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海战激起的中立国的愤怒和美国的威胁性态度，连同这种海战实际造成的无足轻重的后果，在“卢西塔尼亚号”和“阿拉伯号”沉没后，使德国皇帝、宰相和外交部都坚信提尔皮茨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限制。因此，德国潜艇的行动受到接二连三命令的限制和动摇政策的阻止，到1915年秋，潜艇战完全停止了。过早暴露这种战争手段的实力不足对英国大有帮助。自1915年初英国海军部在我的指挥下立即最大规模地研究各种对抗手段。小型武装船只的建造与改装在速度上增加了许多倍；竭力装备武装商船；完善伪装船——此后更多称为神秘船；针对潜艇攻击进行防卫的各项科学设施成为不断试验和生产的目标。德国最早的潜艇攻击奇怪地失败了，但是已经开始研究的对抗它的手段，在整个1915年和1916年由贝尔福先生及其主持的委员会继续全速进行。我们的最后获救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危险明显消失以后的仍在作努力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916年春，提尔皮茨重新向德国宰相施加压力，要求获准恢复潜艇战。他调集了所辖全部兵力准备向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起攻击。法金汉将军被说服了。海军上将冯·霍尔岑多夫热情高涨。提尔皮茨在1916年2月的备忘录中写道：
“立即无情地依靠潜舰武器有绝对的必要性。任何继续拖延采用无限制潜舰战将给英国进一步研究海军和经济防卫手段提供时间，最终给我们造成更大损失，并使快速成功化为泡影。潜艇战开始得越早，成功就实现得越早，英国以消耗战打败我们的希望也就破灭得更快更惨。如果我们打败了英国，我们也就折断了敌人联盟的脊梁。”①
1916年2月23日，提尔皮茨肆无忌惮地觐见皇帝并要求作出决定。德皇毫无疑问了解各方面正在向他和宰相施压，乃于3月6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并有意把提尔皮茨排除在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宰相，法金汉和霍尔岑多夫；结果决定无限期延缓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发布的于4月1日开始的潜艇战的命令取消了。提尔皮茨立即要求辞职，这一请求于3月17日获准。然而海军参谋部和舰队司令舍尔把潜艇战保持下去。1916年春季有约50艘合适的潜艇用于潜艇战，而上一年为20—25艘。
可见提尔皮茨只有不到20艘潜艇投入连续作战。考虑到英国对抗手段的进展，绝无理由相信这个稍大数量的潜艇会给我国的海外供应造成严重紧张。但是除了可使用的50艘潜艇之外，列入德国1916年财政年度正在建造的不下于157艘。当这些潜艇在1917年初竣工时，问题第一次显得性质严重。1915年2月使用25艘潜艇进行攻击是荒唐的；1916年2月50艘潜艇发动的攻击也会轻易地被击败；但1917年2月200艘潜艇的攻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如果提尔皮茨发挥几乎超人的远见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至少准备好200艘潜艇之前不发动对商船的攻击，同时不刺激我们作反潜准备，那末谁也说不准结果将会如何。所幸补救措施与危险俱增。德国潜艇威胁的范围日益庞大而可怕，但是
“对于最后将造成危害的早期疾病，人体抵抗力会随它的发展而发展，随它的增强而增强。”
到了1916年年底，在严冬给予交战国的喘息时间里，德国领袖们疲惫不堪地审视着这死气沉沉的情景。尽管法金汉决定置东线于不顾，向凡尔登发动进攻遭到灾难，德国还是挺了过来。她在凡尔登使法国人血流遍野；她在索姆河顶住了英军的攻势；她修补了勃鲁西洛夫造成的破坏；她甚至还有力量打败罗马尼亚；她还捧着胜利的奖杯走出这一年的混乱。但是吓人的危急、与日俱增的压力、资源的枯竭、前线的紧急、民众受封锁的钳制，所有这些压力沉重地压在德国领导者的身上。在西线，协约国正准备在春季实施更可怕的打击；俄国的抵抗并未削弱，甚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在重振旗鼓。但是200艘德国潜艇已经首次准备就绪，它有可能用这些潜艇饿毙英国，即使出现与美国交战，也能“折断协约国的脊梁”吗？提尔皮茨写道：
“如果我们在德国能够预见俄国的革命，或许我们就没有必要把1917年的潜艇战看作最后依靠。但是在1917年1月还根本看不到革命的迹象。”②
11月和12月期间，德国宰相和陆、海军头目们的不休争论令皇帝痛苦不堪：——德国现有200艘潜艇，是否值得1.2亿美国人横渡大西洋；不列颠不但称霸公海是否也控制他们海面下的水域，讨论这一令人痛苦的问题，紧张程度超过了罗马与迎太基战争的转折点！
毫无疑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承担作出决定的责任。提尔皮茨已不复在职。他甚至争论说，实施无情潜艇战的时刻已经过去，并略带犹豫作出评论说，“为时已晚”。但是德军司令部早已改变立场，认为需要不惜切代价充分运用潜艇这一武器。他们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位无所畏俱的参谋长，最大的冒险总是对他的思想产生明显的魅力。年迈的陆军元帅赞成或者说采用他的决定。他全力以赴反对宰相。海军将领们插话，许诺能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文职力量感到局势已经对己方不利。他们所作的和平表示遭到协约国毫不客气的拒绝。那年的最后一周兴登堡与贝特曼—霍尔韦格之间措辞强硬的电报往来标志德国宰相抵制军方的终结。宰相随即于1月9日表示投降。在历史前面能为坚持正确主张而下台对他会更好些。谁也不能怀疑他的信念，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信念是对的。从此事态开始了新的进程。
02.
的确，命运之神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待俄国那样恶毒。俄国之舟于港口在望之际沉没了，它实际上挺过了狂风暴雨，然而突然之间一切付诸东流。它作出了一切牺牲，历尽了千辛万苦。正当大功告成之际绝望和背叛攫取了指挥权。
长期的退却停止了，军需品的匮乏局面改观了；武器源源而来；更强更多更好装备的军队在防守漫长的战线；健壮的男子挤满了补给站。阿列克谢耶夫统率陆军，高尔察克指挥舰队。此外，现在不需要采取艰难的行动，只要维持现状；只要对德国伸展的遥远的防线施加沉重的压力；不需要特别行动就能将对方已经削弱的兵力牵制在前线；一句话就是持续下去——这便是俄国摘取全面胜利果实要做的一切。1916年底，鲁登道夫审视当时的局面时说：
“尤其是俄国，组成了实力强大的新编制，师缩减为12个营，炮兵连减至6门大炮；多余的四分之一的营和每个炮连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大炮组建新的师。这一改组大大增强了战斗力。”③
这实际上意味着俄帝国为1917年的战事集结了比她参战时规模远为庞大、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3月份沙皇安然在位；俄帝国及其人民巍然屹立，前线安然无恙，胜利可以保证。
人们指斥沙皇政权是愚蠢和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这是那个时代浅薄的流行观点。考察一下她与德国和奥地利30个月的战争就会纠正这些模糊的印象，并揭示主要的事实。根据其所承受的打击，根据其所经历的灾难，根据其所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力和根据其恢复的能力，我们便可测定俄帝国的力量。在各国政府中，当进行重大战争时，其国家首脑无论为谁，都被认为应对失败负责，但成功证明其正确。无论是谁付出辛劳，谁策划指导战争，最高负责当局都要为战争结果受指责或赞扬。
为什么这一严格的检验标准就不适用于尼古拉二世？诚然他犯过许多错误，但是哪个统治者没有错误？他既非伟大领袖亦非伟大帝王。他只是个忠实而纯朴的人，能力平平，性情善和，毕其一生对上帝的忠诚的信念支撑他的日常生活。但是最高决策的沉重压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在最高层，那里所有问题都简化为“是”与“否”，在重大事件无力解决和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必须给予回答。他所起的就是指南针的作用：战还是不战？前进还是后撤？向右还是向左？民主化还是牢固控制？放弃还是坚持下去？这些全都是尼古拉二世的战场。何以他从中得不到荣誉？俄军1914年为拯救巴黎忠诚发动进攻；因弹药匮乏被迫撤退承担着压在心头的痛苦；徐徐重新集结兵力；勃鲁西洛夫获得了胜利。俄国进入了1917的战争，她不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实力更强大了。难道其中没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错误多而严重，但他主持的以他为象征的政权，他个人的品德给予这个政权充满生机的火花，此时正为俄国赢得战争。
他行将被打倒。一只黑手，最初带上愚蠢的手套，现在伸出来干预了。沙皇退位。给予他和他的所爱通通非伤即死，贬抑他努力的成就，诽谤他的行为，诋毁他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但是且慢，请告诉我们另有何人堪当此任。谁或者什么组织能够领导俄罗斯国家？智勇双全的人，有雄心和勇猛的人，大胆和有威严的指挥者——这些全不缺乏。但是没有人能回答决定俄国生命和声誉攸关的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正当胜利在握时她轰然倒地，像古代的希律王一样被蛆虫活活地吞噬。但是她的英勇行为并非徒劳：身受致命重伤的巨人，及时拼尽临终前的力量，将火炬向东*越过大洋传递给了长期犹疑不决的新的提坦，现在他站起来慢慢地拿起武器。俄帝国于3月16日崩溃，美国于4月6日参战。
03.
在德军最高司令部的所有严重估计错误中，没有哪一项错误能与其不理解与美国交战的意义相比。这或许是愚蠢地将战争政策单独建立在计算物质要素基础上的最突出的例子。1.2亿有良好教育的人民有科学武装，拥有无法攻击的世界即新大陆的丰富资源；他们的战争努力，是不能以他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受过训练的士兵和军官、铸成的大炮和战舰的数量来衡量的。认为他们能被称为潜艇的机械武器永远打败，这正证明对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里固有力量的无知。仅仅寄希望于他们不会及时地抵达战场的概率，来抵消世界上最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敌对军事努力，这是多么的草率！强令饱受战争创伤的、疲惫不堪的和在人数上已处于劣势的英勇的德国人民与这个新参战的强大的无情的对手作殊死搏斗，这是多么艰难！
没有必要夸大美国给协约国提供的物资援助。凡可给与的都毫不吝惜地尽快送达，无论是人员、舰只还是资金。但是早在美国的物力作为决定性的甚或首要因素送来之前，战争已经结束；它是在两百多万名美军踏上法国国土而告终的。倘若1919年仍有战争，则将有大量美军继续参战，这个数字到1920年很可能高达500万人。与这种潜在力量相比，请问占领巴黎有什么价值？至于德国机械化的希望所在的200艘潜艇，依然有英国海军对付；在此期间，海军在占压倒优势的战列舰队保护下，保持有3000艘以上的武装舰船在海上巡游。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人力在打败德国当中实际上使用的并不多，例如仅有数万德军败于美军之手；但是美国参加协约国的士气效果的确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三年，所有最早的交战国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对交战双方来说，远在不断变动的双方接触线后面的其他危险之大，也不亚于战线的危险：俄国已经屈服于这些新危险；奥地利正在解体；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正日益衰弱；德国本身甚至在全面交战状态中被迫承认其人民享有意义深远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和选举权；法国处于绝望之中；意大利差不多快要进入毁灭；甚至在不动感情的英国，人们眼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目光。突然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亮出了它的旗帜，站在已经是较强的一方；突然之间，长期以法官姿态出现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被投入战争，不，是她自己投入战争的。在这一新的实力增强中忘记了俄国的丧失。失败主义运动在一方被压制，而在另一方正如火如荼兴起。两种对立的状况遍及各交战国的每个角落，一方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另一方认为“全世界站在我们一方。”
美国历史学家们或许将相当详尽地向后世确切地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参加世界大战，他们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参战。此前美国商船就已被德国潜艇击沉过；乘坐“卢西塔尼亚号”丧生的美国人人数与宣战前不久被击沉的五艘美国轮船上的死亡人数相等。至于协约国的整个事业，如果说它在1917年不错，那末它在1914年不也是同样好吗？美国在长期等待后到1917年才站出来自有其充分的重大政策理由。
协约国对德国义愤填膺，战争打得精疲力竭、血流遍野、濒临死亡，目视大西洋彼岸大国的态度冷漠、审慎、超然，感到惊讶，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英国，对美国回避战争的态度难以理解，那里的法律和语言本是两国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但是如此理解问题有欠公平。美国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危险，时间和距离妨碍他们对事物的最低洞察力。从事和平职业的人民大众，正抓住时机开发他们继承的尚未开发的大陆资源，专心致志于国内的生活和政治，受悠久的宪政传统的熏陶回避外国的纠纷，他们的思想兴趣领域与欧洲人的迥然不同。世界正义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是请问，美国人对世界正义问题的局势有何责任？这个问题，协约国设身处地想一想，不是也一样简单吗？将无数赤手空拳的民众千里迢迢投入这样一场争斗的狂暴中心，这种责任不可怕吗？真正的奇迹是，一切阻碍参战的因素都被克服了。应该对那些从不怀疑、从一开始就洞察必然途径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美国具有严格的宪法，其政党机器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力量，选举行政长官和代表有固定期限，因而美国总统较之任何大国首脑在战前拥有更大的独断专行的权力。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兴趣和环境多种多样，48个主权州的立法机构的安全阀功能，造成全国舆论集中的困难，除了固定的大选时期外，联邦政府拥有不受舆论左右的特殊的独立性。很少有这样的现代政府，它几乎不需要关心在选举中被击败政党的意见；更无一个政府让它的最高行政长官(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党领袖)具有如此直接的个人权力。
国王或皇帝登基的世袭继位事件平均每隔25年发生一次。在此漫长期间，以及在他即位前的一生中，君主的品质和气质需接受其臣民的考察，在此期间各政党和各阶级往往能对君主个人行动设法进行考察和反考察。在权力责任由首相承担的有限君主政府中，国家的选择领导人通常落在生活在公众之中的政治家身上；他们而且又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在任期内继续对国家负有责任。但是美国选举规模非常宏大，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任何终身政治家要成为成功的总统候选人越来越困难，虽然还不是实际上不可能。政党首领们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落在个性鲜明、美德堪称风范的杰出公民身上，这些人从未深深卷入政治或政府圈子之中，因此他们没有那种好斗性与焦虑经历所养成的仇恨和错误。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热情和理想所选出的优胜者，他常常对国家事务缺乏经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推上了眩目的卓越地位。政党斗争中厮杀得污迹斑斑的老手们，在多次激烈的内部争论后，挑选了一位无可指责的、令人尊敬的人物，由他来高擎党的旗帜。他们为他制定纲领和政策，如果在竞选中大功告成，便把他推上国家的最高职位四年，在此期间赋予他直接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的实际重要性堪称全球之最。
凡对重大问题作概括一样，前段所述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是威尔逊总统不在这些例外之列。在他的全部优点与不足中，在他的崇高品质与瑕疵中，尽管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只担任过短期的州长职务，但是对于1912年使他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大人物来说，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知晓的深不可测的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更是神秘莫测。出于崇敬的心情谈论他，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在可怕的善恶大决战时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美国的行动，取决于他的思想与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因素。他对决定世界各国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无可比拟地更加直接。
正因为如此，豪斯上校的《回忆录》特别令人感到兴趣。这位总统的真实面目透过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他深居简出，生活与尼古拉二世一样的简单和节俭，除友人与侍从外都闭门谢客，但对他们十分宽容。高居国会之上，内阁仅仅是他的工具，从不受公共生活“铁匠铺”的锻炼和锤打，以美国宪法规定的“经常反复思考的首要原则”为指南，伍德罗·威尔逊这位高不可测、睿智的、其判断影响亿万人民生命的法官，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发人深思的纪念碑。
首先，他自始至终是一位政党人物。他的主要忠诚献给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那个伟大的政治组织，同时他真诚地坚信人类的最高利益有赖于该组织的持续繁荣。我们看到美国参战高潮中的他，当联邦不分阶级、不分政党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奉献给当时政府的时候，他运用自己的正常的职权毫无顾虑或者没有明显的自省为国会中那些民主党的代表们获益。在他执政时期，从来没有因政党间仇恨把那些暂时性牺牲强加在欧洲国家身上，增加它们的危险。战时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尽可能集中在当时各级官员和政党机器手中。此种情况令那些送儿上前线、自己大量捐钱表现了高度爱国主义热情的政治反对派滋生憎恨；一俟战事结束，这种憎恨证明对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希望是极其不幸的。其次，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美国人，一位有学者风度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真诚地厌恶战争和暴力的人。大西洋彼岸的欧战压力和美国政策的所有内部压力相互起着强烈的作用，这种作用落在他内心的容易调和的个性上。面对四大连贯的难题使他绞尽了脑汁。如何确保美国不介入战争？如何赢得1916年的总统选举？如何帮助协约国打赢这场战争？和最终大战结束后如何统治世界？
如果他对欧战中正义在哪一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对他执行自己的使命会大有裨益。像德军挺进比利时或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等重大事件的意义，于敌于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件事都表明，要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直至打出个最后结果，这种前景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也实际上影响她的安全。如果德国获胜和作为强国的法国与英帝国的同时消失，经过一段时间后，爱好和平而未武装的美国人民必受强权主义的无限威胁；日耳曼帝国在其胜利之后的年代里，在陆上和海上势必比美国强大得多。她在对日本关系上能容易地处于比美国有利的地位。在此种形势之下，日耳曼帝国对南美洲命运的看法，美国就不可能有效地抗拒。因此，无论如何美国需要大规模地扩充武装力量，迟早一定会爆发一场美国突然发现只有自己在孤军作战的新冲突。
然而在战争的头两年半期间，威尔逊总统并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去琢磨德国无限使用武力的问题，更未考虑德国获胜的最后结果。因此，他并不觉得美国的利益从开始就卷入了欧洲的战争。他怀疑和抑制由比利时的沦陷或“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在他胸中升起的愤怒情感；他没有真正发现美国人民的天性。他低估和轻视了美国人民支持协约国这深厚和崇高的感情。直到亲自向国会发表著名的战时咨文时，他才明白在众多纷杂的美国民意中，过去与现在国民占主导地位的意志力之所在。直到此时他才自信与深信向前迈步；直到此时他才以不逊色于任何协约国政治家的言词重中协约国的事业；直到此时他才向美国人民宣告，根据他的判断世界正义在哪里，和他们自己的生命和物质利益濒临什么样的危险。
德国战争失目不顾一切行径的后果，最终无路可逃。1月31日，德国将其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照会了美国。2月3日，美国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出境护照，召回驻柏林代表，总统向国会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威尔逊先生还有另有措施。他绝不相信德国继宣布其意图之后不会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2月26日，因为担心德国的攻击，美国航运实际上受阻，这迫使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2月26日，一艘美国船只被击沉，8名美国人溺毙。与此同时，英国情报局查明，德国外相黑尔·齐默尔曼已经指令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一旦德国与美国交战，德国即与墨西哥结成同盟，并向墨西哥人抛出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美国领土作为诱饵。这份文件还论述了拉拢日本对付美国的种种可能性，3月1日美国政府将此文件公布于世。3月期间，4艘美国船只被击沉，12名美国人丧生。4月1日，“阿兹特克号”被击沉，28名美国人溺水身亡；2日威尔逊总统经国会授权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总统被步步紧逼，走投无路。他一反自己最珍视的希望，一反自己最严重的怀疑和自己最根深蒂固的倾向，在30个月的大屠杀中他所说所做和所说未做的一切完全归于徒劳。在此情况下，他被迫才发出他所担心的和厌恶的信号。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美国人民感情的真正主调之下。在他们的政策后面有合理的解释和大量的论据，而所有的解释与论据必须尊重一位力求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战争的毁灭和恐怖的政治家的动机。但是没有办法把他1917年3月以后的言论与他以前发布的方针调和起来。他1917年4月采取的行动本可以在1915年5月付诸实施。果真如此，那末可以减少多少屠杀，免除多少痛苦，什么毁灭，什么灾害，早就可以避免；多少家庭今天就不会留下空着的坐椅。胜败双方都注定要共同居住的这个破碎世界将是多么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一切有了定局。曾经指责战争不过是“一场醉鬼的打闹”，“没有胜利结局的和平”，但4月2日这些引起创痛的话去哪里了呢？在骑兵卫队的马蹄声中，总统来到参议院；他向国会和全人类宣读咨文。他最终宣告协约国事业之正义性的著名阶段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船只，无论挂的什么国旗，无论涂有什么标志，无论装载什么货物，无论驶向什么目的地，无论执行什么使命，都被无情地送到了海底，既不发出警告更不考虑时船上那些人给予救助或怜悯，友好中立国家的船只连同交战国船只全都一样。甚至医院船和给比利时痛失亲人的人和患者运载救济品的船只，尽管后者持有安全通行证穿过由德国政府自己指定的航区，且有准确无误的识辨标志，都同样毫不留情不讲原则地被击沉了。……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陷入危险，和平与自由受到威胁，原因是存在有组织军队支持的独裁，而军队完全受独裁意志所控制，而不是由人民的意志所控制。……一定要使世界秩序对民主政治是安全的。……一定要使人们认识到正义比和平更为宝贵，我们将为我们一向扎根于我们心底的理想而战——为了民主，为子民们争取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发言权，为了弱小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了将和平与安全带给所有民族并使世界最终实现自由，为自由人民一致争取的普遍正义而战。”
众议院对此宣言立即作出反应，4月6日决定正式宣布战争状态。“为了胜利结束战争，美国国会特别保证向国家提供一切资源。
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号召都得到了响应和服从。义务兵役法这一铁的法律，受到大多数人口参与的、互相制约的社会的有力肯定，立即得到统一舆论的拥护，谁也不能抵挡这一潮流。和平主义、无动于衷、坚持异议在前进道路上被扫除，并在凶狠追逐下消灭；缓慢积贮起来的过去受抑制的愤怒吼声如今压倒了喧嚣中一切不和谐的叫嚷，美利坚国民立即拿起了武器。
————————————
①冯·提尔皮茨，《回忆录》(My Memoirs)，第2卷，第419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442页。
③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305页。
*地球是圆的。——Franc.She
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01.
正当凡尔登之战高潮迭起的时候，注定要改变战争进程的几位新秀在隆隆的炮声中开始崭露头角。贝当手下最成功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尼韦勒的将军；此人原是一名炮兵军官，凭其勇敢和举止脱颖而出，从一般职位擢升为军长。尼韦勒的得力战将是名叫芒然的将军，有必要对这位将军作一简要介绍。芒然原属于法国殖民地军，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成名。1898年，他曾率领马尚德的前锋部队到达法肖达。在战争开始数天内在大部队的前锋作战，在迪南和沙勒罗瓦建立殊勋。继法军初战屡败之后，在无能军官指挥下普遍溃散之时，芒然继任一个士气低落师的师长，他下令将一个不称职的长官调离。曾任该师参谋部书记的一位年轻保皇党人写道：“芒然来此上任之后，我们这个活的废墟实际上拥有了法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①芒然并非徒有虚名。古铜色的脸，表情严肃，浓密乌黑的头发直立竖起，鹰单似的脸形，双目炯炯有神，牙齿洁亮；他朝气蓬勃，行动敏捷，性情暴烈，生活奢华，盛气凌人，贪得无厌——从各地包括从敌人那里收集来的十几辆汽车，在这位上校旅长出行时排成长长的行列。对所有人冷酷无情，对自己也同样，只要能从指挥部抽身，他便手持步枪身先士卒向敌人冲锋，在电话里怒吼给部属下达毫不宽容的命令，必要时也敢顶撞上司。历经胜败的芒然，素有英雄美誉与屠夫恶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芒然，在凡尔登的铁砧上成为法国最凶猛的战将。
春季，贝当将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交给尼韦勒指挥，尼韦勒则主要责成芒然付诸实施。3个月的战斗之后，4月份贝当从凡尔登晋升集团军群司令时，尼韦勒接任战事指挥，他把芒然带走。
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最早的决策之一是停止对凡尔登进攻；自8月底开始，使皇太子甚感欣慰的是，德军面对凡尔登堡垒采取了纯防守的姿态。这个决策在灾难性形势下是聪明的，但它给法军提供良机。漫漫数月的战斗使德军的防线呈楔形。实际接触中处于最尖端的杜奥蒙堡立即成为法军的最近和最大目标，德军在凡尔登战事的失败成为定局，没有比法军收复举世闻名的杜奥蒙堡更引人注目了。这便是尼韦勒和芒然决心做到的事情。
法军作了长期和彻底的备战：凡尔登守军在普通大炮外又增加了530门重炮，包括一个新编16英寸克勒索炮兵连，重炮全部集中指向德军阵地的突出部——受攻击的防线每15码1门大炮。准备进攻的3个师的实力和效能已准备到最高点，并在前线后面打算出击的地方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10月中旬开始炮轰，炮弹猛烈地落在德军防御工事和组织系统上，主要目标是德军的炮队。到20日，近三分之一德军大炮失去了战斗力。22日下午2时，法军向德军防线轰击的火力突然延伸，射程延长。该项策略获得成功。攻击的时刻已到；一直隐蔽的德军158门大炮开火，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阵地和防卫性弹幕系统。当实战时刻来临时，德军158门大炮中仅90门仍在射击。
10月24日以前三天天气晴好，但24日这天浓雾遮盖战场。法军司令部就是否应推迟进攻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可是芒然正确地判断：浓雾固然牵制进攻，但至少也同样妨碍防守；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以空前规模秘密集结的法军战壕迫击炮——一种新特点——向德军战线猛烈开火，德军战壕已经变成弹坑，战线就在弹坑上面；两小时以后，法军步兵沉着冷静、义无反顾地冲向宿敌；又过了两个小时战事全部结束。德军的楔形突出部给咬掉了，三色旗重新飘扬在杜奥蒙堡上空，6000名德军战俘落入芒然的牢笼。德军曾轻率地称它为凡尔登“柱石”的这个地方重被法军占领；凡尔登的名字已作为德军一个最大不幸载入史册。
然而在这一辉煌的局部胜利中撒下难忘的挫折的种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02.
霞飞将军1917年的军事行动计划很简单，它就是索姆河战役的继续，在极端严酷的冬天中仅有一个最短暂的间歇。计划由英、法军的汇合攻击咬掉德军防线的突出部。此时刻不容缓地重新部署军队，不容拖延地完成人员增援和实现协约国新大炮与弹药计划。计划定于2月1日开始新的战斗。用于进攻的全部英军和法军的北方集团军群准备向正东方进攻，英军从维米到巴波姆，法军进攻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与此同时，另一支法军中央集团军群自兰斯方向向北进攻。预计上述各路大军激战两周后，德军即使不被击溃也会被紧紧咬住，此时法国第5军在上级后备部队支援下突然插入以解决战斗或扩大胜利。德军将陷入巨大包围圈，或处于大力夹击中间，如果他们的战线明显退缩，他们将首先面临众多人员被俘和大量物资的损失，其次其战线将出现十分巨大的难以弥合的裂口。
这些便是法军总司令于1916年11月16日在尚蒂伊会议上向协约国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提出建议，他在11月27日的指示中作了精确的详细说明：“我决定英军在巴波姆和维米之间采取类似军事行动的同时，在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实施总攻，力求打开敌人一个缺口。此次攻势要为2月1日开始的行动作好准备，根据协约国的总体军事形势确定这个确切日期。”
随着叙述的进展将会看到，自2月初以及在整个2月份发动了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本想在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时刻打败德军。在经历了如此之多令人遗憾的不幸和估计错误之后，也许霞飞最后可能获得不受挑战的桂冠，但是这些可能性依然在未知的迷雾中；因为正当此刻霞飞调离了司令部，最高指挥权落入他人之手。
尽管凡尔登和索姆河名声被新闻界和宣传机关大肆吹到地球的最遥远角落，但是巴黎有教养的舆论对这两个战役不抱幻想。凡尔登的光荣属于法国士兵，他们在卡斯泰尔诺、贝当、尼韦勒和芒然等人指挥下保持了法兰西的荣誉。这个战役中对防御体系的忽视和不足，显然可以追溯到总司令身上。他在1915年12月与加列尼的令人震惊的通信，已于7月份在秘密会议上向内阁宣读；尽管白里安曾经支持总司令，但他清楚地暗示，对他保留总司令职位必须在比较合适的时候再行审核。他强烈地认为，在凡尔登战役处于高潮之际，正当总司令协同英军对索姆河进攻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该战役以及关于该战役的一切希望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就撤销他的职务，是不符合法国利益的。但是现在索姆河战役已经过去。其最后交战已经结束，尽管士兵们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德军战线虽然受到了强大压力，依旧保持不破。不但如此，入侵罗马尼亚的一些部队②实际上是从西线调去的。罗马尼亚已被彻底打败，当这可怖的一年在杀戮的腥风血雨中走向尽头的时候，德军又重振了昔日的威风。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
每个大国处于危机的时候都有它自己的行事方式。德国人依靠他们的皇帝——全能上帝，他的话就是法律，但他们也为皇帝操心。居德意志帝国顶层不断变换的占统治地位的名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取得帝国的神谕。我们英国也有自己的方法，对这种方法或许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难向外国人解释清楚，总的来说比较不完善、比较不成熟和比较笨拙。但是它们能起作用。法国人也有他们的方法。研究法国人的战争政治，首先给人印象是其政治的极端复杂性。涉及的人数众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整个安排不断变化，既迅速又顺利，所有这一切使局外人在事件过程中感到困惑，事后追述起来感到厌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群蜂全都一块儿嗡嗡作响，但是每只蜂，或几乎每只蜂都完全心中有数，为了蜂巢的实际利益必须做什么。
此时白里安，也是第一次认为，他发现了恰当而合适的霞飞继任人。法国陆军的三大领袖，作战前线的三匹战马，从大战开始以来担任集团军或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福煦、卡斯泰尔诺和贝当——在当时看来，似都有充分的理由被排除在外。关于卡斯泰尔诺，据社会主义左派称，他的宗教思想太浓。说到贝当，有人抱怨他对待造访其司令部的议会各委员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不够殷勤有礼。据说，萨拉伊将军于1915年8月与克列孟梭交谈中提到贝当的时候说，“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此，那位庄重的老人答道，“我管那些干嘛？只要他能为我们赢得胜利。”但是克列孟梭的腾达之日尚未到来，而萨拉伊的暗示在贝当所到之处，都起败坏名声的作用。关于福煦，到处传播一种尖刻的宣传，但不知其由来，“他的健康垮了，他的脾气和神经都已经失去控制，他完了。”关于卡斯泰尔诺、贝当和福煦，就说这么多。
不过现在冒出了一位新人物。尼韦勒凭充沛的精力指挥了后期凡尔登之战并获得成功，芒然遵照他的命令收复了著名的杜奥蒙堡。根据当时的气氛，霞飞已经选定尼韦勒取代福煦。于是诸多知名人士立即奔赴凡尔登，首次结识这位新任陆军司令。他们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位谦逊的、个性和清晰谈吐都散发出普遍魅力的军官之前。赞美之词源源不断流向巴黎。尼韦勒将军对他所接触的诸多资深政界人士产生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白里安及其部长们与内阁的代表们，正如几个月后的劳合·乔治和英国战时内阁一样，很快获得了深刻印象。有了这些愉快的印象，再加上新近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军事成就，挑选总司令的决定因素，在此令人厌烦的时刻全都具备了。
12月27日，霞飞晋升法国陆军元帅，同时被解除总司令职务。皮埃尔弗用他的神笔把这最后一幕从个人角度描写得委婉动人，他是关于霞飞将军最严厉也最知详情的批评家；他对事件有最充分的了解，是以第一手观察者身份对事物作了仔细的探索和研究后下笔的，所以他对霞飞的传奇生涯的批评，较之法国业已公开发表的所有其他攻击和揭露，更有决定作用。不过皮埃尔弗频频运用灵巧而富有人情味的笔触，使霞飞严肃画面生辉。他描写了不同寻常的两年里霞飞在尚蒂伊的生活中奇怪的情景。“办公室没有地图”；“办公桌上没有文件”；总司令在阅读和答复来自世界各地表示钦佩的颂词中度过漫长的时光；他舒适地处理无特色的例行公事；他的神态悠闲安详；他的胃口极好和有固定的习惯；他在无情的炮声中整夜熟睡不醒，“这就是这位伟人处在战争高潮中的生活。”他讲到霞飞遇到敌人或政府造成的困难时习惯于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脑袋，以滑稽的口气大声说，“可怜的霞飞。”皮埃尔弗还讲到他的小个子侍从武官图泽利耶上尉，一位在此期间大家熟悉的人物，在总司令部各办公桌之间敏捷地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人们都叫他“图图”。霞飞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叫他“可爱的图泽利耶”，以示特别的赞赏。对历史真正价值的认识，正是从此类小事细节中获得的。然而现在这个画面正在褪色，乃至永远消失了。
“新任元帅在普瓦雷别墅召集手下的主要军官向他们告别；仪式充满了悲伤的气氛。所有到场的人想到将与这位长期指挥他们的杰出人物分别就感到痛苦；人人心中都为显得暗淡的未来感到焦虑。依照军阶有权享受三名勤务军官的霞飞元帅问，在场的人中谁希望陪伴他过退休生涯。只有侍从武官图泽利那自动地举起了手。正当元帅显得有些惊讶时，甘末林将军轻声对他说，“不要对那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耿耿于怀。”当然霞飞从来不这样耿耿于怀。当所有与会者离去之后，元帅向哺育如此之多荣誉的房子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面带微笑友善地拍了一下忠心耿耿的图泽利那，用手抚摸他的头，嘴里说出他最爱说的话“可怜的霞飞——可爱的图泽利那。”③
对尼韦勒将军的任命显然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举动。挑选一位职位较低的军官担任全国陆军或舰队的司令，无论有多大的成就为理由，总是存在巨大的危险。由一位像尼韦勒那样仅仅担任五个月的集团军司令的将军，不但接替霞飞，而且占先于福煦、卡斯泰尔诺、贝当，这是一个只有用极不寻常的结果才能证明其步骤正确。对尼韦勒将军来说，他凭自己的杰出的作为和真实的本领一步一步地跻身高级指挥层，这本来会比较幸福。
03.
其时，法军参谋部在霞飞下台时形成了新的战术思想。以往“大炮征服阵地，步兵占领之”的原则，在1915年和1916年发挥令人欣慰的作用，但有点贫乏。此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舍弃，人们主张更大胆的进取精神。尼韦勒—芒然于10月24日在凡尔登的功勋成为法军参谋部的典范；它不但是尼韦勒将军声誉的基础，也是他的坚强信念的基础。这点体现在他的全部通信中。他相信他和手下的主要军官找到了一个迅速打破德军防线的可靠方法，他还进一步认为，他的方法可能最大规模地运用。将此类进攻的规模扩大10—15倍，则其产生的优势将以更大的倍数增加。正如法金汉在拟订进攻凡尔登的计划时心中想着戈尔利采—塔尔诺夫的胜利一样，尼韦勒一年以后也将自己的希望和推理建立于他在杜奥蒙堡所获成功的基础上。
没有人会低估获得10月24日胜利的战术的价值。这些战术是参战将军们在最激烈炮火中千锤百炼的产物。然而，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其他领域都不能由此断定，用于小规模成效很好的方法，用于大规模也将得到圆满效果。当军事行动扩大时，它们变得比较沉重缓慢，而且时间因素开始引起各种复杂反应，本来在几天足以准备好的事情现在可能需要数月。秘密能够保持几天，但在几月中容易泄密。制胜的关键是突然袭击，由于人员和大炮的增加，较难突袭确保成功。在尼韦勒—芒然的方法中和执行这些方法的精神里确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要素；但是方法的制订者不知道怎样将这些方法用于他们现在参予的庞大规模战事；1917年他们也不拥有必要的各种类型的兵力的优势。尼韦勒所设想的战术，却留给鲁登道夫于1918年3月21日去施行，他把行动的大胆与真正的价值感相结合，进行长期准备而不过早泄密，对50个师组成的防线实施战略突袭。但是，由于环境不同没有许多相同的条件，所以不能进行这种比较。
尼韦勒于12月12日升任总司令。他于16日抵达尚蒂伊；同日，法军最高司令部发表了一份关于新的进攻(凡尔登)方法的备忘录，迎接新首长的来到，这份备忘录无疑是在上个月起草的，当时霞飞仍在总司令任上。尼韦勒将军立即采取行动，用他自己的话发挥了这一主题。12月21日，他在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信中和给自己集团军群的指令中写道：
“法英军队应该寻求的目标是摧毁敌人的主力，这一结果只有作为决战的后果才能获得。”
24日，在他给他集团军群司令们的进一步通知(传送英军参谋部)中，他断言：
“敌人防线的缺口(深入到敌人炮兵群的后面)，运用24或48小时的猛攻，在狠狠一击条件下是有可能打开的。”
1月29日，他向担任主攻的三个军的总指挥米舍莱将军强调，“在进攻中必须猛烈。粗暴和迅速的特色，尤其在第一阶段，是突破的条件。”
这些引语是尼韦勒将军、他的凡尔登的兄弟们和尽职责努力追随他们的法军总参谋部连续不断指示和教导的典型，他们把这些主张一周接一周地大大量地灌输给他们的军队和协约国军。
读者一定还记得战前年代的那位军事学院院长、进攻的使徒德·格朗迈松上校，他每次都要高喊“不惜牺牲迎着刺刀前进”等等。战争已召他去见祭司。德·格朗迈松上校遗体躺在坟墓里已腐烂——应让人人知道，躺在这座坟墓里的是一位热切地献身祖国和自己理论的勇敢绅士。他倒下了；但是他的理论在尼韦勒将军的参谋长达朗松的心中找到了短暂的安息之地。皮埃尔弗对这位在舞台上悲剧性地昙花一现的军官作了生动的描述：他颀长而瘦削的身材，黑色的头发，浅黄的皮肤，容貌憔悴，沉默寡言，表情严肃，充满了一股被压抑的热情——是一个坚守于自己的信念和主张的人。尼韦勒令人瞠目的青云直上，把达朗松作为一颗附随的明星带上了军旅生涯的中天。不过关于此人有一件事应予指出——他只能活上一年了，由于已处于结核病晚期，所以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也只能有一次成功机会。尽管来日无多，却仍有一事需做，此举可望赢得永久的荣耀。这样的一个人的思想，对一位特别需要的切合实际的常识和判断力的参谋长都是不利的。
命运之神刚刚把尼韦勒将军举上权力的顶峰便将他抛弃。从他执掌法军指挥权时起，事事都和他作对。他从一开始就较成功地激发政治领袖们的热情，而军界首脑们却对他无动于衷，他和英国政府的关系比和本国政府的关系好。他立即着手扩大经过霞飞深思熟虑的巨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在对德军突出部的全面进攻中，霞飞一直小心冀冀地避开英军在1914年就非常熟悉的沿埃纳河自苏瓦松到克拉奥纳30公里令人畏惧的一段。尼韦勒将军下令对这段防线再次发动进攻，另一处攻击在东面的莫龙维利耶。霞飞原计划尽早进攻，即使这需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备战。尼韦勒不但需要规模更大，而且他的准备必须更详尽全面，为此他愿意付出更多时间。霞飞领导下法军参谋部为他确定的目标是“力求打开敌人部署的缺口”，而尼韦勒则要求至少“摧毁敌军的主力”。霞飞原打算以更大的规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开索姆河之战，在数周期间发动了三、四次对德军战线和军力连续的大规模进攻。尼韦勒主张突然全面猛攻的理论，要在24小时以内或最多在48小时内决定胜败。霞飞本想在2月上旬发动攻击，而尼韦勒的扩大进攻需要延期到4月份。尼韦勒更改霞飞计划的主旨是使进攻规模大、更加猛烈、更有决定性和时间较迟。
12月20日，尼韦勒向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解释自己的想法并请他修改原先的计划，将英军右翼从布沙韦斯讷扩展到自亚眠至鲁瓦的公路。法军和英军司令部之间关于各自在前线所应承担任务的讨论——甚至可以说是争论——在整个大战期间持续不断。所有的讨论全都是同一程式：法方强调他们防卫的公里数，英方则强调他们面对的德军师团数，双方都提醒对方他们将要发动或要求支持一个重要的攻势，以加强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这一次，黑格并非不愿满足法军司令部的希望。他赞成在法国重新发动进攻，并准备就进攻的方向和范围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此外，当法方表示愿意承担新攻击的主力并要求得到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持时，英方更没有拒绝的余地。因此，黑格于12月25日致函尼韦勒表示，“我原则上同意您的建议并愿竭尽全力在您提出的各条战线上协助你。”他还从2月1日开始将英军防线扩展远至亚眠—圣康坦公路。尽管如此，黑格和英军司令部都对法军执行尼韦勒将军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所指定的任务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进一步全神贯注于法军维持的北部省铁路状况，该铁路此时已完全不足以承担指望英军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交通状况，并声称在这一最实际问题未解决之前不能确定英军进攻的日期。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重新进攻的建议及其改变方式的最早暗示于12月26日传送给英国战时内阁。已在伦敦的里博先生声称，新任法军司令的想法是在广阔的敌人防线突破宽阔的缺口，保留一支机动部队在防线突破之后发动进攻。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军必须将现有防线增加30—40公里。劳合·乔治先生起初反对在法国再次发动攻势，尤其反对像索姆河之战一样再次开展长期攻势。在他担任首相之前，在我们之间的所有谈话中，我发现他同情我对这一问题总的看法。他掌权后作出的最初的努力便是要找到某种可供选择的措施。在1月初他出席的罗马会议上，他提出了向奥地利战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建议，主要由意大利军队在英法大量炮兵集中火力的支持下进行。法方在尼韦勒的影响下反对这个计划；威廉·罗伯森爵士也不支持它，于是该计划只好提交几国参谋部研究。首相自意大利乘火车归国途中，在北方加雷等候时尼韦勒将军觐见他，并概括地阐明了自己的计划。双方都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初步印象。尼韦勒应邀去伦敦于1月15日会见战时内阁。他立即获得成功。英国大臣们以前在会议上从未见过一位强有力地连贯论证自己主张的将军，他们更从未见过一位能够直接听懂英语的法国将军。尼韦勒不但言辞明白晓畅，而且讲英语；他不但攻克了杜奥蒙堡，而且有一位英国母亲。他解释说，他的方法不是重新开始持久的索姆河战役，而是一次短暂、突然、决定性的突破。自从在法国北方省的加雷会面以来，劳合·乔治先生对这个新进攻计划的抵制迅速消除，变成了热情支持。黑格也在伦敦.他和罗伯森应召赴内阁委员会，于是起草了备忘录，并由三位将军签字，正式批准不迟于4月1日在西线重新开始进攻，于是先进行英军防线的扩展。
至此，一切进展都很协调，首相在改变先前反对进攻的过程中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他已经精心策划建立联合指挥部这一重要而简单的设想。和战时内阁一样，他也为尼韦勒将军的个性所吸引，并愿意全心全意支持他。相信，可以从这位法国人那里获得更优秀的军事指挥。还相信——这点更有理由——在整个西线应当实行一个人的控制。正如劳合·乔治在战争后期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时说，“并非一位将军比另一位高明，而是一位将军比两位将军高明。”于是尼韦勒带着首相作出的事实上的许诺，即黑格和英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返回尚蒂伊。这些外加的重要发展状况此时并未由首相或战时内阁通知罗伯森或者黑格。
04.
1月份时，北方省铁路的车辆不足变得十分显著，以致在英方多次强烈抗议后2月26日在加来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当时法方出示了一份在法国组建联合总司令部的详细计划。它规定在一位法国总司令下设置由法英军官组成的参谋总部，由一位英国参谋长领导。名义上保留英军总司令，但只做副官长的工作，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没有影响。英国将军们的立即抵制，导致该建议搁置一旁；作为替代草拟了一项协议，把即将进行的战事单独由尼韦勒将军控制，英军在这个期间服从他的命令。对此，黑格和罗伯森——唯恐出现更糟糕局面——表示同意。
这一插曲——其本身就不同寻常——明显地损害了英法两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在英军高级司令部看来，尼韦勒一直试图参与本国政府事务，如果不是实际上替代政府，也要使之隶属于他。英军最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惊奇看待越过所有最著名的军人任命的这位新总司令。现在又加上了怀疑和不满。当尼韦勒借新职位之威力，以命令的口气向黑格发号施令，命他放弃筹划已久的英军向维米山脉的进攻，去支持进一步向阿拉斯以南进军，此时黑格拒绝服从。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诉，并“请求得到指示：战时内阁是否希望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应该受到一位外国年轻司令官的如此对待。”气氛十分紧张。最终还是达成妥协，但是英、法两军参谋部之间存在很久的友好亲密合作，此时经历了令人注目的衰退，尼韦勒因造成这种不利的后果在法国军界高层受到批评。
05.
此时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鲁登道夫插了进来，德军采取了行动。德国在急需中发现的杰出军事人物披挂上阵，在兴登堡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重击便全盘推翻了尼韦勒将军的战略。近2月底时，德军撤离自阿拉斯至努瓦永整个区域。留下一支掩护部队占领被放弃的阵地，在那里开枪放炮，德军已从受威胁的突出部后撤50英里，从容不迫地审慎地进入此后通称兴登堡防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新阵地。德军参谋部用代号“阿尔贝里希”称呼这一经过长期策划的军事行动；“阿尔贝里希”是尼贝龙根传说中居心险恶的矮子的名字。德军让对手留在索姆河弹坑累累的战场上忍受严酷环境的煎熬，因为德军将所放弃的地区化为一片废墟，远远超过战争中用斧、火所能做到的。
已有一些日子风传德军后撤，这一行动首先被英国第5集团军战线察觉。2月24日，德军大炮轰击自己的战壕线的举动引起了怀疑。英军巡逻兵发现敌方战壕空无一人。当晚第5集团军作战命令称“据信敌人正在后撤。”夜间巨大的烟云和纵火的火光告诉人们，敌人已无情地离去。25日，据报敌人在某些地区已后退1.8万码；2月28日，英国情报机构告知德军后撤至兴登堡防线。
一位指挥官无论怎样全心身投入考虑自己的想法，同时往往也必须考虑敌人的想法。霞飞的计划是要在2月咬掉德军的巨大突出部，这个计划是否能获得成功，谁也不能断定。尼韦勒的计划是在4月份以更大的兵力咬掉它，但是到了3月份这个突出部已不复存在。尼韦勒所部拟投入攻击的5个集团军中的3个，现在已被的一大片荒原的鸿沟与目标隔断。所有的铁路和公路，所有的库存弹药都远离敌人的阵地，以致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运抵前方进行新的战斗。剩下的两个集团军除了对德军旧防线的最牢固部位发动断断续续的正面进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出现的任务。
在此形势之下，尼韦勒向其所指挥的英军发布的指令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总司令部
1917年3月6日
最高指挥官令
在英军第5集团军前面敌人的退却形成一个新的局势，必须研究它对法英军队联合攻势产生的影响，迄今为止德军的退却仅限于英军第5集团军前面。退却可能扩展至索姆河与瓦兹河地区。但无论如何没有迹象使我们可以假定，敌人将要在除了后备军群以外的贵部第3和第1集团军所进攻之前线来取类似行动。相反，根据所谓兴登堡阵地的部署，我们英军与法军战区的主攻之方向是从侧冀包围敌人，然后从反方向攻击之。
就此而言，德军的撤退即使成为总撤退，可能对我方完全有利；我的第一项决策即基于这个设想，这项决策不会从根本上修改已经决定的军事行动总计划。④尤其要坚持我方发动攻击的确定日期。
不过必须承认，我方所有军事行动不能按安排方式实施；因此，我将继续考察英国各军和法国北方集团军群前线所采取的姿态。
距离、人数、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依然命令说，原则毫不动摇，原计划应该执行。
我们已经看到由尼韦勒将军所发展的霞飞计划的战术特点：进攻的巨大规模；向德军突出部的合围，对细节的仔细研究令全体官兵理解；以及第四项，最宝贵和最重要的是残酷、猛烈爆发的突袭。在这四项特点中，规模已经减半，合围实际上被德军的撤退阻止；其余两项——细节和突袭——注定要互相抵触。
英军和法军在防线的大规模备战情况，以及向敌发动进攻的有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备战情况，能从空中不断地看到。从阿拉斯以南到苏瓦松以南，近150公里的战线，德军知道自退却以后他们不可能受到攻击，阿拉斯前方20公里地区和处于香槟地区的约100公里，依然是仅有的危险防线。在这些地区前线，敌人每日都能观察到进攻部队的聚集。由于有准确的情报和通过空中观察，关于进攻的主要突破点将在何处发动的微小不确定性能进一步缩小。而且非常准确而肯定的情报很快便落入敌人手中。
因为希望所有官兵领会计划的精神，要求营长甚至连长掌握计划的整个意图。尼韦勒将军命令将各种重要文件在前线各部队中传阅。其中第一份就是前面引述过的于12月16日签发的关于进攻新原则的著名的参谋部备忘录。让这样一份文件传入据守在距敌往往不到100码的防线的部队手中，如此轻率，很快就受到了惩罚。3月3日，德国皇太子一个师发动的一次袭击，缴获了这份致命的文件。皇太子写道，⑤“这份备忘录包含的材料有特殊的价值，它清楚地表明，此次毫无疑问是一场有限的进攻，但是估计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突破性的攻击。……最重要的是备忘录还暴露了进攻方所策划之突袭的特点。它建立在所谓的对我方的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我方的防御大炮对对方进攻前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一般只作出微弱的回击，因此，法军想到不再为进攻部队，尤其是为大炮长时间挖堑壕和筑工事。”……“冯·舒伦贝格伯爵……立即为防御制订了合理的应对措施，对敌方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不但要强有力地回击，而且要以集中大炮火力把一切察觉得到的敌方进攻准备，事先予以摧毁。我们大胆地希望，用这个方法能十分有效地对付突破，并拔掉第一次攻击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有力和最好的措施。”
整个3月份，尼韦勒将军的突袭准备一直是敌人注意的焦点。“到了4月，”皇太子写道，“从已获得的大量情报得出的结论是，预计不久将向阿戈讷以西的第7和第3集团军以南防线发动重大攻击。情报机关进一步证实了已缴获的法军进攻备忘录所留下的印象。……大炮的纵深延伸，弹药的大量供给，在敌人第一道防线正前面集中布置无数炮兵阵地，炮兵阵地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用简单的掩体挡住对方的视线，完全停止敌对行动。……”他又写道，“4月6日，由第10后备师在萨皮纳发动的一场巧妙攻击，使我们掌握了法国第5集团军的一份进攻令。进攻令中一一列出了法军进攻单位的名称。第5集团军的目标是普鲁韦—普罗维瑟—奥默南库尔一线，准备从北方作包围运动夺取布里蒙(阵地)。这就提供了预期的法军进攻方法的最新情报。掩盖法军攻势意图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撕掉了。”
这一次，德军是在最完整的情报的激励和帮助下准备他们的防御手段的。军队的指挥进行了重组。2月，当尼韦勒的备战开始最早明朗化时，德国皇太子指挥的范围向东扩展，包括了第7集团军(属鲁普雷希特亲王集团军群)，从而统一掌握了将遭受攻击的整个防线的控制权。3月份，在第7和第3集团军之间又增加了整整一个集团军——第1军集团。皇太子的指挥部从斯特奈移至沙勒维尔。整个3月份，他的增援部队持续不断，机枪、大炮、作战飞机、情报机构和工兵营大批涌向这个受威胁的防线。德军从突出部撤退缩短了防线，因而得到了缓解，他们便有更多的兵力集中对抗迫在眉睫的法军进攻。德军昼夜不停热情艰苦地建筑整个地区的防御工事。从苏瓦松到兰斯和兰斯以远的阵地，或许是敌人防线上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克拉奥讷高原、舍曼代达姆岭漫长的鬃丘、阿戈讷地区森林覆盖的悬崖和山脊，全都用热情和辛劳筑成了由战壕和坑道组成的一个结构均匀的迷宫；里面聚集了无数战斗营和机枪，布满纵横交错的铁刺网。年初，8—9个德军师驻守该防线；到尼韦勒完成其突袭计划时，已经有不少于进攻者之数的40个师在等候他的光临。
06.
尼韦勒将军周围开始出现其他一些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他一直是法国政府选出来的人物，政府的声誉与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连在一起。总理白里安、陆军部长利奥泰都是他的担保人，此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和他分开。没有哪个后继的政府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人们改变了对前届政府竭力提升的军事首脑的看法。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可靠的支持倒下了。3月早期，利奥泰将军陷入议会的罗网。他突然辞职，而他的下野又拖倒了白里安和整个政府。新统治者们登上了权力的祭坛，尼韦勒和这些人之间除了敌对关系之外没有任何交往。在里博政府中，潘勒韦任陆军部长。
保罗·潘勒韦是一位有明显知识分子特征的人，热心政治，数学出类拔萃，是忠诚的左翼党人，随时乐意遵从该党提出的公式化的构想，只要符合广义解释的公众利益。在原白安里内阁中，潘勒韦曾任教育部长，负责可能适用于军队的发明的研究。在这个职位上他频频自由地走访前线，和大多数重要指挥官，不但讨论发明而且商谈军事计划。他全认识他们，大多数将军都欣赏他的敏锐才智。潘勒韦认识了贝当。这位将军对议会委员会的议员们冷谈而不苟言笑，所以在权势人士圈子里不受欢迎。但是潘勒韦钦佩贝当的独立性格，或许贝当对这种赏识作出了回应，提名潘勒韦继任霞飞职位者便是贝当。当白里安在1916年10月底重组内阁时，他是以对霞飞的庄严清算和任命尼韦勒接替为改组的基础。当提出给潘勒韦的连任时，他拒绝留任，理由是他不同意对尼韦勒的任命。他作出这一决定——政界人物在战时采取的一项严肃决定——之后进入议会，不但受到左派的尊敬，而且几乎受到普遍的致意。现在他担任了陆军部长，是年老总理领导下法国新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部长不像白里安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尼韦勒的成功上。他不管怎样尊重他的下属，还是公开地和事先证明对尼韦勒的任命是一个错误。
但是潘勒韦反对尼韦勒，不是限于个人方面。潘勒韦以及当时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公开声明反对西线大反攻的。他赞同贝当的意见：法国不应该流血至死，法军的生命必须得到珍视；当年在该战区不存在取得突破的机会；逐步夺取有限的目标是唯一可望得到的回报；不太高的目标和节约法军士兵的生命是当前军事政策的主要原则。尼韦勒站在相反的极端：最大规模的进攻，法军当先锋；极端信任军队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开德军防线上的巨大缺口，大批机动部队自缺口长驱直入；恢复旷野的战争，将入侵者驱逐出法国领土。这些原则分歧也不是纯学术性的。尼韦勒正在积极筹划法军从未采取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进攻；潘勒韦身为陆军部长，他必须为尼韦勒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对议会和历史承担责任。很难说这两人中谁处于更不愉快的境地。
图33、尼韦勒将军的试验，1917年4月16日5月5日——，4月16日晨战线；-------，4月25日战线；……，5月5日战线；1st，第1；1st
Cav.，第1骑兵师；1st
Col.，第1纵队；Ailette，艾莱特；Ailles，艾塞；Aisne，埃纳河；Amifonlaine，阿米丰莱讷；Anizy-le-Cheteau，阿尼齐堡；Bermericourt，贝梅里库尔；Berry
au Bac，贝里奥巴克；Braine，布赖讷；Brimon，布里蒙；Canal，运河；Chemindes
Dames，舍曼代达姆岭；Corbeny，科尔贝尼；Cracy sur
Serre，塞尔河畔克雷西；Craonnelle，克拉奥纳；Duchene，迪谢纳；Fifth
Army，第5集团军；Fismes，菲斯默；Fort de Cord，孔德堡；FourthArmy，第4集团军；French
Cavalry，法军骑兵；Front Prescribed for 10th Army on the everning of
April 16，规定4月16日晚第10集团军的战线；Front Prescribed for 10th Army on the
everning of April
17，规定4月17日晚第10集团军的战线；Hewlebise，厄尔莱比塞；IIIrd，第3；IInd，第2；IInd
Col.，第2纵队；IXth，第9；Jurincourt，朱兰库尔；La
Fere，拉费尔；Laffaux，拉富；Laon，拉昂；Malmaiaon，马尔迈松；Mangin，芒然；Marles，马勒；Mazel，马泽尔；Miles，英里；Montcornet，蒙科尔纳；Mt
Spin，斯潘山；Nanteuil-la-Fosse，南蒂伊尔—勒福塞；Oulches，乌尔舍；Pierrepont，皮埃尔蓬；Pinon，皮农；Prouvaie，普每韦埃；Rheims，兰斯；Sapigneul，萨皮尼厄尔；Scale，比例尺；Serre，塞尔河；Sixth
Army，第6集团军；Soissons，苏瓦松；St Gabain，圣加班；Snippe，叙普河；Tenth
Army，第10集团军；Territorial Divions，本土防卫师；Third
Army，第3集团军；Vauxallion，沃埃隆；Vesle，韦斯莱；VI，第6；VIIth，第7；Vth，第5；XVIIIth，第18；XXth，第20；XXXIInd，第32；XXXVIIIth，第38；Zone
of Operations 10th Army，第10集团军战区
假设潘勒韦按自己的坚强信念行事，在这件事情上证明他的信念是对的，那末他本来会撤销尼韦勒的职务，任命贝当担任总司令，他信任贝当，而且他和他的政党都完全同意贝当总的军事观点。但是各种实际困难和许多有根据的考虑，阻止了他作出这些决定；如果他坚持这些决定，本来会证明他的作为将使他享有盛名。可惜他迎合了潮流，在自己所处的局面中，随遇而安。他在习惯力量和环境逻辑面前，在事态的沉闷趋势消逝中屈服了——试问，身居要职者谁能不如此行事？他默认了尼韦勒；听从了他那些已经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计划。
所有的事实无情地朝他而来，尽管从各方面来的各种压力越来越沉重，尼韦勒将军显示了惊人的韧性。2月，他获悉贝当的怀疑态度和英军司令部对他的总体计划的疑虑。当德军的撤退明朗化时，他的亲信，特地选定担任主攻指挥的米舍莱将军写信指出，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并询问在新形势下仍指望“运用具有快速特点的向前进军”是否明智。4月1日尼韦勒答复说，“猛烈、残酷和快速的特点必须保持。我步兵向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快速突袭将获得突破的成功。不应当有任何实质上削弱进攻热情的考虑”。尽管已经警告尼韦勒，敌人已有充分准备，他也知道已发出的详细计划已落入敌人手中，尼韦勒还是对突袭的优点赞不绝口。支持他的达朗松上校，双眼通红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在他身边的是令人敬畏的芒然，充满火一样的战斗热情，坚信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他的骑兵将驰骋逐敌于拉昂平原。但是在其他地方，在部队高层指挥部和参谋总部的各单位，充满了怀疑和缺乏信心。
潘勒韦于3月19日出任陆军部长。尽人皆知进攻即将开始。“20日”潘勒韦写道，“甚至在我就任部长以前，我就获悉，可以说从公众议论中得知，进攻定于4月8日，因此英军将于4日在阿拉斯进攻。这些日期因天气不宜日复一日推迟，最后延期定于4月9日和16日。3月22日，陆军部长首次会见总司令，潘勒韦告诉对方，众所周知他对陆军总司令人选原有不同意见，不过那已成过去，现在他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了。然而潘勒韦进而指出，原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受到一系列头等大事的影响。德军的退却、俄国革命的爆发、美国肯定立即对德宣战。的确，这些是要求修改计划的因素。他以政府的名义敦促将军审时度势并敞开地重新考虑他的处境，不必受他本人以前预期的或向人表露过的任何期望的束缚。“新的形势就应该用新的眼光去考虑。”
尼韦勒的思想并不愿意接受上述论点；他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按照潘勒韦的说法，⑥他(尼韦勒)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如下：德军的退却没有给他造成不便，此举使解除沉重任务的法军师团数多于德军师团数。他本人不能规定敌人的行动更有利于他自己的决定。由于攻击面的变狭，法军右翼，包括在莫龙维利耶对面贝当所率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能延伸予以弥补。敌人的防线将被突破，几乎可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至于克拉奥讷高原，“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唯一的担心是德军会望风而逃。敌人越是加固其防线，法军的胜利就越会令人吃惊，只要进攻的强度不断增加。或许第三日在追逐敌人30公里之后，我将士已立马于塞尔河畔歇口气了；只是“大军一旦出动，就难以收兵回营”云云。这就是尼韦勒将军的心态。
性质完全不同的忠告流向新任陆军部长。得到最大信任的参谋部军官们冒着丢官的危险秘密写信，提出了严肃合理的警告，如果已经发布的命令实际上得到执行，那末灾难就在眼前。三位集团军群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贝当、甚至米舍莱，用尊敬但是坚决的言词表示，不认为突然猛烈突破敌人防线是切实可行的想法。然而三位指挥官都意识到战争的主动权有落入敌人之手的危险。贝当单独提出了一项意义深长的供选择方案，即让德军进攻法军，然后法军发动准备就绪的进攻作为大规模还击。
潘勒韦于4月3日晚召集了一次在陆军部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总司令和其他几位部长。他提请尼韦勒将军注意其主要下属的疑虑。直到最后尼韦勒仍毫不畏俱。完全的胜利是没有疑问的。夺取敌人的前两层阵地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他们是否认为尼韦勒不知道要攻占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必须从夺取第1、2层阵地开始呢？只有他心里最明白好天气对他的进攻方式至关重要。一切都将在24小时或最多48小时内决定。如果在此期限内打不开缺口，坚持将成为徒劳。他宣称，“我没有以任何藉口建议打一场索姆河式的战役。”最后，他说，如果他得不到与会者的信任，就让他们任命一位继任者好了。然而部长们已为这种非凡的自信所折服，因此，尼韦勒将军散会时坚信，问题已经有了定论。
在此次争论中好几次出现了梅西米将军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总是与不论好歹的决定性行动相联系。我们在1911年见到他时，他正以陆军部长的身分向由将军们组成的军事法庭控告预言家米歇尔并撤销其职务，使其黯然失色；1914年8月25日我们再次见到时，他正处于权力的中心，帮助霞飞将军，正式命令派遣至少3个军保卫巴黎，而就是那位将军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首都。数日之后，我们发现他在大战之初极度混乱时期法国政治令外国人困惑的杂乱无序中离开陆军部；不过此前他曾命令应该保卫巴黎，调集了必要的军队，并指派了加列尼取代被他以前弹劾的米歇尔，担当这一重大使命。此后他马上担任了某旅旅长，消失在战争的骚动和混乱中，直到两年半以后的今天，即1917年4月5日，梅西米又突然之间冒了出来，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件交给里博先生。此信罗列了反对反攻的种种理由。虽然“能抓获战俘，缴获枪炮，还能够占领10或12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残酷的，而且不能取得战略性结果。紧要的结论是，刻不容缓地下令将进攻推迟到天气好转之后。”他宣称这些观点“差不多是在米舍莱口授下”写成的，代表了“法军大多数著名领导军官”的信念。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迫近，各处的大量准备工作不遗余力在行进。英国内阁被争取过来了。英军司令部已经被说服。经过极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盟友英国的合作，一旦取得合作，便能得到十足可靠的力量。抵制反攻计划，撤销总司令的职务，不但意味着出现政府和议会的危机，这对政府可能是致命的，而且还意味着把当年的整个作战计划一笔勾销，推测起来(虽不肯定)有将主动权交给德军的危险。所以，尼韦勒和潘勒韦——他们的最大雄心新近几乎同时得到满足——两个人发现自己处于幻梦破灭者才能有的最为不幸的境地：总司令必须敢冒最大风险，同时在他后面有一位完全持怀疑态度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必须为一位他不信任其能力的将军所请求的军事政策和他深信其为愚蠢的军事政策的执行而发生的一场骇人屠杀承担责任。这就是权力的壮观！
07.
我既不试图描述法军始于4月16日的进攻过程，也不想介绍英军在阿拉斯之战中攻克整个维米山脊的辉煌的初步战绩，诸多惊心动魄的报导——法文的、英文的和德文的——现在依旧存在。这里只消说说法军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凭习以为常的勇敢展开的进攻就够了。在攻击的主要防线之一部，他们刺穿到了3公里深度；自16日至20日他们俘敌2.1万人，缴获大炮183门；己方损失10万人，未能获得任何战略上的决定意义。实际上被敌人缴获的文件后，只有重拟了作战计划，尼韦勒增加兵力进攻莫龙维利耶和苏瓦松—克拉奥讷前线，才获得突袭的成功。到16日夜，尼韦勒的主要希望和信心都已经落空，因此，他17日重新开始发布战斗的命令不仅暗示了战术的修改，而且暗示以颇为稳健的战略目标代替先前的政策。
战斗的后阶段在某些方面较之开始时稍为成功；法军蒙受的损失与德军损失相比，不像霞飞进攻时那么相差悬殊，事实上，在法军实行的所有进攻中，尼韦勒的进攻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实际数字，还是相对于德军的损失都是最小的。但是这位将军永远逃不了他乐观宣言产生的后果。他曾几次三番地断言，如果不“在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立即并完全打开缺口，那么继续战斗将毫无用处。他还带着许多细节条件预言了这样的一种缺口。此前，几乎人人都对他的观点表示怀疑，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成为肯定的事实。这场屠杀对畏缩的法国成年男子是悲惨的，但它被严重地夸大了。部队中爆发了骚动，在首都出现一阵反对这位将军的愤怒风暴。他试图将重大战争改变成较为稳健的战斗的希望已经无人理睬。4月29日，作为总参谋长的贝当成为法国内阁中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顾问。
尼韦勒攻势垮台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如我们所知，英军以强大气势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总计划中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阿拉斯之战的胜利，攻克了维米山脊，俘敌1.3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没有发生不应有的牺牲。黑格原来就想在攻占蒙希—勒普勒之后结束这些军事行动，并尽早开始占领梅西讷和帕尚达勒山脊，以肃清海岸部分的敌人。但是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巴黎的普遍存在的形势使他认为，那怕放松数周对敌人的压力也有危险。然而英军的继续进攻不但代价惨重，且未获任何实际战果。在初期阶段，德军就施展了一套新的防守办法：他们以少数人据守前线壕堑系统，保持强大完整的部队随时可供调遣；并发起各自为战的强大反攻，几乎每战皆重新夺回英军的初始战果。
首相因轻易地接受尼韦勒的攻势计划而使自己深深陷入。他表示决心坚持到底；英军应毫不吝惜地投入消耗战，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促使法军作出不停的最大努力；因此，总司令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现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不能脱离形势评判他的行为，时局是悲剧性的：德国潜艇4月份击沉的船只超过以往纪录，总计达80万吨。致命的统计曲线仍在上升，在英国人的头脑中这件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让陆军战斗到最后时刻！”或者用费希尔勋爵带有挑战性的话说，“陆军能在海军失败以前打赢战争吗？”首相、总司令和威廉·罗伯森爵士共赴巴黎，在5月4日和5日举行的会议上，劳合·乔治先生向里博先生、潘勒韦先生和贝当将军说了一些最有力量的劝告，叫他们继续进行协约国间业已通过的进攻。会议的全过程已由梅尔梅在其一本优秀著作⑦中公布于世。此次会议进程构成了英、法关系上和劳合·乔治先生一生中惊人的一章。
这位专横的威尔士人在全体会议上向法国政府强求的许诺，既不符法军参谋部的最终决定，也有违当时的事实。事实上战斗在继续，且在嗣后两周内攻占克拉奥讷和舍曼代达姆岭。然而就在巴黎举行会议的那一天，发生了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奉命开赴前线的一个法军师拒绝开拔。不过军官们成功地召回了士兵执行任务，该师也没有失去信任地参加了战斗。然而此事是倾盆大雨前的第一滴雨。
08.
法军的士气低落状况在迅速蔓延。由于对长官缺乏信心，由于惨重的损失和活跃的失败主义宣传，整个军队产生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哗变——其中有的性质非常危险——在16个各自分开的军中发生；某些精锐部队也有这种情况。许多师建立了士兵会议。整个团开赴巴黎要求通过谈判媾和并得到更多的探亲假。一支约1.5万步兵的俄国部队在革命前派往法国接受武器和装备，这些士兵在自己国家受到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就是否应该参加4月16日的战斗一事付诸投票表决，由多数票决定参加战斗。法国人以无情方式使用他们，结果有近6000人伤亡。幸存者进行公开背叛。他们宣言中的一句话显示了一位宣传高手的鼓动力。其控诉词一开始写道，“我们接到的通知说，我们被送来法国是为支付卖给俄国的军火的。”直到使用持久的炮火对付这些叛军之后，他们才屈服并被遣散。
法国民族的精神并非经不起这场危险的考验。5月15日，拒绝辞职的尼韦勒被免职；贝当接任总司令。忠诚的部队包围了那些逃避责任的士兵；老国土保卫队员们、家长们向愤怒的围困人员求情。混乱被安抚或者压制下去了。一切都给蒙上了密不透风的秘密帷幕，因此尽管有数万法国人涉及此事，但敌人没有听到半点风声；无论透露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什么信息，都长期深埋在他身边参谋们的心底里。在所有的人士中，贝当最适合于做处理善后工作。在数月期间他巡视了部队上百个师，所到之处向官兵发表讲话，倾听他们的疾苦和抱怨，放宽军中的严酷待遇，增加士兵的假期，采取各种巧妙的转移手法减少法国前线的战斗。因此到这年年底他恢复了那支经受了痛苦考验的光荣军队的士气和纪律；通过三大可怕的战役保持的欧洲自由，主要依靠这支军队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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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索雷的耻辱和屠夫芒然》(De Sauret la Honte，à Mangin le
Boucher)，亨利·迪泰伊著，第88页。
②即阿尔卑斯山军和第187旅。
③皮埃尔弗：《总司令部》(G..Q.G)，第一部分。
④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⑤《我的战争经历》(My War Experiences)
⑧《我为什么提名福燕和贝当》(Comment j'ai nommé Foch et Pétain)
⑦《尼韦勒与潘勒韦》(Nivelle et Painlev)。
第47章、在军需部
01.
1917年7月16日，首相邀请我参加新政府。他提议我或者在军需部供职，或者赴新设立的空军部上任，有一个附带条件是，如果我选择后者，他下午在政府必须要对人事重作安排。我立即表示宁愿去军需部；我花了许多周折才决定下来，现记述如下：
翌晨宣布了对我的任命。引起当时习惯于用敌视眼光看待我的那些人的呼喊：保守党联盟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立即提出抗议，一个有影响的工会会员代表团觐见党的领导人表示强烈不满。然而劳合·乔治先生已经以其习惯的耐心作了充分准备。诺思克利夫勋爵受命前往美国进行解释和安抚。爱德华·卡森爵士和斯马茨将军都是热心的拥有者。政府组建时曾成功地阻挠我进入政府的大臣们也不是原样不变；有的事先得到了抚慰，其余人皆表示默认。一直是我知友的博纳·劳先生给他的代表团一个很生硬的答复。我以明显多数重新当选为邓迪区议员，毫不拖延立即走马上任。没有时间制订计划，我便立刻开始制造武器。
军需供应的内部状况，英国行政部门的整个结构，实际上已经和20个月以前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与我任海军大臣时的情形相去更远。在大战初期——实际上几乎到1915年年底——英国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机构可能的需求。舰队和陆军需要的任何东西，只须及时并按足够规模订购即可。主要困难是要扩展眼界看到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战事规模。夸大狂成为一种美德。的确，生产军需供应品的数量过去几乎需要或计划加上一位零或两位零，才是立功之举。现在一切都变了。三年的战争差不多投入了国家的整个力量。各种军需生产已经以极大规模进行，全岛就是一座兵工厂。劳合·乔治先生规划的大型国营工厂刚刚开始运作。与工会关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最早纠纷已被克服；几十万妇女正在制造弹壳和引信比战争前大多数技工更为价廉质优。英国工业界最干练人物作为国家公务员云集在军需部所在的旅店。昔日军需供应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流入持续上涨的大河。
尽管如此，激战前线的需求迅速而轻易地吞噬了所能生产的一切。我们正面临既迫切又显然无法满足的需要；现在我们能力极限终于开始暴露。
我在1917年秋天所面对的军需生产主要限制因素有四个，即船舶(吨位)、钢铁、熟练劳动力和美元。其中最后一项因美国加入协约国其尖锐性有所降低。我国已经卖出了10亿英镑的美国证券，而在作出此项重大举措之前，我们已为我们和协约国购买粮食和装备负上沉重债务。1917年初，我国在大西洋彼岸的信贷实际上已经告罄，美元急需的形势现在有点减轻，在其他情况下本要完全关闭的大门现在部分地打开了。美元和加元的购买力的限制还是制约了各项计划的安排。
船舶的短缺非常尖锐。由于德国潜艇战造成的损失，各战场陆军的需求，粮食和英国贸易需要运输的物资，各协约国的需要，美国对海上运输不断增高的希望，所有军需原材料需要进口，因而我国商船运输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在此期间船舶吨位数成了限制我国生产的因素。钢铁紧迫性仅次于船舶吨位，而且是军事努力的直接的衡量标准。大英帝国的钢产量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和平时期本来无利可图的矿山投入了积极的生产。但是我国重要依赖西班牙北海岸提供的铁矿，所有输送铁矿的船只要走常常沉船的危险航路。此外，我们还用极有限的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美元购买成品钢材和各种半成品的弹壳铸件。
军需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编制。自从其创建者劳合·乔治先生晋升更重要的职位之后一年过去了。继任其职位的两位天才大臣蒙塔古先生和艾迪生博士应付了所有出现的需要，肩负起一个责任又一个责任，增设了一个又一个的“署”和“科”，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在凭经验和无秩序的创立时期就采取的中心组织形式。一切重大的和诸多次要的决定仍集中在大臣本人。我发现由1.2万名官员组成不下于50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有权与大臣直接联系，并要求他就十分复杂相互联系的问题作出迅速的一连串决定。我立即着手工作，划分和分配这一危险的权力集中。
根据新的制度，部属50个署合并为10个大组，各由一人主管，此人直接向大臣负责。这10个大组的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于内阁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赋有双重职能：一，管理他们的大组；二，普遍关注部的整个事务。他们必须形成“委员会意识”，而不要把他们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特殊范围。每个大组用一个字母来代表。“D”代表设计组，“G”代表枪炮组，“F”表示财务组，“P”表示自动推进武器组，“X”表示炸药组等等。以不同方式组合这些字母，可以正确组成适合于处理任何特殊主题的委员会，而事务产的总体运作则由合作或“控制”委员会牢牢掌握。组成委员会的“精通业务者”由文职人员中的坚强骨干协助工作，我为此从海军部调来老朋友威廉·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和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于是，我们立即开始进行首创精神、干劲、能力和发挥实际经验的竞争；加上高标准的要求、高标准处理日常事务和办事方法，这些是文职官员的特长。
缓解立见成效。我不再受到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压力。我手下10名委员中的每一位，都能够就其所辖范围的事务作出最终的重大决定。委员会每日会议使各委员相互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熟悉部的总计划；同时，委员会制度能使特殊问题迅速得到了结。一旦整个组织运转起来，就再不需要有所改变。我毋须徒步披荆斩棘，只要轻松自如地骑在一头大象身上；象鼻子可以同样不费吹灰之力拾起一根小针或者连根拔起一棵大树；从象背上登高望远，一览无遗。
我将自己工作局限于布置和调整任务，决定特殊供应的重点和优先，全面理解战事计划和开创具体项目。有了5个月新制度的经验之后，我能说，“我实际上总是不加修改地批准委员会报告。我记得几乎很少改动一个字。我从头至尾全神贯注地审阅每份报告，审核对问题的决定，我知道，即使我本人亲自对问题进行两整天的研究，写出的报告也比他们所提交的要远为逊色。
在军需部，我同我经历前所未有的最庞大最有力量的工作班子一起工作。部内云集了全国最懂业务的精英，为了共同的事业全力以赴和无私忠诚地工作。其主要人员皆是由于战争需要而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业主人士，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是为数甚巨。他们为了军需完全放弃了只要继续作为私人承包商必将可望滚滚而来的巨大财富。他们效力国家完全为了荣誉。他们心甘情愿地看到他们自己行业中地位不高的同行积累着巨大的财富，扩充事业的规模。在为王国政府效力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及其一般前景为他们所珍视。根据职位条例，整个权力集于大臣一身；但实际上委员会拥有真正的集体责任。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他1919年度的最后一篇公文中写道，“至于物资，直至1916年仲夏，大炮供应状况才接近于满足进行重大战事的需要。在整个索姆河之战的过程中，大炮弹药的消耗必须予以最大的关注。在1917年的历次战斗中，弹药充足；只是大炮供应状况是不断焦虑的原因。只有在1918年才有可能进行枪炮战，除了运输问题之外，毋须作任何限制考虑。”
我用这些篇幅自豪地详述了军需部委员会在供应领域取得的不寻常成就，这不是占他人的功劳为己功。它首先归功于劳合·乔治先生，军需部大多数能力非凡的人士都是他招集的，他创办国营工厂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功劳也属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初创伊始打下军工生产的基础；全国军民永远感谢他们忠诚、机智、不倦的创造和努力。
02.
我重新参加政府时，英军正处于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的前夜。经过长期准备向梅西讷山脊的进攻，于6月7日准时执行并获得成功，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进一步计划是从伊普尔方向向奥斯坦德进攻。这实际上是1914年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有极大吸引力的肃清沿海一侧敌军的那些想法的复活，只是规模庞大，方法有所不同。在凯默尔山和比利时战线之间调集了40个师。弹药堆积如山，大炮数量空前规模的集中以支持进攻。英军司令部一如既往对决定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他们也一如既往得到了威廉·罗伯森爵士和陆军部参谋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进攻的敌军阵地无比坚固，敌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延绵起伏的帕森达勒—克莱尔肯山脊被德军发挥全部科学力量与才能筑起了防御工事。地面密布钢筋混凝土碉堡，不久便被称为“药丸盒”的牢固机枪掩体架满了机枪，外边有带刺铁丝网，最密集的炮轰也难以穿透。敌人防线后的铁路交通与支持英军攻击的铁路交通相比，如果实际不处于优势，至少也旗鼓相当。一个德集团军已调集在鲁普雷希特王子的麾下，它是任何时候守住阵地所需兵力的3倍；接替和取代疲惫部队的各项措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荷兰铁路线源源不断地供应水泥用碎石，精心设计的层层防线继续建造。
除了寄希望于决定性的胜利之外(离英军战线越远，越不知情；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成了情报部的绝对信心时，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就迫切)，总司令部还列举两点理由作为重新提出对兵员严峻需要的根据。第一，尼韦勒将军的4月攻势失败以后，法军处于衰竭休眠状况；第二，为了削弱德国潜艇战或使之瘫痪，攻占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尤为重要。第一条理由言过其实。法军无疑在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实力，但是伤亡统计表显示，1917年法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几乎与英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相等。削弱德国潜艇战的理由是完全荒谬的。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对于潜艇战的价值，误导了黑格及其参谋部，其严重责任在于英国海军部。这两个港口固然是便于德国潜艇出没于英吉利海峡的前哨基地，但它们对潜艇战来说决非必不可少。潜艇完全有能力绕过不列颠岛屿，且一次可在海上逗留一整月，它们从设于易北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湾的本土基地启航，几乎与从遭受重创的比利时前哨港口出发一样容易。德国整个潜艇战是以德国本土军港为基地的，从来没有依靠任何别的地方。事实上，在1918年5月，即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均被我海军封锁后的那个月，德国潜艇击沉船只数实际比公开宣布潜艇战和潜艇非常活跃的前一月有所增长。无论这一错误论据对黑格—罗伯森发动一场新攻势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它肯定会起阻挡首相和战时内阁的反对意见的作用。它似乎将军队投入了反潜艇的斗争。它混淆了问题，它模糊了讨论的意见，它麻痹了疑虑，它压倒了谨慎的决定，为悲惨而无效不平等地虚掷勇士生命扫清道路。
在东南战场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也采取代价极高和非常艰辛的政策。热马尔帕夏所率的土耳其军驻守加沙，在沙漠与海边之间的深沟高垒中，它成功地抵挡了艾伦比指挥的英军；这支军队是从埃及沿铁路和水管线历尽千辛万苦开赴前线的。这一障碍于次年克服。然而与此同时，派遣一支部队在土耳其军后方登陆的明显策略，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太危险和不切实际，拒绝考虑。
如我在前面提到，在我参加政府之前，首相经常同我无拘无束地讨论战争局势。我刚一就职，他便让我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与尼韦勒将军一起梦游和幻觉消失后，他又回到读者所熟悉的那种观点，即反对在没有必要的优势或手段的情况下在西线寻求进攻。德国潜艇击沉舰船的顶峰似已过去。如果对陆上的希望是受了欺骗，那末对海上的担心也是胡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满足于在主要战场等待美军的到来。他希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当年所剩日子里保持积极防御并养精蓄锐。其时，英军和法军的几个师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和对意大利的增援，可能对土耳其和奥地利的作战产生重大结果，且无论如何也不会付出过多伤亡的代价。起初，战时内阁大多数成员都持有这些总的见解。但是在正确思想与正确行动之间有一道鸿沟。威廉·罗伯森爵士和在他指挥下的陆军部参谋部，不停地强烈要求立即进一步作出军事努力。他们的坚决主张在内阁赢得了几位拥护者。整个6月份一直进行讨论。最后首相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黑格—罗伯森同盟。他以充满忿恨的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了。支持意大利的计划放弃了，到7月第3周，罗伯森从内阁取得并向黑格传达了“全心全意”支持帕森达勒进攻战的保证。①待到我有机会获悉实情为时已晚。决定已经作出。我的唯一希望就是限制其后果。7月22日，我提出了如下忠告：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十分感谢让我见到这些非常令人关注的文件，随函将文件一并奉还。从广义而言，我赞同斯穆茨的意见。不过我同阁下一样，为必须对重开西线进攻的军事要求作出让步深感遗憾。两军旗鼓相当；若有不同的话，则德军实力更强，他们有更多的后备军和充足的弹药。敌人的防线筑有无穷系列的工事，敌人具有各种充沛的潜能与设施，加上地形的巨大天然困难，这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已时近7月底，即使赢得三四仗梅西讷那样的胜利，到年底西线的局势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不过很清楚，没有任何人力能阻止这一已作出决定的尝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使成功和“重大结果”有一个界限，指望这个界限使攻势打了一二仗之后能作出新的决定。依我之见，此种界限必须包括三项条件，即订立目标；订立遭受的伤亡的界限；以及第三(非常重要)，任何两次攻击之间需要有停顿的时间。这样，参照上两个事先安排的指标，将有可能看清(譬如说在6个星期的战斗之后)，在隆冬来临前是否真正有取得“重大结果”的希望。
关于东线，真实情况令我们关注。应该从萨洛尼卡(前线)抽调英军或英法联军6个师的兵力置于热马尔所率部队的后面。此举将迫使那支部队投降，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全部协约国军，包括艾伦比的军队在内，可望于翌年春腾出来，去意大利或法国作战。
首相竟然拟将驻巴勒斯坦英军的指挥权交给斯马茨将军。经深思熟虑之后，斯穆茨答复说，他愿意接受此任务，但有一个条件，即应允许他派充足的部队登陆以切断土耳其军的交通。考虑到这个方案尚有障碍，他谢绝了上述指挥权。随后物色到另一位军事领导人艾伦比来担任这个职务，此人的品格和能力，在没有大规模水陆两栖军事行动援助下，足以担当驱逐并最终摧毁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队的任务。随着对艾伦比的任命，巴勒斯坦的整个形势迅速改观。尽管他反复要求得到无法给予的增援，审慎地申诉他面临的困难，艾伦比还是以小股部队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联合行动，以出色的计谋打败由热马尔率领的、法金汉充当顾问的土耳其军队。10月最后一周在佯攻加沙同时，他以两个步兵师进行突击，用骑兵与骆驼骑兵作大回旋运动猛攻贝尔谢巴。就这样攻占敌军的沙漠一侧，他连续向东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进攻筑有坚固工事的土耳其军防线。11月6日夺取加沙，1万名土军被俘，至少毙伤相同数量土军；强有力的追击打开了为英军进一步提供军需的雅法港。由此占有了沿海区域、一个新基地和另一条较短交通线，艾伦比挥师北进直指耶路撒冷，继续驱赶土耳其第7和第8集团军，并危及其第4集团军的最终退路。1917年12月8日，土耳其军在400年的腐败占领后放弃了耶路撒冷，英军总司令在当地居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他在这里相当奥妙的形势下度过了冬天。他整编部队；明智地鼓励阿拉伯人起义，起义队伍以劳伦斯惊人的品格为中心发展起来，准备在春季展开更大的行动。他率领不超过15万人的兵力，将德国人指挥的17万人土耳其部队逐出了在普莱夫纳斯耗费数年艰辛劳动构筑的坚固阵地，并使敌人在人员、枪炮和领土方面都遭受严重损失。
对这些损失微小、战绩辉煌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称赞也不为过，这些军事行动永远是可能运用的灵活机动战术的战场典范。尽管如此，其结果仍不能使总的问题简单明朗。相反，因为打开了一项不可能影响主战场胜负的、但却有竞争性利害的关系，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远征军不断涌向巴勒斯坦，人员、武器弹药的运输工具严重枯竭，必须采取更迅速更大规模的行动予以制止。在此期间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一样，牵制土耳其的真正检验标准是攻击应迅速短暂而具有决定性质。在遥远无关的战场进行持久和不断扩大的战争，无论是像在萨洛尼卡那样的软弱无力，还是如同艾伦比率军在巴勒斯坦那样势如破竹，都与远见卓识的战争方针不符。但在较短时间内冒较大风险，这么做不但更为安全，而且付出的人员和物资代价也要小得多。不应该忽视控制海域的优势。当艾伦比在加沙抓住土耳其军时，如果在海法或其他地方向敌军身后的海岸发动了一场策划已久的突袭，而且假若敌人唯一赖以生存的铁路在9月份被一支6—8个师的新增部队所切断，那末在叙利亚的战争本来会一下子结束。军需物资的东流本可自2月起停止；全部驻巴勒斯坦的英军便可用于应付在法国的极度危险。但是在巴勒斯坦犹如以前在加利波利一样，东线和西线两派的思想冲突，使内聚力涣散，产生了无补的折中办法。如果将足够的军队派往东线，那会形成危险的兵力分散，而且从未有一次得到迅速的结果。当时享受海军强国这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特权的岛国人民的战略家们，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竟完全未能使这样一支海军为进攻出力，这对子孙后代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
在实战中将会看到，鲁登道夫1918年的进攻，于一日之内便使艾伦比为春季战役精心制订的全部计划烟消云散。不下于60个战斗营连同许多炮队仓促撤出巴勒斯坦去堵3月21日的炮眼；直到两个印度师于8月份从美索不达米亚抵达之前，其元气大伤的部队一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居然巧施计谋攻占了德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并在停战之前摧毁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和非军事势力的各种残余；这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03.
与此同时，英军对帕森达勒的进攻显露了其暗淡的命运。猛烈的炮火使地面成为一片焦土，同时炸毁了德军的战壕和普通下水道。凭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惨重的损失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几处微小的缺口。6个星期里我军推进最远点为4英里。不久大雨从天而降，弹坑遍野的巨大战场成为一片令人窒息的恶臭泥浆，人、畜和坦克在泥海中挣扎并无望地消亡。可以穿过这片泥沼的几条小路遭到炮火的不停射击，络绎不绝的运输车队坚韧不拔地彻夜通过这些小路。向唯一保存的通道上的英军野战炮和中程炮提供弹药，十分艰难，以致我方运输工具大量成直线聚集在通道边上。因此不可能有任何隐蔽，德军的反击炮火造成了我炮兵和大炮的严重损失，并杀死了几乎所有牵引大炮的马匹。
尽管未攻占阵地令人失望，但关于德军遭受惊人伤亡的传闻却给人宽慰。切不可低估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和忧虑。这一点有鲁登道夫承认的真相记录在案。这种猛烈的连续攻击动摇了敌人的基础。但是德军遭受损失的规模总是要小得多，他们常常只将极少数的部队投入激战，他们一直是损失一个人要消灭两个人，每让出一寸土地都要使对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10月份，首相作进一步努力以求结束这场战争。他甚至召来亨利·威尔逊爵士和弗伦奇勋爵进入商议圈子，担任独立于参谋部的内阁“技术顾问”。我们天真地让这一传闻由罗伯森本人公布。②我们被告知，弗伦奇勋爵“在26页文章中用24页的篇幅”批评黑格—罗伯森战略战术，然后弗伦奇建议我们，应该“处处采取守势，仅采取那种有益于有效防御的行动；等待美国兵力的展开；同时依靠严厉的经济战削弱敌人。”在正式与外界顾问相商中，首相明显地想要帝国参谋长辞职。这没有立即办到，内阁不准备提出这一要求，结果只造成互不信任。
佛兰德的战争继续在进行。新的步兵师源源不断地替换那些受到重创的部队。大雨傍沱、泥海漫漫，然而总司令的意志力和军队的纪律依然是可战胜的。付出无法估量的牺牲之后攻克了帕森达勒。但是在远处，在更远处，克莱尔肯的碉堡群依然完好无损，不可接近地耸立着。8月过去了，9月过去了，10月也远远过去了。佛兰德的隆冬无以复加的严峻形势紧紧笼罩着恐怖的战场。人流不停地从伊普尔的梅嫩山口涌出。尽管大炮射击得很快，大炮后面的弹药补给得更快。甚至在10月，英军参谋部仍在计划并发动进攻，且坚信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目标。直到11月底才承认最终的失败。
不能说“军人们”，也就是参谋部，没有自作主张。他们将前景暗淡的实验做到最后。他们从英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们把英军的人员和大炮同时消耗到了毁灭的边缘。他们是在不顾最直截了当的警告、不顾连自己也无法解答的论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根据坚强信念行事；而威廉·罗伯森爵士则严重地随波逐流。他担有主要责任，并引咎地说：“我不仅是一名顾问；我身为全体英国陆军的专职长官，正如黑格是驻法英军司令一样。全军期待于我，整个帝国期待于我，我要尽力不要求他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让他们处于不必要的不利地位。”③他于6月23日又说，“在极力主张继续推行一项他(首相)严重担忧的计划方面……我本人的责任……不小。”④最后(罗伯森9月27日对黑格说)，“我个人的观点您是知道的：除了西线以外，在所有战场我都一直主张‘防守’。但是困难在于，现今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如何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我承认，我坚持推行原计划是因为我看不到任何较好的办法，还因为我的本能驱使我坚持，而不是因为我有可以支持我这样做的有说服力的论据。”⑤用这些话来为近40万人的牺牲辩护是可怕的。
与此同时，为了帕森达勒的缘故却忽视了意大利的后果，这一后果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意大利的卡波雷托灾难始于10月24日。德军6个师采取夜行军迅速调至伊松佐河隐蔽在前线后面的深山峡谷中。这些部队和冯·贝洛将军的到来使大批奥地利军增加活力。经山路发起的一次巧攻夺取了一处关键性的阵地；巨炮和毒气弹的突然狂轰，继之德军率先从各重点并沿全线发起总攻击，加上意大利防线内部失败主义宣传的影响，在12小时以内造成了卡多尔纳将军的军队的决定性失败。夜幕降临时一百多万意大利军队全面撤退。大部分军队分崩离析。三天里，20万人被俘，1800门大炮被缴械，长途跋涉的撤退尚未完成，沿皮亚韦河向西80英里意大利防线还来不及重建，80多万士兵已因死、伤、病、俘、逃亡而失踪了，主要是脱离了部队。这一惊人的灾难需要由英国和法国立即予以全力补救。
当可靠消息抵达时，我正在肯特郡的家里休息。首相打电话要我立即驱车前往沃尔顿·希思处。他把电报拿给我看，连措词谨慎的电报也显示这是一场极大的失败。正当我军在帕森达勒大量流血和法军从尼韦勒的攻势及其令人不安的后果中渐渐恢复之际，要求为意大利调遣大量军队的前景是不受欢迎的。首相以他惯有的适应力作出了反应。几天以后他启程前往拉帕洛，他已事先建议在那里与法、意政治和军事首脑举行一次会晤。这次，由两位西线最成功和最有经验的指挥官，法约勒将军和赫伯特·普卢默爵士所率法军5个师和英军5个师以最快速度经阿尔卑斯山下的隧道，从11月10日起开始在意大利前线出现。假如这些部队早几个月派遣，那末，即使意大利协约国军的攻势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但可以肯定，事态也会循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
意大利民族的伟大使人回想起坎尼之战以后的时期闪烁的光辉。“失败主义”在国民决心的烈焰中化为乌有。尽管意大利遭受的损失巨大，但是自卡波雷托之战以后意大利付出的努力比在大战早期要大得多。无情的惩罚恢复了军纪；热情的后备队和志愿者的加入，各部队的编制重新满员。但凡此一切皆耗费时日，因此有几个月时间意大利的命运仍处在紧急关头。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局势：意大利北部可能完全被日耳曼军队蹂躏；意大利有可能被迫退出战争，瑞士战线的发展可能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所幸“凡事皆有其极限”，无论如何成功的攻势也会因他们占有太多土地而损失其最初的力量。
如果德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从已经消失的俄国前线撤回的12—14个师增援其最初的进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大可令军事研究者久久深思和很有价值的问题。但是鲁登道夫正在酝酿另一些更大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结果表明，这个计划对他的国家是灾难性的。策划1918年庞大的德军进攻一事紧紧压在他的心头。进攻意大利不过是“小事一椿”，或许相当于“波美拉尼亚的掷弹兵掷骰子”，但意大利绝不应不接受经典理论的指导作用，与这一极强大的敌人作最终实力较量。然而拥有4000万人口的第一流强国意大利如果在此时脱离协约国事业，这将是一起较之德国1918年3月21日的全部胜利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事件。压倒意大利并获得全面的和平，依然为同盟国提供了最可靠的希望。对帕森达勒继续加压将发挥影响德国军事思想的作用，这是英军指挥部正确的然而不充分的主张。英军用于进攻的资源几乎不会耗竭，英军有克服超常困难的能力，英国有不屈不挠的指挥官和一往无前的军队，德军防线累遭摧毁，德国资源——相当于我们的一半，但仍十分惊人——的耗竭，凡此种种原因迫使鲁登道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西线。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的牺牲——总之没有必要，也不成比例——徒劳无益！
我必须请读者离开这些深奥的问题回到我正在叙述的当前局势上来。当务之急是由法国和英国最大限度地将意大利重新武装起来。11月8日我前往巴黎秘密会晤卢舍尔和意大利军备部长达洛利奥。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们的资源剩余如此之少，我们的需要求又是如此迫切，而意大利的豁口扩大了供需的差额。在那些艰难的日子，过度紧张的各协约国不是宽容地看待战场上的失败。我们都先后经受过这样的情况——用礼貌来遮掩内心的轻蔑和同情，但又难消怨恨。在此，我要向意大利军备部长的尊严和冷静的勇气表示敬意，对他在这样的形势下知道如何赢得全体与会者的尊敬表示赞赏。
04.
正当帕森达勒进攻战在困境和屠杀中告终时，突然在康布雷对面的英军战区打响了一场性质与以往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战斗。破天荒第一次有效地运用了确保突袭成功的机械化的手段。博拉斯顿在报导中指出，此次战斗驳斥了“说我们在法国的军队1916—1917年间领导方法落后，无才无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等等这种拙劣言论”⑥。他认为，这次战斗是科学的创新与勇敢战术融合为天才军事计划的最佳范例。但是这个计划，其根据的思想、方法甚至武器，差不多两整年来都对英军高级指挥部形成巨大的压力。康布雷的进攻计划产生于最初的坦克构想，正是为了这样的进攻才发明了坦克。
图34、康布雷战斗，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6日
2 Div.s & 2 Cav.Div.s，2个师和2个骑兵师；3 Div.s，3个师；4 Div.s，4个师；7
Div.s，7个师；A de Bourlon，阿德布隆；Bapaume，巴波姆；Cambrai，康布雷；Canal in
Tunnel，隧道运河；Cantaing，康坦；Cavanagh，卡瓦纳；Dec
6.，12月6日；Flesquiires，弗莱斯基雷；Gonnelie，贡内利厄；Gouzeaucourt，古佐库尔；Hennecourt，埃内库尔；Holdane，霍尔丹；Le
Catelet，勒卡特莱；Masnieres，马尼耶尔；Miles，英里；Nov. 21 evening，11月21日晚；Nov.
20
morning，11月20日晨；Peronne，佩罗讷；Pulteney，普尔特尼；Scale，比例尺；Snow，斯诺；Villers
Gluslair，维莱格卢斯莱；Woollcombe，伍尔科姆。
相当数量的、而且数量不断增长的坦克已在英军前线投入战斗，其构想于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已不谨慎地暴露给敌人。在坦克兵团指挥部，促使坦克战计划的初始战术思想得到了而全面的发展。坦克兵团一直未获准将坦克投入实战。仅少量地使用它们作为步兵战和炮战的辅助手段；有人指责坦克冒密集的德军炮弹的爆炸在弹坑累累的战场上打滚，或者在帕森达勒泥泞中动弹不得。从来不曾给予机会考验它们的设计，考验它们的特殊战斗力，它们是为这种战斗专门设计的，在这种战斗中它们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西将军率领的军团在帕森达勒小规模战斗中正确地使用了少数几辆坦克获得成功，这或许是坦克军的契机，摆脱了长期受到英军司令部的错误处置而陷入的日益不利地位。无论可能是什么原因，事实依然是：“在坦克军参谋部头脑中持续酝酿了近三个月的方案，而且预先已经为之作好准备的方案，得到了批准，日期定在11月20日。”⑦一切必要条件终于都具备了。坦克将在尚未被炮弹炸翻的地面上对尚未准备迎击进攻的战线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突袭！单由坦克展开进攻。指挥该军、敢于负责的朱利安·宾爵士下令：在坦克实际投入战斗之前，英军大炮不得先发一弹，连校准目标的射击也不许可。第一次将进攻的功绩在实际上是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让给了坦克部队的炮战方案，以显示该方案制订者的最高荣誉。
周密准备的坦克军方案的目标如下：“在没有任何类型炮火掩护下于数小时内完成对4层战壕系统的穿透。”⑧有近500辆坦克可供调遣。坦克军司令埃尔斯将军在对其部下的特别命令中写道，“明天，坦克军将获得期待数月之久的机会——向前冲击当战斗的先锋。”
坦克军史学家(富勒上校)说，“进攻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坦克向前推进步兵紧随其后，敌人极度慌乱，那些惊恐中未及逃离战场者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即举手投降。……至11月20日下午4时，就坦克军而言，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战斗，在战术上大功告成，因为没有后备部队，所以不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⑨在11月份一个短短的白天里，整个德军战壕系统有6英里宽的防线被穿透；俘敌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而英军损失不超过1500人。这位参谋声称，“值得注意的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的任何一次突击，在攻占阵地和战果上都没有较此次康布雷战斗更丰硕，尽管战斗的设计范围有限。”⑩
但是，倘若如其所言，何以以前不实施坦克战？何以不更大规模地用它作战？我们不要求英、法军事领导人具有较高的天才，此时坦克的各种可能性已为研究坦克问题所有的人清楚了解，我们只希望伟大的军队的可尊敬的长官们有眼光和有理解能力，有理由问，为什么类似康布雷那样的战斗不能在一年以前进行，或者更理想的是，为什么没有三、四起类似康布雷的战斗同时在1917年春季展开。如果实际上同时在三、四处突破敌人防线就有可能在50英里的战线上彻底击溃敌人；那时有可能实现我军的全面推进和打破可怕的僵持局面。
但是有人会说，这些断言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多实际困难，没有考虑到经验是缓慢积累的，研究需要无限精炼，以及必要的训练和组织。譬如说，到1917年春能制造出3000辆坦克吗？坦克驾驶员能从前线抽调出来吗？坦克兵的战术训练能在战线后方在不与敌人接触的状况下完成吗？能够保密吗？在战线后方的大规模准备难道不会被敌人发现吗？针对所有上述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总部人员拿出为准备战争——包含旧式进攻——所耗的精力的十分之一，拿出为迫使政府勉强批准这些进攻所使用的影响力的二十分之一，拿出这些进攻中损失的兵力的百分之一，本可以在1917年春季以前轻易地解决上述全部问题。至于德国人听到这件事，例如，他们获悉英军正在后方模拟战壕大规模地用屐带式装甲车进行实战演习——他们知道了又有何用？鲁登道夫在1916年9月得知关于坦克这一真正的幽灵并非传闻或无可怀疑的消息之后，那又有什么用处？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忧郁和欣慰的是，如果说英、法军队司令部在当时全是近视的话，那末德国中最有能力的军事家就是瞎子。事实上这些高级军事家都属于同一学派。只不过黑格至少沿新的途径走得快一些远一些，因此，他虽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但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对本章的整个论点来说，有必要继续详述康布雷战役的这些方方面面。既然我将1915、1916和1917年协约国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概指责为毫无必要的、代价惨重的、策划错误的军事行动，那末我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我要指着康布雷坦克战回答：“本应这样做。”应当有多种变通办法，坦克战应当规模更大、方案更佳；只要将军们不满意用勇士们的胸口去抵挡机枪子弹，想一想那时进行的残酷战争，本来早该这么做了。
关于康布雷坦克战，唯一尚待指出的是，最初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第3集团军参谋部的预期，所以没有作好适当的准备去扩大战果。快速前进的骑兵自然不久便受到了狙击手和机枪的阻挡，因此除了第一天的收获外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部分德军防线后的铁路便于敌人迅速集中，在我军胜利后的十天里，德军发动了一次十分强有力的反攻，重新夺回了大部分被占领的阵地，这回轮到他们俘虏我军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此次反攻中，敌人首次运用了由小量优秀机枪手或战壕迫击炮手的“渗透”战术，该战术不久便更大规模地使用。因此为康布雷敲响的胜利钟声，被断定为时过早，于是在英、法、意、俄和巴尔干协约国前线，1917年在一片沮丧中结束，仅从艾伦比挥师耶路撒冷的刀光剑影中得到些许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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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伯森，《军人与政治家》(Soldiers and statesmen)，第2卷，第249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256页及后续部分。
③同上书，第1卷，第188页。
④同上书，第2卷，第247页。
⑤同上书，第2卷，第255页。
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1卷，第15章，第283页。
⑦富勒上校，《大战中的坦克》(Tanks in the Great war)，第19章，第140页。
⑧同上书，第141页。
⑨同上书，第149、150页。
⑩《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392页。
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01.
通常认为，德军1914年进攻巴黎和无限制的潜艇战都“几乎获得成功”。不过此说尚需加以分析，对陆战与海战之间的问题也要加以区别。观看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赛的球迷，观看一辆不知其确切重量的汽车经过一座他一直无法测定其承受力的桥梁的工程师，毫无疑问都体验过类似的担忧或激动的感觉。然而过程是各不相同的。像一场大规模陆战的足球赛，处于高潮迭起，机会难测的持续状态。但是车辆是否会压垮桥梁并不取决于机会，而是取决于车的重量和桥梁的承受力。当此二者事先均为未知数时，担忧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一旦知道了桥梁至少可承受10吨的压力而车辆的最大重量不超过8吨，则证明一切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车辆“几乎”压垮桥梁之说就不正确。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是另有许多事件，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有可能使德军在1914年占领巴黎；但是大列不颠的航海资源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总是胜过德国潜艇攻击。加上潜艇攻击一定是渐进的性质，而我方的优势资源肯定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尽管如此，不列颠水手——皇家海军和商船船员——发挥了同样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与德国潜艇之间的斗争是最震撼人心的历史插曲之一，业已公布的结果，将世世代代被视为各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就规模和利害关系说，它是海上决战的最大的战争。它几乎完全是英国同德国之间的决斗。奥地利潜艇支持了德国；协约国的海军——美国和日本的驱逐舰——尽最大能力帮助了大不列颠。但是被击沉的船只吨位中英国占四分之三，德国在战争中损失的182艘潜艇中175艘是英军击毁的。
英国海军设于海上和本土的高层指挥部，暴露出种种缺陷，因而导致了舰队司令德·罗贝克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导致了日德兰海战的流产结局，导致了忽视将战斗引入德国海湾，因而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为敌人提供了发展一种无人能预计到的、巨大规模和潜在强度的、全新的海上攻击方式的手段；而这种方式一旦获得成功，势必造成致命的后果。乍看起来，一切都似乎有利于攻击者。200艘德国潜艇，每艘都具备三四星期的作战半径能力，能用鱼雷、炮火或炸弹在一日之内击沉四五艘船只；堵住一个岛屿的进路，而在其附近海域每周有数千艘商船出入。潜艇有一架像扫帚柄一样短暂露出海面的潜望镜，能不被发现地发射鱼雷。它还能露出水面开炮，击沉、焚烧或诱降一艘没有防御能力的船只，然后消失在深不可测的茫茫大海之中，身后不留下一丝痕迹。在分配给英军舰艇的所有任务中，最令人头痛伤神的莫过于为我巨大的海上运输护航和向大海深处搜寻这种令人困惑的死敌。这实际上等于在无限的三维空间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如果事先对问题作冷静考察，这个问题似难以解决。但是到头来随着危险的增长，受到威胁国家的意志力及其军人的勇气、忍耐力和智谋也在增长。在最高层，由于首相的权威，所有的疑虑受到压制，所有发牢骚者沉默了，所有的怀疑者被逐出了行政机构。但是对事实作了严格调查后，任何官员的不满表示不再被长期当作争论的话题。海军水兵和年轻军官固有的大无畏精神、首创精神和航海技术等品质，在这新的战争中找到了最佳的表现机会。不过没有商船船员百折不挠的精神则难成大事。全部防卫的基础在于以下事实：三四次受潜艇袭击的商船船员毫不犹豫地重返险象环生的大海航行。有几个月甚至有四分之一的船只一出国门便永未归来，多么可怕，但也从未因缺乏坚定的平民志愿者而延误过一次航班。
读者要充分了解有关这一人类经验迄今不知的这种新奇战争方式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认识潜艇的一般结构。此种奥妙的舰艇在水面时，由大马力燃油引擎驱动，其时时速最高为16—17节。没入水下后，它依靠蓄电池为动力，潜艇在水面上可用燃油引擎对蓄电池充电。这种蓄电池在水下产生的最大时速约为8节，全速续航能力为1小时，经济速度航行续航能力是20小时。潜艇下潜，不必为本身提供负浮力(即自重大于水重)，她只需把足够的水量注入水柜，使本身具有吨浮力，然后压低水平舵杆并靠电动马达前进，或降至所要求的深度。潜艇的牢固度足以可承受水下约250英尺的水压；超过该深度外壳接缝处就有渗漏的危险。盐水的严重渗透可能使蓄电池中的氯气逸出，艇中乘员就会痛苦地窒息。在深度超过300或400英尺的情况下，潜艇必将被水压摧毁，因底舱破裂很快沉入海底。因此深海中的潜艇只有在运动时才能保持在水下，也只有在她的蓄电池继续供电才能保持运动。当蓄电池耗尽时，她必须冒出水面，在充电的数小时中处于无防御能力的漂浮状态。另一方面在深度不超过250英尺的海域，潜艇只需为自身提供负浮力，可以不使用蓄电池运行而下沉，并长久地停留在海底，只要她自备的空气和氧气罐能供乘员的呼吸；这使她能在水下停留至少48小时，在此期间她或许还能运动60英里。因此使潜艇留在水下20小时以上的能力仅限于浅海。另一方面，小于50英尺的深度则难以进行潜水攻击。
所有潜艇的首要武器是鱼雷，只要潜艇是和战舰交战，就没有别的武器可以使用。薄壳的潜艇只能冒致命的强度悬殊的风险与水面装甲舰进行炮战；一颗炮弹穿透德国潜艇外壳，即使不造成她当即沉没，也会使之丧失潜行能力。但是当德国人决定用其潜艇攻击商船时，出现了另一类争论。商船数且如此巨大，所以鱼雷并不是适合于取得决定性结果的武器。鱼雷造价昂贵，生产技术困难，制造时间长；供应只能逐步扩大；依照等级，一艘潜艇只能装备8—20枚鱼雷。由于一大部分鱼雷因这种或那种差错打不中目标，在一次巡游中德国潜艇对商船的破坏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德国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潜艇上装备大炮，以便在水面攻击商船，或者用炮火将其击沉，或者在商船投降以后在甲板上放炸弹将她炸沉。
德国潜艇利用其绝对优势的水面航速实施这些方法；她们能够识别商船的不同种类，区分敌对国与中立国的船只；能够按德国人自己的战利品法登船搜查.；最后能为愿意弃船的商船船员提供时间乘救生艇逃走。
1915年在我负责海军时采取的第一个对抗措施是，尽量用有足够威力的炮武装英国商船，以制止德国潜艇的水面攻击。做到了这一点，攻击者(潜艇)只得下潜，下潜后速度便会降低，加上鱼雷数量有限，这样便相应地增加了商船的逃生机会。这个论点令人信服。不幸的是，起初几乎没有任何大炮供应商船或海岸巡逻艇。我们搜遍了世界各地和海军部所有仓库，找寻哪怕是早已过时的或不同类型的大炮。到1915年春，有100艘海岸巡逻艇每艘配备了一门12磅的大炮。凡比较重要的出海船只也都武装起来。大炮紧缺状况非常严重，凡潜艇活动区以外的港口的出国船只上的大炮必须转移到回国的船只上，以便这些船只再次外航。尽管我的后任贝尔福先生作出一切努力，大炮的供应仍增长缓慢；因而直到1916年秋天他才能够着手进行对全体商船的武装。在潜艇威胁以最严峻的形势重新出现之前，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由于英国商船不断武装，迫使德国潜艇日益依赖水下攻击，因而后者遇到了许多新的危险。水下潜艇因视力不足，所以有误将中立国船只当作英国船只加以攻击，因而溺毙了中立国船员，从而使德国卷入与其他大国纠纷的最大风险。我们还依赖悬挂假国旗以便进一步迷惑和困扰敌人。因此，从很早阶段起，德国潜艇就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鱼雷进行水下攻击造成各种实际麻烦并引起影响深远的外交后果，要么在水面上进行炮战，那么潜艇必须面对不成比例的危险。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发展了伪装的猎潜船的策略。许多船只特地装备鱼雷发射管和在活动舷门后射击的大炮，这些船只被派往沿商船航道，让自己暴露给敌人的潜艇。当德国潜艇希望节省鱼雷而露出水面用炮火攻击伪装的猎潜船时，一部分英国船员便登上救生艇，千方百计诱使德国潜艇逼近。一旦敌人进入关键射程，白旗升起，活门板掀开，由训练有素的炮手操纵的致命大炮便向她们开火。采用此法，1915年和1916年摧毁了11艘德国潜艇，因而其余潜艇更加神经紧张不敢用炮火攻击，越来越被迫依赖鱼雷。到1917年底，这一过程已告完成，因为德军潜艇指挥官不愿面对力量悬殊的炮战，于是伪装猎潜船的策略便告终了，他们的最后的牺牲品U—88于1917年9月沉没。
02.
1916年期间，德国人在所有上述的策略和压力下，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在炮战或伪装猎潜船的伏击中损失大量潜艇，要么甘冒与日俱增的触犯中立国的风险，完全依靠鱼雷攻击。这种复杂和小心翼翼以求平衡的讨论，在德国海军与文职政府之间产生严重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矛盾。以提尔皮茨和舍尔为首的海军参谋部要求有权攻击在战区发现的所有船只。皇帝和首相则因担心触犯中立国坚持的在遇到非武装船只的情况下遵循登船搜查的惯例。海军参谋部抗议说，哪些是非武装船只？德国潜艇在进行盘查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不测？此外他们还宣称，无限制潜艇战将大大增加击沉船只的数量，以求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迫使英国在6个月之内求和。
武装船只和非武装船只受攻击状况，可从以下德国潜艇在1916年1月1日至1917年1月25日期间向英国船只发动攻击的总结中得出判断。
上述数字说明一个问题，也可由此作出结论。它们表明，德国潜艇几乎不愿意与武装船只进行炮战；因此，相同数量遭受攻击船只中，武装船只逃逸的机会是非武装船只的近4倍。关于最早防卫措施就谈到这里。
03.
攻击水下潜艇的主要手段是从船上向水中投下到一定的深度爆炸的炸药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剧烈震动潜艇，如果相距很近，能扰乱其机械装置或撕裂其外壳接缝。这些深水炸药包是我国最早的反潜手段。投炸药包的方法逐步有所改进，它们的型号和数量增加了许多倍。潜艇的头号敌人是驱逐舰。驱逐舰有最快的航速、数量极多的深水炸药包，且本身的造价比它追杀的猎物低廉。一旦发现深水处德国潜艇的潜望镜，所有用得上的驱逐舰和大摩托艇及其他快速小型舰只，在广阔水域布成一片组织严密的罗网，使潜艇长时间停留在水下，迫使她耗尽蓄电池的电能源；不论在深水区或浅水区，她在那里的最细微痕迹——水面泛起的气泡或油渍——都会招来一阵可怕的搜索性的深水炸药包的爆炸。随着战争的进行，猎潜舰艇的技能和方法不断得到提高。发明了效果惊人的探测潜艇螺旋桨转动的仪器；有种种迹象说明，一艘德国潜艇有时被断断续续地却是无情地追逐36小时以上，其间潜艇或许有两三次在看不到的地方露出水面给蓄电池充电，但最后难逃灭顶之灾。
第二件反潜武器是呈长条形横挂于海峡或狭窄航道的薄薄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靠玻璃球浮于水面，旨在缠住德国潜艇的螺旋桨并裹住艇身。被这样裹住的德国潜艇，即使其动力不受影响，也会于不知不觉中拖动浮在水面上的致命的指示器，从而指引她的追猎者。在特定航道上，还有精心设计的水雷项链，将它们与上述轻轻的铁丝网相连，由大量拖网渔船监视，并有驱逐舰随时待命。对这种行动缓慢、视力微弱的潜水怪物来说，还有一大危险就是碰撞；因此，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或商船上的金属撞角，经常使它遭受致命的损害。
最后是潜艇相互悄悄地追踪，当德国潜艇浮出水面攻击商船或重新充电时，不止一次被不知不觉接近的水下追踪者发射的鱼雷炸得粉碎。潜艇攻击商船，必然残酷，常常被忽略的乘客与平民船员惨遭不测，这显示这种战争分外凶残。皇家海军认为，对敌方战舰的攻击，无论造成的生命损失多么严重，都是公正的战争。但是，将商船或俘获的船只或医院船统统击沉，似是一种野蛮、奸诈和海盗的行为，应该采取一切想象得到的手段予以根绝。当我们考虑到将近1.3万名英国人的生命被德国潜艇夺去，且其中许多是平民，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并成为这种战争之特点的残酷的和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时候，当我们进一步回想起这场战争的输赢的可怕性质的时候，却有数百名德军官兵在他们的舰只被击沉后，被我们从海上救起或获准投降，这一事实是我们深受伤害的胜利者的克制精神的表现。
德国原定于1916年4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在攻击“苏塞克斯号”事件后，美国要与之断绝关系的威胁，这导致德国于当月底撤销决定。当无限制潜艇战的狂热鼓吹者舰队司令舍尔接到这一命令时，他激怒地召回公海舰队的潜艇，不允许它们执行登船搜查的任务。因此从5月至10月，潜艇战事实上局限于地中海，以及危险来自佛兰德小舰队的布雷艇。但英国北方水域减轻压力是短暂而虚幻的。依照德国战利品程序作战的地中海德国潜艇接连击沉大量船只，德国海军参谋部于10月6日命令舍尔指挥北海小舰队恢复有限潜艇战。其间，可投入作战的德国潜艇数已从3月份的47艘增至11月份的93艘。恢复潜艇战后，结果是击沉船只数迅速增加。自4月至9月期间，每月平均损失船只13.1万吨；而11月至2月的月均损失上升至27.6万吨。到1916年底事实已很明显，反潜措施的发展跟不上增加的攻击强度。1915年实施的防卫措施是增加武装商船和辅助巡逻船只，但是实际攻击并摧毁德国潜艇的问题仍处于初步阶段。
德国潜艇被不同类型舰船击毁数量的比较；主要武器摧毁潜艇数量的比较；英国与其协约诸国击毁德潜艇数量的比较。以上数字系根据英国和德国提供的资料汇编。
2月1日，无限制潜艇攻击开展，德国潜艇数持续增长。英国、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的损失从1月的181艘增至2月259艘、3月325艘、4月423艘；相应损失总吨位数是1月29.8万吨、2月46.8万吨、3月50万吨、4月84.9万吨。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德国海军参谋部当时估计，英国的海运船舶有可能按每月60万吨速度减少，因而按此速度英国将在5个月内被迫屈服。仅在4月份世界损失总吨位就高达84.9万吨的惊人数字。英国船舶在4月、5月和6月期间因遭德国潜艇攻击平均每月损失达40.93万吨，相当于一年近500万吨。到5月底，除了海陆军使用进行远程必要贸易和接受维修的船只以外，联合王国可用于全部物资供应和贸易的船只不到600万吨。如果损失按此速度继续下去并在受攻击的海陆军中平均分摊，那末到1918年初可用于贸易的船舶吨位数将降至500万吨以下，就是说，几乎正好等于1917年被击沉的总量。看来，迄今为止被视为坚定不移的胜利盟友——“时间”——将要背叛我们了。
美国的参战也没有向这些黑暗的水域投射任何希望之光。期待已久的美国物资需要大量的英国船舶吨位才能送往前线。靠近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的巡逻系统已经完全失效。不但数量有限的巡逻舰艇不能保护船运，而且这些巡逻艇的存在还帮助德国潜艇发现海港航路。在4月份，爱尔兰西南的靠近主要航道水域成为英国船舶名副其实的墓地，大型船只在这条离岸约200英里的航道上的水域，每天都有大型船只被击沉。据估算，这个月离开联合王国的商船有四分之一一去不复返。德国潜艇迅速破坏的不但是不列颠的生命线，而且破坏协约国实力的基础；协约国在1918年崩溃的危险可怖地开始显露出不祥征兆，而且近在咫尺。
图35、商船损失与商般产量的比较1
------------，英国商船由于敌国行为和海险造成的损失的总吨位数；————，世界商船由于敌国行为和海险造成的损失的总吨位数；—+—+，英国制造商船的总吨位数；———，英国制造商船的总吨位数；1st
Qr.，第1季度；2nd Qr.，第2季度；3rd Qr.，第3季度；Scale of Time，时间表；Scale of
Tons，吨位表。
事态的严峻压力使海军部机构作出反应。5月，第一海军大臣的职位与参谋长的职位合并，使海军参谋部在海军部委员会中有适当的地位；同时增设副职和助理，每人都能与委员会机构一起工作，加速了办事效率并减轻了参谋长的大量工作。此前像马大*一样，为许多事务烦恼，作战处一直不能考虑较远的将来。因此于5月成立了一个小型计划组取代了它，负责政策研究和计划的研订；该小组于当年晚些时候扩充为独立的处。海军部招来一批年轻军官并委以重任。没有这次参谋部的改组，则击败德国潜艇的种种措施，即使构想出来，也不可能付诸实施。这些措施采取三重形式：一，准备并实施范围扩大的布雷计划；二，进一步发展水雷、深水炸药包和加强水下探测器技术的研究与供应；三，决定性步骤是建立包括护送与控制全部商业船运的护航制度。
图36、商船损失与商般产量的比较2
(1)——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和渔船在战时每月被潜艇击沉的总吨位数。(2)--------每月10日报导德国潜艇服役的数量。(3)——德国潜艇每月损失数量(损失明显大于新服役的数量。)
Jan.，1月；Feb.，2月；Mar.，3月；Apr.，4月；May，5月；June，6月；July，7月；Aug.，8月；Sept.，9月；Oct.，10月；Nov.，11月；Dec.，12月；Scale
of Time，时间表；Scale of Numbers，数字表；Scale of Numbers for Submarine
Losses，潜艇损失数字表；Scale of Tons，吨位表。
(1)商船损失。白皮书，1919年第199号。(2)1914—1918年潜艇战。Michelsen第182页。(3)1914—1918年潜艇战。Michelsen，第187页。
在大战开始之初，我曾为横渡大洋的部队运输船创立了护航制度。当时的危险是德国快速轻巡洋舰的攻击。老式战列舰或重巡洋舰的大炮，当然能驱走当时游弋于海面进行袭击的敌人。我们从一开始也使用驱逐舰护航队护送部队运输船出入潜艇活动区，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事故。然而似乎没有理由指望在商船遭到潜艇攻击的情况下过去的护航制度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相反，显而易见的是，敌人的潜艇对成群结队的商船比对单独船只将造成更大的损害，更明显的是，护卫战舰本身也在敌人鱼雷攻击目标之中。1915年和1916年上半年，德国潜艇对商船的攻击，由于海上商船的数量、她们航道和港口的变化、她们抵达时间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由于海域的大小，似乎局限在尚可忍受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力量对贸易航道汇合处实施监视和巡逻的制度，对防范德国巡洋舰的攻击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海军部依靠这个制度对付德国潜艇，并未出现严重不幸事件。
在损失日益增多的压力下，以护航作为补救办法再次受到海军部战时参谋部年轻军官鼓吹的时候，这个办法实际上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每个中队和每个海军基地都迫切需要驱逐舰，护航就意味着连它们现有的舰只都要被抽调走，因为调集舰只将出现耽搁，快速舰只的速度势必降低，港口舰只势必拥塞。这个任务的规模和困难被夸大了，反对者争辩说，同行船只的数量越多，遭潜艇攻击的危险就越大。这一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靠事实的证据才能驳倒。1917年1月，海军部表达了如下正式意见：
“由数艘舰只结伴航行作为护航制度，在可能出现潜艇攻击的任何水域均不可取。显然，组成护航船队的船只数量越多，潜舰实施成功攻击的机会就越大，护航舰防止这种攻击的难度也越大。”
法国和美国海军当局也反对护航制度，在1917年2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商船船长代表也持同样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如此高度热情、迫切和认真的一致意见忽略了什么。海洋的范围如此浩翰，以致一支护航船队的规模与单艘船只的规模比较起来其差别几乎微不足道。由40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紧密编队从巡逻的德国潜艇中间溜过而不被察觉，其机会与单艘船只溜过事实上几乎是一样的；且每当发生这种情形，逃走的是40艘船只而不是一艘。防范德国潜艇的护航制度的成功关键即在于此。船只集中，大量降低了在特定水域的目标数，因而使潜艇确定攻击对象的方位更加困难。加之护航船队便于控制，可在任何时刻通过无线电通知船队迅速改变航向脱离已知的危险水域。最后驱逐舰并非分散在广阔水域进行巡逻，而是集结在敌人的进攻点，因而经常出现进攻的机会。有13艘德国潜艇实际上是在企图骚扰护航船队时被击毁的。对遭到护航船队护卫舰立即报复的担心，起到了削弱敌人士气的作用，因此德国潜艇的进攻往往半途而废。
这个论点在1917年早期大部分尚未得到证明。仅有的事实是，受护航的部队运输船队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一直被护送经过潜艇活动区完全没有受到攻击。最高专家的意见，依然反对作为防范德国潜艇的护航办法。
爱德华·卡森爵士在他的海军大臣任上注定要面对最令人担心和难受的海战时期。在8个月里，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可怕的顶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越过了这个高峰，采取了许多重大原则性的决策，终于化险为夷。内阁力促海军当局进行护航制度的尝试，首相为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7年4月底，反潜局局长明确主张采取护航措施。第一批护航船及于5月10日驶离直布罗陀，首航获得完全成功。从美国出发的定期护航队于6月4日开始，6月22日发布命令将护航制度扩展至加拿大港口，7月31日为南大西洋海上贸易发布了同样的命令。美国的参战，得以开放其口岸作为集结船只的海港，并提供大量驱逐舰从事护送工作的宝贵援助，促进了护航工作。横渡大西洋的整个护航工作有四分之一以上是由美国驱逐舰提供的，在执行这一艰巨使命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形成了两国海军永世长存的传统。
护航组织将永远是皇家海军和英国全体商船船员的坚毅与勇敢精神的纪念碑。对于那些未经事先训练便驾驭由四五十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以密集队形乘风破浪前进的海军官兵，无论给予什么样的荣誉都不过分。海军所执行的使命，对国家价值之大，当以这些护航舰只为最。那些在小型军舰上服役的军官充分认识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狂暴的气候中和严冬的海洋上精神饱满和斗志昂扬地完成任务需要技能、忠诚和刚毅。海军部和航运部的管理和安排随着时间推移日臻完善。
护航制度最初仅限于归国回港船只。外驶船只被击沉数所占百分比立即开始上升。1917年8月，护航扩大到外驶船只。到1917年10月底，由运载能力为1065.6万吨的1500多艘轮船组成的99支归国护航船队安全回港，其损失是仅有10艘轮船在护航队中被鱼雷击沉，另有14艘上是在脱离护航队后受损的。
护航极大地增强保护贸易的能力，与此同时，攻击德国潜艇的各种手段也逐步形成，摧毁潜艇的比率稳步上升。1917年4月，英国潜艇小舰队以北部的斯卡帕湾，斯威利湾和爱尔兰西海岸的基利贝格斯为基地，设伏以待向北攻击主要贸易航道的德国潜艇。与此同时，北海南部水域的小型英国C级潜艇也从防护港口中抽调出来执行同样任务。潜艇攻击的这种方法产生了可观的效果。1917年使用潜艇击毁7艘德国潜艇，1918年击毁6艘。潜艇攻击的威胁还迫使德国潜艇在航行中更经常更长时间地潜入水中，结果延长其完成巡航的时间。
无论如何，水雷证明是最有效的毁灭潜艇的武器。战前，海军部并未指望水雷发挥重要作用。在海面进行的战争中，实力较弱的海军无疑总是运用这类武器阻碍优势敌人的行动，但对实力较强的舰队来说，布雷水域越少越好。当时并非根据不足的上述结论，被战争延长而产生的种种变化推翻了。起初，英国的水雷为数甚少，且效果极差。一份德军的命令中甚至声称“英国水雷一般都不爆炸。”这个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缺点。
1916年4月底，由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培根爵士麾下的多佛尔部队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比利时海岸外建立起一道长而广阔的阻拦网封锁佛兰德的德国潜艇。至5月7日完成封锁。它由18英里长的系留水雷和铁丝网组成，自5月至10月由日间巡逻队防守。在布设阻拦网的次日，德国13号潜艇被其中一枚水雷摧毁，接着德国潜艇立即减少了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活动。这一变化自然归因于新阻拦网的功效，并使多佛尔司令部过高估计了它的价值。现在我们知道，是由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突然冲动地召回公海舰队潜艇小舰队，才使这几个月的形势有明显改善，而并非因多佛尔的阻拦网；因为只有一艘德国潜艇被它的水雷摧毁，而且它并未真正阻挡潜艇的进进出出。
自大战开始起，为提高英国水雷的质量的努力从未停止。直到1917年秋天，新型“带角”水雷才大量应用。最能测定在旧水雷基础上改进的新型水雷效能的莫过于下面的事实：在被水雷摧毁的41艘德国潜艇中，仅有5艘是在1917年9月以前击沉的。1917年在黑尔戈兰湾布置了不下于15700枚水雷，1918年又增布了2.1万枚，这些主要是由自亨伯河出动的第20驱逐舰小舰队布置的。封锁德国潜艇的这一企图，发展成为英国布雷艇与德国扫雷艇之间的一场持久战。敌人被迫用一整队扫雷艇和鱼雷艇护卫出航和回航的德国潜艇，前者是特别建造的舰艇，艇首填满混凝土，称作“破阻拦艇”。这些护卫舰艇本身必须受到保护，因此从1917年起，公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在远处潜艇航道工作的扫雷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和进入的困难越来越大；黑尔戈兰湾的“通道”或清扫过的航道经常被封闭，因此1917年10月，回航的潜艇开始绕道卡特加特海峡。1918年早期，在卡特加特海峡布设了约1400枚深水水雷，但无法巡查其效果。因为难以攻击德国扫雷艇，又缺乏驱逐舰巡逻卡特加特海峡，所以在黑尔戈兰湾的密集布雷未获成功。不过这种努力还是摧毁了数艘德国潜艇，并增加了德国潜艇往返于我贸易航道的时间。
1916年横跨多佛尔海峡布置阻拦网经1917年说明完全失败。自2月至11月，德国潜艇继续以每月约24艘的比率通过该海峡。多佛尔海峡通道为小型的佛兰德潜艇节省14天巡航时间中的近8天时间，为从黑尔戈兰湾出发大型军舰节省25天巡航时间中的6天时间。于是决定用所有现在可用的经过改进的器械作一次新的尝试。11月21日，在瓦尔讷和格里内角之间布设了一片新的深水雷区。当不少于21艘德国潜艇在最初两周通过该布雷水域之后，海军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部分权威人士支持多佛尔指挥部的论点，认为水雷阻拦网基本上是成功的，外加的巡逻是不适用的。另一些人士则认为，密集巡逻和夜间使用探照灯与照明灯迫使德国潜艇潜入水雷群会获得巨大效果。大约在此时，部分原因与此次讨论有关，约翰·杰利科爵士第一海军大臣一职，由海军上将威姆斯取代，多佛尔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培根，也由海军将军凯斯接任。凯斯使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大大增加巡逻舰艇，夜幕降临时，阻拦网从头至尾像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光亮。从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驶来的德国驱逐舰试图采取突击手段摧毁我方的巡逻舰艇，但她们在激烈的夜战中被击退，1918年1月至5月间，9艘德国潜艇在多佛尔水域被击毁，至9月又有4艘。早在2月份，黑尔戈兰湾的潜艇已停止使用多佛尔海峡；至4月份，佛兰德的潜艇已基本上放弃了海峡通道。9月仅有两艘潜艇穿过，其中一艘在回航中被击毁。
凯斯将军和多佛尔部队在圣乔治节封锁泽布吕赫的著名事绩，在此不再复述。有充分理由将这次封锁列为大战中最辉煌的战功，当然也是皇家海军史中最杰出的一段插曲。港口完全封锁了约3个星期，有2个月时间对德国潜艇构成危险。尽管德军经艰苦努力于数周后为潜艇部分清扫了入口，但此后佛兰德驱逐舰再也没有进行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战斗。凯斯将军在多佛尔指挥的结果，减少协约国在英吉利海峡船只的损失，从每月约20艘减少到6艘。由佛兰德舰艇所布雷区使协约国船只的损失，从1917年的每月33艘降为1918年的每月6艘。虽然随时可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数，因新造补充保持在约200艘之数，我们还是取得了上述战果，这些战果显然是构成总胜利的部分。
我们在黑尔戈兰湾布雷的努力，因德军公海舰队密切支援的扫雷行动而受挫。有人认为，在大舰队直接监视和保护下的远距离的水雷阻拦网可能获得成功。1918年，由英、美海军制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建立横跨挪威与奥克尼群岛之间180英里水域的一条受守护的雷区。耗费大量的物资，不计成本或人力，是用于这个防卫战的最高体现。巨大的中心部分全由美军布雷，奥克尼群岛部分由英军布雷，挪威部分则由两国海军联合作业。美军使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水雷，它装有与金属船壳一接触即引爆炸药的触角；他们布设的水雷不下5.7万枚，其中大量的水雷在布设后不久即过早爆炸。英军布设了约1.3万枚水雷，但是其中部分安装的深度不够，不足以让水面船只通过，结果必须予以扫除。这个花了大量物力人力设施的效果难以判断，因为雷区刚刚敷设完毕，双方已签署停战。可是有人知道，两艘德国潜艇在雷区的中心部位严重受损，另有4艘可能是在奥克尼部位被毁。
1918年，反潜艇组织效力的不断提高，还掌握了德国潜艇的布雷战术。英国情报署与扫雷处之间的更密切合作，消息更迅速的分发，对船运更严格的控制和“扫雷器”①的使用，都发挥了它们各自的作用。1917年有123艘英国商船被德国水雷炸沉，1918年被炸沉数降至10艘。以不懈的创造力研制出其他各种反潜器械。飞机、水下测听器和特种类型水雷使德国潜艇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1918年期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系统的追踪战术上，配备有精密监听装置的拖网渔船小队集结在北海水域执行此项任务。与德国潜艇曾有过几次接触，但她们采取绝对慢航方式，使仪器不能测得其行踪而逃脱；而我方又未能在如此广阔水域提供足够的驱逐舰，能迫使敌潜艇的蓄电池耗尽能源。
德国潜艇战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交战双方角色的转换，受追猎者已是德国潜艇而不再是英国商船。德国潜艇110号第一次巡航的经历便是一个例子。她于1918年7月5日自泽布吕赫驶出，甚至在她与佛兰德小舰队会合之前已遭到两架飞机的攻击。自7月7日起，她每天的航海日志都记载着与日俱增的深水炸药包落在她的周围；到18日有26个炸药包在它附近爆炸。在这次巡航中，她只能发射两枚鱼雷，第一枚炸伤一艘油轮，但因立即遭到驱逐舰的猛烈反击，它无法看到第二枚鱼雷造成的结果。19日当她试图攻击一支护航船队时，她的下潜舵被一艘摩托艇投下的深水炸药包炸坏；正当竭力设法下沉时，她被一艘驱逐舰的撞角撞沉。在这些最后日子里，一艘佛兰德的德国潜艇在遭到厄运前只能希望出航六次。官兵有突然可怕死亡的预感，既无人看到又无法施救。深水炸药包令人战栗，出航便可能遭受护航军舰的连续攻击，恐俱随时触雷遭到毁灭，潜艇一再从九死一生中脱逃，凡此种种使德国潜艇的官兵的神经造成极度紧张。他们当初的高昂士气在1918年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下迅速下降。不止一次出现完好无损的潜艇的投降，多起潜艇离港数日即返航小修，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在尚勇崇武的时代，人类的忍受力已达到极限。
对德国潜艇战的各个阶段及其奇特的状况，现已经考察和论述。德国军事头目们刚作出无可挽回的决定，开始对商船发动无限制攻击，俄国便爆发了革命，革命消除了对德国的重大冲击，使他们危急的局势稍有缓解。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刚迫使美国对德宣战，德国潜艇的有效性便开始下降。威尔逊总统在骑兵卫队的马铃丁当声中步入参议院，他把一亿二千万人口国家的有生力量投入战争，此时的那个月份，也标志德国潜艇攻击达到顶点。从此德国击沉船只数再也没有达到4月份的水平。许多个月来，岛国人民及其盟友前面摆着难以忍受的损失和心头积压着焦虑，大量紧缺物资需要转运——有些是不必要的——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努力。但现在随着每一个月时间的过去，优势增加的意识不断增强。有一个时候我们图表显示的被击沉和补充的船只的曲线似乎成了名副其实的“不祥之兆”。但是这些可怕的特征逐渐消失。德国人似乎会实现其梦想的1917年秋天，来到了又过去了，留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到年底已经肯定，我们不会垮。同时还肯定战争将继续到美国的兵力(如有必要)全部施展在欧洲的战场上。到1918年中期，潜艇战已被彻底击败；尽管有新的德国潜艇替代那些被摧毁的，但是她们遭受的危险每个月都在增加，她们的劫掠行径每个月都受到更大的限制，潜艇官兵的士气每个月都在低落。德国军事头目们用高昂代价得来的武器，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首先变钝而后损坏。他们的处境只是付出代价，只是遭到全世界激怒的讨伐。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40节。——译者
①装在船首两侧，用来切断水雷系索的一种水下切断铁丝器。
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01.
继1917年的大量屠杀生灵的一系列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人力危机，于是战时内阁对我国剩余的人力物力进行了一次长期探索性的调查。首当其冲受到屠杀的英国步兵可悲地减少。各营兵员低于正常编制，即使如此，大部分还是应征入伍的新兵。炮兵人员和被毁大炮损失也十分严重。军官的损失与普通士兵的损失不成比例。战斗任务自始至终要求团级军官作出前所未有的牺牲。在帕森达勒攻势中已有5000余名军官阵亡，1.5万多名军官受伤。这一损失尤其难以弥补，事实上绝不可能得到完全补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1918年在法国的主要战斗将由英国承担。1914年一开战即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此后仍以近120师规模作战的法军，预计必定而且自然要保存其剩余力量——假定证明如此——以应付最紧急情况。可以肯定，美国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表达了患难与共的强烈意愿，但在实际战争中只能发挥次要的作用。事实上仅有八、九个美军师预定在夏末以前进入战线。大量援军必须从西线调往意大利，不可能期望他们能调回哪怕小部分。我们几乎还要承担与由我们对付的土耳其军交战的全部重负，因此，艾伦比不但匀不出几个师的兵力，反而不断地强烈要求补充新兵和增援装备。美索不达亚的军队也需要增派英军和印度军；最后，在我们分担防务的萨洛尼卡前线，兵力也处于持续的耗竭状态。正是在上述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抢在德军发动的空前兵力和猛烈强度的进攻之先采取行动。
俄国的最终崩溃解除了对大量德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束缚。整个冬季，不停地有军队和火炮从东线开往西线以及少量开往意大利。这次调动的实际规模有多大，我们无法准确测定，但是经过我仔细研究的情报显示，人员和物资的洪流周复一周地无休止地涌向西线。综观双方在主要战场的兵力，不容置疑的是，到了春季，德国在大战中第一次在西线占数量上的压倒优势，甚至其最初入侵时在内都未曾有过。此外，从俄国调来的德军各师，到新战役开始时，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在那段时间里从事休整；另一方面，我们的各战斗部队在1917年的后6个月里已经伤亡过半。最后，除了从俄国前线抽调的德军和奥军的大量炮兵之外，敌人还从俄国缴获了至少4000门大炮，从意大利缴获2000门以及大量各种军需物资。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急切和自然地要求得到他所辖各师尽可能早地达到满员的军官和士兵。罗伯逊支持他，但是情况显然令他感到非常吃惊。从我处于陆军与战时内阁之间的中心地位出发，凭我掌握的全部有用情报，以及我能经常接近首相所知，我自认为，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强烈要求立即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部队增援。劳合·乔治先生怀着惊骇的心情估量落在他肩上的艰难任务：即根据严格的法律要将全国剩余成年的男子驱向屠场。小到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至四十五岁的中年男子，最后尚存的兄弟，母亲(已寡)的唯一儿子，家庭唯一支柱的父亲，体弱者，结核病患者，三级伤员——现在都必须准备拿起武器。为了迎战即将来到的德军猛攻——一旦来到——必须全力以赴；但是首相担心，唯恐我们的最后人力虚掷在另一个帕森达勒战役中。
现在12月，阴影黝暗地笼罩在大家所关注的军事问题上。直到那时内阁一直得到保证说，西线一切顺利——只要有新兵补充——便可满怀信心地迎接新年。在军需部，我们早就接到指示，为在初春敌人又一次开始的30周攻势作好准备。幻想随着帕森达勒之战的结束而告终。参谋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之感。要求发动新攻势的呼声停止了。心态转向纯粹的防御，因为寡不敌众。这是一次无声而彻底的剧烈变革。我对此立即感到欣慰。然而，有一段时间战时内阁仍寄希望于那些将军们9月份发出的主张在帕森达勒坚持下去的，信心十足的声明。他们不乐意遵从军事上180°的大转变，并对与数周以前大相径庭的传闻持怀疑态度。
我极力主张，内阁应派遣所有必要人员重建军队，同时严令禁止任何恢复攻势的行动。但是首相觉得，一旦部队开赴法国，他将没有充足的力最抵制那些往往压倒政治家明智判断的军界领导人要求进攻的压力。因此，他凭借他的全部强有力的影响，坚持一种不同的政策。他仅仅批准适量的陆军增援，而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后备军。他相信，这样他既有能力阻止英军发动攻势，又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整个可怕年份中为军队提供人员补充。这个目标实际上已经达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战时内阁本应对在法国的英军最高指挥部，既要坚决支持，又要坚决限制，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内阁有足够力量这样做。
我曾进行正式的或公开的辩论，又加上我最有力的个人呼吁。战时内阁明确反对英军在法国重开攻势。希望英军和法军在1918年期间保持防守的态势。他们还希望严格控制剩余人力，直到数百万美军抵达提供决定胜利的前景。与此同时，使用与西线的规模相比几乎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巴勒斯坦作战，可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鼓舞在悲惨的漫漫长夜中的民众情绪。他们得到了关于德军针对黑格不断集结兵力的充分情报，并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但他们相信，德军发动进攻，他们将面临那些长期困挠我们的相同的困境，因为我军有充分强大的力量进行防御。让黑格相应地用56个步兵师——每师从13个营缩减为10个营①——和3个而不是5个骑兵师②去面对德军春季进攻，这些军队在没有可供选择方法的情况下，最后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对黑格的考验并没有到此为止。同样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法国人，此时提出了英军应该接防更大部分战线的强烈要求。对地图的表面粗略一瞥，法军100个师，有70万步兵据守480公里防线，而英军56个师50.4万步兵只据守200公里防线。换言之，英军步兵为法军三分之二强只防守不到三分之一的战线。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考察。法军的大部分防线处于持续沉寂状态，在他们对面的蹩脚的铁路交通线，排除了敌人作重大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英军防守的几乎全是最活跃的防线，甚至在1月份在他们对面的德军集结比法军对面的德军人数更多。针对漫长的法军防线，部署有79个德军师，而在短短英军防区前面就不少于69个师。此外，德军针对英军防线的集结每周增多，且极有可能先向英军发动主攻。更有甚者，自1917年四五月份以来，法军未进行过一次重大战斗，而英军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进攻，如我们所见，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最后，法军士兵享受的探亲假差不多是英军同志的三倍；就是说，法国步兵在任何特定时刻离开战线的人数比例是英军的三倍。
在来自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压力下，黑格于12月同意将其防线延伸14英里，远至南边的巴里西；换防工作于2月完成。法军提出的英军防线应向东南延伸30英里至贝里欧巴克的进一步要求，克列孟梭先生以辞职威胁支持这一要求，但遭到英军总司令以类似威胁的成功抵制。
威廉·罗伯森爵士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的持续摩擦和缺乏信任于2月初达到顶点。首相在小心翼翼而坚持不懈地酝酿建立统一指挥部的设想，但他觉得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显然包括置英军于法军司令指挥之下的一项建议，是他判断没有力量实行的。这是一个将激起威廉·罗伯逊爵士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联合辞职的危险问题。战时内阁可能不会联合起来给予支持；自由党反对派可能全体一致提出反对。因此，首相迄今一直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12月在讲到一位独立的最高统帅时，他对下议院说，“我完全反对这个建议，这是行不通的。它将产生真正的摩擦，可能不只是产生军队之间的摩擦，还导致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摩擦。”
尽管如此，劳合·乔治先生继续采取一系列极为费力和神秘莫测的策略，稳步向他的解决办法前进。1月30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他促成了一项决议：建立一支由30个师组成的总后备军，委托一个由英国、意大利、美国和法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由福煦将军任司令。此项建议是，他和战时内阁对于人们指责他们面对德军的不断集结轻率地减少在法英军兵力的答复。毫无疑问，如果这一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如果福煦得到30个师的兵力，专用于支援前线遭受攻击的任何地方，那末黑格在有紧急需要来到时刻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兵力支持。然而黑格不欢迎这项建议，他宣称根本拿不出军队给总后备军，甚至连拨给前线兵力也不敷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指派英军某些师用于其他地方就只能流于形式了。除非在别处遭到进攻，否则休想从黑格手中调走一兵一卒。
此项决议就和最高军事会议诸多其它决议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战事的发展中，英军既未得到黑格所恳求的增援，也没有得到劳合·乔治先生苦心孤诣试图提供的后备军。
虽然30个师的后备军尚无着落，但控制这样一支部队的执行委员会已在凡尔赛建立。威廉·罗伯逊爵士声称，作为帝国参谋长，在委员会中只有他一人代表大不列颠。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首相觉得自己有足够力量对付它。他宣布，一人不得身兼二职是一个根本原则。他的意图肯定是给内阁配备另一套军事顾问班子，可用这些顾问的意见约束和纠正罗伯逊—黑格的观点，以防止再次发生像帕森达勒那样的进攻。毫无疑问，他还可能运用这一新的机构推行西线以外的作战计划。这个安排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帕森达勒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目的是有价值的。在此没有必要探究和争论其策略的复杂细节。2月11日，罗伯逊返回他有点失慎地离开了数日的伦敦时，战时国务大臣召见他，交给他一份由首相于2月9日签署的通知；这份文件将帝国参谋长的职权降到了基奇纳下台前原有的限度，它规定了英国军事代表在凡尔赛委员会中的独立职责；第三，文件提名威廉·罗伯逊爵士为军事代表，亨利·威尔逊爵士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对自己的职务被取代感到震惊，于是以委员会安排不健全为由，拒绝去凡尔赛赴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职位，尽管原来指定威尔逊，后来又轻率地交给赫伯特·普卢默爵士，后者也同样快速予以拒绝。最后再次请罗伯逊担任，但职能减少到首相通知上所规定的。2月16日，罗伯逊用书面形式拒绝同意规定的条件；当晚，官方新闻局宣布政府已经“接受他的辞呈”。他实际上是被免职的。竭尽全力调解分歧的德比勋爵也提交了辞呈，但未予接受。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贯遵奉军人职责的原则，此原则阻止他在与政府关系紧张时刻，在帝国总参谋长被免职之际提出他自己的辞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无论对错——在他看来，涉及他所指挥的英军安全问题上，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辞职。但是这些军人个性使他在服从中允许自己成为唯一的例外。如果他思想上曾产生过个人阴谋的任何动机，那末最高军事指挥部与文职政府之间的危机势必严重恶化。此时政府的地位是稳固的，在严重争端上他们可以依靠公众的支持。首相并没有畏缩。然而，黑格不作评论，他的职务仍被保留，这使焦虑不安的战时内阁感到宽慰；亨利·威尔逊爵士迅即奉命填补白厅中的空缺。
如果认为在上述交易中，任何方面完全受遵循国家责任感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事件赤裸裸的记录底下，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首相和威廉·罗伯逊伯爵两人都极其认真，双方估量了力量，双方都深知他们所冒的风险。这两位人士再也不可能继续共事。权力中心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行动迟早要发生。冲突未能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形式，实属一大遗憾。
威廉·罗伯逊爵士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作为战略家，他的洞察力并不深刻，但是他的观点鲜明、深入且切合实际。他在任职期间重新推行了有条不紊地处理陆军部问题的方法并恢复了总参谋部系统的活力。他缺乏自己的主见，但对否定偏激的观点有敏感的判断力。他用最平易的措辞表述军事专业的思想；他所持的战争政策概念与本书所述的观点完全相反，但他真诚而地始终如一地坚持。当大战胜利之后他最终从陆军退役时，我作为战时国务大臣，欣然向国王推荐，使得他漫长而光辉的戎马生涯能够从普通士兵开始，以手持陆军元帅的节杖圆满告终。
我没有介入这场紧张的内部混乱。那整整一个星期我正在前线忙得不可开交，只有在返回以后，我才从这场戏剧的各个角色那里获悉种种内情。我对本职工作所持观点，使我必须经常保持与战斗前线实际形势的不断接触。总司令给予我在英军战区行动的充分自由，把各种设施供我使用。我十分急于通过亲自观察，了解与大规模防御战有关的据守战线的最新方法。我与指挥加拿大军第3师的利普塞特将军住在一起，在他深有教益的指导下，详细考察了在朗斯对面他据守的从前线到后方的整个地区。
前线的状况与我在1915年服役于近卫团或1916年任营长时所知道的情形大不一样。过去带刺铁丝网、胸墙、射击踏台，土墙和掩体的连续战壕系统，以及配备的巨大兵力，这些往往构成最强大抵抗力的第一道防线看不到了。只留下由前哨站组成的外围，保持和敌人的接触，有的前哨站构筑了防御工事，而另一些则全靠隐蔽点掩护。在这些前哨站后面两、三千码距离范围内，部署了错踪复杂的机枪掩体，几乎都可发射侧冀火力互相支援。细长的交通壕联络这些机枪掩体，人员得以在夜间进出，进行轮班。带钩铁丝网并不是成连续带状横向拦在战壕前面，而是倾斜地间隔设置，以便把敌人引入受到机枪火力无情扫射的通道。各重要据点之间保留空旷地面，使防护性弹幕可以猛力射击。这就是战斗区。后方约2000码或更远处是野战炮兵阵地。长久以来误称为“棱堡”的坚固工事、深格网状战壕和更深的地下掩蔽部都经过精心的伪装，供后援部队集结和停留之用。从这里再往后，在不显眼而偏僻的深处，设有旅指挥部，在它的后面，重炮和中型炮群故意成不规则队形排列。当日，因天公作美又无战事，我们得以小心冀冀地深入阿维翁村的废墟，在那里三两人一组的目光犀利的加拿大神枪手们不停地冲着50或100码处的德军前哨站呼叫。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在前线和远至后方目睹了细致完美的组织，这一切鼓舞了我对防御系统所具实力的信心，这种实力是随着战事的推进逐步形成的。怀着本书描述的在现代条件下进攻与防御的相对力量的坚定信念，至少就该战区而言，我预期德军品尝我军曾长期被迫饮下的那种苦酒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但上边所述情形绝不能代表前线的总局势。
02.
记述我获悉亨利·威尔逊爵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所怀的极大喜悦，决没有贬低威廉·罗伯逊爵士才能的意思。我们彼此相识已有多年。我初次遇见他是1900年2月在图盖拉河的岸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桀骜不驯但幽默诙谐的少校，刚从彼得山战斗的一夜浴血奋战中回来。正是从1910年起和他的讨论中，我研究了法、德战争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就战争开始阶段所得结论与他研究的结论有些不同，但我对他十分感激。我永远忘不了1911年8月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向帝国防务委员会提交值得纪念的预测。在此期间我们是亲密的同盟者。危机过去之后，关于爱尔兰的争执，使我们的私交一刀两断。作为忠诚的乌尔斯特人后代，他对自由党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有无限强烈的不满。在英国对德宣战之前的一段紧张日子里，我们不得已见过几次面，但都纯因公事。我为之起了一定作用的舰队动员和同法国联合的最终决定，廓清了威尔逊心中此前对我的一切意见。但对此我并不知道，因此在8月的一天上午，我以惊讶的心情在海军部接受他启程赴法国前夕的一次礼节性访问。他说，以前所有的分歧一笔钩销了，我们又是好朋友。他后来反对达达尼尔远征。当时他对战争的目光仅仅是根据法国的战争。如果他抓住了形势的核心，或许他的意见会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作为参谋长他推行的政策范围比西线广阔得多。但是这些意见分歧，就我所知，并没有损害我们的个人关系。后来我担任营长赴法作战时，他对我处处以礼相待，并经常无拘无束地讨论军事和政治的整个形势，还是像当年在白厅我的职位比他高的时候一样。他任职参谋长，立即导致了战略和物资方面最密切的协调。我所持的观点，也就是本书所述的战争思想，受到了他的热情而意义深长的欢迎。他采取的第一行动几乎就是满足陆军部对坦克兵团的要求，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4.6万人。
战时内阁第一次发现亨利·威尔逊爵士是一位才智超人的专业顾问，他能够明白晓畅而令人信服地解释整个局势，并为采纳或反对任何做法的提出种种理由。这样的才干在英国成了习惯性猜疑的对象，不管是否正确。但这样的才干在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中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亨利·威尔逊爵士有自己离奇的习性和表达方式，不断地校正用语，使他人理解其思想的清晰性。他讲话常用比喻，常使用古怪的形象以及模棱两可的词语。他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把政治家称作“教士”；把克列孟梭常常称作“老虎”他甚至直呼其为“老虎”。他的忠诚侍从武官邓坎农是“Lord”*。他莽拙地将法国一些城镇和将军们的名字念得滑稽可笑。在讨论最严肃的问题时，他用不稳重的语气说话。有一天，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开始对战时内阁说，“首相阁下，今日在下就是德国佬。”接着从德军司令部立场出发，对局势作出一番深刻的描述。另一天他成为法国人或保加利亚人。在我看来，眼前问题的根源总会从他这种装模作样的言谈中显露出来。不过有的大臣对此甚感恼怒。他还没有达到像福煦元帅那样的地步，有时用哑剧手法来作军事描述，不过他们提出军事论述的手法，多有共同之处。
笔者行文至此，犹如见到他的清晰形象站立干内阁作战室的地图前，用简练如电报的语言作评论，“今晨，先生，一场新战斗。”(读者听到此话就能知道正题已经开始)“此次进攻者为我方，我们用两支军队出击——支英军，一支法军。黑格爵士在自己的车厢里，首相不很舒服，车行已近美好的亚眠市。罗利③在首相左侧，德贝尼在其右侧。罗利正指挥500辆坦克。是一场恶战，我们以为您不愿意我们事先告诉你这件事。”我不能担保与他的原话一字不差，但这是他原话的意思和语气。
我们应该感激未来的不可知。我竟在这同一房间里见到另一番景象。亨利·威尔逊爵士已不在了。首相和我面面相觑，在我们之间的办公桌上放着手枪，在一小时之前就是桌上的手枪使这位忠诚战士饮弹身亡。
笔者的叙述在这里离开了按历史年代的循序，提起这位我们时代英国最有理解力的军事思想家，他虽未指挥过军队，但他是一位有时能对最重大的战事施展深远和吉利影响的军人。
与亨利·威尔逊共事、担任其副职的是才气横溢的哈林顿，此人与普卢默一起时，曾为第2集团军赢得了无比威名。我想我可以说，在为1919年**的战役制造武器的所有事情上，以及他们对生产计划不可避免的深刻反应上，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支持我为供应部队拟定的全部主要方案，并在亨利·威尔逊爵士的领导下，运用参谋部的整个力量推进大规模机械作战的计划；我们相信无论那天的战斗持续到多晚，机械作战将带来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我在陆军部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军械署署长弗斯将军。在我赴前线数月中，他指挥我服役的那个师，我们曾多次争论我当时所能够提出的那类方案直到得出结论。为确保在广泛的炮术领域最密切的接触，经米尔纳勋爵④同意，我任命他为军需委员会的实实在在的委员。因此，所有这些意义深远、尽管是从属的、但至关重要的管理，从此形成了统一；我们唯一担心的只有敌人了。在这种有利的氛围中，3月初我公开地从军需部的立场出发，完成了对战争的全面考察，并展开关于机械作战的争论。
但是狂怒的暴风雨此刻即将向我们袭来，各种论点很快由熊熊战火进行说明和纠正。鲁登道夫再次把我们带入大规模战斗时期，在没有必要的机械武器和车辆的情况下进行孤注一掷的进攻，消耗了德军的实力，他注定要导致结束这次大战的“沿300公里战线的总决战，”并使这场战争的结束在经历多次可怖危险期之后，比我方最佳方案所能实现的提早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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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或者从12营减少为9营，先锋营不计算在内。
②2个印度骑兵师从法国派往巴勒斯坦。
*Lord意为“老爷”或“勋爵”。——译者
③即罗林森将军。
**原文如此。——译者
④米尔纳勋爵现已接替德比勋爵任陆军部大臣。
第50章、3月21日
01.
随着帕森达勒战役在隆冬的暴风雨和泥泞中停止，德国军事统治者们又集中注意力于一种新的局势。俄国的崩溃使他们能将100万军队和3000门大炮从东线运往西线。因此，从发动入侵以来，他们首次自认为拥有了对在法国的协约国军的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转瞬即逝。美国已经宣战并正在武装起来，只是军队尚未抵达。一旦大批美国成年男子得到训练和装备，运到前线，那末德国从俄国毁灭中获得的全部数量优势，不但被抵销甚至被超过。——同时，德国陆军司令部了解英军在帕森达勒遭受的严重损失，因而觉得自己有能力判定英军实力和作战素质在明显下降。最后，德奥在卡波雷托战胜意大利所产生的令人惊讶的声望，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这无疑是提出和平谈判的有利时机。俄国已经垮台，意大利气喘吁吁，法国筋疲力尽，英国陆军力量使尽，德国潜艇尚未失败，美国远在3000英里之外。据此一切，德国政治家的才能正处于完全可以进行决定性干预的地位。德国从俄国获得大量的战利品，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和蔑视，因而德国有极大可能向法国作出重大领土让步，并向英国提出完全恢复比利时的领土与主权作为媾和条件。苏俄对协约国事业的摒弃，结果是俄国对外所有领土要求的消失，这为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谈判创造了似乎便利的条件。这些便是这一大好机会的各种情节；它也是最后的机会。
但是鲁登道夫对这些东西一概不予理睬。我们必须把他视为此关键时刻的主宰意志。从贝特曼—霍尔韦格垮台以来，居于德军参谋部机器之首的他和兴登堡，已经篡夺或至少是获得了对政策的主要控制权。内心深处对局势的重大变化充满恐怖，骨子里可能是和平主义者的德国皇帝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力量的明确考验中，结果屡屡证明军人的势力居绝对支配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立在专业化军事观点的基础上，不能对国内外许多起作用的最重要力量作出公正的估计。因为这种估计是不全面的，所以它变得更加危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可以用辞职相威胁的手段作出他们所希望的最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左右了德国的命运。但是他们仅仅熟悉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只能驾驭属于他们自己军事领域应付形势必不可少的这些部分。当时完全缺乏国王、军人、政治家的最高联合，历史上伟大征服者显然需要这三者的联合。
鲁登道夫一心要保住东方的库尔兰、立陶宛和波兰。难道他不是在这些地区获得名声的吗？他还决心保住比利时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列日，在那里他也立下显赫的战功。他认为如果德军要为未来的战争获得一个理想的战略起点的话，这就是当务之急。他和德军参谋部不但不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任何一部分，还反而把获得梅斯以西包括布里耶盆地作为保护区看作起码的审慎措施。这些先决条件，加之拥有从俄国前线撤回重新集结的军队，便决定了事态的进程。
1917年11月11日(日历上后来因其它理由定为庆祝的一个日子)，鲁登道夫、冯·库尔和冯·舒伦贝格在蒙斯召开会议。这些高级参谋名义上的主子们——兴登堡、鲁普雷希特王子和皇太子——皆不劳其光临。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进攻；不准其它地方分散兵力，唯有在此条件下，才有足够的兵力用于发动一次这样的进攻；反攻必须于2月或3月初赶在美国发展其力量之前进行；最后，必须打败的对象是英军。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下达了详细准备的命令。每项行动都有代号名称：冯·库尔进攻下阿尔芒蒂耶尔战线的计划称“圣乔治一世”；对伊普尔突出部的进攻称“圣乔治二世”；向洛雷特的阿拉斯圣母院的进攻称“火星”；最后还有“米迦勒I、II和III”。直至1月24日，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之后，最后选择先进行“米迦勒”的进攻。
此次进攻的目的是要突破协约国军的防线，到达索姆河自哈姆至佩罗讷河段。日期原定于3月20日。战斗打算于数日之后由代号为“火星南”的进攻予以扩大；由瓦兹河以南的第7集团军实施名为“天使长”的辅助进攻作为牵制。“圣乔治一、二世”的准备也要在4月初完成。有52个师可用于代号为“米迩勒I、II、III”和“火星南”的进攻，也就是第17集团军的5个主攻师、2个普通师；第2集团军的15个主攻师、3个普通师；第18集团军的19个主攻师、5个普通师；后备军的3个主攻师。尽管与冯·舒伦贝格和冯·胡蒂尔在进攻各阶段的方向和重点上有某些意见分歧，鲁登道夫还是坚持自己的构想：“必须打败英军。”打败英军的最好办法是进攻圣康坦的任何一侧，咬掉康布雷突出部。之后，第18集团军沿索姆河组成一道防御侧翼，以阻止法军进攻；其余德军可使用兵力在前进时改变方向，从西北方向攻击英军，并迫使其向海岸退却。两个“圣乔治”攻势引而不发，用作进一步和可能的最后打击。根据上述基本原则，全部有关德军完成了各自的部署。
最后，德国皇帝于3月10日批准如下命令：
总参谋长
总司令部3月10日，3月12日发布：
皇帝陛下的指挥官们：
(1)3月21日实施“米迦勒”进攻计划。于上午9时40分穿透敌人阵地。
(2)鲁普雷希特王子所部的集团军群的首要战术目标是切断康布雷突出部、奥米农河以北以及远至该河与索姆河汇合处的英军退路，占领克鲁瓦西耶—巴波姆—佩罗讷一线。……如果右翼攻击之进展非常顺利，该部将推进至克鲁瓦西耶以远。该集团军群的嗣后任务是向阿拉斯—阿尔贝推进，左翼固守佩罗讷附近的索姆河，协同向右翼进攻的主力，攻破第6集团军对面的英军防线，以进一步腾出固定在战场上的德军继续前进。一旦出现上述局势，立即指挥在第4与第6集团军后边的所有师向前推进。
(3)皇太子所部之集团军群首先攻占奥米农河以南的索姆河段和克罗扎运河。第18集团军务必迅速推进占领索姆河与运河上渡口。还必须准备扩展右翼直至佩罗讷。该集团军群将研究从第7、第1和第3集团军抽调一些师增援左翼部队的问题。
(4)司令部①保持对第2警卫师、第26符腾堡师和第12师的控制。
(5)司令部保留它关于“火星”和“天使长”攻势的决定，并以战事之进展为指引，不间断地实施对这些行动的准备工作。
(6)其余各集团军依照总参谋长3月4日第6925号作战令采取行劝。鲁普雷希特所部集团军群保护“火星—米迈勒”行动之右翼，以对付英军的反攻。德国皇太子的集团军群在法军向第7(不含“天使长”战线)、第3和第1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后撤。
陆军司令部保留它有关加尔维茨和阿尔布雷希特公爵集团军群的决定，即在受到法军大规模进攻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战略措施或将各师进一步撤往该战区。
冯·兴登堡
02.
3月19日，由军械署长陪同，我在蒙特勒伊军械库召开一次会议，与参谋长、坦克兵团司令和数位军官及专家协商，以期拟定1919年坦克发展计划的方案，并确定时间和组织1918年的坦克交付使用等问题。我和总司令住在一起，午餐之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领我进入他的个人工作室，在地图上用他的观点解释了当时的形势。德军向英军防线，尤其在第5集团军对面的大规模集结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一切都尚不确定，但总司令已天天预期会出现一场空前规模的进攻。北线集结大量敌人，英军自伊普尔至梅西讷的防线有可能遭到突袭，显然可以预料其主力进攻将落在自阿拉斯至佩罗讷防御阵地甚至更南的防线上。所有这些可能性，已在前一天由炮兵司令伯奇将军向我作了详细说明。他的地图非常清楚地显示，德军正在喷芥子气的一些地区(可能是禁止双方在数日内把那里作为进军场地)，在这些地区中间留有宽阔豁缝，毫无疑问敌人将通过这些豁缝发起进攻。在埃纳河地段，敌人针对法军也有重兵集结，只是不很明显。总体来说，在西线半数以上的德国师针对英军防线摆开了阵势，在广阔的各段战线上，估计敌人针对英军部署步兵的最重要标志是：四倍于针对法军的人数。
总司令用焦虑但是坚定的眼光看待即将来临的攻击。他坚持认为，战时内阁与法国人令他勉强默认的安排，即将英军防线向南扩展远至巴里西的安排，对他的部队造成了不适当的紧张。他还抱怨，在这种形势下抽调他的有限兵力的一大部分，划归总后备军，给他带来了压力。他自身的兵力，连充当各部门和总司令部的后备队都不够用，他怎能找到部队提供给总后备军？我提出，如果如他所想信的那样，敌人投入的主力针对英军，那末他将得到这整个后备军的好处；如果不是这样，问题无须再予讨论。他说对此他倒更喜欢自己与贝当将军所作的安排；根据这些安排，一旦发现英军或法军成为攻击目标，则七八个法军师或英军师可随时准备从侧面向北或向南移动支援。根据对前线的总体考察，看来有110个德军师面向57个英军师，其中至少有40个德军师面对我第5集团军；85个德军师面对95个法军师；4个德军师面对首批9个美国师，他们已进入防线各点，特别部署在圣米耶勒附近。
我们的谈话约在三点钟结束。在我告退时，军械署长向我建议，既然我在圣奥梅尔召开的化学战会议开始之前尚有两天空闲，我们不妨对我们呆过的第9师作一次短暂访问。他任那个师师长时我曾在那里服役，现由图德将军指挥该师，自我在印度担任陆军中尉那时候起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们立即启程。图德将军的指挥部设在尼尔吕，在佩罗讷以北10英里遭受战争严重毁坏地区，靠近英军防线的突出部，正好是受威胁防线的中心。我们于天黑之后抵达时，受到衷心的欢迎，寂静的前线只见到炮火的闪光。
图德将军保持高度等惕。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认为进攻将何时来临？”我们问。“或许明晨，或许后天，也或许一周以后。”次日一整天，我们在战壕里度过。令人疑虑重重的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前线，数小时不闻一声炮响。然而阳光照射的战场充满了不祥之兆。第9师据守他们称之为“灾难防线”的一段，也就是紧接康布雷战役德军成功反击之后稳定下来的地方。我们考察了防御系统的各部分，从骁勇南非士兵(素有“跳羚”之称)把守的戈谢林地到阿夫兰库村后坡地上的中程炮阵地。当然，凡是人想得到、办得到的事都没有忽视。前线纵深4英里是由铁刺网和科学设防的机枪掩体组成的迷宫。地面部队虽然分布稀疏，但这种部署保证能充分发挥每个士兵的战斗力。有关德军将使用大量坦克的传闻和合理预测，导致布设了宽阔的雷区，雷区里密布埋在地下的弹药筒，其灵敏的引信安置在铁丝网中间。在穿过横贯这些区域的狭窄小道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择路前进。夕阳西下时我们离开戈谢林地并向南非士兵告别；此刻我看到他们安详的神态就像德康比利战前夕莱奥尼达斯王的斯巴达勇士。
我在尼尔吕的废墟中就寝之前，图德对我说，“进攻肯定马上来临。今晚可以确定，敌人单在半英里的战线就会集中不少于8个营的兵力进行战壕突袭。”夜很静，只是间或从远处传来大炮的隆隆声和偶尔飞机袭击投下的炸弹声。我在4点稍后的万籁俱寂中醒来，静卧沉思。似乎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突然，数英里之外，六、七响十分而沉重的爆炸打破了沉寂。我想这或许是我们的12英寸大炮，但也可能是地雷。紧接着，正如钢琴家的双手在键盘上从高音部滑向低音部，在不到一分钟内响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最巨大的炮轰声。“凌晨4时30分，”鲁登道夫在他的记述中写道，“我们的弹幕在轰隆爆炸声中落地。”在远处，从南方和北方，强烈的轰鸣和回响向我们滚滚传来，而炮轰的火光透过精心纸糊窗户的缝隙像闪烁的炉火照亮了我小小的卧室。
我穿上衣服走到室外。在泥泞地外的铺板道上我与图德相遇。“战斗开始了，”他说，“我已命令我的所有炮队开火，你马上就会听见炮声。”但是德军炮弹落在8000码外在我战壕线上的爆炸声如此震耳，以致无法辨清离我们更近处差不多200门大炮射击所添加的喧嚣声。从坐落在尼尔吕高地上的师指挥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英里的防线，它呈红色跳跃火焰的广阔曲线，从我们身边绕过，沿第3集团军防线伸向北方，沿第5集团军防线伸向南方，两端都看不到尽头。距天明尚有两个小时，炮弹落在我战壕里的巨大爆炸几乎彼此相接，它们中间几乎没有空间或时间的间距。在爆炸炮弹之中升起一阵阵几乎是连续爆炸的弹药库的熊熊烈火。敌人炮轰的份量与强烈程度超过过去所知的任何炮轰。
只有一门大炮向指挥部开火，这门炮属于“珀西”的变种型号，它射来的炮弹都落在100码以外，没有造成伤亡。向南四分之一英里沿佩罗讷公路，一门威力大得多的重炮将师部食堂化为灰烬。白天来到了人间地狱，火焰的舞姿在烟幕下跳动，烟幕下爆炸的“弹药堆积处”升起一股巨大喷泉般顶上如蘑菇的浓烟。我因公务在身，必须离开这些场景；10点钟时，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向朋友告别，乘汽车顺利地驶向佩罗讷。我对图德的印象是，敲入冻结大地的不可动摇的铁钉。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第9师不但坚持了战斗，而且还顶住了敌人的每次猛攻，守住了第3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结合部的前哨阵地。只是因战线总的后移，才在下达命令后撤退。
03.
这里只能对战斗提供一个最简要的轮廓。已有许多全面而精彩的报导问世，还将写出更多的记述。综观其规模与强度、数量与质量，“米迦勒”攻势必须毫无例外地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最猛烈的进攻。在从桑塞河到瓦兹河40英里的战线上，德军同时出动了37个步兵师，有近6000门大炮的掩护；他们还得到差不多30个师的密切支援。在同一战线，英军防线由17个师和2500门大炮据守，另有5个师作为后援。此外，还有在瓦兹河以南由德军3个师向英军1个师发动的进攻。总计德军集结并投入超过75万的兵力对付30万英军。在突出部的北面和南面有两个长10英里的防线段，第9师就驻守在那里。敌人布阵的密度是每1000码配备1个突击师，达到的优势是4比l。
图37、3月21日战役示意图
————，3月21日早晨防线；…………，4月9日防线；Abbeville，阿布维尔；Ailette
R.，艾莱特河；Alber，阿尔贝；Amiens，亚眠；Ancre，昂克尔河；Arras，阿拉斯；Avre
R.，阿夫尔河；Bapaume，巴波姆；Barisis，巴里西；Beauvais，博韦；Bellonglis，贝隆格利斯；Bothune，博蒂内；Calais-Boulogne，加来—布洛涅；Cambrai，康布雷；Chauny，绍尼；Combles，孔布勒；Compiegne，贡比涅；Creil，克雷伊；Croisilles，克奋瓦西莱；Doullent，杜朗；Escaut，埃斯科河；Fifth
Britsh(Gough)，英军第5集团军(高夫部)；First
British(Honne)，英军第1集团军(霍恩部)；Fontaine，方丹；Hornoy，奥尔努瓦；II(Marwitz)，德军第2集团军(马尔维茨部)；Ilam，伊拉姆；La
Bassec，拉巴塞；La Fere，拉费尔；La Vacquerie，拉瓦凯列；Le Plemont，勒普莱蒙；Le
Plessis de
Roye，勒普莱西德鲁瓦；Lille，里尔；Mailly，马伊；Miles，英里；Moeuvre，莫厄夫雷；Montdidier，蒙迪迪耶；Moreuil，莫勒伊；Moy，穆瓦；Nerles，内勒；Nirlu，尼尔吕；Noye
R.，努瓦河；Oise
R.，瓦兹河；Orville，奥维莱；Paris，巴黎；Peronne，佩罗讷；Pontoise，蓬图瓦兹；R.Aisne，埃纳河；Renaud，雷诺；Roisel，鲁瓦塞勒；Roye，鲁瓦耶；Scale，比例尺；Scarpe，斯卡尔普河；Somme
R.，索姆河；Souisson，苏瓦松；St Quentin，圣康坦；Tergnier，泰尔尼耶；Third
British(Bing)，英军第3集团军(宾部)；VI，德军第6集团军；VII，德军第7集团军；Villers
Ghislain，维莱吉兰；Vimy，维米；von
Gayl，冯·盖尔；XVII(Below)，德军第17集团军(贝洛部)；XVIII(Hutier)，德军第18集团军(胡蒂尔部)
英军投入的部队包含整个第5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近半，分别由高夫将军和宾将军指挥。防御工事系统分作前哨区和战斗区，前者旨在阻滞敌人并打乱其编队，后者是主战场。防御系统平均纵深约4英里；其后还有后备区，那里没有时间或人力建筑工事，仅建有中程炮队和重炮炮队的掩体。实际上，在第5集团军的整个防线，尤其在从奥米农到巴里西的新接防地段，许多战壕线和火力点还只草率不完整的形式。例如，后方区仅有挖入草地几英寸深的一条线，连良好的公路和轻轨铁路的交通线都还没有。防御手段就是复杂安排的火力点、机枪掩体和棱堡，它们互相支援，在必要的地段由战壕或地道彼此相连，并受到严密组织的弹幕射击的炮队掩护或支持。在英军防线的后面就是索姆河战场的荒野。他们的左侧在战略意义上依托维米山脊突出的山壁；他们的右翼与相对较弱的法军部队相连。
关于进攻的时间或总方向毫不令人惊讶，使人吃惊的在于其规模和力量。在难以置信的狂轰持续了2—4小时，并在某些地方大量施放毒气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前进。1915年和1916年大部分时间里，该整个区域曾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敌人任何单位中不乏熟悉每寸土地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采取的进攻方式是，他们在康布雷战役后的反击中初次尝试过的“渗透”法的扩展。低悬的雾，有的地方很浓密，至少在最初阶段有利于他们的计划。英军所依靠的独立哨位系统，因为其数量相对较小必然稀疏地散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清晰的视野，既为他们自己的机枪手，也在较小程度上为保护它们的炮队提供射击目标。德军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以小股突击队顺利地进入我前哨区，并带有机枪和战壕迫击炮。其后紧跟大股部队，到中午时已在多处穿入我战斗区。英军各哨所，被炮弹与毒气炸毁、震懵或窒息，在迷雾中茫然不知所措，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还往往受到后面的包抄；但他们仍顽强自卫，与敌互有胜负。在整个约160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接着发生无数的浴血战斗。但是德军依仗他们的出色组织和对地形的熟悉，又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作后盾，在白天不断侵袭并在数处穿入我战斗区。夜幕降临时，英军各师几乎全都被迫退出最初的战线，在战斗区内多处与敌人混杂在一起。
英军各孤立哨所奋不顾身的抵抗，使敌人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并对最后的结果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从一开始德军就获悉他们所要对付的军队是，只要还有一枪一弹就会战斗下去，不管战场上别处出现什么情况或者是否还有胜利或逃生的希望。
战斗在继续。新增德军潮水般不停地卷入战斗。到22日夜，英国第5集团军已经完全被逐出战斗区，半数军队已退到指定的最后防线之外。英军第3集团军仍在战斗区内及其周围战斗。德军在瓦兹河以南的穿透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军死伤被俘逾10万人，并损失大炮近500门。德军一方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他们的进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其遭受的损失在战斗中显得微不足道，压倒多数的后备军随时可供调遣。另一方面，英军的总后备军仅8个师，其中5个师可随时调用。法军行动太慢或者距离太远，因而连续数日一直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援。于是，休伯特·高夫爵士于22日夜命令索姆河后面的第5集团军全面撤退。他下此命令的目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佩罗讷的重要中心及其以南的索姆河”。他退往这一线采取全面防守后方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样薄弱防线一旦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开始撤退，那末只要敌人的压力持续不断，撤退很难停止。各军或师的情况十分不同，以致中途停下来抵抗的部队会发现自己的侧冀因其他部队退却而被暴露。索姆河上的许多桥梁大多被炸毁；但留下来的——其中交付给铁路当局而不是给部队的最重要的几座——还足够德军运大炮迅速过河。加之在这个时节该河很容易徒步涉过。
于是英军战线跨过昔日布满弹坑的那片可怕的无人区战场，连续五天往后退却。各骑兵军则填满防线的缺口，空军集中全力投入战斗，低空飞行，给源源不断向前推进的敌人纵队造成沉重损失。其间，从战线其它部分抽调的后备军以及由军校和技术机构临时组建的部队也相继抵达战场。与此同时，随着每日的推进，德军突击的力量和势头减弱。实际战斗已经为疲惫的双方军队痛苦而艰难的向西跋涉所取代；当退却的英军得到足够的增援而全面停止后撤时，追击者也发现自己同样精疲力竭，他们自己的大炮和给养远远地落在后头。到27日夜，大战的第一次危机结束了。
全部“米迦勒”攻势都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但是“火星”攻势在哪里？德第6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右翼原定于23日投入战斗，向阿拉斯和维米山脊进攻，但他们直到28日才发起进攻。这里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原因。因为宾将军已秘密地将部队从蒙希的防线撤退，并防守后方4英里处的阵地。德军对伪防线的空战壕实施炮轰。他们花了4天4夜才将大炮拖上前来对新阵地发动攻击。因此第二个大浪潮未能与第一个汹涌波涛同步进行。第二个大战没有增加第一个大战的强度，而是在第一大战的高潮过后的单独战争。此外，德国第2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在初始进攻中取得的进展没有实现鲁登道夫的预期。23日上午9时30分，他不得不放弃首要的战略希望，即全面击败在法国的英军并将其逐至海岸，不得不满足于达到以下极其重要的确定目标：通过占领亚眠把英军和法军隔离开来，第18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正在向亚眠挺进。他中午下达的命令是：“很大部分英军已遭沉重打击。……现在战争的目标是沿索姆河两岸快速前进以隔开法军和英军。”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缩小的目标。
28日晨，已被延误的向阿拉斯阵地的进攻(代号火星)开始。进攻是在一条20英里的战线上发动的，由德军20个师对英军8个师。双方采取的方法与3月21日相同。但是天气晴好，防守方工事的机枪和大炮达到了最佳的配合。每一处的进攻都被击退，并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连前哨区的许多火力点都守住了。战斗区没有一处受到严重影响。负责防卫的各战斗师根本不需要外边的后备军。德军虽然极其勇敢地向前推进，但纷纷倒地，尸体成堆。②8天战斗的结果，英军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军援助的情况下，阻止或者说打败了这次空前规模的进攻。
从23日上午起法军断断续续地和无力地投入战场南部的战斗。当日拂晓，一个师(第125师)进入战斗。夜间，一个不骑马的法军骑兵师进入防线。法军第9、10、62和22师于24日下午进入防线，虽然只有两个师没有炮队，但所有师都没有“机枪”，步枪弹药每人不超过50发。法约勒将军25日上午即接受防守索姆河以南第5集团军整个战线的职责，但是直到27日，战斗的主要压力，甚至在这个区域，也仍继续由筋疲力尽的英军部队承担。直到28日午夜，第一次和第二次战斗的危机过去时，法军没有一次用6个师以上的兵力同时投入战斗，而且没有一个师认真作战。战斗直到28日的转折点都只是在英军与德军之间进行。
战事已近最后阶段，此时仍在作战战线的那些地段的法军不断积集力量，他们发挥了与英军同样的作用。德军第18集团军打退法军的微弱抵抗，实际上已于27日占领了蒙迪迪耶。但这是德军推进的最远点。鲁登道夫说，“现在敌人的防线越来越密集，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在攻打自己；而我军没有援助就不再有足够力量制伏他们。弹药不足，供应困难。尽管我们作了各种准备，但公路和铁路的修复需时太长。在全面补充弹药之后，第18集团军于3月30日进攻蒙迪迪耶和努瓦永之间地区。4月4日，第2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右翼进攻的索姆河以南面对亚眠的阿尔贝。这些攻击不起决定性作用。③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敌人的抵抗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制止的。……战斗到4月4日结束。”
让我们集中注意实际发生的事实。胜利属于何人？与一般接受的判断相反，我认为，根据严格检验得失来判断，德军被决定性地打败了。鲁登道夫未能达到一个战略目标。到23日上午他被迫放弃了战胜英军主力并迫使其退到海边的梦想，不得不满足于攻占亚眠和隔离英军与法军的希望。4月4日以后，他又放弃了这两个十分重要的但对于他是次要的目标。他说，“战略上，我们没有实现23日、24日和25日的胜利鼓励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我们也未能拿下亚眠。……这尤其令人失望。”那末他们得到了什么？德军重新占领了他们的旧战场和一年以前残酷蹂躏和毁坏的地区。他们再次拥有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没有肥沃的省份，没有富饶的城市，没有山川屏障。没有新的未开发资源成为他们的报酬。目光所及，只有令人憎恶的向四方延伸的弹坑累累的战场。废旧的战壕、无边无际的坟场、皑皑白骨、炸毁的树木和毁坏的村庄——从阿拉斯到蒙迪迪耶，从圣康坦到维莱布勒托讷，这些都是最伟大的军事思想的杰作“死亡之海”，和可载入战争编年史的最可怕的猛攻。大战以来首次，或者无论如何可以说从1914年伊普尔之战以来，他们的损失或阵亡士兵数与英军之比是2：1，阵亡军官数之比是3：2。他们俘虏了6万人，缴获1000余门大炮以及大量弹药和物资。但是他们俘获人员的优势远远抵不过大量人员受伤的损失。他们的物资消耗大于他们的俘获。如果说德军的人员损失是严重的，那末他们的时间损失是致命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德国陆军不再蹲伏蓄势，而是无力地躺卧；它的大部分后备军已经展示而且投入了战斗。另一方面，由于严重危险的压力协约国不得不付出努力和牺牲，正如我们将看到，如今带给她们的好处大大超过她们的损失。
对这次会战的互相指责在英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4月，陆军部作战处长莫里斯将军，因政府未能在冬季增援陆军而忿忿不平，指责劳合·乔治先生不正确地向下议院报告了这次战事的事实和数字。这不但在反对党中，而且在政府的支持者当中，甚至在执政党的党员中引起了紧张和半信半疑。当阿斯奎斯先生在辩论中提出正式质疑时，首相使下议院深信，他的报告以莫里斯将军的副职书面提供情报为根据。这一答复对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争论的实际是非曲直几乎不再讨论。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随后出现的分歧，它标志他的自由党追随者和阿斯奎斯先生追随者之间的分裂。8个月以后，在大战胜利之际举行大选时，所有当时在这件事情上投票反对政府的人，现在受到了获得胜利的联合政府的反对，几乎无人幸免于政治排挤。此次争执的反响一直持续至今。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次临时判断。如果黑格没有在帕森达勒之战中消耗自己的军队，或者，如果至少他同意在9月停止那场进攻，那末他3月21日本可以指挥(冬季实际上没有从英国给他派来新兵)足够的后备军，使他能够支撑受威胁的防线。要是没有帕森达勒之战在首相和战时内阁思想上引起的恐惧，那末毫无疑问，他原可以得到数量大得多的增援；从而他将做到既减少生命损失又得到较大增援。假如尽管有帕森达勒之战的失利，要是战时内阁按应该做的那样给他增援，那末3月21日本来可以守住防线。导致英军数量不足的种种原因的责任，应该由总司令部和战时内阁分担。根据宪法原则，毫无疑问最大责任在战时内阁：在远远超越军事或技术领域的问题上，内阁没有使总司令与他们的信念保持一致；还由于他们与总司令的意见分歧，他们没有对军队做到完全公正。然而，鉴于军界的影响在战时占优势，至于“军人”与政治家之间冲突的严重危险，英军司令部必须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04.
我23日在圣奥默附近化学战学校工作了一整天，直到24日中午才抵达伦敦。在化学学校得不到关于战斗进展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因此我立即前往陆军部，探听来自法国的消息。亨利·威尔逊爵士表情极其严肃，他把电报和自己的一张地图拿给我看。我俩步行横过马路前往唐宁街，首相正在那里等他。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日子，劳合·乔治先生和弗伦奇勋爵一道坐在花园里。他们似乎认为我有了第一手消息，于是转身朝我看。我解释说，我所了解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从电报里读到的多，看到的只是一个防御地段头几个小时炮轰的情况。谈了一会儿一般性话题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守不住我们已经如此精心建筑的防线，我们怎么能够使用已经被打败的军队守住更后面的任何阵地？我回答说，每一起进攻随着它继续进行都要失去它的力量。这就像把一桶水倒在地面上一样，水起初急速向前流动，然后一路前进一路渗透，最终完全停止，直到再拿来一桶水。在后退三、四十英里之后肯定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喘息时间；这时候如果作出一切努力，防线就可以重新构筑起来。看来他已经派遣米尔纳勋爵前往法国，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参谋长说他本人打算当夜前往。于是我们商定在他启程之前一起在埃克尔斯顿广场我家同进晚餐。只有我的妻子在场。我回忆起来，在大战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令人焦虑不安的夜晚了。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伟大品质就是忘记过去并将整个心身集中于应付新形势的才能。英国可供迅速派遣的部队有20万人；弹药和装备怎么样？威尔逊说，“我们很可能损失1000门大炮，”而“堆积如山的军火和各种各样补给品肯定被丢掉了。”我感谢我当时所处地位，我说，关于这些问题至少没有担心的必要；一切都可以立即从我们的储备中得到补充，并不影响正常供应。不久，总参谋长去赶火车，就只剩下我们二人在一起。首相在真正可怕的职责压力下，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不影响战事的进程，但具有头等重要性。24日夜，战斗处于最不利的时候，贝当将军软弱无力而行动又迟缓的援助，正引起严重的关注，当晚贝当将军在亚眠附近的迪里会晤黑格和他的参谋长。尽管确认德军有62个师投入战斗，其中48个师是从后备军新调来的，贝当断言德军主攻仍可能到来，主攻对象将是香槟的法军。他通知黑格说，如果德军继续向亚眠逼近，那末当时集结在蒙迪迪耶周围的法军将遵照法国政府的命令撤向博韦以保卫巴黎。他表明已经照这个意思采取了行动。两年多以前由基奇纳勋爵亲自给黑格下达的最初命令，简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法军的团结。”但是在此危机时刻完全抛弃了团结的基本原则。
得知法方这一关系重大的意图，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马上发电报要求战时国务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火速前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两人已经各自启程。米尔纳用极大的精力办事，在圣奥梅尔见过黑格的参谋长之后，直接驱车前往巴黎把共和国总统克列孟梭和福煦找到一起。他们一同于25日赶赴贡比涅调查贝当的意图；最后，他们带上贝当，于26日中午在杜朗会晤黑格，亨利·威尔逊已先期到达那里。危险的严重性化解了个人之间的和国家之间的所有的偏见与对立。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周以前还被形容为“老糊涂”的福煦，现在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唯有他一人拥有崇高的声望和毅力能防止法军和英军分裂。米尔纳建议福煦应有对亚眠前线军队的指挥权；黑格宣称这还不够，必须授予福煦“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整个法军和英军的实际指挥权。一个月以前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老迈的“老虎”曾鲁莽地对福煦表示直言不讳的疑虑，“闭上你的嘴，我就是法国的代表。”现在该轮到福煦讲话了，“您交给我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危险的形势，支离破碎的防线，正在进行不利战斗。但我还是接受。”就这样，第一次在西线建立了统一指挥，这是劳合·乔治先生长期以来谨慎而巧妙地但坚持不懈地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个目标不管有人如何说三道四(肯定不少)，历史将证明，它对协约国事业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数周之后在所谓“博韦协议”中各种应急安排得到进一步确定和详尽说明，根据这项协议，一国军队总司令如果断言最高统帅的命令危及他部队的安全，保证他有权向本国政府提出申诉。
对高夫将军采取了严厉措施。第5集团军自28日起不复存在。它遭受重创的各师在防线后方进行痛苦的改编。缺口由现在迅速赶到的法军、骑兵、从军校召集和临时组建的部队以及罗林森将军堵住，罗林森将军开始用少得可怜的五花八门的人员和物资组建“第4集团军”，坚持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的防线。
高夫再也没有得到另外的军事指挥权。内阁坚持将他免职；或许是正确的理由是，他已经失去部队对他的信心。这位军官在整个大战期间节节上升，从骑兵旅长升到集团军司令。据认为，他1916年底在昂克尔河作战中功绩突出立下殊勋。他和普卢默一起在帕森达勒战役过程中首当其冲，在战斗结束时，人们把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他是一位典型的骑兵军官，具有坚强的个性和无忧无虑的孩子般天真的举止。他是一个绝不吝惜自己或自己部队生命的人，当时充当了代价惨重而无望的进攻战的工具，他从帕森达勒战役悲剧中崭露头角，遭到所属高级军官的强烈怨恨，关于这种怨恨的传闻甚至遍布普通士兵中间。一年多的时间使他声名糟到士兵与军官都不愿意在第5集团军服役的程度。有人确信，该集团军供应粗劣，对进攻战不作充分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夫没有条件克服别人对他极坏的印象。然而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未能找到理由指责他3月21日战斗中总的所作所为。看来在战前和战斗中他采取了每一种措施：这些措施是他的经验和能力能够策划的，也是他极端不足的人力和物力能够容许的；他的镇定不曾动摇过，他的活力不曾耗竭，他的重大决定谨慎而又果断，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没有哪个片断比造成他丢官的那场灾难更令人肃然起敬。
05.
我有责任履行我作出的保证，那就是所有物资损失将立即得到补充；为此，军需部委员会，其下属70个部门和250万男女工人从不知休息，只是以冷静的激情辛勤劳动。每一个长期紧张开工的工厂，放弃了劳动者健康所需的复活节松一口气的机会。一个思想主宰了整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一个月之内完成全部任务。大炮、炮弹、步枪、弹药、马克沁式机枪、刘易斯式机枪、坦克、飞机和成千上万种附件都从我们珍藏的储备中聚集起来。风险是相对的，于是我决定省略常规射击测试，保证提前一个月供应大炮，结果没有发生不幸事故。
3月底以前，我已能向战时内阁和总司令部保证，一俟陆军接收部门能够办理手续，到4月6日就可以供应近2000门各种性能的新大炮及其全套装备。不过实际上，1200门大炮就能满足需要。
————————————
①总司令部。
②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参谋军官说，“看来似有充足光线和时间，对正确布置机枪的防守而言，进攻人数的多少只是提供较理想的靶子的问题。”无人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
③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第51章、高潮
01.
4月9日星期二，德军对英军的第三次大的战役努力开始了。为了阻止德军向亚眠的推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被迫削减其防线其它地方的兵力。他不是平均地削减，而是运用有选择的明智方法。他保持从阿拉斯到拉巴塞运河的日旺希一带巨大中心设防区的强大实力，要塞包括便于防守的朗斯煤田重要地区和连同维米与洛雷特高地在内的大片居高临下地带。在设防区以北，防线不可避免地非常薄弱。英军58个步兵师中有46个师曾在索姆河作战，第5集团军各师正在改组，不宜开入战线。为了把守拉巴塞运河与伊普尔运河之间4万码的防线，黑格只能提供6个师；每个师必须铺开守卫7000码的阵地——就是说，铺开得比第5集团军各师在3月21日以前的防守面更宽；而且几乎所有部队前两周在索姆河的战斗中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因而在德军打击来到前的危急形势下，甚至连这些不稳定的部署都无法完成，所以在新沙佩勒的差不多1万码防线目前由葡萄牙军4个旅组成的一个师防守。
鲁登道夫袭击的目标正是这一段裸露的防线；时间是英军原定用两个师替换葡军的前一天。到4月3日，德第6集团军得到17个师的增援，第4集团军也增加了4个师。德第6集团军准备进攻阿兹布鲁克和凯默尔外边的高地，第4集团军准备进行支援并扩大战果。阿尔芒蒂耶尔镇，因为遭7日夜开始的毒气弹轰击，毒气弥漫，成为无法穿越的地区；德军北翼因此受到保护，在一条11英里的战线上德军10个师向葡萄牙第2师和该师两侧的英军第40师与55师挺进。不少于7个师的德军猛攻葡萄牙军4个旅，葡军立即溃不成军。其侧翼因葡萄牙军溃败而暴露，也很快被压倒。浓雾遮掩了部署在防线后面纵深处的英军机枪掩体。在德军推进的两个小时以内，我防线被打开了1.5万码以上的缺口，通过缺口大量德军像潮水般涌入。组成英军后备部队的第50师和51师，战斗刚一开始便退向利斯河与拉韦河交汇处第二道防线的指定阵地，但是德军突破非常突然，德军推进强度又猛烈，造成葡军撤退的人流普遍的大混乱，因而阻碍英军完全占领事先准备的阵地。他们迅速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运动战。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德军抵达了原来防线后面5公里处埃斯泰尔的郊外；英军5个师的余部在这四面受敌的小块地区周围，奋力构筑并守住一道防线，对付全部投入战斗的德军16个师。
10日早晨天明，德军第4集团军向阿尔芒蒂耶以北4英里长防线发动了第二次猛攻浪潮。这一阶段进攻的时间定在主攻发动24小时以后开始，有充分理由预期在这个地段的英军后备军此时已进入初次战斗。事实上已有4个旅被转移；因此，德军5个师的全部力量压向了我第19师和第25师的5个旅，这5个旅后面只有第29师所剩的一个旅作后备。敌人的进攻获得成功，我防线被突破。“塞子街”村，梅西讷的大部分和维查埃特山脊的山顶，到中午都落入了敌人之手。第34师处于被隔绝在阿尔芒蒂耶尔周围的极大危险中；到10日晚，德军实际上已主宰或可能主宰从维查埃特到日旺希整个英军防御系统。白天，莱斯特朗和埃斯泰尔都已被攻占；夜间，英军8个师的幸存者还据守着一条30英里临时建立的防线，死死抓住德军27个师，德军实际上有21个师参加战斗。第34师于夜间从阿尔芒蒂耶尔突围，凭智谋技巧才逃脱了敌人迅速合拢的夹击。
但是遭攻击的防线虽然大部分严重受损，防线的两翼仍把守得非常牢固。兰开夏师即第55师，在日旺希和费斯蒂贝尔建立起完整的防御工事和组织，在连续七天中打退敌人的每一次进攻，自己损失3000人，俘敌900人。在敌军进攻的北冀，据守的是第9苏格兰师，在3月21日早上该师据守尼尔留巍然不动。它在那次大会战中进行了最杰出和成功的战斗，官兵损失5000余名，但随后迅速得到了新兵补充，该师被送往据信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休整。向南的整个防线被击破，其右翼向后退，经过重组的南非旅，于10日下午4时将德军逐出了梅西讷山顶。敌人企图将该师赶出它已经牢牢钉住的阵地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因此这几个支撑点岿然不动，虽然它们之间的防护墙被完全摧毁。整个防线的安全和战斗的最终结局毫无疑问地取决于这个实际状况。
图38、进攻利斯和凯默尔：进攻利斯1918年4月9—18日；进攻凯默尔4月23—29日。
——，4月9日德军前进线；--------，4月10日德军前进线；—·—·，4月12日德军前进线；Armeintieres，阿尔芒蒂耶尔；Bailleul，巴约勒；Beigians，比利时军；Bethune，贝蒂纳；Cassel，卡塞勒；Dixmuide，迪克斯迈德；Estaires，埃斯奉尔；Festubert，费斯蒂贝尔；First
Army(Home)，英军第1集团军(霍恩部)；German Fourth Army，德军第4集团军；German Sixth
Amly，德军第6集团军；Givenchy，日旺希；Hazebrouck，阿兹布鲁克；Hollebeke，霍勒贝克；Kemmel，凯默尔；La
Bassee，拉巴塞；La Bassee
Canal，拉巴塞运河；Merville，梅维尔；Messines，梅西讷；Miles，英里；Neu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