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军事行动的任何性质的研究，都必须紧密结合前几年的海战情况来进行。这次战争一直延续了好几年，海军的封锁对于整个战争的形势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有人追问历史学家，究竟是哪一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他很可能选择1914年8月2日这一天。当时，英国还没有宣布参战。那天凌晨1点25分，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向海军下达了动员令。英国海军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再一次赢得特拉法加尔式的胜利，但是它对于联军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却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巨大。海军舰队是进行封锁的工具，但只有等到战争烟消云散以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海上封锁在战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如果更准确一点，那就应该说，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封锁的效果，类似于美国监狱里对付不顺服的囚犯所使用的那种拘束衣。这种拘束衣是逐渐地发挥惩戒作用的。犯人穿上它以后，开始活动受到拘束，而后便会感到呼吸困难；穿着它的时间愈久，则进行反抗的力量也就愈弱，甚至最后完全吃不消。
　　孤立无援的地位，必然引起毫无希望的后果。历史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损失，而是希望的丧失。没有一个史学家会把下列事实估计太低：德国人民完全处于半饥饿状态，是使德国“国内战线”发生总崩溃的直接原因。现在，姑且不谈革命对于军事失败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只是明确指出，在探讨任何军事形势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到封锁这个因素，因为它是一个捉摸不定而又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迫使德国在1915年2月发起第一次潜艇战役的原因，如果不说是海上封锁的直接影响，出应该看成是它的潜在威胁。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德国人发起了潜艇战，英国便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借口，解除了“伦敦宣言”的束缚，更加紧缩了它的封锁圈，并且公开宣称，英国军舰将拦截和检查所有一切有向德国运送货物嫌疑的船只。当德国人用鱼雷把“露西丹尼亚”号炸沉以后，美利坚合众国也有了一个宣布参战的重要借口。此外，这个事件的发生，也使美英两国之间由于英国执行封锁政策而引起的摩擦得到了缓和。
　　两年以后，德国即因为遭到封锁而在经济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这就迫使德国军界首脑们丢开一切顾忌，重新采取了“无限制”的潜艇战。英国军民必须依靠海运进行补给，而就军事实力来说，这是它的致命弱点。潜艇战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效果。于是就有人作出结论，认为这种大战略计划中的间接路线，将会给国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应用于每一个国家，但是对英国说来，它却是差不多完全合适的。试以船舶的损失为例。2月，英国船舶的损失为50万吨，到了4月，即增加到87万5千吨。尽管英国采取了反措施，使船舶损失的数字逐渐减少，但这时英国的国内存粮，却只够全国人民6个星期的供应了。
　　德国首脑们对于经济崩溃的危险是很耽心的，因而指望在经济方面求得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促使他们发动了潜艇战争。他们完全意识到，这样做将有可能促使美国参战，但是仍然下决心冒险一试。1917年4月6日，这个危险终于变成了事实。尽管美国为动员军事力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这一点也是德国人早就预料到了的，但是美国一旦参战，在加紧从海上封锁德国方面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作为交战的一方，美国很坚定地利用了经济手段来充当武器。它不大顾及中立国家的权利，其所作所为，要比早先英国采取的手段强硬得多。尽管一些中立国家构成了某些障碍，但是封锁并未因而削弱。于是，美国把对于德国的封锁变成了一个圈套。它把这个圈套越拉越紧，使德国逐渐遭到削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军事实力完全依赖于经济基础。很遗憾，这个真理竟常常被人们忽视了。
　　关于封锁，可以看成是大战略范畴内的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对于它，几乎找不到有效的抵抗方法，也不必耽心将要产生什么危险的后果，当然，封锁的效果是会来得迟缓一些。但是实行封锁的时间愈长，则其效果也就愈大。到了1917年底，中欧国家就更加感觉到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了。正是经济上的压力刺激和迫使德国人在1918年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而且正是进攻的失败使他们招致了自我戕害的恶果。德国人既然不愿意及时求和，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发起进攻，或者是坐以待毙，慢慢地耗尽力量，但最终都是必不可免地走向失败。
　　在1914年的马恩河会战之后，德国人如果立即在西线转入防御，或者稍晚一点很快转入防御，同时却在东线开始进攻，那么，战争的结局也许可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毫无疑问会实现征服中欧的梦想；另一方面，只要美国处于冲突之外，那他们所遭到的封锁就始终都会是不充分不全面的，那个封锁圈也始终是会拉不紧的。如果真是这样，德国即可以控制住整个中欧地区，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甚至于使俄国在经济上也从属于德国。那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很难指望从德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两张王牌，即迫使德国放弃比利时和法兰西的北部地区，而且德国人也将毫无疑问地要保住他们在东线所抢到的一切东西。德国兼并别国领土而扩大了面积以后，其经济潜力和资源也一定会随之增加，因此，它本来可以放弃在军事上再去征服西方联军的愿望。事实上，放弃那种任何好处也不能带来的目标，那正是符合大战略精神的行动，而顽固地追逐着这样一种目标，则是最大的愚蠢。
　　然而，到了1918年，这样的机会早就丧失了。德国在经济上已经遭到很大的削弱，而封锁它的包围圈又越来越紧，即使它还能不断地攫取占领地的资源，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运回物资，但它的经济情况却在不断恶化。
　　在上述条件之下，德国人决定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其目的仍是想要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他们从德俄前线抽回了一些部队，因而在兵力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优势。但与联军发动进攻时所拥有的兵力作比较，他们的优势则是很有限的，1917年3月，法英比联军集中了178个师，用以对付德军的129个师。而在1918年3月，德军用以进攻的虽有192个师，但当面的联军却是173个师。其中，有9个美军师。美军师实际上是4个半，因为它的编制要比欧洲师大一倍，所以按比例折合为9个师。以后，德军继续从东方抽调回来的师，大概只是几个而已。但是，美军陆续调来欧洲的兵力，开始有如一条小小的溪水，尔后迫于紧急情况的压力，也就变成了急速的巨流。德军在其总兵力中留下的预备队为85个师，而且都是鼎鼎有名的“突击师”；联军方面作为预备队用的，只有62个师，而且还是分散指挥的。联军本来有一个计划，把30个师的兵力集中起来，作为总预备队，由凡尔赛军事执行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是这个计划后来被破坏了。英国将军海格声称，他不能把自己的17个师交给执行委员会。而在严重考验时刻到来之时，法英两军司令官之间关于相互支援的协定也未能兑现。迫在眉睫的危险促使联军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措施。由于海格的主动支持，福煦才又担负起协调联军作战的职责，以后便被任命为联军的总司令。
　　同以前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比较起来，德军这一次的作战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力求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二是其目的更为广泛。如果对德军统帅部及其参谋人员表示尊敬，那就应该指出，他们深深知道，虽有优势兵力也难抵消进攻方面由于完全暴露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他们也知道，只有巧妙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欺诈手段，设法迷惑敌人，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只有使用突然性这把万能的钥匙，才能打开长期以来僵持对垒着的阵地防御的大门。
　　德军在这次进攻的计划中，曾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短暂而激烈的炮火准备上面。炮火准备使用的是化学炮弹，即毒气弹。当时，鲁登道夫还没有看到坦克的重大作用，因而并没有在战役中使用它。步兵则接受了新的渗透战术的训练。这种战术的实质，就是要使先头部队查清并摸熟敌人防御中的薄弱地点，设法穿插进去。预备队的任务当时还只限于发展胜利，而没有规定它要在万一失败时去恢复原来态势。预期实施进攻的各个师，是以夜行军的方法接近战场的；大部分炮兵都隐蔽地集结在前沿附近，而且不进行试射使突然开火。此外，在整个战线的其他若干地段，也进行了似乎是发起进攻的炮兵射击。这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其对主攻方向判断不清，另一方面也能促使这些地段的部队保持战斗准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情况。鉴于同盟者发动的多次进攻战役都遭到失败，鲁登道夫接受了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应该首先解决战术任务，而后才考虑如何达成纯粹的战略性目的。如果战术上的胜利都得不到保证，那么追求战略目的就将毫无意义。既然不可能采取战略性的间接路线，那鲁登道夫的这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德军根据这个计划采取了一种新战术，也随之而采取了一种新战略。这样一来，战略和战术就相互联结起来了，而且两者的基础是同一个原则。这是一个新的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原则，即尽量追求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在1918年，由于法国前线的条件所限制，德军不可能在敌人期待较小的方向采取行动。鲁登道夫也没有作这种打算。不过，当敌对双方在堑壕防御的条件下彼此直接接触时，如能尽快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又迅速在抵抗力最小的方向上扩张战果，那么，同样也能达到在通常条件下对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采取行动所能达到的目的。
　　德军曾经顺利地突破了联军的防线，并且开始以高速度前进来扩张战果。可是鲁登道夫的计划终归还是失败了。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无论是在这次进攻失败之时，或者是在整个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批评者的意见都集中于一点：认为鲁登道夫是在战术上出了偏差，因而改变了突击方向，分散了兵力，以致使战术上的胜利损害了战略企图。看来，批评家们认为，鲁登道夫所主张的原则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在战后仔细研究一下德国的文件资料，以及鲁登道夫签发的命令和指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看法。所以，鲁登道夫的真正错误似乎在于：他只是在理论上认识了这个新原则，而并未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也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新战略理论的一切后果，并不想完全按照这一理论去采取行动。实际情况表明：当德军在个别地段遭受到战术上的失败时，他为了恢复态势而过多地消耗了预备队，而在战术上取得胜利需要扩张战果时，他又犹豫了太长的时间。
　　早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德国方面即开始出现困难。原拟选择阿腊斯至拉费尔的100公里正面，并由第17、第2和第18三个军团担任进攻。但是同时提出了另外两个方案。第一案，主张从凡尔登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但是这一案后来被否决了，其理由有三条：一是这里地形条件不利；二是即使能够实现突破，也未必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三是这个地区差不多已有一年没有发生战斗，因而法军已经养精蓄锐，恐怕很不容易突破。第二案，在伊珀尔与朗斯之间实施进攻。尽管这一案得到了鲁登道夫的军事顾问魏兹尔的拥护，得到了在圣康坦到海岸地区进行指挥的鲁普里赫特亲王的赞同，但鲁登道夫还是把它抛弃了，其理由是，在这个地段很有可能遭遇到英军主力的突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很难通行的沼泽地。
　　最后，终归还是选定了阿腊斯至拉费尔这个地段，其原因，除了地形条件比较有利之外，是那里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薄弱，担任防御的兵力和预备队也比较地少。此外，那个地段的南面还紧接着法英两军的接合部。鲁登道夫曾经指望，首先把法英两军隔绝开来，随后把英军击毁。按照他的估计，英军在伊珀尔经过长期苦战后，一定是大大削弱了。就总的情况来说，这一地段的联军兵力，毫无疑问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但就具体事实来看，鲁登道夫的估计却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一地段的北部，约占全正面的三分之一，不仅有坚强的防御工事，而且由英军的第3军团进行着严密的防卫。该军团共有14个师，其中有4个师充当预备队。同时，英军总预备队中的大部分兵力也都集结在这个侧翼。因此，他们可以获得而且及时获得了位于更北地区的其他英军部队的支援。这一地段的中央部分和南侧一带，曾是德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在那里担负防卫任务的，是英军的第5军团。他们一共是5个师，抗击着德军第2军团的进攻。由此往南，在延伸较长的防线上，则由7个英军师进行防御，其中有一个师为预备队。在这个正面实施进攻的，是德军的第18军团。
　　鲁登道夫命令在阿腊斯附近的第17军团用19个师的兵力实施首次突击，其进攻正面为24公里，但这只是其左翼的兵力。对于正向康布雷方向突击的英军，鲁登道夫并未打算实施正面进攻，而只想予以箝制，因此在这一地段的8公里正面上，仅仅用了德军第2军团的2个师。这个军团集中了18个师去进攻英军第5军团的左翼。只有5个师的英军第5军团，正占领着24公里的防御正面。在最南端的地段，德军第18军团是从圣康坦的两侧实施进攻的。鲁登道夫给该军团的任务是，使用24个师的兵力在宽达43公里的正面上实施进攻。所以，鲁登道夫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但仍然根据敌军兵力的分布情况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敌军防御中的最薄弱地段。
　　鲁登道夫在命令中所规定的方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他规定在松姆河以北地区实施主要突击。突破敌军防御以后，第17和第2军团就应转向西北进攻，把英军压迫到海岸边上。它们的左翼将由一条河流和第18军团加以掩护。这样，第18军团将对实施主要突击的第17和第2军团起侧翼保障作用。可是，事情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了。鲁登道夫寄希望很小的地方，迅速地取得了战果，而他抱希望很大的地方，竟没有任何的成绩。
　　1918年3月21日凌晨，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在晨雾的掩蔽之下，进攻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当时，英军在松姆河南面担任防御的部队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实施进攻的德军也比较弱，但是该地的防御却被突破了。在阿腊斯地区，德军的攻击没有进展，因而对河流北面的整个攻势带来了不良影响。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本来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可是鲁登道夫却因此而自己违背了新的原则。他不惜一连花费几天的时间，去拼命突击阿腊斯地区的坚强要塞工事。鲁登道夫始终把敌人顽强固守的阿腊斯方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力图在那里恢复进攻的态势。他当时还尽量约束第18军团，尽管该军团在进攻中没有遇到敌人的严重阻挠，却不准他们继续长驱南下。直到3月26日，鲁登道夫在给第18军团下达命令时，还是不准他们渡越阿弗里河，规定他们的进攻速度要与友邻的第2军团取齐。当时的第2军团，因为受到在阿腊斯附近的第17军团的牵制，其前进速度也极为缓慢。由此可见，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在使用从正面进行直接突击的方法，去进攻英军防区中最坚强的那一地段，企图以此击溃英军。出于抱有这种固执的观念，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预备队投到松姆河南岸地区去，因而不可能取得胜利。后来，他虽然想要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时机已经过去，再也来不及了。
　　在当时情况下，绕过英军翼侧以后，如能麾兵直趋阿腊斯要塞的后方，那么，原定向西北方向转击的计划，未尝没有成功的希望。3月26日，由于遭到惨重损失，德军在松姆河以北地区的进攻，即第17军团左翼和第2军团右翼的进攻，已经明显地减弱了威力。在松姆河南面地区第2军团的左翼到达了松姆河会战的旧战场，那里已经变成了人工造成的沙漠，因此，德军在补给供应和交通运输两方而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有第18军团还能继续前进，而且没有丧失原有的冲击力。
　　局势的变化迫使鲁登道夫拟制新的计划，但那个老计划仍然在发生影响。3月28日，他命令第17军团以其右翼兵力再次向阿腊斯附近的高地实施新的直接进攻；同时，命令第6军团在维米和拉-巴塞地区向北实施突击。这一次，他考虑到了松姆河南岸业已形成的有利态势，便把亚眠指定为第2军团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他还是制止第18军团继续前进，不准他们向亚眠的侧翼方向实行迂回。这样一来，对亚眠城的进攻，也只好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采取正面突击的方法。
　　3月28日，德军重新发动了对阿腊斯的进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伪装措施，而且碰到了英将拜恩第3军团所固守的预有准备的坚强防御，结果又遭到了失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鲁登道夫才放弃原来的计划，把自己的主力和余下的一部分预备队调去进攻亚眠城。在这同时，他却命令第18军团继续在原地停留两天。这样一来，进攻自然不会取得成绩。因此，在3月30日重新发动进攻时，参加的兵力也就有限，而且单靠那些兵力也是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当时，法军方面部获得了准备时间，既调来了预备队，也加强了防御工事，封闭了德军前次进攻在他们防线上打开的缺口。在这次作战的头一天，法国的炮兵紧跟在步兵的后面，正式参加了大规模作战，进行了集中的射击。4月4日，德军再一次进行尝试，使用15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但其中只有4个师是生力军，因而其结果自然是更少成效。
　　鉴于进一步发起进攻将要消耗更多的兵力，鲁登道夫终于作出决定，暂时休止对于亚眠的突击。当时，他始终没有想到应把自己的主力投到英法两军之间的接合部。早在3月24日，贝当就曾向海格提出警告，说，德国人如果继续向法军防守的地段突击过来，那他将不得不把自己的预备队从这一地段调走，用去挡塞西南方向，以便防卫巴黎。本来，德军只要对法方的防御阵地再稍微增大一点压力，他们马上就可以把已经打开的一条小裂缝扩大成为一个大缺口。
　　根据这次作战的经验，可以得出两点历史性的结论：一、接合部是最敏感的，也是最有利的攻击点；二、当两军的翼侧彼此紧密联接时，要从其接合部上楔入进去是比较困难的；而与此相反，当两军散开在宽广的正面之上，则楔入比较容易；如果部队彼此隔绝，作战时各不相顾，那么楔入敌人的防御就更加容易。
　　鲁登道夫由于把自己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用到阿腊斯南面去了，使他们在那里困守一个巨型突出地，所以，后来要向该地以北地区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时，连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了。3月25日，他曾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有关部门准备在拉-巴塞和阿尔芒蒂埃尔地区采取小规模的进攻，但其目的只限于继续扩大突破口。28日，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失败以后，他才决定把这个计划加以扩大。根据这一计划，首先应向阿尔芒蒂埃尔以南地段实施突击，24小时以后，再从该城北面实施进攻，这样就象一把钳子，从南北两面把这个城市夹起来。
　　由于命令下达晚了，准备有些迟误。直到4月9日，部队才刚刚作好进攻准备，而且到了这时，除了旨在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一些佯动之外，整个进攻仍在计划当中。这一次，又是由于晨雾的帮助，而且敌人防区里的兵力也已减弱，最初实施的突袭取得了胜利。鲁登道夫抓住了这个胜利，把它逐渐发展成了在阿尔芒蒂埃尔以南的大规模进攻。进攻的正面宽达24公里，德军的第一梯队为9个师，第二梯队5个师。当时，敌人方面为葡萄牙军1个师和英军2个师，紧靠着他们的后方，还有2个师的预备队。第二天，德军又开始在阿尔芒埃尔以北实施进攻，其第一梯队为4个师，第二梯队2个师，进攻的正面为11公里。在这里，德军同样获得了浓雾的帮助。可是，随着联军方面抵抗力量的加强，鲁登道夫不得不把自己新的生力军投入战斗，因而到5月第1个星期结束时，他投入作战的师已经超过了40个。这样一来，鲁登道夫又陷到消耗战中而无法自拔了。
　　英军的退却，差不多快要到达他们在海岸边上的基地。不过，到达距离阿兹布鲁克这个重要铁路枢纽16公里的地方时，终于站稳了脚跟，把德军阻挡住了。4月17日，鲁登道夫企图以向心式的夹击进攻伊珀尔。但这对于英军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突袭意义，因为海格采取了一个间接性的行动，早在48小时以前，已自动撤出了该地区，结果使德军的计划完全落了空。遭到失败以后，鲁登道夫又作了一个决定，打算在伊珀尔南面采取一次纯粹直接性的进攻，但这时法军已把预备队调上来了。4月25日，德军向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在金墨里附近的高地旁边突破了防御，可是，鲁登道夫由于害怕遭受反突击的打击，却未能乘胜扩张战果。在这整个战役进程中，他在使用预备队兵力方面，始终显得过分小心谨慎，因此很难指望夺得真正的胜利。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即可以看出，鲁登道夫本人对于尔后的胜利是没有多大信心的。4月29日，他又临时决定，停止继续进攻。他这样作，看来是想以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把法军的预备队吸引开，以便在弗郎德勒平原对英军作最后一次的决定性突击。
　　早些时候，鲁登道夫还下达过一道准备在切敏-德-达姆和苏瓦松地区实施进攻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进攻要在4月17日开始，可是，直到5月27日，这次进攻才真正准备就绪。其所以推迟，是因为鲁登道夫一直忙于弗郎德勒地区的战事，并从在那里已把预备队消耗得差不多了。美军驻欧指挥部的侦察支队对于德国人这次进攻的地点和大致时间，都曾作了相当准确的侦察。但一直等到5月26日，当他们的判断已经由俘虏的供词加以证实之后，才将情报予以通报。这个警报已经发得太迟了，除立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以提高战斗力外，来不及采取其他任何措施。不过，这个预先警报还是使预备队得以提前行动。5月27日早晨，德军开始发起进攻，其第一梯队为15个师，第二梯队7个师，突击的正面宽达38公里。当时在进行防御的敌人，为法英联军的5个师，另外有4个师作为预备队。德军实施进攻的部队，在大雾和烟幕的掩护下，很快就在切敏-德-达姆这条大道上击退了敌人的守备部队，并随后渡过了安讷河。5月30日，他们到达马恩河。在这里，鲁登道夫又一次获得某些胜利，但他对此并无思想准备，因而没抱过高希望。等到他再把大量的预备队调上来时，联军方面也把自己的预备队调到了战场，而且他们具有更大的随机应变能力，所以，这次会战的结局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鲁登道夫这次夺得的初期胜利，可以进行某些分析。他所以能够获胜，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联军方面的注意力和预备队，开始时被分散到其他地段上去了；第二，德军在这一次严格地执行了沿着抵抗力最小的线路实施进攻的原则；第三，该区法军的指挥官实在笨拙。这位法军指挥官坚持把步兵集中摆在前沿阵地上，因而使其部队充当了德军的炮灰，一开始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他的炮兵，一部分预备队，以及指挥所，也都距离前沿太近，因而德军一旦把防御突破，他的整个防御体系也就很快崩溃了。这使得德军的进攻在战术上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本来，在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突然性已是部分地丢失了的，但在进攻开始以后，它却完全恢复了。这是因为，任何突然袭击行动的目的，都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或者使敌人完全惊慌失措，或者使敌人落入陷阱，不管情况如何，效果都是一样的。
　　到此时为止，鲁登道夫已在联军的防线上占领了三个突出地段：两个范围较大，一个规模较小。此后，他曾企图把贡比涅地区那条战线拉平起来，但这个时候的进攻已经不可能达到突然性的目的了。6月19日，德军在西南方向沿着瓦兹河实施突击，但时机已失于过迟，未能同东南方向在沙托-齐耶里地区的进攻取得配合。
　　此后出现了一个间隙阶段，时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鲁登道夫一直梦想着在比利时境内给英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而且这个计划早就拟订出来了。可是他认为，在比利时境内，英军的预备队还太强大，因而又想出了一个实施佯动的计划，指望先在南面进行一次强大的突击，以便把英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边去。而在当时，鲁登道夫并未能在联军的防线上消除贡比涅突出部，于是又打算在里姆（即今兰斯）地区拉平这条战线。这样一来，就需要使部队进行休整，作好进攻准备，以致进攻的开始时间就推迟了。这一延宕后来竟成了鲁登道夫的致命祸害，因为它也结对方提供了时间，英法两军得以借此调集兵力，恢复元气，而美军则趁此远渡重洋，来到欧洲。
　　鲁登道夫各次突击所取得的战术性胜利，并没有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他受着这种胜利的鼓舞，每一次都使部队前进得过于深远，以致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兵力。而且，这些突击彼此不够协调，缺乏内在联系。他所进行的许多次突击，并不是向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发展，却是对准敌人抵抗力逐渐加强的路线实施。因此，德军突破防御以后随之发展的进攻，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照例都变成了纯系直接性的开进。鲁登道夫虽然在联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三个缺口，而且每个缺口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却没有哪一个缺口的深度足以达到敌人的战略后方，因而都不能切断敌人的重要动脉。这正是他在战略上的失败，使德军的战线变成了锯齿形状，同时却为联军向他的侧翼实施反突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18年7月15日，鲁登道夫开始发动新攻势。对于联军来说，这次进攻已是预料中的事。因此，德军在里姆以东的进攻，很快被已经转入机动防御的法军击退了。而在里姆以西强渡马恩河的德军，实际上只是加速了自己的崩溃。这是因为，福煦早就进行了准备，等到7月18日，他便向着马恩突出部的西侧展开了突然的反击。这次战役是由贝当指挥的。他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鲁登道夫所没有的新工具。象康布雷作战那样，在进攻部队的第一梯队中，使用了大量的轻型坦克。本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德军已把楔入联军防御所夺得的地段牢牢控在自己手里，打算把部队逐次地向后撤退，力图把战线拉平。可是，他们的预备队却终于被迫消耗殆尽。这又迫使鲁登道夫不得不放松在弗郎德勒地区的攻势，开始只想暂时延缓一下，到后来就只好放弃了事。从此以后，西战场上的战争主动权，也就正式地转移到了联军手里。
　　联军在马恩河地区实施反突击的特点，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贝当曾向福煦提出建议，要求在博韦和埃佩尔内两个地区分别集中预备队兵力，组成两个独立的集团，其目的是要在德军发动进攻后向其两翼实施反突击。第一个集团由马金指挥，起初曾用来击毁德军在6月9日发动的进攻，随后便转移了阵地，专门去对付马恩突出部西侧的敌军。后来，福煦又打算以该集团去进攻苏瓦松的铁路枢纽站。但是当它作着进攻的准备时，侦察部门获得一个准确情报，探知德军的下一次进攻必然从里姆地区发起。于是，福煦决定摧毁这次进攻，并预期在7月12日对德军实施突击。而贝当却认为，最好先让德军攻进来，这样既可使法军获得休整，也便于对德军的后方进行突击。然而，事态的发展颇为奇怪。到了7月12日，法军并未能作好进攻准备，因为作战部署的进行，实际上按贝当计划的成分多些，按福煦计划的成分反而少些，但是又不是全部。根据贝当的计划，战役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只以少数兵力防守第一阵地，故意诱敌来攻，且战且退，力求把敌军阻止在第二阵地前面；其次，实行局部的反冲击，把敌人的预备队引来参加战斗，使其装入法军向里姆两侧实行冲击所造成的新“口袋”中；最后，派出由马金指挥的预备队兵力，使其在东面沿着马恩河突出部的底边实施反攻。贝当指望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把安讷河南面的所有德军全部包围进去。
　　后来发生的事实和福煦采取的行动，使贝当的计划发生了某些改动。因为德军在里姆东面发起的进攻没有成功，法军便转而采取了机动防御。这是战术性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而在里姆西面，法军的指挥官顽固地坚持着老办法，进行了坚决的防御，结果只是使德军突破防线而已。随后，德军强渡了马恩河。为了应付这个紧急的危机，贝当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按他原来的打算，这些兵力要等到战役的第二阶段才予以动用。为了补充自己抽空了的预备队，贝当决定从马金的兵力中调拨一部分过来，因而使得马金实施反突击的时间不得不往后推迟。可是，福煦早就下了命令，规定反突击必须在7月18日开始。但当福煦得悉贝当所下的命令以后，马上又把命令撤消了。这样一来，贝当计划的第二阶段便完全被破坏了。结果，德军终于把预备队调集起来，既阻住了马金的反攻，也保障自己控制了钻出“口袋”的出口。法军的反突击很快变成了直接的压迫行动，只是单纯地追赶着德军。这有如法尔根汉1915年在波兰作战的情况，最后虽然把整个“口袋”压扁了，但只不过是把“口袋”里的敌人全部挤了出去。
　　从此以后，福煦的主要意图就是把主动权紧紧地抓住，在自己尚未集中足够数量的预备队以前，决不使德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决心把一切横向的铁路掌握到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性的进攻战役。8月8日，海格在亚眠地区组织了第一次进攻。由于采取了谨慎态度而又技巧地运用了欺诈手段，法国人在进攻以前竟使劳林森指挥的第4军团暗中增兵一倍。联军这次进攻，在第一梯队里使用了450辆坦克，因此，与以前进行的各次进攻战役比较起来，具有最大的突然性。但是，法军实施进攻的路线实在过于直接化了，致使这次进攻很快就被德军阻住。尽管如此，法军作战行动在战役初期显示出来的那种突然性，仍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曾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心理上丧失了平衡。鲁登道夫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在精神方面已经濒于破产以后，终于不得不公开宣称：只有采取谈判的方法才可能获得和平。但他同时又说：“我们的战略目的，是要转入战略防御，以此来逐渐消磨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
　　在此同时，联军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战略方法。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福煦。他命令联军各部队在整个战线的各个地段接连不断地实行进攻。使这种方法有所发展的是海格。他曾拒绝执行福煦关于要他属下第4军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的命令。第4军团的进攻，是在英军第3和第1军团先后完成突击以后才恢复的。这样一来，专就海格与贝当所控制的战线来说，联军的进攻就形成为一连串前后衔接的快速突击了，而且正是打在各个不同的地段上。其中，每一次突击都恰好是在它刚要丧失其最初冲击力的时候停止，前一个突击正象是为后一个突击铺路。因此，这些突击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联军这种车轮战法，使鲁登道夫不能自由自在地调动预备队，无法应付预料中的打击。而且，鲁登道夫的预备队很快就消耗光了。联军方面的后备力量却并不感到如何紧张。联军采取的这种方法，虽然实质上不能算是间接路线的方法，但不论就那个场合来看，都应该说是与间接路线很接近的。采取这种方法，虽然不一定是在敌人期待最小的方向上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最可能预计到的方向上实施进攻；虽然不一定是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线路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抵抗力愈来愈强的方向上实施进攻；因此，这种方法实际上可以算是一种消极形式的间接路线。
　　由于德军在精神上日趋瓦解，兵力上损失惨重，采取上述方法，至少可使联军连续不断地发起进攻，逐步削弱德军的抵抗能力。在德军颓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海格不断提高了信心。他担保说，自己有力量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那条防线，当时是由最有战斗力的预备队进行防守的。这些情况也使福煦相信，有必要放弃上述方法。因此，他便决定在9月底同时发动全面进攻。
　　福煦的计刘是：由英军和美军分别组成联军的两翼，从德军楔入法国境内所形成的巨大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采取向心方向实行突击，力求把楔入法境的大部分德军隔绝开来。作出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把阿登山当作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地区，把它当作一堵后墙，认为这个山区只有两侧有些狭窄的通道。顺便说一句，关于阿登山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来自对该地区的片面理解。事实上，阿登山地区内有着良好的道路网，交通是发达的，其境内多半是丘陵，大山比较少。
　　按照潘兴的建议，这个计划本来还含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味。他的意思是，美军应在布里昂地区发动进攻，发展局部的胜利，从而削平圣米赫尔附近那个突出部，迂回到梅斯城，切断德军通往洛林的交通线，阻塞德军从西面向莱茵河退却的道路。可是，海格不赞成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样的进攻方向与联军其他的进攻方向不协调，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福煦也同意海格的观点，没有考虑潘兴的反对意见，并修改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美军就只好把自己的力量调转到西面来，匆匆忙忙地在马斯河与阿尔哥尼地区实行进攻准备，而时间总共不到1个星期。美军在该地区的进攻，面临着德军不断增强的抵抗，发展非常缓慢，不仅遭到了巨大损失，部队纪律也几乎濒于涣散。因此，对于海格向“兴登堡防线”实施的进攻，实在毫无帮助。
　　以后还有多次事实证明，即使拥有相当优势的火力，而对着士气已经低落的敌人，如果采取直接的正面进攻，虽然可以突破敌军的防御，但却不能完全消灭敌军。直到11月11日，即实行停战的那一天，德军在其后卫兵力的掩护下，仍然顺利地从这个突出部撤退出去了。当时，他们逐步地把战线缩短，拉直，联军跟在后面的进攻，实际上是钻死胡同。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德军进行抵抗，而且因为在废墟地带内遇到了补给和维修方面的许多重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联军采取直接路线的进攻，只不过更快地促使德军溜走了，而他们自己却无法追上去。
　　值得庆幸的是，联军这些进攻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德军统帅部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还是来自8月8日联军在亚眠地区发动的突然进攻，其次则是萨洛尼卡那个遥远战场上联军所采取的间接路线行动。在萨洛尼卡战场上，联军是在守兵最少的一个地段开始进攻的，很快就突破了防线。在那里，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敌方不能迅速地把预备队调去支援，因而无法阻止进攻的发展。结果，保加利亚的军队被分割为两部分。早已经厌战的保加利亚人，终于被迫缔结了停战协定。联军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剥夺了中欧大国的一个同盟者，而且为协约国军队打开了直达奥国后方的道路。
　　当联军在意大利境内再次发动进攻，而不稳定的奥军防线遭到突破以后，德国所面临的战败威胁就愈来愈严重了。此时，奥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早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也只有投降。于是，奥国的领土和铁路，也都变成了联军展开对德进攻的有利条件。9月间，德国将军冯·格尔维茨即向帝国首相提出警告：继续进行战争将是德国的灾难。
　　这个威胁，再加上封锁所产生的高度精神效力，即大战略方面一种间接路线形式所产生的效力，使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饥饿和失望，有如两把尖刀，威逼着德国政府只好投降。应当补充一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失败，联军在法国恢复直接进攻的传闻，加速了德国宣布投降的进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感到神经错乱，无以自持。是的，这一过程曾延续了好几天的时间。这时，德军已经完全混乱了，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匆忙作出决定，宣布接受停战。他们认为，巴尔干战线的崩溃破坏了他们所有的计划，因为“本来预计调往西线的部队，现在需要改调到巴尔干战线上去”。同时还说，如果联军在西线再次进攻，则“整个形势将会根本改变”，“即使这一次能把他们的进攻挡住，但尔后仍然是严重的威胁。”
　　最后，福煦终于决定发动全面的进攻。美军在马斯河-阿尔哥尼地区的进攻，是在9月26日开始的，但到28日实际上就完全停止了。法英比三国联军在弗郎德勒地区的进攻，是9月28日开始的。虽然这次进攻给德军造成了明显的困难，但是并没能构成真正的威胁。9月29日早晨，海格开始对“兴登堡防线”发动主要突击，传出的第一批战报，即使德军发生了动摇。
　　在这紧急情况之下，马克斯亲王奉命出任首相。这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政见和国际威望，来达到进行和平谈判的目的。为了求得一个体面的和平，而不表示出自己在认输，他要求军方允许他推迟开始谈判的时间。他对兴登堡说；“应该使我有10天或8天，至少也得有4天的喘息时间，以便乘机向敌人提出和平的呼吁。”但是兴登堡却回答说；“军事形势已经极端严重，到了最大限度，不可以再延缓了。”因此，坚决主张“立即向联军方面发出和平谈判的呼声”。
　　10月3日，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要求。这也就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早在10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已经自己破坏着国内的民心土气。他们在各政党领袖的一次集会上宣称，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长期被关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旦看见光线，反而会感到眼睛瞎了似的。这样，在德国境内，各种不满的和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就统统地暴露出来了。
　　然而，在几天以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又开始有了一点信心，甚至还产生了某些乐观的情绪。他们看到，英军楔入“兴登堡防线”以后，并未能把整个防线突破。随后，他们获得报告，说是联军的进攻速度已经降低，特别是对于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够充分，已经无力扩张战果。这时，鲁登道夫虽仍坚持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的目的只是想给德军赢得喘息时间，以便积聚力量来继续进行抵抗，并保障德军有组织地撤退到自己边境内的防线上。到了10月17日，鲁登道夫甚至认为，用不着再休整等待也可以达到目的了。他所以这样认为，并不完全因为业已形成的情况，而主要是凭着他的主观判断。事实上，现实情况从来也没有象他自己在9月29日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然而，他所散布的悲观情绪已经在政界人物当中广泛传开，也在居民中间慢慢传播，有如一颗石子投到水中，水波正在逐步扩大。国内防线的崩溃虽然开始得较晚，可是比起军事防线来，它却溃散得更快。
　　10月23日，威尔逊总统用一个通谍答复了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就在这时，鲁登道夫还在希望继续进行战争。他指望在德国边境进行有效的防御，用以打击联军的气焰。但是，他已经无法控制正在剧变的情况，德国民族的抵抗意志业已崩溃，所以再也没有人来倾听他的意见了。10月26日，他被迫辞职。此后，德国首相由于过量地服用了安眠药，曾有36小时不省人事，一直处在昏睡不醒的状态中。11月3日下午，当他回到办公室开始办公的时候，立即获得报告，不仅土耳其投降了，奥地利也步了后尘。这样，德国的后门已经完全敞开。第二天，德国国内暴发了革命，并且随即蔓延到全国。因为德国皇帝还不想退位，和平谈判也发生了延误。这时，唯一的出路只有向革命势力及其领袖们让步。到了11月9日，马克斯亲王便把政权交给了社会党领袖艾伯特。1918年11月11日凌晨5时，德国和谈代表团的全权代表，终于在和平条约上签了字，上午11时，战争最后结束了。
　　这次战争的结局，根据最后的判断，应该算是9月29日决定的，因为正好是在这一天，德军最高统帅部得出了结论，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鲁登道夫及其助手们当时精神极度沮丧，以致他们的有害情绪很快就传染给了全体国民。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德国了。指挥官们的神经可以复原，实际的军事态势可以改善，可是，士气和民心却一时难以振奋起来，这就在战争中决定了德国的命运。
　　图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线之二（从1918年3月21日到11月1日停战）
　　在促使德国投降的各种因素当中，封锁似乎要算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如果不是遭遇到封锁，德军在自己的国界之内，也许要进行很长时期的顽强抵抗，但这要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在国内避免发生革命。然而，即使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地起来扞卫自己的国土，并且拼死阻住联军的进攻，但那也只不过是战争结束时间的延长，而德国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因为联军方面掌握着制海权，这是英国人的传统武器，他们是必将用来进行封锁的。
　　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毕竟还是军事行动。正是军事行动的胜利加快了德国的投降，没有使战争拖延到1919年。这个结论并不等于说，在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候，德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毁灭了，它的军队已经完全崩溃了。也不能说，这是德国向联军方面实行的错误让步。认真分析一下最后100天的战争情况，可以更加肯定—个古老的真理：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压垮敌人的抵抗意志，瓦解其统治者的心灵，而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其军队；战争的胜或负，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民心士气，对于敌人的直接打击，只有一种间接的影响。真正使鲁登道夫的神经感到震惊的，是联军方面的突然袭击行动，使他受到强烈打击的，是他对于联军战略性突击感到已无能力击退的心理。这种情况对他产生的影响，较之人员、武器和国土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本书前面各章所论述的方法。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路线战略，而且，他亦物质上和心理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及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计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象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作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象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象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于希特勒也同样实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着《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参加过作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看成是最主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变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敌人，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和鲁登道夫的理论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着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地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象鲁登道夫本人所想象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法，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的时候确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去的一切船舶，甚至包括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地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出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象古代的亚历山大和凯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们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当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军事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列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于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拼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就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所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第一章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补给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个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投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性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夺到德国的政权以后，他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法的规模就更加扩大了。第二年，他首先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东方翼侧。1935年，他自动毁弃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次年，派出德军重新进驻和约规定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就在这1936年，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以“伪装战争”的手段，暗地里支援佛朗哥将军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针对法英两国战略后方采取的一种间接性手段，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了牵制作用。希特勒以这种方法使法英两国在西面的地位遭到削弱以后，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工事，使自己的西部得到掩护。此后，他便有了机会，可以把主要力量调往东方。这正是继续实行间接性行动的一种步骤，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打击西方强国的根基。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西边翼侧完全处于暴露地位，同时，也使法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环绕德国所构成的“铁箍”被冲断。1938年9月，由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希特勒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地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境地。所以，到次年3月时，他便完全侵占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并进而包围了波兰的一个侧翼。
　　希特勒利用这一连串实际上没有流血的机巧行动，以所谓“和平的进军”为借口，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来在中欧的控制权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反而使法国陷入包围之中。这样一个过程，恰好同一种古老训条相吻合，那就是抢先占领有利阵地，而后再行挑战，只不过他这次作的范围更广，计划更大，而且技巧更高罢了。在这转变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从直接方面看，其军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间接方面说，它的主要假想敌国，由于同盟国被剪除和战略根基被砍断，其力量已在日益减弱。
　　这样一来，到了1939年春天，希特勒对于公开的决战，就已经不再感到害伯了。恰巧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采取的错误行动，又使他获得了利益。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起来了，可是英国却突然地向它们提出了保证。能够给予这两个国家有效支援的是俄国，而英国在作出自己的保证时，偏偏又没有事先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保证性的表示。英国人一向都是采取安抚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次跨出如此盲目的一步，实在是非常轻率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的保证无异于公开向德国挑战。欧洲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英法武装力量所达不到的，而英国人的保证，正好构成一种诱惑，使希特勒滋长了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欲望，那就是进攻波兰。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破坏了战略基础。本来，由于力量的薄弱，它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应该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阵线，以便在西方对付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打击，制止侵略的发生，可是现在，它们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一个脆弱地段突破防线，并因而达到了初战的胜利。
　　诚如劳希林所记述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其突然袭击的对象，同时，也总是让他的对方去背负发动攻势作战的重担。这是因为，德国领袖要比同盟国方面任何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更清晰地认清了现代防御的价值。现在，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已经非常明显，他必须立即同俄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俄国人处于中立地位，保证不出面干涉。希特勒终于同俄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因而自己感觉到大大增强了信心，处身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样，如果英法同盟者履行他们的诺言，决定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自动地放弃了防御方面的优势，而要被迫采取进攻的战略，并且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也将为此缺少最必要的资源。如果他们只以突破“齐格菲防线”为目的，不再前进，那也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将徒然丧失威望。如果他们还继续硬攻，结果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等到以后希特勒回师西指，转入进攻，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减弱，在尔后的防御中取胜的机会必然更小。
　　英法两国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让希特勒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在外交上进行绝交，同时把军队提供给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这种政策给了波兰以不小的援助，而对英法自己来说，同它们在不利条件下实行对德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比较起来，则自己在前途和威望方面所受的损失，都将要小得多。
　　可是，法军仍然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一次很不坚定的进攻，结果毫无成效。由于事先对这次进攻夸大得太厉害，一旦遭到失败，就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德军当时正在波兰迅速地发展胜利，这与同盟国的失败一对比，就使中立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恐惧感。于是，它们对同盟国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次所受的损害，甚至比同盟国的其他任何妥协行动招致的损害还要大些。
　　随后，希特勒便得以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并充分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在西线有着一道要塞防御线作掩护，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救世者，却根本无力突破这道防线。希特勒从此便安稳地处于防御地位，一直等待法英两国人民慢慢产生厌战心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盲目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可是，同盟国方面的政治家们，早在获得足以使理想变为事实的工具以前，便在大唱“反攻”高调。结果，他们只是徒然地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同盟国方面这种光说不做的态度，又结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使他敢于先发制人，首先转入进攻。当时，英法两国都有许多人，正在设想是否可以利用毗邻德国的一些中立的小国家，作为绕到德国翼侧的通道，可是就在这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占了五个中立国家，用来进攻同盟国方面的翼侧。他采取这个行动是完全不顾一切的，这也正是侵略本质的表现。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持勒曾设想保留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来掩护德国的北面翼侧。此外，德国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石，还要经由挪威在大西洋上的港口雷尔维克才能运回来。但当同盟国方面计划占领挪威的征候愈来愈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害伯对方控制挪威水域和港口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又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了这个国家。
　　全部占领挪威，本来也是希特勒早已计划了的事。还在1934年，他就向劳希林和其他一些人说过自己的设想，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具体作法是，使用小型的海军登陆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之下，同时实施一连串的突击。登陆部队上陆的合适地点，将由潜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第五纵队来指引，这些纵队负责先为登陆兵开路，而实际采取行动时的借口，则是保护这些国家使它们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味的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1940年4月9日，这个令人惊奇的计划完全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原来的料想。希特勒曾经有所担心，对于某几个地点的登陆，害怕难以扩张战果，因此，他指望更多地夺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夺占了所有预期占领的目标，而且他那双贪婪的手还一直伸到了雷尔维克以北的地方。
　　由于胜利的取得竟是那样令人吃惊地轻松，而同盟国军队突入挪威的企图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希特勒随后实施更强大突击的愿望，自然受到鼓舞，而这次突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了的。还在几年以前，当讨论到将有什么环境他就敢于冒险挑起大战时，希特勒曾经表白过他的意图，那就是要在西线取守势，而让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尔后，他应立即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以此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随即向西方强国提出所谓的和平建议。他说：“如果它们不想要这样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可能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它们都要担负起发动进攻的重担。”不过，随后的环境有所改变。希特勒在侵占了波兰以后，马上提出了和平的建议，但当即被西方国家拒绝。从此以后，他就决定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1939年的秋天发起进攻。由于德军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会有足够的兵力来击败英法联军，因而纷纷提出了异议，加上那时天气也很不好，希特勒才被迫推迟实现他的企图。但是，这个延宕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在挪威取胜以后，将军们就再也无法阻挠他的行动了，因为挪威的胜利，正是他不听将军们小心谨慎的忠告而获得的。
　　很久以前，在讨论这种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宣称：“我要从‘马奇诺防线’的右侧进入法国，而且不损失一兵一卒。”诚然，希特勒的这个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就其1940年5月的成就来说，他的损失对于他的收获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原定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右翼，由波克指挥的集团军群来担任这一任务。可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经过一次彻底的修改，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央位置，放在阿登山地区。这次修改是根据曼斯坦将军的建议实行的，他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经提出证明，认为通过阿登山地区实施进攻将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正是敌人预期遭受进攻的可能性最小的方向。
　　西线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避免任何的直接性攻击，尽管当时他们在现代化作战工具方面拥有优势，却总是继续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德军并没有突破“马奇诺防线”的企图。相反，他们却先向两个小小的小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发起了“诱敌式的攻击”，希特勒竟借此把英法盟军诱出了法比边界的防御工事。当这支盟军向比利时境内突进时，德国的空军曾经有意识地不去加以阻挡，最后才以陆军从后方向法军的基本集团实施突击。
　　这次战役是由一支小型的德军突击集团完成的。该集团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全部德军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清一色的坦克师组成。德军统师部曾经表现得相当高明，他们认识到，要想尽快取得胜利，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大量的人力。这一次，德军的突击集团确是规模很小的，以致一些德国将军对于其突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德军能够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法军统帅部的轻率和冥顽，他们几乎把全部重兵都集中在左翼方面，企图在比利时境内作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在法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即面对阿登山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区，仅仅只留几个第二等的师进行防守。按照法国人的估计，对于阿登山地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通过的。与此相反，德军正好利用了阿登山，因而达到了行动的突然性。这个事实证明，德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历史教训，懂得天然的障碍要比人为的抵抗易于克服，因为有人凭借坚强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的话，那个阵地总是不容易攻破的。
　　同样很明显的是，当德军一旦越过色当而向前高速度地发展进攻时，他们便连续地同时威胁到其他几个目标，因而使得法国人无法判断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果然，法国人就没有猜到，德军将会首先进攻巴黎呢？还是直攻比利时境内的法军后方？当德军的装甲师后来急速地转向西面时，法国人又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德国人究竟是开向亚眠，还是开向里尔。德军就是这样，“声东击西”，隐蔽着自己前进的真正方向，迅速地达到了海峡岸边。
　　德军的战术也是完全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他们避免一头撞上去的硬攻，总是寻求弱点，力图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同盟国方面的国务活动家们，当时完全不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曾经一再号召他们的军队用“不断加强力量的反击”来击退敌人的入侵，可是德军的坦克洪流却迂回绕过盟军大群大群的步兵，一直横扫而过。如果盟军没有受命放弃要塞防御，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挡住德军这股坦克洪流的进攻。而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企图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只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同时，盟军的指挥官们，总在寻找会战的机会，而德军的指挥官们，由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却是力图在战略方面瘫痪敌人，极力避免进行会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曾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此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破坏其交通线。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法国在总结战争经验的时候，艾伦赛元帅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大尉以上的军衔。他认为这是德军的一个大弱点，谁知这个弱点却正是一个大优点。8年以前，希特勒也曾经批评过德国的将军们，说他们被囚禁在自己技术知识的牢笼里，完全没有活跃的思想，看不见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有一些年轻的德国军官确系后起之秀，他们对于新的观念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不过，德国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单纯是使用新兵器，采取新战法和实行新的战术战略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希特勒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能达到这种造诣，曾经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方法的研究。同时，新型的德国军队也在应用英国人首创的机械化战争技术方面占领了上风。不管希特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在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中古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使用过的方法。成吉思汗在准备进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在那里寻找有影响的代理人，使他们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的抵抗力，制造混乱，并准备建立起听命于他的新政府。希特勒认为，对于这类人物没有必要进行收买，可以不要贿赂，因为在统治阶级当中，他能够获得这种自告奋勇的走狗，即一些抱着野心想出风头，有着权势欲和出于党派仇恨的人物。后来，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开拓道路，希特勒便在选定的时机使用了他的“敢死队”。这是一些早在和平时期渗入敌国领土的人物，他们化装成商人或旅客，一旦获得相应的信号，就换上敌军的制服，相机进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散布假消息，如有可能，还可以对各类重要人物进行绑架。对于这种化装的先锋队还必须以伞兵部队予以支援。
　　在希特勒有意发动的战争中，德军的正面进攻始终只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军事游艺。他们的基本注意力，总是放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后方攻击敌人的行动上。希特勒对于正面强攻和肉搏战斗，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这些都是一般军人的基本知识。他总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发动战争，一手是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本身更多地只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兵实施攻击之前，总要先实行炮兵火力准备，以便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与此相似，希特勒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因此，应当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特别是进行宣传。他说：“尽管战争的教训已很明显，但将军们仍在希望自己成为光明磊落的高贵骑士，把战争幻想成为骑士比武那样的单纯。可是，我不需要骑士，我只需要革命。”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目的只是迫使敌人投降。他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意志已被摧垮，已经麻木，那么，杀戮就是多余的举动。而且，要靠杀戮来达到目的，实在是太麻烦，也太浪费。把细菌注射到敌人的机体内部，让他们的意志发生瘫痪，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似乎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述，就是希特勒的战争理论，一种使用心理武器的战争理论。那些企图阻止他的人，实在应该首先了解他的思想。这种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曾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价值。采取促使敌人军事机器的“神经系统”发生麻痹的行动，要比对敌人有生力量直攻硬打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领域内的应用，其效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人们公开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使用新的兵种，采取新的进攻方法打击敌人，促使敌军发生瘫痪现象，那么，单纯使用心理上的武器能否达到瓦解敌人抵抗的目的呢？即以对法战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法国人的抵抗意志已经预先遭到破坏，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德国也足以使法国覆亡。
　　如果在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技巧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这股力量总是可以击段另外一股力量。但是，力量却不能摧毁思想。由于思想总是捉摸不定，而且只能接受心理上的影响，因此，思想的稳定性常常使崇拜力量的人们陷入死胡同。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象希特勒那样，对于思想的威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希特勒在其权势和力量日益增长以后，对于力量的使用也就日益倚重了。这一状况足以证明，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手段未免估计过高，以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来供自己驱策。然而，一个思想如果不是来自实际经验，那就一定不会有生命力，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希特勒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进攻战略艺术。同自己的敌人比较起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掌提了在第一阶段运用大战略的本领。这就是善于发展和协调使用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以此打击敌人的意志。不过，希特勒也和拿破仑一样，对于在更高阶段上运用大战略的问题，则是认识不够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作战时缺乏远大的眼光，缺乏预见性，不能随时考虑到战后的和平问题。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他不仅应该是一个战略家，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哲学家。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原则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
　　为要证明他们的进攻总是“攻无不克”，德国人反而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心理方面颇为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当德军部队的足迹踏遍欧洲各国领土的时候，他们带给人们的，只有愁苦，没有和平。因此，他们只是广泛地散布着不满的种子，助长着对于希特勒思想的反感情绪。由于必须同占领国的居民经常接触，德军部队也就很容易地受到这种思想细菌的传染。各个部队的情绪也彼此相互传播，从而加深了病态。于是，希特勒所鼓励的尚武精神，开始摇摇欲坠，随之一落千丈。人们感到孤立，产生思家心理，出现厌战情绪，这样便在德军士兵当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思想。
　　因为进攻的势头膨胀过度，希特勒终于把机会提供给了尚在与他角逐的对手（英国），使他得以从自己手里把优势抢了回去。要是英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远见，对于大战略能有更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不过，即使缺乏这一点，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善，而且只要大不列颠帝国继续存在，没有失败，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希特勒要想获得他理想中的和平，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势非征服英国不可。同时，不管他再向哪一方向发展，其前进的距离愈远，则如何控制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也就愈大。所以，希特勒这时每前进一步，其滑倒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分。英国人面临的问题却很简单，但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就是要坚守下去，等待希特勒失足，要使他象拿破仑那样，铸造无法补救的错误。可幸的是，希特勒很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比他面临覆灭的时间要早得多。对于这个错误，希特勒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曾经过分地迷信进攻战略，以致对防御战略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和拿破仑一样，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得来太轻快了，他便一味地迷信进攻手段，以为只要进攻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1939年，德军征服了波兰，1940年，接着蹂躏了整个西欧。这在军事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高速度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来说，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这种理论发源于英国，但是将其付诸实行的却是德国人，而且主要的功劳应该归于古德利安将军，即这位德国装甲坦克部队的创建人。尽管德军的高级将领对于新技术曾抱着某种怀疑审慎的态度，并且为其发展所提供的资金也有较多限制，未能满足新技术支持者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仍然使人感到吃惊。这种新技术不仅使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这是因为，希特勒的胜利对于西欧的形势及其前途的影响，即使在他完全失败以后，也是无法消除的。此外，由于英国在打败希特勒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其结果便使世界权力中心开始转移到了西半球。俄国对于欧洲大陆的控制，则是另外一个危险的结果，同样具有时代的意义。
　　这次战争的结果，出现了两个革命：一个是作战方法的改变；一个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在各次战役当中，也出现了使用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些极有价值的例证。只要对西线的各次战役进行一番分析，便可明显地看出，如果不采取新的作战方法，那么新型的机械化部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然而，效果总是相辅相成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性和灵活性，正好又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大的威力。
　　说来很是不幸，波兰恰好就是显示上述作用的一个理想地点。它同德国之间有着2千公里的边界线，而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新增加了8百公里。这样一来，波兰的南面冀侧，也和面对东普鲁士的北面翼侧一样，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于是，波兰的整个西部地区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三面都被德国领土所包围。
　　对于波兰来说，由于军队部署得不够正确，把大部分力量都摆在突出部的前沿部位，因而更加增添了它的危险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愿望，想要掩护自己最主要的工业区，即维斯瓦河以西的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民族骄傲的心理，而且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
　　波兰陆军在和平时期的兵力，同法军一样多，比德军略为少一点。它拥有30个步兵师和12个骑兵旅。可是，国家的工业资源不足，不能让它的人力充分加以使用，甚至不能给它的现役部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待到动员时候，他们的师数只能增加三分之一，而在德国方面，除了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外，其他的师数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而且，波兰几乎完全没有象坦克这类现代化斗争兵器，所以，德国在扩大装甲部队方面的弱点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波兰平原的地形平坦，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进行活动，因而形势就更加复杂化了。不过，总的说来还是没有法国那样便利，因为波兰缺乏良好的道路，缺少沙质土壤，而在某些地区还有很多的沼泽和森林。然而，德国人所选择的入侵时间，正好可以使上述弱点的危害减到最小程度。
　　鉴于波兰已经处在德国的三面包围之中，德国人很自然地采取了一种物理性质的间接路线战略。由于他们使用这种方法，间接路线的效果显得更加增大。
　　在北面，侵入军的主力为波克集团军群，其编成内有两个集团军，即库赫勒的第3集团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前者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后者则越过波兰走廊向东推进，前去与库赫勒集团军汇合，对波军北方集团的右翼进行合围。
　　在南面实施进攻的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它担负着比较重要的任务。它的实力，在步兵数量上要比北方集团军群几乎多一倍，而坦克则多一倍以上。这个集团军群的编成为三个集团军：布拉斯柯维茨的第8集团军，莱希瑙的第10集团军和李斯特的第14集团军。布拉斯柯维茨集团军为该集团军群的左翼，其任务是向罗兹这个大工业中心挺进，参与合围波兹南突出部的波军，同时对莱希瑙集团军的翼侧进行掩护。李斯特集团军充当集团军群的右翼，其任务是向克拉科夫实施进攻，在喀尔巴阡山区迂回波军的翼侧，同时派出一个坦克军穿过山地内的隘路。莱希瑙集团军处于中央位置，负责实施决定性的突击，因此，该集团军获得了大量坦克的加强。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入侵波兰。9月3日，当英法两国根据它们对波兰所作的保证而宣布参战时，克鲁格已经切断了波兰走廊，到达了维斯瓦河的下游。与此同时，库赫勒已从东普鲁士开出，继续向前逼进，抵近了那累夫河。而意义更加重大的是，莱希瑙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瓦尔塔河，并且强渡过去了。当时，李斯特集团军则从两个方间进攻克拉科夫。9月4日，莱希瑙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皮利察河，进到了距离国境线50公里的地方。两天以后，他的左翼即远远地越过了托马舒夫，而右翼则进到凯尔采。
　　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曾经下达命令，要求继续往东进攻，直逼维斯瓦河，并且渡河东进。可是，隆德斯特和他的参谋长曼斯坦，却主动地修改了他的计划。他们作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波军的主力仍然留在维斯瓦河以西，所以应该在那里设置陷阱，捕捉波军。他们的估计一点不错。于是，莱希瑙奉命以其左翼兵力向北折转，用一个坦克军作先导，向罗兹地区挺进，插到一个巨大波军集团的后方，而后，在罗兹与华沙之间的地段上，沿着布祖腊河抢占有利地形。德军这个突然转向北进的机动，没有遭遇波军多大的抵抗，因为事出预料之外，以致大批波军部队被隔断，无法通过维斯瓦河。
　　德军由于沿着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实施深远的战略突破，取得了优势，随后则因转入战术防御，又加强了这个优势。此后，他们为了巩固胜利，只须坚守已经夺得的地盘就可以了。他们不断地击退了波军部队匆匆组织起来的反突击。这些波军部队是刚刚从战线上下来的，已与自己的基地失去联系，因而补给日益短缺，而且其侧翼和后方还有布拉斯柯维茨和克鲁格两个集团军在追击，以致面临的压力日益严重。尽管波兰人战斗得非常顽强和英勇，但给德国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终于突围出去与华沙守备部队会师的，毕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
　　9月10日，波军总司令斯米格莱·里兹元帅给所有残存部队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往波兰的东南部实施总退却。他指望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地段上组织防御，以便进行长期抵抗。但是，他的打算是否正确，并未能获得证实，因为德军从维斯瓦河向西压缩的包围圈已经愈来愈紧了，而在此同时，一部分德军已在某些地段渡过了维斯瓦河，正向河东地区深入，进行着更大规模的合围机动，把波军在桑河与布格河之间可能建立的防御阵地的翼侧也包围起来了。
　　德国人采取一条很明显的间接路线，即直接抵达和迂回到了布格河。这是波兰最远的、也是最东边的地界。入侵开始时，古德利安的坦克军担任克鲁格第4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穿越波兰走廊以后，该军沿西北方向实施进攻，进入到了德国自己的东普鲁士省。尔后，这个军迅速穿过德国的领土，前出到了最左边上，也即是库赫勒第3集团军的东面侧翼上。这个集团军当时是向南进攻的。9月9日，古德利安坦克军渡过了那累夫河，一直向南挺进。到14日时，该军已经前进160公里，进入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区，抵达了布格河岸，也就是说，到达了波兰这个突出部的底边。此后，他的部队继续向南挺进，再走65公里，到达了符沃达城，在那里同南面攻来的克莱斯特坦克军会师，共同封死了整个合围圈的口子。这样一着的结果是，早在俄军于9月17日跨进波兰东部国界以前，波军部队已经被击毁了。
　　波兰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过了9个月，德军又在西线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次取胜的特点是，纯军事上的间接路线虽然不太明显，而心理方面的间接路线却比较突出。它的原则是力图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这个思想作为基础，预先采取欺骗性的措施，用以诱惑敌人，力求在作战的方向、时间和方法上达到突然性，这样沿着抵抗力最弱的路线最迅速地扩张战果，并尽量往纵深发展。
　　早在1939年10月初，刚刚征服波兰以后，希特勒即发出了关于在西线准备进攻的第一批指令。他在这些指令中强调说明，如果英法两国都不同意结束战争，那他就要尽可能提前采取行动，因为长期延宕下去会使敌人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并有可能使一些中立国家也倒向同盟国方面。按照希特勒的看法，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时间对于德国总是不利。因此，他曾表示担心，如果采纳他那些军事顾问的意见，继续等待下去，那么，同盟国方面军事力量的增长，有可能超过德国；而这样，就将要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会把德国现有数量有限的资源消耗干净。同时，德国还有可能在背后受到俄国的致命打击，因为希特勒已经感觉到，尽管他同斯大林缔结了条约，但斯大林的中立保证是不会太长久的，一旦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马上就会动手。这种恐惧心理促使希特勒力求提早发动进攻，想用武力强迫法国人求和。他认为，只要法国退出了战争，英国人必步后尘，也会随之而就范。
　　按照希特勒的看法，他当时已有足够的兵力把法国打败，因为在新式兵器方面他拥有很大的优势，而这正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他说：“我们的装甲坦克部队和空军，不仅仅是进攻的工具，而且也是防御的工具。他们的技术，就当今现有的水平来说，都已达到了很完善的程度，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军事行动，已有适当的组织和经验丰富的领导来作保证，可以发挥出战略上的潜在威力，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当然，希特勒也不能不承认，法军在旧式的传统武器方面，特别是在重型火炮方面，仍是拥有优势的。但他却又指出，在现代的机动性战争中，这些旧式武器已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因为他在新式武器方向占有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即令法军在兵力动员数字方面可能拥有优势，也是不必去考虑的。
　　德军的领导者们，赞同希特勒对于持久战的担心，但并不同意他发动“闪击战”以迅速取胜的打算。那些军事领袖人物感到，要击毁法军，力量仍嫌不足，因此建议希特勒采取防御行动，以等待法英两国“自动求和”，或者促使他们开始发动进攻。只要他们发动进攻，德军就抓到了彻底反击的机会，并能进而转入反攻。
　　希特勒压制住了这些反对的意见，最后终于决定，要在1939年11月的第2周开始发起进攻。但是，后来因为气象条件有所变化，天气预报不利，加上铁路运输也发生了故障，所以顺延了3天。接着，由于种种类似的原因，又不断地进行短期的顺延，总共推延了11次，直到次年1月中旬为止。到后来竟把这个问题长期搁置了。于是到了5月，才又下达预先号令，把开始进攻的日期真正确定下来。然而在此期间，作战计划已经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
　　德军的作战计划是由哈尔德领导的总参谋部负责拟建的。原来计划规定，主要突击要穿过比利时中部地区来进行，这和1914年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样，由波克统率的“B”集团军群将担任主攻任务。而隆德斯特率领的“A”集团军群，则配置在左翼方面，预计穿越阿登山脉的山谷地和森林地，在次要方向上实施进攻。当时，对于阿登山方面的获胜希望，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所有的坦克师都转隶给波克的“B”集团军群了。德军总参谋部认为，阿登山区的地形完全不适宜于坦克的行动。
　　然而，隆德斯特的参谋长曼斯坦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墨守成规了，几乎是盲目地重复1914年的计划。通过比利时进行突击，对于英法盟军来说，不会产生突袭效果，而且他们正好作了准备，就是要阻击这个突击。曼斯坦认为，这个计划还有另一个缺点，即把英军选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一般认为，英军要比法军更加坚强。第三个缺点，照他看来，即令突击能够成功，也可能只是把盟军赶了回去，德军除了获得弗郎德勒沿海地区之外，其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个计划即使能够成功，也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要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就只能采取间接路线，其办法就是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遮断盟军从比利时实施退却的道路。
　　曼斯坦建议，应该把重点从右翼转移到中央，通过阿登山地区来实施主要突击，也就是说，应该选择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他认为，尽管这个山区地形险恶，难以通行，但是并非不能通行，在那里仍然可以有效地使用装甲坦克部队。对于他的建议，古德利安以专家身分发表了权威性的意见，予以支持，因而又加强了他的信念。
　　对于这个新计划的果敢冒险精神，希特勒是非常赏识的。不过，最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的真正原因，却是一个意外的事件。1940年1月10日，一位德军的参谋军官，携带着有关原来计划的文件，从蒙斯特飞往波恩，由于遭遇大雪迷失了方向，误行降落在比利时境内。德军最高统帅部当然害怕他来不及烧毁这些文件（事实上，他只烧毁了一部分）。甚至到了这个事件以后，德国的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还是不肯完全接受曼斯坦的计划。于是，曼斯坦只好直接向希特勒请示，最后由希特勒亲自干预，个人作出决定，这个不平凡的计划才终于拍板定案。
　　在此期间，一场虚惊使得盟军方面自动地显出了他们的意图。德军统帅部清楚地看到，盟军正把相当数量的兵力开向比利时内地。这个事实也促使德国人非按曼斯坦建议改变计划不可。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原来的旧计划几乎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不可能彻底摧毁法国。这是因为，德军如果从比利时中部直接进攻，那就一定会碰上英法盟军的主力，而这正是他们最精锐的部队，拥有优良的装备；同时，也会碰上各种类型的障碍物，如河流、运河和大型城镇等。当然，从表面看来，阿登山区的地形似乎是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德军如能赶在法军最高统帅部注意到这个危险以前，抢先在比利时南部穿过森林地带，那他们随后所面临的就只是略有起伏的法兰西平原，正是有利于大量使用坦克的理想地区。
　　曼斯坦也已经看到了英法盟军有深入比利时境内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将对德军更加不利。他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英法盟军总司令甘梅林将军拟定的计划，盟军的左翼得到了加强，预计在德军进入比利时以后，该军也要立即向东推进，抵达戴尔河一线，如果有可能，还可更深远一些。这个“D”计划，也和1914年的法国“第17号计划”一样，遭到了惨败。他们无异于是自动投入了德军的罗网。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境内愈深入，则德军通过阿登山的进攻就愈容易到达盟军的后方，愈容易切断其左翼部队。
　　更为糟糕的是，甘梅林把他的大部分机动兵力都调到了比利时境内，而只留下少数次等的师，构成一道单薄的屏障，来掩护实施进攻的部队，其正面又恰好对着他们认为不可通过的阿登山地路口。当德军一旦突进到法军侧翼的时候，甘梅林马上丧失了平衡，并且很难于恢复已被破坏的稳定性，因为他手下那些能用来较容易地封闭突破口的精锐部队，早已远调到比利时内地去了。甘梅林把他们远投到比利时，结果使自己丧失了战略上的灵活性。
　　法军后方出现了这个危险，在开始一段时间内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德军在最初阶段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实施的突击，产生了吸引法军统帅部注意力的作用。当时，德军派遣空降部队在荷兰后方突然降落，配合着德军在正面的猛烈冲击，因而使得荷兰军队不战自溃，到第5天就投降了。比利时军的前进阵地，在德军进攻的第2天就被突破了。于是，他们按照计划退到了安特卫普至那慕尔一线，并根据协定与英法盟军会合在一起。
　　在荷兰境内，早在5月10日的早晨，德国的空降部队就已突然地在首府海牙附近和交通中心鹿特丹同时进行着陆，实行袭扰。与此同时，在鹿特丹以东160公里的荷兰边境防御要塞地区，也有德军伞兵降落，配合着陆军的进攻。这样，前方后方两面夹攻，再加上德国空军到处骚扰，使得荷兰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德军一个坦克师，利用了荷兰人惊慌失措的局面，穿过南翼边境工事中的一个缺口，疾驰突入荷兰，在第3天就同降落到鹿特丹地区的空降部队会师了。荷兰军队本是在战略上进行防御的，现在却不得不转而采取战术进攻，而他们在训练和装备方面却对此缺乏准备。当时，尽管荷军的主要防线还并没有被突破，但是在第5天，荷兰就投降了。
　　德军对比利时的直接入侵，在心理方面也有某些突然性的作用，因而使侵略军很快获得了胜利。陆地上的进攻，是由莱希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担负的，其兵力相当强大。为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展开，该集团军必须首先克服一个颇为困难的障碍物。为此，曾派出5百名伞兵部队予以支援。这5百名伞兵首先用来夺占了亚尔培运河上的两座桥梁，以及比利时的一个最现代化的要塞，即艾本艾米尔要塞。这个要塞从侧面掩护着一道水障碍。这支小小的伞兵部队，居然对整个事件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德军所选择的通到比利时边界的进路，必须经过荷兰领土在南面突出来的那一地段，即通常所称呼的“马斯特里赫特盲肠”，而要通过这个宽度为25公里的地段，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这样，只要德军开始越过荷兰边界，比利时的边防部队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赶在德军到达之前把亚尔培运河上的桥梁炸毁。
　　德国伞兵趁着黑夜降落在两座桥梁的附近。对于夺占这两座未遭炸毁的桥梁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为抢占艾本艾米尔要塞，德军派出了80名武装人员驾驶滑翔机直接在要塞近旁着陆，并立即对要塞进行封锁。结果，该要塞虽有守军1千2百名，但在24小时之内完全被封住了。随后，从陆路赶到的德军攻占了这个要塞。德军从伞兵夺得的两座桥上渡过了亚尔培运河，直接插入了比利时境内。由于受到德军的压迫，比利时部队节节后退，到达了戴尔河防线，这时英法盟军也恰好赶到了那里。
　　在比荷两国使用空降部队实施突袭的计划，是希特勒本人拟定的。不过，其所以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功，也是勇敢无畏的斯图登将军在执行计划时实行了卓越领导的结果。
　　此时，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部队已经穿过了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南部地区，到达了法国边境。其主力为5个坦克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帅，正好在那里会师，统由克莱斯特将军指挥。在该集团前面作为先导的，是古德利安的那个军，其编成为3个坦克师。他们穿越110公里的阿登山地区时，途中所遇法军的抵抗非常微弱。于是，德军顺利地插进到法国境内，在进攻开始后的第4天拂晓，即到达了马斯河岸。
　　把大量坦克和汽车用去穿越阿登山这个难于通行的地区，可以算是一个勇敢而冒险的措施。自古以来，战略家们都把阿登山区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连步兵也不敢大量使用，更何况坦克和汽车。不过，这种观点对于德军很有利，增加了他们实行奇袭的机会。同时，那里森林稠密，对于德军的进攻准备和突击兵力起了掩护作用。
　　然而，尽管装甲坦克部队比较容易地达到了突然袭击的目的，但是他们面前马上出现了象马斯河这样比较大型的水障碍。强渡这条河流需要多少时间，是关系颇大的事情。后来，法军总参谋长杜梅克将军曾经追悔地说：“我们以为，敌军的一切活动也和我们自己的差不多。当然设想，他们一定要把足够数量的炮兵运到以后，才敢于作强渡马斯河的尝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受威胁的方向进行增援。”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对于时间的估算，与德军高级指挥官的看法竟不谋而合，法军统帅部认为，德军强渡马斯河的行动，至少要到第9天才能开始。这也正好就是德军统帅部原定的时间。但是，在1940年2月进行图上作业时，古德利安提出了建议，认为装甲坦克部队应在赶到马斯河时立即强渡该河，而不宜等待步炮主力的到达。他的意见受到了哈尔德的激烈批评。哈尔德认为，至少应有9到10天的准备才能说得上强渡该河。在3月间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询问古德利安，如果在马斯河上夺占了一个桥头阵地，他在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古德利安回答说，应该立即扩张战果，开始向西挺进，直指亚眠方向，甚至直指拉芒什海峡岸边的各大港口。许多将军对于他的这种“冒险行动”，纷纷摇头表示反对。可是，希特勒却非常赞许地点着头，用眼色表示了同意，但同时又说着另外一个问题。
　　5月13日早晨，古德利安的坦克军开进色当地区，到达了马斯河边。当天中午，他即开始强渡该河，向对岸实施攻击，到黄昏时候，渡河即已成功。在同一天，隆美尔的第7坦克师也在西面65公里处的迪南地区渡过了马斯河。这个行动正好分散了法军统帅部的注意力，并为尔后在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创造了条件。
　　5月14日中午，古德利安的3个坦克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在击退了法军一个迟迟而来的反突击之后，他便急剧折转，疾速地朝着西方猛进。到次日黄昏时，古德利安的坦克已经突破了马斯河西岸的最后一道防线，接着便开上了一直通往拉芒什海峡岸边的大道，从这里到达海边，大约只有270公里。
　　5月15日夜间，比较谨慎的克莱斯特命令古德利安停止进攻，先确保桥头阵地，以等候步兵前来接防。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这个命令才作了某些修改，准许古德利安有权扩大桥头阵地。于是，古德利安利用这个授权，急忙向西发展，第2天前进了80公里，到达瓦兹河岸。其余的装甲坦克兵力，也都一齐向西涌进，使整个战线的突破口扩大到100公里。这样一来，一股坦克洪流便沿着通向英法盟军后方的大道开进了，而此时的盟军正在比利时境内。
　　法军统帅部摸不准德军坦克究竟会取哪个方向前进，这使德军的前进更为容易。德军在色当实行突破，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位置适中，使德军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进攻，而且同时对几个目标造成威胁。这样，在开始时候，法国人猜不透，德军的目标究竟是拉芒什海峡岸边呢？还是直抵巴黎？尽管德军的进攻方向看来是向西去的，但是法国人始终担心，怕他们会突然地向南折转进攻巴黎。德国的计划在战略上本来就具有灵活性，由于装甲坦克兵的快速行动，又更增加了它的弹性。这样灵活性和快速性的结合，就使法军统帅部完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当时，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时间因素。法国人的行动照例总是迟缓，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因此，他们的反措施每一次都没有产生效果。同时，德军先头部队的前进速度，又实在太快，不仅法军统帅部预想不到，就连德军统帅部也始料不及。法军所受的训练，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传统，军事行动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这正是他们如此迅速地遭到瘫痪的原因。但是，法军的最大弱点并不在于他们武器装备的数量少或质量差，而主要在于他们军事“理论”的落后。他们的作战观点远远不如对方那样进步，而是发展很慢，根本上没有跳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胜利者往往骄傲自满，每每产生保守思想，结果遂成为下一次战争中的失败者。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对于几个坦克师在敌人后方如此冒险深入地作战略性的突进，德军最高统帅部仍然表示担心。希特勒本人也神经质地显出了很不安的情绪，他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南翼，于是命令西进的部队停止了2天的进攻，等待第12集团军赶上去，在安讷河一线构成侧卫防线，以掩护进攻部队的翼侧。
　　这个延误几乎断送了德国计划的前途，如果不是法军处于那样严重瘫痪的境地，德军的进攻可能招致失败。希特勒第一次犹豫以后，过了1个星期，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怀疑，结果使德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过，由于德军坦克部队在最初阶段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时间，而敌人又早已混乱不堪，所以这次在瓦兹河线上的两天停顿，对于德军的计划还不致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实仍然足以说明，在德军的高级指挥人员中，对于时间因素的认识还是具有很大差距的。而且，这新旧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甚至要比德法两国之间认识的差异还更严重。
　　为了抗议这个暂停进攻的命令，古德利安于5月17日提出了辞呈，请求解除指挥职务。可是，就在这一天，当他提出辞呈以后，他被上级慰留，同时也被允许继续进行“威力侦察”。他对这个授权又作了自己的解释，就是象原来作的那样，尽量向前推进。一到禁令解除，他便急速前进，其速度甚至比以前更快。他在5月20日到达亚眠，而后，越过阿布维尔，抵达拉芒什海峡岸边，从而切断了英法盟军从比利时退向法国的道路。
　　5月22日，由于上级的命令，古德利安又很不乐意地停顿了一天，而后才继续往北，向拉芒什海峡的各港口开进，以深入到英军的后方。此时，英军尚在比利时境内，抵抗着由正面进攻的波克的步兵。古德利安的右邻是郎哈德的坦克军，该军也属于克莱斯特的编成，因而曾同时转向北面实施进攻。22日，古德利安包围了布伦港，次日，前进到加来。尔后，他到达格腊夫林，那里离敦刻尔克只有16公里。与此同时，郎哈德的坦克部队也到达了厄尔·圣奥梅尔至格腊夫林的运河线上，并且在运河对岸夺占了桥头阵地。这样，英军手中只剩下一个敦刻尔克港，而且是唯一的一条退路。可是，到了第2天，希特勒却突然命令他们不要再向敦刻尔克进攻。这个命令正好拯救了英军，使他们没有象左翼方面的比军和3个法军集团军的大部分那样，一起同归于尽。2天以后，这个命令才被取消。德军立即恢复了进攻。但到这时，盟军已经加强了防卫力量，使德军一时无法突破了。结果，22万4千人的英军和11万4千人的盟军（主要是法国人），终于从海路撤走了。即使如此，德军仍然收容了100万人的俘虏，而他们自己的死伤数字却只有6万人。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的巨大成就。
　　在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希特勒为什么要下达那样一个贻误战机的命令，其原因已是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了。第一个原因，也许正如希特勒自己说的，是害怕把他的坦克完全陷到沼泽里去了。弗郎德勒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沼泽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作为一个小班长，曾在那里有过亲身的经历，沼泽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保持装甲部队的战斗力，使其完整无缺，以便于在第二阶段彻底击毁法军。第三个原因，他受了戈林的诱惑，认为德国的空军有能力阻住已经在敦刻尔克陷入绝境的英军，使其不能从海上撤出。不过，认真分析一下当时的作战情况，还可以发现一个影响这道命令发出的直接原因，而且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这就是5月21日英军两个坦克营在阿腊斯地区实施的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反冲击。这个反冲击正好是指向沿着海岸边上实施进攻的德军部队的翼侧。英军的这次反冲击，使希特勒本人以及德国的某些高级指挥官更加担心，认为德军在法同境内的战略突破实在是太深入和太冒险了。这个反冲击恰巧又是在最关紧要的时刻发起的，因而在心理上对德军高级指挥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克莱斯特曾经多次制止古德利安前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这位克莱斯特的顶头上司，也认为在阿腊斯的情况没有弄清以前，不宜继续发展进攻。他们两人的担心，很自然会要影响到隆德斯特。这样，当5月24日早晨希特勒到达隆德斯特总部进行视察时，就在会议上听到了隆德斯特的观点，因而也加深了自己的怀疑，于是他在会议之后立即下达了暂停进攻的命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时本是倾向继续实施坦克进攻的，但希特勒自然能够找到许多的拥护者来支持他这一次非常谨慎的想法。
图9 1940年的西方战区
　　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即最后结束阶段，是在6月5日开始的，也正是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第2天。德军这次新的进攻，其序幕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本来，德军装甲坦克部队都在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可是突然得到命令，马上掉头南下，迅速地实施了新的攻势。这样快速地向新的方向变更部署，正是部队机械化以后大大提高了机动性的结果，足以引起战略的革命性变化。
　　德军发动进攻的新战线，是沿着松姆河与安讷河临时构成的一道防线，是由法军残存部队防守的。这道防线比法军原来的防线还要长，而防守的兵力却更加单薄。因为这时法军已经损失了30个师，除了留在法国的2个英军师外，几乎得不到同盟国方面的任何援助。魏刚取代甘梅林以后，集中了66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7个师配置在坚固筑垒的“马其诺防线”里面，这条防线是同松姆河-安讷河防线连接起来的。
　　在这个第二阶段中，隆德斯特的集团军群又充当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但是，在原定计划中，并没有给它规定这个任务。战役开始时，德军现有10个坦克师，却有6个配属给了波克。随着作战情况的发展，波克实施的突击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隆德斯特发挥了主要作用。作战主力在战斗过程中转移到隆德斯特的地段，是德军有能力迅速改变主突方向的一个例证，说明有了装甲坦克兵力以后，这是完全可能的。
　　波克指挥下的几个集团军，是在6月5日发起进攻的，而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则在4天以后才开始动手。他所以稍晚一步，是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变更部署。在波克集团军群的进攻中，主要突击方向上的进展，反而不如其右翼方面那样迅速和深入。在那里，隆美尔率领的那个坦克师在第3天早晨就突破了法军的防线。
　　这次的迅速突破，表明隆美尔确实英勇过人。任何守旧的敌人都梦想不到这个人竟能如此神速。这种突破手段，在任何司令部演习和作业当中，实际上都是不会设想的，是认为不可能的。可是，隆美尔想到了，也作到了。在隆美尔进攻的地段上，法军把松姆河上的所有公路桥梁都炸毁了，但是却留下两座铁路桥。他们留桥的目的，是想用来进行反攻，而且仍在幻想着组织这样的反攻。法军认为，保留两座桥梁不会有多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单轨铁路，是沿着两个狭窄的堤岸敷设的，而这堤岸又经过河边一段沼泽草地，大约有一公里半的长度。所以，要想沿着这条窄线进攻，特别是通过桥梁，即令是步兵，也如同“走钢丝”一样，很危险。然而，隆美尔却大胆地在黎明前抢占了这两座桥，并在河对岸占领了一块高地作为立足点。接着，他马上拆毁铁轨和枕木，并不顾敌人炮火的威胁，把他的坦克和运输车辆送去走钢丝。他的行动获得了成功，在过河当中，只有一次停顿了半个小时，那是因为有一辆坦克冲接近桥头时被敌炮击中，暂时地阻塞了道路。
　　到这天黄昏时，隆美尔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纵深达到12公里，第2天，增加到32公里，而在第3天，便突进了50公里。他的进攻速度所以快捷，是因为他采取越野路线行进，尽量迂回绕过了前进道路上的设防据点。由于这样深入突破，把法军第10集团军切成了两段。于是，德军的其他各师也都朝着这个扩大了的缺口涌来，继续向前冲击。到第4天，也即6月8日的夜间，隆美尔到达了鲁昂以南的塞纳河岸，一路上完成了65公里的迂回机动，穿过了法军那道已经混乱不堪，而且不成体系的防御线。这道防线是法军为了防守通向鲁昂和塞纳河的接近路而仓促设置的。当法军正在慌乱之中，来不及对这个大型水障碍组织防御时，隆美尔便一鼓作气夺占了塞纳河上的渡口，并渡过了该河。6月10日，隆美尔师急转向西，进行了80公里的跃进，到黄昏时，抵达了海岸。这样，他就切断了法军第10集团军左翼5个师（包括英军的第51师，即苏格兰师在内）的后退通路。这些被围部队于6月12日在圣瓦列里被迫向隆美尔投降。
　　此时，集团军群的右翼从松姆河地区向南实施的主要突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突击是出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负责实施的，分别从亚眠和佩龙尼附近松姆河对岸的桥头阵地出发。他们指望用这样一个钳形突击掐死法军。6月8日，在右翼实行迂回的那个集团，终于在亚眠附近突破了法军的防御，并急速向南挺进，直抵瓦兹河的下游；可是，在左翼实行迂回的那个集团，却在佩龙尼以北遭到了法军的顽强抵抗，因而未能前进。
　　6月9日，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开始在安讷河地区发起进攻，并很快突破了法军的防御。于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抽调回来，投向东面，使它们从安讷河地区的巨大缺口进入战斗，向香巴尼方向发展胜利。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能够迅速地调到新的方向，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坦克部队具有快速性，因而也就具有灵活性。
　　这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击又是由古德利安完成的。这次突击再一次明显地证明，进行深远的战略性突破与间接路线结合起来，将能达到何等的效果。这时，古德利安升任为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集团司令。古德利安的两个坦克军从加来海峡地带出发，绕行了320公里的长距离，开到安讷河畔的雷代耳地区进行集中。当第12集团军的步兵在恰陶-波尔森附近（雷代耳以北十公里处）的河对岸夺占了三个小型立足点以后，古德利安即乘着黑夜之便，把他的先头师送上了这些小据点。第2天，也即6月10日的早晨，这些先头坦克师马上发起冲击，以高速度向前推进，而对途中有法军据守的村镇和森林则迂回绕过。接着，法军的装甲坦克部队投入了战斗，一路上发生了多次坦克交战，德军乘胜前进，所以，在头两天之内，德军的坦克兵即前进了差不多32公里。第3天，古德利安的右翼即到达了马恩河畔的夏龙，第4天，又进到维特里-勒-弗朗苏瓦，距离进攻出发阵地差不多已有100公里。古德利安的左翼，在击退了来自侧翼的法军反冲击以后，也同时赶到了这一地区。尔后，古德利安即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进攻，直抵朗格高原，前进到“马其诺防线”的后方，随即穿越这个高原地区，转向东南挺进，一直到了瑞士边境。第5天，也即是6月14日，在跃进80公里以后，一举夺占了肖蒙城。6月15日，德军又完成了这样一个跃进，穿越第戎地区，达到了索恩河畔。17日清晨，古德利安的先头师越过索恩河，继续前进100公里，到达了靠近瑞士国境的蓬塔尔利埃。这次的远距离进攻，把仍然固守着“马其诺防线”的大量法军的后撤道路，全部切断了。古德利安属下的其他各师，此时则在向北席卷，前进到了摩泽尔河畔，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法军的退路。到了这个时候，法国政府看到，自己的军队要被毁灭了，于是决定投降，并向德国人发出了要求停战的呼吁。
　　出于希特勒在此以后并未能征服英伦三岛，所以从更高级的战略观点来看，欧洲大陆上所取得的决定性战略胜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希特勒因为自己下令停止向敦刻尔克的进攻，弄得后来自讨苦吃。当初，如果他能阻住英军，使其不得从最后一个漏洞中溜走，那么，大不列颠帝国必将陷入毫无防卫力量的境地。这样，希特勒即使仓促组织登陆，也能够达到彼岸，足以占领英伦三岛。因为丧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未能在敦刻尔克那个陷阱中把英军一网打尽，所以，如不能很好地组织一次强大的登陆战役，他就不可能有征服英国的希望。而要组织这样的战役，他既没有预先的计划，也没有相应的准备。对于这个方向，他调集力量的行动实在太迟了，而他的“和平攻势”也显得软弱无力。后来，在“不列颠之战”中，德国企图争夺控制海路的制空权遭到了失败，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整个计划，也就完全付之东流。
　　大不列颠帝国没有被征服，它面前的英吉利海峡（拉芒什海峡）变成了一道巨型的反坦克壕，这对于希特勒来说，不能不感到忧虑。英国屹立近旁，就使希特勒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受到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个“失算”对于他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计划的破产，自然导致了后来的不祥结局。
　　在下一年度，希特勒仍然不断地追逐着胜利，开始在巴尔干，随后又在俄国。当他还没有在俄国腹地被阻止以前，其胜利似乎仍有希望。可是，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他的资源已经不足了。尽管他在1941年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可以说，“不列颠之战”的失败，已经是他覆灭的开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这又是在攻占敦刻尔克时表现很不坚定的结果。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1940年6月底以前，德国宛如一个巨人，在欧洲大陆到处横行。它完全控制了整个西欧，中欧和东南欧，只有西部边上小小的不列颠岛，算是唯一的例外。除了这个大陆以外的障碍，还有一个对希特勒的霸权起着严重限制的因素，这就是苏俄的存在。苏俄在德国的东北边界上降下了一道浓密的阴影。希特勒经历了一个胜利时期。他的胜利似乎可以保证他完全称霸欧洲，甚至征服整个世界也未尝没有希望。可是，5年以后，他的这场夏夜美梦，终于变成了可怕的恶梦。
　　希特勒的衰颓首先是从大战略领域开始的。这是他一切严重错误的根源。如果希特勒知道，应该怎样减少由于他的胜利而引起来的恐惧，并使邻国人民相信他的“新秩序”是一种对他们有益的“仁政”，那么，或许也有可能，他真的能在拿破仑遭到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真正把欧洲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在德国领导之下的联合体，并且使其力量发展到足够摧毁外来力量那样强大的程度。可是，希特勒做的却是自掘坟墓的事情。他的政治路线，可以说是太直接化了。他的政治手腕是高明的，足以使人生畏，引起邻国的纠纷，但是不能令人怀德，反而增强人们的反感。在他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他过分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完全丧失了号召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以在其他国家中吸引一些劳苦大众。他的“铁拳头”太显露了，而外面的法兰绒手套又已破烂不堪，以致无法掩饰里面的真象。他在征服邻国以后才来采取安抚措施，这不仅是笨拙的，而且也是不合逻辑的。随着新的冒险一次一次地失败，希特勒也把错误一个一个地积聚起来了，直到最后彻底覆亡。
　　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失败，是他在击败西方其他各国以后而企图征服大不列颠帝国的计划的破产，也包括企图同它媾和的失败。只要英国屹立无恙，并且继续进行抵抗，希特勒对于西方的霸主地位就永远无法巩固，而且他自身还不可能不产生一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当然，仅有一个英国，如果没有同盟国的协助，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最多只能是妨碍他去收取胜利之果而已。单凭英国的抵抗和干扰，只能使希特勒的意志产生某种动摇，迫使他采取某些让步的办法来获取和平。而且，英国绝对没有力量去摧毁希特勒的实力，无法把德军从各个被占领国家赶出去。不过，这种可能性终于出现了，因为充满着烦恼心情而走上了绝路的希特勒，居然在1941年6月调头东向，开始发动了侵俄战争。
　　决定进攻俄国，表明希特勒在大战略方向放弃了间接路线。对他来说，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久之后，由于追逐胜利的心情迫不及待，甚至在战略方面的间接路线，他也不再顾及而完全抛弃了。这个改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此以前，他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曾经极其重视，那怕是同比较弱小的敌人如希腊这样的国家作战，也是认真运用了间接路线的。
　　征服巴尔干
　　当一支数量不大的英国援军在萨洛尼卡登陆以后，1941年4月，德军侵入了希腊。当时，德军已经集结在保加利亚境内，所以希腊军队的配置，主要是着眼于防守希保国境上的山地隘路。可是，由于预料德军进攻的路线将是斯特鲁马河河谷（在萨洛尼卡东北50公里），结果却掩护着另一条比较间接的路线。德军的机械化纵队从斯特鲁马河岸向西折转，沿着与边界平行的斯特鲁米察河河谷（斯特鲁马河的一条支流）开进，而后，通过山中的隘路，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伐尔达尔河河谷的南部（在萨洛尼卡以西约25公里）。就在这里，他们向希腊军队与南斯拉夫军队的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以急速的进攻行动发展着胜利，沿着伐尔达尔河河谷开进，直奔萨洛尼卡袭来。德军这一机动获得了成功，把大部分希腊军队的退路都切断了，这些军队当时仍然滞留在色雷斯地区。
　　德军完成这次突击以后，紧接着又实行了一个新的迂回机动。这一次，他们并不是直接向南方进攻，不是从萨洛尼卡出发经过英军已经设防的奥灵斯普山地再向南进攻，而是直往西转，穿过蒙纳斯特尔师，继续向西冲去。这个机动一直冲到希腊的西部海岸为止，从而切断了仍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军，迂回到了英军的翼侧，从后方威胁到盟军残部的退路。这样一来，就使希腊境内的一切抵抗很快地全面崩溃了。
　　入侵俄国
　　在入侵俄国的最初阶段，希特勒在作战方面还是尽量采用了间接路线的，加上地理条件的有利，他曾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一个差不多长达3千公里的正面，没有多少天然的障碍物，使进攻者在实行渗透和进行机动两个方面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苏联红军尽管数量很多，但分布在如此漫长的正面上，兵力的密度当然很小，因此，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找到没有加以掩护的地段，可以进行迂回机动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同时，在这广大的空间中，城市很少，连结这些城市的公路和铁路也有限，因而进攻者又有自由选择突击目标的便利。这样，德军终于骗过了俄国人，使他们摸不清自己真正的进攻方向，无法抗击德军的突击。
　　在战争初期，德国方面使用这种方法夺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到后来，由于很难确定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胜利，德军出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地位。在制定侵俄战争计划的最初日子里，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作战观点，而且，以后也无法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调和，所以始终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
　　希特勒的企图是首先抢占列宁格勒，把它作为主要目标，以便确保自己波罗的海这个侧翼的安全，并与芬兰联结起来。他认为，攻占莫斯科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深知经济因素的巨大作用，他对于乌克兰这个粮仓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工业区，也很感兴趣，希望同时加以占领。列宁格勒与乌克兰，彼此相距遥远，因而使德军必须在两个独立的战略方向上采取进攻行动。这样一来，也就便德国人的战略性机动失去了灵活性，不可能在中央实施一个战役进攻而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则主张把主力集中到莫斯科方向，其目的不仅是抢占敌人的首都，而且希望在这个方向有更多的机会去消灭俄军的基本集团。他们预期俄军会用大量的兵力来防守莫斯科的接近路。可是，希特勒认为，采取这样的进攻行动太冒险了，因为这样可能只是把俄军压迫后退，使他们全面地向东面后撤，反而不能消灭他们。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然不必使自己去承担风险，于是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决策，而希特勒也采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决定要以合围的办法来歼灭俄军的主力。因此，下一步的目标问题就一直拖延下来了，直到入侵的第一阶段结束时还没有解决。
　　勃劳希契在同希特勒打交道的时候，总是避免争论，不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对于进攻莫斯科的问题，他决定采取拖延政策，结果愈来愈糟糕，到了战局中期，他的处境也极其困难了。
　　曾经作出决定，在第一阶段要把主力集中在波克集团军群的地段上，在平斯克沼泽地带以北地区，沿着明斯克至莫斯科的公路实施进攻。确实，德军把其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这个方向上来了。波克的左邻为勒布集团军群。他们从东普鲁士出发，越过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小国实施进攻。在战争开始阶段，他们对自己的右邻，即波克集团军群的富有冒险性的进攻，正好起着掩护作用。此外，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则在波克的右边，在平斯克沼泽地带以南实施进攻。这样一来，就使得俄军统帅部很难于判定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
　　按照原定计划，要在波克集团军群的进攻地带内达到合围俄军主力的目的。其办法是同时采取两个包围性的机动：以古德利安和霍特的坦克部队构成合围的对外正面，他们分别从两翼出发，沿着指向明斯克地区的向心方向实施进攻；同时，以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各步兵军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达到在别洛斯托克周围实现合围的目的。
图10 俄国战区
　　6月22日，德军发动了进攻。这正好比拿破仑入侵的日子早一天。古德利安和霍特的坦克部队很快突破了俄军的防线，急速地向前猛冲，到第6天便在明斯克地区实行了会师。这时，他们深入俄国境内已达320公里。在他们后面，几个步兵军也在斯洛尼姆附近实行了会师。但是，他们并未能阻止俄军主力的撤退，俄军从别洛斯托克那个“口袋”中冲了出来，向后撤走了。于是，德军提出了下一步计划，即在明斯克附近合围俄军主力。这一次获得了成功，尽管有一小部分俄军在封闭合围圈之前溜掉了，但还是俘获了30万俄军官兵。这次大包围所取得的成就，立即引起了一阵乐观热潮，甚至一些对希特勒入侵俄国抱着忧虑情绪的将领，也开始改变了看法。哈尔德就曾在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假使我说，在未来14天之内，将会结束对俄战役，看来不是过分夸张。”
　　可是，德军的进攻却非常不幸地停顿下来了。装甲坦克部队得到命令，在被围的俄军集团没有被消灭以前，应该驻守原地停止前进。按照原来计划，他们不应该延误，而要越过明斯克继续深入前进，只留下少量的坦克来协助步兵集团军完成合围的任务。
　　然而，由于古德利安的果敢行动，德军又一次赢得了已经丧失的时机。他趁着俄军还来不及调集增援兵力以前，不等待第4集团军的到达，便贸然地渡过了宽广的第聂伯河。从结果上来看，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他利用黑夜隐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于7月10日以烟幕作掩护，在敌人尚未设防的三个地点同时渡到了河的对岸。接着，他就直向斯摩棱斯克进攻，于16日到达了那里。这时，德军深入俄国腹地已经达到640公里以上，而距离莫斯科只不过320公里而已。能使突破深度达到如此遥远，可见德军进攻的速度确实是很高的。
　　霍特到达斯摩棱斯克北面地区以后，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合围机动，其目的是切断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之间大量俄军的退路。在装甲坦克部队实施进攻时，这些俄军已被迂回绕过而落在后头了。但是，由于地形条件恶劣，难以通行，加上泥泞填塞道路，德军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合围圈终归未能完全封死，又使相当一部分俄军得以溜走。尽管如此，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俘获俄军的总数还有18万人之多。
　　古德利安曾一再坚持，在俄军节节败退时，必须不断施加压力，不使他们有机会在某一地区站稳脚跟。他确信，只要不再浪费时间，完全可以率领自己所属的坦克兵力一直攻到莫斯科。他认为，直接进攻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心脏地区，必能瓦解整个俄国的抵抗力量。他的观点，既得到霍特的赞同，也得到了波克的支持。
　　可是，希特勒却作出了另外的决定。他认为，现在应该是实现他原来计划的时候了，那就是要去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目标，把这两个目标同莫斯科加以比较，其意义更为重大。实际上，他并不象批评他的大多数将军所想象的那样，只是单纯重视这两个目标的经济作用和政治意义。看来很清楚，希特勒是想重演一次坎讷战，而且其规模设想得更大。他认为，由于莫斯科面临着威胁，已把俄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里去了。这样就使南北两翼的德军更加易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即攻占列宁格勒和乌克兰这两个位于俄国侧翼的战略性目标。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攻占两个目标以后，即从那里出发，沿着向心的方向向莫斯科发起进攻。那时，莫斯科似乎就象熟透了的苹果，会自动地落入他的手中。这是一个高明而伟大的计划。可是，时间因素却影响了这个计划的完成，因为俄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且天气恶劣，超出了德军预想的程度。同时，在德军的将领之间，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结果自然要使局势恶化。每一个将领都想自己的地段受到优先重视，希望能把主力集中到自己方面来。这种趋势表明，在希特勒实行其计划的第二阶段，战略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因而增加了危险性。
　　7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实施第二阶段进攻的作战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在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之间的扫荡战结束以后，应即马上开始进攻。因此，波克属下的一部分快速部队必须向南卷击，去支援隆德斯特，消灭其当面的俄军部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快速部队则应向北卷击，破坏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以此支援勒布去进攻列宁格勒。这样一来，波克手里就只剩下了几个步兵集团军，用来继续向莫斯科实施正面进攻。
　　这一次，勃劳希契又表现得很不坚定，不敢同希特勒争辩，以求改变其计划。他只是一再地论证说明，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装甲坦克部队必须有时间进行机件维修和兵员补充。希特勒同意给予必要的休整时间。当时，在德军统帅部的高层人士当中，正进行着关于下一步应该选取哪个方向的讨论，而且在装甲坦克部队完全恢复进攻以后，讨论还没有结束。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终于拒绝了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要求在莫斯科方向实施进攻的意见，并且下达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基本内容和1个月以前的那个命令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对列宁格勒方面已经没有原来那样重视，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南面，放在隆德斯特的正面上，指望在基辅地区合围和歼灭俄军。只有等到实施这个战役以后，波克才可以恢复向莫斯科的进攻。而在此同时，隆德斯特必须向南发起进攻，其目的是要把俄国的工业地区同高加索这个石油基地切断开来。
　　正在长期争论不休的时候，事件的发展恰好证明，希特勒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充当隆德斯待左翼的莱希瑙第6集团军，在基辅前面被阻止，大量的俄军部队受到普里皮亚特沼泽东端的掩护，继续威胁着它的左翼，同时也威胁着波克的右翼。另一方面，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由于采取了一个出敌不意的机动，获得了卓越的成就。7月底，在基辅以南的白采尔克瓦附近，终于突破了俄军的防线。于是，克莱斯特转而向南进攻，沿着南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一条走廊前进。克莱斯特的这个突然性机动，不仅为德军打开了一条通向乌克兰的通道，而且威胁到在黑海沿岸展开以对付罗马尼亚战线的俄军后方。8月间，德军到达了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这是位于两条大河出海处的港口。俄军虽然处于危险境地，但是仍有一部分在德军封闭合围口之前实行了后撤。克莱斯特实施的这次深远突破，使得俄军在南方的抵抗体系产生了动摇并全部瓦解了。
　　这些情况汇合起来，足以证明一种可能性：如果克莱斯特即时转向北面进攻，而从波克的军队中抽出一大部分兵力向南面挺进，这样两个集团采取向心方向实施突击，那么，不仅可以在基辅周围或其附近摧毁俄军的顽强抵抗，而且有可能将俄军全部合围，甚至一网打尽。此举一旦成功，德军在下一步进攻莫斯科时，就用不着担心俄军将从南部地区发起反攻了。所有这些理由，促使希持勒下了决心，即首先进行基辅战役，而后再向莫斯科实施进攻。
　　抱着这种见解的人，并不只是希特勒一个。隆德斯特自然也会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当然欢迎北面有援军开到，帮助他完成自己面临的艰难任务。同时，他自然也会欢迎围歼大量的敌军，因为这正是每一个统帅梦寐以求的目标。
　　从战略方面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向莫斯科发起进攻以前，应使南边这个侧翼解除后顾之忧，消弭俄军从这个方向实施反突击的威胁。此外，俄军当时虽然数量仍然颇大，但是机动性却很有限，这又对德军有利。它可以不冒多大危险而把大量的快速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从而逐个地去摧毁俄军集团。不过，对德军来说，实施这样的机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并没有作好进行冬季战役的准备。
　　德军进行的基辅战役，包围歼灭了大量的俄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莱希瑙和魏克斯的野战集团军从正面箝住了大量俄军，古德利安深深突进到达南面，从后方包围了这股敌军，而克莱斯特则在北面进攻，从第聂伯河的大弯曲处向南挺进。两支坦克部队在基辅以东240公里的地方实行了会师，封闭了合围圈。这一次，俄军从合围圈中突围逃出的人数很少，德军最后捕获的俘虏竟比60万还多。不过，待到基辅战役结束，时间已到9月末尾。当时，道路条件颇差，天气相当恶劣，虽然没有妨碍德军完成合围任务，但却降低了合围机动的速度。
　　此后，希特勒即把发展乌克兰的胜利当作主要目标，并为此集中了兵力。这样，他原定的两大目标之一，即攻占列宁格勒，就变成为次要目标了。尽管在实施乌克兰战役的同时也发起了对列宁格勒的进攻，而且，在列宁格勒方向上也曾集中了足够数量的兵力去包围这座城市，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未能使俄军在这个地区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这个方向的德军以后便逐渐减少了，因为希特勒虽然拒绝勃劳希契和波克的建议，没有尽快恢复对于莫斯科的进攻，但同时又迎合了他们的意图，同意在击毁俄军基辅集团以后把莫斯科方向作为重点。
　　基辅战没的胜利结局冲昏了希特勒及其高级将领们的头脑，加强了他们的乐观情绪，同时也进一步鼓舞了他们分散兵力的心理。希特勒本已决定，要对莫斯科发起秋季攻势，但是随后又作了另一个决定，以致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而把兵力更加分散了。因为他实在抵挡不住胜利的诱惑，既不肯放弃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又想继续在南面扩张战果。于是，他给隆德斯特提出了一项极为巨大的新任务：肃清黑海岸边的敌人，攻占顿涅茨工业地区，并前进到高加索。
　　对莫斯科的进攻是姗姗来迟的，但终于开始发动了，其兵力为3个步兵集团军和3个装甲坦克兵团，其中一个即为古德利安的坦克兵团，只是这时已扩编为坦克集团军了。1941年10月2日，进攻恢复了。德军又一次完成了包围机动，在维亚兹马地区围困了60万俄军。可是，当维亚兹马战役结束时，寒冬已经来临，德军无法扩张战果，因为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已完全被泥泞封住了。
　　绝大多数的德军将领，都想在自己到达的地区停驻下来，选择有利的阵地进行防御，以便度过冬天。他们都很明白，拿破仑的大军曾在这里遭到什么结局。其中许多人还在重读考兰科特关于1812年战争的悲惨记载。然而，在最高层的人士当中，在那些距离前线和泥泞战壕较远的人们当中，却有另外一种意见。莫斯科象是一块强力的磁石，对于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使他们滋长了过分乐观的情绪，认为攻占莫斯科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和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见相反，希特勒本人对于继续进攻莫斯科的问题，并不那么积极解决。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在他的眼中始终只是一个并非头等重要的目标。他虽然批准了在10月份向莫斯科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是仍然还在怀疑迈出这一步究竟是否正确。不过，波克的眼光却始终钉在莫斯科上面，他早已充满了攻克这座名城的野心。他极力主张继续进攻，并且一再强辩地说明：当敌对双方都已处在精力衰竭的边缘上时，意志力比较优越的一方常能争得主动而在会战的结局中取胜。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都支持波克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早就主张集中全力进攻莫斯科的。但是他们也已知道，继续实施进攻的取胜机会已相当少了，只因为他们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希特勒作出进攻莫斯科的决定，所以现在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隆德斯特和勒布是反对进攻莫斯科的。隆德斯特甚至还提出建议，认为要退回到波兰的出发阵地之上。不过，他们的观点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因为他们是在另一个方向作战，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并无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来，德军便在1941年11月重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因为德军的企图和他们沿向心方向实施的突击并没有什么保密，俄军进行防御的任务反而简单化了，只要把预备队集中起来，逐个挡住德军的突破即可。12月初，德军的进攻受到顿挫，接着，被迫向后撤退。俄军开始转入反攻。希持勒撤掉了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担任了直接指挥德军的职责。他的这个行动产生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使勃劳希契代他作了赎罪的羔羊，另一方面则乘机把军权更全面地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在俄国南方，德军的突进于11月23日达到了顶点，攻占了顿河边上的罗斯托夫城。这正是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可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部队只能沿着泥泞的道路调动，几乎把燃料消耗一空，因而在1个星期以后，当俄军从深远翼侧实施反突击以进攻德军的交通线时，德军进入罗斯托夫的先头部队便不得不匆匆撤离。
　　在1941年的战役中，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最适当的判词恐怕可以说是“自然条件的原因促成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兵力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方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最高阶层当中缺乏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盲目乐观带来的后果，由于进攻开始时期在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胜利，使他们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这就使他们不是选准一条单独的作战线，去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是力图分别在几个方向上实施进攻。而且，每一方向上的进攻目标又过于明显，致使防御者比较容易地加以掩护和防守。还不仅如此。每当进攻者的方向显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他们的补给线通常也就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一九四二年的俄国战局
　　1942年，德国人手中的资源已使他们不能象前一年那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可是，希特勒仍然不肯听信一部分将领的忠告，不愿改取守势以巩固他所获得的地区，更不能采纳隆德斯特和勒布的建议，决不肯撤退到波兰境内去，尽管这些意见在战略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异于要他承认失败：“吃得太多，无法消化。”为了挽回已经失去的面子，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并且依照他本能的感觉，希特勒执意要以进攻来解决问题。虽然手中的工具已经有限，他还是企求获得更多的结果。
　　由于兵力缺乏，不可能在整个战线上全面发起进攻，他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南面方向上，其目的是要夺取高加索的石油，并切断俄国人的石油供应线。如果说这是由于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表明希特勒放弃了在莫斯科附近摧毁俄军主要集团的企图，那么，希特勒的愿望仍然很明显，想以间接的方法来摧毁俄国人的抵抗，那就是割断他们的高加索石油基地。这个算计可以说是高明的，而且也几乎完全成功了，不过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
　　这次进攻开始得很顺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仅把俄军的相当一大部分兵力吸引到这个方向上来了，而且还经常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可是到后来，德军却又自讨苦吃了，又是因为自己分散了兵力，沿着4条独立的作战线开进，而且每个方向都是追求一个目标，所以就遭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样分兵两路实施进攻，是失败的主因，其原因又是因为德军统帅部中意见不能统一。总参谋长哈尔德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是把着眼点放在伏尔加河河岸上的，要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行战役，巩固阵地，在那里建立一道战略性的屏障，把俄军的主力同它的石油供应基地隔绝开来。希特勒的打算则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攻入高加索，但他又没有把这个心事告诉哈尔德，而只是命令这个作战方向的指挥官要把高加索作为主要目标。结果，自然就要削弱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进攻力量。后来，出于一心想要攻下这个挂有“斯大林”姓氏的城市，希特勒的心灵起了变化，改变了原来的决心，所有这些导致了失败，因为德军对于这个太直接的目标公开地集中火力，而且拼命地作了太直接的攻击。
　　1942年春季，俄军向德国人占领的哈尔科夫发动了一次反攻。这正好促进了德军进攻的开始。但俄军的这次反攻出完全是直接化的，因而也不能不招致失败。而且，这次反攻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使得俄军也把预备队消耗殆尽了。当俄军深深突入到哈尔科夫方向上时，德军统帅部获得了一个突击俄军翼侧的好机会。到了6月底，德军进一步发动了进攻，在作用上很有一些反攻的意味，实际上当时敌军所处的形势已是十分的危险和恶劣了。
　　德军原来的进攻轴线，正好与俄军的平行，只是方向相反而已。他们从哈尔科夫以北的库尔斯克地区出发，切过俄军扼守的突出地带的侧翼，而后急速地突进170公里，前出到了顿河上游，到达沃罗涅什附近。沃罗涅什位处莫斯科到高加索的主要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俄军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目的是要阻住德军，使其不能继续向东挺进，结果反而使德军转向东南方向实施了突击，一口气冲进了顿河与北顿涅次河之间的走廊地带。由于德军已在哈尔科夫地区突出部的南侧作了比较深远的楔入，所以他们这次的机动行动也获得了间接的支援。
　　受到德军包围以后，俄军的抵抗开始溃败。于是，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尽量提高速度，利用顿河与顿涅次河掩护自己的翼侧，在这两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内疾驰猛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到达了走廊的南端，并在罗斯托夫以北地区渡过了顿河。这样，德国人打开了通到高加索油田的道路，并使整个战役达到了紧要关头。当时，俄国似乎很快就要瘫痪，因为德军的机动性还在增长，几乎就要切断俄国人的石油供应线路，在这个战役中，德军采取了迂回机动的手段，结果使他们获得了卓越的成功。
　　可是，等到德军渡过顿河继续发展进攻时，他们也就逐步丧失了原已据有的战略优势。在此以前，他们辗转前进，但并没有损害自己在战略上的集中，总是在前进方向上保持着纵深的兵力部署，而且使这个方向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俄军一直处于相当艰困的境地，摸不准敌人的意图。而德军却能在对方的防御中找到薄弱环节，并向那里实施进攻。然而，在渡过顿河以后，德军被迫分兵两路，沿着两条离心的路线前进，一路向南，进攻高加索，一路往东，进攻斯大林格勒。
　　在顿河与顿涅次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内，俄军所受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当时，在这个方向实施进攻的第4坦克集团军，如果不转向南面去协助第1坦克集团军渡越顿河，那么，也许早在7月间就攻占了斯大林格勒，并抑制住了伏尔加河。而且，第4坦克集团军的支援实在没有必要，等它回过头来再向北进的时候，俄国的援军已到达斯大林格勒地区，并且严阵以待了。俄军增援这个地区，远比增援高加索容易，因为它接近中央地区，有着良好的铁路线和公路网，便于调集预备队。随后，德军在这条战线上连续遭到失败，从而使得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因素意义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它的名称超过了城市本身的战略价值，又更加助长了精神因素的作用。这样，德军便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和兵力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来，使他们错过了夺取高加索石油基地的机会。由于抽出了部分兵力去支援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高加索的第1坦克集团军也就逐渐地削弱了力量，原拟抽调其他的兵团和部队来补充这个集团军，即补充调往斯大林格勒战线去了而造成的缺额，但是计划并没能实现。
　　当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以后，德军往这个方向输送生力军的速度，就比俄军在此集中兵力的速度慢起来了，而俄军得以开始准备击退德国人的正面进攻。因此，德军已不可能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保持兵力的优势。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战略方面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战略，放弃了分散敌人兵力兵器的手段。他们愈是死死地包围着这座城市，则其进行战术机动的范围就愈小，所以就更加难以击溃敌人的抵抗。
　　对于俄军来说，战线缩得愈短，则在防御体系中对任何一个遭受威胁的地点机动战术预备队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德军曾经多次突破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正面，但是每一次都被俄军堵塞住了突破口。这个经验证明，防御的正面愈缩小，则防御者进行防守的有利条件也就愈多。
　　随着实施机动的空间的缩小，进攻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自然也就逐渐增大。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收获却反而递减。这一消耗过程很快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德国人手中的物质资源，现在已比1941年少得多了。首先是坦克不足，调拨给每一次突击用的坦克数量越来越少。其次是飞机缺乏，因而使空中的优势越来越小。由于两种主要的技术兵器不够，步兵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因此，每争取一个局部的小胜都须使用大量步兵，使得胜利的代价昂贵，兵力的消耗激增。
　　由于交通线的过分遥远漫长，德军在战术上的过度消耗就变得更加危险了。总参谋长哈尔德极力主张减少损失，建议及时停止进攻，而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区转入防御，以便度过严冬季节。可是，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忠告，并且将他撤离岗位，委派了比较年轻而且富于激情的泽特勒尔接替他担任了总参谋长。无论如何都要攻克斯大林格勒的愿望，强烈地影响着希特勒，正象去年秋天他想攻占莫斯科的情况一样。而且，他仍然获得了不少拥护这种主张的军官。可是这一次进攻的后果，则比进攻莫斯科的惨败还要严重。那些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因为向前推进太远，其进攻的正面很窄，结果遭到了合围的威胁。
　　11月，俄军开始反攻，于是危机成熟，合围的威胁变成了现实。这时，无论从精神方面来说，还是从战略形势来说，被围德军的失败实际已成定局。俄军的这次反击，不仅在物质的路线上具有巧妙的间接性，而且和所有的反攻都天然地具有被压缩的反作用力一样，对德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时，希特勒使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掩护着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绵长侧翼，而俄军反攻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这两支部队的防御地段，并获得了成功。结果，俄军切断了绝大部分进攻部队的退路，因而第一次俘获了大量的敌军部队。
　　俄军继续向前推进，向南面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击，以不断扩张战果，并进而威胁着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后方和交通线。为了说明德军所面临的危险，可以举出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1943年1月，德军在罗斯托夫以东，已经前进了640公里；而在此时，俄军在顿河下游，沿着河流实施进攻，已经达到离城只有65公里的地方。对于高加索的德军来说，罗斯托夫正是咽喉要地，它掩护着德军交通线穿过其中的一条走廊。尽管德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住了这条通道，使其部队逐渐撤退出来，没有遭到合围，但是，这不仅使它放弃了高加索，而且在被合围的威胁之下，被迫退出了顿涅茨工业地区。
　　1943年2月，德军加快了退却的步伐，于是，俄军紧踏着他们的足迹进行追击，达到并越过了德军在1942年发起夏季攻势时的出发地区，越过了他们的原出发线。俄军收复哈尔科夫，抵近了第聂伯河。但在2月底时，德军实施了一个反突击，重新抢夺了哈尔科夫，并在一段时期以内使俄军丧失了平衡。1943年初的俄军正好也和1942年夏季的德军一样，向前伸展得过度了，拉长了自己的交通线，不停地跟踪退击，使补给品一时接济不上来。德军则好象滚雪球一样，向着自己的基地和补给方向退去，因而使自己的力量得以恢复和加强。
　　德军在哈尔科夫城下的反突击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足以说明间接路线战略中的一种防御攻势的形式，其办法是采取诱惑性的机动把敌人诱入陷阱，而这一次则是造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陷阱。这一次行动的设计和执行者是曼斯坦元帅。他在第一个冬季作战时充任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1940年5月使法军覆灭的阿登战役的计划，就是他的杰作。德军的大多数将军都把曼斯坦看成是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战略家，但是希特勒本人对他并不怎么欣赏。1942年11月，当鲍罗斯的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合围以后，希特勒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才委派曼斯坦来担任“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尽管时机已经太晚，不可能扭转斯大林格勒的危局，但是，曼斯坦还是对俄军进行了相当时间的牵制，使其不能遮断罗斯托夫走廊，而把高加索境内的德军救了出来，并且在阿速夫海和北顿涅次河之间沿着米乌斯河重建了一道防线。
　　这时，俄军已经在北顿涅次河以北地区突破了由意大利军和匈牙利军扼守的防线，在北顿涅次河与沃罗涅什城之间扩大突破口，使其正面达到了320公里，并且急速向西挺进，迂回到了曼斯坦的翼侧。他们在北顿涅次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重新收复了哈尔科夫，并向西南方向挺进，直抵第聂伯河的大弯曲处，而那个地区正是曼斯坦的补给来源地。1943年2月21日，俄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扎波罗日耶，该城位于河弯拐弯之处，曼斯坦的司令部刚刚从那里撤走。在这个极其紧张的形势之下，曼斯坦表现得头脑特别冷静，神经非常镇定。早些时候，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没有把自己有限的预备队用去从正面进攻哈尔科夫，现在他又拒绝了指示，不肯用这些兵力来扼守第聂伯河之线。他看到，俄军向西南方向进攻，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向其侧翼实施一个歼灭性的突击。因此，尽管俄军的挺进将要威胁到他的基地，他还是决定让俄军深入得更远一些。
　　这时，曼斯坦忙着调整自己的兵力部署。他把3个已经残缺不全的坦克群（军）从米乌斯河地区撤退下来，面向西北方向构成一道反正面。直到2月26日，他才开始向俄军的翼侧和后方发起进攻。这正和1940年在色当的情况一样。德军一刀插向了俄军的接合部。1个星期之内，原来向西南进攻的俄军纷纷溃退，漫无秩序地逃过了北顿涅次河，一共损失了6百多辆坦克和1千余门火炮。于是，曼斯坦继续向北进攻，打击着从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向西进攻的俄军的后方。这里的俄军也同样遇到了失败，被迫放弃了这两个城市，匆忙地实施后撤。当时，德俄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师的数目来计算是1：8。在这个对德军不利的条件下实施的战役中，曼斯坦采取了一连串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如果曼斯坦不是过于缺乏兵力，那么这次战役很有可能象色当战役一样，会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可是，俄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这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德军预备兵力的来源已经枯竭。在两年以来的各次进攻战役中，德国方面几乎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消耗干净了。与此同时，俄军的新编师却是有增无减，源源不断地开上前线。尽管在哈尔科夫实施的反突击取得了胜利，暂时解除了俄军的威胁，但是在兵力的对比上，俄军已完全占有了优势。
　　太平洋战争
　　从1931年起，日本人不断侵略中国，并在亚洲大陆上扩张他们的立脚点，以排挤美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当时，中国由于国内斗争而遭到了削弱。就在这一年，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1932年，他们继续侵入中国内地。但是，一旦着手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建立起控制权，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自己已经陷入在游击战争的泥沼当中。日本人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寻找一条出路，决定采取南进办法，既进一步扩张地盘，也隔断中国人的外贸市场，断切其获取外援的路线。希特勒打败法国以后，日本人随即利用了法国当时孤立无援的困境，派遣军队进占法属的印度支那地区，强迫他们承认对于这一地区的“保护占领权”。
　　1941年7月24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为了加强这个要求的份量，他决定从26日开始，冻结日本在美国银行中的一切存款，并且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英国首相丘吉尔随即予以响应，决定采取同样的措施。2天以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也被劝加入了这种行动。这样，诚如丘吉尔所说的，“由于这一打击，日本人最重要的石油来源就被断绝了”。
　　早些时候，人们曾经认为，由于遭受到这种瘫痪性的打击，日本人只有两条出路：或者进行宣战，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或者放弃他们原来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来避免战争，力图通过谈判的途径以换取石油的进口。但是美国政府决不让步。它提出的条件是，日本不仅要从印度支那撤军，而且要从中国撤军，否则就不能解除禁运。这不要说是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国政府，都不会接受这种屈辱性的条件，绝不会那样不顾面子。这样一来，从7月底以后，太平洋上的战祸也就迫在眉睫，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不过，日本人还是等待着，他们迟延了4个月才发起进攻。这对于美英两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可幸的事。但他们并没能很好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时间内所进行的防御部署，是没有多大成效的。
　　1941年12月7日凌晨，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日本海军兵力，对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空中袭击。这次具有毁灭性的突击，是在正式宣战之前实施的，是不宣而战。这也和过去进攻旅顺港的情况一样，日本人那次进攻俄国舰队，也是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
　　直到1941年年初为止，日本人所拟定的对美战争计划，都是想把他们的海军主力用在南太平洋上，并且同时向菲律宾群岛实施进攻，其目的是要阻止美军舰队去援助他们的菲律宾驻防部队。美国人的心目中，正好也是估量着日本的这种行动路线。而在战争前夜，日本又不断向印度支那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人的信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却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预期对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担负这次奇袭任务的日本舰队，采取了一条非常大的迂回路线，经过千岛群岛，由北向南，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之中，从北面偷偷靠近了夏威夷群岛。当舰队抵达距离夏威夷群岛480公里的海域时，360架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在日出之前飞临到珍珠港上空，突然地进行了空中袭击。停泊在港内的8艘美国战列舰，4艘立即被击沉，4艘受了重伤。只花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日本人就夺得了太平洋上的控制权。
　　在这样一击之下，日军经由海上侵入马来半岛的道路就完全打通而毫无阻碍了。当日军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已经抵近夏威夷群岛东北的时候，海军的其他兵力也护送着运输舰船开进了西南太平洋。差不多就在空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也分别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实行登陆。前者以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巨型海军基地新加坡为目标，可是，他们并不打算从海上去攻占这个基地，因为该要塞面向海上的防御工事是极其坚固的。但日军这次采取的行动有着极大的突然性。它首先在马来半岛的东部海岸上选择了两个登陆点，派出部队从那里登陆，夺取飞机场，以此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而以主力在半岛的最狭窄的部位上登陆，那里地属泰国，在新加坡以北约800公里。从那里开始，日军部队沿着半岛的西海岸实施进攻，连续迂回绕过英军企图阻止他们前进的各道防线。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条困难的行进路线，英国人对此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而在厚密的丛林当中，有着许多实行渗透的机会，这就使日军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英军部队差不多实行了6个星期的连续退却，终于在1月底被迫撤离大陆，退到了新加坡岛上。1942年的2月8日夜间，日军开始强渡那个只有大约1公里半宽的海峡，向新加坡岛进攻。他们在许多点上都登陆成功，于是沿着一个宽广的正面发展新的渗透行动。
　　守军的兵力实际上要比实施进攻的日军部队多一倍以上，但是日本方面都是一些特选的精兵，他们受过在丛林和狭窄地段上进行机动作战的良好训练。至于守军方面，却是一批杂牌部队，其中多数都是没有经过训练因而技术不熟练的新兵。他们实施坚决的反机动的能力很差。在战役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害怕侧翼力面的威胁。守军的这种弱点，本身已够相当严重，他们还缺乏空军的掩护，无法对付日本空军的不断威胁，于是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扼守该地的英军很快就发生了动摇，丧失了平衡。当时，后方的居民陷于一片混乱，他们再要恢复自己的稳定性已很困难。这样，英军部队不仅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地，而且背后所依靠的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混杂的城市，加上敌人已经控制住了城市面前的海洋，粮食和水源都有随时被切断的威胁。当地政府又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焚烧油库，结果弄得黑烟滚滚，弥天漫野，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景象，使多数人的神经遭到了打击。这在心理方面说来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2月15日，也就是下一个“黑烟滚滚的星期天”，守军终于全部投降。
　　在菲律宾的最大一个岛，即吕宋岛上，日军最早是在马尼拉北面实施登陆的，随后，他们又在首都的后方进行了登陆。出于面临着遭受合围的威胁，美军放弃了这个岛的大部分土地，在12月底以前，撤退到了小小的巴丹半岛之上。在那里，日军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内对美军实施正面的攻击。因此，尽管敌人在兵力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美军还是在这个半岛上坚守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942年4月才被日军攻克。
　　早在巴丹半岛陷落以前很久，甚至还在新加坡沦陷以前，日本人那股抢夺土地的浪潮，从入侵马来半岛开始，已经席卷了其他许多地区。1月24日，日军分别在婆罗洲、苏拉威西相新几内亚各个岛上登陆。3个星期以后，他们开始向荷属东印度的核心----爪哇岛实施进攻。当时，这个岛已经处在两翼都被隔绝的孤立地位。3个星期以内，整个爪哇岛就象是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到了日军的手里。此后，澳大利亚即面临着遭受日军入侵的威胁，但是，它却有幸没有直接遭受这个厄运。日军把它的主力转向西进，用去攻占缅甸了。他们在曼谷到仰光的广阔地面上，采取着直接挺进行动。这对于实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主要目的，即瘫痪中国的抵抗力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仰光是滇缅公路的出海口，美英两国援助中国的一切军用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公路运进中国去的。同时，日军的这次进攻还追求着一个良好的理想，那就是从西面把通向太平洋的一切陆路都加以占领，并在这些主要的交通线上建立起坚固的壁垒，使美英盟军将来无法利用这些交通道路来对付日军。3月8日，仰光陷落。在以后的2个月时间里，英军被完全逐出缅甸境界，越过山地，退到了印度。这样一来，日军的西边翼侧就有了很可靠的天然障碍作掩护。盟军要想进行反攻，势必遭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必须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程序。
　　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以后，美英盟军才筹建了一支足够数量的兵力，以来收复被日军抢夺去了的失地。这一工作是从东边开始的。由于保全了澳大利亚，盟军获得了不少益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基地，而且直接靠近着日本的前哨防线。
　　1942年8月，麦克阿瑟将军发起了第一次进攻。进攻的目标是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南端并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岛。攻占该岛的作战行动一直延续了6个月。直到1943年6月底，美军才进到了这个群岛中的下一个大岛----新乔治亚岛。收复该岛的作战又延续了3个多月。
　　这时，澳大利亚部队已在新几内亚岛的东南角上夺得了一个登陆场，并从那里发起了进攻。可是，新几内亚岛上的作战行动发展得非常迟缓，而且吃够了苦头。这是因为，那里的条件极端困难，日军又进行着极顽强的抵抗。从夺得新几内亚岛东南一角起，差不多经过了1年，到1943年9月，才最后攻克了莱城。
　　由此看来，从这里通向菲律宾的道路还是漫长的，而要到达日本，其途径更是极端遥远。可是，到了1943年的秋天，由于采取了迂回绕过一些岛屿的方法，突进的速度便大大地加快了。这也可以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一方法的实质，是美军利用海运前进，在比较靠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上登陆，而把日本外围圈上的岛屿抛在后面不管，使其岛上的守军孤立无援，无法获得补给，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圈禁在那里，陷入在战略包围之中。
　　1944年10月，美军进行了一个长距离的跃进，又回到了菲律宾。在此以前，他们对菲律宾南北两端两个最大的岛，即绵兰老岛和吕宋岛，进行了强烈的空中突击，毁坏了那里的港口和机场。很自然，这些空中突击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使他们想到美军必定会在岛上某一地点实施登陆，但是真正的登陆地点将在哪里，他们却又猜不出来。后来，麦克阿瑟将军的海军舰队却突然在莱特岛附近出现了，并在那里实行登陆。这个岛正好位于两个主要大岛的中间。这样，好象是一斧子砍到了菲律宾的腰上，美军深深楔入到菲律宾各岛屿的中心部位了。如果范围放大一些，从战略上更广泛的背景来看，那就是美军在日本与其太平洋占领区（荷属东印度）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
　　为了继续实施进攻和完全攻占菲律宾，美军必须集中起足够数量的兵力，而在此以前，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新的间隙期间。然而，最后成功的保证却是美国人结合使用两种战法：首先攻占靠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在整个战区内夺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把日军占领的一些岛屿抛在后方，加以孤立，尔后再去实行攻占。此外，由于所夺占的基地靠日本很近，美军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动强有力的空中袭击。美军下一个巨大的跃进是绕过台湾进占冲绳岛，这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正好位于台湾与日本的中间。
　　在整个后期的作战中，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值得注意。美军在每一次采取越岛跃进的迂回机动的，总是在目标的选择方面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明他们的主突方向，同时又能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来发展自己的胜利。这样一来，他们的每一次突击行动都在战略上具有间接性，保障了作战的胜利。
　　日本人那股侵略浪涛所波及的地区，实在是太大了，因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的军队不得不过分分散。这样，当海空军的实力一旦发生变化而使美国人夺得优势以后，美军就得以自由利用广大海域，向任何一个地点实施登陆，使日军到处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侵略者本身现在也要遭受侵略了。这个反作用推倒了军事上的一种教条：“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事实恰巧相反，日军的进攻，在最初时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伸展过度，所以到后来，他们的防御力量也就过于单薄，不得不经受极度的紧张。德军的情况与此相似，开始时，进攻发展得很顺利，到后来，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地中海的战争
　　在地中海战区的最初几次战役中，德意两国的企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夺取对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实施这些战役的过程证实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交通线的大大伸展，不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有其一定效力。这些战役也证明了采用间接路线的重要性。
　　1940年9月，意大利的格拉齐安尼元帅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起进攻。从兵力对比上来说，意军这次进攻的胜利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的数量比驻守埃及的英军要多得多。可是，意军的机动性却是非常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机械化的程度太低，另一方面则是行政领导缺乏效率。于是，意军穿越西沙漠前进115公里以后，便在西迪巴腊尼地区被阻住了，并在那里滞留达2个月之久。
　　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魏维尔将军决定，要以西沙漠兵团对意军实施一次突击。这个西沙漠兵团后来编成为第8集团军，由阿康诺尔将军指挥。从计划上来看，这次行动只是一次使用大量兵力进行的袭击，而不是正规的进攻，因为预计打了就走。当时，阿康诺尔属下只有2个师，一个是第7装甲师，一个是印军第4师。根据计划，印军第4师要在进行袭击之后立即撤回尼罗河去，而后调往苏丹，因为那里正遭到来自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意军威胁。
　　可是，这次“袭击”竟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阿康诺尔的部队穿过沙漠，前出到了意军的后方。这个突然袭击对敌人产生了瘫痪和颠覆的作用，无论从物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都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一个范例。这次突然袭击是在1940年12月9日发生的。格拉齐安尼军的大部分立即被切断，3万5千人被俘，其余残部在一片惊恐之中逃回到原来的防御地区。第7装甲师紧跟在后退的意军后面进行追击，很快突破了边界防线，随后又进行了一个机动，企图合围退却的敌人，并在不久之后就切断了向巴尔迪亚撤去的意军残部。
　　假使英军高级司令部不那样坚持原来的计划，不把印军第4师立即调回埃及，那么，进攻意军的整个战役很可能就在这里宣告结束。由于缺乏步兵的支援，第7装甲师当然无法突破意军在巴尔迪亚的防线。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星期。后来才有一个新的步兵师，即澳大利亚的第6师从巴勒斯坦调来。1941年1月3日，英军攻下了巴尔迪亚，俘虏了4万人。22日，占领了托卜鲁克，再俘获2万5千人。
　　格拉齐安尼的残部经过班加西向的黎波里撤退。对于这些部队的追击，是这次战争中一个最卓越和最果敢的攻击行动，是一个间接路线的很好例证。2月5日，第7装甲师完成了一个横越沙漠的跃进，其目的是要前出到班加西南面的海岸线上。该师的先遣分队，在一片难以通行而且陌生的地形上开进，仅仅36小时即前进了270公里。这时，英军立即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康贝上校率领，在贝达富姆地区遮断敌人的退路，设置起一道障碍；另一部分是康泰尔准将率领的第4装甲旅，他们一直尾追压迫敌人，直到敌人投降为止。英军这两支兵力加起来，总共也只不过3千人，但是他们在同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意军作战时，表现得机智勇敢，结果竟俘获了敌军2万1千人。
　　英军凭着这样少量的兵力，居然奇迹般地夺占了昔兰尼加（现称拜尔盖）地区。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现在，要在通往的黎波里的道路上阻住这支兵力的前进，已经是不可能了。残存的意军部队，这时不仅武器装备太差，不可能挡住对方坦克的进攻，而且其主力已经完全覆灭，在心理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动摇。阿康诺尔极力主张乘胜追击，充分利用在贝达富姆所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他认为，只要能够获得新的补给，他们可以毫不延宕地立即实施新的突击。可是，英国政府作了决定，停止继续进攻，因为它想要抽调兵力，去向希腊作那个不幸的远征。魏维尔接到命令，只准留下最少量的兵力扼守昔兰尼加地区。阿康诺尔则返回埃及，守备部队改由能力较差的人员来指挥。正当这个时候，由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开到了的黎波里。为了拯救自己的意大利同盟军，使他们免遭覆灭，德国的援助实在是来得太晚了，但是总算还是赶来了。这样，就使得一场北非战役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英国人在埃及的地位却一再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隆美尔于3月底发起了第一次反击，但其兵力只勉强地凑了一个师。他采取夜间急行军的办法，迂回了英军的侧翼，前出到其后方，从而击毁了他们的先头部队。而后，他又做出了一个象是合围的佯动，迫使英军主力在梅基利地区缴械投降。隆美尔的这次反攻是突然实施的，因而提高了突击的效果。仅在2个星期之内，他就几乎把所有英军都逐出了昔兰尼加地区。只有很小的一支英军部队退入到了托卜鲁克，并在后来成了隆美尔的眼中钉。不过，当德军部队前进到埃及国境时，他们的补给线已是伸展得太长了，因而迫使隆美尔不得不停止下来。
　　1941年6月，英军获得了新的增援部队，并又企图向利比亚发起进攻。这次战役的计划，曾经称之为“长柄斧”。在战役中，英军基本上是采取正面进攻的办法，而且似乎表现了力争取胜的雄心。隆美尔却采取着深远突击的办法，他以坦克部队穿越沙漠，向英军的侧翼实施一个计划周全的反突击，不仅阻住了英军的进攻，而且使整个局势变得于自己有利。
　　11月，英军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此时，奥钦列克将军继魏维尔担任了英军的总司令，而驻守利比亚边境的英军，则改编为第8集团军，由孔尼汉将军担任指挥职务。进攻于11月18日开始，英军继续向紧靠沙漠的侧翼方面突进，逼近了隆美尔的后方。但由于后来在战术上多次采取直接路线，而遇到敌人的坦克兵力时又总想以正面突击的方法去加以消灭，英军在最初采取间接路线所获得的战略优势，便完全丢掉了。这样，英军反而使自己落到了隆美尔撒下的网中。
　　为了对付英军机械化部队的数量优势和其比较大的机动性，德军在战术上技巧地采取了间接路线行动，把英军的坦克诱入他们设置的网中。在那里，德军早已隐蔽着坦克和威力强大的88毫米火炮。这一次，隆美尔也和上次进行“长柄斧”战役时一样，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作战特点：使用新的防御和进攻方法，采取欺骗敌人的行动。这些正是现代机械化战争的特点，也就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在实行突击以前，要先用自己的“盾”去磨钝敌人的“剑”。结果，不仅使英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坦克数量的优势。无论在心理方而还是在物理方面，英军第8集团军的稳定性都受到了破坏。所以，到11月23日时，孔尼汉已在打算中止这次进攻了，他准备撤到埃及境内，以便重新整顿兵力。
　　第2天，隆美尔看到，采取果敢行动的有利局势已经形成。于是，他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冒险地向第8集团军靠沙漠的翼侧实行迂回，越过边界而进到了英军的后方。德军的坦克部队很快就突进到了英军的侧后，引起了英军的混乱和恐怖。如果英军的进退之权当时完全操在孔尼汉手中，那么，这次战役的结局一定会是德国方面取胜。可是，正在这一紧急关头，奥钦列克亲自乘飞机赶到了前线，他坚决命令英军继续打下去。2天以后，奥钦列克返回开罗，他随即任命李特奇去接替孔尼汉的职务。由于奥钦列克的亲自干预，英军才得以转败为胜，远远地向前推进了。但是他的这个决定，与隆美尔的战略性袭击比较起来，似乎还更具有“赌博”的意味。英军虽然遭受了隆美尔的战略袭击，但还是在自己的后方保存了储备品。对于英军来说，有一件最大的幸事，那就是隆美尔部队在前进到昔兰尼加境界时，居然没有发现英军的两个巨大军需仓库。英军的先遣部队，后来就完全依靠这两个仓库来进行物资补给。至于隆美尔为什么没能发现这两个仓库，看来是因为英国空军掌握着制空权。
　　隆美尔的这次深远突击当然是功败垂成了。因此，他在失败时所受到的损失也不免相当的严重。那时，他率领着自己的3个坦克师（两个德国师和一个意大利师），越出了昔兰尼加境界，因而和其余部队隔绝很远。在此时刻，被隆美尔打散了的英军残部，便乘机在后方恢复了活动，他们组合起来，重新采取了进攻的行动，并且在隆美尔把坦克部队调回来援救他的非机动部队以前，就与托卜鲁克的守备部队联络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实行冒险的例证。它说明，当留在某一地点的基本兵力并不强大，不足以进行长时期的抵抗时，仅以部分兵力去进行战略性袭击，是一种冒险。
　　经过几天的苦战和不断调整军队部署以后，隆美尔总算是获得了战术上的某些优势，但也只是暂时性的优势，并没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这时的损失比战役初期反而更为严重。他的坦克大量减少，已经超过了他赖以支撑的限度。而更为严重的是，英军方面正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增援部队。12月6日，隆美尔被迫停止了托卜鲁克地区的战斗。开始向安-埃尔-加扎拉实行退却，尔后，又退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现称泰拉布鲁斯）的边界上。
　　在这里，隆美尔又使用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方法，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1941年12月27日，英军发起了进攻。这时，隆美尔首先进行防御，挡住了敌方的攻势，而后，他从翼侧进行迂回，进到敌后，迫使英军在反正面上投入战斗，并在最后把英军合围起来了。1周以后，德国的运输船到达，隆美尔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坦克增援。从11月中旬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获得增援部队。考虑到英军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坦克，而且过分地拉长了交通线，隆美尔立即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反攻。当英国人还在认为隆美尔并未恢复元气的时候，隆美尔突然地发起了一个反突击，并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然后趁着英军的混乱局面，从靠沙漠一边的侧翼实施急袭，攻克了英军在班加西的基地，迫使他们向加扎拉退却。这样，就把被英军夺去的地区收回了一半以上。
　　在以后的3个月当中，战线大致稳定在加扎拉的阵地上面。英军第8集团军采取了线式部署，比较适宜于作为发动新攻势的出发阵地，而不大利于组织牢固的防御。这次是隆美尔首先动手的，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42年5月26日夜间，他以坦克部队实行了一个宽广的迂回机动，企图对英军进行突然袭击。可是，当德军的坦克还未能抵达海岸并切断防守加扎拉地区的英军以前，德军部队即被英军拦截住了。隆美尔随即转入了防御，并使自己的背面紧紧地靠着英军的布雷地带。这一姿态使英军认为，隆美尔已经陷入了没有出路的绝境，势非投降不可。然而，英军的反冲击又是太直接化了，反而使自己一头钻进了隆美尔所设下的陷阱。这个陷阱是隆美尔在被阻之初转入防御时设计的，并且很快就部署好了。由于困在陷阱当中，第8集团军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终于无力击退隆美尔从侧翼发起的又一次夹击，结果被德军各个击破了。这样，英军就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向埃及边界撤退，一部分向托卜鲁克逃跑。隆美尔的坦克部队首先在托卜鲁克南面横扫而过，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是向埃及边界实行追击，可是，他们稍过一点便马上调头向北，在英军还来不及组织好防御以前，便突然地从后方攻进了托卜鲁克城。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这次作战行动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个杰作。德军在最薄弱的环节上突破了英军的防线，一举击毁了守军，差不多全部俘虏了驻防部队，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运输车辆。这些东西满足了他们在尔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实施进攻的需要。
　　此后，隆美尔乘着胜利的声威，紧紧追赶着穿过西沙漠实施撤退的第8集团军残部，并且差不多快要抵达尼罗河谷地。尼罗河是埃及的主要大动脉。如果隆美尔真正占领了尼罗河，并进而抢夺了苏伊士运河，那么，大不列颠帝国在中东的地位马上就要发生动摇。在这危急关头，奥钦列克只好亲自出面干预。他接过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组织起那些溃败下来的部队，在阿拉曼构成了一道防线。阿拉曼是沙漠中的一条狭窄通道，是迈向尼罗河的一个咽喉要地。这样，实施追击的隆美尔部队，由于突然受到英军凭借新的防御阵地而进行的顽强抵抗，自然无法继续前进了。当时的隆美尔部队，不仅数量上弱于英军，而且在长距离行军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了。隆美尔曾在几个地点实施了突击，企图穿过阵地，但奥钦列克也采用了间接手段来予以还击，同样地选择其他地点向德军实施袭击。尽管他的这种手段并不足以打败德军，但还是严重地削弱了敌人，粉碎了隆美尔的计划。
　　不久以后，英国的援军开到了前线。丘吉尔希望不要再迟延，指令英军开始转入进攻。可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奥钦列克却不同意，他建议再等待一些时候，以便使新到的部队在战术方面熟悉沙漠作战的特点。结果，奥钦列克被撤换，亚历山大接替了英国中东军总司令的职务，蒙哥马利受命去指挥第8集团军。
　　1942年8月底，隆美尔再一次先动手，对英军的阿拉曼阵地发起了进攻。不过，他的计划这一次又为英军的防御战术粉碎了。当时，英军防线的南半部，只是设置地雷场加以掩护，没有其他防御设施，而英军的步兵主力，都配置在北半部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上。因此，隆美尔决定用装甲部队通过雷区去实施进攻。他企图以此把英军那些驻守在后方阵地上的坦克兵力引诱出来，以便加以攻击。对于隆美尔来说，这是一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他因此损失了大量的坦克。当他被压挤在侧翼的斜切阵地与地雷场中间位置时，英军第7装甲师遮断了他的南翼。不过，英军毕竟未能及时收缩网口，没能围住德军，隆美尔仍然撤出了险境，但是从此以后，战场上的主动权就逐渐地从隆美尔手中转移到了英军方面。
　　由于蒙哥马利手中的兵力兵器和物资补给不断增长，战场的形势产生了急剧变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非常周密的准备以后，顺便说一句，其时间之长是当初奥钦列克所不敢想象的，第8集团军终于在1942年的10月底转入了进攻。这次实施进攻的英军，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并且整整打了1个星期，因为正面的宽度有限，无法进行迂回机动，不可能从后方或侧翼向德军进行突然的袭击。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以后，隆美尔部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加上燃料不足，几乎失去了机动性。当时，德国往非洲运送燃料的大部分油船，都在地中海里被同盟国方面的潜艇击沉了。正由于缺乏燃料，隆美尔部队的机动性大大缩小，因而也就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役的结局。这样，德军一旦在其过于伸展的前进阵地上遭到失败，也就很难在中间地区组织牢固可靠的防御，只能一直返回原来基地，退到能够满足最低限度需要的补给线上。
　　战斗开始的时候，隆美尔正在维也纳治病。他获悉英军进攻的消息后，马上乘飞机返回前线。隆美尔对形势作了分析判断，决定把自己的部队撤向位在阿拉曼以西100公里的富卡阵地。他的这一步棋如果真的实现了，很有可能打乱蒙哥马利的全盘计划。可是，希特勒却没有批准这个计划，命令他原地固守，不准后退一步。这样一来，德军便在惨败之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最后仓惶逃走。在这次撤退中，隆美尔又显露了他那惯用的机敏和毒辣的手段。他使用了一切摩托化的运输工兵，把自己的精兵撤了出来，对于那些缺乏机动能力和作战经验较差的部队，主要是意大利人，却弃之战场而不顾其死活。
　　英军未能切断隆美尔的退路，因为他们的追击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预期进行的合围机动也缺乏足够的深度。开始时候，英军实施机动的纵深太小，未能围住沿着海岸道路撤退的德军主力。后来，他们设想到进行一次深远的合围机动，一直往前插到马特鲁附近的“烧焦十字架”地区（大约在阿拉曼以西200公里），可是，由于遭遇暴雨，燃料不足，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当时，如果穿过沙漠实施一个更大规模的迂回机动，本来是可以绕开这个“雨带”的。不过，英军所以丧失了合围德军的太好时机，主要还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把3个装甲师的大部分运输工具都用去装运弹药了，所以在追击开始以后燃料自然供应不上来。
　　这样，隆美尔得以从虎口里逃了出来。英军想以坦克部队构成一把钳子把他夹住，但是没有办到，德军脱逃以后，一直往西退却，达到了昔兰尼加地区最西面的阿盖拉附近，在隆美尔所预先设置的后方防御阵地上停留下来，那里离开阿拉曼已经有1100公里的距离了。在2个星期的快速撤退中，隆美尔摆脱了后面的追击者，一路上不断进行着破坏，自己在人员和物资方而都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却使追兵一无所获。当德军在班加西地区沿着海湾岸边退却时，英国方面本来可以使用空军对退却中的敌人实行空中袭击，但是这却需要启用战地的前进机场，而这类机场那时还得不到进攻部队的掩护。空军指挥官们曾经准备冒险，但集团军司令部却没有允许他们那样作。隆美尔在过去所作的闪电反击，早已在英军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不敢贸然行事。不过，这一次的兵力对比太悬殊了，隆美尔不仅没有实施这类突然反击的能力，甚至在阿盖拉地区也不可能坚持太长时间的抵抗。
　　第8集团军休整了3个星期，调集了兵力，而后才开始向阿盖拉阵地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刚刚展开正要发动进攻的时候，隆美尔便立即溜走了。虽然英军采取迂回机动切断了隆美尔的后卫，但是他们仍然在英军完成合围之前突围而去。德军一直后退，终于又在布埃拉特松地区站稳了脚跟，构成了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而这里距离阿盖拉已有320公里。隆美尔在这里也只停留3个星期，等到第8集团军刚刚调集兵力，准备好在1月中旬发动下一次进攻时，他再次向西撤退。这一次，隆美尔毫无停顿地退了560公里，从的黎波里旁边穿过，一直到了突尼斯境内的马里斯防线。隆美尔所以不断后退，其原因不仅由于兵力单薄，大多数运送补给品的船舶都被盟军击沉，而且由于英美两国盟军已于1942年11月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业已形成的新局势对他很为不利。
　　英美盟军在非洲西部海岸的登陆，是紧接着英军在阿拉曼地区发起进攻之后开始的。两地的距离相隔4千公里。这对于反对盘据在利比亚的隆美尔和解除他对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威胁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从战略上来说，它的成功和它的突然性正好是成比例的。按照原来的计划，盟军只打算在摩洛哥境内的大西洋海岸实行登陆。那是一个纯粹的正面进攻，可以使法军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有效的抵抗。突尼斯境内的比塞大港（宾泽特港）是北非战区的一个总枢纽，而英美盟军的进攻又距离比塞大差不多有2千公里之遥，所以，德国人还是有时间和能力来增强其法军伙伴抗击盟军入侵的力量的。对于盟军来说，可幸的是，在计划中补充了地中海沿岸的两个登陆点，即在奥兰（今称瓦赫兰）和阿尔及尔附近同时进行登陆。在盟军登陆的问题上，美英两国的外交家出了大力，与法国的当权人物达成默契，使他们对此无所作为。这样，盟军在几个地方都顺利地实施了登陆，并马上对西海岸上的法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此以前，那里的抵抗也是非常顽强的。
　　盟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登陆，缩短了到比塞大港的距离。现在盟军到达那里只有650公里了。如果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摩托化分队，那它可以一直开到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沿途除了山地道路上可能有些障碍物以外，不会再有其他严重的障碍。此外，如果再用海运或空降的方式在这些城市附近登陆或着陆，也一样不会遭到严重的抵抗。但是，盟军的海军司令部看到，海军超出空中掩护的范围未免太远，因而连一个小规模的登陆行动也不敢尝试。当时，盟军的陆上行动也显得过分地小心谨慎，然而，德国人对于盟军登陆行动的反应却是非常敏感的，尽管这些登陆曾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从盟军登陆以后的第3天起，德国方面即火速地向突尼斯调运兵力，利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运输机和渡海的小型船舶。尽管德军运到突尼斯去的总兵力并不很大，但当盟军第1集团军的先遣分队在登陆2个半星期以后抵达突尼斯的接近路时，德军还是把它们阻挡住了。
　　由于德军的抵抗，北非战场上出现了5个月的僵持局势。在这期间，盟军曾经扼守着一条弧线形的山地阵地，从西面和南面封锁着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而就长远的形势来说，盟军的这一次失利后来反而变成为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这个僵持局势迫使德国方面不得不从海上向突尼斯增运补充兵力。于是，盟军仗着自己的海上优势，首先是阻扰着德军的补给和输送，后来又剥夺了他们从海上后撤兵力的机会。说起来是一种对命运的讽刺，希特勒居然不得不派出比较大量的兵力来扼守突尼斯，而在当初却不能使用这样多的兵力去攻占埃及。由于德国和意大利都把大量的预备兵力通过地中海送到了北非，而他们在那里实际上是塞进了“口袋”，所以，盟军在后来入侵欧洲时，便省下了许多的气力。北非对于希特勒来说，也和西班牙对于拿破仑一样，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香饵，终于想吃吃不下，欲罢又不能。而且，紧接着这两个情况之后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对俄国的入侵。在非洲和俄国两地同时作战，使希特勒经受了过度的紧张。两条战线同时给他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这就使他重蹈了拿破仑的覆辙，最后弄得一败涂地。
　　1942年的突尼斯战役，是由德军首先发起反突击开始的。对于盟军来说，这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盟军方面的两个集团军，即西面的第7集团军和东面的第8集团军，正想着要把轴心国的军队压碎，把他们钳死。轴心国军的统帅部看到了这个危险，于是预先加以防范，决定先发制人，企图依次击毁对方的两个集团军。当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具备的条件，实际上比初看起来更为有利。那些运抵突尼斯的德军补充兵力，已经编成为一个新的集团军，由阿尔尼姆将军负责指挥。至于隆美尔集团军，当其残部向西撤退并到达补给港口以后，也获得了新的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隆美尔估计到了这个暂时性的有利变化，决定按照拿破仑的方式进行一次“内线作战”。这就是利用自己处在盟军中间的中央位置，分先后地向两边的盟军部队实施各别的进攻，以求依次地将他们各个击破。如果他能首先打败从背面威胁着德军的美国第7集团军，那么就能立即腾出手来去对付英国的第8集团军，出于补给线愈拉愈长，英军的实力已经日益削弱了。
　　照计划看来，这次作战是大有希望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计划的时候，却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其原因是隆美尔无权控制他所要赖以完成任务的兵力。战役开始以后，阿尔尼姆集团军便独立自主地采取作战行动；甚至连原属隆美尔的那个最有战斗力的第21坦克师，也转隶给阿尔尼姆了，并被派往后方去掩护隆美尔集团军的后退通道和补给线路，而隆美尔本来是想用它去进行主要突击的。
　　德军这次反突击的直接目标是美军的第2军，其编成包括有法军的1个师。该军的正面大约有150公里，但其主力却是配置在3条经过山地而通向海边的道路上，其先头纵队正好配置在加伏沙、费德和冯杜克这3条山间通道上。这些通道非常狭窄，以致防守者一旦占据它们以后，就会感到自己的地位非常安稳。1943年1月底，德军第21坦克师突然地向费德隘路实行跃进，并且在美军援兵赶到之前首先击毁了驻防的法军守备部队，从而为他们的继续袭击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次突击引起了盟军司令部的警觉，使他们预计到马上就会有更强大的突击来临，而且认为这些突击将会指向其他地点。正如布莱德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盟军方面的这种想法简直是一个错到底的假定。”
　　2月14日，真正的突击开始了。德军还是从费德隘路向前进攻。阿尔尼姆的副司令齐格勒尔负责前线指挥。美军的装甲部队首先向他们迎击，但德军的第21坦克师展开后，一方面在正面上牵制着敌人，另一方面则从其右翼进行了迂回，绕到美军后方并实施了突击。在这次战斗中，美军损失坦克100辆以上。隆美尔曾经力劝齐格勒尔，希望他趁着黑夜继续进攻，以便充分扩张战果，可是，齐格勒尔却在原地停留了48小时，直到获得阿尔尼姆的命令才继续向前开进。但他只继续向前走了40公里，到达斯贝特拉又停下来了，其原因是美军已在那里集中兵力，作了防御部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把美军击败了，只是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罢了。美军退后重新集结起来，在卡塞林隘路上进行防守。这时，隆美尔已经从“马里斯防线”中抽出了一个坦克兵支队，命令他们经过加伏沙，进一步向南实施突击；到2月17日，这个支队前进了80公里，在卡塞林以西相当远的距离上占领了美军的提里普特飞机场。
　　当时，亚历山大刚刚接替了统一指挥盟军两个集团军的职务。他到前线视察以后写报告说：“我所看到的局势要比原来预料的危急得多，在卡塞林地区完全是一片混乱现象，美军、英军和法军都搅合在一起，既没有协同防御的计划，也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他接着又说，如果隆美尔“在西多尔萨里山脊突破我们兵力单薄的防线，那么，他在下一步向北面实施进攻的道路上，就不会遇到什么天然障碍了……这足以破坏我方在突尼斯境内整个防线的稳定性，即使不导致全军覆没，也势非全面退却不可。”
　　在另外一个地方，隆美尔也想乘敌人处于混乱和恐怖之中这个机会，使用现有的一切机械化兵力转入全面进攻，预期通过特贝萨（位于西多尔萨里以西65公里）前出到盟军和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基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空中侦察报告说，盟军在特贝萨的补给仓库已经被火苗遮盖了。但他发现，阿尔尼姆并不想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他只好在失望中去向墨索里尼求援。这就使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了。直到2月19日早晨，罗马才有复电，同意转入全面进攻，可是，命令上却规定向正北面的泰拉方向发展，而不是依照隆美尔的原来计划，以西北方向的特贝萨为攻击目标。隆美尔认为，这个进攻方向的改变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短视”，而且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将使进攻部队过于直接地抵近敌人，将使德军碰上敌人强大的预备队。
　　事件的结果证明，隆美尔的担心一点不错。因为这次进攻的方向，正是亚历山大所预期的，他正好在那里作了很好的准备。亚历山大已给集团军司令下达命令，将其所有坦克兵力都集中起来，全力防守泰拉方向，同时，还迅速地把英军的预备队从北面调到那里。假使隆美尔当时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作战，那么事情很明显，盟军又要遭到一次失败。
　　在此同时，美军也在通向泰拉的接近路上集结了兵力。他们在卡塞林隘路的防御战中打得非常顽强。因此，直到20日黄昏时，德军仍然未能突破防线。1943年2月21日，德军一度突进了泰拉，但是很快就被刚刚赶到的英军预备队赶出来了。这样，隆美尔看到了已经没有取胜的机会，便于22日决定结束这次进攻，开始慢慢地向后撤退。23日，罗马发来新指令，任命隆美尔负责指挥轴心国在非洲境内的全部军队。可是，这已经太晚了。
　　分析一下德国人这次反攻的情况，可以获得研究间接路线的重要材料。一方面，这次反攻很明显地表明，丧失时机会使一切有利的条件都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可以强调指出，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求得物理上的间接性，必须进行深远的迂回机动。
　　由于隆美尔受命统一指挥轴心国军队的时间实在太晚，轴心国一些部队因而多受了一次挫折。当时，隆美尔已经来不及撤消阿尔尼姆在北面的进攻计划。阿尔尼姆曾把矛头指向盟军在突尼斯境内的阵地，这是一种过于直接化了的进攻，实施结果，不仅使阿尔尼姆自己遭到了失败，同时也使隆美尔无法从这一地段及时抽调兵力去向蒙哥马利进行反击。
　　给隆美尔造成的这个迟误，对于整个战役的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在2月26日以前，蒙哥马利用于对付“马里斯防线”的第一梯队兵力，仅仅只有1个师。在这段时间内，蒙哥马利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很耽心，拼命地工作，企图赶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恢复兵力上的平衡。这样，到3月6日隆美尔开始实施突击时，蒙哥马利的兵力已经增加了3倍，除了手里掌握的400多辆坦克以外，另外还有500多门火炮，而且都进入了发射阵地。出于时间上的耽搁，隆美尔想以优势兵力实施突击的机会也就消失了。到3月6日黄昏时，隆美尔的进攻即被盟军阻止，德军损失的坦克达到50辆以上。这一损失对于德军下一阶段的作战行动是有严重影响的。而且，就在这时，他们更损失了一个隆美尔，他因为疾病和失望，飞回欧洲去了，一直没有再回来。
　　1943年3月17日，盟军方面开始发动进攻。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2军首先实施了突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要切断德国“非洲军”在突尼斯方向的退路，断绝他们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的来源。但是，巴顿的进攻行动非常谨慎，也很迟缓。德军在山地隘路附近阻住了巴顿的部队，守住了通向沿海地带的各条接近路。这次防御战的胜利又鼓舞了德国人，促使他们再一次发动新的反击，不过，并没能突破美军的防线，却使自己损失了约40辆坦克。这一失利不仅使德军的装甲突击力量进一步受到削弱，而且使他们在后来陷入了更加艰困的境地，以致再也不能抵挡蒙哥马利的进攻。
　　盟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与其说是他们实施突击争得来的，还不如说是德军错误地采取进攻行动的结果。德军在进攻中使力量伸展过度，盟军才得以获得翻身机会，使战事的进程产生了有利于自己方面的变化。德国人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效果的反击，把所有的库存补给品都消耗干净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还可以继续拖长这场斗争结局的时间。
　　第8集团军对于“马里斯防线”的进攻，是在1943年3月20日夜间发起的。主要突击直接指向正面，其目的是想突破靠近海岸的防线，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使装甲师能够从那里进入战斗。此时，一个新西兰军在艾哈马方向完成了深远的迂回机动，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其目的是要牵制住驻在那里的德军预备队。可是，盟军的正面攻击并没能在德军防线上打开足够大的缺口，因此，经过3天激战以后，蒙哥马利便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稍事后撤，改向内陆方面溜进去，即派遣第1装甲师紧跟在新西兰军1个师的后面前进，抵达敌人的后方，这是一种“骑兵式”的突然跃进，忽然地从右翼转到了左翼，很象马尔波罗在拉米伊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规模更大而已。因此，这次行动也称得上是历史上表现了战术灵活性的一个杰作。当时，英军装甲部队不得不通过一个谷地，而在谷地两侧正配置着德军的反坦克炮。可幸的是，那时恰好刮起了一阵飞沙的风暴，蒙哥马利得以避免一场厄运。然而即令如此，英军的攻击还是在艾哈马防御阵地面前被德军所阻止。这样一来，德国人尽管面临着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放弃“马里斯防线”，但他们仍然守住了通路，没有遭受多大损失使安然地撤退出去了。
　　德军只从艾哈马向东后退15公里，随即停驻下来，沿着阿卡利特河的干涸河床重新设防。这条河临接着加贝斯狭谷，一面是山，另一面连着海，其阵地的正面非常狭窄。当时，美军已从南面绕过艾古塔尔，企图趁德军被英国人牵制着时抢先占领德军预期设防的地点，并从背后去进攻德军。可是，美军还没有来得及从高地跃到平原，就被德军阻止住了。直到4月6日凌晨，在黑暗的掩护之下，第8集团军才开始向阿卡利特干河实施进攻。这个战术性的奇袭，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但英军并未能扩张战果，因为日出以后，德军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德军已把3个残破坦克师中的两个师派去对付美军的进攻了，他们缺乏必要的预备队来继续投入战斗，因而在第2天的夜间撤出了防线，迅速地沿着海岸向突尼斯城退去了。
　　4月8日，盟军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切断德军退路的措施，其办法是派遣第9军穿过冯杜克通道实施突破，一直冲到德军后方的海岸线上。可是，由于盟军的步兵不能为坦克开辟通路，坦克部队在进攻的第2天就只能独自行动，得不到步兵的支援，以至在勇敢地通过雷区时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他们虽然突破成功，但时间已经太晚，而且仅靠一些坦克也切断不了沿着海岸实行退却的德军部队。几天以后，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已完全汇合到一起，并且沿着从南面护卫突尼斯城的一道山地弧线进行了设防。表面看来，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抵抗，或者，也可利用这个由于迅速退却而获得的喘息机会向西西里岛撤退。
　　隆美尔的“非洲”坦克集团军，从阿拉曼到突尼斯，总共实行了3千2百公里的长距离撤退。这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很卓越的事件，特别是其最初和最末两个阶段。从“马里斯防线”到突尼斯的退却路线，要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沿途一侧经常有着盟军部队，所以随时都有受到敌人拦截的危险。隆美尔完成的这个色诺芬式的成就，在近代史上似乎颇难找到第2个。不过，就在这同一个冬天，也还有另外一次大撤退，似乎足以与它媲美：其危险性差不多相等，长度要差一点，但是在执行时的条件也许还要恶劣一些。这就是克莱斯特集团军群从高加索腹地的撤出。当时，克莱斯特的部队必须经过罗斯托夫那个瓶颈地区才能向西撤退，由于俄军已经从顿河不断向南进攻，使德军随时处在受俄军侧翼突击的威胁之下。
　　这两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用得技巧，执行有力，现代化的防御将具有很大的抵抗能力。此外，通过这些例于还可看出，突击敌人后方的可能性总是有限度的。由此又可说明过去老经验提供的新教训：专靠地理上的间接路线还是不足以保证进攻的获胜。两个例证说明，在每次开始的时候，进攻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威胁着退却部队的后卫，但却总是不能把敌人合围起来，而最后还是让敌人溜走了。将会遇到危险的方向，即预期从那里实施突击的方向，总是看得很明显的，因而使守方能够有效地利用防御的优势，来充分保障自己部队的安全。所以，必须事先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以求首先破坏敌军的稳定性，为彻底击败敌人创造一个先决条件。
　　德军迅速地从阿卡利特干河阵地撤退出来，并成功地粉碎盟军阻挠这个撤退的企图，给德军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只要他们愿意，可以把大部分兵力撤回到西西里岛。德军当时构成了一条由突出部形成的新防线，从突尼斯城南面75公里处的恩费达维里起，那里正濒临着哈马梅特海湾，一直延展到比塞大以西，到达塞拉持角。盟军方面想要集中力量对德军的新防线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至少需要有2个星期的喘息时间。而在这个时间内，恰好出现了多雾的天气。这又可以使德军的上船和转运获得一种掩护，因此，德军部队的大部分都可以用海运和空运的方式撤退出来。
　　然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决定要尽量延长非洲战役的时间，认为这样要比撤退军队和在欧洲南海岸组织防御更好些。即使在突尼斯，德军所据守的防线也仍然过长，其周界约为160公里，这是因为想要同时保住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德军为着同时防卫两个据点而分散了兵力，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让同盟国方面获得了突击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理想机会。
　　在新的进攻开始以前，亚历山大调整了军队的部署。他把美军第2军从南面调到了北边的海岸上，用去进攻比塞大港。就进攻目标来说，也即是从右翼方面调到了左翼方面。同时，他又把第9军北调，插在第5军和法军第19军之间，因为这个军已经编入第8集团军，现在成了盟军的右翼。1943年4月20日，第8集团军开始向德军的左翼实施进攻。可是，昂菲达维尔外面的走廊地带，宽度实在太小，因而进攻速度很慢。到23日，进攻即已停止。4月21日，第5军从左面向通往突尼斯城的山地一线实施了突击。22日，第9军从右面进攻古贝拉特地区，其任务是以坦克突破敌人的防线。该军以坦克实施突破的目的没能达到，只是使敌人的防线受到了损害，丧失了少量坦克。此后，在整个战线的大部分地段上，战斗都暂时停止了，而且一拖就有2个星期。但是，北面的美军和一个军的法属非洲部队还在前进，达到了距离比塞大约30公里的地点。
　　这时，亚历山大再一次调整军队部署。在右翼，在古贝拉特地区，也即是在突尼斯城西南面50公里左右的地方，他只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而把第9军的主力调到了左翼，集结在第5军的后面，并且还从第8集团军的编成内抽出第7装甲师和印军第4师，用去加强他们的实力。与此同时，他又实行着一个非常巧妙的欺敌计划，用以掩护这些部队的调动。他故意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盟军的下一步进攻必定会发自右翼，即来自南方。由于蒙哥马利指挥的战斗力最强的第8集团军仍然停驻在南方翼侧，便使这个欺敌计划增加了效果。欺骗产生了作用，阿尔尼姆将军仍然把自己的主力摆在南方侧翼。当时，阿尔尼姆要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是困难的，因为盟军方面控制着制空权。当盟军发起进攻以后，他也很难于变更兵力部署。这样，盟军利用自己在空军力量上的巨大优势，不仅把德军的飞机完全控制住了，而且使德军无法变更部署，不能进行补给运输。
　　5月6日拂晓时，由何罗克斯将军指挥的第9军，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一个极狭窄的正面上，开始发动进攻。冲击开始以前，进行了炮兵火力准备。在通向突尼斯城的米德杰尔德谷地中一个大约3公里宽的地段上，使用了600多门火炮，进行了强有力的炮火袭击。拂晓以后，空军又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威力强大的轰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德军很快即被击溃。印军第4步兵师和英军第4师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出于战线伸展过长，德军的防御兵力是很单薄的，而且缺乏纵深。防御中的突破口打开以后，盟军的第4和第7装甲师马上涌了进去。可是，它们却花了不少时间去消灭敌人阵地中的小型抵抗据点，因而到当天黄昏时候，仅仅前进了几公里。突尼斯还在25公里以外。
　　直到第2天，即5月7日的早晨，事情还很清楚，尽管盟军的攻击力量很强大，特别是空中轰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德军并没有瘫痪，只是再也无力采取战术上的任何反措施了。当天下午，英军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突进到了突尼斯城。于是，第6师转向南面，第7师转向北面，继续挺进，其目的是要在德军部队当中造成更大的惊恐和混乱，以加速其崩溃。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军和法军也突进到了比塞大港。这样，德军在北部地段上的抵抗就完全被摧毁了。
　　在南面地段，德军仍然有着撤退到紧接崩角那个半岛之上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在那里组织防御来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抵抗。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快就丧失了，因为第6装甲师很快突进到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他们撤向半岛去的道路。最后，轴心国的军队全面崩溃了。同盟国方面俘虏的敌军人数超过了25万。
　　这样一来，由于盟军采取了联合的突击，在空中使用飞机，在敌后使用坦克，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德军统帅部的计划终于完全破灭了，部队的抵抗力彻底瓦解了。德军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盟军破坏了他们的指挥体系和交通线，使他们既感到预备队不足，也感到补给品匮乏，从而使士气和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
　　德军遭到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基地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这些基地一旦被盟军占领，马上就在士气和补给方面对部队产生强烈影响。盟军抢夺了这些基地，不仅立即在基地人员中间引起恐怖，而且恐怖之波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地区，因为后方人员与前线战斗部队比较起来，往往更容易丧失士气。基地丧失以后，德军背海作战而产生的失望情绪，随即加强起来，因为这时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盟军手里。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的作战计划，和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计划，以及拿破仑的一些典型战例的计划，颇多暗合之处。当然，这种暗合并非是故意的。这种作战的特点是，当敌人被钳制在正面的时候，应该立即从某一个侧翼实行迂回。这种机动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可以创造一种有利的条件来实行决定性的突击。由于害怕翼侧受包围，德军不得不伸展自己的战线，以预防这种危险，于是就为盟军提供了向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有利条件。
　　亚历山大的行动在开始时期是遇到了困难的，因为敌人的两个侧翼都有很好的掩护，但他结合使用了机动性、灵活性与军事计谋，终于夺得了胜利。
　　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在开始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部署的佯动措施，从而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稳住了敌人的兵力。当德军预计到了亚历山大将在某一方向突破他们的防线时，亚历山大利用了自己失利的机会，把压倒优势的兵力调整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在调动自己的部队时，故意进行佯动，似乎是把兵力调向德军的左翼，而实际上却是调到右翼，即调向敌人的中心地点，而在那里，他原先是遭到过失败的。这样，竟使德国人受到了欺骗，充满着信心，认为自己在那个方向上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由于多次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就使他们离开了盟军所选择的主要突击方向，而使自己在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果。同时，一旦有利条件已经形成，他也就获得了向任何一个目标实施突击的机会。
图12 1941-1945的地中海战区
　　关于非洲战役的最后阶段，本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这是因为在战略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它都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特别明显的是，它可以提供一个客观性的教训，以来显示欺骗敌人的各种措施和采取间接路线的各种形式。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和从高加索实行撤退以后，德国人即已丧失了在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现实希望。1941年和1942年的经验证明，以有限的兵力在无限的空间内采取进攻战略，是有不少缺陷的。1943年，德军的兵力更加减少了，而俄军的力量却相对地增长起来。在兵力对比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德国人还继续实施战略进攻，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事情，可是，要在兵力密度不够的情况下组织坚固的防御，也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个形势下，德国方面如果转取防御战略，那它就要丢弃已经夺取到手的大片土地，实行机动防御，采取一系列的退却行动，以便削弱进攻方面的突击力量。即使采取进攻-防御战略，首先借防御创造有利条件，以便随后实施反攻，同样必须放弃土地。
　　德军如能转而采用机动防御战略。是有希望取得有利结果的。就是到了1943年，还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这种估计。经验表明，德军采取防御作战，可以使进攻的俄军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而他们自己的伤亡却要小得多。尽管俄军的指挥官们已经积累了进行机动作战的经验，而且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这种作战的有利条件，可是，仍然有着一系列其他因素，迫使他们有时候非要仓促地采取蛮攻硬打的方式不可。这是因为俄国人都本能地希望尽快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俄军的指挥官们自然也都希望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自己英勇无比的坚定性格。因此，对德军来说，不难迫使俄国人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德国的大多数战略家都同意这种见解，认为只要执行一个周密的机动防御计划，他们就可以不断消耗俄国的兵力，摧毁俄军继续作战的意志。甚至还可以获得一个实行反攻的好机会，从而使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
　　可是，希特勒已经深深中了攻势思想的毒素，绝对不肯听信他们的忠言。他疯狂地相信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认为坚强的死守防御总是要比进攻的效果差些。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影响之下，尽管盟军对工业目标的轰炸正在日益加强，希特勒仍然拒绝要求增加战斗机生产的任何建议，并且直到1944年6月还不肯改变这种决心。还有一个事实。当顾问们向他指出，德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很有限，如果继续扼守1942到1943年冬季战局结束时所占领的那个不利于防守的地区，将是很危险的。然而，希特勒不仅拒绝他们关于后撤到第聂伯河一线的建议，反而坚信在1943年夏季发起一次进改就能改变整个局势。这个夏季进攻，也正是希特勒在他覆亡以前显示的最后一次进攻热情。
　　这里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43年3月，曼斯坦在哈尔科夫方向突然地发起了一个反突击，阻住了俄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反攻。于是，他向希特勒建议，要在另外一个方向发起向样的一次反突击。当然，这要事先经过周密的准备，预期把俄军诱入陷阱。那时，在德军防线的东部，即在北顿涅次河与阿速夫海之间的米乌斯河一线，是一个深深向前突出的地段。因此，那里很可能成为俄军春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曼斯坦考虑到这个形势，建议把这个地区的防御兵力摆单薄一些，当俄军进攻时可以逐步撤退，以来引诱敌军进入陷阱。尔后，德军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兵力，从基辅地区向俄军的北翼实施反突击，其目的是席卷俄军南部的整个正面，将他们全部包围在陷阱当中。
　　希特勒虽然很不想放弃拥有大量工业和矿产资源的顿巴斯地区，但是，对于这个计划，他的胃口也感到吃不消，认为是太果敢大胆了。于是，德军采取了另外一个计划。他们想在俄军发动春季攻势以前，设法使俄军分散兵力和发生混乱。计划中的这次突击，预期指向库尔斯克地区那个宽大突出部的底部，因为这个突出部位于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之间，正好突出在德军的防线以内。突击采取钳形方式：曼斯坦的“南方”集团军群（原为“顿河”集团军群）中的第4坦克集团军，构成包围的右翼集团，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中的第9集团军，成为左翼集团。对此，曼斯坦曾坚持说，假使一定要采用这个计划，那就必须在5月初发起进攻，即趁着春季的泥泞刚刚干燥而俄国方面还来不及调整军队部署的时候发起进攻。可是，第9集团军司令穆德尔却主张暂缓行动，要等待大量坦克增援部队的到达。希特勒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发起进攻的日期展缓到6月间，而最后却一直拖到了7月5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证，说明时间和力量实在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集中了大量兵力实施的这次进攻，由于时间过于晚了，其份量便相对地减少了，而就战役的结果来说，反而不如及时发动的进攻，因为那样可以收到突然袭击的功效。
　　时间久了以后，希特勒本人对于这次进攻能否获得胜利，也曾产生疑惧。可是，他又不甘心接受战略撤退的计划，因而终于为泽特勒尔的攻势意见所牵制，感到欲罢不能。泽特勒尔是哈尔德的继承人，是力主采取进攻手段的，总想以进攻的方法来制止俄国人的攻势。
　　这一次，俄军统帅部表现出了比较高明的判断力，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在德军转入进攻以前，一直克制着自己，不作任何攻击。这样，俄国人反而把德军骗入了陷阱，并借此增大了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发觉德军在作进攻的准备，猜出了对方的意图，于是便遮断通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所有最危险的道路，在纵深内设置地雷场，而把自己的主力向后撤退。结果，德军发起进攻以后，不仅没能把俄军装进“口袋”，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泥沼。德军的右翼集团曾经有相当的进展，突破了俄军的前面两道阵地，击毁了大量坦克。可是，穆德尔的左翼集团却一直停留在原地，丝毫没有前进。由于这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德军越出了自己的防御工事，置身于俄军威力强大的反突击之下。俄军转入反攻以后，首先在奥廖尔以北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从而动摇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于是，曼斯坦受命停止进攻，抽出几个坦克师去支援克鲁格。这样一来，使得曼斯坦本人那个被削弱了的防线也被俄军突破了。这次作战的整个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贝当于第二次马恩河之战时所采取的机动防御和他的反击。那次反击对于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德军尽管制止了俄军的前进，使其不能发展胜利，正如同1918年他们在马恩河战役中所作的那样，可是俄军还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扩大了战役的规模。俄军这次作战的性质和速度，使人们回想起1918年西方战线上协约国军所采取的反攻作战行动。当时，在整个战线的不同地段上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当其一个方向上的进攻速度由于遇到敌人不断增强的抵抗而逐渐减慢时，便把该方向的进攻暂时停止下来，转而在另一个方问上实施进攻；各次突击在目的上都是一致的，上一次突击的结果总为下一次突击创造便利的条件；各次突击紧密地联系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互配合的。俄军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重蹈着1918年的覆辙，一方面不能不把自己有限的预备队匆忙地调向遭到攻击的地点，另一方面却又受到限制，使他们竟不能及时地把预备队送到受攻击的地点。因此，德军反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面临着预备队逐步减少甚至于全部崩溃的威胁。俄国人采取这种战略，使德国的军事机器逐步麻痹了。
　　对于任何一支在兵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军队来说，采取俄国人这种作战方法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943年的红军，也正和1918年在西线作战的协约国军一样，如果在一个战区内横向道路并不发达，进攻者不可能为了在某一方向上扩张战果而迅速地把预备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那么，采取上述作战方法是特别有利的。采取这种方法，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实施突破，因而比起只在一个方向上实施突破而在其纵深中扩张战果的方法来，部队的损失当然要大些。而且，在每一个别方向上所取得的战果，也不会具有什么决定性意义。不过，把所有各个地段的战果总合起来，其成效也就相当显着了。只是采取这种方法的那一方，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兵力，要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受住紧张的考验。
　　1943年秋天，俄军进攻的形势很象是一股汹涌的狂潮，向着一条长达1千6百公里的“堤岸”冲击。该年9月，俄军抵达了基辅和大河弯地区，夺得了通到第聂伯河的好几个据点。
　　德军被迫从库班和高加索的西部地区撤退出来。从高加索撤退的部队，曾企图经过克里木调到苏德战线的南段，即调到第聂伯河的大河弯和阿速夫海之间的地区。可是，在这些从高加索调去的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以前，俄军即在那个地段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并且紧紧追赶着在惊慌失措当中节节败退的德军，一直追到了第聂伯河的下游。从而把阻塞在克里木的德军完全隔绝开了。10月间，俄军在河弯的北地段渡过了第聂伯河，深深地突入到了德军的防御阵地里面。虽然德军终于阻住了这个突破，但是盟军方面却在自己的报告中预先作了突破的通报，所以当时哄传着关于德军总崩溃的消息，不过事实并不确切，他们还没有走到总崩溃的地步，只是其防御阵地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罢了。
　　希特勒曾坚决要求守住第聂伯河突出部的南侧地区，其目的是要牢牢控制尼科波尔这个重要的锰矿产地，因为它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重大的意义。于是，经济上的需要与战略上的要求在这里产生了矛盾，促使希特勒不得不继续进行冒险。德军为了保有俄国人的这些锰矿资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时，德军的处境已很紧张，在整个战线上都存在着危险。如果对方在某一点上实施进攻，那怕使用的兵力有限，也有可能导致全线的崩溃。
　　每一次，当德军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而不得不在某个地点实行坚守的时候，其代价常常都是高昂的。防御方面的力量愈弱，则愈需要采取机动防御的方法。否则，力量较强的进攻一方，将可以把空间当作自己的“盟友”，采取侧翼迂回的办法去夺取决定性的优势。
　　1943年10月初，俄军在第聂伯河的对岸夺得了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在基辅以北，一个在基辅以南。前者逐渐地获得扩大，等到1个月以后发起进攻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出发阵地。俄军后来就是依托这个阵地而收复了基辅，并且很快地向西扩张，发展了胜利。仅仅1个星期以内，俄国将军瓦杜丁的部队即进到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的铁路枢纽站上，离开第聂伯河已经有了130公里。
　　曼斯坦的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但是他仍然摆脱了危险的困境。他开始迅速撤退，诱使俄军深入，因而造成了向其侧翼实施反突击的有利条件。为了组织实施这个反突击，德军一位年轻有为的将军曼陀菲尔，收集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残余坦克部队。这次反突击的力量尽管是有限的，但其效果却相当巨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俄军的交通线延伸得太远，另一方面也由于突击本身具有突然性。结果竟迫使俄军放弃了他们所已经夺得的两个枢纽站----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
　　此后，曼斯坦获得了从西方调来的援军，于是考虑着再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反攻。但是他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因为瓦杜丁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实力，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俄军虽然被迫后撤，其侧翼遭到了曼斯坦的压迫，而且不得不放弃第聂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但曼斯坦所进行的反攻，并不象最初看到的那么危险。到12月初，这个反攻自然地逐步停止下来了。曼斯坦在消耗了他所获得的增援部队以后，对于俄军随即而来的下一步进攻，已经没有余力来组织有效的抵抗。此时，希特勒又多次拒绝了曼斯坦关于作更长距离撤退的建议。
　　瓦杜丁所退守的基辅突出部地区，尽管范围已经缩小，但是仍然相当宽广。于是，在圣诞节的前夕，他又从那里出发开始进攻。1个星期以后，瓦杜丁重新夺回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1月4日，更进而越过了战前的波兰边界。在左翼实施突击的瓦杜丁部队，在文尼察附近到达了南布格河地区，从而对敖德萨与华沙之间的横向铁路干线造成了威胁。在这里，曼斯坦又组织了一次新的反突击，但瓦杜丁此时已有足够的兵力，随即把反突击打退了。当时，希特勒还在固执地要求德军死守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防线，这样又使俄军获得了某些利益。瓦杜丁与科涅夫采取了协同行动，后者从科尔松-舍夫琴科突出部的翼侧实施夹击，采取钳形方式，切断并合围了德军的10个师。希特勒虽然三令五申，要求部队死守，不准撤退，可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突围逃跑了。
　　由于这样一击，德军的防线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这对于俄军在尔后的进军是很有利的。乌克兰境内的其他各集团军，随后便开始了协调一致的突击行动，逐次地完成了各自的迂回机动。在北面侧翼，德军被迫退出了卢茨克和罗夫诺；在南面侧翼，也不得不放弃尼科波尔地区，并连同它的锰矿资源在内。
　　1944年3月4日，俄军开始发起一个新的总攻。这次总攻是由朱可夫负责指挥的，因为瓦杜丁已经患病，遂由朱可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朱可夫的进攻是从谢佩托夫卡地区开始的。他的部队在最初24小时内突进了50公里，2天以后，便切断了敖德萨至华沙的铁路干线。俄军的这次进攻，从翼侧迂回了德军的防御地区，到达了南布格河一线。与此同时，马利诺夫斯基沿着黑海岸边前进，到达了尼古拉耶夫。而在这两端之间，科涅夫从乌曼地区实施了突击，于3月12日到达了南布格河，18日抵达德涅斯特河，随后又于次日渡过了该河。俄军以如此快捷的速度渡过如此宽阔的河流，在战争史上可以算是突出的事例。接着，朱可夫从塔尔诺波尔（现称捷尔诺波尔）地区继续前进，向喀尔巴阡山方向实施进攻。
　　德军对于这个威胁的反应，是随即占领匈牙利。很明显，他们跨出这么一步，是想确保喀尔巴阡山这条山地防线。德国人所以需要坚守这道天险，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俄军冲入中欧平原，另一方面则要把它当作长期防守巴尔干的总枢纽。
　　喀尔巴阡山山脉向南延展，成为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也即南喀尔巴阡山，是一道非常坚强的天然防线。其中，有为数不多的山间隘路，很便于守军组织防御。而在黑海沿岸与福克夏尼的群山之间，有着一条宽广的平坦地带，宽度约为200公里。不过，其东半段为多瑙河三角洲，遍布着湖沼，所以，真正的“危险地区”只是加拉茨和福克夏尼之间的那个通道，宽度约为100公里。
　　早在4月初，德军就有了将要退守这道后方防线的迹象，因为科涅夫的部队已经渡过普鲁特河，进入到了罗马尼亚境内。在此同时，南面的德军也被逐出了敖德萨。在克里木，俄军采取向心方向实施突击，终于全部歼灭了留驻那里的德军部队，收复了领土。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以后，德军还是把他们的进攻阻挡住了，使其不能向罗马尼亚境内继续深入，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住了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但是，5个月以后，德国人却因为这一项成绩反而使自己大吃苦头。它鼓舞着希特勒把自己的兵力留驻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那个向前突出的阵地上，那里离开加拉茨与福克夏尼通道也有很远距离，这就使德军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在北面，在塔尔诺波尔西南，德军也使用反突击的方法阻住了朱可夫企图穿越喀尔巴阡山中山地隘路的行动，可是，这个反突击也很快就被俄军打退了。再往北面，在波罗的海沿岸，俄军也于1944年1月中旬发动了进攻，解除了德军对于列宁格勒的封锁，并继续向西扩张战果。但是，德军仍然作了有组织的撤退，缩短和拉直了他们的防线，防守着从纳尔瓦经普斯科夫及其以南一线。整个防线正面大约200公里，其中145公里为两个大湖（楚德湖和普斯科夫湖）。而在普斯科夫和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之间，德军的防线仍然是以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两个要塞城市为枢纽。1943年9月底，俄军开始向该防线发起进攻，可是，他们的直接攻击和侧翼迂回，多次地被德军击退了。在以后的9个月当中，即到1944年的7月为止，这条防线一直都是德军的有效屏障。
　　在1944年4月底时，俄国的战线曾经一度趋于稳定。红军收复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在南方，夺回失地更多。不过，每当俄军实行钳形攻击时，德军往往能够脱出重围，逃出陷阱，平安地摆脱危险局面。德军被俘人员的总数，就俄军进攻战役的规模来说，比例是不大的。然而，德军在一连串艰难战斗中所累积起来的消耗，终于在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现实的感觉却越来越迟钝了。他居然解除了一代奇才曼斯坦的职务，并顽固地认为，在当时的艰难形势下，还是要进行寸土必争的坚守防御，而否认采取技巧机动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9个月当中，由于英美盟军已从南面进入欧洲，德国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了。在西方战场上，盟军首先攻克了西西里岛，接着，在1943年9月初，意大利宣布投降。德国这个主要同盟者崩溃以后，其“欧洲堡垒”的南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虽然意大利半岛的地势限制了盟军的进展，但这样一个大缺口已经对德国人产生了颇大的牵制作用，使他们不能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来进行掩护。此外，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德国也不得不向巴尔干地区增调兵力。
　　意大利的崩溃还使德国本身的境况更加变坏，因为盟军方面的轰炸机实施空中袭击的范围更加深广了。而且，美国的武装力量正在快速增长，盟军空军的威力也日益强大起来。
　　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袭击，目的在于瘫痪它的工业体系。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因为破坏了敌人的工业，也就是破坏了他的作战能力。如果盟军战略空军的袭击组织计划得更好一些，能够更多地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而少去轰炸人口众多的都市和居民点，那么，他们还可以更快地压制德军的抵抗力，使其提早发生瘫痪现象。当然，盟军轰炸机对于民间目标的大量轰炸，同样也起了自己的作用，终于使德国的军事实力逐渐地产生了“麻痹”现象。而对于交通线的破坏，也是使德军抗击盟军进攻的能力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盟军1943年7月在西西里岛实行登陆所以如此顺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突尼斯捕获了大量的俘虏。否则，德军可以把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调到西西里岛去加强防御。德军在突尼斯的惨败，不仅在精神上严重打击了西西里岛上的意大利守军，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墨索里尼在意人利的统治地位。德国人害怕意大利马上就会崩溃或是投降，不敢派遣大量的兵力去增援西西里岛的防务，他们担心兵力南调以后会卡在那里再也抽不回来。假使没有这些情况，盟军方面更加应该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没能趁着敌人还在突尼斯依赖筑垒阵地进行顽抗的时机抢占西西里岛。对于西西里岛的攻占，即使具备有利条件，但要真正占领它，还是有着许多困难，要花很大力气。驻守西西里岛的德军，尽管数量处于弱势，但是已经不象非洲那样，盟军的海军和空军都无法把他们隔断了。
　　德国在南欧所霸占的地区实在太辽阔了，西起比利牛斯半岛，东到马其顿，地盘很大。这就使盟军方面得以依靠其强大的两栖力量，来采取广泛的战略行动，从而引起敌人的关注。盟军在战略上的主要优势，是可以自由选择依次实行突击的目标。他们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法属西非洲的北部，因而也就同时威胁着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如果盟军的主要突击指向意大利的西部，那么他们以后的进攻路线，就可以在两条当中任选一条：一条指向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一条指向德国人在法国南部的占领区。如果盟军改向亚得里亚海沿岸登陆，那么，他们尔后发展进攻的方向，可以是意大利的北部，也可以是巴尔干的西部。如果盟军再向爱琴海沿岸实施突击，那么，对于德军所占领的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来说，都将构成危险。
　　尔后事件的发展证明，盟军在战略上拥有的自由选择突击方向的便利条件，加上他们在计划中采取的欺骗敌人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受到了迷惑。他们无法判断盟军除了西西里岛以外还会向哪里进攻：究竟是进攻撤丁岛呢？还是进攻希腊？甚至有人估计，盟军很可能会向意大利本土或法国南部登陆。空中侦察提出了报告，说盟军的舰船已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个海域出现，这就使德国人更加狐疑不定。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成功。当时，在长达110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几个地点同时实行登陆，此种作法起了较好的保证作用。这和1915年协约国军在加利波利半岛（在土耳其）实施登陆的情况一样，正面的宽度也大体差不多。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曾使德意两国军队陷入艰难境地，他们摸不清对方的主要突击方向究竟在哪里，因而在敌军上陆的关键时刻，德军竟无法及时施行反击。这一情况很有利于英军第8集团军在该岛东岸的进攻，使他们少遇到很多阻扰，较快地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轴心国军司令部曾经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西西里岛的西部沿岸，因为那里距离盟军北非基地最近，而且又有较多的港口，认为盟军的主力一定会在那里登陆，结果使自己的部队吃了大亏。盟军把主要突击指向了该岛的东南沿岸，因而使其突击在战略上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蒙哥马利的部队上陆以后，4天时间即沿着东岸向北突进了65公里，几乎毫无阻碍地走过了抵达墨西拿海峡的一半路程，只在到达卡塔尼亚郊区时才被德军挡住。
　　巴顿将军的美军第7集团军也成功地实施了登陆，并在蒙哥马利部队以西巩固了登陆场。他的部队上陆以后，开始向西推进，而后转向北方，越过全岛，到达了巴勒莫。这很象是足球场上的“声东击西”之计，使德国人受到了迷惑。出于盟军的进攻同时威胁着巴勒莫和墨西拿两个目标，所以加深了敌军的全面混乱。
　　意大利军队的抵抗，在这次战役一开始就崩溃了，结果使墨索里尼政权随即跟着垮台。
　　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后，防卫西西里岛的重担完全落到了德军肩上。当时，他们驻守该地的兵力只有2个师，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还是刚刚补充的新兵。德军统帅部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兵力来抗击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盟军准备实施登陆的部队，超过了12个师，其中，摆到第一梯队上陆的，就有7个师的兵力。德军虽然只有2个战斗力较弱的师，而且已经丧失了空中掩护，但他们仍然坚持了1个多月的时间，阻滞了盟军在西西里岛上的进军。后来，这些德军部队还在高射炮火掩护之下安全地渡过了墨西拿海峡，撤到了意大利本土。德军成功地撤过墨西拿海峡，不仅说明他们只有顽强的战斗素质，而且反映出盟军的进攻方式愈来愈直接化了。当然，这里也有地形颇为复杂的因素。
　　巴顿的部队占领巴勒莫并扫清西西里岛西部的残敌以后，随即调头东向，配合蒙哥马利行动，同时发起对墨西拿的进攻。西西里岛的东北角是一个三角形，全部都是山地。因此，德军不仅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来组织防御，而且能够随着部队向三角顶端的撤退而逐步缩小正面，从而使其防御兵力的密度不断增大。同时，盟军方面则由于进攻正面不断缩小而自己的兵力优势过大，反而遇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对了战略行动的特点来说，这倒是一个具有反面意义的重要教训。至于其他方面的教训，将可以在下一阶段中暴露出来。
　　侵入意大利
　　盟军攻占西西里岛，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这对于进攻欧洲大陆来说，是一块很好的跳板。由于有了这个立足点，他们对于欧洲大陆的威胁也就更加迫近和直接了。一方面，他们可以加快部队集中的速度，另一方面，又可自由地选择实施突击的方向。他们有好几条路线可供选择：最明显最直接的路线是向“亚平宁大靴”的靴尖部位进攻；此外，则可进行一个短程跳跃，或者进攻意大利中部，或者进攻撒丁岛，或者进攻“亚平宁大靴”的后跟部位。如果是向靴后跟实施进攻，那么，部队将在歼击机的掩护范围以外，不可能阻止德军的空中袭击。不过，要是真的选择那个方向，倒可能使敌人最难以预料。因为在此以前，盟军方面的所有进攻战役，都是在歼击机掩护之下进行的，其行动一贯小心谨慎。如果这一次突然不遵守原来的规律，则有可能对敌人产生出奇制胜的作用。“亚平宁大靴”后跟上的地形，对于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前进来说，也是最有利的，那里可以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一直向北开进。而且，在意大利的脚后跟上登陆成功以后，又可同时对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中部构成威胁。这样一来，德军最高统帅部便再次面临着难以判断盟军进攻路线的困难境地。从战略上来说，“亚平宁大靴”的后跟有可能成为德国人的“阿溪里脚后跟”，是一个要害之处。可是，盟军的联合司令部却决心要把主力集中在能够以歼击机掩护作战的方向上。直到后来，在最后的一个时期，才又凑成一支登陆兵力，用以在靴后跟上进行辅助性的登陆。盟军的基本力量，即整个第8集团军的兵力，是在靴尖部位实施登陆的。后来，由英美部队混合编成了第5集团军，并在那坡利（即今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地区实行了更大规模的登陆。第5集团军由美国将军克拉克负责指挥。
　　盟军在执行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不仅因为其战略路线的直接性，同时也由于政治家们坚决要求意大利实行无条件投降。意大利的多数领袖人物都希望和平，想缔结一项和约，但是不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那种屈辱，不愿意承担没有一点自卫保障的责任。当意军在西西里岛遭到失败以后，意大利本土已面临着直接的威胁，他们才不得已而推翻了墨索里尼，并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却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各项安排。由于时间上的迟误，引起了军事行动的暂时停顿，因而使德国人获得了1个月的喘息时间，得以采取紧急的应变措施。
　　9月3日，盟军开始横渡墨西拿海峡，预计在“亚平宁大靴”的靴尖部位登陆。登陆以前，进行了规模巨大的、但却是毫无成效的强烈轰炸，因为德军在那里只部署了1个师，而且在盟军开始渡海之前几天就往北撤退了。盟军登陆以后，随即向意境内地开进，但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抵抗。可是，他们前进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形条件恶劣，难以通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过分地小心谨慎了。这样，在靴尖部位登陆的盟军，对于在萨勒诺地区实施登陆的主力，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支援作用。
　　1943年9月9日，盟军在萨勒诺实行了登陆。这正是意大利宣布投降后的第2天。虽然如此，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和精神上并没有遭受多大的震撼，他们对盟军实施了反突击。在整整6天的过程中，盟军一直处于非常艰困危险的境地。
　　克拉克将军后来详细地论述了这个事实的本质。他说：“德国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推测到盟军正在准备第2个登陆。而且考虑到，这个登陆必将在歼击航空兵的掩护之下进行。由于盟军的歼击机要以西西里岛为基地，其作战半径的最远点只能达到那坡利，因此德国人估计到，盟军很有可能在那是登陆。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那坡利-萨勒诺地区。这样一来，我们便同德军的基本兵力遭遇上了。”
　　我打了着重点的这几个字是有特别意义的 [ 扫校者注：作者在上一段的“必将”和“于是”上打了着重点 ] 。它们表明，敌人已经考虑到，盟军在制定登陆作战计划时必然要以掩护工具的能力为依据。战役的结局也表明，凡是在敌人可以预期到的方向上采取行动，其结果总是受到限制的。盟军向着敌人密集的地点实行登陆，不仅在有生力量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而且丧失了时间，虽然勉强地摆脱了覆灭的厄运，但也走到了惨败的边缘。萨勒诺的登陆作战又一次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教训：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把力量集中到敌人早巳料想对方必将来攻的地段上，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样敌人可以及时作好准备，易于把进攻者击败。1943年，德国驻意大利军的总司令是凯赛林元帅。他手中总共只有7个师的兵力，不仅要防卫亚平宁半岛的南部和中部，而且要抽出部分兵力来镇压过去的同盟者，去解除意军的武装。
　　与萨勒诺地区的主要登陆形成对比，盟军在“亚平宁大靴”后跟部位所进行的辅助登陆，却没有遭到德军的任何抵抗，因而使登陆部队很快就攻占了意大利的两个优良海港----塔兰托和布林的西。于是，盟军沿着海岸向北挺进，道路畅通无阻，直奔铁路枢纽重镇福贾及其邻近的机场开去。当时，德军驻守塔兰托和福贾之间广大地区的兵力，总共只有1个伞兵师，而且还不满员。
　　然而，盟军在靴跟部登陆的兵力也只是1个师，即英军的第1空降-伞降师。该师是“仓促地”受领这一任务的，勿匆忙忙地从突尼斯的休息营地乘船到来。因为运输船并不多，而且又是临时调用，所以，他们在意大利上陆时，既无坦克，也无炮兵，仅有1门榴弹炮，几乎完全没有摩托化运输工具。简单一句话，他们缺乏一切最必要的技术装备，因而无法充分利用对于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
　　大约过了14天以后，盟军才又派出一支部队在意大利东海岸布林的西以北的下一个港口巴里实行登陆。这支部队中包括了1个装甲旅。他们向北挺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并且一举占领了福贾。这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北进的盟军，前进到相当深远的距离以后，便开始威胁到西海岸的德军的后方。于是，那些在盟军第5集团军当面防守着通向那坡利山地和接近路的德军，也就被迫向后撤退了。10月1日，盟军开进了那坡利。这时距离开始登陆已经3个星期了。然而，德军对于危险局势的敏感程度，比盟军所估计的还要灵敏得多。他们顽强地控制着意大利的其余部分（即那坡利至福贾一线以北地区），解散了意大利的部队，从而消除了盟军方面由于意大利投降而获得的利益。
　　从此以后，盟军向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推进，不得不自己开辟道路，而且愈来愈困难。德国人在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无法长期阻滞盟军向罗马的推进，因而只在北面等待着盟军的到来，可是，他们在后来完全明白了，由于正面太窄和地形难以通行，盟军挤压在一起，其作战行动自然难以施展，以致在使用兵力方面不能不受到限制，竟至丧失了由于登陆作战所带来的灵活机动的特点。德国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也就大胆起来，开始往南派遣援军去支援凯赛林元帅。
　　第5集团军的进攻，发展到那坡利以北30公里处的沃耳土尔诺河一线时，曾被德军暂时阻住了。尔后，他们进到卡西诺，在沃耳土尔诺河以北30公里的加里格雅诺河一线，又被德军完全阻止了。在1943年的11-12两个月里，盟军进行了一连串的突击，但始终未能突破那道天然屏障。这时，在东海岸实施进攻的第8集团军，也在桑格罗河一线被德军阻住。这里距离福贾已有120公里。后来，盟军虽然渡过了该河，但是很快就被德军封锁，竟至寸步难移。直到1943年底，也就是登陆4个月以后，盟军只不过从萨勒诺北进了110公里，而且其大部分路程都是在9月份走过的。在9月以后的几个月里，盟军的前进速度简直慢到了极点，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叫做“寸进”的名词来加以形容。这样，入侵意大利的作战有如老牛吃草一样地缓慢，咬下一口以后就慢慢地加以咀嚼。
　　根据过去长期的经验来看，采取这种战术有时也能获得成功，但是通常的结果都不免使人失望。盟军在意大利进行的这个战役，对于这条规律也不例外。它又一次提供了例证，说明在狭窄的地段上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一般都要导致反面的结果。
　　如果没有足够广大的空间用来进行机动，那么，单有兵力方面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亚平宁半岛的宽度，在许多地段差不多只有160公里，而且大部分空间都为纵横起伏的山地充塞着。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在南部增加他们的赌注，因而那里的防御随即获得加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减慢了盟军在意大利腿部的北进速度，使其在战略上变成了爬行。
　　1944年初，盟军企图从海上进行一个新的机动，即在敌人后方漫长的海岸线上再选择一个地点实行登陆。1月22日，一支受命在敌军侧翼采取行动的部队，在安齐奥附近完成了这个任务。该地位于罗马以南约40公里。盟军登陆时，那里只有德军2个营的兵力，因此，登陆部队只要勇敢地向前跃进，不仅可以抢占掩护着通向罗马的门户阿尔班山地，甚至一举攻占罗马城也不是难事。然而，盟军却不是这样设想的。他们认为，德军将对此登陆立即作出抗击的反应，因此，便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巩固登陆场。他们指望，敌人将从南面抽调援军，这样，在正面实施进攻的盟军主力就可利用敌人抵抗削弱的机会实施突破。可是，德军的行动并没有符合他们的愿望。
　　开始，德军并未打算在安齐奥地区组织抵抗。这一事实明朗化以后，盟军司令亚历山大便指令那里的登陆部队迅速向内地挺进，但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却没有认真执行他的命令。这位指挥官过分地小心谨慎了，他拖延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没有采取有效的进攻行动。这样一来，凯赛林便获得了机会，终于把预备队调到安齐奥地区来了。在此同时，德军也在卡西诺地区的正面上阻止了盟军主力的进攻。1944年2月3日，在安齐奥登陆13天以后，德军对这个登陆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尽管德军的进攻终于被挡住，但盟军的登陆场却大大地缩小了。它的窘境使人们联想到一个巨大规模的“集中营”，正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给协约国军在萨洛尼卡登陆场所取的绰号那样。不过，人们也还记得，1918年的那个“笑话”，后来却起了变化，因为协约国军终于从萨洛尼卡阵地上冲出来了，从而给德军造成了威胁，促使德国开始走向总的崩溃。这正好证实了一句古话：“谁笑在最后，就笑得最好！”
　　直到1944年5月，盟军在意大利境内的进攻才又在较大规模上恢复起来。这次进攻是一个大规模计划的组成部分。当时，盟军方面拟订了坚决打击德军的所谓“伟大计划”，其中规定，意大利境内的进攻应成为预期发起的第一个突击。紧接这个突击1个月以后，集结在英国南部的盟军，就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而进入法国本土，开始进行诺曼底战役。在意大利实施进攻和在法国实施登陆以前，盟军都进行了威力强大的空中袭击，其目的是破坏敌人的补给运输线。
　　按照亚历山大将军的计划，在意大利战役的第一阶段，要从卡西诺的两侧同时发动新的进攻。这也就是前些时候盟军进攻被阻的地方。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李斯将军的第8集团军扩大了自己的作战正面，并把主力从亚得里亚海方面转移过来，紧靠着克拉克将军第5集团军的侧翼，以便协同攻击“古斯达夫防线”这个筑垒工事的西段。进攻是在5月11日23时开始的，当前任务是攻占能够控制通向敌人筑垒地区接近路的那几条山间通道，因为这正是通到利里河河谷的狭长出口。
　　为攻占东面凯罗山地中的通道而实施的进攻，虽然经过好几天的艰苦战斗，但并没有多大进展。不过，在卡西诺与地中海海岸之间这个地段上，盟军却同时在几个点上插进了“古斯达夫防线”，打开了一些小裂口。其中成效比较大的，是儒安将军所指挥的法属殖民地军。该军是专门经过山地作战训练的。他们沿着一条难以通行的道路越过了奥云西山地，其进攻产生了出敌不意的奇袭效果。这支军队经过整整72小时的推进以后，翻越了奥云西出，再行军约10公里，爬上了能够俯瞰利里河河谷的高地，从而伸出一把“砍刀”，对防守“古斯达夫防线”的德军构成了威胁，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这一态势给第8集团军的英国部队带来了不少好处，使他们在向谷地推进时减少了很多气力。于是，他们顺利地绕过了卡西诺，并于18日攻占了该城。同时，这也给沿着海岸进攻的美军起了开路作用。
　　5月23日，安齐奥阵地上的盟军部队一齐发起总攻，从他们所固守的登陆场上开始实施突击。当时，封锁这个登陆场的德军部队，大部分调到南方去了，盟军正好利用了这个弱点。到了第3天，德军已经不堪承受压力，再也不能守住防线。盟军突破防线以后，德军没有预备队，无法阻止对方扩张战果。于是，盟军继续前进，投着阿尔班山地和南部敌军主力的交通线进行夹击。
　　当盟军在安齐奥地区进行突击时，第8集团军也在利里河谷地开始向德军的最后一道阵地实行强攻。在发起进攻的头一天，加拿大军即突破了这个阵地。第2天，事态已很明显，德军在各个方向都开始向后撤退。安齐奥方向的危险局面加强以后，德军的后撤速度更为加快。几天以后，德军借以直接撤向罗马的第6号公路被盟军切断，于是，他们改向东北方向退走，沿着险恶的山路实施后撤。这时，他们的行军纵队缺乏空中掩护，很容易遭受空中袭击。
　　尽管还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经过这条途径逃出了陷阱，但是德军已经没有能力守卫罗马城了。达时，亚历山大将军把所有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调到了自己的左翼，以便摧垮正在防守阿尔班山地的另一个德军集团。经过1个星期的顽强苦战，德军的抵抗力终于被摧毁了。盟军占领了阿尔班山地。这个战略性屏障被攻克以后，盟军随即淹没了罗马周围的平原，并于6月5日清晨占领了罗马城。9个月以前，当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时，这座城市本来已是盟军方面的囊中之物，可是，一直等到今天，目的才算真正达到。
　　进攻法国之战
　　攻占罗马以后的第2天，盟军开始了对诺曼底的登陆。这是战争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事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以英国为基地的英美远征军部队，由于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其航渡海峡的行动曾经一再延迟。他们开始航渡时，风力仍很强烈，因而其行动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不过，这也有利于其行动的突然性。艾森豪威尔将军所作的这个冒险决定，从结果上看来是正确的，也增加了行动的奇袭效果。
　　盟军这次登陆，时间是在6月6日的早晨，地点选在塞纳湾内从冈到瑟堡之间的海岸线上。在登陆的前夕，曾向登陆地段的两个侧翼投送了强大的空降部队。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盟军曾持续不断地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强烈的空中袭击，其目的是要瘫痪敌人，使其无法把预备队调到上陆地区。
　　曾经有许多征候，表明同盟国军队可能在这个地区实行登陆，可是，德国人对于这次登陆，仍然是感到意外的。他们不能够把位在塞纳河东岸的预备队及时调到上陆地区来。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很巧妙地散布了假情报，另一方面，也由于德国人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以为盟军将会直线式地渡越海峡，而且是选择最短的一条线路。本来，盟军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空中掩护，总是不惜采取非常谨慎的行动。他们在意大利战役中就是这样作的，结果使得目标的选择和进攻的发展都受到限制。可是，这一次的作法不同，竟使他们在无意中获得了颇大的利益。因为德国人已经产生了偏见，认为盟军方面仍将采取谨慎的路线。而且，德国人还有一个错误的估计，没有料到盟军的航空兵部队能够炸毁塞纳河上的桥梁。这又给他们造成了致命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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