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11年10月份时的形势，当时紧接阿加迪尔危机我便就任海军大臣，着手组建海军部新的委员会。鉴于我们当时没有驱逐舰的数字优势足以制服潜在敌人的领海内的敌人驱逐舰，也没有力量以重型舰只支持我们的小舰队，还考虑到在种种情况下攻占现在已经设防的敌人岛屿的困难和危险，我们立即着手彻底修改那个作战计划，在征得军舰上主要指挥官的完全同意后，代之以1912年海军部作战命令规定的远距离封锁政策。远距离封锁政策的采取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要。它不暗示海军部方面否定进攻性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而只是遇到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时暂时放弃这个原则；海军部的意图是，在宣战之前和以后应该尽所有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准确地预见到，封锁从北海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德国与世界的商业联系几乎将被完全割断。我们预期由这样的封锁产生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将致命地伤害德国进行战争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压力将迫使德国舰队驶出来，不是在它自己的防御水域，而是在军舰数量上处于极大不利的公海上作战。我们相信，我们能继续享有完整的制海权，同时也不会危及我们海上交通，不危及我们陆军的调动，并能消除不列颠群岛受敌人入侵之虞。此时人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条件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自己有不会缩减的优势，敌人有不断增加的压力。就海面上所有舰只而言，肯定在战争头3年中，这些预期将为事实所证实。
根据这些作战命令，舰队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把主力舰队布置在斯卡珀湾，对着丹佛海峡设置驱逐舰的包围圈，由较老旧的战列舰支援，由一定的布雷区保护，从而封锁北海的出口。这些结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以后的历届海军部委员会都没有在重大布置上背离这些结论。英国海军使用这种手段夺得并保持住对世界所有海洋的有效控制。
03.
威胁英帝国的一切危险中，没有一件可与对舰队的突然袭击相提并论。如果舰队或舰队的主要部分受到意外的或无准备的打击，由此我们的海军优势遭到破坏，那末我们就被战败了。除非万能的征服者*发慈悲，否则无限的灾难就会加在我们的头上。近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一些得到完全胜利的国家对已被击倒在地的敌人是如何缺乏同情心。英国如果被剥夺海军防护，它很快就会因挨饿而完全屈服于征服者的意志。她的帝国将被肢解；她的联邦自治领、印度和大量亚洲与岛屿属地将被剥夺或者转让给胜利者。英国的边上将建立一个充满敌意、完全武装的爱尔兰共和国；陷入无助境地的英国人民，将肩负估计会压碎他们社会制度的难以承受的赔款，即便他们实际是没有沦落为爱德华·格雷爵士尖刻话中所说的“被强国征召的附庸”。现在那种给子德国的较不严酷的条件，如果给予英国，足以一下了永远毁灭这个帝国。利害关系非常之大。如果我们保持海军防御能力，我们就安全，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都更牢靠；如果海军防御失败，我们将遭到不可避免的彻底毁灭。
那末，德国人策划毁灭英国舰队达到何种程度？根据他们邪恶的品格来看，有必要假定他们在考虑战争问题，我们必须估计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攻击？当然，倘若德国无意打仗，这些推测仅仅是梦魇。可是如果她有打仗的意图和打算，显然不难从与法国或俄国纠纷中找到借口，制造战争无可避免的形势，并在对她最有利的时候制造这种形势。弗雷德里克和俾斯麦挑起的战争表现出极不寻常的急速与突然，这是普鲁士国家惯于对其敌人进行攻击的方式。欧洲大陆一直是一座火药库。仅仅一颗可怕的火星便可能引起巨大爆炸。我们见过1870年法国的遭遇。我们见过疏于预防于1904年带给阿瑟港外俄国舰队的灾祸。现在我们又知道1914年比利时的遭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8月1日德国决定向法国提出的要求：在德国攻击俄国时如果法国希望保持中立，她必须把凡尔登和图勒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作为担保。
因此很明显，“飞来横祸”的危险决不是幻想出来的。然而，人们不能合理地期望某种预兆吗？也许在大国之间在进行某种纷争值得海军部特别警惕。我们可能希望得到敌人陆军与海军调动的情报。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交易所会出现金融混乱，表明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能因此指望在受到任何打击之前有一星期的通知、3天的通知或至少24小时的通知吗？
在欧洲，大国的庞大陆军相互对峙，她们有一种对付突然袭击的自动预防措施。在军队动员之前不会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而动员军队至少要两星期时间。例如，法国的出色防御能力不打一场大战役不可能被制服，在此时间法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就能动员起来经受住压力。但英国海军享受不到这样的保证。海军不需要动员就能使用全部现代军舰相互攻击。他们只要升高蒸汽和把炮弹运到大炮跟前就可打仗。可是在这种无情的事实之外又出现鱼雷的威胁。单就炮火而言，我们的主要危险是舰队在分散状态时遭到打击，舰队的主力被摧毁，而敌人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坏。但是有了无线电报大大减小了这种危险，无线电报能立即指示分散军舰驶向共同会合点，在实现集中之前避免战斗。此外，炮火是双方都可玩的游戏。人们不能想象舰队的主力会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进入对方射程之内。但鱼雷本质上是突然袭击或甚至是背信弃义进行攻击的武器，千真万确的是，一艘海面舰艇的鱼需要使用10倍力量才能对付艘潜艇的鱼雷。
显然存在界限，超越界限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这不是简单的特别提防几个星期的事情。英国海军在和平时期必须过普通生活。它一定得有巡航和演习，有它的离队和重新装备时期。我们的海港向世界商业开放。要绝对保证防卫：可想象的最坏的背信弃义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而说，即使背信弃义的攻击也不容易发生，因为它需要不同岗位上大量人员的合作，需要启动大量复杂的器械。帝国国防委员会经过认真争论后作出规定，海军部务必不可断定，如果德国人认识到胜利与失败的区别，他们会停止在和平时期不警告或没有借口地攻击我们的舰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遵守这个准则，我相信我们基本上遵守了这个准则。当然我们每天都要思考英国舰队的位置与条件并与德国舰队作比较。我习惯时时出其不意询问工作人员如下问题以查察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果与德国的战争今天开始会发生了什么？”我总能得到这样的回答，意思是我们在舰队的任何部分开赴战场之前我们有力量完成兵力的重大集中。在我们知道德国远洋舰队处于冬季重新装备之前，我们舰队的巡航会不远到西班牙海岸。当我们举行大演习时，我们十分注意安排加煤与休假，以便能保证我们有能力应付在某个时候可能来到的打击。我知道，在我所描述的这个阶段，直到宣布战争为止，英国舰队不可能遭到德国海面舰只的突然袭击，也不可能在分散或分隔状态下遭到打击。在和平时期敌人试图以潜艇攻击停泊在海港岗位或在海上演习的英国海军中队，或者在预计进行演习的区域布雷是难以完全预防的；但这样做的成功很可能只是部分的。而且，我不相信德国海军部、政府或皇帝会想出如此卑鄙奸诈的办法。虽然要尽可能地努力防止最坏的可能性，但我自己确信，引起争吵的原因将伴随经济危机和市场萧条一起出现，而后紧跟着宣战，或者紧跟着战争行为与宣战同时发生，后者有可能发生得略微早一些。实际上确实发生的事情与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
04.
在战时，对于敌人将做什么和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是完全难以预料的事情。然而一旦你处在战争中，任务是明确和高于一切的。关于敌人或未来，不管你怎样推测，你自己的行动却被限制在实际界限之内。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一定数目的供选择办法。同时，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那里理论不断受到经验的纠正和束缚。由此产生的事实积累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下一个决策。
可是，假设整个战争过程被带出现实境界进入想象领域。首先假设的是，你必须认定在任何情况下肯定要发生战争；其次，当战争来到时你的国家将参加战争；第三，你将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进入战争，全体国民将及时团结起来充满信心，并在不太晚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样，实际上思索过程变为推测性的。有必要进行的每种假设，面对未来的黑幕又升起不同密度的新幔帐。在和平时期爱思索的陆海军军人的生活中满是这样一些经历——在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使人分心的事物中，在许多混杂的假设中，尽力地找出实际上在某一天将发生的事情和在那一天结束前为解决那件事找到实际上必须做的事情。而此时，四周那些权力较大和常常智力较高的人都把爱思索的人看作出谋划策的恶棍，或者最好也只是把他看作耍玩具的、而且是耍危险玩具的大孩子。
在战争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能做的大部分事情是试图估计和预测对德战争爆发时和最初几个星期里英国将遭遇什么事情。要看得更远就为人力所不及了。若试图看得更远些，那只能使任务复杂化；以至于超出人的心理承受力。思路分叉得太快时，有时会问，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海战？那末情况将会怎样？谁将在大规模陆战中获胜？没有人能回答。显然首要的事情是作好准备；不要被敌人偷袭；要集中力量；不要分散挨打；要使最强大的舰队尽可能及时处于最好的作战位置，具备最好的条件，那末如果战争来到，人们便能够以坚定的信心等待结果。因此，重要的是防止突然袭击，更重要的是防守分散；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海上决战时增加可使用舰队的力量。
可是假定敌人不打海战，假定陆上战役不是一下子能决定胜负，并且假定战争进行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而是几年。那末当时判断这些事情就容易得多，当每个人都很警觉，都清醒和积极，保证能采取必要的步骤，而目有采取步骤的时间，那末下判断就容易得多。任何阶段都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困难或危险。第二年的战争问题必须用第一年的战争经验去对付。第三年的战争问题必须以第二年观察和理解得到的结果去对付，等等。
因此，我代表我主持到1915年5月底的海军部委员会断然拒绝针对1917年和1918年发生事情的所有指责。这些年出现的教训不会使我变得愚蠢。不用对我说什么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前3年像他们在战争开始后3年那样建造潜艇，英国早就完蛋了；或者说什么如果英国在1914年8月就拥有我们一年以后才有的陆军，那末本来不会有战争。每种环境引起每一种其他环境。英国能允许德国在和平时期建造庞大的潜艇，明知其目的在于击沉我们没有武装的商船队来饿毙和毁灭这个岛国吗？德国会等到英国建成一支强大的义务兵陆军来帮助法国然后再攻击她吗？
必须在摆正与当时环境的关系上(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上)才能判断每一件大事。
————————————
①包括“雄狮号”、“猛虎号”“玛丽女王号”和“皇家公主号”。
②海军部条约司司长。
*指1066-1070年征服英国的诺燮底公爵威廉一世。——译者
第06章、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01.
在1913年整整一年内我遭受了石油供应日益增加的困难。现在我们充分使用石油作为舰艇的唯一动力，包括所有最新和最主要舰只在内的大部分舰队。海军部委员会和战时参谋部极度担忧我们的油料储备。第二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竭力争取达到预期储备规模的极大增加。战时参谋长不但关心储备的数量，而且担心使用如此易爆物作为战舰燃油的可能危险。最后，费希尔勋爵领导的皇家委员会受海军部惶惶不安的驱动，表示他们将争取拥有相等于4年预期战争的消费量的储备。战争消费量本身是由海军参谋部根据最大方的尺度估计出来。建立石油储备的费用无论如何是极为巨大的。石油不但要在垄断市场购买，而且必须建造油罐这样大型设施和必须为此目的购买土地。虽然这种油料储备一旦建立，不论为民用、为军用，显然似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是国家资产，但是不允许我们把它当作资本支出，必须全部列入当前的预算支出。与此同时，财政部和我在内阁中的同僚对海军费用之大越来越感到气愤，费用成为争论重点主要由于我贸然着手燃油战列舰的建造和任性地增加舰只的大炮口径以及它的速度和装甲。因此一方面我受到不断增加的要求加强海军装备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对增加费用支出的坚决抗拒。我们的海军力量夹在这些压力之中左右为难。
我就这样必须整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拒绝皇家委员会和我的海军顾问们提出的、而我认为是过份和浪费的要求；另一条是向财政部和内阁不懈地谋求必要的资金供应。我还得十分小心，不要使打算在一条战线提出的论据让另一条战线上的对手知道。
我们的所有财政开支由于物价上涨和海军装备的越益复杂和精致而扩大，到1913年底，新的一年的预算支出首先必须呈交财政部，而后必须呈交内阁，至此财政开支的困难达到了顶峰。
我们与财政部进行的初步讨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到11月底将全部问题提交内阁。接着是将近5个月的极端紧张的争论。在这段时间里海军预算支出成为内阁14次全体和延长会议讨论的主要和常常是唯一的主题。从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几乎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不打算放弃任何实质上重要的主张，尤其是关于战列舰计划，决不背离已经计算出来和宣布的海军力量标准，因为它是整个对德政策的基点。内阁在1912年决定在地中海保持与奥地利同等的力量，其中4艘“无畏”级战舰正在稳步地建造。但是，这个问题因有希望得到3艘加拿大“无畏”级战舰而变得复杂。加拿大政府规定这3艘军舰应是60%力量对比以外添加的军舰。我们曾正式宣布这此军舰是英国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个保证，罗伯特·博登爵士在加拿大卷入了剧烈的党派斗争。现在清楚，由于加拿大参院作出决定，这些“添加的”“不可分割的”军舰在下一年不下水，而我不得不要求1914—15年计划的战列舰至少有三艘应该早日下水。这点要求内阁批准极为困难。到了12月中旬，在我看来可以肯定我必须辞职。海军政策的基础受到挑战，大臣级的批评者一直争论不休，他们特别熟悉海军部业务，精通问题的每一个细节，有权得到每个要点上的正确消息。可是，由于首相的态度保持不偏不倚，所以处理问题没有导致实际的破裂。有几次大家表达了全体一致的坚决反对意见，此时首相便中止讨论以免作出与海军部相反的决议。到12月中旬，这样讨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他决定延期讨论，整个问题直到1月中旬再议。
在这个供大家反思的间隙，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当1月中旬我从法国南部回到英国时，我的几个最重要的同僚告诉我，他们认为海军部问题在重大实质上有所好转。可是争论以极大势头重新展开。我们连续不断地从海军部抛出文件和论据，详细论述受到挑战的每一个新论点。
同时，政府中争论引起了报界的反响。早在1月3日，财政大臣在接见《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记者时对军备费用支出的愚蠢深表遗憾，尖锐地提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因经济问题而辞职，并表示意见说，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和平。自由党与激进派的报纸对经济问题开始大声起哄，反对海军部的相当强大的运动在下院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中形成。可是议会很快重新开会，爱尔兰问题开始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地方自治议案的热烈拥护者并不急想看到由于海军部整个委员会的辞职而导致政府力量的削弱。我们已经在党派斗争中受到极为沉重的压力，以致一个大臣的缺点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没有人希望我在默默无闻中消失。可怕的海军动荡的前景加上爱尔兰紧张局势令人忧虑。为了增强我自己与我伙伴的力量，我积极参与爱尔兰争论；在此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整个2月份和部分3月份在没有任何一方让步的状况下过去了。
最后，由于首相不可动摇的耐心以及他的牢固而沉默的支持，海军支出预算基本上按原样地得到通过。在所有这些争吵不息的几个月中，我们只被削减海港防御用的3艘小型巡洋舰和12条鱼雷艇。提交议会的预算数为5250万英镑。我们为获得这场胜利不得不在有关未来问题上作出某种一般性保证。我同意在合适的石油储备条件下，允诺下一年预算支出有相当份量的缩减。
但是下一年来到时，没有人一定要我履行这个承诺。
02.
1914年春季和夏季欧洲显得特别平静。自从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对英政策不但合适而且体谅。在整个纷争的巴尔干会议过程中，英、德的外交政策在协调中进行。外交部逐渐形成的长期不信任，虽然没有消失但有明显的改善。那些习惯于提出警告的人，至少开始感觉到需要修改他们以前的判断。代表德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知名人物，似乎第一次成为可以与其对话和可以与其共同行动的人。巴尔干难题的和平解决为彼此间信任感提供了理由。几个月里我们谈判了最敏感的问题，虽曾局部濒临破裂，但并未出现破裂。如果有任何大国想要制造战争，肯定有大量机会可资利用。德国似乎愿与我们和平相处。虽然国外的军备以加速度不断增加，虽然德国已在征收5000万的资本税，使得那些有耳可听的人们听到警钟长鸣，但是清晰的乐观主义情绪掠过英国政府和下院的心头。似乎还有一种前景，那就是双方重要人物之间发展起来的个人善意和相互尊重在未来可能发挥有用的作用；有些人期望英国和德国的更广泛联合，抛弃对对方友好国家和联盟的偏见，有可能一起使欧洲敌对的两个阵营和睦相处，给予所有严重不安的国家以安全与公平的可靠保证。海军对抗当时已不再是摩擦的原因。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连续第三年根据方案和宣言实施一系列计划。德国从1912年初起没有进一步增加其海军。就主力舰而言，可以肯定我们不会被他们赶上。
03.
欧洲形势出奇的平静与国内党派斗争上升的激烈程度形成明显的对照。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争吵，其强烈的痛苦与仇恨大部分是由于爱尔兰事务引起的。按照议会立法机制，当地方自治法案肯定即将通过成为法律时，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各郡便公开准备武装抵抗。他们这样做得到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与鼓励。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雷德蒙特先生、狄龙先生、德夫林先生等——以忧虑的心境注视爱尔兰北部形势的日益严重。但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些人，这些人的凶猛好斗和暴力行为是无法形容的；而爱尔兰议会党方面的每一步温和行动或姿态都会激起激昂的愤怒。在这些困难中，阿斯奎斯先生的政府想方设法寻觅解决的途径。
从1909年最早讨论地方自治法案起，财政大臣与我一直主张在由郡选择或某种类似程序的基础上实行北爱尔兰分治。我们都碰到这样的令人困惑的论点，即这样的让步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但是直到此时毫无结果。现在时机业已来到，地方自治问题已经达到它的最高顶点，内阁成员普遍同意，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证北爱尔兰的分治，我们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到3月份我们通知爱尔兰领导人说，政府已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激烈抗拒。他们说他们有力量在任何时候驱逐政府，他们将从自由党本身内部得到有力的增援。毫无疑问，爱尔兰领导人担心(甚至认定)法案的任何削弱会导致法案本身和他们被爱尔兰人民抛弃。但是，面临无可怀疑的事实，即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因害怕失败和垮台而退缩，他们让步了。他们构想出修正方案，它保证北爱尔兰的任何一个郡有权在联合王国连续两次大选之后通过投票退出地方自治法案。不可能有比这更有力的实际保护措施了。修正方案维护了爱尔兰统一的原则，但是它明确表示，除非新教徒集中的北部，见到都柏林议会在至少5年期间确实经受考验后，而表示自由意志的同意，否则决不能达成统一。
这些建议在议会宣布后立刻遭到保守党反对派傲慢的拒绝。然而，我们把这些建议收录在法案文本中，迫使爱尔兰党投票赞成这样做。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前进了，可以实施法律对付所有向它挑战的人。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我决不胁迫厄尔斯特服从都柏林议会，但我会做所有必要的工作不准厄尔斯特阻止爱尔兰其余人拥有他们向往的议会。我相信这个主张是健全而正确的，为支持这个主张，我肯定准备以必要的不论什么手段维护英王和议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威。我于3月14日在布拉德福德作了表达这个意见的讲话。
大家都希望英国政治领导人一定不要再次让自己相互(或受追随者)刺激、鼓动和驱使，陷入党派偏见，双方的派性玷污了1914年，而派性本身仅仅是为权力而长期连续出价和反出价的结果，这点在上一章中已间接提到。不参与这种权力竞争的人不能理解政界人士遭受的压力之大，也不能理解他们本性中每一个动机(不论是好是坏，或不好不坏)全被引向为取得胜利而作进一步斗争。大量人群都顺从党派偏见和追随党派斗争(好像这是争取奖品的斗争)，他们情绪激动，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摄取猎物受阻，他们则急速爆发愤怒，对政敌表示不信任和轻视；错误的观念相互交替，强制执行誓言，盲目追随忠诚，赞扬配合暴力，冰冷的蔑视，对诚实失望，向每个妥协建议高呼“背信弃义”，与追随者保持忠诚关系的愿望，认为己方正确的意识，认为对方行动粗暴不合理的观念——所有这些相互加在彼此身上的行为与反应，达到危险的极点。落在群众后面就是无用和低能，不忠实，不勇敢；站在群众前面，即使只是指挥他们和引导他们，常常会激起暴烈行动。在某个阶段把争吵限制在言词和法律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武力这个最后仲裁者和最后的清醒者可能突然冲上舞台。
北爱尔兰人继续作准备。他们宣布自己建立临时政府的意图。他们继续发展和训练军队。他们非法甚至武装输入武器。不需要多说，各种同样的征兆开始在民族主义者中间表显出来。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志愿人员，并以种种努力去获得武器。
随着所有这种危险迹象的增加，爱尔兰北部的小型军事据点，特别是那些包含武器库的据点成为陆军部特殊关切的对象。驻贝尔法斯特军队的态度也是陆军部最关心的对象。爱尔兰新教徒从来不伤害皇家部队。有把握认为，军队同他们是友好的。可是政府发现自己的权威在整个东北乌尔斯特被完全破坏。在这种环境下陆军和海军的事先防范必不可少。3月14日当局决定用小量增援部队去保护卡里克弗格斯和某些其他地方的军火库，同时我们预期爱尔兰大北方铁路会拒绝装运军队，便作好准备从海上运送部队。当局也决定调动在阿罗萨湾巡航的一支战列舰中队和一支小舰队到拉姆拉什，从那里它们能很快到达贝尔法斯特。人们认为，皇家海军的广受欢迎和影响力，即使在陆军失败时也可能产生和平解决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一件事得到授权。可是陆军司令官们眼见自己面对的是极可能引起内战的形势，他们根据根本不可能的假设——爱尔兰新教徒军会激烈抵抗英军并对他们开火——开始研究一个性质更加严重的计划。
这些军事措施尽管规模有限，但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陆军军官中引起极大的忧虑，当3月20日爱尔兰总司令和其他将军对在卡勒集会的军官发出耸人听闻的呼吁，要求军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履行宪法责任，但遇到普遍的拒绝。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在议会激起无比愤怒，摇动了国家的基础，保守党人指责政府阴谋屠杀忠于乌尔斯特份子，屠杀只是由于陆军的爱国主义才没有成功。自由党人回答说，反对党公开卷入反叛的准备工作，正在寻求颠覆宪法，并通过宣传唆使军官(不是军队)不对国家效忠。争吵间歇地在4月、5月和6月继续进行，我们读到记录不能不怀疑，我们的议会制是不是坚强得能经受住激情爆发的震撼而生存下去。德国间谍报告而德国政治家相信，英国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逐步走向内战，不再需要在欧洲局势中把她视作一个要素，这不令人惊讶吗？他们怎能辨认出或估量出深藏在狂风暴雨之下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心世界呢？
在整个5月和6月，党派之争继续以最刺眼的形式进行，但在表面之下两大党之间和解谈判已在持续举行。这些谈判导致最终于7月20日由国王发出召唤令，召集保守党、自由党和爱尔兰各党领袖在白金汉宫开会。
04.
6月底，英国海军同时访问克龙斯塔特和基尔。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的最精良军舰第一次在基尔并排停泊，周围是各种班轮、游艇和游乐船只。双方协议不准打听不适当的技术问题。双方举行了各种比赛、各种盛宴、各种演说。这里有阳光，有皇帝。军官和士兵亲如兄弟，在水上和在岸上相互款待。他们一起臂挽臂地在好客的城市漫步，以充分的好意在集体食堂和舰上餐厅用膳。他们一起为在驾驶一架英制水上飞机时蒙难的一位德国军官的葬礼上脱帽致哀。
在这些喜庆日子里，6月28日传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的消息。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正驾船出海。人们看得出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当晚取消其他安排离开基尔。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常常试图回想起当年7月那些日子里的印象。处于灾难边缘的世界显得五彩缤纷。由王公权贵们统治的国家和帝国巍然挺立在各方，长期的和平为这些国家累积了巨量财富。这一切全固定在看来很安全的一支巨大的悬臂梁上。两大欧洲阵营相互对峙，它们身披全副盔甲，闪闪发光和叮当作响，但带着平静的凝视的目光。一种彬彬有礼、谨慎而和解的、总之是诚实的外交手腕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电讯中的一句话、大使的一席言、议会中意义含糊的片言只语，似乎足以调整日常交往中这个庞大结构的平衡。但每句话值得考虑，甚至窃窃私话也要注意，点一下头可以表示一个意思。这个以平衡联合和同等军备为准则而建立的对更加复杂和更加棘手的暴力行为进行的核查和反核查的非凡体系，究竟能使我们获得世界安全与普遍和平吗？这样集合的、这样结伙的、有这样关系的欧洲，它会联合成一个共同而光荣的机体，并能获得和享受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由大自然与科学共同给予的丰厚礼物吗？日落时分的旧世界看上去歌舞升平。
但是人们感觉到有一种奇怪的倾向。有些国家不满足于物质富足，无休止地热衷于国内或国外倾轧。在宗教衰落中不适当地高涨起来的民族热情，用猛烈的然而是掩蔽着的火焰在几乎每个国家的表面下燃烧。几乎使人们认为世界甘愿受苦。可以肯定说到处的人们渴望冒险。所有各方的军事准备、预防措施和反预防措施已经达到高峰。法国有她的三年制兵役法；俄国有她的日益伸展的战略铁路。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新近受到萨拉热窝炸弹的严重打击，成了过度民族主义压力和极度腐败的牺牲品。意大利与土耳其对峙；土耳其与希腊对抗；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反对保加利亚。英国因党派倾轧而分裂，看来几乎可以不把她放在眼里。美国在3000英里以外。德国5000万资本税扩充了武器装备，她的陆军扩展已经完成，基尔运河就在那个月里向“无畏”级战列舰开放，很久以来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国际舞台，如今她的凝视突然变成怒目而视。
05.
1913年秋天，当我根据下一个预算反复思考明年的海军部政策时，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个备忘录，建议为了节约起见我们删去1914—15年的大演习，代之以动员发展第三舰队。动员全部皇家舰队的后备力量以及所有后备军官在第三舰队的军舰上进行一周或10天的训练，实施他们在战时会碰到的整套作战方案，并以此对整个动员制度作一次真正的测试。接着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又把整个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在正规训练之外又在第一舰队军舰上作一星期的动员训练。
路易斯亲王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并于1914年3月18日向议会提出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时没有在任何方面与欧洲形势相结合。试验性动员于7月15日开始。虽然并无法律规定强迫后备队人员应召报到，但普遍反应热烈，有多达2万名后备人员来到海军兵站。就这样我们的全部动员在海军史上第一次经受实际测试和彻底检查。海军部专门派出军官在每一个海港察看动员过程，以便报告存在于动员制度中的每一个缺憾、缺点或故障并加以纠正。路易斯亲王与我在查塔姆亲自视察动员过程，全体后备人员扛着他们的个人用具来到指定的军舰上。第三舰队全部军舰装足煤开动蒸汽机驶向斯皮特黑德海峡集中。7月17日和18日在这里举行海军的盛大检阅。这是世界史上曾经见过的无可比拟的海军最大集合。国王本人亲自出席检阅每一等级的军舰。19日早晨，整个舰队出海进行种种不同的演习。这个舰队的每艘军舰甲板上彩旗飞扬。挤满了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军乐齐奏，它们足足花了6个多小时以每小时15节的速度驶过国王乘坐的“皇家游艇号”，此时头上的海军水上飞机和陆上飞机不断盘旋。可是此时，在国王及其在场的大臣们心里最紧迫考虑的也许不是眼前英国庄丽雄伟舰队纵列行进的壮观景色，也不是欧洲大陆咄咄逼人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而是威胁着要把不列颠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发狂似的、肮脏的、悲剧性的爱尔兰争吵。
军舰一艘接一艘渐渐在天际消失。它们将开始一次远航，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更要遥远。
第07章、危机
7月24日—7月30日
01.
星期五上午内阁长时间开会反复讨论爱尔兰问题。白金汉宫的会议破裂。分歧与对抗似乎和以往一般剧烈与无望，但是如此命运攸关问题所系的双方争论观点的差距却意想不到的细小。争论主要出现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的界线上。爱尔兰各党派在它们失去理性的战斗中能够驱使它们各自拥护者拼命向前。就在解决这一簇簇简陋教区的问题上，此刻打乱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前途。北部不愿意同意这一点，南部不愿意同意那一点。双方领导人希望局势稳定下来；但双方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向前走到他们敢走的极点。双方似乎不能退让一英寸。与此同时，爱尔兰问题的解决必须与英国党争的立刻中止一起进行。双方迫切呼吁其领导人实行团结与合作的方案，也就是劳合·乔治先生于1910年提出的方案，必须公诸于世。另一方面，如果调停不成功，则意味我们必然会投入完全像内战那样冲突的深渊，任何人均无法想象，因此内阁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寻找解决僵局的出路，艰苦地巡逡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泥泞的小道上。人们原以为4月份发生在卡勒平原上和贝尔法斯特城的事件会剧烈震惊英国的舆论，会形成团结局面，足以使爱尔兰的各党派安定下来。显然团结的局面没有达到。显然双方还要把冲突进一步进行下去，在各自退让之前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后果。自从拜占廷帝国蓝党与绿党纷争以来，党派的倾轧很少达到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地步。看来即将发生强度无以复加的震动。
内阁的争论最终达不到一致，在它将要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爱德华·格雷先生以平静庄重的声调念一份刚从外交部送来的文件。它是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在他念了几分钟之后我才能把心思从刚结束的令人生厌和使人困惑的争论上收了回来。我们全都十分疲惫，但渐渐随着他的话一句接一句飘来，在我头脑里形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份照会显然就是最后通牒，而且是现代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后通牒。随着读声继续，人们听得出，这样的照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或者说，这样的照会不管怎样委曲地被接受也不可能满足侵略者的欲望。弗马纳区与蒂龙郡教区慢慢隐没在爱尔兰的迷雾与动荡之中，一种奇特的光亮，立即开始以感觉得到的速度慢慢变化，落在欧洲地图上并不断扩大。
我一直对阅读战争怎样落到不同人头上的记述有极大的兴趣。当最初印象突然闯入他们心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势不可挡的可怕事件的魔爪正向他们生命伸来，当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我连最小的细节都不会嫌烦，我相信只要这些记述是真实的和非造作的，它们对子孙后代就会有一定的价值和经久的兴趣。因此我要简短地、精确地记录我当时的经历。
大约在6点钟我回到海军部，我对许多年来帮助我工作的朋友①说，现在存在真正的危险，可能发生战争。
我对形势感到震惊，扼要地写出在我心中想的一系列工作要点，要是形势没有好转，这些要点就必须一一照办。我的朋友在随后的好些日子里把这些要点放在身边当作核对要领，在它们得到解决时一项一项将其勾销。
1.第一和第二舰队。休假和部署。
2.第三舰队。装足煤和补给品。
3.地中海调动。
4.中国部署。
5.海外巡航舰的伪装掩蔽。
6.商船自卫的军火。
7.巡弋小舰队。部署。
休假。
完成。
35特大海岸炮。
8.立即储备。
9.旧战舰驶往亨伯湾。小舰队驶往亨伯湾。
10.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军舰。
为外国建造的舰只。
11海岸守卫。
12.油库的高射炮。
13飞机准备就绪。飞艇和水上飞机。
14.德国间谍。
15.军火库和其他易受伤害部门。
16.爱尔兰军舰。
17.潜艇部署。
第二天(星期六)早晨我与第一海军大臣讨论目前形势。但从眼前看我们还无事可做。但在过去3年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充分的准备。
试验性动员业已完成，除了直属后备队外，所有后备人员已经得到酬劳金动身回家。但全部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已全面作好作战准备，并集中于波特兰港，它们将在那里呆到星期一早上7点钟，然后第一舰队将以中队为单位分散作各种不同的演习，而第二舰队的军舰驶往它们的国内各军港，让多余的水兵退伍。因此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海军部无线电天线杆上瞬间发到“铁公爵号”旗舰的一个命令，足以把我们主要舰只留在一起。如果到那时没有命令传来，它们将开始分散。但在它们分散后的24小时期间，若有需要可以在24小时内把它们再次集中；但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传来命令(也就是到星期三早上)，那末第二舰队的军舰将开始让他们多余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查塔姆上岸，不同的炮兵学校和鱼雷学校将重新开课教学。如果在命令到达前另一个48小时已过，(也就是到星期五早上)，一定数量的舰只将驶入船坞重新装备、修理或暂时搁置。这样在这个星期六早上，我们至少有4天时间让舰队听候调遣。
上一个晚上(星期五)，晚饭时我碰到巴林先生。他刚从德国来到这里。我们是邻座，我问他关于局势的看法如何。听了他所说的开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他来此不是肩负愉快的使命。他说局势很严重，“我记得老俾斯麦去世前一年告诉我，有一天欧洲大战会因巴尔干该死的蠢事而爆发。”他的这句话可能不幸被言中。这全要取决于沙皇。如果奥地利惩罚塞尔维亚，沙皇会怎样做？几年前那里本来没有危险，因为沙皇非常担心自己的皇位，但是现在他再次感觉到自己皇座较前稳固，此外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事情都会让俄国人感到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倘若俄国向奥地利进军，我们必然进军；要是我们进军，法国必然进军，英国将如何做？”我不能多说什么，只是说假定英国必定什么也不做将是个极大错误，我又说英国将在事情出现时判断它，然后作出决定。他以十分诚挚的语气回答说，“假设我们必须与俄法交战，假设我们打败法国但不要她在欧洲的任何东西，不要她一英寸领土，只要一些殖民地作为赔偿。这会使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吗？假设我们在事先就作出担保，如何？”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一套，即英国要待事情出现再加判断，认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置身事外，将是错误的。
我挑了个适当时机将这番谈话报告爱德华·格雷爵士，下个星期早期，我又将此事向内阁报告。继巴林先生向我提出关于德国不谋求法国领土，但企求殖民地作为赔偿的建议后，星期三他又从柏林正式打电报给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但遭到立即拒绝。我毫不怀疑，巴林先生直接受命于德皇，负有找出英国将怎么做的使命。
巴林先生记录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英国的印象。他写道，“即使一个本领平庸的德国外交官也能容易地理解英国和法国，她们曾尽力确保和平和阻制俄国发动战争。”编辑他回忆录的编者在加注中说：“在伦敦的人们确实认真地关心奥地利的照会，英内阁希望保持和平的程度，可以从他们分别时丘吉尔几乎热泪盈眶地对巴林所说的话中看出(作为一个例子)，当时他说：‘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让我们走向战争。’”
我计划与我的家人在克罗默过星期天，我决定不改变我的计划。我在电报局布置个特别报务员，以便保证昼夜连续值班。星期六下午，消息传来说塞尔维亚已经接受最后通牒。我上床时有一种感觉，认为事情可能平静过去。如本文所述，我们以前有过这么多的惊恐。好多次乌云升起，密布、吓人、不断变化；好多次黑云散去。看来我们要脱离战争危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塞尔维亚接受了最后通牒，奥地利会作进一步要求吗？如果战争爆发，它能被限制在欧洲的东部吗？例如法国和德国能站在一旁让俄国和奥地利去解决她们的争端吗？那末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显然存在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爱德华·格雷爵士有充分时间着手采取和解性的手段，如去年在解决巴尔干纠纷中证明十分有效的办法。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国海军正处于从未有过的良好状态或拥有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也许对它的召唤不会出现，如果出现，那现在正是最佳时候。从这些反复思考中得到慰藉，我安宁地睡着了，没有召唤来打扰那个夜晚的平静。
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电话给第一海军大臣。他告诉我，谣传奥地利不满足于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但除此之外没有新的事态发生。我要求他12点钟再来电话。我躺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耍，海潮退后有细流流向大海，我们筑坝阻拦这些细流。天气非常之好，北海水面上阳光闪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在海天互相融合的那条地平线之外有什么呢？沿着东海岸，从克罗默蒂到多佛尔，在不同的海港里停泊着我们驱逐舰和潜艇的巡航小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在波特兰军港的防鱼雷堤后面等待着英国海军大量军舰。在东北方远处，在我们面前大海的对面，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德国远洋舰队巡弋在挪威海岸外。
到12点钟我再次与第一大臣通话。他告诉我来自不同国家首都的好几条消息，没有重大新闻，但每条都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我问他所有后备役人员是否已经打发走了。他告诉我他们都走了。我决定返回伦敦。我告诉他我将在9点钟去看他，同时他应做必要的不论什么事务。
路易斯亲王在海军部等我。形势明显地越来越坏。星期日报纸的号外表明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首都充满紧张与激动。第一海军大臣告诉我，根据我们在电话中的谈话他已通知舰队不要分散。4个月后在我接受他辞呈的信中我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在那悲伤而痛苦的时刻公开为他证明，我们大规模海军动员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他那忠诚的手签发的。
我然后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他租了我在埃克尔斯顿广场33号的房子。除了外交部威廉·蒂勒尔爵士外没有他人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正把舰队聚集到一起。我从他言谈中知道他心目中的形势极其严重。他说在真正严重的危机到达以前有大量事情尚待我们去做。但他压根儿不喜欢这件事开始的方式。我问他要是我们公开说我们正使舰队集合在一起，对事情有所帮助还是正好相反。他和威廉·蒂勒尔竭力主张我们应尽可能早宣布这个消息，这样做可能具有使同盟国清醒和使欧洲镇定的效用。我回到海军部，叫来第一大臣，起草为形势所必要的公报。
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刊出如下布告：
英国海军的措施
给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的命令
不准演习调动
今日凌晨我们接到海军大臣如下声明：
命令集中在波特兰的第一舰队现在不得为演习调动而分散。第二舰队所有舰只以接近于足额的兵员留驻在国内各港口。
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一次讨论欧洲形势的内阁会议，以后每天一次或一天两次继续开会。人们希望内阁这个时期的意见动态的详细报导或早或迟将汇编成册公诸于世。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维护和平，或要求加入一场正义而且必需的战争，他们肯定没有必要为自己提出真诚的忠告感到羞愧。同时，唯一的可能是，不破坏宪法精神，使用最一般的措辞议论发生的事情。
内阁保持最大的平静。至少有四分之三成员已下定决心不让英国被拖入欧洲的争吵，除非英国本身遭到攻击(这不大可能)。持这种心态的那些人往往相信：首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不会打起来；其次，要是真的打起来，俄国不会干预；第三，要是俄国干预，德国不会出手参与，第四，他们希望如果德国打俄国，法国和德国一定有可能彼此保持中立，互不打仗。他们不相信，如果德国打法国，德国会经过比利时进行攻击，或者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比利时会殊死抵抗；务必记住，这个星期的全部进程说明，比利时不但从未向担保的大国要求支援，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她希望不受干扰。所以这里有六七种立场，没有一种立场是无懈可击的，也没有一种立场可以提出最终的证据，唯一能提出的证据就是事件发展本身。直到8月3日星期一，比利时国王才直接呼吁法国和英国的支援，这事件一出现使绝大多数大臣联合起来，使爱德华·格雷爵士能够在当天下午向下院发表演讲。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我的看法非常简单。首先，事实证明外交形势没有发生在海军形势之前，在德国能知道我们会不会参战以前(有可能在我们自己已经作出决定之前)，我们的主力舰队应该进入战位。其次，还要指出，如果德国攻击法国，她一定通过比利时进攻，她所做的一切准备全为这个目的，她不会也不能采取任何别的战略或走任何别的道路。我坚决相信这两件事情。
每天11点钟后有漫长的内阁会议。从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电报像流水般涌入。爱德华·格雷爵士一心投入艰巨的双重斗争：(1)阻止战争，(2)如果战争发生不遗弃法国。我以崇敬的心情注视他在外交部的活动和他在会议上的冷静态度。这两项任务随时在相互起作用。他必须试图使德国明白我们决不置身事外，同时又不能使法国人与俄国人感觉到我们已加入他们的阵营。他必须在所做事情中有内阁与他同心合力。我们一起在内阁工作的许多岁月中和在更早时候我阅读他在外交部所拟的电报，我认为我已学会理解他与人讨论和争论的方法，也许我可以描述这些方法而不至于冒犯他。
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入研究之后，这位外交大臣习惯于在重要争论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要点，以他的全部智谋与毅力加以辩护，这些要点是他的重点防御区。外国的战斗时紧时松，要是这些要点到夜暮降临仍旧在他掌握之中，他的斗争就胜利了。所有其他论点耗尽了，而这些关键要点留了下来。经过他选了又选的这些要点证明是不可推翻的。它们特别适合防护。明智的和公正的人们自然接受它们。爱国的辉格党人、英国绅士、公立学校学生的思想感情全都联合成为一条阵线，起来保卫它们，如果它们保持住，整个阵线就能保持住，包含许多有争议的论据。
危机一开始，他紧紧抓住欧洲会议的计划，为此目的，他使用一切可以想象的努力。他的计划是，使各大国到英国同意的任何一国首都一起开会争取和平，如有必要，对破坏和平者以战争威胁之。倘若开成这样的会议，本来可以消除战争。只要同盟国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就能即刻缓和紧张局势。只要柏林和维也纳有和平意愿，本来能够没有困难地摆脱越来越迫近我们的可怕的罗网。可是在外交沟通和外交策略的背后，在徒劳无功的建议与反建议之间，在沙皇与德皇的煽动干预之下，流动着有明确军事目标的暗潮。随着将遭厄运的国家临近悬崖，罪恶的战争机器已经启动，甚至已经不再受外力控制。
外交大臣的第二个基本点是英吉利海峡。不论发生什么，倘若战争爆发，我们不能允许德国舰队到达海峡来攻击法国港口。这种局面是英国不能容忍的。每个参与决策的人从我们讨论的很早阶段起就同意这一点。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法国也应负起这些道义上的责任。此外没有任何交易。有关的所有安排(如同上文业已解释的)都在前边特别加上一项声明，规定在受到威胁时除了一起商议外双方并不承担进一步的义务。但是事实仍旧是整个法国舰队留在地中海，只有少数巡洋舰和小舰队保卫法国的北部海岸和大西洋海岸。与那次海军力量重新部署同时，虽则不是按照这个部署和依靠这个部署，我们将全部战舰集中国内，只有一些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为保护英国利益留在地中海。法国人按他们自己责任心作出他们的决定，不受我们方面的任何影响，而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却得到了加强国内战线的好处。不管我们怎样否认承担义务，但到紧要关头，我们能够光荣地站在一旁，眼看没有防卫的法国海岸在我们主力舰队眼皮底下和射程之内受德国“无畏”级军舰的蹂躏和炮轰吗？
然而在我看来，在讨论的初期，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会作出让步以换取我们不参加战争，无论如何他们要使得头几场陆上战役中没有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们会这样做。我过去和现在一贯深信，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与独立，我们不能允许德国的侵略行为将法国征服。从最早时候开始，我始终集中注意我们对比利时的道义责任，我坚信德国人一定不可避免地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这个阶段我觉得比利时不很强大。我认为她不大可能抵抗。我认为比利时将作一些正式抗议而后投降，星期二(28日)与我共进午餐的基奇纳勋爵也表示同意这一观点。在列日和那慕尔郊外有可能放上几枪，然后这个不幸的国家会在占压倒优势力量之前低下头来。也许甚至在她们之间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德国人自由通过比利时。否则德国为何做了所有这些准备——沿比利时边境建造巨大的军营、多少英里的铁路专用线、错综复杂的铁路网？在比利时的态度这个重大问题上，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有可能会出差错吗？
我们不能预见星期天和星期以及随后那个星期里在比利时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我了解比利时这个国家，我们与她在刚果和其他问题上一直有许多分歧。我在已故国王利奥波德的比利时身上看不到阿尔贝特国王领导的英雄国家。不管比利时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法国，法国的陆军根据我的判断肯定不如将进行攻击的那些军队，她的毁灭将使我们单独与耀武扬威的德国对峙。此时法国在逆境中学会了维护和平，处处谨慎小心，追求彻底的民主政治，过去她已被夺走两个富饶的省份，将要遭受占压倒优势的暴力的最后毁灭性打击。只有英国能恢复平衡，能保卫世界的公正。不管其他任何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一个星期以后，每一颗英国人的心为小小的比利时而燃烧。为了拯救比利时，劳动者们纷纷离开农舍赶往兵站，他们没有学过打仗，但他们的血管里却流动着民族的不屈的精神。但在此时，人们所想的不是比利时而是法兰西，解救比利时和各种条约的约束是不列颠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光荣责任，如英国政府一贯申明的那样；也就是在这个依据上我个人与其他人一起，表明了我的立场。
现在我想检查另一个问题：若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早期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是否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早期指的是什么时候？假设在阿加迪尔危机以后或者在1912年新德国海军法公布之时，外交大臣冷静地建议与法俄两国缔结正式同盟，并在同盟成立以后为贯彻军事条约而强制组建一支适合于我们的责任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军队；假设我们像一个统一民族那样采取这个行动，谁能说那样就阻止了或加速了战争？但是联合采取这个行动机会何在？当时的内阁决不会同意这类举动，我怀疑四位内阁大臣是否会赞成。假设内阁对它意见一致，下院也决不会接受他们的引导。因此外交大臣将不得不提出辞呈。
他鼓吹的政策将遭受谴责或者强烈的驳斥；随着驳斥将是绝对否决所有这些非正式的准备工作和否决不承担责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正是建立三国同盟防御力量的基础。因此，爱德华·格雷爵士若在1912年采取这样的做法，后果只会使英国瘫痪，使法国孤立，增添德国的优势和力量。
现在再假设，在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之后，外交大臣向内阁建议如此来处理问题，即德国若攻击法国或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就向德国宣战。内阁会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吗？我不相信它会同意。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星期一就这样说，要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比利时，英国将向她宣战，是否还可能有时间挡开大灾难？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商榷余地的。但是现在我们对当时柏林事态的了解可以表明，即使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深深受到他们先前行动的约束。他们眼见英国精心策划的公告，说舰队正在集中。这件事至少是严重而沉默的警告。在这种印象促使下，德皇一回到柏林，就在同一个星期一及随后几天作出巨大努力，使奥地利恢复理智，借以防止战争。但是他从来不能抑制发生的事情，又抵制不了种种思想的感染。不管情况如何，我可以肯定，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真的发出刚才提到的那种最后通牒，内阁必将分裂；我还相信，到星期三至迟到星期四下院必定驳斥他的行动。世上没有比德国的行为更能将不列颠民族推向战争。倘若英国在德国的行为之前采取最后通牒的行动，那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这比我们所持的谨慎态度更坏，因为这种态度可以让我们国家团结一致地投入战争。星期三或星期四以后为时已经太晚。等到我们可以发出坚定的警告时，发出警告的时机肯定已经过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与法国的协约以及从1906年起出现的双方陆海军商谈，令我们陷入使我们只有同盟的义务、却没有同盟好处的一种境地。一个公开的联盟，倘若能在较早的时候和平缔结，它会在德国人内心起抑制作用，或至少能改变他们军事上的如意算盘。而现在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援法国，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可是事实上，从谈判的内容而言，我们对法国的帮助似乎不很肯定，以致它对德国人所起的影响没有它应起的大。此外，反过来说，如果法国处于侵略位置，我们不会有同盟者的明确权利去影响她用和解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由于法国的侵略心态使战争爆发而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将被指摘为遗弃盟国。倘若法国被打败，无论如何我们将遭受极为严重的危险。
然而并不需要节制法国态度。为公正地对待法国，需要明确声明，法国政府在这个可怕关键时刻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她毫不犹豫地同意能带来和平的每个建议。她有意回避每种形式的挑衅行为。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全把掩护的部队撤退到边界后相当远的地方。面对不断集合的德军，法国推迟她的动员直到最后时刻。直到德国直接要求她取消与俄国缔结的条约并放弃俄国，法国才接受挑战；即使她答应德国要求，如我们现在知道，她仍会碰到进一步的最后通牒，要求她让德国军事占领图勒与凡尔登要塞，作为她保持中立的担保。法国从来没有任何机会让自己逃脱磨难。甚至愿作懦夫愿受侮辱也救不了她。德国人已下决心，不论什么原因爆发战争，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打败和占领法国作为首要任务。德国军事首脑渴望发出战争信号，对战争结果有充分把握。法国只能无效地乞求怜悯。
她没有乞求。
我对这时形势思考越深，我越相信我们走的是展现在我们和任何英国内阁面前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我深信，走这一条道路比采取其他行动阻力要小。
02.
听了星期一的内阁讨论并研究了电报以后，我在当晚向全体总司令发出如下绝密警告：
1914年7月27日
这不是警报电报，但欧洲政治形势使得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决非不可能。根据这个看法请准备注意可能的敌对军舰，并考虑你们指挥下皇家海军军舰的部署。措施是纯预防性的。不必向非必要人员传达。保守最大的机密。
星期二(7月28日)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发出如下备忘录，他当天在页边加注作为答覆复：
1914年7月28日
1.看来扫雷舰应悄悄地集合在某个适当的地.点，以便战列舰移动时加以护送。与舰队一起北上。
2.给我一份你建议的存煤位置和取煤措施的简短说明。已执行。
3.我推测“火鸭号”与“猎狗号”现在将加入各自的小舰队。是。
4.应考虑泊在爱尔兰海岸的所有军舰在动员时即可使在接到警报电报时应驶往它们的战位，不得稍有延迟。命令已发出。
5.应悄悄地动员“胜利号”，使她作好准备，率领可利用的驱逐舰堵住在中国的德国旗舰。德国重型巡洋舰在中国海域的位置不妨碍这个任务的完成。请审查并报告这次动员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然后我们能讨论在目前情况下此事是否值得进行。去中国的中队必须能在警报电报发出和必须采取大行动之前集中。没有“胜利号”，我敌之间的优势差距不大，从其他战位的军舰增援缓慢难行。外交部同意便立刻执行。应立刻在香港集中。
6.你应考虑“格本号”在波拉的位置是否能证明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舰队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不能证明”。
7.昨天，与首相磋商后，我个人与帝国总参谋长一起布置，要求对军火库与贮油罐实施更加严密的保卫以防坏人破坏和空袭。这些措施现已执行。请参阅所附帝国参谋长来信和我的的复信。你应指示作战司司长从陆军邵取得已作了什么工作的详细信息，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生疏漏，须作必要的说明。亲自与帝国参谋部的军官一起解决。
8.应要求空战司司长报告昨天集中在泰晤士河口湾附近飞机的正确位置。并进一步说明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以促使空军与负责防空炮火的陆军邵门之间取得完全了解。如要避免发生事故，这点有特别重要性。已做。登记薄。
W.S.丘吉尔
海军部于29日星期三正式发出“警报电报”。同一天我从内阁得到授权实施“预防时期”规则。奥特利、汉基和一般说来整个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要经受考验。结果发现他们的工作在各个方向都很彻底、很全面，紧急措施开始在全国上下引起公众惊讶。海军军港变得空旷，桥梁有人保卫，汽轮接受登船检查，守卫者沿海岸严阵以待。
我们的战争安排包括对建造中舰只的精心方案。1912年曾采取措施使这方案长期有效直到如今。其原则是战争开始头3个月应集中一切努力完成定在头6个月中完成的舰只，其他完成日期较远的舰只推迟建造。这个措施保证在.战争爆发早期几个月中有最大可能的优势，使我们在对付较远可能发生事情之前，有时间了解它是哪一种战争以及如何发展。当然这个方案包括在英国为外国建造的所有舰只，在这种舰只中有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为智利建造的3艘小舰队指挥舰、为希腊建造的4艘驱逐舰和为巴西建造的3艘小型重炮舰。还有别的重要舰只，包括1艘智利和1艘巴西战列舰以及1艘荷兰巡洋舰，这几艘军舰直到很迟才完成。土耳其的战列舰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只有7艘“无畏”级战舰的优势，所以不能没有这两艘很好的战舰。我们更经不起眼见它们落入敌方手中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要是我们把它们交付给土耳其，情况将是它们与“格本号”一起组成一支敌对力量，如要监视它们，英国则需要不少于5艘“无畏”级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这样，英国军舰数字不但没有增加两艘反而减少3艘。土耳其战列舰中的1艘(“雷沙迪埃号”)当危机开始时由阿姆斯特朗船厂正在泰恩河上建造，实际上已经完成。500多名土耳其水兵已经到达准备接收，他们居住在泰恩河上他们的汽轮中。他们如果登上军舰，不理会造船厂的工人，升起土耳其的国旗，这将是巨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极为困难的外交局面。我决定不冒危险，7月31日我下达书面命令，以足够的陆军卫队登上这艘军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让土耳其人上舰。这个行动的深远意义我将在下章中叙述。
读一下德国官方历史，看看他们对我们备战工作的了解程度，这将很有趣。
7月28日下午6.20，柏林收到发自德国海军武官的如下电报：
“海军部没有发布军舰调动的消息。第二舰队保持满员。设在海军基地的学校关闭；采取初步措施召回请假人员。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一舰队仍在波特兰，一支潜舰小舰队离开朴次茅斯。据臆断海军部正在悄悄地为动员作准备。”
当天稍晚时候，他又发来如下电报：
“如已有电报报告，英国舰队正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准备。概括言之它们的分配如下：第一舰队集合在波特兰。原驶向直布罗陀重新装备的战列舰“柏勒罗丰号”已召回。第二舰队的军舰俱在基地；它们全都满员。海岸旁的学校没有重开。第二和第三舰队的军舰已上足煤，备足军火与供应品，俱在它们的基地。由于训练了后备人员(刚完成)，第三舰队能比平时更快地配置人员，这些人员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在48小时内即可配齐，这是泰晤士报说的。驱逐舰和巡航小舰队以及潜艇，有的已在它们的战位，有的正在驶向战位的途中。不再准假，请假的军官和水兵业已召回。
“在海军基地和船坞人们奔走忙碌；此外还采取了特殊预防措施，所有船坞、军火库、油库等处均有卫兵守卫。船坞中船只修理工作速度加快，大量工作在夜间进行。
“报纸报导地中海中队已离开亚历山大港，据说它将留驻马耳他。
“所有军舰和中队均得到命令随时准备出海。
“外表保持完全平静，因此有关舰队的令人吃惊的报导不引起忧虑。
“舰只调动过去一般由海军每日公布，从昨天起已停止公布。……
“以上准备工作是海军部独立进行的。不管是谁的命令其结果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德国海军武官的电报说明他本人消息极为灵通。如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三年前我任内务大臣时签署了开拆某些人士信件的一般授权令，这个授权令揭露了存在于所有军港的正规特务网络，这些小特务主要是接受德国津贴的英国人。如果我们逮捕他们，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其他人便会接替他们。因此我们认为，较好的办法是侦察出他们后让他们自由自在。(这样做，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通讯——由我们小心地发送——中看到这三年内他们向柏林的给钱主子都报告些什么，我们也完全知道何时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反对让德国政府知道整个海军正在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的确，除了细节外，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把形势看得多么严重是符合我们希望的。但是现在到了拉下帷幕的时间了。我们不再让那些人传送信件，几天后按照给内务部的通知，所有这些为了每月几个英镑而出卖祖国的小叛徒们统统锒铛入狱了。德国人要一下子组织别人取代他们决非易事。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详细叙述。早在7月28日星期二，我觉得舰队应进入战位。它必须立即秘密地进入战位；它必须向北行驶，因为德国的海军或陆军当局会尽最大努力避免与我们冲突。如果舰队这样早出发，就不必经过爱尔兰海峡向北行驶。它可以通过多佛尔海峡和北海，这样英格兰岛一天也不会没有掩护。而且走这条路线既可以节省燃料又可以节省时间。
因此在星期二上午10时光景，我将这个意见告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他们表示衷心的赞成。我们决定舰队应在29日早晨离开波特兰，算好出发时间让舰队在晚上黑暗中通过多佛尔海峡，这样它可以不露灯光高速穿越这些水域，并以最大的警惕心驶向斯卡帕湾。将此事告知内阁令我担忧，因为有被错误地认为是可能破坏和平机会的挑衅行为。把英国舰队在领海内从一个港口调动到另一个港口告知内阁是不寻常的。因此我只告诉首相，并立刻得到他的批准。命令相应地发给乔治·卡拉汉爵士，他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舰队由副司令率领出发，他本人则由陆路经过伦敦前往，以便我们有机会与他面商。
海军部致国内舰队总司令
1914年7月28日，下午5时发出
明天星期三，第一舰队离开波特兰去斯卡帕湾。目的地除海军将官与指挥官外一律保密。如在海军部时对你们要求的那样，由海军中将任指挥率第二中队，从波特兰出发的路线是先向南行进，然后来一个中等弧度转折驶向多佛尔海峡。各中队在夜间熄灭灯光驶过海峡，在向北行进途中须从沙洲的外侧通过。“阿伽门农号”留在波特兰，第二舰队将在那里集合。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庞大的舰队率领着它的小舰队和巡洋舰，一个中队跟着一个中队缓慢地驶出波特兰军港，几十座宏大的钢铁城堡穿过有雾的闪光的海面赶它们的路，像巨人低下头作焦急的思索。随着夜色降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描写为，18英里连续的战舰在一片漆黑中以高速行驶通过狭窄的海峡，驶往北方无垠大海，它们担负着保卫祖国自由与荣誉的责任。
虽然会推理的德国海军部似乎并没有获知英舰运动的消息，否则它有可能并有时间布下潜艇或水雷的陷阱。当30日星期四早晨在每日参谋例会上，旗舰报告她自己与全部舰队已驶至北海中心区域时，我们都以非常满意的心态交换会意的目光。②
德国大使立刻为这次舰队调动向外交部表示不满。根据德国官方海军史，他是在30日晚上向他的政府报告的。当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作如下回答：
“舰队的调动丝毫没有进攻性质，这支舰队不会接近德国水域。”
德国军史作者补充说，“但是，这支舰队的战略性集中，随着她转移到苏格兰港口，实际上已经完成。”这是正确的。我们此时处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控制事态发展的位置上，难以看出对手如何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个优势。在宣战前或在宣战的同时德方使用鱼雷突然袭击的恶梦，无论如何永远过去了。我们至少能在10天以前就理解这点。倘若战争来到，没有人会知道到哪里去找英国舰队。在浩瀚的荒凉大海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群岛的北边，存在这个强大的组织，它时而这样巡航，时而那样游弋，隐藏在浓雾和风暴中。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们能从海军部大楼与它们讲话。国王的军舰现在正在海上。
————————————
①指马什先生和现为詹姆斯爵士的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
②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得知费希尔勋爵在办公室，我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事情，看得出他非常高兴。
时时出现愚蠢的报导，说这次舰队的北遣是据费希尔的建议做的。据费希尔勋爵所写书中的正确记载，他与我的会见是在30日。舰队实际上通过多佛尔海峡是在前一个晚上。我认为有必要把事实写下来，宣战以前在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上，我唯一的海军事务顾问是第一海军大臣。
第08章、海军的动员
7月31日—8月4日
01.
内阁完全同意爱德华·格雷爵士发出的每一份电报和他处理危机的方法。但是如果外交大臣的努力失败和欧洲大陆战争开始，还是有大部分人会坚决拒绝考虑英国以武力干预。于是，当可怕的一周即将过去和战争爆发成为不可避免时，如此长久地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治机体的破裂似乎有可能迅速来到。这一周我在官方圈子里度过，见到的几乎全是内阁同僚和海军部同事，穿过皇家骑兵卫队来往于海军部大楼与唐宁街之间。每天来到的电报表明欧洲的局势日趋黯淡，内阁会议在日益紧张中结束。我拉动了使海军组织相继进入全面准备状态的种种不同杠杆。务须时刻记住，如果能保住和平，我们就不得不向由自由党控制的下院为这些惹起虚惊的耗资巨大的行动逐一进行辨解。一旦下院认为形势并不危险，那就必然进而认定英国参与欧洲大陆斗争本来就是犯罪性质的发疯。但是经常把内阁的主要讨论导入纯技术渠道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因此对我来说，有必要为当时必须要做的许多事情承担奇怪的招人反感的责任。我还必须考虑政府机构的破裂。根据国会议员的报告与信件来判断，下院的态度似乎最捉摸不定。
星期四晚上，我通过F.E.史密斯先生①认识了几个北爱尔兰统一党领导人。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欧洲形势的日益严重和欧洲到处增加军备。我告诉内阁没有达成最后决定，和我曾收到一二位有影响的统一党人的信，他们在信中强烈抗议，反对我们被拉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我要求知道史密斯与他的朋友在这个极端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他即刻回答说，他本人毫无保留地站在法国与比利时一边。他与集聚在爱德华·古尔丁爵士在沃格雷夫家里的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等人商量后给我送来一份书面保证，第二天星期六我让阿斯奎斯先生看了这个书面保证。
在内阁会议上我要求立即召集舰队预备役官兵，完成海军的准备工作。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根据是德国海军正在动员，我们必须同样做。对于海军组织动员的事，消息灵通的内阁成员经过尖锐争论后认为，这个步骤对我们国家安全而言并无必要，因为动员只影响舰队内的一些最老的军舰，而我们海军主力已经作好作战全面准备，舰队已经进入战位。我回答说，这些固然是实情，但我们需要第三舰队的军舰，特别是较老的巡洋舰，以完成我们作战计划中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可是我未能成功地取得同意。
星期六晚上我独自在海军部进餐。每隔一会儿就有国外电报放在红色盒子中送来，盒子上印有指定在预警时期使用的“小组委员会”专用标志。电报来得相当频繁，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文后留给我头脑里的印象是，还存在和平的机会。奥地利同意召开会议，沙皇与德皇间传递亲切的个人呼吁。在我看来，根据我按次序读一连串电报的印象是，在最后时刻爱德华·格雷爵士可能成功地挽救了局势。在大国之间迄今未放一枪。我不知道陆军与舰队能否将动员状态保持一段时间，若不遇上战斗而后再复员。
当另一个外交部盒子来到时，我几乎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展开电报读到了“德国向俄国宣战”。电报没有别的内容。我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从花园边门进入唐宁街10号。我在楼上首相的起居室找到他；与他在一起的有爱德华·格雷爵士、霍尔丹勋爵和克鲁勋爵，可能还有别的大臣。我说，尽管与内阁决定相左，我打算明天早晨立即动员舰队，我愿在次日上午对内阁负全部个人责任。首相感到自己受制于内阁，所以，没有说一句话，但从他神态中清楚表明他完全同意。当我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一起走下唐宁街大门的步阶时，他对我说，“你知道我刚刚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告诉坎邦我们将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我回到海军部立刻发出动员的命令。我们没有合法权力征召海军预备役官兵，因为鉴于内阁决议没有向国王提呈公告，但是我们有很大把握舰队士兵会毫不犹豫地服从召集令。这个行动于星期日上午获内阁批准，几个钟点后国王公告发布了。
需要作另一个痛苦的决定。乔治·卡拉汉爵士指挥国内舰队已经延期一年，到10月1日结束，业已宣布到那时由约翰·杰利科接替他的职务。而且我们的安排还规定，若有战事约翰·杰利科爵士应担任副司令职务。第一海军大臣与我和乔治·卡拉汉爵士(在他30日北上经过伦敦时)开了一个会。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决定如果战争发生，有必要立刻任命约翰·杰利科爵士任总司令。我们恐怕乔治·卡拉汉爵士的健康和体力担当不了即将加在他身上的极度紧张的任务；在欧洲战争的情况下，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约翰·杰利科离开伦敦，携带密封的命令去舰队，指示他在打开密封时就接过舰队的指挥权。8月2日晚上我们想到战争不可避免，便打电报给两位海军将军，把海军部的决定通知他们。对于乔治·卡拉汉来说，在这样关键时刻他必须交卸职权自然是一个残酷打击，他的抗议得到实际上所有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主要将领和约翰·杰利科本人的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更换舰队指挥也是严重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贯彻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而且一小时都不耽误。约翰·杰利科爵士在8月3日晚接过指挥权。刚办完接交仪式，他几乎立刻收到海军部命令，命令舰队于4日白天出海。
星期日内阁几乎整天开会，到午餐时分看来好像原来占多数的人让步了。目睹这么多能干的同僚悲哀和恐惧的神色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人们能做什么呢？在午餐间歇时间，我见到在这种非常时刻表现出十足岩石精神的贝尔福先生，我得知统一党领导人态度软化，正式以书面向首相保证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我回到海军部。我们打电报给舰队总司令：
“今天8月2日2.点20分，交给法国和德国大使如下照会。‘英国政府不再允许旨在攻击法国海岸和法国船舶的德国军舰通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
“准备对付突然袭击。”
同时事态的发展时影响舆论。当内阁在星期日早上开会时，我们就听到德国军队侵犯卢森堡大公国的消息。当天晚上，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第二天比利时国王的呼吁来到，要求负担保责任的大国维护有关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条约的神圣性。这最后一着是决定性的。到星期一，阿斯奎斯先生同僚中的大多数人认定战争已不可避免。星期一早上在不同气氛中重新讨论，似乎可以肯定将有许多人提出辞呈。
星期一上午内阁会议散会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就当天下午去议会做报告中的重点与一般语调获了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正式批准业已完成的舰队动员和陆军的紧急动员。在向德国提交最后通牒和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没有作出决议，更不用说派军队去法国了。任何一次内阁会议未作出过这些最重要的决议。它们是受形势所迫，仰赖首相的权威才通过的。我们去往下院聆听外交大臣的报告。我不知道我们同事中哪一位提出辞呈或者战时政府的构成将是什么样的。议会方面的表现是惊愕而不失坚定。没有人能够误解它的意图。爱德华·格雷以尽量温和的语调做报告。为了不为将来的谴责留下把柄，他告知议会德国人愿意遵从英国的要求，不派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他以低沉的语调展开演讲，对进入战争这个沉重的话题进行了从容不迫的阐述。当他讲毕就座时已拥有议会压倒多数的支持。他和我都不愿在议院长时间逗留。一到外面我问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说，“现在我们要发给他们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停止入侵比利时。”
有几位大臣还紧紧抓住希望，认为德国会顺从英国的最后通牒，制止她的陆军向比利时猛冲。这就像要阻止山崩和终止下水时正滑在半途中的大船一样困难。德国已与俄国与法国交战，可以肯定她将在24小时内也和英帝国作战。
在内阁紧张讨论的全过程，人们心中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争论必须在这些讨论结束时开始。必须说服议会、整个国家和自治领。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反应必然是有价值的，我对此从不怀疑。但是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政治任务等待着我们，我在内心中仿佛不仅看到了拥挤的下院，而且看到举国上下人民到处召开令人生畏的集会，要求全面而迅速地证明，以人民的名义采取的惹火烧身的行动是正当的。但这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当会议室的大门打开、大臣们来到户外时，不列颠民族已满怀古老的勇武之气沸腾了起来。整个帝国已迅速地拿起了武器。
“人们见面时交换情绪高涨的神色，
他们跨着比平时更大的步伐，
朋友们赶快祝贺他们的朋友，
在他们经过时宿敌也要敬个礼。”②
02.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正在上演有强烈趣味的戏剧，它最终证明有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战争爆发，压到一切的最为重要的是法国与德国陆军交战将产生极大的震撼。我们知道法国人指望把他们来自北非的最优秀军队全部放在战线上，每一名士兵都是必需的。我们还得知，他们打算把北非军队在法国舰队的一般保护下(没有单独的护航舰队或护航体系)以运输船队能装载的最快速度运过地中海。法国参谋部计算，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大部分军队能越海过来。布置在长长的运输船队与奥地利舰队之间的法国舰队为安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是在地中海有这么一艘军舰，其速度大大超过法国海军的每一艘军舰，她就是“格本号”。在地中海可以与“格本号”在速度上比赛的重型舰只只有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看来由于“格本号”可以任意在300或400英里的战线上选择任何一点作战，它将容易地躲开法国战列舰中队，不理会或超过法国的巡洋舰，突入运输船队，一条一条地击沉满载官兵的这些船只。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这艘军舰被派到地中海执行的正是这个任务。为此，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早在7月28日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建议增派战列巡洋舰“新西兰号”去增援我们的中队。几天后，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法军总司令韦·德·拉佩雷雷海军上将采取了一种运送军队的护航办法。8月4日他谨慎地推迟载运军队直到他能布置足够的护航力量。可是这个计划改变没有通知我们海军部。
7月30日我叫人取来过去给地中海指挥部的作战命令，并与第一海军大臣对它们作全面研究。这些在1913年8月发布的命令必须考虑到政治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其中包括：英国只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及奥地利作战，或与德国、奥地利及意大利作战。可能英国和法国结盟对上述对手中一个、二个或全部作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简言之，如果英国单枪匹马对付全部三国同盟，我们暂时必须放弃地中海，集中力量于直布罗陀。在其他各种情况下，我们的集中地将是马耳他，要是法国是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战舰中队将与她的中队联合进行决战。现在看来有必要向地中海总司令发布更特殊的信息和指示。
海军部致地中海总司令
1914年7月30日
如果战争爆发而英国和法国参战，现在看来可能的是意大利将保持中立而希腊可能成为盟国。西班牙将对我们友好，也有可能与我结盟。可是意大利的态度难以肯定。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弄清意大利何去何从之前，你的中队不要急于与奥地利的军舰进行战争。你的首要任务是用掩护的方式帮助法国舰队运送他们的非洲军队，如有可能应与单独的德国快速军舰特别是“格本号”作战，此舰可能对军队运送构成威胁。什么时候你可以与法国将军商议，我们将用电报通知你。除非与法国舰队联合才可进行决战，否则在这个阶段不要与对方的优势军力作战。你中队的速度足以使你能选择战机。在战争开始时你必须珍惜你的力量，我们希望以后能增援地中海。
对这些指示，第一海军大臣与我完全意见一致，这些指示给予总司令在指挥海战中作指导；它们警告他不要和奥地利舰队打未成熟的孤立无援的仗，此时我们的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将面对奥地利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些指示告诉总司令帮助法军运送他们的非洲军队，并且告诉他怎样帮助法军，也就是“用掩护的方式和如有可能应与单独的德国快速军舰特别是‘格本号’作战。”只要英语可以用作传达思想的工具，我们运用的话似乎表达了我们想说的意图。
伯克利·米尔恩爵士相应地于7月31日给我们答覆，他说他将集中部队作好准备，以便支持法国舰队保护运送兵员，他正确地舍弃我们在东地中海的贸易，让它那里自己设法应付。他完成了这些布置后要求我们准许他与法国将领进行磋商。这个要求直到8月2日才予批准，那天下午7点6分我给全世界我们的舰队总司令发了如下电报：
“形势非常严峻。准备迎击突然袭击。假设英国决定成为法国对付德国的同盟者，你们可以与你们所在地法国高级军官联络进行协同作战。
当天早些时候，我本人和第一海军大臣用姓名首字母签字发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如下电报：
必须用两艘战列巡洋舰跟踪‘格本号’。亚得里亚海的进口必须派巡洋舰和驱逐舰把守。你自己留在马耳他附近。据信，意大利将保守中立，但你尚不可完全指望这点。”
8月3口上午12点50分我又亲自草拟一份电报发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强调“格本号”比所有其他目标有更大的重要性。
“把守亚得里亚海进口应继续下去，但‘格本号’是你的目标。盯住她，跟踪她到她去的任何地方，准备在宣战时行动，宣战看来不但可能而且将已迫在眉睫”
8月4日凌晨，我们高兴地得到地中海总司令给海军部的如下消息：
“‘无畏号’和‘不倦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北纬37'44东经7'56。”
我们的回电是：
“非常好。打住她。战争迫地眉睫。”
(这点现在执行)
“要将‘格本号’强行阻挡，以免她干扰法国运兵行动。”
(这.点等待及早证实)
然后我向首相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报告了地中海形势和关于我想给予更多指示的愿望。他们几人均表同意，但是首相认为应向内阁报告这些情况，并要求内阁批准，内阁会议立即召开。由于这个原因，我赶往内阁前又发出如下电报：
“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你应立刻进攻她，但事先你应向她发出公正的警告。”
可是内阁正式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在最后通牒期限届满前我们不应采取战争行动。英帝国道义上的完整决不可在这庄严时刻为了击沉一艘军舰而受到损害。
当然，“格本号”没有攻击法国运输船队。事实上，虽然我们在当时不知道这点，她已离开法国运输船队的航路驶往他处，当时‘无畏号’和‘不屈号’目睹她远去。但是，即使她攻击运输队，英国内阁的决议也将阻止我们的战列巡洋舰进行干预。这个决议明显地带有更严厉的非遵守不可的否决含意，即如果她没有攻击法国运输船队，即使当她处于我们火力控制下的时候也不准向她开火。我不能破坏这个决议。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几乎不曾想到，这种可尊敬的克制精神要我们和全世界付出多大代价。
由于内阁的这个决议，第一海军大臣根据我的指示由海军部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全体军舰
8月4日下午2点5分
英国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将于8月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午夜12点届满。在那个钟点以前不准采取战争行动。到那个钟点，海军部将发出开始对德作战的电报。
对地中海“无畏号”和“不倦号”的特别附言：
撤梢对“无畏号”和“不倦号”所作的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队可向其开火的授权。
几乎与此同时我收到第一海军大臣送来的备忘录：
海军大臣，8月4日
鉴于意大利宣布中立，建议致电地中海总司令，通知他和叮嘱他严格尊重此事，不准军舰驶近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
B.
考虑到在这决定性时刻，如果发生偶然小事引起与意大利的麻烦将是多大的灾害，我批准第一海军大臣的预防措施，我用书面作答：
8月4日
照你的意见办理。外交部应将此点通知意大利政府。
W.S.丘吉尔
于是，下午12点55分海军部发给地中海总司令如下电报：
意大利政府已宣布中立，你应严格尊重其中立，不允许陛下政府的任何军舰进入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
这样一来，如后来事实表明，肯定不可避免地使捕捉“格本号”的任务变得复杂；但并没有复杂到完全无法执行的程度。
下午我将如下备忘录送交参谋长和第一海军大臣：
1914年8月4日
我推测你们已将我们的意向通知法国海军部，并与法国舰队建立了各方面的最密切合作。如果尚未做到，应立即完成。
W.S.丘吉尔
根据我的备忘录，参谋长发给所有海军基地如下电报：“你们可以与在你们驻地的法国军官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这个漫长夏天的整个下午，3艘大型军舰(有追赶的有被追赶的)在紧张而令人难受的平静中在地中海水域劈浪冲刺前进。“格本号”随时都可能遭到1万码距离以内16门12英寸大炮的轰击，射出的炮弹可达其本身金属重的3倍。在海军部我们忍受焦急等候消息的折磨。
大约5点钟，路易斯亲王说天黑前还有时间击沉“格本号”。面对内阁的决议我不能出声。除非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否则任何事情都不能为践踏内阁权威提供充分理由。我们希望第二天击沉她。她能到哪里去？看来波拉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她唯一的躲避所。根据国际法，她去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被扣留。土耳其人严密地保守他们的秘密。随着夜晚的阴影降落在地中海上，“格本号”增加速度到24节，这是我们两艘战列巡洋舰能行驶的最大速度。可是她进一步增速。我们早已知道她能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达到特别高的速度，甚至高到26或27节。凭借这一点，她摆脱了不受欢迎的伴侣，渐渐消失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中。
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再谈有关她的事情。
03.
下午5点50分我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全体军舰。
致全体军舰的电报。开战电报将在午夜发出，授权你们开始对德作战。但考虑到我们的最后通牒，他们可能决定在任何时候开火。你务必为此作好准备。
现在，经过前10天的紧张和震动，我们海军部的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和间歇。所有决议全已实行。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当然肯定会被拒绝。战争将在午夜宣布正式开始。就我们能够预见的范围内，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俱已就绪。动员是彻底的，每艘军舰都在战位上；每个兵员具在岗位上。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英国舰长和将军都警惕着，他们只等待信号发来。那末将发生什么呢？似乎下一步行动取决于敌人。他将做什么？他贮藏着某种意想不到的致命武器吗？某种长期计划和完善的可怕产品，随时准备在我们头上爆炸吗？我们在外国海域的军舰已经记下它们的德国对手的特征了吗？要是能这样，到了早晨在远洋一定会发生多次巡洋舰的战斗。电报从我国海岸的不同海军基地源源而来，报告军舰的移动和见到敌人舰只的谣传。就在呼唤理智的声音将被炮声淹没之际，电报纷纷从欧洲使领馆传来。在海军部的作战室，我坐着等待消息，人们能听到时钟的滴答作响。从议会街传来人群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但声音听来在远处，世界显得十分寂静。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我们将在地狱中醒来。
我有一个奇特的感觉，好像在等待选举的结果。竞选的骚动似乎结束，选票正在点数，几个钟点后即将宣布结果。你只有等待，但等待的是什么结果！虽然我职位赋予的特殊责任使我(在其他众人中间)必定要在所有有关战争准备中提高警惕和走在前面，但如在这几页文字中所表明，我敢说，在战前这些岁月中，我在从属性的职位上，从来没有故意地或乐意地损害过和平解决的机会，并尽我最大努力在有机会的时候尽可能建立英德之间的良好关系。感谢上帝我能在这个时候也感到，我们国家并没有有意挑起这场战争。即使我们在处理这次可怕危机上犯了一些错误，尽管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在内心最深处我们能说，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做。德国看来是低头向前猛冲并下定决心奔向她自己的毁灭。如果这是她一直有意要做的事情，如果这就是最近5年中时刻真正威胁我们的危险，如果这是在战争最终爆发以前时刻挂在我们头上的危险，那末让它现在发生不是更好吗？现在德国已使自己如此无望地站在错误的一方，现在我们已有了准备，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现在法国、俄国和英国已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
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带领法国海军将领一起来到海军部，客人们为在海峡和地中海的双方舰队合作匆匆赶来协商细节安排。他们是优秀的军人，态度十分严肃。与这些法国军官接触使人们感到这场危机确实关系到法国的生死存亡。他们谈到马耳他为法国舰队提供基地问题——为了这同一个马耳他，我们与拿破仑打了许多年的仗，它的确还是1803年战火复燃的借口。“马耳他是战争的根源！”圣·海伦娜岛上的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在法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候，法国居然可以得到这个地中海巨大基地供她支配使用，而当时拿破仑凭着自己的战略本能认定这个基地的地位至关重要。我对法国将领说，“就像它是土伦那样去使用马耳他。”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缓慢过去。
现在，经过若干世纪，古老的英国再次在反对最强大君主和主宰的战斗中站在前列。在保卫欧洲自由和公众权利中她必须再次投入艰难危险的航程，只在有星星的指引下，经过未经探测的水域，驶向未知的海岸。“历史上饱受风暴打击的船只”将再次成为欧洲大陆暴君征服世界的障碍。
现在是晚上11点——德国时间12点钟——此时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届满。海军部的窗户在温暖的夜空中完全打开。纳尔逊曾在这个屋子里接受过命令，如今就在这同一屋子里聚集一批人数不多的将领和舰长以及一群职员，手提铅笔等待着。沿着林荫路从王宫方向传来许多人汇合歌唱“上帝保佑吾王”的声音。在这深沉声浪之上突然出现大本钟的钟声；随着第一下钟声的嗡嗡声消失，一阵人群行动的沙沙声掠过屋子。体现“对德作战开始”的战争电报发往全世界悬挂白色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和机构。
我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去往内阁办公室，向聚集在那里的首相和大臣们报告命令已经下达。
————————————
①伯肯黑德勋爵。
②德赖登，《奥古斯都挽歌》(Threnodia Augustalis)。
第09章、战争：陆军渡海
1914年8月4日—22日
01.
英国以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军事帝国的面貌进入战争，从战略上说是声势壮观的。她巨大的舰队消失在岛国一端的薄雾里。她的人数不多的陆军匆匆地在岛国的另一端离开祖国。这两种景象在无知者眼里英国似乎放弃了她本身的全部防御手段，并将她无保护的海岸暴露给敌方的突然进攻。可是根据最可靠战略原理，这两种行动不但保证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且拯救了我们的协约盟国。宏大舰队到达战位，从此可以无可辩驳地断言获得了海洋的控制权。正规军在关键时刻到达法军战线侧翼最重要的位置。要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能达到这个水平，今天我们将生活在更轻松的世界上。
02.
有关参战引起的分歧，由于决不仅限于内阁中起作用的强烈舆论逆流而更加严重，这股逆流主张，如果我们参战，应由海军单独参战。一些有巨大势力和影响的人物——他们以后在这场斗争中始终不倦地努力工作，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此时却坚决反对派遣一个士兵在欧洲大陆登陆。如果不是万事准备就绪，如果不是计划业已完善，如果这个计划不是唯一的计划，如果不是所有军事部署艰苦地围绕这个计划安排，谁敢说此时不会出现致命的犹豫不决呢？
8月5日下午首相在唐宁街召开非常战时会议。我记不起以前有过类似的任何集会。参加者包括与参战政策有突出关系的大臣、海军与陆军的首脑、全体高级军事指挥官，此外还有基奇纳勋爵和罗伯茨勋爵。要求对如下问题作出决议：我们应怎样进行刚开始的战争？为陆军部说话的那些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所以是团结的。根据可以公正地称为霍尔丹计划的方案，主张立刻派遣全部英国陆军去法国。那位大臣在陆军部8年任期内所作的一切导致这个方案的制订，并为这个方案而牺牲。把4或6个师的步兵(配置必要的骑兵)在动员令下12或14天内布置在法军战线的左翼，同时以由他组建的14个本土师捍卫本岛，以上就是方案的大概。根据这个方案，在陆军元帅尼科森和弗伦奇的援助下霍尔丹集中了全部人力和有限的资源。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案，但它是适合实际的方案。方案的制订经过坚持的探索和勤劳而细致的研究。它相当地反映出志愿制度产生的战时效果，以最有效和大胆的方式应用于决定性的要害目标；而制订的动员计划、铁路网络图、时刻表、基地和仓库的组织以及供应安排等等(可以写满许多卷书)，规定和保证了方案的彻底而协调的执行。一个在此重要时刻倾注了全部精力的指挥官，现在终于被选中了。留下来要做的一切是实施这个决定和发出行动的信号。
此时我代表海军部提出报告，说明我们每一方面的动员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所有军舰都已在战位上。我们将放弃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所有讨论中一直提出的那个要求，即应在英国保留两个正规师以防备敌人的入侵。就海军部而言，不单4个师而是整个6个师也即刻可以出发；我们可以提供运输他们的舰船，他们离开后我们能保卫岛国的安全。皇家海军承担了这个巨大任务。
然后讨论转到应将这些陆军派遣到什么地方。罗伯茨勋爵询问，有没有可能为便于攻击将英国陆军放置在与比利时陆军连接处，即在入侵德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海军部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保证在多佛尔海峡的敌人一侧完成如此巨大部队的海上运输，只能保证已经到达战位的英法联合小舰队警戒线内侧的海上交通。此外，陆军部没有为这样的紧急情况制订计划。现有计划集中考虑与法军的整体合作，不管合作在什么地方进行。就是这些没有别的。
另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英国远征军应该集中在向前多远的地方。有几位高级当权人士谈到英军的动员开始得比法军迟3天的事实，主张把英军集中在亚眠周围，以便第一个战役打响后进行插入攻击。但到会议快结束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主张出兵的人也发表了他们的主张。会议的经过使我们感到，我们必须以法国参谋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法国。
03.
宣战后我第二次去内阁开会时，发觉我有了新的伙伴。在过去7年中莫利勋爵一直坐在首相的旁边，而我一直坐在莫利勋爵的旁边。好多次我从经验丰富的邻座用铅书写的智睿短句中得到诙谐幽默的告诫，他超群的有魅力的殷勤好意为我们辛劳的工作增添光彩。有一个星期天他对我谈到决心，他说，“如果必须有决心，我不是具有决心的人。我只会妨碍那些像你这样必须担负巨大任务的人。”现在他去世了。在他的座位上坐着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边也是一个新人——新农业大臣卢卡斯。自从南非战争时我就认识他，当时他失去一条腿。谁认识他便会喜欢他。他开朗、快乐、易感动的品性，他诙谐、讽刺但决非不礼貌的语调，他令人高兴的风度，他不由自主的微笑，使他的朋友都喜欢与他接近，他有许多朋友，我是其中之一。内阁中他年轻，他是他周围宝贵精神财富和快乐的继承者，他似乎已迷住了其他人。
这两个人后来死在敌人之手，年轻的大臣在高空与敌人搏斗牺牲；年老的陆军元帅溺毙在冰冻的海洋中。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诉围坐在会议桌旁的20位政治家，在这个平凡的英国内阁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将死于他们刚刚宣布的战争中，他们将有何感想。我认为他们会因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他们同胞、朋友和儿子遇到的危险而感到骄傲和宽慰。
04.
在8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勋爵还未担任战时国务大臣，但我知道他的任命即将发表。当时兼任战时国务大臣的首相不可能担负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繁重的部际事务，他要求两位大臣商议解决。因此首相邀请基奇纳勋爵担负陆军部大臣的职务，这位陆军元帅肯定无论如何不想谋求这个职位，但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
我与基奇纳勋爵的关系不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恩图曼战场上。当时作为21轻骑兵旅的中尉，我被派回司令部向总司令口头报告挺进的德尔维希军队的状况。他曾因我年轻，严肃地不赞同我做这项工作，并曾设法阻止我到苏丹战场服役，得知我成功地到达苏丹时感到气愤。这是第一眼见到我之前不喜欢我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我详细记述他的性格和他指挥的几次战役，写了厚厚两册，完全以忠实于批评公正的精神表达。我第二次见到他已是12年以后了，那是1910年，有人为我们正式介绍，并就陆军演习问题作了简短交谈。1912年在马耳他会议上我对他稍有了解，此后我们经常碰头，谈论帝国国防的主题。在这些交往中，我发觉他比我早年印象和听别人说起的要容易接近得多。在战争开始前一周里，我们曾两三次共进午餐和晚餐，我们讨论了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所有可能性。当他被任命为战时国务大臣时我很高兴，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以密切而友好的关系一起工作。他不断就他工作的政治方面同我磋商，并在军事问题上对我日益信任。海军部与陆军部的事务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战事初起的整个头10个月中我们几乎每天进行个人磋商。我无法忘记，当1915年5月离开海军部时，我同事中第一个(是一个例外)和唯一一个前来作礼节性拜访的就是这位工作负担过重的巨人，他的非难曾是我青年时代使我仓惶失措的经历之一。
05.
众所周知，动员起来的英国陆军是由6个正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组织良好的远征军。此外还有两个步兵师——第七和第八师——必须从整个帝国各地警卫部队中征集，或者由留在国内的远征军的多余部队组成。还决定从印度调动两个师，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土著人。在这些无疑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后边，有14个本土师和13个骑兵旅，不列颠群岛的防卫必然交托给他们。这些部队很少训练，配有少数大炮，但由有远见的和有知识的人士组成，他们不等到危险时刻来临就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目标。在6个月或有人认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使这样的军队发挥作用。
现在基奇纳勋爵在与我们共事后第一次在内阁中用军人的语言宣布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预言性的道理：每个人期望这场战争短暂；可是战争是无法意料的，现在我们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在海上结束或单独使用海军结束。它只有以欧洲大陆的几场决战来结束。在这些决战中英帝国必须按照她的重要性与力量的比例承担她的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准备把几百万陆军投入战场并准备维持作战若干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承担我们对协约各国或对世界的责任。
内阁会议以缄默的同意接受这些话；我相信，如果基奇纳勋爵继续要求根据需要必须实行全国普遍兵役制，他的要求也会得到同意。但是他只满足于提出召募志愿人员，第一步组建6个新的正规师。这个办法远不如组建以本土军基干官兵为基础的志愿部队，这种部队的每一个单位在后继阶段中能成两倍或成4倍地增加。可是这位新的战时国务大臣对英国本土军制度知之不深和缺乏信心。这种部队的名称本身对他说来是一个障碍。在1870年战争中，他参加卢瓦尔战役(也许是勒芒战役)，在这个战役中托付给法国本土部队守卫的最主要阵地丢掉了，造成整个部队的失败。他几次对我说起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在他的心头铸成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徒劳地对他解释组成法国和英国本土军的部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法国的本土军是从他们最后服役期征募的上年纪的人；英国的则是精明而热情的强烈爱好从军的青年。他们都是本土军，在他看来最终都一样。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增加了他的原本已是巨大任务的困难。他亲自着手组建基干官兵，成立“基奇纳军”6个师的第一个师，而后是12个师的第一个师，最后是24个师的第一个师。此时应募者潮水般向他涌来，人数达10万之多。完成这个临时凑成部队的巨大功绩必然属于当时奇迹之一。
反对强制征兵的议论无疑有它的说服力，这个议论很快又因两件事情而加强，一件是压倒数量的志愿者，另一件是缺乏武器与装备。除了正规军拥有的微小储备外，武器与装备确实没有多余。我们的军队规模很小，因而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同样很小。没有步枪，没有大炮；数量不多的炮弹与枪弹供应开始立刻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告罄。即使采取最好办法，在能够开辟来源，甚至是中等规模的新供应来源之前，肯定需要许多个月时间。人们现在第一次知道，造一支步枪比造一门大炮的时间更长；而步枪成了最迫切需要的武器。我们只有把木棍发给聚集在招募站的热切的人们。我搜索舰队和海军部仓库，凑集了另外3万支步枪，这确实意味着战场上多3万个士兵，在军舰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有步枪；水兵的最后一招，像旧时那样必须信赖他的短弯刀。
当基奇纳勋爵组建他第一批6个新陆军师之初和大量应募者蜂涌而来之前，我送给他皇家海军师，他高兴地接受了。战前，我们预见到海军在动员时将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兵站里，而我们出海的任何战舰中没有空缺容纳他们。因此1913年我向帝国国防委员会建议组建3个旅，一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其他两个由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人员和皇家舰队预备役人员组成。我们打算用这些旅在战争早期阶段支持国内防卫，因而从可以使用的人力资源中组建基干队伍。海军陆战队旅实际上已经存在，很清楚早在筹建新军之前这3个旅就已做好作战准备。海军志愿人员焦急地想到舰上服役，此刻他们以深深的妒忌和无限的忠诚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啊，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改变证明是命运的决定。这群勇士中战后很少有未受伤活下来的。至于他们英勇行为将在历史上英名永留，即使在这熙熙嚷嚷的时代也为人们所牢记。
06.
德国大使的离任和8天后奥地利大使回国注定要由我安排。所以在8月5日早上我派我的海军秘书胡德上将穿卜制服去德国大使馆，希望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能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感到满意和方便。尽管在法国和英国大使离开柏林时受到德国暴民的侮辱甚至攻击，我们仍以一丝不苟的谨慎态度从事工作，保证对那些我们要负责的人奉行得体的礼节。利希诺夫斯基亲王记录了他所受到的礼遇，我们的行为似乎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我写了如下通知：
1914年8月13日
“兹有海军秘书胡德持此函前来，他奉命帮助你舒适而方便地作海上旅行。如果此时你需要任何帮助，我希望你通知我。
虽然可怕的事态发展把我们两国的古老友谊撇在一边，由多年的个人交往产生的尊敬与关心不会从你的英国朋友心头逝去。”
奥地利大使要求是否可派船将他直接送到的里雅斯特，并要求将这个照顾赐给一些居住伦敦而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的奥地利平民。我随后安排多达200人登上了大使的船只。我有把握说，采取这些措施我是按照英国尊严所需要的规则行事。
07.
按照建立海军部的国王特许状和议会的命令，海军大臣向国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海军大臣本人把技术和专业管理的责任委托给杰出的水手。但是他不能由此减轻他本人理论上或实际上的责任；他应对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每件灾难他都难辞其咎。胜利的光荣理应归于取得胜利的司令官；失败或处理不当的责任必须由海军部承担，国民的谴责主要落在海军大臣身上。
那末，为政治或议会理由而任命一位没有权威性专门知识的文官大臣怎样履行其职责呢？很清楚这取决于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的性格、脾气和能力。他们两人必须协同面对迅速、连续、复杂的重大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全心全意的一致，那么国王必须在首相建议下挑选另外两人。我对自己的职责是这样理解的：我要为所有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结果负完全责任。根据这种精神，我对每一件已开展或已提出的工作，实行密切而全面的监督。此外，我对整个海军领域要求行施无限的建议和倡议权，所有发号施令只需取得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凡是我所做的无论对错，我希望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判断我的功过。实际上困难比想象的少。的确，经历了长时期无休止的危机和紧张，这部机器运行得很平稳。
战争开始时，身为海军上将的德国海军大臣冯·提尔皮茨，发觉自己在战略上和准战术上对舰队的控制被完全切断，处境极端严重，以致他宣称“他不懂海军的作战计划。”他被限制只能做一些纯粹的行政工作。由于要负责行政工作，他失去了大本营皇帝随从的地位。最初由冯·波尔领导的海军参谋部在皇帝身边有眼线，能收到符合皇帝意愿的最高层的暗示。因此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处境极不愉快。海军参谋部尽一切可能不使他与皇帝接近，劝皇帝拒绝他闯入最高圈子的努力。受整个国事担子重压的皇帝随时给参谋部下指令，口授未经仔细考虑的言语，这些言语嗣后又要作为不可抗拒的权威去执行。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把海战最初几个月德国舰队陷于瘫痪状态归因于这些事态。据他所说，这种情况使德国失去在最有利条件下打最重要战役的机会，实际上未经一战听凭制海权落入英国人手中，因而英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大陆。如果说我们解决海战难题的办法不完整，我们的敌人也同样如此。
08
我们知道的国内水域的海军优势差距，此时比此后战时任何时候都小。1914年8月1日集中在北方战位的主力舰队包括24艘属于“无畏”级战舰或更强的军舰。此外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停泊在昆斯敦，守卫着大西洋海岸，2艘“纳尔逊勋爵”级巡洋舰与海峡舰队在一起，另外3艘战列巡洋舰在地中海。德国人实际上动员了16艘同样级别的军舰。①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尽管我们认为他们还准备了其他2艘甚至3艘军舰，实际上这不大可能，这些就是他们的最大力量。所幸的是，每艘英国军舰已准备齐全处于完善状态。没有一艘在修理。当前即可投入战斗的军舰的力量是我们24艘对敌方确定的16艘和可能的19艘。但这些数字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英国舰队的全部物质力量，更没有算入英国军舰的火力。英国舰队除“无畏”级战舰外，还有8艘“爱德华国王”级军舰，这8艘军舰显然优于余下来的8艘德国军舰。即使不提这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信心，事实肯定是，单就我们多5艘至8艘“无畏”级战舰而言，我们就占了明确的数量优势。就巨大舰队必须预计的意外不幸事件和机械故障百分比来说，我们与敌人没有很大差距。我们因没有准备而遭受突然袭击引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对于只看表面现象的观察家来说，他从多佛尔或波特兰悬崖上往下看由六七艘军舰组成的战列中队，它们躺在底下远处就像微小的模型，显然他会对依靠它们的不列颠世界的基础感到忧心忡忡。如果英国海上官兵的智慧与勇气不是我们相信的那样；如果建造这些庞大军舰工艺不是充分可靠和精湛；如果我们水上官兵的航海技能和炮术低下；如果意外发生可怕的怪事或错误，那末双方的战斗力量可能旗鼓相当了。
人们对英国海军期望之高是容易理解的。要是德国海军要打一次大仗，现在战争开始时是最好的机会。当然，德国海军部知道我们可以使用的是什么军舰和我们已把舰队进行动员、集中起来和游弋在海上。即使他们认定不寻常的事实，即我们的“无畏”级战舰的每一艘全都准备齐全，它们中没有一艘出毛病，在德国人看来它们经受的是以最多27对16的优势与德国舰队作战——根据他们的观点这是巨大的差即。当观察扩展到整个舰队时差距还要巨大，但这种差距与6个月后、12个月后或更迟些时候他们将面对的差即相比还是很小的。因为看一下这两支对立舰队即将得到的增援力量，就能看到除了完成我们自己的舰只外，我们可以征用在我们船坞中为外国建造的战列舰。因此我们在3个月里就有7艘大战舰，6个月里有12艘大战舰一定能加入我们的主力舰队。对比之下对方能指望的3个月里只有3艘，6个月里只有5艘，这样3个月后的平衡表上为34对19，6个月后为39对21；这还没有算入在地中海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在太平洋的3艘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这艘军舰若有需要，我们显然能将它调回英国。
那末此刻是德国最有利的时机；此刻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机会。这不就是战略时机吗？难道德国人不以为运送英国陆军去法国是海军部最郑重贯注之事吗？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次胜利，即使是一个部分的胜利，也要比其他任何时候的胜利更有成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42艘德国商用巡洋舰只需片刻就能出动，就能在大海上展开攻击，我们以后需要一艘一艘地击沉它。尤其重要是，干扰和推迟英国为大力增强陆上兵力而运送陆军，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效果吗？德国参谋部信奉短期战争，他们把所有赌注下在增强陆上力量的最大努力上。德国舰队为什么不参战，为什么不在最关键时刻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发挥作用呢？它能放在其他什么用途上呢？
因此我们在海洋上寻找战机。我们期望作战，我们追求作战。关于两国海军彼此正在接近并准备在海上进行决战的消息，会受到我们舰队真正满意的欢迎，和受到海军部沉着的接受。我们不能把我们主力舰队派往黑尔戈兰湾布满水雷和潜艇聚集的区域。但如果敌人提供在任何条件下的战机，而且这个条件不至于使我们处于严重劣势，它也会被我们立刻接受。
事实上，海军部的清醒的信心有相对力量计算为基础，计算的可靠性是不容德国参谋部怀疑的。甚至作战鼓吹者的冯·提尔皮茨也在书中(第356页)写道：“反对立即作战的原因是，当战争爆发时整个英国舰队由于试验性动员已做好作战准备，然而我们只有现役的几个中队作好准备，”德国官方海军史说，“英国……由于采取试验性动员和随后的各种措施获得大范围的军事优势，尽管英国也由此必然引起纷扰与不安……但这种优势是德国不能抵消或赶上的。”德国参谋部认为，即使这是检验力量的最好机会，但是它还是极危险甚至没有成功希望的机会，所以不值得一试；于是他们的舰队一直隐藏在港口里过不光彩的日子；这样无疑使英国为海上任务而继续和大量地消耗资源，德国则取得间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不会对整个战争进程施展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等待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立刻发生任何大事情。没有打大仗。英国主力舰队一直留在海上，德国舰队没有离开它躲藏的海港。巡洋舰也没有活动。在哈里奇海岸外布雷的一艘德国布雷舰被“安菲翁号”率领的驱逐舰小舰队追逐并击沉；而“安菲翁号”在归途中经过德国雷区时触雷爆炸。此外逗留在广阔和狭窄海面上的大炮没有打破沉寂。可是在这个沉寂时期，从一开始起英国海军就不受挑战地统治着整个世界。所有在外国海面的德国巡洋舰已消失在浩瀚大海中；所有德国商船从英国显然要参战的最早一刹那起已逃往中立国的港口。潜在的以商船为目标的驱逐舰8艘中有7艘甚至一炮未发就躲起来不敢露面。德国在波罗的海以外的海上贸易从8月4日晚上起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几天踌躇后，英国的大批商船在保险率不超过6%的政府担保的鼓励下开始出海，甚至在欧洲大陆双方主要陆军接触之前，英帝国整个大洋交通以最大规模继续进行。到8月底保险率已降到6%，此时海军部能够宣布，被认为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的42条德国班轮中，有11条被解除武装，拘留在美国的海港里，由英国巡洋舰在领海外监视着；6条在其他中立国海港避难，它们在那里不是被拆除设备就是受到监视；14条在德国港口，有封锁线紧紧围住，6条作为战利品落在英军手里；只有5条下落不明，这5条船的命运将在后文再叙。
当时有一些悲观预言，这些预言曾经是许多争议和文章的题材。例如说，我们商船在各大海洋将被德国袭击者攻击；为保护商业需要增加几十艘英国巡洋舰；英国商船一旦在安全港口就不想出海冒险。这切没有一件真正实现过。可以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警报已经解除。战前几年里主要占据在我们心中的海军三大危险——第一，舰队遭突然袭击危险；第二，水雷的危险；第三，海上贸易的瘫痪——就像船只疾驶过后的巨浪离我们滚滚远去。
自从上一次英国海军接受任务迎接最大紧急挑战以来，100多年过去了。如果从现在起再过100年，再遇到同样环境，海军能显示出同等程度的准备，我们就没有理由埋怨我们的下代，就像他们没有理由埋怨我们一样。
09.
现在应回过头来谈谈地中海的状况。
德国司令官苏雄海军上将在深暗的夜色中把我们跟踪的巡洋舰远远抛在后面，匆匆赶往墨西拿，8月5日早上他率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起到达目的地。正如我们现在知道，他当时已经收到德国海军部前一天上午1点35分从瑙恩发来的电报。此电报告诉他至关重要的情报。电文说德国和土耳其间已缔结同盟，指示他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关于这个同盟条约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得到的所有报告完全是不同的意思；直到很迟我们才知道此时土耳其的态度。
一到墨西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开始从德国运煤船加煤。加煤时间占了当天一整天和一整夜以及第二天(6日)大半天。在“格本号”再次启动前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与此同时守候在墨西拿海峡南部出口的我们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于8月5日下午3点35分报告伯克利·米尔思爵士说，她收到的无线电讯号表明“格本号”必定在墨西拿。
英国总司令已乘他的旗舰“不屈号”于8月4日午夜后离开马耳他海峡，于8月5日上午约11时他已把他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2艘轻巡洋舰聚集在西西里与非洲海岸中间潘泰莱里亚岛外海面上。②根据他的著作叙述③，他在4日已知道德国邮轮“将军号”留在墨西拿听从“格本号”的支配。因而他相信5日一整天“格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将军号”都在墨西拿。他的判断是对的。
伯克利·米尔恩的一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需要加煤。他派她去比赛大。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考虑到他相信“格本号”在墨西拿，考虑到他打算由他自己带2艘战列巡洋舰在向北的航道上守候，某些权威人士认为，让第二艘巡洋舰在马耳他加煤才是明智的预防措施。马耳他的设备可靠而现成，而且.从那儿驶往墨西拿南边出口附近，很容易与在亚得里亚海口的特鲁布里奇海军少将会合，这也是那位少将所期望的。④如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这样他有2艘战列巡洋舰在北边出口守候，1艘在南边出口守候。但是总司令决定把3艘战列巡洋舰合在一起由他自己指挥，并在西西里西端撒丁岛和比赛大之间巡弋。这样一来南边出口完全向“格本号”敞开；如果她向亚得里亚海行进，看来很可能要使特鲁布里奇少将面对一场严峻的战斗。
5日下午5时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收到“格洛斯特号”在下午3点35分发来的信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此刻他在西西里以西约100英里。可是他继续带了2艘军舰在西西里与撒丁岛之间巡航，迟至8月6日晚上他给“不屈号”的命令仍旧是在那里附近与他会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把3艘巡洋舰全放在这个位置上是实施海军部7月30日有关帮助法军运送他们非洲陆军最有把握的办法。这样做无疑是实施这个命令的一个办法，这位海军上将在他的书中也说明使他采取这个办法的理由。他说，如果他想拦截“格本号”，由于她较快的速度使他必须站在远处时时注意她的接近。他争辨说，把他的全部力量以这种方式布置在“格本号”和法国运输船队中间，如果她试图攻击她们，这就是捕捉她的最佳机会。他于4日晚些时候把这些有目的的布置报告海军部，海军部对报告的唯一评论是“应保持对亚得亚海的看守，其双重目的是防止奥地利军舰由此出来和德国军舰由此进去。”4日非常迅速找到“格本号”(虽然在公海上)给海军部有这样感觉，即在现场的这位海军上将已掌握了局势，不需要进一步指示。
可是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没有成功地与法国海军将领联系上，虽然他用无线电作过多次尝试，并派“都柏林号”带信去比赛大但都无结果。他不知道法国舰队或法国运输船队在哪里。他又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海军部。在海军部方面于8月4日向所有军舰发出同意与法方立即开展商谈的电报后，便想当然地认为在地中海的双方总司令正在协调行动。因此他们没有向法国人要情报，法国海军部也没有主动地提供情报。向巴黎的询问得出这样的事实，即法国当局已改变计划，海上已没有了运输船队。各方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某种程度的错误。
与此同时，英国在罗马的大使一俟电报线路有空，设法告诉海军部“格本号”在墨西拿。这个消息直到8月5日下午6点才到达伦敦。海军部将消息未加评论地(虽稍拖延)转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此时他已经从其他来源知道此事。批评海军部在得知“格本号”在墨西拿时没有立刻命令英舰跟踪她进入海峡，这是很公允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因为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没有告诉我，因为我本人没有参与关于严格尊重意大利中立地位电报的倡议和起草，所以在我思想中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如果有人将此事告诉我，我会即刻同意的。这决非一椿小事，成功的后果完全值得冒使意大利人恼火的风险。事实上，海军部未征求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意见已经允许军舰通过海峡追赶“格本号”。等到得知她未受拦阻地向南逃走，已为时太晚。
遵照从德国发来的命令，苏雄海军上将率领的“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终于加足了煤，他下定决心，在8月6日下午5时未经战斗在奏乐声中驶出墨西拿港口。他预期一离开意大利领海肯定会遭遇至少一艘可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从事实来看，他知道，他的所在位置英国总司令在若干小时前已了如指掌，这个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如上边已说，英国3艘战列巡洋舰中的每一艘正忙着做其他的事情。因此当德国海军上将绕过意大利南端向东驶去时，其联合力量与速度令他害怕的仅有3个对手已远远落在后面。
还有守卫亚得里亚海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队。这个中队由4艘装备良好的军舰组成，她们是“防御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和“黑王子号”。这个中队受特鲁布里奇少将指挥，在他麾下还有8艘驱逐舰，从马耳他来的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其他2艘驱逐舰也将加入这个中队。关于这位军官活动的事实有必要再说一下。
根据假设——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格本号”将驶往波拉，特鲁布里奇将军已作好准备截住她。直到他从“格洛斯特号”那里得知“格本”转向南方，一直朝东南方向驶去，这就要求他作出新的决定。他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处得到离开他战位的命令。他一直希望得到1艘战列巡洋舰。可是特鲁布里奇将军决定自行负责地行动。8月6日午夜后8分钟(即8月7日零点8分)他命令所属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以全速向南行驶，目的是截住“格本号”。他还向刚与另外2艘驱逐舰从马耳他驶来与他联合的“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发出信号，请她在前方拦住“格本号”。他把这个决定报告总司令。因此到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有16艘英国军舰向“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扑去，而她们所处的位置很可能在天亮后短时间内截住敌人。但是到早上3点50分，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和由于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那里得到命令或回答，特鲁布里奇将军开始相信，他难以希望在黎明时暗谈亮光的有利条件下与“格本号”作战，而在明亮日光下和广阔海面上作战，他的4艘军舰将一艘接一艘被“格本号”击沉，因为敌舰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持在英舰9.2英寸大炮射程——16000码——之外。有些海军军官认为，这种想法太极端了。其实，“格本号”要想在这样长航程中依次击沉英国全部4艘装甲巡洋舰，那末她有限的弹药必须运用得非常巧妙。⑤此外，如果“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与英舰接仗，很难相信参战的16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中竟没有一艘能接近她们，用大炮或鱼雷攻击她们。所有驱逐舰全都能接近敌舰，并能找到机会进行攻击。德国方面能一次应付这么多的对手将是惊人的功绩。可是这位英国将军得出结论是，“格本号”是“一个强大对手”，根据他从总司令那里得到的教诲，他不能与这个对手交战。就因为这个结论，他遭受了英国海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于是不再想拦截“格本号”，让巡洋舰和驱逐舰掉转方向，在上午10点光景进入赞特岛海港，准备重新承担在亚得里亚海的守卫任务。“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要求批准进行白天攻击但遭到拒绝，她们试图在天亮前截住“格本号”，但在黑暗中找不到目标。
图01、格本号的逃跑
解释
D：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
G：“格洛斯特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M：米尔恩率领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两艘轻巡洋舰。
T：特鲁布里奇率领4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
X：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的状况。
时间表
5日上午零时8分，米尔恩离马耳他去默里迪恩(东经10°)。
5日上午5时，“格本号”到达墨西拿。
5日上午11时，“不屈号”、不倦号”、“大无畏号”、“都柏林号”、“韦茅斯号”、“查塔姆号”在潘泰莱里亚海外会合。“都柏林号”被派去马耳他加煤，然后率领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大无畏号”派去比赛大加煤。米尔恩率“不屈号”、“不倦号”、“韦茅斯号”和“查塔号”驶向默里迪恩(东径10°)。
6日下午5时，“格本号”离开墨西拿。
7日晨零时8分，特鲁布里奇决定截住“格本号”向南行驶。
7日正午，米尔恩到达马耳他。
5日上午1时15分，收到开始对德作战的命令。
5日下午3时35分，“格洛斯特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
7日晨3时51分，特鲁布里奇转向驶入赞特岛海港。
7日下午4时40分，“格洛斯特号”离开马塔潘角，接到命令放弃对敌的顽强追赶。
6日上午7时30分，米尔恩离开他的巡航路线驶往东方。
6日下午10时45分，“格本号”转向东南方向驶去。
因此到8月7日早上6点钟，已是地中海最快军舰的“格本号”正循着没有阻碍的航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它比以往任何一艘军舰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去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
因此除了两艘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格洛斯特号”——这两艘巡洋舰碰巧由两兄弟指挥——外，所有驶往或能驶往有效距离内的英国战舰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如我们已经看到，“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尽她的力量使自己横跨在敌人的航道上，并昼夜与敌人作战；“格洛斯特号”(舰长W.A.霍华德·凯利)不怕极度危险以最顽强的精神紧紧盯在“格本号”的后面，直到那天下午很迟的时候在总司令直接命令下才放弃追赶。
在“格本号”逃跑整个事件中，人们似乎看到了恶运的影子，这种恶运在以后阶段更大地破坏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可怕的“如果”越来越多。如果我7月27日第一次想到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的念头实现；如果8月4日下午我们能对“格本号”开火；如果我们较少关心意大利的中立地位；如果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而不是去比塞大加煤；如果海军部在5日晚上知道“格本号”在哪里时直接向伯克利·米尔恩下命令；如果特鲁布里奇少将在7日夜半时分不改变他的想法；如果“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在6日深夜7日凌晨截住敌人，那末“格本号”的故事将到此为止。可是如事实表明，以后“格本号”还有一次逃脱灭亡的机会。这个机会虽然为时尚远，但是命运却时刻准备破坏这个机会。
8月8日凌晨1点钟，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命令已经在马耳他集合和加足煤的3艘战列巡洋舰出发，以中等速度向东行驶以追踪“格本号”。就在这个时刻，命运驱使一个平时无可指责和小心谨慎的海军部职员发出向奥地利宣战的电报。对奥作战的密码电报未经任何授权便漫不经心地发出了。这个错误几小时后得到更正，可是第一份电报于8月8日下午2时到达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手中时，他正在西西里与希腊间的半途上。他得到的原始命令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与奥地利开战，他首先应在马耳他附近集中他的舰队。为忠实执行这些指示，他命令军舰掉头，放弃对“格本号”的追踪。在叫他重新承担追踪任务的命令到达时，24小时已经白白损失了。可是“格本号”本身也停了下来。苏雄海军上将犹豫不决地逡巡在希腊群岛附近，设法弄清土耳其人是否准许他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德努萨浪费了36个小时，并被迫几次使用容易被截获的无线电报，直到10日晚上他才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灾祸也就随之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土耳其人和东方人的头上。
10.
从8月9日到22日，英国陆军渡过海峡。这段时期我们忧心忡忡。我们面对种种最可怕的可能性。我们的海岸有可能遭受军事攻击，以便阻止我们的陆军渡海或把渡过的陆军召回；或者敌人海军袭击海峡切断我们的运兵路线；或者集中潜艇攻击那些满载我们军队的船只。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开始大规模海战，或者独立进行，或者与上述攻击联在一起。这是一段心理极度紧张的时期。
掩护陆军渡海的海军部署在官方战争史和其他军事作品中有全面描述。多佛尔海峡以北航道由巡洋舰中队和由哈里奇与泰晤士出发的小舰队巡航。多佛尔海峡由多佛尔警戒区的英国和法国驱逐小舰队以及由凯斯海军准将统率的潜艇小舰队严密守卫。在这些力量后面有8月7日建立的海峡舰队，它由第五、第七和第八战列舰中队的19艘战列舰组成，现在已全面动员。根据在波特兰的伯尼海军上将命令，这个舰队已集合完毕，巡航在海峡的西端，从多佛尔警戒区起，其距离由舰队指挥官认为方便而定。海峡的西部入口由其他巡洋舰中队守卫。
在渡海的头几天，渡过海峡的军队人数不多，但从12日到17日有大量陆军渡海。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的主力舰队留在它的北方战位上，甚至允许向北巡航到奥克尼群岛，但是8月12日杰利科海军上将得到命令重返北海，舰队向南巡航进入有效的附近位置。
在运兵最频繁的3天里(8月15、16和17日)，黑尔戈兰湾被潜艇和驱逐舰严密封锁并在霍恩礁和多格滩之间得到了整个主力舰队的支援。在这3天里我们向德国海军提供公海上作战的机会，当时引诱他们作战达到了最高潮。但是在近海除了偶而出现的潜艇外，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海军力量的存在。
一切进行顺利。没有一艘船沉没，没有一个人溺毙；所有安排都得到最平稳和精确地执行。陆军的集中比约翰·弗伦奇爵士原来许诺朗勒扎克将军的日期提前3天完成；⑥整个巨大作业做到最好的保密，以致到8月21日晚上英国骑兵巡逻队与德军接触前几个钟点，在比利时的德国第一军司令冯·克卢克将军还收到最高指挥部发来的如下情报：
“英军在布洛涅登陆以及他们从里尔向前挺进的消息务必加以考虑。据信英军尚未开始大规模登陆。”⑦
3天后全部英国陆军打响了蒙斯战役。
————————————
①德国海军上将舍尔著作，第13页。
②原书第145页上的地图。
③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格本号”的逃跑》(The Flight of the Goeben)。
④《官方海军史》(Official Naval History)，第60、61页。
⑤在福克兰群岛海域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使用12英寸大炮对付对方的8.8英寸大炮，她们用尽接近四分之三的弹药才击沉两艘较弱的敌舰。单枪匹马的“格本号”使用11英寸大炮对付对方9.2英寸大炮，要想击沉对方4艘军舰谈何容易。
⑥朗勒扎克将军，《法国战争的计划》(Le Plan de campagne Francais)，第110页。
⑦冯·克卢克将军，《向巴黎进军》(The March on Paris).第38页。
第10章、入侵法国
01.
从8月1日起欧洲各国陆军都在动员。几百万士兵沿着公路和铁路涌流，穿过莱菌河各个大桥流动，从俄罗斯帝国最遥远的省份上火车，从法国南部和北非向北奔跑，大量军队在调动或战斗行列在行军。陆上忐忑不安，可是海上却一片寂静。但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漫长而令人窒息的时间停顿的感觉。战士们以处处小心和最严格的保密进入他们的岗位；除了在列日和贝尔格莱德——在首先遭进攻的小国家内——大炮轰鸣声和地图上未标明的边界线上急行军发出嘈杂的声音外，在善恶大决战的最早两星期中，一种奇怪的沉闷笼罩着欧洲。
开始的不仅是第一次而且是无比巨大的战争危机。从8月18日起到9月中旬，7个参战国的经过最严格训练的军队在公开战争中用充足弹药彼此轰击。他们有勇于作战但缺乏经验的激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由于经历了一个世代和平的缘故。在这可怕的一个月中，参加战斗的部队和死伤的人数比这场战争的任何一个整年都多。事实上有两个危机——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在规模和剧烈程度上每一个危机都超过以后发生的任何一次危机，两个危机相互发生影响。
战争出现了对德国来说早已预见和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两线作战的情形。对付这个局势德国制订了施蒂芬计划。德国主要努力针对法国，德国把超过八分之七的陆军布置在西线。在40个德国军团中留出不到5个保卫德国东部省份以对付俄罗斯帝国的进攻。施蒂芬计划把全部赌注下在通过比利时迂回进军入侵法国上，以击溃法国陆军。为了用一切手段加强这种作战方法，冯·施蒂芬将军决心在其他各方面冒一切危险和作出一切牺牲。他准备让奥地利人首当其冲，承受俄国陆军从东方的攻击，让东普鲁士遭受俄国军队的蹂躏，甚至让俄军到达维斯图拉河也在所不惜。施蒂芬准备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被法军成功地入侵。在进攻和践踏比利时，即使因此迫使英国宣战，对他来说这只是他主要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抗德军从北方进入法国的心脏，并在随后6周中击溃法军，随之占领巴黎和最后完全打败法国。在他看来，在这6周内任何别的地方决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阻止这个最高目标的实现，战争便在胜利中结束。
时至今日没有人能说施蒂芬计划是错误的。可是施蒂芬死了，他在德国参谋部的继承人忠实、坚决、一致地执行他的计划——但由于谨慎起见而有某些保留。这些保留却产生了致命的结果。这位伟大军事指挥家的侄子毛奇指派保卫德国西部边界的军队比施蒂芬原计划多了20%，指派入侵法国北部的军队却少了20%。面对俄国入侵东普鲁士危险，他进一步削减进攻法国的力量。因而可以看出，运用五分之四施蒂芬计划的兵力正好失败，使我们存活到今天。
02.
我们知道，威尔逊将军在1911年8月的英国内阁会议上曾多么精确地预测到真正的德国施蒂芬计划，他是多么几乎正确无误地测出德国用于进行大迂回运动的是多少师的数字。霞飞将军担任总司令导致法国军事思想的重新确立，在霞飞指挥下法国总参谋部制订出新的计划，对这个计划他们严守秘密，他们称它为“第17计划”。
第17计划规定用法国4个集团军沿梅斯河两岸向东和向北发动总攻，用最后留下来的集团军放在它们中央的后面作为后备。制定这个计划的人坚信法国的右翼能深深插入阿尔萨斯和洛林，他们顽固地不相信，法国的左翼会被德军通过比利时在默兹河以西迂回包抄。这两种想法被最早的几场战事完全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从战争开始的最早时候起就很清楚，英国总参谋部1911年起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德军通过比利时，也许沿比利时默兹河两侧进行巨大的迂回运动。德国人除非为了极端重要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为什么眼睁睁地先把比利时而后把英帝国推入他们的敌对面呢？此外，有他们长期准备的证据：军营、铁路和铁路支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亨利·威尔逊爵士领导的英国参谋部对这些证据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最后，有越来越多非常精确的报告说，德军右侧有庞大的军队调动，进入比利时沿默兹河两岸前进。8月第一个星期结束前，法国左路军(第5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发出大声警告：如果他执行指定给他的任务，根据命令向东北方向进攻，他的左翼当然还有他的后方就要受到威胁。到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德军右翼出现越来越多的军队，这使法国高级司令部再也不能加以否认，于是他们采取了对付这种形势的缓慢而不充分的措施。不过，在一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骑兵师在8月13日攻入阿尔萨斯后，霞飞将军开始以右翼的两个集团军攻入洛林，处于中央的几个集团军几天后跟踪进攻。直到18日晚上，朗勒扎克将军及其左路军(或第五集团军)仍然根据命令向东北推进。3天后这支军队转攻为守，抵御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进攻。它被迫来了一个全面的左转弯。
正如米歇尔将军和亨利·威尔逊爵士3年前的预言，德军通过比利时作大范围的迂回运动。他们几乎一下子把34个军团投入战斗，其中13个左右的军团是后备役编制。在总共200万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中，只有70万是现役士兵，130万是后备役军人。抵御进攻敌军的霞飞将军只能召集130万军队，其中现役士兵也是70万人但后备役军人只有60万。另外有120万法国后备役军人立刻响应国家的号召，他们挤满兵站，但没有装备，没有武器，没有干部，没有军官。结果是在战争爆发时德军人数超过法军，在整个战线上为3比2。由于德军节省了左翼的兵力，他们希望以压倒的优势力量在右翼作迂回运动。双方在沙勒罗瓦的兵力为3比1。
在战术方面霞飞将军和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法国，人们称那批人的名称)一直在犯一个极大的错误。法国步兵上战场穿着兰裤子和红上衣，在平地上十分显眼。他们的炮兵军官穿黑色与金色的制服，目标更是特别清楚。他们的骑兵以荒唐可笑的盔甲而自豪。进攻的教条上升到宗教狂热的高度，它激励所有士兵，而事先知道的现代步枪和机关枪的性能却不能约制士兵的行动。为此他们将接受一个意想不到的残酷的教训。
战事从20日开始，当时法军右翼的两个集团军前进到梅斯以南。他们遇到前方准备充分的德军防御工事的抵抗，而从要塞出发的经过辐射状公路和铁路运来的巴伐利亚军猛烈攻击他们的左翼。向北朝阿尔隆进军的法国第三集团军在8月22日晨雾中惊慌地遭遇德军，有四、五个师在营地附近就失去了师长。沿战线各处只要一发现德国人就发出冲锋的信号。“法兰西万岁！”、“拼刺刀！”、“向前冲！”勇敢的军队在团级军官英勇率领下(军官牺牲的比例更大)随着雄壮的战斗怒吼向前冲。法兰西民族在传统上以这种精神著称。有时这种没有希望成功的猛攻伴随着雄壮的马赛曲，飘荡于离德军阵地600、700甚至800码处。虽然是德国人入侵，发动进攻的更多是法国人。身穿红蓝色制服的长条形尸体零乱地散布在留有庄稼残茬的田野上。冲突沿整个战线全面展开，普遍存在反冲锋。在边界上的重大战役中，其范围之大和情况之可怖，现在的英国人很难想象。有30多万法国官兵伤亡和被俘。
这些灾难预示左翼或北翼的法军和英军即将遭受更大危险。法国第五集团军费极大力气刚完成桑布尔河上的部署，英军经过强行军刚到达蒙斯邻近地区，就遭到通过比利时进行迂回运动的占压倒优势的德军的进攻。朗勒扎克将军和约翰·弗伦奇爵士两人正打算发动猛烈攻势，法军司令部相信能将迂回运动的德军右翼击退。英军指挥部以有保留的信心接受这个指导。朗勒扎克深知霞飞的态度已完全背离了实际，并以傲慢不信任的态度注视着即将来到的灾难。但是朗勒扎克也绝对想象不到德军进行包抄的份量和席卷气势。左翼的两个集团军因朗勒扎克和约翰·弗伦奇爵士各自执行及时撤退——英军根据弗伦奇爵士自己的独创的行动和依仗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步兵的最顽强的抵抗和强大的步枪火力——才逃脱这场灾难。有人指出，朗勒扎克将军的性格当然还有他对他左边英军的忠诚有许多缺点。不过，他正确把握当时形势和紧迫的时间，果断地决定撤退，因而获得法国对他的感激。遗憾的是他忘记把撤退的决定告诉协约伙伴英国。
03.
有关他们的总计划，法国人自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国家的生存正处于危急关头。英国内阁和陆军部都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基奇纳勋爵在多久以后才有人专门告诉他。我认为他得到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不可能达到使他能估量整个前线发生一切的程度。如果他知道一切，他没有说出任何语言表明这一点。当然，他知道所有可以让人知道的我们自己军队的形势以及大量与这个形势相关的敌我军力。
8月23日夜间，我与基奇纳勋爵谈了一次话。我们知道已发生了重要战役，我们的士兵在整天作战；但是他没有收到新的消息。他有点悲观。作战地图拿了出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聚集着大量的德国师。大致上看得清，它们正在实施对英法军战线的左翼的包围。在那慕尔枢纽前面也同样展开的整个巨大的迂回运动，但似乎不能牢固地连接上。他心里有一个在法国进行反击的伟大计划——给伸长、绷紧、合围的手臂的上方，在肩膀上狠狠一刀，看来将使包围圈裂断或使它致命地陷于瘫痪。他说德国人，“他们在进行巨大的冒险。谁也不能阻止一支训练良好的军队会做的事情；但是假如法国人能在这里切断它”。他从那慕尔划一个朝向西北有力的箭头，“可能轻而易举地使德国人有自己的规模更大的色当。”我对奥斯特利茨方面战事的第一阶段持乐观看法，由于奥地利人把他们的左翼延伸和扩展很远，达到特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的村庄，那里当年拿破仑曾蹲伏一时为跃进普拉岑平原作准备。但是法国还有一位拿破仑吗？他曾在99年前行军经过沙勒罗瓦。还有另一位吗？德国人会像奥斯特利茨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吗？无论如何，我们忧虑地但充满希望地进入睡眠。
第二天早上7点，我坐在海军部寓所的床上摆弄我的照相机，此时卧室的门开启，基奇纳勋爵出现。这些日子他还没有穿上军装，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他头上戴着一顶常礼帽，他用手取下帽子，手里还握着一张纸片。他在门道上停了下来，此时不等到他说话我就一下子知道事情不妙。尽管他的态度相当平静，但是他的脸色不同平时。我下意识地感觉他的脸部扭曲、苍白，好像被拳头打过一样。他的双眼比往常转动得快。他的声音也有点嘶哑。他的外形高大。“坏消息，”他沉着地说，把纸片放在我的床上。我读了电报，它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的。
“我的军队大致在穿过蒙斯的东西一线上与敌人整天作战，敌人的进攻在天黑后重新开始，但我们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刚才收到法国第5集团军将级指挥官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他们的军队已向后撤退，那慕尔已经陷落，他正开始在从莫伯日到罗克普瓦一线建立防线。因此我下令撤退到瓦朗谢讷—隆格维尔—莫伯日一线，现在在建立防线，要是敌人紧追不舍，这将是一场困难的战斗。我记牢你正确的指示中有关必要时撤退的方法和方位。
“我认为目前最须注意的是阿夫雷的设防。”
在我读到那慕尔三字之前我对电报不十分重视。那慕尔失守！一天之间那慕尔被占领——尽管有一旅法军加入比利时守军一起防守。我们显然面对新的事实，面对新的价值标准。如果坚强的堡垒会像几缕雾汽在早晨阳光下消散的话，那末对事物判断的许多标准必须修正。人们的思想基础摇晃了。至于就战略位置而言，很清楚合围的手臂不会在前述的肩膀处断开，而且将收缩、包围、碾碎对方。包围圈将在哪里停止？哪一个无防御的海峡港口？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约翰·弗伦奇爵士说，“在阿夫雷设防”。以前的决战、乐观的进军和期望中的反击，已转变为“在阿夫雷设防”、“要是敌人紧追不舍军队将很难撤退”——一种令人不安的转变。当时在我们之间的交谈大部分早已忘记，但是基奇纳在我的房门外走道上内心不安的那种怪异形象使我终生难忘。这就像逃亡中的老约翰·布尔！*
稍后在10点钟时我会见海军将领，他们都对海峡旁这些港口十分担心。他们从未和陆军部一样认为法国陆军十分优越。他们认为，这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证实了他们的担忧。有人提出，无论如何我们应弄清三面有海环绕的科唐坦半岛的周围情况，作为储藏武器的适当处所。今后的英国陆军可以从那里拯救法国。必须在阿夫雷设防！我们已经指望依靠瑟堡和圣纳泽勒了。
现在谈谈那些撤退的日子。我们见到右翼法军守住他们自己的阵地，而所有中央和左翼的法军尽可能迅速地向南大步退向巴黎，同时我们自己的5个师①好几天里简直处于毁灭的险境。在海军部我们收到把整个陆军的基地从阿夫雷转移到圣纳泽勒的要求；我们必须应付这个复杂的场面。撤退的过程一天天继续。一股看来无法抗御的强制力迫使勇敢的法国陆军后退。为什么不停下来？他们永远不能扭转局势了吗？如果法国不能救自己，谁也救不了她。
我个人希望入侵的浪潮将消失其汹涌的势头，我在三年前的备忘录上指出，我相信除非法军在边境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击溃，否则到第40天左右会出现进行决战的机会。为了鼓励我的同僚，我复印了这个备忘录，于9月2日散发给所有内阁成员，指出我从来不相信边境战斗能决定胜利，我一直预期在战争爆发20天左右时法军将被迫撤退，但是尽管如此，仍有很大希望取得胜利。我没有办法衡量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军事力量，除非进行最粗略的估算。
在这个高潮时刻，俄国的压力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为了他们投入战争时具有的崇高的热情和忠诚，必须将荣誉呈献给沙皇和俄罗斯民族。单凭俄国处理其军事问题的缓慢做法，在完成他们整个庞大动员工作之前，会让俄国军队立刻从边境撤退。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提前动员之外，不仅向奥地利军发动猛烈进攻，而且还攻入德国，虽然俄军精华在东普鲁士几次巨大而激烈的战役中很快被打败。可是他们进攻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司令部的中枢神经受到打击。8月25日德军右翼有两个军团和一个骑兵师从法国撤出。到8月31日基奇纳勋爵能够打电报给约翰·弗伦奇爵士：“据昨日报告32列火车的德军从西部战场撤出以迎击俄军。②
东方发生了什么？俄国人以汇集的两支北方军攻入东普鲁士，一支军队由伦嫩坎普夫率领，从维尔纳沿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另一支军队由萨姆索诺夫率领，从华沙向北进攻。德国将东普鲁士的防御托付给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他约有5个半军的兵力，必须抗击两支军队的两面夹击，每支军队的兵力都与他相等。普里特维茨向前推进，以便在东部边境附近阻挡伦嫩坎普夫，8月20日开始打响贡宾嫩战役。那天的战事未分胜负，尽管德军明显在素质上占优势。到晚上，普里特维茨得到华沙方面俄军进军的警报，这支军队威胁他撤退的路线，他急忙停止贡宾嫩战役，打电话给德军在卢森堡大本营的毛奇，告诉他面对占压倒多数的俄军，他必须退到维斯图拉河，由于河水过浅，他甚至不能保证守住这条战线。他惊慌的举止突出了消息的严重。毛奇挂断电话，当即决定就地罢免他的职务。他打电报给名叫鲁登道夫的少将，后者是高级参谋官，在攻占列日的战役中崭露头角；他还打电报给冯·兴登堡将军，后者是声誉显赫的退役司令官，电报要求他们在东普鲁士保卫德国人的家乡。毛奇进一步敦促奥地利军总司令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为了解救东普鲁士的危险形势加紧奥地利军的进攻。此时赫岑多夫怀着重重忧虑没有用他的全部兵力向前推进，迎击俄军入侵的浪潮，一周后他在称为伦贝格的200英里战线上被打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急速赶往东普鲁士，在那里他们发现由于普里特维茨的杰出参谋官霍夫曼将军的正确决策，形势已大部恢复。他们到达后设法调动一切因素，这些因素在5天后导致了坦嫩贝格战役的可怕结果。
04.
8月25日夜，德国高级司令部得到了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西部广大战线各处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法军到处的进攻全遭失败或者往后撤退。此时，毛奇觉得他可以处理东线的局势了，自从5天前收到普里特维茨关于贡宾嫩的惊慌失措的电话报告以来，东线的局势一直令他忧心忡忡。毛奇相信法国大局已定，军队决战肯定会以德军的迅速胜利而告终，于是便将目光转向东方。由于俄军入侵东普鲁士举国哗然。德皇因“我们可爱的马祖里湖”受蹂躏而震怒。现在是派部队增援东方的时候了。命令作战局局长塔彭制订计划，从西线调运6个军团到那里，从右翼、中央和左翼各抽2个军团。然而抽调力量最好不要允许超过你能给的兵力。这6个军团中有4个此刻正在激烈作战或追歼敌人。看来立刻可以抽出的只有2个军团。这2个军团正处于迂回运动中的德军右翼。在作战计划的设计详图上，这2个军团是准备用于围攻那慕尔的，他们已经穿过比利时边界，聚集在比洛先遣部队的后面。现在不再需要围攻那慕尔了，它几乎在第一批重型榴弹炮齐射声中陷落。它已在德军手中，准备围攻的2个军团似乎没有任务。于是把它们给了、在马林堡的鲁登道夫.其余的以后再调遣。
图02、德国1914年的进军
~~~~德军前进极限线；······德军右翼极限线；Amiens亚眠；Antwerp安特卫普；Belfort贝尔福；Belgium比利时；Brussels布鲁塞尔；Eperney埃佩尔奈；Epinal埃皮纳勒；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Guise吉斯；Lecateou勒卡托；Liege列日；Lorraine洛林；Luxemburg卢森堡；Metz梅斯；Mls英里；Mons蒙斯；Moselle莫瑟勒河；Namur那慕尔；Nancy南锡；Nery内里；Paris巴黎；R.Aisne埃纳河；R.Marne马恩河；R.Meuse默兹河；R.Rhine莱茵河；R.Seine塞纳河；Rheims兰斯；Switzerland瑞士；Thioville蒂水维尔；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Villers-Cotterets维莱科特雷
因此塔彭着手办理军队调动审批手续。鲁登道夫在坦嫩贝格之战的前夕被无限难以预料的事物所折磨，此刻立即得到最优秀德国军团中的2个，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警卫师。这种礼物对任何一个将军都是一种诱惑。它对于具有鲁登道夫性格的人是一种特别的诱惑；可是十分奇怪的是，他的高度智力和广阔视界的目光为他提供充分的保护，使他能够抗拒这个诱惑。虽然他在东普鲁士正在获得他喜欢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不是无关紧要的)他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可是他仍能保持他受过训练的观点看待总的形势。他说，他当然喜欢有这两个军团，但是它们无法及时到达参加东线作战，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事中起作用，无论如何西线的形势决不能因为他的缘故而发生危险。鲁登道夫在个人历史上有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事绩，但它们业已褪色甚至已经磨灭；这里的一个将是历久不灭的事绩。可是决定是毛奇作出的，这两个军团的位置正好处在德军右手打出闪击的鞭梢上，它们的位置恰到好处，本可以非常容易地跟随大军进军，一边前进一边弥补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缺口。它们现在以德军极高的效率登上火车，赶700英里路程去维斯图拉河。
在下一个星期的7天里，事情发展继续对德国有利。在法国的所有德军紧追在撤退的法军和英军后面，以人能做到的最大速度前进；此时从东线又传来坦嫩贝格的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德皇处于德国参谋部描绘的“高呼万岁的心态”。他相信不单有把握取得胜利，而且有把握摆脱战争，他催促各地区司令官，由他们去督促军队。可是毛奇的心态似乎经历了一种变化。朗勒扎克军队在吉斯的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巴伐利亚军在他们攻打南锡前沿法国堡垒线上被击退死伤惨重，克卢克发觉与他交战的英军出乎意料的坚强，尽管他们在德军前后退，但他们在蒙斯、勒卡托、内里和维莱科特雷不但使德军遭受重大伤亡，而且使德国总参谋部内心产生可怕的军力强大的印象——所有这一切使离开他们铁路线尽头站越来越远的德军在普遍欢乐之中混杂了一些慢慢增强的忧虑。德国总参谋部焦急的首脑发问，这些敌军真的被打败了吗？“战事结束了吗？”“俘虏在哪里？”“缴获的枪炮在哪里？”“被击溃的部队在哪里？”事实上随着8月份血腥的最后几分钟的过去，德国最忧心忡忡的人就是最知道实情的人。
与此同时霞飞怎么样了？我们没有所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心因他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与受挫而产生反应的记录。这些人组成霞飞的随从，把他围起来与主要指挥官隔绝，使他不知道他们计划的彻底失败。但我们确实知道霞飞像乔治二世在代廷根战役时一样，保持平静、无动于衷和坚定的风度，休息一会儿，“没有恐惧也不发表意见”。显然他必须做些事情以制止形成包围势态的德军右翼。于是在25日当边境战事的结果见分晓时，大本营发出的“第二号指令”指出：“业已证明执行已设计的攻势策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的战事应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即在我们的左翼，在第4、第5集团军、英军和东线调来的新兵力的汇集处集结大军以便恢复进攻。而其他军队当前任务是遏制敌人的战争努力。”为实行这个目的，一个新的法军第6集团军(由能力极强的莫努里将军统率，他不久被一颗子弹打瞎了眼睛)在最后5天里在亚眠周围建立。组成这个集团军的部队用火车迅速从东部堡垒线运来，它们是迪巴伊军、卡斯泰尔诺军，以及必须公正地加上萨拉伊军，这些军队第一次发现和揭示了战壕中使用现代武器的威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政治对军事领域的干预情况。迄今为止霞飞及其核心圈拥有伟大领袖人物的、只有国王或皇帝才享有的无限决定权。但是边境的失败对文官的权力产生令人沮丧的刺激。就在8月25日同一天，原是军人但转入政界的陆军部长梅西米派一位军官去霞飞司令部，并带去如下命令：“如我军不能获得胜利，如我军被迫撤退，应命令至少3个现役军团组成的部队进驻巴黎筑有工事的兵营以保护巴黎安全。”M.梅西米在战争中作为议员和军人有充分证据说明其勇敢与决心；但是这次在他背后有更大的人物。事实上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暗示，在新任命的巴黎卫戍司令和负有接替霞飞将军的“可能的继任人”使命的加列尼将军身上找到了法国的救星。
“青年土耳其党人”憎恶这个干预。我们可以料想，他们已注意到这位可能的继任人加列尼出现在首都重要部队的司令这个职位上，对霞飞将军
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命令是必须执行的。几乎在几个小时内即将被新部长取代的梅西米挥舞着宪法权威，这种传统可以在1793年可怕日子里的雅各宾公安委员会那里找到，所以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必须找到所要的军队。从哪里去找呢？从东部堡垒线再也抽不出人。从北部撤退的军队里肯定同样抽不出人。那末我们只能指望在左翼聚集的莫努里的部队了，这支混合的部队是一些被打散的正规军，一些在最初战斗中失败受创的后备师！如果我们必须在巴黎留住一支军队，如果政府坚持这么做，那末尽责的只有这些人，这些人就是军队！然而，就在莫努里的军队开始在亚眠四周集中的时候，立即有命令让它全体撤退。可是形势发展的盲目力量注定它要开向巴黎，在那里成为加列尼的利剑。
————————————
*布尔·约翰(约1562—1628年)英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管风琴师，天主教徒，1613为躲避迫害逃到安特卫普。——译者。
①第4师(按到达次序为第5)在勒卡托战役开始时到达战场。
②官方史22号附件，第473页。
第11章、马恩河战役
01.
随着德军滚滚南下，巴黎像一条巨大的防波堤隐约地出现在他们前面。敌人的首都不但是法国的心脏，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它是错综复杂的铁路蛛网的中心。大量军队可以在任何方向通过人行小道几乎无限量地进入。任何人不用正式的围攻不能指望进入巴黎。德国大炮此时还部署在安特卫普前线。要前进到巴黎两侧，德国人还没有军队；要进入巴黎，德国人此刻还没有这种大炮。那末该干什么呢？他们必须在巴黎和凡尔登之间进军——攻占凡尔登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并保卫他们的两翼，防止从这两大堡垒城市发出的进攻，继续向前推进以击溃法国野战军。肯定这也是经典性的传统！毛奇——不是如今这个毛奇，而是已去世25年的大毛奇——不是宣称过“方向：巴黎！目标：敌人的野战军！”吗？
8月31日正午法军勒皮克指挥官带着他的中队外出侦察，从古尔奈附近阿龙德发来报告说，敌军克卢克第一军漫长的纵队折向东南朝贡比涅进军而不是继续向巴黎进发。这个消息第二天得到英国与法国飞行员的证实。到9月2日夜幕降落时，此刻到达巴黎北边附近地方的莫努里将军的第6军报告，在桑利斯—巴黎一线之西没有德军。就是根据3日又被英军飞行员证实的这些消息，加列尼采取了行动。
人的头脑肯定未曾想到这样的设计，人的手肯定未曾在棋盘上下过这样的棋子。几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事件拼凑在一起了。第一，有加列尼这么一个人在负责任。他固定在堡垒中不可能走上战场，因此要把重大战役引到他身边。第二，他手上有武器——莫努里军。给加列尼这支军队的一个目的是：保卫巴黎；如今他要为另一个目的使用这支军队，即在战场上作决定性的调动。把这支军队调拨给他本是违背霞飞意愿的，但它将证明是霞飞获救的手段。第三，遇上了机会：克卢克不直线前进，他热切地追逐英军和法军，他相信英军已溃不成军、法军已士气低落，在他经过巴黎扑向掌握莫努里军的加列尼时，他的整个右翼和后方显露出来。请看，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如没有其他两个，就失去意义。这些因素相互依赖；它们都在这里出现，现在全都具备。
加列尼在一刹那间理解当时的处境。他惊叫道：“我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它太好了，不像是真的。”但是它是真的。每个小时都有证实的消息来到。他因激情而颤动。到3日他即刻命令莫努里军部署在巴黎的东北方，在48小时内部署完毕，使军队在5日打击克卢克连同他率领的在他们右肩框胛骨后边的整个德军挺进线。但这样布置远远不够。急速临时拼凑的莫努里军，它本身在这样规模的形势下能做些什么？加列尼必须掩护英军；他必须推动霞飞协力作战。3日晚上8点半，他书面要求霞飞批准他已经命令莫努里军执行的这个行动，并竭力主张巴黎和凡尔登之间的全部法军在他发动攻击时同时进行总攻。
霞飞和他的司令部在那天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组成精心策划的参谋机器的许多单位有两天一直在移动，现在在一个新中心安顿下来。我们一定不可认定霞飞和他的助手终日不思考事情。在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情很明显，如果有流动部队坚强地保卫凡尔登和巴黎的堡垒群，德国入侵军大批地簇拥向前会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形成宽广的新月形地带；这就为法军总攻造成机会。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不知怎的注意及此。在原则上他们和加列尼是一致的。从撤退开始霞飞就说过，“在我的两翼有包抄的有利位置时我将发动进攻。”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才有这种条件呢？这是刺痛人的话。在这些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但没有出作决议或方案，而且还发出与这种计划不一致的重要命令。
加列尼的信使于3日晚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第二天整个下午，虽然莫努里军出发进入准备好的阵地，加列尼万分焦急地等候佳音。4日下午他乘车出发去默伦，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派英军合作。请记住，加列尼在马达加斯加时霞飞曾是他的下属，而且他又是正式指定的霞飞的继任人。他所想的不但是巴黎周围的当地形势，他还为整个法国着想，他的举止表现出有作战天才的自发信心。可是弗伦奇正率部队在外地。他的参谋长默里接待了这位巴黎军事总监。他们的谈话既漫长又有些空洞。
一个下属的法国将军对英军指挥部建议进行新的绝对重要的战役，是一个不合事宜的举动。9月2日约翰·弗伦奇爵士写信给霞飞提议，如果法军改变方向，在马恩河展开大规模战役，英军将投入战斗，以考验一切事物；霞飞的回信说，“我不认为在这个时候(目前)考虑以我们全部军力在马恩河上作一次决战是可能的。”这位统率人数不多、疲惫不堪的军队承受了最大苦难的英国将军禁不住一阵寒噤。他迅速反应过来，记起自从蒙斯战役开始经历的一切，他突如其来地得出了一个不是不可原谅的结论：法国人已丧失信心，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有能力重新发动攻势——无论如何在未来若干时间内是如此。迄今为止他的盟军能做的只是拒战、战败和撤退。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而言，他们的所有计划似乎全归失败。他知道政府要离开巴黎迁往波尔多。他看到在霞飞第二号指令中提到的撤退最后限制线远远在他此刻所处位置的后面。在弗伦奇的建议被谢绝之后的日子里，弗伦奇无法从内心排除这样的念头，即法军抵抗有总垮台的可能性。的确事情明摆着，根据德军不屑进攻巴黎的事实，可以知道他们的目的在于击溃法军。要是他身处德军司令部，他就会知道在这个紧要时刻毛奇信心十足地期望将法国大军赶往瑞士，或者，如果鲁普雷希特能够突破南锡和图勒之间的防线，就能把法军赶到他们自己的东部堡垒线的后面，从而很快地迫使他们总投降。要是他被允许得知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他就会知道霞飞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线城市，把巴黎让给来到的第一支德军；霞飞还同时命令萨拉伊将军放弃凡尔登；只是由于梅西米的阻挠和萨拉伊的顽强坚持才阻止这两大灾难成为既成事实。人们真的不能责备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我们知道，因为他的首长不在，他出于怀疑而不执行巴黎军事总监的公认未经授权的方案。无论如何他临时允许制止英国军队向南移动，并转过身来开向一条在相当后面的防线。
与此同时，4日早晨在奥布河畔巴尔的霞飞接到加列尼昨夜发出的信。整个上午他沉思此事，到正午他用电报准许加列尼如他建议那样使用莫努里军，但加上明确条件，即不应攻击马恩河以北、只能攻击马恩河以南的敌军。稍后他打电报给此刻指挥法国第5集团军的弗朗谢·德斯佩雷，问他什么时候能准备完毕参加总攻。弗朗谢在4日下午4时回答，他能在6日早上进行攻击。这个回答在5—6点之间到达霞飞手里。但以后3个钟头他什么也不干。他未作决定；他未发命令。
加列尼在近8点钟时从默伦回到巴黎。他离开他的司令部已有5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霞飞对他的信的答覆已到。总司令的明确条件即莫努里军只能攻击马恩河以南不能攻击马恩河以北使他心神不安。他还听到其他令人难受的消息。他收到亨利·威尔逊(默里的助手)的电报说英军继续后撤；紧接着他又收到驻英军司令部的法国联络官于盖上校的电报，得知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他建议的回答是：“考虑到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决定进一步行动之前最好对形势再加研究。”
现在是9点钟，显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有军队在天亮以前将继续撤退。就他所知而言，他得到的仅仅是准许他使用莫努里军作孤立的侧面进攻。加列尼走到电话机旁。他打电话给霞飞。总司令接电话。2人交谈。由于法军总司令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他的命令，霞飞的地位大大在加列尼之上；但现在几乎是个人接触，加列尼与他的旧下属至少以平等的地位说话；而霞飞出于道义，克服他的妒忌心和上下级礼节观念，感觉到这位勇敢同志的强烈而明显的指导作用。他同意加列尼可以在5日攻击马恩河以北的敌人。他随即回到他重要军官小圈子，下令于6日进行决战。不幸的是他的迟疑和先前耽误产生了其他情况。我们从上边引述的时间，可以明了这些至关重要命令从计划到译成电码，到达时把电码译成文字要花多长时间。在命令发出前已近午夜时分。这些命令事实上还不如复制抄件由军官乘汽车赶速度快。最近的福煦在午夜1点半收到他的命令。弗朗谢和约·弗伦奇爵士直到3点以后才得知重要的决定，接到命令时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向南行军。
不过，现在骰子已掷下去了。那天的著名命令已经发出；从凡尔登到巴黎令人激动的百万大军向后转，把100万把刺刀和1000门大炮指向入侵的敌人。马恩河战役开始了。
02.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