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1卷、1914
出版者的话
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还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颁奖辞
书籍的出版可目为大事者寥若晨星，此书即为其中之一。
——《纽约时报》
真知灼见，鉴往知来，字字珠玑，在位高权重者中堪称独步。
——文森特·希恩
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想象里充溢着英雄主义，叙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世界大事时显得游刃有余，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作品中尚属罕见。
——《纽约客》杂志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躁动与不安的年代。自从以机器与大都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各殖民大国及其利益集团，就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的角力，最后由一个看似偶然的恐怖事件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战争，利用了人类文明从物理到化学全面的科技成果，使人深刻体会到文明的负力量。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卷入人口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多万，许多欧洲的君主帝王消失了，摧毁了四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伟大帝国，从而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全球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力量对比。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更是长期在英国政府中身居要职，其中许多事件他都直接参与。而英国又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国家，因此，本书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亲历性，决定了本书作为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版本，无论是从历史学、军事学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宝。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能够对一个世纪前的世界有较为直观的印象。我们特委托广州集成图像公司依据图书内容，选配了近200幅插图，让丘吉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优美文字与精彩的历史瞬间交相辉映。
作者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政治家，从他的价值观出发，自然对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敌视态度。在中文版中，我们删节了此类仅表达作者敌意和辱责的文字。但涉及到历史事件与函件时，除了个别无关叙述的字词略有删除外，保留了内涵本身，一来它们都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向上和向下都要衔接；二来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如何害怕和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运动。
中译本前言
客观事实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间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后起的德意志帝国凭其经济、军事实力在欧洲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企图打破原来列强占有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格局；英法俄则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原有利益，在大战爆发后结为协约国，与三国同盟时抗。意大利在大战初保持中立，后退出三国同盟，加入协约国。说得具体一点是，德帝国企图夺取英、法、比、葡的殖民地，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想夺取俄属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扩大在巴尔干的势力。奥匈帝国试图吞并塞尔维亚，侵占俄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英国参战的目的，为了打败德国，保持世界霸权地位，法国欲夺得德国手中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产煤区。沙俄想摧毁德奥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势力，并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香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以便俄国海军自由进入地中海，日本想霸占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奴役中国，称霸东亚。
这场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其爆发有其必然性，但直接起因则是，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激进分子青年的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在德帝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了对抗奥匈帝国，立即进行全国动员。德国随后分别向俄国、法国发出要求俄国停止动员、要求法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最后通牒。但俄法置之不理，于是德国于8月1日、3日分别向俄国、法国宣战。3日当夜德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入侵比利时，实施其在战前很久早已周密制订的、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施蒂芬计划”。4日英国对德宣战，5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随后英法对奥匈宣战，不久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殖民地。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的有土耳其、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方面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等，美国、中国于1917年参加协约国作战。大战开始后，主战场一直在欧洲，出现了三条战线：西线从北海伸展到瑞士边境，这里是英法比三国军队对德作战；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至罗马尼亚，这里是俄军对德奥作战；第三条是巴尔干战线，这里是奥军对塞尔维亚作战。后来战争从欧洲扩大到亚洲、非洲和美洲。
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签订停战协定止，历时四年零三个多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在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余万人，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矛盾并未通过战争和战后的巴黎和会得到解决。参加和会的列强各怀私利，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安全与裁军的目的并未达到，因而未能制止未来新的大战。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仍起作用，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崛起，不久再次挑起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也产生了另一后果：1917年引发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世界不少国家兴起了工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革命。
以上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起因、战初、战争范围及战争直接后果作了简要的介绍。丘吉尔撰写的本书五卷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这里指出一点，丘吉尔所论述的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概况，验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引发战争的事实。验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铭言的正确性：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为侵占他国的经济利益，在软硬兼施的外交、政治手腕达不到目的时，必然施出最后一招，发动战争。战争爆发似乎是偶然事件，由于奥国皇太子遇刺，但深揭知道，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70年以来利益冲突已有悠久的历史。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早就蓄谋发动一场大战，长期不遗余力扩军备战，并制订“施蒂芬计划”，这便是令人信服的实例。
尽管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但蓄意挑起和发动战争的一方，理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一场大战使3000余万人死伤，财产损失无法估量。回过头来看，行施民族激进主义或恐怖主义，难道能赞同而不予谴责么？实施这种方针的一方，通常是弱小的一方，本值得同情。但蓄意谋杀或屠杀，图一时痛快，泄心头之忿，这能解决民族矛盾吗？密谋制造事端，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当然蓄意发动战争的一方，没有借口也可以制造借口，甚至“莫须有”都可以挑起战争)，引爆了战争，把国家、民众推入了战争，那末民众还有宁日吗？密谋制造事端者难道不明白吗？不把人力、物力、财力努力用于和平建设，民众有好日子过吗？把恐怖主义推崇为民族英雄主义，是否正确，后果如何？多少历史早就作出评断；今后也自会作出评断，拭目以待吧！
本书作者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作家、政治家。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任英国首相。1900年进入国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06年起历任殖民、贸易、内政、海军、空军、财政、军需、陆军部*大臣。为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获胜起了重大作用，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席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2002年英国民意测验推崇丘吉尔为英国第一伟人，凌驾于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和为英国(保住)海上霸权的海军上将纳尔逊之上。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丘吉尔，出于本阶级的理念，仇视苏俄革命，视工农革命为“暴乱”，视苏维埃政权为“暴政”，一次大战后曾积极支持白俄军势力，并努力策划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因协约国不齐心，未果而终；但二次大战前丘吉尔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则积极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时，立即声明援苏抗德；可是，在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丘吉尔再次鼓吹西方联盟对抗苏联，揭开了“冷战”时期的序幕。著者的作品，除本书外，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卷；《英语民族史》4卷等。
*The War Office，本书译为“陆军部”，该部只管辖不列颠海内外陆军，系一战前及一战后不久存在的一个独立机构，与海军部一起受帝国国防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领导，该词在极大多数中文文献中均译为“国防部”。
上文讲过，战争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战争如何进行，政治家、军事家在战争舞台上的如何活动，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其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军政要员意见分歧对战争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决策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对一次大战命运至关重要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它集中反映了丘吉尔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决策的远见——丘吉尔有大量描述。此外，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丘吉尔有独到的见解。读者，特别是军事指挥人员，或许对这些有浓厚兴趣；本书关于战斗、战役、战略的成败探讨，也颇有借鉴之处。
从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和历任内阁要职来看，从丘吉尔直接参与谋划了战略的进程来看，本书作者既是重要的当事人，又拥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且直接调用了海军部和国家档案。用丘吉尔的话说，本书的史实“经得起考验”、“不会被历史学家推翻”。因此，本书对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是难得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书原名《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共5卷，第1—3卷，副题是：1911—1914；1915；1916—1918。这三卷主要讲述西线战争。第4卷单独叙述东线战争，并以《东线战争》为副题；第5卷副题为《战后》。原书出版已七八十年，如今，中译本为突出书的内容，将书题改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本书地图众多，由于原书出版于上一世纪20年代，当时绘制设备、制版技术远落后于现今，清晰度不足；又由于图小、一些图内文字是手写的，较难辨认，译者只得参照正文，参照有关地图册将其译出。又因为有一些图小、文字多，汉字较难植入，所以将图内译文单列在原图下面或旁侧以供参考，为求体例统一，全部地图文字都按如此处理。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祈请原谅。
本书地图系原书所有，其他插图系中译本出版者从其他图片资料选登，选登这些图片是为了衬托文字的效果，以期读者时八九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生活、工作、战争有一些具体的印象。
丘吉尔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叙事妙笔生趣，评论大人物的功过用语巧妙、得体，写作不乏幽默感，是一个大手笔，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汉译本书时，译者、校者深感文字不易。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力求深入理解原文，并尽量试图表述清晰达意；但译校者限于水平，译校仍会有错误或不安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供再版时修改。
上文提到过丘吉尔仇视苏俄革命，他以西方制度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观察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制订的政策等，作者在叙述这些历史时，自然带有阶级性和个人色彩，文中有一些辱责之词，本书出版者对此略有删节。译校者相信读者对丘吉尔的观点自有鉴别能力。
吴衡康
2002年1月
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减，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辐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关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作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作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可是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作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现在没有10年以前那末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突出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作一些与前一版书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看法较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作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等方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有一条以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连而成的历史的稿件。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是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关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自始至终我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的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大战将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充分情况，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的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有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广泛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
温斯顿·丘吉尔
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
第1卷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本卷主要叙述1911—1914年欧洲史实，在剖析一战的真正起因时，丘吉尔揭示了1870年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利害冲突的历史渊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概述了邻近一战时扩军备战的状况，介绍了两大集团频繁的外交活动，旨在缔结争霸和对抗争霸的联盟。
丘吉尔把一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12月，称为战争的第一阶段；描述了战争开始后德国突袭中立国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情况，随后英国渡海支援法国。此阶段法英联合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马恩河等战役，死伤数十万，徒耗生命而一无所获。描述了海战和德国海军炮轰英国沿海城市，进行骚扰的情况。最后介绍了将影响一战全局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的关系。
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减，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辐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关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作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作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可是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作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现在没有10年以前那末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突出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作一些与前一版书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看法较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作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等方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有一条以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连而成的历史的稿件。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是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关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自始至终我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的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大战将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充分情况，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的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有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广泛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
温斯顿·丘吉尔
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
第01章、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
1870—1904年
“在懒洋洋的夏日山丘，
伴人憩睡有淙淙溪流，
远处传来低沉的鼓声，
疑是飘自梦乡的纤声鼾声。
“低沉的隆隆声响彻远近，
亲爱的朋友奔向弹雨枪林，
在身旁通过的土路上，
士兵们在前进，却都走向死亡。”
《什罗普郡小伙子》第35页。
01.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鼎盛的岁月里，政治家习惯于谈论不列颠帝国的荣耀，并为上帝保佑我们度过如此之多的危难并把我们最终带入安全和繁荣的年代而欢欣鼓舞。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后还要遭遇最可怕的险情，而伟大的胜利尚待争取。
他们教导孩子们，伟大的反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他们把滑铁卢和特拉法尔加战争看作是英国军队在陆上与海上作战的最高伟绩，这些惊人的胜利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这些胜利对我们海岛民族悠久而光彩的历史来说，似乎是合适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个民族一千年来从弱小的身躯起步，进入世界一流的地位。在三个不同世纪中，不列颠民族曾三次拯救欧洲免于军事统治。低地国家曾遭受三次攻击，攻击者是西班牙、法兰西王朝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曾三次运用战争和策略手段(常常是单枪匹马)一一打倒了侵略者。这些战争在开始时总是敌人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斗争总是持续多年，经历了可怕的艰险，最后总是我们获得胜利。最后这场胜利是最最伟大的，是付出最大牺牲和战胜最可怕的敌人才获得的。
的确，那是故事的结束，往往就像是书的结尾。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帝国兴起，以后如日中天、昌盛辉煌，随后发生转折，继之没落。自从伊丽莎自女王时代以来，我们三次成功地经历了一系列同样惊人的事件，但我们还得在大得多的规模上重复第四次，这似乎难以想象。但它已经发生，我们还会活着看到它。
02.
世界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所有现代战争均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参加战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政府领导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生存处在危急关头。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同时充当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德国也受过去被她攻击过的国家所作的最后复仇的紧逼。每次违犯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没有一次停战或谈判能缓和武装冲突。伤员死于战线之中，死者腐烂于土壤之下。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船中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或在泅水时溺死。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不考虑年龄或性别。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谁。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液体燃烧剂喷射到士兵的身上。驾机战士被高空击落掉入火焰，或者在大海深处溺毙。军队的战斗力只受限于他们国家的男子的人数。欧洲和大部分亚洲与非洲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经过几年战斗，在战场上溃败和逃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族。当一切成为过去时，这些文明而有科学知识的基督教国家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吃人肉，而这种规定是否行之有效也大可怀疑。
但是任何事物吓不倒人类英勇的内心。石器时代的子孙，经历种种艰险磨难，不断以坚忍毅力克服内心的极度痛苦，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到中世纪他们主要用自己的智慧摆脱当时的恐惧，以崇高的尊严向死亡进军。20世纪发现人类的神经系统能抵抗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面前，原始时代的较简单的人必定会崩溃。人们一次又一次熬过可怕的炮轰，一次又一次从医院走向前线，一次又一次在潜艇里忍受饥饿，他们毫不退缩地大步前进。作为一个人，他经受如此折磨仍然保持理性和同情心的光荣。
03.
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震醒各国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多么无穷无尽。积压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财富和人力的积累实际上没有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又退缩，但巨大的潮水一直在向前流动。当出现大决战可怖的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还要大许多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积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聚，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普及社会各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当人们醒来时，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时，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时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同的步伐进展。迪斯累里说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年复一年高层次的劳动者都拥有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享受。实质性的进步使大众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对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量增多。
这样，当所有号角吹响时，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解决国家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宝贵的个人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是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接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所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熟悉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毫无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像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人们过去不曾知道的。
可是这些经历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和武装人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变成自己毁灭和普遍遭受巨大灾难的原因，远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应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恶念，构想出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原因就是少数人对世界命运的统治有缺点。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论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气候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须完全定罪，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暄闹地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和她一起去。但是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作出某种既有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重大联盟，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力量引导我们的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入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经受得起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04.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争吵的古老原因，并列举她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多次冲突，留下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多少伤害或进行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打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法国被打败，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
可是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的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才好。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力，肩负起了双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一个政策行动显示出极端的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连续优势和保持她的征服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决不同意支付的代价，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理解，一个可怕的民族的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系统。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她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二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被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没有人会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她在巴尔干的地位。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体系一直包括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决不愿让自己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只得让法国去单独照料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作为19世纪末特色的巨大工业发展的机会。德国的政策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思想离开欧洲，只是偶而促使其与英国进行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但却是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不断增强，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腕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的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在俄国的强烈反德潮流开始冲击双保险条约的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霸权，还欲追求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次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彩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的争执保持公开、不变，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的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岁月的推延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清楚。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加以防止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看得出来，欧洲局势事实上改观了。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每个都配置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
05.
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从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是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力量强大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在纯法德的争执中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需要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方便行事的广宽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送成百万俄国人去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很容易改变。因此法国绝对没有把握，如果她因抵抗德国压力而引起战争，俄国会根据条约参战。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的、困难平衡局面的情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她的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英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增加了重要性。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出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的传统友好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缠的冷漠超然姿态。
06.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疏远英国是长得多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对法国历史性的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持续的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务关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不像是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寻求赢得我们的支助，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每年德国威廉街*探察着圣詹姆斯宫廷**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对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消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外交界新的一代人的内心中产生明确的孤立感觉。
但是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远为重要的商业联系不断在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把英日同盟包括德国而成立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政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大陆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大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要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
07.
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在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准备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大国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如今在1900年德国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存条件下保持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这样力量的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最强陆军大国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含义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增加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将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保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的孤立”。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如果出现与法俄两国争吵的危险性。1902年在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彻底发生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她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立即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眼下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找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建造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现在能够安全地调回来。
08.
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继续在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认为德国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传统敌人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步骤，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很不同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英国及其主张的一切已使自己脱离孤立，她站在反对德国一边重新出现于欧洲。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以外的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决计不会屈服于威胁，必要时她有能力单独与德国作战。1905年德国做出要求把德尔卡塞***逐出法国政府的姿态，1908年装扮“身穿闪光盔甲”的幽灵准备扫平俄国，但德国不能从拥有强大舰队的海上霸主的独立岛国那里获得同样的顺从。
直到此刻，德、奥、意三国同盟从整体上说比法国和俄国强大。虽然对这两个大国发动战争对这三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任务，但其最后结果似乎无可怀疑。可是如果英国的份量投入敌对的称盘上，而意大利从另一个称盘上撤出，那么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能肯定自己是处于较强的一边。她会忍受这种形势吗？新德意志帝国的日益增长的野心与抱负跃跃欲试。她会同意这样的处境吗？在这个处境下各国将广泛传布这样的印象(无疑很有礼貌，也许十分缓慢，但是完全肯定)：她的意志不再是欧洲的最后法律。如果德国及其皇帝会接受法国、俄国和英国早已习惯的同一类约束，愿意以同等权利生活在较自由和较轻松的世界上，那么就会万事大吉。但是德国愿意吗？她能容忍各国在她的体系之外根据独立的标准在一起开会，并只根据她们的是非曲直提出的要求，能容忍她们毫无畏惧地抵抗侵略吗？此后10年的历史将对此提供答案。
在最强的大国之间进行的这些缓慢部署和稳步武装的对抗同时，较弱帝国的衰落过程所起的作用，几乎对和平有同等危险。土耳其的各种力量很活跃，这些力量对旧政权及其种种弊病构成了威胁，而后者正是德国选择依靠的力量。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一年比一年强大，她们等待机会解放她们尚在土耳其暴政下挣扎的同胞。各国的民族情感的增长使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已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感到严重的紧张和压力。巴尔干国家还把这个趋势看作拯救同胞、恢复领土和达成统一的机会。意大利用热切的目光注视土耳其的腐朽和奥地利的动荡。从所有这些南部和东部地区看来，肯定必将发生一系列深深刺激俄国和德国的大事。
德国为自己创造了许多不利的条件，因而后来导致战争，然而从德国统治者方面来说，做出许多极端不聪明的行动却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必须使法国保持继续疑惧的心态。在俄罗斯民族——不单是俄国宫廷——衰弱时候，必须要她承受强烈的公开侮辱的刺激。那种缓慢、深刻、有克制的与英帝国的对抗，必须通过对其赖以生存的海上权力进行不断和重复的挑战使其升级。只有在当时才能形成那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一个侵略行动，就会招致各国结成足以抗拒她、最后战胜她的联合力量。在愤怒情绪的积压到达极点之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还要焦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上10年。
09.
有一个时期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成为时尚，那就是议论英国政府在这10年里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日益接近的危险，或者是政府心里有一大堆秘密事务和预感到的凶兆想要完全隐藏起来不比无思考能力的国民知道。可是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分开来看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把它们合起来看则有一定道理。
英国政府和产生政府的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必须下决心防止它。但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继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所以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产生警惕。
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几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仁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个充满厂可怕阴影的世界，它在各种动荡中正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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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政府机构所在地。——译者
**英国宫廷所在地。——译者
***德尔卡塞(1825—1923)。法国政治家和外交部长(1898—1905，1914—15)，促进了英法的谅解，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联盟的基础。——译者
第02章、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1905—1910年
01.
要是读者想了解这个故事和讲故事的观点，他应在因果关系的每个主要领域追随作者的思路。他不仅必须知道战争爆发时的陆海军形势，而且应熟悉导致这种形势的事件。他必须认识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他必须熟知舰队和陆军的编制以及它们在海上和陆上战略的概况；他必须不厌其烦地倾听舰船与大炮的设计；他必须扩展目光看一看现代国家集团的形成和缓慢发展的对抗；他必须把这些现象缩小到党派间的较不重要的但不能避免的斗争上，以及注视政治力量和大人物的相互影响上。
上一章的主要角色是各大国和帝国，所说的主题是各国在世界范围的平衡和联合。现在，暂时把舞台缩小到以我们的岛国为限，舞台上的角色是当时的政界人物和派系。
1895年我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有幸得到威廉·哈考特爵士邀请共进午餐。在谈话过程中，我可能话说得多了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回答说，“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从那时起，在我看来，发生的事情连续不断。海外巨大对抗的增长伴随着国内党争的不断加剧。发生事件的规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事件相形见绌。当时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当时要人的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属于已逝的年代。当时我们像沿着有涡流和涟漪的平滑的河流行舟，如今我们被投入大瀑布之下，挣扎在急流险滩之中，如今回顾，那个时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遥远。
我把我们国家的暴力冲突时期定在从1896年詹姆森袭击事件开始。如果不能确定这是南非战争的前奏的话，至少也是南非战争的预兆。从南非战争产生卡叽(Khaki)大选*、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国劳工呼声和随后产生的愤怒反应，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这个自由党人占极大多数的政府已陷于实际无能为力的境地。1909年的劳合·乔治预算使那种情况改观。反过来这个措施又成为更大地激怒双方的原因，上院否决这个预算是一椿几乎无可比拟的违反宪法和政治大错。此事直接导致1910年的两次大选、议会法的通过和爱尔兰的独立斗争，这场斗争把我们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就这样我们经历了近20年连续不间歇的党派斗争，每次重复地伤害国家利益，每次震荡得比上次更加猛烈，每次冒更严重的危险，直到最后看来必须乞灵于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02.
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退出政界。他从1885年起担任首相兼外相，这一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短插曲，在全部17年中，自由党从来不曾对国家大事行使过任何实际控制。他们获得短期执政只是由于40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多数。在13年期间，保守党享有100到150张同性质的选票多数，此外还有整个上议院。这样的长期执政现在结束了。改革的愿望、改革就在眼前的感觉普遍存在。这是一个时代的终止。
继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是贝尔福先生。新首相从来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他继承的只是业已耗尽的遗产。真的，他最聪明的道路本应是体面的辞职，尽可能做到平静，最重要是越快越好。他本来可以极得体地宣布：1900年议会是在战争条件下选出的，着重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战争成功地结束了；选民的授权终止，因此他在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前必须再次由选民的意志决定。无疑这样做自由党人将会上台，但不会占有巨大的多数，而他们会面对强大团结的保守党反对派，保守党在4或5年里，大约在1907年就会重新有效地控制国家。可是欢呼贝尔福先生登上首相宝座的纯粹保守党议员全然想不到会被他们的选民抛弃，当时议会还只成立2年，任期还有4或5年。因此贝尔福先生着手处理政府事务，以宁静的漠然态度对待大量态度疏远的舆论和一直在他周围工作的敌对势力的增强。
任副职的张伯伦先生几乎无所不能，可他并不抱幻想。他以锐利的政治敏感察觉到反对执政联盟的浪潮在一直增长。他不采取中庸和谨慎的方针应付事态，受他本性激情的驱动，他采取不顾一切的对付办法。人们责备政府反动。温和保守党人和年轻的保守党人全都敦促政府趋向开明与和解。反对党有望加快取得政权，他们以愤怒的抗议开始发难。张伯伦向他们表示，包括向持怀疑或忧虑态度的朋友表示，他有可能用暴力平息愤怒，并从反动的实质中获得争取普遍胜利的方法。他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
时间、逆境和新近通过的教育法使自由党人团结起来；保护贸易或如人们所称的关税改革使保守党分裂。最后6个大臣辞职，50个保守党人明确地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些人中间有一批可以给政党带来新生力量和强大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政党在在野时期特别需要的力量。自由工联主义者的活动得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辞职的间接支持，也得到统一党主要人物如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德文郡公爵的积极支援。自从开除皮尔派保守党员以后，保守党从未承受如此可怕的损失。
但是，如果贝尔福先生没有感觉到应该在开始执政前先提出一次辞呈，如今他更不乐意让权力从他掌握中被人夺走。此外，他把党的分裂看作最糟的国内灾难，认为分裂党的责任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他以惊人的忍耐和冷静竭力保护团结的外貌，以求平息风波，并希望尽可能长久保持风平浪静。他极为细心和巧妙地设计出一系列方案，旨在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们能说服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当大臣们辞职时，他小心谨慎地对贸易自由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各打五十大板，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像亨利八世一样，他于同一天斥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为他们各自都背离了他的中心，背离了他的矫揉造作的妥协方案。
在这种不愉快的形势下，贝尔福先生维持现状长达两年之久。要求大选的呼声不起作用，对他抓住职位不放的讥刺不起作用，朋友们的劝告不起作用，反对派企图迫使他进行决定性辩论也不起作用。这位首相以不变应万变、不会疲劳、沉着冷静。他继续做他的首相。他清醒的正直的内心不理会细琐小事，对他的呼吁漠然处之。如上文谈到，他在俄日战争的严重时期，采取极端坚定支持日本的政策。另一方面他拒绝所有诱惑，抓住俄国舰队在多格滩击沉我们拖网渔船的机会与俄国作战。他组建帝国国防委员会作战争准备。他完成1904年与法国的协议，关于这个协议的重大意义在上一章已有解释。但到1905年，英国政界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信任政府的程度在不断下降。保守党继续在衰退。反政府的风暴在不断增强，反垂危政权的联合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1905年11月下旬，贝尔福先生正式向国王提出辞去首相职务的辞呈。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政府组成，并于翌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这届政府代表因布尔战争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两翼。自由党中以杰出才干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占据了几个最重要的职位。阿斯奎斯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担任外交大臣；霍尔丹担任陆军大臣。另一方面首相本人代表自由党主张的主流，他任命罗伯特·里德为大法官。任命约翰·莫利先生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两位政治家虽不反对在南非的实际战争措施，曾不停地谴责这场战争；入阁的劳合·乔治先生和约翰·伯恩斯先生是在政见上走得更远的民主政治家。政府的信誉因值得尊敬人物参与而提高，他们是里彭勋爵、亨利·福勒爵士以及新近从印度总督任上回来的埃尔金勋爵。
1906年1月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全面滑坡。自从继改革法案之后举行大选以来，不列颠议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变故。例如在曼彻斯特，它是各党主要战场之一，贝尔福先生和8位保守党同事落选，取代他们的是9位自由党人或工党人士。保守党人经过近20年的当权，回到下院的只有150余个席位。自由党人获得多数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100多席。两大党对对方深怀不满；对卡叽大选的错误和大选中的滥用权力感到愤懑，对中国劳工的不公正呼声提出反诉。
03.
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应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召参与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时，他依旧得到全国各地自由党人、热爱和平者、反侵略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热烈拥戴。此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正处于紧张时刻。当英法关于埃及与摩洛哥的协议首次公布，德国政府默默接受这个局势，既不抗议也不抱怨。德国宰相比洛王子甚至在1904年宣布，德国对该协议中任何一条都没有异议。他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协议是试图使用友好理解的方法，以消灭存在于英法之间一些不同观点。我们从德国利益立场出发，不反对这项协议。”但是最使德国政府严重不安的是泛日耳曼和殖民地政党的开始插足。在这个压力下，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年后德国公开指责这个协议，并寻找机会宣称她对摩洛哥的权利。不久就出现了这种机会。
1905年早期，一个法国外交使团来到非斯。使团人员的言语和行动似乎表现出有意把摩洛哥当作法国保护国对待，因而不理会马德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摩洛哥苏丹向德国呼吁，查问法国是否得到授权以欧洲的名义说话。此刻德国能够作为国际协议捍卫者站出来说话，指出法国破坏协议。在这种指责的后面有明显的意图，也就是告诉法国，她承担不了与英国订立协议冒犯德国的后果。德国采取的行动具有最严厉的性质。有人劝德皇去往丹吉尔，在那里他一反以前的明智判断，在1905年3月31日发表由他的内阁成员选择的十分不妥协的讲话，公开向法国挑战。德国外交部广泛地传布这份演讲。4月11日和12日把两份威胁性的急件火烧火燎地送往巴黎和伦敦，要求马德里条约所有主要签字国开会。德国使用所有手段要使法国懂得，倘若她拒绝开会，后果将是一场战争；为了有双重把握，他们为这个昭然的目的派一名特使从柏林去巴黎①。
法国对战争毫无准备；陆军的状况很差；俄国更没有能力作战；加上法国又缺乏充分理由。可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先生不愿意让步。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6月6日法国鲁维埃先生内阁几乎在炮口瞄准下一致同意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德尔卡塞先生立即辞职。
迄今为止德国取得非常成功。运用战争的直接威胁，德国迫使法国屈从于她的意志，法国牺牲了与英国谈判协定的那位部长。鲁维埃内阁真诚地寻求友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使法国免遭在此种环境下被迫参加会议的侮辱，另一方面要确保不对德国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可是德国政府决心尽可能利用他们的胜利，在开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使法国处境尴尬。会议终于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
现在英国登上舞台，显然国内混乱没有使她失去常态和平静。她一点也不鼓励法国拒绝与会。但是，如果德国加速对法开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与英国新近公开订立的协定，那么世人认为英国不可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指示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阿尔赫西拉斯大力支持法国。作为和平、紧缩开支和改革时期的第一个行动，他还授权开始英国与法国总参谋部的军事会谈，旨在战争发生时协同一致的作战。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反应的步骤。此后两国参谋部的关系日益亲密和信任。我们两国军人的思想明确地进入一个特殊的轨道。在军事关系中一方面不断增长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预警。不管两国政府多么明显地申明在这些技术性讨论中两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约定，事实上两国已建立起极其强有力的纽带。
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态度使德国处于不利地位。俄国、西班牙和其他签字国站在英法一面。奥地利向德国人透露了她并不想逾越的底线。因此德国发现她陷于孤立，她以战争威胁获得的优势在会议桌上烟消云散。最后奥地利提出的妥协方案使德国能不公开丧失尊严地撤退。可是，这些事端种下严重后果的种子。欧洲分裂成两个体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和加强。
德国感觉到有把奥地利紧密地与她连在一起的必要。她公开恐吓法国的企图，对法国公众舆论产生深深的印象。法国军队进行了迅速而彻底的改革，与英国的谅解更加强而坚定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为走向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04.
1908年初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患病和逝世为阿斯奎斯先生执政铺平道路。这位财政大臣原是前首相的第一助手，随着首相体力的衰退，他日益挑起主要重担。他担负起实施许可证法案的责任，该法案是1908年议会会议通过的主要议案，凭借这个任务，他能博得他党内一个极端与教条主义派系的忠诚，而先前他的帝国扩张政见曾使他们与他疏远。阿斯奎斯决心使自己与劳合·乔治的民主政治才能及蒸蒸日上的声誉联在一起。因此职位顺利地从一个人手中传给另一个人手中，阿斯奎斯先生成为首相，劳合·乔治成为财政大臣和政府的二把手。新内阁像旧内阁一样，是不明言的联合政府。跟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从而形成内阁与党内多数的激进和平主义分子，以他们为一方和自由党帝国扩张分子为另一方之间保持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作为首相的阿斯奎斯先生现在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但是他的内心和同情一直向着爱德华·格雷、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边，每当他务必公开观点的重要时刻，他明确地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可是，首相不能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所做的那样，给予爱德华·格雷爵士他可能希望给予的那么多的同样有效支持。老首相的话是党内极端分子的法律。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们深信，他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所做的不会超过绝对必要，而他做必要事务时的方式决不想满足好战分子的情绪。可是阿斯奎斯先生关于布尔战争的意见很不“稳当”，他是外交大臣的终生好友，而后者甚至在顺当进入爱国大道时也徘徊不前。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怀疑，他在对外事务上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资深的政界人士的警惕地审视。如果与法国的军事商谈不是由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授权，如果爵士的政治道德不是无懈可击，我怀疑阿斯奎斯先生是否能够开始或继续进行这样的商谈。
由于我于1904年在下院自由贸易问题上曾转而投支持反对党的票，因而工作中与劳合·乔治先生有密切的政治上联系。他是欢迎我的第一个人。我们在贝尔福先生下台前作为反对党时期坐在一起并一起行动，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政府期间工作得十分和谐，那时我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长。当我进入新内阁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时，这种合作继续着。一般说来，虽然角度不同，我们都倾向于那些主张在对外政策和军备上持遏制态度者一边。读者必须了解，这些态度与看法的区别，尽管在历届强大的英国政府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决不会阻止政府中主要人物的和谐与愉快的关系，而我们的事务在谦恭有礼、友好和善意气氛的许多礼节中继续进行。
05.
没过多久，下一次欧洲危机就爆发了。在1908年10月5日，奥地利未作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而这点是她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合理而有耐心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保证奥地利所需要的缓和局势。的确，与最有关系的大国俄国的谈判取得有利的进步。但是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作适当让步之前宣布合并，从而打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破坏行为公然冒犯了俄国，也轻视了俄国谈判者伊斯沃尔斯基个人。
这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根据1871年伦敦会议声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英国拒绝承认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与它同时发生的保加利亚独立宣言。土耳其大声抗议这个不合法律的行动。她的政府组织对奥地利商品的有效抵制。塞尔维亚人动员他们的军队。但是受最严重影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大战的次重要原因。在这次国家间的争吵中，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的个人不和也起一定作用。
英国和俄国此时要求召开会议，对已发生的事件表示无法赞同。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拒绝这个要求。塞尔维亚方面出现某种暴力行动的危险变得很剧烈。爱德华·格雷爵士清楚表示，英国在巴尔干争吵中不想被拖入一场战争，接着他努力遏止塞尔维亚，安抚土耳其和给予俄国全面外交支持。争吵继续到1909年4月，争吵以如下值得注意的方式停了下来。奥地利人决定，除非塞尔维亚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否则他们就要下最后通牒对她宣战。在这个紧要关头，德国首相冯·比洛亲王出面干预。他坚持要俄国劝告塞尔维亚让步；大国应正式承认吞并，毋需召开会议，也不必对塞尔维亚作任何补偿。俄国打算同意这个做法，事先不通知英国或法国政府。如果俄国不同意，奥地利将在德国全面和全力支持下对塞宣战。因此俄国完全面临与奥德两国的战争，就像法国三年前一般，俄国在威胁下屈服。只有英国似在捍卫着条约和国际法的神圣性。条顿民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它是以充满危险的代价得来的胜利。法国在经受1905年粗暴对待后，开始彻底的重整军备。此时俄国于1910年大大加强她已经庞大的军队；法俄两国遭受同样痛苦的经历，密切了三军的合作，加固了她们的联盟，并开始使用俄国的劳动力和法国的资金建造俄国西部边境急需的战略铁路系统。
06.
接下来轮到英国感受德国力量的压力了。
1909年春季，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突然要求建造至少6艘“无畏”级战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德国舰队的迅速发展以及它根据1908年海军法进行的加速扩展，这个情况引起海军部的最大焦虑。我对欧洲形势的危险仍是个怀疑论者，海军部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在与财政大臣接触中，我立即开始察审这个计划，审核支持这个计划的理由。我们两人共同作出的结论是，建造4艘军舰的计划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出于需要，细致地分析英德海军现在和今后的特性与组成。我不能同意海军部提出的论点，说危险的局势将在1912年来到。我认为海军部有关这个主题上的数字有点夸张。我不相信德国正在秘密建造比他们公布的舰队法所要求的更多的“无畏”级战舰。我认为，我们在主要的“无畏”级舰方面，加上新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舰，在海军力量的差距上，能保证1912年(当时叫作危险年)时我们充分的优势。无论如何，由于海军部只要求在财政年度最后一个月(即1910年3月)开始建造第五艘和第六艘“无畏”级舰，这些不影响我的计算，因而财政大臣与我一起建议1909年应批准造4艘，其余两艘应与1910年计划一起考虑。
根据后来实际发生的事件，回顾这次争论的大批文案，毫无疑问(就有关的事实与数字而言)我们完全正确。海军部的悲观预料无论在哪方面在1912年都未实现。我们发现英国在那一年的优势是足够的。不存在秘密的德国“无畏”级战舰，也不存在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发表大量建造舰只的不实声明。
内阁中的争吵引起政府外的强烈不安。争论过程导致气氛的骤然紧张。争论中的实际论点从未成为问题。引起整个国家真正惊恐的原因是人们第一次广泛认识到德国的威胁。最后达成奇特的解决办法。海军部要求造6艘军舰；经济学家提出减为4艘；我们最终妥协为8艘。但是8艘中的5艘在1912年“危险年”和平地过去之前尚未准备就绪。
尽管财政大臣和我在狭义上讲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命运攸关大潮中全然错了。最大的荣誉应该给予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因为他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在争议中忍受他的党对他批评时所持的坚毅与勇敢的态度。在争议进行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下一次有关海军的内阁危机发生时，我们扮演的角色会颠倒过来；他也意想不到，他顽强争取的舰只，当它们最终来到时，竟会受我张开双臂的热忱欢迎。
关于在一个特定年份需要舰只的确切数字，人们所持的想法不管有多大区别，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她无比强大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人得多。德国1900年的海军法经过1906年修正补充；而在1906年的增补的基础上1908年又有新的增补。1904年在雷瓦尔的一篇耀武扬威的演讲中，德皇已经自称为“大西洋海军司令。”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始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匹敌，与谁较量，她使用海军除了我们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此外人们开始了解，以放弃针锋相对的手段试图说服德国离开她的既定路线是毫无用处的。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再次证明骁勇的种族应该替代衰弱的、过分文雅的、追求和平的种族，后者已不能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任何人目睹英德两国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头几年建设舰只的系列数字，都会感到英国置身于危险(如果不是致命)的阴谋中。
1905年英国建造4艘，德国2艘。
1906年英国削减其计划建造3艘，德国增加其计划建造3艘。
1907年英国进一步削减其计划，建造2艘，德国进一步增加计划，建造4艘。
这些数字极为重要。
无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海军的发展持续落后，英德间原有的差距将很快消失，这样的认识逐渐占有几乎每个人的头脑。
07.
现在我们看到了5年时间里德国的政策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如何最彻底地唤醒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二国。其中两国(法国和俄国)在公然的战争威胁下已屈服于德国的意志。这两国都被一个邻国公开宣布她将不惜使用一切武力的意图所镇服。两国都感到，只有屈服才能逃脱血腥的折磨和可能发生的灾难。对未来公开侮辱的恐惧加重了昔日的屈辱感。第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战备，但岛国难以进入，而她在世界事务上不能被忽视——英国也感到有一双手正在挖其生存的真正基础。很快而且肯定，德国海军将编队整齐地出现在我们门口，它必然置我们于危险境地，只有顽强的努力以及几乎对待实际战争那么紧张的警惕才能避开这个危险。随着法国与俄国增加武装力量，英国也在同样压力下增加她的舰队。此后这三个不得安宁的国家将更密切一致地行动，以免一个接一个被她们的对手所征服。此后她们的军事部署将逐步趋于一致。此后她们将有意识地面对共同的危险。
啊！愚蠢而勤奋的德国人，工作如此努力，思想如此深邃，在自己祖国的阅兵场上大步前进和后退，钻研着超长的计算，对新发现的繁荣有激情，不满足于平凡的成功，有多少支柱支撑着你们的和平与光荣，你们别亲手不断地把它们砸烂！
当时冯·比洛亲王的继承人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在1909年，局势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坚定地站在法俄一边。这是实施她的传统政策，那就是反对当时最强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紧紧把握她的海军计划，指出她东方针策的明确方向，而且必须防范法国的敌意，这种敌意在她近几年的政策中决不会减轻。如果说德国把英国宣布的与法俄双边同盟的友谊，看成是法俄政策所有侵略性倾向的可怕加剧，那么站在这个同盟一边的英国越来越把德国舰队的加强和我们东方政策中对她古老权利的破坏看作威胁。双方已经有过争论。气氛极不友好和充满不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就是这位新德国首相的继承物。
现在，他将给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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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00年南非布尔战争后英执政党为摆脱国内不利局势而举行的议会突击大选。——译者
①特使为亨克尔·冯·东内斯马克亲王。
第03章、阿加迪尔危机
01.
1911年春天，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非斯。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加剧的不满，加上这个行动，引起德国政府在7月初采取突然手段。当时在欧洲金融界十分活跃的一家德国公司曼内斯曼兄弟公司宣称，他们在摩洛哥海岸的大西洋沿海地段一个港口及其腹地拥有巨大的利益。这个港口名叫阿加迪尔。德国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向法国人提出这个意见。法国政府完全理解，他们在摩洛哥获得了利益，使德国有理由在刚果河流域找寻一定的殖民利益作为补偿。另一方面德国新闻界不满意把德国以在气候温和的摩洛哥的利益去交换他们已经多得过剩的不利于健康的热带地区。牵涉的问题很复杂但在本质又极端不重要。法国人作好长期谈判的准备。就这个港口和阿加迪尔的内陆地区而言，看来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压根儿否认那里存在任何德国利益。他们说那里只有一块未被人手触及的沙湾；那里岸边没有德国产业，没有贸易机构，没有一座房屋；在腹地也没有德国的利益。这些事实只要两国可信任的代表走一趟便能容易地查明。双方都表示很愿意安排一次查明事实的走访。他们还表示急于进行有关刚果边界的讨论。
7月1日清晨，德国突然和令人意想不到地干脆宣布，德意志皇帝陛下指派其炮舰“美洲狮号”驶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利益。宣言发布时这条小小的兵船已经上路。全欧洲所有警钟立刻开始颤动。法国感到她面对无法解释的行动，行动背后的目的更无法推测。英国查阅了地图后开始琢磨，非洲大西洋海岸出现一个德国海军基地会对其海运安全有什么意义。英国“注意到”(水手们互相写信时经常说的术语)这个事实必须与以下情况联系起来看：即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的活动以及从南美和南非的给养运送路线与贸易路线都在这些水域会合和经过。欧洲感到不安。法国感到真正的惊恐。当梅特涅伯爵将德国人的行动通知爱德华·格雷爵士时，后者告知他，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必须由内阁加以讨论。7月5日内阁开会后，爵士告知伯爵，英国政府不能对摩洛哥问题漠然置之，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他们必须持保留态度。从那天起到7月21日，德国政府一言不发。毫无疑问，英国的明白无误的姿态使德国外交部大为吃惊。随后在两国政府间出现当时称为“沉默期间”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报纸进行了剧烈的笔战，而英国报纸呈现出十分沉闷的气氛。
要从驻欧洲各国大使馆天天发来的一份份电报中，猜度德国行动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困难的。我专心地听取内阁中对这个问题的一再讨论。德国是在找寻对法国作战的口实呢？还是她仅仅试图通过制造压力和不安定以改善其殖民的地位呢？若是后一种情况，在一段紧张时间之后纠纷无疑会得到解决，过去有过很多这种情形。大国在两边列队集合，受精心设计的外交缓冲礼节的引导和保护，相互展示各自的行列。在最前面是两个主要争执国(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按照其资源与资格顺序以不同距离排列左右，形成了同盟国与当时开始被称之为协约国的阵营。在合适时刻，其辅佐者或支持者会发出某种含义模的言语，表示其内心状况。作为这些呼喊的结果，法国或德国会后退或前进一段非常小的距离，或者可能稍稍向右或向左移动。当重要的欧洲平衡，实际上也是世界平衡，作出这些微妙的纠正时，可怕的队伍将撤回到自己的地界，撤退时有仪式和礼节还有互相祝贺，或者彼此轻轻耳语对结果表示慰籍。以前我们见过几次这种情况。
可是，即使是这种过程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一定得想一想那些日子里这些国家相互交往的性质，她们不是棋盘上的棋友，也不是穿着美丽有褶裥的衣服在方阵舞上彼此做鬼脸的木偶，而是有动能或潜能的庞大组织，她们像行星体一样，不可能在太空中彼此接近而不产生巨大的磁反应。要是她们相距太近，电将开始闪光，超过某一点，她们可能被从限制它们的轨道上吸引到一起，引起可怕的碰撞。外交手段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样的灾难。只要在任何国家和民族心中不存在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战争目的，外交也许会成功。但是在这种严肃而微妙的接触中，任何一方的一个暴力行为将会撕碎和搅乱所有人的克制，使世界投入黑暗深渊。
我在思索，德国人对原先的英法协定有一定的不满。我们在埃及得到许多实际利益。法国在摩洛哥获得巨大好处。如果德国人感觉到这些安排损害其相对地位，没有理由说她不应该忍耐地和和善地提出和坚持她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大国中最离群和最少结盟的英国，可能施展缓和局势和减轻紧张以及促成和解的影响，当然这就是我们努力去做的事情。不过，如果德国的意图邪恶，这样做的用处极少。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说出非常斩钉截铁的话，而且要在不太晚之前说出。我们从世界政治舞台完全隐退也与事无补。倘若我们这样做，我们所有的遏制影响将消失殆尽，必然会出现敌对力量的紧张加剧。因此，我阅读开始传递怀疑心态的所有报纸和电讯，我能看出爱德华·格雷爵士平静底下日益增长的、有时是十分严重的焦急。
欧洲局势阴霾密布，由于我们自己会议室中各种力量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演而复杂化。在这里再现外面外交形势的平衡与保留的缩影。从事英国外交政策的大臣们，他们背后是显示着海上威力的巨大的三叉戟，他们完全属于政府中的自由帝国扩张派。他们受激进分子的密切监视，被迫保持平静，他们中包括受尊敬的人物如莫利勋爵和洛雷本勋爵，而财政大臣与我通常倾向他们一方。很清楚，如果某种危险状况随后发生，这种平静会容易地使得英国不可能以坚定果断的语气说话。因此，我们既不应远避危险而洁身自好，也没有能力采取果敢行动及时把危险挡开。在这样的环境中，财政大臣的态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有几个星期他没有表示他遵循什么路线的迹象，在我们多次的谈话中，他给我的任象是有时站在这一方有时站在另一方。但到7月21日早上，当我在内阁开会前拜访他时，我发觉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已下定决心。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要走的道路。他知道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怎样去做。他对我说话的要旨是我们正滑向战争。他详细谈论我们所关心的德国的令人压抑的沉默。他指出，德国目前的行为，似将英国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德国完全忽视我们强大的形象；她继续对法国施加最严厉的压力；灾难可能随即发生；要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说话，我们必须立刻就说。他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出席银行家一年一度的晚餐会并对他们讲话。他想要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德国想打仗，她会发现英国将成为她的对手。他让我看他准备的讲稿，并且告诉我，内阁会议后他要把讲稿让首相与爱德华·格雷爵士过目。他们会怎样说？我说，他们当然会感到十分宽慰；他们确实感到了宽慰，我也感到了宽慰。
劳合·乔治先生从政府反对派接管外交政策是一件决定性的大事。我们从此能够即采取坚定而一致的政策。那天晚上在银行家协会中，财政大臣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维持和乎的代价是：要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她利益做关的地方任人摆布，似乎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如果强加给我们的是这样局势，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入伦敦城听他演讲的银行界人士，他们的内心因劳合·乔治预算的不公和预算使他们财产蒙受可怕损失而感到不宁。他们极少想到未来，所以并不理解他们听到的讲话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把这些话看作大臣关于外交事务的一次寻常的老生常谈。然而欧洲国家的大臣们却一致跳了起来。
4天以后，大约在下午5点半，财政大臣与我正在白金汉宫喷泉旁散步，后面赶上来一个信使。问财政大臣能否立刻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劳合·乔治先生突然停止脚步，转过身来对我说，“一定是为了我的演讲。德国人可能要我辞职，就像他们要德尔塞卡辞职一样。”我说，“那将使你成为英国最得人心的人”(当时他实际上不是最得人心的)。我们尽快回去，在下院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办公室里见着了他。他第一句话是：“我刚收到德国大使的信件，语气十分僵硬，我们的舰队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受攻击。我已派人去请麦克纳，叫他提高警惕！”然后他简短地告诉我们他刚刚与梅特涅伯爵进行的谈话。这位大使说，听了财政大臣演讲后，德国不再能作任何解释。他用尖刻的言词说，要是法国拒绝皇帝政府伸向她的手，为了维护尊严，德国将以一切手段迫使法国全面尊重德国的条约权利。然后他宣读针对劳合·乔治先生演讲词的一份长长的抗议书，“至少可以说，这篇演讲不能被理解为对德国讲话的警告，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已经把它解释为接近威胁的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以如下方式作答是正确的，指出由于刚才读给他听的那份信件语气无礼，要对财政大臣的演讲进行解释已有损英王陛下政府的尊严。当我们正在进行谈论时海军大臣到来，几分钟后他匆匆离开去发布警告命令。
这些致命的措辞听起来十分谨慎和恰当，柔软、平静的语调和谦恭、庄重、正确估量过的、充满和平气息的文字。但就是这个德国，她是会不加警告就开炮把各国打倒在地的。所以现在，海军部的无线电报悄悄地通过以太传到战舰的高高的主桅，舰长们在甲板上踱步沉思。没有事情，根本没有事情。在20世纪想到这些真是太愚蠢和太荒唐。难道会有人从黑暗中跳出袭击和谋杀，要我们性命？难道鱼雷会撕破还未睡醒的舰艇的腹部，过了一夜到太阳升起时海军优势已不复存在？一个守卫一直良好的岛屿最后竟不能自卫？不，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文明已足以制止这种毁灭。各国间贸易与交通上的相互依赖、人们的公法意识、海牙公约、自由原则、工人政党、巨额融资、基督教慈善事业以及人类的常识使得这类恶梦不可能成真。你有把握吗？想错了真遗憾。这样的错误只能犯一次——犯一次就会遗恨千古。
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说使各国大吃一惊：它对德国政府更是一声惊雷。他们所有的情报曾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会是主和派的领袖，英国行动将是中立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现在他们意料英国内阁是绝对团结一致的，财政大臣是英国政府从所有其他人中精选出来作为英国政府中最激进的大臣来发表这个声明的。①他们不能理解，德国在英国的代表和间谍怎么会被如此严重地误导。他们的恼火，决定了梅特涅伯爵的垮台，机会刚刚成熟他就被召了回去。居住在伦敦10年的大使竟不能预测一个最有权力的大臣在这种性质问题上的行动。从上文所述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对梅特涅伯爵太苛刻了。他怎能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将要做什么？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的同事也不知道。连与他一起工作关系密切的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在他明确地下定决心之前，他本人也不知道。
现在看来有可能，德国人在这次事件中无意挑起战争。但是他们有意要摸摸底，在这样做时他们准备走到悬崖的边缘。在悬崖边上人很容易失去平衡；轻轻一推、一阵风、片刻的晕眩，所有一切全都会使人突然落入深渊。在英国方面公开表态之前，不管德国人内心有还是没有战争的意图，但此后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
财政大臣的演讲及其引起的余波之后，德国政府不再怀疑，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战争强加在法国头上，英国一定会对她作战。他们没有立即从其原有立场上后退，但他们尽量小心避免新的挑衅行动；他们与法国谈判的各种处理方式倾向于调和和退让。对于我们来说要估计问题的不同阶段的确切意义依旧极为困难，在整个7、8、9三个月形势继续不明朗和令人压抑。德国外交政策特性上表现出来的细微但决定性的改变难以察觉得到，与此同时就我们所知，德国境内发生的某些预防性军事措施大大增加我们的忧虑。因此，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过去，英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
迄今，作为内政大臣的我在这番事态变化中没有发挥任何特殊作用，尽管作为内阁成员我极其注意它的发展。就在此时我突然受到猛烈震惊。7月27日下午我参加唐宁街10号一个游园会。在那里碰到警察总监爱德华·亨利爵士。我们谈起欧洲的局势，我告诉他局势严重。以后他陈述，根据一个奇特安排，内政部应通过伦敦市警察局负责保卫在查坦登和洛奇山的军火库，那个军火库贮藏着海军无烟火药的全部储备。许多年来这些军火库，由几个警察守卫着，未出事故。我问他倘若一天晚上有20个德国敢死队员乘两辆汽车全副武装来到那里会发生何种结果。他说他们能为所欲为。我立即离开游园会。
几分钟后我从内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到海军部。我问谁在值班？回答是，管业务的海军大臣随舰队在克罗默蒂；第一海军大臣外出视察。当然我用有线或无线电讯很快与两人取得联系。此时有一位海军将军(不提其名)掌管部务。我要求海军陆战队立刻保护这些对皇家海军至关重要的军火库。我知道在查塔姆和朴次茅斯的兵站驻有大批海军陆战队。这位海军将军在电话回答我，海军部没有责任也不想承担这个任务；从他和语气里很清楚表明他讨厌危言耸听的文职大臣的打扰。“那末你拒绝派海军陆战队？”经过少许犹豫他回答道，“我拒绝。”我放回电话听筒改摇陆军部。霍尔丹先生在那里。我告诉他我要在当晚加强和武装在那里的警察，要求他为每个军火库增加一连步兵。几分钟内命令就发了出去，几个小时内陆军出动。到第二天海军无烟火药储备库安全了。
这是一件小事，也许我的担心没有根据。但是一旦人们开始以这个角度看形势时，就不可能考虑其他做法。四周充满和平、舒泰、心境平静的英国人的忙碌生活。街道上群集着男男女女，他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威胁。几乎近一千年没有外国军队登上英国的土地。英国本土的安全有一百年未受威胁。人们以充分信心和相当无知一年年一代代做生意、参加体育运动、上学校和参与党派争论。他们的所有思想都来自和平环境。他们的所有安排都是长期和平的结果。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一场大规模战争，也许就在这个居住着从世界各地来的可信任外来客人的伦敦市内，一些死心塌地的外国人可能正打算向我们所信赖的伟大武器和防卫屏障施加致命的打击，那么大多数人会表示怀疑，许多人会感到非常恼火。
我开始调查容易遭受攻击的要害部门。我找到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助理大臣、有远见的海军上校汉基，他已经着手编制战时手册，将要害部门进行分类。该书的规划此前实际上已开始。②我进一步问到破坏、间谍及反间谍问题。我又访问了一些平平常常的用不起眼的工具默默无闻和严肃认真地工作的军官。他们告诉我关于在英国各海港活动的德国间谍和特务的情况。迄今内政大臣还必须在必要时签发许可证，检查经过皇家邮政的特殊信件。此时我签发了一般许可证，授权检查名单上特殊人物的一切来往信札，这份名单不断有所增添。这个办法立刻发现了一个由德国人出钱雇佣的英国特务组成的正规的庞大系统。这仅仅是内政部长有责任正式干预的准备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但一旦我涉足进去，它在我心目中比其他所有事务更加重要。有7年时间我几乎很少考虑其他问题。自由政治、国民预算、自由贸易、和平、费用削减和改革——所有我们选举斗争中的战斗口号在这个新的使人全神贯注的任务前面开始显得不现实。在一个个出现在眼前的严酷现实中，只有爱尔兰仍保持着她的位置。别的大臣无疑有同样的心理经历，但我只讲我自己的故事。
这时我开始深入研究欧洲的军事形势，我阅读提供给我的所有文件。我花费许多时间参与争议与讨论。国防大臣通知他的部下告诉我想知道的任何消息。参谋总长威廉·尼科尔森爵士是我的老朋友。我与他在1898年蒂拉赫远征结束时同是威廉·洛克哈特爵士麾下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他撰写精美、雄浑有力的评论文字，鼓吹明确和坚定的原则立场。但是教给我最多知识的人是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即以后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这位军官具有很不寻常眼力与信念。他对欧洲大陆具有我认为的无比丰富的知识。他彻底了解法国的陆军。他洞察法国参谋部的机密。他曾是英国参谋学院院长。多年来他致力于一个目标，即战争如果爆发我们应立即站在法国一边作战。他确信战争迟早会爆发。军事情报的线索俱在他掌握之中。在他小小办公室四面墙上挂着巨大的比利时地图，清楚地标明德国陆军横越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每一条可以行军的道路。他的全部假日，都用来审核这些道路及周围乡村。他没法去德国详细了解情况，因为德国人对他知道得太多了。
一天晚上，德国大使——仍旧是认识10年的梅特涅伯爵——邀请我共进晚餐。我们只有两个人，他拿出德皇地窖里储藏过的著名霍克酒。我们关于德国作了一次长谈，谈到她怎样发展强大；谈到拿破仑在联合德国中扮演的角色；谈到普法战争及其如何开始和结束。我说，俾斯麦允许自己受军人逼迫割取洛林真是一大憾事，和阿尔萨斯—洛林如何种下所有欧洲军备竞赛和对立结盟的祸根。他说这两地从远古时代起原是日耳曼的省份，直到一个极度平静的日子路易十四趾高气扬地越过边界占领它们。我说那里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倾向法国；他说人们的感情倾向双方的都有。我说无论如何这整个事情牢牢记在人们的心间，法国人决不会忘记失去的省份，他们绝不会停止向她呼唤。我们的谈话转向性质相似但更严重的题目。我问到他对于目前形势是否焦急？他说，人们试图把德国围起来并把她驱入网中，她可是一头强壮的野兽，要把她网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我说，她有与其他两个第一流强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的同盟，怎么能把她网起来？我们多年来常常处于孤独的地位，但并没有感到惊恐。他说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但是当你的国家经常遭受别国军队践踏、掠夺和压迫，并且只有以你军队的胸膛去抵挡入侵者的时候，你便会感到心惊肉跳。我说没有人使德国惊恐，只有每个人受德国的惊恐。
以后我们谈到海军。我说，德国试图在海上与英国对抗肯定是个大错误。德国决追不上我们。我们将建造舰只与你们成二比一的比例，若有必要还会更多，这样在每一阶段两国间的对抗会逐步升级。激进派人士和保守党人，不管他们彼此可能怎样指责，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任何英国政府，凡危及我们海军优势它决不能存在。他说，劳合·乔治先生曾告诉他许许多多相同的意见，但是德国人并不想占有海上优势。他们想要的只是一支保护他们商业和殖民地的舰队。我问道，有一支较弱的舰队有什么用途？它只是另一个随时都会失去的东西。他说皇帝深切地眷恋他的舰队，舰队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我忍不住说，毛奇曾公开宣告完全不同的意见，说舰队是德国真正利益所在。
我记录了这些愉快的虽然小心翼翼谈话的笔记，不是因为这些话有任何重要性，而是因为有助于表明不同的观点。后来我知道财政大臣在相同的环境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要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受到真正的挑战，他将为它一年中筹集一亿英镑。
梅特涅伯爵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忠诚地为他的主人服务，但竭立维持和平，特别是英德间的和平。在柏林一次将军和亲王们的集会中，我听到有人说，英国舰队有一天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攻击德国。听到此话这位大使回答说，他在英国住了近10年，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他的话引起人们明显的不相信，他站起身来说他以德国官员的荣誉说这句话，他愿以他个人的荣誉保证它是实话。这些话暂时平息了集会者的议论。
缺乏思考能力的人习惯于嘲笑老式外交，并声称战争就是外交上搞秘密运作引起的。当人们看到引起大国间战争和许多纠纷的细小起因时，容易误认为是秘密外交的过失。当然这样的小事仅仅是危险疾病的症状，只有从这一点上说小事才是重要的。在症状后面存在着强大民族的利害、激情和命运。一长期的对抗以琐屑小事表现出来。从前有人说过，“大规模的骚动由小事引起，但与小事无关。”老式外交的拿手好戏是使小事情不生祸害，此外别无能耐。可是推迟战争便可能消除战争。改变环境、改变联盟、出现新的集团、新利益替代旧利益。许多可能导致战争的争吵被欧洲的老式外交手腕化解了，用梅尔本勋爵的话说，被外交手段“平息”了。世上大小国家，虽然对各自可怕的遭遇记忆犹新，如果她们能够设计出较广泛、较深刻的和平保证，将各自的家园建设在兄弟般相互依靠的、较稳固的基础上，那么她们依旧需要欧洲老式外交家的典雅态度、有礼貌和审慎的言辞、沉着冷静的举止、保密观念和慎重作风。不过这些是离题话。
8月23日，在议会休会大臣们离去后，首相非常秘密地召开帝国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他召集与外交形势和作战任务特别有关的大臣，当然包括财政大臣。还有陆海军的重要军官。我受邀出席，尽管内政部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坐了一整天。上午由陆军发言，下午由海军发言。
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谈总参部的观点。他站在特意运来的巨幅地图边上，情绪特别激动，他披露(后来证明是极端精确的)在德奥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中德国攻击法国的计划。他的讲话简介如下：
首先，德国人将以近五分之四力量对付法国，只留五分之一的力量遏止俄国。德国陆军将集结在从瑞士边界到亚深一线。他们将从右翼横扫比利时，从而绕过保护法国东部边境的堡垒防线。德军右翼的这种异常巨大的横扫行动需要利用从卢森堡到比利时默兹河的比利时的每一条道路。这样的道路有15条，也许每条路可通过3个师。比利时默兹河的流向与这些师的前进方向平行，并保护它们的右方侧翼。沿这条河有3个重要的筑有工事的航道或桥头堡。第一个列日与德国最近；最后一个那慕尔与法国最近；在两者中途是于伊堡。现在有个问题：德国人占领这些桥头堡之后是限制自己在比利时默兹河东边，并利用河流为防护屏障，还是抽出兵力，把相当大部分军队伸展其进攻矛头到默兹河以西，继续前进超越河界而不是限制在河界以内？这只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会根本不占据比利时默兹河以西地区吗？他们会只用骑兵掠过沿河狭长地带吗？或者他们会挥动步兵师甚至军团在河的西部进军吗？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战争来到时，他们用整整两个集团军进军。但是在当时，最恐惧的猜测也不超过一个军。
引证的最最详细的证据表明，德国人为通过比利时进军作了极为细致的准备。接近边境的大量兵营、巨大补给站、铁路交通运输网、无穷尽的专用支线，最最清楚和不容怀疑地暴露了他们的图谋。宣战后列日在数小时内即可被占领，甚至有可能在宣战以前，由从埃尔森博恩军营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的突然奔袭予以占领。那个军营此时(1911年8月)驻满军队，好奇的人们和普通的乡下人已被粗鲁地挡回或阻止他们接近军营。
面对这样的猛裂的袭击比利时会怎么做呢？没有办法可以拯救列日，不过法国军队可能及时到达那慕尔帮助防卫。至于其余地方，假定比利时抵抗入侵者的话，比利时军队将撤入安特卫普的有战壕环绕的巨大兵营和堡垒。这块广大的地区有许多横竖交叉的河流与运河，有三圈碉堡防卫，将成为比利时王室与人民的最后避难所。
对荷兰的处境也作了审视。没有人认为德国人会像横行干比利时那样蹂躏荷兰，但是德国人可能发现通过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荷兰奇怪形状的突出部分进军是十分方便的，那块突出部分按当时英国参谋部的说法称作“马斯特里赫特阑尾”。如果德国要把大部队投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他们肯定会这样做。
应付这个可怕形势的法国计划没有详细地告知我们，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以他们自己的最大规模的反攻抢先拦阻和打破德军的包抄运动。
当动员完成时双方在各条战线上可投入使用的师，数目估计如下：
法国人………85
德国人………110
有人断言，倘若有6个英国师在宣战后立刻被派往防守法军最左边的阵地，在第一次大战役中击溃德军的机会很大。要是法军知道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将会有双倍信心打仗。关于俄国力量，威尔逊将军的话有正确的预见性，他对于俄军动员缓慢的描述消除了许多幻想。那种认为德国满足于留出几乎不到20个师以抵抗俄军的想法，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英国参谋部认为这样的决定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久将看到忠诚的俄国和沙皇怎样找到办法作出巨大牺牲把德军的很大一部分在决定性时刻引向东方。当时无法预见这样的行动，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把它忘掉了。
在两点钟短时休会前，然有许多讨论和大量询问。当我们在3点钟复会时轮到海军部发言，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用另一幅地图评述在我们被卷入这样一场战争情况下，他认为应采取政策的观点。他没有向大家透露海军部的战争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紧锁在自己的脑海里，但是他指明作战计划包含严密封锁敌人港口的原则。人们很快就明白，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看法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海军部的想法大体上是，我们应该把作战努力限制在海上；如果我们派数量不多的陆军去欧洲大陆，它会在那以的大陆国家巨大争斗中被吞噬光。要是把我们的陆军保持在舰队上准备对德国海岸进行反击，它将迫使大量德军从其战线撤出。这个观点受到陆军将军们的猛烈抨击，没有博得人多数与会者的好评，而在关于这些军队登陆的许多细节上陆军和海军当局完全不一致。在这种关键时刻在基本问题上陆军与海军参谋部之间的严重分歧是我进入海军部的直接原因。会议散后，霍尔登先生向首相暗示，除非建立海军部委员会，使它与陆军部计划协调工作，并由它组织适当的海战参谋部，否则他不想继续负责陆军部工作。当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此事注定很快以明确方式影响我的命运。
我认为总参谋部对法国陆军的看法过份乐观。我知道他们站在法国一边，所以担心他们的想法是一厢情愿。英国军人不可避免地热切希望见到自己的国家站在法国一边进行干预，并深信法国被德国毁灭将危及英国的整个未来，因此倾向于过高估计法国陆军的相对力量，将它的前景设想得比实际更光明。总参谋部的大多数情报来自法国。法国的总参谋部是坚定和有希望的。攻势原则是他们军事艺术的基础和法国军人的主要动力。虽然根据最可靠的情报，战前法国的陆军当全面动员时只有战前德国陆军的四分之三，但是法国下动员令后的第9天到第13天就能为战斗前线召集一支占优势的部队。法国将军抱有高度希望：大胆采取主动、猛烈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将起到破坏德国人小心制订的通过比利时进军巴黎的计划。这种希望反映在英国总参谋部的评估报告中。
我不能同意这些意见，因而我起草一份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包含根据我在总参谋部得知的所有信息作出的结论。备忘录起草日期是1911年8月13日。当然其目的只是为了撕破未来的面纱、勾勒各种可以想象的前景、权衡数不清的因素、掂量无法估计的事物。可以看出，我把动员后第20天称作“法军被从默兹河一线驱逐撤退到巴黎和南部”的日子，把动员后第40天称作“德国内部和前线力量发挥到顶点”、“那时会出现决定性考验力量的机会”的日子。我乐于承认，我无意想使其成为精确的日子，而是把它们当作指引，表明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可是事实上，这些预言3年后几乎一点不差地被事实证实。
我在1914年9月2日重印这份备忘录，目的在以这样的希望鼓励我的同事，即如果关于第20天这个不利的预测得到证实，那末第40天的有利预测也会得到证实。后来确实如此。
欧洲大陆问题的军事方面
丘吉尔先生备忘录
1911年8月13日
以下备忘录是根据……已经决定在欧洲大陆使用英国军事力量的假设写的。本文不对那个决定作预见性判断。
仅定在英法俄之间存在同盟，这些国家受到德奥的攻击。
1.决定性作战将是法德间的那些战役。德国陆军在质量上至少和法军相等，而能动员军队人数为220万对170万。因此法国人必须想方设法使双方力量比较均等。找到办法要么在德国人能发挥其全部力量之前，要么在德国人竭尽全力之后。前一种情况可能在第9天和第13天之间达到；后一种情况大概在第40天时达到。
2.在动员时期的几天中，法军如果在前线与对方军力相等或暂占优势，这一事实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除非假定法国打算采取战略攻势。德国人不会选择他们不占优势的日子发动总进攻；如果法国人进军，他们立刻失去他们自己的全部内部交通联系的有利条件，他们在推进时会遇到前来增援的德军，从而丧失自己可能暂时拥有的人数上的优势。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保持守势，或者在自己的堡垒防线上或者在比利时边境后面防守；何时开始打第一次硬仗的日子，选择权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人一定有足够的聪明能选择最适当的日子，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被迫进行决战，除非法国方面作出某些不顾后果和没有道理的行动。
3.英国方面在谨慎研完各种进攻机会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德军开始作有决定意义的进军时，它将有充分优势的军队作后盾，并在充分广阔的前线发动进攻、以迫使法军从比利时边境后面的阵地退却，即便法军可以守住凡尔登——贝尔福战线上堡垒群中的间隙。一连串大规模战事无疑会发生，各处的战况会有所不同，而且德军遭到重挫的可能性也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德军的进攻停止，法军兵力也不足以反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可对此抱有希望。更多的可能性是，在第二十天左右法军将被从默兹河防线赶跑，撤退到巴黎和南方。所有以相反假设为根据所制订的计划太多地寄希望于命运了。
4.不排除使用4或6个英国师参与这些最初的大战的计划。这样的一支军队是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因素。它对法军的价值大大超出数字显示的力量。它鼓舞每个法国军人的士气，使得德军在用强力攻占边境时必须付出大得多的代价。但是对我们最有实际后果的问题是，在德军突破边境和入侵法国开始后将发生什么情况。法国没有能力在前线采取任何行动来成功地结束战争。她不够强大，无力入侵德国。她的唯一机会是在法国境内击败德国。就是这个问题在作出任何最后决策前应予研究。
5.德军进军经过比利时进入法国，由于下列全部或任何一个原因将被相时地削弱：
由于在攻势中免不了有较大的损失(尤其是如果德军试攻法国堡垒防线失败)；
由于在外线作战必须运用更多的士兵；
由于必烦保护他们通过比利时和法国的交通线(尤其从沿海侧冀过来的交通线)；
由于进攻巴黎(必须投入至少50万对10万兵力)，包围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也需要大量兵力；
由于英国军队的到达；
由于从第13天起日益加重的俄国压力：
一般地说由于德军的行动公开后，从右侧进军造成的不利的战略形势；
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随着德军继续前进和时光一天天流逝而成正比地增加。
6.海军封锁也需要时间才能对德国商业、工业和食品价格上产生影响，如海军部备忘录所描叙的；巨大的战争日常费用的不堪重负，从德国的信誉和财政状况中反应出来也需要时间。所有这些压力将同时地和逐步地发展。(财政大臣特别注意这方面以及德国工业与经济组织的结构方面的微小变化。)
7.到第40天，德国在内部及其战线上已达到竭尽全力的境地，这种紧张状况将一天天更加严重，直到最后垮台，除非德国在法国境内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减轻重负。如果法军没有在突如其来的或险恶的战斗中被消耗太大，40天以后，力量均衡将有利于法军，而且形势会日益得到改善。因为德军将面临越来越需要胜利的进攻，但前线往往出现兵力日渐相等的形势，此时可能出现决定性力量考验的机会。
W·S·丘吉尔
02.
会议散了，忧虑沉重地压在与会者的心头。
陆军部在那些日子里忙碌着处理机密消息。无法采取最细微的公开行动。但做了每一件能事先想到的准备工作，用文件制订出了每一个细节。每个营的行动的严格时刻表或他们所称的行动图——甚至标明在哪里喝啡咖——制订并定了下来。印制了数以千计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地图。“由于威尔特郡及其邻近各郡缺水，”推迟了骑兵的调动。新闻界按严格的党派划线，言论压倒性地倾向于主张和平，没有新闻检查，没有强迫行为，觉察到了一种普遍的沉默。没有任何言论打破长期令人窒息的寂静。大规模的铁路罢工以神秘的突然性结束。劳资双方听了财政大臣推心置腹的谈话后作出了相互让步。
8月中旬我去乡间住了几天，脑子里除了战争的危险外没有任何其他思想。我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但强烈照亮我心中的只有一个感兴趣的领域。8月30日从环绕梅尔山延展的生机盎然的乡村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间也许来到了。倘若摩洛哥谈判失败，请考虑使用如下的政策：
建议与法国和俄国订立三国同盟以保护(特别是)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独立。
告诉比利时，如果她的中立遭到破坏，我们准备援助她，并将与法国和俄国缔结同盟以担保她的独立。告诉比利时，为此目的我们将采取任何最有效的军事行动。但是比利时军队务必参战以配合英国和法国军队。比利时还必须立即适当地派兵驻防列日和那慕尔。否则我们不能对她的命运负责。
向荷兰和丹麦提供同样担保，条件是她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如有必要，我们应帮助比利时保卫安特卫普，并为防守该地的要塞和军队提供给养与弹药。我们应准备在适当时刻向荷兰人施加最大压力，使她保持斯海尔德河为一切用途开放。要是荷兰人关闭该河，我们将封锁莱菌河作为报复。
对于我们，有能力封锁莱茵河至关重要，而且随着战争进行下去而越发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开始时不利用“马斯特里赫特阑尾”，他们将永远不会需要它。让我补充说明一下，我根本不相信严密封锁的那一套道理，我不喜欢海军部的说法。如果法国人派巡洋舰到摩加多尔和萨非，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方面)把我们主力舰队开到苏格兰以北进入战时位置。我们的利益在欧洲不是在摩洛哥。这个举动的重要性就像我们派两艘军舰与法舰一起巡弋一样。
请告诉我你何时返伦敦；谢谢你请把此信交给首相。
我的观点在此后三年和平时期里没有改变。相反，我所见所闻使我的观点更坚定、更充实。在某些方面，如取消严密封锁计划和命令舰队进入战时位置，我能够使其实现。对于另外一些事情，如保卫安特卫普，我没有权力及时去做我相信同样必要的事情。但是我并不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凭愚蠢的冲动行事，我尽力追求基于沉思与研究的坚定信念。当我眼见自己的一些信念在那个可怕和无比动乱的时期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得到证实时，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信念的真实性产生强烈的信心。对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从不感到怀疑，我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或劝导他人。
03.
无论如何阿加迪尔危机终于和平地结束了。它以用外交手段抵制德国而终止。德国又一次以突然和威胁的姿态干扰了整个欧洲。她又一次对法国使用最粗暴的恐吓。她第一次使英国政治家受到直接接触战争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欧洲大陆人民的心头从未消失。可是法国人作出了让步与补偿。关于在西非法德领地边界的错综复杂的谈判(谣言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在两个宗主国间订立一个协定。在我们看来法国赢得相当的利益。但是法国并不特别高兴，在那些焦燥不安日子里主持工作的总理卡约先生被免除职务，其原因在当时很难领会，但从以后的事态来看便能较易理解。德国统治阶层里的紧张程度必定极为严重。德国殖民大臣冯·林德奎斯特没有来得及在协定上签字就辞职了。毫无疑问，在德皇居住的宫殿内，众多穿着光采夺目制服朝臣们的内心正充满着深刻而强烈的屈辱和仇恨的激情，而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群中皇储本人是代表。世界把无限的污秽积聚在这个不幸者的身上。事实上他也许比一个普通的年轻骑兵中尉不好也不坏，他没有受过公立学校的一般教育，也不必考虑如何谋生。他具有相当个人魅力，他把魅力主要滥花在女人上，但是在黑暗的日子里他的魅力迷惑了维灵根的青年人。在高级指挥官、政府高级官员和政党领导人激情的眼光注视下和言辞的阿谈下，他已被冲昏了头脑。因此他纵身投入这强劲爱戴的潮流中，成为一股权势，或者应该说是一个权势的中心，有了这种地位，德皇也得刮目相看。德国再次着手增加自己陆海军的力量。
冯·提尔皮茨写道，“问题是我们要绷紧神经，继续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避免所有挑衅，而且要耐心等待，直到我们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来③，迫使英国人让我们和平呼吸。”仅仅是和平呼吸！需要多么可怕的装备来保证获得这个简单的呼吸动作！
04.
现在我们得追述法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1911年早期，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和法国指定的陆军战时总司令米歇尔将军为战役计划草拟了一个报告。他宣称德国肯定会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德国人的包抄运动不会限于比利时默兹河南面，而会越过它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其范围包含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他断言德国参谋部立刻使用的不只是他们21个现役军，还加上众所周知他们打算经过总动员组建的21个的后备军的大部分。因此法国应准备面对通过比利时的庞大包抄运动和一开始就包含42个军大部分的一支敌军。为迎击这个入侵，他建议法国人应该从一开始就组织和使用自己后备军的大部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与每一个现役编制并行建立一个后备编制，使两个单位在率领现役单位的军官的指挥下一起开上战场。使用这个办法动员起来的法国陆军力量将从13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德国入侵军将面对至少相等人数的法军。许多法国军的编制将提高到70000人，大部分的团将成为由6个营组成的旅。
米歇尔将军下一步进行部署这些部队。他建议把最大部分军队近50余万人布置在里尔和阿韦纳之间，以抗击德国包抄运动的主要兵力，他把第二大兵力30万人放在50万最大兵力的右面——在伊尔松和勒泰勒之间；他指定22万兵力守卫巴黎，这部分人也用作总预备队。其余军队沿东部边界配置。这些就是法国军队领导人1911年的计划。
这些想法与法国军事思想主流直接相反。总参谋部不相信德国会采取通过比利时作包抄运动的战略，肯定不会通过比利时的北部。他们不相信在刚开始的战斗中德国会使用他们的后备部队。他们也不相信后备队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有能力参加战斗。他们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德国人只会使用其现役部队，他们将以极快速度进攻，在穿过东部防线时法国反击部队一定要迎击并阻止他们。为了这个目的，法国人的编制应该尽可能大比例保持实际作战的军队和尽可能少比例保持后备队。怀有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制定“三年兵役法”，它保证至少可以得到两支由年轻士兵组成的完整部队。在法国参谋部里，除了参谋长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属于进攻学派，他们中间最活跃的鼓吹者是格朗迈松上校，他们热切地相信，胜利能够以一次对敌人的激烈而凶猛的突然攻击在最早一刹那夺得。
这种意见冲突决定了米歇尔将军的命运。可能是他的个性和气质与他深远而敏锐的判断力不相称。这样的差异常常损害真正的政策。在国防会议上他的同事联合成绝大多数来反对他。在阿加迪尔危机紧张期间他们的争议达到紧要关头。新任国防部长梅西米上校坚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米歇尔的计划。这位副主席处于孤立地位，几乎其他每一个将军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同意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没过几天国防部长通知他，他已失去法国陆军的信任，7月23日他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政府的意图是，米歇尔的职务应由加列尼或波继任，可是波要求任命一些将级军官，而部长不接受他的请求。他的任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表面上以他的年龄为理由，一旦提出这个借口，它对加列尼似乎更加不利，因为后者比他年纪更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选择落在霞飞将军头上。
霞飞是工程兵军官，在马达加斯加，他在加列尼麾下和在摩洛哥担当不同职务后，获得思想稳健、沉默寡言和意志坚强军人的名声，1911年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很难找到一个人物比他更不像英国人想象中的法国人——这个人大脑袋、宽肩膀、思考慢条厮理、行动迟钝、土里土气。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种类型的人，第一眼看来就觉得不适合编织和拆散深奥复杂而庞大的现代战争之网。他是国防委员会中资格浅的委员。他从来没有率领过军队，甚至也没有在战争演习中指挥过军队大规模调动。在这类演习中他扮演交通线监察长的角色，而当时他被委派在这个岗位上做动员军队的工作。
霞飞接受这个意想不到的任命提名时感到忧虑和困惑，这是自然也是可信的。他的迟疑由于得到保证卡斯泰尔诺将军由他特别安排而消除，这位将军深谙法国参谋部的计划与理论，特别精通打大仗。因此霞飞作为法国参谋部主要提名的人和他们理论的代表而接过权力。他一直不变地忠于这个概念，三年后法国注定要遭受的巨大灾难，从那时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霞飞将军的品格适合为战争前的几个短暂法国政府提供最有用的服务。他代表并体现变动世界中的“稳定”和派系斗争世界中的“不偏不倚”。他是具有明确政治观点的“优良的共和主义者”，而不是擅长搞政治的军人或参与阴谋的军人。没有人怀疑他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指责他牺牲天主教利益支持无神论的将军们。在政治家对今后大决战只会喋喋不休、怒气冲冲和七嘴八舌讲空话的时候，法国对这位将军无论如何有某些可以依靠的地方。在接近三年的一个接一个政府中，霞飞连着担任他的职务，我们有把握说，在局势变得日益险恶的岁月里，他在技术事务上的建议，几乎总是被任期短促的部长们所采纳。他在卡约和梅西米手下任职，在普安卜雷和米勒兰手下任职，在白里安和艾蒂安纳手下任职，当战争爆发时，他再次在维维亚尼和梅西米手下任职。
05.
最后让我们再谈谈英国的情况。
10月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与他一起在苏格兰住些日子。在我到达那里的第二天，正当我们从海边沙地去他家路上，他十分突然地问我愿不愿去海军部。当他刚担任首相时也向我提过同一问题。这次我不再犹豫怎么回答。我的内心充满了战争的危险。我欣然接受了。我说，“当然我愿意。”他说明天霍尔丹先生来看他，我们一起谈这件事。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意已决。傍晚的夕阳映照出远处慢慢驶出福斯港湾的两艘战舰的轮廓。在我眼中，它们似乎有新的意义。
当晚，在我上床时，我在卧室中看到放在桌上的一本大圣经。我得到的消息占据在我的内心，我职位的完全改变和托付给我的任务激荡着我的思想。我想到英国的危险，她热爱和平、却考虑不周和缺乏准备；我想到她的力量与美德，想到英国提倡的良知和公道的使命。我想到强大的德国，高高耸立在其帝国光辉上，用她的深邃、冷静、有耐心、无情的分析方法进行钻研。我想到陆军在1907年布雷斯劳演习中，我曾目睹这些矫健男儿从我面前一拨又一拨地跋涉而过，想到1910年维尔茨堡四周，在山岗上以及沿马路，几千匹强壮的马拖着大炮和大批榴弹炮。我想到德国人的教育和他们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他们在科学和哲学方面颇有建树所具有的含义。我想到赖以建立德国权势的突然而成功的战争。我随意打开圣经，在第9章“申命记”中我读到：
1.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
2.那国民是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钠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3.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
4.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而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
5.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这段话看来是充满安慰与鼓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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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提尔皮茨记述得正确，“根据他(冯·基德伦—韦希特的建议)，宰相于1911年7月l日派遣炮舰“黑豹号”去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英国政府在询问理由时有许多星期不予答覆，使她完全落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结果是，在7月21日劳合·乔治发表一篇在英国内阁中草拟的演讲，演讲中他警告德国，在挑战中她将发觉英国力量站在法国一边。”
②这个工作由艾德里安·格兰特—达夫陆军中校开始，中校后来在埃纳河牺牲。
③重点是我加的。
第04章、在海军部
01.
麦克纳先生与我以严格的礼节交换警卫。早上他来到内政部，我把他介绍给那里的官员。下午我去往海军部；他向我引见部里的委员会和主要军官以及部门主管，然后告辞而去。我知道他对这次调动很不愉快，但没有人从他的态度能猜度出来。他一走我立即召开委员会正式会议，会上秘书宣读任命我为海军大臣*的特任状，于是我根据枢密令成为“向国王和议会负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的大臣。”我将履行这个职责，并度过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4年。
我毫不拖延地致力于我认为需要立刻处理的那些头等重要的海军问题。第一，主力舰队作战计划，到那时为止，原计划根据的还是严密封锁的原则。第二，整顿其他舰队，以便提高其迅即作战力量。第三，在突然遭受攻击时有全面的防备发生意外的措施。第四，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第五，建立海军与陆军两个部门的密切合作，协调海军与陆军的作战计划。第六，进一步提高军械设计，增加我们各级新战舰的火炮力量。第七，在舰队高级司令部和海军部委员会构成中作一些人事更动。
此外，我发布了某些个人指示，这样我才能“在床上安稳睡觉。”海军军械库在海军部直接负责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海军部除了常驻人员外要有海军军官的连续值班，这样在周一至周六、周日或节日，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海军部决不会无人发出警报，任何时候总有一位管军务的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大楼里或附近值班以接收警报。在我椅背后墙上，我安放了一个敞开的柜子，在后面的折门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海海图。在这幅海图上每天由一位参谋官用旗子标明德国舰队的位置。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惯例从未省略过一次，遮住作战室整个一边的巨大地图开始发挥作用。每天当我第一次进入办公室，我首先要看看我的海图，这已成为规律。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同事对无时不在的危险保持警觉，因为我有许多其他的情报渠道。我们全都以这种精神工作。
现在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两位伟大的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他们卓绝的品质和在军舰上与海军部终身的工作，加上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充沛精力与爱国主义的影响，是皇家海军达到此时鼎盛状态的主要原因。费希尔与威尔逊两个名字一定会在本书里常常出现，因为他们在我要叙说的不寻常事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至少在10年中，采取扩大、改善或更新海军的最重要步骤是费希尔的功绩。水管锅炉、“所有的巨型炮舰”、潜艇的采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称它们为“费希尔玩具”)、普通教育方案、后备舰艇的核心水手制以及以后的——为对付与德国军舰的对抗——舰队在本国水域集中、淘汰大量战斗力很小的舰艇、1908年和1909年的大海军计划、把12英寸大炮改为13.5英寸大炮——所有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贡献。
在贯彻这些意义深远的改革中，他在海军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激烈的反对派，他引以为荣的方法就是激起反对派的强烈敌意，然后予以还击，他是很乐意回敬对方的。他要大家知道，确实他曾公开宣布，反对他政策的不论哪级军官，必定毁灭自己的职业生涯；至于那些卖国贼，也就是那些公开或秘密打击他的人，“他们的妻子将成寡妇，他们的孩子将成无父孤儿，他们的家将成垃圾堆。”他一再重复这些话。“冷酷、无情和不能有怜悯心”是经常挂在他口边的言词，许多“在海滩上”悲痛欲绝的海军将领和舰长的令人生畏的事例说明，他说到做到。他毫不迟疑地用最令人不快的言语来表述他的政策，似乎在向他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挑战和表示藐视。他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逻辑学课程教材中写道，“偏爱是高效率的密诀。”偏爱在他笔下的意思是，不管资历如何，只以公众利益为准则对天赋才能进行识别和选择，但是“偏爱”这个词一直留在人们的心头。有人说军官生活“在鱼池里”——倘若不是这样他们就运气不好。他对不同意他的方案的那些人的意见与论点极为蔑视，随时随地以言词和书信狠狠地辱骂他们。
可是在皇家海军有不少具有社会势力和独立财源的军官，他们中许多人对费希尔怀有敌意。他们有接近议会和新闻界的机会。有很大一部分优秀和有才能的海军军官同情他们，尽管不赞成他们所有的做事方法。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主要的有当时海峡舰队(主力舰队)总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皇家海军出现了可悲的分裂，分裂遍布每一个海军中队和每一艘战舰。分成费希尔的人和贝雷斯福德的人。凡第一海军大臣提出的建议总司令都反对，在整个海军中，校级和尉级军官被促使站在这方或那方。争论涉及到技术问题和人身攻击。没有哪一方有强大力量足以压垮对方。海军部在舰队有它的支持人，舰队在海军部里有朋友，因此双方对于对方阵营中发生什么事情很快得到正确情报。要不是有很大一部分置身于两派之外的军官，他们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都拒绝参与这场斗争，那末这样造成的可悲局面很容易破坏海军的纪律。他们默默地和坚定地干自己的工作直到派系斗争的风暴过去。对于这些军官大家应该感激他们。
毫无疑问，费希尔决心做的事情十分之九是对的。他的伟大改革使皇家海军在它历史上最关键时期保持强大力量。他向海军敲响英国陆军在南非战争时期感到过的震惊。经历长期安宁不受挑战的自满后，如今能够听得到远处隐隐的雷声。就是这位费希尔，他高高举起风暴信号并召唤全体人员各守岗位。他迫使海军的每一部门审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存在问题。他提醒他们，敲打他们和诱导他们惊醒起来紧张工作。但是正当这样不停工作之际，海军成了令人不愉快的地方。纳尔逊传下来的“兄弟帮”(Band of Brothers)传统这会儿，只是在这会儿被抛弃了；在“兄弟帮”头领们公开表示敌意的背后，到处出现他们的追随者的恶意阴谋。
我问自己，所有这一切是否不能避免；我们能不能实行费希尔的改革，但不要费希尔的做法？我深信，费希尔被他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激怒，每走一步都要经过艰苦斗争，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有巨大战斗任务的政府部门中，总是肯定要有政治权威和专业权威的结合。一位强有力的第一海军大臣要施行充满活力的政策，必须有海军大臣的支持，只有后者能够支持他和保护他。他们联合起来，权威就能倍增。当他们都是有效率的因素时，每一方都可以向对方提供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帮助。两者工作协调，彼此效率都能倍增。联合力量的集中，使得派系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机会。不管是好是坏，他们为海军利益一起作出的决定必定能被忠实地接受。费希尔工作的后几年是海军部由两位大臣统治的几年，不幸的是，这两位都患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疾病。尽管考德勋爵和特威德莫思勋爵都是很有能力和很正直的杰出人物，他们从1904—08年任海军大臣时健康状况极差。此外，两者都不是下院议员，未能在议会里显示才能，也就没有能力以不容怀疑的语气宣布海军部会遵循和下院会批准的政策。当1908年麦克纳先生接任海军大臣时，出现了机会。这任大臣赋有惊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年富力强而且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并在下院获得有力的政治地位，他有能力施展立即使局势稳定的影响。可是对于费希尔来说这个机会来得太迟了。对立面的愤怒追踪着他。对立与仇恨已经发展得太深重。海军中的分裂不和继续凶猛而公开地表现出来。
这个阶段费希尔遇到一件意外小事，即是培根信件“事件”，这个事件与他这段生涯结束紧密相关。培根舰长是海军中能力量强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强有力的费希尔追随者。1906年他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麾下服役于地中海。费希尔要求他随时写信给他，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情。他遵命写了些有份量、有价值的信，但是这些信会招致别人的谴责，因为信里含有对顶头上司的批评。这一点本身本来不会引起注意；但是这位第一海军大臣习惯于把有关技术主题的信件、短笺和备忘录用精心挑选的美丽的字体印了出来，目的在教导和鼓励他的忠实追随者。费希尔欢喜培根信中提出论点的说服力，他于1909年叫人把它们付印并在海军部广泛传阅。最后有一份流入对立分子手中，很快被传送给伦敦的一份晚报。第一海军大臣被指责鼓励下属对他们的顶头上司不忠。这段插曲是致命的，在1910年初，约翰·费希尔爵士离开海军部，正如大家所相信的那样，他最后退役进入上议院，虽然他成就辉煌，满载荣誉，却在欢庆声中遭到了对手的许多攻击。
当我确信要去海军部时，便立即派人去请费希尔。他正在国外享受阳光。自从1909年有关海军预算的争论后我们彼此未曾见面。他自认有义务忠实于麦克纳先生，但一俟他知道我与麦克纳互换职务的决定和我本人毫无关系时，他急忙回国。我们在赖盖特小隐修院一起度过舒适的3天。
我发现费希尔是名副其实的充满知识与灵感的火山；一旦他知道我的主要目的，他立刻进入了热情爆发状态。的确，对他来说，要他在平静的卢塞恩湖畔等待和无事可做，几个星期焦急地注视着长期不决的阿加迪尔危机，肯定是极度痛苦的，而此时他的毕生杰作，即他心爱的海军随时都会经受最大的考验。一旦他开始说话，几乎就停不下来。我问他一些问题，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他谈这些重大问题一直是我的享受，但最有兴趣的是他促进有关舰船设计的所有工作。他还眉飞色舞地谈论海军里的将军们，但对他叙述的将军间的宿怨，听的人必须把它打个大折扣。我的意图是保持天平平衡，在大体上采纳费希尔政策同时，坚持务必停止长期敌对。
虽然对前文中所述的那些情况我已清清楚楚，但和费希尔开始谈话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召回他。但到了星期天晚上，这个人的才能与力量已使我深信不疑，此时我已几乎下定决心要做三年后所做的事情，即让他再次担任海军领导人。我怕的不是众口哓哓，这时我对此已有充分心理准备。我怕的是宿怨的复活和继续；根据他的性情很难避免争吵是很清楚的。同时我还担心他的年纪。我不能完全相信71岁老人的心境平静。第二天上午在返回伦敦途中，我真的想说“来帮助我吧”，如果他说一句希望回来的话，我肯定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是他保持适度的尊严。一个钟点后我们到了伦敦。随后我产生了其他想法，而且听到了不少主见相反的劝告，几天后我打定主意到别处寻觅第一海军大臣。
我不知道我是对还是错。
像费希尔勋爵这样多年担任高级官位，干的又是极为机密和至关重要大事的人，他与人通信数量大得似乎令人惊奇，而且内容毫无顾虑。当我为写此书和为满足写他传记的作者的要求，我将从这位将军那里收集到的全部亲笔书信打印了出来，排列稠密的打字纸达300页。大体上这些信一再重复与其一生有关的海军的主要思想与信条。虽然很容易指出信中的许多不一致和明显矛盾，但其主旨未变。这些信还呈现出逗人高兴的掩饰，点缀着贴切的有时深奥的引文、有光彩的短语和比喻，有讽刺性的笑话和歹毒的个人攻击。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想到便匆促写下的，他有力的笔跟随他傲慢的思想奔腾直下。他常常把想到的事情大胆振笔疾书，有些思想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他的汹涌浪潮般的发泄引起这么多的敌人在他后面破口大骂，这不足为怪。真正的怪事是他没有因此招来太多的灾难。是他的天赋的乐观情绪支持他承受的压力。真的，在这些年的过程中，他的书信中大量不谨慎的激烈言语在某种意义上起了对它自己的保护作用。人们渐渐相信，这是与大海的卫士身份相称的活泼型的言语，而那位年老的海军将军在他多风暴的道路上傲然前进。
在这个准备时期，对于我来说，他的信件成了我妙趣快乐的源泉。他书写得很密的8页或10页特大信纸用小珍珠别针别在一起或用丝带缚在一起，信里面包含着各种消息和决策，有种种愤怒的谴责，也有至高无上的灵感或鼓励。收到这样的信令我欣然。他给我的信件一开始就充满深情和慈父般的亲切。信以“我亲爱的温斯顿”开始，结尾通常有变化，如“成为煤灰也属于你的”，“直到地狱结冰也属于你的”或“直到木炭发芽也属于你的”。下面接着又是附言，又写上两三页富有想象力和才华横溢的内容。我每次重读这些信件不可能不对他、对他的烈火般的灵魂、他火山般的精力、他深刻的创造性思想、他猛烈的直言不讳的憎恶、他对英国的爱，产生强烈敬爱的感情。唉！当地狱结冰、木炭抽芽和友谊化作煤灰那一天，当“我的亲爱的温斯顿”变成了“大臣：我再也无法与你共事了”**，我能为记述下我们漫长而亲密的关系并未终结而高兴。
02.
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平时端庄朴素的风度迎接我。当然，他不会一点不知道派我来海军部的主要原因。当严格保密的我的任命最初传到海军部时，他在与其他海军大臣谈话中说，“我们将有新的上司，如果他们希望我们为其工作，我们干下去，不然，他们将找别人继续工作。”此前我只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碰到过他，我对他的看法可分两方面，一方而，基于所有对他性格的评论，我钦佩他；另一方面，我完全不同意我所知道的他的战略见解。他认为组建战时参谋部毫无必要；而我却建立了这个机构。他不赞成陆军部计划，战争发生时派陆军去法国；我认为应完善这些安排直到最小的细节。我相信，他迄今仍是严密封锁德国港口的鼓吹者。在我这个外行或陆军军人的眼中，鱼雷的使用看来已经使得这种战略成为不可能。①这些是巨大而至关重要的分歧。在他这方面他也许认为，在阿加迪尔危机中我们陷入不必要的恐慌，认为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舰队的力量与机动性，也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战略力量的真正特性。除非他的任期延长，否则他在三四个月内因年龄原因将退役；而在我这方面，我来到海军部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意图，即我要建立由我自己选择的全新委员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合作必然没有希望。
然而，此刻还是让我来描绘一下这位个性突出的海军人物吧。毫无异议，他是我曾经遇到或甚至读到的最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要求，他无所畏俱——绝对无所畏俱。不管他在指挥英国舰队还是在修理一辆老旧汽车，他会同样热衷、同样感兴趣、同样满足。从重要的职位上进入完全的退休，从完全退休再回到海军部门的顶峰，这样的变迁对他的稳定的心跳不会有任何影响。每一件工作都是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而且不存在其他事情。一个人尽其可能做好工作，不管它是大事还是小事，自然他不应要任何回报。这就是他漫长一生生活在舰船上所凭藉的精神，以他的典范作用，他把这种精神传遍海军的官兵。在许多场合，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对官兵冷漠无情。命令就是命令，不管是断送一个军官的职业生涯或者提升使他名声大振，不管命令涉及最愉快或最讨厌的工作；他对所有的诉苦、对各种各样情绪和激动，总是咬紧牙齿露出淡漠的笑容。我从未见到他的镇定受过干扰。他从不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从不放松自如。直到我倒霉的那一天为止，我从不知道我的工作在他的眼中是否得到赞许。
尽管他冷漠的态度，被人普遍称为“猛拉”(Tug，因为他总是在工作，即总是在拉、曳、拖)或者称为“老过份”，但他在舰队中同样得到热情的爱戴。士兵愿意做艰苦和枯燥的工作，即使当时他们怀疑这个工作是否必要，因为这是他命令他们去做的，这是“他的作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是海军候补少尉。每个人都知道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当时在苏丹的塔迈，我们的方阵被击破，当时他的加特林机枪的子弹打尽，人们见到他用拳头一个接个打击德尔维希持矛士兵，挥舞着断了的剑柄如同挥舞灰尘掸子。人们还说他对天气与气候明显反应迟钝。他在北海过隆冬，只穿一件薄薄的紧身短上衣，显得很舒服，而其他人穿上厚大衣还在发抖。他光着头站的热带太阳光下不会中暑。他有天生创造力的头脑和丰富的机械知识。海军中使用40年的反水雷系统和一直到被无线电报取代的桅顶信一号，两者都是他灵巧头脑的产物。他是经验丰富和技艺高超的海上舰队司令官。此外他善达表述，书面文字清晰而细致，他草拟的文件论点确切详尽，分析的范围广泛全而。从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最高的品格和思想境界，但是我认为，他太多地停留在过去的海军技术上，当条件极迅速转变时接受新思想不够。当然，他还极度地固执己见和顽固不化。
经过我与他几番初步谈话后，我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派人送给他一份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的纪要录，它惹起明确无误的争议。他对我的意见提出有力的理由的和毫无保留的拒绝，于是我决定立刻组织一个新的海军部的委员会。海军部的大臣持有准大臣级的任命状，当然有必要将我的建议送呈首相并获得他的同意。11月5日我通知首相，鉴于阿瑟·威尔逊爵士反对海军战时参谋部的整个原则，而我则认为在1月底之前设立海军部新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此后，我在11月16日把全部建议送呈首相：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军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军大臣，帕克南海军上校为第四海军大臣；布里格斯海军少将留任原职仍为海军审计署长兼第三海军大臣。建议海军副司令海军中将乔治·卡拉汉接替法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国内舰队司令。但最重要的任命是委派约翰·杰利科爵士为海军副司令。这样他实际上已凌驾于现役军官名单上4或5名最重要高级将领，事实上成为最近将来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的人选。
这些变动的宣布(11月28日)当日深夜被议员得知时在下院引起相当轰动。除一个人外所有的海军大臣全换了新人。立刻有人质问我，“他们是辞职的还是被免职的？”等等。我简要地作了必要的答覆。此时我处于强有力的位置上，因为凡知晓阿加迪尔危机内情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对舰队状况担忧，而派我去海军部去作一番新的和激烈的努力，这是众所周知的。
阿瑟·威尔逊爵士与我以友好、礼貌但同时冷淡的语言分手。他对于少许缩短他的任期没有表示些微怨恨。他像以往一样好脾气和冷冰冰。只有一次他表现出最轻微的愤怒痕迹。当时我告诉他，首相有意将他的名字上呈国王请求封爵。他竭力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上报。他要这么个头衔有什么用呢？这个头衔是可笑的。然而，无论如何国王决定要赐给他功绩勋章，他最后被说服接受了。在海军部的最后一晚，他以真正“兄弟帮”方式设宴款待新任海军大臣们，然后退休回诺福克。我情不自禁难过地想起著名的坦尼尔“领航员掉了下来”的漫画。画中描绘没有经验和好冲动的德国皇帝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令人崇敬的人物俾斯麦从梯子上掉下来。可是我的行动以崇高的公众利益为动机，没有其他杂念。我以这个理由来鼓舞自己的勇气。
人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看到，我还将与阿瑟·威尔逊爵士再次共事。
我来到海军部几周后，有人告诉我，在希望来见我的几个海军将级军官中有海军少将贝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有如此印象。第一，他是舰队里最年轻的将级军官。第二，当我们进攻恩图曼时，他曾率领白炮舰上溯尼罗河尽可能近地支援第21轻骑兵。第三，他曾多次见到陆军在陆地上作战，因此他有海战经验也有陆战经验。第四，他出身于骑兵世家；他的父亲曾在我自己的团里(第四轻骑兵团)服役，我刚刚参加军队时就常听人谈论他。我知道，这位将军是非常高明的骑兵，有“恋乡癖”的外号。第五，在海军中有许多关于他受到很大压力的谈论。以上这些是这个军官的名字引起我头脑中产生的印象，关于他，我叙述得很详细，是因为我有幸作出重用他的决定，这对皇家海军和对英国武装力量起很大作用。
可是，在海军部有人对他的为人对我作绝对相反的忠告。他升迁得太快了，他对岸上事务有许多兴趣。据说他的心不是完全贯注在海军上。在大西洋舰队里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适合他少将军衔的职位任命。他谢绝这个任命——在职位相对于候选人比例显得极少的时候，这是海军军官采取的非常严重的一步——其结果是今后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任命。提供进一步的任命将是违反先例的。他已有18个月没有职务，有可能在整个3年无职务，期满之后按常例退役。
我第一次遇到这位将军时立刻否定了这些不幸的忠告。他立刻成为我的海军秘书(或如任命书当时称呼的叫私人秘书)。从此我们在相通的两间并排房间里工作，在以后的15个月里，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与德国进行海战问题。我越来越明白他察看海军战略与战术问题的角度与一般海军军官不同：在我看来，他探讨这些问题更像是士兵的做法，他在陆地战争的经验更衬托出他曾接受过海上训练这个事实。他并不仅仅是工具主义者。他不认为武器装备本身就是目的，它们只是工具。他认为战争问题应从陆、海、空三方面统盘考虑。马球运动和猎场的形势使他的思想敏捷而灵活，在尼罗河炮艇上和岸上与敌作战的不同经历丰富了他的思维。我与他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从那个角度讨论我们的海军问题，二人获得同样的愉快与好处。他完全不用技术行话进行评论，他的敏锐和深邃的洞察力越来越给我深刻的印象。
当1913年春季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空缺时，我毫不犹豫地在众多人选中任命他去这个无比重要的指挥部，即后来的著名战列巡洋舰舰队——皇家海军战略机动部队，它的指挥核心的速度与力量的高度结合一直受到海军部的关注。两年以后(1915年2月3日)当我去“雄狮号”甲板上访问他时，军舰仍残留着从多格浅滩战斗中新沾上的胜利伤痕，我从他麾下的舰长和将军嘴里听到了他们对其领导者尊敬而充满热情的陈述。我记得，当我离开军舰时，那位沉着冷静的将军帕克南抓住我的衣袖，“海军大臣，我想私下跟你说句话，”他说话时声音中充满抑制着的激情，“纳尔逊又回来了。”那些话常常在我心头浮现。
在我为战争准备舰队的努力中，有许多工作依靠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指导和帮助，总的说来，他是我的主要顾问。他从1912年1月到1913年3月任第二海军大臣(当时法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的健康暂时不佳)，嗣后到1914年10月底任第一海军大臣。这里有必要对这位值得注意的亲王、这位值得注意的英国水手作一些描述。他的出身导致他在大战爆发后就被罢免，从而终止了自己长期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一点，更有必要描述他。
路易斯亲王是英国海军的孩子。从早年起就由大海抚育。英国军舰的甲板就是他的家。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英国舰队。迄今为止，家庭的崇高地位帮助了他也阻碍了他的事业：在到达某一点以前，身世起支持作用，但在此以后它又是确实的不利条件。结果是40年海上服役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岸上不太愉快的指挥部度过的。人们在马耳他听到，他如何经常率领巡洋舰中队以高速度和在关键时刻进入小小的拥挤的海港，离岸剩下的空隙还不到100码，他抛下锚，测量他的锚链，然后全速后退，使军舰安全地进入恰当位置。他对陆海作战知识和欧洲大陆的知识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海军将军多得多。他的兄弟是保加利亚的国王，在斯利夫尼察战役中表现出非常之高的军事天才。他本人精通英国海军的各方面细节，从理论到实际面面俱到。任命他为费希尔勋爵麾下我们最重要的组织中心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是受过完整训练和有成就的参谋官，具有清楚和明白易懂的讲话才能，以及日耳曼民族的那种一丝不苟和勤勉不懈的精神，我们从来不曾低估这种精神。
传闻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他随英王爱德华访问基尔，一位德国高级海军将军非难他不该在英国舰队服务，于是路易斯王子绷起脸回答说，“先生，当我于1868年加入皇家海军时，德意志帝国还不存在。”
在我经办的事务中他扮演的角色可以作为未披露的故事记录下来。
我们第一件费力的事是建立战时参谋部。关于此事的所有细节全由路易斯亲王制订，由第一海军大臣批准。我还求助于当时在奥尔德肖特负责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位将军向我提供了一些精辟的论文，论文阐述参谋组织的军事原理和在许多方面对现有海军工作方法提出令人畏惧的评论。得力于这些不同意见，我于1912年1月发表一份旨在尽可能消除对海军偏见的文件，向公众提出我的结论。
我一直不停地努力工作，为海军组建真正的参谋部。
可是这样的任务需要一代人的努力。魔仗的挥舞不能够树立高级军官的心理习惯，依靠这种心理习惯参谋班子才能有效率发挥作用。年轻的军官可以训练成才，但今后他们必须花费时间才能一步步走上海军中掌握权力的位置。专业军官意见的大部分倾向相反方向。以前没有参谋部，他们过得相当不错。他们不想要一个声称比其余人更聪明的军官的特殊阶层。在海上工作应是主要靠资格，其次靠技术才能。就这样，当我去往海军部时，我发觉那里对海军军官的专业训练一点也不重视，从来没有一个军官被责成读一本简单的有关海战的书，或者去参加极为初浅的海军史考试。皇家海军对海军文献没有任何重大贡献。关于海军力量的标准著作是由一位美国海军将军写的。②对英国海战和海军战略的最佳记述是由一位英国平民编写的。③“沉默的海军机构”并不是因为它专心致力于思索和研究才不说话，而是由于它被日常工作和许许多多日益复杂的技术压得喘不过气来才哑口无言的。我们拥有能干的行政官员、各种专业的杰出专家、无与伦比的领航员、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优良的海军军官、勇敢和投入的心；但在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大多数军官与其说是军舰舰长不如说是船长。许多麻烦事的原因就是由此产生的。要让皇家海军对战争问题和战争形势有开阔的观点，海军政策获少需要保持15年不变。没有这种观点，航海技能、枪炮操作、各种各样的工具仁义以及最忠诚的献身精神均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15年是一个长时间！而我们只能有30个月！
03.
我已说过，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财政大臣对能为英国态度增加份量的每件事情是如何热心。但一俟危机过去，他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行动。他感觉到应该作出努力去消除可能使德国难受的任何痛苦，并就海军力量与其达成共同谅解。我们知道可怕的德国新海军法正在制订，不久行将宣布。如果德国下定决心要与英国对抗，我们必须接受挑战；但是也许有可能用友好、诚挚和亲善的商谈扭转这种灾难性的发展。我们对德国殖民扩张不抱敌意，我们甚至可以采取积极步骤促成她在这方面的希望。肯定能够做某些事情打断因盲目引起可怕后果的锁链。如果帮助德国扩大殖民范围是取得稳定局面的方法，这是我们乐意准备付出的代价。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如果我与财政大臣能携手合作，并能证明我们竭尽最大努力以求缓和海军对抗却毫无成果，那末除广泛的理由外，我认为我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内阁和下院给予必要拨款。因此我们联合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商量，然后征得首相同意，我们请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前往柏林直接觐见德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适合担当这个任务，他与德皇很熟悉而同时忠诚于英国利益。我们带去一份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备忘录，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自己的著作中④比任何人都简练地概述了它的内容：“接受英国的海上优势……不扩大德国海军计划……尽可能缩小这个计划……英国方面不阻碍我们的殖民扩张……讨论并改善我的殖民雄心……建议共同宣布，两国不参加反对彼此的侵略计划或联盟。”卡斯尔接受任务立刻启程。他在柏林只呆两天，一回来就即刻来找我。他带回德皇的一封热情友好的信和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德国海军法的相当详尽的声明。我们在海军部整夜贪婪地阅读这份极为宝贵的文件。文件表明，我们考虑了6年的计划(4、3、4、3、4、3对他们2、2、2、2、2、2)，如今必须增加为5、4、5、4、5、4以对付他们预期的3、2、3、2、3、2。这样我们将在“无畏”级战舰和“无畏”级巡洋舰方面对德国保持60%的优势，这样我们将建造两艘对他们外加3艘中的一艘。由于德国建立第三支巡洋舰中队，我们将被迫召回在地中海的战舰，把地中海防务交给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在人员上的增加，我们不得不将拟议中兵力增加的数量再翻一番，当年增加4000人，第二年再增加4000人。
我们把这些事项提呈内阁，内阁决定应派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柏林，并选定霍尔丹先生负此重任。经两国政府初步交换意见后，国防事务大臣在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陪同下于2月6日启程赴柏林。
几个星期前我就打算在贝尔法斯特发表演讲支持地方自治法案。对这个方案的剧烈敌意在北爱尔兰省危机一触即发的首府迅速蔓延。因为曾作公开承诺，我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履行我的保证，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把开会场所从乌尔斯特会议厅改为在该市郊区树立的大帐篷里。每一方都大声宣告要以暴力和骚动相威胁，接近10000军队集中在那个地区以保持和平。我的计划是，如果在贝尔法斯特一切顺利，我第二天继续前往格拉斯哥视察几处沿克莱德河的造船厂，并就海军形势发表演讲，我要十分平易地说明我们的根本意图，旨在对霍尔丹使命作必要的支持。当我在伦敦火车站等候去爱尔兰的火车时，我在晚报上读到德国皇帝在国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宣布增加陆军与海军拨款的法案。新海军法对英国人和德国国民同样还是秘密，可是我知道它的规模和特性，并将它与陆军法案联系起来看，此刻我产生一种临近危险的强烈印象。有一句充满德国人自我宣泄情绪的话惹人注目。“保持和加强陆上与海上保卫德国人民的力量是我不变的责任和关心事，德国不缺乏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的确这话是对的。人们想起出生率下降的法国，通过她的堡垒群凝视宽广的德国土地，默默地沉思着如何对付这些“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而这些青年人德国的确是“不缺乏”的。我的思绪匆匆地跳过爱尔兰骚动的一天，暂时忘却我面临的演讲的烦恼，将思绪固定在格拉斯哥，好像此地也许能对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威胁提供某种反击的力量。欧洲可能要再次在一个岛上找到反抗军事霸主的护卫者，这个岛屿过去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因此，在爱尔兰的磨难过去后，我在格拉斯哥说：
“英国海军力量的目的的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我们不想侵略，也从来没有任何侵略的思想，我们也不把侵略思想加到其他大国身上。但是在英国海军力量和伟大而友好的德意志帝国——我相信它有可能长久地保持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帝国——海军力量之间存在分歧。英国海军，对我们说是必需品，从某种观点上看，德国海军对他们来说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力量涉及英国的生存。海军对我们是生存，对他们是扩张。……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大量的海员储备。可以采取措施比迄今认为可能的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储备；我已指示由我信任的海军专家仔细研究那部分主题。我们的储备是一项巨大资源，它源自于皇家海军和商船队，这个岛屿现在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和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国外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这里不会有呜咽声，不会发出遇险信号，不会有要求帮助或救济的呼号。我们将像我们祖先那样面对未来，没有忧虑，没有狂傲，有的是冷静的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我们应是欢迎海军对抗推迟或缓和的第一支力量。我们应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迎接任何这样的缓和……
“如果欧洲大陆要加强对抗，我们将没有困难地迎接对抗，直到这个国家满意为止。随着海军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将不单增加我们建造舰只的数量，而且扩大我们海军力量与其他海军强国的海军力量的比率，这样随着竞争紧张程度的增加，我们的优势差距将变得更大而不是较小。因此我们要使大家明白，其他海军大国不但不能以增加努力超过我们，反而会由于我们本身采取的措施而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
这篇演讲在德国引起一阵相当大的喧嚷，而这阵喧嚷立刻激起国内自由党报纸很大范围的反响。看来，luxury(奢侈，费钱的)这个词译成德语时有不良含义。“Luxus Flotte”(奢侈舰队)在德国成了人们愤怒传告的一个词。如我预期那样，当我回到伦敦时我发觉我的同事在生气。他们对格拉斯哥情况的不满使他们对贝尔法斯特事态的祝贺话也说不出来。两天后霍尔丹先生从柏林回来，内阁召开会议听取他对这次使命的报告。可是与普遍预期相反，国防事务大臣宣称，我在格拉斯哥的演讲不但不是对他谈判的阻碍，而是最大的帮助。事实上他在前一天对冯·贝特曼一霍尔韦格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论点。他告诉这位首相，倘若德国增加建造第三中队，我们将不得不在领海内保持5个或甚至6个中队，也许从地中海调回舰只加强它们，”要是在现有计划中增加造舰数量，我们将“立即着手建造两艘军舰对德国新增加的一艘”；而为了海军，“人民不会埋怨多付一个先令的所得税。”他描述他怎样对德皇和冯·提尔皮茨亲自朗读我演讲中最重要的段落，来说明和证实他本人在上几次讨论中所说的话。就我而言他的话解决了我的问题。这只是另一个例子说明霍尔丹先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有关这个国家准备对德作战问题中扮演的英勇而忠实的角色。
霍尔丹先生亲自带回新德国海军法的真实文本。这是德皇在讨论过程中递给他的。它是一份精心制订的技术文件。霍尔丹先生在此文件由海军部专家审查之前谨慎地拒绝对它发表任何意见。现在我们要严格审查这个文件。结果更多地证实最初留给我们的不幸的印象。
3月9日我指出，根据海军部的观点，与德谈判的根本建议应是，现有的德国海军法不应该增加，如有可能还要减少建造舰只；但是情况正好相反，德国肯定有一项新法律要颁布，它将规定不但在1912年而且在今后5年内海军将有巨大的和不断的增加。实际上，五分之四的德国海军将永久性地以战争为立足点。德国政府在一年四季将随时可以动用25艘或29艘全部编入现役的战舰，”但是在目前，英国政府在领海内全部现役的战舰，即使算上大西洋舰队，只有22艘。”
因而在根本性建议上我们遇上了顽强反对的态度。然而我们也坚持不让，于是讨论转向反对侵略性计划的共同宣言问题。关于这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如下方略：“英国将不会对德国作无缘无故的攻击，不对她奉行侵略性的政策。对德国的侵略并不是英国的目标，英国现已加入的任何条约、谅解或联盟都不是以此为目的，她也不愿成为有这种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方略不够充分，通过她的大使提出如下附加条款：“因此在德国被迫进行战争时英国应至少遵守善意的中立，”或者“因此理所当然，如果战争硬加在德国头上，英国将保持中立。”
这最后条件可能使我们远离初衷，据此，在“被迫的”战争或在被说成“被硬加在”德国头上的战争中(如由奥地利和俄国争吵引起的战争)，我们援助法国的权利很可能被剥夺。这肯定要被看作是协约的终止。此外，即使我们走了这一步，新德国海军法也不会撤消。最多稍加修改。谈判就这样在早阶段就成为完全的僵局。然而，我们把至少建立友好精神看得如此重要，我们又是如此希望安抚德国和满足她的愿望，以致于我们一直坚持努力达成对德国在殖民领域有利的协议。这些谈判仍在进行，几乎达成确实有利于德国的结局，可是此时战争爆发了。
04.
3月初，虽然新德国海军法仍未公布，有必要向下院提出我们的支出预算。当然，让任何暗示从我口中传出，说我们已经知道新海军法的内容，将是破坏向德皇作出的诺言。因此我不得不使我关于海军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纯粹假设为基础：“如果德国舰队没有进一步的增加，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要是我们听到的传说不幸证明是事实，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提出补充预算，如此等等。”
在这篇演讲中，经过内阁同意，我明确地制订出决定今后5年我们海军建设的原则、以及主力舰应达到的力量标准。这个标准规定如下：只要德国坚持现在宣布的计划，在“无畏”级战舰上我们超过她60%，对于建造的每一艘外加军舰，我们以二比一的比率建造。由英联邦自治领提供的舰只是额外的，不能算在我们自己可能建造的数量之内。否则联邦自治领的努力将不产生我们海军力量的任何增加，因而可能抑制这种努力。根据这些方针我制定6年英国建舰计划，数量为4、3、4、3、4、3，对德国建舰计划不变的6个2。这些数字得到下院完全接受。我们没有把握确定德国人是否遵守向霍尔丹先生提出的削减在他们新海军法上包括的3艘外加军舰中的1艘。无论如何，这最后证明是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是霍尔丹先生这次使命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在提尔皮茨的记录中这样说：“他(霍尔丹)随后又提出延迟建造3艘军舰的建议；问我们能否在12年中逐步建造它们？……他要的只是我们准备满足英国要求的象征性的表示，更多的是为了形式上的缘故……霍尔丹本人建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我们应放慢我们增加的速度，或者至少应该撤销3艘军舰中的第一艘。他自愿地以书面形式概述了我先前心中决定的作为可能让步的同一原则。因此我牺牲这艘军舰。”
因此我们“牺牲”了两艘假设的军舰，而我们本来会是5、4、5、4、5、4的增加计划最终宣布为4、5、4、4、4、4。马来亚联邦辉煌的礼物“马来亚号”把第一年的建舰数从4提高到5。
这个月晚些时候，在向议会宣布这些决定中，我公开和明确地提出“海军裁军期”建议，就英国和德国而言这些建议并无结果，但这个原则此后被世界上讲英语民族所采用：
“拿1913年作为我提出供普遍考虑的这个建议的例子。在那一年里，我们担忧德国将建造3艘主力舰，因此我们必须建造5艘。
“假如我们两国都赞同那一年为海军裁军期，在误解之书中插入一张空页；假设德国那年不建造舰只，她本身可节省600万到700万英镑。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一般情况下在德国开始建造之前我们不会开始建造舰只。德国不建造3艘军舰从而英国则自动消除不少于5艘潜在的超级“无畏”舰。那将是他们能够做的超过我所预期的一个光辉的海军行动。”到4月初，可以肯定与德国实施海军裁军期的总安排已不可能。德皇通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给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表示他深深遗憾，但补充说，这样的安排只有在盟国之间才有可能。
05.
德国海军的发展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英国舰队为了安全原因必须集中在领海水域。我们被迫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只有这个措施才能得到训练有素的官兵在领海水域内组建装备齐全的第三战列舰中队。内阁决定我们必须在地中海保持强大的力量。最后由4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编成的中队便以马耳他为基地留在地中海。内阁进一步决定，到1916年还应在地中海组建一支“无畏”级战列舰中队，其力量相等于日益增长的奥地利作战舰队。做出这些决定有深思熟虑的目的，那就是重新获得我们的完全行动自主。但是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即使只有几年，也是值得注意的大事。这将使我们似乎在那些水域依靠法国舰队。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在重新部署他们的军力。在德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英国把她的全部作战舰队调到北海，法国把她的全部大型军舰驶入地中海。两国海军间相互依靠的意识急速增强。
令人惊异的是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从不担心他的政策必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到战后他还写道：
“为了估计我们舰队在此时给予积极外交政策一张王牌，为了估计这张王牌的力量，人们必然记得，由于我们的原因，英国将舰队集中于北海，结果使得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远东水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终止。”
德国从这个政策上获得的唯一“王牌”是促使英国与法国日益紧密地闭结在一起。从法国和英国舰队以这种新方式部署之时起，我们共同的海军利益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法国在受德国攻击时她要求英国支援的道义上的权利——不管以前我们有过什么相反的规定——已被大大扩展。的确，我试图阻止这种必要的召回舰队，因为我担心太紧地把我们与法国缚在一起，会剥夺了我们选择的自由，而我们阻止战争的力量可能要依靠这种自由。
1912年8月，内阁决定在法国海军部与英国海军部之间应进行海军对话，就像两国参谋部间从1906年起举行的商谈一样，就在此时我向首相和外交大臣提出一份纪要，尽可能清楚地提出这个观点，即我们应尽我们最大努力保护我们自己。
1912年8月23日
首相及爱德华一格雷持士：
我迫切想要捍卫的是，在紧要关头出现时我们的选择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事先影响法国政策的力量。如果法国能够说。他们的海军撤出大西洋海岸而集中在地中海，是因为他们相信与我们一起作出的海军新部署，那末我们的选择自由就明显地会减少。说这是共同部署，那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不存在，法国人也不能作出比现在更好的部署，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单独面对德国，更不能在两个战场上支撑下去，因此他们正确地把海军集中于地中海、在那里它们可能是安全的，占有优势，并能确保与非洲的交通。说我们依赖法国以维持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法国不存在.我们也不会作出不同的海军部务。
据我们判断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即我们会出动全部陆海军力量援助法国，这时我们来说是合乎希望和正确的。但我们不要求回报。如果德国向我们进攻，法国人让我们单独战斗到底，我们不会因此而指责法国人不守信用。海军和陆军的新部署不应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一旦战争爆发而我们拒绝参战，我们将会受到同样的指责。
这是我的看法，我确信我与你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具体怎么执行，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也不在乎用什么文件予以公布。但是(考虑到)如果法国能够说，“按照你们海军当局的忠告和部署，我们撤除了北部海岸的防务。我们不可能及时赶回，”那末法国掌握的用以迫使我们进行干预的武器将是多么惊人。的确(我多了一句前后不连贯的话)，此刻不管写下什么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我们只有联盟的义务而没有联盟的好处，最重要的是没有精确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
W·S·丘吉尔
这种困难证明确实存在。海军的技术性谈判只有在如下基础上进行，即法国舰队应集中于地中海，如果发生两国都参加的战争，保证法国西部和北部海岸的责任落在英国舰队身上。如我预见的那样，法国人自然提出这一点：要是英国不参加战争，他们的北部和西部海岸将整个处于无防守状态。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个困难同时，坚定地拒绝同意让海军安排在任何政治意义上束缚我们。最后同意，如果出现战争威胁，两国政府应事先一起商量，协调他们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法国人务必接受这个立场，明确地确认海军商谈不牵涉共同行动的任何义务。这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和为他们能够做的最好方案。当时机来到，英国愿意做什么就不容怀疑了。
06.
舰队组织与陆军组织全然不同。陆军只需，小部分军人服现役。这些士兵组成以营为单位的体系，在和平时期训练士兵和守卫国土。当发布动员命令时，所有受过训练但在家过平民生活的男子在需要他们时都要应征入伍；此时或在此时之前陆军就可以打仗了。
而海军处于永远准备状态。英国海军的所有最好军舰均全额地永久地配置专职士兵(称为现役级)。因此从素质上看，海军的整个力量总是常备不懈可以使用的。甚至从数量看，几乎四分之三军舰不必召集后备兵员就能参加战斗。只有最老旧和最过时的军舰在战时要配置海军后备人员，也就是那些已离开海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这些过时舰只占舰队中一部分，它们像欧洲陆军一样需要“动员”。
因此动员兵力——这是所有强大陆军的基础——在舰队中只发挥很小作用。每艘真正像样的军舰永远准备着，一俟命令到达立刻开火战斗。
在我来到海军部时英国领海水域舰队的组织，似乎处在习惯于军事对称的心理状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从各中队组成时等级来看，不同中队的准备程度和效率并不明显。在与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路易斯亲王和新建的战时参谋部参谋长特鲁布里奇将军商谈中，我为舰队设计新的对称的组织。
为国内防务使用的所有舰只分作第一、第二和第三舰队，一共包括8个战斗中队，每个中队由8艘战列舰组成，加上它们随从的巡洋舰中队、小舰队和辅助舰艇。第一舰队包括1艘舰队旗舰和由“完全满员”的舰只组成的4个战列舰中队，配置全部现役级官兵，因此随时待命。为组成这支舰队有必要调来以前的“大西洋舰队”，它以国内港口为基地不再驻在直布罗陀，此前驻在地中海的战列舰以直布罗陀为基地不再以马耳他为基地。经过这样的集中由战斗力极强的舰只(“爱德华国王”级)组成的一支外加战列舰中队在领海水域随时待命。第二舰队由2个战列舰中队组成，也全面配置现役级官兵，但有约40%官兵在炮兵、鱼雷和其他学校学习。这支舰队被称为“作战满员”舰队，因为它可在任何时候投入战斗；但是要发挥它最大效率，它就必须靠拢国内港口，从学校召回空缺的水手。在以上所说6个战列舰中队，包括它们的巡洋舰中队在内每一艘新式舰和中龄舰，不允许有一个后备役军人。因此使整支海军不需要动员即可参加战斗。第三舰队由我们最老的舰只构成的2个战列舰中队和5个巡洋舰中队组成。这些中队只配置保养和维修人员，它们在出海前需要召来后备役军人。为加速第三舰队主要战列舰中队和某些巡洋舰的动员，现在组成支特殊的后备队叫作“立即预备队”，预备队官兵报酬较高，定期训练，有义务在总动员之前应召服役。
德国的远洋舰队正在增加第三个中队，因此她的常备力量从17艘增加到25艘。作为答覆我们采取上文所述的措施和因过分专门这里难以详述的其他措施，我们的常备舰队的战列舰从33艘增加到49艘，并以类似比例提高其他海军力量。经过动员德国数字可以上升到38艘；英国数字开始时为57艘，最后随着组织完成将达到65艘。
读者不可能懂得有关大战前夕舰队完成编制和动员的种种问题，除非能掌握这个新组织的含义。
07.
1912年春季我们在波特兰进行海军大集合。几十面海军将军的旗、许多海军准将的宽广长条旗和150艘军舰的三角旗一起飘扬。国王乘皇家大游艇来到，艇前面是海军部旗，中间是王旗，后桅上是表示国籍的小旗，它停留在水兵之中达4天之久。有一天舰队作长距离巡航，遇到浓雾，舰只相互间完全隔绝，整个舰队全都看不见前后左右地一起行驶，依靠不可思议的尾笛鸣响保持编队位置。似乎不可置信，竟没有一艘舰只受到损伤，然后突然间浓雾散去，能辨认远处的目标，战列舰排成的整条长线一艘艘地显现在眼前。突然见到巨大的火焰闪光，军舰发射炮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同时炮弹落处海水激起高高的喷泉。舰队返航——3个战列舰中队并驾齐驱，巡洋舰和小舰队首尾相接地排列。航速提高到20节。每艘舰只的船头出现白色泡沫的条纹。陆地近了。宽广的海湾欣然接受这些迅速移动的巨大舰队。排成队形的舰只已经.片满海湾。与我一起站在“魔女号”舰桥上的外国军官焦急不安地注视着。我们依旧快速行驶。5分多钟后舰队的前卫将抵岸。4分钟、3分钟。最后，到啦！瞧信号！一条光灿灿的旗帜从“海王星号”的升降索降落。每艘军舰的锚一起落下；它的链索通过锚链孔发出响亮的朗朗声；每一架螺旋桨在舰尾旋转。在150码内每艘舰只都固定下来。沿着直线看，这一行几英里，那一行几英里，舰只排得像尺量过一般。外国观察员惊叹得直吸气。
这些是伟大的日子。从黎明到午夜，一天接一天，人们的整个思想全被蜂涌而至的迷人和新奇的问题所吸引。整日里感到有一种力量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创建、去组织；所有海军中最有能力的军官已作好了准备，他们忠诚而热切，他们有论据，有指导，有情报；每个人感觉到一种巨大危险与我们擦肩而过；在这种危险回来之前只有极短的喘息时间；下次我们必须准备得更好。星期六、星期天和任何其他闲暇日子，我总花在朴茨茅斯或波特兰或德文波特的舰队上，或者在哈里奇的小舰队里度过。各种级别的军官都到甲板上吃午餐或晚饭，不断地讨论海战和海军管理方面的问题。
海军部的快艇“魔女号”现在主要成为我的办公室，几乎成为我的家；供我工作供我单独居住和娱乐，在战前3年中我在海上一起花了8个月。我访问大不列颠群岛上和地中海上的每一个造船坞、造船厂和海军设施以及每一艘重要的舰只。我亲自检查了每一个战略要点，每一件海军部的财产。我必须了解每件东西的模样，每件东西在什么地方，一件东西如何与另一件东西相配合。到最后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任何东西，并彻底了解我们海军事务的目前状况。
我生动地回忆起我第一次从朴次茅斯到舰队停泊地波特兰的航行。阴沉沉的下午，天色接近黄昏。就在我第一次见到舰队从暮霾中露出来时，一个朋友提醒我，“遥远处连成一线的饱受风吹浪打的军舰是伟大陆军从未见过的”，但这些军舰在他们辉煌的日子里曾“阻挡了拿破仑通往征服世界的道路”。在波特兰港口，快艇四周停泊许多军舰，整个港口因各种大小船只来来往往而充满活力，等到夜幕降落，海上和岸边千万只电灯突然发光相映生辉，由于舰只和中队彼此使用灯光交谈，每一个桅顶上的讯号灯闪闪发光。为这样的事业服务谁会不做好工作呢？当黑暗中似乎充满着战争逼近的威胁时，谁会不做好工作呢？
想一想这些舰只，它们本身如此庞大，但在海上又如此渺小，如此容易在视线中消失。当时我们充分信任它们任务，但只有20来艘。它们是我们所有的全部。如我们想象，在它们身上寄托着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和国力。我们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我们在世界各地创立的业绩，我们忠实、勤劳、积极的人民所有的生活与安全的手段都依靠它们。如果有一天，英国舰队在遥远地方的英国港口不得不打开海水阀，让它们沉入海面之下，几分钟之内——最多半小时——世界的整个前景就会改观。英帝国将如梦一般解体；每一孤独社会团体只能各自向前挣扎；英联邦的中心凝聚力量破碎了；那些强大的省份、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帝国，将会失去控制，沦为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欧洲在一阵突然的惊厥之后将落入条顿民族的铁拳和统治之下，落入条顿制度所具有的全部规则的统治之下。只有依靠大西洋彼岸尚未武装起来、尚无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单独维持人间的法律与自由了。
好好保护他们，海军将军和舰长，吃苦耐劳的水手和个子高大海军陆战队官兵；好好保护他们和忠实地引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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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海军大臣统管海军军务。——译者
**本书第32章。——译者
①在费希尔勋爵任期中颁发的1909年战时命令中规定密严封锁德国港口。阿瑟·威尔逊爵士不向任何人透露在新条件下他所作的修改。
②马汉海军将军。
③朱利安·科贝特爵士。
④冯·贝特曼一霍尔韦格《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第45页。
第05章、北海前线
01.
在我来海军部以前，我从未充分意识到麦克纳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于1909年把军舰大炮口径从12英寸改为13.5英寸的巨大跃进为舰队立下的殊勋。大炮口径增加l.5英寸足以使英国炮弹从850磅提高到1400磅。皇家海军正在船台滑道上实际建造的舰只中不少于12艘装有这种极为出色的武器，它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发射的炮弹接近一半比德国舰队发射的最大炮弹重一倍。
我立刻设法将尺寸增大一号。此事我向在赖盖特的费希尔勋爵提起，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实现这个主张。“新海军计划中的所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必须装备15英寸的大炮。完成这种大炮的装备等于获得海上的伟大胜利，从这个努力退缩就是对帝国的不忠。使杰克·约翰逊能击倒对手的是什么？是一记重拳！使用堆满舰上大量无用玩具大炮的那些不幸士兵而今又在哪里呢？”而且被纯技术问题挑起兴致，这头老狮子就会情绪激动、口若悬河，若非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他的模样的。我决心作出巨大努力确保获得这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困难和风险是极大的，而回头看这件事，人们感觉到只有成功才证明了这样做是对的。扩大大炮意味着扩大军舰，而扩大军舰意味着增加成本。此外，重新设计必定不可迟疑，一俟回转炮塔准备好时大炮必须立即就绪。当时还没有像现代15英寸大炮那样的东西。没有人造过那样的东西。向13.5英寸前进本身已经是跨了一大步。这种大炮的力量已经更大，精确性已经更高，使用寿命也长得多。英国设计师能否在更大规模下以更紧凑的方式再次取得这种胜利？军械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迅速制出设计图纸。在绝密情况下与阿姆斯特朗家族相商，由他们担当设计炮任务。我与这些专家开了几次颇为担忧的会议，对于他们的科学知识我当然完全不熟悉，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哪种人以及他们对这个任务的真正想法。他们全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点不需要是个弹道学专家也能觉察得出。海军军械署长穆尔海军少将准备为了这项工作而拿他的职业生涯作赌注。但毕竟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对13.5英寸大炮很了解。但在15英寸模型上可能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压力。如果我们只造出一架试验炮，彻底加以检侧，然后再订制所有5艘军舰的大炮，这样做没有风险；但这么做我们将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5艘大舰将装着低一挡次的武器开往战线，而我们有能力给它们更好的。我们与几个权威人士商量，他们认为还是损失一年时间较为谨慎。因为，要是大炮失灵，毕竟军舰也会严重受损。我记不起任何行政决策有比这更使我焦急的。
我再次去找费希尔勋爵。他态度坚定甚至有点激烈。因而我也铁了心跳入险境。先立刻定制大炮的整个装配件。根据我们安排应在4个月内以最大努力在其他大炮之前赶造一门大炮，以便能够检验它的射程和精确度，以及根据实际射击效果计算出射程表和写出其他复杂的资料。从此时起，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整个武器的制造，这些军舰的各个细节、乃至数千个零件都要重新设计以便能与大炮配套。设想一下，要是有一个失效会产生何等可怕的灾难！我们将难逃责任。任何错误都是不能接受的。这将完全归罪于我——“鲁莽的无经验者”，“他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就完全改变了他前任计划”，造成“这个糟透了的完全失败”，把这一年所造舰只弄得残破不堪”。我能说什么呢？更有甚者，尽管这个决策一旦开始行动就不可能取消，长期的搁置——至少14或15个月——难以避免。但是我不露出重重疑虑，我写信给第一海军大臣说，“除了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必须冒风险，现在设计中的勇气可能在以后赢得一场战争。”
所有事情结局都很好。英国制炮科学证明是精确而可靠的，英国的制造工艺证明是名声远扬的，至今仍居领先地位。第一门大炮在埃尔斯威克工场叫作“远程猛炮”，在官方所有文件一律叫作“14英寸实验炮”。它证明是光辉的成功。它能射击1920磅重的炮弹，射程35000码；它在任何射程下都达到惊人精确的程度，不论怎样频繁的使用都不会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当然我是过份地焦虑了，但当我一年后第一次看到大炮射击，并知道一切正常时，我感觉到我仿佛被人从极可怕险境救出似的。
在战前经常出版的那些梦魇似的小说中，我在1913年读到一本大战的故事，书中令战败的英国舰队吃惊的是，德国新战舰以骇人的前所未闻的15英寸的大炮开火。当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如今事实恰好相反。
这种大炮成为战舰最重要的武器，它是那时我们设计中所作全部更改的主要根由。从一开始起，我们计划上出现一艘装置10门15英寸大炮的战舰，因此它至少有600英尺长，舰内有装置引擎的空间，引擎能驱动战舰时速达21节，并有能力装载厚钢板、炮座和指挥塔的装甲板，厚度达到英国海军前所未有的13英寸。装甲较少航速较快，航速较慢装甲较多，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但此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概念。8门15英寸大炮一次舷炮齐射大致上可发射16000磅炮弹。10门最新13.5英寸大炮只能发射14000磅炮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结论，8门15英寸大炮猛击的火力实实在在地大于10门13.5英寸大炮的火力。前者的优越性还不止此。炮弹尺寸越大，它容纳炸药的量增加得越多，增加的比例不完全按几何级数递增，因为还有其他应考虑的因素。但总的效率是这样，在攻击力量的猛增上毫无疑问。另一方面看一下速度。21节的速度很了不起，但假定我们能得到还要快得多的速度。假定我们能够使装在舰体内的马力，足以驱动在大炮和装甲的设置优于最重级战列舰的这种强大的军舰，并达到迄今只有轻装甲12英寸大炮的战列巡洋舰才有的速度，我们不是向海军战争注入新的要素吗？
现在我们不谈物质领域。随着议论的展开，我逐步确立起一个程序，当然所有的程序以同步关系展开，其结果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像上文所述的军舰的那种东西，如有需要可以建造。是否需要呢？它是要建造的急需东西吗？它的战术价值足以证明增加费用和全部改变设计是有正当理由的吗？我们必须向战术领域寻找答案。
在速度上占有明确优势的军舰中队可以将自己的舰队排列成向敌人靠拢的队形，不管敌人可能怎样部署，你能隔一定间隙向敌人领头战舰加倍射击。你也可以包围它和阻挠它，从而迫使它团团打转，把它带入海湾，使其永远没有希望逃跑。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有的战役计划中，这个任务指派给战列巡洋舰。它们的速度肯定能使它们获得成功。可是我们必须想象它们也会遇到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于是它们很可能打一仗单独的战斗，暂时与主要战役不发生关系。再则，我们的战列巡洋舰，一群美丽的“猫”(人们对它们的中队不够尊敬的称呼)①与敌人最强大的战列舰比起来装甲较薄，而据推测敌人会把这种战列舰放在舰队的前面。使只有7到9英寸装甲的战列巡洋舰与有12或13英寸装甲的战列舰接仗显然是不公平的比赛，更何况战列巡洋舰的火力较弱。
可是，假设我们能使一支分舰队的速度快得足以抢占优势位置，在火力和装甲上：和任何战列舰一样强，我们几乎肯定能占有无法估计和决定性的优势。新从国内舰队司令部调来的第一海军大臣弗朗西斯·布里奇曼及其大多数主要军官肯定是这样想的。快速分队是他们战役计划的愿望。但我们能得到这类舰只吗？能把它们设计和建造出来吗？
在这个阶段人们要求军事学院在战术盘上设计出快速分队需要的在速度上占优势的节数，以便保证这个分队能够与德国舰队周旋，就像1914年和1915年时它能做到的那样。
答案是，要是快速分队行驶速度达到25节或者更多，它便能做所有必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速度上需要提高4或5节。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每增加一个节需要的马力数累进增加。我们新造军舰行驶速度21节。若要行驶25节到26节，它需要50000匹马力。50000匹马力意味着更多的锅炉，把它们放置在哪里？是呀，它们显然只能放在准备造第五座回转炮塔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15英寸大炮增加的轰击力，所以我们可以省却建造第五座回转炮塔。
但是即使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是得不到使舰只航速达25节所需要的动力，除非使用石油燃料。
液体燃料带来的优点是无法估量的。首先是速度。在同样的舰只上，石油给予的速度大大超过煤，而且能够大大提高加速过程。它比使用相同重量的煤增加40%的舰队活动半径。它能使舰队极方便地在海上加燃料。一支燃油的舰队若有必要，在无风浪天气中能够在海上排好位置从油轮加油，不必花费四分之一的力量不断驶入海港加煤，在回港和出港的旅途浪费燃料。为军舰加煤的艰苦条件使船上水手的精力消耗殆尽。在战时，加煤夺去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它使每一个人极不舒服。使用石油，几条管子连接岸上或连接油轮，军舰吸入燃料几乎不需要一个人动一根手指。照料和清洁燃油炉所需要的司炉工人数不到燃煤时的一半。燃油可以贮藏在军舰空闲的地方，而从那些地方不可能取煤。随着燃煤舰只不断消耗煤，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力，如有必要，还得把炮塔上的士兵也叫来，从远处不方便的煤舱将煤运到接近锅炉的煤舱，或将煤送入锅炉，因此，也许在战斗的最紧要关头削弱了军舰的战斗效率。例如，“雄狮号”上接近100个士兵不断从事从一个钢舱到另一个钢舱铲煤，甚至看不到白天或炉火的亮光。使用油有可能使各种类型的军舰以较小的舰身或较小的费用，获得更大的火力和更快的速度。单是燃油一项就有可能实现某些类型军舰的高速，而高速对它们的战术目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优点就是简单地从锅炉底下燃油代替燃煤而取得，如果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完全取消锅炉，使油在内燃机的汽缸里燃烧，各种优点将成10倍地增加。
我到达海军部时，我们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完全用油的驱逐舰56艘和只能以油驱动的潜艇74艘；几乎全部舰只都使用一定比例的油向燃煤炉喷射。但是我们依赖油的程度并没有造成油的供应成为海军的严重问题。额外建造大量的燃油舰，意味着我们的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上。可是在我们的岛屿上找不到数量可观的石油。如果我们需要石油，我们必须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经过海上从遥远国家运来。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供应的世界上最好的锅炉煤，这种煤出自我们自己的煤矿，稳稳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改变海军的基础，从英国煤转移到外国石油，这本身就是令人忧惧的决策，如果采用这个决策必然产生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解决所有问题都要求大量的初期费用。首先在英国必须积贮庞大的石油储备，足以使我们作战许多个月不需输入一船石油。为贮藏这些石油必须在各个海军港附近建造庞大的油罐设备。这些设备不会容易受到攻击吗？它们能受到保护吗？它们能隐蔽起来或伪装起来吗？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伪装(cameuflage)一词。必须建造油船队，用以从遥远的油田将石油越洋运到不列颠群岛，再用其他运油船只将石油从我们的海军军港运往海上的舰队。
由于用以约束我们自己的财政制度，不允许我们借入资金或得到“一次了结”的经费。每个便士必须一年一年地向议会争得。势必上升而且已受严重质疑的海军预算，又会出现明显的增加。在这些困难之外，隐约又出现难以确定的市场和垄断问题。世界石油供应在由外国控制的大石油托拉斯手中。使海军不可改变地使用石油实际上犹如“向无穷无尽的困难宣战”。浪涛汹涌、风暴遮天、浪尖白沫连片，惊涛涌向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应挺身而出面对狂风，还是应满足地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是顶住风浪就能迎来巨大希望。如果我们克服困难超越风险，我们将能提高海军的整体力量和效率，明显地达到较高的水平：更好的军舰、更好的官兵、更大的节约、更热情的作战力——一句话，冒险的奖赏就是优势本身。领先对手一年就可能使局势改观。那末前进吧！
1912年、1913年和1914年的三个计划使皇家海军历史上力量增加最快，但支出也最大。除了1913年战列舰令人惋惜的例外——后来也纠正过来——新造舰只中没有一艘燃煤的。潜艇、驱逐舰、轻巡洋舰、快速战列舰，全部都不可逆转地使用了石油。当决定建造快速分队时决定命运的孤注一掷就开始了。此时，与我们性命攸关的海军最好的军舰第一次使用石油而且只能使用石油。在此之后自然地决定较小舰艇也使用石油。一旦吞下骆驼，小昆虫自然非常容易吞一下去。
现在我说一下建造战列舰快速分队和使用石油的这些决定在1913年和1914年带给我的困难。我不能否认我的同僚有理由抱怨那些不能预见到的、但与他有关的特别巨大的费用支出。当时每艘战列舰的建造费用为225万英磅。“伊丽莎白”级快速战列舰费用每艘超过300万英磅。建立石油储备加上它的油罐和油轮需要费用1000万以上，显然其中一部分钱是非花不可的。不止一次我害怕被压垮。但是我有首相可靠的支持。财政大臣就其责任而言应该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也是我最友好的同僚。因此所有的困难过去了。始终坚定地面对这些困难的海军部委员会得到了幸运之神的报答，给予我们来自仙境的奖赏，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最好希望。
一系列不间断的因果关系引导我们参加英国—波斯石油会议。第一步建立皇家石油供应委员会。邀请并劝导费希尔勋爵主持该委员会。在建立委员会同时，我们实施由海军部本身勘探石油。在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和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爵士②建议下，我立即派斯莱德将军率领一个专家委员会去波斯湾实地考察油田。这几位绅士兼任海军部在皇家委员会的代表。成功的主要荣誉应归于他们。在财政工作的后阶段，英格兰银行行长，即后来的坎利夫勋爵，以及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最起作用。整个1912年和1913年我们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就这样一个环节衔接一个环节。从最初扩大大炮的愿望引导我们一步接一步走向快速分队，为了建立快速分队迫使我们使舰队的最主要部分依赖石油燃料。随后导致普遍采用石油燃料，这又导致要求普遍供应石油，又要求建设庞大石油储备库。这些项目引起庞大的费用支出和对海军支出预算的极大反对。可是这些环节是绝对不可能倒退的。我们只能奋勇前进，最后我们设法达成英国与波斯石油协定和合约，实现合约的最初投资为200万公款(随后增加到500万)，这不但保证海军获得大部分石油供应，而且导致政府得到石油财产和利益的控制份额，即此一项现值几千万英镑，和导致海军部石油购买价相当低廉，这个状况至今继续存在。
可以说这个投资的已实现的和潜在的利益其总数不仅足以支付那一年建造大小舰只的所有计划和整个战争前石油燃料设备，而且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期望有天我们将有资格宣称，1912、1913和1914年下水的强大舰队(它是同期任何强国曾经建造过的最强大舰队)是不花纳税人一个便士加入到英国海军中来的。
这就是建造快速分队5艘著名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沃斯派特号”、“伯勒姆号”、“爵士号”和“马来亚号”)的故事。它们全都用石油驱动，最少能行驶25节，装置8座15英寸大炮，具有13英寸装甲保护。这些军舰直至今天仍在舰队的15个最重要单位中服役，我们以后将看到它们在日德兰半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书的篇幅不允许我在这里详述(尽管我想做)新型轻甲巡洋舰的设计，在和平和战争期间我们为海军建造的这种军舰最终不下40艘。
02.
海军部的传统作战政策是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海军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舰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优势的战列舰队作为后备。200年的经验使得所有海军战略家同意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第一道防卫线是敌人的海港。”
当鱼雷发明时，法国人试图建造大量鱼雷艇以便挫败这个闻名的英国策略，几年后海军部以建造鱼雷驱逐舰予以反击。这种驱逐舰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舰身足够大，可以在大多数天气下留在海上，并能在足够长时间中穿过海峡作战；另一个是它们的炮较大，足以打沉或控制法国的鱼雷艇。因此，尽管鱼雷的出现，我们仍保持使力量较强的小舰队留在敌人海军基地附近的能力。与此同时，沿英格兰南海岸，在我们庞大海军设施邻近有一系列设置防鱼雷工事的海港，这些海港能为我们的实际上没有出海的战列舰及其他支援舰只提供安全、严密和方便的驻地。
本世纪初，我们潜在的敌人第一次由法国转为德国。我们的海军战略前线从南海岸转移到东海岸，从海峡转移到北海。可是尽管敌人、前线和战场变了，英国海军战略的健全原则仍继续有用。我们防御的第一线还是敌人的海港。海军部政策仍旧是以较强的小舰队严密封锁那些港口，适当地用巡洋舰和最后用战列舰队加以支援。
不能期望我们对这个新前线的安排能迅速地达到与许多世代的战争在海峡中逐渐形成的安排有相同的完善程度；就我们海军基地而言，当大战开始时我们尚在转变过程中。但更严重的是这种转变对我们驱逐舰的效用产生了影响。不像过去那样在跨越海峡20或60英里处作战，并有近在身边安全港口的支援舰船，现在要它们穿过240英里海面，在黑尔戈兰湾作战，没有比泰晤士港或福斯港更近的可供支援它们的战列舰队停泊的合适基地。尽管如此，海军部继续坚持他们的传统战略原则，而他们的作战计划直到1911年依旧考虑一俟宣战立刻严密封锁敌人港口。我们建造驱逐舰使其具有增加抗海上风浪的特性和巨大的火力优势。另一方面，德国人却坚持法国人的概念，即将鱼雷艇作为攻击我们大军舰的手段。我们在驱逐舰建造中主要依靠火力的巨大优势和抗海上风浪的特性，而他们则依赖鱼雷和良好天气条件时的高速度。但是我们的驱逐舰现在必须在北海作战，远得多的距离大大减少它们的效率。横跨海峡时它们可以分两班换防，现在则要求它们分三班横跨北海。因此在任何特定时间可使用的战斗小舰队只有总数三分之一而不是以前的二分之一。敌人能在任何时候以全部力量进攻这三分之一。为了从国内基地出发执行我们的老战略政策，应要求我们的小舰队在数盘上至少是德国小舰队的3倍也许要4倍。我们没有这个优势，也不可能有这个优势。
因此，从1905年前不久与法国签订协议起，直到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海军部计划占领一二个德国岛屿。目的是在岛上建立海外基地，战争开始后我们的执行封锁任务的小舰队可以在那里补充给养和供人员休息。随着战事延伸，那里将发展为我们海上力量的前沿要塞。使用这个方法海军部仍可实施他们传统的战争政策，即把敌人的小舰队和轻型舰艇逼入他们的港口和保持不变的严密的封锁。
德国人也想到我们的这些计划。他们大大地增加黑尔戈兰的防御工事，他们还在像弗里西亚群岛那样认为可能成为我们目标的岛屿上一个接一个建筑堡垒。与此同时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潜艇。潜艇不但使得占领和保持海外基地更加困难——某些权威人士坚决认为不可能——，而且它威胁毁灭我们的巡洋舰和战列舰，而没有它们的不停支持，我们的小舰队会被敌人的巡洋舰轻易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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