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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895年，利德尔·哈特出生于法国巴黎，童年时即随家人回到英国定居。他自幼体弱多病，但是却喜欢参加各种带有战术趣味的竞争性活动，并有志加入海军。他从小对新鲜事物也很感兴趣，在1910-1914年期间写了不少有关飞机及其军事运用的笔记，并与《飞机》杂志的一位编辑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其中有几封信还被作为重要稿件发表在杂志上。
1913年秋天，刚满18岁的利德尔·哈特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近代史。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利德尔·哈特不顾父母反对报名参加了英国陆军，短暂的大学生活随之结束。1915年冬，利德尔·哈特随部队两次赴西线战场执行任务。1916年7月1日，他又参加了以规模浩大、伤亡惨重而着名的索姆河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利德尔·哈特三次负轻伤，后随部队撤离前线，不久便返回英国养伤。利德尔·哈特在索姆河会战前线虽然仅仅经历了18天，严酷的战争场面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16年9月，利德尔·哈特在养病期间撰写了一本名为《英军进攻索姆印象记》的小册子，对当时的英军将领和索姆河会战倍加颂扬。这本充满英雄崇拜色彩的小册子尽管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军事着作，但标志着利德尔·哈特着述生涯的开端。此外，这一次的伤病，尤其是毒气中毒对他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不得不退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中，利德尔·哈特在英国本土担任一支志愿部队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几本关于步兵训练的小册子，同时还对步兵战术，尤其是连以下分队战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时的利德尔·哈特虽然也主张各兵种的战斗配合，但是还没有摆脱以步兵为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当利德尔·哈特热衷于步兵战术的时候，倡导以坦克作为主要进攻力量的“机械化战争学派”在英国军事理论界崭露头角，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比他大17岁的J·F·C·富勒。
1920年夏天，利德尔·哈特受命参加编修《步兵训练手册》，他从战术训练的角度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战斗经验，提出了一个着眼于突破阵地防御的战术方案。同时由于这个工作，他结识了富勒并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书信上的辩论。最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而利德尔·哈特也完全接受了机械化战争学派的主张，成为这个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富勒和利德尔·哈特有着不同的个性。富勒思想敏锐，言语尖刻；而利德尔·哈特更为机智老练，更懂人情世故，更具有政治判断力。所以在所以在富勒由于和国防部官员关系恶劣，难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利德尔·哈特为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推广做了相当大的贡献。
1924年是利德尔·哈特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利德尔·哈特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出现役，此时他只是一个上尉军官，而且没有学位。但是他以自己军事理论上的出众才华战胜了包括几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在内的竞争者，被录用为英国《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与此同时，利德尔·哈特的军事思想也发生着转变，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理论的热衷逐渐取代了往日对步兵战术的兴趣。而且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步兵教程》中提出的脱胎于渗透战术的“泄洪”攻击法，在德国的反响远远超过英、法等国。德国主张装甲战的将领采用了他的理论，以至于以古德里安为首的一批装甲将领自认为是哈特的弟子。
更重要的是，哈特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指导。他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打成灾难性的消耗战，是由于战争双方都错误地把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争中必须彻底摧毁敌人军队的战略原则奉为金科玉律。在这个观点的支配下，利德尔·哈特开始悉心钻研战争史，以创制一个新的战略理论，抵消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通过对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思想逐步形成。192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帕里斯，或未来战争》的小册子，发表了战略研究成果。帕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他发现了战无不胜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借阿波罗神之助轻而易举地一箭射杀了阿喀琉斯。利德尔·哈特引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的基本战略主张，即战争的目的在于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瓦解敌人的斗争意志，而战略的任务则在于发现和利用敌人的致命弱点并施以打击。1926年和1927年哈特又相继出版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人》和《名将揭秘》两部研究军事历史人物的着作，继续从历史中寻找根据，并借历史人物的事迹宣扬自己的主张。历史研究的积累使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渐趋丰满。1929年，他出版了战略理论名着《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即《战略论》的蓝本），这标志着他的“间接路线”思想业已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利德尔·哈特孜孜不倦地研究军事并非完全出自纯粹的理论兴趣。事实上，他的研究工作始终同英国的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密切相关，他提出种种理论主张的目的在于为英国军政当局制订军事政策和战略战术提供依据。因此，一经在某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见解，利德尔·哈特总要运用它们去考察和分析英国的现实军事问题，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1932年出版的《英国式战争》一书就是这样的一部着作。在这部着作中，利德尔·哈特针对英国的情况具体地发挥了“间接路线”思想，认为英国在未来战争中应当坚持传统的以海上斗争为主的战略路线，扬长避短，确保打赢战争的“最后一仗”。1935年，利德尔·哈特离开任职十年的《每日电讯报》，转入久负盛名的《泰晤士报》任军事记者。在此前后，他与英军的一些资深将领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在1937年成为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私人军事顾问，这使其得以更广泛地了解英国的军事情况，并对军事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利德尔·哈特倡导的一些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的改革主张在英军得以实现，他的声望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二战开始后德国装甲部队的显赫战绩，也让哈特这位闪击战的倡导者声誉鹊起。
战后的最初十五年，即1945-1960年，是利德尔·哈特理论研究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战争历史方面，他广泛地走访参战的各个层面，甚至直入战俘营和古德里安交流坦克战术的心得，而且还把隆美尔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编辑整理，于1953年出版了《隆美尔文件》；这些工作都为他后来写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战争理论方面，利德尔·哈特发表了许多文章，数次修订了《战略论》，并出版了《战争的变革》（1946年）、《西方的防务》（1950年）和《威慑或防御》（1960年）等三部论文集，就核战争、有限战争、核时代的防务政策和战略等西方国家最为关注的军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在西方国家很有影响。
在整个60年代，利德尔·哈特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有关现实问题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倾注于撰写回忆录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65年，他出版了两卷本《回忆录》，记述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走过的人生历程。1970年辞世之前，他又完成了历时20余年才得以问世的历史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书被公认为从军事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权威的着作。
60年代是利德尔·哈特一生中享有最高荣誉的10年。1963年，他与富勒同被授予奖给对军事历史作出卓越贡献者的“切斯尼纪念奖章”。1965年利德尔·哈特70岁寿辰之际，按照英国的传统，英国着名军事历史学者米歇尔·霍华德为之主编出版了纪念文集《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撰稿人都是西方着名军事理论家，如法国的安德烈·博福尔、美国的亨利·基辛格以及伦敦战略研究所首任所长阿拉斯戴尔·布甘等。同年，利德尔·哈特还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特聘为客座教授。次年又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位。使利德尔·哈特感到最为欣慰的是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和剑桥大学荣誉校友的称号，因为当年由于战争的原因，他没有读完剑桥大学的课程，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
如果说战前欧洲将领只是从“间接路线”理论中吸取了一些新颖作战思想的话，那么战后以色列将领则是将其作为一整套符合以色列需要的战略纲领加以具体运用的。在以色列，“间接路线”思想起初仅被用于解决一些战术问题。曾历任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长、总参谋长的伊格尔·扬丁将军则注意到这个思想的战略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认为“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它提供了以军可以依靠的战略指南。这样，扬丁不仅有意识地运用“间接路线”思想解决以军的建军和作战问题，而且将《战略论》的部分重要章节译为希伯莱文供军官们学习，并向其他军政要人进行宣传，从而使这些人也成为“间接路线”的信奉者。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认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原则适合以色列国情，对于解决以色列的战略问题具有理论指导作用。伊加尔·沙龙等以军高级将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利德尔·哈特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利德尔·哈特是以色列的战略理论导师。1960年，利德尔·哈特作为政府的客人访问了以色列。受到热烈欢迎和赞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军事专家”、“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理论教皇”等。
哈特基于“间接路线”思想提出的关于核时代战略问题的见解，在西方国家也很有影响。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核武器的出现使利德尔·哈特深信，在核时代继续奉行总体战略将比以往更为荒谬，因为战争双方都将在战争中彻底毁灭。因此核时代的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是防止战争；另一方面则是在防止战争的措施失效后，以有限战争迅速地恢复和平。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利德尔·哈特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实行更为灵活、反应迅速的有限战争战略，并按照这个战略的要求建设军队。据此，利德尔·哈特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对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战略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核时代军事理论的先驱者。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在为利德尔·哈特《威慑或防御》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没有比利德尔哈特更值得尊敬的军事问题专家了。在过去20年里，表明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富有预见性。他的预言和警告都是正确的。”美国着名的核战略专家伯纳德·布罗迪则直截了当地自称是利德尔·哈特的追随者。
在他于1970年去世之前，利德尔·哈特在75年的生活中勤于笔耕，着作30余部，还有大量文章发表于报刊杂志、他能够广泛地观察现实提供的新鲜材料，敏锐地从中捕捉重要的理论课题，并总是力求把对现实的体验与对历史的了解贯通起来从而提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军事思想，成为当代西方军事理论先驱者之一。利德尔·哈特没有上完大学，没有学位却有很高的军事理论造诣，位卑言轻，却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终生获得的最高军衔只是上尉，却被许多统率大军征战四方的军中武将尊为导师。这样的军事学家，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目录
· 前 言
·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 第一章 历史是实际经验
·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
· 第四章 拜占廷时代的战争
·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
· 第八章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波拿巴
· 第九章 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四年
·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结论
·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 第十三章 东南欧战场（地中海战场）
·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 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实质
· 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 附录一：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 附录二：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前言
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西方各国关于全面持久安全的愿望得到实现。它不是一个法宝，不能消除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氢弹虽然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实力，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焦急心情，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对于西方当权的政治家们来说，似乎是加速彻底胜利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个轻便而简易的工具。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设想，“这就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费少数几个原子弹的成本，使可显示出惊人的强大威力。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只医治创伤的手。在人们经受了数不清的困苦和危难以后，这似乎算得上一种奇迹。”可是，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人们的焦虑心情反而是与日俱增。这便证明，当权的政治家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想透，因为那样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障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不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胜利的追逐必然会要变成悲剧，使得各种努力毫无成效。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必不可免地要为苏维埃俄国控制欧洲大陆开辟道路，并使得共产主义的影响大规模地扩展到整个世界。同时，由于原子武器作了一场惊人的表演，使用这个武器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战争，也就必然促使俄国人要在战后发展这种武器。
从来还没有过现在这样一种很少安全感的和平。经过了神经一直紧张的八个年头以后，由于热核武器的生产，那些“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更加感到不安全了。但这并不是战争造成的后果。
即使还在试验阶段，氢弹就已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更加明白地证明，用“总体战”作为一种方法，也和以“胜利”作为战争目的一样，是一种陈腐了的观念。
对于这一点，那些一贯主张进行战略轰炸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不久以前，英国空军元帅斯里索尔爵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最近40年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总体战’，现在已经过时了……在我们的时代，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若再进行世界大战，那其结果将是集体自杀，人类的文明也将终结。”另外一位空军元帅泰德勋爵，也早已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准确而冷静地估计作战能力”。他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将不是什么决斗，而是相互交换的自杀。”可是，他又不大合乎逻辑地补充了一句：“这种趋势可以使侵略行径不至于受到鼓励。”其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有一类头脑冷静的侵略者，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对于不是明显地注定要带来灾难的威胁，能够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可以估计到对方不愿意自杀的那种天然的犹豫心理。
任何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那种并非直接的侵略，或者其他任何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侵略，是否能定下使用氢弹的决心呢？现在，就连空军部门的那些领导者，也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自杀”，而某一个当权的政府，难道竟敢贸然决定首先跨出这一步吗？由此可以肯定，除非某种威胁将要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比氢弹本身更为可怕，否则，决不会有人贸然使用氢弹。
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信念的基础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说得准确一些，拿使用原子武器来进行威胁，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事实上，俄国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这种恫吓并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反而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距离俄国很近，害怕苏俄的战略空军会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如果说要用原子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是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种威胁的反作用，即它的“后膛爆炸力”的破坏性，早已证明是有很大害处的。
对于“遏制”政策的运用，氢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固然可减少“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发生“有限战争”的机会，并助长了间接的和广泛的局部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促使对方犹豫不决，使他们在采取报复措施时难于决定是否使用氢弹或原子弹。
在现时代，为了“遏制”这种威胁，我们对于“传统性武器”的倚赖程度反而更深。当然，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等于必须仅仅使用旧式武器，相反，我们在发展新式武器方面，应该是不断推进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原子空军论者的假想是有很大差别的。而那些主张原子制空权的人，就旧的时代来说，还算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现代敌手所制定的战略，基本上都包含两重目的：首先是避免遭受优势空军的突击；其次则以有力的回击来瘫痪对方。我们愈是承认使用轰炸航空兵施行密集突击的必要性，则愈有利于促进新型游击战略的推行，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怪事。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确理解这种观念作为基础，而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加以相应的改革。只要是以敌人的战略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制定出有效的反战略；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句：想用氢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则我们潜伏的同盟者——“第五纵队”，也必然被一起毁灭。
曾经广泛流行过一种现点，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这当然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人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而这种间接路线，正是战略的实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必须合理使用武力，避免轻率用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已出现许多迹象，表明了使用“间接路线”的价值。而且，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已经巨大得多。不过，当时大战略的作用还不免令人失望。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定更加灵活的战略。可见，事情很明显，当原子武器正在日新月异之时，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自己的战略艺术。严格讲起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我的这本《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当时用的书名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现在这个版本，是我25年来继续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略和大战略方面的经验的结果。
当我研究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战役时，首先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是，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当时，我还只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只想更充分地把战略的实质揭露出来。可是，在经过深入的研究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这种间接法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情况表明，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使用这种方法都能加以解决。每当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总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以新的观念进行直接攻击，总不免要招来顽强的抵抗，这样一来，反而会使观点的改变更加困难。如果采取出人意外的手段，把新的观念渗透进去，或者采取辩论的方式，则实现某种观点的改变，就会更加容易和迅速。这是因为，在辩论当中，论敌的下意识抵抗，是比较易于用迂回办法去克服的。无论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只要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则成交的机会就会多些。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新的思想，最可靠的办法是设法使他相信，这个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如同在战争中一样，在制服敌人以前，应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对方诱出他的防御阵地。
间接路线的观念，同人与人之间理智相互影响的所有问题都有紧密联系，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与另外一条原则却是很难调和的，那就是：只有不顾各种利害关系和不怕一切后果而去追求真理，才有可能获得或者接近于获得作出具有真理价值的结论。
历史已经证明，“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而且同样表明，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并毫无保留地把它公开说出来，那就会有实际的价值。不过，同样也很明显的是，这种真理尔后的命运如何，则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物。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领域里的战略家，将力求使真理与人们所能接受的限度调和起来。他们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于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们在宣传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本领。
先知者将会遭到指责，这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至于这个指责将达到何等程度，那就要看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领袖则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如果他遭受指责，正好证明他已失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其原因，或是缺乏智慧，没有能力，或是未能认清自己的职能应与先知者有所不同。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就责难的结果作出最后的判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也可能表面上是失败了，但就他作为“人”的地位而言，则也许还能给他增添光荣。或者，至少可以使他避免一个通常的毛病，即给真理带来了损失，而对事业毫无益处。如果一个人总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真理，那么，从他“思想子宫”里产生出来的，一定会是畸形的“婴儿”。
然而，有没有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把认识真理和推广真理的过程结合起来呢？这就需要既不违背真理而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看来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会要遭到反对，当它还是某种新型观念时，更是无可幸免。可是，这种反对的程度，能够设法逐步减轻--那就是不仅要注意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到接近目标的方法。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不过，每一次选择这类间接路线的时候，都决不应该背离真理，而应该小心谨慎，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比谎言更加有害于真理。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说明上述这些思想的意义。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这也并非故意散布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是全新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肯动脑筋，能不能提出新旧两者之间的联系。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提出证明，说快速的机动车辆，也就是具有迅速通行能力的坦克，正是古代装甲骑兵的继承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调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时代里，骑兵曾起过极重大的作用，所以，恢复这类能起重大作用的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
巴·亨·利德尔-哈特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一章 历史是实际经验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埃帕米农达斯、菲力浦和亚历山大
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即“大波斯战争”，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自然的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战略还是处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这里取得许多教益。但是，“马拉松”这个字眼已经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并且非常有力地鼓舞着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们，以至于决不可以对它轻视。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个字眼所造成的印象尤为深刻。因此，在此以后的各个世纪中，首先是希腊人，而后加上欧洲人，都把马拉松战役的意义过分地夸大了。然而，如果不作过分夸大而准确地估价它的重要性，那么它的战略意义会反而显得更加清晰。
公元前49O年，波斯人采取侵略行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远征，其目的是要教训一下埃勒特里亚和雅典这两个在波斯王大流士眼中的希腊城邦小国，叫它们莫管闲事，不要插手别国的事务，即不要唆使波属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族人图谋暴乱。埃勒特里亚很快被波斯人灭亡了，其国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沿岸一带居住。而后，波斯人开始向雅典进攻。大家后来知道，当时雅典城邦内的极端民主党有意支持波斯人的武装入侵，企图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来挫败保守党。波斯人考虑到这一情况，没有直接向雅典城进攻，而是使军队在雅典城东北二十四哩处的马拉松登陆。他们采取这样的机动，是企图以此把雅典的陆军诓骗出城，使自己的支持者便于在雅典城内夺取政权。他们担心，采取直接进攻雅典城的办法，可能有碍于支持者发起暴动，甚至有可能迫使他们也起来反抗自己。而采取直接进攻的话，则波斯人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必须进行攻城战。
如果波斯人的企图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诡计可以说是已经得逞。雅典陆军果然开向马拉松，去迎击波军。而在此时，波斯人却开始执行他们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他们留下部分兵力作为掩护，把自己的主力重新装上船只，其目的是想绕道开往法里隆，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猛扑到没有防卫的雅典城。这个战略计划无疑是很精明巧妙的，可是由于多种情况的制约，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主将米太雅德具有顽强毅力，雅典军队采取了自己唯一可行的办法，立即向波斯的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所以获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腊方面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他们的长矛和盔甲经常都对波斯人拥有优势，马拉松战役是进行得很紧张的，实际上比后来爱国主义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激烈。不过，波斯掩护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还是安全地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在顽强战斗获得荣誉之后，随即以更顽强的毅力进行强行军，很快折回到了城里。他们由于行动迅速，加上反对党方面夺取政权的行动迟缓，终于使自己得救。在雅典陆军回城以后，波斯人看到，要想夺取这个雅典城，那就非进行攻城战不可。波斯人入侵的目的，本来只是想要惩罚一下希腊人，如果要以巨大牺牲来作代价，他们是不会乐意干的，于是便自动撤回亚洲去了。
此后过了十年，波斯人又产生了一个企图，于是再次调动大量兵力向希腊发动进攻。对于接受过去的教训，希腊人的反应是迟钝而缓慢的。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当局才开始扩充自己的海军，而这却是抵销波斯陆军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是，有充分的根据断言，这一次希腊和欧洲所以得到拯救，却是由于另外的原因。首先是埃及发生了骚乱。这使得波斯在公元前486年至484年不得不忙于那里的事务。其次是大流士的死亡。他是当时波斯执政人物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国王。
公元前481年，希腊重新面临着波斯入侵的威胁，而且其规模比以前各次更为巨大。由于敌人入侵的规模空前巨大，希腊各城邦和国家被迫团结起来，并组成了反波斯同盟。而对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则是被迫采取直接向目标进攻的办法。他调用的军队实在过于浩大，以至于不可能从海上进行输送，因此被迫从陆地进军。由于这一原因，波斯军队的补给储备无法获得解决，只得调用海军予以支援协助。这样一来，波斯的陆军只能沿着海岸地区前进，而海军舰队必须紧靠陆军进行活动。结果，陆海两军的行动都受到牵制。希腊方面却能预定在几个方向上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波斯人要想绕过这些路线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利用地形条件逐次地构筑了许多道阵地，有力地封锁着进攻的敌人。这样，正象格兰蒂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希腊各邦内部意见分歧，那么，“侵略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突进到温泉关（即德摩比勒）以南地区”。可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而使历史产生了一篇不朽的史诗。希腊的海军舰队在萨拉米岛附近打败了波斯舰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入侵。薛西斯和整个波斯陆军都在岸上看到自己的舰队被击毁，但却毫无办法进行支援，而这支舰队对于他们，与其说是运输工具，还不如说是补给来源，它比运输更为重要。
应当指出，进行这次决定性海战的有利因素，却是希腊方面使用的一个计谋。我们可以把这个计谋看作是间接路线中的一种方式。当时，泰米斯托克利写了一封信，说是希腊舰队打算投降。波斯人受了诓骗，把舰队开进了狭窄的侮峡，从而使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完全化为乌有。这一计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波斯人误信了过去的经验，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合情理。实际上，泰米斯托克利当时写这样一封信的内幕，是他害怕伯罗奔尼撒各城邦参加联盟军的将领们率军从萨拉米撤退，因为那些将领曾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真的那样撤退，雅典舰队就将被迫单独地同波斯舰队作战，并且使波斯舰队有机会在公海上充分发挥其数量优势的作用。
在波斯阵营里，只有一个人反对薛西斯关于立即发起战役的决定。这就来自哈里卡尔拉苏斯的阿尔齐米西娅女王。她建议放弃这次战役，而采取另外一个计划，使波斯舰队与陆军部队协同作战去进攻伯罗奔尼撒海峡。她预料这样可以迫使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舰队面临威胁而逃回自己的港口，从而瓦解整个希腊舰队。她的建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泰米斯托克利所担心的。若不是波斯舰队为了发起攻击而封锁了出海口，则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战船一定会在第二天早晨逃之夭夭。
果然，波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很不顺利。由于希腊舰队中一些战船在撤退，波斯舰队受骗，跟随着进行拐弯，而这些希腊战船只不过是作为诱饵行动，要使敌人的主力完全扑空。当时，担任进攻的波斯大船开进了狭窄的海峡，尾随着徐徐后撤的希腊战船，为了赶上这批战船，它们不得不加快划桨速度，结果使许多大船拥挤在一起。这就使希腊舰队有机可乘，得以向波斯舰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而把它打败。
此后七十年中，波斯人不敢再次入侵希腊，看来是害怕雅典海军攻击他们的交通线。可以举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当雅典舰队在叙拉古遭到毁灭之后，波斯人的侵犯马上就卷土重来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海战中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性机动，要比在陆战中早得多。
这就表明，陆军依靠交通线进行补给，已是后来发展阶段的事情了。而海军却不同，它们早就被用来对付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和补给工具。
萨拉米之战消除了波斯的威胁。此后，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盟主。直到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一盟主地位才算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了二十七年，其时间实在太长了。它不仅使交战的主要两方打得精疲力竭，而且使那些形式上守着中立的国家也倒霉地受到了严重损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双方在战略上经常都是犹豫不决的，战略毫无实效。
在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方面曾打算直接入侵阿提卡。可是，对方在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影响之下，使它们的多次计划都未能获得实行。伯里克利力图避免在陆上作战，主张使用雅典的强大海军舰队来袭扰敌人的航线，以此瓦解其斗志。这就是所谓的“伯里克利战略”，它和稍后一些时候出现的“费边战略”一样，曾经是很出名的。可是，这个战略的言词表达有其局限性，使人难于了解战争的过程。为了避免误解原意，在术语的使用上必须严格遵循确定的含义。
例如，所谓“战略”一词，从其直接含义来说，最好理解为“统帅艺术”，也就是对武装力量进行实际的领导。它与“策略”不同。“策略”不仅决定对武装力量的使用，而且要把其他手段（如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手段）统统结合起来使用。所以，策略的付诸实行，就是较高一级战略的运用，即所谓“大战略”的运用。
“伯里克利战略”与间接路线战略也有所不同。间接路线战略的任务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此达成胜利。伯里克利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其目的是要逐步消耗敌人，使敌人相信他不可能夺取胜利，从而使自己最后获胜。
对于雅典人来说，一次大瘟疫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大大地消耗了，结局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因此，“伯里克利战略”在公元前426年即宣告破产，而由直接进攻克列昂纳和德莫斯菲纳的战略所代替。这个战略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尽管曾经取得一些卓越的战术胜利，但是总的说来并不比“伯里克利战略”好些。在其以后不久，即在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斯巴达方面最有才华的统帅布拉西达士，终于剥夺了雅典人经过艰苦奋斗夺来的一切优势。
布拉西达士取得这个成果，采用的是直接破坏敌人根本要地的战略性机动，而不是摧毁敌人的实力主体。他带兵绕过雅典城向北挺进，实行贯穿整个希腊境内的强行军，直接袭取雅典的自治领地哈尔基蒂克，而这正是雅典的要害之处，向来称为雅典帝国的“阿奚里脚跟”。布拉西达士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向那些背叛雅典的城邦发出诺言，给予他们自由和保护，因而严重地动摇了雅典对哈尔基蒂克的统治，迫使雅典把自己的主力派来进行援救。结果发生了安菲波利斯之战，雅典军队遭到惨败。尽管布拉西达士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但雅典当局还是愿意同斯巴达人订立一个于自己不利的和约。
在以后那些虚假和平的年月里，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收复哈尔基蒂克的地盘。后来，作为最后一次的积极手段，他们又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企图占领西西里岛的“钥匙”叙拉古城，以此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间接路线的实例，但它却有着弱点，其矛头不是刺击敌人真正的军事同盟者，而是指向了对方贸易上的业务伙伴。因此，它不但没有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新的敌人。
尽管如此，要是这次远征在执行过程中不犯那么多的错误，要是远征真能取得胜利，那么，它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成果，还是有可能大大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可是，远征计划的制订者阿尔基维亚德遭到了国内政敌的阴谋陷害，被迫在途中离开了指挥岗位。他受命返回雅典，要出席法庭以亵渎神圣的罪名受审。阿尔基维亚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宣告死刑的判决书。因此，他在途中逃住斯巴达，打算帮助敌人来摧毁自己亲手制订的远征计划。接替阿尔基维亚德去担任远征部队总司令的，是尼基斯。这个人本来就是阿尔基维亚德计划的反对者，天生冥顽，不学无术，因此，他自然要使阿尔基维亚德的远征计划遭到破产。
雅典在围攻叙拉古战斗中丧失了自己的陆军，只是由于海军舰队的积极活动，才算避免了惨败。以后又经过了延续九年的海战，雅典还是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而且重新恢复了它的大帝国地位。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05年，斯巴达舰队的司令官莱桑德尔，终于把雅典继续发展的措施搞掉了。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古代史》一书中，关于莱桑德尔这样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力避战斗，尽量消耗雅典的兵力，选择帝国最要害的地点实行攻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未必正确，因为莱桑德尔的计划并不是象采取间接路线那样避开战斗，而是只要遇到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便不论时间和地点，总是向敌人实施进攻。莱桑德尔曾经机巧地改变航线，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摸不清自己的意向，从而悄悄地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给雅典运输粮食的潘塔斯船队返航，由于对雅典的粮食补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雅典当局曾把自己拥有180艘舰船的整个舰队都派去对运粮船队进行护航。在连续四天的航行中，雅典舰队一直在引诱莱桑德尔进行海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莱桑德尔只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似乎自己已经陷入毫无作为的窘境。这样，雅典舰队受了骗。它本来应该开进安全的塞斯托斯港去补充给养，但是却没有开进去，而停留在埃戈斯波塔美附近的开阔海面上，虎视着莱桑德尔的舰队。第五天，当雅典舰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上岸去筹办粮食补给的时候，莱桑德尔便突然地发起了进攻，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战斗就一网打尽了敌人的舰船，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两国之间一场时间漫长的战争。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图1 希腊的中部和南部
下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38年才发生的。这次战争使希腊的霸权转移到了马其顿人手里。这次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说明自然界的障碍可以为了战略上的利益而加以利用。马其顿人，尽管也是希腊人，但实质上他们又是“外国人”。当时，底比斯人已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泛希腊同盟，用以对抗实力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其顿。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同盟者，那就是波斯国王。而这对于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的新的进攻者，也认识到了间接路线的意义。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企图夺取霸权的借口，也是带有伪装欺骗性质的。他参加安菲赛托尼克会议，是被邀请来的，是请他来协助惩罚贝奥提亚西部那个阿姆菲萨小国家的。那个小国被控犯了渎神罪。菲力浦之所以受到邀请，很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他这样做，尽管促成了底比斯和雅典为反对他而进行的联合，但是至少使得希腊的其他各国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336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100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图2 地中海东部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301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302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汉尼拔、西庇阿和凯撒
对于欧洲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下一个冲突，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阶段，是汉尼拔进行的各次战争，或者统称之为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个战局，而每一个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的进军。而其最终结束点，看来应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朗西梅诺湖畔所取得的歼灭敌人的胜利。这次胜利以后，汉尼拔如果能下决心立即向罗马进攻，那么可以说，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备部队以外，没有其他的抵抗力了。
汉尼拔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陆上路线，不选择距离短得多的海上路线？通常的解释都是认为“罗马人掌握着制海权”。可是，在他那个时代，航船还是原始化的，它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制海权”的现代定义去套当时的情况，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罗马人在当时究竟有无制海权，也是一个疑问。曾直接记述过特朗西梅诺战役的波里比阿在一篇着作中就指出过：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会不会取得“制海权”，曾经感到焦虑。甚至到了战争的结束阶段，即在罗马人取得一系列海上胜利以后，他们尽管剥夺了迦太基舰队在西班牙的所有基地，并且在非洲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仍然没有能力预防马哥（汉尼拔的弟弟）的远征军在吉罗西-里费亚实行登陆，也没有可能阻止汉尼拔返回非洲。因此，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更可能的理由是，他要纠集意大利北部的色尔特人起来反对罗马，认为这样对他更为有利。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条陆上的行军路线，也不是一条直线。正因其如此，他才获得了颇大的利益。罗马方面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西庇阿（即阿非利加·西庇阿的父亲）到了马赛，其目的是要阻止汉尼拔渡越罗讷河。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地在该河上游渡过了这条难以逾越的大河，而且还继续向北走了很远。他选择了一条穿越伊塞里谷地的更为艰险的路线，而不是经过里费亚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直路是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的。波里比阿后来写道：当老西庇阿在三天之后赶到渡河地域时，他“大吃一惊，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一个敌人，而他先前却曾断定，认为汉尼拔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冒险经由这条道路（即北线道路）进入意大利的”。老西庇阿于是当机立断，留下部分兵力在现地，自己即匆匆忙忙地走海路返回意大利。他正好及时赶到，在伦巴第平原上碰上了汉尼拔。然而，这里的平原地形却使汉尼拔占了优势，使他的强大骑兵便于展开活动。结果，在蒂西纳河和特雷比亚河的两次战斗中，汉尼拔都夺取了胜利。这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
汉尼拔变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人，停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罗马的新执政官预计到汉尼拔必将继续进攻，于是分兵把守两条线路：一条通向位于亚得里亚海岸边上的里米尼；另一条通向埃屠里亚的阿雷蒂昂（即现今的阿雷佐）。这些据点正好控制着通往罗马的东西两条大道，而汉尼拔是很有可能沿着这些道路进攻罗马城的。汉尼拔决定沿着通向埃屠里亚的线路行军，可是，他却不是选择大家通常所走的道路。行军之前，他通过周密的侦察，“查清了通向埃屠里亚的所有各条道路，知道这些道路的里程和状况也是敌人所熟悉的，知道还有一条穿过沼泽地的捷径是有利于突然地向弗拉米尼（罗马执政官）发起攻击的。汉尼拔想到了采取突然袭击行动的问题，于是便选择了穿过沼泽地的那条捷径。可是，当部队知道自己的司令官正率领他们走向沼泽地时，士兵们曾经大为震惊……”（波里比阿语）。
一般的统帅都是喜欢已知的东西，而害伯不知的东西。汉尼拔不是一个普通的统帅，因此，他和所有伟大统帅一样，宁肯在最危险的条件下从事活动，却不愿在敌人选择的阵地上去同敌人搏斗。
在连续四天三夜的行军中，汉尼拔的军队一直是在沼泽地内的“泥水道路”上行进。由于极度疲劳和缺乏睡眠，部队遭到大量减员，马匹的损失更为严重。可是，一旦冲出了沼泽地带，汉尼拔立即发现，罗马的军队仍然毫无作为地呆在阿雷蒂昂的军营里。这时，汉尼拔也未打算直接实施攻击。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绕过罗马的军营，前进到其后方，那么，弗拉米尼由于害怕人民的谴责和不能忍受的挑战刺激，不可能消极地看着敌人蹂躏自己的国家，而必然立即跟随而来。这样作，汉尼拔可以反客为主，就有了展开攻击的有利条件。”
汉尼拔采取这样一个迂回到敌后的机动，是仔细地研究过弗拉米尼的个性而考虑到其心理作用的。随后，就是如何实际执行计划了。他沿着通向罗马的大道前进，组织了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第二天的早晨，正当晓雾迷茫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朗西梅诺湖岸的山地道路，跟在汉尼拔后面拚命追赶，可是，它却突然遭到来自前后两面的夹攻，并被全部歼灭。许多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胜利的结局，但往往忽略了精神因素是造成这次胜利的基础。然而，波里比阿在自己关于这次战斗的评论中作出了下述结论：“好象一艘战船，如果失去了舵手，那它很快就会成为敌人的虏获物。在战争中的军队也是这样。如果您能在斗智当中胜过敌军的主将，使其在行动上处于被动地位，那么，这支敌军就有可能完全落在您的手中。”
接着产生一个问题：在特朗西梅诺大捷之后，汉尼拔为什么不直接进攻罗马城？这是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疑案。后人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只不过是猜测罢了。缺乏攻城的重型技术装备，也许是较为明显的原因，但却并不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则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一直都在消除罗马对于其意大利各同盟国的影响，而力图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联盟。所以，取得几次胜利只能算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如果汉尼拔能使作战的条件有利于他使用优势的骑兵，那么，他在战术上的优势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以罗马人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而开始的。这些间接路线行动，就形式上来说，似乎是希腊特点还要多于罗马特点。这种行动的方式，以及后世许多人对于它的模仿，其中有些是学得很坏的，在历史上统称之为“费边战略”。费边采取的这种战略，不仅在于避免进行会战，以争取时间，而且要达到影响敌人士气的目的，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可能盟国的精神状态。因此，“费边战略”主要还是属于军事政策的问题，或者说是大战略的问题。费边深刻认识到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去冒险求战，不指望通过会战取胜。他在尽量避免会战的同时，却又到处发动小规模的挑衅，以此刺激侵略者的神经，并使汉尼拔的军队无法从意大利的各城市和他的基地即迦太基本土获得兵员补充。这一战略获胜的基本条件，也即如何利用它来实现大战略的条件，就是要使罗马的军队经常控制山区高地，从而使得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不起作用。因此，这一阶段成了汉尼拔和费边同时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搏斗。
经常给敌人造成威胁，不断截击敌人的零星兵力和粮秣征集小队，迫使敌军无法建立任何永久性的补给基地，这一切使费边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阴影，到处遮蔽着汉尼拔凯旋式游行的胜利光辉。这样，费边本人不仅避免了失败，而且也消除了汉尼拔由于前几次胜利而给罗马的各意大利盟邦所造成的影响，因而阻止了他们对罗马的背叛。此外，这种游击式的战法，既提高了罗马部队的士气，又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因为他们远离祖国，深深感到已经不可能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消耗战却是一件双面开锋的武器，即令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地会感到吃不消。这样的消耗战争，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必将带来特别难以忍受的苦难，因而他们渴望尽早结束战争，而且经常带着偏见，认为最好还是通过战斗取得对敌胜利。当汉尼拔大胜之初，罗马人是感到十分惊恐的。而现在，他们在慢慢恢复过来以后，就开始对费边的智慧和他的行动产生怀疑了，忘记了正是费边才使他们获得恢复的机会。这种怀疑情绪煽惑着军队中一些只有“匹夫之勇”的分子，他们也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指责费边是“懦夫”。这种情况使得执政当局作了一个史无先例的决定，即任命米拉修为副统帅，而他本来就是费边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批评费边的主要人物。于是，汉尼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了陷阱，幸亏费边及时赶到予以援助，才使他勉强得救。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可是，当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却未能保证他获得连任机会。在执政官的选举中，狂妄自大、性情乖僻，而且不学无术的特烈茨·瓦罗被选为两个执政官之一。原先就是这个瓦罗促成了对米拉修的任命。此外，罗马元老院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执政官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决战。当时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正在遭受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元老院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它为了准备公元前216年的会战，已经建立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其编成已有八个军团。可是，由于选错了一个统帅，他的思维判断能力不能适应他的进攻精神，因而使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执政官是埃米里·帕卢斯。他曾希望等待一下，利用机动造成比较有利的条件。可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不符合瓦罗的观点。瓦罗的思想和他的公开宣言是：“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对他进行攻击。”结果，瓦罗利用了第一执政这个有利的条件，给汉尼拔提供了一个在平原上，在坎讷附近进行会战的机会。帕卢斯曾经进行争辩，认为有必要把汉尼拔吸引到比较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形上来。可是，瓦罗听不进这个意见，他利用自己轮值指挥部队的日子，把军队开到了紧接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帕卢斯把部队关在设防的营地之中。他认为汉尼拔的补给品不足，很快就会被迫撤退。而瓦罗呢，正如波里比阿指出的，“他的胸中却愈来愈烈地燃烧着进行会战的烈火。”当时，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求战感情，继续拖延下去将会激怒他们。“因为对于人们来说，没有比犹豫不决更为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决定已经作出，人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不管遭受什么艰难困苦，那怕不幸就要落在自己头上，也要勇往直前。”
待到下一天的早晨，瓦罗命令罗马的军队开出营地，准备进行会战。而汉尼拔所期待的，正是进行这样一种会战。按照传统的习惯，双方的步兵应该配置在战场的中央，骑兵列在两翼。可是汉尼拔却采取了一种新的列阵方法。他把那些坚定性比较差的高卢兵和西班牙兵摆得突出一些，配置在步兵战斗队形的中央，而把自己的非洲步兵稍微挪后一点，配置在两翼。这样，高卢步兵和西班牙步兵就成了一个吸引罗马步兵的天然磁体，罗马人决不会放弃对他们进行攻击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遭到罗马步兵的攻击以后，按照汉尼拔的意图，必须马上实行后退。于是，汉尼拔那个最初摆成为凸线向着敌方的半月形战斗队形马上起了变化，凸线变成了凹进去的弧线。罗马步兵为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逐渐地向这个空间中涌来，大家挤成一闭，以至于最后连使用武器都很困难。他们满以为已经突破了迦太基人的战线。而实际上，却是自己愈来愈深地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汉尼拔的非洲精兵即从两翼向中央夹击，把挤成一堆的罗马人从两面包围起来。
这个机动是萨拉米海战时那个机动的重演，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那个机动思想的重复。从形式上看，它可以使人联想到日本人的所谓“柔道”斗争术，其基础就是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
而在那个时候，汉尼拔的重骑兵正好配置在左翼，它也突破敌人骑兵的队形，从后方向罗马人进行包围，并协助努米蒂亚骑兵队把敌人配置在右翼的骑兵也驱散了。迦太基的重骑兵，这时把追击罗马骑兵的任务交给了努米蒂亚人，而自己却不停地向敌后突进，要给罗马步兵以致命的打击。这时，罗马步兵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他们由于紧挤一团，密度过大，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这时开始，会战已经变成为一场屠杀。根据波里比阿记载，罗马军当时共有七万六干人，而死在战场之上的竟有七万之多。其中包括帕卢斯在内，但是那个引起惨剧的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地逃脱了性命，这实在是对命运的一种讽刺。
罗马人在坎讷遭到毁灭性的惨败以后，意大利联盟暂时地瓦解了。但罗马本身并没有崩溃。费边在那里组织和团结人民，继续进行了长时期的抵抗。后来，罗马终于又站立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运用了费边的避战战略，而这一战略正好体现了顽强的坚定性和忍耐性。同时，也由于汉尼拔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兵员补充。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置身于一个近乎原始组织的地区，使他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难于以战养战。（而在晚些时候，当西庇阿侵入到非洲时，他即发现，迦太基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保证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这场战争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207年。当时，罗马执政官尼罗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他秘密地把罗马军队从汉尼拔当面的阵地上撤下来，而后以强行军的速度开进，去集中对付汉尼拔的兄弟（哈司德鲁巴尔），后者率领一支军队刚刚到达意大利北部。尼罗在梅塔弗尔河战斗中击毁了这支军队，于是，汉尼拔就要获得这支援兵以便赢得胜利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尼罗在作战以后，立即返回了营地。等到汉尼拔发现对方的营垒已空时，尼罗又早在营地上了。
从此以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陷入了僵持局面。这样也就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在此以后的五年当中，汉尼拔始终都在南意大利进行顽强的防御。罗马的许多将军，每当采取直接打击法过分地靠近汉尼拔的狮穴时，总是受伤而还。
公元前210年，阿非利加·西庇阿被选派到了西班牙。他面临着迦太基方面大大优势的兵力，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挽救那支曾由他父亲和叔父指挥的罗马军队，使其免遭覆灭，为他战死的父亲和叔父报仇，而如果可能的话，则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为罗马保持住一个小小的立脚点。西庇阿采取了最快的前进速度，利用了战术上的优势和巧妙的外交手段，把原先的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活动。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的打击办法，既对付着迦太基，也对付着汉尼拔，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他要在那里训练部队，也要从那里补充新兵。西庇阿把奇袭和时机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打垮迦太基军队以前，先把迦太基的一些同盟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把他们在西班牙-迦太基（新迦太基）的主要基地剥夺掉了。
公元前205年，西庇阿回到了意大利，并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已准备好，要执行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第二阶段计划，即进攻迦太基--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阶段。费边这时已经年老，思想逐渐僵化，只知道维护一般的行动方法，顽固地认为西庇阿首先要在意大利境内打击汉尼拔。他曾多次质问西庇阿：“你为什么不想直接打击汉尼拔，而一定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子呢？你是否想到，当你渡海到了非洲之后，汉尼拔会跟着你后面走吗？”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许可，但被拒绝进行兵员补充。所以，他在公元前204年春天出发远征时，只率领着七千名志愿兵，另外就是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军团。这是两个在坎讷战中吃了败仗的军团，当时被罚在西西里岛担任守备勤务。西庇阿登上非洲大陆时，迦太基只派来一支不大的骑兵进行抵抗。他巧妙地实行了后撤，把这支骑兵诱入陷阱，然后将其全部歼灭。这样，西庇阿不仅赢得了时间，可以用来巩固他在非洲大陆的阵地，而且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声势，既鼓舞了罗马国内的当局，使他们乐于给他更积极的支援，也震撼了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削弱了迦太基对它们的影响。不过，它们当中那个最强大的锡法克斯却是例外。
尔后，西庇阿试图夺取乌蒂卡港，想以它作为自己的基地。可是，他没有成功。他本想袭用早年夺取迦太基拉的办法，不采取长期的攻城战而把它夺到手。但在六个星期以后，他被迫解除了对乌蒂卡港的围攻，因为锡法克斯巳经率领一支有着六万人的大军来对付他，也就是来支援哈斯德鲁巴·吉斯哥那支新近编组的迦太基军部队。敌人的联军一旦到达，其兵力将在数量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于是，西庇阿撤退到了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并在那里构筑了一条有着坚固工事的防御线，其形式正象后来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所设的防线一样。他在那里首先设法使封锁他的敌军麻痹松懈起来，而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在准备从海上攻击乌蒂卡港，以此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这些诱敌行动完成之后，他便利用黑夜对敌人的两个军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西庇阿的指挥巧妙，这次突然袭击在瓦解敌人的组织和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显着。起初，他向着组织纪律较差的锡法克斯营地发动进攻。在那里，大多数的营舍窝棚都是用易燃的芦苇和茅草覆盖的，有的还伸到了营地工事的边缘之外。于是，罗马人首先放火。当一些窝棚起火而引起混乱的时候，他们即突然地闯进了军营。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以为这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在黑夜降临之时，他们还看到相距约十公里的罗马军营仍然寂静无哗，没有什么异样现象，于是打开了自己军营的大门，跑出去帮助锡法克斯部队救火。这时，西庇阿又立即抓住机会，马上挥兵进击，迅速从大门攻入哈斯德鲁巴的军营，避免了对其设防工事实行强攻。结果，迦太基的两支军队都被击毁了，各自损失了一半兵力。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次战役，那我们就会正式地从战略范畴转到战术范畴上来，而且事实上可以觉察到，战略不仅为胜利开辟了道路，同时还直接导致了胜利的取得。胜利，这只不过是战略机动的最后一幕，而没有顽强抵抗的一场屠杀，是不能算作一场会战的。
西庇阿在取得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以后，没有立即向迦太基进攻。为什么呢？尽管历史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比起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和坎讷取胜之后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一史实来，历史本身还是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来解释西庇阿的行动。历史教导人们，直到目前为止，只要有着迅速而突然地实施进攻和强击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预期较好的前景，那么，在所有各种作战行动当中，“攻城”是最为不利的一种战斗方式。如果敌人手里还掌握着野战部队，能够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那么，攻城战还有可能导致攻城部队的失败，因为他们在攻城当中所遭受的牺牲，总是要比守城部队大得多。
西庇阿当时所要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城的防御能力，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来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如能在汉尼拔返回之前迫使迦太基投降，对他来说当然是最为有利的。可是，西庇阿考虑到，与其遭受巨大的牺牲去强攻城市，还不如首先削弱敌人城市防御者的士气，借此摧毁其城防抵抗能力。如果强攻城池不下，而汉尼拔赶来从背后向他实施进攻，那他就很可能在城墙之下遭到覆没。
所以，西庇阿没有强攻迦太基城，而是对它实行封锁。他遮断了该城的粮秣供应，使其同盟各国无法对它进行救援。此外，他还采取穷追猛打的方法，打垮了锡法克斯军队，从而使敌人方面的总兵力遭到大大削弱。他扶植起自己的同盟者马西尼沙，使他夺取了努米蒂亚的王位。这样就保证他自己有了必要的骑兵补充，得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精神震撼作用的效力，西庇阿突进到达突尼斯。这里离迦太基城已经很近。他认为，这是“促使迦太基人产生恐怖和绝望的最好办法”。采取这样的行动，加上其他各种间接形式的压迫措施，终于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被迫向他提出了和平要求。可是，在等待罗马当局批准和平条件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汉尼拔已经返回非洲，并在勒普蒂斯登陆。和平谈判于是宣告破裂。（这时正是公元前202年）
这样一来，西庇阿的处境就十分困难和危险了。尽管他由于没有对迦太基城实行强攻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得不到同盟者马西尼沙的支援，因为在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他即同意马西尼沙返回努米蒂亚去巩固自己新王国的统治地位去了。一个统帅面临看这种形势，从正统的观点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马上转入进攻，以阻止汉尼拔向迦太基开进，或者就在原地坚守，以等待援兵的到达。然而，西庇阿这时却实行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机动。把这个机动的线路标在地图上，初看起来象是很不合理的。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把汉尼拔从勒普蒂斯到迦太基的行军路线标作一条直线，那么，西庇阿在留下一个支队于迦太基城下固守营地之后而外撤的路线，就是一条与汉尼拔这条直线成直角的路线，他是向下走的，也即是向着避开汉尼拔的方向走的。这才真是间接路线中一个最明显的范例！西庇阿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过了巴格拉达河谷，一直深入到迦太基来自内地各区的基本补给来源的心脏地区。同时，他每前进一步，也就向马西尼沙给他派来的援兵靠近了一步。
西庇阿的这个机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当时，迦太基元老院为那个关系到自己存亡的重要地区将被毁灭而大伤脑筋，接二连三地向汉尼拔派出信使，责成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命令他与西庇阿决战。尽管汉尼拔在答复元老院时强调，希望他们“不要干预”他的行动，可是，他仍然迫于形势，没能再往北走回到迦太基城，而是不得不转向西去，并采取强行军去迎击西庇阿。这样一来，西庇阿就把汉尼拔诱向了他所期望的作战地区。而在这个地区，汉尼拔不可能获得兵员补充，没有可靠的支撑点，一旦遭到失败，还不可能找到掩蔽的处所。如果在迦太基城附近进行会战，那汉尼拔是不会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
西庇阿已经达到了迫使汉尼拔远离迦大基城而来寻求战斗的目的。现在，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马西尼沙终于同西庇阿汇合起来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汉尼拔也赶上了他们。可是，西庇阿还是不向前进，不去靠近汉尼拔，而是继续后退，以此把汉尼拔诱向一个更深远的地区，那里正好可使迦太基人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现在，当汉尼拔前进到达平原以后，西庇阿有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在不久之前才刚刚获得的优势骑兵的作用，于是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会战。接着便发生了撒玛之战（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纳拉加那”之战）。西庇阿在这一战役中终于把汉尼拔的骑兵给打败了。而在此之前，汉尼拔的骑兵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就在这一仗中，汉尼拔第一次遭到战术上的失败。然而，战略上的大败，紧接着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因为战场附近既没有居民点，也没有要塞，使他找不到借以掩蔽的处所。没有掩蔽所，被打败的军队当然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一仗以后，迦太基也就不流血地投降了。
撒玛之战的胜利使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从此以后，它的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其宗主国地位不断加强。尽管它曾经多次地，几乎是定期地遭受到野蛮民族的入侵，但却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因此可以说，公元前202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较完整地对古代史中的一些转折点加以研究，并探讨那些引起转变的军事原因。当然，罗马帝国终究要从顶盛走向没落。到最后，一个巨大的帝国还是崩溃了，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也有野蛮民族的入侵问题，但主要却是内部逐渐崩溃的结果。
在许多个世纪当中，欧洲又由一个旧的“统一”的局面，变成了新的“割据”的局面。分析一下这个“崩溃和没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统帅艺术，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教训。其中，有些还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拜占廷帝国的贝利撒留和他以后一些统帅的经验，就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就整体说来，最终的结果经常都很难确定，因为转折点几乎不可捉摸，战略有时极不明确，历史文献资料又很不可靠，所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是不坚实的。
不过，当罗马还没有达到其权势顶峰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值得认真研究的国内战争。其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第一，这场战争仍然还是一个伟大统帅的活动舞台；第二，它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了世界的中心的话，那么，公元前五十年到四十五年的罗马内战，就使凯撒成了罗马世界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凯撒主义。
公元前五十年的十二月，在凯撒越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只有高卢和依列里贡两个地区。当时，庞培还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的各个省区。凯撒手里只有九个军团，而随他一起驻扎在拉文纳的，仅有一个，其余都在高卢，相距很远。庞培在意大利境内共有十个军团，在西班牙另有七个军团，此外还有许多的支队散布在帝国各地。不过，庞培在意大利的那些军团，只是一些仅有干部和骨干人员的架子军团。因此，凯撒的一个完全满员军团的战斗力，实际上要胜过庞培两个没有动员起来的军团。
有人曾对凯撒提出批评，说他率领一支如此弱小的兵力向南进军是冒险。但是，时间和突然性却正是战争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凯撒不仅认识到了这两个因素的意义，而且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时，也考虑到了庞培的人员素质。
从拉文纳到罗马有两条道路。凯撒所选择的，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距离最长的道路。因此，他是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前进的，并且采取了强行军的速度。当他逐渐深入而穿越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时，许多正在集中并准备投向庞培的新兵，都纷纷投奔到了凯撒麾下。这和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军队的情况正是一样的。庞培的军队由于精神发生动摇，放弃了罗马城，撤退到了卡普亚。与此同时，凯撒已经突进到敌人在科尔费仑的前卫兵力和庞培亲自统率的在卢塞里亚地区的主力之间的位置，于是，又收编敌人的兵力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尔后，他沿着卢塞里亚方向继续向南进攻，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实力。可是，到这时候，他的进攻开始变成直接路线的挺进，一直迫使敌人向着具有坚固工事的布林迪苏（即现今的布林迪西）港退却，那里正是意大利的靴后跟部位。由于遭到凯撒的穷追猛打，庞培被迫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过了亚得里亚海，逃到了希腊。这样，凯撒就因为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进攻行动过于直接化了，加上军事艺术知识的缺乏，终于丧失了以一个战局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以后的四年中继续进行战斗，并使军事行动遍及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地区。
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战局。凯撒不是到希腊去追击庞培，而是把部队开进了西班牙，其目的是要粉碎庞培的同盟即西班牙的军队。为此，他曾遭到过很激烈的责难。但是后来的事件证明，这样作是对的，正好估计到了庞培的消极无为。这一次，战局的开始仍是极不合符作战艺术的。他又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直接攻击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后边依勒尔达城（现今的莱里达）的敌人主力，结果又使敌人得以避开战斗。对城市的强攻没有获得任何成效，而且仅仅因为他自己亲临前线督战，才使自己的部队免于失败。部队士气低落，在他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前，一直都在低落下去。
凯撒终于放弃了攻城的打算。他改用全力建立一个人造徒涉场，以此控制着塞格雷河的两岸，而依勒尔达城也正位于该河岸边。这一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威胁，庞培的部下不敢久留，于是自动撤退了。对于撤退的敌人，凯撒没有直接追赶，任其自然遁去。但是他却同时派出了高卢骑兵，令其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远遁。尔后，他没有去进攻敌人后卫部队把守的桥头阵地，而是进行着一个冒险活动。他带领步兵渡过了一般认为只有骑兵才能过去的深水渡场，在一夜之间采取了广泛的迂回机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凯撒仍然不打算立即开始交战，而只是不断打破敌人寻找新退路的企图，并派出骑兵进行骚扰，以此消耗敌军的精力，而用步兵军团向着敌人的两翼进行迂回。他坚决控制着自己跃跃欲战的士兵，同时又鼓励他们对敌人的士兵表示同情友好。这样，使得敌军士兵精神沮丧，忍饥挨饿，以致士气日益低落。最后，凯撒迫使他们又掉转头来后退，不得不在一块没有水源的地方进行防御。敌人走投无路，终于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而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没有流血的。双方士兵死伤愈少，则凯撒的潜在拥护者和志愿兵员也就愈多。由于用机动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进攻，这个战局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四十八年的个一个战局中，凯撒又改变了自己的战略，结果使战局延续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告结束，而且所取得的胜利还是不完全的。这一次，他进攻希腊所选择的道路，不是走陆上穿过依列里贡的迂回路，而是那条最短的海道。在开始的时候，他确曾以此赢得了某些时间，但是到头来还是把它丢掉了。首先，庞培有一支大型舰队，而凯撒却没有这样的舰队。他尽管早已下达命令，要紧急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可是，待到出发之时，却还只有不大的一部分可供使用。凯撒不耐烦久等，于是在其兵力大约还只集中一半的时候，就带着部队从布林迪西港口出发了。他在巴勒斯特登陆以后，沿着海岸向北走，直抵都拉希（现为都拉斯）那个重要海港。而庞培正巧比凯撒早到一步。对凯撒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庞培和往常一样，行动总是慢吞吞的，因而丧失了在安东尼率领凯撒的另外一半兵力来和凯撒汇合以前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的机会。当安东尼在都拉希以北地区登陆时，正好处在安东尼和凯撒部队之间的庞培，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地拉那地区的会合。此后，庞培又开始退却，敌人则紧紧跟他的后面追赶，力图同他进行战斗。后来，双方终于驻扎下来，在流经都拉希以南的格努斯河右岸相互对峙着。
进攻曾经一度停顿，直到凯撤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才又打开局面。凯撒完成了一个迂回行动，沿着山地走了七十公里，前出到了都拉希和庞培军队之间的地区。庞培意识到自己所处境地的危险以后，实行了退却，以便保护那个远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基地。可是，凯撒没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形势，因为庞培还是那样一个性格，只要还能够从海上得到补充，他并不打算首先发起攻击。这样，凯撒劳而无功，只好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决心，即把敌军包围封锁起来。然而，他的敌人不仅在兵力上比自己强大，而且还有海路进行补给，并且随时都可以上船撤退。
由于包围的兵力单薄，即令是庞培这样一个消极而无所作为的人，也不会不想到要对包围线上的薄弱地段进行突击。庞培的突击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凯撒不得不集中兵力来进行反突击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次反突击又不幸以凯撒的惨败而告终。只是由于庞培这个人过于消极怠惰，才使得凯撒那支精神沮丧的军队免于彻底溃灭。
凯撒的士兵仍然顽强地相信，凯撒会率领他们重新进攻敌人。可是凯撒却总结了过去的教训，他在实行后撤改善态势之后，又开始采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庞培本来有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更大可能性。他可以带兵横渡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去恢复自己的统治权，在凯撒失败以后，那里曾经形成一种对他有利的局势。凯撒清楚地知道，如果庞培向西实行这样一种机动，那对他是极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组织部队向东进军，去攻击庞培的一个老战友，即盘据在马其顿的西庇阿·纳吉卡。这样，就迫使庞培尾随凯撒而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行军线路，匆匆忙忙地赶去援救西庇阿。凯撒比庞培先到一步，可是，他没有立即把自己的部队用去强攻堡垒工事，而是给了庞培一个随即赶到的机会。凯撒为什么放弃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强攻时机，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都拉希的情况，不相信庞培会在开阔的地形上接受会战。如果凯撒真是这样设想，那他的想法是完全对头的，因为庞培尽管在兵力上还有着二对一的优势，但他仍然是在部将们的强烈劝说下才下了出战的决心。当凯撒刚好完成进行机动的准备工作，以为夺得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时，庞培即把部队开上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法萨罗取胜的机会。从凯撒的利益来说，这次会战无疑是来得过早了，其证据就是，战斗的结局几乎是千钧一发。凯撒转而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以后，终于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的局面，并且进而破坏了庞培地位的稳定性。
凯撒在法萨罗取得胜利以后，一直尾追着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小亚细亚，经由地中海，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庞培到达亚历山大城以后，被托勒密杀害了。这样一来就给凯撒省了许多的麻烦。可是，凯撒本人却把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给葬送掉了。他留在那里干预托勒密和其姐妹克里奥帕特拉争夺埃及王位的斗争，白白地耽误了八个月的时间。凯撒这个人，几乎是定期地重复着，而且不断地加深着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老是只关注一些比较明显但意义却不那么重大的目标，而忽视了那些虽然不太明显但却是主要的目标。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几乎是轮流采取德热基尔战略和盖得战略。
由于凯撒丧失了时间，庞培的拥护者得以重新收集兵力，并在非洲和西班牙巩固自己的地盘。
在非洲，凯撒的部将古里阿采取了直接路线行动，结果使他在那里的处境很困难。古里阿登陆以后，曾很快取得一些胜利，可是，他却掉进了卢巴国王的陷阱，并且被歼灭了。而卢巴国王是庞培集团中的一个联盟者。凯撒在公元前四十六年的非洲战局，就是这样开场的。他采取着直接的路线，追求着疾速的行动，可是如同在希腊战局中一样，其兵力却又是那样地不足。因此，凯撒本人也很快地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只是由于他有着好的运气和巧妙的战术，才避免了失败。这次失利以后，他便缩到鲁斯庇纳附近，构筑军营，进行固守，以待其他军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坚持避不出战。
此后，凯撒重又运用德热基尔战略，其要害就是以较少的流血来争取胜利。在连续几个月的过程中，甚至在他的援兵到达以后，他一直坚持间接路线的战略，即使其行动极有限也罢。他不断进行机动，发起一连串的小战，用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而从敌军逃亡数字日益增加的情况来看，他这样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后，由于对敌方的重要基地塔普苏使用了较为宽泛的间接行动法，造成了有利于会战结局的好形势。于是，他的部队疾速地转入了进攻，甚至没有依靠上头的多少指挥就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公元前四十五年的西班牙战局，是紧接着非洲战局之后开始的。它是这场内战的结束阶段。这一次，凯撒力求避免有生力量遭受大的牺牲，便不断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实施机动，迫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由于采取这样的战术，凯撒又赢得了蒙达会战的胜利。然而，这次会战的顽强程度和战斗中的巨大伤亡证明，“节约兵力”的原则和通常的保护兵力是有区别的。
凯撒的间接路线行动，其规模是比较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他在每一次战局中，只是使敌人的士气有所削弱，而未能使其达到崩溃程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凯撒所重视的，主要是震撼敌军士兵的心理，其次才是其将领的心灵。如果说，凯撒的几次战局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两种间接路线方式的区别，即对付敌人军队和对付敌军指挥之间的区别，那么还不如说，除此之外，这些战局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战略上的直接路线行动和间接路线行动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每当凯撒采取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时，他总是遭到失败，而一旦转而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他就经常取得胜利。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四章 拜占廷时代的战争--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
在蒙达会战中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凯撒成了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者。这是一个事实，它使罗马的宪政从此宣告结束，为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扫清了道路。帝国一旦产生，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崩溃孕育着胚胎。不过，它的衰亡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从凯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而且在此以后，在另外一块土地上，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它继续存在了一千年。这是因为，第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第二，公元395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的命运比较长。西罗马帝国则由于蛮族的不断进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诸王国的建立，意大利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于是，连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也被废除了。
不过，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东罗马的援助，在西方，罗马的统治权力曾有一度苏复的景象。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时期，他的将领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同贝利撒留的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同他的两件有名业绩分不开：第一，他总是以极少的兵力来完成追求远大目标的战局；第二，他系统地运用了防御战术。他的一系列战功都是采取不靠进攻的办法得来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例。而且更加令人信服的是，他用以进行防御活动的军队的基础，却是一支机动的骑兵部队。贝利撒留本人并不缺乏胆略和勇气，可是他的战术，不仅在于给敌人设置障碍，而且总是设法使敌人认为自己抢先发起进攻较为有利。他如此信赖防御手段，部分的理由是他手中总是兵力不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在战术上和心理上有着准确精密的计算。
贝利撒留的军队同罗马过去的军团制军队比较，在组织形式上是大不相同的，它很接近于中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军队，只不过更加发达完善一些罢了。凯撒时代的军人看到他们，简直不会承认他们就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跟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那些军人，如果看到他们的发展趋势，则可能不会感到惊奇。从西庇阿到凯撒，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罗马本身已从城邦国家变成了帝国，它的军队也从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军队。然而，自从撒玛会战以来，尽管骑兵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它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中，并没有提到主要的地位。步兵仍然是罗马帝国陆军内的主要兵种，而骑兵呢，尽管马种已经大有改良，但它仍然如同和汉尼拔作战的初期那样，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兵种。后来，出于帝国边防斗争的需要，必须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因而骑兵的数量才逐渐有所扩大。只有到了公元378年，当罗马的军团在阿德里亚诺波尔会战中被哥特人的骑兵击败以后，罗马陆军才总结了教训，进行了改组。但在以后的几代人中，却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齐阿多休统治的时代，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曾经大量收编蛮族的骑兵，因而使骑兵的比重有所增加。此后一个时期，在补充兵员的时候，步兵和骑兵的比例，又大体趋于平衡了。待到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重骑兵便成了主要的兵种。重骑兵的骑手们，身上披着铠甲，使用长矛和弓箭。实行这样一个突变，很明显，是想使每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同时兼有机动的“射击力”和“冲击力”。匈奴和波斯部队中的骑兵弓箭手，以及装备着长矛的哥特骑兵，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具备这种素质。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力量，又编组了轻骑兵，即一种轻装的弓箭手骑兵。这两种骑兵的结合，无论从组织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战术使用上来看，都可以说是现代轻型和重型（中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同时，步兵也开始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轻型和重型。不过，后者因为使用重矛和密集的战斗队形，在战斗中只能起一种牢靠的支柱作用，而骑兵则环绕着它进行各种的机动。
公元六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局势。它的军队在波斯边界的作战中，接连几次遭到惨败，因此，它在整个小亚细亚的地位也都开始动摇了。稍后一个时期，由于匈奴人从北方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一度有所缓减。然而，快到公元525年时，边界上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不过，这时的战斗活动还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而没有什么系统性。就在这个时候，贝利撒留开始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骑兵，向波斯的属地亚美尼亚实行了几次成功的进击。稍后，当波斯人占领一个边境要塞之时，他又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把要塞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将领的失败作一番比较，查士丁尼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提升贝利撒留做了东线各军的总司令官。那时，贝利撒留还不到三十岁。
公元530年，一支总兵力十万人的波斯大军，开始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达拉要塞。贝利撒留带兵迎击敌人，但他的兵力勉勉强强只能达到敌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不久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他并不想困守城池，而是决心冒险，准备与敌人进行一次会战。当时，他选择了有利的阵地，经过很好的准备以后，使阵地既便于采取防御行动，也有利于实施进攻。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仔细估量敌人，认为敌人充满着对拜占廷人的仇恨，依靠其兵力上的优势，一定会首先向他发起进攻。他下令在要塞前面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壕沟离城墙的距离不远，正好可使守壕的部队得到城墙上的“射击”支援。贝利撒留把力量比较薄弱的步兵部署在壕沟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按照成直角的方向，又向前各挖一条堑壕，而在两条堑壕通向谷地两边高地的方向上，再各挖一条横向堑壕。在这些侧射工事之间，还构筑了一些宽广的通路。贝利撒留把自己的重骑兵支队沿着这些侧射工事加以配置，其目的是要使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同时，他又把匈奴人组成的轻骑兵摆在由战壕和堑壕构成的两个内角里，一旦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逐回，他即可派出轻骑兵去突击当面敌人的后方，用以减轻对重骑兵的压力。
波斯人开近要塞以后，首先就对贝利撤留的作战部署感到困惑。于是，他们在第一天即花了整天时间来进行战斗侦察。第二天早晨，贝利撒留给波斯的总司令官送去一封信，建议他最好不必兵戎相见，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根据克萨里斯基对考古发掘物的研究，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和平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凡是略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因此，力求以和平来结束战争的统帅，才是最伟大的统帅。”这真是至理名言，而且由一位年轻的统帅在他第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前夕说出来，更属难能可贵。可是，波斯主帅给他的回答却是：对罗马人的诺言永远不可相信。按照这位主帅的看法，贝利撒留给他送这一封信和采取防守战术，正是对方有着畏惧心理的表现。就这样，波斯人开始了进攻。不过，他们也是相当谨慎的，没有向中央部位进攻，认为那里是一个明显的陷阱。然而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正好中了贝利撒留的圈套。因为这不仅使他们兵力分散，攻击力受到削弱，而且使其战斗行动局限于对付两翼的骑兵。对贝利撒留来说，他的骑兵正是一个可以与波斯人相匹敌的兵种，在数量上也少不了多少，所以他正寄希望于骑兵。而在当时，贝利撒留的步兵还可以使用弓箭进行比较有效的射击。那个时候，拜占廷的弓箭在射程上是超过波斯人的，而且，波斯人的铠甲也抵挡不住拜占廷的利箭，相反，拜占廷人的铠甲却可以有效地防护波斯人的弓矢。
波斯骑兵首先攻击贝利撒留的左翼，最初似乎颇有进展。可是有一支埋伏在高地后面的轻骑兵支队，突然地向着进攻者的后方实施攻击。由于这个意料不到的奇袭，加上匈奴骑兵又向波斯人的翼侧实行猛攻，迫使波斯人不得不向后撤退。在右翼，波斯骑兵本来突进得还要深远些，已经到达了城墙脚下。而这样一来，又正好使进攻部队的翼侧与处在中央原地未动的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于是，贝利撒留即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投入缺口。这个反突击指向了波军战斗队形的薄弱部分，迫使进攻右翼的波斯骑兵慌忙后退，以致变成毫无秩序的逃跑。这又给贝利撒留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向位在战场中央的波斯步兵实施翼侧攻击。达拉会战最后以波斯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多少代人以来，波斯还是第一次败在拜占廷人手里。
经过几次挫败以后，波斯国王开始和查士丁尼的使臣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波斯的同盟者萨拉森国王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打击拜占廷的实力。他认为，不要向具有坚城利兵的拜占廷边界发动进攻，最好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波斯方面既然拥有一支由最机动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就应该把它调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去，越过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沙漠地带，直接攻击安条克，即攻击东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城市。这个计划被波斯人采纳了，也立即付诸实行了。而且它还证明，一支有适当组织和准备的军队，是完全可以越过沙漠障碍的。然而，贝利撒留当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部队的快速运动能力，他沿着国境线建立了很有效率的交通网体系，能够采取强行军的速度，从北向南地对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他迫使入侵者从原路返回去了，但是也仅以逐走敌人为限。对于他在作战中的这种自我克制态度，他的部下是不大高兴的。贝利撒留知道士兵中间的不满情绪，于是想方设法给他们提出证明，使士兵们懂得真正的胜利在于迫使敌方放弃既定的目标，而尽可能使自己方面遭受最小的牺牲。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以战斗夺取胜利，即所谓“穷寇勿追”。在没有必要进行冒险的时候，不必去冒险，因为那样可能招致失败，而一旦失败了，遇到更加危险的敌人大举入侵时，帝国就有可能丧失防御能力。对于退却中的敌军，如果使他们感到已经无路可去，那就会反而提高他们死里求生的勇气。
这些论述似乎是过于理智化了，所以很难使那些乐于流血的军人心悦诚服。贝利撒留为了维护自己对部队的影响，决定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意他们继续实施进攻，结果却遭到一次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它却证明贝利撒留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波斯人对追击者所取得的那次胜利，花费了很高代价，而且他们仍然被迫实施退却。
在东方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以后，贝利撒留不久即被派往西方，担负一项进攻性的任务。还在一个世纪以前，汪达尔人（属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完成了自己向南迁移的行动，他们占领了原属罗马的非洲地盘，并在迦太基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他们以此为基地，不断从事大规模的海盗行径，派兵四出突袭，掠夺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市。公元455年，他们还攻入了罗马城本身。后来，君士坦丁堡方面派出了一支大型征讨部队实行进剿，但却反而被他们打得大败。然而，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奢侈的生活和非洲的烈日，已经不仅使他们的民族习性软化，而且开始消磨了他们的活力。公元531年，汪达尔国王希里德里克被他那个黩武好战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被投入监狱。希里德里克国王在青年时期曾与查土丁尼友善，因此，查士丁尼给格里梅尔写信，要求他释放他的叔父。查士丁尼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便在公元533年决定向非洲派出一支由贝利撒留指挥的远征军。然而，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是有限的，总共只有骑兵五千，步兵一万。尽管这是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但它究竟能否取胜，人们是很怀疑的，因为兵力过分悬殊，据传说，汪达尔人当时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贝利撒留到达西西里岛以后，获得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汪达尔王国的属地撒丁爆发了起义，汪达尔人已把他们的部分精兵调到那里镇压起义去了，而且格里梅尔本人也离开了迦太基。贝利撒留当然不肯丧失这个时机，他立即扬帆奔向非洲。为了避开强大的汪达尔舰队的拦截，他在距离迦太基城还有九天行军路程的地点实行登陆。格里梅尔得悉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命令部队火速地向阿德西缪姆附近集中。那里有一个狭窄地段，位于通向迦太基城的大道上，离迦太基只有十六公里。格里梅尔想在那里围歼敌军。可是，他的这个计划被贝利撒留粉碎了。贝利撒留在陆上采取了极其快速的进攻行动，同时又从海上对迦太基城造成威胁。当汪达尔军队还在集中的时候，贝利撒留乘虚而入，使得汪达尔人惊慌失措。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战斗，汪达尔部队更加陷于混乱。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击败贝利撒留，反而自己到处奔逃，给贝利撒留空出了一条道路，使他抢占了迦太基城。此后，格里梅尔重新集结了兵力，并下令从撒丁调回远征军，准备进行反攻。在这同时，贝利撒留却修复了迦太基城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在汪达尔人统治期间已经是破败不堪难于利用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汪达尔人曾经多次尝试，想把罗马人逐出城去，可是丝毫没有成效。这以后，贝利撒留估计到，汪达尔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于是决定作一次冒险，向汪达尔人实施进攻。他认为，万一进攻失利，自己的军队也有地可退，有城墙作为掩蔽。他率领骑兵向前开进，接近了汪达尔人设在一条河流后面的特里卡梅伦营地，并且不等步兵到达即开始发起战斗。他当时的企图，看来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兵力的单薄，诱使敌人前来进攻，而后，当敌人渡河之际，即对其实行反击。可是他的这种佯动性攻击，以及随后实行的假退却，并未能诱动汪达尔人，他们不肯渡河追击。贝利撒留于是又抓住汪达尔人过分小心谨慎的弱点，在毫无阻碍的条件下，把颇大一部分兵力送过河去，首先向汪达尔军的中央部位施加压力，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那里以后，即在全线展开了进攻。
汪达尔人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了，其残余部队逃进了围着木栅栏的军营。当夜，格里梅尔本人从军营中逃跑。部队获得这一消息，也就纷纷自动散逃。贝利撒留立即组织追击，并在途中俘获了格里梅尔，因而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收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最初看来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赌博，可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的轻易和简单。
这个轻易得来的胜利鼓舞着查士丁尼，使他在公元535年又提出了从东哥特人手里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尝试，不过他的原则是要尽量少花代价。在北面，查士丁尼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使其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向北开进。同时，又以提供“补助金”为诱饵，诱使法朗克人从北面进攻东哥特人。在这种声东击西策略的掩护之下，查士丁尼才命令贝利撒留率领远征军一万二千人向西西里岛进发，并且指示他在到达的时候扬言只是过路，说这支兵力是假道开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里岛不准备对他进行抵抗，那贝利撒留就要立即进占该岛，否则，他应该不动声色，重新上船扬帆而去，不要纠缠在战斗当中。实际上，贝利撒留在夺占西西里岛时，没有遇到任何一点困难。西西里岛上的各个城市，尽管曾经受到原来征服者的很好优待，但是他们还是热烈地欢迎着贝利撒留，把他当作保护者和解放者。东哥特人在西西里岛的守备部队是不多的，他们没有对他进行严重抵抗。当然也有巴勒莫城守备队这个例外。对于这座城市，贝利撒留是采用计谋夺得的。可是，与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的胜利相对照，入侵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廷军却遭到了惨败。但那里不久就获得了援军，继续恢复了进攻。在此同时，贝利撒留也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开始侵入意大利半岛。
由于哥特人发生内讧，斗争激烈，加上他们的国王疏于防范，贝利撒留得以在南意大利畅行无阻，很顺利地就进抵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当时是一个坚固设防的要塞，其守备兵力与贝利撒留的兵力大体相当。贝利撒留在这里受阻一段时间，最后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从而找到了进攻这个城市要塞的捷径。他选派一小队精兵，钻过狭窄的隧道进到城里，利用夜间里应外合，同时从后方和正面实施进攻，终于夺占了该城。
那不勒斯陷落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哥特人的强烈恐慌，人们纷纷起来反对国王。于是，一位颇为刚毅的将领维蒂格斯起来取而代之，得到了王位。维蒂格斯抱着一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来应付时局。他认为，在集中兵力对付新的入侵者之前，必须先结束对法朗克人的战争。根据这一观点，他只留下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来防守罗马，认为这样一支兵力已足够守住罗马城，而自己却带领大军北进，去进攻法朗克人。然而，罗马的居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守备部队又认为，如果没有居民的协助，城市是很难守住的。这样，贝利撒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罗马城，因为守备部队已经不战而弃城逃跑了。
维蒂格斯后悔莫及。虽然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在使用黄金和土地作代价向法朗克人买得和平之后，立即集中十五万人的大军，用以夺回罗马。贝利撒留可以用来防守罗马城的兵力，凑起来刚好达到一万人。但是，他利用了在敌人围城开始以前的三个月间隙时间，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即不断地进行组织良好的出击，在这种出击中，贝利撒留充分发挥了自己骑兵的优势。他的骑兵装备着弓箭，可以在哥特骑兵达不到的射程之外阻挠其活动，因为哥特骑兵当时装备的只是长矛。有时，他还引诱哥特枪骑兵作盲目的冲锋。尽管防守城市的兵力不多，而且经受了过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但围城部队的兵力损失却比他们更快，特别是在疾病流行的时候。为了减轻攻城的压力，贝利撒留决定作一次冒险。他从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中又分出两个支队，令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攻占蒂沃里和特拉契纳两座城市，用以控制围城敌军的粮食补给道路。当拜占廷国内的援军到达以后，他便进而扩大了这种快速支队的活动，使其范围从亚得里亚海岸一直抵达到拉文纳这个哥特人的主要基地。
最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围攻，哥特人终于放弃了攻城的企图，并向北实行撤退。其所以撤退，是因为他们获得一个消息，说拜占廷的一支部队已经占领了里米尼，而那里距离他们的基地拉文纳已经很近了。当哥特大军的后卫正在渡过穆尔芬大桥的时候，贝利撒留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使他们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在维蒂格斯向东北拉文纳方向撤退时，贝利撒留派出了部分兵力，从海路沿着西海岸向北挺进，以便抢占帕维亚和米兰。而贝利撒留本人则亲自率领一支只有三千人的队伍，向着东海岸进发，以便同一支刚刚在那里上陆的援军会师。这支援军有七千人，由纳尔塞斯指挥。会师以后，他即开始强行军，驰援被哥特军队围困在里米尼的那个支队。贝利撒留采取伪装的办法，躲过了驻守奥西莫要塞的哥特人的耳目。在那里，东哥特留驻有二万五千人，但贝利撒留把部队分成两个行军纵队，悄悄地绕过了要塞，直接奔向了里米尼。另外，他还分出了部分兵力走海路开进。他这样把部队分成三路进攻，其目的是要给哥特人制造一个他有大量兵力的印象。为了加强这个印象，他又在夜间虚张声势，故意虚设营火，摆出一条火龙。当时，单是贝利撒留的名字也足以引起哥持人的恐惧，而他采取这个计谋。更增加了他的成功。结果，在数量上比他多得多的东哥特军队，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就惊恐地逃跑了。
解除里米尼之围以后，贝利撒留一方面监视着维蒂格斯在拉文纳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扫清他与罗马之间的交通线，其办法就是逐一攻占那些他在快速进军中迂回绕过的要塞。由于兵力有限，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那些重大的要塞隔绝孤立起来，而后加以攻克。与此同时，他派出若干快速运动支队，开到一定的距离，使之作为屏护队，阻止敌人的生力军接近被围的要塞。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因为贝利撒留部下的某些将领，是有宫廷关系的，他们不大服从他的调度，专门寻找容易对付或比较富裕的作战目标，这样就使时间更加拖长了。此时，维蒂格斯则分别向法朗克和波斯派出使节，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拜占廷帝国，而且趁着它的军队还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之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实行进攻。他的目的，当然是想及早制止拜占廷远征军的继续推进。法朗克国王同意了这个建议，并马上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
第一个吃了大亏的，还是哥特人期待的那个可能的同盟者。当哥特人在帕维亚附近放他们渡过波河以后，他们使毫不客气地对正在那里对峙着的哥特部队和拜占廷部队同时发动了进攻，使得双方都措手不及，纷纷逃窜。随后，他们即大肆掠夺周围各地。法朗克的部队几乎全是步兵组成，他们采办和劫掠粮食的地区是有限的，因此，成百上千的士兵很快就在自己造成的饥馑中饿倒了。法朗克人出于自己的蠢笨行为而受到削弱，面对着贝利撒留那些快速的部队，简直无法前进。贝利撒留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把他们诱劝回老家去了。于是，他马上对拉文纳加大了压力，终于迫使维蒂格斯投了降。
公元540年，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召回国去，其理由是要对付来自波斯方面的新威胁。不过，真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妒嫉，是由于查士丁尼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听到一些传说，说哥特人在向贝利撒留求和的时候，曾经决定承认他为西方的皇帝。
正当贝利撒留取道回国的时候，波斯的新国王乔斯罗斯也完成了又一次横越大沙漠的进军，占领了安条克城。他把这个城市和其他若干叙利亚城池都夷成了废墟，而后，在查士丁尼答应每年输送大量钱财的条件下，缔结了一项新的和约。可是，在乔斯罗斯刚好返回波斯以后，贝利撒留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于是，查士丁尼又立即撕毁了这个条约。
在下一次的战局中，乔斯罗斯进攻到了黑海沿岸的科尔齐斯，占领了佩特纳要塞。正在这时，贝利撒留到达了帝国的东边国界。当了解到乔斯罗斯已经出发远征之后，他尽管还不清楚其真正去向，但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斯境内。为了扩大军事行动，他派遣阿拉伯同盟军沿着底格里斯河开进，攻入阿西里亚。这是一个选择非常得当的进攻时机，它恰好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好威胁着进攻科尔齐斯的波斯军队的补给基地，因而迫使乔斯罗斯匆匆忙忙地带着部队返回来了。
不久以后，贝利撒留又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则是由于帝国内部事务的缘故。在贝利撒留离开东方之后，波斯国王马上又进入了巴勒斯坦。他的企图是要占领耶路撒冷，因为就当时说来，自安条克被毁以后，耶路撒冷成了东方最富庶的城市。查士丁尼接到情报以后，又立即把贝利撒留派往巴勒斯坦去进行援救。这一次，乔斯罗斯率领着一支拥有二十万人的大军，因此，他无法横越沙摸，只好沿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行军，先进入叙利亚，而后向南转，向巴勒斯坦进攻。贝利撒留判断，乔斯罗斯必将采取这样一条行军路线，因此，他把自己所能集中的兵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兵力，都集结在卡尔希米希。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贝利撒留的军队从这里出发，可以利用河流向南弯曲之便，以最好的方式威胁敌军进攻部队的翼侧。乔斯罗斯在获得贝利撒留集中兵力的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使臣去见贝利撒留，诡称商讨可能的和平条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侦察贝利撒留的军事实力和部署。事实上，贝利撒留当时拥有的兵力，比波斯的兵力少得多，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甚至只有二十分之一。
贝利撒留猜到了敌人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变了一个军事上的“戏法”。他挑选出一批最精壮的士兵，其中还包括被俘以后转而为他服务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把他们摆在行军路线的前头部分，即摆在波斯使臣必须经过的路上，以便给他造成一个印象：似乎眼前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支大军的前哨而已。同时他又命令士兵们在平原地上散开，并且不断地来回运动，显出有很多部队的样子。贝利撒留本人显露着十分矜持自信的态度，他的部队则反映出趾高气扬的气派，好象对于波斯入的进攻，大家都满不在乎。这样，更加增强了波斯使臣的印象。因此，这位使臣给国王的报告就使他真正相信，如果继续向前突进那就太冒险了，认为贝利撒留确有足够的兵力来危害他的交通线的侧翼安全。
尔后，贝利撒留又派出骑兵沿着幼发拉底河进行假机动，迫使波斯人退过了河，最后他们终于返回老家去了。这样很策略而又很经济地逼退一场来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一奇迹性的结果，完全是利用间接路线得来的，而这个间接路线，主要又是利用了心理上的因素。
贝利撒留再一次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因为，查士丁尼对于他那日益增长的威望是很嫉妒的，对他有所猜疑。可是不久，由于执行不正确的政策，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岌岌可危了。局势迫使查士丁尼不得不又把贝利撒留重新派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可是，这位皇帝又是过分地悭吝和猜忌，他拨给统帅的兵力兵器却是那样地微弱，以致很难于用这点兵力去完成任务。当贝利撒留到达拉文纳时，他面临的困难更明显地增加了。哥特人在其新国王托蒂拉统领之下，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军事实力，重新占领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并且开始向南部发展。他们已经攻陷了那不勒斯，并且进一步威胁着罗马城。贝利撒留为要救援罗马，采取了一个勇敢的，但却是没有成功的行动。他派出一部兵力靠着海岸航行，进入到蒂贝尔河边。可是，托蒂拉毁坏了罗马的城防工事，留下大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把贝利撒留的七千人箝制住，使其困在海岸边上。而他本人，则带领大军向北挺进，想乘贝利撒留不在的时候，抢占拉文纳。然而，贝利撒留却以巧妙的机动胜过了他的敌人。他偷偷地溜进了罗马城，企图以罗马城作为诱饵，不愁哥特人不来上钩。在托蒂拉带领大军返回来以前的三个月时间里，贝利撒留修复了除一个门之外的所有城防工事。随后，他击退了敌人两次相当激烈的进攻，并使哥特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样，敌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当他们实行第三次进攻时，贝利撒留即以反突击把他们打败，迫使他们后退。第二天，哥特人解除了罗马城之围，退回到蒂沃里去了。
贝利撒留虽然多次请求增派援军，但是查士丁尼却只给他派来少量的补充兵力。因此，贝利撒留想要收复全部失地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只能在敌人的要塞与港口之间，东奔西跑地进行一些强攻和突击。最后，他终于绝望了。他意识到，查士丁尼不会再信任他，不可能给他足够数量的兵力。因此，他于公元548年提出辞职，获准以后，即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四年以后，由于对自己放弃意大利感到遗憾，查士丁尼又决定派遣新的远征军。但他还是不愿意让贝利撒留当统帅，害怕为自己树立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于是，他任命了纳尔塞斯。纳尔塞斯是一个以军事理论家出名的人物。在贝利撒留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的结束阶段，即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他曾经有机会显过身手，实际上显示了自己的统帅艺术。
纳尔塞斯充分利用了提供给他的这个有利机会。他首先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给他一支真正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肯接受总指挥官的职务。他得到了那样一支军队，并且立即率领这支大军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向北进发。他的进军，由于哥特人在线路上的估计错误而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哥特人当时估计，纳尔塞斯必将从海道进入意大利。他们认为，如果沿着海岸线的道路进军，那就要逾越许多的河流渡口，因而是很困难的。然而，纳尔塞斯却还是走的这条路。他征集了大批的船只，并使这些船只沿着海岸开进，陆军遇到河流渡口，即用这些船只搭成浮桥。因此，他进军速度之快，超出人们意料之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到达了拉文纳。到达以后，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马上折转向南，迂回绕过前进道路上的许多要塞，其目的是要赶在托蒂拉还来不及集中其全部兵力之前就迫他进行会战。托蒂拉扼守着亚平宁山地的主要通道，但纳尔塞斯却从翼侧迂回过了这条通道，前出到达塔吉纳。
以前，贝利撒留在每一个战局中，总是感到兵力不足，这一次，纳尔塞斯却拥有超过哥特人的优势兵力。虽然如此，纳尔塞斯还是想使自己的战略攻势产生最大的效果，所以在遇到托蒂拉时，他却转而在战术上采取了守势。他考虑到，哥特人在本性上富于进攻精神，因此，决定诱使哥特人首先进攻，而自己却采取机动战术来迎击他们。这正是英国人在后来所效法的一个榜样。八百年以后，英国人在克勒西会战中用来攻击法国骑兵的战术，就和纳尔塞斯的战术完全一样。哥特人素来看不起拜占廷的步兵，认为他们经不起骑兵的冲击。纳尔塞斯正好充分利用了哥特人的这种自信心理。他把一支颇大的徒步骑兵，即下马的骑兵，摆在自己战斗队形的中央部位。这支骑兵使用的是长枪，因此，哥特人看见他们，就好象是一大群使用长矛的步兵。而在这支骑兵的两翼，纳尔塞斯配置的是弓箭手，并让他们稍向前方突出，形成一个半月形，其距离正好使他们的箭可以射倒突入中央的敌人。其余大量的骑兵，则配置在弓箭手的后面。距离左翼不远的地方，在一个高地的反斜面上，还埋伏着一支精选的骑兵。这支骑兵的任务是，要在敌人的主力投入战斗以后，立即绕到其后方，对哥特人实施突然袭击。
纳尔塞斯的巧妙安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哥特人果然认为中央是一些不可靠的步兵，所以出动骑兵向他们突击。在他们开始冲击的时候，由于遭受两翼弓箭的射击，遭到了严重的伤亡，而后，在正面又为坚定不移的徒步枪骑兵所阻。这时，弓箭手大大发挥了弓箭的作用，并开始从两翼包围哥特骑兵。至此，哥特的步兵却不敢前来援救自己的骑兵，因为他们害怕来自后面的攻击，纳尔塞斯配置在高地翼侧的骑兵弓箭手，也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哥特骑兵对拜占廷人的中央部位进行了几次冲击，结果毫无成效，最后不得不撤退下来。纳尔塞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马上进行反突击。而进行这个反突击的基本力量，就是拜占廷的骑兵。这次会战使哥特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纳尔塞斯在重新占领整个意大利的过程中，几乎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了。
纳尔塞斯在制服哥特人以后，正好腾出了手脚，接着又打败了法朗克这个新的对手。法朗克人接受了哥特人最后求救的呼吁，特地派兵前来助战。这一次，法朗克人的进军比其以前几次都要深远，一直前进到了坎帕尼亚。纳尔塞斯看来已接受了第一次进击的经验，他指望敌人自己去钻自己结好的吊颈圈套，因此，在法朗克步兵还没有因行军和疾病而大大消耗削弱以前，他便一直避免战斗。到了公元553年，当纳尔塞斯准备好要在卡西里伦附近同法朗克人进行会战时，法朗克人的兵力大概还有八万之众。在这里，纳尔塞斯考虑到法朗克人的战术特点，诱使他们落入了陷阱。法朗克的军队主要是由步兵组成。在进攻时，总是使用一个深度很大的纵队，而且具有很大的重力和冲力。而其步兵所装备的武器，又都是近战武器，即长矛、战斧和剑之类。
在卡西里伦会战中，纳尔塞斯把徒步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摆在战斗队形的中央。法朗克人指向中央的突击，压迫他们逐步后退。这时，纳尔塞斯马上展开了配置在两翼的骑兵，发动骑兵向法朗克人的翼侧实行突击。这样，迫使法朗克人立即停止了进攻，并就地展开以抵抗冲击。但纳尔塞斯没有同他们纠缠，因为他知道，敌人的队形还是极其牢固的，只有依靠直接的打击，才有可能把他们摧毁。于是，他把骑兵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其能够用“投斧”去打击敌人，并使弓箭手能够进行集中的“射击”，而又不致于打乱自己方面密集的战斗队形，同时，却使法朗克人不能够进行反击。最后，当法朗克人无法抵住弓箭的射击，战斗队形遭到破坏，而且开始很谨慎地向后撤退时，纳尔塞斯又马上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击。这次突击彻底打散了法朗克的部队，几乎是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初看起来，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所进行的各个战局，其意义似乎是战术重于战略，因为其中的许多行动都是直接与会战有关，与其他许多名将进行的战局比较起来，缺乏破坏敌人交通线的成功机动。然而，仔细地加以研究，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贝利撒留实际上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战术。他利用这种战术，迫使敌军在对他有利的条件下首先发起进攻，因而能够击败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他的兵力劣势，当然是指不大的劣势，也成了一种优点。而在直接地实行勇敢的战略规模的进攻时，情形更是如此。所以，他的战略的着眼点，首先是心理因素，其次才是广泛的机动。对于西方蛮族的军队，贝利撤留能够利用他们那种本能的进攻特性，而在同比较狡猾又比较有文化的波斯人作战时，他便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廷人的优越感，以此去作诱敌工具，而后，通过战斗胜利，迫使这些东方蛮人对他产生敬畏心理，接着又马上利用敌人的小心谨慎态度，在心理上压倒敌人，占据上风。
贝利撒留具有一种高超的艺术，能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有用的力量，而把敌人的实力变成他们的弱点。他的战术的特点也就在于采用间接路线；他总是首先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寻找其各个部队之间的接合部，认为这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而后在这里进攻，把敌人打败。
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局的过程中，贝利撒留的朋友曾经私下问他，当他面对着那样一支有着巨大优势兵力的敌军时，他怎么还能保持必胜的信心。他回答说，在同哥特人进行第一次战斗时，他就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弱点，发现哥特人在战斗中不能协调一致地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其原因，一方面是部队数量太多，兵力过大，很难灵活调度；另一方面，则是哥特骑兵缺乏经验，尽管这支骑兵是由优秀的骑手组成，但他们只受过长矛和短剑的训练，而且他们的徒步弓箭手，也只习惯于在骑兵的掩护下作战。因此，哥特骑兵只能在近战中进行有成效的作战，而当对方的骑兵在远距离上利用弓箭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便毫无抵抗的能力。至于哥特人的徒步弓箭手，则是任何时候都不敢冒险，不敢在开阔地形上面对敌人的骑兵。结果，哥特人的骑兵经常都是往前靠，力求靠近敌人，保持近战距离。这样，也就常常使自己在不利的条件下进入战斗。而每当掩护步兵的骑兵脱离太远的时候，步兵也就落后，甚至后退，因而它们之间的协同动作将被破坏，于是，在步兵与骑兵之间便要出现缺口。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从翼侧实施反突击。
贝利撒留的战术体系和防御-进攻战略，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基础。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欧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拜占廷帝国却继续维持了它的地位和罗马的传统。从拜占廷的两本着名军事学教科书中，即从毛里塞皇帝的《战略学》和李阿的《战术学》中，还可以看到这些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后世的拜占廷帝国还是足够强大的，它不仅多次抵御了蛮族的入侵，而且当伊斯兰教徒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它甚至还顶住了伊斯兰教徒的进犯。虽然外围的地区丧失了，但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堡垒却并末发生动摇，而且，从九世纪巴西尔一世开始执政以后，那些失去的土地便逐渐得到收复。到了十一世纪初叶，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拜占廷帝国的势力，又达到了查士丁尼时代那样的最高峰。这就是说，在五百年以后，帝国比查土丁尼时代更加强盛和安全了。
可是，在巴西尔二世死后，只经过了五十年，拜占廷帝国的安全又受到了威胁，后来，它的前途甚至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决定了。由于长期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它的军事预算被不断削减，结果使陆军的兵力锐减了，而且其内部也开始腐化。而在此时，塞尔朱克-土耳其人的国力却不断增大。他们自阿尔普·阿尔斯南于1063年执政以后，开始扩大军备。也就是在这时，1063年以后，拜占廷人才开始觉醒，准备重整军备。1068年，为了应付外来的危险，罗曼·多格尼斯将军被拥戴做了皇帝。这位皇帝本来应该拿出若干时间来训练军队和恢复部队的战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过早地采取了进攻行动。由于在幼发拉底河上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罗曼·多格尼斯便率领大军深入到了亚美尼亚，在曼齐克尔特附近遇上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当时，阿尔普·阿尔斯南看到拜占廷的军容颇盛，数量很大，曾经建议进行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可是，罗曼·多格尼斯却坚持要土耳其苏丹在和谈开始之前撤出营地，实行后退。这当然是一种“面子上的损失”，阿尔普·阿尔斯南是很难接受的。罗曼·多格尼斯在遭到阿尔普·阿尔斯南的拒绝以后，立即转入了进攻，而且他违背了拜占廷的军事传统，使自己的部队一味地前进，前进。他力图追上敌人，可是敌人却灵活机敏，不可捉摸，因而接近敌人的企图无法达到。而在此时，土耳其的骑兵弓箭手却不断地对他进行阻扰，妨碍着拜占廷部队的前进。到了天黑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筋疲力竭，战斗队形混乱不堪。罗曼这才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但是已经晚了。土耳其人从两翼夹攻而来，使拜占廷军队完全崩溃了、瓦解了。
这场惨败使得拜占廷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土耳其人不久就抢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国家统帅只具备匹夫之勇，徒有进攻的精神，而缺乏健全的思维能力，因而使国家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以致从此再也不能振作起来。然而尽管如此，一个微弱的拜占廷帝国还是在缩小了的范围里继续存在着，它以后还延续了四百年。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这一章是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尽管在中世纪也有若干战例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与古代或者近代的一些战例比较起来，记述这些战例的史料却是不充分的。为了探讨科学的真理，阐述清楚某些事件的产生原因和结果，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历史上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并以此为根据。而要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就不能不放过历史上的某些时代，舍弃某些甚至很有价值的例证。是的，关于中世纪军事史的辩论，常常是围绕着其战术特点而展开的，涉及战略特点方面的问题比较少。不过，既然发生了争论，那就必然涉及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每一个缺少经验的普通人，对于研究这段历史而作出的结论，总是十分怀疑的。本书不打算描写中世纪的各次战争，只准备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些战争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主义的所谓骑士精神，曾经阻挠着军事艺术的发展。不过，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在黑暗的环境里，也有若干时刻闪烁过一些光明。如果从比例上来说，这些光明时刻的数字，也许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数字。
诺尔曼人是最初崭露头角的。他们的子孙也以颇有价值的战例继续发扬了中世纪战争的光辉。他们非常珍惜诺尔曼人的鲜血，总是力图以智慧而避免用鲜血来夺取胜利，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
1066年是英国小学生都记得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诺尔曼人极其技巧地采取的战略和战术，不仅对当时的局势，而且对尔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采取了一种引诱性的战略行动，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者威廉）在入侵英格兰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一开始起，他就获得了间接路线所带来的利益。当时，哈罗德国王那个举行叛乱的兄弟托斯蒂格，伙同他的盟友挪威国王哈尔德拉达，在约克郡的海岸上实行了引诱性的登陆。尽管这次登陆带来的威胁要比威廉直接入侵造成的威胁小些，但是，由于它是在威廉入侵之前发生的事情，即使上陆的部队很快就被歼灭，其事件本身对于威廉的计划还是增加了功效。上陆的挪威人在斯坦福德被歼两天之后，威廉便在萨塞克斯郡海岸完成了登陆。
威廉上陆以后，并没有立即向北挺进，而是先向肯特和萨塞克斯地区进行扫荡，以此引诱哈罗德国王，使他只率领一小部分兵力鲁莽地向南驰援，这样哈罗德向南方走得愈远，愈想迎击敌人，则他离开自己的增援部队也就愈远。这正是威廉的企图，尔后事件的进程，证明了威廉的计算完全正确。他把哈罗德引到黑斯廷斯，靠近了英吉利海峡的岸边，才开始和哈罗德交战，然后又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战斗结局。当时，他命令部分兵力假装战败而逃，引得敌人尾随他们进行追击，从而使敌人自己打乱了战斗队形。而后，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威廉使用弓箭手从高处进行“射击”，结果使哈罗德阵亡。这也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行动方式。
威廉在这次胜利以后所采取的战略，同样也是值得重视的。此后，他又没有直接向伦敦进发，而是首先占领了多佛尔，从而保障了自己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而在后来到达伦敦郊外之后，他也没有直接强攻城市，而是开始扫清伦敦的四郊。由于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当威廉达到贝尔克汉斯提德以后，这个都城终于自动投降了。
图3 英国和苏格兰南部
在下一个世纪里，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最惊人的战役，足以证明诺尔曼人的军事天才。这就是“强弓”公爵和来自威尔士边界的几百个骑士在他指挥下所建立的功绩。他们征服了爱尔兰的大部分，打退了一支强大的挪威兵力的入侵。他们的胜利所以显得特别惊人，就是因为其兵力极小，而且是在森林沼泽地的不利条件下取得的。征服者正好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改变和改造了封建时代的传统作战方法。这批征服者曾多次使用计谋，把敌人骗到开阔的地形上，以便在那里更有效地发挥自己骑兵进行冲击的威力。他们有时采取诈败、佯攻和从后方进行突击的方法，破坏敌人的战斗队形。而当敌人不受欺骗不肯离开防御阵地时，则以出敌意外的战略性行动，以夜间突击和劈头盖脑的“弓箭射击”等等手段，来摧垮敌人的抵抗。
十三世纪也有许多具有高超战略艺术的例证。第一个这样的例证发生在1216年。英国国王约翰在几乎丧失王位之后，居然又在一次没有进行任何战斗，而是纯粹运用战略手段的战局当中，把自己的国家挽救过来了。他当时采取的手段是：一、机动性；二、要塞所具有的巨大防御能力；三、心理上的因素，即利用城市公民对于“伯爵们”和他们的国外同盟者法兰西国王路易的传统厌恶心理。路易在肯持东面地区登陆以后，紧接着就占领了伦敦和温契斯特。约翰当时的兵力过于单薄，要用战斗来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而全国的大多数乡村仍然被伯爵们统治着。不过，约翰还控制着温索尔、里丁、瓦林福德和牛津等要塞。这些要塞监视着泰晤士河一线，把伯爵们的势力分隔在该河南北两面。而位处路易国王后方的那个最重要的要塞多佛尔，也仍然掌握在约翰的手里。这时，约翰本人已撤退到多塞特郡，而当局势逐渐明朗化之后，他便在七月间开始向北进军，前进到伍斯特，抵达塞文河，从而建立起一道屏障，使得叛乱者不可能继续向西北和西南方向扩散。此后，他又从那里向东方移动，沿着泰晤士河进军，作出了一个前往温索尔解围的姿态。
为了欺骗敌军，使围攻温索尔之敌深信不疑，约翰又派出一个威尔士弓箭手支队，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向敌人营地射击，而自己却立即转向东北方面开拔，抢在法国人之前赶到剑桥。现在，他可以切断许多条通往北方的道路，因为法军的主力此时正在围攻多佛尔要塞，不能脱身。尽管约翰本人在十月份病故了，但他成功地把一些闹事地区隔绝开来，促成了叛乱者及其法国同盟军的失败。如果说，约翰是因为吃多了桃子和新麦酒而送命的话，那么，他的敌人则是因为过多地抢占重要的战略据点而被拖垮了。
英国伯爵们的下一次叛乱是在1265年。这次叛乱由爱德华亲王（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采取技巧的战略镇压下去了。当时，英王亨利三世在刘易斯战役中遭到失败，于是英格兰各地的统治权，除了威尔士边界地区之外，又都落到了伯爵们的手里。西蒙·戴·蒙特福正准备从那里开始自己凯旋式的进军，想越过塞文河，一直前出到纽波特。爱德华亲王这时已经从伯爵们的军队里脱逃出来，在威尔士边界地区收集勤王的兵力。他抢占了塞文河上的桥梁，前进到戴·蒙特福的后方，从而打破了戴·蒙特福的计划。爱德华不仅把敌人赶过了乌斯河，而且以三艘大型划桨船组成一个突击队，突然袭击了停在纽波特的敌人船只，因而又打破了戴·蒙特福想要把自己的军队运回英格兰的计划。这样，戴·蒙特福就不得不向北作长途而艰苦的行军，而且必须经过威尔士这一片贫瘠荒蛮的地区。这时，爱德华已后撤到伍斯特，扼守着塞文河，以等待戴·蒙特福的来到。当戴·蒙特福的儿子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英格兰东部前来援救他父亲的时候，爱德华利用自己处于中央位置的便利，对于各自盲目前进的父子两人，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为此，他首先进行了强行军，而后又进行反向行军，来回机动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终于两次取得胜利，第一次在肯尼尔沃思，第二次在伊夫夏姆。
爱德华即了王位以后，命运决定着他还要在威尔士地区进行多次战争，而且这些战争对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不仅改善了使用弓箭的方法，使骑兵的冲锋和弓箭手的射箭很好地协调起来，而且制定了进行征服的新的战略计划。他当时的任务是，要征服一些野蛮而强悍的山地民族。这些山地民族，可以退入深山以避免战斗，而后等到冬天，当征服者停止作战的时候，便又马上钻出来，重新占领谷地。如果说，爱德华当时掌握的兵力兵器还是比较有限的话，那么，他还占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的作战地区也是很有限的。爱德华把机动性和重要战略据点的支柱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在这些据点里建立碉堡，各碉堡之间以道路相联，并且迫使敌人经常处在运动之中，从而使得敌人在整个冬季都没有可能恢复体力和振奋精神，不能再返回到已经丧失的土地上来了。就这样，他逐渐地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消磨了他们的抵抗力。
可是，爱德华一世的战略天才却未能传之于子孙。所以，在百年战争时期，我们从他的孙子和曾孙的战略中，就找不到一点什么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了。他们在法国境内采取的那种毫无目的的行动，完全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如果说曾有几次行动多少产生了一点效果的话，那也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们两人。在法国，在进行克勒西会战和普瓦提埃会战时，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爱德华）都曾使自己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然而，英国人当时面临的那个艰难困境，竟然引得不够阴险狡猾的敌人上了当，他们居然在对自己很不利的条件下发起了鲁莽的进攻。结果，反而使英国人得以乘机逃脱了被歼灭的厄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在自己选定的地形上进行防御战斗时使用了长弓，使得自己在战术上拥有对于法国骑士的明显优势。
法国人尽管遭到了一次惨败，但是这惨败归根结蒂却给他们带来了益处。此后，在战争的下一阶段，他们就恪守杜·古西林采用的“费边战略”。这就是避免同英军的主力交战，竭尽全力去干扰敌人的调动，逐渐把英国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赶出去。在结合利用快速性和突然性方面，杜·古西林达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在以往的将领中，是很少有人达到这种造诣的。他截获敌人的运输队，消灭其单独活动的支队，围攻敌人陷于孤立的守备部队，尽量把他们俘虏过来。他在发动攻击时，照例都要选择敌人最难预料的方向，而且经常是在夜间突然实施。此外，他还到处煽起不安的气焰，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并使敌人占领的土地逐渐缩小，最后转到自己方面来了。
不到五年的时间，杜·古西林终于使英国人在法国占据的庞大地盘大大缩小了，把他们压挤在波尔多到巴荣讷（比斯开湾海岸的南部）之间那个狭窄的地带上，而这正是没有通过战斗得来的。对于英军部队，那怕是一支不很大的兵力，只要他们有时间进行防御部署，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冒昧地加以硬攻。一般的军事长官，大都象高利贷者那样，恪守着一个信条：“没有获胜的保证就不发动进攻。”（“不安全就不放款。”）而杜·古西林则有着自己的信条：“没有突然袭击做保障就不发动进攻。”
英国人在侵夺外国领土方面的进一步尝试，是有其特点的。他们在作战开始前预定的目的及其达到目的的手段，值得认真加以分析。亨利五世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战役，实际上是最愚蠢的一个。在1415年的“爱德华式”的进军中，直到在阿金考特（现为阿让库尔）进行会战而达到这次进军的顶点时为止，法国人只要封锁住他们行进的道路就足以使英军由于受到饥饿威胁而自行瓦解。可是，陆军首脑们却忘记了克勒西会战的教训，忘记了杜·古西林的遗训。他们认为，法军在兵力方面有着四对一的优势，而必须采取直接的攻击。结果，他们又象过去在克勒西会战和普瓦提埃会战中那样，反而遭到了惨败，而且显得更加可耻。亨利五世在这次侥幸取胜之后，开始采取一种“区截法战略”，其办法就是分区域地扩大地盘，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绝，争取当地居民拥护自己，以达到取胜的目的。亨利五世以后所进行的各次战役，从其兴味和意义来说，都越过了战略的限度，而偏重于大战略的范畴了。
关于中世纪的战略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爱德华四世的进军作为一个结束。他在1461年即位，中间被流放出国，到了1471年，由于很技巧地采用了机动作战的办法，终于复位。爱德华四世进行第一个战役得以获取胜利，主要是因为判断情况的迅速和调动部队的快捷。当他在威尔士地区同当地拥护兰加斯特王朝的势力作战时，得到了敌人主力已经从北面靠近伦敦的情报。于是，他掉头后撤，在1461年2月20日抵达格洛斯特。在那里，他又获得一个消息，由华尔维克率领的约克王朝的部队，于2月17日在圣·阿尔班斯被兰加斯特的军队打败了。圣·阿尔班斯距离伦敦只有32公里，而格洛斯特到伦敦则有160余公里。这样，兰加斯特军就拥有进入伦敦的三天优先时间，可是，到22日，华尔维克已率领残部赶到贝尔福德同爱德华会师。这时爱德华听到传说，伦敦城还在同兰加斯特军谈判投降的条件，城门还是关着的。于是，爱德华即在第二天离开贝尔福德，于26日进入伦敦城，并且就在那里宣布即了王位。兰加斯特部队遭到失败以后，随即往北撤退。爱德华决定马上追击敌人。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陶顿占领了预有准备的阵地，他还是大胆地进行冒险，照样进攻敌人。当时，突然天降大雪，敌人被白雪耀花了眼睛。这又使他得了一个好处。他的部将法孔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用弓矢激怒了眼花目眩的敌人，诱使他们盲目地进行反突击，因而使敌人遭到惨败。
1471年，爱德华四世战略的特点，不仅具有快速性，而且还有机动性。在此以前，他曾经丧失了王位。但是，他从其内兄那里借得了五万克仑（每克仑为五先令）的款子，收集了一千二百名旧部，开始进行复辟的尝试。这时，英国各地都有他的旧部向他发出支援的保证。当他从弗拉辛扬帆启程时，他的敌人已在英格兰各地的海岸上组织了周密的防御，其目的是要阻止他率领军队登陆。爱德华当时决定，要突然地在恒比尔河口进行登陆。他估计到，那个地区的居民对于兰加斯特王朝是极端忠顺的，因而那里可能没有设防。这样，他迅速完成了登陆，接着很快就前进到了约克。从那里，他便沿着通往伦敦的大道开进，并且绕过了敌人用来封锁大道的一个支队，前进到了塔德卡斯特地区。爱德华四世摆脱了紧紧追踪他的那个支队以后，又碰上了另外一支敌军，即防守纽瓦克以等待他到来的那个支队。于是，他又把这支敌军诱向了东方。随后，爱德华四世折向西南，到达累斯特，并在那里收集了不少旧部，扩大了兵力。此后，他就直向考文垂进军。而在那里，华尔维克正在集中自己的兵力。华尔维克本来是他过去的同盟者和老部将，而现在却成了一个主要的敌人。把追击者诱骗到达这个地区，而自己又扩大了实力以后，爱德华四世便转到东南方向，直接向伦敦进发，而伦敦的守城部队却为他打开了城门。现在，他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可以同敌人进行会战了。于是，便率领军队开出了伦敦城，去迎击原先追赶着他，而现在已疲惫不堪的那支敌军。当该军抵近巴尔尼特的时候，在浓雾掩罩下发生了几场混战，爱德华四世终于又取得了胜利。
就在同一天，兰加斯特的女王安琼-玛格里特，率领着一支法国雇佣兵在韦默思登陆。她在英国西部收集了拥护自己的兵力以后，立即开拔，去同彭布洛克公爵在威尔士所集合的部队会师。这一次，爱德华四世又是因为行动迅速而获益，当女王的军队正沿着位在河谷边缘的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大道向北行军的时候，他抢先一步赶到了科特斯沃尔兹。当时，一支军队在谷地底下，一支军队在山地上面，在整个白天双方都在进行疲劳的竞走，而到黄昏时，爱德华终于在提尤克斯伯里切断了女王的军队，使它不能在格洛斯特地区渡过塞文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爱德华四世早已下令格洛斯特的地方官关闭城门。在整个白天里，他的部队行军65公里。而在当天夜里，他紧紧靠着敌军扎营，直接监视着他们，使其无法溜走。敌人占据着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爱德华四世却利用自己的攻城机和弓弩进行挑战，诱使敌人发动进攻。他以此达到了目的，待到次晨进行会战时，终于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爱德华四世的战略，其唯一的优点是善于利用机动性，缺点则是没有深远的计谋，而这一点，正是中世纪战略的通病。在中世纪里，战略所追求的目标，通常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只不过是采取各种方法去寻求战机而已。如果会战不能达到确定的结果，那吃亏的往往都是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除非他们能够反客为主，引诱防御者在战术上首先采取攻势，才有可能出现例外的结果。
在中世纪里，战略的最好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十三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显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在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面，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于还要超越这些战争。成吉思汗在征服中国北边金朝的时候，曾把大同府当作一个诱饵，采取了一系列的诱敌行动。这和拿破仑利用曼图亚要塞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当时，成吉思汗分兵三路，采取大纵深的迂回运动，终于在精神上和军事上都把金朝完全摧垮了。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侵入花剌子模王国。花刺子模的实力中心是在现今的土耳其斯坦地区。当时，成吉思汗以其一部兵力从南面进攻卡什加尔，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其主力则从北面突入王国境内；而在主力的掩护之下，他自己却率领着总预备队进行了一次很深远的迂回。他曾一度消失在吉兹尔-孔这片大沙漠中，后来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即前进到了敌人的军队和其防御阵地的后方。
公元1241年，成吉思汗以后的军事首领之一的速不台继续实行西征时，使欧洲人接受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教训。当时，他曾派出一支军队作为主力的战略掩护队。该军掩护主力的侧翼，穿过加里西亚，吸引着波斯人、日尔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注意力，并且依次地对他们给以打击。速不台的主力分成三个纵队开进，纵队彼此相距颇远，但却疾速地穿过了匈牙利，抵达了多瑙河。在这次进军中，两个翼侧纵队掩护和遮蔽着预期完成独立任务的中央纵队。蒙古人沿着钳形方向抵达多瑙河以后，被集结在河对岸的匈牙利军所阻，曾经暂时地停留在格朗地区。可是，他们技巧地进行了后撤，引诱匈牙利军离开了河岸，进到了预备队无法给予援助的地点。速不台即利用黑夜迅速机动部队，在沙约河上进行突然袭击，首先把匈牙利军队加以割裂，而后即各个予以歼灭。这样速不台成了中欧平原上的主人。一年以后，他自动地放弃了所征服的地区。在他没有撤走之前，欧洲极为惊恐，谁也没有力量敢去碰他一下。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古斯达夫·阿道夫、克伦威尔和杜伦尼
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战”，即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时间颇长的战争中，没有出现一个产生决定性战果的战役，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场战争中，最着名的事件就是瑞典国王古斯达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之间进行斗争的那个最后阶段。出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卢塞恩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战死。结果，组成一个以瑞典为首的大型新教联盟的可能性被彻底打消了，如果不是法国人的参预，不是华伦斯坦被刺，那么，卢塞恩会战的结果，也许可能导致日尔曼人的统一，那样的话，德国的统一就要比实际上提前三百年。
不过，这类的结果和可能性都是靠间接方法获得的。这次战争中唯一有名的一个会战，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而他们却是原先占有优势的一方。尽管华伦斯坦的战争机器要比瑞典人的弱得多，而他也并不善于从有利的战略形势中获取战术上的好处，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之前，他取得了现实的真正优势。应该指出，他的这个优势是连续三次采用各种间接路线行动的结果。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甚至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1632年，华伦斯坦重新受命，担任了当时已经并不存在的陆军的首脑，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三个月之内收编了一支大约有四万人的雇佣军。由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国王的瑞典军队正在扫荡巴伐利亚，当局发出了要求立即赴救的呼吁，但是，华伦斯坦没有马上赶到那里去，反而掉转头来向北走，去对付萨克森那个古斯达夫的弱小同盟者。他把萨克森军逐出了波希米亚，而后即向其国内进攻。他甚至还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同他会师，这样就便巴伐利亚在表面上显得防务更加薄弱。然而，华伦斯坦这个算计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这样调动了古斯达夫。由于害怕自己那个脆弱的同盟者被消灭，古斯达夫不得不赶紧从巴伐利亚撤退出来，并匆匆忙忙地去援救萨克森人。
华伦斯坦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部队，在古斯达夫军队赶到以前实行了会师，古斯达夫面临着敌人的联合兵力，不得不退回到纽伦堡。华伦斯坦随即跟了上去，但却发现瑞典人正在严阵以待，因而认为：“举行会战的时机已经丧失，必须尝试用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使选择地形挖壕设防，一方面使部队得以安全地进行休息，一方面则使用轻骑兵去控制古斯达夫的补给线。华伦斯坦这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战术：对于瑞典国王的挑战置之不理，使他进攻阵地的尝试多次破产，得不到什么战果，同时，又使瑞典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样，尽管在军事上的意义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都知道古斯达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达夫并没有被歼灭，但是由于过去一系列重大胜利而造成的“古斯达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完全破产了。这就必然要削弱他对于日尔曼诸国家的控制力量。华伦斯坦正确地使用了自己比较有限的兵力，达到了较高的战略目标。
古斯达夫又从纽伦堡出发，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华伦斯坦没有跟随追击，而是转向北面，又向萨克森进军。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动。象前一次那样，他又以这个机动调动了古斯达夫，迫使古斯达夫再次掉过头来对他进行追击。不过，古斯达夫的行动也很迅速，很快就回到了萨克森，使华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人单独订立和约。接着就在卢塞恩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会战。瑞典军队利用他们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代价惨重，他们的统帅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样一来，瑞典人想组织以瑞典为首的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随之最后破灭了。
这场折磨人而且耗费大的战争，后来还拖了十六年才告结束。它使整个日尔曼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642年到1652年的英国国内战争，与同世纪中欧洲大陆的各次战争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特点，那就是英国的战争都是力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富在其所着《骑士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来就不设营，不挖壕……从来不凭江河隘路之险而固守。战争中的最大格言是：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打击他们！”
英国的第一次内战，尽管具有良好的进攻精神，可是还一直拖了四年。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会战取得决定性的战果。1646年，战争的烈火总算是熄灭了，但是，仍然残留着许多王党分子的“红角”，他们余烬未消，因此，仅仅过了两年，由于胜利者内部发生冲突，致使战争死灰复燃，而且其熊熊烈焰比上一次还要烧得猛烈。
本来，这次战争中的进攻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结局却又那样地不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呢？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就可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每一个战役中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固然夹杂着一些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叫做“扫荡战”的作战行动，但都只具有局部的和暂时的作用，因而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把实力消耗殆尽而已。
第一次内战开始时，王党的军队是以英格兰西部和中部来作基地的，而拥护国会的军队则以伦敦为据点。但王党军在第一次进攻伦敦时，前进到图思班绿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人们常把这个称之为英国内战中的瓦尔米。王党军这次自动败退，是因为进攻开始以前，双方主力曾在埃德日丘陵地区进行一场苦战，流血很多而毫无结果，因而精神力量产生了作用，致使进攻没有流血，就告结束。
此后，王党军即以牛津及其附近城镇作为自己作战基地的支柱。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战事是平静的，双方都把主力屯守在边界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而在此同时，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则有许多孤立的支队不断进行着混战。这样一直拖延到1643年9月。由于被围的格洛斯特城面临着严重的局势，迫使埃塞克勋爵率领国会军的主力前往救援。他采取了一条迂回绕过牛津地区的行军路线。这就使得王党分子获得了切断其退路的机会。后来，在新布里（即在里丁以西25公里处）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但是又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战争过程中的大量物资消耗，本有可能促使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可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和爱尔兰的叛乱者首先签订了和约。订立这一和约的目的，是想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而结果呢，却促使属于长老派的苏格兰也起来参加了反对英王的斗争。由于有了一支苏格兰军队可以在北面牵制王党的兵力，国会派又重新集结了自己的兵力，准备直接向牛津地区进攻。这次进攻，除了夺得牛津附近的少数堡垒之外，还是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普尔特紧急驱兵北上，去援助北方的王党部队，以对付苏格兰的进攻。对查理说来，不幸的是，他的部队在马尔斯登荒地遭到了战术上的失败，以致使他不能利用当时对他有利的战略形势。胜利方面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地区的直接进攻没有什么成果，又使国会派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部队中逃亡的人日益增加。只是因为还有一些象克伦威尔这样坚定的人物，才得以在敌对双方互相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没有罢兵求和。对国会派来说，所幸的是，王党方面的情况甚至还要恶劣，其内在的危机比外部的打击还更严重。因此，敌人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而他们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国会派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直到1645年，由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重新建立起一支新型军队，才在纳西比把王党军队打败。不过，尽管有这一次在战术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胜利，战争还是再拖一年才告结束。
关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人物，而二十八岁的约翰·南布尔特，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到1648年4月底，情况已经明朗，苏格兰人组成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开进英格兰来支援王党分子。于是，费尔法克斯立即带兵北上去进行征讨。而克伦威尔则到西部去镇压王党在南威尔土地区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南下的时候，在肯特和英格兰东部的王党分子也爆发了新的叛乱，这样就把费尔法克斯牵制在该区无法前进。因此，当时在南布尔特手里只有一支极单薄的兵力，用以迟滞苏格兰军的入侵行动。但是，他却以极巧妙的间接路线行动完成了任务。当苏格兰军队沿着西海岸的大路向南挺进的时候，他曾不断威胁敌人的翼侧，同时，设法制止他们翻越奔宁山脉，使其不能同约克郡地区的叛党汇合。
最后，在1648年7月11日，克伦威尔攻克了彭布鲁克城，于是他也随即挥师北上。他没有直接进攻苏格兰人，而是采取了经由诺丁汉和当卡斯特的一条深远迂回道路，并沿途取得补给。然后，他又转向西北，在阿特里同南布尔特会师。苏格兰人此时配置在由威根到普雷斯顿一线，其左侧由南格德尔率领着3500人进行防守。当时，克伦威尔总共只有8600人的兵力，而且包括南布尔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至于敌人，其总兵力几乎达到二万人。克伦威尔首先在普雷斯顿地区拖住了苏格兰军纵队的尾部，打乱了敌人的行军序列，迫使敌人掉转头来以抵抗他的攻击。这样，南格德尔率领的那支军队就在普雷斯顿地区全部被歼灭了。尔后，克伦威尔乘胜追击，衔尾紧跟，使苏格兰军纵队纷纷溃逃，经过威根，一直败退到尤托克西特。在这里，前面有中部地区的民团阻挡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的骑兵不断攻击，苏格兰军已是走投无路，终于在1648年8月25日宣布全军投降。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国会派的敌人被彻底摧垮了；军方得以对国会进行“清洗”，并把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法院审判，最后判处了死刑。
克伦威尔此后对苏格兰的进攻，实际上要算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克伦威尔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摧毁英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的计划。当时，查理正打算借苏格兰人的帮助回来夺取已经失去的王位。这场战争不能算作什么对历史的进程有过决定性影响的战争。但是，它却很突出地证明，克伦威尔是善于掌握间接路线战略的。当他发现由李斯里指挥的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有利阵地，并遮断了他向爱丁堡前进的道路时，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接触性的小战，以来探测敌人的实力和部署。稍后，当他已经靠近目标，而且深感补给品缺乏的时候，他仍然具有极强烈的自制能力，决心不在对他不利的地形上进行正面攻击。他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求战欲望，在没有把敌人诱到开阔地以前，在没有出现对敌人暴露翼侧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以前，决不进行冒险，不肯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求达这个目的，他开始向穆塞尔堡撤退，随后又向邓巴撤退，以此诱惑敌人，并在那里进行补给。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原路返回，并在穆塞尔堡给部队配发三天口粮，开始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运动。他准备翻过爱丁堡丘陵区的高地，前出到敌人的后方。1650年8月21日，李斯里在科尔斯托芬山地切断了克伦威尔的进路。这时，尽管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很远，但他仍然进行着采取间接路线的尝试，决心走迂回路绕过敌人。随后，李斯里又在戈加地区隔断了他的去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的将领难免会要冒险一战，可是克伦威尔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病员暂留现地，决定向穆塞尔堡撤退，接着又从那里向邓巴撤退，以此引诱李斯里跟踪追击。这时，有些部将劝他把部队装船撤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采纳，一心在邓巴等待着。他指望敌人有可能错走一步，而自己则能马上加以利用。
然而，李斯里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给克伦威尔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李斯里离开了主要的道路，在1650年9月1日的夜间，绕过了邓巴，占领了顿山丘陵地区和其他一系列的高地，从而监视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另外，他还派出一个支队占领了顿山以南11公里处的所谓“烧鸡”隘路。第二天早晨，克伦威尔立即发现，他与英格兰本土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感到粮秣的匮乏，病员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
李斯里的原定计划，只是在高地等诗，一旦英国人沿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突围，就立即下来予以突然的打击。可是，长老会派的那些教士们却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指望看到，敌人将会落入陷阱，而在发现英国侵略者有可能从海上脱逃的征候时，他们的要求就更加坚定了。9月2日，忽然起了强烈的风暴。屯驻在光秃秃的顿山和其他高地上的苏格兰部队，实在是吃不消，坚持不住，大约在午后4时许，他们开始从高地上撤下来，并在通往伯里克的道路近旁寻找房舍，以避风雨。而在他们的前面，正好隐蔽地流过一条小小的布罗克河，它经由谷地注入海中。
克伦威尔和南布尔特在一起，亲眼看到苏格兰的部队在调动。他们两人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在形成的局面将对他们有利，可以使他们夺得优势，有利于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当时，苏格兰人的左翼已被压缩在高地和布罗克河这条小溪流之间。如果对其右翼部队施行突击，那么左翼的部队是很难给予支援的。在当晚的军事会议上，南布尔特提出建议：立即进攻苏格兰人的右翼，力求把它击溃，同时集中起炮兵的火力，以压制敌军的左翼。他所列举的理由使大家都很信服。克伦威尔很赞赏他的这种主动精神，于是就指派他去攻打头阵。那天夜里，不停地下着雨，刮着很大的风，英军沿着小溪流的北岸占领着阵地。在部署好对付敌军左翼的火炮之后，南布尔特返回到另一翼，即自己方面的左翼，并马上率领骑兵在沿岸地区发起进攻。由于进攻行动来得突然，英军的骑兵和配置在中央的步兵，都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渡过了溪流。尽管英军的行动曾一度受挫，但是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克伦威尔随即就在靠海的这个侧面把敌军压向左面去了，并把他们逼到高地和溪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敌军士兵要想得救，只有溃散逃命。这一次，克伦威尔抓住了敌人由于过分自信而产生的错误，并立即加以利用，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因此，打败了在兵力上比他大了两倍的强敌。这次战争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在整个战争中，克伦威尔始终拒绝了各种的诱惑，虽在万难之中，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间接路线战略。
邓巴的胜利，使克伦威尔攫取了在苏格兰南部的统治权。由于这一胜利，拥护长老会派的军队被消灭了。但是，在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还残留着一些反对克伦威尔的王党分子。由于克伦威尔害了重病，彻底肃清这些王党分子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而在这个时候，李斯里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福思湾以北地区重新组建了拥护王党的军队。
1651年6月底，克伦威尔在其军队经过充分训练以后，又提出了战斗任务，恢复了战斗行动。他的战略计划，无论就其思想深度和计算精度来说，决不逊色于以往战史上的任何战略计划。这一次，他头一回具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敌人也是非常狡猾的，始终不离森林沼泽地形，从而保障了自己的薄弱翼侧，封锁了通向斯特林的道路。如果克伦威尔不能在短时期内摧毁敌人的抵抗，那他就不得不在苏格兰再度过一个严酷艰困的冬天。那样的话，他的部队必然要遭受大的牺牲，并使国内的情况更趋恶劣。而且，只是把敌人从阵地上击退还不够。因为这种局部的胜利仅仅是把敌人赶进山地中，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仍然是眼皮底下的一个祸害。
克伦威尔解决这项任务的方法可以算是一件杰作。首先，他在福尔柯克附近向卡兰德屋实行强攻，从而在正面造成了对李斯里的威胁。其次，他使全军逐步地渡过福思湾，前进到佩思地区。这样，不仅绕到了李斯里防御线的翼侧，而且控制了他们通往斯特林的接近路，占据了其补给基地的枢纽。然而，他采取这一机动，同时也就给敌人让开了一条通向英格兰本土的道路。这正是他的计划的实质，是其艺术高超的体现。他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而此时的敌人，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开始溃散逃亡，而眼前却又只有一条狭窄的孔道。敌人方面的某一个人曾说过：“我们当时被迫作出选择，或者饿死，或者散逃，或者带领残余部队冲到英格兰去。这后一个办法虽然也是极端危险的，但也许还有可能使遭受的灾难小一些。”因此，苏格兰人很自然地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他们在7月底向南突进，冲到了英格兰境内。
克伦威尔是预先料到了这一着的，并且利用政权手段作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他紧急地动员了所有的民团，监视着一切有王党嫌疑的分子，查抄了私藏军火物资的秘密仓库。苏格兰人是沿着西海岸向南开进的。为了跟踪追击敌人，克伦威尔派出了南布尔特的骑兵。同时，派哈尔逊由纽卡斯尔向瓦林顿斜插过去，而弗立特沃德则率领中部的民团向北进发。南布尔特从侧面绕过敌人以后，于8月13日与哈尔逊会师。于是，两支军队都开始与敌军接战，并且战且退，不断迟滞敌人的前进。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则冒着8月的酷暑，每天行军32公里。他开始是沿着东海岸向南走，然后折向西南。这样，敌人终于掉进了陷阱，同时地遭到了克伦威尔的四面围攻。这时，查理断然地改变了行进路线。他不再向伦敦而转向塞文河地区，但这样也只不过多拖几天日子，并没能挽救自己的惨败。1651年9月3日，即在邓巴会战的周年纪念日，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开始以前，曾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为一方，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为另一方。他们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单独对垒，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因而也包括其局部的任务，照例都是有限的。造成这种不坚定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筑城学术的发展超过了兵器的进步，使防御方面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正和二十世纪初叶机关枪刚刚出现时的情形是一样的。二是军队还没有编组成为固定的兵团和部队，不能独立自主地活动，在运动和作战中，通常都必须全军凝成一个整体，因而使其突击力受到限制，不能分散活动以欺骗敌人，不能自由地进行调动。
在这许多次的战争当中，如着名的法国投石党人的战争，争夺王位的战争，荷兰的战争，神圣同盟的战争等等，只有一个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1674年至1675年之间法国统帅杜伦尼进行的冬季战役，其顶点即为图尔克姆的胜利。当时，法国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路易十四的盟友，一个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他。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奥地利人，以及日尔曼的多数公侯王子，都纷纷加入了敌方的联盟。杜伦尼在洗劫了这些公侯和皇室的领地之后，被迫退过了莱茵河。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去同布伦维里指挥的皇室军队会师。可是，杜伦尼却抢在选帝侯的前面，于1674年10月把布伦维里阻止在思泽赫姆地区。然而，德国人这时已经进入阿尔萨斯，并在斯特拉斯堡和贝耳福之间的集镇和乡村居民点里扎下冬营。这样就迫使杜伦尼又退到了德特维尔地区。
杜伦尼表演其统帅艺术的舞台就是这样设置的。他决定，要在仲冬时节发动这次战役，因而一开始就使他获得了突然袭击的益处。为了迷惑敌人，杜伦尼故意在阿尔萨斯的中部地区构筑堡垒，作出准备防御的样子。随后，他便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野战部队开进了洛林。接着，利用孚日山脉高地的掩护，采取强行军的速度向南挺进，并在一路上尽一切可能从各地村镇收编补充兵员。而在行军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把自己的兵力分散成小股活动，用以欺骗敌人的谍报人员。他在冰雪封山的条件下沿着山脊道路进行急行军之后，又在贝耳福附近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并且丝毫也不延宕，立即从南面突入阿尔萨斯。而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想从北面攻进去的。
布伦维里依仗自己手里拥有强大的兵力，曾力图把杜伦尼阻止在牟罗兹，但是在12月29日，很快就被击败了。于是，法军如潮水般地急卷而进，沿着在莱茵河与斯特拉斯堡高地之间的谷地一直往前冲，把帝国的军队分割成一些小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方向上向北败退。对于每一支企图抵抗的部队，法军都把它们隔截开来，或围困起来。可是，追到科耳马尔的时候，即在通向斯特拉斯堡的半路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已带领德国部队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他仗着自己拥有和杜伦尼差不多的兵力，在那里进行固守。然而，由于迅猛进攻而产生的一切优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被杜伦尼夺占到手了。他技巧地利用着这些优势，在图尔克姆会战中成功地采取了战术上的间接路线。在这个会战中，杜伦尼所锐意追求的，不是首先消灭当面敌军的肉体，而是考虑如何摧毁他们的士气。这样的结果，从事物的自然过程来说，必然使敌军部队自行逃散。杜伦尼达到了这个目的，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就使阿尔萨斯境内连一个敌军士兵也没有了。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士兵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冬营里去过冬。他们直接从德国方面的莱茵河岸地区，甚至远及内卡河地区，搜集各种补给物资。勃兰登堡选帝侯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退回国内，即退到了距离柏林西南60公里的勃兰登堡城。而杜伦尼的老对手蒙特古里，在下一年的春天又重新受命，担任了日尔曼帝国的全军总司令。由于受到杜伦尼的压力，蒙特古里也不得不领兵撤退，并在萨斯巴赫地区占领了于自己不利的阵地。然而，在萨斯巴赫之战一开始时，杜伦尼就为一颗炮弹炸死了。杜伦尼死后，战争的进程马上就起了变化。
杜伦尼的这个冬季战径，与十七世纪欧洲各次战争的许多战役比较起来，特别突出地显出了它的坚决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许多的将领都是擅长迂回机动艺术的，因而相互之间就起了限制的作用。他们掌握这门艺术的水平彼此差不多，所以，某些迂回翼侧的行动在其他时代也许可以获得成功，而在这个时代却被相互抵销了。只有在杜伦尼的这次战役中，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把敌人击毁的目的。作为一个鼎鼎有名的统帅，杜伦尼随着本身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统帅艺术。他在自己时代所进行的战役，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的统帅都多，而在其最后一次战役中，又解决了在十七世纪中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因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而当他以此达到作战目的的时候，并没有破坏历代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法规，即把经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看作成本极高的财富，万万不可随意浪费。
看起来，杜伦尼是从经验中获得了教训的。他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获得决定性的成果，就必须很好地制定战略计划，而在计划中，又必须使间接路线起主导作用。在杜伦尼以前，统帅们进行机动时，总是把城塞作为基地和枢纽，因为对于野战军来说，城塞同时又是保护他们的补给仓库。杜伦尼完全摆脱了以前那种作战基地体系，而把突然性和机动性结合起来，把这看成是争夺胜利的关键，而且这种结合也对自己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是一种合理的计算，并不是什么赌博游戏，因为只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了敌人的稳定性，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
——马尔波罗和弗里德里希二世
公元1701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有着极其明显的两重性。从政治方面来说，它是战争史上一个很希罕的现象，其目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于加强或者削弱路易十四世在法国的统治地位来说，同时又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从战略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基本上是采取没有多大成果的直接路线，作战行动千篇一律，很少深思熟虑的迂回机动。当然，战争过程中也还有几个采用间接路线的出色例证。而且主要是同马尔波罗的鼎鼎大名联在一起的。由于这些行动都成了战争中的转折点，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当时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大不列颠帝国、几个日尔曼小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而路易十四世的同盟者，只有西班牙和巴伐利亚，在战争开始之初，还有一个小国萨伏依。
这场战争，最初是在意大利北部打起来的。但是其他各国的军队，同时都在进行战争准备。奥国的军队由尤金亲王率领，当时已在提罗尔进行集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快就要转入进攻。为了与之进行对抗，法军派出了一支由卡提拉特率领的部队，在利佛里的隘路上占领阵地，其目的是要挡住敌人的进路。然而，尤金亲王早就作了秘密侦察，知道在深山之中还有一条很难通行的小道，而且长时期以来未被部队使用。于是，他率领部队从小道进军，实行深远的迂回机动，向东方开进，前出到达平原之上。尔后，他又不断进行机动，继续发展已经获得的优势，并以此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准他的真正意图。最后，终于引诱法军在奇阿里（布里西亚附近）对他发动一次盲目的进攻。尤金在这次作战中打败了法军，从而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立脚点。
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的成果，在同“伟大君主”进行战争的初期，对于同盟者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刺激因素。在此以前，人们还在认为，“伟大君主”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同时，这些间接性的行动还对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影响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向来趋炎附势的萨伏依公爵马上调转了方向，参加到反法同盟的阵营里来了。
公元1702年，双方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一支巨大的法军集结在弗郎德勒地区。它构筑了一条几乎长达100公里的“布拉班特防线”，从安特卫普一直延展到马斯河上的于伊城，其目的是在转入进攻时能够保障自己后方的安全。这时，荷兰人已经看到自己的国土面临着敌人入侵的威胁，于是决定依赖要塞进行固守。然而，马尔波罗对于战争的观念，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不过，他也没有用直接的进攻来代替消极的防御，没有直接去攻击由薄富尔率领的那支正向莱茵河进军的法军。他抛开了荷兰人驻守的要塞，迅速地把军队领向“布拉班特防线”，前进到薄富尔部队后撤的线路上。薄富尔在感觉到这个精神“吸引力”的压抑之后，马上掉转头来，向后撤退。一支体力上受到消耗，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法国军队，可能很容易变成马尔波罗的猎获物，因为马尔波罗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准备围歼这股敌人。可是，荷兰国会的代表，只是满足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拒绝去歼灭敌军。就在这一年，马尔波罗曾经两次把薄富尔诱入陷阱，可是两次都因为荷兰人犹豫不决，缺乏坚决性，而使法军避免了覆灭的厄运。
第二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实施巧妙机动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占领安特卫普，并深深突入敌人设防的堤岸。他从马斯特里赫特直接向西进攻，想以此牵制由维尔罗依统率的法军主力部分。该军当时正驻守在“布拉班特防线”的南侧。第二步，由柯贺恩指挥的一支荷兰军队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之下，向奥斯坦德发起进攻。同时，又以斯巴尔统率的另一支荷兰军队从西北方向逼临安特卫普。荷兰军队沿着海岸采取这些行动，是想引诱处在安特卫普的法军总司令官向后看，并且从其“布拉班特防线”的北端调出部分兵力。四天以后，另外一支由阿普丹姆率领的荷军，又从东北面向法军实施突击。于是，马尔波罗也就丢开维尔罗依，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北挺进，汇同各路军队，沿着向心方向去攻夺安特卫普。
战役的第一阶段发展得很顺利。马尔波罗的威胁逼着维尔罗依的大军也随之向南移动，抵近了马斯河。可是，柯贺恩不久即取消了对奥斯坦德的深远迂回进攻，而同斯巴尔一起，靠着安特卫普附近实行浅近的机动。柯贺恩的这一行动，当然不能吸引法国人的注意。阿普丹姆则由于提前发动攻势而为自己招来了灾难。尔后的局势则越来越复杂化了。这是因为，当马尔波罗开始向北进行急行军的时候，他并未能摆脱维尔罗依。实际上，维尔罗依已超在他们前头，派出薄富尔率领三十个骑兵中队和三千名掷弹兵去支援安特卫普。他使掷弹兵抓住马镫，和骑兵并肩行进，因而这支机动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即走了差不多六十五公里，于1703年7月1日赶到了安特卫普。随后，该部队即和安特卫普的守城部队一起，立即向阿普丹姆发起了进攻，使阿普丹姆遭到了惨败。这样一来，马尔波罗曾傲慢地称之为“伟大计划”的计划，也就随之彻底破产了。
这次失败以后，马尔波罗曾提出建议，要在安特卫普以南的一个地段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直接的强攻。可是，荷军统帅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认为对一个兵力差不多相等而又占领着坚固设防阵地的敌人实施正面突击会是徒劳无益的。
这一事实证明，马尔波罗尽管进行过许多技巧的机动，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却很象一个疯狂的赌徒。英国的史学家们，因为震撼于马尔波罗的功绩，而且也敬仰他的为人，往往对荷兰人有些不够公正的批评。他们把荷兰人描绘得似乎不如马尔波罗那样高尚。实际上，荷兰人当时面临着强敌的威胁，稍一不慎即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他们当然不敢把战争当作儿戏或赌博。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很合理的，这正和两百年后英国海军上将贾利柯的见解一样：如果他们在对自己极为危险的形势下贸然挑战，那么很有可能就在几小时内输掉整个战争，由于遭到荷兰将军们的一致反对，马尔波罗只好放弃在安特卫普地区强攻“布拉班特筑垒防线”的念头，并返回到马斯河上，在那里掩护着对于于伊的围攻。八月底，他又在那里说服荷兰人，要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进攻。这一次的理由比较充足，因为进攻该防线南段的条件看来已成熟了。可是，他的论证还是不能使荷兰人信服。
马尔波罗因为对荷兰人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很容易地接受了奥皇使节伍拉齐斯拉的观点。伍拉齐斯拉极力劝他把自己的部队转移到多瑙河方面去。结果，1704年便产生了一个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间接路线行动的出色例证，而这些间接路线行动，正是以马尔波罗广泛的战略观点为依据的。当时，敌人有几支主要的兵力：一支由维尔罗依率领，屯驻在弗郎德勒地区；另一支由塔拉尔德元帅率领，集结在上莱茵河一线，分驻在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三支为巴法联军，由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配置在多瑙河上的乌尔姆地区，这最后一支军队，正在造成威胁，由巴伐利亚向维也纳推进。马尔波罗决定，先把自己统率的英军从马斯河转移到多瑙河，然后对巴伐利亚人施以决定性的打击，因为他们是敌人阵营中最脆弱的一个。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他将要进驻的那个地区，离开自己的主要基地实在是太远了。他所要完成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在北面所要追求的任务。因此，似乎是一个鲁莽的行动。从他那个时代战略总是倾向于谨慎的观点来看，情形更是如此。这次机动的安全保障，完全依赖于他那非常惊人的突然性。他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常改变运动方向，在每一个所段都威胁着不同的目标，因而使敌人摸不清他调动部队的真正目的。
马尔波罗向南前进到莱茵河上游以后，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沿着摩泽尔河的线路进入法国。尔后，其部队进到了科布伦次。于是人们认为，他可能以阿尔萨斯的法军作为攻击对象。这个印象随后更加巩固了，因为他采取了一个佯动性的行动，做出了准备在菲力浦斯堡架桥渡河的样子。他把部队开到曼海姆城邦以后，本应向西南方向前进，可是，他却有意地转向东南，在内卡河河谷边缘的山林中，突然地失踪了。然后，他越过由莱茵河和多瑙河所构成的三角形的底线，直接向乌尔姆开进。在这次行军过程中，为了隐蔽战略企图，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运动的速度，平均每昼夜只走十六公里。
马尔波罗的整个行军，延续了将近六个星期。在大希巴赫（曼海姆东北65公里）同尤金亲王和巴登侯爵会师以后，他便同后者合兵一处，联合行动，而尤金亲王则掉头后转，以便在莱茵河上牵制或至少迟滞法军的行动。这时，从弗郎德勒地区尾追马尔波罗而来的维尔罗依，虽然迟到一步，但是毕竟追赶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