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
于明：“一件玉料的开采，他呢，就没有什么铁器，也没有炸药。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说，到那个山顶上，拿一个木头撬棍子，撬下来。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一烧，嘣，炸裂，然后把玉料，嘣下(来)一块，最多最多有可能这样。”
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现代人解玉，是借助电动机带动硬度极高的锯片把玉料分开。
那么红山人是怎样解玉的呢？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
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得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
在解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水。
于明：“玉料很硬嘛，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断了，而且沙子又很干，它本身摩擦生热，一生热，可能就把这个皮子就毁掉了，就断了，怎么办，就要降温，这个降温呢，有最简单的办法，现在很通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来，就是按照预先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带。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多年来一直从事红山玉器的研究。他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燧石的硬度都达到七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
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达到8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玉鳖
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那么，古人是用什么来抛光呢？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
马蹄形玉器，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走进了这座小城。他把拣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
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过，对于马蹄形玉器，邵国田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它称作“马蹄形玉筒”。
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国田在那里搞调查，农民就把玉芯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芯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芯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
邵国田在对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
有的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度达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钟。
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芯，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红山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湛、最省时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么，当时在红山人生活的区域里，是否每一个部落里都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是存在一个受最高聚落首领控制，专门生产玉器的制作中心呢？
于明认为，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县的细玉沟附近，存在着一个专门制作红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四集《揭秘积石冢》
红山文化自从发现以来，已经将近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超过500多处。但是，这些遗址大都是红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红山人墓葬却一直没有见到踪影。
第二地点祭坛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是流行水葬、风葬还是火葬呢？他们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样，是“土坑竖穴式”墓葬，还是另有别的形式呢？
所有的这些谜团，只有找到红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为了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们，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苦苦寻觅着。红山人的墓葬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有不少人，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还有人，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废弃了的象征着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块拣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1年春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郭大顺，和建平县两位考古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县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
郭大顺，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此后，他根据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课题。
在建平县两位考古人员的陪同和带领下，郭大顺走进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的家。
两年前，马龙图在一次犁地的时候，拣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马龙图用纸把底座封好，把这件玉器当成笔筒摆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办考古培训班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顺。
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
马龙图告诉郭大顺，他在发现这个玉器的地方，还挖出过一些人的尸骨。
这让郭大顺心中一阵惊喜，他想：这是不是考古人员苦苦寻觅了多年的红山人的墓葬呢？
马龙图以五元钱的价格把马蹄形玉器卖给了考古队，随后，在郭大顺的要求下，马龙图带领他们来到了玉器的出土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长朱达：“到了现场，就发现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头。再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就是说，这里头这个盆岔子啊，什么都东西的，特别多。而且呢，大量的石头。这是，种地多少年，经常打（犁）铧子。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头啊，拉回家去，说什么砌院墙啊，砌猪圈哪。”
马龙图带考古队员去的地方，当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后来这里被考古队编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遗址上堆积着许多石块，郭大顺不露声色地在石块间仔细寻找着什么，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块腐烂的人骨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在那块有人骨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发掘。
郭大顺：“正好旁边又露出一个人骨来，我们在那简单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这个，正好这个头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玉环，玉环，地层非常清楚，上边压的是红山文化层，这个墓葬是压在那层底下，后来这个地点，就是二号地点，这座墓葬呢，后来就编为一号墓。”
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一号墓两年之后，1983年，考古队开进了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他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一共有20多处。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竖穴式”，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积石冢”。
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式，称之为“积石冢”。
刘国祥：“红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较特殊，目前我们知道，有一种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那么什么是积石冢，那么它的形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积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通常呢，把这个山顶，这个进行修整，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垒砌石块，砌出一个范围，在这个石块的石砌范围之内呢，砌出这种石棺墓，那么中心部位呢，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这个石棺墓，边缘部位呢，经常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积石，就是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似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
红山人建造的“积石冢”，都选择在大山的顶部。山顶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第二地点第四号冢
每个山顶上的积石冢数量并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是两个；也有的是多个积石冢同在一个山顶。
建在山顶上的积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专家们把其他的墓分为“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四个等级。这种墓葬制度说明了什么呢？
刘国祥：“那么在埋在山顶的，这些人之间，他们也有这种，严格的等级区分，像大型墓，明显高于这个，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里头，也能看出这种级差的反映，所以说在所有的小型墓里头，那么也有明显的这种，级差的变化，这就是说积石冢之内，我们已经明确看出，可以分成，六七个不同的等级，再加上和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等级化的，分层次的，红山文化社会，社会进入复杂化。”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在平地上发现 “积石冢”的踪影。那么，红山人为什么把“积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顶部呢？有一种观点认为，5000年以前，红山人在长期以渔猎为主的生涯中，对山有了独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红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顶之上。埋葬在山顶上的祖先，自然也就获得了天神的资格。
考古队员后来发现：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众多的“积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块，都是从远处的河沟里搬运而来。
令考古队员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红山人为什么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营造如此庞大的“积石冢”呢？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生活的时期，周围分布着许多个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争夺地盘，彼此之间时常发生争斗。红山人可能这样认为，既然在争斗中需要构筑工事保护自己，那么死后的灵魂更需要保护。这就是用石头把墓地围圈起来的意义所在。
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的理由是，据已经知道的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时期所筑的防御工事都是土筑的方形环壕，而没有发现用石头筑造的工事。这些用石头筑造的墓，是红山人对山、石崇拜的产物。
发掘工作开始了，考古人员在紧靠着积石冢石砌台阶的内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竖着放置的没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1号墓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径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它们的出现，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
有人推测它们埋在石砌台阶的内侧，是为了营造通天接地的氛围，有人认为它们是5000年以前红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筒形器两头的圆口用野兽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时敲响。
也有人从力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筒形器竖着放置具有抗侧压力，红山人的目的是让筒形器起到像“堤坝”一样的作用，使积石冢顶部的石块和边侧的石砌台阶不致塌落。
郭大顺：“估计它还是和祭祀有关系。和祭祀有关系，它既然是没有底，这样它就上下贯通了，上下贯通，和当时的人们沟通天地呀，和这个有关系。它还应该是一种祭祀，可能这样解释。现在是比较多的人从这方法考虑。”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于编号为第2号地点的积石冢内。
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随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队决定打开这个大墓看个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考古队员们发现，当他们准备打开这座大墓的时候，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立即变得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在以后的发掘中，每当考古队员们打开积石冢内的中心大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可是，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后，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墓中，他们没见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
失望的情绪笼罩着考古队，在接下来打开的四座红山文化墓葬，都由于早年被盗墓者光顾而一无所获。
难道牛河梁的红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还有没有被盗墓者遗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队员们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
当开始清理到这座石棺墓的底部时，他们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
朱达：“就是当时，我们做这个墓的时候，清理玉器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没话说的，就是我们拿这个小竹签儿，因为怕里头有这个(文物)，因为下头是文物啊，我们就用小竹签儿，一点儿点儿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这感觉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扫扫，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觉得下面特别滑，后而做完这个墓，做完以后，整个全身全是玉器，这个摆放的全是玉器，这里面出现的有玉龟呀，马蹄形玉箍，勾云型玉佩。”
墓的主人是一个老年男性，随葬品是七件玉器。勾云型玉佩，竖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压着一件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着一个玉镯，两件玉璧放在头部的两侧，双手各握着一个玉龟。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云型玉佩，呈长方形，它的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中间有勾云形纹饰。
在此之前，有不少红山文化的勾云型玉佩被发现，人们对它的解释也莫衷一是。
田广林：“概括地说呢，主要有龙神说、凤凰说、饕餮说，饕餮就是那种大眼睛，有这种饕餮纹，饕餮说，还有就是，人兽合体说，里面包含着人和动物，还有的说，神目（说），神眼，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形式多样，款式繁多的这个，所谓的勾云纹玉佩啊，它本身表现的是一种鸟，它是神面、鸟神形象。”
也有学者把它说成是一种花卉图案。他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一些以花为图腾的部族。这些以花为原形的勾云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征。假如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领。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7号墓
而郭大顺则认为，这种玉器很可能是权力的象征物。
1989年秋天，考古队按照计划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的墓，当打开这座墓葬之后，琳琅满目的各种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随葬玉器最多的一个墓葬。
在21号墓葬死者的头部上方，精心摆放的是一个马蹄形玉器。
马蹄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流传较广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因为它的外形颇似倒置的马蹄，所以，它被人们叫做这个名字。
关于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玉杯，有人说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说成是手腕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打击的礼乐器，还有人认为它是搁置头发用的束发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队就在距离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只有一公里的马家沟生产队扎下营寨，他们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为重大的发现激动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对这里的60多座墓葬进行了发掘。
在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
面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完备的玉礼制。
刘国祥：“在红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认为，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组合关系，能够直接反映出，墓葬级差的变化，那么我们通常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为什么古人要“以玉礼神”呢？
有的学者认为：在金属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是最为贵重的物品。所以，古人用它创作出各种神灵，对它们顶礼膜拜，这就是最早的礼器为什么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学者推测，人类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审美价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仪式中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当巫师离开人世的时候，它们就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学者普遍认为，在神秘的“积石冢”里，拥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红山部落里的首领兼巫师。
冯时从天文学考古的角度，对牛河梁4号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证。
冯时：“这个墓主人呢，这个葬式呢，很特别，他虽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这个直身的，他两个这个，腿骨是交叉起来的，他是一种这个巫觋啊、祭司啊，这样一类的，比较显赫的人物。”
5000年以前，红山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虔诚地乞求于神灵的帮助和庇护，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从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师，巫师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领袖。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们又有了重要发现：在积石冢里还有红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坛。
朱达：“祭坛它都是用这种，一种红色的，暗红色的石头桩，砌筑起来的，三个同心圆，一层比一层高，它在这个，这就是红色石头桩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里呢，逐渐细，这三圈的这个石头的规格还不一样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这石头桩。”
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已经纳入了同一个宗教信仰和同一行为模式中。这无疑会增加各群落、聚落间的凝聚力，强化地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进程。
因此，红山文化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被看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五集《聚焦女神庙》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积石冢和大型祭坛之后，又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脑海里：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关的地面建筑遗迹相伴随。
在这里，会不会有红山先民们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筑物呢？于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队员把目光放在了寻找红山人的建筑遗址上面。
几天过去了，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又由于连日的奔波，使得他们的情绪大受影响。
有的队员甚至产生了疑问：在牛河梁上，真的存在过红山人的建筑物吗？如果存在，那些建筑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不是被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彻底破坏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进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员又是一无所获。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一个叫赵文彦的考古队员突然内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个因为冲水而形成的土沟里。
就在这时，一块土红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下腰来，把这件东西拣起来仔细一瞧，心里禁不住一阵狂跳：原来，这是一个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现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高度注意，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混在沙土里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红山文化的陶片。
冲水沟里怎么会有泥塑的人体残块呢，这些残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队员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顺着冲水沟瞄向高处的东山坡。
朱达：“后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这些泥（塑）的（人体）残块，是来自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冲沟，地势比较低，它只能从这个，经过流水冲刷，只能在高处（往下）冲下来。”
根据冲水沟里发现的女性泥塑人体的残块，队员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东山坡上，可能曾经耸立着一座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
带着兴奋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回到了驻地马家沟。当他们把在东山坡冲水沟里的发现告诉房东的时候，勾起了房东的回忆，房东告诉考古队员这样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员们在东山坡上修建拦水堤坝的时候，有人用锄头在那里挖出了一些用红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类的东西，当时也没人把它当一回事。
房东的回忆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更大的希望。那么，东山坡上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难道这青翠的松树下面，真的就是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遗址？如果是的话，早已倒塌的庙址里面，还有完整的女神头像吗？这一切，只有在发掘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队员们怀着渴望新发现的心情开始了发掘工作，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约为25—50厘米的表土层清理掉后，一个从未见过的建筑遗址呈现出来。
从平面上看，这个建筑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南室和一个长方形室相连。遗址南北长22米，东西最宽处约9米，最窄处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半地穴建筑，地下部分深达0·8~1米。
考古队员在南室的四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木头柱子的痕迹。他们分析，为了牢固起见，红山人在建造女神庙时，先在柱子的内侧粘贴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搅拌形成墙面。墙面为多层，内层墙面上布满了蜂窝一样的圆洞。
在清理倒塌的墙面的时候，考古人员居然发现了5000年以前，红山人精心描绘的壁画。
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预感，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他们。
1983年11月2日清晨，辽西的山区格外宁静。
这一天，考古队员们早早的离开了驻地，按计划，这天的上午他们要剥离，建筑遗址主室西侧的一块特殊的泥块。
当年，主持和组织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人们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连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只有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剥离泥土时发出的声音在沙沙地响着。
渐渐地，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开始显现，接着，头颅、眼睛也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远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她那端庄而又高贵的容颜。
女神头像高度写实，造型逼真，她的脸形为方圆形，颧骨突起，双眼中镶嵌着两块经过抛光处理的青色圆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镇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5000年以后的人们，面对着考古队员的惊讶，她带着神秘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由于女神庙的位置在林场之内，地表上生长的松树的树根，已经扎到女神头像的面部并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这个头像上呢，有一些个，裂纹里面有一些个，这个松树的那个根子，都是那个须根，这个须根吧，扎得很多。当时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个松毛，松树根子啊，一个个都把它剪掉了。”
朱达清楚地记得，1983年11月2日这一天，在现场的考古队员，都激动得忘记了吃中午饭，到了傍晚时分，大家用脱脂棉和白纸，把发掘出来的女神像小心包好。大家一致推荐，由现场的惟一一位女队员魏凡抱着女神下山。
魏凡后来计算过，从发掘现场到考古队的驻地马家沟，距离是750米。平时用10多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们的护送下，她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把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驻地以后，考古队员们和马家沟的村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他们把女神像，放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又仔细端详了起来。
不一会，考古队员们的神情又逐渐得变得凝重起来，原来，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五千年前的女神头像
朱达：“这个，女神头像呢，当时没有鼻子，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家伙就分析 了，突然这个，孙守道先生就想起来了，就前几天在冲沟里，我们清理出来的那个鼻子，是不是，是否那个鼻子就是，所以就把这个鼻子拿出来，按在上边，一看，一看颜色、比例和它的，这个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确定了这个，这个鼻子就是这个女神头像上出的。”
考古界泰斗夏鼐，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当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关材料之后，他震惊了。为了慎重起见，夏鼐叫来科研处处长乌恩岳斯图，要他赶到牛河梁，对女神像的年代进行鉴定。
乌恩岳斯图：“我就带着当时，发掘出来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测量的标本，带回所里，因为我们所有碳十四实验室嘛，进行了测量，测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是，的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也就是相当于，距今五千年，这样的结果，这个消息，告诉夏鼐先生以后，他就很高兴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而且很重要的红山文化的遗址嘛，这就确定下来了。”
在以后的发掘中，女神庙遗址里，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体的残块，这些人体的残块外表细腻，打磨光滑，分别属于六七个女神的躯体，她们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从出土的位置看，她们之间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严文明：“这个是，应该是反映当时社会分化，分层的一个标志，这我们对照着墓看，它那些积石冢，它里面也是有大有小，那个规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一个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个呢，也反映它当时的社会的分层的状况。”
那么，女神庙里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么神呢？
有的学者说，她们是自然神，有的则认为是“地母神”。更多的学者认为，女神庙里供奉的，是红山人的祖先神。理由是，当原始人的宗教主题由自然界、图腾转向人自身的时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阶段。
曾经担任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的尼尔森女士，是美国丹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她一直从事女性在史前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研究。尼尔森对红山文化情有独钟，先后十几次来到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也是第一个来到牛河梁遗址的外国学者。女神像的出土，强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对红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大墓的主人几乎全是男性，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的表明，当时的红山社会已经进入父系社会时期，但是红山人崇拜的神却是女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曾经经历了女性地位显赫的历史阶段，并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它的出土，也在美术界引起了震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人认为，古代的中国缺乏人体艺术。他们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誉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的中国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身体。中国的人体艺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泊来品”。
正当人们为古代中国缺乏人体艺术而遗憾的时候，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出土了史前时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现，把中华民族的人体艺术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女神庙里，考古队员又在遗址的主室内，发现了泥塑的龙的残体。
龙的上下颚獠牙毕露。据在现场专家的推测，这条龙的躯体肥大，当年，它卧在主室内的顶部，昂首朝向北方。
与真人等同的女神头像
在遗址的北室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对长度竟然达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鸟爪，专家们分析，当年，在庙的北面的墙壁上，应当有一只巨大的鸟神在那里伫立。
鸟神和龙的头部为什么都朝向北方呢？难道在庙的北面还隐藏着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当考古队员走上北山坡的时候，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在距离女神庙的北墙仅仅8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红山人利用山梁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东西边长约200米，总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山台子。
山台子高出女神庙大约2米，周边有人工砌筑的石墙，石墙的走向与女神庙完全一致。这座大型的山台子是红山人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们认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带，曾经是红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偶像，除了女神以外，还包括猪龙、神鸟在内，但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庙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郭大顺：“围绕着女神庙和祭坛和积石冢，我们叫做坛、庙、冢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这个山梁上，它有这个，自己的布局规划，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甚至于这个区域再往外，很大一个区域里，没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大型的，祭祀遗址，和这个史前时期，那种在家内，在家庭里头搞祭祀，甚至于在一个聚落里，他单设一个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个规模要大得多，它应该就是它的红山文化的，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这样评价：女神庙里的塑像可以称为“神”，但是，她们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当1983年的初冬来临的时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队员们，满载着收获和喜悦，返回了沈阳市。而把女神头像抱回沈阳的，仍然是考古队的女队员魏凡。
这次经历，成为魏凡一生的骄傲和最美好的回忆。
而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因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庙的发现，在国内外掀起了高潮。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六集《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4年7月24日，《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隆重召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讨5000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是，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1986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人们哪些思索和启示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故乡。过去，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往过分夸大中原的作用，忽视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过去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炉。
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大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而红山文化，则赋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内涵，它使人们注意到，礼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
专家和学者们认为，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而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过去，人们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突然醒悟：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历史上，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
李济呼吁：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全景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严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外，还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就是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
严文明：“红山文化处的这个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东南，是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后它北面呢，又跟这个，其他的新石器，以这个采集或者是狩猎，以这个为主要经济的文化，它又有相当的交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整个中国的东北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间，发源于关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发源于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他们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之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中原发达的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使红山的农业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人口的显著增长，也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当时红山文化区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从敖汉旗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资料中，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规模之间的比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从红山文化聚落看当时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从规模看，小型的红山聚落面积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约三万到十万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红山聚落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不仅仅是积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级，红山人的居住点也有着大中小之分，这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和进化的现象。
崇龙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的红山人，在5000年前有没有创造出文字呢？这个问题，让考古工作者踏破铁鞋，苦苦寻觅，而没有踪迹。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发掘出了刻着文字符号的陶片。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支跨进了文明之门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没无声。红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沟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属于后红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个周身刻有七个原始文字符号的陶罐。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字符号，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天降陨石、爆发山洪、雪崩或者是样子奇特的怪鸟儿突然飞临大地。有人根据这些符号推测，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变得异常恶劣。
王巍认为，造成红山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因为在距离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后的一个寒冷期。而寒冷期到来之时，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牧交接的地带，也就是红山人所在的地区。
王巍：“因为我们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有一个这个气候的变化，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学术界管它叫降温事件。实际上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时期，降温的时期，这个时期呢，这个温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对当地的这种，农业啊，产生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当时尤其是史前的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如果气候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对当时的农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的学者，从红山人崇拜龙的习俗分析，在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除了变冷以外，还受到了严重的旱灾的威胁。
对此，邵国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发生的崇拜危机，才真正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
邵国田：“2001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个草帽山，这个积石冢和祭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呢，已经，当时清理的四个这个，四个这个女神的头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现在我们戴冠的那个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后，把这个个冠，扔到一边，把这个脸部呢，又埋在一块，好像当时人埋进去的，这就说明在，这个给我们提示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机似的，就是说崇拜危机。”
邵国田推测，在红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神却无能为力，于是，红山人在极度失望情绪的支使之下，亲手打碎了他们曾经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说是战争造成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他们认为，如果把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部落联盟看成初级国家，那么，组成这个初级国家里的许多个部落，为了财产和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和纠纷，就有发生武力争斗的可能。
5000年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墓里的主人，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头颅和一只手臂？根据这种现象，有的专家推测，在遥远的红山时期，曾经发生过残酷的厮杀。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作为敌人的一方，往往会毁坏另一方的精神信仰，于是，女神头像就成了被破坏的目标。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凤
当气温下降、寒冷与干旱、伴随着战争袭来之际，红山人会不会被迫离开他们生存的家园而大举南下呢？
田广林：“这种可能是完全有的，从历史时期，这个人口的大部分流动来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发生，总是和这个环境气候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大范围内呢，气候变冷了，那么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较温暖的地区流动，那环境气候呢，比方发生向暖的方向波动时候，这人就回来了，又回到北方，这样导致这个，中国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这样移动呢。这个挪动，就是中国啊，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个界限的，南北摆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红山人又是到那里去了呢？
据专家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对应。于是，有人把考古发现与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推测，红山人，是应黄帝的邀请而南下。
史书记载，黄帝平定蚩尤之乱，曾经得到女魃的帮助，有人认为：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
这支进入中原的先民，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概在尧的时代迁至商丘，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发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
妇好墓中出土的器物众多，但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随葬的商代玉雕龙。考古界普遍认为，商代的玉雕龙，具有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特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国史前时代，对玉的崇拜，除了红山文化以外，还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们，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带。虽然与红山人生活的区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却有着共性。
有人推测，正是红山人向中原的迁徙，才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红山文化崇玉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5000年以前就传播到了海外，并影响了东北亚地区。
然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今天的人们面对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困惑和未解之谜。
据专家推测：红山文化晚期，红山人的人口应该有数万之众，但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只是在积石冢里少数显赫人物的墓地。
红山文化首次出现的玉人
那些众多的普通红山人的墓葬却淼无踪迹，他们死后埋在那里呢？
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玉器的典范，然而，它所蕴藏的内涵和奥秘，至今人们还无法完全破译和解读。
创造了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的红山人，为什么在进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突然衰落？造成红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笼罩在红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对此，严文明先生持这样的观点：
严文明：“我说它（红山文化）没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讲，它走向低谷。这个文化它有时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这个后头呢，可能稍微（出现低潮），就在这个周围地区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区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说，那些文化没有消亡呢，我们只要以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一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红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国，这个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吴越，这个湖北这个地方是楚，都是大国啊 ，它这大国也不是随便就起来的，它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说这些文化，它没有消灭，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后它又起来了，成为整个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广泛的基础。”
2004年，红山文化命名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遗址16地点发掘项目，成功入选了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6地点的中心大墓是迄今为止，在牛河梁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时，它也是营造最为费工的一座墓葬。大墓凿山体而建，石穴长3·9米，宽3·1米，深约5米。死者随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凤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对红山文化的热切关注。
