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月份，希特勒开始对英美两国同盟军在英国的部署情况进行分析。他不受总参谋部各种观点的影响，曾经考虑到盟军有可能以诺曼底为其登陆地点。当时，德军驻法国北部海岸的前线司令官是隆美尔，他也作出了与希特勒见解相同的结论。可是，德军西线总司令是隆德斯特。他却认为，盟军最可能实行登陆的地段是第厄普至加来之间的海岸。隆德斯特所以坚持这个看法，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在前几次进行登陆作战时，都曾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中掩护；另一方面，则把盟军对诺曼底登陆所作的若干准备活动，看成是一种欺骗措施；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那里距离最短，易于达到目的。由于这些原因，隆德斯特坚持，盟军只有在第厄普和加来之间的海岸实施登陆，才是最合理的。他的这种见解，从正统派战略家的观点来看，未尝不合情理。所以，按照隆德斯特的看法，盟军方面不会有采取突然行动的可能性，甚至也不会有避重就轻的打算。
盟军方面所制定的入侵计划，不仅考虑到避开德军准备最好的防御地段的问题，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设想。盟军司令部认为，在诺曼底海岸线上实行登陆，可以同时威胁到两个重要的港口----勒阿弗尔和瑟堡。因此，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竟使德国人迷惑不解，搞不清他们主要的目标究竟是哪个港口，从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等到德国人弄清楚盟军争夺的主要目标是瑟堡港以后，已经来不及把预备队向那里调运了，因为塞纳河上的桥梁已被盟军炸毁，大河变成一道鸿沟，增援的预备队必须绕行一个很大的圈子，才有可能开到出事的地点。而在这时，盟军的空军部队也在不断地进行空中袭击，使德军的调动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后来，德军的增援部队总算开到了作战地区，但只不过达到了冈的境内，而这里距离瑟堡还有很远的路程。英军在冈地区内进行了集结，因而又对德军构成了威胁，也形成为一道屏障，可以掩护正在瑟堡半岛进行作战的美军。这种行动的双重效用和交替威胁，加上敌人对于主要突击方向一直弄不准确，为整个登陆战役的成功作了很大的贡献。
盟军的庞大船队在航渡当中没有受到阻扰，他们对于海岸滩头的占领，比预料的情况容易得多。当时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军的左翼在维尔河河口以东实行上陆时，遭受了相当的损失。这次登陆获得成功，主要是战役计划订得完美，而且大量使用了新式武器装备。不过，成功也并不是马上得来的。成与败的机会曾经间不容发，所差的距离实在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窄些。盟军上陆以后，滩头阵地的发展并不深远，未能控制住通向冈和瑟堡的“锁钥”阵地。所幸的是，盟军进攻的正面相当宽广，使他们得有机会在其他方向获取战果。德军的注意力，自然是集中在盟军上陆部队的两侧，以便于扼守那些“锁钥”阵地，因而必然要使中间阵地上的兵力受到削弱。在阿罗曼施附近实施登陆的英军，由于迅速地向前推进，很快便扩大了登陆场，抢占了贝叶，因而在1个星期内就便其登陆场大大扩张了：东到奥恩河，西抵维尔河，正面差不多有65公里，纵深也将近20公里。在科汤坦半岛的东边，盟军也确保了另外一个登陆场，只是范围比较小一些；6月12日，美军夺取了一个中间据点----卡朗坦。这样，就使整个登陆场连接起来了，其宽度达到了100公里。
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这时，他可以使用登陆部队更广泛地采取进攻行动。
第2个星期，在西面侧翼上，盟军登陆场的范围有了显着的扩张。在那里，美军第1集团军发展了进攻，穿越了科汤坦半岛的最狭窄的部位。与此同时，在东面侧翼上，英军第2集团军继续牵制着德军增援部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敌人的坦克师，并且向冈地区实行了进攻。从战略上来说，英军在东面突破德军防御阵地的威胁，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足以帮助蒙哥马利实现其在西部突破敌人防御的计划。
在第3个星期，美军首先切断了瑟堡与外地的联系，而后向半岛的顶端推进，从后方攻进了这个港口。瑟堡港是在6月27日被攻破的，当时已经遭到破坏，暂时不能使用。在冈地区，由于地形条件较好，便于德军实行机动防御，英军的多次冲击都被德军技巧的防御行动击退了。但是，在英军不断地实施突击的情况下，德军统帅部终于丧失了使用预备队的自由权。
在登陆部队进攻行动的掩护下，侵入军增加兵力的速度不断加快。当时，人工港口对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抵消了天气的干扰作用，增加了突然袭击的效力，使敌人的计算终归失灵。
俄军攻入波兰
俄军在芬兰前线发动一个前奏性的攻势以后，随即展开了1944年的夏季战局。这次战局是在6月23日揭开序幕的，正好是希特勒入侵俄国3周年纪念日的后一天，进攻的矛头，开始指向白俄罗斯，指向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以北地区。在1943年的战局中，这一地段在整个战线上曾经显得最为稳定，所以德国人一直对它比较放心，摆在那里的兵力，要比摆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与喀尔巴阡山之间那个暴露地区的兵力少得多，因为他们认为，俄军可能会在春天向那里发起进攻。这样一来，担任防守任务的德军部队，又一次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境地。
希特勒拒绝了将军们的建议，不准把战线后移到距离前沿145公里的别列津纳河一线，认为那样反而于自己不利，因此，德军的处境不断恶化。假使及时实行这样的退却，则俄军的进攻计划可能被打破，俄军的攻势有可能暂时停顿下来。
一旦德军的防线被突破，俄军的进展即开始变得异常地迅速。由巴格拉米杨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2个方面军，采取向心突击的方法，在发起进攻后的第4天就攻克了维帖布斯克。于是，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正面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俄军向南突进的一条道路，他们可以从此横穿莫斯科至明斯克的公路，前出到德军第4集团军的后方。德军第4集团军的部队，当时曾向第聂伯河一线作了短距离的后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攻势的力量。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则在德军巨型突出部的另一翼侧插进一刀。该方面军的各部队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北面突破德军防御以后，继续向西发展进攻，平均每昼夜前进32公里，其任务是要在明斯克的背后切断交通线，使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陷于孤立境地。7月3日，明斯克被俄军攻克。
俄军实施了许多次的间接性进攻，使德军的整个防御体系开始全面崩溃。这时俄军所捕获的俘虏，比以前任何一次突破时所捉的都多。而在几个星期以后，尽管俄军的进军速度仍然和初期一样地快，但俘虏的数字却逐渐减少了。这样两个事实的结合，颇有一些意义。一方面，它表示德军部队的退却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而且到这时，希特勒已不得不同意实行全面的撤退。另一方面，德军退却的快速程度和规模，以及不经任何战斗便放弃一些重要据点等事实，表明俄军指挥官们的作战技巧已有了提高，他们能够采取间接路线来摧毁敌人的抵抗。
对于这些战役的进程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俄军战略的一些特点。在每一次进攻战役中，俄军的突击总是能够同时威胁两个重大的中心，既可以对付这个目标，也可以对付那个目标。可是，它随即又会突然地绕过这两个目标，从它们中间守兵薄弱的地区穿越过去，渗透到敌人后方很远的地方，迫使敌人无法抵抗而不得不同时放弃两个据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只是在两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中，即在华沙战役和因斯坦堡战役中，才第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在这两个场合，都是采取直接路线的形式实施进攻的。
不到两个星期，俄军即把白俄罗斯境内的德军全部肃清了。1944年7月中旬，他们已经攻占了波兰东北部一半以上的地区，紧接着就逼进到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即今布列斯特）和别洛斯托克一线，包围了维尔纽斯（过去称维尔诺），渡过了涅曼河，前进到了东普鲁士边界。在这个方向上，向西进攻的俄军已经远离德军林德曼集团军群约有320公里的距离了。当时，林德曼的部队还在波罗的海沿岸，在纳尔瓦至普斯科夫一线进行防守。因此，他们已不幸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7月14日，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面，沿着科韦耳至塔尔诺波尔的正面，俄军发动了他们期望已久的攻势。可是，那里的德军早已实行后撤了。俄军仅用10天时间，即前进到了利沃夫，随后又抵近卢布林，那里地处华沙东南，距离华沙只有160公里。在这同一星期，俄军先后攻克了别列梅什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别洛斯托克等要塞城市。在北翼方面，俄军经过德文斯克（陶格夫匹尔斯），向里加西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实施了进攻。这样一来，林德曼的部队就面临着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因为他们的后撤仍然非常缓慢。7月底，俄军前进到里加湾，而在中央方面则渗透到了华沙的郊区。
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德军在退到足以保障安全的距离以后，终于恢复了自制能力，逐渐地控制住了眼前的局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在新的防线上进行了巩固工作。俄军前进得太快，其交通线伸展得太远，因而补给一时跟不上来。事实上，这是战略性伸展过度的自然规律在开始发生作用。人们不久即可看到，德军并没有丧失进行抵抗的能力。但是对于俄军来说，为了继续实施进攻，必须要在新解放的大片土地上恢复交通线，为此又需要有相当的时间。
8月初，德军实施了反突击，打通了北面的退却道路，并且把俄军逐出了华沙近郊。在那里，德军还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把波兰人在华沙城内暴发的起义迅速地镇压下去了。这个起义是在俄军逐渐接近该城时爆发起来的。在华沙南面，俄军仍然在维斯瓦河对岸控制着一个桥头阵地，但是并未能进一步加以扩展。这样延续到8月底，整个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暂时的停战僵局，后来是被俄军的新攻势打破的。他们在南面发动了进攻罗马尼亚的战役。差不多就在俄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即在8月23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它愿意缔结和约。这个行动等于给实力雄厚的俄军敞开了一条进攻大道。于是，俄军穿过了雅西城，沿着普鲁特河与塞列特河中间的走廊地带一直向南推进，抵达了加拉茨与福克夏尼之间的通道口。这对俄军大有好处，使他们得以合围当时仍然驻在普鲁特河以东一个突出部上的德军部队。俄军从他们的背后直接插过来，继续发展进攻，于8月27日攻占了加拉茨和福克夏尼，30日又占领普洛耶什蒂油田区，次日，进入布加勒斯特。俄军的坦克在12天内前进了400公里。
此后，俄军即同时向着北、西、南三个方面继续突进，作扇形展开。他们越过了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向匈牙利方向挺进；为了切断驻希腊德军师的退路，前出到了南斯拉夫的边界；同时，还急速地向南开进，越过多瑙河进入了保加利亚----直到这时，苏联政府才正式向保宣战。
意大利的僵局
盟军曾经认为，罗马陷落以后，德军在意大利境内的抵抗很快就会终止。可是，凯赛林却把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险恶的困境，而且使用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对盟军北上的进攻，组织了很有效的抵抗。盟军花了整整7个星期的时间，两个集团军才仅仅到达阿诺河一线，虽然抵近了比萨和佛罗伦萨的郊区，但距离罗马城只不过260公里。此后，凯赛林继续在那里坚持了3个星期的防御，后来才放弃佛罗伦萨，从阿诺河一线撤退到自己在山地中设置的主防线----“哥德防线”。
亚历山大将军考虑到这道障碍的坚韧性质，决定采取一个侧面的进攻行动。他把第8集团军的主力调到了亚得里亚海岸边上，于8月底在佩扎罗地区向“哥德防线”东部濒诲地段发起了进攻。进攻获得成功，突破了德军防线，随后拟向里米尼方向（佩扎罗西北23公里）继续发展。
然而，凯赛林却设法阻止了这个威胁的发展，封闭了突破口。这就使亚历山大不得不转而采取硬攻的手段。他连续不断地实施突击，逐渐地打开了一条通向波河河谷东部的道路。但是，在这个平原上几乎到处都是葡萄园，地面都是粘性土壤，每到雨后便成了烂泥潭，很不便于通行，因而使部队的调动非常困难。这年秋天的大雨，对于因为长久苦战而疲惫不堪的德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救星，使他们避免了崩溃危险，因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僵持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的春天。
1944年8月，为了入侵法国南部，亚历山大的部队被抽调走了一部分。实际上，这个牵制性战役对于法国北部主战场上的决定性行动，并没有多大价值。早在南部实行登陆以前，而且是2个星期以前，北面战役的胜利即已成了定局。可是，这却剥夺了亚历山大在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不失去这个优势，亚历山大也许早就赢得了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不过，这件事终于又使盟军获得了利益。由于亚历山大的秋季战役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德军才没有自动撤退到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地区，而仍然停驻在原地。如果德军当时撤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保留相当强大的实力，从而在阿尔斯山中组织有效的防御。当时，天气条件对于他们的撤退也是比较有利的。
1945年初，希特勒从意大利调走了凯赛林的4个师，用去加强西线的防御。同时还命令凯赛林继续在原来线上坚持防守，不准德军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区。德军武器装备的不足这时已暴露得非常明显了。等到1945年的春天，他们更感到了飞机、坦克、运输工具和燃料的极端缺乏，以至于无法向阿尔卑斯山的“避难所”实行迅速的撤退。4月，盟军开始在意大利发起进攻，很快就突破了德军的防线，进到了他们的后方，并且切断了所有的后退道路。于是，德军部队完全陷于混乱之中，他们溃不成军，散成为一小股一小股地徒步逃跑。
盟军在意大利获得的这个胜利，可以算是对他们长期苦战的一种褒奖；由于最后胜利了，以前遭受失败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一一忘掉。1945年春天德军在意大利的失败，是他们在主战场上全面崩溃的序幕。这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一样。当时，被“围困”于马其顿的协约国军在战略上实行的突破，终于成了德军彻底崩溃的先兆。不过，德军这一次的总崩溃，却主要是基本战场上盟军实施战斗行动的结果。盟军在诺曼底突破德军防线以后，紧接着便在8月间展开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诺曼底的突破
在1944年7月的诺曼底战场上，双方都曾进行苦战。整整1个月的时间，除了惨重伤亡以外，看不出什么重大结果。可是，德国人无法和盟军相比，他们经不起这种消耗。而盟军却有新的预备队源源不断地从战线后边开来。
7月3日，美军第1集团军在攻占瑟堡之后调整了部署，他们重新开始进攻，一直向南突破，企图进到半岛的底线边上。但是，由于空间有限，进攻部队无法实行机动，因而前进的速度是很缓慢的。7月8日，邓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军第2集团军突进到了冈地区，可是又被德军阻挡在阿诺河的渡口上。盟军接连几次实施翼侧突击，都被德军一一击退了。7月18日，盟军发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进攻，即那个被称为“加林作战”的着名行动。盟军出动了3个装甲师，编成为3个梯队，从冈的东北方面的登陆场上开始发动进攻。进攻部队穿越了一条宽度为5公里的通道。在穿越以前，曾进行强烈的空中袭击，破坏了冈地区的后方防御工事。当时看来，突破德军的防御是颇有希望的。可是，由于盟军进攻的速度实在太慢，他们在迂回某些居民点时又犹豫不决，致使德军能够迅速切断其退路，并把坦克和反坦克炮机动到了遭受威胁的方向。这样，实行突破的时机终于丧失了，英军和加拿大军接着实施的新突击，也不能对局势有何改善。但盟军却以这些动作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迫使敌人把精锐的部队留置于冈地区。因此，德军的9个坦克师竟有7个被牵制在那里了。
在诺曼底登陆场的西边侧翼，是由布莱德雷将军指挥的盟军部队在实施进攻，但也一直发展不快。在7月的头3个星期，他们只前进了8至13公里。此时，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已经从英国运到了诺曼底，准备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
盟军的这次进攻号称为“眼镜蛇作战”，是在7月25日开始的。参加这次进攻的兵力，开始时为6个师。他们的进攻正面约为6公里半。进攻开始以前，实施了比“加林作战”更为强烈的空中轰炸。整个地面披炸得到处都是坑洞，结果反而帮助了因遭轰炸而削弱了的德军守备兵力，使他们得以凭借坑洞地形阻滞美军的进攻。战斗的头2天，美军只前进了8公里，但后来终于扩大了突破口，提高了进攻速度，向半岛的西南角猛进了。7月31日，盟军完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突破所以成功，是因为英军第2集团军突然调整了部署。他们在突破的前一天从奥恩河以东地段调到了贝叶以南的中央地段，并在考蒙特地区向德军防御阵地实施了突击。当德军忙于从冈地区抽调兵力去加强这个遭受威胁的方向时，美军便利用了此一机会，在科汤坦半岛西岸附近靠近阿弗朗什的地方，突破了德军的防线。
巴顿的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后，先向正南突进，而后转向西攻，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布列塔尼半岛。随后，他们掉转头来向东进攻，横扫着卢瓦尔河北面地区，直指着勒芒和夏特勒方向。科汤坦半岛上的登陆场本来并不很大，宽度不过110公里，可是这一下却扩展很快，达到了650公里。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上，德国人要想驻满部队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他们无法对盟军的进攻实行有力的抵抗；对于德国人企图据以组织抵抗的那些道路枢纽，盟军部队却能有计划地加以迂回绕过。
对于这股不断扩展的潮流来说，唯一的危险将是德军指向阿弗朗什的反突击，因为那里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如果该走廊被切断，实施进攻的部队也就无法获得补给品。根据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德军确曾打算实施这样一个反突击。他们向该地区调集了4个坦克师，准备在8月6日夜间开始行动。可是，实行这个反突击的方向，是由希特勒在统帅部里摊开地图选定的，它实在过于直接化了，正好一头撞在美军东边侧翼的“防盾”上面，碰上了美军的掩护部队。因此，布莱德雷说：“如果敌人坦克部队的进攻方向再往南靠几千公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第一天即突进到阿弗朗什。”德军的进攻一被阻住，盟军的航空兵马上就对他们进行了轰炸，迫使德军转而向西推进。在此同时，美军的装甲兵团却疾驰地向东挺进，前出到了德军的后方。美军的左翼这时向北折转，抵近了阿尔让唐，其目的是要配合克列拉尔将军指挥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去合围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加拿大第1集团军当时是从冈地区向正南方向进攻的，其矛头直指弗累尔。尽管盟军方面未能彻底实现对德军部队的全部合围，但是他们捕捉的俘虏仍然达到了5万；战后清理战场时，德军留下的尸体也有1万以上；而从合围圈里突围出去的德国师，也都损失严重，几乎溃不成军。由于作战的空间日益紧缩，德军部队所受到的空中轰炸日趋严重，所以，德军在技术兵器和装备方面，特别是在坦克方面所受的损失，也就日益严重，甚至超过了人员方面的损失。德军在弗累尔“口袋”中遭受重创以后，对于兵员、坦克和运输车辆等，都已感到严重不足，因而无力阻止盟军部队的东进。于是，盟军很快就渡过了塞纳河，并且不停地向东挺进了。
以后的情况是，德军每逃出一个陷阱，接着便陷到另一个规模更大的陷阱当中。德军靠近海岸方面那个侧翼，不断受到盟军的迂回包围，而其后方，则受到巴顿坦克部队的威胁。巴顿集团军在右翼方面猛打猛冲。他们在前进当中，有意地绕开敌人的据点，而使德军的主力在战略上不断受到迂回的威胁。
巴顿集团军的第4装甲师，一直充当第一梯队中的先头部队。该师师长沃德将军在巴黎以北渡过塞纳河以后，曾就该师在阿弗朗什地区突破德军防线以来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一个报告，说：“盟军的成就表明，必须尽可能地坚持下面两条基本原则----进行果敢坚决的作战行动和采取间接路线。”
盟军在西战场上突破德军的防御阵地以后，广阔的空间和急速的行动便成了他们取胜的两把钥匙。采取直接的强攻往往难以取得胜利，而广泛地进行迂回却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盟军一旦有了自由进行机动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力就能发挥作用，从而得以充分利用自己在兵力方面的巨大优势。
盟军广泛采取迂回机动的战法，使法国境内的德军防御体系很快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机。因此，由巴奇将军指挥的美法联军第7集团军于1944年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进行的登陆，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次南面的登陆入侵战，只能算是一种“散步”，因为自从诺曼底登陆以后，法国南海岸的德军实力已很虚弱，只有4个师的兵力，质量也很低劣。盟军在下一步沿罗讷河深入法国内地以后，联合司令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补给方面的，而不是作战方面的。8月23日，盟军占领了马赛。同一天，进攻部队也经过山地到达了格勒诺布尔。
8月19日，法国抵抗运动的地下武装力量在巴黎举行起义。尽管在最初几天他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由于盟军的装甲部队于8月25日进入了巴黎，他们还是在盟军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此时，巴顿集团军也在巴黎的东北方面横扫而过，向着马恩河疾驰而去了。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英军第2集团军的进攻。他们在鲁昂以东渡过了塞纳河，预计去合围德军第7集团军的残部，因为加拿大第1集团军此时还在鲁昂以西地区坚持实行进攻。德军残部的大部分虽然及时地退过了塞纳河，但是却立即发现，英军的坦克纵队已经完成了深远的迂回机动，在更远的后方切断了他们的退路。邓普西的先头纵队于8月31日早晨到达亚眠，他们从塞纳河岸边出发，只花两天一夜（60个小时）的时间，便走过了110公里。他们渡过松姆河以后，又即刻向前猛冲，穿过阿腊斯和里尔，很快到达比利时边境，前出到了德军第15集团军的后方。那里已是加来海峡的沿岸地区。在东面，霍吉的美军第1集团军已经向前跃进，前出到了伊尔松地区，抵达比利时国界。
再往东边，巴顿集团军也完成了跃进行动，而且其规模更加巨大。他们穿越香巴尼地区，绕过凡尔登，开向摩泽尔河，前出到了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从而接近了德国的边界。可是，由于燃料补给发生了困难，巴顿的部队未能继续前进，其先头的坦克兵团终因油料供应不上而被迫停止下来。这时，战略上的发展前景正逐日好转，希望很大，因为盟军距离莱茵河只有130公里了。获得充足的油料补充以后，巴顿即恢复进攻，但此时德军的抵抗力也加强了。对于“争夺法国之战”来说，巴顿集团军的进攻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只是因为油料补给上发生了困难，他们才无法以一次突击赢得整个胜利。后来“争夺德国之战”，情况也是一样。
兵力伸展过度，必然导致停顿。这是一条获得了证实的战略性的规律。在整个战线的这一地段上，曾经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战事停顿：首先，在指向梅斯城时，巴顿被迫采取了直接的进攻；尔后，在争夺这个着名的要塞城市时，他又不得不进行近距离战斗，因而完全丧失了进行迂回的机会。
1944年9月的最初几天，盟军左翼部队的进攻速度提高了。于是，盟军司令部便把主力投向了那里，企图尽快取得胜利。9月3日，英军的装甲坦克纵队进抵布鲁塞尔，4日，到达安特卫普，随后很快攻入荷兰。蒙哥马利就是使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机动，切断了当时还停留在诺曼底和加来海峡沿岸的德军部队的退路，实际上也就是切断了西战场上德军基本集团的退路。此时，美军第1集团军也占领了那慕尔，并在迪南与纪韦之间渡过了马斯河。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德军西战场上的前线指挥官已改由穆德尔元帅来担任。他在俄国前线曾以“无中生有”网罗预备队而享有盛名。这一次，他又创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奇迹。当盟军大举攻入法国时，德军已有50万人当了俘虏。按照一般的常理来推断，穆德尔这时要想守住德国边界，要在从瑞土到北海这条长达800公里的战线上组织有效的防御，似乎已经无法找到预备兵力，一定难以在防线上构成足够的兵力密度。可是，德国人还是创造了奇迹，他们又重建了自己的部队，因而使战争继续拖了8个月之久。
盟军在补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曾经帮了德国人的大忙。由于补给不足，盟军的最初强大攻势慢慢变成了一连串力量逐渐减弱的进击。这样，德军就有可能匆忙地组织防御，进行反击。盟军增补力量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不可能很快作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盟军补给方面的困难，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前进得太深远了，但主要还是德军采取行动造成的。那时，德军还有一些部队留在盟军的后方，控制着法国的各大港口。因此，盟军既不能使用敦刻尔克、加来、布伦和勒阿弗尔，也无法利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各大港口。德军不仅据守着这些港口，而且还采取着行动，这对盟军开展进攻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盟军所控制的良好港口，只有一个安特卫普，但是却无法加以利用，因为德国人还扼守着西谢尔德河口。
盟军把补给品从基地运到前线，在诺曼底登陆时，即尚未突破德军的防线时，其距离只有30公里，而现在，却差不多延伸到了480公里。这个输送物资的繁重工作，又几乎毫无例外地要靠汽车来承担，因为法国境内的铁路已为空中轰炸所彻底破坏了。从瘫痪德军的作战行动，使其不能阻止盟军进攻的角度来看，炸毁铁路无疑是有利的，可是现在盟军方面要想对其快速进攻的部队提供物质保障，铁路被破坏却成了一件麻烦的事。
9月中旬，盟军为削弱德军的抵抗而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在荷兰境内德军的右侧投下了3个空降师，其目的是要为英军第2集团军向莱茵河下游发起新的进攻扫清道路，保障盟军在那里渡河。空降部队是在德军防线后方分批施空降的，空降场的周长大约有100公里。空降部队着陆以后，立即抢占战略性要点，以便保障盟军能够强渡4个水障碍：一是在埃因侯温地区强渡威廉明拉运河；二是在格拉夫附近强渡马斯河；三是在奈梅根和阿纳姆地域强渡瓦尔河与累克河（这两条河都是莱茵河的支流）。这4个要点中的3个都抢占到手了，部队也都顺利地渡过了水障碍。由于抢占第3个要点时耽误了时间，结果第4个未能抢占到手，因为德军很快地采取了反措施。
这一挫折使盟军的地面进攻相应地推迟了，而且也使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区遭到了覆灭。不过，这次冒险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就获得了从侧翼迂回德军莱茵河防线的机会，在战略上获得了某些利益。把空降部队投掷到如此深远的敌后地区，是一种果敢大胆的行动。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附近的着陆场上，孤立无援地苦战了10天，而按盟军领导方面的估计，它顶多只能坚持2天的时间。但由于依次实施空降的4个点位于一条直线上，这就明显地暴露了企图，使敌人可以判明英军第2集团军的进攻方向，而使自己获胜的机会大为减少了。
德军方面猜透英军司令部的企图以后，马上把自己所有的预备队都调拢起来，全力扼守着最后一个目标，并且在英军第2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以前，即把英军的空降部队完全击毁了。荷兰的地形条件和固定的进攻路线，在阻止英军前进方面帮助了德国人。不过，在这里也无法采取更广泛的行动，难以绕更大的圈子，因而不可能隐蔽自己的企图和引开敌人的注意力。
图13 1941-1945的西方战场
莱茵河之战
阿纳姆地区的冒险作战失败以后，要想提早取胜的希望也就随之而破灭了。盟军只好暂时转取守势，重新在德国边境上集结预备队，为更谨慎地发起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进攻作好准备。集结兵力当然需要时间。可是，盟军司令部却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困难。他们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后，不是首先用去扫清西谢尔德河口，以便为部队的补给打开一条新航线，而是用在亚琛地区，想在那里突破德军的防线。然而，美军对于亚琛的进攻又过于直接化了，结果没有什么成效。
1944年的9-10月间，盟军在西战场上其余部分的战斗情况，完全限于小股兵力的活动。德军继续加强着防御。他们陆续开上前线的预备队，既有从其他地方抽调来的生力军，也有新近编组的部队，还有一些则是刚刚从法国境内脱逃出来的兵员。尽管德国在物资数量方面远远居于劣势，但他们集结兵力兵器时的速度，实际上比盟军方面还要快些。直到11月初，盟军才终于赶走了谢尔德河口的德军部队。
11月中旬，盟军在整个西战场上发起总攻。这次使用的兵力总共为6个集团军。但结果却很令人失望，部队伤亡惨重，所得收获甚微。如果继续坚持进攻，则很可能只是徒然消耗兵力。对于这次进攻作战的实施方式，美英两军当局的意见并不一致。英军方面主张集中全力打击一点，而美国人则想在宽广的正面上分兵多路去进行突破。后来，美国人的观点占了上风。进攻遭到失败以后，英国人当然会对美军当局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他们在宽大正面上分散兵力的结果。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作战情况，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失败的基本原因并不是力量的分散，而是企图过于明显。尽管整个进攻是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但因同时使用6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每一个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进攻地段并不算太宽，而且兵力也还是集中的。可是，他们选择的进攻方向，却早已被德军预料到了。他们的突击照例都是指向德国的天然门户。此外，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区又是平原地带，而在冬天，那里经常都会变成泽国，必然要影响到部队的作战行动。
12月中旬，德军突然地发起了反攻，使得盟军方面大为吃惊。他们居然以此阻滞了盟军的进攻，使其前进速度减慢到了爬行的地步，而且自己还没有动用快速的预备队。当美军部队的突击力量逐步减弱，以致无法突破德军的防线时，形势日趋明显，德军实行强大反突击的危险性正在增大。盟军方面本来早就应该看到这个危险，因为还在10月暂时平静的日子里，德军就把多数的坦克师从第一线撤退下去了，而且给这些师补充装备了新的坦克。只是因为求胜心切，盟军才完全忽略了德军实施反突击的可能性，结果竟为德军所乘，使自己大受震动。
无论是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还是实施有限目的的反突击，其最好的时机都应该是，进攻者已经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尚未能取得胜利。这时，由于经过长久战斗，敌人的部队必然是身心疲惫，其指挥官已不可能控制太多的预备队来抗击反突击。如果这个反突击来自难以预期的方向，那就更加无能为力。
德军统帅部对于地形的选择，也有着与其对方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所选择的反攻战场，就是那个丘陵起伏，森林密布的阿登山地区。这是一个公认的险恶地区，很难通行，所以，按正统派的看法，决不可以在那里实行大规模的进攻。同时，阿登山地区稠密的森林，也保障了部队的隐蔽集中；那里地势较高，土质较硬，又有利于坦克的机动。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保证德国人有希望取得胜利。
对于德军来说，最主要的危险将是盟军空军的迅速干扰。穆德尔曾就这个问题作了总评：“第一号敌人是对方的空军。他们拥有绝对的优势，可以使用歼击轰炸机的攻击和地毯式的轰炸，来摧毁我方的坦克和炮兵，破坏我们的后方，使部队的调动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德军一直根据气象预报来选定自己的反攻时机，他们等待着坏天气的到来。果然，在德军开始反攻的头3天，细雨蒙蒙，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作战。这样，恶劣的天气竟变成了德军的一个有利因素。德国人对于这次反攻当然寄予很大的希望，想要达到尽可能大些的效果。他们这一次拥有的本金虽然有限，但所下的赌注实在很大。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孤注一掷，不得不冒险，所以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德军的主要集团由第5和第6坦克集团军组成，使用了能够搜集起来的所有一切坦克。
从进攻作战的观点来看，阿登山地区的最大弱点是山高谷深而又相互交错，以致穿过这些山谷的道路形成了不少隘路隘口。在这些要点上，坦克前进的道路很容易被阻塞。对于这种危险，德军统帅部本来是应该加以防范的，其办法就是使用伞兵部队预先占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隘口。可是，自从1941年5月抢占克里特岛的战斗以后，德军空降部队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他们的技术装备也一直在陈旧退化，所以，在阿登山战役当中，他们已是无能为力，只能派出几个小型的伞兵小组去执行这个任务。
德军这次反攻所追求的目的是很远大的。他们企图采取一条间接路线，运用迂回方式向前突进，最后冲到安特卫普，切断英军集团与美军和其基地之间的联系，把英军完全孤立起来，并最后将其消灭。由曼陀菲尔指挥的第5坦克集团军，预期在阿登山地区突破美军的防线，尔后向西发展进攻，突到一定深度即折转方向，向北突进，在那慕尔地区渡过马斯河，一直攻打到安特卫普。该集团军在逐步前进时，应在其左翼方面建立一道屏障，以防止美军从南面来攻。由齐特里赫指挥的第6坦克集团军，则受命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经过列日，直抵安特卫普，在英军及马斯河北面美军的后方，建立起一道战略性的拦阻线。
由于突然性产生了效果，德军的反攻在最初几天进展颇快，因而使盟军大为震动，并在某些地点出现了紊乱现象。曼陀菲尔的第5坦克集团军完成了相当深远的突破。可是，在盟军空军部队对德军的后方增加压力以后，德国人马上感到了油料的缺乏，因而丧失了时间和有利机会。他们始终未能冲到马斯河上，只是在几个点上已经直接靠近了这条河流。德军这次失败，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一部分被围的美军部队顽强地守住了阿登山内的某些隘口，使德军的运动不能畅通；另一方面，蒙哥马利很快接过了挽救北面部队的指挥权，他的行动非常迅速，立即把预备队调往南方，因而阻住了敌人，使其不能渡过马斯河。
这次作战的下一阶段，是盟军集中兵力，准备拔去德军楔入防线的那个巨形“楔子”。可是，德国人却巧妙地实行了撤退，跳出了合围圈。单从作战情况来看，这次反攻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德军还是有利的，因为它已破坏了盟军的进攻准备，使他们遭受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自己所花的代价并不是很高的。要说有错误，那又是希特勒在作战后期坚持不肯撤退，以致使德军加大了损失。
但是，从整个战局形势来看，德军这一次反攻对于他们却是一个“送终”的行动。在这次作战中，德军所消耗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能够负担的限度。由于这次的重大损失，以致在盟军恢复进攻时，他们便不可能进行持久的抵抗了。同时，这次反攻的结局也使德国人打开了眼界，看到他们已经无力改变军事形势，因而也就丧失了取得胜利的最后一线希望。反攻遭到失败，无异于宣告了德国军事力量的破产。德国当局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的军民。他们都已看到，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打下去将只是徒然增加牺牲而已。
最后阶段
1944年8月到年底，俄军的主战场上出现了静止稳定的态势，战线停止在波兰的中央部位。俄军在他们于夏季所占领的土地上恢复交通线，并且继续向前线增补兵力，以便进一步发动进攻。直到秋天，他们曾企图攻入东普鲁士，但是未能突破德军的防线，因而没有获得什么结果。
在此同时，俄军却完成了一个深远的迂回机动，其左翼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出发，逐渐地穿过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个进攻在大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都是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行动。但它的发展却比较缓慢。这是因为红军要在所经过的国家里建立控制体系，同时也受到了交通阻塞的影响，这个战区内的交通网是不发达的。随着迂回机动的向前推进，在战略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反对一个共同目标的集中进攻。德军为了应付这个来自侧翼的威胁，阻止俄军从“侧门”打来的进攻，不得不抽调数量颇大的兵力，因而使其东西两个主要战场上的防御力量受到严重影响。
1945年1月中旬，科涅夫的部队从波兰南部桑多梅尔地域维斯瓦河畔的桥头阵地出发，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进攻。当他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从翼侧造成了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威胁以后，朱可夫指挥的各集团军也从靠近华沙的屯兵场上开始向前突进。尽管当时正是冬季，但在进攻的头1个星期里，俄军各部队突进的速度，差不多仍与夏季进攻的速度相等。
战线后方的地形，即波兰西部的地形，多数都是开阔而平坦的。这对于防御者来说是不利的。德军在1939年发动进攻时，对此已经有过体会。在这里，自然条件对于进攻者是有利的，而当他们在兵力方面拥有优势，能够在广大的空间进行机动时，情况更是如此。现在，为了抗击俄军的进攻，德军不得不自己在此进行防御，不仅兵力不足，而且缺乏机动能力。
在进攻的第2周，俄军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前进速度，而且俘虏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情况表明，德军统帅部迟迟不肯组织撤退，以致造成了这种后果。此后，德国方面才开始把边界以内若干大城镇的平民撤退到内地，这又标志着俄军进攻的速度和威力，说明德军统帅部原定计划的失效。他们终于不得不放弃原来准备死守的中间阵地，准备退守国界。
科涅夫指挥的各集团军，在克拉科夫与罗兹之间的宽大正面上一直向西挺进，越过波兰西部边界，进入了西里西亚。1月19日，克拉科夫和罗兹两个城市都被攻陷。不过，罗兹城是由朱可夫的部队采取迂回的方法攻克的。1月23日，科涅夫的部队到达了奥得河畔，在布列斯劳（即今弗罗茨瓦夫）附近展开了65公里的正面，并且夺占了横渡这一水障碍的几个渡口。在这个快速的进攻中，科涅夫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重要工业区，从而使德国的战时生产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德军仍然顽强地固守着奥得河，并且限制了对岸俄军桥头阵地的扩展。
在俄军的右翼方面，罗科索夫斯基的各集团军从华沙东北面的那累夫河岸发起进攻，一直向着东普鲁士实施突击。他们突破东普鲁士的西部边界以后，急速地向西挺进，穿过有名的古战场泰伦堡（1914年，大量的俄军部队就是在这里覆灭的），于1月26日前出到了但泽（即今格但斯克）以东的波罗的海海岸。这样，驻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德军都被切断了退路，随后即被合围在科尼希斯贝格地区。
与此同时，在俄军中央部位的朱可夫部队则是向西北方向进攻，矛头指向了托伦和波兹南----两个重要的交通中心。他迂回绕过了这两个重要城市，迅速地向德国边界开进，把两座城市抛在后方，使它们变成了沦在狂潮当中的孤立“小岛”。1月29日，俄军越过了德国国界。随后，朱可夫继续向奥得河挺进。在这个地段上，该河要比在西里西亚境内时偏西得多。朱可夫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很明显，那就是距离奥得河彼岸还有80公里的柏林城。因此，朱可夫很自然地要遭到德军的强力抵抗。1月31日，尽管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已经在科斯钦地区到达了奥得河河岸，可是，尔后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部队在宽大的正面上抵达河岸。以后，他们力图强渡该河，但却连续几次都被德军击退了。
这时，科涅夫的部队正沿着奥得河的西岸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企图向德军的侧翼施加压力。德军同样依赖该河进行防御，并构成了斜切阵地，因而俄军在那里的进攻也被德军阻挡住了。
力量伸展过度的规律（是交通线大大延长的结果），这时又发生了作用。于是，东线的俄军被阻止住了，而且一直等到盟军在西线发动进攻以后，整个战局才终于获得了最后的决定。
2月初，当俄军正在奥得河畔作战时，艾森豪威尔在西线发起了一个新的大规模进攻，其目的是想把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德军加以合围和歼灭，不让他们退回到河的东岸去。首先，他以英国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部队在左翼发起进攻，沿着莱茵河西岸向前突进，以便美军第9和第7集团军从侧翼攻击科隆以西地区的德军部队。但由于德军在阿登山地区发动了反攻，美军的进攻因而被迫推迟。当时，天气开始解冻，地面变得柔软，道路难以通行，盟军的进攻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然而，这却有利于德军实施防御。德军曾经炸毁了鲁尔河上的水坝，洪水泛滥，美军的前进又受到阻碍。因为必须克服这一水障碍才能前进，美军的进攻被迫拖延了2个星期。美军渡河以后，还是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这样，等到美军进入科隆城，已经是3月5日了。而在这段时间以内，德国人终于把自己这支残破不全的部队，连同其大部分的技术装备，都撤退到莱茵河彼岸去了。
德军为了阻止盟军左翼方面的进攻，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大部分兵力。结果也使自己左翼的力量受到了削弱，而为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的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右翼，美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曾在波恩附近冲到了莱茵河岸，其中一部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雷马根（在波恩东南20公里）抢占了一座完整无损的桥梁。不过，艾森豪威尔并未立即利用这个偶然取得的良机，因为那样必须调动预备队，必须对下一阶段，即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的作战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雷马根方向对德军所造成的威胁，还是对盟军起了好的作用，因为它吸引住了德军方面已经感到非常缺乏的预备队。
美军第3集团军在艾弗尔高原地区（这是阿登山在德国境内的延伸部分）突破德军的防御以后，盟军也就随之占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次，也和诺曼底一样，还是巴顿打头阵，他的第4装甲师很快地在科布伦次附近突进到了莱茵河岸。尔后，巴顿挥军向南，经过摩泽尔河下游，进到巴拉提纳特地区，然后沿着莱茵河西岸向上游猛进。这样，他就前进到了德军的后方，而面对该部敌军的，正是巴奇指挥的第7集团军。巴顿的这一打击，使敌军无法脱逃，因而捕获了大量的俘虏，清除了渡越莱茵河的障碍。此后，他便掉转头去向东挺进，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渡过了莱茵河。巴顿的部队是在3月22日夜间从美因兹和沃尔姆斯之间渡河的。渡河以后，他即勇猛地插进到巴伐利亚北部，迅速扩张战果。于是，德军整个防线都脱节了。当时有一种传说，认为德军统帅部可能会把部队撤退到南部山地中，以便凭险死守，但是经过巴顿的这一击以后，他们也就丧失这种可能性了。
按照预定计划，3月23日夜间，蒙哥马利集团军群于荷兰国界附近在莱茵河的下游渡过了该河。莱茵河是一个大型的水障碍。当时，部队是在4个地点分别进行强渡的，第2天早晨，又在敌后空降了2个空降师，其目的是要减轻敌人对桥头阵地的压力。这样，德军的抵抗开始到处遭到削弱，最后，其整个防御体系终于全面崩溃。
即令如此，战争还是拖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告结束。但这并不是因为德军进行了严重的抵抗。当时，只在南北两端的某些地段还有一些德军残部继续作战。战争所以延长，是因为盟军在补给方面遇到了困难，他们渡过莱茵河以后，随着前进距离的增大，补给上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了，同时，也是因为某种必需考虑的政治原因；此外，还有空中轰炸所造成的障碍，由于狂轰滥炸的结果，法国和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被破坏了，到处充塞着颓垣败瓦，许多地方变成了废墟。
战争的结局是在盟军强渡莱茵河以后才最终决定的。不过，在此以前很久，德军的力量实际上已经用尽了，所以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盟军从各个方向压来时，德军被迫向中央撤退，其绵长的战线逐渐缩短了，而力量则减少得更快，甚至难以计算比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希特勒，正是他坚持采取一种毫无弹性的防御战略，以致把德军的力量消耗干净了。希特勒在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是很善于采取进攻方法的，可是到后来，他在采取防御行动时，却完全缺乏灵活性。这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奇怪的对比。
不妨设想一下，德军虽然在兵力和物质资源方面早已匮乏到了极点，但是仍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抵抗，同时在好几条战线上继续进行战争。这实际上要算是一个奇迹。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人具有非凡的忍耐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同盟国方面所提出的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直接路线。不过，德国能够进行长期抵抗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现代防御所具有的巨大威力。按照一般军事家的估算，在如此强大攻击的重压之下，德军要想持续抵抗1个星期，似乎都是很成问题的。可是，他们居然苦撑了好几个月之久。德国人在进行防御时，只要其兵力能与防御的宽度和纵深相适应，构成一定的比例，他们是经常能击退优势敌人的。这种优势有时是6：1，有时甚至是12：1。由此看来，摧毁德军的并不是敌人，而是“空间”。
如果德国的敌人能够及时了解这一点，因而及早改用能够发挥防御优势的方法，以来对付德国的侵略，那么，整个世界可以减少许多浩大的牺牲和破坏，避免很多的悲剧。
很久以前，着名的拳击师梅斯就根据他多年积累的拳赛经验，归纳提出了几句格言：“让敌人先向你进攻，结果他会被自己所打倒。”稍晚一些时候，另一名拳击师麦柯伊在以后教拳的时候，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引诱你的对方进攻，趁他两手已经占住而你还有一只手空着的时候，把他打倒。”梅斯的格言是一个真理。这也是我们从非洲、俄国和西欧各个战场上所可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战术性教训。任何有经验的和有头脑的指挥官，即使在采取进攻时，他也知道应该如何利用防御作战所具有的优势。
就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说，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德国人自己促成了自己的失败。如果他们不是那样倒行逆施，那么他们的敌人要想打败他们，就不免困难得多。德国人对于胜利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太直接化了的路线，结果反而使对方获得了间接路线的利益。德国计划的破产和它的不断扩张，帮助盟军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时间，不过，如果同盟国方面对于战争基本原则的认识在最初时期即彻底一些，不限于只采用传统的老方法来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造成的祸害，必能大量地减少。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结论。现在，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一座战略思想的“新大厦”，看来是有益处的。
首先要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战略”。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这本理论巨着中，曾经给战略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他认为：“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
这个定义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侵入了政治的范畴，或者说，它侵入了战争最高领导的范畴，而这些却是政府的职责，不是军事领导人所要过问的事情。军事领导人的任务在于执行政府交给的使命，即领导军事行动。第二个缺点，就是把“战略”的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只以单纯地运用会战为限，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错误观念，使人们认为只有会战才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某些并不高明的信徒，往往是轻率地把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战争中，只有决定性会战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其他一切都不过是附属于这个主要目标而已。
战略与政治的关系
如果战略与政治这两个任务的执行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象过去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那样，那么，区分战略与政治之间的差别，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政府首脑兼军事统帅的独裁统治者，已经是很少见到的了，在整个十九世纪当中，这种现象可说是已经暂时绝迹。因此，若不把战略和政治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就不免产生许多潜伏的害处。因为那样就可能使军事领导人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治应该从属于他们的作战计划，而那些当权的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则可能力求扩大自己的职权，甚至当军事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使用其手中的工具时，也去加以干涉。
毛奇给“战略”所下的定义则比较清楚和准确。他把战略看成是“一位统帅为了达到赋予他的预定目的而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进行的实际运用”。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对于政府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是受政府雇佣的。军事指挥官的职责，就是要在战场上使用那些委托给他控制的兵力，即为了最高军事政策的利益而最有效地使用这些兵力。如果军事指挥官认为，拨归他指挥的兵力不足以完成所受领的任务，那么他有权据理力争；如果政府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可以拒绝承担指挥职责，或者退居闲位；但是，军事指挥官不可以强迫政府一定要把多少兵力拨归他指挥，如果那样，便是超出自己权力的合理限度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既然具有决定军事政策的全权，所以就必须使它的政策适应战争中经常变化着的条件。在战争过程中，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军事政策决不可以僵化而丧失弹性。政府有权干预每个战役中的战略指导，不仅可以撤换丧失信任的指挥官，而且可以修正他们的目标，调整他们的任务，以适应军事政策的需要。当然，政府只应该明确地给军事指挥官提出任务，而对于他们如何指挥军队作战，如何运用自己的工具，却不宜加以干涉。所以，战略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当政府看到敌人具有总的军事优势时，或在某一战区内具有军事优势时，它便可以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
对于政府来说，有时需要等待，一直等到同盟国参战，或者从别的战场调来生力军，才可以使局面发生新的变化。有时则不仅需要等待，而且需要限制陆上的军事行动，而改用其他办法，或者给敌人以经济压力，或者采取海上作战行动，来最后解决问题。有时，政府在战前即可估计到它根本无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者为此而耗费力量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这时的军事政策可把夺取敌人的某些领土作为目的。这样等到和平谈判时，它就可以把所占的领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设法永久占有这些领土。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军事政策是有许多例证的。不过，正统的军界人物对此并不怎么赞赏。某些崇拜暴力的军人认为，这是一种表现“弱势”的政策。其实并不尽然，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历史上，这种政策正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始终，它曾多次拯救过英国的盟友，而且也经常是由于采取这种政策而挽救了大英帝国本身。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提出质问：难道这种“保守性”的军事政策，在战争指导的理论方面，没有资格占领一席之地吗？
采取有限目的的战略，其一般性的理由都是等待兵力对比发生改化。而这种改变，常常可以采取小规模的“针刺”方法，即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兵力，并不必冒险去进行威力强大的突击。当然，必须使敌人的兵力消耗大大超过自己的消耗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针对敌人的个别集团发起局部进攻，以便完全消灭这股敌人，或者给以重大杀伤；诱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采取某些措施，迫使敌人在过于宽广的正面上分散兵力；设法消耗敌人的精力和体力。
以前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军事指挥官在他的作战区域内执行战略时，是否具有绝对的自由？毛奇的上述那个比较清楚的定义，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暗示性的答案。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已经决定追求一个有限的目的，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坚持采用“费边式”的大战略，那么，军事指挥官即使在其战略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只可能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这时力图去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则对于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来说，其结果反而可能是害多利少。一般说来，一个追求有限目的的军事政策，只可能产生一种有限目的的战略；只有获得政府的批准以后，军事指挥官才可以去追求具有决定性的目的，而且只有政府才有权决定何种目的是值得追求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战略”拟定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只是注意这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兵力调动的效果。至于会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即这些兵力的作战部署和直接行动的指挥，则已属于战术的范畴。对于这两个名词，尽管为了便于讲解而划了一条界线，但事实上却很难将它们加以分隔，因为它们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根本上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大战略或高级战略
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同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实际上，大战略和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又有一些区别，那就是大战略同基本政策有其不同之处。基本政策，或称为国家政策，决定着军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战略”这一术语，则表示“政策在执行中”。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人民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手段。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来说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一个良好的理由，比如师出有名吧，就是一把利剑，同时也是一块防盾。所以，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可以算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己方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所以，大战略不仅要结合使用战争的各种工具，而且要保障它们的运用，以避免对未来的和平有所损害，也就是要使和平得到保障，得以发展。在大多数战争以后，交战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原因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还有一大部分是神秘的处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
纯粹的军事战略
在扫清了场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平面上和原定的基础上把“战略”的观念建立起来----这就是比较具体地确定作为“统帅艺术”的战略的概念。
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能否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的一切手段相适应，而用来达到每一个中间目的的手段，也必须与那个中间目的的重要性和需要相适应，而且不管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直接抢占某个目标，还是争取其他的成就。手段决不可以太过了，因为“过犹不及”。
要把目的和手段正确地协调起来，就要最合理地“节约兵力”，而且要按照它的深刻含义来进行，因为这一军事术语虽然经常为人们使用，但是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却有所不同。然而，由于战争具有自己的特点，具有“不确实性”，加上对战争问题又缺乏科学的研究，因而使这种“不确实性”，更加增添了色彩，所以，即使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很难完全正确地把目的和手段协调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越完善一些，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
这种相对性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军事科学知识不管多丰富，军事上的成功仍取决于在实践中运用它的“艺术”。艺术不仅可以使目的和手段更好地协调起来，而且也可以使手段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手段得到有效的使用，目的将会更加扩大。
上述情况使得对各种因素的估计大大复杂化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准确地判明人类的智慧究竟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正确估计出人类的意志究竟有多大力量。
因素和条件
战略与战术比较，其计算要简单一些，而且也比较容易接近真理。在战争中，最难计算的因素，是人们的意志。这在抵抗力方面表现得最清楚，不过那是属于战术范畴的事情。战略并不具体研究如何克服抵抗力的问题，当然，对待天然的障碍物则是例外。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抵抗的可能性；为此，它所利用的则是“运动”和“突然性”这类因素。
“运动”是属于物理领域的问题，它所需要考虑的条件是时间、地形和运输能力。所谓运输能力，包括现时可以用来运送和保障部队行动的一切工具和方法。
“突然性”是属于心理领域的问题，它需要考虑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是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能影响敌人意志的东西。因此，它面临的问题要比物质领域的问题复杂得多。
战略可以偏重于利用运动，而较少依重突然性，也可以反过来，偏重于利用突然性，而较少依重运动。不过，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互为因果。运动可以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也可以起到刺激运动的作用。如果运动的速度较快，超过了一般的速度，或者变换了方向，那么毫无疑问，即使这种运动没有采取隐蔽措施，它也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突然性。同时，突然性又可以促使运动不停地进行，从而迫使敌人无法进行反机动，不能采取其他反措施。
至于说到战略和战术的相互关系，那么可以说，在执行的时候两者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因此，很难确定部队的战略行动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战术行动又在何处开始。然而，这两个概念却又是彼此分明的：战术充塞着整个会战（战斗）领域；战略则不同，它并不仅仅停止在这一道界线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实际的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
战略的目的
这个题目可能引起许多争论。有些人认为，战争的唯一正确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另一些人认为，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战斗；还有些人坚持维护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血液经常都是胜利的代价”。人们也许并不同意上述说法，但是不管他们各自的观点如何，上述说法总还是存在的，并且不会发生动摇，事实上，即使把决定性的会战（战斗）看成是战争的主要目的，而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个会战（战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不过，条件越是有利，则进行战斗的成分也就会相对地越少。
所以，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证：由于条件不利，战略实际上得以保证获得上述良好的结果。恺撒进行的伊勒尔达战役，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拿破仑进行的乌尔姆战役，毛奇1870年在色当对麦克马洪军的围攻，艾伦贝1918年在萨玛利亚丘陵地区（在以色列中部）对土耳其军队的围攻，都是这样的例子。而近代最触目惊心和具有悲剧意味的例证，则是1940年德国人进行的那几次战役。当时，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西线的中央，即在色当附近，突然突破了对方的防御，切断并合围了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左翼部队，从而使欧洲大陆上的盟军发生了全面崩溃。
以上列举的战例说明，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目的，可以在敌人投降后采取解除其武装的方法来达成。而这样的“消灭”，对于战争目的的达成来说，并不一定是必需的。有时，一个国家只是想维护本身的安全，并不想去侵占别的国家，那么，只要解除了对安全的威胁，也就是说，敌人已经被迫放弃了他的侵略目的，这个国家的目的就可以算是达到了。
在波斯人早已放弃入侵叙利亚的企图以后，贝利撒留为了满足所属部队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结果在苏尔城附近吃了一次大败仗。这是无益地耗费力量和进行冒险的一个鲜明例证。与此相反，后来波斯人重新大举进犯，贝利撒留把他们击退，并将其从叙利亚赶走，他的这一最后的行动却成了历史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光辉范例。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他纯粹是利用战略而达到了国家目的的。当时，心理因素发生了巨大的效果，没有施加多少物理上的压力就使敌人放弃了自己的意图。
尽管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但是物以稀为贵，它的意义不是迅速减少，而是不断增大。这种胜利的价值，就在于它证明战略和大战略所具有的极大潜在能力。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的战争经验，可是我们对于心理战能力的运用，现在还是刚刚进入探索阶段。
克劳塞维茨在深入研究了战争经验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在一切军事行动中，都充满着机智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常常为感情所驱使，因而忘记了理智的作用，不能深刻领会克劳塞维茨这个结论的深刻含义。他们往往不肯用脑，以致经常碰壁。
按照一般的规律，国家政府既要负责决定大战略在战争中的目的，也要解决战略的作用问题----是用来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的器械。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成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手段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那么，使用军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由政府授权某一位战略家，让他去作出一种军事决定。这样，他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他的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形势本身当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只要继之以会战，就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
战略的行动
战略怎样去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呢？在物理领域内，下述几种行动都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一、破坏敌人的部署，从而迫使他们突然地改变正面，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和配置上发生混乱；
二、分割（切断）他们的兵力；
三、威胁和破坏敌人的补给系统；
四、威胁他们的交通线，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沿这些交通线撤退，不能在中间地区或战略后方重新设防进行固守。
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可以采取上述四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达成，但比较经常的是综合使用几种方法来实现。实际上，要把这些方法分开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即使一个趋向敌人后方的行动，也都是把上述的方法综合在一起了。不过，几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和军队组织的复杂程度。对于“就地取粮”的军队来说，交通线对他们实在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用抢劫或征派的办法获得给养。即使在军事组织已经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军队的编制越小，他们在补给方面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也越小。军队的规模越大，其组织编制越复杂，则威胁其交通线所能产生的作用也越大。
如果军队对于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不很大，那么，战略的运用当然会受到某些限制，因而使战术在战斗中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一些有才能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发挥作用。他们可以早在会战之前采取威胁敌人退路、隔断其补给基地和破坏兵力部署等办法，造成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而后用会战来毕其全功。
为了获得应有的效果，进行这种威胁时，必须在时间上尽量提早，在空间上尽量靠近敌人战斗部队，而不是主要去威胁他们的交通线。所以，在古代战争中，究竟什么是战略性机动和战术性机动，人们是很难加以区分的。
对敌人稳定性的破坏，从心理方面来说，是由于采用了上述各种方法对敌人指挥官产生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如果敌人突然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利，因而没有能力进行抵抗，那么，上述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就显得特别强烈，敌人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已经落入陷阱，这是从心理上破坏敌人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后方施以物理性压力，常常能产生心理上的效果。一支军队也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把身子转过来，不把自己的武器用到新的方向上，也就不可能挡住来自背后的进攻。实行这个“转身”的时候，也就是往新的方向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必然要暂时遭到削弱。这也和人在转身时失去防护力一样。而且，军队实行这个“转身”所花的时间，必然要比个人长得多，因而其战斗力暂时被削弱的时间也就长得多。所以，任何军队，特别是它的“头脑”（指挥官们），对于来自后方的威胁总是非常敏感的。
与此相反，对敌人实行当面直接的进攻，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不仅不会破坏敌人的抵抗力，反而有可能提高他们的稳定性，也就是提高他们的抵抗力。在正面攻击的压力下，敌人即使向后撤退，那也是逐渐靠近其预备队、补给基地和增援部队，他们可以借此恢复自己的力量。实行这种正面进攻，充其量也不过是弄得敌人非常紧张，但很难使其产生惊恐现象。
所以，从翼侧对敌人实行迂回，或者前出到敌人后方，目的不仅在于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且在于获得有利于已方的战役结局。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动就是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如果从心理方面来说，也就是敌人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这好象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战略的理解就更加进了一层。但是要知道，我们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时，又不能简单从事，不能过于明显，因为我知敌亦知，敌人自然也会对此加以注意。如果那样的话，这条路线也就可能不再是抵抗力最小的路线了。
我们研究物理性因素时，永远不要忘记精神性因素。一个战略，只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间接路线战略，才能真有希望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仅仅向敌人作间接的行军，并随后前出到敌人后方，还不能算是战略性的间接路线。战略的艺术并不那么简单。有时，就敌人的正面来说，开始进行的运动可能具有间接性的意义，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敌人会猜出你要前出到他的后方，因而将抢先变更兵力部署。这样，尔后继续采取的行动对敌人新的正面就不再具有间接性意义，而转变成了纯粹的直接进攻。
既然敌人有这种抢先变更部署以改变正面的可能性，那么，在采取直趋敌后的行动以前，通常都要在次要方向上实施一个或几个一般性的机动，以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他们的兵力。或者说，要想办法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权。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物理性方面和精神性方面都保证取得良好的效果。从物理方面来说，采取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就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或者使他们把兵力用到次要方向上，从而迫使他们无法在决定性方向上进行有效的抵抗，不能顶住我方的进攻。从心理方面来说，要想获得成效，就要设法欺骗敌人的指挥官，麻痹他们的意志，使其感到困惑和恐惧。对于这种战略方法，“石墙”杰克逊有过这样的名言：“首先要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引诱他们走上错误途径，然后再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前两句正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的基本方法，而后一句，即突然袭击行动，则是破坏敌人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必须先使敌方指挥官的注意力分散，然后才能使他们的兵力也随着分散。行动自由的丧失正是思想自由的丧失的后果。
心理因素贯穿在物理性的领域之中，并且能够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若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则此种认识就将具有间接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促使我们避免进行错误的估计和表面的分析，即告诉我们不要用数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战略理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看，似乎只要在一个选定的地点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足以决定战役的胜负。实际上，这种强调数量优势的战略思想，也和过去那种按线与角的几何学观点来对待战略一样，是不正确的。
一般的军事教科书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趋势，即把战争的主体看作是“集中优势兵力”。这种观点背离真理是很远的，按照这种观点向前发展，其结果往往都是走进了死胡同，对于“节约兵力”这个原理，福煦曾经下过一个着名的定义。他说：“这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巧妙地使用所有资源和全部力量的艺术。也就是说，必须尽可能对全部兵力的使用作出正确安排，要使各部之间保持经常固定的联系，而不要把他们分割开来，不要使各部兵力都固定在一个永久不变的任务上面。一旦获得结果，这个艺术又要在另一点上反映出来，即能很快变更部署，使所有兵力能够迅速集中起来，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去对付新的目标。”
我们可以改用一种更准确和更清楚的说法：要使军队的部署达到这样的程度，各个分散的部队能够经常相互支援，并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限内向某一点上集中；为了保障在某一点上集中较多的兵力以求取胜利，分配到其他各处的兵力只要有最必要的数量也就可以了。
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一个地点，那实在是一种很不现实的想法，即使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来喊，也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最必要的数量”总合起来，在全部总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肯定还要超过所谓“最大可能集中的数量”。或者更准确些说，用在各处有效地牵制和分散敌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那么把其余的兵力集中到某一点上用来进攻敌人时，他们夺取胜利的机会也就越多。与此相反，对于敌人用重兵严密防守的目标，即使集中大量兵力实行攻击，也不见得会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即使能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预想地点上集中优势兵力，如果不能阻止敌人及时向那里调集增援部队，那么，仍然难以获得胜利。如果敌人在这个地点只是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震撼，那么，依靠兵力的优势也是不能保证必胜的。拿破仑曾经多次遭受惨败，其中有几次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保证条件。自从兵器迟滞敌人的威力增大以后，这种“分开”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战略的基础
在战争中，每一个问题和每一条原则，都象硬币一样，有它的两面。对于这个颇为深奥的真理，福煦和克劳塞维茨的其他门徒，都是没有完全弄通的。所以，为了使两个方面相互适应，就必须很好地采取一种折衷办法。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战争是由敌对双方共同进行的，每一方都可能实施攻击，但同时也要采取防御措施。根据这个原理推论，你如果希望进行有效的攻击，那就要首先剥夺敌人的自卫能力，要出其不意地去进攻敌人。只有在敌人分散了兵力以后，才可以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攻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开来。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一种表面上显得很矛盾的现象：真正的兵力集中原来正是首先分散兵力的结果。
这种双方相互影响的情况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为了保证夺取某一个目标，必须同时威胁对方的几个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军事学说与十九世纪的福煦及其信徒的军事学说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因为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目标。这也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如果敌人准确地判明了你的突击方向，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最好的机会，可以采取防卫措施，来削弱你的突击力量。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你能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那么你就可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迫使他们也分散自己的兵力。采取这种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方法，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使你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自己的大部分兵力。这样，你就可以达到集中最大兵力的要求，同时又兼顾了分散兵力的必要性。
没有作战方案，是与战争的本质相矛盾的。法国人包尔色特在十八世纪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论断，他说得非常透彻：“任何一个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人们需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年轻的拿破仑正是包尔色特的继承者，他后来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拿破仑也说过，“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70年以后，谢尔曼也从经验中接受了教训，重新作出了类似的结论，提出了他那句有名的格言：“要使敌人经常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存在敌人，就要设想几种行动方案。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处于和平时期，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只有“适应”才能“生存”！战争，这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类集中力量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反对周围环境的一种斗争。
为使计划得以实现，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敌人所具有的抵抗能力。克服敌人抵抗的最好办法，是使计划能适应条件的变化，能随时加以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须使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保持主动权，因此，使作战方向能够随时威胁几个目标便是最主要的手段。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而使自己至少夺得一个防卫比较薄弱的目标，甚至还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战术领域内，敌人的部署往往是根据地形的性质而决定，所以，选择目标要比在战略领域内困难一些。因为在战略领域内，敌人不得不分出兵力去防卫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当然，即使在战术领域内，如果能利用敌人的任何一个弱点，特别是根据敌人的抵抗程度来选择战线，那么仍有可能取得某种类似战略领域中所能获得的那种利益。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切断交通线
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从侧翼进行迂回，或者从正面实施突破。但在制订这种计划时，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还是选择最为有利的打击地点----是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呢？还是指向其深远后方？
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还刚刚建立起来，他们的战略使用还在考虑当中，因此，我试图以过去战争中的骑兵袭击战法，特别是自从铁路出现以后的骑兵袭击战法，作为分析研究的根据。我想，尽管骑兵袭击的能力与机械化部队进行深远战略突破的能力相比较可能要小得多，但这种差别并不会减小，而且将提高袭击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经过一些必要的修正以后，就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一般说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时，离敌人的距离越近，其效果也越迅速；从另一角度来说，离敌人的基地越近，其效果也越巨大。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如果在敌人处于运动中，或正在执行任务，则破坏其交通线所产生的效果，总比在敌人停驻时的效果更加巨大而且迅速。
在确定快速部队的突击方向时，最主要的根据是战略态势和敌人的补给状况。必须考虑到：他们现在有几条补给线，利用其他补给线的可能性，储备品的数量，这些补给品在前线附近前进仓库中的集中情况。考虑过所有这些因素以后，还应研究达成各个目标的可能性：即考虑距离、天然障碍物和敌人可能进行的抵抗等因素。一般说来，所要经过的距离越长，则途中遇到的天然障碍物也会越多，但来自敌人的抵抗力却可能相对地减少。
所以，如果天然障碍物并不特别严重，而且敌人也不十分依赖其补给基地，则只有在敌人深远后方切断其交通线才能有希望获得较大的效果，并取得胜利。
另外还有一种见解：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时，对其部队的精神震撼作用比较大；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时，对其指挥官的心理影响比较大。
在过去，骑兵的袭击由于不注意随后的破坏工作，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对于使用骑兵袭击敌人交通线的重要性问题，不免估计过低。必须指出，要破坏敌人的补给，不仅要对其前送道路进行破坏，而且要拦截或威胁其辎重队。机械化部队出现后，由于它具有高度的快速力和越野能力，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上述这些结论，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例证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当时，他跑在德军主力的前头，在亚眠和阿布维尔等地越过松姆河防线，进入盟军的深远后方，切断了盟军的交通线，从而使盟军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都陷入瘫痪状态。
前进的方法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军队的移动，不论是战略性的（开向战场），还是战术性的（在战场上），照例都是以物理性的大量集中前进为原则。拿破仑崛起后，继承了包尔色特的思想，采用了新的“师”的编制，创造了在战略上分开前进的方法，这就是说，军队分成独立的单位向前运动。不过，他在战术方面仍然采用着集中开进的方法。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火器的发展，为了减少火力的杀伤，战术性的前进运动也开始采用分散的方法了。可是，这时的战略性前进运动，反而又回到了集中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铁路的发达和军队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拿破仑的方法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为了使战略的艺术和效力得以复活，首先要使分散性的战略前进方式复活起来。新的斗争工具如飞机坦克的出现，又促进了这种分散性战略前进方式的发展，空中袭击的危险性，麻痹欺骗敌人的必要性，充分利用机械化部队快速力的迫切性，都说明一个道理：向前运动的部队，不仅应该尽量分布在宽广的正面上（以不损害行动统一为原则），而且应该尽量采取分开前进的方式（以不损害部队的整体为原则）。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将是特别重要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的发展，更为这种分开前进的方式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不间断的指挥提供了保障。
为了代替那种以集中兵力进行集中打击的单一思想，我们提出三种方案，可以根据情况任选一种：
一、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都指向一个目标。
二、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依次指向几个目标。（这时，在每一个行动之前都要采取预备性的措施，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如果我们有同时威胁几个目标的可能性，足以大大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他感到困惑，这样就不必采取预备措施了。）
三、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同时指向几个目标。（在新的战争条件下，在几个方向上夺得局部性的胜利，或者甚至只是同时威胁几个目标，其积累起来的效果，与在一个地点取得完全胜利的效果，可能要大得多。）
军队行动的效果，取决于新方法的发展程度。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要使部队越过敌人战线而渗透进去，控制敌人的一定地盘，但不是去夺占防御地区；二是在实际上促使敌人的行动瘫痪，而不是在理论上谈击毁敌人的兵力。所以，部队的流动有可能保障取胜，而把兵力集中起来，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实质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以战史为根据，从经验中抽出几条基本原理。对于这些原理，我们觉得是非常普遍的，是无可争辩的，似乎完全可以称之为“公理”。
这些原理可以作为实际上的行动指南，而并不是抽象的原则。拿破仑在形成自己的一套原则时，他是了解只有实际的原则才会有用这个道理的，可是，在当前的时代，却出现了这样一种解释原则的倾向，本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人们却用了好几千个字去阐述。即令如此，这些“原则”还是过于抽象化，不同的人对它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至于说到它们的价值，也取决于每个人对于战争的了解程度。这种研究越是趋于抽象化，就越会形成一种幻影，除了进行脑力游戏之外，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不仅是一条原则，而且可以说所有的战争原则，都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这就是“集中”。但是，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要把它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叫做“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为了真正使用这条原则，还须进一步作些解释：要想达到“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这个目的，就要使敌人分散他们的兵力，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形势，通过分散用兵而取得局部性的效果。于是便形成两个相继行动的程序：首先自己分散，引起敌人方面分散，然后才是自己集中。所以，下一步的任何行动都是上一步行动的结果，而真正的集中即为有计划分散的后果。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对它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就能防止冒犯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普遍的错误。这个错误指的是给敌人提供行动自由的机会，使他们有时间集中兵力来对抗你的集中。可是，一条基本原则形成以后，只是口头上说说，而不把它付诸实行，则仍然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本书所述的这些公理，即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当然不可能只用一个名词来表述，但是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说清楚。现在一共提了八条原则，其中六条是正面的，两条是反面的。如果不作特殊的说明，那么不论对战术还是对战略，这些原则都是同样适用的。
正面的原则
一、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
在确定目标时，一定要有健康的思想和冷静的头脑。“贪多嚼不烂”，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能区别哪些是能办到的，哪些是不能办到的。要学会面对现实，但决不能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战斗行动开始后，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信心充足，有时简直可以使你达到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信心，好象是电池中的电流一样，最忌随意糟踏和浪费。所以你应该记住，如果把电池中的电力消耗光了，那么你所信赖的人就会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因而你的信心也将毫无用处。
二、时刻记住你的目标。
当你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制订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时刻记住你的目标。应该指出，达到目的的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要想到，每夺得一个中间目标，也就使你向预期的目的前进了一步。所以，在选择目标时，要估计到夺取这些目标的可能性，要考虑到将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达到基本目的。要记住，偏离了方向是很不好的，但如果钻到牛角尖里去了，那情况将更坏。
三、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
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想一想，看看他们会把哪个方向看成是危险性最少的，因而不会对那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四、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行动。
只要没有重大伤亡，应该一直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力图进抵预期的目标，一旦夺下这种目标，也就使你向自己的最终目的靠近了一步。（在战术方面，当你使用预备队时，可以广泛运用这条原则。在战略方面，当你发展任何一个战术性胜利时，也可以运用这条原则。）
五、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线。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执行这条原则，至少可以使你夺得敌人防卫力量较弱的一个目标，甚至可能相继夺取几个目标。
如果能够同时威胁敌人的几个目标，那么对于夺取其中的一个目标来说，就有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要是你只奔向一个孤立的目标，而敌人又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那你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这时敌人将会准确地猜出你的突击方向。把“选择一条行动路线”和“选择一个目标”两者混淆起来，是一种很普遍的错误。前者通常都是聪明的办法；后者只是为了实行打击，通常都是较难发展胜利的途径。（这条原则主要用在战略上。但是只要有可能，在战术上同样可以应用。实际上，这是部队渗透战术的基础。）
六、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根据情况的可能变化来部署军队。
在制订计划时，必须预先考虑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措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只是局部性的成功，都要有预定的应付办法。你的兵力部署必须保障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限内发展已经取得的战果，或者立即变更部署，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反面的原则
七、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全力去实行进攻。
这就是说，敌人如果居于有利地位，他可以击退你的攻击，或者避开你的攻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敌人还没有绝对削弱，其抵抗力还没有瘫痪，或者还有能力避开你的攻击，那么对他的打击还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任何一个指挥官在他尚未查明敌人确实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之前，不应该贸然决定对固守阵地之敌发动进攻。要使敌人陷入瘫痪状态，从物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的组织涣散，从心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士气瓦解。
八、当一次尝试失利以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这时候，单纯地增加一些兵力不能成为恢复进攻的基本条件，因为敌人在此期间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而且，他再度击败你的机会也比较多，因为他有战胜之余威，在精神方面早已占了上风。
为了保证获得胜利，作为上述原则的补充，还应该解决以下两个基本任务：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和扩张战果。第一个任务要在实施攻击以前完成；第二个任务则在攻击结束以后完成。同这两个任务比较起来，攻击本身是一个简单得多的行动。如果你在攻击开始以前不能破坏敌人的稳定性，造成有利的条件，那么就一定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攻击。如果你在敌人恢复过来以前不能利用第二个有利机会，那么你的攻击也就难于获得决定性的结果。
对于这两项任务的重要性，许多人始终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大多数战争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军队的训练往往偏重于进攻战斗的细节方面。这种过分集中力量于战术动作的倾向，使得人们忽视了心理因素的作用。这样训练出来的部队，行动方法千篇一律，不善于进行奇袭。这样造就出来的指挥官，总是想着自己不要犯什么错误，不要违犯了条令的规定，因而忘记了必须设法使敌人迈出错误的步伐。结果，他们的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要知道，在战争过程中，正是敌人的严重错误才最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有的时候，指挥官避开了明显的方法，却突然地找到了解决任务的钥匙。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运气总是不坏的。“运气”这个东西，是不会同战争分离的，因为战争本身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突然的行动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胜利，但是却为夺得胜利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机会。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
“目标”这一术语，尽管应用得非常广泛，但并不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名词。所谓“目标”，既有物理性的含义，也有地理性的含义，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使用时最好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一下：当问题涉及政治范畴时，我们用“目的”这个名词，当问题涉及到武装力量的使用时，则改用“军事目标”这个名词。
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己一个方面的观点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即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对于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国家和仅为自卫而战的爱好和平国家来说，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对于“比较好的和平状态”的看法，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人们把军事目标当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
而且还有更坏的情况。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最近200年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了解一下有哪些观点，以及其变化情况。
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在所有的军事条令中都写了这一条，在所有的军事学校里都教着这一条。人们把它当作是军事学说的基本规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对此提出怀疑，担心军事目标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去适应国家的目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认真研究各参战国家的官方文件，阅读一些军界领导人物所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这类文件和读物，就可明显看到上述情况的例证。
这样绝对化的一条规律，可能使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些着名统帅和军事学家都感到震惊。他们曾经认为，确定军事目标，必须以现有兵力和现行政治为根据，因此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和理智的要求。
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着作（死后才发表出来），对于后来的普鲁士将领，特别是毛奇，有着重大的影响。普军在1866年和1870年所取得的胜利，促使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接受了这一原则，促使它们把普鲁土的军事制度当作了效法的楷模。因此，探讨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实在非常重要。
克劳塞维茨的门徒们把他的理论推崇到了极端的高度。这是克劳塞维茨本人在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不过，也应该承认，克劳塞维茨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引起了对于自己理论的误解。他作为康德的再传弟子，曾经学会了一套哲学式的表达方法，但是，他又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战争理论，从表达方式来说，不仅过于抽象化，而且相当枯燥。所以，只习惯于进行具体思维的普通军人，对他的理论总是难于理解。沿着他的论据线索去思考，往往会突然回头后转，走向与这种线索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克劳塞维茨在表达上相当的混乱，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只能抓住他的一些生动的“警语”，看到这些警语的表面意义，而不能深入地去了解他的思想主流。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特别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大声疾呼，反对那个时代中最时髦的几何学派战略。他明确指出，人类的精神要比那些作战线和作战角的观念重要得多。他分析了战争中“危险”和“劳累”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勇敢”和“决断”的价值。这些足以表明，他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
然而，有些不幸，克劳塞维茨的某些错误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不好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当时，征兵制的广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征集有着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由征兵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军，一旦受到袭击，比较容易出现混乱和发生突然的崩溃。而过去的老办法，尽管不是那样经常和制度化，但总还是力图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来组建军队。
对于战术和战略，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提供多少新奇进步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只不过是把战略战术的思想加以系统化罢了。同十八世纪所产生的“师”制理论和二十世纪使用快速装甲部队的理论比较起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缺乏那种革命性的影响。
而且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企图为拿破仑战争找出一个理论体系时，却把注意力放到了战争的某种落后形式上面，结果出现了一种“背向革命”的趋势，反而向民族战争方向倒退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目标的理论
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他接着说：“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指出了“军事理想”同“现实中的情况变化”有所不同。他写道：“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从抽象的概念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在实际中这个目的并不是经常能够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在他关于“战斗”的议论中也反映得很清楚。他把战斗看成是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他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只有斗争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他说：“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他进行了广泛的论证。指出“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通过一番大道理的说教，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可是，克劳塞维茨接着来了一个大转弯，宣布说：“战争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
此外，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取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自己说出了他的预言，对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遵循他的原则的门徒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灵验的。因为他那些关于会战的学说，流传下来的只是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实际方面的。他曾经辩论说，所以要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只是为了避免会战中的危险，这样又为他的门徒增加了一层误解。因为他斤斤计较于理论观念的说明，偏重于抽象的阐述，结果便使他的门徒在心灵上产生了曲解现实的现象。
对于他的这种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当然，读者当中也确实有很多人能够背诵他的下述警语：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
“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
“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
由于克劳塞维茨一再地重复着这些言词，结果便使他那个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他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能够激励人们热血沸腾，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中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的下述一段话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这更证明他对于军事学术的衰落不能推咎责任。他说：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
很明显，克劳塞维茨在发表这个意见时，并没有认真推敲一番。他没有想到，他所公开谴责的东西，正是军事学术方面的所有匠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追求的东西，而且正是军事学术的正确目标。
后来，许多头脑不清的糊涂人，在一再采取狼奔豕突式的直接进攻行动因而遭受重大伤亡时，往往是用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来进行强辩，甚至于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克劳塞维茨始终强调着“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作用，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观点。这就更加增强了其理论的有害影响。当然，他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透澈地指出了“突然性”的重大价值。他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的追随者们却惑于他那种一惯强调“数量”优势的说法，总是把使用大量军队作为夺取胜利的基本手段。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
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按照他的理论，只有无限制地使用力量才是达到成功之路。他在开始阐述自己的学说时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到后来似乎出现了一点矛盾，他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不好的战略。
他的这种观念又由于下面一种说法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他认为，如果给战争哲学中引进一种限制与缓和的因素，那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克劳塞维茨的这种说法，正是那种盲目夸大的近代化总体战争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使用兵力的原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计任何成本的，因而只对那些仇恨心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暴民“群众”完全适用。这和明智的治国艺术与合理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而合理的战略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诚然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干净，那么它本身的政治也就会随之而破产。
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于他那条“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的原则，反倒是有所限制的。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在给武装力量确定目标和用兵份量时，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尺度）。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情况。克劳塞维茨阐述了一种有关逻辑极限的思想。他曾指出，当手段丧失了它与最终目的之间的任何联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用最大数量的兵力去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内部必然会产生阻力。
他的经典性着作《战争论》，是一部经过12年紧张思考的作品。如果假以天年，使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战争的问题，那么他有可能作出更合理和更准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是会有所变化的。遗憾的是。他在1830年因患霍乱病去世了，致使其着述工作未能最后完成。克劳塞维茨的着作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的。在好几个包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其中，还写着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附注：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
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霍乱病，那么克劳塞维茨的着作也许不至于出现这些弊病。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征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在演变当中，他差不多快要到达放弃原有“绝对战争”观念的地步，准备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来全面修改他的理论。可惜就在这个时刻，他不幸死去了。
结果，“遭到误解”的大门便永远地敞开着，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批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预测的程度。总的说来，由于无限战争理论被普遍采用，竟使文明世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对他的理论缺乏深刻了解，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点，受他理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从逻辑发展的角度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说明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至少是对其继承者们所作的解释应该质疑。在陆地上，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战役和会战，但其中没有一个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可是，那些担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却不能使其目标和已经变化的条件协调起来，也不能采取具有更大能力以达到目标的新手段。他们不去研究自己面临的新问题，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上，继续推行着他的理论，力图借助于会战和战役来夺取完全的胜利，以至于最后把力量完全消耗光了，而彻底的胜利却永远不可能达到。
交战的一方虽然最后崩溃了，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海上封锁而缺乏粮食，并不是因为有生力量在战役中遭到的伤亡。当然应该指出，德军在1918年那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中，是流了很多血的，结果引起了精神上的涣散，加上德军统帅部已经对胜利感到无望，因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对方各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获得了如此一种胜利，但是它们在达到这个胜利时，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物理方面，也已经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得相当多，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这些表面看来的胜利者，在战后并无力量巩固自己的阵地。
于是显而易见，无论在战术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政治方面，这种理论并不是完全适用的，至少在实际运用上是不完全合理的。在力求达到“理想”目标时所遭到的惨重损失，那些名义上的胜利者，在战争结束以后表现出来的精疲力竭，都足以说明认真审查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全部问题的必要性。
除了这些反面因素之外，也还有某些正面的理由，可以引起人们重新研究军事理论的兴趣。其中有一条，就是海军所显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并没有在海上进行决定性的会战，但由于海军进行着经济封锁，竟促成了中欧强国的失败。这样又产生一个问题：英国在这方面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它抛开了自己的传统性战略，而不惜浪费许多的气力，付出高昂的代价，去争取大陆上的决定性胜利。
另外还有两条理由。由于空军的日益发展，我们有了这样的可能性：不必预先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主力，而能够对敌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空军可以用间接的手段来打击直接的目标，而且是避开敌人的抵抗，不必在开始时去压倒这种抵抗。
同时，由于使用石油的发动机和采用履带的推动器都在发展，使得具有高度快速力的机械化部队的建立有了广阔的前景。部队的机械化又提供了一种机会，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也能击毁敌军的主力。使用机械化部队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和指挥系统，使用坦克突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足以产生精神上的震撼，能够不经严重战斗而使敌人的主力发生崩溃。新型的机械化陆军部队也和空军一样，尽管程度上略差一些，照样可以对敌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部位进行直接的打击。
如果说，空军是使用一种特殊形式的间接路线，即飞越前线的间接路线，来对敌人进行有效的直接打击，那么，坦克则可以在地面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即迂回“障碍物”----敌人的军队的方法，来完成这种打击。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象棋游戏来作比喻：空军的机动性很象“炮”，而装甲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则类似“车”。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它们的相对价值，因为空军不仅是一门“炮”，可以打隔子，而且也还具有“车”那种向四方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支机械化的陆上兵力，虽然不能象“炮”那样超越空间，可是却具有“占领”空间的能力。
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军事目标以及未来战争中目标的选择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提高了军事行动的能力，对于非军事性的目标，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扩大了应用的范围，而且使行动的效力更加强大。同时，它们也加大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目标的活动距离，从而可以采用瘫痪敌人某些重要机关的办法来夺取对于当面敌军的胜利，而不必再在艰难的会战中去从物理方面给予敌军以重创。采取使敌瘫痪的方式来消除敌人的抵抗力，可以大大节约兵力，因为过去在现实作战中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不仅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花费很高的代价。空军有能力避开对方的阻拦，能对敌国内部的非军事目标进行攻击，除此以外，在使敌人武装抵抗发生瘫痪方面，也具备了新的能力。
不论在地面，还是在空中，机动性都在不断增长。各种效果综合起来，就提高了武装力量的实力，提高了战略的地位，而使其具有了比战术更大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战争中，高级指挥官在更快地求得决定性结果方面所采取的办法，将与其前辈有所不同，他们会更多地利用运动，而不是利用会战。
当然，赢得决定性会战的意义也并不会消失，由于新的快速工具的出现，取得会战胜利的机会还会增多，但是，会战本身在形式上已经不是传统的面目了。它将象是一个战略行动的自然后果。所以，把这种结束性的作战行动称之为“会战”，是名不符实的，是不准确的。
遗憾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军事领袖人物对此缺乏敏感，认识迟钝。他们不知道，由于战争工具和作战条件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因而军事目标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
不幸得很，那些领导空军的人物，一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而注意的范围很窄，只想以打击非军事目标为限度，而不考虑这样作的目的有限，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对于这个新军种，他们充满着一种天然的乐观心理，深信空军的打击足以使敌国军民精神沮丧，士气崩溃，或者也象海军那样，能以经济封锁的办法达到绞死敌人的目的，而且其效力似乎还来得更快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战争开始以后，数量不大的新型陆军部队，即战前建立起来的机械化部队，完全证实它们没有辜负对于自己的期望。使用这些部队对敌人深远后方的战略目标实行突击，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
德军进攻波兰，仅仅使用了6个坦克师，主要靠着这些部队，在几个星期以内就使波兰的抵抗完全停止了。还没有等到陆军的主力投入战斗，德军的10个坦克师实际上即已决定了所谓“法兰西之战”的结局。接着，所有西欧各国，差不多都是望风披靡，很快都崩溃了。只有仅仅1个月的时间，德国人就完全征服了西欧，而且所花的代价是极其低廉的。按照克劳塞维茨之流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流血”很少的军事行动，而在决定性阶段，其损失更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一场闪电式的胜利，尽管是对军事目标采取作战行动的结果，但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战略性的机动，而不是战术性的行动。
此外，在向敌人的大后方突进时，一方面摧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其指挥系统，另一方面也震撼了敌国的民心，破坏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这两方面所产生的效力是难以分开的。
所以，简单他说，这至少也是部分地证明，对于非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其效果是明显的。1941年4月，德军征服巴尔干，其行动更加迅速。这又一次表明，战争中新型工具对敌人所起的瘫痪作用，以及这些工具的战略运用，是有效果的。在征服巴尔干的作战中，“会战”这种手段，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当时胜利的取得比较顺利，基本上不曾有过“消灭敌军部队”的意味。
德军开始侵俄以后，又尝试着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有不少的德军将领，特别是总参谋长哈尔德，对于希特勒首先打击经济目标而忽视军事目标的作法，表露了不满情绪。但是，对作战命令和他们自己后来的证词加以分析，看不出这种指责有何根据。尽管希特勒有可能倾向于打击经济目标，认为那样效果更大，可是，在1941年战局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同意了德军总参谋部的意见，承认有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必要性。在后来的作战行动中，德军虽然赢得几次巨大的胜利，并且使俄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这样就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集中力量打击经济目标能否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呢？有些德军将领认为，击败苏维埃俄国的机会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他们囿于“传统的方式”，即追求着会战的目标。如果他们当时尽快向前突进，直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类政治和经济中心，也许可能获胜。机械化机动战争新学派的突出代表古德利安，就是坚持这种见解的。可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希特勒却反而倒向正统派方面去了。
在一连串的闪电式进攻战役中，德国空军同地面的机械化部队相配合，对于敌军和敌国人民进行了精神上的打击，促使他们出现了瘫痪的局面。空军作战的效果是很惊人的，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他们与坦克部队相比，其重要性不相上下。新型的闪击战所以出现，是有其条件的。在分析这些条件时，可以评价这两个战争工具，但不应使它们相互比高低。
在战争的后期，英美两国的空军对于保障盟国陆海军取得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首先应该说，正是由于有了空军的力量，盟军才得以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并在后来实施胜利的进攻。同盟国空军对于德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特别是对其交通线的破坏，曾使德军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以致无法组织对登陆的盟军作有效的抵抗。
可是，同盟各国的空军司令部，在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战役方面，却从来没有显示特别的热情。与此相反，他们却宁愿进行独立的空中战役去打击敌国的“非军事目标”，也就是打击敌人的工业中心。他们的目的是想对敌国进行直接的打击，希望同时摧毁敌人的经济和精神，认为这样与联合作战相比较，与进攻敌人的武装力量作比较，收效将会更大，而且能更多地获得决定性的成果。
尽管各空军司令部都把这种作战行动叫做“战略轰炸”，实际上这个名词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目标和行动都是属于大战略范畴以内的事情。严格说来，应该把这种轰炸叫作“为实现大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轰炸”，如果嫌这个用语太冗长，也可称为“工业轰炸”。这样叫法，可以把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包括进去。
至于这些轰炸的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它们对于胜利作了多大的贡献？虽然进行过多次详细的调查研究，但是仍然很难作出评价。在评判这些轰炸的作用时，往往因人而异，由于某些极端矛盾的原因，有些人表示赞同，有些人完全否定。除了人为的雾幕以外，还有大量无法进行估计的因素，而且在空中轰炸中所存在的这些因素，又比其他任何军事行动多得多，所以，要对这些轰炸进行正确的估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句公道话，那就应该指出，把战略空军对于工业目标进行的轰炸，与一般空军在作战范围以内对于战略目标进行的轰炸认真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前者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不如后者大的。仔细地研究一下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情况，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战略空军轰炸工业中心的结果，总是要比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中的指标差得多。
更为明显的是，对于工业中心的轰炸还给战后的形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除了物质方面的大量破坏并且很难于修复以外，还有许多表面上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发生作用的严重后果，而且既有社会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空军的这一类行动，对于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文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构成了极大的危险。而在今天，由于原子弹的出现，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就更加增大了。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战略与大战略的基本差别。战略所研究的是如何保障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大战略则要看得更远一些，它的任务是如何保障战后的和平。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并不是说要把“车”摆在“马”的前面，而只是为了弄清楚要把“车”和“马”摆到什么地位。
空军对于以“非军事目标”为目标的空中行动，应该是属于大战略领域内的事情。所以，必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评判这种行动。从目标本身的性质来说，非军事目标是不应该遭到轰炸的。因此，把这些目标当作是军事目标，即使摧毁这些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终归是很不合理的。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对于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修订
要想重新修正某一种理论，使它适用于新的条件，首先要作的是研究产生这一理论的根源，而后才能修改它的结论。据我所知，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第一个主张加以重新审查的人，就是我自己。战后时期，我在许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严肃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1925年，我又为此出版了一本专门着作，书名叫做《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
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我一开始就对正统主义进行了批评，反对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个传统观念，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指出，这种行动使得交战双方相互消耗自己的力量，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可以对敌军的“阿奚里脚后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通信枢纽部和高级指挥部，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在这种战略性行动中配合陆军作战以外，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对其“巨大的民用工业中心”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该书出版两年以后，即1927年，英国第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建立起来了。于是，英国陆军总参谋部下达了指令，把这本书作为军官们的教学材料。当然，空军参谋部对于这本书的利用就更为充分一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空军战略的教科书，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又正好与空军司令部所期望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空军参谋长便大量采购了这本书，发给各级司令部的下级指挥官们阅读。
现在我要宣布，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确有加以修改的必要。该书还是25年以前写的，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我已经发现了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而且，其中有些矫枉过正的提法，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早在1928年，劳伦斯就曾给我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克劳塞维茨观点的整个体系，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但是，这个体系却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拿武器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路的人来说，确是如此的。……您现在想独个地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而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您却很少有帮助。可是，当您成功以后（这大约会在1945年左右），您的追随者又将越出您所规定的那些界线，并且在新型战略家的影响之下往后退。我们的运动就是这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走着一条曲折的路线。”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远的，对于使用空军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利益，强调得未免过分了。不过，我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曾经强调指出，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最好采取谨慎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在那时坚信，采用决定性的空中袭击，与进行长期战争比较起来，可以使敌国少受一些破坏，少耗一些实力，使他们能在战后较快地恢复起来。
根据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认清，对于工业中心进行空中袭击，是不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行这种袭击，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长时间的新型消耗战。这种战争与1914至1918年的战争比较，伤亡数也许可能少一些，但破坏性必将更大。可是，当我指明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意见。他们宁愿坚持原来的旧观念。对于“速战速决”的观念，他们仍然表示着过分乐观的信念。而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放弃旧观念不可时，他们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模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转移到人力消耗方面。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可能导致反面的结果，并不等于要恢复旧有的概念，不是要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即已有了充分的暴露，说明缺点是不少的。与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对于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采取战略性行动，不仅有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这又充分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预测是准确的。甚至在很早的时代，一些伟大的统帅就曾有效地采取过这样的间接路线，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战争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而在现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武器，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虽然进行战术抵抗的力量也有了增长。军队具有了新的，更加高的快速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选择突击方向和造成对敌威胁，这样就有可能“抵消”敌人的战术性抵抗力。
由于有了最新的经验和现代化的条件，现在又到了重新审查某些观点的时候了。例如，关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这类术语的概念，需要加以修订。我衷心希望，这项工作应由陆海空三军联合组织力量来进行，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是因为，当前对于军事学说的各种观点，是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
经过重新修订的理论，应使其基本原则适应于现代条件的需要。因此，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使理论的概念更加充实些。基本思想就是：以“战略性战役”这一术语来代替“会战”这个术语，因为“会战”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现时代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有可能发生会战，但它已经不是目的本身了。在这里，我要重复早先作出来的一个结论，因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真正目标，不在于寻找敌人进行会战，而在于建立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如果说，这种态势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取胜，那么再继而进行一个会战，就可以很有把握地保证夺得胜利。”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军事战略，而不是大战略，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军事政策。为了充分阐述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需要单独写一本篇幅宏大的专门巨着，因为大战略虽然是指导军事战略的，但是它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在这里说几句话，谈谈自己研究大战略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因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必须经常记住在战后所要追求的目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
如果你把全部力量都集中起来，不顾一切地用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战争的后果，那么你必然会使自己过分地精疲力竭，并在尔后的和平中得不到好处。而且，这样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必然是极不稳定的，甚至马上又蕴育着新战争的胚胎。这是历史经验所一再证实了的情况。
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打的，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性还将更大。在这种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愈大，则确定公正而明智的和平的问题，也就愈复杂。到那时，胜利者们的胃口很大，由于没有敌对力量来加以限制，加上观点和利益上的不同，那些过去的同盟者必然要产生矛盾。这种分歧的发展，势将愈来愈尖锐化，因为危险时期所必要的友谊，在危险消除以后可能转化为敌意，上一次战争中的盟友很容易在下一次战争中变成敌人。
这样又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广泛的问题。在同盟者之间，特别是当他们的力量并不平衡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摩擦。在漫长的历史中，正是这种摩擦导致了无数次武力兼并的尝试，比较强的国家总想吃掉比较弱的国家。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兼并实际上导致一个国家争夺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力。把小的集团合并到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去，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然而，在使用武力加速这一过程时，最常见的结果则是那种建立广泛政治同盟的计划遭到破产。
此外，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只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最可靠地保障获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这对于理想家们来说，可能是要感到惋借的事情。实际上，要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那这种统一通常都会导致观念的规格化，从而有害于新思想的发展。如果这种统一是采取耍手腕或强力的办法实行的，那么，我要不客气他说，这种成员之间意见并不统一的“联合”，其崩溃将是必不可免的。
生活是在矛盾当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都看到，如果不是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能够激起进步的和平来说，最好的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看来都是一样的。
从国内政治方面来说，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上似乎比其他各国政府制度的缺点要多，可是在实际上，它凭着悠久的历史即已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只要“力量平衡”仍然存在，则一个较好的局面就能够得到维持。不过，对欧洲来说，“力量平衡”的局面总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因而常常导致战争。于是，产生了一种迫切的要求，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巩固和平的正确方法：或者实行合并，或者实现联盟。联盟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当中可能出现生气勃勃的情景。几个国家的合并，则容易产生权力的垄断局面，使政权落到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手里。历史表明，任何的权力垄断，诚如艾登勋爵那句名言所指出的：“任何的权力都是可以贿买的，绝对的权力更可以绝对地被卖掉。”由于具有这种危险性，联盟的本身也就很难保证不出意外。因此，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要保持相互制约和力量平衡的关系，以便维护有限的统一。
以整个历史为背景来对大战略加以研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实际来看，一般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总的政治性质。应该看到，侵略性国家和非侵略性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会一样。
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差别，那么很容易发现，上面第十九章所概略地阐述的纯粹战略理论，比较地适合于一个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对于只求保全自己的国界，而且主要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他们要想推行这种战略理论，就必须加以相应的修改。侵略性国家的特点是不满足于现有的境况，它们总想以胜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求战。非侵略性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只要设法遏制侵略者，迫使其放弃征服意图，让对方相信“使枪弄剑是没有好处的”，这样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打破侵略性国家的求胜计划。由于贪欲过度，侵略性国家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把自己的力量用个干净，以致终于抵挡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由于过度的扩大和紧张，以致无法克服内部的危机。在战争中，因为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失败的国家，其数量要比遭受外来攻击而失败的国家多得多。
通过上述因素的分析和衡量，马上就能明白，对于非侵略性国家来说，它所需要的战略，只是一种适应自己有限目的的战略。它可以采取最经济的办法，保障自己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从第一眼看来，防御是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长期进行阵地防御的思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专门依靠这种方法则是十分危险的。节约兵力和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结合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这种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的攻防行动，可以保障迅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东罗马帝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时，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制订出来的，是它的军事政策的基础。东罗马的寿命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恐怕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英国也是一个例证。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它在各次战争中都是采取一种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且是本能多于理智的。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实力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它的敌国却因为迫切希望夺得胜利，结果在战争中自己消耗了国力，因而一个一个地遭到了失败。仅凭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
经过长期的破坏性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交战各国因为相互消耗国力，最后都弄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想要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的野心和欲望，不能不有所克制。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便产生了一种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力图避免过多的损失，以免对战后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交战双方都感到胜利渺茫，也就易于接受和平谈判。双方政治家们的野心和欲望，常常驱使他们背离目标而走得很远，等到和约缔结以后，他们不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没有比战前增强，反而遭到了削弱。不过，这些政治家总是知道悬崖勒马的，他们不会把国家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较强的一方来说，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结果。
这种对于战争规模有限的认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后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革命使一些新人物掌握着政权，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是生手。法国的督政府和执政府，以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在连续20年的时间内，为了追逐一个持久的和平，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进行着战争。他们这种疯狂的追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法国的实力完全消耗光了，以致最后终不免于全面崩溃。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重新证明了原来教训的正确性。但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这个教训仍然笼罩着一层烟雾，以致模糊不清。这个教训后来又被人们忘记了，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又重复犯了错误。然而，即使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一些。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战斗虽然是一种物理性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你的战略愈高明，则取胜的机会愈多，所花的代价也就愈小。
二、相反，你毫无成效地浪费力量愈多，则战局可能逆转，使你所面临的危险也愈大。即使你终于取得胜利，但因力量消耗过大，在战后便将无力维护你的利益。
三、你所使用的方法愈是野蛮残酷，则敌人的复仇心也愈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坚决，因而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力也愈大。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作法，还是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免更加促进敌国军民的团结，以免激发他们拥护其领袖的热忱。
四、你愈是顽强地使用征服手段来获得一个你所希望的和平条件，那你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多。
五、你在达到了军事目的以后，对战败国提出的要求愈多，则事后所引起的麻烦也就愈多，对方将会力图使用武力来改变你所奠定的局势。
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由此可见，如果战争已经违反理智而发动起来了，那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必须使理智重新恢复过来，即用理智来加以控制。
要想在战场上夺得胜利，战斗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这匹烈马，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很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比起那些盲目冲动之辈来，还是占有上风。对于那些盲目冲动之辈，必须经常加以控制。一个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样，他就不能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担负身系国家安危的重任。
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想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办法可能是两条：或者速战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必须与手段相适应。如果夺取这种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决不会放过缔结和约的有利时机。和平，双方都因再无其他出路而缔造的和平，或者双方承认彼此还有实力的和平，比起那种已经两败俱伤之后而达到的和平来，实在要好得多。这也常常就是战后持久和平的基础。
为了维护和平而去冒战争的危险，这是具有理智的；为了求得胜利而不惜在战争中经受消耗的威胁，那是违背理智的。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相抵触，但却是早已被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当你看到确有良好的机会取得良好的结果时，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只有看到和平的前景将来可以补偿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时，战争才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深入研究，那就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参战的各个国家，如果能利用斗争中的喘息时机，采取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争执的问题，而不一定要把战争继续到夺得“胜利”，那么它们反而有可能更接近自己预期的目的。
历史证明，在许多的情况下，只有交战双方的政治家都对人们的心理有深刻的理解，并不断就和约的问题加以试探，才有可能缔结一个有利的和平条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好象是在国内进行党争和在家里吵架一样，每一方都害怕表现软弱而不肯让步。即使有一方终于愿意和解，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还是非常强硬的，因而仍使对方难以接受。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骄傲和固执的影响，人们有着一种虚假的感情；一部分则是误解，把这种本来是很平常的行动，当作是有意示弱的表现。实际上，另一方的让步可能正是它已经回复到具有合理思想的证明。这样一来，千载一时的谈和机会往往是溜走过去了，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最后还是弄得两败俱伤。如果敌对双方都还要在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下去，那么长久地坚持争斗，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当然要比国内党派斗争严重得多，因为工业发展以后，各国的命运都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彼此休戚相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家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他们在追求“胜利的美景”时，万万不可忽视了战后巩固和平的前途问题。
当双方势均力敌，哪一方都不可能指望获胜的时候，一个政治家就应该学聪明一些，要有能力在战略上利用心理方面的因素。在战略上有一条简单粗浅的原则，这就是：当敌人占据着坚固的阵地，而要攻克这些阵地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时，你应该给他们留出一条撤退的道路，因为这是削弱敌人抵抗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条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政治和军事，特别应用于战争。为了夺得胜利，你有必要给敌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能够自动地走下去。
这里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上述的结论，是针对所谓文明国家的战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它对于现时代所复活的纯粹掠夺性战争或宗教与掠夺混合一起的战争，是否也适用呢？前者的例子，有野蛮民族对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例子，则如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那些战争。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任何一个通过谈判订立的和约都是极不可靠的。历史经验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各个国家相互信任到什么程度，它们对于各自利益的相互促进也就达到什么程度。然而，有的国家可能并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但倒重视物质上的力量，因而只要对方显示出极为强大的力量，就足以遏制它，使它不敢轻率挑战。这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样的。流氓或痞棍对于力量和他们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是不会轻易去挑衅的，而当他们遇着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则更加不敢妄动，他们这时的反抗态度，反倒不如一贯秉性善良的人那样坚决。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对于侵略成性的对手，如果想以收买的办法去对付，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语言说，想以“安抚”的办法去应付，那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这样只可能刺激他的贪婪胃口，你收买的价钱愈高，他的身价也就愈抬愈高。但是，侵略者毕竟欺软怕硬。由于迷信实力的作用，侵略性国家对于实力比自己雄厚的对手，总是有所畏惧的。这样就对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那些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者却是例外。宗教狂热不能与侵略成性混为一谈。
对于这种野蛮的敌人，固然很不容易同他们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但是要引诱他们接受一种休战的状态，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样做，总比要想消灭他们少花巨大的力量，因为你要消灭他们，他们也会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表现出顽强斗争的勇气。
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说明许多文明国家的失败，由于敌人入侵而造成者少，由于内部分裂和战争消耗实力而造成者多。长期拖延不决的状态，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有可能使他们走上自杀的途径。但是，与其为了“追逐胜利”而使力量消耗殆尽，倒不如拖延下去，因为比较起来后者还要好一些。此外，暂时休战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当然，这样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又会使国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爱好和平的国家，也有可能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与侵略性的国家不同，一旦奋起进行战争，往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更具有追求极端的趋势。侵略性国家进行战争，本是抱着一种征服别人的目的，一旦发现对方过于强大而难以战胜，它们常常会停止下来。只有那些被感情推动而不是为理智所驱使的战士，才会固执地坚持打到底。所以，这种人即使不遭到直接的失败，也常常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蛮族人的士气只有在停战以后才能予以削弱，因为战争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士气，好象火上浇油一样。
附录一：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这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于1942年从中东写给利德尔-哈特的一封长信。在1946年版的《间接路线战略》中，这封信曾作为该书的“前言”发表。
亲爱的巴泽尔：
我早已向你说过，在1940年和1942年，即在埃及的战事过程中，当我们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你的思想曾有两次给我们带来了益处。1940年，在埃及的西迪巴腊尼地区；击毁敌人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和打退其第一次入侵的进攻计划，就是使用你的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个最好例证。1942年7月，在阿拉曼地区粉碎隆美尔进攻的计划，虽然是采取防御战略和战术行动而达到的目的，但也是以你的间接路线思想作为基础。很久以前，我就想把发生的故事详细告诉你。在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忽视你的间接路线原则时，就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0年9月，我在印度卸掉了军事训练总监的职务，被调往中东，在新组建的中东参谋大学担任校长。10月初，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在西迪巴腊尼附近被阻住的时候，我也到了西沙漠的前线，同阿康诺尔的部队在一起生活了2个星期。尽管格拉齐安尼在陆上和空中都拥有优势，但阿康诺尔还是研究了转入反攻的可能性。我们讨论了格拉齐安尼在兵力部署上的弱点，以及从大斜坡地区的南面作广泛机动的可能性。进行这个机动的目的，是想在艾萨鲁玛（位于西迪巴腊尼以西75公里）和哈尔法附近的敌军后方构成一个你所说的“战略性屏障”，或者是在西迪巴腊尼地区实行一个反突击。最后由于运输工具的困难，终于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东地区的空军本来就比较弱小，但其中的一部分又被抽调到希腊去了。这样就使进攻的开始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直到1940年11月21日，魏维尔才又再次派我到西沙漠的英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印军第4师正拟对一个设防的沙漠营地进行一次试验性的进攻。因为在西迪巴腊尼以南的防线上，意大利军正好有这样一个设防营地。于是，阿康诺尔希望我个人发表一点公平合理的意见。这个试验性的攻击，可以说是一场排演练习。它采取的是纯粹的正面进攻方式，一定要沿着敌人完全能够预料的方向前进，并且要直接穿过雷区，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扫雷工具。在时间方面，还必须使我们的炮兵在日出之后有4个小时的试射准备时间。这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个间隙时间内，我们的攻击部队将被迫在敌人优势空军的袭击之下进行卧伏。总而言之，这种方法虽然与官方的指示不相违背但却与当时的战术情况完全不相适应。所以，这样的进攻毫无疑问是不会不失败的。那天夜里，阿康诺尔、格罗威和我三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制定了一种非常不合正统，但却具有明显的间接路线性质的作战方法。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写成为一篇报告，题目就叫做《对于沙漠营地的攻击方法》。这个文件后来成了进行沙漠作战的指南，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文件的基本精神，无论是作战方向和方法的选择；或者，是时间的计算，以及精神因素的估量，都完全是应用你的“间接路线”原理。
1940年12月8日，我们开始进军，逐步接近敌人。就在这个夜间，我们把部队集结在尼拜瓦以南地区，即在敌人前线营地的南端，靠近了这个营地与索法费营地之间的一条通路。这两个营地正好掩护着从南方折转回来的意军翼侧。12月9日拂晓时，集团军的1个坦克营（由第7皇家坦克团中抽调出来的），以及印军第4师的一部分摩托化部队，开始从后方发起了攻击，并很快占领了尼拜瓦营地。尔后，他们开始向图马尔前进，也从后方夺取了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改变了长时间地进行炮兵试射的作法，后来的炮火支援，完全是在没有进行试射的情况下完成的。72门火炮用猛烈的火力轰击着意大利军的营地，配合从正面进攻的坦克实行冲击。我们对于炮兵感到非常满意，把炮兵火力称之为：“打击士气的火力”，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此时，第7装甲师已经迅速地穿过了通路，一直向西突进，前出到了敌人前进地域的后方，从而隔断了他们与增援部队的联系，遮断了他们往塞卢姆撤退的道路。这样在战术上结合使用间接路线的行动，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于是，敌人的抵抗开始崩溃。我们在大斜坡地区的东面，把意大利军的大部分都包围起来了。尽管敌人在数量上拥有优势，而且还掌握着制空权，但我们所受的损失却是很少的。因此，魏维尔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点原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让步，那就谁也很难赢得一场会战。”
在这次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由于运输工具的奇缺，阿康诺尔不得不在前哨的机动地区之内，即在格拉齐安尼的鼻子底下，屯积饮水和弹药，以供2个昼夜的需用。如果在这个时限以内不能成功地结束战斗行动，那么由于饮水的缺乏，就只好实行撤退，同时还要利用输送补给用品的车辆来运送步兵。我想，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甚至于除了俄国人以外的欧洲大陆的指挥官，谁也不会象阿康诺尔那样，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而且，阿康诺尔还在贝达富姆做了第2次这样的进攻。阿康诺尔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善于计算，长于运用间接路线原则，因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手。
1941年1月，当我军前进到昔兰尼加的东部地区以后，我编写了一份夺占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的作战情况报告。阿康诺尔把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告诉了我。于是，我参加制定了实施迂回机动的计划，并且获得了随同第7装甲师对贝达富姆实行迂回的机会。由于采取了这个机动，我们把班加西以南敌军残部的退路给切断了，使他们不能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实行撤退。
毫无疑问，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阿康诺尔的作战行动，无论从战略上来说，还是从战术上来说，正是运用你的间接路线理论的杰出例证。西迪巴腊尼附近的作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一系列的光辉行动，直到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贝达富姆结束战斗----这一切都是间接路线取胜的直接证据。请你记住，我的心灵在很早以前即已充满了你从历史经验中所蒸馏出来的精华，而在这个精华里面又充满了你自己的军事哲学。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所有这些作战都把你的理论完全现实地表现出来了。阿康诺尔确是第一流的指挥官，严格说来，可以算是这次大战中英军野战部队的唯一领导者，他能够“在开阔平坦的原野上打死狐狸”。
1941年年底，我才收到了你再版的权威经典着作《间接路线战略》，那是你在夏天里寄赠给我的。在以后的5个月当中，我曾经一读再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这本书又唤起了我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用北非战役的事实来作为你的理论的印证，结果使它的意义更为明显了。
1941年春天，隆美尔粉墨登场，突然出现在北非战场上。于是，间接路线变成了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这支兵力不大而装备也差的部队，仓皇地退向了托卜鲁克，算是勉勉强强地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令人遗憾，就在这个时候，阿康诺尔和我们分开了。当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以4个半旅的兵力在托卜鲁克以南45公里处进行防御，以便从隆美尔手中夺回使用间接路线的武器。不过，这么一点兵力对于组织防御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这却是我们在北非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这一个勇敢的行动阻止住了隆美尔的进逼。在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感到了兵力的不足，只能够一方面在托卜鲁克围攻着我们，一方面在塞卢姆扼守着自己的阵地，阻止我们从陆上去救援托卜鲁克。这个坚守托卜鲁克的决定，是由于丘吉尔和魏维尔的坚持才作出的。1941年4月10日，我飞往托卜鲁克，给莫希德传达了坚守该城的命令。
1941年6月，我们向埃及边境发动了进攻。尽管当时的形势很适于广泛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行动却偏偏是正面进攻，结果当然毫无成效。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进攻，即直接而明显的进攻，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后来从伊拉克的北部进行了迂回，打击了敌人东面侧翼这个要害点，几乎就要失败。那个迂回的进攻行动，证明了攻击敌人后方的正确性。所有这些作战，又证明了你的理论正确。
1941年6月，中东地区换了指挥官，奥钦列克由印度调来，奉命改组和整顿这支已经在非洲西沙漠中丧失了元气的部队，准备再次向昔兰巴加地区的轴心国军发动进攻；从这时起，原来在西沙漠的部队，就改编成了第8集团军。托卜鲁克仍然被敌军围困着，隆美尔正在逐步集中兵力，准备对城防的薄弱地段实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1月，赶在隆美尔尚未作好攻击托卜鲁克的准备之前，我们先发制人地向他发动了进攻。这次作战的代号称为“十字军”。战略企图是非常理智的。它使集团军司令孔尼汉处在一个有利的战略形势下：首先，他拥有一条有利的作战线，这条线从马达里拉附近隐藏在沙漠中的补给基地发端，一直伸到北方；其次，他可以从两个目标中任意选择一个，或者攻击围攻托卜鲁克的敌军后方，或者攻击其防守边界的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隆美尔的处境却是非常恶劣，其兵力配置的态势；对他极为不利：不仅背靠着大海，而且被迫两面招架，既要围攻托卜鲁克，又要防守哈尔法亚地域的阵地，因而其纵深非常短浅。我们的进军是从马达里拉开始的，迫使德国人在一个与其交通线成直角的形势下对我作战。尽管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但还是未能把隆美尔的部队击毁。这是因为我们的作战计划在战术方面不够完善。当时设想，要以我们的装甲部队把隆美尔的坦克兵力引出来，用战斗拖住他们，尔后再去进攻托卜鲁克附近的敌军，或进攻防守边界地区的敌军。这个行动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对隆美尔产生战略突袭作用；可是，他却仗着自己的技术兵器比较优越，较好地组织了坦克部队和其他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从而一开始就使我们在战术方面遭到了失败。结果便形成了一场苦战，直到最后，英军才算是击败了德军的反击。总的战斗行动，分散成了各个部队的单独活动。对于经由比尔哥比和阿德姆（托卜鲁克以南）的间接路线行动，李特奇曾经迟迟未予采取，因而使隆美尔获得了一个机会，仅仅牺牲他部署在埃及边界和巴尔迪亚的部队，而把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撤退到了阿盖拉地区。
此后，我们又完全忘记了间接路线的原理。隆美尔不久便从阿盖拉出击，进攻我军分布在辽阔地面上的各个部队，结果又使我们仓皇地溃败了。有一次，他居然突进到姆苏斯，同时威胁到班加西和梅基利（托卜鲁克以西160公里），竟使李特奇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从这里再往后退，李特奇几乎是一溃千里，回到了托卜鲁克，最后总算是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在托卜鲁克西南75公里）这条线上站住了脚跟。1942年，从2月到5月，第8集团军一直扼守着这一条防线，在那里休整以恢复元气。在此同时，隆美尔则稳占着杰布尔阿克达尔之线，准备作进一步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我到达第8集团军的前线进行视察。于是，开始考虑现代集团军的作战部署问题。我想到，他们的部署几乎和格拉齐安尼部队在西迪巴腊尼的部署一样，其缺点差不多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李特奇重复着别人以前犯过的错误。其兵力的配置，不仅纵深短浅，缺乏灵活性，而且各个兵力不大的支队彼此相距很远，不能及时进行战术上的支援。所以，其失败是无可幸免的。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在沙漠中作战的一个最复杂的大问题，即正面与纵深的关系问题。究竟正面的宽度与前进部队和预备队配置深度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沙漠中，机械化部队有进行机动的巨大自由，但由于补给方面的困难，野战部队的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所以，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很容易遭到来自侧翼的迂回包围。为了预防这种危险，部队在沙漠中作战时，总是力图扩大其正面，这样就有害于防御的纵深和预备队的使用。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正确解决过。当一支军队的机动部队很少而且没有足够的坦克兵力时，或者当指挥官们考虑不到沙漠作战的特点时，上述的趋势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1942年秋天，隆美尔本人即曾犯过这种错误。在7月份的作战中，他过分地延伸了作战正面，使自己的南面侧翼达到了卡塔拉洼地；因此，当蒙哥马利发动进攻时，他的防御就没有多大的纵深。
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所遭到的失败说明，他们没有遵循战略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当敌人前进到了你的后方或者正好改变了战役态势的时候，为了能把部队调到新的方向去作战而不致受到削弱，必须避免使部队发生混乱和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在配置兵力的时候，应当深思熟虑，要防止敌人向后方前进的行动在战略范围内构成间接路线。这也就是说，实施防御的军队必须在自己的两翼和后方都构成坚固的防御，其强度应同正面的防御不相上下。进行防御，不仅要能阻住敌人的进攻，而且要能创造条件实施反击，只有这样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
担任防御的部队究竟如何配置自己的兵力呢？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作线式的配置，同时控制着快速的预备队；二是作环形的配置，这也是一种线式配置，只不过其后方封闭在圆圈内，可以称之为“刺猬”形配置；三是作棋盘格子式的配置，也就是组织许多的抵抗枢纽。这些抵抗枢纽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度，以便于使用预备队和彼此能用火炮及时进行支援。所以，抵抗枢纽的配置要保证至少有75%的机动兵器能够及时向遭受袭击的任何一点实施集中，而且其速度应该抢在敌人之前，务使敌人不能摧毁抵抗据点。这就是说，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在一个师的防御地带内进行硬性防御的思想，可是，我们的野战条令却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的观念。根据条令精神，我们的指挥官们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在一个地带内必须把几个师配置在一条线上，那么它们的注意力只须放在自己的防御正面上就够了，即使须对左右友邻进行某种支援，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第一梯队中遭敌攻击的师的增援，对于防御地带的后方的掩护，通常都是由预备队来担任的。以小型兵力在开阔的地形上进行防御，其困难是很大的。这时，防御者必然要过分延伸自己的正面，因而不可能构成足够的纵深防御，也无法留出较多的预备队。就人员数量、正面宽度和机动性来说，如果不是退回到滑铁卢时代的标准，那就必然会感到纵深和预备队的缺乏。
把罗马“军团”的配置方式加以现代化，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这样，一个集团军在进行防御时，可以把部队分开配置在许多的点上，各个地点的横直距离，大体上可以各达9公里。在每一个地点，都应留置相当数量的炮兵和步兵；其余的炮兵、步兵和装甲兵，则作为预备队，可以在防御地带内自由调动，或者集中起来用去支援遭受威胁的地点，或者用来打击企图对我进行迂回的敌军翼侧和后方。一个集团军如果拥有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军的兵力，那它即可能防守一个横宽40公里，纵深30公里的矩形地带。这样的战役布势，可以保障各个单位之间的互相支援，而装甲军的装甲坦克部队，则可用来充当预备队。飞机场应该配置在阵地的后方，由地面部队加以掩护。在这个矩形地带的两个外侧，应该配置一些轻型的快速部队，并使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补给维修地域。至于重型装甲部队，则应配置在比较靠后一些的位置上，但仍要在防御据点的炮火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这样进行部署，从总的要求来说，就是要使整个防御体系具有灵活性。在开阔的地形上，每一个“军团”的各个抵抗“枢纽”都应该占据高地，以便于观察四周的情况和控制周围的地形。如果地形起伏而又道路纵横，那么抵抗枢纽应选在道路的交叉点处。总之，整个防御应该是机动灵活的，而且又是坚固的。
第8集团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部署，当时要是符合上述要求，那隆美尔一定要遭到失败。可是，正如前面所说，第8集团军实际上是一线式展开的，分布很宽，敌人只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实施突击，它便很可能被击溃。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正是这样实施进攻的。他的计划是：把意大利“非洲”集团军的大部分坦克部队用在正面，控制着李特奇的正面，而以数量较少的德国非洲军，和一些比较优秀的意军，绕过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守备区，插到阿德姆与莱特斯里德（武士桥）之间，直接打击着李特奇最薄弱的防御地段。尽管最初的一次攻击未能完全成功，但隆美尔还是把李特奇打败了，使英军发生了瘫痪现象，因而为其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接着，他首先消灭了第50师中陷于孤立的1个旅，进一步夺占了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一些阵地，从而保障了自己后方的安全。尔后，他连续击退了英军的几次正面反冲击，使英国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继而使向阿德姆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次进攻又使李特奇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它同时威胁着2个目标，既威胁着格查拉防卫部队的后方，又威胁着托卜鲁克的正东面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铁路卸货的终点站，而且有许多野战仓库。这个威胁对英军集团军司令产生了颇大的震撼，使他把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都撤向了埃及边界。这样，留在托卜鲁克的兵力也就有限了，而且缺乏攻击机的掩护，以致终于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在这次作战中，隆美尔在运用间接路线原则方面，显出了高超的技巧。当时，德军的兵力并不多，总共只有2个坦克旅和4个机械化步兵旅。隆美尔就是靠着这少量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李特奇的整整一个第8集团军给彻底打败了。他把大量的意大利部队用在正面，不过也很难把他们用到其他地方去。
1942年6月25日，奥钦列克只好直接取代李特奇，亲自出马去指挥西沙漠的作战。我伴随奥钦列克来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隆美尔曾想切断第8集团军撤向埃及的退路，但是该集团军的残部摆脱了敌人，撤退到了马特鲁这个交通枢纽点上。奥钦列克的到达，给斗争带来了新气象。他把剩下来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展开在马特鲁与普尔西亚之间。作为总司令，他有权作出比较广泛的战略性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危急局面。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应在哪里迎击敌人？或者是在马特鲁附近，或者继续向东撤退。马特鲁地区的防御阵地，向来有着坚强无敌的美名，所以初看起来正是很合理想的战场。可是，如果真要守住马特鲁，则必须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部队，以阻止敌人从沙漠中绕道通过。假使没有这样一支兵力，则马特鲁和巴古希的防御阵地，最后都会变成缺水的集中营，敌人完全可以从旁边一扫而过，直接向尼罗河三角洲进犯。
在前期的作战当申，我军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都损失掉了。因此，总司令只好决定在马鲁特以南地区采取迟滞行动，减慢敌人的前进速度，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阿拉曼附近组织起坚固的防御，预计在那里进行“保卫埃及之战”。不过，除了这个原则性的决定以外，他还作出了另外两个决定，力图以此转变整个战局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行动自然地具有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在集团军范围内集中控制所有的炮兵，而在此以前，所有的炮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地分散配属给了各野战步兵旅。第二个决定是，放弃过去在阿拉曼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预设阵地，因为那些工事分布得太宽广，已经不再适合于他所要进行的战斗的方式。这后一个决定，在当时使敌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于是，德军也尽量沿着正面分布自己的兵力，致使他们非机械化步兵的防地变成了很薄弱的环节。
我想，历史已经提供了证明。在1942年6-7月间，奥钦列克对于第8集团军的指挥活动，不仅拯救了盟军，使他们不再遭受进一步的惨败，而且更使今后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也获得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他的战略不能不采取守势，但是他的战术行动却处处都是进攻性的。他把残存兵力撤到阿拉曼以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阻止隆美尔沿着海岸向亚历山大港的急速进军。在7月1日至3日，轴心国军队向阿拉曼以南的阵地实施攻击，但他们所遭遇的都是猛烈的炮火和空中的轰炸。我们的防线从阿拉曼一直延伸到外萨特山地，具有很大的弹性。这条防线的本身构造也是颇不平凡的，在那里步兵和炮兵居然混合在一起，比肩作战。实际上，这条弹性防线的基础是25磅的火炮，它们由紧密相邻的步兵进行掩护，并以我们尚存的一些坦克担负支援任务。面对着我们这样一道防线，德军的非洲军居然也为之失色。他们无法攻克这道防线，到了7月3日，终于停止了进攻。
这时，奥钦列克毫不犹豫地决定转入反攻。他以高特指挥的左翼兵力，其中包括了新西兰师的机动部队和第7摩托化旅，向隆美尔的右翼部队实施攻击。当时，这支敌军正好处在海岸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路途中。这个反攻使意大利的“阿里提”师遭受了惨重损失。为了挽救危局，隆美尔决定把他的大多数德国部队都调到右翼方面来，并且一直向卡塔拉洼地伸展，而让他的左翼完全由意军部队去防守。7月10日，莫希德指挥的澳军第9师发起进攻，隆美尔靠着克里特岛空运来的部队的支援，才勉强地逃过了溃败的命运。接着，他又把那些疲惫不堪的德国部队从右翼撤到了北面。此后，奥钦列克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一次使用的是新西兰师，攻击的是隆美尔防线上中央部位的意大利部队。
奥钦列克实施了这样三次计划良好的攻击以后，意大利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完全瓦解，这就迫使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德国非洲军分散展开，散布到从海岸至卡塔拉洼地之间长约60公里的防线上，以便加强意大利军的抵抗力。这样一来，隆美尔坦克集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非洲军”，也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能。
到了1942年的7月中旬，轴心国军想要突入埃及内地的企图，也就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由于战斗和疾病的缘故，敌人的死伤增多，损失一天比一天加大。他们在这个开阔的沙漠中，据守着一条长达60公里的防线，不断地遭到我方强大空军的无情轰炸，以及300多门野战炮的集中轰击。隆美尔进攻尼罗河三角洲的计划彻底破灭了。自从他到达阿拉曼防线以后，其部队的被俘人员总数，已达9千人之多。但是，隆美尔这时还有相当雄厚的恢复能力。因此，有必要大大增强埃及的防御能力，提高第8集团军的现有地位。一旦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就可以将他彻底打败。如果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实行撤退，以摆脱这条完全暴露而且过于伸长的防线，那就可以对他实行追击。不过，就隆美尔的个性来说，要使他走上这一步，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
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海岸与外萨特山山脊之间的开阔地区，大力加强第8集团军的地位。他们阵地的南翼，是完全暴露着的。而且在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两次看到，配置在这个沙漠中的部队，是很容易被较小兵力所击毁的。
奥钦列克面临的问题，是要使第8集团军的翼侧不再受隆美尔的威胁。他所采取的办法，也就是我前面说明了的那种理论。放弃了1941年构筑的那些已不合用的阵地以后，他立即在第8集团军的后方，在离防御前沿不太深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延伸到了外萨特山山脊南面一点，距离约32公里，是由支撑点（抵抗枢纽）构成的。这些支撑点布成了一个棋盘阵，每个据点横直相距都是9公里，各由1个25磅炮的炮兵连和2个步兵营协同防守。1个师有3个步兵旅，每个旅负责一个防区，其中有3个这样的支撑点。没有一个据点是孤立的，所有这些据点都可以相互支援。
然而，这些据点只不过是构成了一个骨架子。凡是不负责防守某一据点的部队，可以在这个棋盘中自由作战；他们配置在各个中间地点，统归奥钦列克指挥，可以根据情况需要随时调往别处，因而前后左右都可应付自如。在这个大棋盘上，还设置了地雷场和地雷带，其设置原则是，使它们既不能妨碍己方的反击，也不会为敌方所利用。一支军队若作如此部署，则他们的正面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加以转换，而且不致丧失自己的稳定性。这样每一个单位都不会再有孤立作战的危险，他们能够互相进行支援，而高级指挥官也不会因为担心后方受攻击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过去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奥钦列克的司令部处在这个棋盘防御体系之中。但是，仅有此种改变还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对这个防区的一翼或两翼实施进攻，那么他可能采取内外两侧夹击的方式。所以，奥钦列克准备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从东南面对于这种行动实行反击。他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从三个方面运用了间接路线：为了以间接的方式抗击敌人的进攻而设计了棋盘式的据点；散处防御地带内的部队可以箝制进攻的敌人；重型坦克集团和机动的轻型坦克集团可对进攻敌军的侧翼或后方实施突击。
在第8集团军尚未获得国内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补充物资以前，隆美尔即使能把我们从阿拉曼-外萨特山棋盘防区逐出来，也绝不至于把我们打垮。因为在建设阿拉曼防线的同时，我们即在它的东面地区开始构筑第二道防线，以防阿拉曼阵地的丧失。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在亚历山大港地区进行了防御部署，其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安里亚（亚历山大港西南23公里）的沙漠地带和尼罗河的东面。拉特鲁乾河的障碍物也已用来作为一个防区的基础。在开罗以西，尼罗河河谷地区的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法荣河一线，并且准备在马地附近以及以南地区作横跨尼罗河的架桥准备。这些防御工事给第8集团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它在隆美尔的压迫下不得不从阿拉曼阵地撤退时，它仍可以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并且可以随时从两个方向去威胁敌军的侧翼。
1942年8月6日，魏维尔在访问第8集团军离去之前，曾经对我说：“你们这种部署是非常有利的。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当然可以作正面的撤退，以来引诱敌军，使他们自投罗网。你们有过这种打算吗？”事实上，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认为这种观念是很有成功希望的。
对于军事科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第8集团军的这种防御布势，竟没有经受实战考验的机会。等到隆美尔在9月间再次发动进攻时，第8集团军已经获得了补充，无论在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火力和装甲武器方面，都已超过了德军，因此，当德军向我们棋盘方阵的南翼进攻时，立即遭到了我方预备队的反击。他们损失了60多辆坦克，结果一无所获。从总的进展情况来看，战斗局势是按照奥钦列克的计划发展的。隆美尔终于丧失了主动权。这次的成功，可以说完全是奥钦列克的胜利；其他指挥官们只不过由于他的远见而受到实惠罢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司令官的功绩。隆美尔的败局虽然早在7月就已经决定了，但是直到10月，当蒙哥马利发起反攻时，才真正获得了奥钦列克所开创的这场胜利。这次阿拉曼防御部署所发挥的间接路线和攻势防御精神，在你的着作中都可以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驻中东的部队曾经有两次经受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当时，如果处置失当，则情况将是另一个样子，部队的命运也就很难设想。第一次发生在西迪巴腊尼的进攻战中，第二次则是保卫埃及的防御战。如果说，阿康诺尔在西迪巴腊尼不能取胜，奥钦列克直接指挥第8集团军时在阿拉曼地区遭到失败，那么，轴心国的部队将会占领埃及和中东。那样的话，战争的历史可能会完全改观。任何一个将军，当他处于奥钦列克的地位并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时，恐怕很难象奥钦列克那样表现出冷静和明智。在军事学术史上，无论是攻还是守，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完整的例证，以来说明间接路线的妙用。很明显，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你着作中的思想，对于他们是有影响的。1942年的局势最后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其主要原因看来就在于此。坦率地说，而且我也曾多次指出过了，事情正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以及其他任何一位优秀的将军，都是照着书本来打仗的。但这却可以说明，他们是系统地研究过战争理论的，而且不仅平时研究，战时也在研究。从这一连串战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几乎都能赢得胜利。由此便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司令官决不应该忽视间接路线原则。当然也有例外。当地面兵器、机动力和空军力量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时，或许可以不用这一原则。我还要指出一个情况，在加扎拉的隆美尔，和在西迪巴腊尼的阿康诺尔，都曾是没有空中优势的。所以，尽管空中优势能发挥巨大威力，但它还是不能补救地面指挥官的无能。
凡是头脑清醒的读者都知道，在你的这本书里是找不到包打胜仗的现成答案的。不过，他们却可以从中找到一把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这就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作战方法。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但是却只有头脑精明而又没有保守思想的人才可能使用它。换句话说，只有视野广阔的军人才能用它。人们也许会问：这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战争呢？应该说，对于怎样进行战争，不可能有一条固定而现成的规律。只有具体地判明情况，正确地估价各种行动方法的利弊，才能找出最好的间接路线形式，从而在心理方面和物理方面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与破坏敌人的补给有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于保证各种火器充分发扬威力。是实行攻击，还是采取防御，要根据间接路线的要求来确定。在战略性的防御中，可能要采取某些进攻性的行动。而战略性的进攻，有时就是从战术防御开始起来的。在这里，头脑的判断力具有重大意义。摆脱各种陈规陋俗，常常可以达到进攻的目的。总想进行防御，即使力量相当雄厚，也是一种失败情绪的表现。采取间接路线的目的，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摧毁敌人的士气。有的，这个目的就只是在心理上瓦解敌军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积极行动的一方在采取行动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权。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经常考虑到下一个突击的行动方向。然而，决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方案，不能坐待间接路线形式自行到来。这一切的一切是没有成规可循的，运用之妙只是存乎一心而已。
所以，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为了夺得胜利，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理智，严密的逻辑和摒弃一切俗套的能力。对于负责独当一面而需要自己作出决定的指挥官来说，这后一种素质是特别宝贵的。毫无疑问，间接路线原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
永远忠于你的
艾利克
1942年10月
附录二：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