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波罗由于实行机动而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从对法国的关系来看，已经前出到了巴伐利亚与法国联军的后方，而就巴伐利亚的关系来说，则仍然是面对着它的正面。由于军队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加上其他一些条件，他要利用已经形成而有利于他的战略优势，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些条件当中，有一条是部队的战术组织还缺乏灵活性，很难配合战略上的要求。一个统帅，可以把敌人压挤到水边，可是却无法使敌人一定喝水，也就是说，无法使敌人一定接受会战。对于马尔波罗来说，当时对他掣肘最严重的，还是那个巴登的侯爵，因为他小心谨慎，而又不能不分去指挥的权力。
　　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的联合兵力，在多瑙河上从乌尔姆到迪林根以东一线，占领了设防阵地，甚至往东更远一些，在迪林根到多瑙佛耳特中间地段的河岸边上，也有兵力扼守。塔拉尔德元帅的军队从莱茵河岸向东挺进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对于马尔波罗来说，乌尔姆是一个很危险的据点，如果要从那里进入巴伐利亚的话。于是，马尔波罗决定，首先在多瑙佛耳特地区抢占多瑙河上的渡口。这样，多瑙佛耳特就成了马尔波罗新交通线上的天然终点。打通了这条交通线，就能更好地保障安全，可以进而向东方开辟通向纽伦堡的路线。他一旦掌握了多瑙佛耳特，便打开了通向巴伐利亚的道路，可以自由地沿着多瑙河两岸进行机动。
　　遗憾的是，要在迪林根地区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实行迂回行军，其目标实在太暴露了，速度太缓慢了。这样就使巴伐利亚选侯有可能识破他的企图，并及时派出强大的部队去防守多瑙佛耳特。尽管马尔波罗的行军在最后阶段加大了速度，但是当他在1704年7月2日抵近目标时，敌人还是在施连堡和直接掩护多瑙佛耳特的高地上加强了防御工事。为了不给敌人最后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马尔波罗决定于当天黄昏立即转入进攻。第一次冲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差不多伤亡了参加战斗的一半兵力。但当联军主力赶到以后，他在兵力数量上有了四对一的优势，因而得以转败为胜。即令如此，其最后胜利还是靠着向敌军翼侧实施机动得来的。在会战过程中，马尔波罗发现敌人防线上有一个兵力薄弱的地段，于是派出部队从那里楔入防御纵深，这才决定了胜负。马尔波罗后来在一封私信中承认，夺得多瑙佛耳特的代价是高昂的。批评他的战术的人们则一致认为，在这次会战中实施决定性机动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位巴登的侯爵。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的主力退到了奥格斯堡。随后，马尔波罗向南扫荡，进入巴伐利亚。他骚扰邻近四乡，烧毁几百个村庄，以及一切的谷物，其目的是想迫使巴伐利亚选侯前来求和，或者使他在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会战。对于这种野蛮的行动，马尔波罗自己也不得不暗地里感到一些羞愧，而且其效果也很小。因为在那个时代里，战争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事情，与老百姓毫无关系，所以采取这种不人道的行动，并不能使巴伐利亚选侯感到心痛。这样一来，就使塔拉尔德有足够的时间从莱茵河往巴伐利亚调动兵力，他本人在8月5日赶到了奥格斯堡。
　　不过很侥幸，当塔拉尔德的部队开到时，尤金亲王的部队正好也赶上来了。尤金亲王为了同马尔波罗会师，悄悄地摆脱了维尔罗依。按照原来的协议，当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会师以后，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巴登侯爵就应该向多瑙河的下游进军，围攻敌人驻守的英戈耳施塔特要塞。后来，在8月9日，突然获得消息，说是敌人的联合兵力已经转向北面，正向多瑙河开进。看样子，敌人的目标是想打击马尔波罗的交通线。尽管如此，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还是让巴登侯爵继续迂回进击英戈耳施塔特要塞。这样，就使他们的联合兵力减到只剩五万六千人，以来对抗当面差不多六万人的敌军，而且其数量还可能继续增加。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要把巴登侯爵谴走，其动机是很容易解释的，他们两人都不喜欢侯爵那种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是此时分散兵力，也实在有些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一旦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应同法军进行会战。这个决定也许证明，他们对于自己部队的素质优势具有充分的信心，但从以后战况的激烈程度来看，他们的自信也未免过分了。
　　对于马尔波罗和尤金说来，所幸的是敌人方面也同样抱着一种过分自信的态度。巴伐利亚选侯在其主力尚未到达战地的时候，就力图发起进攻。当时，塔拉尔德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在现地挖壕，暂取守势，以等待主力的到达。但选侯却痛斥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于是，塔拉尔德也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对殿下的诚实品格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会以为，您是想让法国国王的部队去作无谓的冒险，同时也不顾自己的一切。”最后，只好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法军首先跃进到布伦海姆地区，抢占附近的阵地，并封锁尼贝尔小河对岸通向多瑙佛耳特的道路。
　　第二天早晨，即1704年8月13日的早晨，法国人在那里突然为联军所乘。联军是沿着多瑙河的北岸开过来的。当时，马尔波罗直接进攻法军紧紧靠近多瑙河的右翼，尤金亲王则突击法军位在河流与高地之间的左翼。这样，迫使法军毫无进行机动的自由。联军的主要优势，不仅在于士兵精神素质较好，经过良好训练，而且在于行动的突然性。于是，两支法军不能进行协同作战，只好各自为战。这个情况本身又必然破坏他们的稳定性。结果，法军被迫处在整个战线的宽广的中央地段上，并且感到缺乏足够的步兵。不过，这个基本的弱点直到当天黄昏时候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法国人还犯有其他错误的话，那它对于会战结局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会战的第一阶段对于联军还是不利的。马尔波罗左翼部队向布伦海姆的进攻被敌人击退，遭到了重大损失；他在右翼向奥贝尔格劳的进攻，也被打败了。尤金亲王的冲击则两次被击退。当马尔波罗在中央进攻的部队渡过尼贝尔河时，其先头分队碰上了法军实施反冲击的骑兵，花了很大力量才勉强地把他们击退。对于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敌人的行动缺乏协调性，那次反冲击只是少数几个骑兵中队实行的。这并不符合塔拉尔德的计划。紧接着第一次反冲击之后，马尔辛的骑兵又向马尔波罗的暴露翼侧实施了第二次反冲击。然而，这次反冲击又及时地被尤金的骑兵击退了。当形势紧张的时候，尤金接到马尔波罗的紧急呼吁，于是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预备队投了进来。
　　尽管覆灭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不稳定的局势依然存在。马尔波罗如果不能向前挺进，那他就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为他的后方是连着尼贝尔河的一片沼泽地。不过，到了此时，塔拉尔德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对付，因为他不该让马尔波罗安然地渡过了尼贝尔河，成者更准确些说，他当时不该对此毫无作为。由于塔拉尔德的骑兵反冲击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法军没能消灭马尔波罗中央集团的第一梯队，马尔波罗那些抢渡尼贝尔河的残存分队，得以在河的对岸巩固阵地。这时，尽管塔拉尔德手里还有五十个营的步兵，可以用来对付马尔波罗的四十八个步兵营，但是在中央地段，他只有九个步兵营，而敌人方面却有二十三个。塔拉尔德在最初部署兵力的时候，就已犯了这个错误，后来，他是有时间加以纠正的，但他却没有把错误纠正过来。当这为数不多的法国步兵终于被数量优势的英国步兵和近距离的炮火击溃以后，马尔波罗便从所打开的缺口中冲了出去，并在多瑙河岸，在布伦海姆附近，切断了密集的法军步兵，同时对马尔辛的翼侧造成了威胁。不过，马尔辛还是摆脱了尤金的挤压，没有遭到多大损失就撤退出来了，而塔拉尔德的大部分兵力，则被赶到多瑙河上，最后被迫投降。
　　布伦海姆的胜利是花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如果冷静地加以分析，那么很明显，这次会战的胜利，首先是取决于普通士兵的坚定精神，其次是法军指挥官的失算，最后才是马尔波罗的将才。然而，由于最后夺得胜利，遂使人们头脑昏胀，不去注意这实际上只是一场大的赌博。当然，由于这次会战的结果，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还是破产了，从此以后，整个欧洲的局面也就有所改变。
　　法军败退以后，联军跟着追击，前进到了莱茵河上，并在菲力浦斯堡地区渡过了该河。然而，布伦海姆胜利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除了马尔波罗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将领都不希望继续再打下去，因此，军事行动也就慢慢地停息下来。
　　公元1705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进攻法国的计划，其办法是要迂回绕过弗郎德勒地区的那些要塞。根据这个计划，尤金亲王负责在意大利北部牵制法军的兵力，荷兰军队则在弗郎德勒平原占领防御阵地，至于联军的主力，则由马尔波罗率领，沿着摩泽尔河上游向提翁维尔实施进攻，而巴登侯爵的军队，则沿着萨尔河开进，去同马尔波罗会师。然而，由于粮秣供应不足，运输工具缺乏，补充兵员不够，这个计划未能加以实行。此外，巴登侯爵这次也不大愿意合作。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妒忌，可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当时负着重伤，而且不久以后便因为伤重而死去了。
　　尽管争取胜利的条件已经丧失，但马尔波罗仍然坚持要执行自己的计划，因而他的行动就变成了意义非常狭窄的直接路线行动。他把部队开到摩泽尔河上游，很明显是要以自己这少量的军队来引诱法军出战。可是，法国的维拉尔斯元帅却是耐心等待，坚守不出。他指望马尔波罗的军队会因粮食缺乏而自行削弱。同时，维尔罗依在弗郎德勒平原的进攻又获得了胜利，并迫使荷兰人向马尔波罗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吁。这两方面的压力迫使马尔波罗非放弃自己那个冒险的计划不可。于是，马尔波罗在无限的失望当中，就把巴登候爵当作了赎罪的羔羊。他甚至给对方主将维拉尔斯写了一封信，对于自己的撤退表示了遗憾，而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巴登侯爵身上。
　　马尔波罗采取强行军，回到了弗郎德勒，并很快改善了整个局势。他到达以后，维尔罗依即刻解除了对列日的围攻，并且撤退到“布拉班特防线”的防御工事里去了。马尔波罗随后又专心致志地拟定了一个突破这一防线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首先，要在马斯河地区对敌人设防较为薄弱的某一地段进行佯攻，诱使法军向南调动，而后，采取强行军返回，力求在蒂尔蒙附近突破一个工事虽然坚固但守兵却较薄弱的地段。但是，当他的初步企图成功之后，却又未能乘机扩张战果，没有能够立即进至鲁文和渡过戴尔河。这次失策的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兵力消耗过快，也可能是因为他对同盟者的欺骗程度甚至比对敌人还有过之。而在那时，着名的“布拉班特筑垒工事防线”事实上已经不成其为障碍了。
　　几个星期以后，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统帅艺术方面的进步。尽管新的计划也没有带来更大的成绩，但是它却显示了马尔波罗的天才。他过去在弗郎德勒平原进行机动，都是以纯粹的欺诈为基础，如果要想成功，在执行时就必须行动迅速，而这种迅速行动，象荷兰军队那样的同盟者，却是很难做到的。这一次却不同，马尔波罗在一个包括若干重要目标的方向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因而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于是也使自己可以不必要求过去那样高的速度。
　　马尔波罗避开了维尔罗依在鲁文附近所扼守的阵地，转向南面突进，他所选择的路线使敌人感到迷惑，猜不透他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因为他同时威胁到在那个地区的许多个要塞，例如那慕尔、沙勒罗瓦、蒙斯和阿特等。尔后，他前进到了格纳培，随即又向北转，走在经由滑铁卢向布鲁塞尔的道路上。这时，维尔罗依决定立即返回，以便拯救布鲁塞尔，可是当法军刚刚从鲁文开出的时候，马尔波罗立即掉头东向，又在夜间行军，并突然地出现在法军面前。由于马尔波罗到达战地比他的荷兰盟军所预期的还要早些，于是荷兰人又找到一个借口，反对他立即转入进攻。他们的理由是，尽管敌人已经发生混乱，可是敌人依斯柯河后面的阵地，与早些时候联军在那里取得胜利的布伦赫姆地区的阵地比较起来，实际上还要坚固一些。
　　在1706年的战役中，马尔波罗曾设想在更大的规模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他打算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同尤金亲王会师，并希望采取联合行动，就是要使自己的陆上进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土伦港的行动，和彼得波罗在西班牙的行动相互配合起来，从而把法军逐出意大利，并光荣地进军法国本土。这一次，荷兰人一反过去小心谨慎的常态，居然也同意冒险，同意马尔波罗去执行自己的计划。可是，这一次的计划仍然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巴登侯爵很快即被维拉尔斯打败，而维尔罗依也在弗郎德勒平原上发起了进攻。法国人为什么在这一次居然也进行冒险呢？其原因可能在于路易十四世的计算。他认为，只要各处都转入进攻，就可以造成强烈的印象，显得他的声势浩大，从而缔结一个对他有利的和约，而这样一个和约，现在对他来说是很必要和迫切的了。可是，就马尔波罗所在的那个战场来说，法军采取进攻行动以后，不是找到了一条通向和平的捷径，而是走上了一条通向失败的途径，并且使各种和平打算都落了空。这时，马尔波罗并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充分利用了对他有利的机会。按照他的看法，法国人这已是第二次帮助他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现在，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当然不能安静地呆在阵地上。他在拉米伊遭遇到了法军。那时法军正好占领一条凹线阵地，而他自己则处于弓弦的地位。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处地形上的优越地位，采取战术上的间接路线行动。马尔波罗首先向法军的左翼发起了进攻，迫使法国人把预备队投到那里，而后，他却技巧地从战斗中撤出兵力，并迅速地把这些兵力投到自己方面的左翼，用来发展荷兰军队取得的初步胜利，因为荷兰的骑兵已经在那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这个来自后方的威胁加上正面的压力，使得法军开始溃败。随后，马尔波罗乘胜追击，极其有效地扩张了战果，因而很快夺得了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和“布拉班特防线”的全部筑垒工事。
　　在这一年（1706年），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实际上也告结束。这也可以算是有效地体现间接路线战略的又一个例证。起初，尤金亲王被迫撤退。他往东退到了加尔达湖，甚至退进了山地。在此同时，他的同盟者萨伏依公爵，也在都灵被围。但是，尤金亲王接着就以巧妙的机动欺骗了敌人。他不是采取战斗的办法向前冲，而是设法溜走，避开了敌人，并且摆脱了自己基地的束缚。他率领部队经由伦巴第，进入皮蒙特，最后在都灵给予敌人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使数量上虽然占看优势，而精神上却已一蹶不振的敌军遭到了惨败。
　　现在，无论在南面或北面，战火都烧到了法国的边界。但在1707年中，由于同盟国之间缺乏一致的目标，使得法国人获得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而到了下一年，他们更得以集中自己的主力来对付马尔波罗。马尔波罗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困住在弗郎德勒地区。他于是作出决定，再一次采取向多瑙河进行机动的方法，而且是重复上次的进军路线，以来改变当前的局势。由于采取这一机动，尤金亲王得以从莱茵河上出发，率领自己的军队前来与马尔波罗会师。不过，这次法军的主将已经换上了能干的范杜米，他率领法军赶在尤金之前迎上了马尔波罗。范杜米赶上以后，迫使马尔波罗向鲁文撤退，随后，他即突然地掉头向西，不花一点代价便夺回了谢尔德、布留格和谢尔德河以西的差不多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可是，马尔波罗也没有前去迎击敌人，而是勇敢地突入西南方，直插到范杜米部法军和法国边境之间的地区。随后便是奥登拉尔德之战。马尔波罗依靠战略机动赢得了初步胜利，并在战术上打败了范杜米。
　　如果马尔波罗能够自己独立作主，他当时一定会立即向巴黎进攻，那么，这个战争有可能很快结束。即使没有这样一个进攻，路易十四世还是在这年冬天被迫求和，提出了应该说是能使同盟国方面满意的条件。可是，同盟国方面却拒绝接受路易的和平建议，他们指望彻底消灭法军。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决策。至于马尔波罗，他应该懂得路易建议的价值，但就他本人来说，和平不是他喜爱的，他更感兴趣的是战争。
　　这样一来，到了1709年，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炽烈起来了。马尔波罗这时的计划，还是采取军事上的间接路线，但却是针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夺取巴黎。他的企图归结到一点，就是迂回绕过各个要塞，不同敌人的野战部队作长时间的纠缠，而急速地直接插到巴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就连黩武好战的尤金亲王也感到跟他不上。因此，计划作了修改，规定了一些较小的目标，避免直接强攻掩护着杜埃和贝顿之间那段边界的“布拉班特防线”上的工事，而首先夺取位于翼侧的图尔内和蒙斯要塞，最后再沿着要塞地带以东的道路进入法国。
　　这一次，马尔波罗欺骗敌人的手段收到了效果。他首先对敌人的要塞防线实行了佯攻，诱使法国人从图尔内抽出了守备部队的主力，用去加强这些要塞。随后，他即兼程猛进，率领部队对图尔内要塞实行围攻。但这个要塞的留守部队仍然抵抗得十分顽强，竟使马尔波罗在那里耽搁了两个月之久。接着，他又使莱巴塞附近的要塞防线受到新的威胁，因而得以很快抵近蒙斯，并不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这个要塞。不过，法国军队的行动也相当迅速，很快把他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进路，使他不能进一步发展胜利。这个挫折引起了他的暴怒，使他竟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这一次，他显得很不明智，对于当前形势所引起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与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中的处置比较起来，他是相差很远的。法国的马尔普拉奎特，是一个预先构筑的坚固设防要塞，前面筑有“城门”拱卫。同盟国方面对于这个要塞的强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花费的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以致打了败仗的法军司令官维拉尔斯在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信中写道：“如果上帝叫我们再遭受一次这样的失败，那么，国王陛下的敌人也将同样地被毁掉。”这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同盟国方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代价极高的胜利，断送了对于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希望。
　　1710年，战争陷入了僵局。法军建立起一条从瓦郎西延直到海岸边上的“特强防线”，把马尔波罗阻止住了。同时，他的政敌找到了损害他威望的新借口，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幸运女神对于那些糟踏她的恩赐的人们，是决不会加以饶恕的。1711年，尤金亲王的军队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召回国。马尔波罗不得不单个地对付一个实力远为强大的敌人。他的兵力过于单薄，不可能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于是便充分发挥他的军事艺术手段，粉碎了法国人对于其“特强防线”不可攻克的夸大宣传。这一次，马尔波罗特别成功地采用了间接路线战略，他使用各种机动，时而迷惑敌人，时而欺骗敌人，终于不发一枪便穿过了法国的这一道防线。然而，两个月以后，他却被召回国，并接受了不荣誉的处分。到了1712年，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英国终于退出了战争，抛弃了自己的盟友。
　　此后，只有尤金亲王统率下的奥、荷两国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战争，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作战双方都巳经同样地疲惫不堪。1712年，法将维拉尔斯采取了一个很高明的机动行动，从其谋略性、隐蔽性和快速性来说，都可以与马尔波罗的类似机动相匹敌。结果，法军在德南地区获得了一个廉价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同盟国方面终于瓦解，路易十四世则获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和平，比起马尔普拉奎特会战失败时所提出来的和平条件要有利得多。这佯，仅仅一个直接的行动，就使过去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战果，完全付之东流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后，问题还是采取另一个方法解决的，即仍然是靠间接路线的行动解决的。
　　同盟国的主要目的，即阻止法王路易十四世和西班牙结成实际上的联盟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但是，英国却在这一次战争中取得了领土上的收获。这应该归功于马尔波罗，主要是他具有远见，把眼界推广到了自己的战场以外。为了引开法国方面的注意力，保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他在地中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以来配合自己在弗郎德勒地区的作战。在1702年和1703年，通过先后进行的远征，使他得以阻止葡萄牙和萨伏依继续倒向法国方面，并为进攻法国的主要支柱西班牙铺平了道路。1704年，英国夺得了直布罗陀，因此，彼得波罗得以在西班牙顺利地完成牵制任务。到了1708年，英军又作了另外一次远征，占领了米罗卡岛。后来，尽管英国在西班牙的作战因为指挥失当而遭到失败，但它却是带着领土收获退出战争的。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始终占领着直布罗陀和米罗卡岛，而这却是控制地中海的两把钥匙。此外，英国人还在北大西洋中占领了新斯科夏和纽芬兰。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
　　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也是一次没有决定性结果的战争。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事实，莫过于法国人的一种口语，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在战后用以骂人的一种口语，说什么：“你真愚蠢，完全象个俗物。”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 ] 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位君主。他很早就抢占了西里西亚，然后便退出了竞争。虽然后来他又重新回到战场上，并且冒了许多的危险，但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不过，他自己却因为累获胜利而威名大震。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基础，也是由这次战争奠定下来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根据1742年在布勒斯劳签订的和约，西里西亚被割让给了普鲁士。这年初，对于普法联军来说，前景似乎并不理想。是的，法军和普军都已开始向奥军主力发起进攻。但是法军很快就被阻挡住了。这时，弗里德里希没有按预定计划向西方前进，去与盟军部队会师，而是转折向南，直趋维也纳。虽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敌人都城的门口，但是他却很快地向后撤。这是因为奥军已在进行机动，很可能就要切断他与后方基地的联系。弗里德里希的这次进攻，常常遭到批评，说它是一种鲁莽的示威行动，可是，如果考虑到他的后果，那就应当说，这指责本身就是太鲁莽了。因为他的这种迅速撤退，是根据自救的原则进行的。而且，他竟以此促使奥军落入了圈套，诱使他们跟踪追击，一直深入到西里西亚内部。然后，在赫图希茨附近，当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他却进行了强而有力反突击，并在尔后的追击中打垮了敌人。三个星期以后，奥国即同弗里德里希进行了单独媾和，答应把西里西亚割让给他。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中作出什么大的结论，可能是不值得的，但是，至少也要指出一点，奥地利人突然同意签订这个对他们不利的和约，正是这场战争中使用间接路线方法的唯一一个事例。这一次的间接路线行动，就是弗里德里希突然地在维也纳城下出现，并且在濒临失败危险时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战术胜利，它与弗里德里希的其他许多胜利比较起来，光彩毕竟暗淡得多。
　　在十八世纪的中叶，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而接着它以后发生的另一次大战，即七年战争（1756年至1763年），从欧洲的政治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一次，只有英国是达到了一定结果的唯一国家，而这些结果对于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英国却不是七年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尽管它对这次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采取间接的方法从战争中获得了好处。当欧洲各国的军队把自己和国家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英国的大不列颠部队，只以少数小型支队进行活动，就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影响，而扩大了大英帝国的实力。应该指出，当普鲁士处于实力消耗殆尽的时刻，它宁愿获得一个不确定的和平，而避免屈辱投降。这种事实的产生，是因为法国在殖民地方面遭到失败，俄国也由于沙皇的死亡而拒绝给予普鲁士以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命运之神对于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很慈悲的。到了1762年，他在取得一连串巨大而光荣的胜利以后，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资源，不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在许多次的战役当中，就军事和政治的结果来看，事实上只有一个战役可以称得上是有决定性结果的。这就是以英国人占领魁北克而告结束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时间最短的，而且是在次要战区里进行的。如果说，占领魁北克和在加拿大剥夺法国的统治权，是因为借助于海军的势力，并在大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那么，在加拿大战役中军事行动的实际进程，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这次战役的结局之所以值得人们思索，是因为其胜利是一种看来似乎冒险行动的结果。而这个看来似乎冒险的行动，是在蒙特莫勒西瀑布方向采取直接路线失利之后，也即是在兵力遭到严重损失，士气大大低落之后，才不得不采取的。如果替英军主将沃尔夫作点辩护，就应该指出，他当时采取直接路线的行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曾采取各种办法来引诱法军，如炮击魁北克，以少数孤立的支队在勒维士角地区和蒙特莫勒西瀑布附近进行佯动，但始终未能把法军从其坚强阵地上诱出来。然而，从他们的这些失败当中，和他们后来在魁北克以北法军后方冒险登陆的成功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教益：光有把敌人诱出阵地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迫使敌人远远地离开其阵地。沃尔夫曾准备采取直接的突击，而为此所进行的诱敌行动却是不成功的。从这里又可以获得一个教训：仅仅使敌人感到神秘还不够，必须使敌人迷惑不解，达到无所适从的状态，并要使敌人在这种状态中丧失行动自由，不能调动部队以来采取反机动的行动，甚至使其部队自行瓦解。
　　沃尔夫最后采取的那个机动行动，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这却符合各种条件要求，因而终于取得了胜利。那些通常只是根据兵力对比来研究战史的人们，似乎总是认为，法军当时被削弱的程度，并不能作为他们遭受失败的充足理由，许多研究着作曾经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法国人在当时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便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然而，魁北克之战非常鲜明地证实了一个真理：由于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指挥部的计划而夺得的胜利，要比从体力上损害敌军去夺取胜利快得多。这些因素的效力，也要比地理因素和统计资料的计算带来的效力大得多，而一般的军事史书籍，十分之九都是充满了对这一类计算的分析。
　　历史事实表明，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在欧洲这个基本的战场上，虽然有过许多的战术性胜利，但是却很缺乏决定性的战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值得加以探讨。弗里德里希的敌人太多，这是一种通常的见解。但是，他也有各种的优点，似乎足以抵销敌人的优势。这种解释当然不可能令人信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入一些的研究。
　　弗里德里希类似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而有别于马尔波罗，他不受一个战略家身上所承受的那种责任和限制的束缚，有着自由行动的特权。他一身兼管着大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国王，他和他的军队之间有着永久性的联系，可以不断地准备和发展自己的这个工具，来达到他所选定的目的。此外，战区之内的要塞较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尽管他的盟友只有一个英国，而面临的敌人却是奥地利、法国、沙俄、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弗里德里希从开战之日起，直到第二战役的中期，其兵力的数量实际上总是居于优势。此外，他还具有两个优越条件：一是他的战术要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优良；二是他占着一个中央的位置。
　　由于占着中央位置，弗里德里希得以采取一种通常称之为“内线作战”的战略。这也就是说，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中央位置向边缘地区的某一部分敌军实施突击。而当他为此调动兵力时，其距离总是最短的。所以，在敌人还来不及相互救援之前，他就抢先集中兵力把敌人逐个击破了。
　　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敌人的驻地彼此相距愈远，则取得对敌的决定性胜利也就愈容易。毫无疑问，从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可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精神因素的作用问题。当敌人彼此分散时，他们必须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而又会产生一种加强自己抵抗能力的趋向。当他们彼此相距很近时，必然会力求联合作战，因而是把自己当作整个集体中的一员，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互相依赖。这样，一个司令官的活动，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司令官，致使精神作用很快产生效果。甚至于某一支部队的平常的调动，也很容易给另一支部队的活动带来困难，或者使之组织涣散。处在中央位置上的部队，就进行机动来说，时间可能少一些，空间可能小一些，但是引起敌人的反映或震动，却可能比较快一些。处在边缘地区的部队，当他们相距很近时，一旦某一部分遭受来自中央位置的敌人的打击，则临近它的另一部分可能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因此，对这另一部分部队来说，这就是一种间接路线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这些部队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大，那么，它们就会有相当长的时间，用来抗击来自中央敌人的下一次突击，或者躲避开他的第二次突击。
　　这样进行“内线作战”，正象马尔波罗在向多瑙河进军时所作的那样，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由于这样的机动是对敌军整个集团采取的，因而对其某一部分，即对该项行动的直接目标来说，如果不能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产生迷惑，那就并不一定构成间接性行动。因此，在没有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时，就应该采取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即能影响到目标本身的新行动。
　　弗里德里希曾不断利用自己的中央位置，来逐次集中兵力，以逐个攻击敌军的孤立集团，并且经常采取着间接路线的行动。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不过，他的战术性间接路线的基础，首先是利用几何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并且也不象西庇阿那样，能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加以补充。因此，弗里德里希的机动，尽管在执行时很够技巧，但这些运动的路线却很狭窄。对于敌人来说，如果自己的指挥迟缓，或者部队的组织松散，那么，尽管弗里德里希的打击对他们并不是完全出乎意外，但仍然有可能无法作好抗击其下一个打击的准备工作。
　　1756年8月底，弗里德里希为了破坏同盟国的计划，首先侵入萨克森，于是便开始了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借助于突然袭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接着不断扩大这一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德累斯顿。奥国军队虽然赶来救援，但时间已经太晚了。弗里德里希为了迎击奥军，前进到易北河上游，并在莱特米里茨附近的洛博西兹会战中，把他们打败了。随后，他便占领了整个萨克森。1757年4月，弗里德里希翻越山地进入了波希米亚，并向布拉格开进。当他接近城市以后，立即发现奥军已在河对岸的高地上扼守着坚固的阵地。于是，他留下一个支队的兵力，用来掩护自己的行动，同时监视着河的对岸，而他本人则率领大军乘着黑夜向上游转进，随后在上游渡过易北河，并从那里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他的这个机动，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间接路线的行动，可是到了最后阶段，却转变成了直接的进攻，因为奥军有着充分的时间来变换他们的正面。结果，普鲁士的步兵被迫进行正面攻击。他们在冲击奥军的防御前沿时，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死伤了几千名官兵。最后，幸亏泽登的骑兵经过深远迂回之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因而决定了布拉格会战的结局，普军取胜，奥军被迫后撤。
　　普军接着对布拉格进行了围攻。但是，由于道恩率领一支新的奥军前来解围，普军便暂时停止了进攻。弗里德里希在获悉奥国援军即将到达以后，马上停止了对城堡的围攻，而调动差不多全部的兵力来迎击道恩。1757年6月18日，弗里德里希在科林地区同奥军遭遇。他立即发现，敌人已经挖掘了很好的堑壕工事，而且在兵力数量上几乎也要超过他一倍。这一次，他本来也想迂回奥军的右翼。但由于进行机动的路线太窄，过于靠近了敌人，结果，他的纵队为奥军轻型部队所乘，遭到了射击，并被迫终止迂回行动，因而不得不从正面向敌人实施彼此互不协调的攻击，以致最后遭到了惨败。就这样，他不得已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攻，退出了波希米亚。
　　此时，俄军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法军已经占领了汉诺威，而由希尔德堡豪生率领的同盟国联合部队，也从西面对柏林构成了威胁。为了不让这两支军队汇合起来，弗里德里希立即实行强行军，经过莱比锡，由原路赶了回来，从而消除了这个威胁。随后，他又被迫向西里西亚开进，因为那里正孕育着一场危险。可是，当他还在半路的时候，奥军的一支快速部队却已侵入柏林城，正在进行破坏。他刚刚把奥军从柏林驱逐出去，希尔德堡豪生又发起了新的进攻。于是，弗里德里希又匆忙地去迎击这个敌人。
　　接着便发生了罗斯巴赫会战。战场在波恩以东约40公里。当时，同盟国的军队在数量上大约是弗里德里希的两倍，他们也试图采取迂回的办法，正好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同盟军实施迂回的深度太小，他们又都没有根据地误以为弗里德里希将要撤退，因而自己乱了步骤，各自改变队形，准备着对弗里德里希进行追击。这样，就使弗里德里希猜透了他们的企图，并得以组织反机动的行动。他决定对同盟军部队的深远翼侧实施突击，并力求把敌人消灭。结果，由于敌人犯了错误，弗里德里希采取的间接路线了不仅具有机动性，而且具有突然性。罗斯巴赫会战，在弗里德里希所有获胜的会战中，是最成功的一次会战。他在这次会战中，打败了总数为六万四千人的敌军，使其死伤达到七千七百人，而他自己的损失，却总共只有五百人。
　　对弗里德里希来说，遗憾的是，他在前几次会战中，已经使自己的兵力消耗得太多了，因而不能充分扩大这次胜利的战果，他还要继续对付奥国军队，那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两次战斗中都未能击败的。后来，在洛依森会战中，弗里德里希由于采取了他那个着名的“斜形战斗队形”（这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终于又获得了胜利，但是，其代价实在太高，以至于负担不起。
　　就这样，战争继续拖延下来了，而到1758年，其前景更加黯谈。为了对付奥军，弗里德里希既采取了间接路线，同时又从正面和从翼侧实施进攻，他还前出到了阿罗木次地区，进入敌人后方，那里离分界线已有32公里。甚至于当他在行军途中，在远离一个巨大的补给纵队之后，他仍然没有后退，而是继续向前行军，经过波希米亚，从右边迂回到了奥军的后方，接近了敌人科尼格内兹这个筑垒基地。然而，由于过去在布拉格和科林丧失了有利的机会，他又不得不受到报复。因为俄国人这台“蒸汽压路机”终于充满了蒸汽，并已经滚到了波森（即今波兹南），接着就要滚向柏林。于是，弗里德里希又放弃了波希米亚战役，随即挥军北上，以阻止俄军的进攻。他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佐恩多夫会战却成了第二次的布拉格会战。这一次，弗里德里希仍然是实行机动，避免向俄军坚固设防阵地的正面实施进攻，他迂回到了敌军的东侧，打算从其后方进行攻击。可是，俄军也仿效着奥地利人在布拉格所作的榜样，他们改变了正面，把弗里德里希的间接路线行动变成了正面的攻击。这使弗里德里希陷于极端艰困的境地，一直等到他手下的骑兵名将塞德利兹赶到参加战斗，才得以转败为胜。当时，塞德利兹在一片号称不能通过的地形上完成了迂回行动，对俄军新构成的一个翼侧实行了出敌不意的突击，这也正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弗里德里希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虽然要比俄国人稍轻一些，但是从他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说，其损失也可以说是很够惨重了。
　　由于兵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放开俄国人，让其自由恢复元气。而且，自己又重新掉转头来，以对付奥国军队。弗里德里希的下一次败仗，是在赫克尔希（德累斯顿以东70公里）。其原因主要是他过分自信。他认为，奥军的主将是他的老对手，即从来不敢自己首先发起攻击的那个道恩。结果，道恩却利用夜间把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团团围住了。这一次所以能够避免毁灭，完全靠着泽登的骑兵，他为步兵打开了一条撤退的通路。
　　1759年，战争还在继续往后拖。弗里德里希的兵力也在日益减少。在库恩斯多夫（库勒尔斯多夫），他被俄国人打败，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而在马克森，他又一次被道恩打败。这两次之所以失败，又是由于他自己过分的矜持自傲。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了，只是消极地把敌人封锁着而已。
　　不过，当普鲁士的命运正在黯然失色的时候，在加拿大方面却出现了胜利的阳光。由于沃尔夫在加拿大取得了胜利，促使英国人愿意派兵到欧洲去了。英国军队在明登打败了法军，拯救了弗里德里希，使他避免了最后的失败。
　　虽然如此，1760年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在各方面都是最困难的一年。在东方，他对俄国人使用了一条妙计，从而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他故意让俄军虏获一份假造的文件，其中写道：“今天奥军已完全失败了。现在该轮到俄国人。请按我们原来的协议开始行动。”虽然使俄国人上了当，退了兵，而且后来在托尔高也终于把奥国人打败了，但是，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这次胜利已是强弩之末。他自己的惨重损失使他也形成了瘫痪状态。尽管全部剩余兵力还有六万人，但他已不敢再去冒险作另外一次会战，只很孤立地停驻在西里西亚，甚至同普鲁士的联系也都被割断。侥幸的是，奥军的战略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一点生气，俄军的后勤组织，也不断地发生障故，因而经常感到补给匮乏。正当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俄国的女皇却突然死了。她的继承人不仅愿意讲和，而且还有倒过来帮助弗里德里希的意愿。以后几个月当中，法奥两国的军队还是继续行着漫无目的的战斗。然而，法国的军队由于在殖民地里遭到挫败而大大削弱了。奥军也被消耗巨大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所以，不久以后也就签订了和约。几乎所有参战国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可以说，他们在七年的流血战斗中，什么也没能得到。当然英国是一个例外。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各次战役中，固然可以吸取许多教训，但是看起来最主要的一条，似乎就是他的间接路线还太直接化了。换句话说，他把间接路线战略，只当作一种机动性的运动，或者只看成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的结合，而把突然性这个因素丢掉了。而实际上，间接路线战略，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突然性三者的紧密结合。因此，他的技巧尽管很高明，但其节约兵力的原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兵力还是不免消耗殆尽。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八章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波拿巴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又一个“伟大战争”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使这场战争大放光彩。如同上个世纪一样，法国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这些国家又联合起来同它对抗。不过，这一次战争的发展却与过去有所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他们既不是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本国的军队。法国在独个地开始战争的时候，是被迫与其他各国隔离着的，好象是害了传染病一样。然而，法国不仅打败了那些想要把它置于死地的联合势力，而且在革命以后形成了对欧洲其他各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并且最终成了主宰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主人。法国的实力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呢？其原因要到当时的法国内部去寻找，要结合分析它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刺激性因素。
　　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形成，是同法国的民族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分不开的。由于拥有这种革命精神，法军不可能再去进行那种拘泥形式，墨守成规的操练，而能够充分发扬个人的才能和主动精神。因此，也就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活战术。这个战术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行军速度的变化。当时，法军在行军中已是每分钟走一百二十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着每分钟走七十步的传统规定。当军队还没有装备机械化运输工具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因而当时在行军速度上的差异，对于军队的调动和军队集团的转移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法军有了这个条件，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可以到了“群众性乘快速性”的原则（“重力乘速度”的原则），而且既可以在战略性战役中实行，也可以在完成战术任务时采用。
　　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把军队区分为组织固定而且能够独立行动的“兵团”（即“师”）。这些“兵团”（“师”）彼此并不依赖，但是可以相互协同，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
　　法军的这种内部改组，从理论上来说，是包尔色特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试验。1759年，戴·布罗吉里元帅被任命为法军的总司令，因而使官方正式接受了这种改革的理论。然而，另一个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即吉贝尔特，则在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即是在法国革命的前夜，使军事改组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实践中有了具体的改进。
　　第三个条件与上述因素有关。由于革命军队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而且组织纪律也比较差，因而使法军又回复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军队分成为师的组织以后，“就地取食”办法对其作战能力的影响，已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以前，要使用一支军队进行战役，必须事先把分散的各个分队集合起来，现在，在现地取粮的情况下，各个部队都可以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且，由于补给负担的减轻，运动速度的提高，法军的机动性也就更高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山地和森林地内调动。正因为法军不可能从自己的军队仓库中获得粮秣和服装装具的补给，那些受着饥寒交迫的士兵，反而乐于鼓起勇气去攻击敌人的后方，以便直接夺取敌人的补给品。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因素，即有一个拿破仑·波拿巴作为他们的统帅。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是通过精研战史得来的，而且更直接的，是在军事理论上受到了包尔色特和吉贝尔特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在十八世纪是最优秀和富有想象力的军事思想家。
　　从包尔色特的理论中，拿破仑学会了一条用兵原则，那就是首先故意分散自己的兵力，引诱敌人也跟着分散兵力，而后，他却突然地把自己的兵力迅速集中起来，而这时的敌人，却不能把分散的兵力收拢来。另外，他还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有着几种预案的计划，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他学会了如何选择作战方向，要使自己的作战线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且，拿破仑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战役时，其作战计划的基础，就是包尔色特在半个世纪前所拟定的那个计划，实际上只是袭用而已。
　　在吉贝尔特身上，拿破仑也学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充分认识了军队行动的快速性和灵活性的极端重大意义，看到了把军队编组成独立活动的师以后所产生的潜在能力，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吉贝尔特早就已经设想过了。他在半个时代（十年）以前写道：“作战艺术就在于技巧地展开自己的兵力，要使其免遭敌军突击的危险；在包围敌军时，不要使部队彼此脱节；在进行机动和对敌军翼侧实施突击时，不要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话似乎恰好是为拿破仑而写的。吉贝尔特主张进攻敌军的后方，以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正是拿破仑所惯用的方法。拿破仑还从吉贝尔特那用学习了集中使用机动性炮兵的方法，用以在决定性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线，打开缺口。而且，正是吉贝尔特在法国革命之前不久进行了军事改革，确定了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后，拿被仑就在战争中沿用了这个体制。最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吉贝尔特曾经预言，不久的将来，战争一定要发生根本的改革，而完成这个改革的人，将会来自一个革命性的国家。这个预言在少年拿破仑的心灵深处点燃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拿破仑对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补充，但却在实践中大大地加以发展和完善了。如果没有拿破仑顽强地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行，那么，所谓新的机动性，仍然是一种理论而已。因为他所钻研的理论与其天性恰好相吻合，而当时的环境又使他的才能得以发展，所以，他对于军队中使用“师”这种新体制的优点，可以充分地加以发扬。由于战略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战略机动的可能性也比较宽广，于是拿破仑也就得以对战略作出他的重要贡献。
　　1792年，外国军队第一次分别侵入法国。当敌人在瓦尔米和哲马培遭到惨败的时候，人们曾经感到惊讶，但却因此忽略了一个不太显露的事实，这就是法国和它的革命在此以后曾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性。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直等到法王路易十六世被判死刑之后，英、荷、奥、普、西班牙和撒丁尼亚才开始组织起第一次反法联盟。当时，法国人只是由于具有坚定的决心，倾注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才使局势有所扭转。尽管联盟方面的入侵军在战争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技巧的领导，但是法方的处境仍然很糟糕，并且愈来愈险恶。
　　只有到了1794年，形势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开始占了上风。从此以后，法国即由被侵略的地位，转变成为侵略者了。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转变的呢？当然，尽管战争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而且是有限的，但其原因并不是善于在战略上实施突击，而恰好是在战略上无条件地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
　　当交战双方的主力正在里尔地区进行毫无结果的流血战斗时，远在摩泽尔河地区的约尔丹军，奉命在该河左岸集中一支突击力量，然后经过阿登山地区向西进攻，朝看列日和那慕尔方向开进。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上只靠搜劫补给品来维持生活，但终于赶到了那幕尔。约尔丹根据刚到的情报和远处的炮声判断，法军主力的一翼（左翼），正在沙勒罗瓦方面进行着毫无成效的战斗。于是，他没有遵照原来的命令去围攻那慕尔城，而是改变决心，从西南方向朝沙勒罗瓦开进，迂回敌人的翼侧，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当他抵达以后，这个要塞（即沙勒罗瓦）便宣布投降。
　　约尔丹似乎没有给自己提出更远大的目标，但这个向敌人后方实施的机动，尽管不是象拿破仑和其他着名统帅那样故意采取的行动，却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在心理上发生了作用。于是，反法联盟军的总司令柯堡匆匆忙忙地向东开进，并在沿途收集和补充了自己的部队。随后，柯堡率领军队向着驻守在沙勒罗瓦城外的约尔丹进攻。这次在弗勒柳斯（沙勒罗瓦东北14公里）进行的会战是相当有名的，其战斗也是非常猛烈的。法国人在这次会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不仅使敌人在战略上丧失了平衡，而且迫使敌人只能投进一部分兵力，这一部分兵力被击败以后，整个反法联盟军也便接着实行了总撤退。
　　法国人转变为侵略者以后，尽管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越过莱茵河向东进行的那次主要战役中，却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敌人采取了间接路线，这个战役的最后结局，不仅预期的目的落空，而且遭到了失败。1796年7月，奥国卡尔大公在面临着约尔丹和莫罗两支优势敌军的进攻时，曾经作出决定：“要使联盟方面的两支军队（即他自己和华登斯里本）逐渐后撤，避免与敌人交战。然后，尽量争取机会使两支军队汇合起来，以便用优势的兵力，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兵力，去对付两支敌军中的一支”。可是，由于法军方面的压迫，卡尔根本没有机会来实行这种“内线”战略。他不得不继续实行退却，以便制造较为有利的条件来施行突击。但在不久之后，法军交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这才使他得以实行一个坚决性的突击。他之所以能够实行这样一个突击，首先是由于一个骑兵旅长劳恩多夫的主动精神。这个旅长通过侦察得知，法军部队已经脱离了大公爵的正面，转而倾注全力去攻击华登斯里本，其企图看来是要先把华登斯里本的军队消灭。劳恩多夫立即向卡尔大公提出报告，说：“假使殿下能够派出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向约尔丹的后方进攻，那么，他将很快完蛋。”尽管大公爵在回答他部下的这一请求时表现得并不那么果敢，但是他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有效地破坏了法军的进攻。约尔丹的驻军毫无秩序地退到了莱茵河，甚至过河以后仍在继续往回逃。因此，迫使已经攻入巴伐利亚的莫罗不能发展胜利，也只好随着撤退回来。
　　当法军的主力在莱茵河上一再遭受挫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即在次要的意大利战场上，却决定了战争的命运。在那里，拿破仑·波拿巴摆脱了情况危险的守势，转而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夺得了很大的胜利。两年以前，当拿破仑还在这个地区的法军司令部里担任参谋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已蕴育着这个计划的雏形；以后，他回到了巴黎，把这个计划编成了书面文件。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以1745年的计划为蓝本而编制成的，只是根据后来积累的经验加以补充修改罢了。这正好可以说明，拿破仑的基本军事观点，是深受过去军事学家影响的。他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年代，曾经贪婪地探求了各种军事知识。但是，他的这个学习阶段是很短暂的。他在24岁的时候，作为上尉炮兵军官，曾被指派担任了围攻土伦的炮兵指挥官；而满26岁的时候，即被委任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他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固然读了不少的书，钻研了各种文件材料，吸收了很多的思想，但是，在此以后的年月中，他却很少余暇来进行缜密的思考。拿破仑这个人具有充沛的活力，比较起来却缺乏深邃的思考。所以，他并未能创造出一种条理清楚的战争哲学。从他所写的东西里面去寻找战争的理论观点，实质上只能获得一些从其他历史人物那里搬来的编纂资料。后世的军事理论家们，如果把他的言论当作教条，有时就不免发生误解，被引入歧途，而不能正确地阐述战争的理论。
　　上述这种趋势，以及拿破仑的早期经验所自然产生的影响，从以下的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拿破仑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原则，那就是：“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一个地段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他彻底击溃。”后来的军事理论家们，多是把重点放在这句话的前半段，特别强调“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而忽略了“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很显然，并不能造成肯定的结果，而“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则可能在心理上造成现实的结果，并保证达到“彻底击溃敌人”的目的。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各次战略性战役，就可以看出他本人在战役中最为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尤其这个“点”字，更是一个引起混乱和争论的根源。有一派人认为，拿破仑的真意，是要对敌人的最强之点施以集中的突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敌人主力集团的抵抗一旦被摧毁，则其整个防御也就会随之崩溃。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事实上，胜利者很可能在攻坚行动中把实力消耗殆尽，以致后来完全无力去扩张战果。而到这时，即使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但他还要进行抵抗，其抵抗力可能显得比开始时候更大。另外一派认为，最好还是坚持“节约兵力”的原则，在战斗的最初阶段，只宜有限地消耗兵力，因此，攻击点应该选择敌人的最弱点。不过，假使这个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最弱点，那么，它要不是距离敌人的神经中枢或大动脉较远，就很可能是敌人故意设置的陷阱。如果是前者，就不值得一攻；如果是后者，则不可以攻。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拿破仑实际进行的意大利战役中，找到他本人坚持第二条原则的解释。这个战役清楚地表明，拿破仑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结”。他在自己事业的这个阶段（意大利战役）中，曾不得不遵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以避免无益地消耗自己有限的兵力，绝不去攻击敌人的坚强据点。一般说来，这个“结”（或者说是接合部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拿破仑还有另外一段众所周知的话，而且也常常被人们引用，为其不顾一切而轻率地集中兵力以对抗敌人主力的行动作辩护。他说：“奥国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只要奥国被打败了，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会自行瓦解。我们决不分散自己的突击力量，而应集中使用它们。”但是，从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的那个备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拿破仑当时的真正意见，正是反对直接向奥地利进攻，主张把兵力用在皮蒙特的边境上，即采用间接路线来对付奥国。按照拿破仑的看法，意大利北部只是通向奥地利的一条走廊。正是在这个次要的战场上，拿破仑遵照包尔色特所制定的原则，首先打败奥地利的力量较弱的伙伴皮蒙特，而后再进攻老牌的对手，即奥地利本身。他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采取了间接路线，而且运用得相当精巧。在取得最初的几次胜利以后，他便匆匆忙忙地向政府当局提出报告，说：“我希望在一个月之内到达提罗尔山地，与莱茵军团会师，并一起进入巴伐利亚。”可是，事态的发展打破了他的梦想。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反而使他在后来获得了一个真正成功的好机会。他把奥地利的大军吸引出来，在意大利境内一个接一个地对他发起了进攻战役，使他得以逐个地把敌人击败，因而在一年以后，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地进攻奥地利。
　　公元1796六年3月，拿破仑正式接管“意大利军团”指挥权的时侯，他的军队正沿着热那亚沿海地区展开。当的，敌人方面的奥国和皮蒙特联军，则扼守着通向波河平原地带的山地隘路。拿破仑的计划，是要分两路越过山地，向切瓦要塞（热那亚以西70公里）实施向心突击，而在夺取了这个进入皮蒙特的大门以后，即以进攻都灵相威胁，迫使皮蒙特政府单独进行媾和。他指望奥国军队继续停在冬季营房里过冬。当然，他们也可能走出冬营，以便与同盟者会合而共同采取行动。但拿破仑认为，他只要向阿克奎方向采取一个佯攻行动，就足以把奥军兵力引到东北方向上去。
　　事实上，拿破仑固然获得了初步的优势，得以把两支敌军分割开来，但这不是实现原来计划的结果，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得手的。这个有利的机会是由于奥军的进攻造成的。他们向前开动，企图威胁拿破仑的右翼，阻止法军向热那亚进攻。拿破仑为了对付这个威胁，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击奥军进攻部队的接合部。尽管进行了两次突击才使奥军承认失败，但终究迫使奥军返回到阿克奎去了。
　　当时，法军主力并没有用来进攻切瓦。4月16日（一说是13日），拿破仑曾想用直接攻击的方式夺取这个要塞，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改变计划，准备在4月18日作迂回的机动，并且改变了自己的交通线，使其离开敌人更远一些，以免遭受奥军可能的攻击。当这个新的攻势还没有按计划展开的时候，皮蒙特军队却自动撤出了切瓦要塞。而在进行追击时，拿破仑又一次受到了损失颇重的挫败，因为他曾企图从正面去冲击皮蒙特军队已站稳脚跟的防御阵地。然而，又由于采取了新的机动行动，即同时向皮蒙特军队的两翼实行包围，才使皮蒙特军再向后撤，退到了平原地区。
　　皮蒙特政府认为，法军日益靠近，都灵所面临的威胁极为严重，而奥军必须采取迂回路线才能前进，因而他们期望的救援将是来得很迟。由于这一事实产生了心理上的作用，皮蒙特政府的稳定性遭到了损害，这就迫使他们要求休战而进行和谈。对于拿破仑来说，没有必要再以战斗去击毁他们了。于是，皮蒙特退出了战争。任何指挥官所进行的其他一次战役，都不能象拿破仑所进行的这次战役那样，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皮蒙特人再坚持一下，那怕坚持几天，那么，拿破仑由于补给上的困难，很可能不得不退回到热那亚附近的沿海地区。在拿破仑后来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蒙特投降这个事实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他说过：“在将来，我有可能输掉一个会战，但是决不会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拿破仑已拥有了在数量上对于奥军的优势（三万五千人对二万五千人），可是他仍然十分谨慎，并没有打算从事直接的进攻。就在同皮蒙特签订停战和约后的第二天，他即提出了夺取米兰的作战目标，其办法则是采取迂回机动，经由托尔托纳和皮亚琴察进到米兰的后方。他首先使用计谋欺骗奥地利人，使其把兵力集中在瓦伦察地区。而后，他却沿着波河的南岸向东挺进，绕过了奥军的一切抵抗线，夺取了皮亚琴察。
　　为保障自己获得优势，拿破仑不惜破坏了巴尔马大公国的中立权利。他侵占了位于该公国的皮亚琴察，指望在那里获得渡河器材（船只和渡轮）。可是，这次侵犯中立权的行动，也结法国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拿破仑向北开进，准备前出到奥军的后方时，奥国人也以法军为例，穿过中立国家的领土，经由威尼托地区而撤退走了。这样，他们也和拿破仑一样，不尊重战争的道德规则，使自己获得了拯救。拿破仑曾想利用阿达河（波河的一条支流）来切断奥军的退路，但是在他们赶到该地之前，奥国人已远远地摆脱了尾追他们的法军部队，撤退到了曼图亚，并扼守着这个着名的四边形要塞。
　　由于奥军进行顽强的抵抗，拿破仑想在一个月之内进入奥地利的愿望，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幻影。因为担心法军的失败，害怕资源枯竭会带来严重危险，法国政府曾命令拿破仑向南进军，直指里窝那，并且沿途“撤出”四个中立国家，而照当时字面上的解释，也就是要抢掠他们的一切资源。结果，意大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它被彻底搜括，以致后来一直未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繁荣的地步。
　　不过，从军事观点来看，法国政府对于拿破仑行动自由的限制，却反而使他“因祸得福”。拿破仑因为受到限制，不得不推迟实现他那入侵奥地利的梦想。而在敌人的抵抗之下，他反而可以根据手中现有的工具来调整自己的目的。一直等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得于他有利之时，他那个征服奥地利的最初目的，也就具有了能够达到的现实基础。在这里，引用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里罗的一段话，看来是很合适的。他在书中曾经作过下述的判断：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把意大利的第一次战役，描绘成为进攻行动的凯歌。根据这种说法，认为拿破仑是连续不断地采取攻势，说他如何坚决果敢地进攻，加上他在战争中的好运气，使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但是，如果对这次战役的历史作一次客观的研究，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楚，交战双方都曾采取攻势，或者说，他们曾经轮流采取进攻和防御，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方遭到失败。
　　曼图亚曾经变成一个“香饵”，连续地吸引着奥国的援军，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基地，而不自觉地钻入法国人的陷阱。这与其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一种企图。而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拿破仑并没有遵循当时的传统惯例，不是去找一个有掩蔽的位置，不是在城堡前面挖壕固守，而是使自己的部队分散展开，以小股兵力进行活动。这样，他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向任何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
　　在奥军第一次尝试对曼图亚进行救援时，拿破仑由于舍不得放弃对要塞的围攻，结果使他的方法险些遭到失败。后来，拿破仑摆脱了这种约束，放弃了对曼图亚的围攻，因而获得了进行机动的自由，得以发挥自己军队机动性的作用，在卡斯蒂利奥内击败了奥军。
　　此后，拿破仑奉行法国政府的命令，预期经提罗尔山地向北开进，去与法军的主力“莱茵军团”会师，以便协同作战。对于法军的这个直接前进行动，奥国人曾加以利用。起初，他们使自己的主力经由瓦尔苏加拉向东撤退，下行进入威尼托平原，而后，从那里使部队折而向西，去救援曼图亚。可是，拿破仑自有其办法。他不再继续北进，也不后退回来封锁曼图亚，而是穿过山地，紧紧地追踪着奥军行军纵队的尾巴。这样，他就把敌人的机动变成了自己的反机动，使敌人的机动化为乌有，而使自己的反机动具有更坚定的目的。在巴萨诺地区，他围住并击溃了奥军的第二梯队。而当进到威尼托平原以后，法军又赶上了奥军的第一梯队。于是，拿破仑隔断了奥军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道路，因而也就切断了他们退回奥地利的通路。然而，拿破仑却没有去阻止奥军向曼图亚方向撤退。这样一来，奥军部队就自动钻进了拿破仑在曼图亚为他们所设置的陷阱。
　　由于大量的奥军被隔截在曼图亚要塞之中，逼得奥国非作一次新的冒险不可。这一次，然而却不是最后一次，拿破仑因为在战术上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竟使他的间接路线招致功败垂成。当时，奥军分别由阿尔文齐和达维多维奇统率，采取向心的方向，一直攻到了维罗纳。维罗纳是打开曼图亚防御的钥匙。于是，拿破仑抢先去攻击两支敌军中的较强那支，即阿尔文齐那支军队。结果，在卡地罗（特兰托以北40公里）遭到了重大的挫败。拿破仑失败以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果敢地选择了一条深远的路线，绕着阿尔文齐的南面，作了一个大的迂回运动，转到了敌人的后方。这个时候，法军的处境是很严重的，从拿破仑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写道：“我军的虚弱和疲惫，使我耽心可能发生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我们会把意大利丢掉。”而在法军的行进道路上，又有不少涸泽与河川的障碍，这就更加增添了拿破仑这次机动的冒险性。然而拿破仑却是以这样一个机动粉碎了敌人要在维罗纳地区对他实行合围的计划。当阿尔文齐匆勿地赶来迎击法军的时候，达维多维奇却在原地没有行动。即令如此，拿破仑感到，要发起对阿尔文齐的战斗，胜过这支在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仍然是冒险的。他最后还是在阿尔科拉地区发起了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没有达到肯定的结果，因此他使转而求助于战术上的计谋。对于这一着，一般说来，他是很少采取的。当时，他派出了若干号兵，使之潜入到奥军的后方，并在那里大吹冲锋号，奥军听到号声以后，一时不知所措，因而随即败退逃跑了。
　　两个月以后，即1797年1月，奥军作了第四次，也即是最后一次解救曼图亚要塞的尝试。然而，这一次奥军又在利佛里会战中被打败了。法军这一次取胜，是拿破仑有效地组织使用各个彼此分散独立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的结果。这些独立部队进行作战活动，好象是撒开了的一张鱼网，而在网的边缘，缀着一些石块。敌人的任何一个纵队，只要触及这张网，随即便会卷进去，因为网的各方方面马上就会投着承受压力之点卷去，四周的石头也同时投着落网的敌人打来。
　　军队采取这样的编组形式，一旦和敌人接触，就可以协同起来实施进攻。这种作法，是拿破仑发展了新的“师”制体系的结果。根据这个体系，每个军团（军）都分别编成若于个独立活动的兵团（“师”）。按照旧体制的规定，一个军团（或军）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只在有的时候，为了遂行单独的任务，才可以临时派出几个支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所采用的编组办法，在他以后的战争中有了更加完善的发展，他广泛采取了“营方阵”的形式，而且用军代替了师。
　　在利佛里，那个“张开的捕捉网”尽管是粉碎奥军翼侧的一个工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击溃奥军主力的手段，还是拿破仑所采取的一个大胆的机动。当时，拿破仑派出了一个兵力为二千人的团，用船舶把他们送过加尔达湖，其任务是切断整个奥军的后退道路。正是由于退路受到威胁，奥军的主力才开始崩溃。利佛里会战失败以后，曼图亚要塞里的奥国守军也只好投降。奥国人想要守住远离自己国家的第一道门户，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现在，眼看着法军迅速地向着已经毫无防卫力量的内门进犯，但却无可奈何。这个威胁迫使奥国不得不缔结一项有失体面的和约。而在此时，法军的主力仍然徘徊在莱茵河上，并未能越雷池一步。
　　公元1798年秋天，俄国、奥国、英国、土耳其、葡萄牙、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教皇国等，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其目的是要解除对法和约的束缚。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正远在埃及，等他回到国内的时候，法国的形势已是极为严重了。法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国民贫穷困苦，国库一空如洗。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以后，首先推翻了法国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并使自己成为第一执政。接着，他便颁布命令，在第戎编组了一个“预备军团”，把所有能够搜集到手的地方部队都编了进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军团用去加强主要战区内的部队，也没有用去加强莱茵河地区的主力军团。他自己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迂回机动计划，亲自率领这支军队，沿着一条巨大的弧形线路，完成了一次跳跃式的急速行军，前出到了意大利境内奥国军队的后方。当时，奥军已把兵力微弱的“意大利军团”几乎赶回到了法国的边境，并且把它钉死在意大利的西北角上。拿破仑原来打算取道瑞士，穿越卢塞恩或苏黎世地区，并从那里南下，翻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或者甚至经过提罗尔山地，从更东面的地区进入意大利。可是，当他得悉“意大利军团”已经处境极端危险的消息后，使改变主意，选择了经过大圣伯纳德山口那条比较短的路线。这样，在180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团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前出到比耶拉，但这时他已处在奥军的右侧。
　　当时，法将马森纳被奥军围困在热那亚。拿破仑没有朝东南方向开进去救援马森纳，只派出部分兵力往南走，前进到切拉斯科，而自己却在这个诱惑性机动的掩护之下，率领主力往东挺进，直奔米兰。这样一来，拿破仑不是去迎面攻击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地区进行扼守的敌人，而是牢牢地钉在奥军的后力，在敌后地区构筑工事，设防固守，从而为自己在战略上构成了一条明显的屏障，或者说是一条“战略性的壁垒”。当初，拿破仑打算采取最危险的机动行动，要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其目的就是想要造成这样一条“壁垒”。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由天然障碍物加固起来的阵地线（防区线），他就使自己的基地得到了可靠的掩护，而有了这种基地作依靠，便可以使敌人落入圈套，置之于死地。当敌人发觉自己的退路和补给线被切断的时候，他们必然是下意识地往回走，向后逃，而且往往是小股逃窜，溃不成军，因而这时收拾他们便很容易。拿破仑这个设置“战略性壁垒”的观念，是他对于间接路线战略的重大贡献。
　　拿破仑进到米兰，切断了奥军两条后退道路之中的一条。尔后，他就沿着波河南岸进发，前出到斯特拉德纳隘路，这样又切断了奥军的第二条后退道路。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仑手中掌握的工具，已在颇大程度上不能适应他的企图了。因为总共只有三万四千人，而根据他的命令从“莱茵军团”拨出的一个军（一万五千人）的补充兵力，要经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才能开来，但由于莫罗的过错，这支兵力迟迟未能赶到。为此，拿破仑深深感到不安。他的那条战略性防线，本来只有少量的兵力进行扼守，而现在却必须予以加强了。所幸的是，热那亚在这个时候宣布投降了，因而已不必分兵去救援马森纳。但是却也丧失了一个“拖住”敌人的工具。
　　这时，拿破仑摸不准奥军究竟会选择哪一条退却路线，尤其害怕奥军向热那亚撤退，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援和补给，所以，他只好放弃已经获得的战略优势。他对于当面敌人的积极主动性，估计得比他们实际上所有的要高些，因此，他放弃了设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那道防线，决定向西折回，以来侦察敌人的行动。而在此同时，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由德赛率领，去切断亚历山大里亚到热那亚之间的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利的态势。当奥军突然地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出，并在马伦哥平原与法军发生遭遇战时（18OO年6月14日），拿破仑手中只有自己的一部分兵力。这次战役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解决，甚至在德赛率领那个师赶来投入战斗之后，奥军也仅仅是被压退了一点，并没有被击毁。后来，拿破仑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但他还是同精神沮丧的奥军指挥官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伦巴第，退到明乔河后面。
　　在明乔河彼岸地区，军事行动虽然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只是一些零星的冲突和相互的对射罢了。马伦哥会战的结局，给敌人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而导致了双方的和平谈判，半年以后，终于签订了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争。
　　法国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时期结束以后，只经过了几年勉勉强强的和平，战争的幕布又被重新拉开，新的战争戏剧又开始上演。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1805年，拿破仑手里已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把它集结在布伦港，准备渡海进攻英国。后来，这支大军却突然地进行强行军，全部调到了莱茵河地区。关于这个情况，至今还是一个疑案：拿被仑真正是想直接进攻英国呢？还是想以这个威胁作为一团迷雾，把它作为突然进攻奥地利的第一个步骤呢？也有可能，他是遵循着包尔色特的原则，使“一个计划同时具有几种方案”。拿破仑在决定向东方调兵时，曾经估计奥军还可能象往常那样，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巴伐利亚，以便封锁施瓦本汝拉山的各个通道。根据这种估计，他的计划就是远远绕过敌人的北翼，跨过多瑙河，甚至走得更远，抵达累赫河，并以该河构成一条设在敌军后方的“战略性壁垒”。实际上，这是重复过去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所采取过的那种机动方式，只是规模扩大而已。拿破仑本人在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曾经强调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由于拥有优势兵力，拿破仑在组织这条“壁垒”时，只是使用了快速部队，因而使它变成了一道活动的障碍物。这样，拿破仑进到奥军的后方以后，所造成的“战略性壁垒”就成了绵密不断的障碍，阻塞了奥军的一切退路，因而迫使驻乌尔姆的奥军几乎没有进行流血战斗就投降了。
　　拿破仑解决了这支比较薄弱的敌军以后，便着手去对付由库图佐夫统率的俄军。当时，库图佐夫已经穿过奥地利，沿途汇集了一些小型的奥军支队，刚刚进驻到因河岸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威胁，那就是一支奥国军队正在由意大利和提罗尔地区撤回本国。现在，由于兵力过大，使拿破仑反而感到很不方便。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拥有这样大的兵力，在多瑙河和西南方山地之间的空间，就显得实在太狭窄，使拿破仑很难对敌人采取局部性的间接路线，同时时间也不够，更无法采取乌尔姆式的大迂回行动。而且，当俄军停驻在因河之上时，他们正占据着一条天然的防线，可以构成一个掩护奥地利本土的防盾。在这个防盾的掩护之下，其他的奥军便可从南部经由卡林西亚调回来，与俄军会师，组成一条可以顽强地抗击拿破仑进攻的抵抗线。
　　面对这个问题，拿破仑使用了一整套高明的间接路线方法。他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尽量把俄军逐回东方，距离愈远愈好，这样才能把他们同来自意大利的奥军隔截开来，而后者正从那里开回来了。为此，拿破仑自己率领部队向正东方向前进，去迎击库图佐夫，同时派出莫蒂埃率领一个军沿着多瑙河北岸开进。这个威胁到库图佐夫和俄国本土之间交通线的行动，是足以迫使俄军向东北方向，即向多瑙河上的克雷姆斯作斜方向撤退的。这时，拿破仑又派出了缪拉，命令他去突破库图佐夫的新防线正面，抢占维也纳城。尔后，缪拉应该从维也纳出发，继续向北挺进，攻占霍拉布伦。这样，在开始威胁到俄军的右翼以后，拿破仑本人即从左翼去威胁他们的后方。
　　由于缪拉犯了一个错误，他同俄国人签订了一项临时的停战协定，使拿破仑没有能够把俄军切断。但是，俄军却也被迫匆匆忙忙地继续向东北撤退，远远地退到了离自己国界不远的阿罗木次城。现在，他们同奥国的援军已经相距很远了，但是却靠近了自己本国的援军。实际上，俄军在阿罗木次就接受了一大批的增援部队。如果继续压迫他们向后退，那就是促使俄军继续增大自己的兵力。此外，时机也已迫不及待，因为普鲁士的参战已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种形势下，拿破仑只好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他有意显示自己的“弱兵”，诱使俄军转而采取攻势。在布鲁恩地区，面对着八万人的敌军，他只集中起五万人的兵力，并且派出几个孤立的支队朝着阿罗木次方向开进。为了加强这个“示弱”的姿态，他还向俄奥两国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当敌人吞下这个“香饵”以后，拿破仑即把自己的部队撤退到奥斯特里茨的阵地上，那里的地形条件非常适于他作设置陷阱之用。在紧接着发生的会战中，拿破仑使用了一个他极为罕用的战术性间接路线方法，以来补偿他在战场上的劣势兵力。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也是很稀少的。他诱使敌人冲击后退的法军，从而迫使他们向左侧伸展，趁此机会，他自己却在中央地区调整部署，向着敌人脆弱的“接合部”施行猛击。结果，他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仅仅在二十四个时之内，奥国皇帝即向他提出了求和的要求。
　　几个月以后，拿破仑开始了对普鲁士的战争。这一次，他差不多拥有二对一的兵力优势，无论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他的军队都是第一流的，而普方的军队，则不论从训练来看，还是从作战观念来看，都是既落后又陈腐的。拿破仑占有的这种绝对优势，对于他的战略无疑有着很明显的影响，对他尔后的各次战役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806年，拿破仑再次利用了突然性这个因素，并且取得了成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把自己的部队分段驻扎在多瑙河的附近，而后在图林根森林的天然掩护之下，秘密地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北挺进。接着，他的部队在森林掩蔽的山地里，突然地跃进到了开阔的平坦地上，并以“营方阵”的队形直接冲进了普鲁士的心脏地区。这样，拿破仑就前进到了普军的后方。这个结局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预先考虑到的。拿破仑完成这个迂回机动以后，就在耶拿击碎了普军。看来，这一次主要是依靠了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其次才是由于技巧地配置兵力而造成的精神因素，尽管这个因素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接着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进行对俄战役时，拿破仑似乎只是关心一个目的，就是如何吸引俄军接受会战。他这时已具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不管怎样，他的战争机器都一定可以压倒俄军。他虽然继续采取向敌人后方迂回的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加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主要是把这种机动作为抓住俄军的手段，而不是把它作为打击敌人士气的工具。因此，从这里所看到的间接路线，似乎只是具有物质上的作用，而不具备精神上的价值，并不能使敌人在心理方面丧失平衡。
　　拿破仑后来在普尔图斯克（华沙以北50公里）地区采取的机动，是要引诱俄军的进攻。他指望，法军从波兰向北突进，即可切断俄军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俄国人这一次摆脱了他的箝制。1807年1月，俄军又自动地向西运动，指望同困守在但泽（现为格但斯克）的普军残部会师。拿破仑马上抓住了这个有利机会。他还是想要切断俄军同它本国之间的交通线。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命令落到了哥萨克手中，于是，俄军又及时撤退了。接着，拿破仑直接追上了俄军，并在艾劳地区与俄军进行了接触。他曾力图利用战术机动前出到俄军的后方，而在完成这个机动的时候，遇到了大风雪的阻滞，结果，俄军虽然遭受了损失，但是并没有溃败。
　　4个月以后，双方都恢复了元气。俄军突然南下，向海尔斯贝格（科尼希斯贝格以南70公里）进攻，拿破仑于是立即调动兵力向南进发，用以切断俄军与其最近一个基地，即科尼希斯贝格之间的交通。这一次，拿破仑显然是很想进行会战的。当其在侧翼活动的骑兵报告俄军在弗里德兰（柏林东南70公里）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时，他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奔向那里。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不是由于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而是由于采取了一种新的炮兵战术，即把大量的炮兵集中使用在主要的方向上。以后，这种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的方法，就成了他的战术的基础。尽管如此，不管在弗里德兰，还是在以后的许多战斗中，这种方法虽然保证他取得了胜利，但是仍然无法减少法军部队的大量伤亡。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1807年至1814年的战争，也和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一样，无限制地浪费着人力。更为奇特的是，在这两个时期的战争中，大量的人力都是牺牲在炮火之下。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双方对于人力和资源的消耗都没有什么限制，以致过度地使用和浪费。这与“节约兵力”的原则是直接相矛盾的。要想达到节约兵力的目的，就必然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从拿破仑的策略和手段中，可以看到好多的结果，足以证明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拿破仑利用了他在弗里德兰的胜利，加强了自己对俄国沙皇的影响，迫使沙皇脱离其同盟者，破坏了第四次反法联盟，可是，由于过分地滥用了自己的实力，拿破仑不仅使自己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巩固，而且最终使自己的帝国也遭到覆灭。他对于普鲁士的严厉要求，使他与普鲁士之间的和约无法稳定和持久，他对于英国的政策，就是一心想着彻底灭亡对方。他的侵略行径，又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奋起抵抗，变成他的敌人。所有这些，就是拿破仑在大战略方面的基本错误。
　　在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约翰·摩尔在比利牛斯半岛上所采取的间接路线。他对于布尔戈斯的频繁短促突击相对于法军交通线的干扰破坏，打乱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保障西班牙人民获得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后来，比利牛斯半岛终于变成了拿破仑帝国身上一个化脓发炎的疮口。拿破仑的军队在西班牙首次遭到失败，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此以前，人们曾认为拿破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拿破仑本人已没有机会来恢复在西班牙丧失的名誉，因为在普鲁士出现了暴乱的威胁，而奥地利也显示了重新进犯的端倪，于是他只好赶回法国。结果，奥国人果然卷土重来了。在180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又曾试图向兰德夏特（慕尼黑东北60公里）和维也纳地区采取迂回敌后的机动，可是，在实施机动过程中他遭到了困难。由于急不可待，他便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急于进行会战。结果，他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战役中遭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虽然六个星期之后他在同一地区的瓦格拉姆（维也纳西北20公里）实行了报复，可胜利的代价实在太高，而且所争得的和平也很不稳定。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
　　此后两年，拿破仑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他曾经利用这个机会来割治“西班牙的溃疡”。可是，在初期，由于英将摩尔的干预，拿破仑未能在病痛刚起之时制止伤势的发展，而现在，在以后这几年，威灵顿却破坏了拿破仑的各种医伤措施，因而使其疮口更加扩大，并使毒菌蔓延到整个拿破仑帝国的身上。法军固然累次地击败了，并且继续击败着西班牙的任何一支正规军，可是，西班牙人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了有益的教训，他们懂得了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捉摸不定的游击支队活动网，代替了那些不够灵活，因而也较容易被捕捉的正规军。一些非正统出身而经验丰富的游击队领袖，指挥着游击队的战斗活动，从而取代了那些出身高贵却能力有限的西班牙将军。
　　对于西班牙来说，因而也是对于英国来说，一场最大的不幸，就是西班牙政府曾经企图组建新的正规军，以用来获取暂时性的胜利。可喜的是，这些正规部队很快又被法军打散了。于是，西班牙境内的法军重新陷于游击队的打击之下。这样，毒菌又蔓延开来，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战争中，英国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并扩大这种困难的根源。使用如此少量的兵力而使对方受到这样大的牵制，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成就。它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通过一些虽然不大但实际上却有矛盾的结果来看，就更加清楚了。这就是：一方面，英军曾经直接地与他们的大陆同盟军比肩作战；另一方面，英国又派出了好几支远征军，远涉重洋去进攻敌人的殖民地，其距离非常遥远，其目的是想在心理上给敌人以某些影响。但是这些远征的结果，与西班牙战争所产生的效力比较起来，对敌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不过，站在英国国家政策的立场上来看，这些远征对于促使英国的繁荣富强是有价值的。由于这些远征，英帝国取得了不少的殖民地：如好望角，毛里塔尼亚，锡南（现为斯里兰卡），英属圭亚那，以及西印度群岛中的若干个岛屿。
　　一般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都是过于重视各次会战的结果，因此，英国人在西班牙所采取的间接路线在其大战略结构中的真正效果，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如果把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只看成是威灵顿进行战斗和围攻的编年史，那么其结果将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史学家约翰·弗尔特斯丘对于这种趋势和误解，曾经作过很多的矫正。他的主要着作是《英国陆军史》，尽管他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但是，当他的研究愈是深入以后，他就愈加坚信，西班牙游击队的行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虽然英国远征军的存在对于产生这种影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威灵顿在那里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在延续五年的战争中，一直到法军被逐出西班牙之日为止，威灵顿使法军直接遭到的损失，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在内，总共不过四万五千人。而根据马尔波特的估算，在这整个时期之内，法军因伤病致死的人数，平均每天就有约一百人。由此可见，使法国的兵力逐渐消耗殆尽的，使他们的士气日益低落下去的，是游击队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威灵顿的活动在内。他们把西班牙变成了人造的沙漠，使法国人无法再停留下去，否则只有全部饿死。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就是在这样长时期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进行会战的次数竟是少得可怜。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传记家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于实际具有“健康的思想”，而且这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样解释行得通吗？现代的一位传记作家说过：“直接的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是威灵顿个性的本质。这正是他产生缺点和招致失败的原因。但是，就其社会事业的广阔境界来说，这一点又使他上升到了几乎接近于天才的地步。”这位传记作家的结论，是研究了威灵顿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略以后作出来的。
　　这次由英军主力分出的部分兵力所进行的远征，虽然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可是在最初的时候，它却只是英军主力在谢尔德河地区劳而无功之后，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下策。英国政府派出这支远征军，当时的目的只想拯救葡萄牙。并不曾设想什么更高深的大战略运用，没有估量到竟有这样大的潜力，以致使“西班牙溃疡”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次远征，威灵顿公爵曾经发表过他的见解：如果葡萄牙的军队和民团能够得到二万英军的加强，那么，法国人要想征服葡萄牙，就必须有十万人的军队；而如果西班牙继续与法国人进行斗争，那么，法国是抽不出十万兵力来对付葡萄牙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只要用二万英军，即足以“牵制”十万法军，而且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兵力无法投到奥国方面那个主要战场上去。
　　从对奥国进行间接援助的观点来看，这支远征军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可是，要它充当掩护葡萄牙的一个屏障，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手段，它大大消耗了拿破仑的兵力，给英国争来了许多利益，因此，它的成绩是很杰出的。
　　威灵顿只领了一支二万六千人的军队，于1809年4月到达里斯本。当时，一方面，西班牙各地都爆发了反抗的怒火；另一方面，约翰·摩尔在向布尔戈斯发起一阵进攻之后，又向拉科鲁尼阿地区实行撤退，因而引得法军在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四出活动。奈伊在半岛的西北角上，企图征服加利西亚，但是久攻不下。在奈伊的南面，即葡萄牙北面的波尔图地区，是苏尔特的部队。他也把一支大军分成为若干支队在活动。维克多则在梅里达地区，从南面封锁着通往葡萄牙的道路。
　　威灵顿登陆以后，利用了登陆地点正处于中央位置这个有利条件，考虑到敌人的兵力业已分散，于是立即向北开进，去进攻苏尔特。尽管他未能按照预定的设想，把苏尔特撒在南面的若干个支队割裂开来，可是仍然使苏尔特本人产生了惊慌失措情绪。趁苏尔特来不及收拢部队之前，威灵顿即破坏了他的作战部署，在杜罗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从而切断了苏尔特的退路。如同杜伦尼在一六七五年所作的那样，威灵顿接着就对敌人的残部进行扫荡，使其无法进行集结。结果，苏尔特被迫经过不毛之地，爬山越岭，向加利西亚实行退却，其部队最后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不是由于对敌战斗，而是因为退却行军的过度疲劳和消耗。
　　然而，威灵顿的第二次战役，却进行得不如第一次那样顺利，而且从其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来看，也不那么明显。原来停在梅里达无所作为的维克多，在苏尔特“失踪”之后，随即被调往塔拉韦腊，以便掩护直通马德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威灵顿决定经由塔拉韦腊这条道路向马德里进攻。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这就等于直接去钻狮子口。他选择这一条进攻路线，恰好给法军提供了一个方便目标，使西班牙境内的各路法军都便于向他实施进攻。而且，把自己的部队这样集中起来对付一个目标，法军就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当各路大军分散在整个西班牙境内的时候，交通线的保障曾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威灵顿开始进攻的时候，只有二万三千人，预期对他进行支援的兵力，大概也是这么多，而且其统率者库斯塔是一位才能有限的西班牙将领。这时，维克多继续朝马德里方面撤退，在那里有另外两支法军可以对他进行支援。法军的兵力集中以后，大约能有十万人。诚如弗尔特斯丘指出的那样，“这只是偶然的结果，并非事先有何计划。”当时，奈伊、苏尔特和莫蒂埃的部队，都从北面向马德里开来。由于库斯塔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部队的补给发生困难，威灵顿未能拖住维克多进行战斗。后来，维克多更获得了约瑟夫·波拿巴从马德里派来的援军。于是，威灵顿被迫实行退却。他在塔拉韦腊地区很有成效地抗击了法军的猛攻，如果不是库斯塔拒绝对他进行支援，他还打算实行反攻。反攻没有实行，这对威灵顿来说却是一个幸运，因为苏尔特此时已经逼进到他的后方来了。鉴于向西撤退的道路即将被切断，威灵顿立即向南溜走，越过了塔霍河，避免了自己的覆灭。尔后的退却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以致部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但他仍在葡萄牙边境驻止下来，设防固守。由于粮秣不足，法军也未能对他组织追击。这样才结束了1809年的战役。对于西班牙正规军的脆弱无能，虽然早已从摩尔的教训中知道一些，但通过这次战役以后，威灵顿才真正认识清楚了。为了褒奖他在西班牙的功劳，他被晋封为子爵。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成就才真正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拿破仑在1810年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以后，一直到1812年，曾分出部分精力来关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事。这两年是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最紧迫的阶段。法军在这两年中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历史意义的重大，与其尔后遭到的失败比较起来，或者与威灵顿在1812至1813年所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英军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出于威灵顿对于当时的军事-经济因素，有着精确的判断：第一，他估计到了法军粮秣来源的有限性；第二，他构筑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这样，威灵顾的战略，实质上就成了对付敌人军事-经济目标的间接路线战略。
　　在主要战役尚未开始以前，仍和往常一样，威灵顿也还得到西班牙正规军的支援。西班牙的部队曾经发起一个冬季战役，可是却被法军彻底击溃了，此后，法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西班牙夺占了大片新的领土，并且侵入到南部的富饶地区，占领了安达卢西亚省。
　　这时，拿破仑决定亲自掌握西班牙战争的领导权。1810年2月末，他已经在西班牙集中了差不多三十万人的兵力，而且还预计继续扩大部队的数量。在这三十万人当中，他拨出了六万五千人，指定由马森纳指挥，其任务是要把英军从葡萄牙赶走。虽然这个数字也已够大，但就西班牙境内法军的总数来说，却还只有较小的一个部分。这个情况说明，西班牙境内的游击战争，对于法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局面。而威灵顿的英军，包括由英国人训练的葡军在内，总共只有大约五万人。
　　马森纳对葡萄牙的入侵是从西班牙北面来的，途中经过古达德-罗德里戈。这样，就使威灵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他极力阻滞马森纳的进军：首先，全部销毁马森纳必经地区的粮食；其次，在布萨柯以东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对此，马森纳考虑欠周，留试图以直接冲击的方法来加以克服。尔后，威灵顿退到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之内。这条防线横切着塔霍河与海岸之间的那个山地半岛，正好成了里斯本的屏障。10月14日，也即是开始进军四个月以后，马森纳只前进了大约320公里。当他来到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面前时，不禁感到大为吃惊。马森纳在这条防线面前徘徊了一个月之久，始终未能把它突破，后来即因饥饿所迫，不得不后撤50公里，退到塔霍河上的圣塔伦。威灵顿这一次表现得非常高明，他既不组织追击，也不找他作战，只是尽力设法把马森纳圈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使他的部队很难获得粮食的供应。过去，拿破仑留经痛斥过谨慎的战略家，说，“补给么？关于这些事情，用不着向我罗嗦。两万人的部队也一样可以在沙漠中生活！”在这一次，以及在以后的战役中，法军为了坚信这种乐观的幻想，不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威灵顿始终坚持不渝地执行看自己的战略计划。而在当时，他是面临着两重威胁的：一方面，英国国内有变换政策的可能，这是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将苏尔特正在南面，经由巴达霍斯实施进攻，极力为马森纳解围，这是直接的威胁。马森纳也曾经千方百计地诱使威灵顿发起进攻，但威灵顿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终于因此获得了成功。这年3月，马森纳被迫撤退了，当其饱受饥饿的残余部队往回越过葡萄牙边界时，已经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二千人是真正战死的。
　　此时，西班牙游击队的活动已愈来愈积极，人数也愈来愈多。仅以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来说，就有法军的两个军，总数近六万人的兵力，一直被困在那里。他们本来是准备开进到葡萄牙去增援马森纳的，可是在几个月之内，竟被几千个游击队和若干支进行游击作战的西班牙正规部队所牵制，实际上无法开进。在南面也是一样。法军一直在对加的斯进行围攻，由于联军方面未能利用自己在巴罗萨的胜利而解除对加的斯的围攻，结果反而使他们获益，使法军捆住了手脚，屯兵于坚城之下作着毫无结果的围攻。在这几年，还有一个引起法军关注的因素，那就是英国仗着自己的海军实力经常对法国造成威胁，它可以派出部队在沿海各处实行登陆。
　　后来，威灵顿对于敌人的影响作用，主要是他的威胁，而不是他的打击。当他对这一或那一地点构成威胁时，法军就不得不随之派遣部队，因而使得西班牙游击队在其他地区获得大肆活动的机会。
　　然而，威灵顿也没有满足于只使法军经常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当马森纳向萨拉曼卡撤退时，他即跟在后面追击，派出部分兵力封锁了北面的阿尔麦达边境要塞，同时，派遣贝里斯弗德去围攻南面的巴达霍斯。结果，他把自己的兵力几乎是两半平分了，以致丧失了进行机动的能力。幸而命运拯救了他。马森纳在重新收集了自己的部队和得到少量的增援以后，又匆匆忙忙去救援被围的阿尔麦达要塞。在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地区，由于所处地形不利，威灵顿曾经一度受困，陷入严重境地。尽管他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拿破仑本人在这里，那我们是一定会失败的。”在巴达霍斯，贝里斯弗德也放弃了对城塞的围攻，而改去迎击苏尔特的援军。由于对战斗的组织指挥不当，贝里斯弗德在阿尔布拉遭到了失败，但是作战部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付出了极重大的牺牲，最后总算稳住了阵势。
　　威灵顿现在重新集中起了自己的兵力，即使缺乏攻城器械和武器，他仍然决定再次围攻巴达霍斯。可是，他这次又把攻城的计划放弃了，很快解围而去，因为法将马尔蒙在取代马森纳以后，正毫无阻碍地向南进军，企图与苏尔特会师。两位法军将领立即制定了联合进攻威灵顿的计划。可幸的是，这两位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苏尔特耽心在安达卢西亚省重又爆发新的游击战争，带着他的部分兵力返回那里去了，而把剩下的部队留给马尔蒙指挥。结果，由于马尔蒙过分谨慎，1811年的战事也就逐渐地停止下来了。
　　在这些战斗中，威灵顿是冒过很多危险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冒险究竟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比执行他原来的战略企图而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多。由于手中兵力有限，威灵顿毕竟不能想怎么使用它们就怎么使用它们。尽管他的绝对伤亡数字要比法军的数字小些，但是从比例关系来说，他却比法军的大得多。不过，他总算在这个战斗行动最紧张的阶段经住了法军的猛击。后来，拿破仑本人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使他确保了自己的有利地位。拿破仑开始准备进攻俄国，把自己大部份的兵力和注意力都转到那个方面去了。这个事实，以及游击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迫使拿破仑调整了法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计划，改变了法军主要作战线的方向。拿破仑决定，首先集中全力彻底征服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而后再去进攻葡萄牙。
　　法军在西班牙的数量，与1810年比较起来，减少了七万人。而在所剩的部队当中，至少也有九万人用于防守法军与本土之间的交通线，从地中海沿岸的塔腊果纳起，一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奥维亚多止，使其免遭游击队的破坏。
　　当法军的抵抗已经削弱之后，威灵顿利用有了行动自由的机会，曾突然地发起对古达德-罗德里戈的进攻，并以强攻方式夺占了该城。在强攻该城时，他派遣希尔率领一个支队掩护着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马尔蒙既无力阻止希尔的行动，也无法再夺回被抢占去了的要塞，因为他的攻城装备已经被英军掳获走了。同时，他还不可能越过那些粮食已经被搜括干净了的地区，无法对威灵顿实施追击。
　　于是，威灵顿利用这条饥饿的屏障作掩护，趁机开到了南方，同样以强攻方式夺取了巴达霍斯。这一次，虽然他准备强攻的时间很短，但还是在付出重大牺牲以后获得了成功。在巴达霍斯，威灵顿缴获了法军的舟桥纵列。随后，又在阿尔马拉斯地区毁坏了法军架在塔霍河上的浮桥。这样一来，他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把马尔蒙和苏尔特这两支法军分割开了；他们再要渡越该河，只有经过托莱多的桥梁，而那里距离塔霍河河口已有大约五百公里。
　　除此以外，苏尔特因为粮食补给的困难和受到游击队的阻扰，被困在安达卢西亚省无法动弹。这使得威灵顿可以不受阻扰地自由行动，于是他便集中起自己的三分之二的兵力，去进攻驻守在萨拉曼卡的马尔蒙。但由于他采取了直接路线的方法，只不过迫使马尔蒙向其基地和援兵开来方向稍作后撤而已。
　　这样，马尔蒙获得增援，使得双方的兵力重又势均力敌，达到平衡程度，而且他还几度切断了威灵顿的交通线。但是，威灵顿对于自己的交通线并不耽心，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交通线。有几次，双方都在平行地进行强行军，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都力图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攻击对方。由于拥有比英军稍高的行军速度，法军本来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可是，在7月22日，马尔蒙却因为过分地自信而犯了一个错误，因而很快给部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让自己的左翼和右翼隔离得太远，威灵顿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其左翼的暴露翼侧实施了迅猛的突击。这样，法军等不到增援部队到达，即已遭受了失败。
　　然而，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因为整个说来，他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兵力，比之法军还是相差很远的。后来，有人责备他，认为他应该对遭受失败的法军残部（此时已由克劳赛尔负责指挥）立即组织追击。可是，既然当时没有获得把敌人迅速击溃的机会，那么，要想在敌军逃到布尔戈斯之前再来争取这样一个机会，似乎是不会有希望。此外，如果立即组织追击，也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约瑟夫国王可以随时从马德里派出援兵，用来袭击他的后方和交通线。
　　因此，威灵顿决定向马德里进军，期望此举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产生作用。威灵顿进入了西班牙的首都。约瑟夫狼狈不堪地逃跑了。这对于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剂，是抱有希望的象征。不过美中不足，威灵顿不可能在马德里久留，因为各路法军很快就赴救来了。事实上，正因为马德里这个国家中心的失守，才有可能促使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法军如此迅速地向那里集中。威灵顿不等到敌人的迫近，就从容地退出了马德里，改向布尔戈斯进攻，从而威胁着法军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法军由于采取就地取食的办法，并不怎么害怕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和破坏。甚至连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没有带来什么效果，因为威灵顿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围攻的方法，结果徒然耽误了宝贵的时光而最终无能为力。所以，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取得的成功，就只是迫使法国人放弃了夺占整个西班牙的企图，而把其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这样一来，威灵顿的处境就比当年摩尔的处境还要险恶，但他仍然及时地撤退出来了。当希尔率兵前来会师以后，他又重新胆壮起来，似乎自己又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汇合到一起的法军进行一次新的萨拉曼卡会战了。这一次，与上几次战役比较起来，法军数量上的优势虽然不大，大约只是九万人对六万八干人，但他们并不感到惶恐，因为这一次进行会战的话，已不可能由威灵顿来选择地形。威灵顿于是继续实行撤退，退到了古达德-罗德里戈城。他到达那里以后，1812年的西班牙战役也就终结了。
　　威灵顿虽然再度回到了葡萄牙边境，而且从表面看来，也没有再向前进，可是，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已经决定下来了。这是因为，法军为此丢弃在西班牙夺占的大部分地区，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因而就不能再去对付西班牙的游击队，丧失了消灭他们的机会。这时，传来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因而不得不把更多的法军从西班牙抽调出去。因此，等到下一个新的战役开始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威灵顿获得增援以后，占有了数量上的优势，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一半是英国士兵。于是，他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具有了挑衅性。法军士气低落，组织纪律更加涣散，因为受游击战争的干扰比军事上的失败还要严重，因而被迫立即后撤，退过了埃布罗河，企图保住西班牙北部的一隅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有限的任务，他们也已无法完成，因为从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方面，不断出现游击队，袭扰和压迫着他们的后方。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面数量已经不多的兵力中抽出四个师，用来对付游击队的压迫。尔后，威灵顿即逐渐抵近了比利牛斯山山地，并踏进了法国的领土。虽然其间也有个别战斗失利，但总的趋势是顺利前进的，而就比利牛斯战争来说，这只是一个战略性的尾声。
　　如果没有威灵顿给予西班牙那样的精神鼓舞和军事支援，西班牙战争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地结束。他的行动部分地吸引着法国人的注意力，促使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疑点：威灵顿在1812年取得的胜利，是否反而使他在1813年的进攻行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使法军在1812年缩小了自己的作战地区，减少了伤亡，以致在下一个战役中，即在1813年的战役中，法军进行战争的前途反而有所改善。事实上，法军在西班牙境内分布的地区愈广，占领的时间愈长，他们就更有可能遭到彻底的歼灭。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是历史上一个很显着的例证，足以说明某种特殊形式的战略。运用这种战略的原因，与其说是故意的，不如说是由于某种直觉的本能而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劳伦斯把这种战略演化成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并且付之于实际的运用，不过它并未获得确定的结果。
图4 比利牛斯半岛
　　现在，在探讨了“西班牙溃疡”以后，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研究另外一种战略形式，分析这种战略对于拿破仑军事观点的影响作用。
　　从维尔诺到滑铁卢
　　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中，可以看出一种发展趋势，他逐渐地偏重于数量，而忽视了机动性；偏重于军队的战略集团，而忽视了突然性。1812年的征俄战役，是这种趋势发展的最高峰。俄国的地理条件，只不过是增强了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些弱点而已。
　　拿破仑征俄的兵力，本身即达到四十五万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几乎是一线式的战略布势，因而必然导致沿着预期方向作直接性的行动。他和1914年的德国人一样，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一个翼侧，即集中在左翼，企图采取深远的迂回运动，来击毁维尔诺附近的俄军。然而，即使他的弟弟热罗姆在执行从正面牵制俄军的任务时不是那么消极怠惰，也仍然可以说，拿破仑的这个机动本身，还是过于庞大和直接化了。只要敌人不是冥顽不化，它就不足以成为吸引敌人注意力和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有效手段。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个弱点，后来正好被俄国人利用，他们有意识地采取了避免总会战的回避战略。
　　拿破仑向俄国深入挺进以后，最初的几次突击全然“落了空”，于是，他开始收缩自己军队那种直线式进攻的正面，改而采取他所惯用的传统方法，即采取“营方阵”的形式力求使用战术性的机动，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后来，俄国人也终于放弃了回避战斗的战略，决定接受法军的挑战，但开始时曾经显得有些莽撞，竟把先头纵队直接开向了拿破仑部署好的包围集团。可是，法军想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俄军的企图也实在过于显露，致使俄方得以猜破，因而又及时地溜走了。而在博罗迪诺时，拿破仑的“老虎钳”却又显得并不那么强而有力，也没能完成对于俄军的合围。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足以说明集中于一点的进攻与真正的间接路线行动比较起来，将会具有多大的缺点。以后，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个悲惨的结局与其说是由于严寒的天气所致（实际上，那一年的冰冻期比往年还要来得晚些），还不如说是由于法军士气低落的缘故。法军士气沮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俄军的避战战略，击败了法军的直接路线战略，也即是一味寻求积极作战的战略。俄军这个避战战略，是完成军事政策的一种手段，或者换句话说，应当把它当作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来看待。
　　拿破仑在俄国遭到惨败以后，其军事上的威信当然受到损害，接着，法军在西班牙又遭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失败，这就使拿破仑的威信又大大降低。对于英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进行评价时，应该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英军在那里始终坚持着自己传统的军事政策，即“砍断敌人根基”的政策。
　　到了1813年，面对着普鲁士各地的纷纷暴动和俄军的即将进攻，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该军与他过去的军队比较，其数量仍然是巨大的，但其机动性却差得远了。当时，拿破仑还是因袭他往常使用的老办法，只想集中力量逐一地把俄普联军打败。然而，不论是吕岑战役，还是包岑战役，他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此后，联军继续撤退，长期坚守不出，粉碎了拿破仑诱使他们进行会战的企图。联军方面这种避战战术，迫使拿破仑同意实行了六个星期的停战与和谈。而在和谈破裂以后，奥国转到敌人营垒，也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
　　尔后，紧接着发生了一场秋季战役。这次战役表明，拿破仑的战略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他已拥有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而他的敌人方面，总共也只不过这么些部队。可是，他却抽出了十万人的兵力，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去攻打柏林。他的这种直接压迫法，只不过把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压缩得更紧，因而促使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抵抗力。结果，法军终于被击退。拿破仑当时正率领看法军的主力驻在萨克森，占领着中央阵地，掩护着德累斯顿。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他却缺乏忍耐性，竟突然地直接向东开进，去进攻布吕歇尔率领的九万五千普军。布吕歇尔随即实行退却，企图诱使法军进入西里西亚。与此同时，施瓦尔岑堡则率领着一支十八万五千人的奥军，从波希米亚开出，沿着易北河北上，翻越波希米亚山地进入萨克森，前出到德累斯顿地区，绕到了拿破仑的后方。
　　拿破仑发觉以后，留下一支部队进行掩护，自己匆匆忙忙地率兵赶回。他打算以更厉害的一手来打击这支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敌军。他的计划是：使部队向西南方向运动，越过波希米亚山地，遮断施瓦尔岑堡需要翻山退却时可能经过的道路。他预期选择的阵地，从组织一条战略性屏障的观点来看，确是很理想的。可是，当他听到敌人已经靠近的消息后，又丧失了自制力，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决心，决定直接奔向德累斯顿，去攻击施瓦尔岑堡的主力。结果，虽然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会战，但其胜利只具有战术性的意义。施瓦尔岑堡安全地经过山地向南退去了。
　　一个月以后，俄、奥、普三国联军开始联合起来向拿破仑实施进攻。拿破仑已因为经过多次战斗而遭到削弱，于是撤出了德累斯顿，退到了莱比锡附近的杜本。这时，施瓦尔岑堡从南面向他开来，布吕歇尔从北面向他逼近，而贝尔纳多特则出乎拿破仑的意外，几乎绕过了他的北面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拿破仑决定，首先采取直接攻击行动，然后再改取间接路线；先打败布吕歇尔，再去切断施瓦尔岑堡与波希米亚之间的交通线。根据以前所说的历史经验来看，拿破仑这样安排他的作战次序似乎是错误的。他直接进攻布吕歇尔，并未能迫使布吕歇尔接受会战。然而，这次进攻却导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并出人意外的结果。法军在实施进攻时，偶然地开到了贝尔纳多特的后方。这使贝尔纳多特一时失去了自制力，马上向北撤退。因此，就给拿破仑后来的撤退留出了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对于布吕歇尔的打击固然落了空，但是却突然地变成了攻击贝尔纳多特后方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使他避免了最后彻底覆灭的危险。几天之后，他即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再度迫近，把法军压缩在莱比锡地区。拿破仑被迫接受了会战。他在会战中失败了，曾经陷入极端险恶的境地，可是，仍然摆脱了敌人，安全地返回了法国。
　　公元1814年，联军在兵力数量方面已经拥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分兵数路，先后突进了法国本土。拿破仑本来过分相信大量使用兵力的威力，因而历年来消耗兵力太多，现在，他的兵力不够了，在被迫迎击敌军的时候，只好再度使用自己手中经过考验的武器——突然性和机动性。然而，尽管他使用这个武器的技巧很高明，可是却已经缺乏耐性，而且太沉醉于会战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艺，远不如过去汉尼拔、西庇阿、克伦威尔和马尔波罗等人，不如他们那样炉火纯青。
　　不过，拿破仑还是由于采取了突然行动和利用了军队的机动性，才使自己的命运延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他很技巧地使自己的手段适应了自己的目的。他懂得自己的兵力已经很有限了，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他把破坏联军之间的相互协作定为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达一目的，他充分利用了部队的机动性，而且其技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在阻滞敌人进攻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即令如此，却不能使这些成功产生更大的效果和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受着自己本性的有害影响，总想在每一次取得战略性成功之后，又接着获得一个战术性的胜利。他有系统地集中起自己的兵力，不断地进行迂回机动，多次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虽是孤军深入，却使敌人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然而，他还是缺乏把战术坚持到底的决心，最后又跨出了轻率的一步，终于在拉昂地区直接去进攻布吕歇尔，结果遭到了失败，招致了他所吃不消的重大伤亡。
　　后来，拿破仑手里只剩下了三万人，但他仍然想要孤注一掷，决定向东开进，到达圣迪济埃。他曾指望沿途收集残存的地方守备部队来补充自己这支军队，并且发动农村居民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军。他企图以这样一个机动切断施瓦尔岑堡的交通线。可是，在转取积极的行动以前，他不仅要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而且要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实在是很困难的，不仅缺乏时间和兵力，尤其是精神上将要感到很大不安，因为这样会使基地暴露出来。而且要知道，巴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补给基地。然而事有凑巧，拿破仑的命令恰好又落到了敌人手里，这就使他既达不到突然性，也丧失了时间。即使如此，他的这个战略性机动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联军当局经过热烈的争论才最后决定直接进攻巴黎，而不回转身来抗拒他的这个行动。联军方面的这个决定，对于拿破仑来说，可真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联军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害怕威灵顿从西班牙边境走出来，第一个进入巴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对于命运的一种讽刺，因为这样，联军的行动恰好成了间接路线战略及其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辉煌成就。
　　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以后，由于兵力数量重新扩大，致使头脑又开始发昏。这一次，他的作风还是和过去一样，技巧地利用着自己军队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结果也差不多就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这次向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驻军地区的进军，尽管从地理上说来是直线运动，但他所选择的时机，却是他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而且其突击方向，也正好选在两军接合部那个最薄弱的地段。
　　可是，在林尼之战中，奈伊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实行战术性的机动，结果使普军逃脱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当拿破仑在滑铁卢进攻威灵顿时，他又是完全采取直接进攻的路线，以致耽搁了很长的时间，损失了过多的兵力。而促使当时危险加大的，则是格鲁希的失职。他未能把布吕歇尔赶出战地之外。所以，当布吕歇尔再度出现时，尽管刚刚达到拿破仑的翼侧，但是由于来得突然，是一种心理上的间接路线，因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九章 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四年
　　1851年的伟大“和平”博览会闭幕以后，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紧接着又开始了。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冲突当中，第一次战争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然而，从这个毫无价值和前途暗淡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还是可以吸取某些消极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证明采取直接路线毫无效果。当将军们的眼睛被蒙蔽而胡冲瞎撞时，发生一个副官率领一个轻型旅向俄军炮口冲来的事件，那是毫不足怪的。在英国陆军中，直接性这个特点，使得一切的行动都是那样墨守成规，拘泥于死板的形式。这种情况弄得法军指挥官康罗贝尔大惑不解。经过许多年以后，当他应邀参加一次英国宫廷舞会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并且惊讶地说：“原来英国人打仗正和维多利亚女王跳舞一样！”不过，俄国人受制于直接路线的程度，也不见得比英国人低些。据说某一次，他们企图实现机动，一个团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行军，黄昏时到达了塞瓦斯托波尔，正好就是早晨出发的地点。
　　在研究克里米亚战争那些令人失望的经验时，我们不能忽视，当然也不应该夸大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已经过了40年，在此期间，欧洲国家的陆军较之过去已变得更加职业化了。这个事实的意义，当然不是用来作为反对职业化军队的借口，不过可以促使人们思考，想一想职业化方面可能蕴育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对于那些较高阶层的军人，由于他们服役时间较长，如果不同外界的事物和思想经常接触，接受新的影响，那么，他们之中的这种危险势必更为严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美国内战的最初阶段，正好又暴露出了非职业化军队的弱点。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部队经过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有训练才能培养锻炼出一个有效的工具，使将领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所以，一个长期的战争，或者一个短期的和平，对于建立这样的军队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如果战争工具的素质超过了将领的才能，那么，就整个军事体系来说，也就出了毛病。
　　关于这一点，也和其他的关系一样，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对照。那些军事领袖，特别是南方的，基本上都是从一些选择军事作为自己职业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当然，他们研究过军事，但其职业生活并不尽同，有些人担任过文职，有些人则是利用空余时间进行过私人性质的研究。所以，操场并不是他们的基地，也不能限制他们战略观点的发展。不过，尽管各种观点视界广阔，可以用来发展这些观点的源泉（原料）丰富，但是，还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的“局部战略”，以及各主要战役的实施，必然是由传统性的目的来决定的。
　　由于铁路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变本加厉。铁路使得部队运动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可是，作为真正快速性的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机动的灵活性，却不因为有了铁路而有所增加。美国的国内战争，是铁路运输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第一次战争。而铁路的线路是固定的，因此，依靠铁路运输来调动军队的战略，自然也是直接路线的战略。
　　而且，在这次和以后的各次战争中，陆军的物质保障，也主要地仰赖于铁路。由于铁路的出现使得部队的补给变得比较简便，那些指挥官们便一味扩充部队的数量，而不去考虑这将对其战斗力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这种新型运输工具发展以后，不仅没有提高部队的快速性，甚至反而降低了原有的快速性。这是因为，铁路大大促进了军队数量的增长，能够调运大量的部队，保障给他们提供为有效地进行战斗所需的各种补给品，但是，铁路也使得军队的物质消耗量不断扩大，结果便使他们束缚在补给站的附近。这样，军队在距离很远的情况下，其补给品有如千钧一发似地吊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完全依赖着漫长的铁路线不停地进行工作，而这个铁路线本身，却是极容易遭到破坏的。
　　这些特点在美国内战初期即已显示出来了，而到1864年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军习惯于过正常补给的生活，所以比他们的敌人更易于遭受危险。特别是在西部战场上，部队的补给是靠铁路运输来供应的，而这条铁路线却随时都可遭到南军卓越的骑兵将领如福雷斯特和摩根等人的破坏。他们的袭击是后来作战行动的一个先兆，预示着大量军队的交通线，是可以用空军和装甲兵来加以破坏的。最后，北军方面也发现了薛尔曼这个将才。薛尔曼比他同时代的，和以后的其他人都更清楚地认识了屡遭失败的原因。他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新的军事思想学派产生时为止。所以，薛尔曼可以算是近代机械化军队和机动性战争拥护者的鼻祖。当时，敌人切断了薛尔曼的铁路线，给他以打击。于是薛尔曼也采取打击敌人交通线的办法来使自己避免威胁。他坚信，要想使自己保持足够的战略机动能力，而消除突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威胁，必须把自己解脱出来，不能受一条象铁路那样固定的输送线所束缚。这就是说，应当设法使自己的军队携带所有一切必须的补给品，因此，就必须把部队的物资需要量压缩到最小限度。换句话说，为了使部队能够进行长距离行军而不丧失快速力，就必须减轻包袱，把补给品减到最小限度。薛尔曼采取这个方法精减了自己的后方机构，摆脱了对于铁路交通线的依赖，从而跃进到了南军的“后门”。这样，他得以切断敌军主力赖以获得供应的交通线，从根基上瘫痪了敌人的补给系统。薛尔曼的这次机动取得了令入震惊的成就。
　　美国内战
　　在战争初期，双方都力图以直接的正面进攻办法来夺取胜利。因此，无论在弗吉尼亚，还是在密苏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利用海军舰队把北军部队送到敌军的战略翼侧。这个计划与陆上的直接进攻相比，能够缩短接近敌人首都里士满的距离。但当时的设计者，看来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条真正的间接路线。这个计划被林肯总统否定了，因为他不愿意作这种故意的冒险。同时，总统还留下了麦克多维尔的一个军，用来防卫华盛顿。这样，他不仅使麦克里兰减少了一部分兵力，而且更使他无法利用华盛顿来当作诱敌的工具，而这一点却正是保障顺利实施其计划所不可缺少的。
　　麦克里兰登陆以后，在约克敦前面耽搁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后来终于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只好与麦克多维尔协同行动，沿着向心的方向实施进攻。这只能算是部分的间接路线。麦克多维尔当时奉命从华盛顿到里士满实施陆上的直接进攻。可是，南军名将“石墙”杰克逊却在谢南多亚河谷地实行了机动，并且强烈地震撼着华盛顿的政府，使它又取消了麦克多维尔参加这次进攻的命令。尽管如此，麦克里兰的先头部队还是到达了离里士满只有六公里半的地方，并且准备了作最后的冲击，但是李将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把他们击退了。在这次“七日之战”中，麦克里兰尽管受到了战术性的挫败，但他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其势头比战争的前一阶段还要明显有利。他的迂回运动计划固然遭到了破坏，但并不妨碍他自己的基地往南移，转移到了詹姆斯河地区。这样，他不仅可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而且更加逼近了敌人从里士满通往南方各地的交通线，使其受到威胁。
　　可惜的是，因为战略的变化，麦克里兰的这个战略优势很快就丧失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哈里克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随即命令麦克里兰率领所部乘船返回北方，与波普将军会师，并一起从陆上向里士满实施正面的进攻。这正好象历史上的惯例一样，当直接把兵力增加一倍的时候，其突击力量并不能相应增加，而且相反，由于这时敌人比较容易判定对方最可能的进攻方向，因而其军队的实力竟有可能减少一半。哈里克的战略，正是根据集中兵力的原则制定的，因而也暴露了上面所述这个通常办法的弱点。他的这个直接路线战略是毫无效果的。直到1862年的下半年，在12月13日的弗雷德里克堡流血战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863年，北军仍然采取这个战略，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前进到里士满，反而使南军在粉碎他们的进攻之后侵入了北方的领土。
　　南军侵入北方的初期，从战略观点来看，是具有机动性的。可是，当李将军把握不住，拉长战线，在哈里斯堡向米德将军的阵地实施正面强攻时，其战略机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强攻持续了三天，到第三天黄昏时，他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一半兵力。到年底时，双方都回到了原来的出发位置，因为拼得精疲力竭，只好凭借拉皮丹河与拉巴赫罗克河的掩护而相互对峙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相互都作直接进攻的战役中，通常总是防御一方有利的，但也只是限于击退对方的冲击为止。在这种战略条件下，防御方面固然比较消极，但是可以少作一些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双方的直接路线战略中，它的直接性自然要少一点。
　　通常认为，李将军在哈里斯堡的进攻被击退，是这次进攻的转折点。但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只要对历史事实进行冷静分析，那么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决定性成果是在西部战场上取得的。
　　西部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还是1862年4月取得的。那时，法拉古特的骑兵绕过了掩护密西西比河口的要塞，因而使新奥尔良在兵不血刃之下投降了北军。这样，北军就把一个战略性楔子插进了南方同盟的内部，沿着那条与生命攸关的河流线，把南方同盟分成为两半。
　　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是在李将军撤出哈里斯堡的同一天（即7月4日），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取得的。这就是格兰特占领维克斯堡，使北方“联邦政府”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重要的水路大动脉。从此以后，南方同盟再也无法从密西西比河对岸各州取得粮食补给和兵员补充。这种首先集中全力打击敌方防御较弱部分的方法，在大战略方面的价值是很宝贵的，但是，对于用以达到这种结果的战略手段（工具），也不应该忽视。格兰特第一次对维克斯堡的进攻是在1862年12月，是从陆上沿着铁路线实施的。与此同时，薛尔曼则从水上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准备会合进攻。但是，由于南军骑兵的阻扰，威胁着格兰特的交通线，因而他的前进受阻。南军因而又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薛尔曼。而薛尔曼的运动，实际上也是直接性的，所以，当他企图在维克斯堡附近登陆时，南军很轻松地把他击退了。
　　在1863年的2月和3月，北军先后4次向维克斯堡进攻，由于都是企图用不太深远的翼侧迂回来达到目的，结果遭到4次失败。最后，在4月份，格兰特决定进行一次真正深远的迂回机动，好象沃尔夫最后向魁北克的进攻一样。北军的部分战舰和输送船只，利用夜间悄悄地溜过了维克斯堡的炮台，到了要塞以南50公里处的一个地点，而陆军的主力也沿着密西西比河的西岸开到了那里。薛尔曼则在维克斯堡东北方向进行引诱性的机动，保障格兰特的部队可以在该河东岸上陆。这样，他在上岸的时候，遭遇敌人的抵抗是比较微弱的。尔后，格兰特即与薛尔曼的部队汇合一起，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冒险。他脱离开自己新建立的临时基地，朝着东北方向开进，深入敌方境内，其目的是要从后方逼近维克斯堡，切断该城与其东方主要各州之间的交通线。在完成这样一个机动时，格兰特几乎转了一个圈圈，处在敌人上下两个牙床中间，即处在分别集中于维克斯堡和杰克逊两处敌军集团之间。杰克逊城离维克斯堡65公里，是南北和东西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这次机动结果，格兰特不仅没有被敌人咬住，而且还敲掉了他们的门牙。
　　应当指出一点，格兰特到达这条铁路线以后，决定把自己的部队首先指向东方，以迫使敌人撤出杰克逊城。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铁路的发展对于战略条件产生了如何的变化。过去，拿破仑惯于把一条河川或一道山脊来充当在战略上遮断敌人的障碍物，而现在，格兰特的方法却有所不同，他只占领一个点，一个铁路交叉点，就足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格兰特占领这个铁路交叉点后，随即调转身来，向维克斯堡开进。这时，维克斯堡已经陷于孤立，因而在受围7个星期以后即被迫投降。这次胜利在战略上取得的结果是，北军打开了经过查塔努加通向佐治亚州的大门。佐治亚州是南军的谷仓，而且从那里可以控制整个东部的各州。
　　现在，南军的失败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北军自己却把这个几乎已经到手的胜利糟踏掉了。1864年，北军由于久经征战，已经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在精神上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人民厌战，和平派的势力也就一天比一天发展起来。总统的大选已订在该年11月举行。林肯如果不能早日取得胜利，并作出团结一致的保证，那么，他就有可能为一个保证缔结一项不损害国家名誉的和约的主和派总统候选人所打倒。为了这个目的，格兰特被从西部战场召了回去，出任北军的统帅。格兰特将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迅速取胜的目的呢？当然，他又回复到一般正统派将领所一贯坚持的那种战略，即使用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兵力去击毁敌军，或者至少是以不断实施突击的办法来消耗敌军。我们已经看到，在夺取维克斯堡的战役中，他之所以实际上采取了间接路线，是因为他多次进行正面攻击都毫无效果，此后才作出了这个决策。当时，他是以很高的技巧来完成战略机动的，可是，尔后却没有从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格兰特接任总司令以后，一切故态复萌。他决定还是采取古老的和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从拉巴赫罗克河向南，直接进攻里士满。不过，这一次的目标却有某些差别，其突击不是指向敌人的首都，而是敌军的主力。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他在下达给米德的命令中说；“李将军在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如果说句公道话，那也应该指出，尽管格兰特面向敌人的行军路线，从广义上来说是直接性的，但是他却并非盲目乱撞，并不是每一次都以正面攻击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事实上，他总是力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只是这些迂回运动不够深远罢了。另外，他还严格遵循着军事上的一切戒律，要求军队经常集中，决不背离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不为敌人的任何诱惑性行动所动摇。他具有夺取胜利的意志，甚至连福煦元帅也不如他那样坚强。那些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使用同类方法的将领，对于他应该感到嫉妒。因为在获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和政治领袖（林肯总统）的绝对信任方面，那些人谁也比不上他。凡是采取直接路线的正统战略的将领，很少象他那样获得这种合乎理想的条件。
　　可是，在1864年夏末，这个已经成熟了的胜利之果，却居然从格兰特的手中溜掉了。北军差不多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顶点，而林肯对于再度当选也已感到绝望，因为他给予其军事政策执行者的“空白”支票，现在却不免要兑现了。说起来是一个颇大的讽刺，尽管格兰特具有运用优势兵力来击败敌人的决心，可是，经过了威尔登尼斯和冷港两场血战，他还是没有达到击败敌军的目的。当时的主要结果，只不过是直接前出到了里士满的后方。但这还是不流血的迂回运动的结果。换句话说，格兰特是在经过惨重牺牲之后，才重新回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所已经占领过的阵地上。
　　正当天空黑云满罩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光明。在11月的大选中，林肯再次当选为总统。是什么帮助林肯再次当选的呢？反过来说，是什么妨碍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使那个亟望和平而力求取林肯代之的麦克里兰落选的呢？当然，这并不是格兰特的军事行动。从6月到12月，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在10月中旬的两次血战以后，军事行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根据史学家们的看法，林肯所以能够再度当选，似应归功于薛尔曼在1864年9月夺占亚特兰大的胜利。
　　在格兰特被召北返出任总司令时，薛尔曼因为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建立了不少功劳，接替他担任了西部战场的指挥官。他们两人的作战观点是有明显差别的。格兰特把敌人的军队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而薛尔曼的办法，则是首先对敌军的战略据点造成威胁，或者迫使敌军在企图掩护这些据点时暴露出来遭受打击，或者使其为保证行动自由而放弃这些据点。这样，薛尔曼就经常追求着两个目的，但归根结蒂说来，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二个，因为他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亚特兰大是南军的基地，不仅是4条重要铁路线的枢纽，而且是各种补给必需品的来源地。薛尔曼曾经指出，在亚特兰大集中了“大量的铸铁厂、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此外，还在精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强调说：“只要占领该地，则南军在精神上也无异于宣判了死刑。”
　　关于格兰特的方法和薛尔曼的方法，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显然可以引起很多争论。但是，对于民主社会的心理来说，后者显然更加适合一些。也许，只有仅仅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才有资格坚持那种“击败敌人军队”的军事观念，甚至于就是他，也必须还有足够的胆识，应该考虑到如何使这种观念与现实情况相适应，并要权衡有无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战略家，当他成为民主政府的公仆时，并不可能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他必须仰仗自己雇主的支持和信任，因而在其比较有限的掌权时期内从事活动时，不能不考虑到比较有限的工具。这是与“绝对的”战略家不能相比的。他必须力求尽快取得成果，要求速胜。而且不管最后希望多大，他都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长久，不能长期不交“红利”。所以，战略家有时不得不暂时地把原定的目标放在一边，或者至少要改变一下他的行动路线，以便使自己有个新的面貌。当他面临着这些必不可免的困难时，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军事理论是否与自己的最高目的相适应，是否与下列情况相适应，即：不能使自己的目的脱离了现实情况，一切军事上的努力，都必须有人民大众的支持，军队的人力物力，都要靠大众的支持才有保障，甚至能否继续进行战争，也取决于一般群众是否同意。谁付钱，谁就可以发号施令；战略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战略与一般群众的利益相适应，则他的战略也就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承认。
　　薛尔曼采取迂回机动的办法，达到了节约兵力的目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若与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格兰特作个比较，情况颇不相同。因为他只有一条铁路线，在补给方面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薛尔曼也认为，最好还是不把自己的部队拿去作直接性的攻击，而宁愿暂时地摆脱这条唯一的交通线，在连续几个星期的机动行军中，他只在克尼沙地区作过一次实行正面攻击的尝试。而且有趣的是，他这次所以采取正面攻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实在太疲乏，他不忍叫他们在大雨滂沱的道上再继续进行侧面行军。这次进攻曾以失败告终，但是损失并不严重，因为一当敌人进行反击，进攻马上就停止下来了。事实上，薛尔曼这次在山林起伏、河川纵横的地形上，完成了200公里路程的行军，而把军队用去实行进攻战斗，却仅仅只有这么一次。他以巧妙的艺术实行机动，一再引诱南军对他采取徒然的攻击。这些攻击总是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他的部队很好地掌握了快速挖壕和构筑胸墙的技术。每当敌人无法透入他这种机动性的“防盾”时，他便获得了战略上的好处，夺取了一个新的有利之点。为了强迫在战略上本来居于守势的敌人不断采取代价极高的战术性攻势，薛尔曼表现了高明的战略技能。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其成就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是因为他只有单独的一条交通线。所以，撇开巨大的精神作用和政治效果不谈，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薛尔曼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不论从相对数字来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他都使敌人遭受了比他自己大得多的损失。在这方面，他的战绩与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战绩比较起来，简直是令人惊叹的。
　　夺占亚特兰大以后，薛尔曼接着作了更加大胆的冒险。为此，他曾遭到过许多军事评论家的严厉批评。然而薛尔曼却坚决认为，如果他能深入敌境，首先穿越作为南方谷仓的佐治亚州，摧毁其铁路体系，而后控制住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么，由于这个入侵而产生的精神作用，由于切断了向北输送的道路，即向里士满和李将军部队输送补给品的道路，南方同盟就有可能停止抵抗。
　　于是，他完全不去理会那支被他赶出亚特兰大的，由胡德率领的南军，而立即开始了他那着名的“向海岸进军”运动。他穿越佐治亚州，沿途获取地方资财的补给，破坏境内铁路。1864年11月15日，薛尔曼率领部队从亚特兰大出发，12月10日即到达了萨凡纳的郊区。随后，他夺占了这个港口，并打通了自己与北方的海上交通线。南军的一位将军，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亚历山大曾经指出：“毫无疑问，这次进军的胜利，对于整个南方各州在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比任何最大胜利所能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尔后，薛尔曼调头往北，穿过了南、北卡罗来纳州，前进到了李将军的后方，从而使南军丢掉了他们的最后一批重要港口。
　　薛尔曼的作战方法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他在穿越佐治亚州进行远距离行军时，不仅脱离了自己的交通线，而且把部队辎重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以至使他的整个军队变成了一支巨型的“飞行纵队”。他的这支轻装部队总共是六万人，下面编有四个军，每个军都可以单独地进行独立的作战活动。当纵队开进时，其搜刮粮食的分队就在前头和侧翼活动，无形中起了掩护的作用。
　　此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薛尔曼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性动作。在攻占亚特兰大的战斗中，他看到，因为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所以常常容易受到阻碍，而敌人在阻碍他前进的时候，其作法是很简单的，并无多大的变化。后来，为了避免这个弱点，他便制定了一个机智的计划，尽量使敌人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曾经对自己的行动计划做过这样的说明：要使敌人对自己所取的路线狐疑不定。起先，敌人猜不透他究竟是以梅肯（奥古斯塔西南70公里），还是以奥古斯塔为目标；而后，当梅肯已经抛在他的后头时，又使敌人猜不到他是以奥古斯塔，还是以萨凡纳为攻击目标。而他自己却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形成了有利条件，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力量调向另外一个目标。然而他并没有遇到过调换目标的必要性，原因是他不断地采取欺诈行为，敌人始终摸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
　　以穿越佐治亚州的进军为例。薛尔曼证明，军队即使把随身携带的储备品精减到极其微少的程度，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还证明，这种储备品的数量，还有可能减少一些。在他开始向北进军，即开始穿越南、北卡罗来纳州以前，他曾试图把他的军队变成一个只有高度机动性的“战争机器”，一旦接到命令，只要补充最少量的储备品，顷刻之间即应开始行动。尽管已是冬天，甚至军官也都只好露宿，两个人共用一块帆布，用以张在竹竿或树枝上面来遮蔽过夜；因为所有的帐篷和野营设备都统统留在后方了。
　　尔后，薛尔曼继续采取一条欺敌路线，同时具有两个可以互相交换的目标。当他率领部队向北开进时，敌人无法决定，究竟防守奥古斯塔好呢，还是防守查尔斯顿好。因此，南军终于把兵力分散，同时防守着两个据点。后来，薛尔曼在这两者之间穿过，一举攻占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夺得了这个李将军赖以获得各种补给品的重要中心。此后，南军又拿不准他的下一个目标在那里，是攻取夏洛特（哥伦比亚以北140公里）呢，还是进攻费耶特维尔（夏洛特以东180公里）。最后，当他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时，敌人又不知道他所要进攻的是罗利（戈尔兹博罗西北八十公里），还是戈尔兹博罗。而这一次，连薛尔曼本人也决定不下，到底应以戈尔兹博罗，还是以维尔明顿来作为他的最后目标。
　　薛尔曼率领着他的军队完成了将近七百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克服了大量的地物障碍（如河川、崖岸和沼泽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敌军数量很大，完全可以对他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是为什么又抵挡不住呢？有人认为，这是薛尔曼的机动对敌人产生了极巨大的震撼作用，致使他们不知所措。薛尔曼不仅巧妙地变换着他的进攻方向，而且也使自己的战略具有灵活性，因而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他在宽大的正面上进军时，总是采取四个、五个、甚至六个纵队的队形开进，而且每个纵队都派出不少的粮食搜集队进行掩护。一旦某个纵队遭遇到了敌人，而其余的纵队仍然继续开进。从其活动方式来看，这些纵队就是1940年德国装甲坦克兵横扫法国的先例。敌军当时被薛尔曼的纵队吓得胆颤心惊，惊慌失措，以致当他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实际压力之前，即已开始后退。由于薛尔曼神出鬼没的机动，南军在精神上的压力达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甚至当他们占领某一防御阵地时，即已考虑到如何撤退的问题。有时甚至只要先声夺人地呼号一声：“我们是薛尔曼的突击部队！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吧！”——于是，南军便会开始逃跑。如果说，在战斗中信心等于自己力量的一半，足以促成胜利，那么，打掉敌人的信心，就不只等于打掉敌人力量的一半，而是超过一半了，因为这样可能不再经过战斗即获得胜利。薛尔曼也和拿破仑在奥国作战时的情况一样，可以夸口说：“我仅仅用行军的方法就把敌人打垮了。”
图5 1861年的美国
　　3月22日，薛尔曼到达了戈尔兹博罗，在那里获得了夏菲尔德部队的增援和各种补给。于是，他着手准备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对李将军的部队实施最后的突击。当时，李将军也正考虑着如何把里士满掌握到自己手里。一直等到4月初，格兰特才又恢复行动，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立即获得了惊人的成就，首先是里士满城的投降，紧接着一个星期以后，李将军的军队也全部投了降。从表面看来，这次胜利似乎是格兰特直接路线战略的光辉体现，他的战略目的正是要直接摧毁敌人的军队，但是严肃探讨起来，就应该看到时间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南军之所以突然停止抵抗，是因为他们在粮食补给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士气，而且从家乡传来了许多的坏消息。还在薛尔曼抵达戈尔兹博罗以前，格兰特就曾通告他：“李将军的军队已经士气低落，逃亡现象严重。”
　　对于人类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国家和家庭。大多数人对于家庭的感情和热爱又更加强烈，因为家庭具有更多的个人性。对于士兵来说，只要家庭安然无恙，他们是愿意冒死保卫国家的，他们相信这种牺牲也是间接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士兵们一旦知道自己的家庭遭到危险，那么，他们的爱国心、纪律性和同胞感情，也就会随之丧失维系力量。所以，薛尔曼实施后方攻击的最大效果就在于此。他不仅攻击了敌人的军队，而且干扰了他们的大后方，那里正居住着士兵们的家属。这样，他的进攻就在敌人士兵中引起了家庭感情和爱国观念之间的冲突，从而瓦解了南军的抵抗意志。
　　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薛尔曼采取间接路线，即使用向敌人后方实行突击的方法，破坏了敌人的经济潜力和精神潜力。这种间接路线与战争初期在西部战场上的行动比较，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认真详细地研究一下这场战争，谁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30年前，英国的艾德蒙斯将军，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作家，曾经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他在其《美国国内战争史》一书中作了如下的结论：“由于南军的名将李和杰克逊，都具有伟人的军事天才，北弗吉尼亚的军队，也具有很高超的战斗力量，而敌对双方的首都，又相距如此之近，所以，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东部战场上了。然而，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地点却是西部战场。1863年6月，北军占领维克斯堡和赫德森港，这才是战争的真正转机。以后，薛尔曼统率着西部大军进行敌后作战，导致了南军的失败。”
　　为什么人们竟会那样过分重视东部战场呢？一部分原因是胜利的光辉把多数军事史学家的头脑给弄昏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黑德逊所写的《杰克逊传》一书所起的作用。该书有点言过其实，其传奇的意味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从研究军事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实际价值是不大的。其中充满了黑德逊本人的战争观念，而对于杰克逊军事活动的材料则缺乏分析。可是，这本书在英国战史学家中间是有一定影响的，引起了他们对美国内战的兴趣，使他们也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弗吉尼亚战役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部战场。实际上，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一个近代的史学家要想对后代作出巨大贡献，那么，他就要认真分析，指出美国内战研究方面的错误对1914年以前英国军事思想，和1914年至1918年英国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毛奇的战役
　　历史学家一旦把眼光从美因内战转移到随后发生在欧洲的几次战争上，那么，他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是这些战争特点的明显差异。
　　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的欧洲战争中，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对战争作了准备的；
　　第二点，双方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都是职业性的；
　　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更多；
　　第四点，德国人在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既缺乏军事艺术，也缺乏军事计谋；
　　第五点，尽管双方都犯了错误，但是两次战争都很快决定了胜负。
　　毛奇的战略完全是以直接路线为基础的。他几乎不使用军事计谋，全凭着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作出结论，说1866年的战争和1870年的战争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呢？诚然，这两次战争有其不平常的一面，但是，却未必能够因此就认为这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战争的规律，人们是可以通过大量战争的研究来认识的。有人所以提出了这种问题，是因为在这两次战争中，战败国竟是如此的兵力薄弱而又指挥无能，以致它的失败早在战争开始时期就已决定了。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却是没有过的。
　　1866年，奥军的弱点主要是武器装备落后。普军使用的后装枪，就其战斗性能来看，要比奥军使用的前装枪优越得多。尽管后代的经院式军争学派对此认识不足，但是这种后装枪的优越性在战场上早巳获得了充分的证明。1870年，法军的弱点则是两个方面：一是数量较少，居于劣势；二是也和1866年奥军的情况一样，训练差。
　　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奥军在1866年为什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法军在1870年为什么遭到了令人震惊的毁灭。不过，在后来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任何一个战略家都不会认为，他的敌人将象1866年的奥军和1870年的法军那样软弱无能，都不会鲁莽到这种程度，不会以此来作为制定计划的根据。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并不象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具有更多直接性，而是反映出了比较大的灵活性。
　　1866年，毛奇为了赢得时间，曾利用他所控制的所有铁路来调运军队，因而使其正面超过了400公里。他的意图是要采取迅速集中以实施进攻的方法，就是要翻越边境地区的山岳地带，尽快把军队集中在波希米亚北部的中心地区。可是，由于普鲁士国王不希望承受侵略者的名义，妨碍了毛奇计划的执行，使他丧失了时间。因此，毛奇不得不转而采取直接路线，而这却是原来计划中所没有预计的。这样一来，毛奇就不可能前进到预期的集中地区，而奥军却得以实行集中，并先于毛奇发起了进攻。此外，普王太子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西里西亚已受到了威胁，因而力迫毛奇同意，把他那个军团开向东南，以便掩护西里西亚省。于是，毛奇不得不使这支军队更远地脱离了其余的部队，但因此却抢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同时威胁到奥军的翼侧和后方。一些腐儒学究曾经为此大肆责难毛奇，认为他不该把兵力分得这样稀散。事实上，连毛奇本人也未曾料到，这一着正好为他未来的胜利撤下了种子。
　　毛奇所作的这个兵力部署，曾使奥军指挥部大为不安。这样一来，尽管普军一再地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首先穿过了山地，而后在科尼格内兹一带获得了丰盛的谷物。虽然在那里又犯了新的错误，使其行动更不合理，但是却又保证普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总司令实际上在会战开始之前就被打败了，他在发给皇帝的电报中，曾坚决要求奥皇立刻向普国求和。
　　应当指出，毛奇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这样极宽大的正面上，竟使得自己的行动比奥军有着更大的自由。当时，奥军已经集中，其正面只有65公里。从表面上看，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拥有“内线”作战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毛奇的意图，固然是要在与敌人遭遇之前把兵力集中起来，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立即开始直接的进攻。他的最初计划，曾经包括两个行动方案。如果发现奥军的预想阵地将在易北河边的约瑟夫斯塔德地区，而且并不稳定，那么，王太子所率领的那个军团，就应该向东机动，从翼侧突击奥军，与此同时，其余两个军团则从正面进攻，共同钉住奥军。如果没有实施这种进攻的可能性，那么，所有三个军团都应向西运动，在帕拉都比兹地区（科林以东42公里）渡过易北河，而后再调头向东，威胁敌人通往南方的交通线。而实际上，奥军竟渡过了易北河并在左岸进行集中，其距离比毛奇所预期的还要近些。所以，普国王太子的部队没有花费多大力气便进到了奥军的翼侧。结果，奥军终于被全部包围。
图6 中欧
　　1870年，毛奇原来的意图，是想在萨尔河地区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因此准备把全部三个军团都集中到那里。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现，其原因不是由于法军的行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瘫痪。而且，法军的开始瘫痪，只是因为一个消息引起的。当时，普方的第3军团在左翼活动。它越过国界深入东方，在魏森堡附近击毁了一个法军支队。尔后，第3军团继续进攻，当法军的其他部队还没能赶到之前，普军又在富尔特地区（曼海姆以南50公里）合围和歼灭了法军的右翼军。结果，这些偶然发生的零星战斗，却产生了巨大的间接作用，其意义比任何一个周密计划的大型会战还更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这个第3军团就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调动，没有去同主力会师，而是在一个距离敌人基本集团很远的地方独自进行活动。由于这个原因，它便没有参加在提翁维尔和格雷罗特进行的那两场组织不好的会战。按照法军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个军团即使靠得近一点，也未必能够积极参加战斗，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参加这两次会战，它在尔后的决定性阶段才反而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出于受了格雷罗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开始向侧翼退却，进入了梅斯城。当时，普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因而法军很容易溜脱。可是，由于害怕普军第3军团截住退路，法军总司令巴曾决定在梅斯城进行固守。这样一来，普军得以恢复力量，重新组织协同动作。与此相反，法军则丧失了野战机会，无所作为地坐守孤城。最后，麦克马洪终于想到要去救援梅斯城，但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因而他这次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是处。
　　于是，普军第3军团获得了一个毫无阻碍地挺进巴黎的机会。这是人们未曾料到的。而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突然出现的间接路线的威胁。第3军团在前进过程中，急剧地改变了行动方向，由向西改而向北，绕过了麦克马洪军队的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这个机动使得法军终于被围，并被迫在色当宣布投降。
　　在这次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作战行动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显出来的还更多些。可是，在1870年以后，正是由于许多纯属表面现象的分析，对历来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历史上的下一个大规模战争，即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作用是很明显的。
　　日俄战争
　　日本的战略，完全以其德国师傅为榜样，基本上是一种直接路线战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只是一条单一的西伯利亚铁路。这对日军来说，当然要造成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日军对于这种有利的条件，在整个战争中却从来没有加以利用。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会象俄军那样，要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一个“通气管”来进行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然而，日本战略家们所考虑的，就只是对俄军实施直接的进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日军集团当时的集中程度，与1870年毛奇部队的集中程度比较，实有过之。诚然，在进行辽阳会战之前，日军确曾企图进行某种机动，而在与俄军接触以后，又曾多次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这些迂回机动的线路，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比较深远，可是就其兵力大小的比例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同时，日本人不象毛奇那样，手中有一个“自由”行动的军团，也没有一个象梅斯城那样的陷阱，在他们的敌人当中，更没有一个象麦克马洪那样自钻陷阱的人。日本人曾经幻想着重复色当式的胜利，决心夺取旅顺，但却是自己去钻陷阱。出此，他们进行了一连串长期流血的战斗，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又在奉天（即今沈阳）进行一次毫无成效的会战，日军拼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因而曾打算同俄国人签订和约。幸好俄国人对于这次战争也谈不到任何兴趣，而且俄国用以参战的兵力，也只不过它的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于是，俄国也愿意媾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以上对于历史所作的观察和分析，都是以事实作为根据。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和分析的，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它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假定双方如何怎样去做。间接路线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分析得出来的，因此，必须以具体的事例作根据。而这些事例正好证明，采取直接的路线，照例来看，都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当然，在某种具体场合下采取间接路线，必然会产生各种困难，但不要因而影响到这个理论。因为无论赞同与否，都可以找到一套辩论的理由，不过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无论哪一位将领，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行动，都可能采取某种另外的路线而获得某种较好的结果，但是，那已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而从理论上来说，从基本的论题来说，这对于间接路线理论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不过，站在研究一般军事学的立场上，则可以指出，这种或那种的假定和设想，常常是颇有兴趣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撇开当前所研究的问题，即间接路线战略问题，而指出另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例如，旅顺和曼图亚就可能有类似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注意到，日本人是在一个复杂的战区内进行作战的，因为朝鲜和满洲 [ 译者注：指中国东北地区 ] 的交通都不发达。在这种战区内，虽然某些条件比较差，但如果另一些条件比较好，那仍有可能获得胜利。假使说，日军当时所面临的条件要比拿破仑的法军还更困难，那么，他们也自有其优点，例如工具比较好些。这样对比研究，可以针对日本的战略指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战争的初期，日本人如能效法拿破仑，象他以曼图亚作诱饵那样消耗敌人，把旅顺当作一个陷阱，看来是不无利益的；第二，在战争末期，日军似乎至少应使用一部分兵力，以来切断俄军在哈尔滨和沈阳之间那条防卫薄弱的交通线。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结论
　　以上所简要评述的，一共有30次战争。其中：对古代欧洲历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12次战争；对1914年以前的欧洲历史有过决定性意义的，是18次大战。关于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只是当作一个战争来看待，因为这些斗争是此起彼伏的，无法把它们分开。这30次大的冲突，包括着280多次个别战役和会战。其中，只有6次战役是预期采取直接路线战略来对付敌军主力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这6次战役是：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弗里德兰战役，瓦格拉姆战役，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在这6次战役的头两次当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因为采取了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波斯帝国，大大动摇了其附庸国家对于帝国实力的信心，因而早已为他的直接进攻作好了准备。此外，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在每次会战中夺得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实际上掌握着一套比较完善的工具——总是采取战术性的间接路线。
　　在其次的两个战役当中，拿破仑每次开始作战的时候，本来都是企图采取间接路线的，但是很快就改取了直接进攻的方法。这是因为什么呢？一方面，他缺乏忍耐性；另一方面，他对其军队的优势力量具有信心。拿破仑的这种优势的基础，就是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用以对付敌人的要害地点。他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战役中所以能够取胜，主要原因是使用了这种新的战术方式。然而，这两次胜利都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而且就其对于拿破仑本身命运的最终影响来说，即令能够产生一时的战术性优势，但终究还是不采用这类直接路线的方式为好。
　　至于说到1866年和1870年的两次战役，我们已在上一章中看到，尽管这两次战役被人们认为是直接路线的代表，可是事实上，偶然的行动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效用，而且，两次战役又因为普军在战术方面的优势而增大了胜利。普军的战术优势，在1866年是因为采用后装枪而获得的，在1870年是因为使用较完善的炮兵而取得的。
　　通过上述6次战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战役中采取直接路线的方法，实在是缺乏理论上的根据。然而，在整个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直接路线似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预期的间接路线，却完全是例外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统帅只有在极端艰困的条件下才来采取间接路线，而且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路线。可是，这种间接路线又总是使他们在采取直接路线遭到失败之后而获得胜利。此时，他们多半是已经居于劣势，因而只好采取间接路线了。对于这种在不利条件下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是很值得予以重视的。
　　通过前面几章的简要论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战役中，间接路线对于胜利的取得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有以下这些战役。属于上古时代的是：公元前405年，赖桑德尔在爱琴海上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62年，埃帕米农达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38年，菲力浦在贝奥提亚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0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赫塔斯佩斯河进行的战役；同一年内，卡桑德尔和奈西马丘在近东地区进行的战役；汉尼拔在埃图里亚境内特朗西梅诺湖地区进行的战役；西庇阿在非洲的乌蒂卡和撒玛进行的战役；凯撒在西班牙的伊勒尔达（现为莱里达）进行的战役。属于近代史时期的是：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邓巴战役和伍斯特战役；杜伦尼在1674年至1675年进行的阿尔萨斯战役；尤金亲王在1701年进行的意大利战役；马尔波罗于1708年在弗郎德勒进行的战役；维拉尔斯在1712年进行的弗郎德勒战役；1794年，沃尔夫进行的魁北克战役，约尔丹进行的摩泽尔河-马斯河战役；1796年，卡尔大公进行的莱茵河-多瑙河战役；拿破仑在1796年、1797年和1800年进行的三次意大利战役；拿破仑在1805年进行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格兰特进行的维克斯堡战役和薛尔曼进行的亚特兰大战役。此外，也还简单地评述了其他许多战役，其中的间接路线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比较起来不如上述战役那样显着。
　　从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战役中，我们看到，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的少，采取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又是这样的多，因此，很自然地要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和直接路线比较起来，前者实在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
　　我们通过历史例证的分析，是否可以作出更为肯定的结论呢？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所有知名的统帅，大概只有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可以除外，当他们看到敌人占着有利的自然地形时，或者处在坚固的筑垒阵地上时，未必会作出直接强攻敌人的决定。有时，他们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进行直接强攻的冒险，但通常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外，历史证明，一位真正有名的统帅，总是宁愿采取最困难，甚至是最冒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意采取直接的路线。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宁愿只用一部分兵力，去翻越山地，穿过沙漠或沼泽，甚至于脱离开自己的交通线。他宁肯面对各种不利的条件，而不愿接受直接路线通常所蕴育着的失败的危险。
　　天然的障碍，不管它们如何险峻，其危险性事实上总要少些，因为它们总是比较具体的，还比不上一次真正战斗的危险。任何的自然条件都可以估计，任何的障碍物都可以超越过去，只有人的抵抗并不那么容易对付。只要制定出周密而合理的计划，对部队进行相应的训练，作好适当的准备，那么，任何的天然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举例来说。1800年，拿破仑尽管“按照计划”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可是，一个小小的巴尔德要塞，却居然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大军继续前进，竟使他的整个计划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现在我们再从另一个侧面加以观察，那么就可看到，在历史上所有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战役和会战中，几乎所有的胜利者，都是早在冲突发生之前，先使他的敌人在心理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关于这一点的例证，可以列举在以下城塞和地区所进行的战役或会战：马拉松，萨拉米，埃戈斯波塔美，曼提涅亚，喀罗尼亚，高加米拉（由于大战略的作用），赫塔斯佩斯河，伊普苏斯，特朗西梅诺湖，坎讷，梅塔弗尔河，撒玛，提卡梅尔，塔吉纳，黑斯廷斯，普雷斯顿，邓巴，伍斯特，布伦海姆，奥登拉尔德，德南，魁北克，弗勒柳斯，利佛里，奥斯特里茨，耶拿，维克斯堡，科尼格内兹和色当。
　　如果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我们还可看到，上述所引的大部分战役或会战的例证，可以分别归并到两种类型中的一种。第一种类型，其特点是采取从容不迫的防御战略，先作有计划的撤退，而后转入战术上的进攻。第二种类型，其特点是实行战略性的进攻，以便使自己处于控制敌人的有利态势，而后在威胁敌人后方的情况下转入战术上的防御。这两种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方式，都是一种间接路线，它在心理方面的根据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引诱敌人落入陷阱。”
　　事实上，这也和克劳塞维茨所曾设想的观念一样，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而且比较经济的战略形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在意义上还要深广一些。因为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类型，从表面上和军队调动的特点上来看，是带有进攻的性质，但其潜在的目的却是迫使敌人提前转入进攻。间接路线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迫使敌人采取错误的行动，进行不正确的调动，这正和“柔道”的原理一样，要设法让对方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击他自己。
　　在攻势战略中，间接路线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把部队开去进攻敌人的经济性目标，也就是说，用去进攻对方国家的或军队的补给源泉基地。然而，有的时候，这种行动也可能纯粹是追求心理上的目的。贝利撒留所进行的某些战役就是例证。不管在什么时机，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军事行动都不应该有损一个目的，那就是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的作战部署。这一点，正是判断任何间接路线的唯一标准。
　　根据我们的研究，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当然，对于这一点，可能不是完全没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是颇有兴味的。这个结论是：在一次战争中，对方如果是几个国家或几支军队，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对方最弱的一个伙伴，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对方最强大的那个敌人，不要以为最强大的那个敌人失败以后其余较弱的伙伴会随之而自行崩溃。
　　在古代史中，有两次最出色的战争，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和西庇阿消灭迦太基的战争，其胜利就是采取摧毁敌人实力基础的办法来取得的。由于采取了这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才得以兴建起来。它们的最大继承者——不列颠帝国，也是采取这种战略建立起来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和他的国家实力的获得，同样是以这种战略作为基础。再往后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宏伟大厦，也是建筑在同样的地基之上。
　　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条简单的原理：一条是消极的，另一条是积极的。第一条，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例表明，任何一位统帅，对于已经据有坚强阵地的敌人，决不可以进行直接的正面攻击。第二条，必须首先压倒敌人的抵抗意志，而后才能对他实施进攻。
　　对于这个基本的真理，列宁是颇有认识的。他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合理的战略，就是要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再开始作战，这样予以致命的一击，才能比较轻松地获得胜利和达到最大的效果。这当然不一定总是可能的。不过，如能对他这个思想略加修正，似乎是将会更有实用价值。这就是：“在任何战役中，最合理的战略，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进行会战；而最合理的战术，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发起攻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实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双方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应以双方战前的计划为起点。法德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很狭窄的，一共只有大约240公里的长度。因此，对于交战双方来说，由于实行征兵制而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以致在边界地区实在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这条国界的东南端，直接与瑞士毗连着，其中，除了贝耳福附近有一小段平坦地带外，都是沿着孚日山脉划界，长度大约是110公里。此后，国界继续往西北方向伸延。法国在其边界附近修筑了许多要塞，构成一条连锦不断的防御锁链。这条锁链的基本环节，是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等城堡。过了凡尔登以后，往北延伸，便是法国与卢森堡的国界；再往西，则是与比利时交界。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受惨败以后，在其整个恢复时期，都是把防御作为战争初期（战争第一阶段）战略计划的基础，即首先扼守边境地区的各个要塞，而后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们沿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边境地区，建造了一个巨型的要塞体系。当然，其中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缺口，例如，在贝耳福和土尔之间的恰尔米斯地区就留有通路，其目的是诱使敌军从这些通路入侵，以便把入侵者卡在狭窄的通路上，从而最有信心和最有效果地进行反击。
　　法国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义，或者说，它是尽可能这样做的。因为这段边界线的距离有限，而且要考虑到不侵犯中立国的领土，所以就作出了如此的计划。
　　可是，到了1914年以前的这10年期间，忽然出现了一个以“预言家”格南德麦松上校为首的新学派。他们认为，法国的计划违背了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完全缺乏攻势的观念。这些坚持“无论如何都要进攻”的人，推出霞飞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于是，霞飞在1912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正是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使得新学派的理论有了付诸实行的机会。他们夺得这个职位以后，随即控制了法国的整个军事机构，马上废弃原来的旧计划，而另行制定一个新计划，即所称的“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是以直接的正面进攻为基础的，主张集中所有的兵力，一直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然而，计划的制定者在预期实行正面进攻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把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来作为依据的，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将会依赖自己边界地区内的筑垒工事，同时也没有考虑，由于自己向前进攻，必将失去本国边界要塞的掩护。这个计划中唯一不违背历史经验和普通常识的部分，就是决定只对梅斯要塞进行监视，而不作直接攻击，预期从该要塞的南北两面绕过去，而后向洛林境内进攻。如果德国人侵犯中立国的领土，则法军左翼可将攻击矛头延伸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境内。说起来似乎颇近离奇：法国的计划是以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为基础的，而德国的计划则以拿破仑的战略作根据，当然也可以说是以汉尼拔的战略作根据。
　　法国的这个作战计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英国人的赞同呢？这不仅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而且要估计到另外一个情况，即英国的军事组织和战争观点，从战前10年以来即已开始“欧陆化”了。这种大陆派的影响，使得英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充当了担任法军左翼附属兵力的角色，从而完全忘记了英国的历史教训，即利用海上实力来发挥他们传统的机动力量。直到战争开始之初，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准备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弗仑奇爵士，才对“原定计划”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意见；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方案中，他建议把英军派往安特卫普，认为在那里可以加强比利时军队的抵抗力，如果德军经过比利时去进攻法国本土，那么，英军还可以对德军的翼侧造成威胁。可是，英军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威尔逊少将，却极力主张直接配合法军的行动，而且实际上也把总参谋部说服了。从1905年到1914年，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曾经不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这样就使英国人自动放弃了几百年来传统的战争政策。
　　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不仅使得法军的战略思想有所改变，而且也使英国方面的其他建议遭到否决。当时，海格主张等到时局已经明朗而且军队扩大到必要数量以后再行进军，吉琴纳主张把英国的远征军集中在国境附近而不要急剧冒进，但是都没有被人重视。
　　法国人最后确定的这个计划，对于德国人来说，恰好也是他们所祈求的，因为这样就使他们的原始计划，即由史里芬伯爵在1905年所制定的那个作战计划，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他们早已觉察到，法国边界地区的那些筑垒工事，确是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因此，很自然地，应该力求绕过这些筑垒工事，这样，就需要选择假道比利时的迂回路线。史里芬正好制定了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决心要在尽可能宽大的正面上实施进攻。令人奇怪的是，甚至当德军已经进入了比利时之后，法军总司令部还在那里猜度，认为德国人的进攻将局限于马斯河以东那个狭窄的地段。
　　根据史里芬的计划，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要集中在右翼方面。这个右翼应该急速地穿越比利时国境，前进到法国的北部，而后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继续挺进，逐渐地向左折转，接着往东开进，达到迂回巴黎的目的。这时，位于右翼右端的部队，应该在鲁昂地区强渡塞纳河，以便从南面去包围巴黎，并且压迫法军，使他们向摩泽尔河方向撤退。尔后，继续把法军压挤到洛林的要塞地区和瑞土的边界之上，并在那里把他们消灭。
　　然而，史里芬这个计划的间接性，即其高明之处，实际上并不在于地理上的迂回，而在于兵力的分配。兵力分配是这个计划的基础。战争一开始，德国方面要把基干军和预备军集中加以使用，进行集中突击，因而保证达到进攻的突然性。在他们当时拥有的72个师中，被编入突击集团的有53个师，配置在中央地段用以对付凡尔登之敌的，是10个师，而组成全军左翼并沿着法国边境加以配置的，只有9个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尽量把左翼的兵力减到最弱的程度，以便使右翼的兵力达到最大的强度。这样，即使法军进攻洛林，甚至把德军的左翼压退到莱茵河上，但它并不能阻扰德军穿越比利时的进攻。而且，法军的东进愈是深远，则要阻扰德军的进攻就愈是困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好象是一个旋转式的大门，如果重重地向前推着这一扇门板，那么另一扇门板将会紧紧地从背后转过来；这时，向前推门用的力量愈大，则随后而来的冲击力量也愈大。
　　史里芬经过比利时实施进攻的计划，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间接性，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实在有伸展不开的困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因为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别具匠心，所以使其进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间接性。而法国人制定的那个计划，又从反面增加了史里芬计划的完美性。史里芬的灵魂如果有知，那么，当他看到法国人并不需要引诱而自动投入他所设置的陷阱，那一定会欣然大笑。不过，也许不要好久的时间，他的笑容就会收敛起来，转而变成怒容满面，因为他的继承人小毛奇对于他那个计划，实在是过于小心谨慎了。无论在战前的准备中，还是在战时的实施中，小毛奇一再修改了这个计划，致使其面目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1905年到1914年期间，因为部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小毛奇便一再地加强了德军左翼的兵力，使得其左右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有了颇大的改变。他不断加强左翼兵力的结果，就是逐渐损害史里芬的原来计划，使其基础有步骤地遭到削弱，而到后来终于完全被破坏了。
　　1914年8月，当法军开始向德军左翼发起进攻时，小毛奇突然冲动起来，竟想接受敌人的挑战，要在洛林地区寻找一个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因而推迟执行以右翼去突破敌人防线的计划。后来，他虽然慢慢镇定下来，改变了主意，但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却已经把新编成的6个预备师投到洛林地区去了，而这些力量，按原计划是要用去加强右翼方面的。这些生力军到达以后，反而使洛林地区的德军指挥官们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曾经接到命令，正在被迫地实施退却。这样一来，巴伐利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就完全忘记了他原来受领的任务，不但不继续向后撤退，以来引诱法军深入，反而让自己的军队停驻下来，并准备接受会战。他发现法军的进攻发展迟缓以后，即与友邻协商，共同转入了进攻。这样，德方两个军团，总共有了25个师，而当面的法军却只有19个师。可是，只有这样一点优势，而又缺乏有利的战略性阵地，要想进行决定性的反突击，却又是兵力不够的。这次反击的结果，当然只能是把法军赶了回去，使他们重新隐蔽到自己边境的要塞地区之内。这样，又使法军得以振作起来，增加了自己的抵抗力量，而且还得以把部分兵力抽调到西边，参加了后来的马恩河会战。
　　德军在洛林地区的战斗行动，对于史里芬计划的破坏作用，要比他们逐渐削弱右翼的力量还更严重。不过，表面上看来并不那么明显，因为德军的最后崩溃毕竟发生在右翼方面。但如果右翼的兵力不是一再被削减，那么也有可能不致于发生这种崩溃现象。
　　除了往洛林地区调去6个师之外，右翼方面又分出了7个师去分别围攻或保卫安特卫普、吉维持和莫伯日等城市；而后，小毛奇还抽调了4个师去增援东普鲁士战线。由于友邻军团的要求，当然也经过了毛奇的批准，位于右翼顶端的克鲁克军，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又提早向东折转了。这样，终于使敌人有机可乘，巴黎的卫戍部队得以向德军的翼侧实施进攻。当时，在右翼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德军竟只有13个师，而法英两国的联军，却有27个师。这个事实表明，史里芬计划中的“决定性翼侧”，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地或间接地削弱了。德军右翼的兵力由于一再被抽调，所以才会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而法军则由于德军在左翼方面进行了违背计划的作战，所以在数量上反而居于优势。
　　如果德方当时听任法军在左翼向洛林境内深入突进，使之陷入泥淖，那么法军不可能把在德军左翼的兵力迅速调到右翼方面来。当然，即使不从这个方向调走部队，德军在右翼方面能否获得优势的兵力，也还是颇成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比利时部队把马斯河上的桥梁都给炸毁了，一直等到8月24日，德军装运预备队的火车，才得以越过该河到达列日。此后，也不得不绕行漫长的迂回道路。出于有这样一个障碍，德军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加强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且，其右翼三个军团的全部补给，也都完全依赖这条唯一的，几乎有一半线路遭到破坏的铁路。法英两国军队在撤退时进行的破坏，也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正常补给。当德军进到马恩河上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劳的行军和粮食的匮乏，部队已经濒临着精疲力竭的边缘。如果不是毛奇减弱了右翼的兵力，任其数量更多，那么，随着部队的深远突进，其境况还将更坏。美国内战时的教训，一向未被人们重视，以致重复犯了类似错误。当时，由于铁路的发展，以及军队对于这种交通线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结果使部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超过了长距离作战所能够维持的限度以外，因而部队很容易遭到失败。
　　我们在评价马恩河会战时，尽管须要跨越一条横在战略和战术之间的不够明显的界线，但是却可看到，这次会战正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它对于“路线”的问题，曾提供不少启示，是值得加以仔细探讨的。为了真正明了这些见解，必须首先阐述一下事件的进程。
　　起初，霞飞部队的右翼在洛林地区的进攻被击退了；接着，他的中央部队在阿登地区又被打败；最后，法军伸展出来的左翼，在比利时境内的马斯河与松布尔河之间，也差一点被德军合围。这样一来，法国的“第17号计划”，实际上就分裂成了几块碎片，而霞飞又利用这些碎片编织出了一个新计划。他决定，以凡尔登作中枢，使左翼和中央的部队向后撤退，而从已经稳住阵势的右翼抽调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6军团，用来加强左翼方面。
　　德军方面，由于各军团司令过分夸大了边境地区战斗的胜利，使得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假象，似乎这次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俘虏数目的微小引起了毛奇的怀疑，使他对形势作出了比较冷静的判断。结果，毛奇的悲观主义情结与各军团司令的乐观主义精神相结合，就使原来的计划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8月26日，英军的左翼由于在李-卡陶地区受到重创，开始向南退却。于是，克鲁克指挥的德军第1军团，重又向西南方向前进。他选取这个方向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英军的退却路线没能判断准确，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克鲁克当初所受领的任务，即实施大纵深的迂回机动。当克鲁克前出到亚眠-佩龙尼地区时，正好法军新成立的第6军团的先遣部队也刚刚从洛林地区赶到，正在那里下火车，克鲁克立即进攻，迫使那些先遣部队迅速后退，这样就打破了霞飞企图尽快转入进攻的计划。
　　不过，正当克鲁克刚巧完成这次机动的时候，他又被迫重新转向东南方向去了。霞飞为了减轻英军所受的压力；命令其友邻的兰里查克军团停止撤退，并向跟踪追击的德军第2军团（标洛军团）进行反击。标洛发现自己受到威胁，立即请求克鲁克进行支援。可是，兰里查克的进攻，在8月29日即已中止，因而标洛也就不再需要援兵，但他仍然要求克鲁克率其军团向法军后方开进，以便切断兰里查克的退却道路。克鲁克在未表示同意之前，先向毛奇作了请示。毛奇接到请示报告时，正在大伤脑筋，其原因是害怕法军会从自己的钳子中溜掉，特别是在德军的第2和第3军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毛奇欣然批准了克鲁克改变前进方向的请示报告。这就是说，他居然放弃了从西面远道迂回巴黎的原定计划。这样，实施迂回机动的那支德军的侧翼，就必须从东面绕过巴黎，而且需要穿越法军的防御地区。为了安全起见，毛奇不仅缩小了正面的宽度，而且使自己的路线具有了更多的直接性，因而也就丧失了史里芬计划所包含的那些希望，而那些希望原是蕴藏在深远迂回的机动之中的。毛奇本来是想减少一些冒险性，结果适得其反，后来的反突击，竟使德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招致了严重后果。
　　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计划。于是，毛奇重新制定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只限于合围法军中央和右翼的部队。据此，德军位于中央的部队，即第4和第5军团，应该往东南方向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其左翼的部队，即第6和第7军团，则应向西南方向出击，且战且进，突破土尔和厄比纳尔之间的筑垒地区。这样形成一把“钳子”，使其在凡尔登以西地区夹拢起来。至于右翼方面的部队，即第1和第2军团，仍然朝西进攻，其任务是阻挡法军从巴黎城郊发起的任何反机动。
　　可是，在德国人的新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行以前，法军即已开始实行反机动了。
　　霞飞当时并未能及早把握这个对他有利的机会，曾经命令部队继续后撤。而在这个时候，巴黎驻军司令官加里伊尼却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看到了克鲁克军团折转回去的意义，因而于9月3日命令毛罗里的第6军团立即作好准备，以便向德军暴露的右翼实施反突击。第二天，在霞飞的司令部里，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辩论。一方是霞飞的军事秘书甘梅林少校，他认为必须立即进行反攻，另一方是贝尔西罗将军，他在总参谋部里很有威信，坚决反对立即反攻。一直待到当天黄昏，贝尔西罗在电话里同霞飞进行了长谈以后，霞飞表示了同意，问题才获得解决。一旦坚信决定的正确性，霞飞在采取行动方面，总是坚毅果敢的。于是，法军整个左翼部队受命展开，准备于9月6日全面转入进攻。
　　9月5日，毛罗里首先发起了进攻。他不断向德军非常敏感的侧翼增加压力，迫使克鲁克一再往那里调兵，开始只是把自己军团的一部分兵力投进去，尔后竟把全部用上了。结果，使得德军的第1和第2军团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50公里的缺口，只有一个骑兵掩护队在那里担负掩护任务。克鲁克所以敢于进行这种冒险，是因为当面的英军向与该缺口相背离的方向迅速撤退了。甚至在9月5日，当其他部队部已回转头来的时候，英军还继续向南走了一天。可是，英军这个暂时“脱离”敌人的行动，对于法英联军的胜利，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贡献，成了尔后取胜时一个并非预期的保证。这是因为，当英军在尔后调转头来实行进攻时，标洛即获得情报，认为英军部队正是向德军两个军团之间所形成的缺口开进，因而他在9月5日下达命令，使其第2军团往后撤退。由于这个原因，德军第1军团对毛罗里所取得的暂时性优势，马上就被抵消了，并且因为自己的行动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于是，也在同一天开始后撤。
　　到了9月11日，根据毛奇的命令，德军各部队实行全面撤退。其中，有的还是在没有奉命之前就独自行动的。他们想在凡尔登地区对法军进行局部包围的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第6和第7军团从南面迂回法军要塞的计划没有成功，他们在法国东部的国界上，未能克服法军的防御工事。看来很难理解的是，德军统帅部竟会如此盲目行事，居然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对法国防御工事进行组织并不完善的正面强攻之上。而且很明显，早在开战以前，他们即已认识到，这样的强攻是不会有希望的，因而德军统帅部才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即不惜侵犯中立国家而经由比利时去进攻法国。可是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德军统帅部却反而相信并临时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方式，这实在是天大的怪事。
　　可见，马恩河会战的结局，也正是德军出现混乱现象的结果。毛罗里指向德军右翼的突击，引起了德军部队的混乱，使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出现了裂口，而由于裂口的出现，德军统帅部在心理上受到了震撼。还可看到，克鲁克的迂回机动，以及他在占领李-卡陶以后继续实施的进攻，对于破坏霞飞的第二步计划，即预期迅速转入进攻的计划，以及促使法英联军有组织的后撤，是曾经很有价值的，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他随后指向法国中心地区的进攻，即直接对着敌军的进攻，却招致了失败，使德军的计划遭到了破产。而且应该指出，毛奇在战略上的路线，后来更加趋于直接化了。德军的左翼部队竟向法军阵地发起正面强攻，其结果，不仅花费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在战略上毫无收获。
　　把霞飞的退却当作一种间接路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在马恩河会战中的机会，完全是人家送给他的，是偶然性的，他甚至预先连想都没有想过。加里伊尼的突击，在时机上正好凑巧，刚好是在德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占领新阵地之前，因而未能掩护德军主要集团的侧翼。可是，就是他的这次突击，也是过于直接化的，并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他当时听了霞飞的第一个指示，在马恩河以南实施突击，那么，其突击就会更加直接化。应当指出，从最后结果来看，迫使德军实施后撤的突击行动，是一种间接路线，但是这个行动的采用，却完全是偶然性的。英国远征军脱离开敌人，一时“失踪”，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可幸的是，他们以后迟迟地再度出现，恰好又直指着德军右翼那个正在裂开而且已被削弱的接合部位。法国的批评家们，大多谴责英军的迟缓误事，殊不知正是由于英国人的迟缓才获得了相反的结果。如果英国远征军回头进攻的时机提早，那么可想而知，德军接合部上的兵力就不会如此薄弱。毛罗里的进攻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早在德军从接合部上抽出两个军来的时候，他的攻势已经受挫而停止了。这样就使德军的两个军处于行军状态，未能对会战的结局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在探讨德军实行退却的原因时，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情况。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情报，说英军正在比利时海岸实行登陆，所以他们很敏感，害怕自己的后方和交通线受到威胁。因此，还在马恩河会战开始以前，他们就有了后撤的打算。9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亨奇中校奉命到达第1军团司令部，亲手递交了最新命令，并通知说；“消息很不好。第6和第7军团已在南锡和厄比纳尔地区受阻，第4和第5军团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法国正在利用铁路调遣军队，从右翼方面抽调兵力开往巴黎。英国的生力军也继续不断地在比利时海岸登陆。还有传闻说俄国的远征部队也在比利时上陆了。因此，撤退将是无可避免的。”德军统帅部究竟害怕到什么程度呢？当英军有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以后，仅在48小时之内，在德国将军们的眼里，就变成为一个拥有4万人的“军”了。为什么会有俄国远征部队的谣传呢？其来源是英国铁路上的一位列车员，从幻想中制造出来的一个故事。看来，英国白宫真应该为这位“不知名的列车员”铸造一个铜像。史学家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量兵力在奥斯坦德登陆的谣传，加上俄国军队到达的神话，就是马恩会战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
　　如果作个比较，那么即可看出，这个幻想中的兵力所产生的精神作用，似乎比德军驻在比利时境内的兵力的作用还要大。所以，自从9月9日以后，德军因为害怕英国军队会从安特卫普进行出击，以致使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看来，英国方面当初若是采用弗仑奇爵士的战略，则其结果一定更加好些。如果那样，英国远征军在这次决斗中就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而是只有积极作用。
　　法尔根汉接替毛奇的职务以后，即充分认识到，比利时海岸的英军登陆兵，对于德军后方具有潜在的威胁。他曾为此耽心，因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夺取安特卫普。由于这个决定，又产生了一个具有间接路线意义的机动。可惜的是，在实行这个机动的时候，完全不如理想，因为德军的行动又愈来愈变成直接路线的行动了。虽然如此，这个机动还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联军方面遭到失败，几乎到了覆灭的边缘。
　　9月17日，霞飞获悉毛罗里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未能奏效，于是决定编组一个新军团，由卡斯特尔劳指挥，用来从翼侧迂回德军。可是在此以前，联军对德军的正面追击，已在安讷河上被阻止住了。此时，德军已经填补了部队之间的缺口，恢复了态势，而且德军统帅部区猜出了法军进攻的方向，准备着迎头粉碎这个规模有限的机动。
　　在以后的一个月当中，双方都曾企图攻占对方的西边侧翼，彼此轮流进攻，但是都未达到目的。关于战争的这一阶段，用一句广泛使用但是并不准确的话来说，就是“向海边赛跑”。对于这种毫无结果的尝试，法尔根汉早在霞飞之前很久就感到厌倦了，于是，他在10月14日设想了一个战略性的陷阱，预期法英联军在下一次迂回他的翼侧时会来自投罗网。他把前不久新编成的一个军团摆在翼侧，用来粉碎联军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同时，却把另外一个军团，即由攻陷安特卫普以后所腾出的部队和新组建的4个军所编成的那个军团，用于西边方向，令其迅速地向比利时海岸边上开进，其任务是突击联军被围集团的侧翼，而后前出到其后方。为此，他甚至暂时地控制着正要追击比军的部分兵力，不去追赶从安特卫普撤退出来的比利时部队，避免过早地使联军指挥部获得消息，以免敌人事先有所察觉。
　　对于联军来说，可幸的是比利时国王阿尔培特为人谨慎，他看清了当时业已形成的局面，因而拒绝了福煦的建议，没有去参加侧翼机动，没有把自己的军队调离海岸地区。因此，比军固守了阵地，抗击了德军的猛攻，最后，还放水淹没了沿海的低地，使德军无法从北而突进。这样，迫使法尔根汉不得不采取较为直接的路线来进攻联军的翼侧。而在这时，英国将军海格正好率领一个军从安讷河地区赶到，因而这个侧翼已经伸展到了伊珀尔。
　　提早到达的英军曾被摆在右翼和中央，他们的进攻被阻住了。尽管如此，约翰·弗仑奇还是命令由海格指挥的左翼兵力去实现霞飞关于进行迂回机动的梦想。事情很侥幸，德军也曾提前开始进攻，正好又与联军的行动巧遇，因而进攻又是毫无结果。当时，弗仑奇受着福煦的影响，在一两天之内都坚决相信英军的进攻在继续发展，可是实际上，海格部队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也只能是保住着自己的阵地。法英两军的指挥官都对战场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下述事实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伊珀尔会战，也和因克曼会战一样，实质上只是“士兵们各自为战”，因为会战实在组织得不好，几乎没有什么指挥。至于法尔根汉，则由于前出到海岸的企图被打破，以致在整整1个月的时间内，决心一再地迎面攻击敌人，想以直接的攻击去夺取胜利。尽管防御方面的兵力并不充足，但是和往常的惯例一样，顽强的防御还是胜过了正面的进攻。因此，双方的军队都被迫在整个战线上挖掘战壕。这条战壕线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了西边海岸。最后，整个战线终于稳定下来了，使战争形成了僵局。
图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线之一（1918年3月21日以前）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西战场
　　在以后4年中，联军的军事纪录充满着如何打破战争僵局的各种企图；有时采取直接突破防线的方法，有时则在敌人防御中寻找最薄弱的环节。
　　在整个西战场上，平行的堑壕线无穷无尽。因此，战略变成了战术的“仆人”，而且，战术本身的发展也愈来愈退化。在1915年至1917年之间，战略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就联军来说，他们一直坚持采取直接路线战略，因而不可能从战争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不管我们对于消耗战的优点如何评价，对于把这整个时间当作一个连续性会战的看法如何判断，总之，这种需要花费4年时间才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能崇为范例的，是不值得加以模仿的。
　　1915年在新夏佩勒的进攻，是联军第一次转入进攻的尝试，虽然所采取的路线是直接性的，但是计划中的战术突然性却终于达到了。从此以后，由于采取“预先报信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炮火准备，以致随后的一切进攻企图，都变成了纯粹的正面突击。关于这类性质的攻击，可以列举下述一些战例：1915年5月，法军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1915年9月，法英联军在香巴尼和阿腊斯以北地区的进攻；1916年7月到11月，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1917年4月，在安讷河和阿腊斯地区的进攻；最后，在1917年7月到10月，英军在伊珀尔地区的进攻，而这次进攻，也象国王查理二世的进攻一样，逐渐地消失在帕申达尔沼泽地里了。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地区发动的一次进攻，由于集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并使之突然地进入了战斗，而没有预先进行持续的炮火准备，因而又获得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不过，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有限的，尽管开始得很好，但结局并不理想，因此很难算是一种间接路线。
　　德军方面一直严格采取防御战略，只是1916年在凡尔登地区的一次进攻可以算作例外。这一次所采取的行动，实质上也是直接路线。不过，由于它是连续多次地对着目标实行有限规模的突击，是一种迫使敌人不断流血的方法。这也许有一点间接路线的意味。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本身的消耗也很大，结果使德军自己也破产了。
　　1917年春天，鲁登道夫很好地设想并执行了一个计划。他把德军的部分兵力后撤到了“兴登堡防线”。这虽然仍是一种纯粹的防御行动，但却比较地接近于间接路线方法。预见到法英联军将会在松姆河地区恢复进攻，德军沿着经由朗斯-努瓦荣-里姆（兰斯）的一条大弧线，构筑了新的堑壕，并在该线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来，德军按照自己的计划，把这条弧线以内的整个地区作了彻底的破坏，随后又分步撤退，撤到一条缩短了的新防御线上。这样忍痛丢弃土地，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勇敢，所以德军虽然被迫撤退，但却破坏了法英联军春季攻势的整个计划。因此，德国方面又获得了整整一年的喘息时间，并且避开了最严重的危险，使法英联军的任何联合攻势都无法奏效。而在这个时候，俄军已经完全崩溃了。这就使得鲁登道夫有了一个机会，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1918年的胜利。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东线的作战计划与西线的比较起来，显得灵活一些，但也拟订得粗糙一些。在编制这些计划的时候，地理条件是容易搞清楚的，但有一个因素却很难加以判明，这就是俄国人集中兵力的能力。
　　俄属波兰的领土，象是从俄国本土伸出来的一个“大舌头”，它的三面都被德奥两国的领土包围着：北面是东普鲁士，再外面就是波罗的海；南面是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其后面是喀尔巴阡山，掩护着通向匈牙利平原的一切通路；西面则为德国的西里西亚省。
　　在德国边境的各省中，到处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而波兰也和俄国本土一样，交通道路体系很不发达，因此，德国人拥有一个重大的优点，能够迅速集中自己的兵力来迎击俄军的进攻。不过，德军如果自己首先发起进攻，那么，他们向波兰和俄国境内深入得愈远，则这种优势也就会逐渐地消失。所以，根据历史的经验即可看出，德国方面最有利的战略，就是要把俄军引诱出来，使其脱离原来位置，逐渐靠近德国，待他们进到对德军有利的地位以后，即发起反突击把他们压倒。这就是布匿战争式的战略，要比自己首先发动进攻有利得多。然而，采取这种战略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让俄军能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集中兵力，能够充分地发动他们那架既笨重而又生了锈的战争机器。
　　可是，在这上问题上面，德奥两军统帅部有着意见分歧。虽然双方都表示同意，认为当前的任务是要在6个星期之内阻住俄军的前进，以便德军首先击败法国，而后，德军调头东向，与奥军会合，共同对付俄军，给俄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所谓意见分歧，也只不过是行动方法问题而已。德国方面坚持，首先要在法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因而只想在东方保留最少量的兵力。但是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妨碍了德军统帅部从东普鲁士撤军，迫使他们改在维斯瓦河地区进行扼守。而奥国人则受了他们总参谋长康拉德的影响，希望立即发动一次进攻，以便使俄国的战争机器抛锚。因为这个想法可能对德国有利，能使德军在法国进行决战时不至受到俄军的干扰，所以毛奇也就同意了奥国人的建议。康拉德提出的计划是，首先用两个军团的兵力从东北方向攻入波兰，再以两个军团的兵力部署在它们的东面，以便从右翼掩护这两个军团的进攻。
　　在敌人营垒当中，情况也是一样。同盟者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从军事原因，还是从政治原因来说，俄军统帅部都是希望首先集中全力来对付奥国。因为在此时期，奥地利正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很容易被击倒。如果只留下一个德国，就可以等候全国完成总动员以后再来从容应付。可是，法国人的看法却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希望首先减轻德军对于他们本身的压力，因而力主俄军同时攻击奥国和德国。结果，俄国人只好同意，除对奥国实施进攻外，同时也对德国发动了一路进攻。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额外的进攻，在兵力和组织方面，都是事先没有准备的。在西南正面上，俄军有4个军团，分编成两个集团，各辖两个军团，预计采取向心方式，同时进攻加里西亚境内的奥军。在西北正面上，俄军有两个军团，预计用来进攻东普鲁士境内的德军。大家知道，俄国人是秉性迟缓的，而且组织工作粗糙，所以，他们似乎必然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战略。可是，这一次却打破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匆匆忙忙地在两条战线上都采取了直接进攻的路线。
　　战争爆发以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曾经挥动俄军迅速侵入东普鲁士，以便减轻德军对于自己法国同盟者的压力。8月17日，由雷恩凯夫指挥的一个军团越过了东普鲁士的东边国界。接着，在8月19日和20日，他们同普里特维茨率领的德军第8军团发生了遭遇战，并在贡比仑地区击退了对方的主力。8月21日，普里特维茨得悉，萨姆索洛夫的军团也从南边突入了东普鲁士，前出到了他的后方。当时，在东普鲁士的南方边界上，德军有三个师进行防守，而进攻的俄军却有十个师之多。普里特维茨在惊恐之中下令撤退，准备退到维斯瓦河后边来。因此，毛奇随即免去了他的职务，而委派已经退休的兴登堡将军去代替他，并以鲁登道夫为其参谋长。
　　德军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霍夫曼上校，曾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鲁登道夫即以该计划为基础，只是对其进行了部分修订。他集中了将近6个师的兵力来对付萨姆索洛夫的左翼。这支兵力从数量上来说要比俄军稍少一些，本来很难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鲁登道夫已经查明，雷恩凯夫还在贡比仑附近，所以决定作一次冒险，除留下少数骑兵作掩护外，把其余的德军全部抽调出来，投到萨姆索洛夫的右翼上面。由于俄军两位军团司令官之间缺乏通信联络，而德国人对于俄军的无线电命令，也比较容易地截获和破译，因而使德军在执行这个果敢的机动时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他们采取向心的方向，同时实施两个突击，结果便摧毁了俄军的两翼，合围了其中央部位的兵力，实际上消灭了萨姆索洛夫的整个军团。如果说，这一次取胜的有利条件并不是鲁登道夫自己创造的，而是由当时的形势所产生的，那么，时间短暂的泰仑堡战役，可以算是一个沿“内线”作战的间接路线的范例。
　　鲁登道夫获得从西线调来的两个军以后，随即用来进攻正在缓缓前进的雷恩凯夫，把他赶出了东普鲁士。雷恩凯夫之所以消极怠惰，开始是因为在贡比仑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则是缺乏有关敌军的准确情报。结果，俄军在这些会战中损失了约25万人的兵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丢掉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不过，由于俄军入侵到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走了两个军，这至少是帮助法军在马恩河畔获得了苏复的机会。
　　泰仑堡战役（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南140公里）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加里西亚战线的形势日趋复杂，开始对德奥军队不利。奥国第1和第4军团在波兰的进攻，最初是获得了相当进展的，可是，掩护奥军基本集团右翼的第2和第3军团，由于兵力比较薄弱，在俄军第3和第8军团的强力打击下，从8月26日到30日，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并被迫退到了利沃夫的背后。这样，就使得奥军第l和第4军团最初取得的胜利终于失掉了，因为俄军左翼部队的进攻，恰好从后方对正在发展进攻的奥军左翼构成了威胁。奥将康拉德想调转他左翼兵力的一部分来攻击俄军的翼侧，但是突击没有成功。后来，由于俄军右翼兵力的继续进攻，奥军产生了惊恐，开始溃败。到了9月11日，康拉德不得不下令实施总退却，而到9月底，差不多退到了克拉科夫。
　　由于奥军方面局势严重，德军不得不加以援助。于是，在东普鲁士境内的大部分德军，被改编成为新的第9军团，奉命开到波兰的西南角上，并从那里协同奥军一起进攻华沙。可是，俄国这时已经完成了动员工作，俄军重新改编以后，立即开始了一连串的反攻。他们不仅击退了德奥联军的猛攻，而且自己转入了进攻，随后又集中大量的兵力攻入了西里西亚。
　　尼古拉大公用7个军团组成了一个巨型的“方阵”。其中，前面3个军团组成为突击集团，其左右两翼各由两个军团进行掩护。此外，还有一个第10军团，也已经侵入了东普鲁士的东边一角，并在那里同一支弱势的德军进行战斗。为了应付这个危险局面，德军把整个东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兴登堡、鲁登道夫和霍夫曼3个人。他们以德国边界内的平行铁路网为基础，拟定了一个新的反攻计划。德军第9军团在优势俄军的压迫之下，逐步向后撤退，有系统地破坏了波兰境内那些本来就不发达的交通线。第9军团退到西里西亚边界时，立即开始向北转，进入到波兹南-托伦地区，而后，在11月11日，又往东南前进，到达了维斯瓦河西岸，直接指向了俄军掩护右翼的两个军团的接合部。后来，楔入敌方的这支德军，就把俄军的两个军团给劈开了，迫使俄军的第1军团向华沙撤退，而其第2军团也差一点在罗兹地区被包围。当时，俄军突击集团编成内的第5军团如不调转头来予以救援，那么，德军可能又获得一次“泰仑堡式”的胜利。俄军第5军团回师救援的结果，使一支采取包围行动的德军反而落入了俄军设置的陷阱。但是，他们终于突出了包围圈，与主力会合在一起了。诚然，德军在这一次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术胜利，而他们所实行的机动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足以说明即使是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只要能发挥机动性，对敌人的要害点进行突然袭击，那么，仍可能使兵力大大超过自己的优势敌人在进攻中发生瘫痪现象。这次事件以后，俄国人的“碾路机”开始操纵不灵了，不曾再对德国造成大的威胁。
　　此后1个星期，德军又有4个军的生力军从西线调来。当时，西线方面的伊珀尔战役已经失败。虽然这支兵力来得太迟，数量也不足以使德军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鲁登道夫仍然利用这些兵力把俄军压迫到华沙前面的布祖腊河-马拉弗卡河一线去了。俄军退到那里以后，东线战场也和西线战场一样，形成了双方掘壕相对的僵持局面。不过，东方的防线却没有西方那样固定，而且，俄军已经把他们的弹药储备量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他们落后的工业再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补充。
　　1915年东战场上的历史故事，就是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两人之间在见解上的激烈争执。鲁登道夫认为，只有采用一种至少从地理条件说来算得上间接路线的战略，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法尔根汉认为，只要限制所使用的兵力，就可以采用直接路线的战略来减少自己的伤亡，同时摧毁俄军的攻击力量。法尔根汉的职位较高，所以他的意见也终于获胜，不过其战略却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鲁登道夫曾经看到，当俄军向西里西亚和克拉科夫发动秋季进攻时，他们的主力即深深地伸进了波兰突出部那个位置了。在西南角上，俄军曾经突破了罗网，甚至一度踏进了奥国的领土。于是，鲁登道夫正好利用了这个时机，在罗兹发动了一次反击，致使俄军主力竟暂时陷于瘫痪。不过，俄军的兵力很快得到了恢复；而德军那付被冲破了的网，也很快修补好了，并且还获得了增援。从1月到4月，俄军主力曾顽强地，但却是毫无成效地向喀尔巴阡山挺进，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结果却是使大量俄军更紧地困伏在罗网当中。
　　鲁登道夫曾希望利用当时形成的态势，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机动，沿着波罗的海海岸绕过俄军的北翼，前出到他们的后方，切断那几条直接通向波兰突出部的交通线。但是他的计划被法尔根汉否定了。法尔根汉认为，这个计划太鲁莽，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预备兵力来让它付诸实行。然而，法尔根汉本人制定的一个计划，却消耗了数量更多的兵力。他本想在西战场上发动一次突破堑壕防御体系的强攻，但是不大如愿地暂时放下了那个计划，因为他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来加强奥地利这个同盟者。而在此同时，他却把大量兵力投到了东线，但是这次行动的目的却很有限，只是期望暂时地打败俄军，以便于尔后能够毫无顾忌地在西战场上恢复进攻。
　　东战场上的作战计划，是由康拉德提出来的，获得了法尔根汉的批准。这个计划规定，德军应在喀尔巴阡山与维斯瓦河之间，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杜纳耶次河地区，突破俄军的阵地。5月2日，德军开始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突然袭击，很快地取得了胜利。俄军全线溃败了，到5月14日时，已沿着喀尔巴阡山后撤了130公里，退到桑河一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真正的间接路线与一般所谓“突然性”之间的差别。德军的这一次进攻，就时间、空间和兵力来说，都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可是，俄军只是向后撤退，好象滚雪球一样。尽管他们损失惨重，但愈是往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队、补给基地和铁路线。这样，德国人反而把这个雪球越压越紧，使俄军得以补偿损失，并由碎片变成了整块。德军的这种直接路线行动，虽然压力很大，使俄军极度紧张，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但是却并不能使他们遭到毁灭。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尔根汉才开始认识到，他已经深深地陷入在加里西亚境内了。他的这次进攻，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驻下来使自己站稳脚跟的地区。他本来是想把东线的态势稳定一下，赶紧把兵力调回西线，可是结果恰好相反，不得不从法国往东线抽调补充兵力。紧接着，他又作出了一个几乎是采取直接路线的决定。他改变了自己的进攻方向，把原来向东改为向东北进攻，同时还命令鲁登道夫配合行动，令其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击。鲁登道夫当时正在东普鲁士，已经等得很不耐烦，并对这个计划表示了反对意见。鲁登道夫证明，这个向心方向的进攻实质上是一个正面的攻击，两翼的德军都只能迫使俄国人后退，不可能获得其他结果。这一次，鲁登道夫仍然提出了他那个向维尔诺实施机动的计划，可是又被法尔根汉拒绝了。
　　进攻的结局证明，鲁登道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法尔根汉的这把“钳子”一夹拢，只不过再把俄军稍稍压退了一点，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9月底，俄军退守的防区，北起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南到罗马尼亚边界的柴尔罗维茨，形成为一条漫长的直线。从此，俄国人虽然再也不能直接威胁德国，但仍然使德国人经常感到紧张，牵制了他们大量的兵力，同时更使奥国受到强烈的影响。
　　法尔根汉最后停止这次大规模作战时，虽然时间已晚而且仍然不很愿意，但还是勉强同意了鲁登道夫的计划，让他只带自己那支后备力量有限的部队，去试行向维尔诺进行迂回机动。于是，鲁登道夫率领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独立自主地采取了进攻行动。他首先切断了维尔诺（现为维尔纽斯）和德文斯克之间的铁路，随后继续向前，差不多快要到达明斯克铁路线上了。这是俄军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尽管俄军击退了这次突击，但却动用了自己的全部预备兵力。这些结果表明，鲁登道夫的这个机动具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如果早一点实行这个机动，而且使用的兵力更大一些，那么，当俄军的主力仍然困在波兰的时候，德国人的收获肯定会要大得多。
　　中欧两个强国（德奥）终于停止了在东线的攻势，而在西线仍然顽强地进行着防御，但是随后它们又利用秋季时间在塞尔维亚境内进行了一个战役。站在整个战争的立场上来看，这是一次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虽然其目的是有限的，但对塞尔维亚本身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次战役的进程说明，在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采取远程的间接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当时，制定计划的基础是，保加利亚已经站到中欧两个强国方面而且直接参战了。当保加利亚军队开始从西面侵入塞尔维亚时，塞军尚能阻挡德奥联军的直接进攻，因为塞军可以凭借山地之险进行顽强的抵抗。可是，在保军左翼穿越塞尔维亚南部而前出到了塞军后方，并切断了塞军同来自萨洛尼卡的英法援军之间的交通以后，塞军的抵抗就发生动摇了。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宣布投降。塞军残部开始全面溃退，在深冬时候，穿过阿尔巴尼亚，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岸。这个集中全力以迅速击毁敌人较弱伙伴的办法，使奥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消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同时也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了一条自由的交通线，得以控制住整个中欧的局势。
　　1916年和1917年，在俄军的战线上，没有什么战役值得加以评论。当时发生的那些战役，从德奥方面来说，实际上都是采取守势的，而从俄军方面来说，则几乎都只是采取直接的进攻。俄军的战役证明，那种单单凭借数量优势和直接进攻的战略，不仅没有成果，而且适得其反，更使自己的士气受到打击。1917年，俄国发生了革命，从而使得俄国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总崩溃。但是在实际上，这时俄军的武器装备，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些。然而，大量而又毫无价值的伤亡与消耗，已经使全欧洲最富有忍耐性和最具备自我牺牲精神的军队，也开始丧失斗志了。1917年的春季攻势以后，西线的法军当中也发生了多次叛乱事件，其中大多数事件的暴发，都是因为疲惫的士兵不愿继续流血而引起的，是在命令他们返回堑壕之时发生的。
　　1916年6月，布鲁西洛夫从卢次克发动的那次进攻，是俄军中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间接路线的唯一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所以能具有间接路线的特点，也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当时的进攻并没有什么深远意图，其本来目的只不过是要搞一个声东击西的佯动，后来因为意大利方面的要求，才决定提前发起进攻。由于事先没有适当的准备，也没有集中兵力，因而这次几乎是偶然发起的攻击竟产生了很大的突然性，使得奥军那个消极懈怠的防线惨遭破坏，仅在3天之内，被俘人员即达20万。
　　产生这样良好的战略效果的突然袭击，是比较少有的。由于布鲁西洛夫突破了奥军防御，迫使奥军停止了对意大利的进攻；法尔根汉不得不又一次从西线往东线调兵，因而只好放弃在凡尔登地区的消耗战。同时，罗马尼亚也宣布了参战，公开站到联军方面来反对中欧两个大国。正是由于这次战役，法尔根汉被迫辞职。起而接替法尔根汉的，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霍夫曼当时还留在东线。法尔根汉的下台，从形式上来说，是由于罗马尼亚的参战，但其真正原因，则是他在1915年采取的直接路线战略。这个在目标和方向上都规模有限的战略，结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收集兵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1916年打破了德国人的战略意图。
　　不过，布鲁西洛夫实施突然进攻所获得的大部分成果，很快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它迫使俄军统帅部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了这个方向，可是却已经太迟了。而且，依照战争的自然法则，进攻是在敌人逐渐加强抵抗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的，这样就使俄军不断消耗着自己的预备力量，而结果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效。布鲁西洛夫的最后损失达到了100万人，但是这还可以设法补充，只有心理上的破产才使俄军统帅部真正无法支撑，最后终于不免全面崩溃。
　　由于俄国人顽固地投着这个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结果便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获得一个机会，象1915年进攻塞尔维亚那样采取了一个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当时业已形成的条件，是使这个行动更加具有间接性的一部分原因。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占领罗马尼亚。战争开始时，罗马尼亚拥有23个装备不够好的师，而当面的敌人只是7个师的兵力。罗马尼亚指望，布鲁西洛夫的进攻，英军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以及联军在萨洛尼卡地区的行动，能够阻止德国人增调兵力，使其不能增加该地师的数目。可是，联军在那些地区的行动都是直接性的，因而不可能阻止德军抽调足够的兵力来击毁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领土夹在特兰西瓦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是一块满布着天然障碍物的土地。其中，有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这类大型障碍，因此，它的地理位置在巴尔干是很适合于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例如，位在黑海边上的多布罗加低地，是罗马尼亚的一块“后园子”，可以用作诱饵，遇到德国人这样有经验的对手，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
　　罗马尼亚的愿望和决心是一直向西进攻，突入特兰西瓦尼亚。这样正好使它的敌人得以采取运用间接路线的反机动，而且比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所预先设想的还要更加间接化。
　　1916年8月27日，罗马尼亚的军队开始进攻。他们把主力编成了3个纵队，每个纵队大体上4个师，向西北方向开进，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山中隘路，前出到匈牙利平原。为了防守多瑙河，他们留下了3个师的兵力。用以守卫多布罗加地区的，也是3个师，但俄国已经答应在那里增派援兵。然而，罗军向特兰西瓦尼亚的进攻，曾经是过分迟缓和谨慎的。敌人只不过破坏了一些桥梁，他们就感到前进途中困难很多。对方在国境上担任掩护的，原只有5个战斗力不强的奥军师。对于罗军来说，在对方增援的5个德军师和2个奥军师赶到以前，这并不是什么严重威胁。为了执行法尔根汉卸任前批准的那个第二阶段的计划，德国将领麦克森已率领一支军队开始向着多布罗加低地进攻，其兵力是4个保加利亚师，但是配属了一部分德军的分队和奥军的舟桥纵列。
　　当罗军的纵队还在缓慢地向西开进，即朝着特兰西瓦尼亚开进时，麦克森已于9月5日开始向多瑙河上的图尔图卡亚桥头阵地发起强攻，并击溃了掩护着该阵地的3个罗马尼亚师。尔后，借着多瑙河保障自己翼侧的安全，他便向东开进，深入到多布罗加境内，远远地离开了布加勒斯特这个最可能遭受攻击的目标。这是一个在精神上具有很大价值的突击，其战略意义在于：它自然而然地吸引着罗军的预备队，使其无法支援正在特兰西瓦尼亚实施进攻的罗军，使其力量不能很好展开而且很快就使用殆尽。
　　进攻罗马尼亚的德军，原本是由法尔根汉统一指挥的。他首先决定要进行一次反攻，可是在行动时，也许是过于性急和过于直接化了。尽管他在集中兵力时颇具匠心，先后击败了罗军在南面和中央的两个纵队，同时也以最少量而又恰好适量的部队牵制了敌人其他各路的兵力，但是，罗军只不过被逐回来，被迫向山地撤退。德军并未能将其通向山地的退路切断。由于这次失机，德军的整个计划曾面临着威胁。罗军仍然控制着所有的山中隘路，并在凭险固守，打破了德军力图突破这些隘路的多次尝试。法尔根汉想进一步向前突进，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冬雪到来以前，他作了第二次进攻，终于达到了目的。随后，他使向西跃进，企图从“前门”打进罗马尼亚。这样一来，他的进攻就成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而且必须渡过几条大河。不过，他还算是幸运，当他前进到奥尔特河边上并为敌人所阻时，麦克森已经侵入罗马尼亚境内了。这就使他得以安全地度过难关。
　　麦克森把自己的基本兵力从多布罗加抽了回来，经过图尔图卡亚，进到了西斯托沃，并于11月23日在那里渡过了多瑙河。他放弃了自己在罗马尼亚后方占据的有利阵地，而改与法尔根汉的主力相配合，采取了向心的方向去进攻布加勒斯特。从战略上来看，这很难说是有利的。麦克森的进攻虽使法尔根汉得以渡过奥尔特河，但同时也使罗马尼亚人得以利用其中央位置来进行反击。他们对麦克森的翼侧发动了一次很惊险的反突击，麦克森几乎被包围。不过，这场危险终究是避免了。随后，法尔根汉和麦克森的两支军队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迫使罗马尼亚的军队向后撤退，放弃了布加勒斯特，并从那里退到了塞列特河到黑海沿岸一线地区。
　　德国人固然占领了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并且连同其小麦和石油都在内。可是，他们既未能隔绝也未能毁灭罗马尼亚的军队。当德军的进攻已达末期的时候，罗军的精神和体力状况，由于进行了成功的抵抗，反而更加改善了。第二年夏天，德军企图把罗军赶到普鲁特河对岸去，以便占领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但罗马尼亚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德军的计划并没有能完成。直到1917年12月，当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的罗马尼亚才不得不同意这样作，并终于同德国媾和。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三章 东南欧战场（地中海战场）
　　意大利方向
　　1917年秋天，意大利变成了德军统帅部作战行动的舞台和目标。在这里，也是由于边界的形势，使得德军在地理和物理方面都有利于采取间接路线，而他们的敌人是没有这种便利的。同时，意大利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心理上的间接路线。
　　意大利的威尼斯省，是一个边界省份，正好向着奥国领土中突进了一大块。它的北面是奥属的提罗尔和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省（现属意大利），南面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边上是一个面积不大的低缓平原。省界在伊松察河以东地区，紧接着便是以尤里阿尔卑斯山和卡尔尼阿尔卑斯山为界，绕着一个大型弧线，先向西北，后转西南，一直延伸到加尔达湖为止。由于北面是如此宽广的大山地，而且没有一个称得上重要的军事目标，所以意大利人认为，在这个方向不可能实施进攻。正因为在北面方向上进攻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意大利人不得不选择更东面一些的方向，并企图以直接进攻的方式攻入奥国。这样，奥国人便得以从提罗尔实施突然袭击，攻击意大利的后方，经常地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意大利在当时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采取这样一条路线。
　　在连续两年半期间，意大利一直顽强地采取着这唯一的一条路线。它先后进行了11次伊松察战斗，结果都是徒劳无益的。意军毫无进展，几乎停留在自己的出发地区，伤亡总数达到了110万人，而奥军的损失总共不过65万。在此期间，奥军只发动过一次进攻。那是在1916年，为了击败意大利，奥军参谋长康拉德勉强地争到了法尔根汉的支持，曾从特兰托直指南方进行了一次突击。这是指向意军后方的一次进攻。当时，意军正在伊松察河地区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但是法尔根汉并不相信这个计划，更不赞成康拉德的“决定性打击”观念，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德军面临的危险，坚持着他那个凡尔登消耗战的理想。法尔根汉甚至拒绝了康拉德借兵9个师的最低要求。康拉德原想借用9个师去替换在东线作战的奥军部队。既然得不到德军的援助，康拉德便在一气之下作了决定，要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实行这个计划。他从东线抽出了一部分奥军精兵，结果便使那里的防务受到削弱。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得以在尔后进攻时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康拉德还是凑不起足够数量的兵力来完成击败意军的计划。
　　虽然如此，奥军的进攻却差不多就要获得成功。尽管奥军统帅部并没有故意去选择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方向来实施进攻，但他们的进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出敌意外的效果，因为意军统帅部绝对不相信康拉德还会有兵力兵器用来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在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天，发展的速度很高。虽然康拉德能够迅速地从伊松察河地区调来预备兵力，并且也来得及撤运辎重和重炮，但这毕竟是两军的竞赛，他当时只不过争得了一个获胜的均等机会。实施进攻的奥军，差不多突进到了平原地区，但是由于预备队不足，后来的进攻速度就不得不减慢下来。在此同时，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已在东线发起了进攻，于是这次进攻也就完全停止了。
　　17个月以后，奥地利境内的形势日益严重，于是鲁登道夫想起要对意大利进行一次联合突击。这次突击的前途显然是不会很乐观的。鲁登道夫从他的总预备队中只能抽出6个师的兵力，而他的同盟者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经达到了枯竭的阶段。由于兵力兵器不足，鲁登道夫的计划只能规定一个有限的目标，而且不得不采取一条直接的路线，即直接向伊松察河地区的东北角实施突击。在那里，意军的防线正好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弯进去了。选择这个地段作为突击目标，是考虑到那里的战术抵抗力最为薄弱，就这条战线来说，也是采取着一个新的原则。
　　按照原定计划，开始只是在卡波里多（威尼斯西北130公里）地区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采用翼侧突击的方法，击溃伊松察河边上的意军。可是后来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却要大得多，以致没有相应的兵力来完成。结果，在卡波里多地区的鲁登道夫，也和在康布雷地区的英军一样，这年秋天都是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或者说，都不是“根据布料的长短来裁剪衣服”。把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作个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各走一个极端。法尔根汉在做衣服时，总是把布料买少了，把用料估计得太少，因而做了一半便要添布，最后虽然把衣服做成了，但却是一件拼拼凑凑的百衲衣。
　　1917年10月24日，一场准备得相当技巧，而且又是隐蔽地实施的进攻开始了。意大利的两支军队中间，马上被深深地砍出了一个缺口，插进了一个楔子。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楔子的尖端已挤到了塔利门多河边（伊松察河以西40公里）。意大利军队虽然损失很大，但他们还是把被打乱的部队在对方不断突击之下撤退出来了，因而使德军的继续进攻变成了简单的直接路线行动，只是压迫意军向后撤退而已。这样，意军被迫向西方方向后撤了30到40公里，退到了皮阿韦河沿岸。皮阿韦河是一道牢靠的水障碍，意军部队完全可以隐蔽在该河的后面。当时，鲁登道夫想以兜圈子的方法把预备队调到特兰托地区，可是已经太晚了，由于铁路网很不发达，他难以实行这样一个机动。于是，进到特兰托地区的德军，在没有等到援兵的情况下，发起了一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当然，这样一个时机已晚的进攻，已经丧失了从后方威胁敌军的特点，因为意军的战线和它的预备队，此时已经远远后退，差不多到了边缘地区，而且前线和后方的界线也已不好区分了。
　　当最初的奇袭阶段过去以后，德奥方面的进攻就变成了纯粹的直接性行动，只是压迫着意军逐步后退。他们愈是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物资基地、中心地区和联军的增援部队。这样一来，很自然地要对进攻的结局产生相反的作用。然而，在进攻初期，德军在兵力兵器如此微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胜利。即此一点便可证明，法尔根汉当初不接受康拉德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在1916年初转入进攻，那么其胜利的前景定然美好得多。
　　巴尔干方向
　　在集中精力探讨鲁登道夫1918年的作战计划以前，应该首先观察一下法军战线（即西战场）和俄军战线（即东战场）以外的战况，看看他的对方在这以前3年之内曾经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有过一些什么企图。
　　当时，法英两目的军事领袖及其司令部，一致坚持着直接路线，对这种路线的威力深信不疑，不仅希望以此突破敌人的堑壕防御体系，而且更想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从1914年10月以来，也有许多人对于直接路线的效果抱着深深怀疑的态度。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完全是政治家，也有军界人物。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考察以后，现在对这个问题已比较容易说清楚了。属于这类人物的，在法国有加里耶尼，在英国有吉琴纳。1915年1月7日，吉琴纳写信给弗仑奇说：“德军在法国境内构筑的那些防御工事，应当看成是不能逾越的障碍，不仅难以用强攻夺得，而且不可能完全加以合围。因此，对付这些工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箝制，而另外选择别的地点来进行战役。”
　　另外，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有过下列议论：要把敌人阵营中的所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现代条件下，距离和机动性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任何战场上给予敌人的打击，都等于对敌人的战略性翼侧实施传统性的进攻，将有同样的意义。当时，也有许多人引用拿破仑的例子，说明应把力量集中在西线，可是实际的例证恰好相反，证明其他地方的作战行动也是必要的。此外，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在遥远地区的作战行动，与英国进行海军登陆作战的传统战略，是不谋而合的。它本来可以促使英国人充分发挥其海上霸权的军事威力，但直到当时为止，英国人的海上实力是被某些人所轻视的。1915年1月，吉琴纳勋爵曾经提出建议，派遣部队在伊斯肯德伦湾登陆，以便切断土耳其境内东部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根据兴登堡和恩费尔·巴夏在战后所发表的意见来看，英国如果采取这个行动，有可能使土耳其完全瘫痪；但是，并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对于整个欧洲的同盟国来说，也不能算是一条有效的间接路线。
　　路易·乔治曾坚决主张把英军的主力转移到巴尔干地区，认为在那里可以从“后门”去打击敌人。可是，西战场上的法英两国指挥官们却坚信，在法国境内的战争很快就将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强烈反对其他的任何战略，强调那样将会面临运输上和补给上的困难。按照他们的看法，那样还会使德国易于调动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受到的威胁。这些意见当然也有某些正确成分，不是全无事实根据的，但是却把困难过分地夸大了。他们反对加里耶尼提出的巴尔干计划，仅用这种理由是不适当的。按照加里耶尼的建议，应该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兵力在萨洛尼卡登陆，从那里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并诱使希腊和保加利亚站到协约国方面来。一旦把君士坦丁堡夺取到手，即继续发起进攻，与罗马尼亚配合作战，沿多瑙河溯江而上，逼进到奥匈帝国的腹部地区。加里耶尼的这个计划，与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实际作战情况，有许多相似之点。1918年9月，德国军界人物即已看出，这样一个攻击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吻合。所以到了11月初，巴尔干方向对于德国的威胁虽然并不特别严重，但却成了促使德国加快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5年1月，法英两国的大多数军事首脑仍然不肯放弃“西线第一”的见解，不愿接受任何新的观念。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没有沉默下去。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于是又产生了所谓的近东计划。这正是一个借尸还魂的新形式，只不过其规模更加有限罢了。
　　1915年1月2日，吉琴纳收到俄国尼古拉大公的一封信。该信请求英军实施一个引诱性的突击，以减轻土耳其军队对于高加索俄军的压力。吉琴纳认为，他无法抽出兵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因而主张使用海军向达达尼尔海峡作一次示威性的佯动。富有幻想力的丘吉尔，马上看出了这次佯动在战略上的广泛可能性，因而建议给俄国人以军事援助。这个佯动在实行时要强行穿过海峡地带，而且没有陆军的支援。他的海军顾问们虽然不一定是这个方案的支持者，但也并不表示反对。于是，英国驻巴尔干地区的指挥官，海军将军卡尔登随即奉命拟制一个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是一支联合舰队，主要由英国的旧式舰船编成，其中只有一部分法国船只。1915年3月18日，在经过一阵预先火力准备之后，这支联合兵力进入了海湾。但由于在一个未曾料想到的地点遇到了水雷区，有几艘舰船很快被炸沉，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就在执行中途被放弃了。
　　如果协约国的联军尽快恢复进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可能夺得胜利的，因为土耳其方面的弹药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没有岸炮的掩护，水雷区并不难克服。可是，新任舰队指挥官，英国海军将军罗贝克却拒绝在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进攻。早在一个月以前，军事会议即已作出决定，要发动一次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并且已在着手调运由哈密顿勋爵率领的一支陆军前去参战。然而，政府却迟迟没有接受这个新计划，并且迟迟没有理解执行这个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甚至当这些兵力终于被派定以后，却发现数量不够，而且这些兵力在亚历山大港等待装船时，又耽搁了几个星期，其原因是要重新分配运输船只，以期更适合于战术上的要求。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迟疑不决的政策使得一切奇袭的机会都完全断送了。2月间，当协约国军的舰炮对海峡地区的土军岸防工事进行预先的炮火准备时，土军在那里只有2个师；到海军第二次进行攻击时，已增到4个师；等到哈密顿准备好了进行登陆时，则已经增加到了6个师。这时，哈密顿的兵力只有4个英军师和1个法军师，实际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土军占有地利条件，那里的地形使进攻者遇到了比防御者大得多的困难。鉴于兵力数量居于劣势，加上所受任务的限制，即专以帮助舰队通过海峡为目的，哈密顿实施登陆的地点，既不能选在欧洲的海岸，也不能选在亚洲的海岸，而只能选在加利波利半岛。
　　4月25日，哈密顿的登陆兵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南端实行登陆。登陆的场地有两处：一是赫里斯角，位于半岛濒临爱琴海的一边；一是格贝提皮角（赫里斯角北面约25公里）。与此同时，法军也在亚洲海岸方面的库门克里地段上岸，作为一种诱惑性的机动，以分散土军的兵力。可是，英法军队的这次登陆作战，完全丧失了战术突然性这个因素。土军曾及时地把预备队调集上来，致使登陆部队无法扩大两个范围极小而且很不牢固的登陆场。
　　到了7月，英国政府决定加派5个师的兵力去增援已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7个师。但当这些兵力开到的时候，土耳其在那里的兵力也增加到了15个师。哈密顿决定采取一个实行双重打击的办法：一方面以大部分的兵力从格贝提皮增兵进击；另一方面，则以小部分力量在苏弗拉湾附近（稍北几公里处）开辟一个新的登陆场，以求从半岛中部把它拦腰截断，并占领能够控制海湾的各制高点。同布莱尔地区或亚洲海岸某个地区实施上陆的计划比较起来，这个机动也许显得更加直接化了，可是它却有一个大的优点：这个方向上陆将能出乎敌人意料，使他们无法把预备队及时调来。这样，在土军的预备队赶到以前，在整整36个小时之内，土军在那里阻挡英军进攻的，总共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然而，由于登陆部队的经验太少，他们指挥官的惰性又太大，这次登陆所赢得的时间和条件，白白地丢掉了。尔后，战局日趋僵化，人们大失所望，而那些本来反对这个计划的人更纷纷表示反对，联军不久也就撤离了这个半岛。
　　对于这个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法尔根汉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对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不能长期加以封锁，而让协约国的舰船自由通过，那么，德国获得胜利的希望将会大大减小。对于中欧的强国来说，俄国处于孤立地位，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俄国人摆脱这种孤立地位，要比他们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意义更大。否则，这个巨怪的力量，或早或迟，终究是会自行瓦解的。”
　　这个错误并不在于观念本身，而在于怎样把观念付诸实行方面。如果英国人一开始就把以后所逐次增加的兵力集中使用，以求一逞，那么，根据对方指挥官的证词，他们的计划是大有成功希望的。英国人对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就其对土耳其的本土而言，是一条直接路线；但是，就其对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土军主力而言，则应该算是一条间接路线，而就其对整个中欧同盟国家而言，那就更是一条间接路线。如果把西线的情况拿来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当时西线的前景是很灰黯的，虽然已把大量的兵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但是在战略上仍然不能有所突破；而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情况，看来却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作战正好符合使现有手段适合于目标的原则。可惜，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这个原则恰好又完全被破坏了。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方向
　　对于中东地区的远征，本来不应该列入本章的研究范围。从战略上来说，这些远征地区距离主要战场真是太遥远了，因而其作战行动不可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把这些远征当作在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的手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每一次作战中卷进去的兵力，英军要比它的敌人多得多。
　　不过，从政治上来说，这些远征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英国人在过去常常是采取夺占敌人海外领地的方法，来抵偿联盟伙伴在欧洲大陆上的失败。当主要战场上的战况不利时，或者在战争的结局还难以确定时，次要战场上的任何胜利，包括海外作战行动的收获，对于缔结比较有利的和平条约来说，都是积极的手段。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这种胜利也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人都反对把那些夺取到手了的德国的殖民地再归还给德国人。他们担心这些殖民地还会变成危险的祸根。许多人忘记了，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是有间接价值的。一旦发生战争，在这些地区很快获取胜利，足以削弱敌人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压力，足以恢复由于敌人获胜而遭到破坏的威望。这种反措施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意义，对于海上强国说来尤其如此。而且，当一个大陆国家占有海外领地的时候，当它的领地易于遭到攻击的时候，它将不能不对自己的侵略意图有所克制。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它曾长期摇摆，下不了参战的决心，直到德国的胜利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它才最后决定参战。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基地，虽然不能保障完全制止侵略行为，但对于遏制侵略目的欲望来说，却是一个能起制约作用的因素。）
　　对巴勒斯坦远征作战的战略意图，是值得加以探讨的。在开始阶段，这次远征存在着缺点，而且来源于所采取的路线，即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最初，进攻是在一个敌人并不感到突然的方向上发展的，沿着一条最漫长而又最困难的线路前进，采取绕弯子的方法去接近土耳其的重要目标。可是，最初在加沙地区的两次作战都遭到了失败（一次在1917年4月，一次在4月）。加沙是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要冲，扼制着海岸边上的通道。到了秋天，英军使用了数量更多的兵力来实施进攻，不过这一次所采取的路线却不是那么直接化了。
　　这次的计划是由契特沃德拟制的，艾伦贝接替穆勒担任指挥官以后，随即决定采用这个计划。该计划根据地理条件决定采取间接路线。这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水源的状况，考虑到了沙漠与海岸之间只有一个狭窄的地带。土耳其的防御工事是从加沙城区开始的，向内地延伸了大约30公里；同时，在内地更深远的地方，即再进16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比尔谢巴城，从东面掩护着这个地区。这一次，英军行动诡秘，手段狡诈，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了加沙方面，而后，在土耳其人掩护翼侧的方向上，迅速地进行迂回机动，抢占了比尔谢巴城及其水源地。在对加沙进行诱惑性的机动以后，英国人即打算向土耳其军主阵地的侧翼实施突击，同时，从比尔谢巴地区派出骑兵，使其从后方去包围土军。可是，由于水源发生了困难，加上土军在比尔谢巴以北地区发起了反突击，英军这次实施机动的计划又遭失败。土军的防线虽然被突破了，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英军最后企图合围土军的计划也未能成功，继续后撤，终于连耶路撒冷也放弃了。
　　想要获得决定性结果的愿望，拖了1年，即到1918年9月才最后实现。当时，在沙漠地区，既在东部，也在南部，发生了一种奇特的战役，削弱了土军的作战能力。这些战役使战略，特别是间接路线战略焕发了一些光辉。它在开始时曾被称之为“阿拉伯人的叛乱”，是由劳伦斯所指挥发动的。这种战役尽管带有游击战的性质，但实质上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由于阿拉伯人的战略具有非常科学的计算基础，所以我们不能不指出它对一般作战方法的影响。从总的特点来看，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而就其应用范围来说，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最为有效的战略。阿拉伯部队的机动性，比一般正规部队的机动性要高得多，但他们对于伤亡却非常敏感，难以经受。土耳其军队则几乎不大注意人员的伤亡问题，他们最害怕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因为当时已感到武器装备的缺乏了。土军能进行顽强的堑壕防御，长于击退迎面进攻的敌人，可是却难于应付流动性的作战，经不住局势的急剧变化。土耳其人想要控制广阔无垠的大片领土，可他们的兵力却是严重的不足，无法对各处的卫戍部队进行补充。而且，他们的交通线很不发达，线路漫长。
　　劳伦斯的战略就是根据这些特点制定的，与一般的战略理论比较，其根基实在有所不同。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同敌人保持接触，而阿拉伯人却是尽量避开敌人。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消灭当面的敌军，而阿拉伯人则把消灭敌人的军用物资，特别是消灭远离敌军的仓库，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然而，劳伦斯的战略还不止如此，还要走得更远些。他并不去切断敌人通向仓库的补给线，不想以此迫使敌人后退，而是力求把敌人困住在原地，让敌人可以获得为数不多的补给品，这样敌人在某一地点停留的时间愈长，则其力量减弱的程度也就愈大，士气也会愈低落。直接对准敌人实施突击，可能迫使敌人更加收拢自己的兵力，更好地组织补给工作和加强防卫措施。阿拉伯人采用这种微弱的针刺法，迫使土耳其人日益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总之，这种战略尽管带有各种非正统性的特点，但它却是一种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战略，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路线的制定者劳伦斯说过：“阿拉伯军队从来不想在某一个地点保持或发展自己的优势；他们对某一地点实施突击以后，马上就离开了，为的是又到另一地点去进行突击。所以，阿拉伯人总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最远的距离上，使用最少量的兵力去进行突击。他们在敌人为组织抵抗而调整兵力部署以前，总是继续坚持战斗的。所以说，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破坏，迫使敌人不能向确定的目标实施突击。”
　　这种战略与1918年西战场上的战略相比，实质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或者说，1918年西战场上采取的战略，甚至就是这一战略的继续发展。
　　进行一般的正规战争，能否采用阿拉伯人这种战略呢？这要根据时间、空间和兵力诸因素来决定。就实行封锁来说，阿拉伯人的这种战略确是一种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形式，但它对于战争的影响却显得非常缓慢，与那种旨在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比较起来，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具备合乎理想的条件，而又要求迅速地结束战争，那么总的看来，最好还是采取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然而，为了夺取胜利而又不采取间接路线，那么直接路线的作用可能显得比劳伦斯的战略更加缓慢，代价更高，而且危险性更大。进行机动的空间有限，兵力的密度过大，同样也是一种障碍，有时还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一般正常的战争中，毫无疑问，最好还是采取间接路线，因为间接路线一般能使敌人“落入陷阱”，只要具有这种捕捉敌人的良好机会，就能保证较快地取得胜利。而在上述相反的情况下，或者在已经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那就应该停止采用原来的间接路线方法，而改用直接消灭敌人兵力和摧毁敌军意志的方法去夺取决定性的结果。总而言之，一切间接路线的方法常常要比直接路线的方法为好，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要采取直接的路线。
　　阿拉伯人的战略意图并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到底。这是因为，1918年9月，当阿拉伯人正在汉志铁路线上严重打击土军的时候，巴勒斯坦境内的土军主力已在艾伦贝的一个决定性突击之下完全崩溃了。
　　巴勒斯坦境内最后的军事行动，应该算是一个战役呢，还是算一场继之以追击的会战呢？现在似乎很难确定。作战开始的时候，阿拉伯部队正与敌人保持着接触，但是在这种接触尚未分开以前，胜利即以完全注定，所以这次作战看来应该算是一场会战。不过，这次胜利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战略手段，战斗行动所起的作用，在会战中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这个结果估计过低，特别是那些深信克劳塞维茨的教条的人，往往认为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因而更是如此。尽管艾伦贝在数量方面占着优势，可能还不止2：1，甚至于3：1，但是兵力的优势并不能一定保障胜利。英军当初进攻巴勒斯坦时，其所拥有的优势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大，但结果还是不免于失败。而且，不论在过去，还是在这次大战中，有许多进攻战役表明，某一方虽然在兵力上拥有类似的优势，但其结果也还是遭到失败。
　　对土耳其军的士气“估计不足”，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1918年9月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可以明确看出，在巴勒斯坦进行的战役，就其规模和实施技巧来说，都是可以与历史上其他典型战役媲美的。尽管英军的任务并不复杂，但是就其一般性的特点来说，其战役构思确是完满的，其计划的贯彻执行也是良好的，因此，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完美形式。
　　这个同土军作斗争的计划，充分反映了威里森和拿破仑关于战略的观念。威里森认为，战略就是“关于交通线的科学”。拿破仑也说过：“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英国人在那里给自己规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土耳其所有一切交通线的主人。切断敌军的交通线，等于是破坏了它的物资供应体系；遮断敌军的退却路线，就是摧毁了部队的士气；毁坏敌军内线联系的交通线，使其无法传递命令和报告，等于损坏了它的感觉器官，使其大脑和身躯之间的联系中断。最后一项任务是由英国空军来完成的。英国空军曾经完全压住了对方的空军，从而消灭了敌人一个重要的侦察工具。后来，它又对艾里·阿富拉地区的电报和电话枢纽站进行了轰炸，从而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工具。在战役的第二阶段，阿拉伯人在德萨地区切断了土军的主要铁路线，结果就使土耳其国内运来的补给品暂时中断。这一行动给土军指挥部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自己有限的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去进行支援。
　　当时，土耳其的3个所谓“军团”，只是依赖着来自大马士革的唯一一条铁路线进行补给。这条铁路通到德拉以后便分成两支：一支继续向南，通往汉志；另一支转向西去，经过约旦河到达阿富拉。在阿富拉又分成两个支线：一条通向海边，即通到海法方向；另一条向南，通到土军第7和第8军团驻地的铁路车站。土军的第4军团，当时驻在约旦河东面，因而其补给问题依靠通汉志那条铁路来解决。所以，英军一旦占领艾里·阿富拉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渡口，则土军第7和第8军团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而且，除了还剩下一条通向约旦河以东无人区的难以通行的小路之外，他们的退却道路也完全被堵死了。如果进而占领德拉，那英国人就可以切断3个土耳其军团的交通线，甚至包括第4军团的最安全的一条退却道路。
　　德拉与英军前线阵地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英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得这个据点，以使其对战役结局产生影响。所幸的是，这些据点落到了阿拉伯人手里。他们神出鬼没，突然地从沙漠里钻了出来，一下子切断了所有3条铁路支线。不过，由于阿拉伯人的战术特点和当地地形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土军后方建立起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艾伦贝想要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不得不寻找一个直接靠近敌人的地点，以便在战略上设置一重障碍。约旦河及其以西的山地，正是这种可以阻止敌军后撤的地点。阿富拉的铁路枢纽站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大桥，距离前线都是100公里，因此，都在其装甲车和骑兵进行战略性“跃进”的范围之内，只要通往这些重要目标的道路没有阻塞，那就可以使用装甲车和骑兵进行突击。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心问题，是要寻找一条接近目标的线路，一方面要使土耳其人难于及时加以阻塞，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不能在事后加以切断。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濒海边上是沙伦平原，它构成了一条走廊，通到了埃斯德纳伦平原（即纳赫-艾里-穆卡塔河谷地）和杰兹里尔谷地（即艾里-古尔谷地）。艾里-阿富拉和贝桑即位于杰兹里尔谷地当中。这条走廊只有一个“门户”通到外面，但因它位置在土军的深远后方，所以并没有派兵防守。这个“门户”系由一条狭窄的山地地带所构成，它恰好把濒海的沙伦平原与内陆的埃斯德纳伦平原隔截开了。然而，土军却在走廊的入口处构筑了堑壕工事。
　　艾伦贝曾经进行了长时期的心理准备，用诡计代替炮弹，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从海岸边上吸引到了约且河的侧翼。他所以能够成功地引开土军的注意力，是因为在这年的春天里英军曾在约旦河东岸发起过两次进攻，但都遭到失败。所以，他借此引诱着敌人的注意力。
　　9月间，当土耳其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东面的时候，艾伦贝却把部队隐蔽地调向了西方，并使沿海地区的兵力对比大为改变，从原先的2：1增长为5：1。9月19日，经过15分钟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步兵开始发动进攻，突破了土军两道比较浅薄的防线，而后，采取了广泛的包围行动，深深地前进到了内地。骑兵则急速地通过了大开的“门户”，以装甲车为前导，迅速地穿过走廊地带，到达了进入埃斯德纳伦平原的入口处。这次作战行动的成功，获益于空军的保障作用不小，因为正是空军瓦解了敌军司令部对于部队的指挥活动。
　　第二天，英军已在土耳其人的后方建立了一道战略性屏障。这时，土军还剩有一条退路，那就是越过约旦河退往东方。因为遇到了土军后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步兵直接进攻的速度是很迟缓的，但由于英国空军不断地进行着轰炸拦截，土耳其军无法利用自己唯一的一条退路。9月21日清晨，英国飞机发现一个大型纵队正从纳布卢斯（雅法东北50公里）开出，沿着一条曲折而又狭窄的道路向约旦河方向撤退。这实际上是土耳其2个军团留下的全部残余部队。于是，英国空军一连对它进行了4个小时的攻击，把这个纵队完全炸毁了，可以说，土耳其的第7和第8军团，从此以后也就不存在了。
　　在约旦河以东地区，由于难以建立一条战略性的屏障，土耳其的第4军团并没有遭到毁灭。不过，英军的打击虽然不够猛烈，但却是连续不断的，因此该军团也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在此以后，英军进占了大马士革城，并继续扩张着战果，攻占了阿勒颇。阿勒颇城距离大马士革已有320公里，而距离英军在38天以前的出发阵地，则是530公里。在这次进攻过程中，英军捕获俘虏7万5千人，而自己的损失不到5千。
　　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崩溃，米尔尼从萨洛尼卡的进攻正好接近了君士坦丁堡，前进到了土军的后方，使土耳其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一来，当英军于10月31日刚刚到达阿勒颇时，土耳其正巧也就宣布投降了。
　　我们分析在巴勒斯坦夺得的这次决定性胜利，必须指出，在英军还没能于土军后方建立战略性屏障以前，也即是土军在心理上还没有受到强烈震撼以前，土军是能够阻挡英国步兵进攻的。而且，由于最初形成了堑壕战的局面，步兵对于防御的突破也就必不可少。但在正常的作战条件恢复以后，争取胜利的工具主要还是机动性部队，而当时它们在全部兵力中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在巴勒斯坦的作战，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特殊例证，但其技巧主要在于准备阶段。至于它的执行，仍然是依赖于部队的机动性。正是因为这种机动性，才使敌人的稳定性受到了破坏，使其组织纪律发生涣散，这实际上又是进行突然袭击的结果。
　　另外，还要扼要谈谈整个东南欧战场上的萨洛尼卡作战。协约国方面派遣联军在那里登陆，最初的目的只是增援塞尔维亚。1915年秋天，由于迟误了时机，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经过3年以后，萨洛尼卡却变成了进攻的跳板，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巴尔干地区开辟一个立足点，保有一块基地，虽然很长时期没有在那里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但仍然是很必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作战上的需要。当然，是否需要在那里集中这么多的部队（最终多达50万人），则是颇有疑问的。德国人后来挖苦地说， 他们在巴尔干有一个“最大的集中营”，专门收容着协约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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