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椁壁正中间的浮雕,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虞弘夫妇的雕像
既然墓志盖清楚地表明这是隋代的墓葬，为什么墓中还会出土几枚唐代不同时期的“开元通宝”呢？
考古队普遍认为，这说明在唐代，这座墓就已经多次遭遇被盗。
由于出土人骨残破,无法鉴定虞弘种族,科学家们转而分析石椁人物形象,结论是伊朗高原上的高加索人种,
但是,无法作为虞弘种族的确切结论
7月21日，考古队员开始仔细清理这座汉白玉石椁。
考古队员仔细清理石椁表面，更加令人惊奇的浮雕出现了，它们雕刻于石椁椁座上，内容罕见。
虞弘墓墓葬除了没有用棺木与中原墓葬形制相似
浮雕出土时颜色鲜艳，有的地方显然经过贴金处理。上面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高鼻深目。
更加奇怪的是考古队员在石椁里面并没有发现棺木。
虞弘墓石椁全图
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石椁东西两侧散乱的随葬品中，发现一些零星的残缺人骨。
考古人员认为这就是墓主人的骨架。
虞弘墓石椁构成
7月25日，考古队将石椁转移到考古所。就在石椁原址的下面，一块相对完整的墓志静静地呆在那里。它，正好与前面出土的墓志盖匹配。
这方墓志呈正方形，长宽约为73厘米，除了右下角缺失外，还存有625个字。
虞弘墓石椁全部由汉白玉雕刻而成,椁顶重达三吨,椁壁和椁座按中国原有的榫卯组装而成,
每块椁壁间用扒钉和铁环连接,可谓中西合璧
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叫虞弘，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
考古队员在墓志中间，发现这样一段话：公元579年前后，虞弘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
铁环残痕
从字面上理解，检校萨保府一职相当于督察，就是负责监督萨保府的工作。
而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物的机构。
看来，虞弘并非中原人士，而是西域胡人。
由于职能特殊，萨保府首领--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因此墓主人虞弘能够享有歇山顶式的厚葬也就不足为怪了。
扒钉尚完好
荣新江：“萨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队首领的称呼。 应该由粟特商业贵族担任。粟特人进入中原后，形成各个聚落，萨保也就成为一个粟特聚落的大首领。后来，中原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粟特聚落，就将萨保列入中央政府，成为政府任命的一个官职。萨保是惟一一个外来官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更有趣的是，虽然萨保一词来自粟特语，但是在中原萨保府工作的却不仅仅是粟特人，还有焉耆人、突厥人等西域胡人。
既然萨保府中有不同种族的胡人，那么虞弘到底是什么种族呢？
虞弘墓志盖,仪同官位不高,按理无法享用歇山顶
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人骨鉴定，无疑是最好的答案
墓志记载，虞弘与夫人同葬墓中。
虞弘墓出土人骨鉴定负责人韩康信：“这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的遗骨。墓主人虞弘下葬时59岁，与鉴定结果基本相同。虞弘的面颅骨只保留大半个额骨、下颌骨残片等，女性也就是虞弘夫人的骨骼也只剩下后脑壳那一部分，因此很难判断种族。”
虞弘曾任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中原政府管理入华西域胡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
除了人骨，虞弘墓还出土了丰富的浮雕彩绘，随葬的浮雕彩绘所反映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环境，那么通过分析图像人物特征，应该可以进一步做虞弘种族鉴定的研究工作。
正对汉白玉石椁门，的一块浮雕，位置居中，画幅面积最大，人物最多。它描绘的是男女两位主人在帐中欢宴，欣赏歌舞的大场面。
他们的穿着打扮都不像中原汉人。应该是墓主人和他的夫人。
对比各人种的面部特征，韩康信认为，虞弘墓浮雕人物属于高加索人种，接近印度--地中海种群，这一种群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等地。
在萨保府工作的胡人中，高加索人种的粟特人最接近这一结论。
在阿姆河流域的绿洲上，粟特人建有九大城邦国家。进入中原后，粟特人以国为姓，中国人友好地称他们是昭武九姓。
粟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今乌兹别克斯坦
但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昭武九姓中，并没有墓主人虞弘的“虞”姓，看来虞弘不是粟特人。
那么虞弘到底是什么种族？
现在只剩这方墓志，或许还能解答这一问题。
墓志写到虞弘是鱼国人。要确定虞弘的族源，必须了解鱼国。可是鱼国在哪儿？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墓志上共有两个地方涉及鱼国，而这两个“鱼”字却明显与其他字迹不同，显然做过修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五部 时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蚀:客居中国(中)
墓志中说虞弘是鱼国人，而且有改动痕迹，典籍中无鱼国历史的记载，专家多有猜测
1999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太原郊外发现一座隋代古墓，墓主人叫虞弘。
虞弘的家乡鱼国吸引了历史学者的注意--“鱼国”在哪里？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墓志提供给我们关于鱼国的信息，最重要的有两个：虞弘是鱼国尉纥磷城人；虞弘的祖先曾经“弈业繁昌，派支西域”。这就点明了鱼国应该在西域。
张庆捷：“西域是个很大的版图，以往我们把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都叫西域……”
寻遍史书不得之后，张庆捷竟然在《山海经》和《左传》中，意外地看到了有关“鱼国”的资料。
但这两个“鱼国”都不是虞弘的家乡。
鱼国真的在历史上消失了吗？
南北朝以来定居太原的洋人较多，这是出土于北齐将军徐显秀墓的金戒指
虞弘墓志上，这两个被改过的“鱼”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虞弘的姓氏是他的本姓呢，还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中亚粟特人一样，将自己国家名称的汉字谐音，变成自己的姓氏呢？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多年来潜心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和中亚消失了的古老语言。
他根据掌握的资料，对虞弘的族源和鱼国的位置做出了推断。
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祖先应该是曾经活跃在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步落稽。
他还判断虞弘出生地尉纥磷城在新疆伊吾县境内，就是柔然汗国建立的木来城--因为虞弘父亲时，鱼国已经投奔柔然。
但是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亚和西亚历史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则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得出了另一番结论。
他认为，虞弘的祖先是最早居于锡尔河北岸，后来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迁往粟特地区的马萨革太人。这个部落曾经打败过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入侵。
戒面人物形象为胡人，指环为龙形
那么虞弘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
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祖先步落稽迁入黄河流域后，因为仰慕中原文化，而改用汉姓。
余太山认为虞弘之所以选择虞姓，则与中国著名的五帝之一，舜帝有关。因为在墓志中，虞弘自称是有虞氏舜帝的后人。而舜帝部落同样以善于捕鱼著称于历史。
无论林梅村还是余太山，都认为虞弘的先祖是有意识的选择了自己的姓氏。
不过对于鱼国，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虽然鱼国的位置有待争议，但是，因为虞弘曾担任检校萨保府，统领粟特聚落事务，因此，鱼国与粟特的关系应该非常近，并且极有可能同属伊朗文化范畴。
就在学者们积极探索鱼国之迷时，荣新江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鱼国人虞弘本身的复杂经历。
虞弘墓胡腾舞浮雕
从北齐、北周，到隋，历经三个中原王朝，这个虞弘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拥有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的虞弘，最后选择太原作为归宿之所，那么，那时的太原对于这个传奇人物来说，又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太原古称晋阳或并州。这里向西与灵州、就是现在的灵武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而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
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太原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2002年底出土于太原市王家峰的一座墓葬距离虞弘墓的出土地仅有5公里。
狩猎浮雕一
墓主人徐显秀，是一位北齐将军。他和夫人的画像，同样位于正对墓门的中间位置。在这个威风凛凛的出行仪仗队中，有一个人最为引人注目--
他须发浓密，眼睛滚圆。显然与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胡人形象相近。而他居然出现在徐显秀的仪仗队伍中，成为中国这位北齐将军生活的一部分。
看来，北朝以来，西域文化、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文化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
既然入华西域胡人在萨保府领导下的聚落中生活，那么他们具体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
虞弘墓出土浮雕壁画共54幅，所绘内容多是宴饮、歌舞、骑射和狩猎。
狩猎浮雕二
在虞弘夫妇晏饮图中，帐前有一个胡人正在表演舞蹈，那是有名的“胡腾舞”。
与胡旋舞一样，胡腾舞也起源于粟特；不同的是，胡腾舞的舞者多是男子。他们只能在小圆毯上纵横腾挪，不能离席。并且还要借助一点酒力。
虞弘墓石刻的射猎图像，场面紧张激烈。涉猎者骑着骆驼、马，他们盘弓拉箭，箭已离弦，刺向射猎者身旁的雄狮。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向捕猎它的人和动物猛扑。
即使浮雕上点缀了这些柔弱的花鸟，整个画面仍就令人感觉紧张激烈。
这样的场面让人联想起波斯帝国时期的浮雕壁画等艺术品。在这些艺术品中，狩猎者或徒步搏狮，或骑马猎狮，场面均异常激烈。
虞弘墓浮雕中，除了这些显著的波斯风格，还有一些是我们很少见过的场面和艺术特色。浮雕中狩猎者的弓上都没有箭，即使弓弦扯紧，引弦待发，也不见箭，却总能使人感到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氛。这些表现手法，迄今所见甚少。
波斯银盘狩猎图一
而这些牛狮搏斗，犬狮搏斗，甚至还有骆驼与狮子互相撕咬的场面，即使在中亚西亚或者波斯的艺术品中也是罕见的，其本身也似乎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场景。
特别是狗在虞弘墓浮雕中，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虞弘墓壁画中，许多人物都被刻上了头光。
荣新江：“按道理来讲，一般表示神才有头光，这个不论印度还是伊朗都是这样的传统。可是虞弘墓很奇怪，有些我们看做神的，没有头光，有些普通人却有。所以研究粟特美术市的大家马而萨克先生就说是中国的工匠造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粟特的意思。”
就在学者们疑惑不解时，2000年5月，一个和虞弘墓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古墓在西安被发现。
波斯银盘狩猎图二
安伽墓出土了一方完好的墓志，上面写着墓主人安伽是姑臧昌松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人。安是九大粟特城邦国家之一安国人进入中原后的姓氏；而武威是粟特人在中原最大的聚居地之一，这说明安伽就是粟特人。
巧合的是，粟特人安伽也曾任陕西同州萨保。公元579年，也就是虞弘被任命为太原等三个地区的检校萨保府时，安伽死于陕西家中。14年后，虞弘也在太原过世。
1999年，2000年，中国先后出土了两个西域胡人的墓葬，困扰学者们多年的丝路文物遗存的问题一下子有了具体的实证。北朝隋唐时期，虞弘等西域胡人在粟特聚落中的生活画卷，即将异常清晰地被学者们翻开。
第五部 时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蚀:客居中国(下)
酿造葡萄酒浮雕
随着隋代虞弘古墓的出土，它神秘的粟特和波斯文化色彩令人疑问丛生
2000年，北周粟特萨保--安伽墓被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发现。两座墓葬相辅相成，这样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胡人的生活状况，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和虞弘墓一样，安伽墓围屏石榻中间，也是一幅男女主人宴饮图。而且这两个人在其他画面上也有出现，特别是男主人，每个画面都有，装束一样。他们应该就是安伽夫妇。
安伽头戴粟特人特有的帽子--虚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跑。夫人则盘发，身穿圆领束胸长裙。
安伽墓12块浮雕中，竟有4块是粟特与突厥之间的交往图；更有7块是晏饮歌舞图。安伽墓浮雕也有两个狩猎场景。
不过，一眼看去，就能感到它与虞弘墓的不同。
祆教祭火图一，祆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伊朗高原，后由粟特人传入中原
图中人物全都骑在马背上，或追赶野猪，或射杀羚羊，或猎鹿，或打兔，而且周边刻上花木山石，写实地交代出狩猎环境。
骑射狩猎的特长不但供他们享乐，还为他们提供了经商以外的又一个职业：从军。突厥军队中有很多粟特人，唐王朝抗击契丹等蕃族的主要力量也是粟特军。
如今通过这些面孔，我们不但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生活，而且，安伽墓也再次验证，虞弘墓浮雕虽然有难以解释的神秘色彩，但确实也是他们生活的艺术化再现
粟特人东奔西走外出行商，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建立聚落，除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靠什么维系他们内部的团结呢？他们又有怎样的精神信仰呢？
在虞弘墓和安伽墓中，学者们发现两副几乎完全相同的神奇图像。
一幅，位于安伽墓墓门的门楣上方；
祆教祭火图二，祆教崇拜火，所以也叫拜火教
另一幅，位于虞弘墓石椁前壁的正中间。
施安昌：“这是典型祆教图案。两个半人半鸟的神，来护卫一个火坛，这样一个形式可以叫是圣火祆神的图像，这个图像表现了对于圣火的崇拜和歌颂。”
祆教，对于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
荣新江：“大概公元3世纪以后，粟特人逐渐进入中原，把他们信仰的祆教也带进了中国。但粟特人的祆教与波斯本土的祆教有一点不同，已经是一种比较民俗化了的。”
那么在中国粟特聚落内部，已经民俗化的祆教仪式是什么样呢？安伽墓浮雕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拜祭的火坛相当精致。可见这个火坛的尊贵。
这是出土于太原地区的大量波斯银币之一
祭祀过程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必须带上口罩，以防人体不洁的气息污染了圣火的纯洁。
供桌上摆放着祆教徒认为可以通神的各种植物，有的用做火坛的燃料；瓶中插的用来榨汁，以供祆教徒们饮用。
通过这些浮雕，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包括安伽虞弘在内的祆教徒们，即使来到万里之遥的中原，仍旧保持了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
即使死后，他们也要将对圣火的崇拜和敬畏带入墓中。
虔诚的宗教信仰甚至使粟特聚落内部产生了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凝聚力。
公元755年，许久不闻干戈的大唐遭遇了由粟特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泱泱盛唐气派从此竟成历史烟云。
这是出土于太原地区的大量突厥人俑之一
安禄山，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粟特人之一，兵变时官至范阳节度使，独霸河北。
安禄山能号令别人一起举兵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兵变中，安禄山倚重的将领和兵士多数是粟特聚落中的胡人。荣新江相信，其中宗教信仰是安禄山登高一呼士卒百万的因素之一。
根据敦煌文书以及典籍记载，在中国，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每个祆庙中，也都供奉着这些祆神的画像或者塑像。
如今，中国各地的祆庙早已荡然无存。
不过，虞弘墓和安伽墓的出土，却丰富了我国祆教的历史遗存。
既然祆教出现于出土墓葬中，那么祆教徒的丧葬形式是否也和祆教有关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粟特本土的丧葬习俗。
这是出土于太原地区的大量粟特人俑之一
荣新江：“实际上粟特本土的葬俗跟中国的丧葬形式完全不一样。他去世以后专门有处理尸体的人，把他放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把这个尸体让狗来吃掉，或者有个时候用火烧，或者是把他处理以后，放在瓮棺里面埋起来，这种盛放人骨的器具被称作“盛骨瓮”。就是大概七八十厘米高这样的，周围也刻了一些画。”
看来，粟特本土葬俗、祆教的色彩非常浓厚。那么进入中国的祆教徒们，他们的丧葬形式也是这样吗？
邢福来：“安伽的骨头，比较凌乱的放置在甬道里。说明他这个骨头，在埋葬的时候，已经是骨头，而不是尸体了。有的骨头上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这是一个，再一个，发掘中可以看到，两层封门砖里面，石门，石门外的石狮子包括墓室，都有比较明显的火烧的痕迹。”
用火烧，这种形式很容易让人想起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过，北朝粟特人已经不再是用盛骨瓮草草埋掉了事了，他们按照汉人的模式挖掘墓室，有天井、甬道、墓门等，然后在墓室中举行祭火仪式，将遗体焚烧，再整理碎骨，放在墓中。
当时大量国外奇珍异宝流入中原市场，这是波斯的角杯
十几年后，到了隋代，虞弘时期的墓制形式又有了发展。
盛唐以后，与中原汉族通婚了的胡人，他们的墓葬方式与汉人基本没了区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入华胡人的丧葬形式逐步汉化。而入华祆教的也不断民俗化，虞弘和安伽的子孙也渐渐融入中国民间。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粟特人就不停地在丝绸之路上奔波，而狮子、麝香、胡椒、樟脑、大麻等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也是最初由粟特人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特产。
这些商品进入中国，就像粟特人将中国丝绸带入西方一样，被上流社会竞相追逐。
粟特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随后在中国形成聚落并充分享受着丝路贸易带给他们的巨大利润。
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路过粟特地区，他看到的粟特习俗是这样的：虽富巨万，服食粗弊……父子较利。即使家缠万贯，粟特人的生活仍旧粗劣不堪。
可进入中国，北朝时期，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别有一番景致了。
即使经过兵乱，西域胡人对中国文明的依恋也没有减弱。
《资治通鉴》讲述，盛唐时期，外国驻中国使节的饮食住宿由盛唐政府全权负责。安史之乱后，大唐政府无力承受这样沉重的负担，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保持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者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大唐国民。结果，这些外籍人全部加入了中国国籍。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一集《走近红山》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
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二集《龙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C形玉雕龙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种说法认为呢，龙的原型是出于动物，某一种动物。那么还有人认为，龙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说，彩虹、云、龙卷风、河水，这都认为是龙的原型。还有一类就是植物，比方松树，是龙源于松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它是昆虫。
中国龙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两件c形玉雕龙的头颅是猪首的造型吗？
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经过碳14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员清理完六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六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
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
田广林：“在这个宗教发生，这个早期宗教发生有个特点，人们崇尚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依以为生的衣食之源”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时期，是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这种打猎、鹿、猪、狍子、熊，打这样的动物，来作为他的主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啊，活动在这个地方，植被条件非常好，那么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的动物，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对它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
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上。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
一天， 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宝沟人神话了的猪，鹿和鸟。
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六、七千年之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宝沟人最常见、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
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出土的玉猪龙
赵宝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它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
赵宝沟文化陶尊的出现告诉人们，龙的起源，首先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生产。
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 不断出土。
“玉猪龙” 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
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它拉发现的“C”形“玉雕龙”作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关注红山文化的苏秉琦先生
殷志强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经常把它作为祭品，
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宏：“红山文化的玉龙，应该说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最精美，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一些的龙，不是最初形态的这种龙了，但是对于龙的崇拜，应该说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在兴隆洼文化这个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宝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出现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玉猪龙
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蒙景新：“他呢，看了这件玉龙以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好半天呢，才说出一句话来，他老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三集《古玉神韵》
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
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书记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书记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年，丹巴书记就是坐在这张紧靠着大木箱子的木质沙发上，同韩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头呢给拿出几件，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做了老爷子的工作，就是丹巴书记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书记呢，当时呢，嗯，觉悟也挺高，说对国家还是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从丹巴书记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红山人生活的区域在万里长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留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广，风吹草低的蛮夷之地。当红山玉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刘国祥：“玉器的起源阶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装饰功能，人们在最早识别加工雕琢玉器的时候，重点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装饰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来装饰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认为，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刘国祥的见解与田广林不同，他认为，玉器的产生，是原始人类在美感驱动下的产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才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红山人制作的玉器中。那么，红山玉器又分多少种类呢？
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联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像鸮，就是叫猫头鹰，还有猪的形状，还有龟的形状，这一些都是生活中间、环境中间看得到的一些动物，那么，这个可能跟红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态、生活环境的多样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围的一些（动物）形象，对它艺术的造型实际有影响。”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样认为，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
勾云形玉佩
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的时候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
牟永抗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了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画家从它们身上，找到了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源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
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
岫岩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习惯地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知道，这个硬度的标准，是用了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说金刚石就是十，石英、水晶这就是七，这个滑石这就是一，那么这个红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应该是呢，是6到6.5这么一个范围。”
兽面玉牌
今天，在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据专家分析，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