我们陆军和比利时军的所交给的任务。不论何时我们海军的主力始终这样部署，即如果敌人胆敢挑战，我们决不拒绝战斗。
随后，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突然放松。德国巡洋舰和攻击商船的驱逐舰一艘继一艘不是被堵住就是被击沉。庞大的护航船队及时到达，远征部队安全登陆。各个海洋相继得到廓清。我们港口的护卫障碍设施业已完成，对付潜艇的多种办法正在实施。各种等级的、最高品质的新的军舰开始大量增援舰队。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被遏止。南非的叛乱被剿平。入侵的危险——若说存在的话——随着本土军和新编陆军的效率提高而一天天缩小。海峡各港口的重大战事以我方获得决定性和光荣的胜利而结束。最后，福克兰群岛战役结束，海洋的廓清任务完成，除了由陆地包围的波罗的海与黑海以及黑尔戈兰湾防御区外，德国国旗很快便不再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军舰上飘扬。③
随着12月份过去，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感偷偷地笼罩了海军部。我们没有祸患地、几乎没有事故地完成了从和平到战争的大转变。战前经常缠扰我们而我们为之作好准备的所有风险，或者被挡开，或者被克服，或者从未发生。没有发生遭受袭击事件，舰队已作好准备。陆军已经及时达到主战场，令人满意地留在那里。水雷危险已经克服。我们认为我们有对付潜艇的办法，而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确实制服了潜艇。敌人破坏贸易的所有计划以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恐惧已不存在。英国与协约国的贸易在全世界不停顿地继续进行；英国的贸易额和粮食已得到保证；战时保险费率下降百分之一。随着战争发生后第一个圣诞节的临近，我们内心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对最后胜利有绝对信心。
在准备和设计上占全部优势的强大敌人发动了攻势，但到处被迫停顿，现在轮到我们进攻了。主动已转移给我们强大的两栖部队，时间和手段都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将在何时何地实施攻击由我们说了算。我们相信大舰队的力量足够大；加上迄今为止遍布外海的大量中队，它们现在组成一个额外的大舰队，有能力参与最大规模的海战，总之不会累及我们海军主力的基础。
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只能作为新的和更紧张努力的序幕。海军部则满足于最初和最危险阶段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放松自己，苟安地求得安全与克服危机，这确实是可耻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现在是以陆军的斗争——也许是决定性的，但肯定是最艰巨的——来衡量我们份量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加快对德军开展意想不到和不能预见的攻势，使他们遭受连续袭击，处于危机接危机、打击接打击的境地，直到最后垮台。
而且，同样是德国人，当执行自己计划时他们是世上所有敌人中最可怕的；而当他们被迫顺从对手的计划时最容易惊惶失措。让一个德国人有时间制订他的巨大、耐心、精确的计划，做好他的缓慢、彻底、有无限远见的准备工作，等于招致最可怕的风险。以意想不到的行动把他弄得惊惶失措，挫乱他专致的思想，打破他的自信心，吓唬他的精神，破坏他的计划，肯定是不但光荣而且审慎的途径。
06.
海战的第一阶段就叙述到这里结束。英国任务的第一部分在陆上和海上完成。巴黎和海峡各港口获救了，各大洋的敌人廓清了。英帝国的全部国力肯定能转化为战争力量，用以压在敌人身上。在英帝国作好准备前德国已没有机会打倒法国；在英帝国的全部力量能运用于战争前已没有机会使法国瘫痪。最高主动权由日尔曼国家转移到协约国。战争物资储备之多几乎无法度量，军舰、兵员、军火和战争器械的多样性无法形容，这些如今一个月一个月地稳步流入我们的手中。我们用它们干什么呢？各种战略方案供我们充分自由的选择。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应该使用加强了的舰队和1915年强大的新军去迂回日耳曼军在波罗的海的右翼，还是迂回他们在黑海和巴尔干的左翼？或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战士冲向沙袋、铁刺网和混凝土，正面进攻在法国的德军防线？我们应该作最大努力与我们俄罗斯盟国保持直接联系还是听凭她陷入危险的孤立境地？为了缩短战争，我们应该采取决定性行动，引导和促使现在置身战争以外的北方和南方的小国进入战争？或者我们应该沉重缓慢地稳步向前，攻击在我们前面最近的敌人？我们的陆军应该只在佛兰德的泥泞土地上艰苦作战还是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战场？我们的舰队应该一直满意于它们已经赢得的伟大实在的战果，还是应该以新的不竭的大无畏精神挡开未来的风险？
随着这个故事向前进入新的阶段，这些重大的问题的答案将先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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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基亚·阿尔普，《土耳其人与泛土耳其理想》(Turkish and Pan-Turkish Ideals)。1915年首先用德文出版。
*Grand Vizier指伊斯兰国家的高层官僚。——译者
②我个人碰巧认识所有这三个人。我在1910年德军演习中遇见恩维尔。1909年当我与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贾维德都是接待我们的主人。
③“德累斯顿号”和两艘武装商船巡航船多存活了几个星期，但完全不能活动。
第1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2卷、1915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1915年是一战的第二阶段。法英发动香槟战役、阿图瓦战役、伊普尔战役、洛斯战役。在新武器——机枪和大威力火炮——面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军事思想——正面进攻、冲锋、击退敌人防线——失败。西线除生命消耗外，并无收获。战事陷入僵局。英国发明坦克和使用烟幕，仅取得有限进展。
英海军握有制海权，但主帅思想保守，海战不利，未有积极成果。
在本卷中，丘吉尔提出战略决策——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对国际力量的组合和对整个大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由于军方多数领导人对此缺乏理解和支持不力，一再延误战机，十多次坐失稳操胜券的良机，最后则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陷入危机。
第18章、西线的僵局
01.
对于协约国目标及整个世界来说，1915年注定是个灾难深重的年头。当时，战火虽已熊熊，但尚未失控；坐失控制战火之良机，这是1915年铸成的大错。自此，战火四处漫延，直至燃尽方息。自此，事态的发展已大大逸出人们意识选择的范围。政府与个人全都遵顺这场悲剧的节律，在绝望的暴力中蹒跚而颠踬地向前，并以越益扩大的规模相互屠杀和浪费资源，直到造成的创伤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这种创伤一个世纪也无法消失，可以想象地证明，它对当今文明是灾难性的。然而，在1915年1月，糟糕的局面尚未不可收拾。事态发展本来可以掌握在人类手中，本来能够以正义和成果累累的胜利来结束一切，从而避免使全世界筋疲力尽，避免使各国山河破碎，帝国崩溃，欧洲毁灭。
事实却非如此。人类无法轻易逃脱这场人类将自己卷入的灾难。自尊处处受羞辱，无处得到满足。惊人的成就达不到光辉的和谐，战士的牺牲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胜利的代价如此昂贵，其结果几乎与失败无异。胜利者甚至得不到安全。从来没有“紧跟伟大的和平二字之后的平静。”①争斗的大震动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战后一段时间虚弱无力的混乱。高尚的希望、深切的战友情谊和光荣的勇气在各国只能导致失望、希望幻灭和一蹶不振。各国人民遭受的痛苦与贫困可能制止战争，战败国的崩溃可能平息战火，但是他们的怨恨仍未缓和，他们的争执依旧得不到解决。有史以来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全面的胜利，却未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未能消除导致新战争的危险。
02.
随着旧岁逝去，主要参战国之间在西线形成了陆、海战场的僵持局面。德国船队龟缩在防备森严的海港内，英国海军部欲诱其出港，却束手无策。战壕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续到海边，运动战已毫无可能。海军将领们完全信仰封锁策略；而陆军将领们则寄希望于消耗战，甚至更迫切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世界战争史上，修建这么一条延绵不断的战壕，可谓绝无仅有。350多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由数百万大军严密防守，有数千门大炮予以支持，从瑞士前线延伸至北海。在10月与11月当这些防线尚薄弱之际，德国的军队试图突破。他们损失惨重。法国与英国的总指挥部还得到命令，必须用铁刺网与战壕架设机枪严守阵地。
鉴于现代火力的威力，40余年来正面进攻的方式已被放弃。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使用相当大兵力于某一翼进行广阔迂回的战术。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同样采用此种战术。在辽阳，黑木将军的部队从俄军左翼发起攻击；在穆克丹，乃木将军的部队专门从阿瑟港调出，攻击俄军右翼。正面进攻如果得不到侧翼迂回的配合，肯定代价高昂且有失败的可能。然而此刻，在法国与佛兰德，在战史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两翼迂回的战局。迂回运动这一最古老的战术已不可能实行。中立地区与大海阻挡了战线的进一步延伸，各路大军近在咫尺，虎视眈眈，却一筹莫展。
在这种形势下，法军最高指挥部协同英军再次求助于无望的正面进攻战术，尽管它已被以往的痛苦教训所丢弃。同时，自日俄战争以后，现代兵器的火力已成倍增强，而且与日俱增。再者，由于使用了铁刺网，为摧毁它，炮轰的时间就需要延长，有效地防止了突袭的机会。在那段时期，法国战场上根本不可能进攻得手；战线中央无法突破，又无两翼可供迂回。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兵法已无能为力；将领们及其参谋部除了正面进攻已经无计可施，而正面进攻却是他们的经验与训练所无法接受的。他们除了打消耗战别无良策。
战争唯消耗战最为血腥，谋略唯正面进攻最为下策。由于法英两国军事当局采取这两种残酷的应急办法，在连续三年中消耗了他们国家中男子的精华。但消耗战造成的残酷屠杀对交战双方不是均等的。1915年、1916年与1917年英法为其进攻付出的代价，几乎每次都大大超过取防守态势的德国，总的代价肯定远高于德国。情况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交换的对等。英法军队往往需要牺牲两条甚至三条性命才能消灭一个敌人，严酷的数字最终证明，协约国到最后仍有数百万牺牲者的差额。职业军人以此种教条驱使勇敢而且服从命令的热血青年献身沙场，这在后代人看来不仅可怕而且不可思议。
这是数百万人的受难、受伤残或灭绝的真实故事，是整整一代中所有最杰出最高尚者牺牲的真实故事。今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便是这些可怕事件的继承者。然而，避免这场屠杀，缩短这场灾难时间的办法是始终存在的。战线两翼原本可以找到迂回的地区；防线原本可以利用其他计策将其突破.这些计策原是可以找到的和仁慈地实施的，这不需要违背任何军事艺术的原理，只需要真正理解军事原理并根据实情正确运用。
03.
取胜之道在于杀伤与策略。将领对策略贡献越大，他就越显伟大，他要求的杀戮就会越少。把“消耗战”奉为至上的理论，与历史相抵触，为自古以来为名将所不屑。被认为军事艺术中的杰作的战役，几乎无一不是具备战术变化的战役，通过这些战役将领们得以英名卓著，而敌人常发现打败自己的是某种新奇的应急手段或计策，是某种奇特的、迅速的、意想不到的突破或计谋。在许多此类战役中，胜方遭受的损失总是微小的。伟大的将帅不仅需要广博的常识，丰富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而且需要一点巧妙的花招，一点创新和一点奸诈，从而迷惑敌人、击败敌人。军事领导人之所以能得以重用，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能确保胜利、避免杀戮的天斌，而他们的军事艺术也正是因此而被人推崇备至。如果他们的军事艺术只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交换、最后清点死伤人数的沉闷过程，那末军事领导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大降低。
04.
战争中有多种策略，有一些只发生在战场上。有些策略发生在敌人两侧，或后方的远处。有时间策略战、外交策略战、机械策略战、心理策略战；所有这些策略虽远离战场，但对战场上的胜败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其目的无非是寻找避免纯粹的屠杀，完成主要使命的较容易的途径。越着眼于高处，政治与战略的区别就越小。在最高层，真正的政治与战略是一件事。将结盟的国家拖入战场的策略，其功劳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吓服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可悲的是，我们在战争开始时缺乏一个交流中心，用以确定这些不同的相对价值从而适当处理。协约国军政要员在1915年1月召开过一次冗长的会议，那次大会原本可以让我们免遭难以估算的不幸。依靠通信解决不了问题。首脑人物必须聚集在一起，计划必须要协调一致。而事实却相反，协约各国各行其是，只是或多或少把消息通知别的国家。各国的陆、海军都是各自作战。战争问题应视作是一个整体问题，但却被来自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关的观点扯拉。战争不知道法、俄和英国间的明确分界线，不知道陆、海空三军种间的分界线，不知道取得胜利与获得同盟之间的区别，不知道供应人员与战斗人员的区别，不知道宣传与战争机器的区别，事实上战争只是在一段特定时期发挥作用的所有力量与压力的总和，而它却被零星地在处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思考、指挥与行动在达到甚至是不很完整的统一之前，人们接受数年残酷教训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完全根据结局来评判战争初期的人们。教训与苦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那些最不善于汲取教训的人并不是遭受苦难最深。
05.
如果说西线已形成完全的僵局，东线的战况却日趋吃紧。笔者有必要简短回述一下东线的情况。
1914年8月，德国人实际上集中其五分之四的兵力对付法国，而留守东线阻挡俄军的兵力只有几个师，人们怀有极大希望，这一点微弱兵力将被俄军击溃或被迫撤退，德国会因此而遭受来自东面的不断入侵。在马恩河战役前的最困难时候，我们已不得不考虑巴黎陷落与沿卢瓦尔河进行拼死抵抗的前景，此时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相信俄国大军会席卷但泽，席卷布雷斯劳，向前进入德意志帝国的心脏。我们指望东线不断增大的压力可以缓解西线的局势，可以迫使德国撤回入侵的军队以保卫本土。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星期里，由于沙皇忠诚的指挥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奋勇精神，俄军迅速攻入东普鲁士。我们知道这场攻势触及了德国总参谋部的神经，促使他们在马恩河战役前的危机时刻从德国右翼的比利时撤出了两个军团。俄国这场攻势是否对战争的胜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有待商榷。如果确实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等到这一代忘恩负义的人都离开人世之后，应该对沙皇及其士兵表示崇敬。
但是俄国人为此辉煌成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双方军队在东线一交火，人们便发现俄军虽然骁勇虽然势众，却远远不能与指挥有方、讲究科学、纪律严明的德军相匹敌。由20个骑兵师与步兵师组成的伦嫩坎普夫集团军和由15个师组成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迎击14个德国师。德军规模虽小却是一支可靠的劲旅，其统帅便是刚占领列日初露锋芒的兴登堡少将，当时他还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将与历史上名将并列。经过两场恶战，即坦嫩贝格战役(8月25—31日)与马祖里湖区战役(9月5—15日)，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被击溃，十万将士或阵亡或被俘，而伦嫩坎普夫集团军也遭重创。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大胆配合使得两支实力强于他们的大军在两周稍多一点时间内被击溃。此事令世人非常震惊，以致对此的唯一解释似乎是有人叛国投敌。然而，历史强调的是结果，而当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事实。
即便俄国军队起初士气高昂和装备完善，也不是德国人的对手，但对付奥匈帝国的杂牌军，俄军却呈现出绝对优势。尽管在北方的坦嫩贝格与马祖里湖区两次战役中均遭失败，俄军仍旧攻入了加利西亚，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了一连串混战之后，俄军在称为伦贝格战役的战斗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这场胜利掩盖并且部分抵消了北方战场上的灾难。事实上，由于法、英两国对加利西亚之战的胜利大肆渲染报道，东普鲁士战场上的灾难便被人淡忘了。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向溃败的奥地利军队伸出了救援之手，帮助他们加强与重整防线。随即开始降临东线的冬季战事。在波兰与加利西亚的泥泞雪地里，俄军与对手进行着奋勇拚搏，漫长的防线随着运气的好坏而时进时退。马恩河战役后德军在法国的形势以及10月与11月期间朝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大幅度推进，已不允许他们撤出西线军队增援东线。一贯强硬的鲁登道夫组织了首次对华沙的进攻，但结果却证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尼古拉大公顽强机智地挡住了他，波兰的冬天困住了进攻的德军，其境遇难以形诸笔墨。此时，德军再次展现出可靠的素质与高超的指挥，他们不止一次几乎被数众的敌军围困，但每次他们都能凭借严格的军纪与决心杀出重围。面对奥地利人，俄军依旧步步进逼。1914年11月，尼古拉大公仍能计划向前推进，穿越西里西亚，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
但是此时厄运.却不期而至。俄军参战时备有5000门大炮，500万发炮弹。在头三个月的战斗中俄军每天平均发射45000发炮弹。而俄国的工厂每月生产的炮弹数量不超过35000枚。到了1914年12月初，原先储备的炮弹还不到30万枚，仅仅是一个星期的需求量。正当俄国陆军需要炮兵大力支援之际，他们的大炮却突然无声无息了。步枪的短缺也同样严重。经过头三个月不停拚杀混战，550万支步枪中已有100多万支或丢失、或被夺走、或被损坏。到了年底，已有135万俄军战死、受伤或被俘。俄罗斯帝国的兵营里挤满了强健的壮丁。80万受过训练的新兵正整装待发奔赴前线，但是武器却发不到他们手中。俄军的炮兵连全都没有了炮弹；俄军的战斗力被削弱了三分之一。要补充炮弹必须等好几个月；要供应足够的步枪以弥补每天的耗损，则需要等更长的时间。此时的俄军已陷于残废瘫痪的境地，只得等待与忍受来自对手的报复。这就是开战之后第一个圣诞节前夕俄国及其协约国面临的局势。
在俄军总部，英国政府派驻了一名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代表：诺克斯上校。这位上校在11月和12月期间揭露并汇报了上面叙述的这些情况。陆军部长苏霍姆里诺夫将军可以盲目乐观、昧着良心坚持；彼得格勒的参谋部可以声称“军火的消耗速度并不足担心，”以此回答霞飞将军9月底表示的忧虑，尼古拉大公本人可能由于专心于具体作战指挥而没有意识到他脚下的大地已开始晃动；但是俄国政府的可怕秘密已被诺克斯无情发现与揭穿。他撰写了一系列一目了然、铁面无私的急信，向英国政府披露了现状。1914年的最后几周里，我们的周围已是险象环生。
俄军在可能性的重新武装之前仿佛随时有可能被击垮。西线依旧维持着僵局，霞飞依旧坚持“Je les
grignote”(蚕食政策)，他的参谋部还在策划春季向德军防线发起正面进攻，此时有不竭兵源和粮食资源的俄罗斯，却有可能完全崩溃，或被迫单方面媾和。如果那样，日耳曼大军的整个重量转瞬便会全部落到已倍受压迫的法军与没有准备的英国陆军身上，协约国必定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不敢出战和撤退的境地。
人们无法评估这一阶段的灾难事件。东线虽然表面上有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但是该防线与西线大不相同。防线的距离要长得多，通讯状况也差得多。防线的两端防守薄弱，任何决定性进攻都可能使防线向后凸出或崩溃。俄军在几乎没有炮火支援，机枪寥寥无几，步枪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能守住他们的防线？而且，正当俄国的悲惨处境日渐明显、各类武器弹药不断减少之际，土耳其又向俄国发起进攻，迫使俄国在11月份在高加索建立新战线，抵御前进的土耳其军队。
然而，俄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国土辽阔。幅员辽阔为俄军撤退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而明智而及时的撤退又为俄军确保生死效关的喘息空间。正如1812年一样，俄军可能再一次安然无恙地退入帝国的腹地，同时始终在他们防线前拖住大量的敌人。入侵者有可能再一次被诱入俄国的辽阔大地，而同时全世界的工厂可以开工生产武器，以供应和装备俄军。形势虽然糟糕，但不见得不可收拾。只要在艰难困苦面前俄国人的意志力不被击垮，只要俄国人能受鼓励追求胜利，只要俄国与西方各协约国能建立亲密持久的联系，那末，在1915年年底前她完全可以恢复元气。
就在这个基础上1915年的战略与政策可以单独研究。
06.
战争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因为其规模巨大而改变。中欧各国的战线从北海到爱琴海，又断续地延伸到苏伊士运河以东，但是这条战线与一支小部队横跨地峡构筑的战线从原则上说毕竟并无两样。只要法国被视为一个孤立受制的舞台，完全的僵局就会存在，入侵德军的防线就无法被击破或包抄。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战争的全局，这场大战就像一次战役，英国海军一旦发挥海上威力，协约国就有机会开展意义深远的迂回运动。这种迂回运动规模宏大、运作复杂，其本身相当于整个战争。它需要庞大的陆军，从任何其他战争看，其数量也可算相当大的。它有赖于海军力量，它要求有属于它自己的完整的外交政策。
每当法国的最高统帅部抱怨敌军两翼无懈可击时，日耳曼帝国的两翼实际上已脆弱不堪。由此可见，1915年初的战争局势有三大特点：其一，作为主要的中心舞台的法国形成僵局；其二，在俄国被压垮之前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僵局；其三，在两翼运用两栖作战与施展政治谋略，有摆脱这一僵局的可能性。
07.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看一下战线的两翼。
北翼的居民由多个小民族组成，他们不仅强劲，而且有教养。所有这些民族都慑于德国的强大，与德国有多方面的联系；但他们全敏锐地知道，德国的胜利将使他们降为征服者的附属国；比利时遭遇的命运令他们不寒而栗。荷兰已动员起来全副武装，担心地守卫着她的边疆。丹麦是通往波罗的海的必由之路，当时实际上毫无防守。挪威与瑞典对俄国的忧惧不亚于对德国的忧惧。如果不能对这些国家提供海陆防卫并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末就不应该促使其中任何一国卷入战争。但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德国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荷兰军队不可低估。荷兰的一些岛屿可以为英国海军提供无比可贵的战略优势。丹麦可以为英国舰队打开通往波罗的海之门；而协约国控制波罗的海就意味着可以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如此一来，封锁就完全形成，整个德国北部就时常面临着俄国从海上入侵的威胁。
南翼方面更值得注意。位于此处的塞尔维亚人发挥英雄气概，曾两度击退奥地利入侵者。而位于此处的土耳其向协约国才宣战不久，就表现出她既虚弱又不团结，而且组织紊乱。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好战国家，即希腊、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她们由于憎恨不久前的战争，从第四国保加利亚分裂出去；但是这四个国家都是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天敌，同时又是英国的传统朋友。这四国共拥有正规军达110万之多(塞尔维亚25万，希腊20万，保加利亚30万，罗马尼亚35万)；他们的全部军事人力的资源当然更多。他们摆脱了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压迫。只有在土耳其与奥地利受损害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扩张。塞尔维亚已经为生存对奥地利作战；罗马尼亚觊觎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保加利亚对阿德里安堡、埃诺斯—米第亚一线，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同时，希腊则眼见其大量同胞依旧忍受着土耳其的奴役，在土耳其帝国的一些最美丽的省份与岛屿上主要居民都是希腊族人。如果能诱导四个国家忘掉内部争吵，共同参加由英国领导的反土耳其与奥地利的战争，土耳其肯定会迅速垮台。土耳其与其盟国的联系便会被完全切断，她将被迫在1915年寻求单独媾和。巴尔干联盟便可在次年集中全部力量直捣奥地利的南部。如果我们认为土耳其帝国的战斗力大致为70万人，那末这70万敌对力量应该抹掉，同时我方再增加近100万巴尔干军队，这将意味着在对德国与奥地利的力量对比上我方增加了约170万军队，亦即我们将减少70万反对我们的军队，增加100万我们一方的军队。争取这种战斗力的转移无疑是军事上的首选目标。
而且，巴尔干国家携手进攻土耳其，意大利对此不会漠不关心，这也是肯定的。我们知道，意大利对协约国目标，尤其对英国极为友好。她也是奥地利的宿敌，并对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帝国以及土耳其岛屿有巨大兴趣。英国如能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大显身手，意大利完全可能成为协约国的一流盟友，带着约200万大军直接加入大战。
08.
两栖突袭或入侵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将占压倒优势守方的攻击力量及时运抵目的地，以及能否给予进攻部队比敌人更快的持续增援。在这场进攻中，防守方处于大为不利的地位。即便出征部队已经登船出海，人们依旧难以断定突袭地点会选在何处。虽然中欧各国在内线作战，但这种优势抵不过海军所具有的优越机动性。例如，1915年英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将25万军队(如果能获得那么多军队)送往地中海东岸的合适地点，所需时间之短与运送相等数量的德国军队或奥地利军队一样。而且，地点的选择直到最后一分钟对敌人来说始终是个谜。毫无疑问，敌人无疑知道我方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登船出海。但他们无从得知部队是要北上或是南下。情况不明自然也就无法事先精密安排。两栖进攻部队可以制订多个计划，直到最后时刻再决定使用哪一个。进攻部队可以声东击西，可以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可以充分运用战争中已知的虚虚实实的战术。因此如果防守一方加强了北翼的力量，那就转而攻击南翼，反之亦然。因而，防守一方实际上只有等到挨打后才知道该做什么。此时，只有到此时才能将部队运往战场。即便道路畅通无阻——南翼的道路不畅通——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无法将大量的军队与补给运往一个新战场并组织作战的。在战争的间歇期，海上入侵部队能有何作为？他们能占领哪些土地？能夺取哪些阵地？能构筑什么样的防御工事？能积存多少军火弹药？他们能击败或消灭多少地方武装？他们能与谁结成同盟军？所有这些都是在1915年春夏之际有等我们抉择的问题。
随着战争的进展，机会不断减少，困难不断增加。到了战争的后期，为确保南方战场速胜而必需的军队规模已超越精疲力竭的英国商船的运输能力。甚至两栖部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也是有限的。由于负担日益加重和不断遭受攻击与损失，两栖部队的局限性渐渐明显。但是，1915年还是它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有绝佳的机会。
在此斗争关键时刻，军方事实上制定了两个使用海上力量摆脱西线死伤累累僵局的伟大方案。两个方案均为了攻入并控制被陆地包围的水域，这些水域保护了日尔曼军队的两翼。这两个方案的实施可以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并将我们的东方盟友从可怕的孤立中解脱出来。两个方案均会对一批中立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两个方案若是成功，都将大大消耗日耳曼帝国的资源。我们是否应求助于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或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我们是否应突破波罗的海的狭长地区或在君士坦丁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而进入黑海？
09.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行动方案不仅对于执行者而且对于制定者都具有风险。为此人们要作出规模巨大的紧张努力和付出一定的代价。对于这些风险、努力和行动的代价必须与不行动的危险与后果作比较。英国舰队突破波罗的海或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被认为“不安全”或不实际而遭到否决，入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计划或派一支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或加利波利的计划因“不完善”而遭到指责，但是读者一定还记着发生在洛斯—香槟、索姆与帕斯琴德尔的几场血腥杀戮；读者一定还记着1917年和1918年3月21日发生在长波雷托几乎致命的灾难；读者一定还记着俄国的崩溃、革命和退出战争；读者一定还记着1917年潜艇战造成的可怕灾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通往胜利捷径的所有计划(采用突然的和复杂的策略或计谋)才能单独有效地提出来。
但是，要了解本文所揭示的这两个复杂而又争议方案的关键，应先将某些实际前提予以阐明。如果这些前提能获得理解与认同，其余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被接受，每种思想也有其合适的位置和正确的关系。因此，我将这些前提归类如下：
陆上作战。
1.决战战场系指在任何特定时间可取得重大结果的战场。主战场系指主力部队或舰队集结的地区。这种地区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决战战场。
2.如果不能从正面或中央突破敌军，就应从其侧翼迂回。如果侧翼位于海边，就应依靠海军力量开展两栖战术进行迂回。
3.应选择防守最薄弱的战略点展开攻击，而不要攻击防守最严密之处。
4.面对敌对联盟，一旦确定无法击败其中最强者，并且确定最强者没有最弱者不能继续存在，那么就应该攻击最弱者。
5.不可轻易发动陆地攻势，除非已具备了展开攻势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人数优势、出其不意、军火充足或机械装备充足。
海上作战。
1.若非为了海上决战，主力舰队不得为任何目的冒险。
2.海战决策应尽早作出。
3.海军应积极运用其多余力量援助陆军。
整个战争时期我自始至终以这些基本原则为指导。当然，这些原则与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背道而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海军实情。事态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证实这些原则的正确，这必须由他人判断，但是战争的历史将提供许多事例，说明这些原则被战斗双方所采用或摒弃，以及这些原则被采用或被摒弃之后所产生的后果。
————————————
①鲁珀特·布鲁克写的最后的一行意义极为深刻的语句。
第19章、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01.
战争初期海上与陆上均形成僵局，这里既有战略原因，也有同等重要的机械原因。由于水雷与鱼雷的威胁，最强大的舰队也丧失了攻击能力。由于使用了机枪，最强大的陆军也无法推进。军舰在进入攻击阵地时被水下爆炸击沉，士兵在进攻时被连续的子弹射倒。这就是造成我们困惑的祸害根源。把军舰关在港湾内以避免这个海上的祸害，为了消除阻碍陆上进攻的祸害，白白耗费了无数人的生命与斗志这些都是徒劳无益。机械造成的威胁只有以机械的手段予以消除。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较强的舰队与较强的陆军将重新获得其固有的进攻权利。在做到这一点以前，海军与陆军都将受挫，大家都将遭殃。这就是战争问题的关键，1914年末之后，这已成为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一事实，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变得同样简单。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免鱼雷继续祸害军舰，以免士兵们不必要地裸露着胸膛去对着机枪的扫射。一枚鱼雷或水雷可以将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由机器射出的无数串子弹中的任何一粒都可以穿透人体致人死命，这个十分明确的祸害和令人深恶痛绝的事实，不容半点忽视。要想进行战争和赢得胜利，就必须克服它。这个说起来似乎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它在好几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被两大军事阵营内的许多头面人物轻蔑地拒绝和不予理会。
简单说一说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在船体与逼近的鱼雷之间或在人体与逼近的子弹之间隔上一块薄薄的钢板。
这就是1915年的战争与1915年的世界的一大秘密。但是当时几乎无人相信它。这个至关重要的天赐的无价之宝躺在尘土上，每个人都看得到，然而几乎所有的重要负责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见到它的那些人——士兵、水手、飞行员与平民百姓，他们是另一类人，难以左右正统观点，他们必须进行一场漫长而吃力不讨好的斗争才能转变当局观念，促使当局采取行动。他们终于成功了。海军当局较早开始采取行动，对于陆军来说，这个过程更为痛苦。铁甲舰与“裹皮船”或“硬壳船”是防雷舰队的先锋，而坦克则是防弹部队的先锋。一旦解决了这两项发明在应用上的困难，较为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将可以恢复其由于新器械发展而被剥夺了的攻击力。但是，当铁甲舰、“硬壳船”与坦克被设计、制造出来并被摆在海、陆军统帅的眼前时，它们的用途却大多被荒置了。铁甲舰——其原型无疑是很不完善的——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从来也没有被用作海军攻击力量的一部分。坦克在数量上足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之前，便无远见地暴露给敌人。尽管如此，坦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发挥作用。
与寻求海、陆进攻方法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大主题便是烟幕弹。用人造烟雾将某一区域遮盖住，以便当兵员或军舰通过或占领这一区域时敌人无法找到射击目标，这是第二种，十分简单而且显而易见的应急办法。烟雾与钢板可谓是情同手足。它们相辅相成，大显身手。
烟雾之后又发展出一种更加邪恶的武器——毒雾；这种烟雾不仅阻挡视线，而且损害眼睛，这种烟雾不仅使机枪手瞎眼，而且使他窒息而死。
所有这些想法在1914年结束之前已经萌发。
02.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英国海军部就奉命承担保卫英国免遭空袭的责任。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命令以敦刻尔克为基地的飞行中队，驻扎在比利时与法国沿海，以攻击敌人可能在入侵领地上建造的齐柏林飞艇或飞机库。这就导致组建装甲车中队，以保护我们海军飞机可能需要使用的前沿基地。敌人深受装甲车之苦，便挖断了公路，我立刻寻求各种办法填补坑坑洼洼的公路。与此同时，装甲车数量开始剧增，但是正当它们随着数量增多而开始显示威力时，双方战壕线的两端已经延伸到了海边，不再有任何开阔空间可供装甲车运动，两冀也已无迂回余地。由于我们已无法绕过战壕，显然只有从战壕上方越过去了。于是，我们去敦刻尔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考虑从上方越过。随后我们又考虑采用装甲车，再往后我们才想到了坦克。在1914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条因果链正处在这个环节上。
自从海军上将培根从海军退役之后，他便一直担任考文垂兵工厂的总经理。1913年我把这家工厂保留下来，它占我们重炮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以后分配它生产一些快速战列舰上使用的15英寸大炮与炮塔使它充满生气。战争爆发后几天，我收到培根上将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设计出一种可以通过公路运输的15英寸榴弹炮。我对这一惊人的宣布产生了兴趣，便派人把他召来。他劲头十足、充满信心地谈起了战争中大炮的普遍作用，并且特别做了预测。他认为现有的堡垒经受不住现代大炮或榴弹炮的轰击，这类大炮的威力实际上比在建造之初所设想的要可怕得多。我饶有兴趣地听着，而在随后的两周里，起先是列日的堡垒，接着是那慕尔的堡垒均被德国的攻城大炮摧毁。我又派人将培根召来，对他说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我问他能否为英国陆军制造重型榴弹炮，又问他需要多久能交货，他回答说他能在5个月内制造出第一门15英寸的榴弹炮，其后每两个星期便交付一门。因此我建议陆军部订购10门。
主管军需的冯·多诺普将军对制造这种“新奇大炮”的想法颇感犹豫，怀疑这种大炮是否能造出来，或造出来是否有用。但是基奇纳勋爵却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于是立刻发出定单。我许诺培根上将，假如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榴弹炮组装起来，他可以在法国亲自指挥使用这些大炮。这项重大的应急任务由此得到了保障，事实上直到那慕尔陷落之后才定制第一批这种大炮，在新沙佩勒战役中开始使用。
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大炮的设计与进展情况，从一开始我就得知，那种大炮连同炮弹与炮床在战场上要拆散移动，需用8辆巨型履带牵引运输，这些炮车的图形极具启发意义，当10月份培根将军领我看这些运炮履带车时，我立即问他这些履带车是否能带着大炮与炮手越过战壕，如果不能，他是否能制造出这样的炮车。这次讨论产生的结果就是培根上将的新设计。1914年11月初，我吩咐他制造一个供实验用的样品，同时将计划提交约翰·弗伦奇爵士与基奇纳勋爵。1915年2月13日，由于样品表现出符合要求，我便吩咐定制30辆。到1915年5月这些装有桥形结构车辆的第一辆接受陆军部的试验。当时它被否决。原因是它无法从4英尺高的坡上驶下来，也无法穿越3英尺深的水域(即便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辆坦克能达到这个成绩)，它还无法完成其他一些极其苛刻、令人实在恼怒的测试。然而，在这次测试之前，我30辆定单已经取消，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提供的更好的设计方案。从而大战期间首次试图建造能跨越战壕的战车或所谓“坦克”的努力就这样告终了。
第二次试图制造坦克并说服军方采纳的过程如下：
此事与上述的事情毫无关系，大约在10月中旬或下旬，派驻法军总部担任官方联络官的E.D.斯温顿上校，也意识到与预见到生产这类武器的必要性。他向汉基上校提到这个计划①。到了12月末，汉基上校写了一篇论文，阐述这种武器和其他一些机械装置的必要性。他把这篇文章散发给内阁中负责战争事务的各位成员。
读了这篇文章，我便联想到给培根将军下达的指示，于是1月5日我给首相写了一封信，在此我要摘录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短期内用小小的装甲外壳将一批蒸汽履带车装备起来，这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车里面可以坐人，可以安置机枪，而且可以防弹。如夜间使用，炮火不会对其有任何影响。由于装有履带，它可以十分容易地越过壕沟，车身的重量可以捣毁所有铁刺网。这样的车子秘密地准备40或50辆，夜间将它们带入阵地，它们定然能够冲入敌人的战壕，利用机关枪和车顶扔出的手榴弹，将一切障碍物摧毁，将战壕扫平。它们可以为英国的增援步兵提供许多冲锋的掩护.点。然后它们可以继续向前攻击第二道战壕。为此须付出的代价是微小的。如果这项试验不成功，那又能造成多大损害？显然，若早有明智之举，这样的工作在两个月前就应该开始做。现在当然应该干了。
护罩显然是另一项早该大规模开始做的试验。要问哪种护罩最好，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制作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护罩；有的适于手持，有的适于穿戴，有的适于护轮。如果目前的泥泞地妨碍牵引机护罩发挥作用，第一场霜冻便能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鉴于此，我已在一个月前命令根据海军航空部队能做到的是最好设计制造20套车轮护罩。这批护罩很快将竣工，如果有必要，可以用作试验。
第三件应该大规模系统使用的武器就是人造烟雾。我们可以制造小型烟雾筒，这种烟雾筒点着之后能产生大量的黑色浓烟，浓烟可以随意停止或释放。与此紧密相关的其他几件事我已引起你的注意，由于这些事步及机密，信中我就不再一一陈述。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德国人可能正在制造或准备制造所有这些惊人的武器，以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遭受到全新式样的进攻。一个由军官工程师与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该长期设在陆军部里构想各种方案和审查各种建议。我要在此重申：在多数情况下事先不可能进行长时期的试验。如果某些武器要拖到符合需要才能制造出来，那末生产这些武器就必须与试验这种武器同步进行。这样做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浪费了一笔小钱。
在接到我1月5日写的信之后过了两、三天，阿斯奎斯先生亲自将信放在基奇纳勋爵面前，敦促他立即对信中所言之事展开研究。基奇纳勋爵完全赞同我的计划，于是将计划交给了军械署。这种处理实际上断送了第二次制造坦克的努力，这项计划就这样被体面地埋进了陆军部的档案堆里。
我不知道写给首相的信最后结果如何，也不知道陆军部采取了什么措施；但是我的印象是，我们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军事当局完全不相信制造这种机器的可行性与这种机器制造出来之后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每当海军部与政府公务的巨大压力提供机会时，我总要时常考虑这件事。因此，1915年1月19日我给空军署署长送去一份备忘录，指示他以蒸汽压路机进行某种实验，目的在于利用压路机自身的重量压毁敌人的战壕。对于机械我当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所以只能提供一些建议性意见，负责筹措资金，下达进行各项实验的命令。这场特殊的实验(汉基上校在他12月28日的文章中提到此事)由于机械上的缺陷而失败，但是无疑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助于装甲军军官及与此相关的专家们达成共识，它为进一步寻求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提供了想象力。
为了生产与运用这种以后被称为“坦克”的车辆，进行了三次相互完全没有联系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由于机械缺陷或官员阻挠而付诸东流。这种僵局很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法国的军事当局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也没有对这类武器提出要求；文职部门或其他部门提出的这类建议全都被陆军部否决了。接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便开始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埋头处理海军部的重要公务。然而，指挥装甲车中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其本人又是讨论这类话题的中心人物，于2月17日邀请我吃饭，旨在见见装甲车中队的几位军官。席间话题转入越野装甲车辆，赫瑟林顿少校也属于这个装甲车中队，并了解已经进行的几次实验，他对这件事发表了语气强烈、颇有见地的观点，主张建造前所未有的陆地战舰。
通过这次谈话，回家后我决心立即下达紧急命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我历来深信不疑的项目。于是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递交他的计划，他当时的设计是一个安装在直径为40英尺*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他的计划转交给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敦促他拿出大量精力与他在机械方面的才智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此外，在第二天，即20日，我还召来海军主任建造师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②，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便在海军部我的卧室里举行。会议的成果是根据我的命令组织一个海军部陆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担任主席并直接向我汇报，我督促他们最紧张地、不遗余力和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从1915年2月20日该委员会成立，直到1916年8月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问世，这之间有着不间断的因果关系。
3月20日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向我汇报工作，他负责的委员会研究出了两种类型的车辆，一种靠大车轮行驶，另一种靠履带行驶，这两种车辆都比赫瑟林顿少校最初设想的要小许多。我立即以备忘录要求他将时间与花费估算出来。
得到数据之后，3月26日我负责订购18辆这种车辆，其中6辆是车轮式的，12辆是履带式的，这种车辆当时被称为陆地战舰。
我因此对这笔7万英镑的公款开支承担了个人责任。我没有让海军部领导班子与我分担这个责任。我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插手这个领域，此时我知道军械署对这类想法很不以为然。我也没有通知财政部。
将这么一大笔款项用于如此冒险的一个项目，而且陆、海军方面的任何高层专家均未肯定过这个项目的优点，这可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重大决定。更何况这件事完全在我这个部门的范围之外，也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如果事实证明坦克彻底流产，不能为军方接受或不能在战争中使用，如果我因此事而遭到议会委员会质询，如果我被指控将公款滥用在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上，并且从未就此事征求有关军事部门的专家意见，我将无法替自己找到有效的辩护词。我的辩护词只能是严酷的战争形势与我的个人信心——我相信有必要打破僵局以便生产这种车辆。但是只有当这种车辆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的辩护词才能有效。
可以听到普遍的评价意见是，能够运载大炮与士兵、能够越野过沟以及翻越其他天然障碍物的装甲车辆，并不是什么新奇想法。T.G.韦尔士先生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实际上囊括了所有这方面的想象力。而且，战争的历史从最初就充满了用以攻打堡垒或工事的这种机械。运用这种想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相当明白的。当时，防弹装甲经过各道硬化工艺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内燃机提供动力已经问世。履带系统也已广为人知并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构成坦克的三要素在原理上已是唾手可得，想法付诸实现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有两点必须要区分清楚：
(a)首创与支持导致坦克诞生的行动的责任；
(b)除主要原理外解决设计中的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的功劳。
这些贡献是完全独立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说坦克是被“发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此人发明了坦克”。但是确实有过明确下令制造第一批坦克的时间，确实有过根据这个命令设计出一辆有效坦克的时间。
我认为在技术上完成这个计划是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负责。若没有他的高度权威与精湛的专业知识，这个计划不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指导下，威廉·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修改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但是我批准使用这笔公款的依据是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的天赋与知识和他作出机械困难均能得到解决的保证。无论他说某件事能办到或办不到，某个机械问题可以绕过去或直接解决掉，我都相信他，正如在前一个项目中我相信培根上将一样。只要他说某件事办得到，我就准备承担风险与责任，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赋予必要的权力。我只与他一个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儿接受命令。
其他一些人，诸如斯温顿上校与T.G..塔洛克上尉，都了解了制造坦克的构想，在1915年1月曾向陆军部提出特别建议。然而，这些人没有足以成事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全都因上司的阻挠而不了了之。他们的不幸在于无权调度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或无法说服有权力调度资源的人。
1915年5月底我离开海军部之后，这项事业再度面临重大威胁。新组建的海军部领导班子四人中有三人是旧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了新任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支持，他们似乎认为，这笔已经发生大约4500英磅的开支是不合适的，完全不合海军部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我当时卷入的事物普遍持否定态度，并建议终止合同，取消整个项目。然而，坦尼森—考特先生始终忠实于我委任他的使命。他警告我，海军部即将作出的决定，或许已经作出的决定。因此，作为内阁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我亲自向新任海军大臣贝尔福先生呼吁。贝尔福先生在听取我的呼吁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应该继续建造一辆试验用坦克。虽然只有一辆保留了下来，但是它证明是“坦克之母”，1916年1月在哈特费尔德公园展览时，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使用的坦克的真正模型，成为大战中作战的所有重型坦克的样本和理论上的原型。
03.
我在1月5日写给首相的信中有一个段落谈到烟雾的使用并提到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此事值得一提。
1914年9月上旬，中将邓唐纳德勋爵(著名海军上将科克伦的孙子)在与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中提到他祖先传下来的制造烟幕以及利用有毒却不一定致命的浓烟把敌人赶出阵地的各种计划。邓唐纳德勋爵写道，“基奇纳勋爵立即告诉我，他认为这些方法对于陆战毫无用途，既然这些方法是由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还是去海军部讨论这些方法。”③于是有人介绍邓唐纳德勋爵给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后者于9月28日会见他。第二海军大臣的态度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写道(9月29日)，“我与路易斯亲王谈了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见丘吉尔，但不要对他提及我们。”我曾在邓唐纳德勋爵的旅里服役，参加过南非的莱迪史密斯城的解救战役，因而我立即约见了他。对他的想法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要求看一看杰出的科克伦传下来的计划。邓唐纳德勋爵考虑了几天之后给我的答复是：他觉得国家的危难使他最终决定公布他珍藏了一生的秘密。10月中旬，他把这些历史性的文件带给了我，这些文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一度交由英国政府处理。在文件的扉页上这位海军老将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对于帝国的智者一语已足：在敌垒上风，点燃大量硫磺，所有堡垒尤其海上堡垒在浓烟笼罩下，能使敌人不抵抗而投降。”读者被其赞美话所迷住，无疑引起对它的重视，并立即了解其全部含义。我刻不容缓地派人请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巴腾堡的路易斯亲王)，与他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我当时千方百计探索这个主题，但又不能泄露秘密。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讲求实际和具有创造性的智力，似乎特别适于担当此任。然而，结果却被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邓唐纳德勋爵不断向我提出基于他祖父思想的一些出色的建议，我在发出了进行试验的决定性命令后继续秘密地努力寻求有能力的专业人员的认可。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此方法的成功使用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向统计资料表明，(从西面)吹来的风远比吹自相反方向或指南针东区的风更为经常，11月、12月、1月以及2月期间尤其如此。……
……装载硫磺的船只应该由戴防毒头盔的人员指挥与操作。……
对数英里长的战壕的进攻，则应对敌方战线分段施放硫磺和烟雾，介于中间的几段不施放硫磺只施放烟雾，以便使敌人大炮看不到目标。
毫无疑问，邓唐纳德勋爵在那时候完全掌握了毒气与烟雾战术的整个概念，他是直接从其祖父的文件中取得这种办法的。现代化学为这些概念提供了可怕的可能性。使用有害或有毒烟气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因此，我们不能使用这种武器，除非敌人首先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是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德国的化学与德国人的才智，我就益发不安。由于很难得到陆军或海军高层的支持，而且我也没有精力思考这些额外的问题，于是我只能另想他法。1月份，我建议邓唐纳德勋爵将他祖父的方案拿给汉基上校审阅，3月21日，我命令围绕这项研究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委员会，邓唐纳德勋爵任委员会主席。然而，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背离业已接受的战争法。
我与委员会的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有限领域内，我们也要受国际法和国家政策的限制，所以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但是到了4月10日，我在写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信件中已能这样说：
我见到了在我命令下进行的惊人的制造烟雾的实验。这是一种结构十分简单、轻便可携的金属圆锥形容器，高3英尺、底部宽6英尺，借助重力将苯输入底部。喷在圆锥体表面上的一层油可以产生浓烟，你只需拧紧燃料供应的开关就能瞬间关闭烟雾。
我是为了海战的目的研制这种武器的，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越来越相信它对于你正在进行的那种战争也同样重要。如果风向有利，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彻底笼罩整块区域，使敌人的炮兵与步兵失去目标。你可以用它遮蔽一个村庄或一段战壕，直到你的士兵端着刺刀实际上指着敌人。你也可以用它在关键时刻掩护一支骑兵大队，到达决定性的地点。
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悍然违背战争法，在进攻中首先使用了毒气，第二次又在伊普尔战役中使用。德国人的愚蠢罪行最终注定招致严厉报复，因为其对手在风向上享有利地位，而且在科技上最终也略高一筹；但是其对手出于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
04.
有关坦克，还有一段故事需要追述，因为我颇希望这件事能载入史册。1915年11月我在即将以目前的环境中辞职，退出内阁，加入了驻法英军，我自以为给他们带去了一件好礼物。这件好礼物就是战斗与胜利的概念；我知道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会满怀友情仔细研究我提出的建议。所以，到达司令部之后我草拟了一份文件，日期是12月3日，题为“改变方式的进攻”，这份文件后来印给帝国国防委员会。我将文件交给约翰·弗伦奇爵士，随后又交给他的后任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些“改变方式的进攻”中的第一个摘录如下：
履带车
履带车这类车辆可以用于摧毁敌人的铁刺网，控制敌人的火力。英国已有大约70辆即将竣工，等待验收。这些车辆要么不用，要用就必须一起使用。它们应秘密布置在整条进攻线上，每隔两、三百码布里一辆。在进攻前10分钟或15分钟，它们应通过最佳路线推进到前边空旷地带，在准备进攻的地.点穿越我们的战壕。它们能逾越任何普通的路障、沟渠、防护墙或战壕。每辆履带车携带两、三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并且装备火焰喷射器。除非被野战炮迎面击中，否则它们将势不可挡。到达敌人的铁刺网区，它们将转向左面或右面，与敌人的战壕平行前进，扫平敌人的胸墙，并以略微蛇行的路线碾碎敌人的铁刺网。在战斗中，由于履带车十分接近敌人的战线，所以对方大炮对它们也无能为力。通过这样造成的突破口，持盾步兵可以奋勇前进。
如果使用大炮清除铁刺网，必须在几天前就要宣布进攻的方位和即将开始的时间。但是依靠履带车，在铁刺网清除之后进攻几乎就可以立即展开，也就是进攻可以赶在敌人进行增援或采取任何特殊防卫措施之前。④
履带车实际上能够逾越敌人的战壕，并且继续推进切断敌人的交通壕；但是目前没有必要急着走这步棋。以后可一步一步走。一旦敌人的前线落到了我们的手中，为履带车寻找深入推进的最佳点就容易了。履带车什么样的坡都能爬。简而言之，它们是移动的机枪扫射塔和铁刺网碾毁机。在海军使用的鱼雷网切割器的前端装上引导器可以帮助收集铁刺网，这种方法被证明十分成功。切割铁刺网并把它缠绕起来的这种机器颇为壮观，只有亲眼目睹人们才会相信。切割机的操作像是自动割捆机收割庄稼。只要提前三、四天通知堑壕作战部门，该部门便能进行示范演习。
在当前季节，发起上述形式的进攻显然需要霜冻天气，在黑暗无光下进行突然袭击。履带车面临的障碍有两种：其一是防卫雷区、定向地雷以及埋在地下的炮弹等；其二是隐藏在胸墙后的野战炮。如果这种方式的进攻奏效，下一步还可以设计新的办法。这些履带车在没有真正运抵法国之前是无法完全估量其威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借助冬天的漫漫黑夜，我们不仅能够占领一条战嚎，而且能够连续占领数条战壕。当履带车进入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大炮就更难以朝它们开火，随着混乱的加剧，敌人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些移动物体的位置并瞄准它们。白天它们会成为活靶子；⑤但是，如果到白天情况全已变样，它们即便无法撤退，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能够带领步兵一起进攻，起到引导进攻和确定进攻路线的活动据点的作用。
进攻时运用履带车的计划直到1917年11月第一次康布雷战役中才付诸实施。根据随后几年的经验能够查出首次使用履带车的许多问题；但是它可以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3个月后，即1916年2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曾亲眼见过“坦克之母”的早期试验的斯温顿上校，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大规模坦克战计划，即便如此，最高指挥部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学会如何按照坦克最初设想的特性使用坦克。在这段时间，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错误全都犯了，这说明对坦克缺乏了解。在索姆河战役中，尽管我提出了抗议，阿斯奎斯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也提出了更为有力的反对，首批20辆坦克还是被鲁莽地暴露给了敌人。巨大的出人意料和突然打击的优势就这样白白送掉，而此时坦克数量很少，它的效能还在试验阶段，坦克兵也几乎未受训练。仅仅为了夺取几个已变为废墟的村庄这么一个小小目的，就将坦克这个无价概念泄露给了德国人。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得到整体运用，它定能赢得一场伟大而辉煌的胜利。不幸中的万幸，各国的高级军事当局的思想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次泄露并没有引起德国指挥部的注意。虽然充满新奇而恐怖的坦克已不再是幽灵；但是我们至少在1917年没有遇到大批德国坦克。
那一年，还出现英国的坦克进一步被误用的情况。他们未能在干燥天气、在未受炮击没有弹坑的地面上、在容易使用坦克进行突然袭击的地区一下子全部使用坦克，而是把它们作为步兵辅助物三三两两地投入帕斯琴德尔的沼泽地与弹坑地里。敌人已对这种零零散散使用坦克的方法习以为常，何况坦克自身已陷入泥泞动弹不得。事实上到1917年末，英国陆军中的许多高层单位几乎已经认定坦克毫无用处，那些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人又开始老调重弹，对这种非专业的应急手段大加指责。幸运的是，坦克的滥用以及由此德军的失败，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产生同样的印象，敌人又一次错失良机，未能“用我们自己的石头”砸我们的脚。
德军使用俘获的英国坦克(图略)
尽管两年前就已开始论证，尽管坦克部队的军官不断呼吁和争辩，直到帕斯琴德尔战役之后坦克才有显露身手有机会。它们终于可以大打出手了。它们终于获得机会表明，它们无须开炮惊动敌人便能够摧毁铁刺网，从而恢复了现代战争进攻的突发性。1917年11月20日开始的康布雷战役应归功于宾将军指挥有方。虽然在坦克运用上有些迟缓和犹豫，但是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几个小时便获得胜利，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然而，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利用战果的准备，接下来的结果令人失望，几天后甚至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直到1918年，烟雾与坦克的配合以及用烟雾掩护坦克群的挺进，坦克才在战场上被实际采用。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那末每辆坦克便都能具备自己施放烟雾的功能，所有坦克战都将在人造烟雾下进行。但是康布雷战役之后，坦克确立了自己的名声，于是，在整个1918年它们成了敌我双方的法宝，成了英军、法军和美军进攻时的决定性武器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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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后来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莫里斯·汉基爵士，此时他任战时会议秘书。
*似有误。——译者
②即以后的尤斯塔斯·坦尼森—德恩考特爵士。
③见唐纳德伯爵备忘录(未出版)。
④这段文字是新添的。
⑤我低估了它们对付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能力。
第20章、选择
01.
新年降临时海军部正面临风雨欲来、变幻莫测的局面。我们见到海军中将贝利怎样调离大舰队，奉命前去指挥在诺尔的第五战列中队，这个中队怎样成为一支特训炮击舰队的核心，其目的是期望发展海军攻击的手段。中将从北方回来，把他从原来指挥“无畏”级战舰改为指挥“敬畏”级战舰中队，他一点也不觉开心。正如大多数水兵一样，他仍留恋大舰队；但是他还是以历来养成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他从海军部那里获准率领中队进入英吉利海峡巡航。在海军部为他安排的小舰队护航下他于白天穿越多佛尔海峡，12月31日一整天在波特兰海外进行演习。小舰队护送他过海峡后，在黄昏时分离开他返回多佛尔，白天没有发生不详事端。天黑以后军舰向西拐入海峡行驶，凌晨两点已接近斯塔特。海上刮起风浪，但天上依旧是月光皎洁。当时的航速为10节，航线笔直，而不是曲曲折折。在海峡水面游弋的一艘德国潜艇，由于波涛翻滚，月光下居然没有被发现。潜艇随即朝位于舰队末尾的舰只“敬畏号”发射了一枚致命的鱼雷。两个半小时后，这艘军舰沉没，舰长劳克斯利与500多名官兵牺牲——这是各级官兵崇奉的最高纪律与献身精神。
这个噩耗是在元旦那天传到海军部的。费希尔勋爵对指挥中队的方式大为恼怒。要求中将所做的解释，难令其海军上司们感到满意。从个人以及从更深的原因上说，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决定解除他的司令职务。于是我委任他管理格林尼治学院，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①
为了了解总的形势并制定春季计划，我们作了种种努力。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发布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要求我们关注对战争局势普遍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关注俄国主要支柱正日趋衰竭，关注巴尔干半岛的局势，需要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便将希腊与保加利亚拉入协约国。汉基上校也提供了一份内容充实颇有预见性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在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两份文件全都指出，近东地区是1915年我们采取主动行动的真正场所。念了这两个文件的清样之后，我在12月31日向首相呈交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我们的结论也并不矛盾。
宣战时我就想要进攻加利波利。……同时困难在增加。……我认为战时会议在下周应连续几天每天开会。隔一周开一次会的讨论，对什么问题都不会带来有效的结果。
1月2日我收到基奇纳勋爵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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