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rior勇士号；Warspite沃尔斯派特号；Westfaien韦斯特法伦号；Weymouth韦茅斯号；Wiesbaden威斯巴登号；
Yarmonth雅茅斯号；Yashima屋岛号；
Zèlèe热忱号；Zemchug泽姆丘格号
第3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4卷、東綫戰爭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The EASTERN FRONT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31年版译出
前三卷主要叙述一战的西线战事与海战，以及与一战命运至关重要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
本卷撰写东线战事。起始时谈及一战前两大集团间矛盾的历史渊源；然后详述奥国皇太子*遇刺与此事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的经过；详述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以及随后两大集团间相互宣战和东线进行战争的过程。
俄国进军东普鲁士，减轻了西线德军对法、英的压力，俄军初战告捷；但德军易帅，由兴登堡、鲁登道夫接任东线指挥后，形势发生变化；此外，俄军由于电讯泄密，因而惨遭德军围歼，以后节节败退。
最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退出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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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翻译为“皇储”而不是“皇太子”。只有皇帝的儿子成为皇储——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才能被称作“皇太子”。因为奥国皇位继承人是皇帝的侄子，故不应被称作“皇太子”。——Franc.She
前言
献给
我们忠诚的盟友
和俄罗斯帝国的战士
在《世界危机》*四卷与《战后》*一卷的共五卷书中，我按英国的观点，尤其是依据我当时担任的职务所持的立场，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在前几卷中，海战、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和在法国与佛兰德展开的几次战役是我叙述的中心。在东线，关于俄国与德国和奥地利的斗争，我着墨不多，只是零零落落提及。在这新的一卷里，比例倒了过来。在这里导致大战的事件和大战各次战役的内容讲的都是发生在东战场的故事，英国和法国的事情则只是简略地、在不可或缺处才提到。我试图全面叙述发生在东线的整个战况，法国的遥远炮击声只是偶然传到耳际。主题发生在维也纳，包含着中欧的苦恼。发生在西线的熟悉的事件只是在谈它们对东线的反应时才提到。
在整个战争岁月中，虽然我是在视野开阔和获得最好信息的职位上生活并紧张工作，我还是惊奇地感到，俄国和两个日尔曼帝国之间的冲突，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朦胧，而且常常又是那样地不完整。实际上，我曾想将此卷称为“不知道的战争”。我是直到从这个新的角度研究了这些问题后才开始完整地了解这场悲剧的。我相信，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会感到，要了解真相，讲述这些事是所必不可少的。
史料来源非常丰富。可供利用的有卷轶浩繁的历史著作、回忆录、答辩、辩白录、无罪证明和官方记录，其中有的还是新近才公诸于世的。很多尚未译成法文。极少译成英语。另外一些则是技术性的，主要是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感兴趣的资料。有一个完整的书库，而说英语的世界几乎还没有人大胆进入。我们自己的命运还处于东线所发生的一切的重大影响之下，因此，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寻找我们命运中很多奇怪而悲惨的转折点的解释。
我必须感谢下列这些资料，因为我从中获益匪浅，这些资料是：实际上的奥匈帝国总司令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大量记录；兴令堡、鲁登道夫、法金汉和霍夫曼的著作；丹尼洛夫、古尔科和苏霍姆利诺夫的俄国记事；多卷本的德国和奥地利官方历史；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图书；和经常见于《军队季刊》(Army
Quartelly)的大批探索性的军事专著。我还必须对芝加哥大学的伯纳多特·E.施米特教授对战争起因的阐述表示敬意，他巧妙地从浩瀚的可靠的官方文献中整理出一批给人深刻印象的文献。
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陆军中校查尔斯·霍登，他花了一年多时间，以卓越的建议帮助我搜集和精选资料，完成必要的翻译，并绘制了很多地图，没有这些地图，我讲的情况就难以理解。
我参考过的、或引用过的一些权威人士的著作见附录二。在所有情况下，凡我需用的文献资料，我都力求找到原件，而且要依据德文本和俄文本直接译出。
我还力求让一般读者对军队的军事行动一看就明自，同时还像在前几卷中一样，说明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竭尽全力使专业术语简化。俄国、波兰和奥地利的大量人名和地名对说英语的读者来说是必然的阅读障碍。但如果不幸大战在威尔士打起来，对他们无疑也会发生同样的困难！为方便简明起见，奥地利这个词几乎总是用以指奥匈帝国。威廉二世在全书中一概称为Kaiser(中译：德皇)，弗兰茨·约瑟夫称为Emperor(中译：奥皇)。至于略语和符号将随着叙述予以介绍。我的希望是，细心的读者，在仔细阅读说明和细心阅读辅佐正文的简明地图和图表之后，将能完全领会，本书对人类命运中这些浩大悲剧插曲的描述是连贯而清晰的。
温斯顿·丘吉尔
肯特郡查特韦尔
193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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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书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5卷。——译者
第01章、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
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对抗——难忘的战场——一个衰落中的帝国——不和的各民族——波兰的梦——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奥皇的圈子——奥皇的友谊——皇位继承人——他的婚姻——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战争鼓吹者——三国同盟——大国建立集团
01.
假如我们暂时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发生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那末在东线的战争就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最大战争。就其规模、屠杀、战士的拼搏、军事上的变幻莫测来说，它的重要性和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所有相似的人类战争。
它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令人沮丧的战争。所有三个帝国，敌我双方，胜者和败者，都毁了。所有的皇帝或其继承人全都被杀或被废黜了。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被粉碎和铲除，它们数世纪以来名声显赫，交织成欧洲的特有结构。这三大机体的结构是由若干代人的忍耐与英勇建立起来的，代表欧洲大家庭贵族支脉传统群集，如今却已变得不能辨认了。本卷的篇章再次叙述了实实在在理所应得的令人眩晕的胜利和失败。它们记下了数百万人的苦难、艰险和激情。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泪水、他们的鲜血打湿了无垠的平原。千家万户等待着将士的归来。成百座城市准备欢呼他们的胜利。但所有人都失败了；所有人都受到了打击；他们付出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他们蒙受了骇人听闻的伤害，他们忍受了匮乏，他们以典型的无限忠诚献身，但一切牺牲都化为乌有。任何人都一无所得。他们在泥泞中挣扎，他们在雪堆中冻死，他们在严寒中饿死。那些幸存者，那些经历过无数战斗的日夜的老兵最终回来了，带着胜利荣誉抑或不幸消息，回到了早已被灾祸吞没的家乡。
我们可以通过拿破仑的战役想象这一战线。艰难与阴沉的战争；冬季的战争；荒凉贫瘠的地区，背负重物前进和后退的长途行军；战马套着挽绳死去；伤者被自己的血冻住；死者不点数不掩埋；生者再次被强迫去受熬煎。艾劳、阿斯珀恩、瓦格拉姆、博罗季诺、别列西纳——所有这些名字的邪恶印象再现在眼前，它们穿着的壮丽的、熠熠闪光的外衣被剥掉了，露出丑恶可怖的原形。这里，整个中欧将自己撕成碎片，在痛苦中死去，又再次面目全非地站起来。
02.
在前三卷，我追溯了这些对抗的无情加剧，这些对抗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把欧洲变成一个兵营，变成两大联盟体系，世界和平就不可靠地建立在这两大体系的均势上。但这个漫长的过程主要是依据西方大国的观点予以研究和描写的，是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持久争吵以及英国对此的态度为中心的。现在我们再逆着历史长河追溯到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发生世界战争的根源。即使德国和法国从未成为对手和敌人，或者，即使英国从未被德国排斥，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愤怒的源头也迟早要泛滥成战争的洪水。如果没有这些东部的麻烦根源，那末西部大国或许早就处在和平与进步的阳光之下了。这两组自成一体的致命势力，本身就有可能酿成最深重的灾难，致命的时刻也确是由东方事态的进程决定的。
中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和民族从古代战争的混乱中占有广袤的疆域。古战场上凌乱地堆积着昨日阵亡战士的累累白骨和往昔胜利的旗帜和战利品，关于这些有许许多多残酷压迫和征战灭亡的故事可述，对此人们记忆犹新。哈布斯堡帝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基本上处于与悍然入侵、强迫其他民族改变宗教信仰、蹂躏平民的土耳其人历经数世纪斗争后留下的废墟中。好战的伊斯兰教的潮流在西方衰落和消失很久之后，在这里也最终被挡住了。经过长期斗争后多瑙河流域得到解放。有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巴尔干国家的基督教民族，而且在开始衰败后还极为严厉地控制着她们。这些勇猛的基督教民族，主要是在俄国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土耳其的暴政，争取自由；直至最后土耳其帝国永远瓦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摆脱了500年奴役的灾难，站了起来，但几乎立即开始以憎恨与敌对的犀利目光相互注视。她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记得巴尔干的霸权在这个或那个时期曾经是属于她的；各国都着手收集她们国家在冲突历史上乱成一团的、不连贯的线索。
基督教国家的胜利者中，第一个当属沙皇帝国。如果说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骑士团曾经挡住过土耳其的入侵的话，那末是俄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紧逼着土耳其，激励着仍在受奴役的兄弟民族求解放，并受其他动机的驱使趋步君士坦丁堡，要求开放地中海不冻水域。俄、土之间的世仇与法、德之间的仇恨一般古老，一般不共戴天。但俄国，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以及其他著名的罗曼诺夫王朝君主的统治下，富有生气，不断强盛，而奥斯曼帝国则趋于衰败，日落西山。从14至18世纪，中、东欧面临的危险以及其全神关注的问题是土耳其的强大。19世纪，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则是土耳其的衰落。
由于入侵军的最终撤退，刚强民族和广大疆域的解放，共同敌人的衰败和消亡，长期联合奥匈帝国各民族的结合力逐渐松弛瓦解。日耳曼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为安全而组成一个联合帝国的必要性，由于接二连三的灾难性战争和内战而受到了损伤。随着外部敌人消失，奥匈帝国的军队开始解体。与巴尔干解放了的国家一样，多瑙河平原的四个民族也开始再次为自己思考过去和未来。1848年，匈牙利人发动了起义和革命，差一点使自己分离出去。他们被通过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蜂涌而出的俄军拦截并击溃，沦为俘虏，被沙皇带回，再次成为其兄弟皇帝的阶下囚。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是在经历了流血和残杀的大惨剧之后才进入他漫长而不祥和的统治的。现今处于全面复苏中的民族主义的波希米亚，在奥地利的罗网中感到焦虑、愤慨，正在竭力挣扎，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复苏标志着19世纪的结束。如果双重君主变成三重君主，她也许会同意和解。但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还是匈牙利对此都不会让步。
往南看，该帝国的问题甚至还要严重。南部斯拉夫人横跨帝国边界的两侧。该民族的核心是塞尔维亚，但大部分斯拉夫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感情和传统都向着塞尔维亚，就像为磁铁所吸引，而且还通过塞尔维亚，向往着久远年代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斯蒂芬·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复兴昔日的荣耀，重新统一现在分离的土地和人民，成了塞尔维亚人摆脱土耳其奴役后的坚定抱负。这是个坚强尚武的民族，“巴尔干的普鲁士人”，他们的牙齿是在与土耳其苏丹部队进行了数世纪之久、无记载的凶猛战斗中磨锋利的，对挡道者毫不留情。他们毫不顾及对自己或别人的影响，无所畏惧，能忍受一切，通过这次大战的恐怖和苦难，持续地尝试实现他们的庞大计划，而且事实上在大战结束时达到了他们的目标。
上一世纪后半叶，所有这些腐朽力量在帝国内部积极地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发挥作用。西方世界的进步，民主思想的传播，普及教育的至高无上的必要性，代表制和议会制在广泛选举权基础上的采用，义务兵役制的需要，这一切往往会加剧紧张程度。只要教育是热心求学的少数人得之不易的一种特权，语言和历史的问题就不会产生麻烦；但当人口混杂和宗教信仰混杂的数百万人坐在课桌旁接受义务教育时，每个乡村学校的每个教室、每一门课程都会成为角斗场所。在这个衰落的帝国，没有这样一种力量，能迫使无数国民学校像美国那样，使用单一语言，把普遍的宗教与教育分离开来。奥匈帝国的每一个民族都沉溺于分离主义，把它推向极致，而且复活了古老的、甚至是早就忘却的语言，在日益扩大的敌对中，把它们作为武器使用。
在帝国议院中召集这些对立力量开会是毫无用处的。英国下院议事程序的步骤也无力应付如此严重的分歧。只有当原则为各党派大多数所同意或至少肯接受时，议会才会兴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议会中，一帮帮激动的代表坐在那里，整个钟点都以敌对的语言相互号叫，以无休止的敲击桌子来为他们的合唱伴奏，这种合唱还会突然升级，最终发展为口头攻击。所有的人都纵容仇恨；所有的人为其纵容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
这些民族的表现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倾向，令许多阶层的人士感到非凡苦恼和忧心忡忡，这些人士是有文化、有特权的土地贵族，无数等级的官员和军人阶层，他们是保护财产、维护帝国团结和支持君主政体的基本力量。试看某些爱尔兰人，又是新芬党又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一起争吵，一起撼摇帝国的结构；而那些安全和昌盛均系于帝国的生存的强大统治阶级，则以愤怒、担心和困惑的心情注视着爱尔兰事态的发展。当20世纪在6000万人上空破晓时，统治奥地利的是脸有倦容、年迈体衰、命运悲惨的80多岁*的皇帝，人民的灾难还要继续一段时间。
包含着土耳其的衰弱、巴尔干的野心和奥地利的衰败的场面如果没有波兰的梦想就不完整了。当多瑙河沿岸的离心力在积储能量时，维斯图拉河两岸的向心力却保持着不灭的能量。著名的波兰王国的位置就在这里，虽然130年来一直被包围着它的三个军事帝国所瓜分，但它始终珍视自由并追求重新统一，还怀着动摇三个瓜分者的根本的希望。在隐蔽的华沙地下室安放着波兰国家的古老旗帜。2000万到3000万波兰人在三只帝国之鹰的魔爪下无依无靠，他们被牢固地编入三支傲慢的军队之中，相互敌对，随时都可能被迫兄弟相残。但他们等待着有那么一天，在三个帝国的废墟上，挥舞隐藏的旗帜，再次向日光致敬。这里有一个永不消失的梦。
03.
奥匈二元帝国的虽已破裂，然而仍绷紧的制度，依然沉闷地围绕着这个年迈的皇帝转。弗兰茨·约瑟夫1848年在颁布处决令、戒严令和对起义的严厉镇压中登基。他遭受过各种国家苦难和家庭悲剧。其弟马克西米连在墨西哥被反叛的行刑队处以极刑。他的独子、王位继承人鲁道夫于1889年悲惨地自杀。他的妻子，在日内瓦的一个码头上，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刺透了心脏。他发动的对外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他专心致力的国内政策也都是显然会徒劳无功的。1859年，索尔费里诺和马真塔这两个战役使他丧失了意大利北部。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使日尔曼的霸权从奥地利转移到普鲁士。他曾与之鏖战的匈牙利在帝国的心脏坚持富有挑战性的分离主义。他永远不会承认波希米亚曾是伙伴，后者正在他的手掌中苦苦挣扎。
然而，这位皇帝不止是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时他已经在位60年。他75岁时不仅保养得好，而且精力旺盛。他走得了远路；他还能骑马；他最主要的娱乐是射猎野猪、熊和鹿。他曾坚毅地承受丧亲之痛。他妒忌其弟马克西米连；他不爱他的妻子，他与他的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不和，其中有的惹出了公开丑闻，按他的严格标准是绝不会宽恕的；他有礼貌地默认了其侄子、新的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存在；但他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恋爱婚姻。1905至1911年俄国驻维也纳使馆陆军武官马尔琴科将军，在其确实对历史作出了贡献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同僚德国武官冯·比洛少校(德国前宰相之弟，后在比利时被杀害)谈过这位皇帝的麻烦：“他习惯于那样。一天工作中如不发生不幸，他就会感到乏味。”马尔琴科自己则说，弗兰茨·约瑟夫“把他的失败和挫折看成是对好运的献祭。”这位精明、有礼、执拗而无幻想的老绅士，在帝皇家里长大，从青年时期起一直被大量公务缠扰，对公务是否处理得当总是反覆自省。
在他在位的最后阶段，他差不多成了一部自动机器。他没有欢乐，事实上是心情抑郁，每天从黎明到黄昏准时地勤勉地完成日常事务。他通常早晨4时即起，穿一身天蓝色制服，在四周全是公文和卷宗的办公桌旁喝完咖啡。他希望晚上不迟于8时就寝。他对破坏这个规律的一切社交活动都深恶痛绝。不得不宴请宾客时，就至迟在下午五、六点钟开宴。没有这类安排时，皇帝在三、四点钟之间就进晚餐了，虽然维也纳通常的晚餐时间在八、九点之间。这位年迈的老人独自一人处于权力的顶峰，从那里时间的潮流一去不返，他品德高尚，是一位办事认真的公务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在岗位上忠诚地工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朝着正确的方向率先前进。
在帝国最后17年间成为皇室权贵的冯·马尔古蒂男爵对宫廷作过生动描写。弗兰茨·约瑟夫与一个奇怪的小圈子亲密无间地生活，小圈子由2个70多岁的随从武官组成——帕尔伯爵和博尔弗拉斯男爵，后者还是内阁军事方面的首领——还包括贝克伯爵，1906年时70岁，也许是皇帝信任的一位男友。这三人是权力中心周围的人。他们在弗兰茨·约瑟夫的大部分臣民出生前就在那里了。他们的一生一直为皇帝效劳。帕尔在年轻人的有力帮助下处理礼仪和很大一部分官员任命等一切大小问题。博尔弗拉斯主持宫廷军事领域的事务；但他常常考虑重要的政策问题，且不断提出他的建议，而且实际上在1878年最初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还提出过决策和计划。到1906年已效忠皇帝达50年的贝克，指挥和照顾他的敬爱的主人的一切行动和公开露面的事宜。他确切地知道皇帝对进行检阅、军事演习、视察军营或卫戍部队和每一种非政治的公开活动的喜欢程度。他研究皇帝的欲望和嗜好；他细心保护他的君主不受琐事的烦恼；他当然还就军事问题向皇帝提出过一些过时的意见，因为他当年曾任奥匈帝国军队的参谋长。
这些人就似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几位忠贞不渝的遗老，他们毫不偏离地围绕着年迈而头脑清醒的君主转，在这位君主身上集中了一个腐朽帝国的全部忠诚，以及对他的政治制度的所有的仇恨。
皇帝还有一个知心的女友。卡塔丽娜·施拉特是距维也纳不远的巴登的一位邮政局长的女儿，在19世纪80年代是一名出色的女演员。弗兰茨·约瑟夫羡慕她的美丽、妩媚和幽默。皇后欢迎她。她与宫廷有交往。30多年中她是备受皇帝宠爱的朋友。无论在舍恩布伦宫还是在伊施尔河，她不显眼的寓所总是近在咫尺。每天一大早，老人就经过一道便门离开皇宫，走过精心隔绝的小路，去与施拉特夫人共进早餐，她“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并而带微笑”，他们在间“有张铺着白布的餐桌，桌上安放鲜花的”老式房间用餐。在这里，他找到了平静、快乐和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这里不会给他要他准时处理的文件。
冯·施拉特夫人，如后来称呼她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都了如指掌。大臣、银行家、贵族和演员都感到同她保持联系是明智而令人愉快的。丘皮克说，“她是皇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环节。她是他的报纸；从她那里得知的比……从他的所有大臣合在一起得知的还要多；……他常常只有从她那里才知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在必须告知皇帝他的独子自杀或被谋杀的噩耗的那个悲惨的早晨，是皇后伊丽莎白先求教于冯·施拉特夫人，然后两位妇人一起透露这个消息的。这位在一定范围内有权奖惩的天才妇女，始终保持平民身份。她从不滥用地位敛财或扩大自己的权势。她和皇帝谈起国事时态度得体而谦逊。但她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她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他也总愿意倾听她说的切，仔细考虑她说的一切。宫廷大臣、礼仪和品行的指导人蒙特努福伯爵妒忌她的影响力，不断动脑子设法搅乱她和皇帝的关系，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这种交往是弗兰茨·约瑟夫的唯一幸福。他始终执拗地坚持这种友谊，直到最后。
当然，还得指出皇帝是一位顽固的守旧派。他认为老式的习惯和方法以及保守的世界观，是他的地位和帝国的复杂结构责令他保持的东西。他没有隐瞒他对革命的厌恶。他永远不用电梯，公开表示不喜爱电器，讨厌电话，为取悦英王爱德华才坐汽车，还反对乘飞机。我们根据优越的知识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在那些陈旧观点看来，还不能证明他错了。
1889年皇太子鲁道夫之死使皇位继承权转移给了皇弟查理，后者1896年之死又使它转移给了他的长子弗兰茨·斐迪南大公。①这位法定继承人受过高等教育，想登上皇位。他是一位英俊男子，能力中等，爱好简单，举止不圆滑，有真诚的个性和坚强的意志。他从他的外祖父，即西西里的“炸弹国王”身上继承了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和一种自认为不受人喜欢的性格倾向。据说他曾对他的参谋长说：“你通常企望，每个人都将证明自己是一个天使。……就我来说，我总是假定，我第一次看到的任何人都是无赖，以后，如果可能，我再修正我的看法。”
在普雷斯堡的弗雷德里克大公的城堡，他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大公希望他能与长公主结婚。但是人们逐渐怀疑引起他兴趣的是一位年轻的受尊敬的姑娘，一位受尊敬但门第不高的德国—捷克裔的女伯爵霍特克。在她的女主人伊莎贝拉大公夫人的盘问下，女伯爵霍特克以全盘否定对付这些谣传。在亚得里亚海边度假时，有一天大公夫人偶然拣到一个其主人不知不觉间丢失的小金盒。她打开小金盒，发现里面珍藏着弗兰茨·斐迪南的微小画像，上题“永远属于你的”。她认出这个小金盒通常是由女伯爵霍特克所系戴的。
转瞬间，这位女侍从官就被辞去了。这一结果震惊了奥地利全国。弗兰茨·斐迪南考虑到他已连累一位年轻小姐，使她丢脸并遭解雇，便听任自己的激情飞扬，他立即宣布他要和她结婚。已是耄耋之年的皇帝，本已打算让他的新继承人娶其子鲁道夫的遗蠕皇太子妃斯特凡妮，据说感到极度震惊；维也纳震颤了；奥匈帝国哗然。人们设置了许多障碍，提出了许多论据，试图否决。弗兰茨·斐迪南推倒了这一切。他签署了一个放弃皇位赋予他的未来妻儿的所有权利的法令。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放弃他自己的这种权利。举行婚礼是他一生中最盛大、最幸福和最隆重的事件。他们是恩爱的、生死永不分离的夫妻。
然而，守旧和更新的复杂情况搅乱了皇宫严格的礼仪。弗兰茨·斐迪南是最重要的人物，随着皇帝年迈，他必定要在帝国的军、政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而且几乎是支配一切的作用。有一把钥匙总能触动他关心之事，那就是给予他妻子的礼仪待遇，这对他是决定性的。匈牙利法律的宽大的原则只考虑婚姻事实，她的丈夫一继承帝位，她必定成匈牙利的皇后。但在奥地利，她的地位就低了，而且一直很低，在有男女出席的重大聚会上会出现令人难堪的情况。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大公又感到了新的刺激。他对自己放弃他们的权利的誓言后悔莫及。“他想收回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只有如此才能安心。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一誓既无理又无效。”为他的至爱者获得他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承认，成了他一生中的至高目标。女伯爵霍特克不断地煽动这种情绪。维也纳副主教对马尔古蒂说，“这个女人的野心是肆无忌惮的，而她的非凡才智将很快给她指明把她的野心转变成现实的途径。”
德皇②威廉很快就拣到了这把显而易见的钥匙，正好开这把十分重要的锁。在结婚前，弗兰茨·斐迪南敌视德国人，恨德国皇帝，而且讲起他时更是指明道姓，比平常直率得多。但威廉二世忍了。他无论何时途径维也纳，总是对女伯爵霍特克特别注意。友谊很快就建立起来。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妻应邀来到柏林，受到尽可能高规格的款待。宴会上采用小圆桌，使得德国皇帝能安排女伯爵在其身边就座而又不违反规则。恭维话不绝于耳，招待热情周到。女伯爵霍特克是个娇媚的女人，和蔼可亲、有才能而又用心深远，很快就成了德国的坚定支持者。她谈到德皇时使用最尊敬最钦佩的言词。她已经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丈夫听她指挥。他已放弃他以前的成见，从1908年或1909年起两个男人成为密友。年迈的奥皇一直不赞成这桩婚姻，但由于岁月的重负使他精力日衰，他只得听之任之。其间，帝国陆军和海军的责任转移到皇储手中，尽管弗兰茨·约瑟夫及其旧式军事指挥机构抱有成见并进行了抵制，但陆军，尤其是炮兵，还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军队日渐德国化，装备了现代武器，任用年轻领导人。
在这些新的军队长官中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他的全称写在这里——步兵将军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男爵。1914年他的名字在国外还鲜为人知。即使在大战期间他的名声也仅限于军界之内。在法国、英国或美国收听战争新闻的激动的公众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他在这次世界大战及其起因中所起的作用，比哈布斯堡帝国6000万臣民中的任何人都大。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事实上是全部军队的司令官。他制订计划，他进行动员。参加了差不多所有的战役。他不只是尽了这些重要的职责。他既是一名军人，又是一位外交家，既是一位战略家又是一位政治家。据了解他的人说，他实际上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军人。他是一位参谋长，然而全神贯注于外交政策，他代表一种最危险的组合。鲁登道夫1917年做到的事，10来年前康拉德已经做到了。
康拉德生于1852年，是一位轻骑兵上校的儿子，在奥地利军队里，他的等级稳步上升。作为战术和军事训练的讲师和作家，他是那些进攻战的鼓吹者之一，但机关枪和铁刺网使这些鼓吹者的许多幻想都破灭了。1906年，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托付他改组帝国军队，委以平时和战时军中第一要职。康拉德在职位上清醒地认识到，帝国处于可怕的而且日益严重的危险之中，因而不敢苟安。他看到，帝国内受民族关系紧张的折磨，外受凶狠、饥饿的强敌的包围。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以及最主要的敌人塞尔维亚，在他看来似乎都在伺机扑向垂死的帝国，试图从它的身驱割去财富。俄国觊觎加利西亚；罗马尼亚盯着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谋求索还蒂罗尔和亚得里亚海岸；塞尔维亚渴望借助俄国的同情，为南部斯拉夫人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在康拉德看来塞尔维亚是其中最邪恶和最可恨的。不能否认，到一定时候，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证明，她们是奥地利帝国的致命敌人，也不能否认，她们会全部入侵或威胁她们觊觎的省份；更不能否认，四国中有三国会达到她们的主要目标，如果说不是全部目标的话。
康拉德是作为军人研究这些战略问题的，他深信，如果他的国家的敌人联合起来，他的国家肯定要被毁灭。因此，他希望一个一个地打击她们。他说“我们必须利用最早的机会同我们的最脆弱的敌人算账……给以打击”。他主张，”一有机会就逐个彻底打倒敌人，以确保她们不会同时攻击奥地利”。他信奉先发制人的战争，深信奥地利能接连打败两个或三个敌人；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塞尔维亚，如此等等。在近10年中，他不时地围攻皇帝。他的固执常常激怒他的主人，而他的忠诚和能力又为他赢得再次冒犯的机会。他终于能遂其所愿。真的是滴水穿石。
他的工作能力超过了他的体力。由于长期在蒂罗尔服役，习惯于山区空气，他在陆军部他的房内感到憋气。在严寒的冬季，他工作时要敞开窗户，这往往使来访的人招寒伤风。他对自己严厉，对别人更加严厉。他寻求艰辛和匮乏的环境，乐于使其部队吃苦。实际上，在战前一年的军事演习中，他对部队的要求非常严厉，以致大公都不得不表示异议。弗兰茨·斐迪南说，“没有必要教战士在和平时期去死。”这位又黑、又矮、又弱、又瘦的军官有一双敏锐并富于表情的眼睛，镶嵌在他那禁欲主义者的脸上，他生活方式朴素，对人对事无所畏惧，他对职务和皇帝尽心尽责，因忧国而消瘦，年复一年居住在欧洲火药库的中心，专管起爆雷管。
04.
1879年俾斯麦组成的德奥联盟，到1883年把意大利包含在内时，扩大为三国同盟；但1887年德国与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解除了这个可怕集团的进攻特性。到俾斯麦故去后，由于泛斯拉夫情绪在俄国的增长和德国政策的愚蠢，最终产生了导致灾难发生的俄德之间的裂缝。从宣布俄法同盟的1892年起，欧洲在新的意义上被分为三国联合和两国联合的对峙。1904年的英法协定不仅结束了英法之间的争执，而且此后还促使英国更接近俄国。英国和这两个国家的逐渐联合削弱了使意大利与三国同盟联合的纽带。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任何明显或正式的变化。英国的大臣们仍然赞扬英帝国不参与欧洲联合，而意大利政治家则重申他们忠于三国同盟。不过欧洲均势已同时发生双重的变化了。不祥的20世纪的曙光照亮了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法国和俄国为另一方的明显的对抗。在这两个对立集团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此后，俄、奥在巴尔干国家的利害冲突沿着德、法之间过去无休止争吵的同一渠道涌出。阳光依然明媚，气候和煦；但在微风中有一股刺骨的寒气。
俄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影响了原有的对抗集团。开始时俄国人的失败以及英国与日本的联合似乎是致命地削弱了两国同盟；但德国国力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和摩洛哥问题上的纠纷又把各国拉回各自的主要联盟。法国和德国都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占有了大量殖民地，英国征服并吞并了布尔人共和国。这几个大国都在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北非海岸积极地建立她们的势力范围。法国考虑到英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放弃了在埃及的权利和利益。但德国，不顾英法协议，坚决拒绝满足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要求。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由于英国幽灵的出现，以及她巧妙的干预，德国几乎陷入孤立，只有奥地利一个盟国支持。
为实现和平和达成国际协议所作的努力并不少。但无论是1907年的海牙会议还是其前的1899年海牙会议，根本都不是真正的和平会议。这些会议对维护和平所作的贡献——也许除了建立海牙法庭——几乎微不足道。它们主要致力于制定战争规则，然而即使在这方面它们也没有成功地制定出经得起现实考验的法规来。这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特定方面的做法，引起了各国参谋部的深思，并激起很多疑虑。我们自己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很多准备工作，其由来就是海牙会议的模棱两可的话，这就迫使我们决定我们自己应有什么样的政策，并步入战备工作中尚未探索过的领域，探索前景。
这些旧世界的组织控制不了无情的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加重了德国已经在承受的负担，原有的重压是因德国的扩张和野心以及腐朽的奥匈帝国的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引起的。从此时起，两个中欧帝国有了共同事业，每一方必定成为另一方目标的不加区别的护卫者。她们已经联盟；她们现在紧密结合。她们现在锁在一起了。自诩忠诚的奥地利指望德国的力量作为她生存的手段；有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军队的德国知道奥地利是她唯一的朋友。有了这一罪恶的、致命的堕落，人类的和平和文明就取决于交替折磨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与恢复的痉挛过程了。有关阿尔萨斯—洛林的争执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新展开。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海军对抗被从未看见过大海的民族的激情煽起。今后，欧洲的光荣和安全将悬挂在它的最薄弱的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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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约瑟夫(1830—1916)，进入20世纪时应为70多岁。——译者
①见附录一。
②本书英文本为方便起见，称弗兰茨·约瑟夫为“Emperor”(中译本译“奥皇”)，称威廉二世为“Kaiser”(中译本译“德皇”)。
第02章、吞并波斯尼亚
奥地利的托管省——对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反响——布赫劳会谈——仆役的抹布——1908年欧洲危机——和平处于危急状态——英国的态度——德国对俄国的挑战——意志冲突——埃伦塔尔的胜利——吞并的后果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回首他漫长的一生时，为哈布斯堡皇室的君主国在他在位时期丧失了相当不错的意大利诸省而哀伤，在内心深处切望对此作些补偿。这点，1906年成为他的外交大臣的埃伦塔尔并非不知道，埃伦塔尔和康拉德一样，也对这一困扰着帝国的与日俱增的危险焦虑不安。他希望能靠巧妙的外交重振帝国的昔日雄风，给其主人以慰藉。1878年俄土战争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①两省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柏林的代表大会将这两省置于奥地利的托管之下。30年来，按照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签约国的命令，这两个省一直处于维也纳的统治之下，然而在形式上，它们仍为土耳其苏丹领土的一部分，这种安排进行得相当不错。苏丹已不复为失地暗自神伤，欧洲也已视这些省份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这种平静终因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而被打破了。土耳其出现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富有进取性的政府。巴尔干各国以及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检查一下自己的立场。如果青年土耳其党成功地复兴了衰落的帝国，那末，土耳其成了一个强国后，不会要求恢复各方面的权利吗？如今波斯尼亚已享有父系世袭统治；如果土耳其建立起哪怕仅仅是表面文章的议会政体，难道她不会提出理由说，她那两个在奥地利托管之下的原有省份肯定也会要求建立至少是同一水平的机构？保加利亚虽然事实上是独立的，但与埃及一样仍是土耳其帝国的附庸省。斐迪南亲王早就抱有成为国王并宣布保加利亚独立的希望。他从土耳其性质的变化中也看到自行其是的必要性和时机。1908年秋，这种种问题已到了决定性阶段。
俄国在其对日战争中所蒙受的不幸重新唤醒了俄国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感情。若不是柏林条约第29条阻止俄国黑海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该舰队本来会与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一起作悲剧性的日本海航行的。俄国的论点虽说错误，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对马海峡之战本来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因此，当埃伦塔尔开始庆贺俄国修正有关波斯尼亚问题的第25条时，看来这两个帝国都可能从修改这个著名条约中得到满足。不过这没有太大的实际重要性。奥地利已经有了那两个省，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已由土耳其大大加固了防御工事。不过，两国还是有望加深感情。奥地利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帮了德国的忙。在德皇口气强硬的语言中奥地利一直是“决斗场上忠实的帮手。”这一回她不能期望德国给予帮助以满足她的欲望吗？
1908年夏，埃伦塔尔写信给俄国外交大臣伊斯沃尔斯基。他们之间曾经进行过不止一次的秘密会谈。伊斯沃尔斯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俄国人，但不是一位特别谨慎的谈判家。原则上，他对埃伦塔尔的野心有好感，而且，只要奥地利支持俄国获得其战舰通过两海峡的权利，他就乐意讨论俄国听任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的计划。
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贝希托尔德伯爵在这些事务上自然是中心人物。1908年9月，他在自己的布赫劳别墅里安排了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的会晤。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重要的时刻。这是一次友好的会谈！埃伦塔尔的一个良机！在这里一个大国的外交大臣要做的事情可能会冒犯所有其他国家。在这里他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诚意，准备像世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谈话一样把问题谈个透彻。人们可以指责伊斯沃尔斯基在处理这些严重问题时采用随随便便的态度不够谨慎。当两人代表两个大国讲话时，他们不能一直使谈话保持顺利和愉快。但我们必须更多地谴责埃伦塔尔。他对这场世界的公平比赛寸步不让。他寸利必得；他利用了对方的每一次容忍，甚至利用了对方的每一种好意。他给了伊斯沃尔斯基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虽然今天他们还在一起工作，但第二天他会在全世界面前把他出卖。较量的人历来有一套规则，那就是宣布对手双方开始较量，开始讨价还价，如果有必要就开打；还有一套规则适用于以友好方式进行交谈谋求合作的绅士。埃伦塔尔的过错就在于利用了后者。这是严重的大错；它显然限制了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每一位外交家都应该研究这件事的每一细节；但从中吸取的教训，对于达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谅解多有不便。
会谈结束；布赫劳之行也结束了。伊斯沃尔斯基开始度假，埃伦塔尔返回维也纳。他是带着这样的感觉返回维也纳的：他已使俄国人收回了起阻碍作用的力量，俄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给吞并问题制造严重麻烦了。他仔细整理了他的全套档案；他让他的印刷机开足了马力；他告诉奥皇俄国已经同意，接着急匆匆地把吞并波斯尼亚公诸于世。
这是一个爆炸性事件。每一个欧洲政府都认为这是一个居心巨测的侵略行动。事先一无所知的德国感到惊讶，但没有撤消对其同盟国的支持。法国冷嘲热讽；意大利感到惊奇；俄国极为愤怒，土耳其被激怒，塞尔维亚狂怒，英国深为震惊。爱德华·格雷爵士气愤到极点。他信奉的一切原则都遭到了践踏。这位辉格党的政治家是欧洲公法的监察员、英格兰绅士、曾是公学学生——他刚硬的性格中的这一切要素都同样受到侮辱。一个条约被撕毁了。由很多国家签署的国际文件被一个，也可能是两个国家，抛在一旁。其他签字国的立场受到了伤害；她们有权要求别国倾听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观点。也许是忘却了我们自己历史中的最新几页，总之格雷爵士信心地、甚至还兴味盎然地采取了最严肃的方针。
德皇对此事作了正式评论，没有给人留任何评说的余地。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德国战前政治中是如何置正义或是非曲直于不顾的。评论说：
“埃伦塔尔的表演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仆役手中的一块抹布。关于此事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给伊斯沃尔斯基和蒂托尼的暗示是如此不清楚，以致他们自认为是完全受骗上当。对作为主要一方的苏丹则根本不予考虑。他强把得到斐迪南默许的表象以及条约与和平的破坏者的责任推到他主人身上；他使塞尔维亚人的愤怒达到了沸点；使门的内哥罗激动达到了极点；煽动克里特岛人造反；把我们的土耳其政策、20年艰苦工作的结果丢入了垃圾堆；使英国人恼怒，促使他们去伊斯坦布尔里我们的地方；以他对保加利亚人的友好来激怒希腊人；把柏林条约撕得粉碎，使大国一致的原则变成最邪恶的失和状态；惹怒匈牙利人，因为波斯尼亚就要与他们合并；使克罗地亚人狂怒，因为他们曾打算让波斯尼亚同他们自己合并。这种表演，总的看来是创了一项欧洲记录，从来没有别的外交家把这种做法记在自己名下。他当然不是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
这没有阻止德国全力支持埃伦塔尔。新的教条变成了“只要我的盟友，无所谓对错！”
现在，欧洲进入了成为国际大决战序曲的三大危机中的第二个危机。在法、俄支持下，英国建议召开有所有签约国参加的会议，重行检查柏林条约。奥地利和德国开始是同意的。随后在议题上发生了争论。奥地利宣布合并本身已经解决，毋须再提，因而不容讨论。后来出现了很多反对意见，是针对俄国的——她想让达达尼尔海峡对其战舰开放。土耳其要求有效补偿。几个月过去了，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土耳其人对奥地利商品组织了一次最强烈的抵制。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开始了“猪肉战”，整个奥匈帝国的咸猪肉价格涨了近1倍。格雷的正义的谴责严重地伤害了维也纳。英国大使与埃伦塔尔之间发生了最激烈的唇枪舌战。埃伦塔尔大声说，“你得为这一切麻烦负责”。大使回答说，“违反柏林条约并吞并波斯尼亚的，毋庸置疑，不是我们。”这一反驳大大地激怒了埃伦塔尔，所以他求助于其他论点，指责英国对布尔人的行为不当，对这一指责，我们的代表只能说此事与争论点无关。
沙皇看上去极为沮丧。马尔琴科对他在圣彼得堡受接见的情况作了生动的说明。沙皇指着他的写字台说，“我这里有老人(奥皇)写来的很多信，不过全是谎言和欺骗。”伊斯沃尔斯基成了埃伦塔尔的死敌，他匆忙奔赴巴黎和伦敦，揭露埃伦塔尔的错误。塞尔维亚人的怒气逐步上升。他们宣布说，他们的未来因粗暴和非法破坏国际条约而受到了践踏，如果他们的未来还要改变的话，应该让他们与他们在波斯尼亚的亲属重新统一。在贝尔格莱德不断发生民众示威，还进行了措词激烈的演说和相当规模的军事活动。奥地利的战备业已达到可怕的规模。在塞尔维亚边界的三个军团几乎已提高到战时编制。大批部队一整夜一整夜地偷偷通过维也纳向南进发。奥军事力量急剧膨胀，明显是针对在加利西亚的俄国人的。与此同时，外交使团为大会的日程而争论，而报纸，尤其是伦敦和维也纳的各报在进行文字战。冬季就在这种情况中过去了。
3月，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关系已到了破裂点，任何一种边界偶发事件都会引起战争。战争这个严重的词现在进入了发自各国首都的电讯中。如果奥地利侵入塞尔维亚，欧洲必然燃起战火，那末大火烧到何处为止？塞尔维亚对奥地利违法之手实行惩罚，肯定会唤起俄国的民众运动高潮，然而，沙皇(他的军队没有准备)能和平地抑制民运吗？如果俄国进军或是遭受攻击，德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法国呢？不同同盟的关系都受文件上重要条件的制约。德国不一定支持奥地利的侵略战争，法国也不保证在不涉及德国的争吵中支持俄国。但奥德之间的关系自从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自从德皇与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建立友谊后加强了。谁也不能保证，德国会急于找到一种技术上的借口，以放弃对其忠实盟友的支持。法德之间在卡萨布兰卡发生的一桩使人震惊的事件，可能被用作扩大斗争区域的一个现成借口，据信这与德国拟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军事计划是协调一致的。克列孟梭统治着法国，他在这些令人焦虑的几个星期中的行为，表明他具有钢铁般的镇静，但可以断言，他在位期间，法国不会直接遭到轻举妄动的挑战。
爱德华·格雷爵士从一开始就表明英国对近东争端的处理不会超出外交行动的范围。他绝对拒绝讨论若欧洲出现全面大灾难英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他是在做他后来在1914年7月重复做的事。这是他可以采取的最强硬的政策；因为无论内阁还是议会都不会容忍任何断然的声明。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重读这个时期的信件时，也许可以说，英国是寻求在一个已变得无斡旋余地的舞台上扮演最突出的角色。假如我们不准备冒其他演员所冒的风险，难道我们不应当持超然的态度吗？但他的一切行动忠诚而又恰到好处，目的只是和平与谈判以及耐心地维护条约。
在那些日子里，欧洲分裂成的两个武装集团尚未形成阵营，无论三国同盟还是“三国协约”(如条约所说的)，都没有如它们后来那样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没有由于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联合一起。英国在外交上坚决支持俄国，但对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不热心。意大利想得更多的是与奥地利的对抗，而不是她是三国同盟的成员。法国坚持一种令人难解的保留态度；但我们可以确信，最致命的不测事件并没有被她的军政首脑所忽视。当我们用事后知识研究这些延后的危机时，我们知道欧洲距深渊有多近，6年后她就投入了这个深渊。3月，埃伦塔尔要求塞尔维亚停止一切好战准备并立即公开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吞并。俄国的同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她的申诉给予的支持令塞尔维亚深受鼓舞，所以她绝不愿屈服。贝尔格莱德扬言，没有任何力量能消灭塞尔维亚民族。入侵、征服比起轻视它的命运来还是较小的邪恶。就在这个时刻，德国发动了打击。
3月22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向伊斯沃尔斯基递交了一份措词急切而专横的简短书面通知。除非俄国立即承认波斯尼亚的被吞并并劝导塞尔维亚也承认这一事实，否则德国就让奥地利在塞尔维亚为所欲为，继而将爆发战争，在战争中德国将支持其盟国，这种支持将达到任何可能需要的程度。伊斯沃尔斯基大惊失色，欲言又止。“很好，”这位德国人说，“那就让战争来临吧。”伊斯沃尔斯基此时才说，他将与同事相商并请示沙皇。当天，俄国国务会议紧急开会4个小时。晚上，俄国无条件服从德国提出的要求。她甚至没有与法国和英国商量。沙皇及其大臣们也许有充分理由相信，哪怕是仅仅推迟一天也会铸成大错。他们认为自己就要遭到德国和奥地利的进攻和入侵。他们的军队尚未从满洲战役的灾难中完全恢复元气。动摇沙皇皇位和俄罗斯国家的革命运动几乎没有消退。现在不是坚持尊严的时候。5年前法国是在同样可怕的境遇中让德尔卡塞去职的。现在轮到俄国必须回答严峻的日耳曼要求了：“服从还是打。”俄国服从了。
当25日德国向伦敦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一个类似的、但文字结构稍有不同的要求时，格雷交给德国大使梅特涅伯爵下面这份自由党内阁同意的简短的备忘录：
“保证乐意接受埃伦塔尔男爵在未来会议上发表吞并宣言，只有助于解决由去年秋季奥地利行动引起的各种问题中的一个。当前，陛下政府深深关注如何维护欧洲和平，因而尤其关注如何解决塞尔维亚危机。德国政府所要求的保证牵涉改变柏林条约，且未能使塞尔维亚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没有规定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样关心的有关柏林条约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塞尔维亚问题以使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都满意的和平方式获得解决之前，以及在由于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尤其是改变第29条引起的其它问题的解决得到保证之前，陛下政府不想作出所要求的保证。②当得到这一结果时，陛下政府将随时同意以各国彼此之间的善意为基础的任何和平解决办法。”③
梅特涅以惊奇和更加抑郁的心情读了这个文件。他说，“这是一项很严重的决定，它会使和平陷于危机。”格雷说：“我答道，要是我们不照奥地利要求的做，就意味着奥地利打算进攻塞尔维亚，或者是向她提出条件。英国政府绝不会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意这样做。”德国与英国对立的意志就这样作了第一次正面交锋。两国政府似乎都在观察对方的内心。接着是沉默。此举是英国在知道了俄国退缩，而且并不寻求法国支援的情况下采取的。依仗海洋和迄今为止尚无敌手的海军，她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处于孤立也在所不辞。她不是笼中的雄鹰。
对日耳曼同盟愿望的抵抗依然是至此为止。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能做的仅仅是，安排塞尔维亚对奥地利的要求——在措词上力求尽可能少伤害塞尔维亚——必须采取的回答形式。劝说埃伦塔尔允许塞尔维亚把“深信奥匈帝国的和平意图，塞尔维亚将把她的军队恢复到1908年春季的状况”这话包括进去，是经历了不少困难的。他渴望使各方都清楚塞尔维亚已在胁迫下屈服。有了这一让步，塞尔维亚必须满足。塞尔维亚应正式宣布她放弃对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的一切抗议，并许诺未来与奥匈帝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也签署了协议，在协议中土耳其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独立。因此，各大国都表示无条件地同意对柏林条约第25条的修改，并承认对波斯尼亚的吞并。第29条没有为俄国提供任何满意之处。她只能默默地沉思过去的种种事件。伊斯沃尔斯基在欧洲面前蒙受了耻辱，又受到了国人的指责，说他使俄国遭受了她在和平时期的记忆之中最严重的挫折，只有沙皇姑息并支持她。1910年他离开了外交部，改任驻法国大使。在那里他还可以发挥作用。埃伦塔尔的胜利就这样完成了。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在对获悉俄国屈服时的感受记忆犹新时，写有如下一段话：
“在此次德国和奥地利轻而易举地获胜后，如果有人对俄国提出更大的要求，我不会感到惊奇。……我坚定地认为，德国、奥地利是在实行一种经过精心筹准备和策划的政策和行动方针。……必须对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进行报复：断开这个‘环节’，使三国协约消失。……法俄同盟没有经受住考验；英俄协约的强大程度或植根的深厚不足以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中欧大国的霸权将在欧洲确立，英国将受到孤立。建立德国海军的活动有重大意义；德国突然进入这个舞台也引人注目。当我们度过当前的动乱时期后，如果我们发现法国和俄国迅速靠拢中欧大国，我不会感到惊奇，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互不信任，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她能单独抗衡中欧大国的联合力量。……无疑，德国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获取欧洲大陆的优势，在她足够强大时——她显然在全力以赴以拥有这个优势——她就将开始同我们争夺海上优势。在过去时代，我们曾经必须与荷兰、西班牙和法国争夺这个优势，在我个人看来，我坚信我们迟早必须与德国再次进行同样的争夺。”④
这些就是这位出类拔萃的、学识渊博的外交家的心声，他很快就会入主英国外交部。这段话无疑是从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统治权成功地从事实转变成合法的形式这一变化中得出的严肃结论。对于所有由这一插曲给欧洲和平结构带来的损害，埃伦塔尔是最应该负有责任的。他能够不遇严重阻力即达到他的大部分的目的。如果他以寻常的关心或甚至以真诚来对待伊斯沃尔斯基的话，他本来是能够得到的支持的。他的诡计和愚蠢使得他为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尼科尔森所期望的某些反应没有发生。俄国认为英国是她的强大朋友。两国的关系更密切了。俄国军队的改组和扩大正在进行，靠法国贷款兴建的战略铁路稳步增长。沙皇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虽然时间紧迫，其旅行路线还是谨慎地避免踏上奥地利的领土。他同意大利国王在拉科尼吉进行了会晤，宣布两国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德国坚持投入越来越大的力量来建造一支舰队，她要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对她产生敬畏；英国，经过几次内部辩论后，决定要在1909年一年内基本上建造成吨位与火力无可比拟的不少于8艘的无畏级战舰。在那一年，德英之间的海军对抗及由此形成的紧张局面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事件。欧洲的结构的分裂甚至已无法再掩饰了，意大利令人注目地脱离了中欧帝国.；德奥关系更加紧密；法俄英三国因均受到伤害和面临共同的危险而开始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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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后提到它们时只称波斯尼亚。
*重点系作者所加。——W.丘吉尔
②《欧洲各国政府的重大政策》(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aeischen Kabinette)(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26卷(1)，文件第9026号。
③古奇与坦珀利，《英国文献汇编：世界大战的根源》(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第5卷，文件第768号。
④同上书，第5卷，文件第764号。
第03章、走向深渊
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1911年阿加迪尔——对银行家的演说——1911年英国与德国——我任海军大臣——海军竞赛——奥地利的机会——康拉德—埃伦塔尔的争论——康拉德被免职——埃伦塔尔的继承者——俄国遭回绝——1912—13年的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兴起——康拉德的战争要求——德皇的否决权
从吞并波斯尼亚到爆发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前后共有近五年。这几年间，局势日趋紧张，冲突和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有两次，正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的，欧洲无疑已濒临战争边缘了。奥匈帝国处于衰微或瓦解之中，奥斯曼帝国力图东山再起，巴尔干各国国力和自信心增强，这一切都在继续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奥地利不得不与一向疏远的俄国打交道。在正确的外交和更加表面的友好气氛下，欧洲各国都坚决并迅速地加强与完善其海、陆武装力量。
1911年春，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了非斯。英、法达成了摩洛哥协议。这一事态的发展触犯了德国的感情。据说摩洛哥大西洋沿岸一处叫作阿加迪尔的沙质海湾存在着德国的些微商业利益。德国新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伯爵提请法国政府注意这些权利。法国政府据实声明，指出不论在阿加迪尔还是在其腹地，都不存在德国的商业利益，因为那里没有一处港口，没有个通商机构，没有一所住宅，没有一包货物，没有一个德国人！然而，鉴于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扩张颇多不满，法国人还是准备在刚果河盆地给德国一些领土作为补偿。至于阿加迪尔，他们建议组织一次法、德特命代表对该荒无人烟的地点的联合视察，考察一下德国在那里的利益有无事实可为佐证。突然，在7月1日，有消息称，德国皇帝已派出一艘炮舰“美洲狮号”，前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在那里的利益。“美洲狮号”业已起航。
这个突然的、然而又是无聊的行动在全欧洲引起了恐慌，这表明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如果德国的举动没有什么意义，那末德国又为什么要这么干？显然，这是蓄意要引起大的事端。7月或8月是危险的两个月。到8月中旬，欧洲的田间收割已大部分完成，麦茬也清除干净，辽阔的田野就可任由战马驰骋了。若德国蓄意挑起一场不计后果的争吵，7月1日正是为开创争端而选择的方便动武的日子。俾斯麦以前曾深思熟虑地打了几个胜仗，后来还经历了本书叙述过的几个插曲，1909年4月又对俄国的速战速决，德国皇帝就此还所作的“闪光的盔甲”演说，经过这一漫长历史之后，欧洲各国大臣们或参谋部谁都认为，可能就要发生最严重的事端了。法国现在处于高度警惕之中，她沉默而又密切地注视着德国的一举一动。紧盯着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里群岛的行动的英国海军部，把外交部的注意力，引向设在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一个德国海军基地对我们的南非与南美之间食物运输与贸易线路可能产生的影响。当梅特涅伯爵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及此问题时，他立即被告知，局势是如此严重，因而英内阁必须予以研究；到7月5日，他进一步获悉英内阁对摩洛哥不能置若罔闻，而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英国必须持保留态度。这个含糊但有力的声明，由于是因一件小事引起，所以有更大的意义，德国政府以绝对沉默的态度接受。随后几个星期中，两国再也没有提及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各国首都间来往传递的电报变得越来越含糊、复杂。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先生感到震惊。此前，他一直主管内阁该部的工作，该部基本上反对考虑任何形式的战争。然而，7月21日，在获得首相和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后，他以大臣身份在伦敦市长官邸向银行家协会发表了演说，演说中就德国进一步推进其政策可能发生的危险，插入了一个极其强硬的警告。与这一点(对该市的听众完全不起作用)有关的原话全文如下：
“如果要把这样一种局面强加到我们头上，即，要维护和平就得放弃英国积几个世纪的英雄行为和成就才赢得的伟大而仁慈的地位，任人摆布，甚至在其利益受到严重影响时也只得忍气吞声，仿佛她是国际大家庭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成员，那时，我要强调指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国家来说，以如此沉重的代价取得的和平会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屈辱。”
此番挑衅的言词不仅使德国大吃一惊，并且还使她犹豫了起来。没有哪一个没有被大海与德军隔开的政府敢说这种话。以后英国大大扩充其海军，对德国的野心和行为表明了明确无误的、针锋相对的立场。德皇习惯于一声令下便使法国部长们丢官，因而此时立即通过其大使发出激烈而威胁性的抗议。“财政大臣发表演说后，德国已无需作什么解释了。如果法国也拒绝德皇政府向她伸出的手，德国的尊严将不得不千方百计使法国完全尊重德国享有的条约权利。”“至少可以说，劳合·乔治先生的演说是对德国的一种警告，而且事实上就已被英、法新闻界解释为近乎威胁的一种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立即回答道，鉴于德国交际所用的语调，他也无意作任何解释。于是立即下令确保英国舰队不致遭到偷袭。
无疑，在随后的几周里，德皇及其政府权衡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们不习惯于与其武力可达到的范围以外的国家进行接触。他们感到他们已经在与同自己一样坚定的意志公开对抗了。他们最终认定时机尚不成熟。但整个8月，有关德国军事动态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德比边界沿线驻军的报导非常之多，忧虑和压抑着的激动在外交部和陆军部已油然而生了。帝国国防委员会于8月23日召开了漫长会议，研讨了英国可能参与的全面欧洲战争可能引起的陆、海军问题。这是自由党政府第一次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陆军上校兼作战室主任、后来的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极其详细地、而且经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非常准确地解释了德国经由比利时入侵法国的计划，威尔逊还解释了，如果议会决定与法国结盟，那末英国远征军将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还评价了俄国的军事实力、计划和动员时间表，这些在曾经认为俄国是一个武装巨人的人看来，是令人失望的，但后来事实也证明亨利·威尔逊是正确的。
自1908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来一直保持接触的英、法参谋人员，在这几个星期里继续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英国陆军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很久以来一直坚信对德战争迟早要发生，而且都认为，如果法国受到进攻，我们就应毫不踌躇地站在法国一边。显然，外交部和参谋部都认为，当时形势十分危险，而且未来的困难还会愈来愈多。内阁不赞同这些观点，议会由于不知道事实真相，立即否定了这些观点。
到9月底，形势变得轻松了些，法、德在刚果的领土补偿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从德国殖民地部长的辞职可以看出，德国统治集团内部曾有一场激烈的斗争。英国参谋部与海军部之间有意见分歧。首相及其政府支持危机开始时舰队的部署有不少缺点这样一种意见。由于这些压力的结果，我于10月出任海军大臣，随后我即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作好舰队的战争准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德国政府宣布她要进一步大幅度扩充其陆、海军。
由于这一次阿加迪尔的对抗极其突然并且残酷，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改善了德英关系。危机一过，我们即着手填补两国间的鸿沟。我们不愿意看到德国海军的不可避免的扩充成为争执的进一步原因。因此，我们作出了安排，让霍尔丹先生出访柏林，向德国皇帝解释我们海军的观点和打算。我们还寻求在对德国有利的一些殖民地谈判中引起她的兴趣。做这一切时，我们都抱有友好的希望，试图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在友好的会谈后，接着商讨最棘手最严重的海军问题。我获得了内阁的支持性政策，简言之，是宣布建造“无畏”级战舰的五年计划，要确保英国的计划比德国现有的海军计划占优势，保证16艘对10艘的比例，而且要做到，德国按其海军法每增造一艘战舰我们就增造两艘。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无畏”级战舰不包括在内，而且我们还宣布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巡洋舰和小舰队两倍于德国的实力。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提议两国海军设一个造舰的休假期，在一年休假期内英、德两国一艘主力舰也不造；或者假如可能，两国海军计划隔年安排，以便在年定额间留出一个空白年。
海军的造舰假期方案被德国拒绝了，德国着手制定她的海军法。但由于业已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德国的舰艇扩充和我们的对应建造——两者都准时执行——没有引起争吵。实际上，在英德争论中，海军问题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了。我深信德国人理解这种周密安排、严格执行的清楚明确的政策；他们不会憎恶这一事实，而会接受这一事实。这一点证明是对的。德国皇帝和提尔皮茨理解他们永远没有赶上我们的机会，我们是不确立海上绝对优势绝不罢休的。他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把兴趣转到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上，而且在1912年和1913年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与爱德华·格雷爵士携手工作，维护和平。事实上，英德关系从未像大灾难前两个星期那末和谐，甚至是充满希望。但是正由于这一缓和，欧洲永远克服不了后来三年间近东带给它的无休止的紧张和压力。①
另一方面，法国和俄国当然注意到英国所持的强硬的、独立的态度，开始把英国看作她们遭到德国侵略时可依赖的一支重要力量。
还是在这1911年7月，意大利暴露了拟从土耳其人那里取得称为的黎波里的古罗马利比亚省的意图。阿加迪尔危机期间，她不断以此对土耳其施压。9月她发出最后通牒，10月5日一支意大利远征军占领的黎波里城及其附近一条海岸。从那时起土、意处于交战状态。面对这种无理行动，欧洲保持沉默。中欧帝国损失不起意大利这一盟国，法国和俄国也损失不起。青年土耳其党勇敢地抵抗这一暴行。恩维尔亲赴利比亚，鼓励防卫行动。大批意大利军队长时间被困于海滩上。这是康拉德久等的天赐良机或者说意军遭殃的机会。这是他多次预防性战争中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自从1899年他奉命前往指挥的里雅斯特驻军以来，他一直不信任意大利，并渴望为帝国夺取威尼西亚和伦巴第。“虽然维也纳和柏林内阁把与意大利结盟视为一个安全因素，我却以为那是大错而特错的；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大利都是敌人，而且把三国同盟比作三脚桌子，只要有一只脚损坏，桌子就必然倒塌。”对立情绪显然根深蒂固，其原因一方面是意大利认为应归属于她并由她收复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奥匈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康拉德多年来直力主对意开战，从1910年底起态度更加激烈了。他宣称，到1912年意大利就可作好战争准备，再等下去就愚蠢了。埃伦塔尔反驳说，三国同盟到1914年一定会展期。康拉德则断言三国同盟是个骗局。现在看到意大利惨遭失败，陷入利比亚海岸而不能自拔，他就向皇帝呈上长篇请愿传，指出“奥地利的机会来到了，错失良机无异于自杀”。埃伦塔尔虽然对他性情暴躁的助手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忍不住了。他向皇帝写信，指出“现在是该由精明能干的外交大臣负责对外政策的时候。而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各种战争的可能性作好必不可少的准备，他没有任何权利去影响出现何种可能性这一类的问题。”
此时已对埃伦塔尔怀有敌意的皇太子，支持了康拉德的立场，虽然并不赞同他的战争政策。争论的是非曲直最终要由皇帝裁决。皇帝非常坚决。他清楚地看到奥地利的主要依靠必定是德国；如果德国不想与意大利闹翻，他也绝不可这样做。德国疏远意大利于己不利，他疏远德国也于己不利。9月27日，博尔弗拉斯男爵奉皇帝之命约见康拉德。皇帝陛下希望看到康拉德与埃伦塔尔之间“有良好的和正常的相互关系”。康拉德应给“埃伦塔尔写封短信，说他懊悔把问题给弄僵了”。康拉德回答说，要他写信向埃伦塔尔道歉，他“宁愿先剁去右手。”
康拉德历来为人正直，他说，“现在到了老年，我是不会低头的。”他还说，“如果皇帝陛下要求埃伦塔尔与我和解的话，我建议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记住这句话，要引以为戒。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补充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必要道歉，皇太子严禁他投降。斡旋者博尔弗拉斯叹息了一番自己的徒劳无功，然后向皇帝报告了谈话的内容，康拉德则对皇太子说了他要说的话。10月8日康拉德再次向皇帝呈文，敦促对意大利采取军事措施，17日他收到了简短、概括、措词极为严厉的答复。他被告知，“他的部门要力求作好最充分的战争准备，而了解这一情况的外交大臣要按照皇帝陛下的旨意，与两位首相保持一致，处理好自己的事务。”11月15日康拉德受皇帝接见，当时的对话如下。
皇帝“很激动很愤怒地”训斥康拉德。
皇帝陛下：我要立即说，对埃伦塔尔的继续攻击——这些刺耳的话——我是不允许的。
康拉德：陛下，请允许我说明我现在所持的观.点；讲完后请陛下定夺。
皇帝陛下：这些无休止的攻击，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如今还在老调重弹的谴责，都是冲我来的；政策是我制订的；那是我的政策。
康拉德：我只能再次说，我怎么得出我的看法，我就怎么写下来。陛下当然可以给它们打上“×”号，那是陛下的权力。
皇帝陛下：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我的这个政策任何人都必须遵照执行。我的外交大臣就是按此意执行我的政策的。这场战争的确可能发生，很可能。但要打也只有到意大利进攻我们时才打。
康拉德：但愿到那时机会仍对我们有利！
皇帝陛下：只要意大利不对我国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打这一场战争。迄今为止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主战派”。
康拉德：那些在战争爆发后，必须确保一切准备齐全，以免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的负责人，却不能说“战争”这个词，因为一旦说了他们就会被指责为属于“主战派”。
皇帝陛下：要有准备，每个人都得作好准备。②
接着，皇帝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太子。他批评了德国皇太子已在国会当众显露的那种好战态度。“我们固然不会发生那种事，但是有发生那种事的迹象。”
这次预示风暴来临的接见只不过是免职的前奏。两个星期以后，再次奉召至舍恩布伦宫的康拉德，被解除了现职，调任陆军监察长。“原因嘛，”弗兰茨·约瑟夫说，“你们非常清楚，因此也就不必谈了。”
康拉德说，陛下很高兴地说，我们的私人关系已变得“很友好”了，这不，刚才他就派专人请我来，以便他能亲自宣布解除我的职务，因为这种直接的方式在他看来是最好的。
陛下接着停下来，这显然是希望我说一说。
康拉德：我最恭顺地感谢陛下；我也总是喜欢直来直去的。
皇帝陛下：我们做法一样，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告别吧。
说完，我便被解职了。③
巴尔普拉茨不失时机地把埃伦塔尔击败康拉德的消息告诉了意大利人，两个盟国间最近发生的紧张关系当即放松下来。
1912年2月埃伦塔尔去世。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有过几个月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满足；但也付出了学生的代价，而且由于他自己的短浅目光和刻薄行为，付出了不必要的沉重代价。他对待伊斯沃尔斯基彬彬有礼，不失绅上风度，这样就会容易得多地获得他所寻求的一切。他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刺激得强大的德国与俄国兵戎相见。他用牛刀宰鸡。一直到1907年为止，他始终信奉俾斯麦的基本准则，即奥地利在巴尔干国家问题上采取每一个步骤，都应先与俄国达成共识。1908年他突然抛弃了这个准则。他使奥地利与俄国反目；他毒化了这两个毗邻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如采用互利的方式，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协调和培育她们在近东的利益。他使俄国处于公开受辱的境地，构成沙皇周围舆论的统治阶层对此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长时期他走运，没有活着承受其后果。
埃伦塔尔的继任，是奥地利前驻圣彼得堡大使贝希托尔德伯爵，他是布赫劳那所别墅的主人，正是在那里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进行了不幸的对话。贝希托尔德是拥有过显赫职位的最平凡的人之一。他的水准和见地不高于一个惯于在上流社会往上爬的机敏能干的外交部低级职员。花花公子，纨绔子弟，装腔作势；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并且奇特地不追求私利；巨富；豪华住宅的权贵；赛马场和夜总会的常客；缺乏任何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经验；但受过棋盘外交家的全面培训；这种状态的贝希托尔德成了很易上当的牺牲品。他挡不住军人的魅力和武力的诱惑，着迷于他们的耀武扬威的骇人的军事机器。我们悲哀而惊奇地注视着他那惴惴不安的眼睛和他那虚弱的短下颌；我们细心观察他那张没有一点匀称美或男子汉气概的脸。而从这样的人的嘴唇里发出的命令竟然比过去最伟大的君主、军人、法律专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发出的命令对于人类的命运关系更加重大，这使我们惊愕。贝希托尔德的务政仿佛是这种大人国的事由小人国的人管理的年代的缩影。
自从遭遇1909年的痛苦经历以来，俄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她的军备与外交都没有松懈。意大利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有利于俄国再次努力为其战舰获得自由通行达达尼尔海峡的特权，这一特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俄国人的基本目标。现在，俄国向不幸中的土耳其提供了仿照1833年的Unkiar
Skelessi条约的防御同盟。可能涉及其他大国的领土变动不在本书考虑之列。俄国人保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现有体制不变。”奥斯曼政府则要许诺不反对俄国战舰通过两海峡，只要这些战舰不在海峡停留或仅仅依协议停留。这种安排缺乏基础。俱俄症在土耳其人心中根深蒂固。他们把俄国视为土耳其帝国的可能的破坏者。他们把俄国领土高加索地区视为土耳其通过一场胜利的战争即可获得的最大奖赏。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满脑子都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一旦早就预测到的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全力去对付德国时，他们就以主力部队侵入高加索地区。由于这样的战争要求土耳其对黑海有控制权，因而他们必须成为一个海军大国。他们主要通过公众捐款筹集到采购2艘“无畏”级战舰的大量资金，订单已交给英国。因此俄国的建议使他们非常窘迫，当得知英、法绝不会对土耳其施压后，他们便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俄国外交的第二次挫折导致此刻继任伊斯沃尔斯基为外交大臣的M.萨佐诺夫在结盟方向上发生了明显改变。在他的领导下，俄国竭力设法积极组成了反土耳其的巴尔干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同盟的组成要素当然是有的。历史充满了错误，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和希腊都曾受土耳其蹂躏。通过几代人的殊死斗争，现在他们已摆脱了土耳其的束缚。现在仍控制着很多基督教人口居住省份的老压迫者已陷于困境。这是清算旧账和获得新领地的时刻了。只需要有曾与土耳其人进行过长期战争的一个大国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她们联合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同盟就可以了。实际上，俄国外交很可能仅仅是鼓励了巴尔干国家做她们已经决心要做的事情。
1912年10月8日，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宣战。几天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相继对土宣战。土耳其国内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坚强不屈的人们，运用所有资源抵抗其充满仇恨的敌人的这危险的联合。战争的走向瞬息万变，结果难以逆料。土耳其的大溃败使军事专家比其他阶层更感到意外。康拉德向来看不起塞尔维亚人。一个军事使团的团长、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实际上正在改编土其军队，柏林的参谋人员坚信土耳其必胜。在英国军界高层人上中，对希腊战士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对土耳其人的传统喜欢和偏爱同时并存。
所有这些权威人士在这件事情上都显得很愚蠢。20年前边打边逃的希腊军队，现在虽伤亡惨重，却是冲锋陷阵，一往无前。保加利亚人以最高明的技术和最惊人的勇气作战。最大功勋则应归于一向被轻视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军队不只是打仗技术高超，还拥有由法国人供应和训练的野战炮和重炮，炮队在战场上和在阿德里安堡的围攻中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到圣诞节时，保加利亚军队已站在恰塔利亚战线之前，斐迪南国王已梦想着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地区战斗时，希腊人已抵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则抵达了卡瓦拉。一到全面胜利有了保证，征服者便开始自相残杀。表现得最为妄自尊大的保加利亚发现自己遭到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反对。1913年2月激战爆发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进攻不久前还是自己盟国的保加利亚，由于保加利亚与之相比兵员众寡悬殊，再加上对土耳其作战失利使得力量耗尽，因而在此猛攻前支持不住。此刻，原先没有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从背面侵入保加利亚，并占领了多布罗加地区。被压倒性力量击溃和吓倒的保加利亚只能接受对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她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征服地，丧失了出海口，被罗马尼亚霸占了她的最著名的、也是遭到重创的那个师的士兵的故乡的那个省。在混乱中，恩维尔帕夏从利比亚返国，他以充沛的无畏精神收复了阿德里安堡。就是根据这样一些既成事实，最终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
对这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所有反应都很坏。德国政府、尤其是德国皇帝深感不悦。他们对土耳其的长时期拉拢，他们对土耳其的大事宣扬的支持，只不过是与奥斯曼帝国一道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他们训练了土耳其军队，至少也是它的保护者，而法国则监督着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技术准备，这一事实使德军参谋部难以忍受。奥地利的恼怒则难以形容。塞尔维亚人不仅证明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勇猛，还令国土面积倍增，人口至少增加了2/3。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曾信心十足地预测，塞尔维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会被土耳其人打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会被保加利亚人打败，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测都是错的。他们发现自己现在已面临着大塞尔维亚的野心和敌意，大塞尔维亚的存在威胁到了帝国的生存。俄国的幸灾乐祸更使奥地利怒火中烧。除非出现某种情况能改善布加勒斯特和平的“不健康效应”，否则世界大战就要发生，这已成为维也纳的街谈巷议。
塞尔维亚部队在战争中已经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塞尔维亚政府始终叫喊着要把阿尔巴尼亚海岸作为其“通海窗口”。奥地利人拒绝容忍这一点，虽然奥地利皇帝嘲笑为了“几个阿尔巴尼亚山羊牧场”而战这一想法，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还是因为各大国会聚伦敦作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英国与德国的合作与努力，才得以避免。
康拉德被赶出议会去往军队指挥部，对政策已无正式影响了。他给当权的主要人物提交了一系列文章，自称为“任何爱国者都不能漠然视之的划时代事件的目击者”。他力促对塞尔维亚开战，同时还针对俄国进行军事动员。他对贝希托尔德有很大影响。1912年冬和整个1913年在维也纳上流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战争精神对他是有利的。1912年12月，皇帝下令再次任命他为参谋长。他一再重申主战的观点。于12月14日说：“如果君主国要解决涉及它生存利益的问题，那末最好的办法看来就是，不顾一切疑虑现在就向塞尔维亚开战。”于12月23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不考虑后果，用战争打倒塞尔维亚。……虽说协约国加上塞尔维亚力量可能会很强，足以联合起来威胁君主国，然而我们的强大足以同选择全面战争的这些国家相抗衡，他们中最重要的国家事实上是害怕全面战争的。”12月30日他对皇太子说：“我们已经到了君主国与塞尔维亚进行较量的时候。这是必须进行到底的较量。其余一切——阿尔巴尼亚、港口问题、领事问题、贸易协定等等——都是枝节问题。”他的呼吁得到了新的陆军大臣克罗巴廷和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的支持，后者荒唐地写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差劲的和平。那怕在战场上负于大国也比那好。”最终他求仁得仁，一败涂地。
不过，哈布斯堡皇族并没有像将军和政治家们那样激动。皇帝还是无动于衷。他一再拒绝康拉德的要求，用了下列一些措词：“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也要坚持正派的原则”；“那样做即是意味战争，而我反对战争”；“事先不周密考虑不得蛮干”：“遇事要三思而后行”。这位矍铄睿智的80多岁的老人以此类回答制止了多次上升的狂热浪潮。他的所有这些意见都得到了皇太子的支持。在弗兰茨·斐迪南的影响下康拉德又官复原职；但皇太子并不接受康拉德的政策。皇太子在2月的态度由他的皇室侍从巴尔多夫叙述给了康拉德听：“皇太子已经宣布全线撤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对俄国开战。他不会同意开战。塞尔维亚不是一棵李树也不是一头绵羊。他要求复员后备役兵员。”在这威严的权力下，贝希托尔德机敏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当康拉德前往贝希托尔德处，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时，他不动感情地告诉康拉德：“我永远不会报名参加对俄战争。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绝对反对战争。”
所有这些美德与智慧的动机很清楚。有一个原因使奥地利皇帝及其皇太子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他们深信德国威廉二世不主张战争。威廉二世以最有说服力和最机密的方式把这个意见传达给了他们。他们知道，没有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身居最高地位，而且事关他们的直接财产利益，因此他们估量事实要比其仆从和顾问估量得更确实，这样他们对帝国的控制也就更有效。1913年欧洲的和平完全取决定于德皇对战争的“不”字。只有一只手控制着排泄洪水的钥匙。从奥地利与俄国反目的那个时刻起，威廉二世就执掌着这两个君主国的权柄。只要他的否决权有效，世界就安全。
现在就来看看导致这个否决权被撤销的起因和事件。
————————————
①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The World Crisis，1911—1914)。
②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Aus meiner Dienstzeit，1906—1918)，第2卷，第282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284页。
第04章、皇太子遇刺
在海军部，1914年——表面的平静——科诺皮什泰会见——黑手——波蒂奥雷克将军——萨拉热窝的悲剧——奥地利的愤怒——康拉德的机会——切尔施基受训斥——德国的煽动——奥地利的询问——奥皇致德皇的信——康拉德的觐见
01.
1914年新年开始，空气清冷而平静。由于英国和德国在近东事务上的合作，殖民地条约谈判有进展，英国内阁的焦急与疑虑减少了。实际上，在上一年秋，在为完成我们业已公开宣布对德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海军费用预算上，我遇到最顽强的抵制。财政大臣一反他关于阿加迪尔的演说的基调，率领内阁多数，进行激烈的反对。我说明，除非计划得以落实，否则我就辞职。圣诞节使这场针锋相对的内部争论暂停下来。1月3日，劳合德·乔治先生在《记事日报》(Daily
Chronicle)上发表了一则记者采访记，在采访记中他谴责了军备支出的愚蠢性，他尖锐地谈到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1886年因为经费问题而辞职的事，并宣称世界的现状和前景是从未有过的太平。我原在比亚里茨附近度假，回来途经巴黎会见了普安卡雷总统和几位重要部长。我深感那里的政界有一种不安的气氛。劳合德·乔治先生的记者访谈似乎使他们感到慌张了。
这一年，随着时光消逝，我们内阁中持危险正在过去的看法的人逐渐增加。我所以能使全部海军预算在内阁获得通过，只是因为内阁的多数反对派在他们行将卷入爱尔兰争吵最激烈，那里随时可发生的动乱，不想看到我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当时就连外交部警惕的监视者也逍遥自在。议会两院显得好像就不存在外交事务似的。英国政府中有乐观情绪，在法国议会中也有。左翼各党掌握全权。他们竭尽全力要修改1913年通过的三年兵役法。实际上，后来只是由于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兵役法才得以维持下去。折衷办法规定第三年的老兵退役，同时征召两组新兵作为补充。这一年，法国总统自1870年以来第一次出席德国大使馆举办的宴会。这一年，19年来我们第一次接受德国邀请，在6月的赛艇大会周派出一支英国分舰队访问基尔。我们派出我国4艘最精良的战舰参加德皇的招待会。同时，我们还派出4艘战列巡洋舰赴喀琅斯塔特向俄国人表示同样的情意。
但在这种表象之下，大国间的关系仍不断紧张。俄国陆军不断扩大和改进，军用铁路建设迅猛推进。法国用各种方式同意对三年兵役法的巨大让步。德国不仅在扩充陆军和海军，而且还在用5000万英镑的资本税紧锣密鼓地采购军用物资和制造军火与设备。德国淬化钢和制造武器与军用设备所需的各种稀有金属，单就我们知道的——钨、铝、钒、镍、锑、锰——的进口，仅1914年一年就超过前3年的总量。德、俄报纸和大学教授之间的文字战不断，各种不愉快的和难听的指责不绝于耳。俄国陆军大臣授意发表声明，大谈俄军战斗力的加强。夏天，爱德华·格雷爵士要求我安排第一海军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与俄国海军当局举行类似于1906年以来法、英参谋部之间曾多次进行的那种会谈。谈什么无关宏旨，会谈本身是重要的，而且被有意说成是重要的。在德国军界盛行大量含糊的关于战争的谈话。但和平力量似乎仍然占有优势，英、法两国的政治舞台上则充满党派政治和激烈的派系斗争。
02.
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和重大活动。6月中旬，他在科诺皮什泰接待作为他的客人的德国皇帝。三日内两人一直密切交谈。据威廉二世向德国外交部所说，话题主要是皇太子对匈牙利人的反感，他讨厌他们的中世纪式的习惯及其对国界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他强调了不断对蒂萨伯爵施压的重要性，要使他停止虐待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以免挑起三国同盟与罗马尼亚之间的不和。他说曾经讨论过的另外几个话题是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行为和由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取代匈牙利索杰尼伯爵。据谣传，涉及的话题不止于此，有人断言他们阴险地审视了整个欧洲形势，德国皇帝对皇太子说：“假如我们不立即给予打击，形势会愈来愈糟。”从以后发生的情况看，似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明确许诺在任何特别情祝下德国都向奥地利提供援助。
访问结束，德国皇帝前往他在科孚岛的郊区住宅，弗兰茨·斐迪南则赶赴波斯尼亚，视察要在那里进行的陆军演习。他们的行程安排曾广泛宣布。奥地利军队要在塞尔维亚垂涎三尺的这个省进行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而且此后这位皇位继承人还要在夫人陪同下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他定于6月28日入城。这个日子是1349年塞尔维亚的“画眉之乡”科索沃波列惨败的周年纪念日。在塞尔维亚人们熟知这一切并为此而忧伤。此次访问也是为了伯爵夫人，或者说现已成为霍恩贝格公爵夫人的霍特克。她极为正式地坚持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要求举行仪式得到承认。她要去萨拉热窝她丈夫那儿，而为她的单独行程所作的安排充满了专为皇帝本人的旅行所用的繁文缛节。帕尔伯爵在细读行程方案时可能会大叫丢脸，“我们是为什么来的？”皇帝很可能会加速离开维也纳去伊施尔河，以免接受或者拒绝这种要求！
1903年在贝尔格莱德杀死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德拉加的塞尔维亚军官，为相互保护，紧密抱团，组成一个称为“黑手”的秘密社会。这个破坏性的社团以早期耶稣会的纪律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方法培育出了狂热的爱国主义。他们与塞尔维亚统治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说王世子亚历山大、首相帕希奇和总司令普特尼克不时地同他们在一起；他们的领袖陆军上校迪米特里耶维奇此时实际上是塞尔维亚情报处的首脑。尽管扑朔迷离，但几乎可以肯定，谋杀访问波斯尼亚的皇太子的这个阴谋是由迪米特里耶维奇策划的。很多狂热的青年——其中大多数还不满20岁——被煽动前往萨拉热窝。在他的授权下，他们人人都装备了炸弹和布朗宁手枪并学会了如何使用。他发给他们旅费和生活费。还发给他们氰化钾，作为自杀时使用的最后手段。从战后被揭露出来的情况看，帕希奇及其几个同僚无疑是了解正在进行的阴谋的。此时，塞尔维亚政府与“黑手”组织在如何管理新获得的马其顿领土上意见不一致。据说政府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下令其边防当局阻止密谋者进入波斯尼亚，但这些本身就是“黑手”组织成员的边防当局，反而加快了他们的行程。还有情况表明，政府设法警告维也纳，说皇太子在访问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期间有危险。实际上，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几乎肯定把这种意思向贝希托尔德的一位下属作了含糊其辞的说明。即使有人听取了这些情况，也认为它们是荒谬不合理的。皇太子注意到他的访问有危险，他试图劝阻夫人同他一起出访，但未能成功。作为亲王和军人，他自己认为理应践约。
在这些情况下，原本应该采取最紧迫的军、警预防措施的。然而不，疏忽和漫不经心竟严重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有人侮辱性地猜疑皇太子的生命在奥匈帝国政府最高层并不受重视。此时，波蒂奥雷克将军到来，要作更为严密检查。他是仅次于康拉德的奥匈帝国军界首脑。康拉德在1908年应邀出任参谋长时亲自举荐他接任其原位。波蒂奥雷克是一个几乎像修道士那样自律的、精明强干目光锐利的军人，性格中有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因素，与皇帝的朝廷中年迈官员的亲密无间和小心发展的联系，使他的根基很稳固。在此刻他作为波斯尼亚的军事长官，对皇太子访问波斯尼亚首府期间的安全负有比任何人更大的责任。不知是心怀恶意还是纯粹无能，他竟然完全忽略了他的职责。从他后来的军中履历看，对他应持较宽厚的看法。但无疑他十分清楚，宫庭中是多么强烈地反对授予索菲娅公爵夫人以皇家荣誉。人们认为她的地位是不会得到不适当的提高的。几乎没有派什么警察来，沿街没有布防军队，近处也没有备用宪兵队。这种安排导致了灾难，而且，如此草率的措施，在执行时更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下午，皇太子同夫人进入萨拉热窝。谋杀精心策划好了。至少有7名刺客已在皇族可能经过的路线各点上布定岗位。三座桥的每一座都已有二、三名凶手把守等候。第一次袭击是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进行的；只不过炸弹由汽车背后滑落，因而其爆炸仅仅伤了两名随从军官。抓住了凶手后，皇太子继续去市政厅，在自然会很愤怒的心情中听取了欢迎辞。警察的预防措施似乎相当松懈，汽车的主人、坐在司机旁边的哈拉赫伯爵跟军事长官波蒂奥雷克搭汕：“阁下安排警卫兵保护殿下了吗？”军事长官不耐烦地回答，“哈拉赫伯爵，你以为萨拉热窝到处都是刺客吗？”皇太子提出改变回程路线，到两名受伤的军官接受治疗的那所医院看一看。当被告知已抓获了扔炸弹人时，据说他讲道，“尽快处以绞刑，否则维也纳将授予他勋章。”一句多不可思议的苦涩话！这几乎是他最后一句话！哈拉赫伯爵想要站到左踏脚板上去保护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说，“别干傻事。”四辆汽车依照原来次序从医院开出，进入拥挤的人群，但速度加快了。在弗兰茨·约瑟夫大街入口处，警察已经控制不了的人群拥塞了街道，此时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汽车折回了原来的道路。面对皇家来宾坐着的军事长官波蒂奥雷克告诉汽车司机他拐错弯了。汽车减速并驶近左边的人行道。此时一个年轻人在距汽车3码处连开2枪。皇太子依然笔直地坐着；夫人倒在了他怀里。二人间喃喃地交换了几句话。一时间没有人知道他们已被射中。但子弹已击穿了皇太子颈部的动脉，击穿了夫人的腹部。两人都失去知觉，在15分钟内咽气。凶手是一个名叫普林齐普的塞尔维亚学生，被群众抓住了。他死于狱中，近几年他的同胞立起一块纪念碑，上面记载着他的丑行以及他们的丑行。这就是萨拉热窝惨剧。
在那几天，我十分挂念海军的准备工作和海军航空兵的创建，我把清晨时间花在阿佩文的中央飞行学校，而后驱车返回朴次茅斯，在港口对面的渡口买当日报纸。我记得我是在汽车等着时读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有一种突然而又强烈的感觉，感到有某种不祥而且难测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下午我留在正在建造很多新船的造船厂，直到深夜才回到海军部。我们的舰队司令从基尔电告，奥地利皇帝得知谋杀消息后，立即停止了戏剧演出，结束了赛艇会和庆祝活动。我经考虑认为，应当立即从波罗的海撤回我们的大舰队。舰队于6月30日穿过了从波罗的海通向北海的大小海峡。
萨拉热窝的罪行激起了整个奥匈帝国的愤怒，帝国内各民族勃然大怒，对塞尔维亚心怀憎恨，与政府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想一想，才能判断他们的感情。试着设想爱尔兰是一个军事力量在增强、敌意在加深的共和国；它不是一个岛国，它的边界毗邻威尔士和苏格兰；有一个激烈而积极的泛凯尔特阴谋要联合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组建为反英格兰的外国独立同盟，威尔士亲王因公前往卡那封，被由爱尔兰秘密会社组织和派遣、用爱尔兰都柏林军火库供应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一伙刺客杀害！这与现在在哈布斯堡领地内所造成的局面正好类似。几天来，奥地利各族人民的愤怒表现为反塞尔维亚的暴力示威和攻击塞尔维亚代表和机构。英国驻布达佩斯总领事报告，匈牙利人甚至更加愤怒。“对塞尔维亚及其一切盲目仇视的浪潮正席卷全国。”他认为匈牙利人民“愿意不遗余力地对令人蔑视和厌恶的敌人进行报复”。
皇帝虽然基本上对暗杀感到震惊，而且憎恶塞尔维亚，但他个人对悲剧还是决计采取温顺甚至冷静的态度。他一闻噩耗即对帕尔伯爵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可怕！全能之神不容许向他挑战而不受惩罚。……一种较高层的势力恢复了我不幸无力维持的旧秩序。”这话是指保佑哈布斯堡王朝的上帝施行了对堕入贵贱婚姻的皇位当然继承人的惩罚。
康拉德长久等待和经常恳求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仍然要求立即对塞尔维亚宣战。立即动员和进军！过去抑制过他的那些人都不在了。埃伦塔尔死了；皇太子死了；而且康拉德发现贝希托尔德伯爵并不反对，而是同意。贝希托尔德已下定决心。但作为外交大臣，在皇帝面前他不能单独行动。政体要求他必须取得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位首相的同意。匈牙利人蒂萨伯爵是一位杰出人物，一位有影响力有个性的人，精明、果断、说话斩钉截铁、有远远超出他的高级职权的政治影响。7月1日贝希托尔德告诉蒂萨伯爵他有意把“萨拉热窝的可怕行为，作为向塞尔维亚算账的理由”。蒂萨反对；他警告他的同事，他指出算账是“致命的错误”，可能带来难测的后果。当日他向皇帝上书说，塞尔维亚尚未被证明有罪，如若塞尔维亚政府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那末帝国开战(除非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会使自己作为和平的干扰者暴露于全世界面前。他坚持进行调查。他详述了罗马尼亚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他力主在与塞尔维亚绝交前，采取一个重大的预防措施，即与保加利亚签订同盟条约。另一方面，康拉德和将军们则不住地叫嚣战争。
康拉德有他自己的说法。
“7月1日，我再次同贝希托尔德谈话，他说皇帝陛下也希望等待调查的结果。他还说施蒂尔克伯爵和蒂萨伯爵恳求保持清醒的头脑。蒂萨反对对塞尔维亚动武；他忧心忡忡，担心俄国可能攻打我们，而德国可能会弃我们于危难之中。另一方面，施蒂尔克则表示调查将为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根据。我提出只有猛攻才能阻止来自塞尔维亚的危险的看法。在塞尔维亚庇护下所犯的谋杀就是宣战的理由。至于贝希托尔德担心德国和罗马尼亚会弃我们于危难之中这一点，我回答说，如果我们同德国结盟的结果会是那样的话，那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那位大臣对我说，他已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要求德国保证罗马尼亚抗议三国同盟。我抗议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问德国是否会保护我们的后方不受俄国侵犯的那种态度。”①
03.
6月30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切尔施基向柏林报告说，他正在利用一切机会“私底下但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劝告不要采取过急步骤”。德国皇帝对这个报告作出的初步评论非常著名。“谁授权他这样做的？那是极端愚蠢的；这完全不关他的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打算做什么完全是奥地利的事。以后如果事情搞糟了，有人会说是由于德国不愿意所致。切尔施基还是别干这种蠢事了！必须处置塞尔维亚人，而且要尽快进行。”7月1日，奥匈帝国首相府首席常务行政官员霍约斯伯爵会见了一位叫维克托·瑙曼博士的德国政论家，后者与德国外交大臣冯·雅戈和德国外交部的施图姆两人过从甚密。瑙曼宣称，不仅在陆军界和海军界，而且在宰相府所在地威廉大街，对俄国进行预防性战争的思想已不像一年前那样完全不予考虑。同英国就非洲和葡萄牙殖民地问题达成协定和英国舰队出访基尔，都是作为一个关系改善的证明来安排的，因此，他们深信英国不会干预欧洲战争。他说，施图姆曾非常认真地对他说过俄国军备的危险。法国由于困难重重或许不得不对俄国施加影响，希望和解.然而，假如欧洲战争最终爆发，三国同盟就是现在也是足够强大的。如果此刻用适当方法向威廉皇帝进言，“当他对萨拉热窝谋杀盛怒之时，他将对我们作出一切保证，他将坚持这些保证，甚至战争爆发也在所不惜，因为他认识到对君主制原则正面临着危险。德国外交部不会反对这一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刻对作出重大决策有利。……奥匈帝国如果不利用目前这个时机，它作为君主国和大国的地位就将丧失。”
这种非常强烈的暗示使贝希托尔德在次日接见切尔施基时抱怨，过去德国给予奥地利的支持不够，现在也不知道德国持何种态度。切尔施基回答说，这是由于奥地利习惯于阐述思想而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所致。只要奥地利提出明确的行动计划，柏林就会把奥地利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同日，现已充分了解外交部政策的切尔施基对奥皇明确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为保卫最重要利益而出现问题时，皇帝陛下都可指望德国作君主国的坚强后盾。至于这种重大利益是否正处于危险中，这必须由奥地利自己作出决定。……“我的皇帝会做奥匈帝国每一项坚定决策的后盾。”完全可以相信弗兰茨·约瑟夫满意地记牢了这番话。对于一个人民已愤怒得发狂的盟国来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还要露骨的煽动。因此，从某方面说，在此阶段我们发觉两个皇帝和两个外交部都站在康拉德一边，主张对塞尔维亚采取武力行动，唯独蒂萨伯爵反对。
贝希托尔德心中直认为，对塞尔维亚的惩罚是严厉、迅猛和局部的事情。他为自己画了一张画；发出最后通牒后由奥地利部队按其平时编制，不作声势浩大的动员，毫不迟延，立即夺取塞尔维亚的城市或地区。1913年他就强迫康拉德接受这一意见，而这位参谋长反复解释，采取这样一种军事行动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不动员就什么都不能做。“你胡思乱想些什么！”1913年10月康拉德对他大声叫喊道。但贝希托尔德坚持他的想法，“如果我们动员，波蒂奥雷克就会有8万步兵，而现在，他只有2.5万步兵，且分散于波斯尼亚全境。”他担心会有16天的延误，那是下达动员令至跨过塞尔维亚边界必然要用的时间。他害怕在此16天内欧洲可能发生事端。长驱直入塞尔维亚和占领“足够大一片领土”是一回事，这样会使欧洲面对既成事实；而实施可怕的动员过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刻，贝希托尔德没有为康拉德的反对所吓倒，仍然念念不忘“立即也就是不进行动员就展开军事行动”。但对此，蒂萨伯爵也不同意。
首先必须弄清楚德国是否支持和批准，于是，7月4日贝希托尔德派他信任的心腹朋友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与德国的头头脑脑进行个人协商。霍约斯带着两份文件，第一份是蒂萨所敦促的主张使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的备忘录，第二份是弗兰茨·约瑟夫致威廉二世的亲笔信。这两份文件没有一份提及贝希托尔德考虑的突然入侵塞尔维亚，因为这是有违蒂萨讲定的条件的；但此外霍约斯伯爵有口头解释要说。这些解释中包括贝希托尔德的“坚决计划”，而这似乎是柏林所希望的。对奥皇的亲笔信有必要作大段的引用。
“根据迄今公布的一切证据，萨拉热窝事件不是个人所为的血腥行为，而是贝尔格莱德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即使无法证明塞尔维亚政府涉嫌此案，这一罪行也是由塞尔维亚政府指引全体南部斯拉夫人在塞尔维亚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政策所激起的，而此种事态的长期存在构成了对我的皇室和我的领土的永久威胁……
“我的政府的努力在未来必然趋于孤立和削弱塞尔维亚。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应当是加强保加利亚现政府的地位，以便使实际利益与我国完全相同的保加利亚不至于重新奉行亲俄政策。
“假如布加勒斯特清楚地认识到，三国同盟决心不摒弃保加利亚加入同盟，而且还准备引导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联合并保证后者的领土完整，罗马尼亚人民也许就会放弃那条因受塞尔维亚的友谊和俄国的和睦驱使而走上的危险道路。
“假如这点成功了，可以进一步努力使希腊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和解；然后有可能在三国同盟的保护下形成一个新的巴尔干同盟，其宗旨是限制泛斯拉夫思潮的泛滥和保障我们国家的和平。
“然而，这只有在目前构成泛斯拉夫政策的中枢的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国家中的一个政权要素被消除后才有可能。
“在新近波斯尼亚发生可怕事件之后，你也会确信，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考虑使塞尔维亚与我们分开的这种对抗，只要贝尔格莱德的这个煽动犯罪的中心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全欧各君主国坚持和平的政策就会受到威胁。”②
7月5日，康拉德在舍恩布伦宫受皇帝接见。
“马上讨论政治形势。皇帝陛下从各方面对形势作了综述，对其严重性了如指掌。我也向皇帝陛下表达了我的观.点，即与塞尔维亚开战势不可免。”
皇帝陛下：是的，完全正确，不过，如果那时他们、尤其是俄国全都对我们发起进攻，这仗怎么打？
康拉德：德国肯定将保护我们的后方！
皇帝陛下：(疑惑地看了看康拉德，然后说)你对德国有把握吗？
此时康拉德说，皇帝曾吩咐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在科诺皮什泰询问德皇，未来奥地利能否无条件依靠德国，德皇避而不答。
康拉德：不过，陛下，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办。
皇帝陛下：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照会德国，要求作出明确回答。
康拉德：如果回答的大意是说德国站在我们一边，那末我们就对塞尔维亚开战么？
皇帝陛下：在那种情况下，是的。(想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但如果德国不给我们这样的回答，那末怎么办？
康拉德：那末，当然我们就孤立了。不过，我们应当很快获悉答案，因为重大决策取决于它。
皇帝陛下：德国皇帝现正赴斯堪的那维亚旅行。无论如何，我们得等这个回答。
“我得到的印象是，皇帝陛下对德国不放心，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推延了决策。
“接见到此为止进展顺利，此时皇帝陛下有些激动，当时我提出有必要颁布戒严令，以防塞尔维亚在君主国内还有进一步的企图，关于这一点，我指出，在我君主国其他地区也要做好准备，防备与波斯尼亚事件类似的事件，这种事件可以是针对个人的、军队总部的，也可以是针对重要目标如桥梁的。”
皇帝陛下：这一切(即戒严令)都将在动员时发生。
康拉德：那时就太晚了。
皇帝陛下：不，那(即戒严令)是不可能的。
康拉德：但没有别的可取代它。
皇帝陛下：但我不会那样做。
康拉德：听从陛下指挥！我的职务使我不得不提出这个建议。
(至此，皇帝再次平静下来。)
康拉德：我至少要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处理炸弹这类东西，并制订法律程序来对付持炸弹的那些人。
皇帝陛下：好，我命令有关部门的首脑去处理。
接见在愉快和活泼的气氛中结束。
“星期三，”皇帝说，“我要去伊施尔河。”康拉德问他，自己是否可以去蒂罗尔。他的主人说，“当然，你也必须休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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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 18》，第4卷，第34页。
②《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Oe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9984号；考茨基，《德国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1卷，文件13号。
③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36—38页。
第05章、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德国的承诺——德皇的决定——德皇的臣仆——波茨坦接见，7月5日——德国海军采取的措施——奥地利内阁会议，7月17日——蒂萨的抵抗——蒂萨的忠告——空白支票——厄运——战争的来到
01.
7月5日星期日上午，霍约斯伯爵到达柏林，他同奥匈帝国大使瑟杰尼伯爵作了商量，瑟杰尼要求立即觐见德皇以便呈上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信。德皇邀请大使到波茨坦共进午餐。霍约斯伯爵则前往外交部，与齐默曼作了长谈。瑟杰尼一到波茨坦就呈上了信和备忘录。德皇读罢两个文件后首先说，他本想对塞尔维亚采取某种认真的措施，但由于欧洲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他必须先与帝国宰相商量，然后才能给予明确答复。但午餐后，威廉二世没等贝特曼—霍尔韦格来到就发表了重要声明，并授权大使把声明作为君主致君主的私人信件转交给弗兰茨·约瑟夫。
据大使说，德皇说奥地利可信赖德国的完全支持。他必须首先听取宰相的意见：但他一点也不怀疑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会同意他的意见，尤其是对塞尔维亚的行动这一问题。德皇的意见是此次行动绝不能拖延。俄国的态度无疑会是敌对的，但他几年来对此早有准备；如果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果真爆发，德国会以其惯常的忠诚站在她一边，奥地利尽可以放心。然而照当前的情况判断，俄国绝不会准备打仗，肯定要再三考虑后才会诉诸武力，虽然她将煽动三国协约中的大国反对奥地利，并在巴尔干诸国火上浇油。“德皇完全理解由于奥皇陛下以热爱和平而闻名，进军塞尔维亚对于帝国和他会是困难的决定；但若我们真正认识到对塞尔维亚开战的必要性，那末假如我们没有利用这一完全对我们有利的时刻，他是会后悔的。”
瑟杰尼伯爵在路上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回到了柏林，并把声明电告维也纳。
德皇清醒地知道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严重性。实际上，他已决心挑起欧洲的全面战争；他怂恿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且答允保护她不受俄国干涉。由于德国保护奥地利反对俄国意味着德国立即入侵法国并破坏比利时中立，整个可怕的全景画卷必然会展开。当然，他希望不会引起战争；奥地利会惩罚塞尔维亚，并再次欠德国的情；法国和英国不论害怕战争或者热爱和平，或者在精神或物质上准备不足，都将劝俄国站在一旁不干涉；而俄国最后深信英法友谊或同盟毫无价值，将放弃三国协约。于是中欧帝国团结并胜利地高高屹立于不流血的战场上，今后，他们会到的只有孤立的对手了。“铁拳”和“闪光的盔甲”会再次完成它们的工作，而他这个德国皇帝也将证明，他的才能甚至能使他最挑剔的臣民也感到满意。如果不这样，对他们大家都是大不幸！
德皇打算次日上午9点15分离开，登游艇在挪威峡湾游弋。此前，他有很多事要做。他已召唤宰相和武装力量首脑。普鲁士陆军大臣冯·法金汉将军下午5点来到，贝特曼—霍尔韦格6点来到，代表海军参谋部的岑克尔舰长7点稍过来到。在提尔皮茨不在时代表海军部的海军上将冯·卡佩勒和当时在柏林的高级参谋官冯·贝尔特拉布将军第二天上午八、九点之间来到。兵工厂厂长克虏伯男爵奉命于晚间在基尔与皇帝共进晚餐。对这些官员中的每一个，皇帝都单独面谈，而他们全体都记录下对他所说内容的印象。7月5日，法金汉写信告诉在养病的参谋长毛奇：皇帝陛下告诉他说，“奥匈帝国似乎已决心不再容忍在巴尔干半岛策划的反对奥地利的阴谋，如有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开始进军塞尔维亚；即使俄国不会置若罔闻，奥地利也不想让步。……与保加利亚缔结条约会是旷日持久的，因此阁下不必提前离开卡尔斯巴德。不过，虽然我没有接到命令通知您，但我还是认为，让您知道形势严重，以免你在最终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来到时毫无准备是正确的。”对于皇帝的直接询问：军队是否已经为一切紧急情况作好准备，法金汉简单而无条件地回答说，军队已经作好一切准备。
贝特曼—霍尔韦格只是表示，他与他以谨慎语言记录下来的皇帝的意见是一致的。岑克尔舰长向其海军长官报告说：“皇帝陛下告诉我……奥匈帝国代办(原文如此)问他，如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发生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可能引起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德国是否会履行对她盟国的义务。皇帝陛下已经答应了这一点，但他不相信俄国会为塞尔维亚的利益进行干预，塞尔维亚已因暗杀败坏了自己的信誉。法国也不会听任战争爆发，因为她缺乏野战军用的重型大炮。尽管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不大可能，但从军事观点看，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还必须放在心上。再就是，按计划公海舰队将于6月中旬开始其前往挪威的游航，按照规定他也要开始他的旅行。”海军上将冯·卡佩勒的记录中写道，皇帝“不相信会爆发一场大战。他的看法是沙皇不会让自己与亲王的谋杀者联系在一起。此外，法国和俄国都没有为战争作准备。皇帝没有提到英国。按照帝国宰相的劝告，他打算悄悄地开始他的北上旅行，为的就是不引起任何不安。然而，他希望把紧张形势告诉我，以便我能作深入考虑。”冯·贝尔特拉布将军的证据几乎完全相同。克虏伯男爵7月17日告诉其董事会的一位同事说，“皇帝曾对他讲了他与奥地利人的谈话，但把这事说得那么机密，以致他(克虏伯)，不敢将此事告知他的董事会。……皇帝亲口对他说，如果俄国动员了，他就立即宣战。皇帝一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再责备他缺乏决心，这句话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喜剧性的效果。”
德皇的这次召见成为7月5日他在波茨坦就和平与战争问题召开的御前会议的基础。威廉二世一直努力驳斥这种说法。实际上，他所采取的这项行动比任何开会或商议都远为专断独行和随便。他只同他的宰相和官员单独见面，以纯粹个人方式处理整个事务。
7月7日上午，帝国游艇霍亨索伦号驶向挪威，他的话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这位强大的君主置身欧洲事外有3个星期之久。“害人精，你在活动着。你为所欲为。”
皇帝起程后，德国各权力机关采取的措施都是谨慎的。毛奇在参谋部的副手瓦尔德泽在战后国会调查中宣誓作证说：“没有什么需从头开始。……陆军是随时准备着的。”当时(1914年7月17日)他写信给雅戈——一位古怪的官员，同外交大臣和一名下级军官关系亲密——说：“我要留在这里准备起跳；在参谋部我们人人都已准备好；同时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克虏伯在作了初步调查后，了解到军需工业手里原材料充分，“即使[外部来源]被完全切断”，也足以保证全部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工。海军要求给予更多注意，他们看来似乎有更敏锐的理解。在海军上将冯·卡佩勒召集最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议后，决定加速建造所有接近完工的小舰艇；增加燃料供应；提供舰队辅助设备和军需船；使海军航空兵“初具规模”；派遣一艘战列舰作通过最近加深的基尔运河的试航。还向停泊在外国基地的巡洋舰发出警报。7月6日通知在太平洋担任指挥的海军上将冯·施佩与在波纳佩岛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两舰“保持可靠的和不断的联络”。9日，他被告知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可能发生，三国同盟可能卷入，10日又被告知“若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则英国也可能卷入。命令“格本号“去波拉，并从德国派出技工加速修理锅炉管，通知舰队司令苏洪，形势仍令人焦虑。最后警告正在开普敦我们的船坞进行修理的小炮舰“埃伯号”要求调整工作以适应政治形势。她立即缩短修理时间。有关这最后一项，有一份报告被送达英国海军部。不完全清楚“埃伯号”为什么改变了其修理计划。这一迹象太轻微，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毕竟，我们也时刻准备着。
1870年7月6日格兰维尔勋爵出任外交大臣时，他的顾问官告诉他，“在他漫长的经历中他从来不知道在外交事务上有如此长久的暂时平静，他也不知道新任大臣必须要处理什么重要的问题。”几天后，法德战争开始了。现在1914年，就在这7月6日这一天，阿瑟·尼科尔逊爵士亲笔写道：“除了阿尔巴尼亚外，在欧洲其他地区已没有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要使我们全神贯注了。”历史就是这样重演的。
7日清晨，霍约斯伯爵带着决定命运的答复自柏林返回。这个答复超出了康拉德、贝希托尔德以及维也纳其他主战派的最美妙的梦想。奥地利使节带回的喜讯，康拉德是用下列措词记录下来的：“德国将无条件支持我们，即使我军进攻塞尔维亚引起大战。德国劝告我们使局势动起来。”在世界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人如此仓促地担负起如此巨大的义务。维也纳内阁获得了一张空白支票，只要它毫不拖延，立即着手行动；支票有德意志帝国全部资源的保证，可以随意填写金额。
02.
到中午，组成奥匈帝国内阁的各大臣集合举行秘密会议。环形会议桌聚集的8个人代表4个民族和5个部门，由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奥地利首相施蒂尔克伯爵、联合财政大臣比林斯基、陆军大臣克罗巴廷、陆军司令康拉德及其海军同僚冯·凯勒海军上将、霍约斯和最后一个但决非最不重要的蒂萨伯爵。关于此次会议的很全面的报道已公诸于世。①
贝希托尔德首先讲话，他说召集此次大臣会议是为了“商讨恢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萨拉热窝灾难有关的糟糕的内部政治状况，和为恢复健全的基础所应采取的措施提出意见……。必须确定采取武力使塞尔维亚变成永远无害的时刻是否尚未到来。不作外交准备工作，是否能实施这种决定性打击，因此他曾与德国政府磋商。在柏林的商讨产生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因为威廉皇帝和冯·贝特曼霍尔韦格都作出保证，一旦与塞尔维亚发生军事冲突，德国就给予无条件支持。……他十分清楚，与塞尔维亚作战，结果可能与俄国打仗。俄国正在执行如下一种政策，从长远观点看，它是以联合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各国……反对奥匈帝国为目的的。面对这样的政策，形势必然继续恶化。……”
除一人之外，奥匈内阁都着迷于宽慰与感谢。实际上，对于他们那种心情，我们不应感到奇怪。试想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同外部威胁和内部分裂进行斗争；试想多年来他们一直被对一个不共戴天的死敌的仇恨和愤怒所窒息；再想一想，一个战无不胜的武装巨人、一个有天赋的、有力量的、有军事技能的超人，突然间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绝对地任你支配，这将会怎样！摩擦铜灯，口念符咒，你就可以得到他为你服务！不，永远为你服务，假如你不怕现在就求助于他。机不可失！
会上只有蒂萨伯爵一人站出来唱反调。“如果不采取看上去是有意安排的事先的外交行动，就像霍约斯伯爵在柏林令人遗憾的讨论那样，我绝不同意突然攻击塞尔维亚。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欧洲人眼里处境会是很坏的，还必须考虑到整个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除外——的敌对情绪，甚至现已大为削弱的保加利亚也不能有效地支持我们。我们必须对塞尔维亚政府阐述我们的要求，如果塞尔维亚拒绝这些要求，我们再下最后通牒。这些要求的确严厉，但不是达不到的。如若塞尔维亚接受了这些要求，那末我们就可宣布外交上彻底的成功，我们在巴尔干国家中的威信也将重新提高。如果我们提出的要求没有被接受，那末，我也会赞成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我必须在这里说清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也应该缩小，不是消灭塞尔维亚。不经一场生死搏斗俄国是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而作为匈牙利的首席大臣，我永远也不会同意王国吞并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然后他念了一段极重要的话，表明对德皇及其宰相对奥地利施加的不容置疑的压力的态度。“判断我们现在应当或不应当对塞尔维亚发起战争不是德国的事。我个人认为，目前不是绝对必须开战的时候。罗马尼亚对我们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面对那里激昂的舆论，我们必须考虑到罗马尼亚的进攻，无论如何必须在锡本比根驻扎相当兵力以镇住罗马尼亚人。现在，德国已愉快地为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廓清了道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由于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我们在巴尔干地区实行外交行动会大有可为的前景。……由于出生率较低，法国的力量与德国相比，差距还会扩大，因此，在今后几年，德国会有愈来愈多的部队可用以对付俄国。……”这些就是蒂萨的意见，但他是孤立的。其他人坚决认为，“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这样，战争才会不可避免。”随后，这一结论被呈报给皇帝。
内阁会议后，蒂萨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意见书。
“对塞尔维亚的这种进攻，按照人们的经验和知识来看，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顾柏林的所有乐观态度——不得不认为罗马尼亚的中立至少是十分可疑的。那里的舆论会激烈地要求对我国宣战，这种压力是罗马尼亚现政府是根本项不住的，而卡罗尔国王也只能勉为其难。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俄国和罗马尼亚两国的军队只能认为是属于敌人阵营的，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前景非常不妙。……
“总结我的谈话，我认为，由我们挑起的战争可能不得不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这段时间里很好利用外交活动，结果会改善我们的相对力量，而把垮台推迟到以后。如果在政治方面以外，我再考虑财政与经济的形势，那会发现进行战争要困难得多，战争对社会造成的牺牲和痛苦几乎令我们无法承受，经过痛苦的认真考虑之后，我不能对拟议中的对塞尔维亚的军事侵略承担责任。”②
奇怪得很，此人竟死于一个刺客之手，而这个刺客相信，此人正在加害人类，是人类苦难的首要制造者之一！
03.
为确保不存在误解，因先前的谨慎受到训斥而感到痛苦的德国大使切尔施基，次日拜访了贝希托尔德。拜访一结束，贝希托尔德即向蒂萨报告。贝希托尔德写道：
“他告诉我说，他已接到柏林的电报，电报称，他的皇帝主人指示他在此郑重宣布，柏林期待着对塞尔维亚开战，而如果我们不给予打击，坐失良机，德国不会谅解。”③
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现在开始填空白支票。他们算出了德国人的财产并指定了即时支付的日期。在外交部的鸽笼式文件架上放着3年前准备好的一旦时机到来就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的一份文件。那就是著名的最后通牒。通牒表达了奥地利对其仇敌的一切感受，和她在此刻之前从来不敢大声说出来的一切。该文件只需在措辞上作几处微小改动就可以使其适合目前之用，并使它适合现时的环境。
04.
7月8日那天，康拉德也拜访了贝希托尔德。他发现同他在一起的有布里安和马希奥两位男爵和福尔加赫和霍约斯两位伯爵。他写道：
“我收到一份关于准备提交塞尔维亚的时限不是24小时就是48小时的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的情报。期待塞尔维亚会拒绝要求，以便于期限届满后，随即进行战争动员。”
贝希托尔德：如果塞尔维亚让形势发展到战争动员，然后又完全屈服，那怎么办？
康拉德：那末我们就长驱直入。
贝希托尔德：那很好——可是如果塞尔维亚完全不抵抗呢？
康拉德：那就占领塞尔维亚，直至付清战争的费用。
贝希托尔德：在秋收和萨拉热窝事件调查结束之前，我们不会下最后通牒。
康拉德：只要情况依旧，最后通牒宁可今天下，不要拖到明天。一旦我们的对手听到风声，他们会作好准备。
贝希托尔德：要当心，要最小心地保守秘密，绝不要走漏风声。
康拉德：何时发出最后通牒？
贝希托尔德：再过14天——7月22日。为了保持什么也没有发生的表象，你和陆军大臣最好还是休假一个时期。
接着，我们谈了罗马尼亚的态度和俄国可能会作出的干预。
康拉德：至于我们是否和俄国进行战争，我们必须胸有成竹。如果俄国下令总动员，那末我们对俄宣战的时刻也就到了。
贝希托尔德：假如我们进入塞尔维亚而且占领了大片领土——下一步怎么办？
康拉德：单是占领领土我们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直到打垮塞尔维亚军队。
贝希托尔德：如果塞军撤退呢？
康拉德：那末我们要求其复员和缴械。一旦事情到这一步，其他事项就会随着解决。
贝希托尔德：现在不采取会让我们露马脚的措施；一定不能做引人注目的事情。④
“死刑执行令”就这样签署、密封和传送给了哈布斯堡的帝国、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国和俾斯麦的德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界的终结即将到来。
05.
但现在是夏季，全欧各阶层的家庭都期待着假期。德皇在挪威的各峡湾航行；他的将军们和大臣们在滨临海水或矿泉水的地方疗养或娱乐。弗兰茨·约瑟夫在他位于伊施尔河的打猎场小屋休息。康拉德按照安排动身去蒂罗尔。俄国的皇室和将军们在洪堡或马林巴德显耀自己。法国总统及其总理在圣彼得堡与沙皇一起设宴，一起检阅军队。伦敦和兰开夏的人们想念着马盖特或马恩岛。只有英国内阁因爱尔兰的麻烦而受议会的制约，海军部一直在疲于奔命地作试验动员，还忙于准备定在7月第三周举行的国王对英国整个舰队的检阅。一切都那么平静，晴空蔚蓝，天气和煦。然而，贝希托尔德的文件夹里放着一张约13×16英寸的大页书写纸，满纸都是用打字机打成的文字。它将于7月23日按此址发出。
06.
所有的文件都记录下了战争的到来。置身事为的各国政府都绞尽脑汁地证明自己无辜。人人都憎恨某些其他人。每一位政治家都痛苦地表明他如何为了和平而不辞辛苦。不过有许许多多积极工作的人，任何可怕之事也不能使他离开尽职的道路。每个战士都感到有必要解释清楚他多么热爱和平，但当然也不会忽视为战争作好准备。过去的战争的原因由于缺乏记载而常常含糊不清，因此巨大的信息迷雾遮掩着大决战的决定性步骤。人们能提出上百条理由说明所有政府和当权者为什么那样做，以及他们的动机是多么好，但在这大量证据中极少数几个说明真相的闪光点也被成功地弄得模糊了。在人们的心态中，在大国的对立中，在各民族的利益冲突中，以及在人们内心的自我维护或自作主张的深切激励下，存在着强大的助推原因。然后在少数短促突然的个人行动的刺激下，战争最终迅速地最后爆发了。我们必须设法将这些行动和施行这些行动的人辨认出来。
有人在萨拉热窝开枪打死皇太子和他的夫人。有人深思熟虑地冒世界大战的风险，告诉奥地利皇帝德国会给他放手对付塞尔维亚的自由并敦促他使用这一自由。有人草拟和发出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这几个人采取了致命的决定性的步骤。在他们后面，有好几百个高级官员在上帝都不乐意叫他们进入的那种生活状态中忠实而卖力地工作；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可讲。但除了这些特殊行动者外，没有人对人类遭受自罗马帝国被野蛮人摧毁以来空前的、最可怕的灾难，负有直接的、具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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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10118号；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443—451页。
②《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10146号；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57—59页。
③《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10145号；
④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61—62页。
第06章、战线与战士
概述——军事行动的规模——波兰的凸出部分——战场——战略和地理——德国的计划——施蒂芬计划——比利时中立——列日瓶颈——动员意味着战争——康德拉—毛奇的安排——无法预计的因素——法—俄计划——苏霍姆利诺夫与俄国陆军——战争的呼唤
01.
这充满阳光与和平的两周是千百万男女享受到的最后两周。这是各国的一个小休时间。让我们透过欧洲似乎平静的表面看看那些正在准备和积蓄破坏力量的会议室和休息室。让我们调查一下就要被爆炸破坏的地区。让我们估计一下，若干代人积累起来的多少财富和科学力量被用来折磨人类；并描述一下，当这些力量按会议室和休息室内的那些人们的意愿释放时它们的状况、组合和方向。
我们先以军事的观点来检查一下即将发生战斗的战场。主要特性是表现在规模上。在西线，军队对地域来说太多了；在东线，地域对军队来说太大了。彼此连续攻击的大量兵员与辽阔的地貌相比显得稀少而孤立。16或17个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接近20万人，对着敌人不断运动，有时两三个集团军聚集在一起，有时会合起来集中作战，但常常彼此远离，中间隔着不设防的几乎无警戒的地域。在许多地方，这些庞大编制的侧翼，常常还有后方，会暴露出来，使敌人可以作战略行动或策略迂回。双方大部队都不能轻松无畏地向前进军，唯恐另有强敌从想不到的角度迅速出击，从主要的交通线进军。这些集团军的人数，每一个都相当于一座大城市的人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耗人员、粮食和各种精制的昂贵物品。如果没有大量补给品源源而来，没有人能存活一个星期以上。某个关键要塞受奇袭而失陷，一条重要铁路被切断，桥梁或隧道被炸毁，某处山口或一连串湖泊中某一豁口被突破，可能不止意味着一场大战的失败，还意味着比当年拿破仑统率的从欧洲侵入俄国的部队规模大得多、组织严密得多的部队的崩溃和瓦解。
这里的战争不但重现了已往战争的无尽灾难，而且规模空前。这里有连绵不尽的战壕线，一条跟着一条，采用一切手段或经过精心研究，为最后的防守构筑了工事，战壕后边到处都有相互支持的巨型大炮和炮组作为后盾，有稠密的铁路网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减少指挥官的责任，也丝毫不能左右胜败的结局。在谢南多厄山谷到处是剧烈的、使人惊得发呆的战斗局面，到处有军队的运动，到处都有偶然事件和意外事件，造成比例不等的损失。这里有百倍凶猛的原始野蛮的战斗，这里投入整个庞大的集团军参战，而不是使用屈指可数的几个机动旅。没有像西线那样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而发动的攻势，没有为抵抗作数个月的准备；这单一如在马尔伯勒、腓特烈和拿破仑的战争中那样，“能抓到什么就抓到什么”。但是高潮是由强大的、成倍增加的铁路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产生的为敌人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形成的。在这一广阔战场上，在这些不利条件中，奥地利变得衰弱了，俄国作战艰难、备尝痛苦乃至最后崩溃；而用科学和恐怖武装起来的德国巨人以残忍的闪光利剑左冲右突。
东部边境的战士似乎注定要将最困难的问题提交将军们。注视着地图的读者——如果不注视地图，那末他就不应该往下读，因为那样他什么都不会理解——会很容易地辨认出东线的支配因素。波兰领土的一块长230英里、宽200英里的突出部分深深插入了中欧盟国的地理结构，其西部边缘连接着极重要的西里西亚工矿区。它顶端的俄属领土距柏林仅180英里。没有自然边界，没有大江或山脉或荒漠地带分隔斯拉夫帝国和日耳曼帝国。上油漆的木桩，用不同语言标出的界线，铁路轨距的改变，过去若干世代人所作的军事和政治决策，各作战民族的历史，合起来区分了这3个大国。
图01、波兰凸出部分
Austria，奥地利；Baltic
Sca，波罗的海；Galicia，加利西亚；Germany，德国；Hungary，匈牙利；Industrial
Area，工业区；Miles，英里；Poland，波兰；Russia，俄国；Silicia，西里西亚；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
维斯图拉河宽广、深邃，带泥的缓慢水流呈对角线穿过突出部分，流经下凹的河床。在河的中游，坐落着城市和要塞华沙。这个地域辽阔的设防区域是俄国军需物资和军事机构的最大集中地。它是一座有80万人口的城市，到处有兵营、医院和军火库，城市四周有一圈堡垒护卫，这圈堡垒几乎与安特卫普的堡垒一样宽广，一样著名。它是俄国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铁路中心，有6条铁路干线，其中有几条是从华沙辐射出去的双轨铁路。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军事力量，如果有必要，都可以通过基辅、通过莫斯科、通过圣彼得堡，引导这里。
俄属波兰是“平原之国”。维斯图拉河以西是开阔起伏的贫瘠土壤的地区，海拔300至400英尺，有甜菜制糖工业，并点缀着为数不多的工业城镇。往南，在卢布林高原上是连绵不断的小麦田和果园。维斯图拉河以东是越来越多的沼泽和林地，直到华沙以东七、八十英里处，突然碰到300英里的普里佩特沼泽这一障碍。这里是一个面积与苏格兰一样大的地区，到处都是原始沼泽和森林。道路稀少，道路是浅水或湿地中的堤道，而村庄就像孤立的岛屿耸起在无底的不可逾越的沼泽中。普里佩特沼泽是斯拉夫民族的摇篮和西欧野牛的最后禁猎区，在俄国的东方化之下它现已成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分界鸿沟。波兰突出部分的北侧是沿波罗的海海岸伸展的东普鲁士的舌形突出部分。西部面向西里西亚和波森。南部被加里西亚包围。这些地区需要分开来说明。
东普鲁士到达尼门河以远是一片湖泊和沼泽之地，森林和林地之乡，景色虽单调但柔和美丽，因有普鲁士工业为其开垦、排水和建筑道路，发展程度要比俄国或俄属波兰高得多。东普鲁士的主要军事特色是一连串的湖泊和防御工事，在这次战争中称为“安格拉普线”，在边界以内30英里，南北走向，向南延伸近60英里。这条战略屏障，加上在它中部的较小的勒岑要塞，构成了一个难以穿入的盾牌。它是不可突破的；俄军沿波罗的海海岸朝柯尼希山港口和要塞进军或从华沙朝维斯图拉河河口的但泽方向向北推进，则可避开这块盾牌。
安格拉普线和东普鲁士，一般说来，只是德国东部防御中的简易外围工事。其主要防御工事是沿维斯图拉河从但泽至格劳登茨和托伦的堡垒群，从那里起离开维斯图拉河到波森和布雷斯劳。这最后三个重镇都有强大的当地驻军，动员后，每一处可征集3万到4万要塞部队。它们都是经过精心筹备的军事中心，能用作集团军的基地。它们由一个具有重要商业和战略意义的铁路系统联结在一起，且与德国中心联结在一起，该系统在效率上仅次于西线的铁路系统。因此，提及德国东部边界，读者必须记住下列因素，因为它们在本书叙述中常常起作用：首先，东普鲁士的舌形突出部分连同其安格拉普线，像一道分流墙，使入侵的浪潮分成几部分；其次是柯尼希山、托伦、波森和布雷斯劳这四个呈新月形排列的要塞和用壕沟防护的军营；第三，德国的维斯图拉河把东普鲁士心爱的外围工事与祖国的主要部分隔开；以及最后——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德国的铁路网使各要塞与祖国连接起来，使它们自己相互连接起来，还使大量兵员能在最短时间内从北方或南方流动，或从新月形的一端运到另一端。
波兰的突出部分南面紧靠加里西亚，加里西亚是一个海拔700至1200英尺的林木繁茂、起伏不平、降水充沛的地区。奥地利边界呈曲齿形突入波兰突出部分，形成一个宽330英里的弧形。穿过这个弧形的弦，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尼亚边境横亘着海拔4000至8500英尺的喀尔巴阡山脉，有6条铁路线和几条畅通的山路通过，从山脉北坡的无数台地和山嘴下去，通向俄罗斯大平原。由于喀尔巴阡山脉隆起于普遍高海拔的高原，在当地很难辨认出哪是山脉。加里西亚的三个主要城市——波兰民族主义和文化的中心克拉科夫、军事中心普热梅希尔、世界城市和商业中心伦贝格——都是设防城市，构成了一条朝北的防守有力的基地和补给站线，形成了一个能以最大兵力对付入侵波兰突出部分的敌人的战略结构。
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卫俄国突出部分不受奥军和德军进攻是一个困难极大的问题。人们都理解，保卫突出部的最西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部署于华沙以西的所有俄国部队都易遭到来自南北侧翼和后方的日耳曼军队的进攻，这些军队从准备充分的军事区同时向对方进军。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只要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还在德国和奥地利控制之下，俄军入侵西里西亚根本行不通。因此，俄军设法从所有据点后撤了一段长距离，在其边界内，精心建立起一道防线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堡垒体系扩大到从科夫诺经过华沙到杜布诺一线。该体系包括四组各不相同的堡垒群。在北部，对着东普鲁士是科夫诺、奥利塔和格罗德诺堡垒群，保卫尼门河一线。其次是奥索维茨、隆贾、奥斯特罗文卡、罗江和普乌图斯克堡垒群，保卫纳雷夫河一线。在中部是华沙、伊万哥罗德、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三角，其下为华沙、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泽格日耶附属体系。面对加里西亚的南部是由卢茨克、杜布诺和罗夫诺堡垒组成的较小的沃伦三角。在所有这些设防地区中，仅华沙、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伊万哥罗德和科夫诺在战争爆发时已作现代化改造，其余均已过时，实际上大部分已拆除。
总之，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梅梅尔至布科维纳伸展达900英里的俄国边界最易遭奥德联合入侵。除非在这种战争中俄军成功地采取攻势或从波兰撤出，否则，他们就会不断地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的致命的进攻和入侵。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只有首先在北方征服了东普鲁士、在南方达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峰，才有可能全面进攻。除非他们的军队占领了但泽至克拉科夫一线，而且还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各山口，否则进入德国或奥地利是不可能的。以压倒的人数占领此线，从而使其战线形成直线，是俄军必须首先达到的目标。守住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继而牢牢抓住且掠夺波兰的突出部分，是日耳曼大国明显的战略。
02.
在东线的一切首发事件都是受德国在西线的战略支配的。在1890年的“两线作战”计划中，大毛奇打算对法国采取守势，而把德国主力投入对俄国的战争。近来出版了由德国官方历史部门、帝国档案馆认可的小毛奇撰写的最重要的回忆录(没有注明日期，但肯定写于1913年2月以后)。这位已是德国参谋长的大毛奇的侄子解释了为什么他叔父的计划不再能用的道理。在过去的23年中，俄国已改善了通信和加快了动员。法军要比俄国强大得多，所受训练也好得多。绝对不能断言法国如果发起进攻，肯定会针对阿尔萨斯—洛林。德国不能放弃在西线的一切主动权和攻势。对俄国的入侵会被向其国家纵深地区撤退的俄军挫败。因此，这一场战争会是场持久战。另一方面如若对法国采取攻势，两军都将接近边界，“就会很快决定胜负。”如果德国胜了，德军很快就可腾出力量向东转移。
这些是施蒂芬伯爵改变大毛奇战略的主要理由。他制定了著名的“施利芬计划”，计划规定从一开始就以最快速度将德国全部兵力用车运送，通过比利时直接进攻法国。这就可以避开从瑞士至凡尔登法国边界的很长防御工事体系，直接进入法国心脏地带。如果以这种方法投入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德军，法军会被打败并被赶向南部，或者在6周内实际上被俘虏和被击溃。施蒂芬伯爵以无情的逻辑制定了这个计划。为了保证德军以压倒性优势的数量通过比利时前进，一切牺牲都应作出，一切危险都应接受。即使阿尔萨斯—洛林遭到入侵，即使东普鲁士甚至西里西亚遭践踏，即使比利时因中立地位被破坏，英国作为敌对力量进入战争，也没有关系，因为一切还是取决于单纯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这种军事行动成功了，那末对法战争就会速战速决。
这一切早就是尽人皆知了的；但一直到1913年小毛奇回忆录出版，人们这才认识到，施蒂芬伯爵准备强迫他的思想作出什么样的极端性结论。他明确地建议，“整个德军都应部署在西线，不留一点兵力对付俄国。”小毛奇后来继续说：
“陆军元帅(施蒂芬伯爵)说，1866年普鲁士没有用任何兵力对付法国，而把全部力量用于对付奥地利。同样，在1870年德国没有留下任何力量对付奥地利。1866年普鲁士首先是对付奥地利，继而是1870年德国对付法国，都是使用优势兵力取得迅速而光辉的成功。第一次是法国，第二次是奥地利，德国在集中使用兵力时，她们都不敢越过敞开的边界。”
施蒂芬伯爵明确地阐明了他的设想后就去世了。
图02、施蒂芬计划
Aisnc，埃纳河；Alsase，阿尔萨斯；Antwerp，安特卫普；Belgium，比利时；Boulogne，布洛涅；Brussels，布鲁塞尔；Calais，加来；Cologne，科隆；Dove，多佛；Dunkirk，敦刻尔克；England，英国；Epinal，埃比纳勒；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Ghent，根特；Holland，荷兰；Langres，朗格勒；Le
Havre，勒阿弗尔；Liège，列日；Lille，里尔；Limburg
Appendix，林堡区；Loan，拉昂；Lorraine，洛林；Lux.，卢森堡；Lys，利斯河；Marne，马恩河；Metz，梅斯；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Moselle，摩泽尔河；Namur，那慕尔；Nancy，南锡；Oise，瓦兹河；Ostend，奥斯坦德；Paris，巴黎；Rheims，兰斯；Rhine，莱茵河；Seine，塞纳河；Somme，索姆河；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Ypers，伊普尔。
德国参谋部采纳了他的计划，抛弃了大毛奇的构想。他们注意到，1866年的法国和1870年的奥地利是中立国，可以自由等待开战结果而后才作出参战保证。可是现在是俄国，
“她事先受条约束缚要站在法国一边，而且愿在决策前立即动员。这样就不清楚在西线取得成功的德军怎样阻止俄国跨过我们敞开的东部边界。”
“奥地利也是……如果不让她得到德国援助，鉴于俄国巨大的数量优势，她会继续采取守势，给俄国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果俄军向柏林进军，那末，法国即使遭到巨大失败也会因备受鼓舞而作出最大的努力，最后德国部队将不得不被召回来保卫首都。”
这些推理似乎言之有理；但这种推理构成对施蒂芬计划的完整性的首次损害。
岁月流逝；大毛奇死了；施蒂芬死了；而小毛奇在谈论1913年的事实时他写道：
“令人不快的是以侵犯一个中立邻国的领土而开始一场战争。但当事关我国生存时，一切有关别国的问题都必须退居次要地位。”
他看不出任何与比利时达成允许德军过境的外交安排的希望。他明确地说：
“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还将使英国成为我国的敌人。……即使德国作出最庄严的保证，保证在对法国的战役取得成功后她就自愿从比利时撤军，英国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保证。”
然而对英国挑衅也不能说就是天大的事，小毛奇说，
“不论我们是否通过比利时进军，英国都会站我们的对手一边积极参战。……她害怕德国的霸权，为恪守她维持欧洲均势的政策，她将竭尽所能阻止德国力量增强。因此，我们必须把英国计入我们敌人的数目中。”
他接着写道：
“不能指望意大利会帮助我们。她原本要派出5个军和2个骑兵师到上莱茵河，可她在1912年晚秋宣布，为占领利比亚所累，她派不出这支部队了。”
最后，他估量经过荷兰领土的狭窄地带进军的后果，那条线路在英国参谋部战前讨论中称之为“林堡阑尾”。
“荷兰的中立遭到侵犯后，荷兰也会加入我们敌人的行列。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损害固然相当大，即我们将不得不认真对付大约7万人的4个荷兰师，但不如下列后果严重：在一场三国同盟对协约国的战争中，不止是德国海岸要遭封锁，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海岸也或多或少要遭到封锁。德国进口粮食会极其困难。但只要荷兰保持中立，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通过荷兰进口将是可能的。而一旦我们使荷兰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将阻塞这个用来呼吸的通气孔。”①
如果说施蒂芬计划的第一原则是数量，那末第二原则就是速度。由此产生了统治德国军事思想的特色；当危机到来时，使一切阻止战争的努力均归于瘫痪。只有拿下列日城，令其4条铁路线在德国控制下运行时，经比利时调兵南下才能有效开始。列日是德国整整两个军团必经的瓶颈，经过那里后他们才能作扇形展开，然后掉转方向南下。列日的铁路是德军投入战斗后赖以生存的唯一工具。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在对法宣战后就立即夺取列日。欧洲各国军队的动员需要几个星期。攻陷列日是几天的问题，应按小时计算。不能等到对方动员好再攻陷它。因此，有6个步兵旅和大批炮兵连同摩托车兵和汽车，年复一年地驻扎在德国边界附近，在和平状态下作好出击的永久准备。在军队开始大进攻前3周左右，这6个德军步兵旅必须猛攻列日。利用这个手段毁灭对方在召开各种会议寻求和平的同时动员军队保卫他们边境的一切机会。德国的计划具有这样一种特征，那就是实际战争的步骤绝对不可改变，不惜侵犯中立国领土，这一点必须在动员的最初时刻进行。因此动员意味着战争。看起来除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而且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懂得这一点；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把这一点清楚地告诉公众。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在危机前最后几天开始的阻挡灾难的种种努力，是怎样的无济于事。原因就在这里。
对局势进行了通盘考虑之后，小毛奇决定坚持施蒂芬计划，但要作一定的修改。在东普鲁士，除属于德国东部要塞的二线部队的强大驻军外，他还留下了一个集团军。无疑，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然而，他出于所谓谨慎的动机，改变了面对法国堡垒线的德国部队与经比利时侵入法国的德国部队的比例。阿尔萨斯—洛林防卫部队兵力他增加了约1/5，而准备大举入侵的部队的兵力则减少了1/5。但这已不再是施蒂芬计划了。它已成为损害和结果破坏原来设想的折衷方案了。假如施蒂芬的身影出现在小毛奇的办公桌前且提出他的忠告，他很可能会这样说：“除非你经比利时入侵成功，否则你将输掉这场战争。除非你在进攻中准备好以压倒的兵力来冒险，否则就别叫它为我的计划。假如你不想照我的计划办，那末你回到令叔的方案岂不是更好？让法军在德国战线前损兵折将。避免比利时也许还有英国加入你的敌人的行列。让你自己和你的盟友奥地利在东线节节胜利。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靠近你。以你原来给奥地利的力量使意大利恪守诺言；以后，我们再来作针对法国的新计划。”
虽然各种各样可供采用的方法，法国和俄国的参谋人员都想到过，但他们只能猜测哪些会被用上，哪个地方着重用哪个方法。但奥地利是德国的盟国。在1909年3月在柏林举行的康拉德与毛奇会谈中(此后我们再不提他的叔叔大毛奇了)，双方同意由奥地利顶住俄国的进攻，德国则按所谓施蒂芬计划向法国进军。但康拉德期望德国会在东线留下七个或八个军的强大德军，足够从北面攻入波兰突出部分来帮助他。他们无论在会谈还是在通信中，都常提及华沙以东100英里处一个市镇塞埃莱夫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康拉德的思想中起持久的作用。他梦想着一个拿破仑式的计划，希望把几百万俄军困在波兰的突出部，而他康拉德从加里西亚向北挺进，在塞埃莱夫附近与德军会合，把整个突出部切掉。这就是他的梦想和预先形成的信念。
如果没有这个梦想，奥地利肯定从一开始就主要采取守势，其实这才是明智的。从喀尔巴阡山脉向北奔流的大小河流提供了连续的天然阵地，很适合进行顽强的拖延时间的防御。可是康拉德一心要进攻。他知道俄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为他们的很多师都必须作很长距离的行军。他无论如何也要在敌军整个庞大兵力集结完成之前进行或多或少的零星进攻并打败他们。按奥地利参谋人员的精心计算，他们推断，俄军到8月18日即实施动员的第20天时，对奥地利部署的军队大约为31个步兵师和11个骑兵师，到第30天即8月28日，此时将增至52个师。面对这些军队，奥地利到第20天可集中30.5个师加上10个骑兵师，到第30天增至38.5个师。因此在康拉德看来，奥地利最好的机会是尽可能快地开战，否则几个星期过后，力量对比对奥地利会变得严重不利。
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时，我们听到过十分类似的故事，当时法国人在他们以为暂时占上风时，曾计划在实施动员的第11和第13天之间发动一次攻势，以破坏德国的入侵。这一切计算受到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因素的严重干扰，因此他们不应当把这些计算当作真正的指导准则。虽然参谋部会以其简单明确的断言提出他们辛苦研究的结果，但这些结果不是以某种方式根据几天或几个师的情况来制定复杂计划的可靠基础。法国和奥地利的预测犯了严重错误，不但错在对方开始时动用的兵力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错在进攻大部队的安排和方向上。参谋部以及为他们辩护的人们往往强调在大战役开始时先发制敌的重要性，政治家在这种问题上只能听任他们作主。即使战争的法宝是“时间”，但如果为争取时间而把大批部队安置在错误的地方，给予部队错误的训练和组织，对于战争性质或战争的物质和精神因素的价值和比例产生了错误认识的话，那末为这些时间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正因为我们对此有极大保留，我们才对快速发起首次打击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表示怀疑。不过随着战争的规模升级，在特定时刻和特定短暂时期的快速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似乎变得效果不大了。毕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总的战役，一切都应服从于它。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如果让1914年的入侵者亲自尝一尝当时现代火器的无限威力的话，他们的情况本来会好一些。两国在战争开始时都几乎被自己的轻率进攻给毁了，两国是在完全误解敌人的人数和动向，完全误解自己的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的威力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
图03、重要距离
Baltic
Sea，波罗的海；Baranovichi，巴拉诺维奇；Breslau，布雷斯劳；Cracow，克拉科夫；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anzig，但泽；Dvinsk，德文斯克；Grodno，格罗德诺；Ivangorod，伊万哥罗德；Kovno，科夫诺；Königsberg，柯尼希山；Lemberg，伦贝格；Brest
Litovsk，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Pinsk，平斯克；Posen，波森；Przemysl，普热梅希尔；Riga，里加；Thorn，托伦；to
Berlin，至柏林；to Budapest，至布达佩；to Moscow，至莫斯科；to Petrograd，至彼得格勒；to
Vienna，至维也纳；Warsaw华沙。
03.
现在，我们的话题得从我们的敌人军营转到我们的同盟者的军营上来。法、俄两国参谋机构之间的关系因为得到，早就宣布结盟的授权，一年比一年亲密。在1911年、1912年和1913年的会议上相继由迪巴伊将军、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和霞飞将军代表法国参加。1906年以来，俄、法一直约定“一旦获悉德国实施动员的消息，不必先讨论就动员全部兵力”。双方相信，德国要用其主力对付法国，仅以最少兵力对付俄国。双方同意他们的军队应尽早采取攻势，摧毁德军是他们首要目标。1913年霞飞将军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在实施动员的第10天将集结150万军队，并于第11天开始作战。吉林斯基将军宣布，1914年俄国能在实施动员的第13天就能以80万军队(当然不包括针对奥地利部署的兵力)对付德国。俄国人希望能在东线至少拖住德军五个或六个军团，对此，法国人似乎是满意的。
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从1909年起任俄国陆军大臣。他的军事生涯既漫长又名声显赫。1877年他曾参加普莱夫纳战争，此后，他在司令部和参谋部的职务是稳步逐级上升的。他是一位有能力而又能自我约束的军人。满洲战争爆发时，库罗帕特金邀他出任他的参谋长，他拒绝了，因为他不十分熟悉那里的战场；但他愿意担任下属指挥官。满洲战争结束以后，在几年中大公和其他要人组成的委员会试图重建和改革俄军，但毫无成果，然后苏霍姆利诺夫被召回了。1908年沙皇邀他任俄军参谋长，当时这个任命的地位与权威相当于陆军大臣。他同意了，但条件是他应当是陆军大臣的下级，因为双重权威显然是一种不健全的体制。次年，他就任陆军大臣，时年61岁。
他用了5年的工夫，致力于改善俄国的陆军。据他自述，他给自己确定了四大目标：第一，缩短三个星期的动员过程，消除德军动员安排超过俄军的差距；第二，实现军队的科技进步；第三，重振满洲失败后俄军的士气；第四，改进战时陆军的军需和增援的组织。他使征兵成为真正防卫本土的事业。他裁减过多的要塞驻军，用裁下的军队组建了重炮连、气球兵和无线电通信机构，此外，还组建了额外的6个师。他成倍地增加机关枪的数目，一年一度的征兵额增加了25万人，也增加了军官人数，还改善了俄军士兵的食物和服装。
众所周知，苏霍姆利诺夫将军1915年5月遭解职，1916年受到忽视备战、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叛逆关系和接受贿赂的指挥，因而被逮捕并受到审判，后被认定有罪，判处终生监禁。在列宁领导的革命期间，因列宁对沙皇时期的囚犯实施大赦而获释，然后苏霍姆利诺夫前往德国。他迄今还活在那里，他在出色的回忆录中，为自己辩护。他当然是灾难的替罪羊。毫无疑问，1914年的俄军比起在满洲战争作战的军队来已是无比优越了。整个军事体系进行了改造；1911年与法国达成的协议中规定的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得到了实施。慷慨的法国贷款——单是1913年就有1.04亿英镑——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修建通达西部边境的战略铁路的五年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俄国整个武装力量的动员及其在战区的集结并没有中断。艰巨的任务都是准确地完成了的。
04.
这些就是支撑欧洲文明的计划和协议。一切都是极其细致地制定的。这些计划和协议包括为即将来临的战争组织近1200万人进军的问题。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岗位。为每一个人设置一份写清楚姓名的征召令。每个人都有他可以领取军服和武器的储备库，有他可以凭以旅行的铁路时刻表，可以进军的道路，有激励或鼓舞他的热情的布告，有他需要的食物和军需品，有收留他受伤或面目全非的身体的医院——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缺少他的坟墓；但坟墓挖起来用不了很多时间。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1200万人更能激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的天性的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原来充满挂念、希望和欢乐，他们在自己的田间或工厂工作，在这些夏季的夜晚，坐在自己的农舍的门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在身旁，盘算着怎么把日子过得节俭一些或怎么度过节日，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已逼近他们并要从他们身上夺走一切的灾难。只需要一个信号，就能把这许许多多爱好和平的农民和工人转变成强大的军队，他们将用全部的科学机械、全部的民族激情和全部的人类的忠诚，年复一年地相互厮杀，把彼此撕成碎片。
然而未来的世世代代人，不要以为实现这一切需要用很多直接的强迫手段。在1914年8月向战争走去的千百万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不情愿离家的。激动的颤栗传遍了世界，甚至最单纯的民众的心也会听从军号的呼唤。惊人的事情发生了。日复一日的辛勤单调的生活被突然打破。发生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和新奇的。战争唤起了各民族因冲突产生的原始本能。冒险的事业吸引各了民族的孩子们。一种更伟大更壮丽的生活似乎将要在世界上开始了。但事实上只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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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尔策，《坦嫩贝格之战》(Tannenberg)，第1 58，160页。
第07章、宣战
最后通牒——海军的准备——奥地利宣战——塞尔维亚的答复——德皇备忘录——奇怪的延误——第二阶段——英国舰队——巴黎与伦敦——圣彼得堡——俄国的动员问题——沙皇与德皇——沙皇为和平所作的努力——俄国的总动员——德国与法国——1914年8月4日——反思责任
01.
贝希托尔德伯爵下令在7月23日星期四晚6时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原本是定于5时发出的、但为了确保法国普安卡雷总统和总理维维亚尼已在离开圣彼得堡返国的途中，贝希托尔德把发出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德国的宰相和外交大臣在当日下午之前并没有看到最后通牒的文本。他们为它的内容而震惊；不过并没有撤销或改变业已发出的指导德国驻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大使的传阅文件，该文件宣称，奥地利的要求是“适度和恰当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在48小时内顺从奥地利。
紧接着的8天的情况已经有大量著作描述。它们的记录远非本书有限的内容所及，本书只能提及几个特出之点。政治家和大使们为控制局势作出很多的真诚努力，沙皇对战争拼命抵制，德皇在28日11时感到懊悔或者说觉醒，议会制国家内阁陷入阵阵突发的激情之中，各国的社会党人现出绝望的激动。这些激情和激动与大量动员的机械过程、民族激情的爆发相比，算不了什么。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已点燃了满载半个世纪善恶的驶向坑道的火车。火焰沿着导火线无情地吞噬了一切。
欧洲顿时陷于惊厥。在十几个首都，主要政治、外交、军事和报界的重要人士立即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刺耳的用词、侮辱性的条件、同仇敌忾的示威游行等等，无不意味着战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处于多大危险中，似乎都不可能卑贱地接受对方的条件。7月24日星期五下午，英国内阁开会讨论当时已经十分激烈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争论，当听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宣读贝希托尔德那份文件时，几乎人人都感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我记得我们必须立刻去下议院，以惯常的分组进行投票。在议长席后边，我碰到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对手F.E.史密斯先生，即后来的伯肯黑德勋爵。我们一直试图就爱尔兰问题达成某种党派和解，他焦急地问我是否有什么消息要讲。我说：“现在，这件事不再重要了。一个星期后全欧洲也许就将进入战争。”
投票后，我回到海军部，与第一海军大臣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审查海军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海军的部署100年来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合宜。实际上，海军已在试动员中，而且全体已集合起来等待检阅。由我们指挥的525艘军舰中，只有5艘大舰进入了地球某地的海军船坞中。其余全部可以毫不延迟地开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不过，星期六最陈旧的和战斗力最弱的军舰所需要的后备役士兵要回家，星期一集结在波特兰的整个战斗舰队将分散进行演习、岸上训练或休假。分散要花费多少时间，再集合也要花费多少时间。实际上由全部现代军舰组成的第一舰队却永远保持着战备状态。既然在时间框架之内一切都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由我们决定，我们也就不必采取任何令人吃惊的行动。我们能有充分的48小时让舰队分散，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毕竟谁也无权假定，就因为奥地利想惩罚塞尔维亚，所有的大国和帝国就得发狂。他们或许会发狂，他们或许不会。
7月26日星期日早晨，有情况表明塞尔维亚已经屈服。她的领导人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争辩或抗议只会招致大炮的回答。但当日晚些时候人们获悉，塞尔维亚的服从没有为奥匈帝国政府所接受。看来似乎塞尔维亚为有保留地服从。奥国公使吉斯尔男爵已离开贝尔格莱德；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迫在眉睫。不存幻想的塞尔维亚在屈服的同时就实施动员。到星期日晚，激动的人群挤满了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柏林的街道。所有的星期日报纸都出版了用特大铅字排印的晚报。有关德国海军正在动员的报道，从官方和非官方的许多渠道传来。我们继续让后备役军人回家去；但我们把第一舰队集结在波特兰，又让第二舰队的所有军舰沿码头停泊，这些军舰的大部分水手就在那里生活并接受训练。近午夜，我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商议后，便把上面的实际情况在报纸上发表。这个不平常的步骤是外交部的主意，目的是向所有关心的人们暗示，英帝国没有超然于欧洲局势。①
期望奥地利皇帝在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上签字很困难。当马尔古蒂把这份必要文件交给帕尔伯爵时，伯爵评论说：“这可能很好，但我所能说的不外是，那位84岁的人不签宣战书。”因此，与此同时，贝希托尔德伯爵把一份报告放在他的主人面前来说明签字的必要性，报告说塞尔维亚人已向多瑙河上奥军的汽船开炮，战争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呈递给弗兰茨·约瑟夫的文本最后写着“更有甚者，塞尔维亚部队已进攻了皇家部队在特梅斯—鲁宾的一个分遣队。”这是不真实的；贝希托尔德等到皇帝在宣言上签字后就否定了自己的话。他在次日解释说，该报告未经证实。但他没有给皇帝再审查这个决定的任何机会。他的策略再清楚不过了。他有意不惜任何代价布设圈套使用欺骗手段对塞尔维亚宣战。在整个世界上，那是他唯一关注的事情。那也是德国极力主张的。他必须达到目的；他达到了。但是他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塞尔维亚的答复于25日星期六下午6点钟交给在贝尔格莱德的吉斯尔。答复顺从的性质星期日上午全世界都知道了。它的实际全文不是由官方电报发布的。它是在27日星期一早晨邮寄到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塞尔维亚驻柏林公使上午把它交给德国外交部，中午时分已到达冯·雅戈手中。这一切都是确实的。26日夜晚，德皇从挪威峡湾巡航返回德国，心情处于准备战争的状态之中。他在海上一接到电报就潦草地写下了过激的备忘录，证明他有这种战争情绪。27日下午3点钟，他召集他的国务和军务行政官员开会，首相与参谋长都到会了。雅戈也出席了；但他没有随身带着塞尔维亚的答复。皇帝被口头告知“会议同意包括惩罚军官在内的所有各点”。以这种方式告知他是不想让总的紧张局势给他留下决定性的印象。会议商议了军事措施和预防措施，后来在决心(Die
Sache，Koste es was es
wolle，durchzufechten.)②，(不惜任何代价，为此目标战斗到底)的气氛下散会。这至少是传递给没有亲自参加会议的法金汉的信息。雅戈返回柏林，晚间接见了法国大使朱尔·康邦，大使问他塞尔维亚怎样答复。他说他“尚无时间”阅读答复。自答复在贝尔格莱德交出后，已经过去了近48小时。
27日晚，德国外交部完成了为德皇制作一份这个文件的副本的艰巨任务。此文件于下午9点30分由专使送到18英里外的波茨坦皇宫。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我们从各方面得到证实，皇帝竟然直到28日上午10点以后才阅读这个文件。当他阅读文件时他就犹豫了。事实上，他完全失去主见了。自从他回来，他就开始对英国的态度感到不安。塞尔维亚的屈服使他感到宽慰和高兴。他在急件的页边空白处写道：“仅给48小时的时限真是杰作。这比人们预期的更好！维也纳的一大精神胜利；但有了屈服以后，战争的一切理由均随之消失，吉斯尔应当安静地留在贝尔格莱德。因此我绝不下令动员。”③
现在，威廉二世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枪不发就取得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沙皇再度受挫；与奥地利的联盟因有可靠的德国支持再次得到巩固。至少这一次，德皇在德国军界坚定的声望是无可非议的。刺杀奥大公的塞尔维亚在各大国的默许下受到惩戒。战争没有必要。他表示准备在奥地利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他立即向雅戈写信：“我深信多瑙河君主国的希望总的说来已经达到。我认为，塞尔维亚对个别地方所持的少数保留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她的屈服中包含最具侮辱性的投降宣告，有了这一点，战争的一切理由均随之消除。”④
如果这番话写于12个小时前，它们无疑会阻止此次战争的爆发。但现在太晚了。同一天上午11点钟(28日星期二)，几乎就在德皇正在写此备忘录和庆幸危险已经过去的同时，贝希托尔德伯爵正在向贝尔格莱德发电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对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的1914年7月23日照会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此，奥匈帝国认为从今以后与塞尔维亚处于战争状态。”
可以认为，德国宰相和外交大臣决心要使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处于交战状态，一定程度上受德皇的引导，旨在使“三国协约”各大国必须面对或者为协约打仗或者协约瓦解的问题。他们相信，而且无疑是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对手会选择后者。不过，他们已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好了准备。他们知道皇帝容易冲动的性格。他们知道皇帝惧怕战争。他们不打算给他在紧要关头退缩回去的机会。因此才出现了在柏林的繁文缛节和莫名其妙的延误；因此才出现了维也纳的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决定。但是不让皇帝看到塞尔维亚答复的文本，直到水落石出不能遮掩为止，这必定是耍了某种特殊的花招。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威廉二世本应该说话的。他绝不会对政治活动中的交易漠不关心。正相反，他注意细节并以最大精力履行职责。现在正是他在位时期需要这一品质的时刻。在他统治时期他处理过不计其数的文件，而这一份文件正是应以这一品质予以处理的。27日晚信使送达波茨坦的文件内容，怎么会又经过致命的12个小时才被他看见呢？机要秘书、贴身副官、宫廷官员——总之是肯定有人——被迫为外交部效劳了。难道德皇是同一手段——曾以不同方式用于俄国和奥地利两位皇帝身上——的牺牲品吗？战后调查的探照灯已把这一周的事件照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清楚，调查应当对准这一阴暗的精心遮蔽的地方。事实依旧是，一直到贝尔格莱德递交答复近60个小时后，其决策关系到世界命运的这个人方才读到塞尔维亚的答复，而在他能对它采取行动前，不可改变的宣战业已从维也纳发出了。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结束了国际间大决战爆发的第一阶段。这两国相互间的不满与仇恨现在可以用武力得到解决了。第二阶段是德国与俄国之间有关她们军队动员的争执。第一次争吵声势不大但真实；第二次难以估量，但属于技术性质。一直到奥地利大炮轰击贝尔格莱德，德国政策始终由皇帝及其大臣们控制。战斗一旦开始，即使在欧洲的偏僻角落，也是德、俄参谋部占据支配地位。军事的理由全然无视并破坏每一种外交形势。毛奇和法金汉的位置远高于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雅戈，正如圣彼得堡的好战的大公和将军们也不再受沙皇控制。此后德帝国和俄帝国实施了既定的战争计划并且相继进入各自的动员阶段，这成了两国的压倒一切的主题。德皇和俄沙皇都感到在精神上被坚决的下属牢牢抓住，这些人冷酷地把皇帝领向决斗场，警告他们在荣誉攸关的决斗场上不要暴露出怯懦或急躁，交给他们手枪并发令射击直到互相毁灭。这第二个阶段历时四天。它在8月1日下午6点德国对俄国宣战时结束。
在此期间，在爱德华·格雷爵士领导下，我们曾作了巨大努力试图挽救危局。驻各大国首都的大使们几乎全都认真地尽力争取和平。随着这种行动发展成为一股自发的力量时，它对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雅戈两人都产生了影响。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报告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一场全面战争将使英帝国与法国和俄国站到一起，此时，两人同意采取行动，这些行动若在早几天采取，本来会使危机烟消云散。现在德皇因战争就要爆发而绝望地震惊，沙皇忱挚地期望和平，他们交换了一系列个人电报，这在各国关系史上是绝无仪有的。但是，不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大臣，甚至格雷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重新控制军队首脑们要求采取的纯粹的技术措施和反措施。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几乎是一场谋杀。第二场战争是德国和俄国之间一次预防性的战争。第三场也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战争，与它相比其余所有战争皆微不足道，它就是德、法间的战争，它完全是一决胜负的战争。德国为这场战争制定的计划要求入侵比利时，而入侵比利时导致了英国的参战。这种毁灭性的链环一旦开始展开，即非人力所能.中断。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局面，数以百计的官员只得为各自的国家、为完成他们份内的任务来摧毁世界。他们尽了他们的职责。
战争已在多瑙河流域爆发，整个欧洲按下了各种预防或准备的杠杆。5点钟时，我们命令包括我们最好的38艘主力舰在内的英国第一舰队开赴在斯卡帕湾的北方战时基地。它于29日上午7点钟离开波特兰，在黑暗中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通过多佛尔海峡，到30日中午安全通过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间的浅海进入深海。除首相外，此次行动在完成前对所有人一概保密，行动绝不是挑衅性的。舰队实际上是驶向离德国更远的地方。对此没有人能反对；但它使我们无论发生什么都很安全。我们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我们采取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安全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既增加了我国的外交影响，同时又不危及其他国家当前的安全。
这个阶段，德国和奥地利是否会像5年前的埃伦塔尔那样又一次不流血的胜利呢？不能肯定。但此次，德国面对“协约”各大国几乎立即生出了忧郁的宿命感。巴黎和伦敦有一种感觉，就是德国有意打仗，而且有意现在就打。假如她不想打，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许多解决办法。格雷不屈不挠地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而且恳请各方保持理智。法国是力戒采取任何形式的挑衅行为。但至此英、法两国政府确实是智竭计穷了。若德国要打仗，谁也阻止不了她。如果德国决心要将事件引向战争，那末必然会长期进行威协，再加上长期令人畏惧，她自然会一意孤行。例如，为了拯救和平，法国恳求俄国作出让步，或者英国告诉法国或俄国，如果她们选择打仗，她们肯定会孤军作战，这样做应该不成问题。法俄两个西方大国认为，如果德国想使协约三国履行一切责任，如果德国积极主动，非要不断地迫使俄国、法国和英国进入反德统一战线，俄国、法国*和英国也毫无办法。她们必须面对迎面而来的任何事情。当她们相信，自己就要成为蓄意侵略的目标，看到她们最强大的对手不可阻拦地往错误的道路上走时，她们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协约三国相互抛弃。相互抛弃可以暂时避免战争，但下一次危机则要各自单独对付了。她们不敢分开。她们敛声屏息，以坚定的决心等待德国选取的下一个步骤。
现在场景必须转向圣彼得堡。我们已经看到贝希托尔德安排他发出最后通牒的时机是如何巧妙：做到确保这个消息传到俄国以前普安卡雷总统已经启航。不过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先生已有不祥的预感。与法总统告别后他没有就寝，而是驱车去了外交部，在那里获悉有一份从维也纳发来的最重要的急件正在翻译解密。它就是最后通牒。
第二天早晨，俄国和奥地利怒目而视。斯拉夫民族最深沉的感情高涨起来。5年前发生的波斯尼亚危机的创伤至今犹在作痛。昨天才返国的法国总统的访问给予了信心。俄国社会的军政要人齐集首都，大批贵族挤满了皇村的宫廷。然而，24日举行的内阁会议的决定是谨慎节制的。没有采取军事步骤；但陆军大臣已被授权必要时下令进行针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俄国发表了项宣言，宣布她对塞尔维亚的命运不会漠然视之；还真诚要求维也纳延长48小时这个时限，使讨论得以进行。德国大使还是波斯尼亚危机时的普塔莱斯，他告诉萨佐诺夫，奥匈帝国“不能接受对她同塞尔维亚的争论进行干涉的建议，支持她的德国也不能接受有损于自己盟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尊严的建议。”萨住诺夫反驳说：“我们不会让塞尔维亚单独与奥地利作斗争。”次日，奥地利拒绝延长时限的消息传来。沙皇就此事主持国务会议，下令立即宣布处于全国战备状态，以应付德国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并进入我们自己的“预防时期”，还宣布了要塞和边界的戒严令。他还授权外交大臣，在他认为必要时，发布已在准备的针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令。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技术性困难，即最好事先把情况通知政治家。俄国参谋部对政府批准的那种局部动员的形式感到担忧。他们叫嚷说，假如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对德对奥战争即将发生，那种局部动员会打乱他们的总动员的计划。即使只是对奥地利一国开战，南部地区也只能提供13个军，而不是战争计划需要的16个军。尤其是迄今尚未下令的华沙地区的动员，是必须包括在针对奥地利的统一的预防措施之内的。他们热切地申诉，认为已获批准的局部动员是与军事要求毫无关系的一种政治措施；它会搞乱铁路调运，而且，如果发生极严重的意外危险，还会导致惨重的损失。亚努什克维奇将军的有力论据使萨佐诺夫动摇了。前者得到了所有主要参谋军官和副参谋长丹尼洛夫的支持。萨佐诺夫同意拟好两道谕旨供沙皇签署——一道为局部动员，另一道为总动员——最后究竟用哪一道还悬而未决。就此，亚努什克维奇警告华沙司令官捷林斯基，当局将宣布7月30日为实施俄国总动员的第一天。
7月25日晚奥地利最后通牒期满，吉斯尔男爵从贝尔格莱德起程，奥地利下令动员8个军——为帝国陆军的一半——对付塞尔维亚，以28日为动员的第一天。虽然这项措施完全针对塞尔维亚，但它影响了帝国北部如布拉格那样的军区，因为军队要从这里开赴塞尔维亚边界⑤。这样，俄国人有理由相信进行中的准备工作是对准他们的。继这些扰乱平静的文件或报告之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因而萨佐诺夫决心要按照3天前授予他的权力斟酌处事。因此，他批准了局部动员，并通知德国政府，俄国对他们无任何敌视意图，然后指出，敖德萨、基辅、莫斯科和喀山军区于29日开始动员。雅戈于27日向英国和俄国驻柏林大使指出，“如果俄国仅在南方进行动员，德国不会动员，但若俄国在北方动员或者如果俄国军队进入奥地利领土，那末德国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可见，萨佐诺夫不仅有理由对奥地利采取预防措施，而且有权相信，这些行为不会招致德国采取反措施。
其间，战争的温度迅速上升。29日下午，奥地利浅水重炮舰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这消息使俄国公众和官方舆论的情绪达到狂热的程度。大约就在同时，德国大使普塔莱斯告诉萨佐诺夫，“俄国动员措施进一步继续下去，德国将被迫动员，到那时场欧洲战争就很难制止了。”俄国外交大臣的处境痛苦之极。奥地利拒绝了他提出的一切建议。德国不许对她的盟国施加任何压力。英国谨慎地避免说一句鼓励或伙伴友谊的话。俄国存亡所系的军事长官们几天内无法回答其技术领域内的问题。德国已经撤回——如果俄国只对奥地利进行动员——她保持平静的许诺。枪炮已在多瑙河畔打响，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实际上已经开始。萨佐诺夫不再抵制军人。保持冷静的只剩下沙皇一人了。
28日深夜，沙皇向德皇发出私人电报：
“知道你旅行归来很高兴。在此最严重的时刻我请求你的帮助，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已向一个弱国宣布。俄国的愤慨(我完全有同感)是巨大的。我预见我很快就会被对我施加的压力所压倒并被迫采取将导致战争的极端措施。为设法避免欧洲战争这样的大灾难，我请求你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情份上尽力阻止你的盟友走得太远。尼塞。”⑥
29日上午沙皇收到德皇的电报，这封电报是独立发出的，时间上稍早于沙皇发的那封电报。电文说德皇完全理解沙皇及其政府面对舆论的趋势有多么困难。因此
“考虑到长期以来由牢固的纽带把我们两人联系在一起而建立的诚挚和亲切的友谊，我正在施展我的最大影响，劝导奥地利人直接与你打交道，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我充满信心地希望，你能在我尽力去克服的、但可能仍在增长的困难中帮助我。你的非常真诚和忠实的朋友和表弟，维利。”⑦
这两封电报用的都是英文。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线新的和平希望。但是即使这种君主之间的亲密联系，由于各自的皇帝宝座和朝廷都处在危险中，也阻止不了时刻加剧的动用了军事手段的紧张局势。29日上午某个时候，两份下令动员的谕旨(一份局部动员，另一份全面动员)，由亚努什克维奇将军一起面呈沙皇。看来他可能会签署，但当时仍不能肯定，在经过长时间的紧张争论后，沙皇把两份谕旨一起签署了。无论如何，29日下午动员指挥官多布罗罗尔斯基得到了有俄国宪法规定的、高级当局签署的、经沙皇批准的总动员令。这个任务直至下午8点钟才完成，将军已经清理了电报线路，就要发出决定性的信号，此时他接到了沙皇明确的命令，取消总动员，只授权局部动员。
尼古拉二世还在为和平而努力。他已再次打电报给德皇，感谢他发来的安抚的友好的电报，电文最后说，“把奥地利—塞尔维亚问题提交海牙会议是正确的。相信你的智慧和友谊。”29日下午9点40分，德皇对沙皇第一份电报的复电来到。它建议俄国“对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应继续保持旁观者的身份，不要使欧洲陷入俄国曾目击过的最可怕的战争中。”他主张俄国和奥地利之间达成直接的谅解，并允诺促成此事。虽然这根本不是德国在主要问题上的让步，但它对尼古拉二世产生了影响，足以劝诱他撤消全面动员。他甚至试图阻止局部动员；但萨佐诺夫和亚努什克维奇说服他这是不可能的。凌晨1点20分，他给德皇复电：
“由衷感谢你迅即回电。……现在已付诸实施的军事措施是5天前鉴于奥地利备战和出于防御的目的决定的。衷心希望这些措施无论如何不会干扰我极其重视的你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我们需要你对奥地利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她与我们达成谅解。”⑧
柏林一点也不知道俄国内部的这种混乱。德国参谋部对俄国各军区正在做的大部分事情是掌握得全面而准确的。俄国即使是局部动员的正式命令也直到29日午夜才发送。得到参谋部非正式警告的德国有关司令宫，出于对职业的热情和对战争的敏锐的期待，在接到“时刻等待着”的命令之前，已经在作各种准备了。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向柏林作了报告。例如包括收集华沙地区的情况以及由俄国政府官方通知德国的南方各司令部的情况。从29日起，毛奇极力主张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法金汉也要求宣布“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30日收到俄国实施局部动员的正式通告时，德皇同意这样做。宣布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这项措施实际上相当于总动员的头两天，也就是说，它启动了大规模备战过程，而这些过程无论如何本来应是根据总动员令采取的。但是，切不可以为在最后三、四天里德国全国的军事指挥官都无所事事。跟他们的俄国对手一样，每个人希望在一切准备中抢在前面，所有的军事中心都充满活跃的气氛。有关这一切的报告传回俄国后，萨佐诺夫和军事当局随即认定全面动员再也不能拖延了。他们于7月30日下午4点钟齐心协力，以巨大的努力说服了沙皇签署新的总动员谕旨，一个小时后，所有军事中心都得到了通知。
7月31日接近中午时分，俄国总动员的消息传到柏林。下午3点30分，德国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宣布若俄国不“在12小时内中止一切针对我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措施，且按这种意思对我国发表明确声明，”德国就下令实施动员。这个命令于7月31日午夜发出。8月1日下午6点德国对俄国宣战。回想起来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天，爱德华·格雷爵士就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直接谈判的形式最终与德国外交部达成完全的协议。全欧战争开始之日，也就是争吵的起因理论上消失之时。
英国的备战跟上了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应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海军上校汉基⑨的动议，在30日上午举行内阁会议，会上我请求实施“预防时期”获得批准；下午2点10分由陆军部下令实施。与此同时，我还授权海军部向各舰队发出“警告电报”。这最终只成为一种形式。因为除了召回第三舰队各舰上的后备役军人外，就我们能预见的海军各项安排其实全都已经完成了。
02.
奥地利起因于皇太子被谋杀和其他不满而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争业已开始。性质严重得多的第二场战争因为俄国军队针对奥地利所实施的动员而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爆发了。东线燃起大火。而现在，第三场也是战火蔓延最广大的一场战争必定随之而来。德国参谋部在开始时不怕俄国。他们可以轻松地等上二三天，然后才对她采取措施。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转向法国。因为战争已经开始，他们必须毫不延迟地对法国发起进攻。在边界的德国一侧受约制的6个旅必须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从动员的第二天起就夺取列日。不能损失一点时间。就这样，德国于7月31日把她对俄国的最后通牒通报了法国，并且要求法国政府在18个小时内宣布在俄德战争中她是否打算保持中立。德国还要求比利时向即将入侵法国的德国军队提供无阻碍的通路。当然德法之间并没有争吵，在德比之间则有保证条约。这些困难必须即刻克服。因此德国驻法国大使得到指示，如果与预料相反，法国竟宣布保持中立，那就要求法国交出图勒和凡尔登两个要塞作为中立的保证。此项要求——就像要求英国交出朴次茅斯和多佛尔——意在确保法国没有退路可走。法国方面的任何一种不正确的行为都会使德国十分难堪，因为德国的军队已经出发了。但法国总理M.维维亚尼立刻回答，根据其内阁同意的方案，“法国将按照她的利益行事。”德驻法大使问，“你们与俄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是吗？”维维亚尼答道：“正是这样。”没有再比这更
正确和令人愉快的了。这样德国大使就不必陈说上级指示中关于图勒和凡尔登的第二部分，即视条件而定部分了。维维亚尼先生送他的来宾上了汽车。两国之间没有再出现有重要意义的事情。8月3日下午6点45分，德国对法国宣战；第二天上午，德国先头部队在其跨越比利时入侵法国的进军途中，违反了各种保护卢森堡公国的条约，侵入该公国。受突然袭击威胁的比利时国王和人民向英国和法国救援，英法与德国都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人。
8月2日和3日，当英国内阁和议会获悉这些事件时，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禁止她侵犯比利时边界，要求她立即撤回可能已经这样做的任何部队。要求于4日午夜前予以答复。答复是全然拒绝，德军继续推进。因此，在德国时间8月4日午夜，英国在英帝国所有自治领和附属国一致同意下向德国宣战。
03.
以我们所知的一切，再次设法分清责任，重述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描写了在这次大灾难以前的四分之一世纪内，欧洲的敌对情绪是怎样缓慢地和有意无意地在加剧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地雷中的火药是怎样慢慢装填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引爆它的罪责。毕竟，它是永远没有必要加以引爆的。推迟战争也许就是阻止战争。随着岁月流逝，国家的组合发生变化。一个10年期的协约国或同盟国的特点，到下一个10年或许就失去了。时间与和平解决了很多问题，人们的思想不停地移向新的领域。1000年历史中可怖的事情全是世界上欠考虑的人的责任，他们让这种不幸与灾难发生了大爆炸。
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被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战争迫近时的大量信息弄迷惑了。一切情况都已暴露无遗。古奇—坦珀利的官方文献揭示了英国的全部做法。就连德国作家路德维希也断言，战后所有揭露出来的情况与战争开始头几个月内出版的大容量的蓝皮书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等帝国的档案馆的档案材料都已被她们的革命政府无情暴露了，革命政府急于谴责旧政权或至少是绝不关心保护旧政权的。不只是急件和电报，而且还有官方备忘录、外交官或军人之间非正式谈话的记录、德皇潦草写就的眉批旁注等，现在都已公开出版在全世界发行了。现在不是缺乏材料。实际上是材料过多妨碍判断。
读一读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人们就会猜想这次战争是自行发生的，当权者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这样一种邪恶的事情。贝希托尔德做这个事情，康拉德干那个事情，雅戈在度蜜月，切尔施基遭德皇责骂，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形势不了解，俄国人激动而毛奇惊恐，接着，突然之间世界上所有大国开始使用所有武器相互厮杀了。这是一种自燃的实例。认为战争全是自行发生的理论指出以下事实：德国轻率地开给奥地利一张惩罚塞尔维亚的空白支票，俄国对此景象愤愤不平，德国因为俄国动员而感到惊恐，法国和英国没有告诉俄国必须屈服，英国没有及时告诉德国她是要参战的，贝希托尔德想要的是和塞尔维亚的小小的私下的战争，德国所要的是不要被迫抛弃她的盟友，德皇所要的是一次外交胜利——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有充分的文献支持。但还有某些不是精心策划所能遮盖的赤裸裸的事实，它们是永远有说服力的。
贝希托尔德及其小圈子打算对塞尔维亚动武。德皇鼓励并催促他们这样做。双方都知道，这样一个事件必然不仅激怒沙皇及其政府，而且还激怒俄罗斯民族。双方决定接受这一风险和任何其他后果。给贝希托尔德和维也纳以行动自由的德皇故意离开本国，直至已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才回国。德国宰相和外交大臣连条件也没有看就指示其驻外大使宣布，德国认为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正确而恰当的。当塞尔维亚人作出温和的回答时，雅戈等人推迟把此文件呈递给德皇，直至对德皇来说时间太晚已无法阻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贝希托尔德草率匆忙地发表战争宣言，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签名部分还是以虚假的托词才得到的。每次推迟期限的请求都遭到维也纳的拒绝。每一项建议，不论是召开大国会议还是由奥地利与俄国举行直接谈判，一概被拒绝或抵制，直到为时太晚。在圣彼得堡，俄国政府、宫廷和军人，从不情愿的沙皇那里先是索取局部动员令，后来索取总动员令。德国为俄国动员一事紧紧抓住对方大吵大闹，她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她在12小时内撤消动员。而就在此刻，德国的动员虽未正式宣布，却已经在进行了。德国对俄国宣战。德国要求法国废除法俄同盟关系，并要她交出关键要塞由德国控制作为严守中立的抵押品。德国对法国宣战。德国践踏保护卢森堡公国的条约。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当比利时抵抗时，德国对比利时宣战，并进军穿越比利时领土入侵法国。直到此时候英国才对德国宣战，而我们仍然不愿意说英国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